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美好的回忆。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圆梦篇一

《周民震文集》出版了，有人问我有什么感想？作家出书时往往会谦虚地说：“丑媳妇终于要见公婆了！”我的这些“丑媳妇们”早已见过公婆了，就免了这句谦辞吧！坦诚地说，此刻，已进入耄耋之年的我，却有双重感想：一是幸福感，还有一种是了结感。“幸福”历来有各种诠释，我以为，当一个人的梦想最终变成了现实，那就是幸福；圆梦之后，又有一种了结的感觉，双重叠加，便是：“幸福的了结”吧！

孩童时特别喜欢听长辈们讲故事说童话，长大了一点，爱看小人书读小说，再长大一点，常钻进戏院去“打戏丁”，或省下零用钱去看电影。不能忘却的是母亲，在我十二岁时，日本鬼子打进广西，我们全家逃进深山老林，不能继续学业，母亲带了一厚本《古文观止》，天天给我和弟弟民霖讲解古文。如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归去来兮辞》，欧阳修的《秋声赋》《醉翁亭记》，韩愈的《杂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以及刘禹锡的《陋室铭》等。这些传世之作至今我仍能背诵。所有这些都无形无声地把兴趣、悲欢、喜怒、爱恨，以及对人生对社会的辨识，悄然地注入了我的心中，溶化在血液里。催生了我的成长，扩大了我的视野，增长了各种知识。我崇拜让我受益的那些始作俑者们（即作家）。于是，心中升起了一个梦想——我将来要当作家。

1946年初，我考入了栁州私立龙城中学，我的班主任陈光，后来的丘行、方宏誉等老师，都是文学素养精深的地下共产党员，陈光老师还担任过中共柳州特委书记，他们都以老师身份做掩护，干着地下革命工作。当然这些都是以后才知道的。这样，幸运之神便降临在我的身上。在他们的教诲下，我对文学的爱好被引上了一条康庄正道。老师指导我鲸吞般地阅读了大量的中外古典文学名著，涉猎中俄欧美各名家经典作品，迷醉到半夜起床在学校路灯下阅读。尤其是当时书贩从香港进入的许多苏联革命文学和解放区抗日小说对我影响最大。这样的机遇，使我的文学爱好与革命思潮自然地融合起来。

1947年10月19日为纪念鲁迅忌日，时年十五岁的我与几位同学成立了青年文学社团“奔流社”，学习探讨文学的创作思想和方法，并出版油印刊物《奔向太阳》。发表揭露旧社会的黑暗及当局反民主的独裁逆施，向往追求新的理想，虽然有些幼稚，但初生之犊的笔锋格外犀利。作为社长，记得我在首期就发表了小说《清明祭》，诗歌《我们的春天来了吗？》。同学们纷纷投稿，刊物办得诗文并茂，很快在学校里扩大了影响，吸引不少同学加入。地下党组织为团结教育追求进步的学生，把“奔流社”办成了党的外围组织。次年7月，我秘密参加了党的地下组织“爱国民主青年会”(即共青团)。至此，我的身心融入了革命的行列，使我的“作家梦”更丰富更厚重，涂上了大时代的浓墨重彩了！“奔流社”成为反动当局的眼中钉，他们伸出了镇压的魔爪，打击、盯梢、破坏，最后勒令解散。这更激发了同学们的革命热情和意志。“奔流社”转入了地下，秘密开展各种读书会及多样活动，如读书报告比赛、作文比赛等。社员已不满足于学习文学作品，而开始阅读如《大众哲学》《辩证法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政治经济学》等社会科学书籍。有些思想成熟的同学开始被党组织发展为地下党员，有的秘密走出学校被派往山区参加了武装游击队，我于1949年1月2日正式加入了共产党，作为学校学生自治会主席，党要我坚持学运岗位，发动了震撼柳州的“寻师运动”，至使反动省政府气急败坏，下令解散龙城中学。在大搜捕中，党及时把我转移到大苖山柳北人民解放总队，参加武装斗争，担任中队政治指导员，队伍在元宝山脚的卜令寨集训后，参加了攻占融水县城的战斗。直至12月底广西全境解放。

