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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伦理学中的元伦理难题论文篇一

理论界一般把20世纪50年代以前看成是环境伦理学的萌芽时期这主要是指，虽然有一些思想家开始在伦理学的语境下来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但是在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风头正劲、生态危机还没有充分显示的时代背景下，他们的思想的社会影响力在当时并不大，这无论对亨利梭罗、约翰。缪尔，还是阿尔贝特。史怀泽、奥尔多。利奥波德来说情形大致都是如此?如作为美国环境伦理学奠基人的奥尔多。利奥波德在20世纪40年代就呼吁人们要树立一种与自然保持平等和谐的新道德观，但是他并没有得到多少迎合之声，他的《沙乡年鉴》一书虽然在1949年就己经出版，但是“这本书在图书馆和学者的书架上静静地躺了近。

在西方环境保护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许多民众就是因为读了这本书而变成了环境保护主义者这一阶段所发生的许多事件都会永载于人类环境保护史册之中，如确定了“地球日”，召开了世界性的环境保护大会，许多著名的环境保护ngo组织纷纷成立了等等这一时期环境保护的主题是“遏制”，即遏制人口的増长、遏制污染的蔓延、遏制工业社会中各种破坏环境的生产行为和生活方式等等这一时期也是环境伦理学的快速发展分化时期，由于有了合宜的社会环境，环境伦理学开始在学术论坛上占有了一席之地，也形成了基于不同理论基础和价值追求的理论流派，动物解放论、动物权利论、生命平等论、自然价值论、深生态学等等都开始争相确立自己的理论疆域虽然这些理论流派各自所阐述的观点有所差别，但其理论旨趣还是有相同之处的：都注重从某个理论前提出发建构起较为严密的理论体系，都主张扩展传统的伦理学理论界阈，都强调抛弃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念等等。这一时期的环境伦理学更多关注的是理论上的建构，扩大自己的理论影响力，表现出了强烈批判和颠覆传统价值观的激进色彩。

二、“环境正义”的三个口号。

较早遭遇到生态危机的困扰，所以他们也较早地遭遇了“环境正义”问题的纠缠，而这种纠缠主要涉及的是“在资源逐渐匮乏，环境破坏越来越严重的今天，少数民族与弱势团体的土地资源被侵占，以及他们被迫承受主流社会的各种废弃物毒害之问题，基于此，在实质上，环境正义主张少数民族及弱势团体有免于遭受环境迫害的自由，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资源的永续利用以提升人民的生活素质，以及每个人每个社会群体对干净的土地?空气、水和其他自然环境有平等享用权的权利”

西方“环境正义”运动首先是从美国发起的，而美国的环境保护运动一开始就带有明显的白人中产阶级的利益倾向，“nimby”实际上就表达的是美国白人居民对环境保护运动的期望，他们希望环境保护能够充分满足自己的利益需要一一使他们能够远离环境污染和各种环境公害，能够有机会亲近自然，满足自己的审美情趣等等，反对把垃圾焚烧炉和各种有害的工业企业建立在白人社区美国白人的这种利益需要的确通过环境立法和其他途径得到了实现，大部分的垃圾填埋场和焚烧炉、放射物堆放仓库以及污染严重的工业企业都建在黑人和有色人种的社区中或相毗邻的区域里正是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以黑人、有色人种和社会低收入者为主体的“环境正义”运动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niaby’这一口号就表达了他们的期望:与社会所有人平等地享受环境权益，公平地分担环境责任。

三、我国的“环境正义”问题与环境伦理学的发展。

毫无疑问，我国在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也面临着“环境正义”问题，这可以从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来体现从国际方面来看，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受到了生态殖民主义的侵害，有毒垃圾和有害工业企业也想方设法寻找各种途径在我国“安家落户”。2月25日，美国两个环保组织一一“巴塞尔行动网络”(ban)和“硅谷防止有害物质联盟”(svtc)发表了他们联合撰写的长篇报告:《输出危害:流向亚洲的高科技垃圾》，披露了美国正在向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亚洲国家转移高科技垃圾，这种转嫁生态危机的做法在当地造成了难以逆转的生态灾难报告中描述了我国沿海一些乡镇企业正是通过冶炼和回收“洋垃圾”来作为生财之道的。这表明，我国的生态安全和生态利益己经受到了严重威胁，积极地维护国家和人民的生态权益是我们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

从国内看，“环境正义”的问题也通过多个层面表现出来有学者将其概括为三个方面:首先，城乡不公平。“中国环境污染防治投资几乎全部投到工业和城市。而中国农村还有3亿多人喝不上干净的水，1.5亿亩耕地遭到污染，每年1.2亿吨的农村生活垃圾露天堆放，农村环保设施几乎为零城市的环境改善是以牺牲农村环境为代价的，通过截污，城市水质改善了，农村水质却恶化了;通过转二产促三产，城市空气质量改善了，近郊污染加重了;通过简单填埋生活垃圾，城区面貌改善了，城乡接合部的垃圾二次污染加重了。农村在为城市装满'米袋子’、'菜篮子’的同时，出现了地力衰竭?生态退化和农业环境污染”其次，区域不公平。

“几十年来，中国资源富集的不发达地区源源不断地将资源输往发达地区，如今积累了发展力量的发达地区却没有给予不发达地区足够的补偿……我们对西部地区不断提出限制发展、保护环境的要求，而保护的成果却主要被发达地区无偿享用。近年来的南水北调?森林禁伐?西部地区退耕还林，最直接的受益者是发达地区环保上的区域不公平是明显的，'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没有得到落实”再次，阶层不公平“从环境上看，富裕人群的人均资源消耗量大、人均排放的污染物多，贫困人群往往是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直接受害者富裕人群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享受医疗保健，以补偿环境污染给生活质量带来的损害;贫困人群却没有能力选择生活环境，更无力应对因污染而带来的健康损害”[6]这就充分说明，我国生态问题的解决也需要以协调各种利益关系为前提。

我国的环境伦理学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后才有了较快的发展相对于国外的情形，我国的环境伦理学还只能算是一株稚嫩的幼芽。我国环境伦理学的发展带有明显的“外部输入”痕迹，也就是说我们是通过翻译介绍国外的环境伦理学论著来催动国内的环境伦理学研究的，直到今天对国外环境伦理思潮和基本理论的辨析仍然是我国环境伦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这种状况能够使得我国的环境伦理学研究及时跟踪国际研究动态，但若长期着眼于此，忽视对我国现实生态问题的关注，也会导致我国的环境伦理学缺少自己的话语和理论立足点，难以找到介入现实生活的路径。

所以，我国的环境伦理学发展在走过了早期的模仿、移植的阶段后，必须走出自己的道路，而这在很大的程度上依赖于对自己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挖掘，依赖于对我国现实存在的生态问题的自我关注，其中当然也包括对我国“环境正义”问题的自我关注只有这样，我国的环境伦理学发展才能既具有宽广的理论视野，又具有民众基础和实践途径。

环境伦理学中的元伦理难题论文篇二

依法治国作为我国治国安邦的基本策略，其践行之日起便促进了我国司法制度的完善与发展。因此，基于依法治国的发展策略，现代化社会主义社会正向着稳定、团结、科学的方向发展。在此其中，民法作为现代司法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民事侵权事件中的应用十分普遍。只是，民事案件相较于刑事案件，在责任认定与司法裁决时影响因素众多。因此，确保民事案件审理科学，需借助诚实守信原则，认清其于民法中的应用地位，了解民法应用其的必然性，并就此探索民法应用诚实守信原则的发展之路。

在当代民法之中，诚实守信原则被称为民法之中的“帝王条款”，该原则源起于罗马法典之中，虽源自于道德层面上的基本要求，但随着民法的发展与完善，逐渐成为现代民法中极为基础且重要的原则之一。诚实守信原则在理论上是极为抽象的概念，但在践行方面却有至关重要的应用地位。

一、诚实守信原则于当代民法中的应用地位。

诚实守信原则在民法之中具有极为关键性的应用地位，毫不夸张的说，诚实守信原则其本身是民法中无法替代的精神与灵魂，没有诚实守信原则支持的民法，将无法保证其法律地位与公信力。了解当代民法的人不难发现，诚实守信原则的应用范围十分广阔，无论是民事行为中的契约缔结、合约履行还是司法解释，诚实守信原则无时无刻不应用于每一个环节。总体来说，诚实守信原则不仅于民事活动中维护了各方的权利，同时也敦促着各方履行应尽的义务，确保民事活动的有效开展，并为民法践行奠定了诚信基础。因此，民法应用的过程中，诚实守信原则不仅被称为“透明规定”，即无需赘述仍存在于民事行为中的各环节;又因其坚实的社会地位与应用价值而被业内人士通称为“帝王条款”。对此，本文进一步分析诚实守信原则的应用地位，基于其均衡各方利益，赋予各方权利并规范各方义务的特征，认定其于民法之中的实际作用与现实价值，并认可其应用于民法之中的真实效果。

二、诚实守信原则应用于当代民法中的必然性。

(一)诚实守信原则应用于当代民法中的前提。

当前，认清诚实守信原则应用于现代民法中的必然性，率先应了解诚实守信原则应用于民法的前提条件。众所周知，中华文化素以诚信为尊，这从儒家思想将“信”纳入五常之中便可见一斑。只是，在社会形成早期之时，诚信还只停留在道德的思想层面之上，并未真正融入法律规程之中。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诚实守信原则与民法之间的关系逐渐密不可分。从近年来的众多事件中不难发现，诚信丧失已然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桎梏条件。三鹿奶粉、毒胶囊等诚信丧失现象令社会信誉岌岌可危。对此，诚实守信原则践行于民法之中显得势在必行。在诚信丧失的社会前提下，诚实守信原则贯彻将保证民法公信力提升，社会诚信意识觉醒，并就此扶持依法治国，为和谐社会的科学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诚实守信原则于当代民法中细化的价值。

借由分析诚实守信原则于当代民法中应用的前提后不难发现，国家诚信危机令诚实守信原则应用迫在眉睫。对此，民法践行诚实守信原则，需注重确保诚实守信于民法之中，以便诚实守信原则具备法律效益，可规范民法履行，并引导民事行为发展。只是，如上文所言，诚实守信原则其应用本身过于空泛，界定性质也未非常准确，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诚实守信原则引导民法履行与民事责任规划。因此，细化诚实守信原则内容，使其以民法实况为基准，落实于民法覆盖的各个环节，并作为巩固民法公信力与权威性的手段，确保民法应用的科学性与精准化。

三、诚实守信原则应用于当代民法中的发展之路。

认清诚实守信原则于当代民法中的应用地位，了解民法应用诚实守信原则的迫切性后，构筑诚实守信原则于当代民法中的应用之路便显得十分必要。对此，本文立足于诚实守信原则对民法公信力提升的实际价值，认为巩固诚实守信原则与民法关系的科学方法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考量：

(一)构筑信用管理体系，完善司法追责制度。

依法治国基本国策践行以来，民法作为依法治国的核心法律之一，是构筑和谐社会的`基础支撑。只是，民法在发展过程中，如何保证民法应用的科学精准，注重民法公信力的稳固意义重大。对此，为有效贯彻诚实守信原则于现代民法之中，构筑科学完善的信用管理体制，有效的保证民法建设的权威性与科学性，是巩固民法地位的关键所在。因此，在司法领域中，树立诚实守信原则的法律地位，规范失德背信的追责制度，确保诚实守信原则贯穿民法之中，进而巩固民法地位，保证民法应用科学。例如，在《证券法》、《信托法》、《合同法》等法规中明确诚实守信的法律地位，令基于法律之上的民事行为时刻践行诚实守信原则，若民事关系人中有人违背规定，则受到法律、制度上的追责处理，从而确保以上法律践行科学，并确保民事关系人具备遵纪守法意识。

(二)保障民法公信力，确保司法实务规范。

在民事诉讼之中，涉案人员诉讼因由多因民事纠纷而起，此类纠纷具备的共同特征源自于人心道德的失衡及司法认知的偏差。在此类纠纷案件中，民事侵权占据主要部分，其虽于危害性之上不及刑事犯罪，但就其影响而言，却并不亚于刑事犯罪的恶劣性质。因此，民事纠纷往往被认定为影响社会和谐，阻碍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对此，民法是解决民事纠纷的重要手段，判定民事责任，划分民事权利，并追讨民事利益是民法应用的重点内容。只是，如何保证司法机构应用民法时科学精准、客观公正是民法维权的关键所在，亦是诚实守信原则应用的重点关注内容。对此，诚实守信原则不仅对民法本身构成影响，其同时需对《法官法》、《检察院法》等法律进行约束，保证诚实守信原则应用于司法管理法律中，进而确保民法践行诚实守信原则科学，有助于诚实守信原则发挥作用，正向引导民法处理民事诉讼案件。

(三)树立诚信榜样，践行依法执政。

民法的诞生根本是稳定社会发展，而诚实信用原则的贯彻目标则是要维护司法的公正性。对此，现代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执行过程中从有法必依这一核心环节中着手，侧重于依法执政的关键落实，望借助执法必严来塑造高于政权的法律体系，从而确保法律执行的公信力。因此，当代民法推广与执行阶段，诚实守信原则不仅将渗透入司法机构，同时亦须贯彻入执政机构，确保执政机构拥有诚信榜样意识，落实诚信执政体系，以公平、公正、公开的思维来推动民法履行，确保民法的公民维护与公民管理作用凸显，才能稳定民法的公信力，保证诚实守信原则贯彻于民法始终。

