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后感是通过对作品的评论和思考，进一步加深对作品内容的理解和把握。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读后感首先需要对所读内容进行充分的理解和分析。以下是一些读者们写的关于某本书的读后感，他们的言辞真诚而动人。

黄州突围读后感篇一

今天翻开余秋雨的《山居笔记》忽的便翻到《苏东坡突围》一文，便觉兴趣突起，于是便找了一个安静的地方读起来。这位当代文学巨匠会对这位宋朝的文学骄子作出怎样的评价呢？不，苏东坡不应只属于宋朝，他属于整个历史、整个中华乃至整个世界。

苏东坡的文学造诣已被无数人颂扬，我也就不在多说了。读了《苏东坡突围》之后不知为什么总有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就想把它写下来。

东坡才华横溢、名震九州、官居太守，有太多的荣耀和光环，越锋芒毕露，危机就越来越深重，终于有一天，它在一群文学小人的鼓捣下爆发了，既像一场毫无预警的地震又像是一个蓄积已久的堰塞湖轰然崩塌。最终他被流放到了黄州，落魄孤单。因为他的才气、他的锋芒最终造成了自己的被贬，而又是同样的原因造就了千古传诵的前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造就了这个伟大的诗人。

前几天补课时，我的一个同学和我聊天时说到她自己在班上太默默无闻了，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她怕在班上出风头会有人背地里说她闲话。我想了一下，答道：“你要知道，若没有人说你的闲话也就没有人说你的好话呀！”古往今来的伟人们哪一个没有被这种“闲话”困扰过？有的人正是这种“闲话”铸就了他，就东坡一样，而又有多少人在这种“闲话”下害怕了、屈服了，失去了他们的可爱、高贵与魅力，却得意了那些邪恶、低贱与粗暴呢？在历史长河中，这个叫做“闲话”的旋窝不知旋进了多少英才，消逝了多少伟大，使这些本该大展宏图的人失了勇气、消了锋芒，史书上又不知失去了多少本该有的才华横溢，整个中华又不知失去了多少精神食粮。

这些人退缩了，“闲话”战胜了他们。他们没有了“闲话”的干扰，但也失去了历史的褒扬，不管他们有多少才华，也就从此淹沉了。而有的人战胜了“闲话”便达到了更高一层的境界，达到了一个永垂青史的高度。而东坡正是突破了这个围，才达到了这个历史的高度。

不要害怕展现自己，不要畏惧那些只会躲在暗处的小人的闲言碎语，因为那是世人对你的肯定，是你汗水的结晶，但也不要在成就下眩晕，理智的面对你所拥有的一切，才能把握住这一切从而走向更高更远。

黄州突围读后感篇二

谈起苏东坡，不论是在书画上，还是在诗词中，都有着极高的声望，他似乎像一位圣贤，在当时的社会没有人理解他，有些超然物外。但是，他的观点却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也受到无数的赞赏。

公元1079年，“乌台诗案”东窗事发，苏东坡因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流放黄州。身边的繁华好似潮水一般退却，昔日的得意刹那间也烟消云散了。面对这一切的不公世道，他心中有恨，但是身为人臣，他终究选着了恨自己。就像余秋雨先生在文中所说那样：“一段树木靠着瘦瘤取悦于人，一块石头靠着晕纹取悦于人，其实能拿来取悦于人的地方恰恰正是它们的毛病所在，他们的正当用途决不在这里。”

这场灾难对于苏东坡来说，也应该算得上是一种福了，或许我们这样想：倘若没有这次变故，他将永远只是一个在污浊的官场里自命清高的一名文官罢了。但是，经历了四年的黄州流放，昔日的故友一个一个疏远自己的时候，一次又一次将那子虚乌有的罪名强加在他身上之后，才真正的大彻大悟，从而真正的认清楚世界的真面目，在这之后，他发现了做人应该低调，不能张扬。

在我们看来，这个由无尽的困难、挫折所形成的包围圈是极难突破重围的，但是，苏东坡却坚持下来并陈宫的突围出去。他并没有害怕，更没有退缩，只是试图在为自己做着最后的辩护，仔细地解释那子虚乌有的流言，对于一个文化人，它仿佛就像是一个被命运玩弄的小丑，一个命运的奴隶，这是一种精神层面上的孤独。

“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四周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余秋雨先生这样评价。

他突出重围，像凤凰在烈火中重生一般，经过砺炼，他成熟了。

有时候体验挫折和磨难就好像人生心灵的一次烈火重生，是人生的一次洗礼。

黄州突围读后感篇三

人有意气，才有豁达的胸襟，才会在艰难困苦中，一步步走向成熟。

苏东坡便是这样成就了赤壁二赋、大江一词，名传千古，苏轼乌台诗案后被贬黄州，物质匮乏，无亲无故，精神索然，可当他仰天高呼“大江东去”，他面临的那些烦心琐事顷刻之间便像巨石沉入那滚滚波涛之中，渐行渐远，无影无踪。面对那涛涛江水，他选择淡忘，忘记那些失意与悲伤，越来越淡泊从容，将所有痛苦抛之脑后，努力铭记着世间的美丽，他的诗能让人感受壮阔，又蕴含着常人难以企及的旷达。

杨绛曾说：“这世界上没有不带伤的人，世间皆苦，唯有自渡”。苏轼便真真切切的做到了这一点。贬官黄州，没有抱怨和憎恨，只有对自己年轻所做一切的反思，坚定的享受当下，脱胎换骨后的新生为他之后的佳作奠定了巨大的基础。

原本，我全然不理解“成熟”到底意味着什么。苏轼的这般，想必绝对是成熟的.最高境界，从他的诗歌中不仅可以读出一代才子的耀眼光辉，更能读出他对世俗的漠然通达。而于我不但可以增长文化底蕴，更可以学到人生的道理，最起码，有面对挫折的那份乐观与从容，时刻保持自己发现美的稚嫩之心。

纵有千般万般敬佩藏匿心间，最终只剩一句浓缩于心：一蓑烟雨，一生清欢，实乃君子之肚量。

黄州突围读后感篇四

《苏东坡突围》是一篇含有较多学术研究成分的优秀散文，它的主要内容是在谈论为何苏大文豪会在黄州写下流传千古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作者能以优美的语言文字、以生动的叙述笔法来解读苏东坡，讲得那么详细，那么深刻，那么笔墨情浓、引人入胜。作者一边介绍苏东坡遭人诬陷的历史，一边伤心感叹着文化与历史的牵连。这篇文章不过几千字，全篇都流露着作者对苏东坡的崇敬与仰视，无论是正面的赞扬与评价，还是反面批判诬陷苏东坡的小人，余秋雨欣赏着，批判着，谦卑地褒扬着。

被受监时，但苏东坡仍甘愿在人民中为人民做贡献，尽自己所能，把知识传授给他们，使他们过上好日子，这也是苏东坡高贵情操，如此完美之人，却交上世俗之友。这也使苏东坡孤独一生，一无知己，也无知音。

遭遇磨难本身是痛苦的，但磨难之于人生又何尝不是一种磨砺、一重洗礼呢？试想，假如苏东坡没有因小人陷害而被贬黄州，那么，他又怎么会看清官场之黑暗，体会到真正的孤独寂寞呢？又怎么会创作出至今仍流传不已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呢？也许，他不会失去与朋友的联系，但是他决不会体味到忽然间整个世界在身边轰然消失的寂寞孤独与恐慌。也许，他会照常作诗，但我们绝不会从他的诗作中看到受挫后的愤愤不平和再生后的淡泊宁静。在不少情况下，才气会招致磨难，但磨难更可能成就辉煌。因为正是磨难增加了苏东坡的人生阅历，把他推向更高的境界。