解放后，广西面临着与数十万残匪的生死搏斗，我的连队在柳北地区的崇山峻岭中经历了一年多的惨烈剿匪，腥风血雨考验着年仅十七岁的学生哥的意志和勇气。因为我们连队在剿匪中表现出的战斗力，1951年2月被全建制调往抗美援朝前线，加入著名的志愿军第38军。停战后的1954年底我才被转业到广西文化部门工作。在这一段炮火轰鸣、硝烟迷漫的戎马生涯中，我并没有忘记自己的梦想，我手中那支破旧钢笔在大大小小的毛边纸上写下了歌剧本《归队》、长诗《不可征服的人民》、长篇小说《剿匪英雄传》(未完成)，可惜这些作品都在战斗流动中散失了。它只是证明我的梦想自从融入了革命的因素后，不但没有改变，而且更坚定了：“革命与文学”联姻。

之后，我努力在与时间赛跑，一面工作，一面创作，一会儿风光，一会儿被批判，还要在各种政治运动中煎熬，磕磕碰碰跌跌撞撞地迎着时代的风雨走了过来。终于在1959年（二十七岁）成为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戴上了作家的桂冠。但我基本上还是业余作家，做过基层干部，当过编辑，也做过剧团的编导组长等。改革开放后，我突发创作力，三四年内写了近十部电影文学剧本，奔走于北京、上海、长春、西安、广西各电影制片厂，大多拍成了故事片，在国内外放映。1982年我荣幸地被选为党代表参加了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接着，组织送我到中央党校学习了一年，毕业后担任了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厅厅长，自治区党委委员。还有许多的头衔：如全国政协委员、广西人大常委、全国文联委员、广西文联副主席……值得珍视的还是我曾被当选的几个学术性的称谓：首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委员、首届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这次整理出版文集，细算了一下“流水账”，我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共有二十部，被各电影制片厂拍摄成故事片在国内外放映的有十三部，（其中《甜蜜的事业》与《春晖》获得全国性大奖，《三朵小红花》和《心泉》获自治区铜鼓奖）另外未拍成影片的七部剧本也都在各刊物上发表；还创作了十四部舞台戏剧剧本，大都参加过各种会演而获奖，并在各地广泛演出或出版。(以上电影和戏剧剧本中有几部是与人合作的，这也是那个时代的创作特色之一。我将在剧本首页上详细标明)至于小说散文文论也有两百余篇。（均在全国或省级报刊发表，大多结集出版）还合作编写了两部电视连续剧。出版了书籍十五种。这份流水账对于专业作家是很寒碜的，但对于我这半专业半业余也算尽力了，权且是圆了少年时的一个梦想吧。我曾在一篇散文中写到，我一生只做了两件事：“革命与文学”，但是两件事都没有做得很出色，我的潜能还没有发挥到极致。客观原因不必说，主要还是我的天赋、功力和努力都不足。作家的梦虽然实现了，但这个梦很平淡，并不精彩啊！

也许当下有些人会说：革命和文学相融合是你们那个时代的事，现在已经过时了。

文学是怎样产生的？任何作家，当伏案提笔时，他第一个思维就是“写什么？”“为什么要写？”这会有许多不同的答案。一般来说，我归纳有三种：一是“工具论”，把文学当作达到某种目的的工具，如阶级斗争的工具，政治博弈的手段。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武器，为某种政治理念政策作宣传。这当然曲解了文学的本质，但在某种特定的短暂时期，它难以避免地扮演着这样的角色。回报的灾难就是文学作品的公式化概念化类型化，最终取消了文学。二是“自我论”，把文学当作纯粹宣泄自我情感和欲念的载体。当然不能否认文学作品是客观世界通过作家头脑反映出来的产物，作家是通过自己体验过的感情来感染读者的。但“自我论”摈弃了任何客观真理的标准和社会共识的底线。文学作品不是孤芳自赏的玩物，它是社会公共的精神产品。因此，文学天然的被赋予了一种特殊的社会责任。无限的宣泄自我的“我”，便成了一个关键词！“血管里流出来的是血，水管里流出来的是水”，说得再透彻不过了。三是“镜子论”，有人说，作家是一面镜子，只要真实地反映芸芸众生社会百态就可以了。最近不是有青年作家说：“我看见什么就是什么。”如此文学，作家可以休矣！因为人人都有一双眼睛，都是一面镜子呀，作家的眼睛应是一双慧眼，它要“入木三分”，还要“火眼金睛”才能看透复杂的社会万象，潜移默化人的心灵，岂是一面镜子能做到的吗？何况谁敢说你那面是不是“哈哈镜”呢？在当前社会转型期中，泛滥着五花八门的文学理念。有的宣称为金钱美色而创作是天经地义的；有蓄意炒作制造假新闻而沽名钓誉的；有以错误的价值观蒙混青少年追逐享乐主义的；有俗不可耐的无厘头搞笑的，更有一些所谓“枪手”专为人捉刀代笔的“作家”，令人目瞪口呆！