综上所述，诚实守信原则对当代民法发展而言意义重大，其不仅巩固了民法于现代法律中的法律地位，同时也保证了民法执行的公信力。因此，有效应用诚实守信原则，将其以民法为基础，向司法部门、执政部门有效深化，才能进一步确保民法的公平性、公正性，并巩固其于民事案件中的判决指导作用。

环境伦理学中的元伦理难题论文篇三

摘要:作为民法理论基础的民法规则、民法原则，共同组成了民法理论，为民事案件的审判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在其实际应用过程中可以发现两者之间的关联性较强，共同为我国的法治化发展进程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是他们之间在存有关联性的同时也具有本质上的差异，在具体案件审判时还需要参照民法规则和民法原则进行审判，结合实际情况正确的使用，因此本文主要探究民法规则、民法原则之间的关联性所表现出的内在联系，以及他们之间的关联性的差异表现，最后通过具体的案件审判进行探究。

关键词:民法规则;关联性;民法原则。

法律后果、构成要件组成的法律规则就是民法规则，其特征是具体明确。而民法原则主要体现了经济基础的特征、民法的本质，是判断民事行为、抽象价值的重要准则。在民法的全部领域都可以使用民法原则，而民法规则则适用于民法的特定领域。深入研究两者之间的关联性，为实际应用中提供便利，从而做出更加准确的判决。

一、民法规则与民法原则的关联性所表现出的内在联系。

在民法领域范围内，民法规则与民法原则都适用，他们之间的关联性较强，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这些共同特征促使两者之间存有密切的内在联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在整个民事立法过程中的关联性―――两者都可以体现出来。

被人们所熟知的民法法律中的婚姻法和物权法这两部法律，都需要通过民法规则与民法原则进行指导才可以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同时在个别案例的审判过程中，不仅要体现公正、公平的法律本质，法官在审判时还要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充分的考虑，所以在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时候，应当基于相关的法律规则，同时结合相应的法律基本原则，从而保证社会各界对审判的结果产生认同感，达到其理想的社会价值观的实际需求。另外通过这种全面考虑民法规则和民法原则的方法可有促进法律公信力的强化［1］。

(二)在审判时的关联性―――两者都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由的裁量。

文字和语言等方面的局限，使得法律体系自身的主要意思在表达上，无法全部准确、清晰的、完善的表达，而且也没有使用文字来完整的记录民法规则、民法原则，在具体的审判案件过程中就要求法官自由裁量，根据原有的法律基础进行参考，对于裁量的范围也不是无限的扩大，有理有据才是参照的标准。审判也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里所表述的字面意思，若是没有按照法律规定来审判，就很容易产生越权的问题。这一缺陷在法律体系中已经存在，所以在审判案件的时候，立法者就赋予了法官相应的自由裁量权力，并对法官的这种权利做出一定程度的限制，从而完善立法，实现明确法律体系自身的目标，保证在案件的审批过程中法官可以有法可依［2］。

(三)两者在民法精神方面的关联性―――都能够体现出民法精神。

追求正义、遵守道德、解放人性是民法精神主要表现的特征，在对案件进行审判的过程中，民法规则和民法原则都要求法官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进行维护，而且审判的结果也要与社会主义的法制观念相符合。保证在审判案件结束之后，整个审判的结果可以起到相应的教育作用，并防止公民日后再犯类似的错误，正确的引导公民做出合法的行为，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以及做出正确的社会主义生活目的。以此来激发出民法对社会生活的积极作用，使更多的社会公民养成准确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实现民法的根本目标，对社会公共利益进行维护。

二、民法规则与民法原则的关联性的差异性表现。

(一)适用范围方面的差异。

根据民法规则和民法原则各自的内容来看，其不同的法律内容就决定了两者在适用范围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性。较为抽象、以及较强的概括性特征决定了民法原则的适用范围较为宽广，在民法的所有领域都可以使用该法律原则作为审批依据。而较为明确具体的民法规则内容，就决定了其在适用的时候，只是对某种具体的民事行为、特定类型的民事关系比较适用［3］。

(二)使用方式方面的差异。

在使用民法规则的时候，主要是裁定个案的时候使用该规则，由此可以看出既定的事实是民法规则规定事实的要求，也可以说民法规则规定的事实是有效的，并通过分析具体的案例可以参考民法规则做出合理的解决办法。若是民法规则在制定的时候不能按照事实来规定，那么在审判中就无法充分发挥其法律作用。与民法规则相比，民法原则在使用的时候，在不同的案例中具有不用的适用度，而民法原则的适用度较高的情况下，可以发挥其指导裁判个别案例的作用，在这时其他的民法原则会因为在适用度较高的原则下而发生失效现象。所以在比较特殊的'个案中，民法规则和民法原则会因为案例的不同而发生变化适用度的情况［4］。

(三)作用效果方面存在的差异。

与民法原则相比而言，民法规则具有较强的限制性，而且在实际使用这两种法律标准的时候，依照民法规则来形式裁量权更加贴近法律要求，而使用民法原则则容易发生偏离。

(四)内容方面的差异。

民法规则、民法原则两者在内容方面具有不同之处，差异较为明显。民法规则的构成要素主要有两部分，即法律后果、构成要件，且这些构成要素具有较强的具体性、明确性，极大的限制了审判者的自由裁量权。然是与民法规则相比，民法原则的主要内容中就没有法律后果、构成要件，也没有做出相关的说明，民法原则的内容相对比较而言更加抽象、更具概括性，所以在使用民法原则的时候，审判者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要补充相应的社会价值观等内容［5］。

三、具体案例分析民法规则和民法原则的关联性。

虽然在审判某些案件的时候可以直接参照民法规则来审判，但是民法原则对民法规则的使用范围的扩张或限缩同样重要。例如民法规则中的合同无效的确认规则，其中缺少限制恶意缔约人利用合同无效来获取不正当的经济效益的要件。若是根据民法原则中的诚实信用来看，就需要设置该限制要件。如在法释14号就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在第七条原则中签订劳务分包合同的分包人、承包人等(他们都具有劳务作业法定资质)，在请求合同确认合同无效时以转包建设工程违规为由的一律不支持。由此可以看出民法规则的适用范围受到民法原则的限制，侧面论证了他们的之间的关联性［6］。

四、总结。

综上所述，通过对民法原则和民法规则之间的关系的深入研究，从中可以了解到民法规则和民法原则之间既存在相互联系的关联性，也存在相互区别的关联性。只有深入认清两者的关联性，以及在使用方式、适用范围、内容、作用效果等方面的差异，才能够保证在实际应用中做出合理的判决结果，从而维护民法的法律效力。

参考文献:。

［2］李浩铭．解析民法原则与民法规则之间的关系［j］．法制博览，，04:270．。

［5］崔姣．保险法近因原则适用之实证分析［d］．西南财经大学，．。

［6］杨学慧．论民法之诚实信用原则［d］．山东大学，．。

环境伦理学中的元伦理难题论文篇四

医学伦理学是医学与伦理学交叉的学科，随着学科本身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逐渐成为现代医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医学高等教育的重要内容。“国际医学教育组织关于全球医学教育最基本要求中提到，医学毕业生应该具备的七项最基本能力之一就是职业价值、态度、行为和伦理。”在医学生中加强医学伦理学临床实践性教育，提升其职业道德修养和人文素质，既是丰富医学生教育内涵的必然要求，也是拓展医学生教育外延的重要途径。

1.高等医学院校医学伦理学临床实践教育存在的问题。

1.1医学伦理学学科组织建设和教育目标达不到临床实践要求。

受医疗水平和社会发展水平的限制，直到20世纪80年代，医学伦理学在我国才开始被重视，但其教育教学工作在我国刚刚起步，缺乏系统的、有针对性的指导和要求，明晰的学科定位和评价体系没有形成，课程内容也与临床实践脱离严重。有调查显示，81家高等医药院校中，15家高校设置有3个5个人文医学教研室；48家高校只设置有1个2个人文医学教研室，还有18家医药院校没有设置人文医学教研室，教学组织设置不健全。课程基本上由公共教学部来承担，其主要任务和目标也被定为提升医学生的思想政治水平和职业道德素养。这种模糊的学科定位和教育目标严重影响了学科发展和教育教学。学生不明确医学伦理学的理论精髓，教师的授课内容满足不了临床实践的需求，使得医学伦理学教育未能取得实质性的效果。

1.2师资队伍建设情况不理想。

医学院校的人文底蕴和综合性大学相比还很薄弱，教师的知识结构比较单一，师资队伍学历背景比较单一，既有伦理学专业背景，又有医学专业背景和临床实践经验的教师比较匮乏，参加过相关培训的较少。课程往往由公共教学部或社会科学部的教师担任，教师的专业领域不是医学，对医学发展前沿和医疗实践中遇到的问题难以把握，因此难免陷人空泛、枯燥的教学模式。

1.3课程建设不规范，未充分结合临床实践。

作为核心人文医学课程，医学伦理学的教学是比较规范的，但也存在一定问题。有调査显示，不是所有医学院校都将医学伦理学列为专业必修课，开课率和课时量距离实际需要还有很大距离。在33家接受调查的综合性大学中，医学伦理学平均学时只有27学时，部分高校在20学时以下，个别高校甚至没有开设这门课程，距离理想目标太远，还不到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医学伦理学学时总数的1/5。要系统讲授医学伦理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基本原则及范畴、医患关系、改善医患关系的方法、临床科研、医疗新技术引发的伦理问题等，在有限的时间内已经比较紧张，教师只能参照教材予以泛泛讲解，无法充分结合临床实践及医疗热点，更谈不上提供实践机会。

1.4忽视临床实习阶段的医学伦理学教学。

在西方发达国家，医学伦理学“贯穿在医学教育整个阶段、有一定间隔并反复进行”。在基础课学习阶段、临床实习前期、临床实习中都融人了不同阶段所需要的医学伦理学知识和临床技巧，大大提高了教育的系统性、整体性、实际性，教育效果良好。我国的医学伦理学基本安排在第5学期?第6学期，一个学期完成教学任务。“基本上只是作为一门课程单独开设，在其他临床课程的教材和教学中，较少涉及伦理学的内容，甚至某些技术应用中十分尖锐的伦理问题也未有任何涉及。”学生没有接触到临床实践就学习医学伦理学犹如纸上谈兵，味同嚼蜡，对医学知识的掌握和运用还停留在理论层面。

2.加强医学伦理学临床实践教育的探索。

医学院校必须将医学伦理学的学科及课程建设、师资队伍建设、教学模式、社会实践各方面结合起来，完善医学生医学伦理学临床实践性教育模式，才能丰富医学伦理学临床实践教育内涵。

2.1明确学科定位和教育目标，提高学生临床伦理素养。

“医学伦理学是人文医学教学的主轴，它贯穿于医学实践各方面的始终，医学的宗旨和医疗职业的价值、态度和行为准则，无不是医学伦理理念的凝化，医学伦理也是医生的必备品质。”所以应明确医学伦理学是医学基础课程的地位，这是医学伦理学的恰当学科定位。应厘清教育目标，着重培养学生对患者的人文关怀，正确的价值观和职业操守，崇高的人生理想，培养学生用医学伦理学的方法去解决、分析、评价临床中的问题，这也是其教育和教学的最终目标和落脚点。主要有以下五方面内容：理解并践行“医乃仁术”的医学精髓；医务人员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解决医学伦理及法律、社会问题；医患沟通能力与技巧；用伦理学方法去解决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

2.2充实和优化师资队伍，重视教师的临床实践经验着力打造一支既有伦理学专业背景，又有医学专业知识和临床实践经验的教师队伍。鼓励在职教师进修和培训，以提高专业素养。可以聘请德才兼备的综合性大学教师以及社会知名学者作为外聘教师，使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多元化，打破原有的僵化、单调的教学模式。聘请附属医院遴选相对稳定的、临床经验丰富、具有较高教学能力的临床医师作为兼职教师队伍，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丰富的临床、理论知识完成教学任务，提高学生的伦理素质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3改革传统的教学模式，提高临床伦理价值决策能力在教学内容上，扩大教学内容的外延，基本理论内容包括：医学伦理学基本原理和规范，医生职业道德和从业要求、临床伦理原则、沟通技能；在此基础上增加现代科技发展带来的新的伦理问题、医疗实践中的实际伦理问题，如器官伦理、生殖遗传伦理、死亡伦理、医患关系、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等问题；除了基本理论内容外，中国传统医德文化、国外医学伦理学发展历史、医院管理伦理学等外围教学内容可以供学生选修或作为教学参考。

具体方法可以是：在课堂教学中，加人现代医学大家和古代名医的生平纪事和学习、求学经历，或者以影片、纪录片形式播放相关视频，组织讨论、情景模拟等，在提高教学的生动性同时，学生受到传统医德和职业操守、大家风范的影响，比单纯灌输效果要好。在解剖课程上，形成对尸体捐献者默哀的教学惯例，提倡对生命致以尊重和逝者致以哀思。

在教学设计上，贯彻伦理情境引人，主要选择具有医学伦理意义的临床情景素材进行教学：

二是引入临床具体医疗病例，培养学生职业伦理素质；

三是恰当把握情境教学的“度”，在引人临床情境时，如何使学生面对真实的医疗环境和医患关系，对其揭示和分析的度的把握，既不给行业造成负面影响，又能促进学生尽早体验真实医疗情况，逐步适应医疗环境，树立对生命的敬畏和对职业精神的崇敬。