正视磨难吧，不要在磨难的泥潭中怨天尤人，自轻自贱；笑傲不幸吧，不要在不幸的罗网内缩手缩脚，丧失我们前进的勇气。让我们直面人生，战胜磨难，随苏子在赤壁的月下高歌一曲“大江东去”，浅唱一回“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我们有幸不用去体会那种非人的折磨、不用理会那种苦难强加于一个人的身上的个人感受，而我们能够轻轻松松地体验到了那种被忌妒后的宽容、体验到了在大难临头后的无畏、体验对于人生的无奈、体验对于天地万物的博大胸怀！这也许只能苏东坡才能给我们，也只会是苏东坡会给我们！

黄州突围读后感篇五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涛声依旧，时代虽已远去，但苏东坡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将永不离去。

谈起苏东坡，不论是在书画上，还是在诗词中，都有着极高的声望，他似乎像一位圣贤，在当时的社会没有人理解他，有些超然物外。但是，他的观点却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也受到无数的赞赏。

公元1079年，“乌台诗案”东窗事发，苏东坡因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流放黄州。身边的繁华好似潮水一般退却，昔日的得意刹那间也烟消云散了。面对这一切的不公世道，他心中有恨，但是身为人臣，他终究选着了恨自己。就像余秋雨先生在文中所说那样：“一段树木靠着瘦瘤取悦于人，一块石头靠着晕纹取悦于人，其实能拿来取悦于人的地方恰恰正是它们的毛病所在，他们的正当用途决不在这里。”

这场灾难对于苏东坡来说，也应该算得上是一种福了，或许我们这样想：倘若没有这次变故，他将永远只是一个在污浊的官场里自命清高的一名文官罢了。但是，经历了四年的黄州流放，昔日的故友一个一个疏远自己的时候，一次又一次将那子虚乌有的罪名强加在他身上之后，才真正的大彻大悟，从而真正的认清楚世界的真面目，在这之后，他发现了做人应该低调，不能张扬。

在我们看来，这个由无尽的困难、挫折所形成的包围圈是极难突破重围的，但是，苏东坡却坚持下来并陈宫的突围出去。他并没有害怕，更没有退缩，只是试图在为自己做着最后的辩护，仔细地解释那子虚乌有的流言，对于一个文化人，它仿佛就像是一个被命运玩弄的小丑，一个命运的奴隶，这是一种精神层面上的孤独。

“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四周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余秋雨先生这样评价。

他突出重围，像凤凰在烈火中重生一般，经过砺炼，他成熟了。

有时候体验挫折和磨难就好像人生心灵的一次烈火重生，是人生的一次洗礼。

黄州突围读后感篇六

这次看的是《黄州突围》。这个讲述了苏轼被贬黄州的原因和之后的'事情。苏轼他被一群文化官僚硬说自己的词中流露出对政府的不满和不敬，搞了大半天，宋神宗（一般指赵顼，北宋皇帝）也不太相信，他在将信将疑间，判了苏轼的罪。于是苏轼就无缘无故的被贬，而且还被流放到黄州。“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这个是苏轼写的，意思是：俺被降罪以来，尽力与外世隔绝，乘扁舟、穿草鞋，同樵夫渔民住在一快，常常被醉鬼推搡怒骂，暗自高兴慢慢地被人所遗忘了。平生亲友，谁也没有给句安慰话，给他们写信也不回复，估计他们还在暗自庆幸躲过了这一劫（没有被我连累）。

渐渐的他开始调整心态。渐渐回归于凊纯和空灵。而且在这途中佛教也帮了他大忙。终于他重新脱胎换骨了。当时他大概44～48岁。正因为这次脱胎换骨，千古杰作的前奏已经鸣想。

黄州突围读后感篇七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涛声依旧，时代虽已远去，但苏东坡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将永不离去。

----题记。

谈起苏东坡，不论是在书画上，还是在诗词中，都有着极高的声望，他似乎像一位圣贤，在当时的社会没有人理解他，有些超然物外。但是，他的观点却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也受到无数的赞赏。

公元1079年，“乌台诗案”东窗事发，苏东坡因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流放黄州。身边的繁华好似潮水一般退却，昔日的得意刹那间也烟消云散了。面对这一切的不公世道，他心中有恨，但是身为人臣，他终究选着了恨自己。就像余秋雨先生在文中所说那样：“一段树木靠着瘦瘤取悦于人，一块石头靠着晕纹取悦于人，其实能拿来取悦于人的地方恰恰正是它们的毛病所在，他们的正当用途决不在这里。”

这场灾难对于苏东坡来说，也应该算得上是一种福了，或许我们这样想：倘若没有这次变故，他将永远只是一个在污浊的官场里自命清高的一名文官罢了。但是，经历了四年的黄州流放，昔日的故友一个一个疏远自己的时候，一次又一次将那子虚乌有的罪名强加在他身上之后，才真正的大彻大悟，从而真正的认清楚世界的真面目，在这之后，他发现了做人应该低调，不能张扬。

在我们看来，这个由无尽的困难、挫折所形成的包围圈是极难突破重围的，但是，苏东坡却坚持下来并陈宫的突围出去。他并没有害怕，更没有退缩，只是试图在为自己做着最后的辩护，仔细地解释那子虚乌有的流言，对于一个文化人，它仿佛就像是一个被命运玩弄的小丑，一个命运的奴隶，这是一种精神层面上的孤独。

“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四周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余秋雨先生这样评价。

他突出重围，像凤凰在烈火中重生一般，经过砺炼，他成熟了。

有时候体验挫折和磨难就好像人生心灵的一次烈火重生，是人生的一次洗礼。

黄州突围读后感篇八

黄州突围，是指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民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下，通过团结协作、勇往直前的努力，成功突破敌人封锁，打破长达700多天的围困。这一历史事件彰显了中国人民的顽强抵抗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意志。黄州突围过程中的心得体会，不仅能够启示我们在困难面前保持积极态度和坚定信念的重要性，更对我们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解决和突破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首先，黄州突围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让所有人团结起来是迈向胜利的基本条件。在围困期间，黄州的军民始终以团结一心的精神互帮互助、辅助共生。只有当人们心中都充满了希望和信念，才能凝聚起奋勇向前的力量。这给我们的启示是，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生活中，只有团结合作，才能够有效地抵御困难和压力，创造出更加美好的事物。

其次，黄州突围的心得体会是坚韧不拔的重要性。在突围的过程中，黄州的军民经历了艰难曲折、危机四伏的境地，但是他们始终坚信，胜利就在不远的地方。他们没有因艰难而放弃，而是以坚韧的毅力和顽强的意志，战胜了一道又一道的难关。这告诉我们，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应该保持坚定不移的信念，即使前路艰难，也要坚持下去，直到战胜困难取得成功。

再次，黄州突围的成功经验提醒我们，吸取失败的教训是实现突破的关键。在突围的过程中，黄州的军民不断总结，不断调整战略策略，从失败中寻找突破的机会。他们勇于面对挫折，在失败中反思，在反思中找到了新的出路。这种教训告诉我们，无论是个人还是团队，在面对困境和失败时，都应该以韧性和智慧去面对，从失败中吸取教训，找到突破的方向。

最后，黄州突围的成功经验给我们的启示是，不要被压力所困扰，要保持积极的心态。在突围的过程中，黄州的军民身临其境地面对巨大的压力和困扰，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放弃希望，而是将困境当作挑战来面对。他们用积极的心态去面对困境，坚信只要努力就会有希望，最终获得了自己的突围成功。这给我们的启示是，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在工作还是学习上，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压力和困难，但只要我们能够保持积极的心态，就能够迎难而上，勇往直前。

综上所述，黄州突围的心得体会不仅是历史的教训，更是对我们现实生活的指导。通过团结一心、坚韧不拔、吸取失败教训和保持积极心态，我们可以在困境中找到突破的方向，迈向成功。无论是个人成长，还是团队合作，这些经验都将对我们产生积极的影响，激发我们的潜力，助力我们取得更好的成就。

