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是在忙碌的生活中停下脚步，反思和审视自己的成长和进步。完美的总结应具备简洁明了、准确有力的特点。这些范文有助于您更好地理解如何撰写一份优秀的总结。

道德困境的论文篇一

走出社会组织公共性的生长困境，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且不可能一蹴而就。本文仅从基础性的路径选择层面来作一个简要的讨论。国家主义公共性，事实上是一种高度行政集权的公共性，这样一种高度行政集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国家权力体系内部，行政权力高度向中央政府集中，纵向权力强大，而横向权力则被纵向权力所严重切割和抑制，表现为一种高度中央集权的权力形态。二是在国家与社会的权力关系上，政府等同于“公”，而社会则意味着“私”的领域，政府与社会之间存在着一种“公”与“私”的相互对应关系，社会全面依附于政府而呈现出一种软弱无权的状态。高度行政集权有利于分散的资源得到合理而集中的使用，这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是有必要的，但是其最大的弊端在于过于强调中央政府的责任和能力，而压抑了地方和社会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不利于达成一种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富有持续活力和创新性的治理格局。

对此，托克维尔指出:“行政集权只能使它治下的人民萎靡不振，因为它在不断消磨人民的公民精神。不错，在一定的时代和一定的地区，行政集权可能把国家的一切可以使用的力量集结起来，但将损害这些力量的再生。”托克维尔的观点或许有些言过其实，但也难以否认地指出了行政集权的主要弊端。

道德困境的论文篇二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已经如火如荼地推进四年多了，沉浸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深刻感受和体验到了基础教育的变化，这种鲜活、创新、丰富的课程实践启迪着我们的教育理念，丰富着我们的生存方式，催生着我们对教育改革的满腔热情，让我们憧憬着课程改革的未来。但是，在旧有课程文化巨大惯性的牵引下，一些阻碍课程顺利展开的因素仍然活跃着，并为课程改革设下了重重陷阱，甚至让课程改革在某些方面举步维艰。如何摆脱和超越这些困境，不同领域学者都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本文试图从伦理学的视角，审视并分析这些困境存在的伦理制约因素，把握与借鉴当代伦理学的研究成果，提出伦理学层面的诊治方法与应对策略。

一、困境：课程改革的伦理现状

1.差异显著影响教育公平

农村地区和城市薄弱学校是这次课程改革的瓶颈，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学校，它们的软硬件条件远远低于城市，以城市为标准的课程设计无法适应农村教育的现状，面对几乎校校都存在着的大班额教学，面对骨干教师的大量流失，一些新的课程理念对于他们来说只能是雾里看花。有人甚至偏激地说，如果课程改革对于城市和条件好的学校是一个契机的话，对这些农村学校和薄弱学校可能是一个打击，因为如果让这些条件不好的学校和专业素质不高的教师按部就班地“灌”，他们还可以应付，真让他们预设加生成，恐怕就不知道怎么上课了。向“善”的课程改革，在“真”的教育现实面前遇到了尴尬，处理不好可能会使其走向“不善”的一面。更有一些人把希望寄托在信息技术上，认为可以通过信息平台让农村教育实现跨越发展，达成课程改革的均衡推进，但农村地区连一些最起码的教学条件都无法满足，危房需要改造，粉笔限量供应，怎么添置信息设备，何谈信息支撑？不由得不怀疑其对善的理解和向善的诚意。

2.平等不足挤压课程民主

作为中央集权制的国家，由政府部门推动各项改革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课程改革也不例外。课程改革的决策由政府相关权力中心作出，再通过行政手段上传下达，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可以有效地解决许多问题，避免由于分权而带来的效率低下。但是在现实中，过多行政色彩的管理没能与生机勃勃的课程改革相匹配，我们还延续着过去的那套管理模式，平等、开放、专业化的课程管理还有待实现，甚至连关于课程的学术研究都或多或少地带有了一些行政意味，一些研究甚至成为了行政的注解与诠释。虽然在改革初期，就不断有专家呼吁课程改革要实现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有机结合，实际上这种对接没能很好实现，课程运作更多地是一种权力行使，是领导与下级的服从关系，而不是一种深深的责任意识，这是对平等、协商氛围的一种伤害，导致对话沟通系统不健全，缺少人与人之间的尊重与理解，一定程度上将教育民主与多方参与排除在外，一个由行政部门、学校、社会组成的课程发展共同体当然也就成为梦想。

3.伦理欠缺造成制度缺位与错位

课程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相当数量的问题不是课程本身的问题，而是与课程相关的一系列体制与机制的改革没有到位，不能有效为课程改革保驾护航，部分规章制度与课程精神相左，不能把课程改革的核心精神有效落实下来，甚至于一些问题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只不过是折射到课程改革中来，课程改革是无力解决的。不仅如此，我们的一些政策和指令本身就存在着矛盾，我们要求教师要培养素质全面的学生，学校里却只用考试分数来衡量一位教师的优劣；当教育行政部门在全面推进课程改革的时候，政府部门对教育行政部门唯一的年度考核指标是高考与中考的升学率。无论是让课程肩负太多的社会责任，或者具体的政策措施与课改精神相悖，还是提出一些互相矛盾的要求，这本身就是一种不良德性在制度与规范中的体现，说明我们没有用“心”地对待课程改革，在道德层面存在问题，或者也可以说是没有理解课程改革的本意，没有把真正课程的价值取向很好地融入到制度中来。

4.道德下滑阻碍课改实践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我们的社会在相当范围内、相当程度上存在着诚信缺失、道义不在等状况。学校不是生存在真空中，道德缺失在教育领域同样严重，教育反映出来的世风不古，只是社会道德的一个缩影。这种道德状况已经严重影响到了课程改革的深入，比如，档案袋评价对学生发展有相当的积极作用，但是在高考和中考的终结性评价中不起作用，得不到学校的重视，仅仅用来装装门面，如果真把档案袋评价也作为中考和高考的一项评价指标，学校和教师马上就要造假，而且他们自认为出发点是好的，是为了学生将来有更好的发展。比如，新课程的公开课、评优课，相当一部分是做秀的非常态教学，有的教师甚至戏谑地说，教研部门来我就把板书弄弄好，科研部门来了我就多些新颖的理念，行政部门来了，我就搞得热热闹闹。再如中考、高考中的钱权交易，只要有钱就可以上学，贫困学生考上了也交不起钱，一样没学上。一些美好的课程改革设想只能在这样的道德困境中无奈地叹息。

二、走向：当代伦理学的关注焦点

1.强调伦理公正

对公正的追求，无论是东西方还是中外，都是人类道德的基础，公正的缺失会导致良知退化，加剧人际冲突，也会造成道德高调的虚伪化。公正是最基本的伦理项目，是其他一切善良美德，包括大公无私之类崇高道德的基点。一个鄙视公正，甚至践踏公正原则的人，不可能是一个善良的人，也不会是一个大公无私的人。“什么是公正”两千多年来一直是伦理学争论的焦点。公正不同于善，善是对个体行为而言，而公正是对主体间行为而言，公正应当是主体间关系的合理状态，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断言：“公正不是德性的一部分，而是整个德性；不公正也不是邪恶的一部分，而是整个邪恶。”当代伦理学家罗尔斯赋予公正两个原则，第一个是平等自由原则，第二个是机会公正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的结合。第一个原则优先于第二个原则，而第二个原则中的机会公正平等原则又优先于差别原则，其要义是平等地分配各种基本权利和义务，同时尽量平等地分配社会合作所产生的利益和负担，坚持各种职务和地位平等地向所有人开放。

2.关注交往伦理

交往伦理是由哈贝马斯提出的，他认为人的行为不可能没有规范，社会世界是由规范所组成，抽掉了规范，也就不成社会。但规范性的社会世界如果离开了人的交往活动，也就仅仅是理论的虚构。交往自由需要道德条件，参与交往的人们要尊重相互之间的基本权利，而人们基于交往过程所获得的理性被哈贝马斯称为“交往理性”。相互理解与相互尊重是哈贝马斯的交往伦理学的两个最基础的范畴，或者说，如果没有主体间的相互理解和相互尊重，也就没有正常交往的可能。因此，当代西方社会冲突的主要根源不在于社会再生产领域和分配不公，而在于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结构借助功利性的手段对人们生活世界之价值的侵入以及精英的专家文化与大众文化、日常实践之间的疏离，这种侵入和疏离造成了价值领域意义的丧失、思想的匮乏、规范的失效，使得人与人之间不再相互信任，缺乏基本的相互理解，导致正常的交往变得不合理，受到了控制，遭致歪曲，交往者因此生活在一个压抑与宰制的社会中。

3.呼唤制度伦理

国外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就已经关注公民“道德”和社会制度的伦理问题研究。可以说，制度伦理问题的研究一直是西方伦理学研究的重点。西方学者如罗尔斯、麦金太尔等非常强调道德建设中制度约束的重要性，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伦理秩序视为伦理学研究的出发点和最高尺度，重视对社会公共生活领域的伦理问题研究，认为对制度的道德评价和选择应当优先于对个人的道德评价和选择，要把社会公正当作解决社会道德难题的根本价值导向。制度伦理不仅与伦理道德的建设密切相关，更为重要的是它关系到社会转型的核心社会秩序重建的基础问题，制度伦理整合社会大众的德性，实际上是某种时代精神内化为个体道德意识的过程。我们理解的制度伦理应该包括关于制度的伦理和关于伦理的制度两方面的内容，制度的伦理是对制度进行伦理约束与评价，避免不良制度对人们造成的伦理伤害，关于伦理的制度是将伦理制度化的过程，以规范与引领人们的道德成长，这两方面是相互联系并相互作用的。

4.严守底线伦理

底线伦理是指维系人之为人的本性、样态、特质的起码的伦理道德，是一种与人的本性和本质同一的基本伦理，是只要还有人性都认可并遵循的普遍伦理，底线伦理实质上是一个低度的道德共识。底线伦理实际上也是—种普遍主义的伦理，它是要面向和要求社会的每一个成员，而不是仅仅要求其中的一部分人，或其中最高位或最有教养的少数人，也不是仅仅要求除一个人或少数人之外的大多数人。守住伦理道德底线不是代表一种悲观的情结，而是坚持求真务实的态度，也不意味着关注底线就可以轻易放弃对人类终极价值的道德关切，更不能放弃对个人道德问题的关注，而是把人类对终极价值或信仰伦理的执着，看作是一种深厚的伦理精神资源，不断对底线进行规约与引领，实际上也只有实现对最低限度道德的普遍性和有效性的达成之后，才有可能、有意义地谈论并实现更高层次的道德价值与目标，走的是一条自下而上的道德建构路线。

三、超越：课改困境的伦理救治

1.关注课改中的弱势群体

当前我国基础教育课程领域最大的不公正来自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基本权利的侵害，而不是强势群体无法平等享有课程权利。农村地区、城市薄弱学校中的学生和进城务工者的子女都是课程改革中的弱势群体，而且农村教育一直是基础教育的大头与重点，我们要想全面地推进课程改革，维护课程公正是当务之急，这也是党中央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难题不解决，课程改革的最终目标很难实现。全纳教育在国外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人士的认同，全纳教育要求无条件地、义务地、开放地接纳各种各样的儿童。不管是来自农村的，还是智力存在障碍，或是家境贫困的，他们都履行同等的义务和享有同等的权利。伦理公平要求教育行政部门要制定强制性课程政策，在相对平等的前提下，切实保证弱势群体的基本课程权利，担当弱势群体的扶助者，千万不能在课程改革中进一步拉大强者与弱者的差距，这有违课程改革精神的本质。