2.4拓展学习阶段和评价形式，加强临床实习阶段的管理和监督。

临床实习阶段是医学生理论学习阶段和临床阶段的重要衔接环节，通过亲身的诊疗和耐心的沟通，逐步适应医疗环境，体会医学真谛，培养沟通能力，树立正确价值观。“临床医学伦理通过对广大医务人员进行医学伦理学教育和培训，将医学伦理学的价值理论转化为临床伦理规范，对临床实践发挥导向作用和对不道德的医疗进行警示与惩戒，其目的是确保和增进疗效，提高治愈率，以圆满完成救治患者的使命。”

和理论学习的阶段不同，临床实习阶段医学伦理学学习有以下特点：教学场所由单一的课堂转为鲜活生动的医院各科室，教材由传统的课本和幻灯片转为患者和病例，教学方式由教师单纯讲授转为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接触患者和病例，在实际诊疗中进行学习。从一定意义上说，国际医学教育组织提出的对医学毕业生应该具备的最基本能力之一的职业价值、态度、行为和伦理，只有在临床阶段才能得到真正的践行和检验。我国学者提出：临床教学中特别要加强人文精神的教育，将医学伦理学的自主、知情同意、不伤害、最优化等原则贯穿于临床各科教学中，启发、引导学生做出相应的伦理抉择。

笔者建议，学校和医院科教部门应做到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制定《临床实习医学伦理的基本要求和规范》，作为实习阶段医学伦理学的教学要求和大纲。

二是丰富和拓展医学伦理实习的内涵和外延，包括医院制度与岗位职责、职业道德；医患沟通能力与技巧；解决医学伦理相关的法律、社会、医患关系问题；与患者的`情感沟通；临床伦理思维决策与价值判断能力。

三是结合实习生实习中的科室轮转具体情况，要求学生结合各科室的特点，深人了解并领会涉及的不同伦理思想和要求，并完成医学伦理体验每日小结和出科总结。要求学生了解临床问诊、检体、应用辅助检査和药物、手术治疗等过程中的伦理问题，重视与患者及其家属的沟通和交流，完成临床诊治病例伦理总结。

四是临床实习中的医学伦理师资问题。临床带教教师工作任务繁重，可以由临床带教教师和医学伦理学科教师共同组成，基于医疗情境共同制定伦理实习计划。其中临床带教教师负责选择教学案例，并规定实习生完成伦理体验总结。医学伦理学教师分出一部分教学课时进科，结合理论指导实习生的临床实践，并完成实习生伦理实习作业的评阅。

重视并加强临床实习的管理与监督，还应建立有效的评价机制，从制度上保障临床实习的管理和约束。主要方式有：以学生的自我改进完善为目的，注重学生学习经历的评价；通过实习考核手册、床边考核、网上自测等，加强评价结果的分析;及时反馈不足，充分发挥形成性评价的导向作用，引导学生自主学习。

2.5以社会服务为平台，在医疗实践中检验医学伦理学教育成果。

医学伦理学是一门和医疗实践紧密结合的应用学科，只有深刻了解所处的社会发展现实和科技发展现状，才能利用伦理学知识更好地指导医疗实践。传统医学伦理学的主要核心内涵是医德修养，是经过历代社会的医学实践逐渐沉淀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具有中国医学独特思想的传统社会医者的职业道德。由此可见，传统医学伦理学的形成基础也是医疗实践。除了医德修养外，当代医学伦理学更涉及到医患关系、医疗科技、生命科学、卫生保健、人类生态等更为广泛的领域。

所以，医学伦理学教学应追求知识活化率最大化，加强与实践的结合，重视对实践的应用和指导，强化对医学生伦理应用能力的培养。指导并感化学生始终以“除人类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为己任，本着“医者父母心”的职业精神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开展各类社会实践，积极送医送药;关爱弱势群体，竭力助残助幼；进行医疗常识普及，提升民众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组织社会调查，开展各类公益活动。学生将所学的医学知识奉献社会的同时深刻理解医学伦理的人文内涵，提高其对医学社会价值、道德价值的判断能力。

医学伦理学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促进医学生的伦理实践能力和提升职业道德、人文素养，形成用伦理学方法去解决、分析临床实践的能力。医学伦理学临床实践性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综合运用各种手段，依靠学校各方面力量，形成共同育人机制才能营造良好的医学伦理教育的机制，切实提高医学伦理学教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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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伦理学中的元伦理难题论文篇五

摘要通俗来讲，正义通常是指人们按照一定的道德标准做应该做的事。不同的社会制度背景下，人们对于的正义的理解各有不同；伦理学三位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亚里士多德、亚当・斯密、约翰・穆勒在论述正义时都不约而同的c社会的稳定发展相联系，总体来说，他们都认为正义是维持社会稳定不可缺少的一种道德品质。

1亚里士多德论正义。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指出，公正和正义具有相同的含义，并且他用整整一卷的篇幅讲了关于正义。他在第一章就对正义的概念作了定义。亚里士多德认为正义是一种品质，可以让人倾向于做正确的事情。另外，“公正集一切德性之大成”，在个人的种种德性之中，公正是最特殊的，因为它不是利己而是利他的，是与他人相关的，因此，正义可以说是所有功德的集合。亚里士多德认为公正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基于法律的层面，另一方面，公正是一种伦理德性。他认为伦理德性是可以通过行为来培养的。所以公正是作为一种伦理德性的公正是通过长期的践行公正行为来养成的结果。

2亚当・斯密论正义。

亚当斯密的正义思想可以从个人品德和社会伦理两个视角之下来分析。在个人品德层次，亚当斯密通过将正义与另外一种品德，也就是通过将正义与仁慈的'比较，来说明正义这种品德。在斯密看来，就个人道德来说，是具有层级划分的，可以分为基本美德，一般美德，崇高美德。基本美德作为公民必须具备的底线道德，要求每一个公民遵守基本美德是维持社会和谐稳定的基本要求。在斯密看来，从个人品德视角来看，正义是一种不伤害他人、不干涉他人利益的美德，因此，它属于基本美德。正义这种基本美德其本质是不能让我们为所欲为，做任何事都要有所限制，不能侵犯他人的利益。但是，我们的道德水准不能仅仅停留在最基础的层次，还需要追求更高的境界。除了正义美德之外，我们还需要追求仁慈、奉献、牺牲等更高层次的美德。

亚当斯密认为，仁慈是以同情心为情感基础的人们与身俱来的一种高级美德，正义是人们基于保护自我利益而形成的一种共识，它是人类社会生存和生活秩序的保障。从人类社会的发展来看，正义维护了社会的基本秩序，仁慈则优化了社会的内部结构，有效缓解了内部矛盾；正义是基石，而仁慈是正义的补充。正义和仁慈在社会法治层面一个是义务，一个是责任，从社会的政治制度层面来看，就是道德与法的关系，两者共同作用来维系社会的安定和和谐。

3功利主义与正义。

约翰穆勒作为功利主义的代表人物，他对功利主义的定义是：合乎道德的行为或者制度应当能够促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功利主义的基础是人的趋乐避苦的本性和利己主义理论。而功利主义的批判者却认为功利主义原则和正义原则是相互不容的，正义原则体现在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在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相互冲突时，功利主义倾向于保护集体利益，因此，批判者据此认为正义原则与功利主义是相对的。约翰穆勒在吸收了边沁的部分思想之后，更进一步地发展了功利主义思想，在他的著作《功利主义》中，对于功利主义和正义之间的关系作了些许补充，并证明了二者的一致性，并且在功利主义理论的基础上，通过修正补充功利主义的理论缺陷，使功利主义更加重视个人的权益。

4结语。

亚里士多德、亚当斯密、约翰穆勒三人作为伦理学史上的代表性人物，他们的思想不仅仅体现着他们的超乎常人的智慧，更代表着他们生活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状态。他们对于正义的看法有许多异同点。首先，在对正义的定义来看，亚里士多德仅仅认为正义就是做正确的事，并且赞美正义是所有德性的集合；亚当斯密更进一步，认为正义是不去侵害他人的利益，并且肯定正义是社会存在的根基；约翰穆勒对于正义的定义基本和亚当斯密一致，但是他认为正义还具有权利和平等的属性，这就在理论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了正义的内容。其次，他们三人在谈论正义的时候，都是建立在考虑社会发展的基础之上，因此不能从局部单独来看他们对正义的分析，而是要从整体去认识他们的思想。亚里士多德基于他自己的城邦思想，具体的分析正义对于城邦的实现和发展的重要性，其正义理论实现的载体是城邦公民，而实现的目的和追求就是城邦的实现；在宏观角度来看，亚当斯密的正义理论也是为了探究正义对于社会存在的作用和价值，为了更具体体现正义的价值，他将正义与仁慈相对比，证明了正义是社会存在的根基，而仁慈只是锦上添花的修饰品；约翰穆勒为了调和功利主义和正义原则的矛盾，更加细致的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落实到具体的个人身上，提出了社会的发展与个人的权益实现之间的种种联系。所以说，不论是亚里士多德还是亚当斯密和约翰穆勒都肯定了正义对于社会发展的必要作用。

参考文献。

[1]（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2]（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谢宗林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3]（英）约翰・穆勒.功利主义[m].徐大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环境伦理学中的元伦理难题论文篇六

行政人的伦理道德问题是行政伦理学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而“现实的人”及其存在方式是理解行政伦理学的前提。马克思主义人学是关于人的科学理论，它从人的存在、人的本质、人的地位、人的价值以及人的发展等多个角度为理解行政领域中的人提供了新的路径。以人学为向度的行政伦理学研究有助于理解马克思主义人学的科学内涵。

关键词：行政伦理学；马克思主义人学；现实的人。

行政伦理学研究的是公共行政领域中的伦理。从历时态来看，行政伦理可以理解为凝聚在过程诸环节中的伦理，即有行政之处即存在伦理；从共时态来看，行政伦理是行政组织和行政人员在国家公共事务的管理中所具有的行政道德理念、行政制度规范以及行政道德行为的总称。伦理的社会基础是利益，但作为公私利益观念体系的行政伦理则更加关注权利义务关系，而权利义务关系的施动者是行政主体即行政人员个体及各种行政组织，且行政组织伦理的核心问题是：“作为一个管理者，我如何才能防止本组织的成员从事不道德行为?”因此，无论是动态上还是静态上，行政人员伦理是行政伦理的关键性要素。公共行政人员的道德品行对自身的行政行为以及完整意义上的行政组织行为都影响深远，行政伦理的落实最终必须以“现实的人”的视角来推进并以人的特征及其“类本质”来考量。因此，“现实的人”构成了行政伦理学的出发点；另外，马克思主义人学实现了人学历史上新的哲学范式，它也为理解行政伦理中的“人”提供了新的方式和理路。

一、行政伦理学的起点：现实的人。

作为行政人在公共行政领域内的伦理体现，行政伦理学主要关注的是行政学意义上的人在行使公共权力和处理权利义务关系时自身行为所凝炼的道德价值。从“现实的人”来看，也即在处理涉及社会各个领域的权力与利益关系时，它所体现的对“现实的人”的个体存在形态、群体存在形态以及类存在形态的伦理关照。

(一)作为逻辑起点和现实起点的“现实的人”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实践是理论的源泉。行政伦理学兴起的直接动因是行政实践中突出的伦理问题，且单纯从实践或理论领域都无法达成现实的目标，因此，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成为必然。从公共行政学的发展来看，其先后经历了科学管理时期、行为科学时期和管理科学时期等阶段。二战后，公共行政领域内的行为主义方法论和分析模式一直是主流模式。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西方国家内部社会矛盾突出，那种在行政研究中忽视“价值”的模式在挽救危机和解决矛盾时显得十分苍白无力。于是，民权运动、新左派运动、基督教神学、民族主义、绿色运动、女权运动逐渐发展，自由、平等、正义、民主、人权等概念与思潮再度引起关注，公共行政领域从最初推崇事实上的“效率至上”逐步过渡到不再拒绝“价值”讨论；“水门事件”的发生，撬动了行政伦理学在美国兴起的契机，此后的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改革则使改善行政伦理成为一种世界趋势。这样一来，伦理价值开始重新作为行政活动的普遍理念和行政行为的重要标准。因此，从人学的视角来看，尊重人的人格与价值并体现公共行政与公共服务组织的价值，将伦理目标作为行政人员履行职责的行为的价值导向等实际上都是人们对自身的现实生存环境反思的结果；更准确地说，是“现实的人”的现代性症候与生存境遇转化开启了行政伦理学的前行航向。

从整体发展历程来看，行政现象与行政活动可谓错综复杂、光怪陆离，而以“现实的人”为逻辑起点和价值归宿的马克思主义人学则为理解行政提供了有效的方法论钥匙；以全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将“现实的人”确定为社会与政治生活的前提，并强调社会政治过程产生于“现实的人”的活动。正如马克思所言，“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而他们理论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这里的人并“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马克思主义人学将人放在现实的社会关系和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揭示了在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等基础上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间的现实关系，给“人为何成人”这个重要论题提供行动指南，并从生论的角度为理解行政伦理学开辟了新的人学范式。

(二)“现实的人”之存在方式。

在人的存在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人学实现了对传统形而上学理论的革命，并返归人类自身寻求在实践基础上的'人之现实存在。在马克思那里，个人具有三个层次的存在形态：人作为人的“类存在”；人作为群体意义上的社会存在；人作为个人的个体存在。其中，人的社会存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在人的三种存在形态中起着中介的作用。这是由于劳动不但创造了人本身而且还是人类的本质活动，人们为了生存必须进行物质生产活动；然而，当作为个体存在的人在面对强大的自然力量时，人们必须以相互协作与建立联系的形式才能在大自然面前体现主体性并实现人的“类存在”。因此，“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作为个体存在的人必须通过作为社会存在的人的中介并在社会群体的主体性中才能历史地实现作为“类存在”的人。