那么怎样才是正确的文学观呢？换句话说，作家是怎样进入文学创作的？我认为，这是一条环环相扣的链条。首先有了一个存在的客观世界：千奇百怪的社会和活动在那里的千奇百怪的各种人物极其复杂的关系，我们通常简略的叫做“生活”。作家游弋在“生活”中，或亲历或观察或耳闻或以感情去感受，于是便占有了大量的“生活素材”，这是第一条链扣；作家在大脑中将它们加以整理、判断、分析后，产生了感染感慨或感动，便称“有感”，这是第二条链扣；第三就形成了作家特有的敏慧、锐意和观念，产生了与不同于常人的“有感而发”的强烈冲动。第四个链条就更特殊了，作家不是用说教来发言，而必须以艺术的构思，引人入胜的情节，真切的人物形象，生动的生活细节以及文学的语言等等，建构成一个令人赏心悦目喜闻乐见的文学艺术形式，或小说或戏剧或影视或诗歌……然后才通过各种渠道推向社会，以各种方式注入读者或观众心中。从这一连串的链条可以看出，文学的第一要素就是首先占有越多越好的“生活”，而作家的思想感情、政治素质、道德修养、精神状态，艺术个性，独特创新是决定性的因素！作家的水平，决定了作品的水平。

当然，我这样讲并不等于我已能做得很好了，但至少我一直把它当成目标去追求。但是，我们这一代作家，在一段时期里，并不能完全按文学的规律来进行创作，常常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环境的掣肘，躲不开“工具论”的影响，还会有某种思想观念的限制，人性的扭曲，作品中的公式化概念化踪影屡屡出现。作为一个真诚的作家，我尽力作了不少努力来闪避，来掩饰，甚至“偷梁换柱”。我说过，我的创作之路是在夹缝中走过来的，这不等于“钻空子”，而是尽量既不“触雷”翻船，又要驶向彼岸，特别是拥有大量观众的电影戏剧，审查之频之严，令人胆寒而敬畏！好在我主要的作品都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创作的，那时创作环境已大大宽松了，解放了文学生产力。

回顾我的创作，还要加重的提一提我所处的那个斑驳陆离而又精彩纷呈的时代。我这一生伴着中国有史以来历史步伐跨度最大，物质与精神生活进步最快，政治体制和理念变革最多的社会大转型时期。在大起大落的历史进程中，我亲历和参与了：一个积贫积弱的旧中国怎样走向并成为一个强大崛起的新中国的历史跨越。那么，我的作品在这一伟大变革中会留下这个时代的一点印迹吗？能成为历史演变情境中的见证吗？我想应该是可能的。不论我的作品的文学价值如何，但它能对时代生活有了点滴的反映，就足以使我欣慰了。这也是我所以出版这本文集的本意之一。

