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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论文篇一

其基本原则体现了合同法总的指导思想，是实施合同法的依据，本文主要归纳为五个基本原则进行阐述。

合同法的基本原则是贯穿于合同法整个领域，指导合同法的制定、解释、合同当事人的合同行为，以及合同司法行为的根本准则，是合同法的宗旨和价值判断的集中体现，是合同法的灵魂，集中体现了合同法的基本特征。

一、平等、自愿原则。

《合同法》第三条规定：“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第四条规定：“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

(一)平等原则。

平等首先指当事人的民事法律地位平等，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

这也是民法首要的核心原则，反映了民事法律关系的本质特征。

在法律上，合同当事人双方或各方，无论身份如何，均是平等主体，没有从属、高低之分，也没有管理与被管理或命令与被命令的成分。

平等协商订立合同。

其次，平等还指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对等，即当事人各方享有权利的同时也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权利与义务同时存在。

(二)自愿原则。

自愿原则是当事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通过协商，自愿决定和调整相互的权利义务关系。

该原则既表现在当事人之间，因一方欺诈、胁迫订立的合同无效或可撤消;也表现在当事人与第三人之间，任何单位、组织或个人均不得非法干涉。

因为这里的“自愿”须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

自愿原则贯穿于合同活动的全过程，具体表现为：

(1)当事人依照自己的意愿自主决定是否订立合同;。

(2)在订立合同时，有权选择对方当事人;。

(3)所订立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在不违法的前提下自愿约定;。

(4)履行过程中，当事人可协商对合同的内容进行补充或变更;。

(5)可以约定违约责任，在发生争议时，还可以自愿选择解决方式;。

(6)当事人还可以自愿协商解除所订立的合同。

把平等、自愿原则作为合同法的基本原则的首要原则，在我国目前刚刚完成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初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合同法》第四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涉。”又有效避免了一些行政管理人员以及司法审判人员意识淡薄，滥用行政权力或自由裁量权，把不合理的干预当作保护，损害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实现了《合同法》对合同当事人的服务和保护的功能。

二、公平原则。

这里的公平应该既有程序上的公平，也有实体上的公平。

程序上的公平指为当事人提供平等的机会，提供同样的活动的可能性，至于当事人活动的结果则不加以评价;实体上的公平指当事人具体利益状态上的均衡。

《合同法》第五条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可以说这是以基本原则的方式对于当事人课加了依据公平原则进行与合同有关的活动的一般义务，同时也在事实上宣告了立法者有权以公平原则为依据，干预当事人活动的过程和结果。

主要表现为：

(2)在发生合同纠纷时，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依照公平原则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进行价值判断，公平地适用法律，确定法律责任的承担。

《合同法》调整平等主体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自然应当把公平作为一项基本原则，为诚实信用原则树立判断标准。

三、诚实信用原则。

《合同法》第六条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原则是指合同当事人在订立、履行变更和解除合同或合同关系终止等各个阶段，无论行使权利，还是履行义务，都应讲诚实、守信用，相互协作配合，不得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这一原则的确立反映了法律对道德准则的吸收，这种道德准则上升为法律规范的要求，首先应用在了合同活动过程。

该原则的重要意义主要表现在：

(1)将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指导合同当事人订立合同、履行合同的行为准则，有利于保护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更好地履行合同义务。

(2)合同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而法律又没有规定的，可以根据诚实信用原则进行解释。

诚实信用原则是整个市场经济的道德伦理基础，在我国市场经济逐步完善的过程中，强化诚信意识，建立诚信体系，对于维护诚实信用原则的崇高地位，促进市场经济正常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合法性原则与公序良俗原则。

《合同法》第七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依据上述法条规定，可将该原则归纳为合法性原则与公序良俗原则。

所谓合法性原则，是合同当事人所从事的与合同的定力、履行等有关的行为必须合乎国家强制性法律的规定，而不得存在违法的情形，否则将得到法律的否定评价：或宣告其无效，或追究其违法责任。

这一原则是对私法自治的一种限制，体现了公共立法对私人自由的控制。

(二)公序良俗原则。

所谓公序良俗原则，是民事法律行为的内容及目的不得违反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

在立法时，不可能完全遇见到一切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道德秩序的行为，而有针对地作出详尽的禁止性规定，故设立公序良俗原则，用来弥补禁止性规定的不足。

公序良俗原则实质上是授权性规范，目的在于遇有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道德秩序的行为，而又缺乏相应的禁止性法律规定时，人民法院可直接适用公序良俗原则，确认该行为无效。

《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

当事人应当依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法律约束力指合同当事人在法律上的约束力，其主要内容是当事人必须受合同约定的约束，非依法律或双方约定，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

合同的法律约束力即合同的法律效力。

该原则具有两层含义：

(2)依法成立的合同受国家法律的保护，合同以外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或破坏合同的履行。

合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原则如果在现实生活中得到普遍贯彻，那么合同这一法律手段，必将大大地推进我国的法治进程。

在合同法中还有一个“隐形”的原则，它没有出现于合同法的条文中，但仍然贯穿于合同的制定、履行的全过程，那就是鼓励交易原则。

该原则的目的是促进当事人通过合同实现交易，鼓励合法、正当、自愿的交易，在合同法的条文中也有对该原则的充分体现。

该原则的重要性是不可磨灭的，相信日后如果修改合同法，该原则也可能会出现于合同法的条文中，作为合同法一项实际的基本原则。

综上所述，合同法的基本原则是合同法的纲领，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法律规范，它不为合同当事人确定具体的行为规范，而只是提供了抽象的行为准则;合同法基本原则也不预先规定其适用的具体情景，而是一般性地适用于各种不确定的情形之中。

它体现立法指导思想，指导当事人活动，指导司法活动。

其重要作用与意义也不仅表现在某一章节、某一制度，而是贯穿于整部合同法。

它作为《合同法》总则中的一般规定，主要发挥了两个方面的重要作用：首先是指导作用。

合同法的基本原则指导立法工作者如何制定各项法规，对审判人员如何适用合同法也起着指导作用。

其次是补充作用。

对于合同法的某个问题，法律缺乏具体规定时，当事人可以根据基本原则来确定，审判人员可以根据基本原则来解决纠纷。

基本原则不是虚无缥缈的，法律的各项制度、各项规定，都闪耀着基本原则的光辉，都是基本原则的具体化，合同法的基本原则也是正确理解合同法具体条文的关键。

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论文篇二

商法的价值是一个相当宽泛的问题，笔者认为要谈论其价值，必须的先弄清楚一般意义上的法的价值，在这之上，才可能对商法的价值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价值，普遍意义上的看法是是客体对主体的满足程度，它既反映了客体呈现给主体的客观属性，也包含了主体对客体的评价。因此，法的价值我们可以这样给它定义：法的价值是以法与人的关系为基础的，法对于人所具有的意义，是法对于人的需要的满足。这样的一个定义重点在于强调人们对于法在维护各种基本价值方面的希望，而并不强调法自身所具有的品质（虽然在广义上，这也是法律价值的一种。但是，笔者认为人的存在是价值研究的出发点。所有价值问题都与人有关。离开人，所有价值问题都变得没有意义。因此，价值判断的问题应当通过人们的目的论来解决。即所有的价值都是相对于人来说的。所以，在以下的讨论中，本文主要讨论人们对商法价值的追求，而忽略商法自身的功能）。法理学上，对法的价值的分类可以说是众说纷纭。但不管哪一种分类，只要是建立在法律价值的科学概念基础之上，都是有一定的意义的。为了更好的研究商法价值，本文尝试着将商法的价值划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商法的终极性的价值追求，一是商法在这个终极追求下的价值名目。前者就是“商法所追求的社会目的和理想”。如果给它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称谓的话——法的目的性价值。而后者则指的是“商法为了实现其目的性价值而应具备的基本属性或共性价值”，我们可以称之为工具性价值。当然需要指出的，目的性价值与工具性价值的分类法具有相对性，它们之间并没有十分绝对的界限。应当说，一切价值都表现为目的，只不过是有些价值是从整体和最高意义上而言的，而有些价值则是局部的服务性的，和那些更高的目标相比，它们是为了实现、完善这些更高级目标的条件的。

二、目的性价值。

（一）目的性价值概述。

（二）商法的终极性价值——实现商事主体的营利。

笔者认为商事法的终极性价值是实现商事主体的营利，即实现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这一点表现在商法上就是从法律制度上规范以营利为动机的商事行为，保护自然人、企业的营利，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之所以这么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论证：

1、从商法的发展历史来看。商法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3世纪的罗德岛法（lexrhodia），甚至更早的腓尼基人和希腊人的海事法。伴随着人类从自给自足的原始社会进入到奴隶社会，简单的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问世于人间。尤其是货币出现以后，奴隶社会的商事交易出现某种繁荣。伴随着简单商事交易的发展，为了适应现实的需要，规范商事交易行为，简陋的商事法规就自然而然的出现了。虽然，古代商事法被深深的打上了奴隶制商品经济不发达的烙印，不仅尚未从一般的民法规范中分离出来，而且自身也积极简单。但不能否认其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中世纪，欧洲虽然处于封建王权和神权的铁幕统治之下，但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不可阻挡，地中海沿岸城市的发展，“经济的专门化促进了商品交换的发展：除本地及市镇市场以外，出现了大的定期集市，其中最著名的是香槟伯爵领地的四大集市……”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的出现。但是由于封建主和教会势力的强大以及对商业的歧视和抵制，封建法和教会法不可能为商人提供法律规则和救济措施。基于此，商会不得不另立规范，同时在其发展过程中，商会形成了自己的自治权和裁判权，这种规约经历了从11世纪至14世纪几百年的时间，终于形成了中世纪商事法即商人习惯法。虽然商人阶层通过自治运动而创立的习惯法无法被纳入到国家法的体系之中，只能以民间法的状态存在。但其以成为近代商事法的起源，无疑也是不争的事实了。进入近代，伴随着资本主义在欧洲的纷纷确立，以及工业革命的推动，欧洲资本主义经济获得全所未有的巨大发展，与之相适应，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各国开展了大规模的商法编撰运动。并影响到全世界。最终奠定了商法在现代商品经济条件下不可动摇的地位。从商法的确立的历史过程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商法始终是伴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而发展的。而商品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追求经济效益，调动全社会的一切资源来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而在这个过程中，商法担当的任务就是为整个社会实现营利的目的提供制度上保障。这从更本上反映了商法的终极价值就是追求营利。

2、从商法与民法的比较来看。商法与民法，虽同为规定关于国民经济生活之法律，有其共同之原理，论其性质，两者颇不相同。盖商法所规定者，乃在于维护个人或团体之营利；民法所规定者，则偏重于保护一般社会公众之利益。为了实现维护个人或团体的营利，商法在沿袭民法的一般规定外，还就商事行为特有的情况而作出了不同的规定，如关于商事时效和法定利息的规定，关于商号、商业帐簿和共同海损的规定。

3、从商法的自身的具体制度来看。商事法以规定商事主体和商事行为为己任。而这些规定的本质集中地表现为规范营利行为。商事法的营利性并不表现为指导人们如何营利，而在于以法律制度构造自身营利的统一有机体。或者，以法律制度规范以营利为动机的商事行为。就拿公司法来说吧，发起人之所以创设公司，旨在营利，公司之所以从事营业活动，是为了营利，股东之所以转让其所持有的股票，还是为了营利，非股东之所以购买股票，莫不以营利为目的。还比如贯穿其中的企业维持制度等等。因此，确认营利、保护营利是商法对商事交易价值规律的客观反映，是商法的基本精神。