黄州突围读后感篇九

说起苏轼，无论在书法上，绘画上，还是在诗词文坛上，均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有时候，觉得他拥有和孔子一样的地位，又是不可相提并论的。在世界上，有三种对社会有益的影响的三种人，一种是名人，他在这个阶级里，属于最低层，其流传的时间与影响不是很大，但多方面仍基本可以接受：另一种认识伟人，流传时间与影响比名人更深一层，但这阶级的人，人正反两面人都很均匀。而苏东坡，也是这三种人之中，最高级阶级的人——贤人。所被当时接受的人微乎其微，但对后代的影响却是最大的，受到赞赏也是最高的，而作为当时的苏东坡过着连平民的生活都不如，受到了比任何人都残酷的刑罚，受到比任何人都大得冤屈，受到比任何人都多的嫉妒。连苏东坡的弟弟也说：“苏东坡所受的这一切，源于大的才华太高了。”是的，某事有好的开端，并不一定有好的结尾。但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虽在生活条件艰苦的环境下，被受监时，但苏东坡仍甘愿在人民中为人民做贡献，尽自己所能，把知识传授给他们，使他们改良环境，改善生活，使他们过上好日子，这，也是苏东坡高贵情操，乐观，智慧，为别人着想，如促完美之人，却交上世俗之友。这也使苏东坡孤独一生，一无知己，也无知音。作为一代贤人，真不容易，同时，也为他们的经历感到悲哀。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涛声依旧，时代虽已远去，但苏东坡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将永不离去。

作家余秋雨为我们展现了苏东坡的生命线。他高高在上，却又可亲、可爱；他被贬黄州，却又舍生忘己。我从中也明白了为什么文人那么衷爱于苏东坡，是因为他的人格魅力所致吧。

正如他所言“高处不胜寒”。“乌台诗案”的飞来横祸砸向他，躲也躲不过，反而让那些无名小卒、人格扭曲之小人钻了空子。他被无数肮脏之手推进了监狱，“诟辱摧残”，差点葬送了性命。最终得以苟全性命、贬谪黄州。于斯，苏轼的一段与“黄州”休戚与共的人生拉开了序幕。

经历了生死折磨，看尽了人世炎凉，东坡开始在此思索，悔不该。“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自我的检讨，又怕因此连累亲友，重情重义的他便想“夜阑风静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苏轼《临江仙》）入黄州，生活困苦，却在这里又写下了“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这种洒脱、飘逸的豁达之大怀，“如积水空明”，随缘自适。

文末，余秋雨谈到了“成熟”，似乎是暗示黄州这块贫瘠之地，给了苏东坡成熟，让苏东坡看透了风尘，使苏东坡经历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脱胎换骨，也使他的艺术才情获得了一次蒸馏和升华。

也就此明白了何为“苏东坡突围”，不仅指苟全性命于小人围攻、退而居山中归隐，更是指克服了心中的抑郁，思想性格与才华变得成熟了。

我特别喜欢余秋雨先生关于“成熟”的这段文字：

“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颜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

苏东坡的人生，余秋雨的文字，留给我们的是不尽的感喟。

第一次接触《记承天寺夜游》，就被它深深感染了。那“积水空明”、秋潭月影的意境，那“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的豁达与悲凉，被苏轼大气晓畅的文笔精妙地传达给了后人。于是，我们在他的文字里物我两忘，在他的思想里休戚与共。

终于要讲第四单元了，我迫不及待地把这篇课文前置，学生问为什么，我说，老师喜欢苏东坡，喜欢《记承天寺夜游》。花了一堂课的时间为他们深情朗读了余秋雨的《苏东坡突围》。孩子们听得入了神，陶醉画满他们的脸上、感动写满他们的双眸。回家挥笔写下了他们的读后感作业。

这是他们有始以来写得最棒的读后感，因为他们动了情，“我手写我心”，涌现出了众多佳作，以上便是管中窥豹的一斑——语文本就是最有灵性的科目，只要你屏息去聆听，就会倾听到她的悦耳之音，只要你用心去感悟，就能体会到阅读升华之快感；这是我有始以来最惊喜的一次批阅，因为我本以为十四五岁的孩子未必能读懂此文、能读懂苏东坡，我不敢奢求，只愿能给他们闭塞的少年时代哪怕一点点的文化熏陶。但他们用文字告诉我，我错了。孩子们的想法震撼着我，感动着我，蒸馏着我。孟子说：“君子有三乐，其三——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不亦乐乎。”为师以来，我从不知这种快乐为何物，直教君子生死相许？然而，这次批阅的体验终于告诉了我久违的谜底——以学生为知己，互相激撞出思想的花火。哪怕这种快乐只是戴着镣铐跳舞的茫茫教书匠日子中的一刹，我已为之沉醉。但愿长醉不愿醒。

黄州突围读后感篇十

假期里，去了一趟大观园。

读了《红楼梦》，不去看看大观园（虽然只是人为臆造的），多少有些可惜。虽然在“怡红快绿”的匾下冒失地竖着“十块钱点一出戏”的牌子；虽然在潇湘馆的曲折游廊里不时传来“这个便宜”、“那个合算”的吆喝声；虽然黛玉的花锄里塑料鲜花盛开；虽然稻香村里的纸窗木榻成了“稻香村茶室＂里的摆设；虽然《红楼梦》中大观园的瑰影已被抹煞得斑斑驳驳。但，还是应该去看看，好在怡红院的海棠还蓬勃，潇湘馆的竹子还苍翠。

读《红楼梦》是初二下半学期开始的。那时候，明显地感到自己的思想观念在跌跌撞撞地摸索着前进。有两本书给了我很大的启迪和鼓励：一本是《红楼梦》，另一本是余秋雨的《山居笔记》。那时侯，也许是迫于学习的压力，也许是受到了一点《威风凛凛进行曲》的灵感，我一下子很渴望自由一一能拥有属于自己的一天，甚至只给我一分钟，让我毫无顾忌地放声大叫：“啊一一”真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抓住了这个小小的想法，竟让我思考起了我的生活，我的生命。读书为了什么？物质条件吗？很多人都认为是这样，那我呢？我想，我宁肯舍弃一切物质条件，我不要像大人们一样被功名利禄所羁绊；我决定，我要按我的想法去生活，活在我自己的理想中。真实美好的时刻啊！但我仍小心翼翼，因为我不确定这种想法是否正确和合理。当读了《红楼梦》，不管是不是一厢情愿，我惊喜地感到，我和宝黛二人似乎有着共鸣之处。我，一个正在为将来优越的物质条件而苦读的学生；他们，被逼走仕途之路的叛逆者，同样的十五六岁，同样的爱和怨，喜和悲。我的这种想法至此便如一股激流从岩石中迸发而出。不论将来如何，至少它能奔腾一段日子。中考的那段日子令每个人难忘。几乎每时每刻，我都激励自己“抓紧时间”一一我像一头饿狼一样到处觅“食”。

但是，当迷失在题海里时，一股更大的悲哀和困惑向我袭来：我这样读书到底有没有价值？中考和我的理想有多大关系吗？考完数学，对下来错了许多。我忐忑不安地迎着妈妈略带紧张的笑脸走过去。我尴尬地提着嘴角，勉强地笑着，笑着，眼泪却不听话地蹦了出来。晚上，我躺在床上。考砸了，这辈子似乎也就完了。我想一阵，哭一阵，枕头上湿了一大片。现实像白纸黑字般残酷地摆在眼前。我茫然。我想：现实，离理想有多远？我经历了现实后。会怎样？我，宝玉，黛玉，都还未经历过最残酷的现实：我呢，依靠着父母；他们呢，本身就居于“拂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的大观园。至少我们从未脱离过相对富足的物质条件。也许只因为这样，我们才敢轻视它？对它不以为然？一个大问号油然升起：我们自认为“高出俗流”的想法是否天真、幼稚、荒唐、不堪一击？不知道。也不愿想。我似乎已身处矛盾的旋涡中。矛盾越加白热化，我稍一动就会下沉。