2.建构和谐的人际伦理关系

营造融洽的人际关系和良好的社会氛围，首先需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以人为本，就是要以人为根本，每个人在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上都是一样的，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围绕课程改革要形成一种新型的伦理关系，要打破过去那种等级化的运作方式和官本位的旧有文化，在行政部门与基层学校之间建立平等对话的交流关系，以一种协调的交往伦理应对课程改革面临的诸多矛盾。如果没有良好和谐的人际关系，课程改革就会失度失衡，各项有效的措施就会迟滞僵化。交往伦理的在场将为改变单一呆板的课程管理提供宽松的环境，课程参与者要就课程管理中遇到的问题进行协商、讨论，允许不同观点的交流与碰撞，承认有异己者，有不同意见才能有创新、才能有发展，才能形成一个相互启发、相互激励的合作氛围，在此基础上达成共识，保持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双向渠道的畅通，形成良性循环，拉近课程决策者与课程实践者之间的距离，使他们能互动起来，相互为对方的发展注入活力。

3.进行伦理层面的制度建设

新课程改革必然会引发对旧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冲突，习惯了过去的课程生存状态和权力分配，由于惰性的驱使，有时候人们想的不是如何去认同制度、服从制度、创新制度，而是千方百计利用权力、人情、关系等去争取制度的“豁免权”，以达到对过去权力的继续享用，对过去生活的安之若泰。我们必须通过制度伦理为课程改革搭建平台，首先，这些制度要充分体现新课程的伦理关怀，把公正、道义、幸福等理念融入到课程中去，并且要通过切实有效的措施，让每个人都可以分享这些人文关怀，体会到新课程给予人的价值与意义。其次，要将一些伦理精神制度化，作为课程改革的保障措施，为课程改革提供伦理支撑，通过规范与制度促进课程建设者们道德的养成。最后，不同的制度之间要形成伦理的共契与协调，不能一个制度要求人们放开手脚，去创新、去生成，去关注学生的生命成长，另一个制度又把人们的手脚捆住，通过各种各样的所谓质量监测、抽查，让教师们又回到原来的教学状态。

4.从最底线的道德做起

转型期的中国出现某种程度的道德下滑是可以想见的，尤其在传统伦理正处于现代化过程中，西方伦理又观念驳杂，更加剧了中国社会道德观念的混乱。但是，道德作为一种调整人们之间以及个人和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在社会发展的任何时期都不可能完全消失，即使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底线道德仍然会发挥一定的作用。道德崇高不是不需要，而是过于崇高会让人有一种距离感和虚幻感，尤其在当下的伦理背景下，人们会对道德崇高产生怀疑，甚至造成道德的去崇高化。教育领域的道德现状绝不容乐观，课程改革更需要伦理道德的介入，伦理道德是一种重要的课程资源与价值支持，但是我们应该从一些起码的道德做起，比如要尊重他人、讲究诚信、保持良心等。换言之，最起码应当有一个是非、荣辱和对错的观念，这些观念要保证课程改革在伦理层面的正义，要保证置身于课程改革中的人都有一种道义上的支持写鼓励，让他们觉得自己做的事不算崇高，却是有道德的，是对得起自己良心的，然后在此基础之上不断提升我们的道德水准。

道德困境的论文篇三

摘要：本文结合周同宾的散文创作实践，对其散文创作中的现代性问题进行考察。通过对作家散文创作中的思想性、表现手法、语言创新等问题的探究，概括出周同宾散文的现代性特质。民族性与现代性的统一，使他既能超越本土文化心态，又不脱离本土文化传统，最终成为在全国有影响的散文作家。

关键词：周同宾散文创作现代性

在一些文学评论者看来，周同宾似乎是一个浑身“土气”的散文作家，这种“土气”明显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他致力于乡土题材写作，固执地把几乎所有精力倾注到故乡的土地上，倾吐对家乡父老风物的一腔情愫，是一个纯粹乡土散文作家；第二，在创作观念和表现手法上，注重中国古典散文传统的传承，很少运用当下“时尚”的西方现当代表现技巧(诸如意识流、荒诞派、黑色幽默等)。周同宾散文的这些特点使得一些评论者常常会对其散文的思想性、现代性持怀疑态度。本文就从分析周同宾散文的创作实践人手，对其散文的现代性问题进行考察。

一、周同宾散文思想的现代性

考察作家的成熟，优秀作品的产生有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现代性的有无。现代性是中国文学在二十世纪成为新文学的根本属性，是与旧文学的本质区别。“一部作品是不是‘新’，就看在内容和观念上是不是以现代意识来关照表现对象，在表现手法上是不是有创造性、领先性，这当然是对中国文学的传统而言”。

回顾新文学的产生过程，可以看出新文学的现代意识和表现手法主要表现在：人本主义或理性主义思想，现实主义方法和裂散冲突的心理描摹等。以此观照周同宾散文，基本可以对其作品的现代性问题有一个较为准确的判断。

首先，周同宾散文中的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意识无疑是强烈而又普遍的。他不厌其繁地描写小人物，深入农村，接近农民，为乡野生活写照，为草根一族传神，甚至为农民写史的主张，本身就浸润着人本主义的思想，蕴涵了浓郁的平民意识。对乡土子民心理、行为的旧的残留物的展示映衬了现代文明对乡土文化心理的触摸与审视，呈现出文化批判色彩。对人的存在的关注，对乡间个体生命价值的抑损，个性泯灭的苦难生存状态的直视，更是有着无可置疑的启蒙精神。

其次，周同宾在“写实”和“写史”主张下运用的“原生态”创作方法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它直面社会现实，显示农村“苦甜酸辣香臭腥臊”八味具陈的驳杂，凸现了乡土社会中深刻而激烈的冲突与矛盾，情歌与挽歌的吟唱昭示了作家感性与理性的冲突与矛盾，这种创作方法具有现代的属性。

第三，周同宾散文中闪耀着“新历史主义”的因素。周同宾尽管是以乡土散文作家的面目出现在文坛，并不意味着他的创作手法就必然是传统而守旧的。尽管他反复强调，自己一身土气，是个乡下人，固执地把注意力投向故乡的土地。但他毕竟生活在现代社会中，人生的挫折和丰富阅历，使他有可能也有条件比在他之前的乡土作家走得更远。他有这种自觉意识：“散文要新生，要发展，必须改变像圣徒对待经典的那种心态，应科学地对待遗产，对待那些散文名篇。只好借鉴，不可奉为圭臬，再不要亦步亦趋，尊古炮制。当今的散文家，应该有种叛逆精神，奋力挣脱前人创造或后人设置的种种束缚，自己把自己从千古不变的散文观念、散文格局、散文创作的abc中解脱出来，根据当代最新意识、当代艺术哲学和审美趣味，根据自己独有的而不是沿袭前人的创造力，面对当今的现实生活，进行自己的观察、思考，用自己的叙述方式写出”。

新历史主义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周同宾散文集《古典的原野》中。文集中《历史的乡野》通过存在的三种历史对闯王的真实形象进行思考：一个是民间传说，一个是历史记载，另一个是当代政治话语中的言说，究竟哪一个更接近真实?《饥饿中的事情》在平和冷静的叙述中揭示了吃食堂饿死人惊心动魄的真相，《牛的咏叹》和《土地梦》还原了普通农民对土改及农业合作社的心态，《读农政全书》从贯通历史的角度昭现了主流话语对阶级对立和地主形象的遮蔽。“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通过对历史的思考和重新审视，周同宾揭示了另一个“历史”，与我们平时看到的截然不同的历史，关注了被通常意义上的历史所忽视的个人。这种手法或者思考问题的角度固然可以归结于民间视角或个人话语权利的获得，无疑也具有新历史主义特征。

二周同宾散文的乡土情结与现代性

作为一个乡土散文作家，周同宾除了直接或间接地用批判的眼光观照和审视乡村的苦难与落后外，也用优美甚至忘情的笔墨回忆自己的童年，表达对故乡的依恋(在这里，童年和故土是一致的，童年可以视为时间上的“故乡”)，对周同宾而言，故乡情结可能较之其他作家更重、更浓。文学评论家孙荪先生在对南阳当代文学星空做散点透视时，称南阳的作家为“故乡的痴儿”，周同宾被认为最痴的一位。如何看待周同宾创作中的这颇为矛盾的两种创作倾向?进一步说，作家创作中的恋土倾向是否具备现代性?究竟是向前看还是向后看?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对周同宾散文涉及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

首先，故乡在文学中的寓意问题。“城乡的划分一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显著特点”。在中国文学现代化背景下产生的故乡概念是与城市相对而言的，故乡、乡村、乡土、农村在使用时，具有相同的寓意，通常被作为中国传统的象征，是封闭、保守、落后的代名词。与之相对的城市，则具有开放、进步、文明的特质，因此，对乡土的难以割舍，往往被视为对城市文明的拒斥和逃避，是一种反现代性表现。但这种线性思维方式无疑犯了简单化的错误。农村与城市固然在很多方面存在不同，农业文明向城市文明过渡是必然趋势，但对农村或城市的书写并不必然产生守旧或现代意识，关键在于如何叙述农村或城市中的个人的生存状态。同时，对于乡土宁静和谐的赞美或颂扬往往加入了作者的想象成分，是对乡土的虚拟表现，这种虚拟的再现，与其说是对传统的依恋不如说是对传统的重构和反拨，这种反拨，是以现代性理念为基础的。

其次，从散文本体的审美角度看，散文的诗性本质表现为主情世界与审美情志的结合。在乡土散文中，情的世界即作家主体人格的世界，当表现这个情的世界时，作家对乡土苦难、民情风俗、乡土回忆的审美情韵就有了特殊的意义，并成为其生命情致的最直接的体现。乡土散文作家大都来自农村，而后又离开农村，有农村生活的体验，同时，散文是一种“情的艺术，情在散文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抒写农村生活就是一种自然选择。乡土散文中的“乡土情怀”体现了作家内心感性与理性、现代与传统的冲突和调适。乡土散文对故乡的依恋愈深，情的感染愈强，与现代社会的反差愈大，带来的社会批判或文化批判效果就愈强，这正是散文文体审美的内在要求。

第三，现代性本身就是一个内容模糊的概念，具有动态的内涵。“在过去的阐释中，我们曾经将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中的‘现代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移作这一文学‘现代性’的具体内容，以后随着文学史意识生长，我们又趋向于在一个发展变化的维度上来认识‘现代’的特征，而‘走向世界’的文化呐喊无疑又将更多的西方文化与西方文学的精神内涵注入其中。尽管到这个时候，关于‘现代性’我们的知识还是相当笼统和模糊的”。五四时期的现代性，对当时中国而言是现代的，但在西方，早已不具现代性；五四时期的现代性，在当时是现代性，但对今天而言，也未必具有现代性。因此，在对现代性话题进行探讨之前，必须对现代性的内涵有一个较为明确的界定，但这确实又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

本文在使用这个概念时，采用孙荪先生对现代性的解释：即看作品在内容和观念上是不是以现代意识来关照表现对象，在表现手法上是不是有创造性、领先性。现代意识主要指人本主义(理性主义)思想，表现手法则看是否有创新性。这样的解释可能失之片面，但也表明现代性概念的复杂性。有论者指出，“现代主义文学思潮被视作是现代性的最高表现形式，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现代主义思潮与中国古典文学恰恰存在着遥远的应和关系。这样来看，在中国式的现代主义文学中，也埋下了通向民族性的路径”。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西方哲学思想影响还是明清小品文的借鉴，都包含着现代理念和意识。