三、工具性价值。

法应当具备的品质无外乎就是公平、正义、权利、自由和秩序等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法律价值。我们当然也可以堂而皇之的将这些法理学已经研究出来的结果应用于商法这个更为具体的法律部门中来。但是这种很保险的研究是否有助于我们对于商法价值体系有更为清晰而更为深刻的理解，也许需要打上一个问号。对于商法而言，虽然它的工具性价值也包含着这几个方面，但是我们需要明白即使我们将这些已有的概念用于商法这个特殊的领域，它们实际上也已经被赋予了一种有别于一般法理学的特殊含义。人们常常忽视对不同法律部门的价值体系中同一价值形式的比较研究。而同一价值形式在不同法律部门中的定位的差异，却恰恰是部门法之间区别的内在体现。同样的价值如公平、效率，当把它们作为民法、经济法和商法各自的价值追求来进行研究时，不难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的极大差异。在商法中，反映其终极性价值的共性价值集中地体现为保障商事交易的安全和促进商事交易的`效率。需要指出的是，这两个原则又是统一于商事法的终极性价值——实现商事主体的营利。保障商事交易的安全原则，其作用就是为现代商事交易活动提供一个稳定而安全的市场秩序，排除不安全因素，为商事主体进行商事行为保驾护航。现代商品经济条件下，交易的快捷、便利已成为商事活动的一个重要特征。因此，要最大限度的追求经济效益，实现营利。就必须提高商事交易的效率。促进商事交易的效率原则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其主要表现为在商事交易过程中，缩短交易的周期、降低交易的成本、增加交易的次数和提高资金的利润率。

（一）保障商事交易的安全。

现代商事活动，随着交易标的的增大、交易手段的复杂、交易周期的加快、交易范围的扩大，交易的风险日益突出。为了增强商事主体的安全感，调动人们从事商事交易活动的积极性，保障交易安全便成了商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保障交易安全就是要减少和消除商事交易活动中的不安全因素，确保交易行为的法律效用和法律后果的可预见性。现代商法采用了要式主义、公示主义、外观主义和严格责任主义，以保障交易之安全。

3、外观主义。所谓外观主义是指商法以交易当事人的行为外观为标准而认定其行为的法律效果。按照外观主义，交易当事人的真实意思与意思表示不一致时，以意思表示为准，意思表示一经成立即发生法律效力。假若允许当事人以外观表示与真意不符而撤消商事行为，则显然不利于交易关系之稳固，从而造成交易的不安全性。商法中的外观主义以票据法的规定最为典型。例如我国《票据法》第4条规定：“票据出票人制作票据，应当依法定条件在票据上签章，并按照所记载的事项承担票据责任。”第14条第3款又规定：“票据上其他记载事项被变造的，在变造之前签章的人，对原记载事项负责；在变造之后签章的人，对变造之后的记载事项负责；不能辨别是在票据被变造之前或者之后签章的，视同在变造之前签章。”

4、严格责任主义。所谓严格责任主义是指商法对商事交易的当事人规定了严格的义务和责任。商事公司之行为，多依赖于公司之负责人，其负责人之责任，若不予以严格的规定，势必妨害交易之安全。为此，我国《公司法》第63条规定，董事、监事、经理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97条又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在公司不能成立时，对设立行为所产生的债务和费用负连带责任，在公司不能成立时，对认股人已缴纳的股款，负返还股款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的连带责任，在公司设立过程中，由于发起人的过失致使公司利益受到损害的，应当对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二）促进商事交易的效率。

商事交易，重在简便、贵在迅捷。对于商事主体来讲，简便迅捷的商事交易，就意味着交易周期的缩短、交易成本的降低、交易次数的增多和资金利润率的提高。为了促进商事交易的效率，商法确立了促进交易简便迅捷这一基本原则。商法贯彻促使交易简便迅捷原则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1、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交易最为简便的方法就是确认当事人的商事契约自由与方式自由。因为，当事人在意志自由的情况下，才能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以明智的决策，去谋求利润最大化。为此，商法对某些商事交易事项，如公司法中公司章程的任意记载事项、票据法中票据的任意记载事项、保险法中保险标的价值的约定、海商法中海上保险之委托等均允许当事人自行约定，其宗旨即在于促使商事交易的简便迅捷。

2、交易方式和交易客体的定型化。交易方式的定型化就是指商法将交易的方式预先规定为若干类型，使任何商事主体，无论何时交易，都可以获得同样的效果。如对销售商货柜商品明码标价的规定，记名证券的背书转让与无记名证券的交付转让等。交易客体的定型化就是指商法对交易客体的商品化与证券化。交易的客体，若是有形物品，使之商品化，予以划一的规格或特定的商标，确保大量交易迅速成交。交易的客体，若是无形的权利，由于不便流通，商法使之证券化，如股票、公司债券、支票、汇票、本票、保险单、运输单、提单、仓单等证券，商法均规定了一定的内容和格式，使之定型化，便于使用和流通。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不同的人，商法的工具性价值的划分也许就不同，比如有人会认为自由、公平也是商法的工具性价值。这当然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我认为，既然作一种学理上的分类，就要做到既能穷尽各个方面，又能高度概括。基于这个原因，本人认为将自由和公平作为工具性价值有不妥之处。因为，自由虽也为商事交易的一项重要原则，但深究其中，我们可以发现它其实是包含于商事交易的快捷原则之中的，商事交易之所以能够做到快捷、便利，就是因为它采取了区别于经济法的强制性规定，而在众多规范中实行自由主义原则。如尊重当事人的意识自治，确认当事人的契约自由与方式自由的规定。而公平原则，无可非议是所有法律均具备之本质。其精神本质在上面的保障交易安全与快捷两大原则中自然得到了体现，故本文不再予以详细论述。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安全与快捷这两个原则之间的关系，它们之间应该是相互统一，相互和谐的关系，而不是对立分离的。商事交易的快捷必须建立在交易的安全原则之上，否则这样的快捷是无基石之快捷，也是不能长久的快捷。反之，如果商事交易片面强调安全因素，则势必影响商事交易的顺畅进行和整个社会经济价值追求的实现。同时，安全与快捷这两个原则又是统一于商法的终极性价值——实现商事主体的营利性目标的。纵观两者的关系，它们是互相统一、互相依存、不可分离的。

参考书目：

王保树主编《中国商事法》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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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论文篇三

社会本位原则是经济法的重要原则之一，是指以公共利益为根本出发点，确立个人与各种组织的经济法律地位，调节国家在干预社会经济活动之中所产生的各种经济关系。任何机构、企业等社会组织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确立社会本位原则，积极发展生产力，推动经济效益、社会利益、国家利益的协调发展。

社会主义国家通常代表着社会整体利益，国家机关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要对社会负责，国家权力机构在行使行政权力的时候不能损害企业的利益，妨碍社会经济效益的提高，企业也要对社会负责，不能不顾社会利益，甚至牺牲社会利益为代价。经济法就是要利用社会本位原则协调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关系。

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论文篇四

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与经济法的本质和研究对象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经济法学研究的基本理由之一，它对我国人民经济法律意识的树立以及对经济法的立法和司法适用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和作用。

经济法的各项基本原则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缺一不可的。目前，我国对经济法的基本原则的研究尚不成熟，需要我们进一步地发展和完善经济法的相关理论，推动我国经济法的深入贯彻实行。

一、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原则。

我国自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就建立了相应的社会主义制度。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和重要支撑，关系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命运，因此，我国必须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并将这一基本原则贯穿到经济法的实行过程始终。

另一方面，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力地推动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还应该注重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对其进行引导、监督和管理。经济法也是如此，在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同时，也要重视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二、资源优化配置原则。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应该注重市场在资源优化配置过程之中的基础性作用，充分运用计划于市场这两种调节手段，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最终提高经济效益。

市场能够通过竞争机制和价格杠杆来影响供求关系的变化，进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经济活动应该遵循市场价值规律。当然，市场并不是是资源配置的唯一手段，它具有自身的缺陷和局限性，需要政府对国家经济进行干涉，采取行政措施来弥补市场的不足和弱点，计划是国家干预的另一个重要手段。

因此，经济法应该充分发挥市场资源配置的主导地位，有效将市场与计划相结合，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

三、国家适度干预原则。

国家适度干预原则是指国家运用各种行政手段对市场经济活动进行适当干预，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转。

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具有自发的调节作用，在微观上面对社会资源进行优化配置，而且容易取得积极效果。

但市场在宏观上面存在明显的不足，需要国家对国民经济、社会结构、收入分配、环境保护等关系民生的重要理由进行宏观调控，优化经济结构，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以市场手段为主，以国家宏观调控为辅，对国民经济进行适度干预，有利于取长补短，防止经济结构失衡，推动社会经济发展。

四、社会本位原则。

社会本位原则是经济法的重要原则之一，是指以公共利益为根本出发点，确立个人与各种组织的经济法律地位，调节国家在干预社会经济活动之中所产生的各种经济关系。任何机构、企业等社会组织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确立社会本位原则，积极发展生产力，推动经济效益、社会利益、国家利益的协调发展。

社会主义国家通常代表着社会整体利益，国家机关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要对社会负责，国家权力机构在行使行政权力的时候不能损害企业的利益，妨碍社会经济效益的提高，企业也要对社会负责，不能不顾社会利益，甚至牺牲社会利益为代价。经济法就是要利用社会本位原则协调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关系。

经济公平原则是指经济法律关系主体在从事经济活动时应该坚持公正、公平的理念，正确地行使经济权利并履行经济义务，兼顾社会公共利益与他人利益。经济公平原则不仅仅是社会道德规范的要求，也是市场经济主体进行市场交易的基本前提。

由于市场经济实行的是竞争机制，竞争必定会产生优胜劣汰，也会导致不正当竞争，而不正当行为严重损害了其他竞争者、社会以及国家的利益，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也违背了商业道德。因此，经济法必须坚持经济公平原则，积极营造自由公平的竞争环境，维护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转。

我国在政治上实行的民主机制，在经济上当然也有坚持经济民主原则。经济民主是指经济法主体拥有自主决策、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权利，国家在对社会经济进行宏观调控时，必须增强企业的活动，赋予企业更多的经营自主权，让企业享有更多的经济权力并独立地承担各种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企业内部也要发扬民主，实行民主管理，积极主动地接受企业职工的民主监督，接受企业职工意见和倡议。

参考文献：

[1]焦富民.经济法概括[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00年版。

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论文篇五

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与经济法的本质和研究对象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经济法学研究的基本理由之一，它对我国人民经济法律意识的树立以及对经济法的立法和司法适用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和作用。

经济法的各项基本原则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缺一不可的。目前，我国对经济法的基本原则的研究尚不成熟，需要我们进一步地发展和完善经济法的相关理论，推动我国经济法的深入贯彻实行。

一、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原则。

我国自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就建立了相应的社会主义制度。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和重要支撑，关系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命运，因此，我国必须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并将这一基本原则贯穿到经济法的实行过程始终。

另一方面，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力地推动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还应该注重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对其进行引导、监督和管理。经济法也是如此，在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同时，也要重视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二、资源优化配置原则。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应该注重市场在资源优化配置过程之中的基础性作用，充分运用计划于市场这两种调节手段，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最终提高经济效益。

市场能够通过竞争机制和价格杠杆来影响供求关系的变化，进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经济活动应该遵循市场价值规律。当然，市场并不是是资源配置的唯一手段，它具有自身的缺陷和局限性，需要政府对国家经济进行干涉，采取行政措施来弥补市场的不足和弱点，计划是国家干预的另一个重要手段。