这部近三百万字的文集，分为五卷。第一卷为电影文学；第二卷为电影电视文学；第三卷为小说散文；第四卷为戏剧文学，第五卷为文论诗歌和附录。在我创作的二十部电影文学剧本中选了十八部，在创作的十四部舞台戏剧本中选出了十一部，不是因那些未选上的剧本有什么问题或质量如何被淘汰，而是因为时间久远，有的巳找不到完整的原创本和发表过的刊物。小说散文文论中也有些发表后就不翼而飞了，诗词压根儿就没有蓄意保留。我的作品中为何特别青睐电影和戏剧呢？它占了我全部创作的三分之二左右。这是有缘由的。1956年当我还是个文学青年时，拜识了当时文化部电影局局长、电影文学大家夏衍先生。他来广西参加青年作家一次会议，专门讲了被称为文学新生儿的电影文学剧本创作，引起了我极大的好奇和兴趣。于是我特意拜访了他，他为我系统地讲授了有关电影剧本的创作问题，使我受益一生。当年我写成了第一部电影文学剧本《双仇记》，亲赴北京请教他，他看后，细心提出了很多珍贵的意见，然后写信让我去上海电影制片公司找领导人袁文殊同志。这个幸运的开端使我与电影结下了终身缘。还有一个原因是：电影的影响太大了，当时国产影片一年只有十几或几十部，与亿万观众对电影的需求差距很大。常常一部新片放映，就会出现“万人空巷”“街谈巷议”的情景！这对于一个作家的诱惑力和责任感是至高无上的。人民的需要，作家怎能无动于衷呢？至于戏剧，除了上述因素外，还真有点“遵命文学”的味道呢！那时不是很热中于搞各种戏剧会演吗？在没有电视的时代，人们把看戏当作一种奢侈的文化享受呢！

应该特别提到的是：电影文学和戏剧文学除了作为可阅读的平面文学形式外，它更是为可观看的立体综合艺术提供了基础和灵魂，当文学剧本成为影片和舞台戏出现在观众面前时，还融入了导演、演员、摄影、音乐、美术、录音、灯光等艺术和技术手段。我所创作的电影文学和戏剧文学之所以拥有千千万万的观众应由衷地感谢他们在艺术及技术再创造中付出的艰辛劳动，特别要提到的几位导演：著名电影艺术家陶金导演、喜剧大师谢添导演、作家吴荫循导演，还有著名戏曲导演江波，在我们多次合作中使我受益甚丰。

圆梦篇二

中秋之夜是个团圆的夜晚，月亮是最圆的，月光是最美的，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啊，全家人都要呆在一起过中秋，这是我家的习俗，也是全国人民的习俗，可惜今年的中秋节不能如愿了，今年大姐大学报名的日子刚好碰上中秋节，所以没办法回来跟我们一起过。

中秋节的前一天，我和爸爸、妈妈、二姐一起回到爷爷奶奶家。做了一个多小时的车，我们终于到了。

早晨，二姐带着我去池塘捉鱼，二姐说今天是中秋节，我们这个村子给每户人家3条鱼，但是必须得自己去捉。一个上午，我们才捉了4条鱼，我都害羞了，别说二姐了!

下午急匆匆地赶来，这个下午我们去摘花生，为晚上准备!

中秋团圆之夜，到了，我还跟二姐开玩笑，说：“中秋团圆之夜，到了，请乘客从后面下车，开门请注意!”二姐也就勉强地笑了一下。虽然我去问了二姐为什么不开心，但是我心里很清楚，是大姐这次团圆之夜不能回来，所以，这不算一个合格的中秋节。

“吃团圆饭喽!”厨房里传来奶奶慈祥的声音，我和二姐已经早早准备好我们最喜欢的东西——饮料!

“干杯!”大家拿起装有饮料的杯子，和其他人一碰。大家就说起自己的愿望，二姐的愿望是想大姐回来，二姐说完，就哭着跑着出去了。我吃饱饭，就出去安慰二姐，说：“二姐，不要哭，明年大姐一定会回来的，你说对不?”“错!大姐今年就会回来!”这熟悉的声音是大姐的?不可能不可能!大姐去了报名了。我和二姐抬头一望，我们异口同声地说：“姐!她回来了!”还在饭局里吃饭的人都纷纷出来瞧，我看到的是一脸的疑惑，一脸的开心。

“大姐，你不是去报名了吗?”我疑惑地问。“姐是为了和你们一起团圆啊!”姐姐认真地回答。

今年的中秋节我们全家人还是聚在一起了，我的愿望实现了！你呢，你有和家里人一起团圆吗。

圆梦篇三

夜深了，大家都睡了，但那个地方仍灯火通明。牟晓雪家里，她还在练习。因为明天她就要带上奶奶送给她的红舞鞋参加比赛。

牟晓雪从小就喜欢听奶奶讲故事。而奶奶经常给她说这样一个故事——

终于有一天，妈妈带着小女孩来到了舞蹈班。老师一眼就看出了她就是趴在屋顶上的那个女孩。妈妈回家了，老师叫女孩进了她的办公室。老师翻出她珍藏多年的舞鞋送给了小女孩。小女孩每天都穿着这双红舞鞋练习，练习，再练习。