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是一个发展的活的有机体。社会有机体的发展是物质生产、人类自身再生产、精神生产与社会关系再生产的统一，而处在社会有机体中的“国家的组织活动”即构成了行政；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活动即国家意志的执行与贯彻。然而，“每一个既定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利益。”在生产实践中所形成的道德准则是以利益关系为根源的，而公共行政作为脱胎于国家和社会并对社会有机体中的行政领域进行的管理活动，在提供稳定而公平的秩序供给的同时，它同样必须解决利益问题――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问题，抑或是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问题。由于现代行政过程中的国家意志大都由行政人员执行，因此，行政人员及行政体系在社会有机体中的道德实践使得道德准则不断内化并在现实的道德生活中逐渐强化，而且这一过程贯穿于作为社会存在的人的历史发展之始终；由于权力与利益关系的处理即对于“国家的组织活动”并不能单纯地作为工具性、自发性秩序存在――公共行政牵涉到稳定而有序的秩序供给，牵涉到作为社会存在的人的社会群体的主体性，牵涉到作为“类存在”的人之整体的自由、平等与幸福道德追求与伦理需要，所以诸如正义、公平、审慎、责任等行政领域的道德观念与伦理关怀应运而生。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作为社会存在的人即作为行政管理活动而存在的人，行政管理的存在方式即“现实的人”之存在方式，而“现实的人”的社会存在也决定了行政伦理的存在。

二、人学基础上的行政伦理学。

主义人学的“出场”实现了传统入学的感性生存本体论的价值转向，它更加强调人的现实本质、人的主体性与价值、人的自由解放与全面发展。这样一条实践人学的道路为理解行政伦理学的生成方式与内容开拓了新的视域。

(一)“人的本质”是行政伦理学生成的根本前提。

与马克思对人的三种存在形态的论述相对应，人的本质也是人类的“类本质”、社会群体本质以及个体的本质三者的统一。作为类的存在物，人的本质是“自由地自觉地活动”；作为社会的存在物，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作为个体的存在，人的本质是实践基础上的“理性、自我意识”。按照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逻辑思路，以人的方式生存是以必要的物质生活条件为前提的，因此，从物质动因上来看，“人的需要即人的本质”。然而，“我的劳动满足了人的需要，从而物化了人的本质，又创造了与另一个人的本质的需要相符合的物品。”作为实践之集中表现的劳动不但创造了人本身，也是人类的本质活动；而且社会化的劳动是人类劳动的基本形式，社会出现在劳动过程之中。正是在此意义上，“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生产和交往的过程中，人与社会之间存有统一的辩证关系，作为一种社会的实践存在，人把活动的对象变成客体，同时自己成为主体的存在。人通过实践活动实现了客体主体化和主体客体化的过程，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人在个性上的差异与个体本质。由此观之，个人的个性本质是在社会本质与“类本质”的基础上形成的，孤立的个人在转化成现实的人的过程中必须采用社会关系这一特殊组织形式才能成为现实的人。

在现实性上，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此处的社会关系是包含政治、法律、道德、宗教等在内的复杂的社会交往关系，伦理关系作为整个社会关系网络系统的组成部分，是蕴藏于社会生活并受社会关系制约的一种社会秩序。公共生活的规则与秩序以及共同的道德要求反映在行政领域，即体现为行政个体对行政领域人际关系的道德内化和社会整体对行政人员的道德确认。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人的本质更多地体现的是资产阶级属性，体现的是对人性的扭曲与压抑；在这一类“虚幻的共同体”中“资产者把无产者不是看作人，而是看作创造财富的力量”。在这种导致人的本质异化与劳动异化的社会形态中，站在人的社会本质基础上来反对资本主义“实然状态”的观点俨然成为行政伦理生成的根本前提。

(二)“人的价值”是行政伦理学生成的价值准则。

人的本质存在于现实性的社会交往之中，这种特殊的存在和本质决定了人的价值与意义。而在人的价值这一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人学认为，工具价值与目的价值对人自身而言是辩证统一的；每一个人既是目的又是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是目的与手段的统一。正如马克思所言：“每一个人为另一个人服务，目的是为自己服务；每一个人都把另一个人当做自己的手段相互利用。”因此，从人类整体而言，人通过自身对自然存在物的能动性创造活动使得物具有了满足人的需要的价值属性，这实际上是作为社会的人通过创造价值的活动满足自己需要的功能。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即“大写的人”，人既是社会的工具又是人自身的工具，社会是目的而人自身也是目的。就人类个体而言，个人既有自身的需要，也有满足他人和社会的需要，因此，个人同时是目的和工具的统一体。

现代工业社会的到来萌发了人类对理性尤其是工具理性的狂热崇拜，作为近代资本主义社会高度发达的社会治理结构之典型形式，现代官僚制曾经一度被认为是社会组织形式的“合理类型”，“官僚制的挺进也摧毁了并不具备这里所指的理性意义上的支配结构。”用而现代行政过程中的官僚体制同样是理性的，非人格性控制着它的行为。实际上，这种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要求相契合的形式理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人类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价值理性相背离的，它在否定价值理性的同时将手段变为目的，使人变为工具继而丧失了人自身的价值，因此，“人的价值”理应复归为行政伦理的价值准则。

(三)“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性地位”是行政伦理学生成的应然要求。

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人的活动，人类历史是“现实的人”的活动的历史。从唯物史观来看，物质生产是历史的“发祥地”而人民群众则是历史的创造者。马克思指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非但如此，作为历史的“剧中人物”与“剧作者”之辩证统一的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的同时也受到历史条件的制约；也就是说，人们在历史条件下创造历史的过程必须体现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因此，人以能动的、自觉的、主体的创造性活动来表现自身的同时，人也在不断地对生产活动的加工和改造中，使得自身在人和世界、社会的关系中获得了主体性地位。“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

像任何社会活动一样，行政活动也以“现实的人”为承担者。作为社会存在物，行政体制、行政机构、行政发展等客观存在因素的制约与影响对于行政人员而言是不可避免的；然而，人也是主体规定性的存在物，行政人同时又可以从创造价值活动的自为性出发，运用自身的主体性力量去创造与开发新的行政环境。尤其是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生产力的发展迫切地要求突破“官僚制”并恢复“服务”这一价值理性；至此，在行政管理过程中的伦理关系开始生成，并进一步对行政人员的道德规范提出要求，而作为“剧作者”与“剧中人物”之辩证统一的行政人员的主体性则必须得到高扬。

(四)“人的自由解放与全面发展”是行政伦理学生成的理想导向。

从根本上说，社会发展即人的发展，而且由人的活动的总和所构成的社会历史也是通过实践不断地实现人的价值与自由的过程。作为追求自由的存在物，人类在实践中努力地掌握必然并争取自由，而这一追求的最高境界即全体人类的解放。从社会历史领域来看，“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也就是人类的解放，它包括人从自然力和社会关系中获得自由、思想上得到解放等等；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则是在消除了物对人奴役和人对人的奴役基础上的漫长的历史过程，人类在追求自由和争取解放的过程中人本身也得到了发展，“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

作为对行政过程中行政人行为的伦理价值关照，行政伦理学中必然涉及行政行为的归宿与目的问题：对依附型及工具型行政人格的摆脱、行政伦理观的正确定位、实现社会理想与行政理想的有机统一等问题都必将会涉及到人的问题。因此，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采取人的全面发展的这一形式来实现行政发展，是行政伦理学的发展导向。

三、行政伦理学的人学使命。

“人类对于道德确定性的本能欲望不可避免地将与那些穿越时空且具有多重现实性的道德群体相冲突。只有一种断然且有成效的运动――它不仅把一组独有的普世道德准则施加于全球居民而且使任何随时间推移而演化的道德信仰都被迫消融，才能最终调和冲突双方的关系。”从“现实的人”来理解行政伦理的生成使得行政伦理学被赋予了新的人学意蕴并成为一种卓有成效的“运动”，对人的本质、价值及地位的理解为道德实践中冲突的调和提供了普世标准。

从本质上来看，作为意识形态的行政伦理是对后工业社会“现实的人”之生存境遇转化的回应，也是行政人员道德实践的“应当”。由于现实社会中行政人员的存在具有二重性，一方面，他是一种社会性存在即社会人，另一方面他又作为一种公共权力的执掌者而存在即行政人；这样，在公共行政领域的道德生活中。社会整体对行政人员的道德期望以一种社会理性的方式内化为行政人员的行为准则，而行政人员在遵循这一道德规范的前提下形成了对道德实践的独特理解并渗透了自身的非理性因素进而外化为具体的道德行为。在这一主客体双向互动的过程中，行政伦理关系的具体性使得行政人员可以达到与公共利益的完整融合――在服务公益的同时展现人的本质与生存意义并确认了自身价值。行政管理的目标就是使“现实的人”能够更好地生存与发展，使社会运作体制与方式从控制人与奴役人转化为解放人与开发人，使得“在真实的集体的条件下，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所以，在行政伦理的道德实践中必须始终围绕着保障人的权利与平等、实现人的自由与解放而展开，必须以“现实的人”为中心并为人的发展需要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

环境伦理学中的元伦理难题论文篇七

摘要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公平原则成为各国人民对人身权利的最基本追求之一，从公平原则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虽然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对公平的含义界定有诸多不同，但是公平在各国的法律制度中一直扮演者重要角色。

在民法中的公平原则是对民事传统的概括，是民法的基本精神，贯穿在民法的立法、执法和守法整个过程中，对推动民法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在未来中的民法制定中应该继续树立公平至上的理念，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完善，依法治国的进程也在不断加快，人们要求社会公平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

社会公平的概念包含了伦理和法律双层含义，对于实现社会和谐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就是一个不断追求社会公平的历史，不同阶层的人们为了实现社会公平进行着各种斗争，公平的实现程度也成为了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

一、公平的含义。

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国家，人们都在不断追求社会公平。

在我国古代，公平的概念曾被定义为平均，人们以平均来衡量公平;这一观念在当今社会中也依然被很多人所认同。

然而在西方国家，有很多学者将公平等同于正当。

比如，苏格拉底认为所谓公平就是被规矩认可的行为;柏拉图在将人的灵魂划分为理性、激情、欲望的基础上，认为公平就是各司其职，各得其所，要求每个行业的人都做好自己的事情，互不干扰。

亚里士多德在两位前人的基础上，从不同的角度对公平的含义进行界定，并加以分类，他按照公平的表现形式不同，将其分成了特殊的公平和普遍的公平，所谓特殊的公平主要是指分配的公平和矫正的公平，而普遍的公平则是指社会成员的所有行为都应该与社会规定的道德和法律保持一致;从具体内容的角度划分，亚里士多德又将公平分成了相对公平和绝对公平，相对公平是指人定法的公平;绝对公平则是一种自然法意义上的不受任何人为约束的理性的公平。

亚里士多德认为公平可以作为正义的替代语存在，对公平的论述对后代建立公平原则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启迪意义，对整个西方哲学和社会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随着西方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陆续展开，资产阶级所宣扬的自由、平等、民主的理念在社会中广为流畅，公平也因此被理解为一种权利的平等，与方式的资本主义发展相适应，是一种起点和过程上的公平。

之后随着工业革命的不断发展，社会在进步的同时，社会矛盾问题越来越多，人们逐渐意识到西方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衡，追求公平的呼声再一次高涨，这一时期对公平的含义论述最权威的是美国学者罗尔斯，他认为，正义是整个社会制度建立的首要价值，任何社会制度都必须要符合社会正义。

社会上的人们都应该具有利益的一致性，在一定的原则指导下实行利益分配，形成合理恰当的社会分配契约;而要实现社会利益分配的合理就必须要确定建立社会正义原则，确定社会合作的利益与负担的适当分配，在罗尔斯的论述中，公平也成为了正义的替代语。

民法中的公平含义与以上不同时期人们所提出的公平含义应该有所不同，它必须要从民法自身的角度去界定，并通过民法的相关规定去确保公平的实现。

有学者提出，公平是民法的最高原则，公平是伦理性规范为主要内容的民法的存在基础，是民法的基本价值取向，不仅可以代表平等、正义、诚信等具体行为要求，而且也可以作为人们内心判断的标准。

在我国《民法通则》中也提出民事行为的有效无效、诉讼时效的中止、无过错责任的构成等都可运用公平原则，也就是我国的民法中确立了公平原则。

公平观念穿插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始终，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背景，人们对公平概念的界定各不相同，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公平在各国的法律制度中扮演者重要角色，在很多情况下，人们甚至将公平视为法律的替代语。

在本文主要从民法的角度去分析公平原则。

从民法的法律意义层面，公平是权利与义务、利益与负担在相互关联的社会主体之间的合理分配;这种分配的结果必须要与每个社会主体的付出保持一致，而且可以得到整个社会的广泛认可。

为此，我们可以将民法中公平概念分成以下四点：其一，每个当事人在社会上都面临着平等的社会外部条件，都拥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即前提条件公平。