因此，经济法应该充分发挥市场资源配置的主导地位，有效将市场与计划相结合，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

三、国家适度干预原则。

国家适度干预原则是指国家运用各种行政手段对市场经济活动进行适当干预，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转。

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具有自发的调节作用，在微观上面对社会资源进行优化配置，而且容易取得积极效果。

但市场在宏观上面存在明显的不足，需要国家对国民经济、社会结构、收入分配、环境保护等关系民生的重要理由进行宏观调控，优化经济结构，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以市场手段为主，以国家宏观调控为辅，对国民经济进行适度干预，有利于取长补短，防止经济结构失衡，推动社会经济发展。

四、社会本位原则。

社会本位原则是经济法的重要原则之一，是指以公共利益为根本出发点，确立个人与各种组织的经济法律地位，调节国家在干预社会经济活动之中所产生的各种经济关系。任何机构、企业等社会组织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确立社会本位原则，积极发展生产力，推动经济效益、社会利益、国家利益的协调发展。

社会主义国家通常代表着社会整体利益，国家机关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要对社会负责，国家权力机构在行使行政权力的时候不能损害企业的利益，妨碍社会经济效益的提高，企业也要对社会负责，不能不顾社会利益，甚至牺牲社会利益为代价。经济法就是要利用社会本位原则协调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关系。

经济公平原则是指经济法律关系主体在从事经济活动时应该坚持公正、公平的理念，正确地行使经济权利并履行经济义务，兼顾社会公共利益与他人利益。经济公平原则不仅仅是社会道德规范的要求，也是市场经济主体进行市场交易的基本前提。

由于市场经济实行的是竞争机制，竞争必定会产生优胜劣汰，也会导致不正当竞争，而不正当行为严重损害了其他竞争者、社会以及国家的利益，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也违背了商业道德。因此，经济法必须坚持经济公平原则，积极营造自由公平的竞争环境，维护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转。

我国在政治上实行的民主机制，在经济上当然也有坚持经济民主原则。经济民主是指经济法主体拥有自主决策、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权利，国家在对社会经济进行宏观调控时，必须增强企业的活动，赋予企业更多的经营自主权，让企业享有更多的经济权力并独立地承担各种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企业内部也要发扬民主，实行民主管理，积极主动地接受企业职工的民主监督，接受企业职工意见和倡议。

参考文献：

[1]焦富民.经济法概括[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版。

[2]任成印，赵朴英，戚忠恒.新编经济法[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版。

[3]王保树.论经济法的法益目标[j].载《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第5期。

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论文篇六

[摘要]《合同法》的基本原则是指反映合同普遍规律、反映立法者基本理念、体现合同法的总的指导思想、贯穿整个合同法的原则。这些原则是立法机关制定合同法、裁判机关处理合同争议、以及合同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的基本准则。对适用合同法具有指导、补充、解释的作用。

合同管理是工程项目管理的核心，质量、进度、成本、安全、信息等管理都是与合同管理密不可分的，合同管理的质量会直接影响到其他项目管理内容的管理质量。而有效的合同管理是离不开合同法的理论支持的，只有掌握合同法的知识，才能进行有效的合同管理。

合同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合同是指债权合同，即两个以上的民事主体之间设立、变更、终止债权关系的协议。合同管理是工程项目管理的核心,质量、进度、成本、安全、信息等管理都是与合同管理密不可分的,合同管理的质量会直接影响到其他项目管理内容的管理质量。

而有效的合同管理是离不开合同法的理论支持的，只有掌握合同法的知识，才能进行有效的合同管理。

《合同法》第3条规定：“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

平等原则是指地位平等的合同当事人，在权利义务对等的基础上，经充分协商达成一致，以实现互利互惠的经济利益目的的原则。这一原则包括三方面内容：

(1)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在法律上，合同当事人是平等主体，没有高低、从属之分，不存在命令者与被命令者、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这意味着不论所有制性质，也不问单位大小和经济实力的强弱，其地位都是平等的。

(2)合同中的权利义务对等。所谓“对等”，是指享有权利，同时就应承担义务，而且，彼此的权利、义务是相应的。这要求当事人所取得财产、劳务或工作成果与其履行的义务大体相当;要求一方不得无偿占有另一方的财产，侵犯他人权益;要求禁止平调和无偿调拨。

(3)合同当事人必须就合同条款充分协商，取得一致，合同才能成立。合同是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是在互利互惠基础上充分表达各自的意见，并就合同条款取得一致后达成的协议。

2.自愿原则。

自愿原则是合同法的重要基本原则，合同当事人通过协商，自愿决定和高速相互权利义务关系。

公平原则作为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其意义和作用是：公平原则是社会公德的体现，符合商业道德的要求。将公平原则作为合同当事人的行为准则，可以防止当事人滥用权力，有得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和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利益。

4.诚实信用原则。

诚实作用原则要求当事人在订立、履行合同，以及合同终止后的全过程中，都要诚实，讲信用，相互协作。

5.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原则。

遵守法律，尊重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是合同法的重要基本原则。

二、合同管理。

合同管理是工程项目管理的核心，质量、进度、成本、安全、信息等管理都是与合同管理密不可分的，合同管理的质量会直接影响到其他项目管理内容的管理质量。而有效的合同管理是离不开合同法的理论支持的，只有掌握合同法的知识，才能进行有效的合同管理。

影响施工项目质量的因素主要有五大方面，即“4m1e”，指:人(man)、材料(material)、机械(machine)、方法(method)和环境(environment)，事前对这五方面的因素严加控制，是保证施工项目质量的关键。

1.人的管理。

在使用人的问题上，应从政治素质、思想素质、业务素质和身体素质等方面综合考虑，全面控制。更为重要的是提高人的质量意识，形成人人重视质量的项目环境。

2.材料的管理。

材料管理包括原材料、成品、半成品、构配件等的控制，主要是严格检查验收，正确合理地使用，建立管理台帐，进行收、发、储、运等各环节的技术管理，避免混料和将不合格的原材料使用到工程上。

3.机械的管理。

机械管理包括施工机械设备、工具等控制。要根据不同工艺特点和技术要求，选用合适的机械设备，正确使用、管理和保养好机械设备。为此要健全人机固定制度、设备运转记录制度、上岗证制度、岗位责任制度、技术保养制度、安全使用制度、机械设备检查制度等，确保机械设备处于最佳使用状态。

4.方法的管理。

这里所指的方法的管理,包含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技术措施、施工方案、施工工艺等的控制,主要应结合工程实际、能解决施工难题、技术可行、经济合理,有利于保证质量、加快进度、降低成本。

5.环境的管理。

影响工程质量的环境因素较多，有工程技术环境，如工程地质、水文、气象等;工程管理环境，如质量保证体系、质量管理制度等;劳动环境，如劳动组合、作业场所、工作面等。

环境因素对工程质量的影响，具有复杂而多变的特点，如气象条件就变化万千，温度、湿度、大风、暴雨、酷暑、严寒都直接影响工程质量。又如前一工序往往就是后一工序的环境，前一分项、分部工程也就是后一分项、分部工程的环境。

总之，根据工程特点和具体条件，应对影响质量的环境因素，采取有效的措施严加控制。尤其是施工现场，应建立文明施工和文明生产的环境，保持材料工具堆放有序，道路畅通，工作场所清洁整齐,施工程序井井有条，为确保工程质量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

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论文篇七

国家适度干预原则是指国家运用各种行政手段对市场经济活动进行适当干预，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转。

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具有自发的调节作用，在微观上面对社会资源进行优化配置，而且容易取得积极效果。

但市场在宏观上面存在明显的不足，需要国家对国民经济、社会结构、收入分配、环境保护等关系民生的重要理由进行宏观调控，优化经济结构，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以市场手段为主，以国家宏观调控为辅，对国民经济进行适度干预，有利于取长补短，防止经济结构失衡，推动社会经济发展。

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论文篇八

摘要：伴随着互联网的崛起以及计算机的全面普及，移动通信技术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为信息产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我们已经逐渐步入了“信息即财富”的信息化社会。信息资源取代了传统的经济产业中物质资源的地位，给受缚于传统经济观念的企业和工业化国家注入了活力，在促进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本文分析了信息通信技术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阐述了信息通信技术对于经济增长的效应。

关键词：信息通信技术；经济增长；效应。

传统的经济产业往往都是建立在物质资源的消耗至上，而当前人类社会已经步入信息化时代，以高知识含量为特点的信息通信技术产业，给受缚于传统经济观念的企业注入了活力，悄然改变了世界的经济产业结构，产业结构、产业技术需求、劳动方式等应声而变，成为了当今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信息通信技术从制造、运营到信息服务，与经济之间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已经渗透到了国民经济发展的各个环节，当前信息通信技术的应用和发展正在引领着世界经济高速飞升，成为了带动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增长点。

1信息通信技术简介。

信息通信技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增长速度惊人，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新的机遇，逐步成为国民经济发展支柱产业的态势。当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较多，劳动力和成本以及全要素生产率是增强潜力的主要因素。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针对信息通信技术对于经济增长手段开发所发挥的作用开始研究。根据中国产业发展研究网数据显示，计算机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工具，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计算机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但是从另外的角度来看，信息通信主要影响因素是投资因素而非计算机。信息通信行业本身作为我国经济的一个增长点，还带来了资本运转的变化。尤其是在我国经济体系中，20xx年通信大数据产业市场规模将达342亿元，所占比例较大，规模将达207亿元，对经济的效应比较明显。移动互联网覆盖了大分部城市和地区，带动国民经济整体发展水平，这也使得整个国家的经济产品投入增多，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的出现使得互联网进入崭新的时代，除了直接的创造出经济利润之外，对经济发展的渗透效应表现的更加明显。尤其是在当前信息经济的时代背景下，在劳动者就业、基础设施建设、国家科研能力水平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些专家还通过对资本市场的组成要素进行分析，在我国经济取得可喜成绩的背后是诸多因素合力推动的结果，也为提高生产效率和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2信息通信技术提高劳动者资本。

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离不开人力资源的投入，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因素在于劳动者素质的高低，人力资源的高效产出受到数量和质量双方面的制约，高素质人才将为社会创造更高的经济效益。在实际生活中，足够数量的高新技术人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保障，劳动者素质的高低主要体现在劳动者所拥有的知识文化水平，一个重要指标便是对信息、知识的获取能力，立足于劳动者对信息片段的采集，所以信息可以视为知识的载体。信息通信技术使得信息的供给量和传输速率不断增强，以网络为代表的现代信息通信技术的高速发展，客观上为劳动者获取信息提供了便利，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提高了劳动者信息获取的效率。原始的知识传输量小且出错率高，知识的汲取受到了经济状况、地域交通等多方面限制，然而信息通信技术尤其是在与互联网技术相结合之后，知识逃离了原始载体的桎梏，人们获取知识的内容和途径极大的得到了拓展和丰富，通过数字化的传输技术，突破了对传统的纸质媒介信息知识获取途径的束缚，大量、准确地得以传递。同时，缩短了劳动者对客体的认知和熟练程度，实现知识共享，有利于扩大共享者双方的知识量，使得劳动力要素以最快、最精准的速度融入到生产过程中。而现在网络数据库已经实现全球共享，无论是对科学研究还是劳动生产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人们可以真正做到足不出户，缩短了劳动者对客体的认知和熟练程度。信息知识获取的高效便利，使得社会整体信息生产和传播速度加快，优化着劳动者整体的知识结构，日益扩充着劳动者的知识储备。只有劳动者不断更新升级知识储备，不断的为经济的发展注入新鲜血液，才能推动经济发展。