如果苏轼在黄州的残酷中找到了自我，那么我们又为何怀疑和“确信”现实会打倒我们自己呢？是的，人生的道路也就是从出生地出发，越走越远，由此展开的人生就是要让自己与种种异己打交道。打交道的结果可能丧失自己，也可能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把自己找回。我会在现实中遇到很多异己的人，异己的事，异己的思想，但我越来越相信，我能保护这还未遭到打击和扭曲的最理想的信念，我能把对自己的思想和追求的这份执著、憧憬，保存、延续……“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这是十五六岁的黛玉的悲叹。“谁见幽人独往来，飘渺孤鸿影。”这是四十出头的苏轼的惆怅。他们站在相隔二三十年的山头上，遥相呼应：“捡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这是宋朝赤壁下的深深叹息；“都言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这是清初悼红轩里的孤独无告。他们隔着几百年的历史，结为知音。风过，潇湘馆中那片竹海似又传来了遥远的低吟。

黄州突围读后感篇十一

余秋雨，1946年8月23日出生于浙江省余姚县桥头镇，汉族人。当代著名散文家、文化学者、艺术理论家、文化史学家、电视名人、节目特邀主持人。专业从事散文、艺术理论的写作，在大陆和台湾出版中外艺术史论专著多部，曾赴海内外许多大学和文化机构讲学，入载了英国剑桥《国际著名学者录》、《世界名人录》、《杰出贡献者名录》以及美国传记协会的《五千世界名人录》等。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秋雨书院院长、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院长。

第一届“中国作家富豪榜”首富，其文化散文集，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大陆最畅销书籍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荣获澳门科技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夫人是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马兰，与前妻李红育有一女。[2]1月22日，余秋雨获2015“当当年度影响力作家”文化贡献奖。

人物简介。

余秋雨余秋雨，当代中国文化史学者，文学家，散文家，我国当代著名艺术理论家，“2006第一届中国作家富豪榜”首富。1968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

作品。

1962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系列散文集《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行者无疆》《摩挲大地》《寻觅中华》《何谓文化》等，文化通史《问学余秋雨》，长篇记忆文学《借我一生》《我等不到了》等，学术专著《戏剧理论史稿》《戏剧审美心理学》《中国戏剧文化史述》《艺术创造工程》《中国戏剧史》《艺术创造论》《观众心理学》等。在海内外出版过史论专著多部，曾被授予“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1987年授予)、“上海市十大高教精英”等荣誉称号。其中，《信客》被选入人教版初二上册语文教科书，《都江堰》被选入新课标人教版高中选修《现代诗歌散文欣赏》语文教科书。20，余秋雨出任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院长，他的名字典藏于“英国剑桥”《世界名人录》。

名字寓意。

从发音看，“余”和“雨”的音节一样，且都是“秋”的韵母;由于“y”是零声母，显得声母“q”格外重要，“秋”的发音构成音美的主旋律;声调先扬，后平缓，复归于回旋。该名的音美效果，共鸣连绵，舒滑圆润，富有朦胧意境。

从审美看，“余”字上下结构，左右基本对称;“雨”虽是独体字，也基本左右对称，呈上下结构;只有“秋”字是左右结构，左右不严格对称;这样，章体结构就以“秋”字为中心，首末大致对称。因而，该名是和谐美感的。它从形式上反映了名主极高的审美禀赋。如果换成其他姓氏，音美和形美效果就要发生改变。

从取义看，该名的文化内涵非常丰富。秋雨连绵，丰盛有余;名主精力充沛，著作繁多，其名与实同义相连。“秋”为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秋”也是生发感想和充满浪漫情愫的字眼，名主对“秋”字情有独钟，并且天生富有丰富的想象，写出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秋”之启迪，寓意匪浅。“雨”不仅是水，它有水的灵性，而且会动，充满朦胧般的诗情画意：“雨”的缠绵悱恻，情运流淌，只有具备较深文化底蕴的人才能体验出来。

黄州突围读后感篇十二

很喜欢读余秋雨的作品，尤其是他的散文。不仅仅因为他是文学大家，更是因樗的作品深邃，引人深思，读时思想不由自主地跟着他的文字游走，时而高兴，时而叹息，时而惊奇！

他在《东坡突围》中有这样一段文字：“他从监狱里走来，他带着一个极小的官职，实际上以一个流放罪犯的身份走来，他带着官场和文坛泼给他的浑身脏水走来，他满心侥幸又满心绝望地走来。他被人押着，远离自己的家眷，没有资格选择黄州之外的任何一个地方，朝着这个当时还很荒凉的小镇走来。”

于是，他独自徘徊在这偏远而又荒凉的黄州，没有方向，没有目标。就这么走着，从白天到晚上，一直到深夜。《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将他的无助记录了下来：“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于是，浮动的心开始归于平静，圆润而不腻耳的声音在耳旁回荡：“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去，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黄州突围读后感篇十三

东坡突围是余秋雨写的文章。余秋雨在分析超时代人物的状况时也非常清晰和深刻。一种叫做起哄式的传扬，一种叫做起哄式的贬损，下面为大家分享了东坡突围赏析，欢迎借鉴！

余秋雨。

一

住在这远离闹市的半山居所里，安静是有了，但寂寞也来了，有时还来得很凶猛，特别在深更半夜。只得独个儿在屋子里转着圈，拉下窗帘，隔开窗外壁立的悬崖和翻卷的海潮，眼睛时不时地瞟着床边那乳白色的电话。它竟响了，急忙冲过去，是台北社打来的，一位不相识的女记者，说我的《文化苦旅》一书在台湾销售情况很好，因此要作越洋电话采访。问了我许多问题，出身、经历、爱好，无一遗漏。最后一个问题是：“在中国文化史上，您最喜欢哪一位文学家？”我回答：苏东坡。她又问：“他的作品中，您最喜欢哪几篇？”我回答：在黄州写赤壁的那几篇。记者小姐几乎没有停顿就接口道：“您是说《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我说对，心里立即为苏东坡高兴，他的作品是中国文人的通用电码，一点就着，哪怕是半山深夜、海峡阻隔、素昧平生。

我知道多数历史学家不相信那里是真的打赤壁之战的地方，他们大多说是在嘉鱼县打的。但最近几年，湖北省的几位中青年历史学家持相反意见，认为苏东坡怀古没怀错地方，黄州赤壁正是当时大战的主战场。对于这个争论我一直兴致勃勃地关心着，不管争论前景如何，黄州我还是想去看看的，不是从历史的角度看古战场的遗址，而是从艺术的角度看苏东坡的情怀。大艺术家即便错，也会错出魅力来。好像王尔德说过，在艺术中只有美丑而无所谓对错。

于是我还是去了。

这便是黄州赤壁。赭红色的陡峭石坡直逼着浩荡东去的大江，坡上有险道可以攀登俯瞰，江面有小船可供荡桨仰望，地方不大，但一俯一仰之间就有了气势，有了伟大与渺小的比照，有了视觉空间的变异和倒错，因此也就有了游观和冥思的价值。客观景物只提供一种审美可能，而不同的游人才使这种可能获得不同程度的实现。苏东坡以自己的精神力量给黄州的自然景物注入了意味，而正是这种意味，使无生命的自然形式变成美。因此不妨说，苏东坡不仅是黄州自然美的发现者，而且也是黄州自然美的确定者和构建者。

但是，事情的复杂性在于，自然美也可倒过来对人进行确定和构建。苏东坡成全了黄州，黄州也成全了苏东坡，这实在是一种相辅相成的有趣关系。苏东坡写于黄州的那些杰作，既宣告着黄州进入了一个新的美学等级，也宣告着苏东坡进入了一个新的人生阶段，两方面一起提升，谁也离不开谁。