算下来女孩子也学了三年舞了。在这一年就有一次比赛，小女孩被选参加了这次比赛。她比平常还努力是被还多。

终于到了比赛那天，小女孩站上舞台，几乎一切都像是我们想的一样顺畅。可在舞蹈跳到一半的时候，意外发生了。她脚底一滑，倒在了地下。观众们都喊着“站起来！”“你的舞蹈家梦想呢？”……可是她没有勇气站起来了，观众越来越少，女孩子回家后把舞鞋收了起来，再也没穿过。

就在今晚，牟晓雪带着她奶奶故事中小女孩的失败，再一次穿上了这红舞鞋，又站在这舞台。牟晓雪心里仍充满了紧张。但是音乐一起，她随着音乐跳了起来。

圆梦篇四

“亲爱的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美丽的瑞典斯德哥尔摩参加本届诺贝尔奖颁奖典礼。我很荣幸地宣布今年我们将诞生一位最年轻的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他就是来自中国的年轻科学家孙致远！感谢他在内力激发领域取得重大突破，为全世界数以亿计失去视力的人带来‘光明’和希望！”在雷鸣般、经久不息的掌声中一位西装革履，儒雅清秀的年轻人健步走上领奖台，依稀看见他的眼中噙满激动的泪水。他就是20年后的我。

此刻，我圆了自己做了20年的一个梦。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20xx年的一天，老师在课堂上声情并茂地给我们朗读了一篇课文《番茄太阳》，文中那个可爱的小姑娘明明，她一生下来就生活在黑暗中，她却乐观、懂事的像一颗“番茄太阳”，给身边的人带来快乐和温暖。那一刻，我暗下决心：等我长大了，我要努力帮助更多像明明一样的人们走出黑暗，获得和正常人一样生活的权利。

这一成果轰动了世界医学界！轰动了全世界！中国人又攻克了一项世界难题，中国人又为世界人民的幸福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中国人又推动人类进步一大步！

此刻的我梦想成真；此刻的我重新站在新征途的新起点，把青春充满电，要去追逐新的梦想，去创造新的奇迹！

圆梦篇五

圆梦篇六

今天，我们正处在一个全球人类生态危机的觉醒时代，处在一个本土文化的觉醒时代。本文拟从下面几个方面对中国民间美术与澳大利亚土著美术在传承发展过程中显现出的审美魅力及异同作一简要的比较分析与研究。

一、起源中萌生的古朴艺术神韵

毋庸置疑，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艺术，其起源、传承、发展都与其民族的历史地理环境、传统生活习俗紧密相联，特别是其民族的民俗文化艺术更是具有社会群体性质与全文化性质。就中国民间艺术与澳大利亚土著艺术而言，它们既是哺育滋养本民族文化艺术的母体艺术，又与其原始艺术有着渊源嬗变的血缘关系。如果我们将这两种本土艺术放到艺术史的整体来考察，就会发现其艺术风格中都蕴含着一种植根乡土的古朴艺术神韵。

1、中国民间美术的古朴艺术神韵

中国民间美术，遍布中华大地的各个角落，可说任何人都与它有过亲密的接触，他们或是创造者，或是享用者，无不置身其中。它的审美形态与艺术样式丰富多彩，文化内涵深远丰厚。它的许多造型、图式可上溯到华夏民族的起源与中国文明的源头。它作为民族的民俗文化、母体艺术、乡土美术，凝聚着我们民族的族群智慧，构造了民族文化的辉煌。我们现在民间看到的许多部落的图腾、面具以及生产、生活用具等，其中都保留有不少原始岁月的痕迹，尤其是在那些石器、岩画、木雕、陶器等用品中更是显露出其原始美术的最初形态，它们以植根乡土的古朴艺术雏形为后来的民间美术发展奠定了基础。