3信息通信技术促进交易效率。

电子商务及各类线上交易平台在信息通信技术下正在实现高速的发展，作为信息化时代最具代表的新兴交易方式，网络购物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接受且偏爱。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为电子商务提供技术保障及信息发布、信息处理的方式，极大提高了买卖效率。

3.1保证了买卖双方的收益。

对比起电视广告，网络宣传支出成本低，广告效应好，被越来越多的商家采用。网店从根本上免除了高额的店铺租金，在寸土寸金的今天使得经营成本大大降低。同时，避免了中间转卖过程，减少了由于多层转卖导致的成本虚高；而对于消费者来说，网店线上商品的价格常低于实际店铺的相同商品，既保证了卖家的收益又迎合了消费者的需求，提高了买卖成交的效率。

3.2交易快捷方便。

世界各地的商品通过电子商务，在网上交易平台上简单几步，顾客所购买的商品就会送到家中。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解决了顾客没有时间去商场购物的难题，在手机客户端上即可选购需要的商品，这个过程解决了现实中所有问题，作为消费新方式，极大的提高了交易完成的效率，在总消费额上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

4信息通信技术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业效率。

4.1优化产业格局摆脱市场制约。

经济的增长必然带动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依存于物质资源的传统工业，各行各业面临着产业转型升级的一大瓶颈，无法实现发展和资源的可持续性使用同时达成，实现平稳过渡成为每个市场参与者不得不面对的课题。为了帮助传统工业、农业摆脱市场容量与资源投入的桎梏，信息通信技术的出现和发展无疑是给产业结构的改革调整带来了希望，只有改变其原始产业格局。计算机行业、互联网行业、移动通信行业在农业、工业及服务业各领域的普遍采用，正是在信息通信技术的推动下催生的，有效促使这些传统产业优化调整，尤其是移动通信行业，正逐步成为我国的支柱产业，向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

4.2信息通信技术提高了管理水平。

高效科学的管理离不开对信息的有效运用，经济的快速发展离不开高效科学的管理水平。管理者科学合理的决策需要及时准确地掌握市场和企业的各种信息，进而推动经济效益的进一步提升。信息通信技术通过强大的网络信息供应量为管理者获取信息提供了便利，为管理者提供及时、准确的市场供需关系信息，从而为更好的进行宏观决策提供重要的参考价值，使管理者更好的掌握生产与市场之间的动态联系。

5总结。

在现代化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信息化的经济活动充斥着人们的生活，对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从多种机制协同影响社会经济情况，发挥着愈加关键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苏惠香.信息技术扩散方式的经济学分析［j］.现代情报，20xx，4.

［2］刘文波.信息通讯技术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研究［j］.现代管理科学，20xx，12.

作者:宋玲玲单位:中国联通许昌市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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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论文篇九

近年来，世界各国在积极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全球经济取得较大进步，而这一流程中，各资本输出国在重要的通行制度就是海外投资保险制度。

然而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对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具有重要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积极加强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中坚持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的重要性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含义。

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指的是，世界各国为了对本国的海外投资人进行政治以及经济等领域的保护而构建和应用的制度，在使用过程中，本国的投资机构在接收到海外投资人的保险申请以后，如果合约当中的政治风险产生，造成投资人经济上受到严重的损失，那么该机构负责对投资人的损失进行补偿[1]。

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有效应用，对于降低海外投资人面对的政治风险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还能够有效鼓励本国投资人在经营过程中，积极向国外市场进军，为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吸收更多的先进技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正因为如此，现阶段资本输出国在经济发展中将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作为重要的通行制度。

国际经济关系需要一定的法律条例进行规范，而这一规范的指导思想就是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

首先，经济主权原则。

各国在经济建设中，拥有充分的自主权利开展国内外全部经济活动，外界因素不可以对其产生干扰；针对经济运行所需的自然资源，各国国内的资源主权归各国永久持有；各国在开展国内外经济活动的过程中，针对跨国企业拥有一定的监督管理权力；针对国内的外国资产来讲，各国拥有收归国有以及征用的权利；拥有平等参与世界性经贸大政的权利。

其次，公平互利原则。

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明确规定各国在参与国际经济关系的过程中，拥有公平互利的权利，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各国地位一律平等，因此在面对世界经济以及金融中发生的各种问题时，世界各国拥有同样的权利来解决纠纷，利益的产生以及获得也是公平的。

最后，全球合作原则。

在该原则的指导下，世界各国在发展国际经济的过程中应当实现全面合作，在团结努力下实现共同发展。

这一原则提出的主要目的是推动经济结构的转变，并积极构建稳定以及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促使世界各国都能够实现经济的高速发展。

三、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中坚持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的重要性。

(一)有助于健全海外投资保险制度。

承保制度是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重要内容，其中包括保险额、时间、条件以及赔偿等细节内容。

因此世界各国经营过程中的政治利益以及经济利益都将在该制度中进行充分的体现。

在积极贯彻落实该项制度的过程中，为了实现利益需要对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中的经济主权原则和全球合作原则进行充分的应用；在维护自身利益的过程中，需要对公平互利原则进行应用。

在进行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构建和健全的过程中，如果资本输出国一味的将自身的`利益作为国际经济运行中的关键因素，忽视资本输入国的正当利益，这种行为将受到经济主权原则的阻止。

由此可见，在积极利用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的过程中，对于世界各国构建健全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同时这一举动，对于推动各国经济的稳定发展也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二)有助于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功能的充分发挥。

双边投资保证协定的构建是促使双边投资保险制度模式充分发挥功能的基础，而双边投资保证协定是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实施的原点。

双方在制定协议的过程中，必须将自身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并对经济主权原则进行充分的尊重和执行，在此基础上构建起来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和实用性。

针对单边投资保险制度模式来讲，如果承保内容中包含的政治风险事件发生，索赔中应对国际法中的外交包含原则进行充分的应用，在尊重东道国主权的过程中，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具有重要的功能，在应用外交手段解决争端的过程中，通常会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因此有效实施公平互利原则，对于合理解决争端具有重要意义。

(三)对我国建立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启示。

现阶段，我国在进行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构建的过程中，可以从商业性以及政策性两种角度出发。

由于目前我国的保险还处于低级发展阶段，因此应有效提高承担政治风险的能力，因此积极对政策性的海外投资保险机构进行构建至关重要，同时商业保险与政策保险之间不存在激烈的竞争，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该结构的有效设立，可以促使市场化运作在海外投资保险当中早日实现。

四、结论。

综上所述，近年来科学和信息技术以日新月异的速度飞快发展，世界各国在积极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世界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在这种情况下海外投资项目增多，然而构建稳定的经济环境过程中，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重要性不容忽视，而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是保证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功能充分发挥的关键，因此现阶段积极加强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中坚持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的重要性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论文篇十

博登海默说：“即在孩提时代，自我主张趋于压倒无私行为……随着个人的成熟，‘个人倾向的侧重和强度都会渐趋渐小，而尊重他人的情感则会不断增长和扩展’这种心理现象可以反映出自然的智慧。”这种自然的智慧同样在人类社会的成熟过程中得以体现。当资产阶级高举自由之剑斩封建主义于马下之时，自由主义的个人本位也纵横于民商法之中。然而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社会文明的进一步成熟，社会本位代替个人本位之潮流却再也无法阻挡。经济法是以社会为本位的部门法。在以社会为本位观的理念下，结合我国经济法实际功能和基本任务，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我国经济法应有的基本原则。

首先让我们看看国内几大经济法理论流派关于经济法原则问题的论述：

国家干预经济法论认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的构成（一）资源优化配置原则；（二）国家适度干预原则；（三）社会本位原则；（四）经济民主原则；（五）经济公平原则；（六）经济效益原则；（七）可持续发展原则”（注3）。

国家调节经济法论认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最核心的内涵便是：注重维护社会经济总体效益，兼顾社会各方经济利益公平。这一经济法基本原则也可以更简要地表述为：社会总体经济效益优先，兼顾社会各方利益公平。”（注4）。

经济管理和市场运行经济法论认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包括“平衡协调原则、维护公平竞争原则、责权利效相统一原则”。（注5）。

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在经济法的立法和具体适用中所应当遵循的准则。它是经济法精神和价值的反映，是经济法宗旨和本质的具体体现。依此我们认为上面的这些论述各其合理之处，但有的论述得相对不够完整，有的表述得过于宽泛，超越了基本原则的应有之意。从经济法的宗旨与价值的角度考虑，我们认为经济法就是通过国家、社会团体和市场将稀缺将经济资源合理地分配，以营造一个平衡和谐的社会经济环境，最终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独立部门法律体系。上述的表述中包含了经济法的三个基本原则：合理分配经济资源原则、营造平衡和谐经济环境原则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原则。

此三原则并非非此即彼，而是相互依存。所谓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就是要贯穿于经济法体系的始终，而不能只适用于经济法内的某一法域。当然在经济法内部的法域中此三原则的各自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平衡和谐是贯穿于经济法始终的一种基调，而营造平衡和谐的经济环境原则更侧重于对市场规制法提出了要求。营造平衡和谐的经济环境原则涵盖了前面诸位学者提出的平衡协调原则和维护公平竞争原则。合理分配经济资源原则更侧重于对宏观调控法提出了要求。合理分配经济资源原则是要防止贫富两极的严重分化，力求实现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这一过程体现了国家适度干预原则，既是责权利效的相统一，也是社会总体经济效益优先，兼顾社会各方利益公平的体现。营造平衡和谐的经济环境原则与合理分配经济资源原则是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保证与手段性原则，是经济法精神和核心价值的反映。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原则是经济法的根本目的性原则，是对经济法的宗旨和本质的体现。

（一）营造平衡和谐的社会经济环境原则。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国家职能划分为维护阶级统治职能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职能。维护阶级统治职能是国家职能中的首要职能。而在当前，在国际上以和平与发展为主旋律的背景下，在国内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国家的管理社会公共事务职能则显得更加突出。当今各国在实施其管理社会公共事务职能时大都将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根本目标，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有一个良好的环境，这里提到的环境既包括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个问题在上层建筑的层次中已经被纳入到环境保护法之中），也包括平衡和谐的社会经济环境，而我国某些地方一级的政府和部门、行业的管理者显然对营造平衡和谐的社会经济环境的重要性还缺乏应有的认识：地方保护主义严重、某些部门、行业长期垄断，损害了普通百姓的消费权益，阻碍了该行业通过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法则来实现自身更大的发展，也有损于中国在世界的经济民主形象！平衡和谐的经济环境是我国加入wto后与国际接轨的基本要求，是我国要获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得到国际社会认同的基本要求，更是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

我们认为“平衡和谐”充分体现了经济法治条件下经济环境应有的状态。平衡和谐强调的是不同主体的配合而不是对抗（注6），又在哲学范畴“度”的问题上强调适当，而不能“过火”或“不及”。杨紫@教授认为平衡有均等的意思，因而不主张将其纳入经济法的理念。我们认为这里的平衡不是均等的意思，而是“不失调”之意，例如人们常说“生态平衡”，这里的平衡当然不是均等之意。此外，就经济环境状态的描述而言，我们认为“和谐”一词较“协调”更贴切，例如我们常常说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相处。最后，平衡和谐的社会经济环境不是静止的而是动态的，不是一种中庸理念的体现而是建立在对客观经济规律认识基础上的一种应然的状态。在这样一种经济环境下，实现了公平与效率的平衡和谐，现实利益与未来利益的平衡和谐，国家、社会与个体之间利益的平衡和谐。