三、周同宾散文表现手法的现代性

“现代性表现在表现手法上，看与传统相比，是不是有创造性、创新性”。考察周同宾散文，手法的创新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文体的创新，包括新体裁的使用和旧体裁的改造。首先说旧体裁的改造。周同宾散文的类型非常广泛，有“情趣小品、哲理小品、日记、书信、序跋、游记、曲词、传知散文、传记文学等，除报告文学、杂文外，几乎含盖了现代散文的所有类型”。日记体、书信体、论辩体、笔记体、祭文等虽然是中国传统的散文体裁，但由于周同宾以平常人的视角或谈趣说理，或怀人自省，贯之以真诚质朴的精神，独立自主的风格，实质上已经对这些传统的散文体裁进行了改造，呈现出崭新的时代精神。另外，从散文关注的对象看，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散文发展虽然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许多散文作家的作品拘囿于“小我”的藩篱，热衷于上反映作者“身边之事”和“一己之情”，不少散文作者一味追求时效性及读者群，创作中只求“短、平、快”，根本不愿、也无暇去关注和农民密切相关的题材。周同宾敏锐意识到了这一命题的沉重，“……大地茫茫，农民渺小，那些‘大腕’级作家有谁愿去荒乡僻野叩开庄户人的柴扉?我顿时产生了一种颇为急切的紧迫感，一种颇为神圣的使命感，仿佛天降大任于斯人……”。自一九八八年起，周同宾长年深入农村，深入农民之中，体味农民生活的酸甜苦辣，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然后“全方位地，不加雕饰地写出他所知道的农村、农民，表现农民的爱与恨，喜与忧，奋斗与挫折，追求与困惑，对人生的感悟和对世界的评判”。散文集《皇天后土》是九十九个农民的口述实录，或说己，或说人，以质朴的原生语言，讲述了农民各不相同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再现了转型期中的农民、农业和农村的原生态，原生美，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和沉重的历史感。这也是一个创新。

从叙事学角度来看，周同宾散文的显著突破体现在叙事的多元转变方面，采用了从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互换的叙述视角。《皇天后土》的体式就十分独特：每篇正文之前，都有一个简短引言，是作者对口述者的介绍和描述。而后是口述者的自我独自。作家介绍是第三人称，百姓言说是第一人称，叙述视角的转换构成了一种接近于巴赫金的“复调”的多重对话，通过对外在的“他”(农民)的感知，再逐步走进“我”(自述者)的内心世界，这是周同宾散文的独创之处。此外，这种视角的变化，还取得了一种近似于心理描写的效果。由引子首先对每个农民有一个总体和外在的了解，然后通过每个农民的独白，一步步走进农民的内心世界，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所感、所慨，具有独特的艺术感染力。

在表现技巧上，《皇天后土》揉合了小说的审美意识，呈现出跨文体创作倾向，塑造了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如《肉味》中的洪保太、《晚晴》中的马留香等。更精彩的是，文章中艺术留白的设置，如绕梁之余音，袅袅不绝。仿佛中国的山水画，有山有水，但仅用线条勾勒，画面上留有许多空白，留白处尤为含蓄、隽永。比如《铁箱》中年轻美貌的寡妇陶玉菊，始终保留着丈夫生前的铁箱，面对公婆的威逼，决不再嫁。铁箱中到底装的什么，谁也不知道。这样，犹如一个永恒的谜，强烈而又持久地闪烁在读者的脑海。《皇天后土》每一篇都是一个完整的故事。那些状写乡村情愫、酸成人生的篇目，诸如《阉牛人记》、《驴春秋》、《魂断黄叶村》、《伏牛山骑驴记》以及一些挽歌型的悼祭文字，也一样有一个或显或隐的故事内核。更有一些作品，常常被报刊编辑当作小说刊发，被读者认作小说阅读，其散文中的小说因素自不待言。

最后，从语言方面来看，周同宾的创新之处在于提炼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适于乡村表达的语言。这种语言，具有鲜明的现代特质，是在当地农民口语的基础上加工而成，既能体现农民说话的神气，语态、韵味，又是作家自己创造的艺术语言，明白如话，句短意长。既是大众的语言，农民的语言，也是一种创新性的语言。

六十年代台湾的余光中曾发起一场散文改革运动，在散文改革的宣言《剪掉散文的辫子》一文中，提出了现代散文的语言范本，应该是“讲究弹性、密度和质料的一种新散文”。“所谓弹性，是指这种散文以现代人的口语为节奏的基础……可以斟酌采用一些欧化的句法，使句法活泼些，新颖些……也不妨容纳一些文言用的句法，使句法简洁些，浑成些。有时候，在美学的范围内，选用一些音调悦耳表情十足的方言或俚语，反衬在常用的文字背景上，只有更显得生动而突出”。周同宾成熟期的散文语言可以说是对余光中“弹性”内涵的诠释，其语言具有简练凝练的特色。句式上以散句、短句为主，间以骈词对句，明快、亲切，少有冗句冗字，具有极大的可塑性和艺术张力。同时，他的散文也吸纳了大量的民间言语，这和古典有韵文学一起，滋养着其文字的节奏和韵律。古典字词与当地口语结合在一起，达到高度的统一，呈现出亦俗亦雅的品格。他的散文可以说是南阳农民语言大观。从《稀奇》、《铁箱》等文中可以看到南阳农民语言的丰富和独特。此外，在纯粹的农民话语中还穿插了许多民间歌谣、谚语，具有浓郁的历史感和文化味，增加了作品的吸引力。

综上所述，周同宾散文无论在思想上、艺术手法和语言上都具有现代性特质，他虽然执著地用散文去表达乡土、乡情，但并没有过多地受到乡土的局限，散文创作过程中表现出可贵的创新意识。正是这种可贵的创新，促使他完成对乡土的超越，成为独具个性的“这一个”，使他成为河南有代表性的散文作家。

道德困境的论文篇四

早在小品《扶不扶》之前，社会舆论就已经开始关注“扶不扶”问题，2006年“彭宇案”的发生如蝴蝶效应般扩散开来，此后“许云鹤”“殷红彬”等案件的发生使社会更加关注此问题，诸多因搀扶摔倒老人而被讹诈以及遇到老人倒地围观不救等新闻屡见报端。2012年8月，上海一名老人倒地，围观路人无人敢扶，引来过路外国女子大骂；2013年6月，四川三名小学生扶起摔倒老人被讹，最终诬陷者遭刑拘；2014年广东一男子因扶摔倒老人被讹诈，选择以死证明清白；2015年2月，浙江一名老人摔倒在地，23人经过却无一人搀扶，最终导致老人被汽车碾压而死；2015年5月四川一名小学生在扶起倒地老人后，却被诬陷是撞人者，在目击者的证明下才还以清白。

2014年，四川日报发起“雷锋日？雷锋精神问卷调查”，在“当街遇见一位步履蹒跚的老人跌倒了，你会不会扶？”这一话题网调中，17.88%的网友选择了“少惹麻烦，装作没看见”，36.71%的网友把票投给了“不扶，直接拨打110或120”，45.41%的网友表示会扶起老人。[1]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选择会扶起老人的受调查者中，只有9.65%的人会毫不犹豫地上前扶起老人，19.94%的人选择找到证人后再去扶起，15.82%则鼓励周围人一起扶起。一个简单的“扶不扶”问题，折射出我国当前社会道德在社会转型期遇到的困境。

道德困境的论文篇五

就经济方面来说，社会经济的发展、合理的分配方式、公平的竞争方式等关系着人们的道德需求和愿望，也关系着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首先，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国家政策影响，造成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分配不公，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其次，市场经济体制为个人、集体的经济行为设定了更为自由的空间，所有经济行为、经济手段都是为自己、自身集团获取更多利益。商品交换活动不再真正遵守价值规律，竞争的方式也不再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再次，市场经济发展和运行的盲目性、波动性造成众多个体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而抛弃社会公德。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片面追求效率至上和经济利益，而忽视对市场经济的管理以及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教育、公民素质等，造成了市场经济发展中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

就社会制度方面来说。转型时期的中国之所以会出现道德失范现象，制度不完善是一个重要因素。一是制度的缺乏，二是现有制度存在的不合理、不科学，三是制度更新与社会发展的脱节。制度是道德实践的有力保障，转型期社会制度不完善必定造成社会生活多方面的道德失范。

就个人方面来说，一是道德信念的缺失。道德信念是个体对社会道德所倡导的道德理想、道德人格、道德原则、道德规范的正确性、正义性深刻而理性的笃信。[3]道德信念缺失，首先是道德主体对某种道德理想目标及精神基础的怀疑、动摇甚至否定。转型时期，不论是从现实生活中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还是从社会形态、精神状态看，都对人们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人们对原有道德价值体系进行重新评估，已有的道德理想目标被怀疑、动摇甚至否定的时候，道德规范也就失去了原有的约束力。其次，道德情感的冷漠、缺失。道德情感是道德主体对善恶判断引起的内心体验，是从自己内心深处形成的道德倾向性。[4]当道德主体对道德理想目标产生怀疑、动摇甚至否定时，道德行为处于被迫状态，人们对原有价值体系的崇拜、尊重淡化甚至消失，道德情感也就出现冷漠、缺失状态，道德失范现象也随之产生。如现实生活中，见死不救、见义不为，对社会和他人的冷漠，社会责任感的丧失等。

二是心理结构失调、主体意识强化。中国的社会转型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让个体心理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一方面传统文化重集体轻个人的观念、重义轻利的观念、公平观念等受到强烈挑战，人们私欲膨胀；另一方面，利己主义观念、个人主义观念等个体主体意识不断强化，过度强调个人利益、以个人为中心，进而造成一系列社会道德失范现象的出现。

道德困境的论文篇六

“现代性困境”主要源于现有范式下现代工业技术无法解决的自身现代性问题。现代性问题是启蒙运动以来现代主体性哲学下主客二分对象性逻辑思维的展开，在现代主体性哲学的思维方式之下，主体成了绝对的自我，而客体则成了失去独立存在意义而对主体“绝对服从”的纯粹物的世界。如此一来，在现代主体性思维的影响下，现代技术一方面衍生出了自身体现人类利益、实现人类诉求的工具理性，但同时又将工具理性和体现自然对人意义的价值理性强行割裂开来，使得现代技术在自身逻辑上表现出了明显的现代二元性思维。

受现代二元性思维的影响，现代技术在实践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人类与自然二元对立的模式，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最终影响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问题。这些问题贯穿于现代技术的社会实践始终，犹如现代技术与生俱来的垢病一般被称之为现代技术实践中的“现代性困境”。因此，现代技术在具体的社会应用中往往只重视技术的社会逻辑和技术的社会要求，忽略了自然对技术的作用和技术的自然逻辑。在以自然为对象的实践应用中，现代技术不可避免地体现出了自身的“现代性困境”。

一、现代技术“现代性困境”的表现

(一)主体责任困境。现代技术从本体上将人与自然对立起来，只注重人对自然的作用而忽视了自然对人类的反作用，这与马克思强调的人类实践双向对象化的本质是不符合的。即“人通过实践劳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同时也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从这个意义上讲，只改变身外自然，而忽略对“自身自然”改变的现代技术实践其实是一种“虚假的实践”，在“虚假的实践”中，自然与人类的双向对象化关系被扭曲而发生了异化，这种异化则直接导致了现代技术实践中人类的主体责任困境。