前提条件公平与结果公平不同，民法中的前提条件的公平可以更好的保证每个社会公平都享有客观公正的社会权利。

其二，每一个社会成员都享有获得平等分配的权利，都应该获得与其付出劳动成果相一致的分配利益;即分配公平。

其三，在商品或服务的交换过程中，不同社会成员的权利义务应该是基本对等的;即交换公平。

其四，对于存在权利义务关系失衡的问题，应该依照相关的法律政策对其结果进行矫正，即矫正公平。

还应该注意的是矫正公平是一种算数比例上的公平，评判者不需要考虑双方的功德，而不同于按照几何比例进行的分配公平。

从以上几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民法中公平原则充分体现了民法的追求目的、性质、任务和特征，并且在民法的立法、执法和守法中贯彻始终。

虽然每个时代的公平概念都有所差异，但是不可否认，公平概念的确定和修改都是以不同时代的特定的道德观念为背景的，民法中的公平概念也是依照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伦理观念的变化而提出的，以便在社会上建立一套保障社会正义的公平保障机制。

公平原则是民法的基本精神，在民法的立法、执法和守法过程中，公平观念无时不在，在我国为了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在《民法通则》中对公平观念提出了若干界定。

比如，“公民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国家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公平观念的提出，都是立法者在考虑公民个人财产和国家财产保护不对等的基础上建立的，以充分体现公平理念。

虽然，相关的公平原则在不断完善，但是在民法基本原则的实际实施中海存在很多问题，比如，在“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这一民法原则背景下，公平理念体现为以何种价格成交拍卖物，有人会认为用拍卖物的实际价值确定拍卖物的成交价格是公平的，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中，很多拍卖物的成交价格远远超过其应有的价值，因为很多拍卖物的爱好者往往愿意付出超出其价值几倍的价格去购买，但是这种交易方式在公平理念下就显得不公平。

为此，在实际的民事事件中，笔者列举以下几种民法中公平原则的运作模式，以表述公平原则在民法中的具体体现。

其一，用程序公平去满足公平原则，对于谈判双方来说，如果两者在各方面的力量差距较大，就会影响公平原则的实施，对此民法应该通过制定严格的程序和规范去保障社会公民在婚姻权、专利权等民事纠纷中公平原则的实现。

其二，用均衡自我裁量实现公平标准，针对民事事件的复杂性，法官应该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对事件做出最合理的判断;其三，在意思自治下的协议达到公平，意思自治可以为社会公众的人身自由提供保障，而且保障个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他人的非法干预。

公平原则的存在是为了满足社会公众的心理需求，也是人类理性思维不断向前发展的结果，对于民法公平原则的伦理基础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论述，首先，公平符合社会法律的最高理性要求，是社会法和自然法所共同追求的目标。

在作为公平的正义中，人们预先接受了平等自由原则，并且明确同意，让自己的善的观念和行为符合正义原则的要求。

其次，公平原则符合了人类社会生存的基本要求，表现为自由和人格平等;对于每个社会公平来说，都希望得到社会的公正对待，获得人格尊严，这是人与生俱来的心理要求，就如康德所说，人只有以中国天赋的权利就是与生俱来的自由。

孟德斯鸠的民主思想中认为，在自由和政制的关系上，建立自由的是法律;然而在自由与公民的关系方面，风俗、规矩等都可以成为自由的载体，民事法规的制定则可以更好的确保公民自由的实现。

再次，公平原则可以满足社会公民利用公平维持现状的心理需求，但是这种情况也只有在整体社会关系处于最大限度的合理状态时才可能会实现。

如果人们将现存的利益与职权的分配制度持反对态度，那么对公平原则的追求也可以成为一种社会变革的口号。

在民法中确立的规范性体系，更加强调个人生活的自治，确认了社会公民人身地位的平等，民事行为的自由等原则，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

此外，公平原则的确立具有一定的信仰基础，公平原则所倡导的权利和义务的一致性正是古罗马时代确立的最基本的民法原则，而对于很多现代契约制度的渊源之一的教会法中也强调企契约的制定应该符合公平、合理和平等等要求，强调涉及利益的双方应该均衡利益和负担。

最后，民法中国的公平原则适应了现阶段复杂社会关系的需要，民法中要处理的事件具有较高的复杂性，所以不管是在哪个时代都难以制定出绝对公平的法律制度，这就要求民法的中概念具有一定程度的概括性，公平概念的出现正好弥补了民法发展中的这一需求。

也就是说，在人类社会快速发展的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着变化，这就使得不可能有持久不变的法律关系，只有建立一种灵活的、弹性的法律制度才能适应人类的发展，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而公平原则因为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和弹性而被民法所应用。

民法公平原则的存在本身具有很强的伦理性，相比于刑事法律中明确规定的各种概念，民法概念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究其原因，民法规范的目的在于为市场经济提供约束社会公众的一般性规则，这些规则又是基于实际的市民社会总结和概括而来，是人类理性思维的结果，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然而，在民法的立法过程中，法律规范的勇于越是概括，其实施的难度就会越大，给予法官的自由也更大，为此，在很多民事纠纷案件中，法官必须在对各种事实判断的基础上用自己的价值去判断。

在《瑞士民法典》中规定：如果法官于指定法中不能发现相应的明确规定，则必须依照习惯法实施判决。

所以正是由于民法规范具有的高度的概括性和伦理性，使得法律的适用必须要以伦理性的公平原则为指导，以确保案件审理的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

公平原则在任何一个国家的民法中都具有十分独特的地位，每个国家的民事立法都应该注意本国的历史发展传统和当下的具体国情，充分考虑国家内部伦理道德对法律制定的影响，伦理对于民事立法的音响主要是以伦理道德法律化的形式来实现。

因为任何立法都不可以违背社会公平观念、公共利益和其他的伦理道德，否则法律的制定就会失去民心，法律的权威也会受到破坏。

现阶段，我国的立法正在不断趋于完善，但是在国内依然存在法律得不到有效遵守的问题，法律的权威性和威慑力不够，为此，在未来的民法典制定中，一方面要注重对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习惯的继承;另一方面则应该吸收西方国家中先进的法制文化，建立适合我国社会发展的民法体系，使民法真正成为公民权利的保护伞。

参考文献：

[3]陈明添.公平视野下版权法律制度的反思.东南学术.(5).

[4]郑净方.离婚时部分产权房的分割处理――兼谈公平原则的适用.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s1).

[5]许丽.解读消费合同中的“霸王条款”.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

[6]毛黄丰.公平责任原则刍议.西安欧亚学院学报.2010(3).

[7]段艳.试论公平责任原则及其适用范围.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2(5).

[8]孔祥雨.民法的伦理化与伦理化的民法.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

环境伦理学中的元伦理难题论文篇八

研究方法对于一门学科的研究至关重要。通过对当前存在的生命伦理学的最新研究方法的整合，可以为以后学习和研究生命伦理学打下坚实的基础。运用以整体为导向的研究方法来进行研究环境伦理学，打破了传统的环境伦理学以人为中心，将人类与其生存环境相隔离的局面。只有运用整体导向的研究方法，才能让人的生命更加健康，地球生命更加和谐。以“问题”或“难题”为导向的研究方法意图使环境伦理学通过对“难题”和“问题”进行分析、调查、治理，并提供指导环境问题的对策建议，从而进一步推进环境伦理学的学科研究。学习西方和结合国情两者并进的研究方法特别突出了中国的现实和中国的问题。在研究进路上，学习西方和结合国情以中国的现实和中国的问题为基础来发展环境伦理学理论，通过重视理论框架的建构，进而提出中国特色的环境伦理学的概念和范畴体系，从而建构中国特色的环境伦理学。

参考文献。

[1]余谋昌，王耀先.环境伦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卢风，肖巍.应用伦理学导论[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环境伦理学中的元伦理难题论文篇九

环境伦理学需要以开放的姿态面对整个生态系统。在整个地球上，大海被严重污染；大小湖泊被各种垃圾污染；热带雨林和其他原始森林被人类肆意砍伐。我们吃的蔬菜被浸透了农药；我们吃的肉是化学饲料催化出来的；我们吸的空气被高度污染；这是人类目前的生存现实。生命伦理学必须走向世界生命伦理学、地球生命伦理学。环境伦理学要担当如此责任，则必须要走出以人为中心的人类中心主义，采取整体导向的研究方法。在过去，人类中心主义认为大自然没有自身的价值，大自然只有利用价值，人类只顾人类的发展，忽视了自然的保护，从而导致了严重的生态危机。整体导向的研究方法的认知前提是：“大自然具有内在价值，人类有义务保护自然”。整体导向的研究方法强调：“自然界是一个整体系统，人类和大自然相互依存，人类必须遵循大自然的基本发展规律”。人类的持续发展不仅有赖于人类创造出来的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的发展；依赖于物种的多样性生存；依赖于动植物和大江大河充满蓬勃朝气和活力。因此，环境伦理学需要用整体导向的研究方法来进行研究。

1.2以“难题”和“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方法。

以“难题”或“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方法，在环境伦理学的研究进展中，从根本上了颠覆以前的的关于理论与应用、思想与实践的关系的传统认知。对“难题”的关注使得环境伦理学在一种伦理突破的意义上，着意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而重建一种生机勃勃的环境伦理。在这个意义上，环境伦理学中对“难题”和“问题”的充分解决，既是世界环境伦理学形态整体变革的浪潮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我们要创建的新颖的、顺应世界潮流的一个重要环节。虽然，我国的环境伦理学理念主要是发端于西方的环境伦理学之中，但由于环境伦理学问题具有现实性，环境伦理学中在各国出现的“问题”与“难题”都也会有所不同，因此，以“问题”或“难题”为导向的的环境伦理学的研究方法，最有希望在这些“问题”和“难题”的启发下，重新审视我们的环境伦理学体系，从而促进环境伦理学的发展。

1.3学习西方和结合国情两者并进的研究方法。

环境伦理学的学科发展起源于西方，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环境伦理学学者通过研究西方环境伦理学理论，从而引领了我国的环境伦理学的发展。环境伦理学的中国道路并不排斥西方的环境伦理学理论，相反，西方的环境伦理学优秀理论最易于从基础的视角上提供切近和进入中国环境伦理研究的路径。然而，仅仅依靠學习西方的环境伦理学来发展我国的环境伦理学是不够的，探索环境伦理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还需要以中国的国情为基础，在对中国国情的调查基础上，探索我们应对环境伦理学的中国理念以及我们必须应对的中国的“难题”及“问题”。因此，对环境伦理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而言，学习西方和结合国情两者并进的研究方法是至为重要的研究方法。通过学习西方的环境伦理理论，重视理论框架的建构，进而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环境伦理学的概念和范畴体系，从而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环境伦理学。

环境伦理学中的元伦理难题论文篇十

摘要：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的核心是两种观念，即公正是目的论的和公正是荣誉性的。在公正是目的论的论点里，公正对于权利的界定要求我们弄明白所讨论的社会行为的目的。在公正是荣誉性的论点里，公正是为了推理一种行为的目的性，或讨论之，至少要部分的推理或讨论它应当尊敬或奖励什么样的德性。对于理解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与政治学的关键而言，弄明白目的性与荣誉性之间的考量和关联尤为重要。

关键词：亚里士多德；公正；目的论；政治哲学。

现代的各种关于公正的理论都试图将公平和权利的问题与荣誉、德性和道德应得的问题分离开来。它们需求那些中立于各种目的的公正原则，并使人们能够自己选择和追求它们的目的。亚里士多德并不认为公证可以以这样的方式来保持中立。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关于公正的争论补课避免地就是关于荣誉、德性以及良善生活本质的争论。

一、公正的德性。

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公正意味着给予人们所应得的东西，公正是各得其所应得，而不公正则有多种意义，诸如怯懦、贪婪、吝啬以及对他人的恶意都可归为不公正的一种。但有些不公正的行为无法称之为“恶”。不公正有很多类型，那么同样，公正的意义也不仅仅有一种。在区分具体的公正上，主要应依据公正的适用范围和领域的不同而区分，主要分为分配的公正、矫正的公正和回报的公正。其中矫正的公正和回报的公正都可以理解为私人交易中的公正。

作为德性一部分的公正主要是指公正的道德属性或道德德性，即具有道德德性属性的行为，在亚里士多德这里，德性是公民一切行为的终极原则。“公正是一切德性的总括”。亚里士多德把公证看作是德行的总体，在所有德性之中，公正德性是与别的人相互关系着的。“公正最为完全，因为它是交往行为上的总体的德性。”[2]具有公正德性的人不仅自身在行为处事时运用公正的德性，而且在和别人交往中也运用公正的德性。具有内在公正德性的人一定会做出公正的德行，但能够做出公正的德行的人未必一定具有公正德性。即“假如一个人做出的行为是出于自己意愿的，他就是在行公正或不公正之事；假如那行为是违反他的意愿的，他就不是或只是在偶性的行公正或不公正之事。”[3]可以看出，在亚里士多德哪里，公正作为德性包含着三个方面的要素。即考虑、意愿和适度。我们考虑某人的某一行为是否公正的时候需要全面考虑这三方面的要素。在判断某一单独行为的时候我们只需要分析意愿和适度。亚里士多德的公正德性不仅体现在形式上，更是体现在行为者的意愿上，并且是处于自愿选择和认知的公正。

二、公正的政治目的。

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政治的目的在于塑造好公民，培育好品质。“任何一个真正的城邦――而不仅仅是名义上的城邦，必须致力于促进善这一目的。否则，一种政党就沦为一个单纯的联盟……否则，法律也就变成一种联盟……‘是对人们权力的一种担保――而不是它应当成为的那种例如能使城邦的成员变得善良和公正的生活规则。”[4]亚里士多德批判了两种主要的、灰队政治权威提出要求的制度――寡头制和民主制。亚里士多德认为每种制度都有一种主张，不过都是部分的主张。寡头制认为城邦应当由富人统治，而民主制则认为，出生自由是公民身份和政治权威的唯一标准。但是两者都夸大了各自的主张，因为他们都误解了政治共同体的目的。