平衡和谐的社会经济环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作为社会经济资源配置主体之间的平衡和谐。

政府是国家作为经济法主体的代表人。国家作为经济法的主体身兼两重性，一方面，政府作为经济法的执法主体之一要对经济进行管理、干预和协调，而这种管理、干预和协调必须依法进行；另一方面国家（政府）作为市场经济的市场主体或主体代表进行市场行为时必须要接受法律的约束。这两方面也就构成了传统经济法的基本内容：即政府规制经济之法和规制政府经济行为之法。在这一个题目下我们强调的是政府的对经济进行管理、干预和协调的这一职能。政府的对国家经济生活的管理、干预和协调实际上就是一种对经济资源和物质利益的分配。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也同样具有对经济资源和物质利益的分配的职能。那末究竟应该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两者的关系呢？这是各国在经济发展中都无法回避并在一直努力解决的问题，也是经济学界百年以来争论不休的重大课题。纵观西方各大经济学流派的区分标志也主要在于对这个问题回答的不同。尽管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方面所采取的方针政策各有不同，但在强调以市场机制作为基础，依法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这一点上显然已经成为各国的基本共识。

而经济法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使作为社会经济资源配置主体的政府和市场之间形成一种平衡和谐。这种平衡和谐就是防止要公权力和私权利的滥用。一方面要防止某些政府部门或其代表假借国家、社会的名义，却不从社会整体角度出发而行维护局部私利之实，非法干预正常的市场调节机制，从而影响了整体经济的正常发展。另一方面又要防止因市场机制缺陷而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从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垄断形成到私权利被滥用造成社会不公，直至最后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防止以上两方面问题的出现其实质就是为经济发展营造了一个平衡和谐的经济环境。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认识政府与市场两个主体间并不是非此即彼、相互排斥、相互争权的关系，两者实际是相互弥补对方之不足而在社会经济的发展史上形成了推动经济发展的合力，这种合力的产生是两个主体平衡和谐地调整经济生活的必然结果。近一百年来经济发展的历史也告诉我们两个主体平衡和谐则经济发展得就顺利，两个主体失去应有的平衡和谐经济发展就会遇到危机。

而近些年来随着社会中间层的出现，也是我们认识到了作为社会经济资源配置的主体还不仅仅限于政府和市场，第三部门在经济资源配置的问题上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注7）所以发展中的经济法所面临的不再单单是营造政府与市场的平衡和谐，而是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三者间的平衡和谐。

2、市场主体之间的平衡与和谐。

市场主体关系包括市场竞争主体间的关系和市场生产主体与消费主体之间的关系。

就市场的竞争主体而言，有国内和国外之分，国有和私营之分，经济法是要赋予这些竞争者平等的市场主体地位与公平的竞争环境。就如同资产阶级在反封建斗争中提出“天赋人权”、“人生而平等”的原则一样，经济法所要赋予市场主体的也是一种平等竞争的权利，从而营造出一个促进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平衡和谐的经济环境，而无论该市场主体之出身或资金来源于何处。这也可以说是公正、平等理念观由私法到社会法的一种深化。

历史告诉我们：物极必反，公平的自由竞争自身并不具备连续性，自由竞争按着优胜劣汰的法则进行最终会导致强大的垄断势力出现，而垄断则往往意味着不公平、不正当竞争的可能出现，而这正是经济法中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从而为公平竞争营造一个平衡和谐的经济环境。

除了因自由竞争而形成的垄断还有自然垄断形式。（注8）这种垄断所导致的不平衡和谐，除了针对市场竞争主体外更会针对市场消费主体。自然垄断主体的垄断往往具有一定政策上的合理性，但如果对其失去必要的约束就必然会大大损害市场消费主体的利益。我国前些年一些地区出现的“电霸”和电信行业暴利就是最好的佐证。此外因信息的偏在也会造成经济环境的失衡与不和谐，比如证券市场上的内幕人员和证券商相对于一般投资大众，生产者相对于消费者都处于强势地位。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价格法、证券法等恰恰就是经济法为防止上述情况出现，营造平衡和谐的社会经济环境的体现。

3、国际市场环境与国内市场环境的平衡和谐。

当今的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经济全球化之风已经无法逆转。我国经济的发展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大，特别是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后，这种感觉也愈加强烈。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和国家间存在比较利益的经济理论是经济全球化的理论基石。当市场超越一国国界，国家行业间差距所带来更多利润率的诱惑是无法抵挡的。但是伴随着更高利润率的是更高的风险，超越了国界也就意味着可能失去本国政府传统的经济庇护，而面临所在国为保护所在国该行业而采取的打压外国企业政策所带来的损害。一国为保护本国行业而采取的手段就本国而言可能是合理的，但对于世界而言却可能是无理的、狭隘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平衡国与国之间的利益，wto及其相关平衡规则才应运而生，但wto及其相关平衡规则的产生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经历了无数次的谈判、妥协、争论与修改。也正是因为此，wto及其相关平衡规则才成为了国际贸易中的权威法则，是各成员国必须遵守的法则，否则必将遭到严厉的惩罚。要想在国际市场赢得更多的利益，利用国际市场推动国内经济的。发展就必须抛弃我国某些部门、行业和地方政府长期以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意识、垄断思想和地方保护主义思想，并树立起国际意识、大局意识、服务意识，而此种向国际观、大局观意识的转变就是管理者要依照经济法治的思维来分析和解决我们在开放中遇到的问题，务必使调节经济的手段与方式符合wto规则要求，务必使中国的经济法制与国际接轨，务必使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形成和谐的统一。总之将国际市场环境与国内市场环境的平衡和谐原则纳入中国经济法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要求，是中国走向世界的要求，也是中国经济法自身发展之必然。

综上所述，平衡和谐原则是经济法以社会本位的价值观的直接反映、突出体现和理念性原则。平衡和谐是对经济法治下经济环境状态最贴切最美妙的描述，贯穿于经济法的方方面面。平衡和谐原则是经济法立法层次必须努力遵循和追求的原则。作为理念性原则，平衡和谐原则对经济法的执行主体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平衡和谐原则要求经济法的执行者必须深刻理解经济法的理念，从社会本位的角度去分析和解决具体问题，而在我国经济司法、经济执法和其它经济法的实施的实际中往往限于其相应主体的具体水平和客观情况，平衡和谐原则却未必能得到良好的贯彻，这也已经成为我国经济法存在的最薄弱环节。

（二）合理分配经济资源原则。

对于如何分配经济资源，历史上的经济学家和法学家做出了各自不同的回答。中世纪的阿奎纳认为：“正义由两部分组成：第一种是分配正义（distributivejustice），即‘按照人们的地位而将不同的东西分配给不同的人’……在分配正义中，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愈突出愈显要，那么他从共同财产中亦将得到愈多的东西。”（注9）这种按人们地位来分配经济资源的思想是封建社会的分配原则。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以后为按资本分配原则所取代。从“人生而平等”的道德的角度看，按资分配较按人们地位来分配无疑是人类社会分配原则的一大进步。但按资分配所导致的贫富分化日趋严重，一方面导致频繁的经济危机出现，阻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也是对资本主义世界所要树立的平等道德观的一种讽刺。空想社会主义从道德的角度出发，提出了按需分配的思想，其实这样一种美好的设想也并非空想社会主义者所独有，在西方历史早期就有过“正义是满足人们需要”的理念。然而这种脱离了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空想终究在现实社会中无法实现。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大贡献之一就是不仅仅在道义上对两极分化、贫富不均做出了犀利的批判，更从科学的角度论述了两极分化的社会根源与危害，并在理论上提出了防止两极分化的重要性和解决方法。实践也已经证明在资本主义社会历史上的经济危机直接源于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而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其实质就是单单依靠市场这一只无形之手是无法实现将稀缺经济资源进行合理分配的。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看，经济资源不再是取之不尽的，相对于人口的增长和经济发展的要求，经济资源是永远稀缺的。经济资源既包括生产资料也包括生活资料。生产资料资所有制最终决定了社会资源的分配制度。在我国目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情况下，社会资源的分配制度必然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其它多种分配制度并存。这样一种复合的分配制度一方面保证了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另一方面也有利于防止贫富两极严重分化。这种分配制度也正是社会总体经济效益优先，兼顾社会各方利益公平的体现。

中共中央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这段话将成为未来几年关于如何贯彻合理分配经济资源原则的指导思想。

综上，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防止贫富两极严重分化是合理分配经济资源原则的具体体现。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更侧重于稀缺经济资源中生产资料的分配，侧重于经济的发展，是效益优先的体现。防止贫富两极严重分化更侧重于稀缺经济资源中生活资料的分配，侧重于社会的稳定，是利益公平的一种体现。合理分配经济资源原则是经济法在调控经济中必须遵守的原则。

（三）保障社会总体经济可持续发展原则。

“可持续发展”发端于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中后期在中国上升到一种治国方略的高度。可持续发展的提出是人类认识论上又一次具有革命性意义的突破，这一思想强调的不仅仅是人的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和谐，更是人的发展与社会环境的和谐，也唯有人与环境和谐的实现才能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这一思想的提出也是社会本位理念的进一步深化：暨不仅仅以人类社会横向的当代的利益和谐为出发点，更以人类社会纵向的代际利益的和谐为出发点。当然就纵向而言也不仅仅是代际的，因为就人类社会某一代人的利益而言也是可以持续的且应该是有益的。这种发展不强调速度，而强调连续性与稳定性。因此可持续发展就是在稳定中求发展，在发展中求稳定的辩证的逻辑统一。

以社会为本位的可持续发展思想涵盖了经济、人口、环境、科技、社会保障的各个方面，这一思想反映于上层建筑之时就必然有相应的法律制度予以保障，而以社会为本位的经济法所要保障的就是可持续发展中的一部分――社会总体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实现。经济法无论是保证市场主体有一个平衡和谐的经济环境（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的市场规制法），还是保证经济资源合理地分配（有计划、有组织、有理性的宏观调控法），最终都是为了实现社会经济整体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作为社会本位法，保障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经济法的最根本的目的性原则，也是经济法作为现代法的最前卫的最现代化的基本原则。

后记――对第三个原则的补充。

行文即将结束，在我们还感觉对第三个原则的论述显得很是单薄之时，笔者参加了8月在辽宁大学举办的全国第五届经济法前沿理论研讨会，会议的成果之一就是提及了“以人为本”的“科学的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从以社会为本位到以人为本位，从可持续发展到科学的发展观是经济法第三个原则内涵的进一步深化。

以社会为本位相对于以国家为本位、以个人为本位而言；以人为本位相对于以官为本、以民为本位而言。抛除各自的纵向比较，以人为本是以社会为本位的进一步体现。中国社会有着长达数千年“官本位”思想的积累，此种积累已经成为政府乃至和国家有关联的企事业单位树立现代化意识、服务意识，融入市场经济体制的最大障碍。任何一种经济体制模式下都有自己的文化意识形式。在新中国建国后近四十多年的时间里，在计划经济模式下的“官本位”思想意识得到了空前强化，达到了数千年“官本位”思想积累的巅峰：“处级的和尚、部级的方丈”、“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凡此种种现象足可与封建社会下的朝堂衙门比肩，却又带着“处级”、“部级”这样的现代字样。当前建立这样文化意识的基础――计划经济模式已经不复存在，虽说积习难改，但我们相信就像计划经济为市场经济所取代一样，“官本位”的思想意识终将为“以人为本”的思想意识所取代。此外，“官本位”思想曾长期披着“以民为本”的外衣，借国家、集体之名行干涉个人发展之实，使得“以民为本”沦为实现“官本位”的工具与手段。也正是基于此种考虑，中共中央十六届三中全会才提出了“以人为本”，而非传统的“以民为本”。“以人为本”中的人既是一个整体概念也是一个个体概念。可见“以人为本”在强调人作为一个整体过程中并不否定个体的利益，这恰恰与经济法的以社会为本位的内涵相一致，而“人”与“社会”相比，又突出了个体的因素，在中国这个长期缺乏“个性化”教育的国家里，这是社会本位价值观、理念观的又一次深化。