现代技术将人与自然的利益二元对立起来，并不注重自然对自身实践的作用，往往只有在当有关自然的诉求被上升为国家意志后才能对现代技术的实践模式产生影响。这也就是说，在现代技术的实践模式中，自然与人类的对象化关系不是一一对应的，而是呈现出一种带有中介反馈的复杂异化模式。这样一来，自然的利益在经过中介的解释后，已经丧失了自然的本真诉求，或者说现代技术认为所接受的自然的反馈其实只是人类自己的反馈而已。

现代技术之所以呈现出“虚假实践”的模式，主要是因为现代技术过于强调人与自然的二元性，乃至于现代技术在实践中往往依托于行政地域而非生物地域。现代技术在本质上应该是一种去中心的集体化活动，而这种“去中心”和“集体化”在现代技术看来，就是要在工业文明范式的现代化大生产和经济消费全球化模式的推动下，突破民族、国家、文化等行政意义上的束缚，成为全人类共同创造、共同接受、共同享用、共同推进的普适性技术。然而，却鲜有从生物和生态区域上去解释现代技术中的“去中心”和“集体化”。这样，在现代技术的实践模式下，人与自然的关系越来越疏离，二者的共同利益也越走越远。

因此，现代技术很难在具体的实践中明确界定主体的具体责任。从自然的角度而言，自然的诉求并不是直接反馈给人类的，而我们也因此无法判定这种反馈究竟是不是代表自然本真的意愿，进而也就无法承担起自己对自然的真正责任。从人类的角度而言，自然对人类的影响是缓慢的，而随着现代技术在行政意义上的“去中心”和“集体化”，我们很难确定某一时期的某一自然的负面影响究竟是谁带来的，这就需要全人类去为某一部分人的失误买单，而这是现阶段仍然以集团利益为中心的国家都不愿意看到的。“尽管集团关注的是所有的经济利益，但是仍然不排除其中的个体基本上还是更多地关注于自身的福利。在现代技术的“现代性困境”影响下，其在社会实践中会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主体对自然的责任困境。

(二)伦理关系困境。

现代技术的“现代性困境”强行将自然与人类对立起来的实践模式，使得支撑现代技术的主要伦理关系只能是人际伦理而非其他伦理形式。人际伦理是“人类中心主义”范式的伦理规范，它只注重技术实践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行为准则，而忽略了技术实践中人与自然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练“人类中心主义有两个特点:第一，把人视为宇宙的中心实体或目的;第二，按照人类价值观来考察宇宙中的所有事物。在现代技术实践中，不仅人类是唯一的中心主体，人类利益更是评价技术实践的唯一标准，为了能够使人类利益最大化，现代技术不惜牺牲长远的自然利益来获取眼前的人类利益。但不管如何，技术活动的实践对象始终只能是自然，无论如何它的实践也不可能完全抛开自然只在人类的价值尺度内进行。现代技术强行将人与自然的利益分裂开来的事实，使得自身在实践中与自然的伦理关系出现了失衡，从而直接影响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甚至造成了人类未来长远利益的损害。一方面，现代技术的主要目的是实现人类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它的实践模式包含的主要诉求是有关人类价值实现的诉求，因此，现代技术只承认对自身、对人的作用和责任，而不承认自身对自然的影响和义务。另一方面，现代技术要从自然中获取生产的原材料这一事实，决定了现代技术实践中内在地包含了现代技术对自然的关系，不管现代技术是否承认或者刻意规避这一事实，自然对现代技术的作用和关系总是客观存在的。在具体生产实践中，现代技术能够对人类产生具体价值的前提必须是相应的客体，即自然对人类的有用性，这就使现代技术在具体生产中不得不尽可能保存自然的有用性。所以尽管现代技术在实践中并不重视对自然的责任和义务，但是在潜意识上，现代技术却摆脱不了自然对它的约束。很显然，单纯以人际伦理作为指导思想的现代技术并没有注意这一点:它只享受对自然的占有和利用的权利，而不主动地去约束自身对自然的行为和履行对自然的责任，于是，在现代技术的实践模式下，很多环境问题严重至威胁到人类的长远生存和国家的环境安全。可以说，现代技术中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是单向不对等的，而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现代技术实践下，“先污染，后治理”的理念能够迎合技术主体的原因。因为“后治理”的根本目的并不是为了重建自然的利益，而是因为当“先污染”的自然对人而言已经没有任何价值，治理只是为了能够让自然再为人类利益服务而已。

(三)理性选择困境。

现代技术实践包含了理性至上的原则要求。所谓“理性至上”在现代技术看来就是对人类利益最大化的生产方式，这就决定了现代技术的实践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尽可能地将投入的成本公有化，而将获取的收益私人化，以便让主体获得最大的经济收益。然而，现代技术的这种实践方式是否真的是基于理性考虑的选择呢?我们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非洲纳米比亚楚梅布地区一家啤酒厂在创业初期引进了有关啤酒生产的现代技术，希望能通过现代技术的运用提高啤酒的生产效率。按照现代技术的实践理念，在啤酒加工的三样主要原料水、啤酒花和大麦中，大麦和啤酒花是必须通过购买、作为私人成本承担的，而水则可以作为公共资源不纳入到生产的成本计算中。因此，现代技术在进行成本计算时，无形地将生产成本分为必须通过购买的私人成本鱿和不需要通过私人购买的公共成本c。而在对最终产物的收益计算中，现代技术只看到自己所需求的啤酒和蔗糖，忽视了对废水和二氧化碳的处理或者再利用，这样一来，生产产品又被现代技术强行分为能带来私人利益增加的产物和不能带来私人收益增加的产物尺。

而在现代技术实践中，不能带来私人收益增加的产物尺又是可以被具体划分的。如果啤酒厂采取任其排放的方式完全不管废水和废料的处理，而从长期的全局性角度出发，在下一次再生产过程中，由于公共成本(水)受到先前排放的废水的污染而需要花费一定的额外私人成本去获得原材料所需要的纯净的水，这样一来，在一定的时间内，凡又会带来新的公共成本被纳入到下一次的技术生产中。如果啤酒厂简单地对关于生产过程中的废料就地填埋，表面上会避免由于直接污染水资源而影响下一次再生产，但实质上被填埋的废料污染物会因为雨水的淋溶而进入到地下水中，并通过地下水和地表水的交换而最终影响到河流中的水资源。因此，在后面的再生产过程中，同样需要花费一定的额外私人成本去处理这些受到污染的水源，也会产生新的公共成本。

二、现代技术“现代性困境”的治愈

要真正治愈现代技术的“现代性困境”的核心在于:扬弃现代技术中的“反生态”逻辑，以实现现代技术范式的“生态学转向”。

现代技术的“生态学转向”实际上是要求现代技术将生态学原则贯彻和落实到自身的具体实践中。生态学原则是一种可持续的整体发展原则，它将现代技术的利益指向对象从单一的眼前物质利益转变为多元的有机体利益。这里的有机体利益包括了现代技术实践对未来社会、代际关系、生态环境等多重利益关系的整合与协调，目的在于实现现代技术在科学基础、体系结构和实践效果的生态效应，本质上是让现代技术走向生态技术的技术实践。

(一)技术生存方式的“生态学转向”。

技术生存方式主要是在一定技术范式下的人类生存方式。人的内在本性要求一种与人类各方面相宜，与人的内在个性相和谐的技术生存方式，这就是说，技术生存方式从本质而言应当是能够遵循人的价值、维护人的尊严、张扬人的个性的技术实践。技术实践不仅应当创造出最有利于人类生存的物质利益，同时也应是最能彰显人类精神诉求的活动。

而现代技术中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分离使得现代技术实践仅着眼于维系人类最基本生存的物质生产，从而将不顾一切地获取更多的经济利润视作评判技术发展的唯一标准。如此一来，人类的所有诉求在现代技术实践中都被化约为最简单的物质需求。在现代技术生存方式的异化下，不仅自然的存在方式开始由原始时期与人类社会相统一的整体性与同构性走向了孤立性与异质性，人类也因此丧失了诸如主体性、批判性等“人性的因子”，成为了“单向度的人”。可以说，正是现代技术主客二分的逻辑范式造成了现代技术生存方式下人与自然存在方式的共同异化。在异化的现代技术生存方式下，自然开始淡出人类的圈子，成为与人类发展无关紧要的存在;而人类也因此丧失了对自然的责任感，简单地将自然工具化，将人类的诉求强加于自然。这便是前面我们提到的“主体责任困境”会产生的根源所在。

因此，要解决现代技术中的“主体责任困境”，首先要将自然和人类从异化的技术生存方式中解放出来，恢复自然在人类社会的作用和价值。这就要求现代技术按照生态学的法则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归根结底，就是要实现现代技术生存方式的“生态学转向”。技术生存方式的“生态学转向”要求人类从工业文明时期的灰色发展走向生态文明时期的绿色发展，以“绿色理念”作为技术实践的指导思想，形成绿色的技术生存方式。绿色的技术生存方式，顾名思义，就是将绿色环保和技术发展、人类生存价值与自然生存价值结合起来，不能只偏重一方而放弃另一方。(1)在本体论上，它主张人类的生存必须要建立在自然的生存基础上，通过对现代技术范式的改造，形成人类技术生存在生态承载力下“无极限而有条件”的发展模式。(2)在认识论上，它提倡从整个生态的角度(包括人和生态中的其他存在)出发进行技术实践，将自然的生存利益与人类的生存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3)在方法论上，绿色的技术发展观主张将可持续发展作为现代技术评价的坐标体系，将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技术效益共同作为评价技术可持续发展的指标。

这样一来，绿色的技术生存方式不仅恢复了自然的地位和作用，还重建了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平衡，使自然不再被人类当作异已无价值的存在，而与人类一起成为生态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自然本真的诉求和人类对自然应有的责任也就因此包含在了绿色的技术生存方式之中，现代技术的“主体责任困境”也因为技术生存方式的“生态学转向”而得以解决。

(二)技术生产方式的“生态学转向”。

生产，是现代社会沟通人与自然联系的主要手段。不同的生产方式能形成不同的主客体关系，从而建立起人与自然不同的物质交换形式。一定条件下的技术生产方式对于人和自然来说都是重要的，因为它直接决定了人处理自身与自然关系的态度，决定了人与自然相处的方式。

与任何时期的人类实践活动一样，现代技术范式下的生产活动也有自己的原则，即贯穿于现代技术生产方式中的“目的主义”。所谓“目的主义”是指整个现代技术的生产活动仅将人的利益和需求作为指导技术实践的唯一依据。在“目的.主义”原则的指导下，现代技术发挥了自身最大的潜质，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进一步促进了物质的繁荣和经济的提高，因而受到了工业社会的顶礼膜拜。然而，众所周知，与其他技术类似，现代技术的逻辑构成也包含了两个部分:自然的逻辑与社会的逻辑。自然的逻辑是现代技术的自然属性，它规定了现代技术存在的可能限度，以及现代技术存在的“合自然性”前提。社会的逻辑是现代技术的社会属性，它规定了现代技术在存在限度内对自身最大效用的发挥，体现了现代技术的“合目的性”要“合自然性”是技术从产生到实践都必须要遵循一定的自然规律，是技术在实践中能够发展和完善的前提，也是技术能够正常存在的必要条件“合目的性”是技术在遵循自然规律基础上，为了实现技术主体的某一诉求而对自身功能最大效用的发挥。由此可见，现代技术生产方式的“目的主义”原则实际上是将现代技术范式中的社会逻辑抽丝剥茧孤立出来，按照“人类中心主义”范式对其所作的“歪曲夸大地解读”。因此，在以“目的主义”为原则的现代技术生产方式中，不仅技术本身的逻辑出现了断裂和异化，自然与人的关系也因这种异化而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现代技术对自身自然逻辑的忽视不仅使自身的存在与发展面临着异化的困境，其对自身社会逻辑的过度夸大，对功利主义的过分追求也使得自然、甚至人都在异化的生产方式下成为商品式的存在，而伦理道德关系也因此沦陷，产生了前面我们提到的“伦理关系的困境”。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要修正和恢复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困境，就必须要从现代技术异化的生产方式入手，打破现代技术自然逻辑与社会逻辑的分离状态，实现现代技术自身“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其关键就在于以“生态中心主义”取代“人类中心主义”成为现代技术生产方式的指导思想。