民间美术是我国民俗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是广大民众为自己创造、自己欣赏或使用的造型艺术或实用美术。它根植于民众的日常生活、节日活动及祭祀活动之中，展现了人们百态的质朴生活，因而它的创造又带有很大的自发性、业余性与自娱性。由于民间美术创作者的审美思维同原始人创作艺术的审美思维有着相似性，又具有儿童般的审美思维特点，再加之民族传统或乡俗世代传袭的“集体无意识”或潜意识的影响，使得这些饱含着民众朴素情感与美好愿望的民间美术，处处流露出一种植根乡土的古朴艺术神韵。

2、澳大利亚土著美术的古朴艺术神韵

澳大利亚土著美术也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并是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的艺术之一，是人类重要的文化遗产与艺术瑰宝。土著美术的起源，可追溯到几万年前在澳洲广袤国土上带着梦想生活的土著人，作为澳洲大陆的第一批原居民，正是他们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组成了几百个不同的族群与文化群体，创造出了神奇独特的土著艺术。古往今来，“每一个土著聚居群都散居在各自界限分明的属地内，过着一种半游牧半定居的生活。除了有时为了举行庆典或进行贸易离开各自属地外，大多数时候土著人都在各自的属地繁衍生息。这种生活方式使其部落特色得以较好地保留与传承。”①所以今天，“尚有许多部落的土著仍在坚守他们的生命理想和宗教信仰，而不断地向西部和北部贫瘠的荒漠地区迁移，并接受大自然更残酷的生存考验。”②或许正是因为其遵循古老传统的生活方式，才赋予了他们对艺术的独特理解，使得土著美术蕴含了浓厚的古朴神韵，并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共鸣。如土著人的石窟画，“他们通常画在石窟的墙头和顶部，或岩石露头处的岩层表面上，用细的树枝或人的头发当画笔，用鲨鱼皮当砂纸，雕刻工具是负鼠的门牙，它和一块用作把手的颚骨连在一起，取木头、蜂蜡和粘土作雕刻材料，颜料则用木炭或在水里研细的红色和黄色赤矿石制成……”③这便是土著人“取自大自然，又回归大自然”的美术特色所在。石块、木头、树皮、羽毛、动物骨头、泥土等都是土著人美术创造的工具与载体，他们将图案绘在岩石、圣品、大地乃至自己的身上，他们最大限度的将生活与艺术相融合，使得这些朴素而恒久的土著美术散发出古朴的艺术神韵且引人入胜。

二、传承发展中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

无论是中国民间美术还是澳大利亚土著美术，它们作为民族文化中的本土美术，是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中被民族自觉加以传承的，也是它们得以发展延续的内在原因。而本土美术既是被传承的，也是被不断发展与创造的。所以，它们在传承发展中包含了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

1、中国民间美术的社会文化内涵

由于民间美术的创作总是与一定的民俗活动有着对应的关系，所以它便必然地反映出民俗文化的社会群体性与全文化性。可以说，民间美术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群众性参与性最广泛、社会文化内涵最丰富的艺术形态之一。