科学发展观要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从单纯地强调经济增长到强调经济发展，再到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最后到如今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这一系列递进式的变革充分反映出人类对自身发展的思考的不断完善与进化。科学发展观的实质还是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是可持续发展观外延的扩展，是可持续发展观系统化的进一步体现。综上，保障社会总体经济可持续发展是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中的目的性原则，而“以人为本”的“科学的发展观”的提出无疑又为保障社会总体经济可持续发展原则提供了厚重的理论基石。

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论文篇十一

【内容提要】打开一部证券法，既有民商法性质的规范，也有经济法性质的规范，民商法和经济法规范在证券法中融洽相处，巧妙配合。因此，证券法的基本原则有两种表达方式，一种是民商法基本原则，另一种是经济法基本原则。经济法原则在证券法中显示出了特有的个性。本文重点探讨经济法属性的证券法基本原则，它们是：(1)公开、公正、公平原则；(2)国家统一管理和证券业自律相结合的原则；(3)分业经营、分类管理的原则。本文通过分析上述原则的法律原理，指出它们在我。

证券法的基本原则是证券法基本精神的体现，贯穿证券发行、交易、管理以及证券立法、执法和司法的始终，在证券法体系中是处于最高的效力，证券法的具体制度是证券法基本原则的表现形式。笔者认为证券法是民商法与公法在证券市场上相结合的产物，证券发行行为和交易行为无疑是特殊的民事行为，因此民法基本原则仍然成为证券法的基本原则，如证券法第4条规定“证券发行、交易活动的当事人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应当遵守自愿、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这就是完全的民法基本原则。由于公法的介入和影响，有些民法原则如“公平原则”在证券法中就转化为“公开、公正、公平”原则，即“三公”原则，但这时，原则的法律定性就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三公”原则不再是民法原则。由于“平等、自愿、有偿、诚实信用原则”在证券法中没有发生实质变化，而“守法原则”是一般法律的概然性原则，笔者不再赘述。在这里，笔者将进一步针对证券法的特有原则阐明其法理，这些原则是经济法原则在证券法领域的具体表现。现代经济法的规制领域主要在于宏观调控、反不正当竞争、反垄断和市场监管等方面，其目的在于维护经济秩序、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和对市场弱者的保护。证券法的经济法原则可以概括为三大原则：(1)公开、公正、公平原则；(2)国家统一管理和证券业自律相结合的原则；(3)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原则。下面分别阐述其法理。

一公开、公正、公平原则。

公开、公正、公平原则是证券法最基本的原则，它们是证券经济关系正常运行的基本条件，它们最能反映证券法的特性，因而它们是证券市场法治的精髓。“三公原则”有一个共同的定语：“公”，表明了证券市场的社会性和整体性特征，也表明了“三公原则”不是体现个体本位的民法原则，而属于体现社会本位的经济法原则。

（一）公开原则。

证券法的公开原则，包括两个方面：(1)证券发行人向公众披露有关信息资料，即证券发行人应及时、真实、充分和完整地向社会公开能够影响投资者决定的一切信息资料；(2)管理者的监视标准公开，处罚结果向社会公布。证券发行人的信息公开制度是信息公开原则的基础。美国对证券发行实行注册申报制，其基本信念是信息公开主义，这是美国1933年证券法确立的基本原则。依据这一原则，发行人需将所有关于发行人及其发行证券的信息或资料完全公开，不得有虚假、误导和重大遗漏，否则发行人要负刑事或民事责任。公开原则的目的是为了使投资者在实际投资前有机会判断投资的价值，发行人的责任到公开为止。美国1933年《证券法》规定，初次公开发行的公司必须登记注册，并使用公开说明书。1934年《证券交易法》对此又作了补充，规定依1933年《证券法》注册并业已发行的公司和在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必须依法定期作出报告，负有持续公开义务。这种持续公开义务的范围在1964年《联邦证券法》的修正案中更扩及到证券店头市场（注：参见诸葛霖等编译：《证券与证券交易》，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0年版，第206、207-208页。）。与美国注册申报制相对应的是核准制，证券发行人在遵守信息公开义务的同时，政府有权对证券发行人、证券发行人的行为及其提供的信息进行实质审查。核准制同样重视信息公开原则，它对信息公开的规制与注册制基本相同，它要说明的理念是：仅有信息公开原则是不够的，对信息公开进行必要的核准有利于实现保护投资者利益。就法律的开放性和成熟性而言，核准制的层次低于注册制，因为它造成了一种错觉：似乎政府不相信证券发行人的公正性和投资者的能力。但就我国目前而言，只能实行核准制，因为我国的证券市场及其法治水平还处于初级阶段，证券发行人和投资者之间确实力量不均衡，需要政府加以规制。

我国《证券法》和相关法律对证券市场的信息公开制度也作了完整的规定：(1)规定了证券发行信息公开制度。（注：参见《证券法》第13、17、24、39、161、175、177、202条；《公司法》第88、140、166、206、207条。）信息公开的内容主要有招股说明书、财务会计报告、公司债券募集办法等，证券发行人提交的证券发行申请文件必须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2)规定了公司上市信息公开制度。股票和公司债券上市交易申请经证券交易所同意后，发行公司应当在上市交易的五日前公告法律规定的上市有关文件，并将该文件置备于指定场所供公众查阅。（注：参见《证券法》第47、48、53、54条。）(3)规定了持续信息公开制度。《证券法》在第3章第3节专门规定了持续信息公开制度，详细、严明地规定了年度报告、中期报告和临时报告的时间、内容和条件。并在第11章中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4)规定了上市公司收购的有关信息公开制度。（注：参见《证券法》第79、80、83、93条。）。

近年来，我国证券市场上存在较多的虚假信息，其中隐藏最深、危害最大的就是上市公司对其信息的操纵。这种信息操纵主要是有些上市公司高层或上市公司与资产评估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证券公司、大股东、证券咨询机构等联合起来，以虚假的或严重失实的报表、公告公之于众，误导广大中小投资者。“琼民源案”、“红光事件”影响极坏。另外，还存在信息披露不及时的问题，上市公司在披露重大信息事件之前，很少有不发生股价异动的情况。我国证券市场信息披露的规范化建设主要就是解决好信息的准确性、及时性和保密性三个方面。《证券法》对信息披露只是作了框架性的规范，信息披露的大量具体规范主要落在中国证监会身上。

但是，仅有证券发行和交易信息公开也是不够的，证券市场是个立体市场，包括着纵的行为和横的行为，即证券发行和交易行为――横的行为；监管行为――纵的行为。行为的实施离不开信息。证券发行和交易的信息的发出者是证券发行人，相对人是证券投资者，信息的内容是影响证券投资收益的商业信息；证券监管行为的信息的发出者是证券管理者，相对人是证券市场主体，包括证券发行人、证券交易所、证券经营和服务机构以及证券投资者等等，其信息内容是监管规则和标准，以及对违法行为的处理结果等等。证券监管信息公开是管理法治化的需要，其直接受益者是证券市场主体，能够激发证券市场主体对管理主体的信任。我国《证券法》第15条第1款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照法定条件负责核准股票发行申请。核准程序应当公开，依法接受监督。”第172条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制定的规章、规则和监督管理工作制度应当公开。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据调查结果，对证券违法行为作。

出的处罚决定，应当公开。”

（二）公正原则。

证券法的公正原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法律所确认的标准和规则公正，同一规则适用于所有的当事人进行证券的发行和交易，在同一次证券发行和交易中，对所有的投资者的条件、机会都是相同的，不得因人而异。其二是管理行为公正，证券管理监督人员对任何证券发行、交易当事人都要一视同仁，执行同一规则，禁止一切操纵市场、内幕交易等不公正交易行为的发生。证券法的公正原则与公开原则是一脉相承的，公开本身就意味着公正，因为公开原则对市场主体一视同仁，而不公开则谈何公正可言？公正原则和公开原则的目的都是实现公平原则。

规则公正是前提和基础。规则公正是法律正义的本质所在，也是法律关系的基础，没有规则公正，就无行为公正可言。但我国《证券法》在规则公正方面仍有许多问题，如对证券监管部门的管理权限的界定仍有不清晰的地方，对证券监管部门滥用职权的行为没有规定行政救济制度；又如对法律责任的规范方面，偏重于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而淡化民事责任，而且对直接责任人的处罚规定不恰当。这对执法公正造成了不利影响，，大庆联谊、东方锅炉、蓝田股份等上市公司的重大违法行为受到查处，一些人被重判，也有人被警告、罚款了事，而上市公司被罚高达百万，但“羊毛出在羊身上”，流通股股东本来就是欺诈行为的受害者，还要分摊罚款，真是雪上加霜。该罚的应该是具体责任人，因具体责任人的行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应当给予赔偿。

管理行为公正主要是针对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对证券市场的监管行为而言。证券监管行为不仅要合法，而且要符合证券市场的运行规律。我国证券管理行为也存在有失公正的地方，由于我国过分强调股市融资的功能，导致政府通过二级市场升温逆向拉动一级市场扩容。政府不仅通过控制新股发行规模和掌握上市节奏来调控二级市场，而且在必要时直接干预，如《人民日报》发表评论等。政府的频繁干预导致投资者的非理性预期，这严重影响了证券市场经济规律的正常运行。要实现管理行为公正，必须将管理行为纳入法治化轨道，管理者必须服从法律，公正地对待被管理者，同时赋予被管理者相应的权利，如异议权、申诉权、建议权和损害赔偿请求权等。

（三）公平原则。

公平原则是指证券关系中双方当事人的地位是平等的，证券发行和交易按平等、自愿、有偿的原则进行，无论是机构投资者还是个人投资者都要公平对待给付，不得利用其优势压制对方，损害对方利益，公平原则是商品交易价值规律的基本要求。

公平原则与平等原则的侧重点不同，平等原则强调当事人的地位平等，立足于个人的身份，属于机会平等，在交易中只要双方的行为完全出于自愿，尽管不符合不等价交换原则，但如果双方均满意，就符合平等原则的精神。公平原则的基础是平等原则，没有当事人的地位平等，就谈不上公平。但公平原则不是从个人本位出发的，“公”有公共性、一般性和公开性之含义。公平原则侧重于从社会一般角度判断某项交易行为的价值要求和合理性，符合公平原则的交易行为也就符合价值规律，它兼顾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证券发行和交易行为不仅仅是投资者与发行人、投资者与投资者之间的私人行为，而且具有巨大的市场扩散效应，单纯强调交易者的地位平等是有局限性的，因为市场很可能被那些具有资金、信息方面优势的人操纵。法律应从社会一般角度消除交易双方实质意义上的不平等，如禁止某些交易行为，判定某些交易行为无效。