由于政治的目的就是良善的生活，那么最高的职务和荣誉就应当归于那些拥有最高的公民德性并且善于鉴定何为共同善。财产的所有者应当有发言权，大多数人的考量应当具有某种程度上的重要性；但是最大的影响力应当归于那些具有良好品质和判断力的人。这样一来在执行明智的政策下，将使每个人都过的更好，同时也因为政治共同体的存在是为了尊敬和奖赏公民德性。在这里，公正的目的性就同它的荣誉性相重叠了。

三、公正与良善生活。

我们只有在政治联盟中才能使用人类独特的语言能力，因为我们只有在城邦中才与他人慎议公正与不公正，以及良善生活的本性。“一个孤独自居的人――亦即一个不能分享政治联盟之利益的人，或由于自身已经自足了而不需要分享政治联盟之利益的人――并不是城邦的一部分，因此肯定要么是野兽，要么是神。”[8]因此，只有我们运用语言能力的时候，我们才能实现自己的本性；这反过来也要求我们与他人慎议什么是对与错、善与恶，以及公正与不公正。

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政治并不是众多职业中的一种，但是对良善生活来说却必不可少。首先，城邦的法律灌输好习惯、塑造好品质并促使我们形成公民德性。其次，公民生活使我们能够运用慎议和实践智慧的能力，否则它就会处于休眠状态。只有通过进入场地，权衡各种备选项，争论我们的理由，统治与被统治――简言之，只有成为公民，我们才能善于慎议。政治是我们本性的一种表达，是一个展现我们人类能力的场合，是良善生活一个必不可少的方面。

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公正就是一种适合。分配权利也就是为了寻找社会制度的目的，是为了使人们符合那些适合于它们的、能够使它们实现自己本性的职责。给予人们其应当所得的，就意味着给予它们所应得的职务和荣誉，以及那些与他们的本性相符合的社会职责。

四、结语。

亚里士多德的公正思想对当时社会以及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我们说，没有一种理论是绝对完美、完全没有缺陷的，亚里士多德的公正观也不例外。由于其阶级性导致的理论内部矛盾。亚里士多德受限于当时的时代与社会背景：由于战争导致的社会动荡，希腊城邦出于由盛转衰的时期，社会政治、经济形势发生极大的变化，又由于社会分配使得富人更富、穷人更穷，贫富差距悬殊，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希腊城邦的奴隶制度岌岌可危。在这一情况下，亚里士多德本人的公正观也充满了矛盾。作为奴隶主阶级的一员，亚里士多德一方面极力想要维护现存的奴隶制度、维护奴隶主阶级的利益。而另一方面，他又确确实实看到了现存制度的缺陷，分配不均导致的贫富差距的拉大使他对穷人们心生怜悯。

里士多德意图要改变这种现状，但是他又不愿意动摇奴隶制度的统治根基，于是，他选择了温和的折衷的方法，他希望仅仅通过对人们伦理观念的灌输、教化来达到改变希腊城邦现状的目的。这时候，公正的理念正契合他的要求。他的整体的公正观念一方面是个体的内在的德性品质，另一方面又是城邦维系的重要原则，他的部分公正在社会物资的分配、法律执法以及日常交易中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可是，他的公正始终是混乱的，他既想维护奴隶制度本身又想保障城邦公民的利益，这是不可能达到的，他的公正理论内在的矛盾性是由其阶级性决定的。这样，我们就罗列出了各种各样的矛盾：守法的公正是一种政治的政体公正，在执法上就成了部分公正里的矫正的公正；矫正的公正依据的是一种数量平等的原则，分配的公正依据的则是比例平等，贵贱有别、区别对待，实际上是一种不平等的原则。阶级的局限性导致了理论局限性，这是亚里士多德无法避免的。可是，从现代的角度出发来反思和审视先贤的思想始终对我们现在的发展大有裨益。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廖申白译.尼各马可伦理学[m].商务印书馆，.

[2]亚里士多德，廖申白译.尼各马可伦理学[m].商务印书馆，2006.

[3]亚里士多德，廖申白译.尼各马可伦理学[m].商务印书馆，2006.

[4]politics，bookiii，1280b。

[5]politics，bookiii，1280a。

[6]politics，bookiii，1282b。

[7]politics，booki，1282b。

[8]politics，booki，1253b。

环境伦理学中的元伦理难题论文篇十一

新时期我国医学伦理学的教学与研究，体现了“紧密结合医疗卫生改革、发展、建设的社会实践，积极研究和解决一系列前所未遇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的鲜明特色，这固然是可喜和可贵的。但是，如果我们环顾与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密切相关的一些行业，就会发现其职业道德状况实在令人担忧，背离起码的道德良知，不惜损害公众利益，追逐不正当利益的情况屡见不鲜。特别是“三聚氰胺”事件对方方面面造成的巨大冲击、严重危害和恶劣影响，堪称一场社会道德领域里范围广、强度高、损失大的“强烈地震”如何让全社会各类从业人员牢固树立“尚德造福，悖德作孽”的意识，真正作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应该是伦理学工作者的社会责任之一。在一次学术报告中，我曾经给听众留下思考题：近年来，我国陆续出现过“审计风暴”“环保风暴”，为什么职业道德领域问题严重，却没有发生“伦理风暴”？答案是什么呢，就是没有一个像审计局、环保部那样的专门机构来抓“职业道德”建设问题。换句话说，作为伦理学工作者和伦理学学术阵地，我们肩上的社会责任是巨大的，我们工作的社会影响也是有目共睹的。因此，我们应该从“三聚氰胺”事件中引出的启示之一是进一步增强社会责任感和敏感性。如果我们能对防范相关领域发生严重问题发挥一种“预警作用”，那将是一项重要的社会贡献。

2.2重视医学伦理学的本土化研究。

20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的学者们开创了生命伦理学，这无疑是对人文思想宝库的重要贡献。国内有识之士密切追踪国际学术动向，及时介绍和引进生命伦理学的研究与进展，这同样是重要的贡献。然而，由于伦理观念反映的是人与人、一部分人与另一部分人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在这个领域里，人类是划分为地区、民族和国家的，体现出明显的差异性，之所以如此此是因为伦理观念中蕴含了太多太多的历史文化积淀，东方如此此西方同样如此。例如，美国的伦理学有基督教宗教观念世俗化移植的气息。因此，它在自己的“文化圈内部”可以畅通无阻;但离开特定的背景文化，它就会遭遇重重阻力，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屏障”的问题。1习这就决定了它不可能成为一种被不同宗教信仰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所普遍接受的普世伦理美国的生命伦理学同样如此。以致恩格尔。哈特教授直率地讲到:“对于处在西方道德霸权的边缘，反思关于干细胞或其他研究及其治疗目的早期胚胎使用的可行性的人这些争论是令人迷惑的。3]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加强生命伦理学的“本土化’研究，加强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和沟通，吸取各民族道德文化的精华探讨适应多元文化特点的普世伦理体系，将生命伦理学置于坚实的多元文化基础之上。

2.3重视医学伦理学的创新性研究。

相当一部分医学伦理学工作者积极介入本系统、本部门、本单位的管理、医疗、科研和教学实际，在主持医学伦理委员会工作为生命医学利研和医疗新技术应用提供咨询论证和伦理把脉，为医患关系调节、医疗事故处理、医德医风建设，乃至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献言献策。这些根植于实践的工作同样是具有创新意义的，值得我们大力扶持。如果放眼我国生物医学领域还可以发现更多期待伦理学耕耘、探索的“创新点”。例如，就整个卫生领域而言，医疗卫生宗旨如何体现围绕医疗卫生展开的复杂利益关系怎么理顺？我国的医疗卫生政策如何完善，卫生改革的路子怎么走下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观点和比较可行的举措？作为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度我们对灾害医学伦理学应该如何进行深入有效的研究？可以预期随着我国的“和平崛起”中国学者在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的部分领域里，也应该逐步成为世界学术舞台上的“领跑者”。这就需要大量的、长期的、深入而持久的创新性研究这正是我国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的希望所在。

2.4重视壮大医学伦理学的学术队伍。

《中国医学伦理学》杂志，既是良好的专业学术阵地，也是沟通编者、作者、读者的重要渠道，它能够密切医疗卫生事业的决策者、管理者、服务者、享有者之间的联系。因此，努力将更多的卫生管理工作者、卫生科技工作者、医学伦理学工作者吸引到这个学术领域里来，形成领导者、医务工作者和伦理学工作者相结合的综合性学术队伍，这不仅关系到研究水准的提升，而且关系到实践力度的加强，这对开创我国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研究的新局面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环境伦理学中的元伦理难题论文篇十二

在工业文明的背景下，社会和经济的进步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对自然的恣意索取和排放造成了臭氧层空洞、酸雨、土地的不断沙漠化，严重的水土流失，矿产资源的日益枯竭和触目惊心的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人与自然对立关系的不断加深，最终导致生态与环境严重失调，威胁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这种盲目的杀鸡取卵的近利行为，从人们的认识上来说是缺乏环境伦理道德与意识。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较工业文明更先进、更高级、更伟大的文明[1]。它倡导把保护自然环境作为伦理道德的首要准则。生态文明的环境伦理道德是以维护自然环境系统正常运转，保持自然生态平衡为准则的。人类的一切行为必须是在服从这一准则的前提下进行，增强人们的生态环境道德意识，树立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的环境伦理观，使人们认识到生态环境道德是人类道德的重要方面，保护自然环境、维持生态平衡是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所应履行的道德义务。

一、环境伦理观。

环境伦理观主要以保护地球资源和确保人类可持续发展为原则，在生产生活中坚持合理利用资源和能源、减少污染排放、循环使用资源等环保理念[2]。环境伦理观主张地球的唯一性与资源承载量的有限性；生命的平等性；人类的自然属性；人类自身的公平性；环境问题的世界性等[3]。生态文明是以环境哲学作为其哲学基础的，因此在地理教学中把环境伦理观作者简介：刘丽华（1983-），女，山西人，滇西科技师范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生态经济与旅游地理作为学生改造自然意识与行为上的制约机制与理念，树立与生态文明相适应的环境伦理观是推进生态地理教学的哲学之源与理论之基。而地理学科以其时代性、独特性、形象性、统一性的特征，例如人地关系、全球环境问题、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等理念，又有助于环境伦理观的渗透。二者具有相通之处。

二、生态地理教学构建目标。

生态地理教学构建的终极目标在于，在地理教学中渗透环境伦理观能够使学生塑造环境伦理道德，使使他们具有正确的环境态度和价值观，以及良好的行为习惯和解决环境问题的能力，以此能做出理想的环境行为。

在地理教学过程中，要大力宣扬生态危机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威胁，使学生认识到任何有意或无意、直接或间接的污染、破坏环境的行为都是不道德的，以此唤起学生的危机和急迫意识。

由于环境资源的有用性有限性与稀缺性等，环境资源也是有价值的。正确的环境伦理价值观要求在自然本身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建立起一种合理性，一种生态平衡，并用这种合理性来规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3、使学生形成绿色消费观。

在教学过程中，应倡导学生在消费资源时要适度消费，以求资源的永续利用，例如倡导珍惜粮食，节约用水等。

三、生态地理教学构建途径。

1、地理课堂教学是培养学生环境伦理道德的有效空间。

教师可采用渗透式讲授法、辩论法、讨论法、演示法、材料阅读法等多种教学方法设计教案，对环境伦理观从知识、技能、情感等多方面进行讲解与传授。

2、课外活动是培养学生环境伦理道德的`重要阵地。

教师可以有计划地组织学生到校外去考察、调查，让学生写出总结或调查报告，提出自己的建议，使学生直接接触环境，获得正确、鲜明、真实的印象。

3、重视乡土地理教学对环境伦理意识的培养。

乡土地理教学是从学生身边的地理事物和现象人手进行教学的，比较贴近学生的生活经验，学生对周围的地理事物和现象比较熟悉。

四、生态地理教学评价。

1、对学生的评价。

对学生的评价可通过撰写环境伦理调查报告或环境伦理小论文等进行量化的评价。考核采用优秀、良好、中三个等级。

2、对教师的评价。

1）教学目标评价教学目标是否符合地理学科的特点和环境伦理教育的特点是否在完成地理教学目标的同时，强调学生对环境伦理的理解，培养正确的对待环境的态度，并鼓励学生的参与是否具有一定的弹性和可操作性。2）教学内容评价教学内容是否将本书内容与学生身边的、当地的和日常的生活环境、生活经验与环境伦理问题联系起来；教师是否鼓励学生在学习中调查不同的环境伦理问题，并把这些环境伦理问题与全球的环境伦理问题联系起来。3）教学方法评价教师是否运用多元化的教学方法，这些方法是否适应学生的需要；教师是否采用了相应的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的措施，建立了相应的对学生进行过程性评价的学生档案教师是否将评价作为一种教学手段，而不是最终目的；教师是否提供足够的机会，让学生在现实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感知、体验和思考。生态地理教学的构建，以环境伦理观的形成为主要线索，从构建目标、途径以及到生态地理教学的评价都以环境伦理观教育为主，以此来实现地理教学的生态意识。

参考文献。

[1]陈敏豪.生态文化与文明前景[m].武汉出版社,1995.

[2]包庆德.唯物史观视野中的“环境伦理”[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7.