“生态中心主义”遵循的是生态整体性的原则，它以生态科学为依据，对工业文明时代的“人类中心主义目的”生产方式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对现代技术刻意地将自然与人类在实践中的对立进行了批判，要求改变现代技术的生产方式以恢复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与稳定，努力促成现代技术生产方式在具体实践中的“生态学转向”。所谓现代技术生产方式的“生态学转向”在技术生产的具体实践中表现为3r原则:一是节省(reduce)，包括对原料、能源的节约，具体说来就是尽量使得已经被使用的有机物成为另一种有机物的生产原料;二是重新使用(reuse)，即对资源的再利用，“将生产排泄物，即所谓的生产废料再转化为同一个产业部门或另一个产业部门的新的生产要素’三是循环即生态系统中的各个要素正好构成了一个生产、消费、复原的闭合链条，在闭合链条中能够实现生态系统物质能量的高效循环利用。这样，在“生态中心主义”的理念要求下，现代技术的生产方式就变成了以绿色循环为特征的生产实践，人类利益与自然利益也在绿色循环的生产方式下有机合为了一体，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困境也随着人与自然在生产中二元对立的消解得以解决。

(三)技术理性选择的“生态学转向”。

“理性选择”强调在一个由理性主体介入的行为模式中，所有的行为指向都是为了实现理性主体利益最大化的目标。这样，在理性选择的理论中，对“理性”含义的理解和利益最大化的界定就显得十分重要，而对这两个概念的解释也直接决定了该理性选择行为模式的具体实践方式。

现代技术对眼前经济利益的过度偏好决定了现代技术对“利益最大化”的解释就是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即用最小的投入换来最大的产出。相应地，现代技术关于“理性”的理解就是能够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的一切方式，也就是说，只要一种实践方式能够用最小的个人成本换来最大的个人利益，这种方式就是理性的。如此一来，现代技术的理性选择模式首先是将技术主体设定为“经纪人”。所谓“经纪人”是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的一个概念，他假设每个人在经济活动中都是理性的，即他们都能以自身利益为动机在经济活动中去促进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实现，而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就是能够促成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在现代技术的理性选择模式中，个人利益是目的，整体利益就是个人利益的简单相加。任何时候，现代技术的实践都是以最小的个人成本换来最大的个人利益，而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利，现代技术只强调手段的有用性和效益性，而忽略所谓的道德性和价值性。

现代技术对技术道德性和价值性的忽视直接导致了现代技术将经济利益作为人类发展的唯一诉求。从本质上讲，这恰恰是现代技术中工具理性膨胀、价值理性消解的表现，同时也是现代技术中理性选择困境出现的原因。工具理性强调在行动与目的之间完全基于个人最大化利益所采取的手段，而事实上，人都是有情感、有责任感、有信仰的社会人，故很多情况下，个体完全有可能采取遵循着戒命或要求的引导而不顾及行动后果的价值合理性行动。因此，在现代技术看来“最理性”的选择往往并不是社会实际状况下最理性的选择。

从这个角度而言，要解决现代技术理性选择的困境，首先就要实现现代技术理性选择的“生态学转向”，以生态理性代替经济理性成为指导技术实践的理性原则。所谓生态理性，暗含了将生态和人类的双重利益诉求作为技术实践目的的要求，并将人类和自然视作具有同等内在价值的存在。不仅如此，生态理性还强调技术的价值理性，反对只求结果而不计手段的技术生产方式，提出技术实践的根本目的是实现整个地球家园“有限的发展”，而并非只是人类经济“无限的增长”。可以说，生态理性从根本而言是一种“有限的理性”，它以“社会人”取代了“经纪人”的技术主体地位，将个人的利益偏好纳入到了具体的历史中，看到了除经济利益外人类的其他精神诉求，如对自然之美的追求，对伦理之善的渴望，等等。在“有限理性”原则的指导下，技术实践不再追求无限制的经济增长，而是诉诸于人类社会“有限的发展”。这个“有限”是基于自然对技术发展的限制而言的，它既是技术发展的自然前提，也是技术价值理性的表现。这样，在生态理性思维的指导下，技术实践不再只是着眼于物质投入与物质产出，而是将自然内在价值的恢复与保存纳入到评价技术实践的体系之中。这样，随着现代技术理性选择的“生态学转向”，衡量技术发展的标准也从单纯的“投入与产出的价格关系”变为“投入与产出的价值关系”。而相较于单纯的经济价格，价值更注重多方面的收益最优化选择，也更能够解决现代技术理性选择中的困境。

道德困境的论文篇七

本文展开对会计职业道德的研究，其主要目的在于了解当前会计的普遍职业道德情况，明确会计的发展现状。在当前经济文化迅猛发展的现阶段社会中，社会各行业均取得快速的发展，会计作为企业财务计算、报表规划等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在企业生产经营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近年来，受诸多因素的影响，部分企业的会计普遍存在职业道德问题，严重影响了企业的健康发展。为此，本文在研究中，首先对会计职业道德的危害加以分析；其次，探讨了会计职业道德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具体原因；自后，重点研究会计职业道德改善的措施。

会计；职业道德；综合能力

自对外开放深入实施后，各中小企业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增多，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我国市场经济环境。通过对企业发展的分析，能够明确会计是企业生产经营中十分重要的人才，通过对企业各部门对财务总结，报表分析等，对企业的未来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现阶段，不少企业在生产经营中，缺乏对会计人员的关注和重视，导致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素质相对较低，严重影响企业的健康发展。为此，本文通过对会计职业道德危害、问题、原因及对策的探究，为日后促进企业会计道德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具有一定的现实研究价值和意义。

1.干预国家经济政策

在当前社会发展进程中，会计职业道德对企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会计职业道德问题的存在，对国家经济政策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干预性。通过对会计的深入分析，能够明确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会计在企业生产经营中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反映企业经营现状和生产能力。根据企业的实际生产情况而形成的财务报表等相关数据，对国家财政部门实施宏观调控，具有重要的依据性作用。而会计人员在企业发展中，存在相应的职业道德问题，对企业财务相关数据实施违规操作，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财务报表数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从而影响国家经济政策的科学性。

2.影响市场经济秩序

会计职业道德问题的存在，不仅干预了国家经济政策，同时也影响了市场经济秩序。在以往社会发展进程中，我国采用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在经济不断发展的新环境下，逐渐由计划经济体制转为市场经济体制。通过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分析，明确在此体制发展形势下，信用是其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而近年来，不少企业在生产经营中，普遍存在偷税漏税等问题，尤其是现象较为严重。上述会计职业道德问题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企业在生产经营中，忽视了会计的重要作用，由此影响到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

1.监守自盗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会计职业道德建设问题相对普遍。部分企业的会计人员在从业过程中，通常存在监守自盗的现象。主要表现为，企业的会计人员在对企业财务报表进行数据收集时，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膨胀，过度关注金钱利益，在一定程度丧失了基本的会计法治观念。在金钱利益的熏陶下，会计从业的职业道德丧失，存在财务数据故意伪造、隐匿或是损坏等现象，尤其是部分企业会计从业人员，在工作中利用职能的便利，挪用公款，最终造成企业和国家的经济损失。由此能够看出，目前会计职业道德建设中存在监守自盗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会计职业道德的建设水平。

2.弄虚作假

在会计职业道德建设过程中，企业会计从业人员不仅存在监守自盗的现象，同时也存在弄虚作假的现象。在当前社会发展进程中，弄虚作假遇监守自盗的原因基本相同，主要是由于企业会计从业人员缺乏职业道德素养，对职业道德的认识能力不足。弄虚作假主要体现在，部分企业的会计人员在审计业务开展中，缺乏对审计业务的独立客观评价，忽视了职业道德准则在此项工作中的重要性，同时不科学、不合理的审计报告，与财务会计作假行为基本相同。此外，部分企业的会计从业人员存在故意编造数据现象，发现错误财务数据并不指明的现象，根据错误数据做出虚假报告的现象等。上述弄虚作假现象的存在，极大程度上限制了企业会计职业道德的发展。

1.缺乏完善的会计法律法规

通过对会计职业道德问题的分析，明确当前社会发展进程中，会计法律法规相对缺乏。根据对会计法律环境的掌握，了解到与会计相关的法律法规主要为《会计法》、《总会计师条例》等。现阶段以会计为主的法律法规相对较少，其法制环境相对较差。同时，虽然当前有部分法律以会计为主，但是其所出台的法律之间缺乏协调性，部分法律中并未对会计行为和责任进行明确的规定，导致会计职业道德问题发生后，存在相互推诿责任的现象。此外，会计法律法规中也并未针对会计行为，制定出相应的惩处方案，惩处执行力度不足。由此可见，会计法律法规的缺乏，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会计职业道德问题，限制了企业的全面快速发展。

2.会计人员的综合能力不足

在企业会计职业道德发展进程中，会计人员的综合能力，对于其职业道德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会计人员的综合能力不足主要体现为三方面。其一，会计人员的学历水平相对较低。部分企业的会计从业人员为非专业毕业生，对财务相关内容和工作的了解程度较低，无法单独完成相应的财务工作。其二，会计人员的法律意识相对淡薄。受学历和见识的影响，部分会计从业人员拜金主义较为明显，缺乏对会计行为的法律关注。其三，会计从业人员缺乏系统的培训。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并未针对会计从业人员的实际情况和工作水准，对其实施系统正规的培训，导致会计从业人员的专业性不足，缺乏对工作的具体认识，由此限制了企业会计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平。

1.建立完善的会计法律法规

根据当前企业会计职业道德问题产生的法律原因，应建立完善的会计法律法规。一方面，完善会计法律法规。国家相关部门应根据当前企业会计的发展现状，以及现有的会计相关法律条款，制定与会计工作相符合的会计条款。包括《会计电算化管理办法》和《企业会计准则》等，从不同程度上完善我国会计职业道德的法律法规。另一方面，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中的条款内容。对现有和新出台的会计法律法规内容加以分析，明确其内容的完善性。政府相关部门应充分加强对会计职业道德现有法律的分析，探讨相关法律中关于会计职业道德内容的规定。在了解相应问题的基础上，针对会计行为和责任等相关问题，明确具体的职能和责任，将责任分配到个人，从而避免出现会计行为推诿责任的现象。此外，要针对会计法律法规，制定出与之相适应的惩处机制，以此提高会计职业道德行为的惩处力度。

2.加强会计人员的综合培养

针对当前企业会计从业人员综合素质的现状，应从不同方面实现对会计人员的综合培养。第一，应充分加强对企业会计人员学历水平的关注。企业管理者要加强对会计从业人员聘用的重视，在聘用时，应坚持择优录取的原则，关注会计从业人员应聘者的学历、经验等。通过笔试、面试和实际考察的方式，实现对会计从业人员的了解。其二，应充分提高会计人员的法律意识。通过条幅、公告说是群公示的方式，向企业会计从业人员讲会计职业道德法律意识，提高企业会计从业人员对职业道德的关注。第三，应充分加强对在岗会计从业人员的培训。针对会计从业人员的实际情况和工作水准，对其实施系统的培训，从根本上提升会计从业人员的专业性，明确会计具体工作，由此提高企业会计职业道德水平。

目前，我国经济文化发展日益呈现全球化的趋势。在此新的发展环境下，会计人员逐渐成为企业全面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从某种角度而言，会计人员的专业能力和职业道德，对于企业财务报表和资金数据等，具有重要的意义。针对当前部分企业会计人员职业道德问题，本文在研究中主要从监守自盗和弄虚作假方面，展开对会计职业道德问题的分析。同时从会计法律法规和人员综合能力方面，展开对会计职业道德问题的原因分析，并从上述指标角度出发，重点研究解决会计职业道德问题的措施。期望通过本文关于会计职业道德相关内容的研究，为日后提升企业会计职业道德水平，提供宝贵的建议。

[1]杨岚馨.关于会计职业道德的探讨[j].时代金融，2017，02(06):188.