苏东坡走过的地方很多，其中不少地方远比黄州美丽，为什么一个僻远的黄州还能给他如此巨大的惊喜和震动呢？他为什么能把如此深厚的历史意味和人生意味投注给黄州呢？黄州为什么能够成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人生驿站呢？这一切，决定于他来黄州的原因和心态。

他从监狱里走来，他带着一个极小的官职，实际上以一个流放罪犯的身份走来，他带着官场和文坛泼给他的浑身脏水走来，他满心侥幸又满心绝望地走来。他被人押着，远离自己的家眷，没有资格选择黄州之外的任何一个地方，朝着这个当时还很荒凉的小镇走来。

他很疲倦，他很狼狈，出汴梁、过河南、渡淮河、进湖北、抵黄州，萧条的黄州没有给他预备任何住所，他只得在一所寺庙中住下。他擦一把脸，喘一口气，四周一片静寂，连一个朋友也没有，他闭上眼睛摇了摇头。他不知道，此时此刻，他完成了一次永载史册的文化突围。黄州，注定要与这位伤痕累累的突围者进行一场继往开来的壮丽对话。

二

人们有时也许会傻想，像苏东坡这样让中国人共享千年的大文豪，应该是他所处的时代的无上骄傲，他周围的人一定会小心地珍惜他，虔诚地仰望他，总不愿意去找他的麻烦吧？事实恰恰相反，越是超时代的文化名人，往往越不能相容于他所处的具体时代。中国世俗社会的机制非常奇特，它一方面愿意播扬和轰传一位文化名人的声誉，利用他、榨取他、引诱他，另一方面从本质上却把他视为异类，迟早会排拒他、糟践他、毁坏他。起哄式的传扬，转化为起哄式的贬损，两种起哄都起源于自卑而狡黠的觊觎心态，两种起哄都与健康的文化氛围南辕北辙。

苏东坡到黄州来之前正陷于一个被文学史家称为“乌台诗狱”的案件中，这个案件的具体内容是特殊的，但集中反映了文化名人在中国社会的普遍遭遇，很值得说一说。搞清了这个案件中各种人的面目，才能理解苏东坡到黄州来究竟是突破了一个什么样的包围圈。

为了不使读者把注意力耗费在案件的具体内容上，我们不妨先把案件的底交代出来。即便站在朝廷的立场上，这也完全是一个莫须有的可笑事件。一群大大小小的文化官僚硬说苏东坡在很多诗中流露了对政府的不满和不敬，方法是对他诗中的词句和意象作上纲上线的推断和诠释，搞了半天连神宗皇帝也不太相信，在将信将疑之间几乎不得已地判了苏东坡的罪。

在中国古代的皇帝中，宋神宗绝对是不算坏的，在他内心并没有迫害苏东坡的任何企图，他深知苏东坡的才华，他的祖母光献太皇太后甚至竭力要保护苏东坡，而他又是非常尊重祖母意见的，在这种情况下，苏东坡不是非常安全吗？然而，完全不以神宗皇帝和太皇太后的意志为转移，名震九州、官居太守的苏东坡还是下了大狱。这一股强大而邪恶的力量，就很值得研究了。

这件事说来话长。在专制制度下的统治者也常常会摆出一种重视舆论的姿态，有时甚至还设立专门在各级官员中找岔子、寻毛病的所谓谏官，充当朝廷的耳目和喉舌。乍一看这是一件好事，但实际上弊端甚多。这些具有舆论形象的谏官所说的话，别人无法声辨，也不存在调查机制和仲裁机制，一切都要赖仗于他们的私人品质，但对私人品质的考察机制同样也不具备，因而所谓舆论云云常常成为一种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社会灾难。这就像现代的报纸如果缺乏足够的职业道德又没有相应的法规制约，信马由缰，随意褒贬，受伤害者无处可以说话，不知情者却误以为白纸黑字是舆论所在，这将会给人们带来多大的混乱！苏东坡早就看出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认为这种不受任何制约的所谓舆论和批评，足以改变朝廷决策者的心态，又具有很大的政治杀伤力（“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必须予以警惕，但神宗皇帝由于自身地位的不同无法意识到这一点。没想到，正是苏东坡自己尝到了他预言过的苦果，而神宗皇帝为了维护自己尊重舆论的形象，当批评苏东坡的言论几乎不约而同地聚合在一起时，他也不能为苏东坡讲什么话了。

那么，批评苏东坡的言论为什么会不约而同地聚合在一起呢？我想最简要的回答是他弟弟苏辙说的那句话：“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他太出色、太响亮，能把四周的笔墨比得十分寒伧，能把同代的文人比得有点狼狈，引起一部分人酸溜溜的嫉恨，然后你一拳我一脚地糟践，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在这场可耻的围攻中，一些品格低劣的文人充当了急先锋。

例如舒亶，这人可称之为“检举揭发专业户”，在揭发苏东坡的同时他还揭发了另一个人，那人正是以前推荐他做官的大恩人。这位大恩人给他写了一封信，拿了女婿的课业请他提意见、辅导，这本是朋友间非常正常的小事往来，没想到他竟然忘恩负义地给皇帝写了一封莫名其妙的检举揭发信，说我们两人都是官员，我又在舆论领域，他让我辅导他女婿总不大妥当。皇帝看了他的检举揭发，也就降了那个人的职。这简直是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就是这么一个让人恶心的人，与何正臣等人相呼应，写文章告诉皇帝，苏东坡到湖州上任后写给皇帝的感谢信中“有讥切时事之言”。苏东坡的这封感谢信皇帝早已看过，没发现问题，舒亶却苦口婆心地一款一款分析给皇帝听，苏东坡正在反您呢，反得可凶呢，而且已经反到了“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忠义之士，无不愤惋”的程度！“愤”是愤苏东坡，“惋”是惋皇上。有多少忠义之士在“愤惋”呢？他说是“无不”，也就是百分之百，无一遗漏。这种数量统计完全无法验证，却能使注重社会名声的神宗皇帝心头一咯噔。

又如李定。这是一个曾因母丧之后不服孝而引起人们唾骂的高官，对苏东坡的攻击最凶。他归纳了苏东坡的许多罪名，但我仔细鉴别后发现，他特别关注的是苏东坡早年的贫寒出身、现今在文化界的地位和社会名声。这些都不能列入犯罪的范畴，但他似乎压抑不住地对这几点表示出最大的愤慨。说苏东坡“起于草野垢贱之余”，“初无学术，滥得时名”，“所为文辞，虽不中理，亦足以鼓动流俗”，等等。苏东坡的出身引起他的不服且不去说它，硬说苏东坡不学无术、文辞不好，实在使我惊讶不已。但他不这么说也就无法断言苏东坡的社会名声和世俗鼓动力是“滥得”。总而言之，李定的攻击在种种表层动机下显然埋藏着一个最深秘的原素：妒忌。无论如何，诋毁苏东坡的学问和文采毕竟是太愚蠢了，这在当时加不了苏东坡的罪，而在以后却成了千年笑柄。但是妒忌一深就会失控，他只会找自己最痛恨的部位来攻击，已顾不得哪怕是装装样子的可信性和合理性了。

又如王珪，这是一个跋扈和虚伪的老人。他凭着资格和地位自认为文章天下第一，实际上他写诗作文绕来绕去都离不开“金玉锦绣”这些字眼，大家暗暗掩口而笑，他还自我感觉良好。现在，一个后起之秀苏东坡名震文坛，他当然要想尽一切办法来对付。有一次他对皇帝说：“苏东坡对皇上确实有二心。”皇帝问：“何以见得？”他举出苏东坡一首写桧树的诗中有“蛰龙”二字为证，皇帝不解，说：“诗人写桧树，和我有什么关系？”他说：“写到了龙还不是写皇帝吗？”皇帝倒是头脑清醒，反驳道：“未必，人家叫诸葛亮还叫卧龙呢！”这个王珪用心如此低下，文章能好到哪儿去呢？更不必说与苏东坡来较量了。几缕白发有时能够冒充师长、掩饰邪恶，却欺骗不了历史。历史最终也没有因为年龄把他的名字排列在苏东坡的前面。