在民间美术的传承发展中，其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民俗事象。作为民俗文化及其活动的形象载体，民间美术的创作动机主要是为了实用。它的传统形式绝大部分是工艺品且都有着实际的用途。它的实用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精神实用为主，一类是以物质实用为主。前者主要是满足精神上的需要，如民族或部落的图腾、民间的诸神造像、宅居中的“姑娘房”等，祝愿吉祥，驱鬼辟邪，表达并满足人们的理想、愿望。后者主要是满足物质上的需要，如竹、木、草以及金、银、铜等生活用品，荼具、酒具、食具等饮食炊具，在这些实用品上，也多以不同的造型及图案花纹来表现第一类的精神内涵。同时，这些器物的造型、工艺均具有文化与审美的性质，体现着民俗活动的文化特征。象民俗中的岁时节令、人生礼仪等活动就会有相应的民间美术创作或作（物）品来对应，如春节期间妇女们就会把新剪好的“吉庆有余”的窗花贴入窗口，把土地爷的神像贴在神龛上等。二是混（浑）沌思维方式。所谓“混沌状态”即是指多种事物尚未分解拆离而处于浑然一体的状态。所谓“混沌思维”是中国的说法，类似于西方的“原始思维”，是指把感知世界与想象世界的一切事物汇合一体的思维方式。像“万物有灵”的宇宙观就属此种思维方式，它把人类与大自然的种种联系都反映为与神灵的联系，如龙王、雷公、山神、树神等。三是原始宗教观念。原始宗教也称自然宗教，是指人类童年时代在“万物有灵”宇宙观、“互渗”的浑沌思维条件下自然产生的对于神灵的种种信仰。尽管在这些原始宗教中包含着大量的愚昧观念与迷信行为，但它们作为人类实践认识过程中早期阶段的产物及反映，对于民族本土文化传统、艺术特色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先入为主的决定性作用。即使是到了科学文明时代的今天，这些由原始宗教与神话传说繁衍的民俗文化艺术，作为民族精神的结晶，在民间美术中仍然会世代相传，继续起着“守护神”的作用，与民族、民俗共存亡。如盘古、伏羲、女祸、炎帝、黄帝等神像就一直“活”在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之中。四是神话传说。原始社会产生的各种神话传说是原始人类在万物有灵观念与浑沌思维方式下对于宇宙、世界、自然的浪漫而瑰丽的形象解释，艺术地记载了人类早期创造世界的历史实践。它们作为中华民族文化艺术重要的永恒主题，也为民间艺术家们世代所喜爱，所传承，如丰产女神、母神就以送子娘娘的身份在民间美术中有着大量的表现。五是阴阳五行哲学思想。我国先民创造的哲学体系是以“天人合一”观念为贯穿线的阴阳、八卦、五行系统。从原始艺术到今传的民间艺术，阴阳八卦观念可谓一直是其造型的哲学基础，尤其是民间美术中有关生殖、繁衍与联姻的意象或意象组合，如喜鹊登梅、莲生贵子等，都是这些阴阳哲学观念的象征形象。五行也成为民间美术造型、用色的基本规则。如四面八方形的图案纹样，特别红、黄、青三原色加上白与黑的五色，便在民间社火、戏剧脸谱及地戏、傩面具中成为性格、品质与身份的象征，有“红色忠勇白为奸，黑为刚直灰勇敢，黄色猛烈草莽蓝，绿是侠野粉老年，金银二色色泽亮，专画妖魔鬼神判”的传统。可见，民间美术具有综合反映我们民族民俗现象的社会群体性与全文化性质。

2、澳大利亚土著美术的社会文化内涵

“澳大利亚土著艺术有三万多年未曾间断的历史，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艺术之一，也是世界上所有土著艺术中市场最大、被最多人认知的一种。直到今天，许多原居民仍然在自己的土地上以传统游牧方式生活着，创造着自己的艺术”④。其社会文化内涵与中国民间美术相比，则主要体现在原始宗教观念与神话传说及混沌思维方式这几方面。

追溯到欧洲人进入澳洲之前，澳洲大陆基本上是与其他大陆的文明隔绝的，其土著人基本上是过着原始人的生活且以狩猎、捕鱼和采集野果为生，所以土著文化艺术中的混沌思维方式显得特别“原始”并体现出极强的原始宗教信仰和对自然崇拜的色彩。如土著美术中常反映的“丰收与繁生”的内容便是流传最广泛的主题之一，尽管其神话传说与仪式各地有所不同，但对它的崇拜均一致。另外，“土著人相信所有的土地和自然界的东西都是在人类出现之前，在梦幻时代为其祖先所创造。而这些神祗祖先仍然存在于自然界中，影响着自然界的一切。图腾是神祗祖先与人类的联系中介。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图腾，这些图腾常由一些动物如小袋鼠、鸟、鱼等来担当”⑤。像“袋鼠是澳洲大陆特有的动物之一，也是澳洲土著人最重要的崇拜物之一。今天一些土著部落仍有袋鼠图腾的习俗，许多洲都以袋鼠为象征物，甚至澳大利亚的国徽也是由袋鼠和鸸鹋的图案组成。袋鼠在几百年的历史中由开始一种普通动物演变为具有丰厚文化内涵和隐喻功能的象征物，袋鼠文化也成为澳洲传统文化的一个引人注意的部分”⑥，且成为了土著美术中重要的表现题材。此外，土著美术也有表意的形式或象征符号，如虚线表示雨水，弯曲的线条表示彩虹，脚印表示旅程，动物的脚印代表不同的动物，椭圆形代表盾牌，同心圆则代表营地或水坑等。可见，土著人正是通过这样一些混沌思维的活动方式或图形方法来表达族群的内心世界与外部环境的联系，表现他们同祖先之间悠久而独特的传承关系。