[4]赵惠贞.关于会计职业道德的探讨[j].现代经济信息，2014，05(20):214.

道德困境的论文篇八

在企业管理模式不断丰富、企业舞弊行为和会计人员诚信缺失频发的前提下，研究会计职业道德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从心理契约的视角研究会计职业道德问题，思考心理契约和会计职业道德的关系，分析心理契约对于会计职业道德的正反两种效应，尤其是反效应下所产生的道德困境。

心理契约；会计职业道德；道德困境

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社会组织，创造经济价值的同时能够有效配置社会资源，降低交易成本。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企业的经营模式正在发生改变，企业框架和企业内涵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心理契约是建立在企业雇佣关系基础上产生的关于企业与员工关系的理论方向，研究企业与员工在利益平台上的博弈问题。会计是联系企业正常运营和运营效果的桥梁，会计信息能够反映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为企业内部决策和企业同外部的经济关联提供数据支持。会计人员的素质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会计信息质量，如果忽视会计人员的个人诉求，或者当会计人员缺乏企业责任和社会责任时，都会给企业的正常经营带来困扰，可能造成信息失真或者财产损失的后果。心理契约和会计职业道德具有共通性，二者都是企业与工作人员关于维护各自利益时产生的隐性反应。心理契约侧重于情感和期望层次，会计职业道德直接体现在会计人员的操守和行为。从心理契约角度看，心理契约的研究对我国企事业单位的人事制度改革、人力资源开发战略和企业文化建设等方面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心理契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反映企业结构调整、雇佣关系改变的核心因素。从会计角度看，企业的有序发展离不开会计的运用和监督，尤其是会计职业道德的支撑。只有遵循会计法律法规和会计准则，维护会计职业道德，才能发挥会计具备的反映职能，为管理层决策提供有效信息，加强企业经营管理，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一）心理契约积极影响

心理契约是维系企业和员工的心理纽带，这种心理纽带在现实行为中，对组织与个体均产生影响,尤其是在员工对企业福利和未来发展充满期待时，如果企业感知到这种需求并给予满足时，员工将会更加积极地投入工作。由此可见，心理契约会影响员工对于企业的态度和自身行为。会计人员属于企业职能部门的员工体系，肩负维护企业利益和会计职业道德的双重任务。因此，心理契约的导向决定了其在实际工作中的价值选择。会计人员有着自身的发展需要，希望工作稳定并有提升空间，可以获取满意的薪金收入和绩效奖酬，并参加专业技能培训和拥有一定的自主权。当这一系列期望集合在工作当中逐步实现时，会计人员将更多地倾向维护企业利益，会计职业道德关于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廉洁自律、提高技能、参与管理和强化服务方面均有良好的体现。这也是会计人员在心理契约这一内隐的心理约定中，所兑现的对于企业方面的责任与义务。当企业拥有强烈的社会责任并致力于长远发展时，会计信息将偏向于客观、公允和高度透明，会计人员会在企业的要求下做到客观公正和坚持准则这两种会计职业道德。此时,心理契约带来的是积极的正效应。其不仅维护了企业利益，又很好地保证会计人员遵循职业道德。

（二）心理契约消极影响

如果企业感知不到或未能主动感知会计人员的期望，可能会引起会计人员心理的波动,尤其是在企业过度追求利润最大化，忽视会计员工的愿望与诉求，而仅仅把会计人员当成记账工具的情况下，会计人员容易滋生对企业和工作的不满情绪，不仅低效率应付工作，同时会出现跳槽，更有甚者为了满足一己私利，在职权范围内贪占企业利益，泄露企业机密。心理契约的破坏与违背造成会计职业道德的破坏，对维护企业利益和保证会计职业道德方面均产生消极的负效应。

（一）心理契约过密下的道德困境

心理契约过密是用来描述雇佣双方的需求已被敏感捕捉，双方就各自的责任与义务达成高度一致，用实际的利益回报来促成双方共赢的过程。就企业而言，希望会计人员能够遵守公司规章制度，愿意为企业创造价值，同时有良好的职业素养，遵守公司的保密规定。就会计人员而言，会计人员希望自己的劳动能获取丰厚的薪金报酬，有良好的晋升空间和公平的竞争环境，能够参与专业的会计培训。会计人员的身份具有特殊性，会计人员不仅是为企业服务的员工，也是会计职业道德的掌舵人，会计的工作性质产生了从业人员在企业利益和会计职业道德的平衡问题。当企业过度追求短期利益，为实现利益最大化而推卸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把握住会计人员关于心理契约下的物质需求并给以满足时，会计人员容易陷入心理契约过密的道德困境。目前我国就业形势严峻，稳定的工作成了保障生活质量的基本手段。会计人员处于相对被动的社会环境，不仅因为会计岗位和会计人员供求关系的不平衡，也因为会计人员是在会计负责人的管控下参与会计工作。由于会计人员的人事关系附属于企业，会计人员在责任与义务上同独立、公正的注册会计师有着本质的区别，其失去了计划经济时期的代表企业和国家的“双重身份”。为了维护自身的现实利益，会计人员的从属性特征使得其在单位负责人的授意之下，放弃应持有的会计职业道德，放弃国家会计制度所规定的会计核算与监督职能，放弃应有的独立性。这种放弃是一种被动性的放弃，尤其对刚入职的员工来说，在会计职业道德面前出于利己考虑而产生动摇。企业为了规避这种立场的动摇，以福利和奖金形式实现会计人员在心理契约的期望，进而使会计人员由被动性业务操作转向主动性配合企业伪造会计报表和提供虚假信息，满足企业管理层的目的利益。这看似是心理契约过密的双赢模式，即企业和会计人员均满足预期期望。但实际上，这是一种双输的局面，企业会因粉饰报表、提供虚假信息受到法律和舆论的裁决，会计人员则缺失会计职业道德这一重要的职业原则和情操，而这种道德困境属于企业暗示下的会计职业道德破坏。

（二）心理契约违背下的道德困境

心理契约违背是心理契约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这也是学术界和实务界共同关注心理契约的主要原因。因为，心理契约的违背会造成员工在态度和行为上的负面影响，给企业带来一定的效益损失。过去的理论研究一致表明，个体对于心理契约违背的认知，同个体的不良行为存在高度正相关性，这种不良行为不仅包括离职愿望，也包括了渎职行为。心理契约受到严重破坏时，雇佣双方关系将具有交易性。个体有着摆脱契约的意愿，注意力也更多地集中在眼前的经济利益上。心理契约违背包括三个原因：有意违约、无力兑现和理解歧义。有意违约是企业的主观因素，无力兑现是企业的客观障碍，二者都会直接导致组织和个体在经济利益的不一致性。理解歧义是指组织和个体，在心理契约的内容认知上产生理解性分歧。这种理解差异如果不加以疏导和改善，会被个体直接定义为心理契约的违背，从而破坏员工对于企业情感方面的信任，并引发员工做出损害企业利益的后续行为。从会计角度看，企业同会计人员存在的心理契约有着不同的利益取向，这种取向被主观或者客观因素干扰时，个体利益的期望破产会带来个体的破坏行为。当企业过分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忽视对会计人员的责任，或者客观条件不允许企业满足会计人员的需求时，会计人员会以消极的工作态度来表达自己不满的诉求。同样，当企业无法准确摸清会计人员的个体期望时，会造成二者对于责任与义务认知方面的差异，这样的差异会恶化会计人员对企业的满意程度。一旦会计人员出现情感不信任时，会计人员容易偏离会计职业道德标准，被动性地完成工作，尤其是在企业内部控制流程不完善、内部审计执行不严格时，容易导致会计人员对企业利益产生行为上的侵犯，利用职务之便，以挪用公款、变更伪造会计资料等非法途径，满足自身初始的需求期望，而这种道德困境属于企业未知下的会计职业道德破坏。

（一）企业应树立长期发展目标

当企业管理层选择短期目标时，管理层和股东存在利益层次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诱发企业短期逐利行为，在会计估计和会计方法的选择上存在投机可能性，这种投机行为将会恶化心理契约违背下的道德困境。因此，企业应该树立长远战略目标，发挥自身优势，追求长远经济利益。同时，企业应有高度社会责任感，不仅为企业利益相关者创造经济价值，担负起经济责任，还应该遵守法律法规和会计准则，树立诚信为本、操守为重的道德意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

（二）会计人员应提升自我修养

会计人员持证上岗之前一般接受过系统的学习与培训，会计职业道德是重要的理论部分。但是，会计人员对这一理论学习未加重视，并且受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干扰，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利用自己的职权范围获取最大化隐性利益，导致会计法律和会计道德的双重缺失。为了跟上社会经济发展的步伐并同国际会计惯例接轨，我国不定期出台会计相关的法律文件，发布新的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因此，加强会计人员的继续再教育，尤其是会计职业道德的学习有着重要意义。会计人员应该树立风险意识，认识到不当利益的背后隐藏道德风险和法律风险，一旦会计人员职业道德沦丧，将会走上犯罪的道路。

（三）心理契约应遵循和谐发展

通过对心理契约和会计职业道德关系的分析以及彼此影响的效应可以发现，心理契约和会计职业道德并不是难以协调的矛盾体。心理契约同样存在正效应的可能性，即当企业和员工都能准确地把握对方的利益期望并主动承担相应的责任时，会带来企业和员工双方共赢的局面。因此，企业应该加强人力资源管理工作，通过问卷调查、定期谈话等具体形式，考察每位员工对企业的期望和对个人未来的谋划。企业不仅应在待遇分配上相对公正，也应树立业务程序公正，做到不偏不倚。相对于分配公正对员工认知企业的影响来讲，程序公正则具有更强的预测力，且具有直接的影响效应，即当组织内员工对程序公正感知较高时，企业的义务会被认为得到更好地履行。

（四）完善企业内部控制

对会计人员而言，管理层的伦理道德水平、公司的文化氛围、内部控制和监管制度等，都是影响会计人员是否愿意并且能够自主地遵循会计职业道德准则的重要因素。加强企业内部控制管理和监督制约机制，会成为避开企业未知下的会计道德破坏的重要措施。企业不能将内部控制作为一纸空文，而应该作为一种提高运行效率、保障利益安全的有效手段。首先，企业应将法律法规和公司制度作为标杆，引导企业的合法化与合理化发展。其次，企业的机构设置、权责分配和运营流程，应该具备科学性与完备性，企业在预算控制、风险防范控制和财产保全控制做到相互制约相互监督，企业内部的各级管理层，应明确在授权范围内行使职权和承担责任。最后，会计核算部门应实行会计人员岗位责任制，明确职责权限，形成相互制衡的局面。