[3]姚宏宇.环境伦理观的渗透———地理学科的基本任务[j].教学研究,2006(2).

[4]李伟华,魏智勇.高中地理课程中环境伦理道德教育研究综述[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8(21).

[5]韩梅.中学地理课程的环境伦理教育目标与内容研究综述[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9(22).

作者：刘丽华单位：滇西科技师范学院。

环境伦理学中的元伦理难题论文篇十三

当前企业营销伦理建设的滞后,是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较晚,市场还不够规范,企业也还未走向成熟等原因造成的。道德现象的日渐增多,企业营销伦理和企业社会责任问题才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由于煤炭行业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奇,有些企业道德意识低下,企业营销理论尚不被他们接纳,这些企业对在经济活动中出现的一系列伦理问题缺乏正确的认识,往往较多地强调产值和利润,却忽视了自身的社会责任。其现状突出表现在:企业对外侵害消费者利益对内侵占员工利益的事件经常发生;对企业的各种投诉日益增多;企业虚列成本、伪造账目、偷漏税现象普遍;产品的虚假宣传,用降低交易透明度等手段来谋取企业的一时局部私利,忽视社会利益;还有些企业自身利益至上,野蛮式掠夺性开发自然资源、破坏和污染环境非伦理行为现象严重,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方面意识淡薄。

不可置疑,作为企业营销的主要目的是为获得利益最大化,但是获得利益最大化并不意味着可以去违背法律,违背有关最基本的企业营销伦理准则——即:维护社会和消费者的长远利益,以推动社会进步、创建和谐社会。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法制尚不健全,市场机制不够完善,很多方面留有纰漏被一些利益至上的企业营销者所利用,与传统的“以义谋利,利义共存”的传统经商理念发生对立或矛盾。

(一)社会文化环境及企业文化的影响。

与社会文化相比,企业文化对企业营销伦理的影响更为直接。企业文化是企业在生产经营实践中形成的,为全体员工所认同的、带有本组织特点的使命、宗旨、精神、价值观和经营理念,以及这些理念在生产营销实践、管理制度、员工行为方式与企业对外形象的体现的总和,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而我国现在的大部分企业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加上西方文化思潮的导入和冲击,使一些企业文化中的价值观发生偏移,导致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背景下,单纯追求以企业自身的利益为唯一标准,这样的企业营销道德水准是绝不会高的,在参与市场活动中表现出营销不伦理行为在所难免。

(二)经济体制及市场因素的影响。

市场因素是指在一定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条件下,市场体系与市场机制发育的程度及市场供求状况的市场趋势。煤炭市场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始终没有彻底完成,包括定价权、合同签订等方面还存在着计划经济状态下的后遗症。市场因素的优化,为企业营销伦理的建设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反之,如果市场体系与市场机制不健全,等价交换与公平竞争原则被扭曲,市场就会缺乏良性竞争。加快经济体制建设,完善市场体系整改不容忽视。

(三)政府监控不力及政策法规不健全。

目前,我国的政治体制还不能完全适应市场经济,一些政府部门的执法机构在对企业经营活动的管制过程中,形成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状况。地方政府或者为了自己的政绩,推行地方保护主义政策,或对企业造成的社会损害行为的麻木与不作为,助长了一些企业的违法、违反伦理经营。此外,我国的政策法规尚不健全,政策上有许多纰漏,法律上还有不少盲点这是导致企业营销伦理失范现象产生的主要基础。

(四)企业的短期行为及竞争意识的偏移。

我国的企业结构和性质比较复杂,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形成不同的企业伦理层次。但是,无论是何种性质的企业,都是同处于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平等主体,其经营行为必须既要服从市场规律,又要遵从社会伦理准则;即享有一定的权利,又有承担一定的义务和伦理的责任;在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又要兼顾消费者和社会的利益,切实处理好企业与社会、企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具体而言,企业营销伦理问题的防范要从以下六个方面着重加强:。

(一)加强企业自身文化建设。

企业文化建设涵盖范围很大,拿我们现在的开滦来说:企业形象建设,本质安全人管理,人文关怀,准军事化管理,iso质量认证等等都属于这个范畴。简单说企业文化建设就是企业的品牌建设,企业的特质建设。企业文化建设是在为经济建设铺路,为经济建设护航。通过企业文化建设提高开滦品牌在大众心理的认知度,增强企业内部活力,增强产品的竞争力,增强企业的自我约束力。从合同的定制、履行、售后服务等各方面都自发遵从社会伦理的约束。

(二)秩序井然的社会环境。

通过宣传教育形成关注企业营销伦理的社会氛围,企业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经营,需要一个规则清晰、秩序井然的社会大环境,需要良好的社会氛围。诚实守信、公正公平、尊重他人、成为每一公民的道德取向和行为准则。企业在进行营销活动时,把消费者长远利益和社会的长远利益结合起来考虑,从而形成全民注重企业营销伦理的社会氛围。

(三)强化行业监督。

行业协会是同行业企业之间的`组织,由于个别企业的非道德营销行为会损害全行业的商业信誉和利益,行业协会能针对本行业的特点,制定相应的营销道德准则以及对非道德营销行为的处罚规则,起到强化行业监督,规范全行业的营销行为,维护全行业的利益作用。因此,强化行业监督的作用不可忽视。

(四)增强新闻监督作用。

增强企业营销活动中的新闻监督作用,新闻监督的特点是非功利性、影响大、制约性强。用现代大众媒介对企业道德行为进行评议造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唤起民众注意,引起国家执法部门的关注,增加这类企业的经营风险和“投机成本”,通过舆论的力量制约企业营销不伦理行为,使其回到道德营销的规范上来。

环境伦理学中的元伦理难题论文篇十四

摘要：理念型终身教育流派，提示了蕴涵其中的人学基础，勾勒了生成性的人的形象，彰显着对人的主体性、超越性、共处性的人性期待和对“自由人”之境界的诉求。具体而言，它蕴涵着三个方面的理论意义：在思维方式上，从预成性思维转向过程性思维；在生命论上，它在唤醒人内在生命自觉性的同时，也关注他人生命的自觉和从主体到主体间性；在知识论上，它从先验的、确定性的知识向个人实践知识乃至不断演进的知识体系转换。

关键词：终身教育；长体论；生成性的人中图分类号：c40。

文献标志码：a。

人被宣称为应当是不断探究他自身的存在物――一个在他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必须查问和审视他的生存状况的存在物。人类生活的真正价值，就恰恰存在于这种对人类生活的批判态度中…。

――卡西尔。

“认识你自己”――这一铭刻在古希腊戴尔菲神庙的箴言，是教育面临的永恒而又常新的本体论问题。教育是成“人”的活动。古往今来，不同教育理论的确立都会有意或无意地以某种人的本体形象预设为其逻辑起点。

然而遗憾的是，终身教育的大量文献都“趋之若鹜”地朝向入们正被面临的“急剧变化的社会”和“充满竞争的地形”，而对其本源意义的有益探索甚是缺乏。在诸多措辞之中，那些歪曲的理解，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使终身教育在推广的过程中常常丧失了教育的自身逻辑，使它依附于任意独立于教育之外的社会存在，而唯独不是教育自身。在笔者看来，欲恢复终身教育的本真面貌，给人带来“真正属于人的东西”，必须返回到人性的本源处去寻找它原始的意义。

在此，首先需要说明的是，现代终身教育思潮至20世纪60年代始，发展至今，呈现出三个流派，即以保罗・朗格朗（nd）、罗伯特・赫钦斯(robertm．hutchins)和埃德加-富尔为代表的理念型终身教育流派，以埃特里・捷尔比(ettoregelpi)、保罗．弗莱雷(paulofreire)、h．s．霍拉(h．s．bhola)为代表的斗争型终身教育流派和以奥努希金(onushikin)以及诺卡亚(tonkonogaya)等为代表的集体主义终身教育流派j2j。本文将聚焦于理念型终身教育论者们的思想和论述，进行本体论的探讨和反思。

一、入学的起点。

在笔者看来，终身教育以传统教育的“叛逆者”形象登上历史舞台，显然其超越性木仅仅只是传统教育的时空的简单延伸，而且是对人性的重新解读，对人的形象的反思、批判和重新勾勒。理念型终身教育论者们基于具体的、未完成的人为起点展开研究，不仅深化了对个人内部关系的认识，而且扩展着与情景和社会的外部关系的认识，从而使得教育结构乃至教育概念本身都需要从根本上予以重新考虑。

1．具体的人。

具体的人，首先是“现实的人”，它意味着人的历史性，有着“具体的心灵”。朗格朗指出：“他是一个有个性的人。他有他自己的灵魂、自己的社会意义，有他自己在一系列社会交往中的位置，有自己强烈的愿望和习惯……”在他们那里，教育被要求必须面向“真实的人以及他的各种实际情况”，提供一切形式的学习上的支持，“否则我们就既无法履行也不能获得具体人的职责”

同时，具体的人，是一个“完整的人”。朗格朗认为，“教育的真正对象是全面的人，是处在各种环境中的人。简言之，是具体的人”。

这意味着人就他的各个方面和种种的生命表现，他的种种处境的差异和其责任范围，都是教育过程的真正主体。关于这点，富尔报告也极力批判那些分散的、片面的教育活动导致人的分化和整体的破裂，使得现代人常常成为“抽象的牺牲品”。他指出，终身教育“要把培养正常的人当做一种成就”

因而，在寻求问题解决方式时，他们事实上为未来的教育提出了双重任务：不仅需要革新，亦需要复原。就“复原”而言，教育论者们都采用了“一个整体的观点”，一种生态学的探讨方式和自然主义的“减法”思维，表达了对恢复人性、恢复教育本来面貌的诉求。

2．未完成的人。

终身教育论彰显着对人的生命本质和存在状态崭新的认识，人始终是一个“未完成的动物”。正如尼采所说，“人的伟大之处，正是在于它是一座桥梁，而不是一个目的。人类可爱之处，正是在于它是一个过程与一个没落”。他总是不停地“进入生活”，不停地“变成一个人”

“未完成性”首先意味着人的未成熟状态。朗格朗指出，“人整个一生只不过是使他自己诞生的过程。事实上，当我们死亡的时候我们只是在充分地出生”e3]89。

“未完成性”亦意味着人之生成的无限可能性与不确定性。早在杜威那里，“种子”、“生长”的隐喻就昭示着人之“未成熟状态”的本质洞察。他说，“生长的首要条件是未成熟状态，这个词的前缀‘未’字具有一种积极的意义，即‘能量’(capacity)和‘潜力’(potentiality)。它意味着‘现在就有一种确实存在的势力’，即发展各种倾向的力量”。终身教育所强调是，“生长”不仅仅与儿童相关，而且由于在生物学上的非特定化的特点，使成人依旧面对容纳数目无限的可能性。成人与儿童之间的区别不是“生长”和“不生长”的区别，而是各有适合于不同情况的“生长”方式。而人的不确定性，亦显示了生命过程中“生长”节奏的“不确定性”和“非连续性”。这些观点给终身教育论者们以想象的力量，带来了对以往关于教育过程的线性思维的突破。

二、人性的期待。

若对理念型终身教育论者们的著述作一番考察，不难发现其中折射着终身教育论中动态生成性的人的形象的三个维度：超越性存在、主体性存在及共处性存在。

1．超越性存在。

在笔者看来，人生理上的“未完成性”蕴涵的教育价值性的意义在于，以“希望”形式存在的时间意识。而这构成了超越性的人性结构的根本动力，是人不断开启和拓展其生成空间和存在的意义的本源。

人之未完成性的揭示，究其实质，是对个体时间的肯定，而时间就是这种主动性构成的最基础条件。因而，就人的本质而言，肯定个人时间，实则是对个人之超越性的肯定。正如朗格朗所说，“人是在不断探索中展开教育活动的时间性存在，他同不是看做敌人而是看做同盟的时间寿命建立起积极的、活生生的关系”。因而，他拒绝各种一成不变的方式，并赞同进化和更新。

理念型终身教育论者认为，人是作为“否定之否定的存在”，人的生命本质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完善过程和学习过程。而现存教育的悲剧正是在于从根本上放弃了超越性的期待，因而，陷入了种种“价值制度化”的误区。而人本主义终身教育论者认为，一个真正的终身学习者，具有自我超越意识和能力，它所彰显的对人的'现实规定性的超越，不仅是对人的现实性的关注和生存境遇的超越，而且是在思想、精神和意识中超越“现存”的狭隘，是自身的价值的不断澄清。

2．主体性存在。

“主体性”首先是对自己生命的支配和活动的选择而言的。人的生成，从根本上讲，是不断进行自身的、自我建构的过程。

这种主体性的人性期待，对学习者而言，意味着要求培养一种“自治”的状态，意味着学习的个人责任与自由意志；对整个教育而言，意味着教育权利的下移，意味着教育计划和知识控制的限度。理念型终身教育论中呈现的一个基本假设便是：人不是教育系统的消极产物。朗格朗明确指出，“人是一个被赋予责任、参与活动和交往的人，而并非是被动和竞争的人”，“他某种意义上讲，是命定要实行自治的，是要对自由承担义务的”88。富尔报告进一步声明，学习者将处于“一个完全不同的地位”。从对自己的教育而言，他是他所获得的知识的最高主人，他“越来越不成为对象，越来越成为他自己教育的主体”。因而，在终身教育论者们的论著中，无论是朗格让、赫钦斯、富尔等都青睐于“自我教育论”。他们致力于发展多种形式的自我教育，使人类有能力掌握自身的发展，并以一切形式去实现自己，“使人在真正的意义上和充分发展的程度上成为自我发展的对象和手段”。