三、审美文化中执着永恒的理想追求

当人类超越了动物界而进化为人类时，他们就具有了创造性，并包括了创造审美文化及民俗文化。所以，中国民间美术或是澳大利亚土著美术，当它们作为审美文化或民俗文化及其活动的形象载体，都通过其作品体现出了创作者及广大民众执着、永恒的理想追求。

1、中国民间美术中的审美理想追求

一是表达愿望，实现幻想。如许愿是民俗信仰活动中最广泛的行为。对某种神灵许愿，是希望神灵保佑自己的愿望得以实现。它既可使许愿者在心理上获得某种慰籍而心安，又可给现实加上幻想的装饰而使人在朦胧中能借助神灵的力量鼓舞自己去克服困难。为了表达这种虔诚之心，所以民间美术中就有了敬神与祈福辟邪的作（物）品，如观音菩萨、土地公公像以及“文武财神”年画、小孩的“五毒”兜肚等。二是心理平衡的补偿。现实中某种需要得不到满足，人们往往会通过制作艺术品的方式来补偿，以求得心理上的平衡。如欢乐是对痛苦的补偿、喜庆是对冷清的补偿、祥和是对不安的补偿等。所以民间美术的创作常与欢乐、喜庆的民俗活动相联，其主题常是祥和愿望的表达等。三是族群精神的聚放。人类自延生时起就是群居的，个人离开了集体就无法生存。因此，人类历史形成了集体为主导的生存方式，形成了集体思维构成的意识形态及其文化艺术。这些文化艺术是族群精神的支柱，也是其群体生命中循环的精神血液。所以族群民俗文化中民间美术的作用，其重要的一条，就是凝聚族人的精神，吸引族人心理的向心力，形成族群的秩序与力量，并让这些内在的精神、内心的秩序与力量得到外化（通过造型）的释放。如族群的图腾标志等就是最古老、也最典型的实例。

总之，这些在民间美术中传承下来的对审美理想的追求都是我们民族先人创造的，它是群体意识的象征，是民族精神的集体表象。

2、澳大利亚土著美术中的审美理想追求

所以土著美术中的“梦幻时代”内容，正是土著人对“生命繁荣”或“丰收与繁生”的执著理想追求与表达的永恒主题。因为“它联系着他们的过去现在，人和土地，超自然的梦想与现实。土著人把艺术看成是梦想的世界，在梦想的世界里，他们跟祖先进行心灵的交流，述说民族起源的神话。对于土著人来说，梦关联着创造万物之始，同时也是生命价值、信仰与精神的体现，它连接着死亡与生命。关于梦的传说代代相传，体现了土著文化的连续性和社会的秩序感”⑨。

结语

文化艺术是人类生存的重要方式，也是一个民族生存的重要方式。任何民族的文化艺术，一旦历史地形成且成为一种传统时，就必然具有相当的稳定性与适应性，又有可变性。依据人类学家考察、研究的结论及观点：只有文化的多元才能增加人类生存的适应能力，而一元化，则只会加大人类的生存危机。所以，中国民间美术与澳大利亚土著美术在传承发展过程中所显现出的不同审美魅力，其奥秘就在于它们既有人类文化相通性的一面，又保留了其各自民族的艺术特色。这种植根于本土或乡土的文化态势，正是人类社会各民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资源及保障。

（本文作者谢雱为国家公派赴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美术学院的访问学者，万君为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的硕士研究生）

（本文系湖南省社科课题“‘土地情结’演绎出不同的艺术——澳大利亚土著美术与中国民间美术的比较研究”成果之一，编号：07yba041）

注释

②渔公.澳大利亚土著风情[j].现代交际，200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