又如李宜之。这又是另一种特例，做着一个芝麻绿豆小官，在安徽灵璧县听说苏东坡以前为当地一个园林写的一篇园记中有劝人不必热衷于做官的词句，竟也写信给皇帝检举揭发，并分析说这种思想会使人们缺少进取心，也会影响取士。看来这位李宜之除了心术不正之外，智力也大成问题，你看他连诬陷的口子都找得不伦不类。但是，在没有理性法庭的情况下，再愚蠢的指控也能成立，因此对散落全国各地的.李宜之们构成了一个鼓励。为什么档次这样低下的人也会挤进来围攻苏东坡？当代苏东坡研究者李一冰先生说得很好：“他也来插上一手，无他，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官，若能参加一件扳倒名人的大事，足使自己增重。”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这种目的确实也部分地达到了，例如我今天写这篇文章竟然还会写到李宜之这个名字，便完全是因为他参与了对苏东坡的围攻，否则他没有任何理由被哪怕是同一时代的人写在印刷品里。我的一些青年朋友根据他们对当今世俗心理的多方位体察，觉得李宜之这样的人未必是为了留名于历史，而是出于一种可称作“砸窗了”的恶作剧心理。晚上，一群孩子站在一座大楼前指指点点，看谁家的窗子亮就拣一块石子扔过去，谈不上什么目的，只图在几个小朋友中间出点风头而已。我觉得我的青年朋友们把李宜之看得过于现代派、也过于城市化了。李宜之的行为主要出于一种政治投机，听说苏东坡有点麻烦，就把麻烦闹得大一点，反正对内不会负道义责任，对外不会负法律责任，乐得投井下石，撑顺风船。这样的人倒是没有胆量像李定、舒亶和王珪那样首先向一位文化名人发难，说不定前两天还在到处吹嘘在什么地方有幸见过苏东坡、硬把苏东坡说成是自己的朋友甚至老师呢。

又如——我真不想写出这个名字，但再一想又没有讳避的理由，还是写出来吧：沈括。这位在中国古代科技史上占有不小地位的著名科学家也因忌妒而陷害过苏东坡，用的手法仍然是检举揭发苏东坡诗中有讥讽政府的倾向。如果他与苏东坡是政敌，那倒也罢了，问题是他们曾是好朋友，他所检举揭发的诗句，正是苏东坡与他分别时手录近作送给他留作纪念的。这实在太不是味道了。历史学家们分析，这大概与皇帝在沈括面前说过苏东坡的好话有关，沈括心中产生了一种默默的对比，不想让苏东坡的文化地位高于自己。另一种可能是他深知王安石与苏东坡政见不同，他投注投到了王安石一边。但王安石毕竟也是一个讲究人品的文化大师，重视过沈括，但最终却得出这是一个不可亲近的小人的结论。当然，在人格人品上的不可亲近，并不影响我们对沈括科学成就的肯定。

围攻者还有一些，我想举出这几个也就差不多了，苏东坡突然陷入困境的原因已经可以大致看清，我们也领略了一组有可能超越时空的“文化群小”的典型。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要单独搞倒苏东坡都是很难的，但是在社会上没有一种强大的反诽谤、反诬陷机制的情况下，一个人探头探脑的冒险会很容易地招来一堆凑热闹的人，于是七嘴八舌地组合成一种伪舆论，结果连神宗皇帝也对苏东坡疑惑起来，下旨说查查清楚，而去查的正是李定这些人。

苏东坡开始很不在意。有人偷偷告诉他，他的诗被检举揭发了，他先是一怔，后来还潇洒、幽默地说：“今后我的诗不愁皇帝看不到了。”但事态的发展却越来越不潇洒，1079年7月28日，朝廷派人到湖州的州衙来逮捕苏东坡，苏东坡事先得知风声，立即不知所措。文人终究是文人，他完全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从气势汹汹的样子看，估计会处死，他害怕了，躲在后屋里不敢出来，朋友说躲着不是办法，人家已在前面等着了，要躲也躲不过。正要出来他又犹豫了，出来该穿什么服装呢？已经犯了罪，还能穿官服吗？朋友说，什么罪还不知道，还是穿官服吧。苏东坡终于穿着官服出来了，朝廷派来的差官装模作样地半天不说话，故意要演一个压得人气都透不过来的场面出来。苏东坡越来越慌张，说：“我大概把朝廷惹恼了，看来总得死，请允许我回家与家人告别。”差官说“还不至于这样”，便叫两个差人用绳子捆扎了苏东坡，像驱赶鸡犬一样上路了。家人赶来，号啕大哭，湖州城的市民也在路边流泪。

长途押解，犹如一路示众，可惜当时几乎没有什么传播媒介，沿途百姓不认识这就是苏东坡。贫瘠而愚昧的国土上，绳子捆扎着一个世界级的伟大诗人，一步步行进。苏东坡在示众，整个民族在丢人。

全部遭遇还不知道半点起因，苏东坡只怕株连亲朋好友，在途经太湖和长江时都想投水自杀，由于看守严密而未成。当然也很可能成，那末，江湖淹没的将是一大截特别明丽的中华文明。文明的脆弱性就在这里，一步之差就会全盘改易，而把文明的代表者逼到这一步之差境地的则是一群小人。一群小人能做成如此大事，只能归功于中国的独特国情。

小人牵着大师，大师牵着历史。小人顺手把绳索重重一抖，于是大师和历史全都成了罪孽的化身。一部中国文化史，有很长时间一直捆押在被告席上，而法官和原告，大多是一群群挤眉弄眼的小人。

究竟是什么罪？审起来看！

怎么审？打！

一位官员曾关在同一监狱里，与苏东坡的牢房只有一墙之隔，他写诗道：

遥怜北户吴兴守，

诟辱通宵不忍闻。

通宵侮辱、摧残到了其他犯人也听不下去的地步，而侮辱、摧残的对象竟然就是苏东坡！

请允许我在这里把笔停一下。我相信一切文化良知都会在这里颤栗。中国几千年间有几个像苏东坡那样可爱、高贵而有魅力的人呢？但可爱、高贵、魅力之类往往既构不成社会号召力也构不成自我卫护力，真正厉害的是邪恶、低贱、粗暴，它们几乎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所向无敌。现在，苏东坡被它们抓在手里搓捏着，越是可爱、高贵、有魅力，搓捏得越起劲。温和柔雅如林间清风、深谷白云的大文豪面对这彻底陌生的语言系统和行为系统，不可能作任何像样的辩驳，他一定变得非常笨拙，无法调动起码的言语，无法完成简单的逻辑。他在牢房里的应对，绝对比不过一个普通的盗贼。因此审问者们愤怒了也高兴了，原来这么个大名人竟是草包一个，你平日的滔滔文辞被狗吃掉了？看你这副熊样还能写诗作词？纯粹是抄人家的吧？接着就是轮番扑打，诗人用纯银般的嗓子哀号着，哀号到嘶哑。这本是一个只需要哀号的地方，你写那么美丽的诗就已荒唐透顶了，还不该打？打，打得你淡妆浓抹，打得你乘风归去，打得你密州出猎！

他一心想着死。他觉得连累了家人，对不起老妻，又特别想念弟弟。他请一位善良的狱卒带了两首诗给苏辙，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埋骨的地点，他希望是杭州西湖。

不是别的，是诗句，把他推上了死路。我不知道那些天他在铁窗里是否抱怨甚至痛恨诗文。没想到，就在这时，隐隐约约地，一种散落四处的文化良知开始汇集起来了，他的诗文竟然在这危难时分产生了正面回应，他的读者们慢慢抬起了头，要说几句对得起自己内心的话了。很多人不敢说，但毕竟还有勇敢者；他的朋友大多躲避，但毕竟还有侠义人。