证券法的公平原则的天平应向投资者一方倾斜，因为投资者是市场的弱者，自我保护能力较弱。公开原则和公正原则是实现公平原则的两条重要途径。民事责任制度是公平原则的重要法宝。但我国证券法对民事责任的规范就违背了公平原则，只涉及到证券商的欺诈行为和中介机构的虚假行为（注：参见《证券法》第192、198条。），诸如操纵市场行为和内幕交易行为等不正当交易行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法律并未规定行为者的民事责任，这就造成了符合民事责任的要件但不追究民事责任的结果，这种现象对受害者显然是不公平的。在操纵市场方面，美国1934年《证券交易法》第9条规定了操纵证券价格的民事责任，日本《证券交易法》规定：从事假象买卖、操纵市场行情者，应当依该违法行为形成的价格，向在证券市场上买卖该有价证券者或者办理委托买卖所遭受的损害者，负赔偿责任。（注：参见钟明霞：《证券商行为规范及法律责任探讨》，《深圳大学学报》第17卷第1期，2月，第54页。）在内幕交易方面，我国台湾地区《证券交易法》第157条规定：“违反前项规定（指禁止内幕交易）者，应就信息未公开之前其买入或者卖出该股票的价格，与消息公开后10个营业日收盘平均价格之差额限度内对善意从事相反买卖之人之请求，将责任限额提高至3倍”。

二国家统一管理和证券业自律相结合的原则。

在世界范围内，按照监管主体的地位不同，证券监管体制可分为国家（政府）型监管主导体制和自律型监管主导体制。前者是国家对证券市场实行统一管理居于主导地位，后者是自律机构对证券市场的自我管理居于主导地位。国家对证券市场的统一管理是指通过国家证券立法，由政府的。证券管理部门对全国证券市场履行监督管理职权，统一监督和管理。证券业自律管理就是由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业协会对证券发行和交易及其相关活动，依据法律授权制定管理规章和业务规则进行自我约束和管理。自律组织代表的首先是市场参与者的利益，为了实现和保护自己的最大化利益，就要通过自律维护市场的公平交易；而矗立于市场之上的政府代表的是公众利益，是投资者的利益，为了增强公众和投资者对市场的信心，政府需要通过立法、执法等手段维持市场的安全、秩序、公平和效率。

为证券市场的主管机关，负责检查上市说明书、监督上市公司的持续公开行为；收购和兼并委员会作为研究性的机构，制定了《收购和兼并手册》及《大量购买股份规则》专门用于调整公司股份收购中的一系列行为；证券协会是由有关专业协会代表组成的自愿性组织，其职能是制定、解释与执行条例。英国的自律型监管在实践中表现出灵活、效率和安全的优点：一是它为投资者利益的保护、市场的竞争提供了充分的便利条件；二是它不仅让证券交易商参与制定和执行证券市场管理规则，而且模范地遵守这些规则；三是自律机构对违法行为调查和处罚往往有充分的准备，反映迅速。

我国证券市场的现实条件、投资者的素质和证券立法决定了我国不是自律主导型监管模式，我国是国家（政府）主导型监管模式。《证券法》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全国证券市场实行集中统一监督管理，根据需要可以设立派出机构，按照授权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注：19，国务院对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进行了重大改革，将国务院证券委取消，合并为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证监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有权制定有关证券市场监督管理的规章、规则，依法制定证券业从业人员的资格标准和行为准则，依法对证券的发行、交易、登记、托管、结算活动进行监管，依法对发行人、上市公司、各类证券交易机构、中介机构进行监督管理，对违反证券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查处。为了及时地掌握违法活动的事实和证据，严厉打击证券违法行为，证券法还对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赋予了必要的调查权和检查权，对当事人、被调查的单位和个人有权进行询问，对有关资料和文件有权查阅、复制和封存，对非法转移和隐匿资金和证券的行为，可以申请司法机关予以冻结。如前所述，政府专门监管有其不可克服的局限性，应当吸收和借鉴自律监管的某些有效成分。美国属于政府主导型监管体制，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是全国证券市场的政府主管机关，但又适度引入英国证券监管体系的某些有效成份，证券交易所、证券商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我管理及证券经营机构的内部管理便成为美国证券监管体系不可或缺的内容，美国的全国证券商协会一方面受到证券交易委员会及证券法律、法规的严格规制，另一方面又制定了大量的行业规章制度，负责证券业从业人员资格的审查、考试，并设立、管理全国证券商协会自动报价系统(nasdaq)。纽约证券交易所、美国证券交易所等实行不同的上市标准，相互之间开展平等、有序竞争，同时对会员单位依法实行管理，较好地处理了竞争与自律的关系。（注：参见宋玉勤、杨亮：《加强自律监管、防范金融风险》，《中国证券报》193月31日。）在我国，证券交易所属于场内证券交易的自律组织，《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第3条规定：“本办法所称证券交易所是指依本法规定条件设立的，不以赢利为目的的，为证券的集中和有组织的交易提供场所、设施，履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规定的职责，实行自律型管理的会员制事业法人。”证券交易所通过制定章程，具体规定证券交易所会员资格的取得、丧失和转让等问题，详细规定证券交易所成员违法或违反章程时的责任，还通过制定证券交易所业余规则和上市规则等，规范证券交易所成员的交易行为。证券交易所在场内交易的监管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不足的是，《证券法》作为我国证券市场的基本法，并专章规定了“证券交易所”，但没有规定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监管地位，这是立法的一个失误。我国《证券法》专章规定了证券业协会的设立、地位和职责等相关内容，并明确规定证券业协会属于自律性组织，但依照该规定的实质内容，证券业协会不具有真正的权威，它的功能主要是协调会员之间的关系。这主要是我国《证券法》没有确立场外交易的法律地位，而在国外，证券业协会主要对场外交易实施自律监管。笔者认为，场外交易确有存在的必要，它可以弥补场内交易的不足之处，使一些不够场内交易条件的有价证券也可以合法流通。对场外交易，笔者建议国务院制定专门法规，确立其法律地位，并赋予证券业协会的自律监管职能，待条件成熟时，将其纳入修订后的《证券法》中。总而言之，我国应当在证券立法和证券法律实践上强化证券交易所的监管职能，包括制定证券交易所的业务规则，审核批准证券的上市申请，组织、监督证券交易活动，监管上市公司和对违规证券交易行为的处理等等。中国证券业协会应负起自律监管特别是场外监管的责任，履行规则制定、仲裁、协调和监督各交易场所的职责。但是，自律组织往往过于追求私人利益，大公司领导人入选证券业协会理事会的机会较多，在处理具体事务时，往往偏袒本公司利益；证券交易所为吸引更多的市场参与者，有可能放松对会员公司的监管，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些现象在我国证券市场上时有发生。因此，规范的监管体系就是自律与政府监管的有机结合，自律监管必须处于政府法定监管的调控之下，自律组织制定的规则和惩戒程序在生效前必须提交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国家统一监管和证券业自律必须建立在科学和完备的法律的基础上，实行法治监管，才能做到真正的协调一致。

三分业经营、分类管理的原则。

分业经营、分类管理原则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证券业、信托业、保险业分业经营和分业管理。证券公司与银行、信托、保险业务机构分别设立。我国银行业、信托业、保险业和证券业的职能、业务范围是不同的。我国《商业银行法》明确规定，商业银行在我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的股票业务，也不得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注：参见《商业银行法》第43条。）《证券法》第133条规定：“禁止银行资金违规流入股市。”我国《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规定：“商业银行为证券期货交易资金清算透支或者为新股申购透支的，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该商业银行直接负责的高级人员给予开除的纪律处分，对其他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撤职直至开除的纪律处分。”其次，就证券业本身来说，也存在一个分类管理问题。《证券法》规定，国家对证券公司实行分类管理，分为综合类证券公司和经纪类证券公司，综合类证券公司必须将其经纪业务和自营业务分开办理，业务人员、财务帐户均应分开，不得混合操作，否则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注：参见《证券法》第119、132、200条。）。

宏观上，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必然带来对于货币需求的周期性变化，当实体经济呈高速增长势态，必然需要大量的货币，当大量的企业纷纷向银行借款时，银行往往会因资金紧张而抛售所持证券，结果就可能造成证券市场上的价格下跌，信用链断裂，20世纪的众多的经济和金融危机验证了这个规律。事实上，我国银行信贷资金曾在1992、1993、大量流入股市，造成股市的疯狂滥涨，市价严重的偏离其内在价值，政府责令银行资金撤出股市，又造成股市的暴跌，这对投资者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再从国际市场上来看，1929年大危机之前，美国市场上的投资、包销、经纪活动空前高涨，银行家们利用自己雄厚的资金在证券市场中横冲直撞。大量银行直接经营证券业务，或者通过组建证券子公司而控制经营证券业务。由于银行巨额资金的加入，使得20世纪代的美国得了“股票市场疯狂症”，19股票交易额为1.7亿股，股票指数平均为66.24点，到1929年交易额达到21亿股，股票价格指数在该年9月达到569.49点，但泡沫泛起最耀眼的亮光时，正是破灭之始。1929年10月24日，“黑色星期四”，股票市场狂跌的浪潮阵阵涌来，迅速席卷了整个西方世界。从1929年末到1933年末，美国商业银行由23695家减少到14352家。从1929年到1930年，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价值从897亿美元，暴跌到156亿美元。（注：参见贝多广、吴清、肖远企著：《证券市场与金融机构》中国审计出版社，1990年版，第102、103-104页。）1933年3月，罗斯福出任总统，公布了一系列的金融法律法规，如《国民银行法》、《格拉斯―特加尔法》、《1934年证券交易法》、《联邦住房放款银行法》和《1934年国民住房放款法》。其中《格拉斯―斯特加尔法》就明确规定商业银行要与投资银行分开，商业银行不准经营代理证券发行、证券包销、证券经纪等业务；而投资银行也不能在经营上述证券业务的同时经营支票存款、存单存款等商业银行业务；对商业银行的证券贷款实行严格限制；商业银行的人员不得在投资银行兼职；银行不得设立从事证券业务的分支机构和附属机构。这部法律被称作“格拉斯―斯特加尔墙”，标志着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分野格局的形成。

证券市场又是个高度垄断的市场，证券发行人、机构投资者和证券商是市场的强者，而众多的中小投资者是市场的弱者。我们一般称证券市场为证券交易市场，在这里，证券商（在我国称证券公司）处于主导地位，证券承销、证券经纪、证券买卖和投资咨询都以证券商为中心，如果证券商与银行一旦结盟，形成巨大的“金融寡头”，就更增加了证券市场的力量不平衡，证券市场的垄断者可以很便利地利用自己的垄断地位从事内幕交易、操纵市场和欺诈客户的行为，从而获取超额利润。在我国，证券商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证券专营商，即专门从事与证券经营有关的各项业务的证券公司；另一类是证券兼营商，是指那些除了经营其他金融业务之外，还经营证券业务的机构，如信托投资公司、信托咨询公司、综合性商业银行等。专门经营证券业务的又可分为综合性的证券公司和经纪性的证券公司。综合性证券业务包括证券承销、代销、自营或代理证券买卖、代理证券还本付息和红利支付业务，还包括证券代保管、证券贴现和证券抵押贷款、证券投资咨询等业务。由于证券业务的综合性，不可避免地产生利益冲突和内幕交易问题。英国著名法学家派林顿说：“当一个人作为另一个的代表行事时，如果在他接受委托时，或在事后他担任了第三人的代表或与之有重大的个人利益，而这种利益的存在可能产生这样一种实质性的危险，即他可能不为他所代表人的最大利益服务，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处在一种利益冲突的位置”。（注：转引自焦津洪：《论管制知情交易的自律机制》，《中外法学》年第5期，第40页。）当综合类证券经营服务机构在为客户处理一笔业务时，就面对着两种选择，其一是为了客户的利益，其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这就使利益冲突的机率加大，如当证券公司向客户推荐购买由本公司负责发行承销的股票时，就可能出现“利益冲突”，又如当证券公司掌握证券内幕信息时，要不要告诉自己的客户呢？假如证券经纪业务和证券自营业务混合操作，谁敢保证证券公司不欺诈客户和不挪用客户的资金或股票呢？90年代初期，我国经常发生证券公司挪用客户保证金的行为，严重侵害了客户的合法权益，给证券市场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因此，从防范风险和保护投资者利益的角度，规定证券经营机构分业经营，对它们进行分类管理是非常必要的。