心理契约是连接企业和员工的无形力量，会计职业道德是连接企业、会计人员和会计工作的无形力量，二者具有紧密的联系。如果企业和会计人员在心理契约中达到默契标准，有可能带来的是企业同会计人员共同造假的结果；如果企业和会计人员在心理契约没有达到对方所满意的条件时，带来的不仅是双方利益的破坏，更多的是会计人员道德的缺失和法律责任。因此，心理契约的不良发展和带有不良动机的心理契约，都会消除会计人员从业的顾虑，无疑会增加会计人员违反会计职业道德的风险。企业和员工互相能否捕捉到对方在利益层次的需求底线，是平衡心理契约过密或者违背下的关键要素。如果企业给员工提供更多的利益，那么心理契约偏向于过密状态，导致会计人员在工作过程中偏护企业利益，存在会计信息造假的可能性，从而影响企业利益相关者的信息需求。相反，如果企业忽视员工对于其合理或更多物质层次的需要，则会带来心理契约的违背情况，会计人员将采取偏激措施谋取利益，会计职业道德也会因此受到破坏。

道德困境的论文篇九

道德困境是指一个人面临两个或多个相互冲突的道德选择时所遭遇到的困境。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时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道德困境，如是否告诉老师同学作弊的事情、是否隐瞒知情人的错误等。面对这些困境，人们的内心常常感到矛盾与焦虑。在我研究了相关理论并通过实际经历中不同的道德困境的思考后，我对道德困境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与体会。

首先，道德困境是一种挑战人格的伦理考验。人性是矛盾的， 按照自身道德观念去行动有时会违背其他价值。比如，一个人在工作中发现同事作弊，如实举报是维护社会公正和诚信的表现，但这也意味着自己可能会因此失去工作关系的机会。这种时候，内心会陷入矛盾之中，选择一方渴望的东西就意味着放弃另一方。在这种困境中，人格的品质面临严峻考验。有些人可能会因为利益和自身原因选择放弃道德的一方，这是人性的弱点，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改正，坚守自己的原则。

其次，道德困境是一个人道德水平的试金石。面对道德困境，每个人都是经历考验的，决定选择的标准也不尽相同。有些人可能会因为自己的利益和欲望放弃道德的一方，这种行为往往会导致德行的下滑，而有些人则会因为坚守道义选择道德的一方，这种勇气使其道德水平得以提高。道德困境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当我们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并做出正确的选择时，才能够真正展现出我们的道德修养和品德水平。

再次，道德困境的处理需要理智思考。遇到道德困境时，我们常常会情绪化地做出决策，依靠自己的直觉和主观意识。这种时候，我们容易受到个人感受、利益和欲望的影响，难以做出客观而理性的决策。然而，道德困境并不是让我们基于感觉去选择的，而是需要我们思考与权衡利益的冲突，判断出对于社会、对于他人、对于自己来说更加有利的选择。只有在理性的思考下，我们才能够做出更加符合公平和正义的选择。

最后，道德困境的处理需要个人品质的逐步提高。道德困境的存在是一个检验和提高个人品质的机会。良好的品质不仅需要通过自我修养来培养，同时还需要在实践中去锤炼。而道德困境正是提供了一个锻炼品质的舞台。通过反思与总结，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的不足，从而逐渐提高自己的品质。同时，我们也需要不断学习道德理论与伦理道德的知识，将其运用到实践中，以更加正确地面对道德困境并作出正确的决策。

总而言之，道德困境是一种考验人性、检验人品和提高道德素养的机会。面对道德困境，我们需要坚守自己的原则，理智思考，并通过实践与学习逐渐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只有在不断的研究与思考中，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和处理道德困境，同时也让自己在矛盾中获得成长和进步。

道德困境的论文篇十

1957年初，朱德在云南政治学校礼堂和大家一起看戏。开演前，朱德同志和周围的观众愉快地交流，这时，一位年近古稀的老人在旁人的搀扶下走进礼堂，朱德见老人来了，急忙起身向前，立正行军礼，礼毕又亲切地叫了一声“叶老师”，然后，朱德又请老人入座，待老人坐定后，自己才坐下。原来，这位老人叫叶成林，是朱德早年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学习时的教官。

[道德礼仪小故事]

道德困境的论文篇十一

所谓“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幼儿德育将影响到整个德育工程的质量。因此，以德治国应从孩子教育开始，用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的优秀文化和优良品德浇灌幼儿的心灵，对幼儿实施入耳、入脑、入心，行之有效的爱国主义和传统美德教育。而这些传统美德就在经典里面，正是我们教孩子如何做人的好教材。

一、幼儿道德启蒙教育的重要性

如今一提及对孩子的教育，不少人就认为是让孩子学英语，学琴棋书画，而根本做人的问题却被忽视了，殊不知每一位孩子首先是一个“好孩子”，有了这个根，才有可能谈别的。今天舒适的环境，让孩子们有了幸福的生活，但因此也产生了一系列的弊端。根据一项统计，台湾9—13岁学生的知识水平已名列世界前13名，而道德判断力却落于其后。21世纪是一个经济迅速发展的时代，面对信息的多元化，许多人已经不知道什么该吸取，什么不该吸取，道德标准已被吞噬，面对祖国的幼苗——正处于成长期的孩子来说，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孔子日：“少年若成天性，习惯如自然。”意思是说：一个人小时候养成的习惯是非常稳固的，终身都会起作用的。知识需要道德的引导，幼儿良好品格的养成对孩子一生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作用。树木只有根深才能叶茂以至开花结果，幼儿教育是素质教育的基础，只有从小培养幼儿良好的品德修养，才能培养出全面发展的世纪人才。

二、读经对幼儿教育的德育意义

经典诵读有利于儿童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行，不仅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取得了巨大成功，而且在现实生活中经大量事实证明，其成效也是极为显著的。

1、中华传统文化经典中蕴涵着丰富的道德教育资源。所谓经典，就是历经数千年的发展而积淀下来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诸如经、史、子、集。其中蕴涵了大量的成语典故、伦理道德、人文历史、礼仪风俗等中国文化。对于幼儿来说，可以从“三百千弟”起步，从三言到四言，再到五言、七言，不仅读起来琅琅上口，容易引起幼儿的兴趣，也非常符合儿童的认知规律。在内容上其结构简单，相对容易理解。如《三字经》概括精辟地传授历史文化知识，伦理道德知识，团结友爱的重要性，以及学习应当刻苦等等，被誉为“袖里通鉴”。《百家姓》可以使幼儿了解中华民族姓氏的渊源，增强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千字文》是中国文化的小百科全书。《弟子规》是关于品德修养、行为规范的国学启蒙读本，从小培养幼儿洒扫、应对、进退的礼仪，使之从翩翩少年成为进入谦谦君子的重要门径。对于处在品德形成敏感期的孩子们非常有必要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以儒学价值为核心的传统文化，重人伦、求和谐、盼安定，道德修养渗透在古诗文中，将对孩子发生潜移默化的作用，可以促进其良好人格的形成及文化修养的提高。

2、读经教育符合幼儿的认知心理发展特点：读经教育主张熟读成诵，而不求甚解。功在潜移默化，而不是片面灌输。它不仅符合这个年龄段儿童的认知心理特点，而且也符合个体道德品质形成的规律。由于各种原因，我们把德育工作的重点放在道德知识的灌输上，但是如果道德知识不能转化为道德行为，其结果往往会造成知行不一，成为嘴上说一套，行动上是另一套。而读经教育没有一般意义上的知识灌输，经典中的道德知识，孩子们是在诵读过程中反复接触，在潜移默化中逐步接受，一当他们有所领悟，便会将其作为自己的要求，并在具体行为上反映出来。所以读经的孩子虽然并未真正读懂多少，但却会自觉地按照经典上所说的去孝敬自己的父母，改正自己的行为偏差。好的教育内容也需要有好的教育方法，我们应顺应孩子脑神经的发展规律，顺应孩子的天性，让孩子在玩中学，在学中玩！做不到这一点，教育者会很辛苦，受教育者也会很痛苦，效果自然不好。最高明的教育方法是：孩子没有感到是在受教育，而效果已自然达成了，而这正是儿童的学习特点。

3、经典的学习必须与日常生活、为人处事融为一体，所谓经典并非是一堆文字，几多知识而已。如果让幼儿把背诵经典作为炫耀知识的资本，就是大错特错了。知行合一，言行一致是中国文化的特质。我们从小教育孩子读经，就要给他们讲明这个道理，否则，“但学文，不力行，长浮华，成何人？”为学一定要与做人结合起来。经典的德育内容围绕人们的日常生活而展开，强调从日常行为规范做起。从孝亲、敬长、悌兄、信友做起，由近及远，从小到大，逐步提高自己的道德品质，而并非是远离生活实际的大道理。对于幼儿来说，那些蒙学名篇，如《三字经》和《弟子规》等，包括许多人生格言和幼儿日常生活的道德行为规范，内容贴近幼儿的实际，容易学，也容易做。如儿子在读了“用人物，须明求，倘不问，即为偷”后，就懂得了如何向别人借东西，借物应该事先说明的道理。幼儿在琅琅上口的诵读中，既识字、学知识，又学那些看得到，摸得着，在日常生活中用得着的具体行为规范。久而久之，逐渐形成习惯。这是读经教育取得德育成效的一个重要原因。墨子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一语道破了教育的规律。读什么书，成什么人，信什么理成什么事，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经典的智慧语言不断输入幼儿纯净的心灵，日后必定深刻影响一个人的言语思想行为。最后想说的是今天的读经绝不是复古，而是一种尝试，一种素质教育的尝试：一种对现行教育补充的尝试。我国古代文化典籍中蕴藏着丰富的人生哲理和人们行为处事的道德标准。我们想用传统文化中的精髓来“童蒙养正”，让这些传统文化熏陶孩子们，给孩子们铺垫下一生的道德基础。

十七世纪世界著名科学家牛顿曾说“我之所以看得比较远，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希望我们的孩子能站在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历史巨人肩上。儿童经典诵读活动不仅是为了继承、弘扬和发展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更是响应党的号召，实现民族精神教育，加强道德建设的重要途径。

道德困境的论文篇十二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取得巨大发展，人民物质需求获得极大满足，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然而社会道德领域问题却层出不穷，中国社会道德正在遭遇改革的“阵痛”。

关键词：“扶不扶”;社会道德;道德困境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在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中，我国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人民物质需求得到了极大满足，社会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现实生活有了巨大的改变，但社会道德领域受到了巨大的影响，由于新旧价值观念及道德规范的冲突，社会生活中出现了“毒奶粉”、“小悦悦”事件、“潜规则”、“学术不端”等一系列道德失范问题。

早在小品《扶不扶》之前，社会舆论就已经开始关注“扶不扶”问题，2006年“彭宇案”的发生如蝴蝶效应般扩散开来，此后“许云鹤”“殷红彬”等案件的发生使社会更加关注此问题，诸多因搀扶摔倒老人而被讹诈以及遇到老人倒地围观不救等新闻屡见报端。2012年8月，上海一名老人倒地，围观路人无人敢扶，引来过路外国女子大骂;2013年6月，四川三名小学生扶起摔倒老人被讹，最终诬陷者遭刑拘;2014年广东一男子因扶摔倒老人被讹诈，选择以死证明清白;2015年2月，浙江一名老人摔倒在地，23人经过却无一人搀扶，最终导致老人被汽车碾压而死;2015年5月四川一名小学生在扶起倒地老人后，却被诬陷是撞人者，在目击者的证明下才还以清白。