杭州的父老百姓想起他在当地做官时的种种美好行迹，在他入狱后公开做了解厄道场，求告神明保佑他；狱卒梁成知道他是大文豪，在审问人员离开时尽力照顾生活，连每天晚上的洗脚热水都准备了；他在朝中的朋友范镇、张方平不怕受到牵连，写信给皇帝，说他在文学上“实天下之奇才”，希望宽大；他的政敌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也仗义执言，对皇帝说：“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语罪人”，如果严厉处罚了苏东坡，“恐后世谓陛下不能容才”。最有趣的是那位我们上文提到过的太皇太后，她病得奄奄一息，神宗皇帝想大赦犯人来为她求寿，她竟说：“用不着去赦免天下的凶犯，放了苏东坡一人就够了！”最直截了当的是当朝左相吴充，有次他与皇帝谈起曹操，皇帝对曹操评价不高，吴充立即接口说：“曹操猜忌心那么重还容得下祢衡，陛下怎么容不下一个苏东坡呢？”

对这些人，不管是狱卒还是太后，我们都要深深感谢。他们比研究者们更懂得苏东坡的价值，就连那盆洗脚水也充满了文化的热度。

据王巩《甲申杂记》记载，那个带头诬陷、调查、审问苏东坡的李定，整日得意洋洋，有一天与满朝官员一起在崇政殿的殿门外等候早朝时向大家叙述审问苏东坡的情况，他说：“苏东坡真是奇才，一二十年前的诗文，审问起来都记得清清楚楚！”他以为，对这么一个轰传朝野的著名大案，一定会有不少官员感兴趣，但奇怪的是，他说了这番引逗别人提问的话之后，没有一个人搭腔，没有一个人提问，崇政殿外一片静默。他有点慌神，故作感慨状，叹息几声，回应他的仍是一片静默。这静默算不得抗争，也算不得舆论，但着实透着点儿高贵。相比之下，历来许多诬陷者周围常常会出现一些不负责任的热闹，以嘈杂助长了诬陷。

就在这种情势下，皇帝释放了苏东坡，贬谪黄州。黄州对苏东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三

我非常喜欢读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前后读过多少遍都记不清了，但每次总觉得语堂先生把苏东坡在黄州的境遇和心态写得太理想了。语堂先生酷爱苏东坡的黄州诗文，因此由诗文渲染开去，由酷爱渲染开去，渲染得通体风雅、圣洁。其实，就我所知，苏东坡在黄州还是很凄苦的，优美的诗文，是对凄苦的挣扎和超越。

苏东坡在黄州的生活状态，已被他自己写给李端叔的一封信描述得非常清楚。信中说：

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

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

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我初读这段话时十分震动，因为谁都知道苏东坡这个乐呵呵的大名人是有很多很多朋友的。日复一日的应酬，连篇累牍的唱和，几乎成了他生活的基本内容，他一半是为朋友们活着。但是，一旦出事，朋友们不仅不来信，而且也不回信了。他们都知道苏东坡是被冤屈的，现在事情大体已经过去，却仍然不愿意写一两句哪怕是问候起居的安慰话。苏东坡那一封封用美妙绝伦、光照中国书法史的笔墨写成的信，千辛万苦地从黄州带出去，却换不回一丁点儿友谊的信息。我相信这些朋友都不是坏人，但正因为不是坏人，更让我深长地叹息。总而言之，原来的世界已在身边轰然消失，于是一代名人也就混迹于樵夫渔民间不被人认识。本来这很可能换来轻松，但他又觉得远处仍有无数双眼睛注视着自己，他暂时还感觉不到这个世界对自己的诗文仍有极温暖的回应，只能在寂寞中惶恐。即便这封无关宏旨的信，他也特别注明不要给别人看。日常生活，在家人接来之前，大多是白天睡觉，晚上一个人出去溜达，见到淡淡的土酒也喝一杯，但绝不喝多，怕醉后失言。

他真的害怕了吗？也是也不是。他怕的是麻烦，而绝不怕大义凛然地为道义、为百姓，甚至为朝廷、为皇帝捐躯。他经过“乌台诗案”已经明白，一个人蒙受了诬陷即便是死也死不出一个道理来，你找不到慷慨陈词的目标，你抓不住从容赴死的理由。你想做个义无反顾的英雄，不知怎么一来把你打扮成了小丑；你想做个坚贞不屈的烈士，闹来闹去却成了一个深深忏悔的俘虏。无法洗刷，无处辩解，更不知如何来提出自己的抗议，发表自己的宣言。这确实很接近有的学者提出的“酱缸文化”，一旦跳在里边，怎么也抹不干净。苏东坡怕的是这个，没有哪个高品位的文化人会不怕。但他的内心实在仍有无畏的一面，或者说灾难使他更无畏了。他给李常的信中说：

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

虽怀坎壈于时，遇事有可遵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这么真诚的勇敢，这么洒脱的情怀，出自天真了大半辈子的苏东坡笔下，是完全可以相信的，但是，让他在何处做这篇人生道义的大文章呢？没有地方，没有机会，没有观看者也没有裁决者，只有一个把是非曲直忠奸善恶染成一色的大酱缸。于是，苏东坡刚刚写了上面这几句，支颐一想，又立即加一句：此信看后烧毁。

这是一种真正精神上的孤独无告，对于一个文化人，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了。那阙著名的“卜算子”，用极美的意境道尽了这种精神遭遇：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渺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正是这种难言的孤独，使他彻底洗去了人生的喧闹，去寻找无言的山水，去寻找远逝的古人。在无法对话的地方寻找对话，于是对话也一定会变得异乎寻常。像苏东坡这样的灵魂竟然寂然无声，那么，迟早总会突然冒出一种宏大的奇迹，让这个世界大吃一惊。

然而，现在他即便写诗作文，也不会追求社会轰动了。他在寂寞中反省过去，觉得自己以前最大的毛病是才华外露，缺少自知之明。一段树木靠着瘦瘤取悦于人，一块石头靠着晕纹取悦于人，其实能拿来取悦于人的地方恰恰正是它们的毛病所在，它们的正当用途绝不在这里。我苏东坡三十余年来想博得别人叫好的地方也大多是我的弱项所在，例如从小为考科举学写政论、策论，后来更是津津乐道于考论历史是非、直言陈谏曲直，做了官以为自己真的很懂得这一套了，洋洋自得地炫耀，其实我又何尝懂呢？直到一下子面临死亡才知道，我是在炫耀无知。三十多年来最大的弊病就在这里。现在终于明白了，到黄州的我是觉悟了的我，与以前的苏东坡是两个人。（参见李端叔书）。

苏东坡的这种自省，不是一走向乖巧的心理调整，而是一种极其诚恳的自我剖析，目的是想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他在无情地剥除自己身上每一点异己的成分，哪怕这些成分曾为他带来过官职、荣誉和名声。他渐渐回归于清纯和空灵，在这一过程中，佛教帮了他大忙，使他习惯于淡泊和静定。艰苦的物质生活，又使他不得不亲自垦荒种地，体味着自然和生命的原始意味。

这一切，使苏东坡经历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脱胎换骨，也使他的艺术才情获得了一次蒸馏和升华，他，真正地成熟了－－与古往今来许多大家一样，成熟于一场灾难之后，成熟于灭寂后的再生，成熟于穷乡僻壤，成熟于几乎没有人在他身边的时刻。幸好，他还不年老，他在黄州期间，是四十四岁至四十八岁，对一个男人来说，正是最重要的年月，今后还大有可为。中国历史上，许多人觉悟在过于苍老的暮年，换言之，成熟在过了季节的年岁，刚要享用成熟所带来的恩惠，脚步却已踉跄蹒跚；与他们相比，苏东坡真是好命。

引导千古杰作的前奏已经鸣响，一道神秘的天光射向黄州，《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马上就要产生。

鉴赏：

从《苏东坡突围》中走出来，悲愤与悲哀，苍凉与无奈，一种令人莫可名状的痛楚袭在心头。的确，挺悲哀的，对于那个时代的有些文人。

而今，时尚已过，却提笔又一次走向余秋雨，不敢说这是赶时髦，只是想在轰轰烈烈的“时髦”之后，捡起一点余光，算作是时尚后久远的回声吧!