分业经营、分类管理原则侧重于对证券经营者的规制，而对一般投资者则不过问，这是不是违反了作为法律基本原则的普遍适用的原理？不是，这是经济法原则的一个特性，经济法原则没有民法原则的高度抽象性，经济法原则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目的性。保护市场弱者的利益，是经济法的目的之一，经济法原则的实现是平衡市场中力量的差距，达到一种平衡状态。一般投资者是证券市场的弱者，证券市场的违规行为一般不是他们所为，对他们主要适用民法的私法自治原则。而证券经营者是证券市场的强者，掌握着信息、资金和人才优势，证券市场的违规行为如内幕交易、操纵市场和欺诈客户大多是它们所为，对它们除了适用民法的私法自治原则之外，同时还适用分业经营、分类管理原则，并且后者是对前者的限制手段之一。

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论文篇十二

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与经济法的本质和研究对象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经济法学研究的基本理由之一，它对我国人民经济法律意识的树立以及对经济法的立法和司法适用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和作用。

经济法的各项基本原则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缺一不可的。目前，我国对经济法的基本原则的研究尚不成熟，需要我们进一步地发展和完善经济法的相关理论，推动我国经济法的深入贯彻实行。

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论文篇十三

[摘要]循环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整个循环经济法体系的核心与灵魂，决定了循环经济法基本制度的性质、内容与基本价值取向。

其确立应体现循环经济的本质和发展规律，反映循环经济法的性质、立法目的和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取向。

科学的制度建构是基本原则的贯彻途径之一，《循环经济促进法》对循环经济发展的特点和内在需求确立了若干基本制度，但有关原则的制度化建设不强，规定过于原则化，责任体系不健全、地位不突出等问题影响其作用的发挥。

因此，需要通过相关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以适应循环经济法制建设发展的内在需求。

循环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指贯穿于整个循环经济法之中，体现循环经济法立法目的，反映循环经济法的性质、基本特征，对循环经济立法、守法、执法、法律监督等各个环节具有普遍指导作用的准则。

即循环经济从本质上讲是减少资源的消耗和废弃物的产生、加强资源的循环利用，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

即促进循环经济发展，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护和改善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

3.应反映循环经济法的性质，体现经济和环境资源一体化思想。

即循环经济法是一部环境资源法与经济法交叉的专项立法，规范和调整资源与环境的开发利用保护和管理中所产生的社会关系。

4.应贯穿全部循环经济法律规范，指导整个循环经济法立法、司法活动，作为循环经济整个法律活动的根本依据。

基于上述要求，可以把我国循环经济法特有的基本原则归纳为：公众参与循环经济原则、循环经济责任原则、“3r”原则。

(一)公众参与原则。

循环经济法中的公众参与原则，是指在循环经济的建设与实现过程中，社会公众有权通过一定的程序或途径参与一切与循环经济有关的活动，并有义务承担循环经济发展的责任，最终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在循环经济法中贯穿公众参与原则是循环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必然要求。

循环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模式，公众是其推行的主体和强大的社会基础，公众能否积极参与以及参与的深度与广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循环经济发展与实现的进程。

国外丰富的循环经济立法经验和循环经济发展实践表明公众在参与决策、实施消费和进行监督等方面大大促进了循环经济的发展进程。

目前，我国循环经济正处于探索发展阶段，我国公众参与循环经济并没有形成普遍的意识与氛围，在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废物利用以及绿色消费的生活方式等方面的认识和行动还有所欠缺，公众参与的领域、形式和途径都比较单一，缺乏相应的激励机制，公众参与的热情不高。

因此，应特别注重公众参与原则在循环经济法中的地位。

循环经济责任原则是指在循环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国家、政府、企业和公众等各类主体所应当履行的法律义务及违反义务所应当承担的不利法律后果的原则。

作为循环经济责任的主体和内容应该是广泛和丰富的。

从主体上来讲，国家、政府、企业和公众都应该承担起相应的责任。

循环经济责任原则明确了各个主体在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改善以及管理过程中的责任，使国家、政府、企业和公众相互配合，形成统一联系的整体。

通过确立政府、企业和公众在资源综合利用、废料回收与再生利用、清洁生产、绿色消费等方面的权利、义务，最大限度地实现环境资源分配方面的公平与正义，通过责任的分担以实现经济的良性循环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三)“3r”原则。

“3r”原则是各国循环经济立法中普遍适用和富有成效的原则。

减量化，是指在生产、流通和消费等过程中减少资源消耗和废物产生；再利用，是指将废物直接作为产品或者经修复、翻新、再制造后继续作为产品使用，或者将废物的全部或者部分作为其他产品的部件予以使用；资源化，是指将废物直接作为原料进行利用或者对废物进行再生利用，尽可能多地再生利用或资源化。

循环经济本质上是生态经济，倡导的是一种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化，可以尽可能地减少经济活动对资源环境的影响。

资源和环境容量都是有限的，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减少废气物的排放，并将废物进行综合利用，是解决资源短缺问题和环境污染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我国正处在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资源总量和人均资源严重不足，同时资源的利用率相对低下，能耗过高，污染物排放量超过环境的承载能力，由此产生的环境与资源问题成为循环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

因此，要特别重视资源的高效利用和节约使用，以及污染物的减量化。

以上三项基本原则在循环经济法治建设过程中，决定了循环经济法的基本法律制度的性质、内容及价值取向，是循环经济法法律精神的集中体现，以其为基础来架构循环经济的法律体系，有助于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与循环社会的建立。

《循环经济促进法》根据循环经济发展的特点和内在需求确立了若干基本制度，对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规范引导作用。

但由于循环经济在中国处于探索阶段，社会基础和制度化方面仍存在一定障碍，如有关制度的规定原则性过强、责任规定的不明确、地位不突出等问题都影响其作用的发挥。

因此，我们需要通过相关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以适应循环经济法制建设发展的内在需求。

循环经济法中的公众参与制度是公众参与原则的具体体现，是关于公众参与的权利、义务、途径、方式、程序、救济途径等一系列规定的总称。

目前，我国《循环经济促进法》规定公众有参与循环经济发展的权利和义务，但公众参与的制度化建设还不够。

首先，关于公众参与循环经济，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过于原则，操作性不强。

《循环经济促进法》作为循环经济的基本法，规定了公众参与循环经济的权利，但在参与的具体条件、具体方式、具体程序上还缺少明确细致的规定。

公众的参与权，知情权，决策权，监督权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其次，公众参与循环经济建设的相关法律制度和配套措施相对滞后。

循环经济的知情权是公众参与的基础，虽然《循环经济促进法》规定公民有权了解政府发展循环经济的信息并提出意见和建议，但对权利的内容、权利如何行使、权利行使的保证都没有相应的规定。

信息获取的渠道不畅通，公众虽有参与的热情，却苦于不了解相关信息、缺乏相应的参与途径，其参与热情难以转化为循环经济发展强有力的推进力量。

公众参与循环经济决策制度的具体实施方法和程序等方面，并没有作进一步明确规定，因此造成了公众参与决策制度在执行过程中往往流于形式的现象。

监督权是有效实施公众参与决策制度的重要保证，但是相关法律法规对监督权的实施方法、程序、法律救济等方面尚未有明确的具体规定。

对于公众而言，循环经济是一个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必然要求公众改变以往形成的消费观念和生活观念，改变公众事业政府依赖型的特点。

《循环经济促进法》专设第五章，对激励措施作了比较具体的规定，其中对产业支持和对企业的激励促进政策和措施规定较为全面，但是对于社会公众而言，相关激励措施并不具体。

而公众的绿色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是循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如生活垃圾的处理问题、如何再利用家庭中的废弃物，比如一次性的杯子、塑料袋等等。

如果没有具体的激励措施，单凭一部分人的环保热情是很难实现循环利用的。

同时，《循环经济促进法》确立了消费者对于“列入轻质回收名录的产品和包装物”的责任。

这意味着消费者在消费产品过程中为其消费的产品承担环境责任。

但对消费者来说，循环经济如果仅意味着自身成本的增加，则很难指望他们会积极主动地予以配合。

所以，应通过循环经济立法明确在循环经济领域，公众的知情权、决策权、监督权、参与权、听证权和获得救济的权利等，同时明确权利的主体、客体和具体内容以及权利的救济途径和方式。

通过公众参与循环经济激励机制的完善，在消费政策、公众购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产品的引导等方面应该有相应的激励机制，以提高公众的参与意识与热情，使公众在循环经济领域将自身利益与国家利益结合起来，自觉自愿的参加到循环经济的建设中来。

循环经济责任制度是关于循环经济发展中各个主体之间在清洁生产、废弃物回收利用、资源的综合利用、绿色消费等方面义务的分配以及违反法律义务时所应承担的不利后果等一系列规定的总称。

《循环经济促进法》第三条确立了政府推动、市场引导，企业实施、公众参与的方针。

但是对于循环经济责任制度的规定还不够细化，为了更好地操作，还需进一步完善，根据责任公平的理念，使国家、地方政府、企业和公众合理承担各自责任的。

1.建立健全政府循环经济目标责任制。

对国家和政府而言，循环经济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政府应建立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体系并通过循环经济的目标责任制，发挥政府在组织协调、监督管理、政策制定、管制和引导等方面的作用。

虽然《循环经济促进法》规定了国家和政府在循环经济建设中的主导作用，但责任主体的责任如何实现则是一个很概括和模糊的问题。

目前，一些地方不可持续发展的背后，总能看到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子。

因此通过法律法规的修订，明确和细化地方政府的循环经济的发展责任，明确谁主管谁负责，并以循环经济目标的完成情况作为评定政府工作成绩和领导政绩的依据之一，这样有利于把各级领导的责任层层分解并真正落实，加强循环经济的管理。

2.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的建立。

对企业而言，通过确立其清洁生产的义务、产品回收与处理的义务、相关信息的公开义务等，扩大企业对其产品责任的承担，达到资源的节约与环境的保护的目的。

其中生产者延伸责任制度是传统的“污染者付费原则”的深化和延伸，将要求生产者对产品废弃后的环境管理承担部分或全部责任。

就是指生产者不仅要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环境污染负责，还要对产品在整个生命周期内对环境的影响负责。

“生产者延伸责任”并不仅强调生产者的责任，它实际强调了以生产者为责任核心的社会不同角色在产品整个生命过程中共同分担责任的问题。

强调生产者、销售者、消费者、回收者、中央及地方政府通过有效机制共同承担循环经济发展的责任。

目前，生产者的环境责任已经从直接的生产责任扩大到生产之外的延伸责任。

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即企业不仅要对其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环境问题承担责任，而且还要对其产品被使用后的回收和利用承担责任。

如《循环经济促进法》第15条规定了生产者的回收和再利用责任，明确规定了产品生产企业除了要承担产品质量责任以外，还应该承担生产产品延伸的环境责任，包括产品完整生命周期中的污染责任、生态破坏、资源和能源高效和合理利用责任等。

但我国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建立的时间不长，没有形成完整统一的规范，有关的规定也过于原则化，缺乏可操作性，尤其是对相应的法律后果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