2014年，四川日报发起“雷锋日・雷锋精神问卷调查”，在“当街遇见一位步履蹒跚的老人跌倒了，你会不会扶?”这一话题网调中，17.88%的网友选择了“少惹麻烦，装作没看见”，36.71%的网友把票投给了“不扶，直接拨打110或120”，45.41%的网友表示会扶起老人。[1]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选择会扶起老人的受调查者中，只有9.65%的人会毫不犹豫地上前扶起老人，19.94%的人选择找到证人后再去扶起，15.82%则鼓励周围人一起扶起。一个简单的“扶不扶”问题，折射出我国当前社会道德在社会转型期遇到的困境。

就经济方面来说，社会经济的发展、合理的分配方式、公平的竞争方式等关系着人们的道德需求和愿望，也关系着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首先，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国家政策影响，造成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分配不公，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其次，市场经济体制为个人、集体的经济行为设定了更为自由的空间，所有经济行为、经济手段都是为自己、自身集团获取更多利益。商品交换活动不再真正遵守价值规律，竞争的方式也不再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再次，市场经济发展和运行的盲目性、波动性造成众多个体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而抛弃社会公德。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片面追求效率至上和经济利益，而忽视对市场经济的管理以及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教育、公民素质等，造成了市场经济发展中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

就社会制度方面来说。转型时期的中国之所以会出现道德失范现象，制度不完善是一个重要因素。一是制度的缺乏，二是现有制度存在的不合理、不科学，三是制度更新与社会发展的脱节。制度是道德实践的有力保障，转型期社会制度不完善必定造成社会生活多方面的道德失范。

就个人方面来说，一是道德信念的缺失。道德信念是个体对社会道德所倡导的道德理想、道德人格、道德原则、道德规范的正确性、正义性深刻而理性的笃信。[3]道德信念缺失，首先是道德主体对某种道德理想目标及精神基础的怀疑、动摇甚至否定。转型时期，不论是从现实生活中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还是从社会形态、精神状态看，都对人们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人们对原有道德价值体系进行重新评估，已有的道德理想目标被怀疑、动摇甚至否定的时候，道德规范也就失去了原有的约束力。其次，道德情感的冷漠、缺失。道德情感是道德主体对善恶判断引起的内心体验，是从自己内心深处形成的道德倾向性。[4]当道德主体对道德理想目标产生怀疑、动摇甚至否定时，道德行为处于被迫状态，人们对原有价值体系的崇拜、尊重淡化甚至消失，道德情感也就出现冷漠、缺失状态，道德失范现象也随之产生。如现实生活中，见死不救、见义不为，对社会和他人的冷漠，社会责任感的丧失等。

二是心理结构失调、主体意识强化。中国的社会转型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让个体心理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一方面传统文化重集体轻个人的观念、重义轻利的观念、公平观念等受到强烈挑战，人们私欲膨胀;另一方面，利己主义观念、个人主义观念等个体主体意识不断强化，过度强调个人利益、以个人为中心，进而造成一系列社会道德失范现象的出现。

一要加强道德教育。道德教育是社会道德调控最主要、最基本的调控方式。一是要重视家庭教育。家庭道德教育是一个人整个人生道德教育的起点，在培养个体道德品质和道德人格方面，起着学校和社会无法起到的奠基作用。二是重视社会道德教育。社会道德教育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重要方面，首要是必须认识到整个社会应当承担的教育责任，加强伦理道德体系的研究和建设，注重伦理道德思想的实践和运用。重视转型期多种文化交融，新旧文化交替下，道德教化对引导受教者和调适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三是重视道德教育的方式、方法。加强道德教育除重视实践中的教育活动外，也要对转型时期由封闭向开放、由单一向多样转变引起的新的道德问题进行关注，寻求与新的社会形态相适应的道德教育方式。将个体的独特性与终生教育相结合，培养个体自主学习、自我教育的能力，让道德教育贯穿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

二要完善法制和道德机制。一是道德法制化。就是要把广泛性的基本道德行为列入立法范围，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间关系中，什么该做而什么不该做，确定为法律条目，使道德规范在现实生活中更具有权威性。二是道德规范化。法律在道德体系中，是保障性的底线，但实践生活中更多的道德行为并没有达到法律制裁的程度，更多的是处于违背道德但不足以法律惩治的位置。这就需要把道德规范融入到行业、地方风俗中去，让道德行为更加明确、准确。其次，运用多角度、多媒介的传播方式，让道德规范在现实生活中的传播更深入、更广泛。三是建设道德监督机制。道德的法制化、规范化，都离不开有效的监督机制。可以这样说，合理、完善的监督机制，为道德法制化、规范化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

三要积极发挥先进文化的价值导向作用。加强社会道德的建设离不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价值导向作用。要提升社会道德的水平和实力，就必须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传统的优秀文化，并批判和反思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个人主义等价值观。一是要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传统文化在人们的生活中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并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形成民族的道德修养。它使人们形成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检自强、敬业奉献的道德理念。在推动社会的健康发展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是要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和道德环境，旗帜鲜明地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树立正确导向、澄清模糊认识、匡正失范行为，形成激浊扬清、抑恶扬善的思想道德舆论场，引导人们自觉做良好道德风尚的建设者，做社会文明进步的推动者。[6](作者单位：内蒙古科技大学)

参考文献：

[2][3][4]王立东，《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要义》，岳麓书社，2014年

道德困境的论文篇十三

道德困境是在道德选择面前无法做出正确决策的困境，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难题。当我们在道德困境中感到困惑和无助时，也许我们可以从中获得一些宝贵的经验和体会。在我看来，道德困境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自己的价值观并加以修正，还能够提高我们的道德意识和决策能力。下面我将结合我个人的经历与感悟，就道德困境的体验进行探讨。

首先，道德困境是一次挑战我们价值观的机会。价值观是我们在成长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它正是塑造我们行为准则的基石。然而，当遇到道德困境时，我们常常会发现自己很难做出决定。这时，我们不妨停下来反思一下，审视自己的价值观是否符合实际情况。在我曾经遇到的一个道德困境中，我发现自己原本的价值观与现实的情况产生了冲突。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我为了做出正确决策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观，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更新。

其次，道德困境还能够增强我们的道德意识。在面对困境时，我们常常会感到内心的挣扎和矛盾。这时，我们需要审视自己行为背后的动机和潜意识，明确道德底线的重要性和红线的存在。通过与自己的内心对话，我逐渐意识到了道德底线的不可逾越性，并下定决心在道德选择上保持一颗干净的心灵。这种道德意识的增强，不仅让我们更加明确道德选择的重要性，也能够引领我们迈向更高层次的人格境界。

此外，道德困境还能提高我们的决策能力。在困境中，我们需要充分评估和权衡利弊，选择最符合道德规范的决策。我曾遇到过一个道德困境，在这个决策中我需要在道德和个人利益之间做出选择。通过与他人的沟通交流以及自己的思考，我明白了只有站在更高的道德立场上，我才能够提高决策的准确度和公正性。因此，在道德困境中长时间挣扎和思考，能够培养我们权衡利益的能力，培养我们对权衡利益过程的敏感性。

最后，道德困境还能使我们更加真实地展现自己的人格魅力。面对道德困境，我们需要勇于直面和承受内心的痛苦和压力。在我曾经遇到的一个道德困境中，我不得不站出来维护正义和道德，即使我知道这将导致一些人的不满和反对。然而，当我勇敢地站出来之后，我不仅感到一种自豪和解脱的感觉，还收获到了他人的认可和信任。这次经历使我意识到，在道德困境中忠于真实的自己，并坚持自己的信念，才能够展现出真正的人格魅力。

综上所述，道德困境是我们人生中无法回避的一部分。通过经历道德困境，我们可以反思和修正自己的价值观，增强道德意识，提高决策能力，展现真实的人格魅力。因此，我相信通过在道德困境中的思考和体验，每个人都能够成长并更好地适应这个多变的社会。在未来的人生旅途中，我将继续坚守道德底线，以良好的道德品质去面对挑战和困境，追求真善美的境界。

道德困境的论文篇十四

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对于人才的渴求达到了一个高度，由于科技的迅猛发展以及全球化的初步形成，人们在思考问题的方式上也发生着重要的改变。

一、职业中专德育课中道德情感教育的重要性

“德育”首在“树人”，这是所有教育的首要目的，也是职业学校培养人才的首要目标。在当今职业中专的德育课教学活动中，怎样把德育课和道德情感教育和谐统一起来，是一个重要的教育课题。正确的教育能够让学生有着积极的道德情感上的体验，对于促进教学有着重要的意义。

自教育部发布有关职业教育素质教育的条例以来，德育课在职业教学中就成了很重要的一个课程。它对于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有着关键性的作用，并且对于学校的教育水平发展以及企业未来的进步和国家的发展都有着相关的联系，所以职业中专的德育课教学非常重要。

德育课在职业中专的教学中主要是知与行的统一，解决个人的行为规范与道德要求上的矛盾问题。在这个过程中，道德情感的的加入会给德育教育增添一种内在的动力，促进学生在道德上的正确选择，从而对道德有更深的理性认识。另外，道德情感教育对于当下的教育改革也有很好的辅助作用，这对素质教育的发展是一股前进的动力。

二、职业中专德育课所具有的特殊性

，国家开始实施职业教育改革，这对职业中专来说是一次发展上的转折点，在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方面有了一个明确的目标，即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职业中专的德育课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是中专必修的科目之一，也是实施素质教育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

职业中专的培养人才有着其自身的不同，而德育课在其中尤为重要，德育课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所产生的影响有着直接的关系。当前，德育课教学是职业中专的一个重要内容，这对学生人生观、价值观以及世界观的树立有着重要的引导作用。这些知识内容是其他一些科目不能替代的。

三、道德情感教育对职业中专德育课的作用

1.道德情感教育能够提高学生的交际能力

与其他高校的学生相比，职业中专的学生面临的竞争压力更大，自身的控制能力上也略差一点，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扰。因此，道德情感教育能够把学生的思想引向正确的道路，使他们勇于面对生活中出现的问题，更加顽强，能以更好的状态适应社会，在交往中也会更加游刃有余，从而对于学生的交际能力也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在日常生活中，职业中专的学生可能大多数都在忙着自己的事情，很少与外界接触。一项调查显示，绝大多数中专学生在业余活动中都是面对电脑玩网游，很少有人能和身边的人谈论心事，甚至在交际中有着偏激的言行。这就需要教师在德育课上要引导学生，把情感注入到德育课的实践中去，这样有利于学生解决问题，从而在交际能力上得到提高。

2.道德情感教育对学生的素质发展有全面影响

德育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把道德情感融入课堂中，不仅有利于学生在知识方面的学习，而且使学生在性格和情感上得到补充发展。情感是道德与精神的核心，没有了情感的加入，道德说教就会无力、空洞。所以，道德情感教育对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有着关键性的作用，这在他们形成独立人格方面是不可或缺的。道德情感教育与德育课相结合在学生的品德和心理健康以及想象力和创造力上都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道德情感是学生认识生活，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重要引导方向，将其与职业中专的德育课相结合，是促进教育改革实现素质教育的不竭动力。

在职业中专德育课教学的实践过程中，不仅要让学生学习到应该掌握的知识，也要使学生在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上有着深刻的认识，把学习的知识与生活相结合，与社会相契合。将道德情感融入到德育课当中对学生的品德修养有着重要的促进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