余秋雨，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文人中叫得最响的名字。一部浩荡的《文化苦旅》凝聚了中国文化史千百年来的血泪历程：从《道士塔》到《莫高窟》，从《三峡》到《都江堰》，从《江南小镇》到《白发苏州》，无不深沉而细腻地透出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慨叹与热爱。《废墟》的蓬勃大气，《阳关雪》的凝重执著，《牌坊》的感人与深刻……一切的一切都把艰辛的漂泊历程从户外刻入读者的心灵。作为学者，余秋雨不失风度。他的苦旅文化，有着丰富深刻的内涵：驻足《道士塔》前，他会狠狠地说一句“我好恨”，然后再大哭一场;走进《莫高窟》，他是“飞天的后人”;行在《沙漠隐泉》，他看到“茫茫沙漠，滔滔流水于世无奇”。于是，他在深得天地之韵律、造化之机巧以及神醉情驰中，抒发了“给浮嚣以宁静，给躁急以清冽，给高蹈以平实，给粗犷以明丽”的灵动的人生。

“还历史以真实，还生命以过程”，余秋雨以最大的明智行在慢慢的旅程中，用深触的笔法挥洒着民族的残梦。于是，神州大地上掀起了浩荡的《文化苦旅》热潮。

余秋雨出名了，中国文坛从此又射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然而，“风景”太奇异了，太惹眼了。昏黄朦胧的氛围怎能容忍一道独特的宇宙之光?于是，围攻，还是围攻——小文杂刊里随后甚至发出了“余秋雨既然能够在传媒间红起来，也能让他在传媒间毁掉”之类的狂言;南北报刊上也登出了一些所谓的学者的妄论，如“他的文化散文都是对现代理性的反动……”;更有万般无奈的“先生”，在望文生义中捧着盗版的文字，在里面搜索着“硬伤”，然后毫无根据抑或小题大做地抽上一棒。

就这样，在坎坎坷坷中，文坛沉闷的空气蒸腾了，批评家们也多了起来，南北杂刊也百年不遇地热销，而余秋雨则被围在其中，“红”一块，“青”一块，有时候是热得喘不过气来，有时候是冷得像淋过一场秋雨。

同苏东坡一样，我们都是中国人，都足踏华夏地，口饮长江水，都是黄皮肤、黑头发的炎黄子孙——虽然在时间上相隔久远，在空间上被万水千山阻隔，可我们为什么总在覆蹈历史的悲剧?那些批评家们，那些专爱挑骨头、钻缝隙的人，还有那些心理不平衡的攻击者，总会让人感到一种莫可名状的悲哀。且不说人格，只看心态就能说明一切。有诗人说：“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心态，中国人有中国人的耳朵。”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博大精深，留给中国人的应该是目视四周、耳闻八方的浩瀚，而不是为了区区小利，长时间地耿耿于怀。

余秋雨以他的文化散文出名——他的文化散文有真切的历史情怀，有蓬勃大气的笔调，有洋洋洒洒的抒情，这些都是中国当代散文的骄傲。能够折射民族之光的人，我们说他是时代的英雄。同为中国人，我们永远唱着同一首歌。拥有伟人、才人，这是一个民族的荣耀。至于我们，不管是凡人也罢，还是庸人也罢，虽然不能为民族争光，但有义务守护已经出现的亮丽风景，而不是竭力地去压制，甚至是想去否定它。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需要亿万中国人去呵护。只有这样，中华民族才会在世界民族之林始终立于不败之地，中华民族的文化才会在世界任何地方闪光。

是的，人总是要走向成熟的。用余秋雨的话说，“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是一种圆润而腻耳的音响，是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是一种终于停止向四周申诉求告的大气，是一种不会理会哄闹的微笑，是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

文人的成熟，是民族文化的成熟。历史也许曾在这块荒凉的土地上做过一个“荒凉的梦”，但这个梦醒来便不再是一片荒凉，而是民族文化的振兴与奋发向上，似清空一道彩虹冲云贯斗，闪射出惊心动魄的光芒。

他是余秋雨，他是学者，但他没有“学者的架子”，面对众多的“突如其来”和“莫名其妙”，他没有退缩，仍然继续着他的“文化苦旅”，走进《秋雨散文》，走出《山居笔记》，已是《霜冷长河》。

黄州突围读后感篇十四

路过一间教室，听到学生诵读《饮湖上初晴后雨》，加上最近阴雨连天，睹物思人，便想起此诗的作者苏轼。为显尊重，我还是叫他苏东坡吧，多一个字，我不觉麻烦。

余秋雨的散文如《遥远的绝响》、《历史的暗角》、《抱愧山西》、《一个王朝的背影》等我都看了好多遍。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苏东坡的突围》。

学生时代的语文课，每当学习苏东坡的诗词时，老师都说苏东坡是豪放派。豪放派嘛，给我的刻板影响是，肯定吃不愁，穿不愁，没有烦心的事儿，游山玩水，写写诗词，一副乐呵呵的样子。在没读《苏东坡的突围》以前，从不理解苏东坡的命运多舛，更不了解苏东坡在精神世界的壮举：自我突围。

苏东坡才华出众，在朝为官，因乌台诗案，被流放黄州。起因是苏东坡政见不同于新党，新党内别有用心的人，想给苏东坡扣帽子，说他写的诗词是反诗，还拿出曾经的诗词，断章取义，牵强附会，滋事说他造反，极尽诬陷之能事。后来苏东坡被抓了起来，参与诬陷的那些官员，轮番地严刑拷问他，最后苏东坡大概也觉得，虽然自己造反子虚乌有，但可能真得要被这些人折磨致死，还不如少受点皮肉之苦，基于这种想法，苏东坡稀里糊涂的被定了死罪。当时为官的人群中，除了诬陷苏东坡的新党，还有部分人搞投机，为了赢取政治资本，落井下石，向苏东坡泼脏水。而更多的人真正知道苏东坡并没有罪，为了自保，虽没有参与迫害，却都集体选择了沉默，其中有经常和苏东坡一起吟诗作赋的朋友。苏东坡当时的处境是极其危险的.。好在极少数的有良知的人，还是敢于替苏东坡说话。皇帝其实也不相信苏东坡写的诗词，真有什么不妥，内心并不想杀他，但为迎合针对苏东坡的舆论导向，便于继续进行新政，才抓了苏东坡。最终皇帝改判苏东坡流放黄州。

苏东坡被贬黄州后，在群山恶水的蛮荒之地，写下了许多著名的篇章。其中就有我们耳熟能详的《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

流放后的生活，缺吃少穿，但这还不是最主要的困难。没有粮食，那就自己开荒耕地，没有蔬菜，那就自己建园种菜。望着荒芜人烟的黄州，起初最难忍的是孤独，因为孤独，他给以前的好朋友写信，向他们诉说苦楚，结果没有人回信给他，后来无望，也就不再写了。失望，孤独，困苦之中，他选择了享受孤独，逆流而上，耕地、种菜、烹饪、寻访古迹、礼佛……流放带来的消沉，被一种孤独之后的，焕发着新生命力的蓬勃所取代。

此时苏东坡是豪放派，洗净铅华的豪放，突围荆棘的豪放，彻悟的豪放。

上课钟声已响，我早已来到教室，学生集体朗诵："这梅花……旁的花，大抵是春暖才开花，她却不一样，愈是寒冷，愈是风欺雪压，花开得愈精神，愈秀气。她是最有品格、最有灵魂、最有骨气的……"。

窗外依然飘着雨，学生的朗读，很有带入感，我能不想到苏东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