3．共处性存在。

理念型终身教育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全球性视野。它所呈现的人是超越自身的、指向“他者”的主体，是“在世之在”和“与他人共在”。

从根本上讲，人具有与他人共在的先天规定性。人的“存在”意味着同他人“共存”，人的实存意味着与他人“共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此处强调的共处明显不同于马克思所阐明的“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他所说的“社会人”显然是政治学和经济学意义上的社会人，所谓的“关系”是阶级关系和生产关系。他凸显的是终身教育论者们对于过分张扬的主体性的反思，对平等的、理解的人性论的价值取向的诉求。因此，他们强调致力于培养人“共存”的观念，培养“共处”的品质，将注意向“他者”、向世界延伸，即“学会关心”、“学会共同生活”，增进对他人的了解和对相互依存问题的认识，以更加广阔的胸怀去关注所有的生命形式，培养“尊重多元性、相互了解及平等价值观的精神”。笔者极为赞同富尔在报告中所指出的，“教育的使命就是帮助人们在各个不同的民族中找出共同的人性”。

自朗格朗开始的终身教育论者们都不断地表达人本真生存的“自由人”之境界的诉求，即在使人全面发展的同时，也从心灵深处获得自由、解放，这正是终身教育最深刻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理念型终身教育论者们塑造的新人形象――生成性的人，若从教育理论发展史来审视的话，它反映了时代精神的变化和人类思维方式的变革，反映了教育学理论范式的世纪转换。具体而言．它无疑蕴涵着三个方面的理论意义。在思维方式上，从形而上学转向辩证法思维，从预成性思维转向过程性思维；就生命论而言，它在唤醒人内在生命的自觉性的同时关注他人生命的自觉，从主体到主体间性，亦表现为对拥有完整生命的培育；在知识论上，从先验的、确定性的知识向个人实践知识乃至“不断演进的知识体系”（即“leamingtobe”）转换。

同时，我们不难看出，理念型终身教育论是根植于人本主义哲学思想基础之上的。它强调自由与自主、个性与潜力和自我实现，维护人的尊严与价值，主张责任与人道，这都表现出入本主义色彩。同时，在这一理念背后，也反映了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的特点，即存在先于本质。因而人并不完善，需不断地设计着自己的存在本质。人必须进行选择，而且要对选择的结果负有责任。

终身教育论经过一些出生不同、背景各异的学者的研究和实践呈现出的不同流派。不少学者批判以朗格朗为代表的理念型终身教育流派是基于欧美等一些先进国家的立场（特别是欧洲先进诸国的构想）提出的，并不符合第三世界国家。目前人们更认同站在第三世界立场的斗争型终身教育论，它将终身教育作为自由和民主的工具，其人性自觉性的培育和人性解放的诉求更为强烈地凸显出采。在笔者看来，如果说以朗格朗为代表的理念型终身教育论是对斯宾塞曾经提出的“什么知识最有价值”的颠覆性回答，即学会学习，那么，以捷尔比为代表的流派，则呈现出社会批判的研究范式，充满着变革性的社会哲理，表现出激进的民主主义色彩。它将终身教育论引向对阿普尔式的问题“准的知识最有价值”的进一步阐释。诚然，以朗格朗为代表的这一流派也招来一系列学者（如格拉、帕切、塔尔持、韦恩以及一些日本学者等）的批评，说他对人性过于乐观的估计夸大了终身教育的作用。但笔者以为，这是教育所需的“必要的乌托邦”。马克思・韦伯将信念的作用比喻为扳道工足很有道理的，我们怎样思维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行动。终身教育作为一种理念，为我们提供了思维、行动和前瞻性计划的基础。正如格拉所言，“终身教育是一把双刃剑”，亦是符合实情的i12j。事实上，教育的现状与以人性的价值观为基础的终身教育理念相距甚远。人们依旧按照习惯的思维定式推广终身教育，致使其常常在外力的压力下不断改变自身，逐渐丧失了教育自身的逻辑和尊严，甚至教育自身内部也充斥着人性异化的现象。我们需要尽一切努力维持和增强人性，这样，终身教育才能体现它的本性，成为真正人道的事业。

环境伦理学中的元伦理难题论文篇十五

摘要通俗来讲，正义通常是指人们按照一定的道德标准做应该做的事。不同的社会制度背景下，人们对于的正义的理解各有不同；伦理学三位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亚里士多德、亚当・斯密、约翰・穆勒在论述正义时都不约而同的c社会的稳定发展相联系，总体来说，他们都认为正义是维持社会稳定不可缺少的一种道德品质。

1亚里士多德论正义。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指出，公正和正义具有相同的含义，并且他用整整一卷的篇幅讲了关于正义。他在第一章就对正义的概念作了定义。亚里士多德认为正义是一种品质，可以让人倾向于做正确的事情。另外，“公正集一切德性之大成”，在个人的种种德性之中，公正是最特殊的，因为它不是利己而是利他的，是与他人相关的，因此，正义可以说是所有功德的集合。亚里士多德认为公正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基于法律的层面，另一方面，公正是一种伦理德性。他认为伦理德性是可以通过行为来培养的。所以公正是作为一种伦理德性的公正是通过长期的践行公正行为来养成的结果。

2亚当・斯密论正义。

亚当斯密的正义思想可以从个人品德和社会伦理两个视角之下来分析。在个人品德层次，亚当斯密通过将正义与另外一种品德，也就是通过将正义与仁慈的'比较，来说明正义这种品德。在斯密看来，就个人道德来说，是具有层级划分的，可以分为基本美德，一般美德，崇高美德。基本美德作为公民必须具备的底线道德，要求每一个公民遵守基本美德是维持社会和谐稳定的基本要求。在斯密看来，从个人品德视角来看，正义是一种不伤害他人、不干涉他人利益的美德，因此，它属于基本美德。正义这种基本美德其本质是不能让我们为所欲为，做任何事都要有所限制，不能侵犯他人的利益。但是，我们的道德水准不能仅仅停留在最基础的层次，还需要追求更高的境界。除了正义美德之外，我们还需要追求仁慈、奉献、牺牲等更高层次的美德。

亚当斯密认为，仁慈是以同情心为情感基础的人们与身俱来的一种高级美德，正义是人们基于保护自我利益而形成的一种共识，它是人类社会生存和生活秩序的保障。从人类社会的发展来看，正义维护了社会的基本秩序，仁慈则优化了社会的内部结构，有效缓解了内部矛盾；正义是基石，而仁慈是正义的补充。正义和仁慈在社会法治层面一个是义务，一个是责任，从社会的政治制度层面来看，就是道德与法的关系，两者共同作用来维系社会的安定和和谐。

3功利主义与正义。

约翰穆勒作为功利主义的代表人物，他对功利主义的定义是：合乎道德的行为或者制度应当能够促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功利主义的基础是人的趋乐避苦的本性和利己主义理论。而功利主义的批判者却认为功利主义原则和正义原则是相互不容的，正义原则体现在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在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相互冲突时，功利主义倾向于保护集体利益，因此，批判者据此认为正义原则与功利主义是相对的。约翰穆勒在吸收了边沁的部分思想之后，更进一步地发展了功利主义思想，在他的著作《功利主义》中，对于功利主义和正义之间的关系作了些许补充，并证明了二者的一致性，并且在功利主义理论的基础上，通过修正补充功利主义的理论缺陷，使功利主义更加重视个人的权益。

4结语。

亚里士多德、亚当斯密、约翰穆勒三人作为伦理学史上的代表性人物，他们的思想不仅仅体现着他们的超乎常人的智慧，更代表着他们生活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状态。他们对于正义的看法有许多异同点。首先，在对正义的定义来看，亚里士多德仅仅认为正义就是做正确的事，并且赞美正义是所有德性的集合；亚当斯密更进一步，认为正义是不去侵害他人的利益，并且肯定正义是社会存在的根基；约翰穆勒对于正义的定义基本和亚当斯密一致，但是他认为正义还具有权利和平等的属性，这就在理论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了正义的内容。其次，他们三人在谈论正义的时候，都是建立在考虑社会发展的基础之上，因此不能从局部单独来看他们对正义的分析，而是要从整体去认识他们的思想。亚里士多德基于他自己的城邦思想，具体的分析正义对于城邦的实现和发展的重要性，其正义理论实现的载体是城邦公民，而实现的目的和追求就是城邦的实现；在宏观角度来看，亚当斯密的正义理论也是为了探究正义对于社会存在的作用和价值，为了更具体体现正义的价值，他将正义与仁慈相对比，证明了正义是社会存在的根基，而仁慈只是锦上添花的修饰品；约翰穆勒为了调和功利主义和正义原则的矛盾，更加细致的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落实到具体的个人身上，提出了社会的发展与个人的权益实现之间的种种联系。所以说，不论是亚里士多德还是亚当斯密和约翰穆勒都肯定了正义对于社会发展的必要作用。

参考文献。

[1]（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谢宗林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3]（英）约翰・穆勒.功利主义[m].徐大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环境伦理学中的元伦理难题论文篇十六

环境伦理学作为伦理学学科的新兴分支，其期望并呼吁一种伦理变革。然而，自环境伦理学形成之初，“环境伦理何以可能”的质疑之音仍然不断，这些怀疑实际上是对环境伦理学本体论基础的追问。环境伦理学试图扩展传统伦理学的研究范围，过度地看重“自然权利”及“荒野价值”，容易消解人的主体性，因此，环境伦理学就时常面临着丧失传统伦理学的道德支撑而引发人们对其存在合理性的质疑:环境伦理学的前提是将自然作为伦理对象，以往传统伦理学的研究范围仅限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无法推及自然，这就带来了人和自然关系同人和人关系在伦理学层次上的兼容性问题。如何破解这一困境?马克思人化自然观基于社会性视角，强调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统一，为化解环境伦理学的本体论困境提供了科学的范本。

环境伦理学是立足于伦理学的根本原则，“系统地阐释有关人类和自然环境间的道德关系的研究”的一门学科。也就是说，环境伦理学需要满足伦理学学科的基本规范，它理应立足的本体论基础是以“人”或“人类”为出发点。从古至今，无论是中国的伦理学还是西方的道德哲学都是将人际交往关系作为其理论学说的基本框架。因此，伦理学应该自然而然地剔除出自然客体，否定将其作为研究对象的地位。相反，“纵观环境伦理学的各种主张，无论是其自然的内在价值论，还是其敬畏生命的实践方法论，抑或是其反科学思维方式的整体主义认识论，都是以原生态的自然观为‘公理’或‘出发点’的”。可见，环境伦理学将传统伦理学的研究对象推及至“人学空场”的荒野自然。其根本观点是:拒斥人类中心主义，强调以个体主义的生命物种或者整体主义的生态系统为中心去确认自然世界的价值，判定人类对其的道德责任。很显然，环境伦理学实质上违背了伦理学的基本要求。

从理论上说，伦理是关于协调人和人之间以及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时所需要遵守的规范意识。它的研究对象不论主体还是客体都为人和与人相联系的社会。而环境伦理学却力图把“荒野”自然作为伦理主体去把握，这虽然对反对建立在无机论基础上的人类中心主义有积极作用，然而，其以个体的生命存在物或整体的生态系统为中心，把生命物种或生态系统提升至超出人类的地位，仅仅重视自然环境的内在价值而无视人类的利益，试图营造一种将人类消融于自然环境之中的高深浪漫情怀，忽略了在这种抽象的自然观背后所隐藏的现实生活世界里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无法洞察到由于经济、社会、文化的差异所导致的人们对于人和自然关系的不同理解。这些不同的现实状况，使当今时代人们的价值观于一定限度内存在其合理性及自我变更的可能性。可是，环境伦理学却全然否定这种现实差异，这就使其不免陷入理论困境而难以对现实的生态环境运动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这种生态中心主义的本体论基础，就是以自然原理置换人道原理，以存在论阐述价值论，主张以自然、生态为基点来重新解释伦理原则，以此贬低人类价值。倡导“自然价值论”的罗尔斯顿，通过将整个地球“尘埃”化而使得人类这个理性的“自为存在”还原至单纯的“自在物质”。他认为:“在一个有着许许多多星座，经历了200亿年，纵横200亿光年的宇宙之中，地球似乎不过是一粒尘埃。根据数学化的关于物质的微观物理学得出的形而上学将会使人越来越显得渺小，最终变成不过是一些运动中的物质。”由此，生态中心主义在消解人的主体地位的同时，最终也将评判的标准界定于生态系统之内。显而易见，用纯粹的自然规律作为环境伦理学的本体论基础，以此作为证明自然界“内在价值”的依据，将作为系统要素的人类与非人类存在置于平等地位并一同评价时，实际上早已弱化甚至抹去了其应有的社会性及特殊性，最终必将导致歪曲环境伦理学学科性质的结果，将其视为纯粹的“科学”。倘若我们将环境伦理学视为纯粹的“科学”，以学科本身的分类而言，伦理学不能划分为科学，实际上应归属于哲学，因此，将环境伦理学从属于科学是不妥的。科学反映的是研究对象的客观规律，体现的是一种认知理性，而伦理学所揭示的是行为的主体选择性，其体现的是一种实践理性;科学命题旨在客观陈述事实“是什么”及“怎么样”，伦理命题则旨在价值上评判人类行为的合目的性即人们“应该如何做”及“出于何种缘由”。生态中心主义将伦理视为科学，必将环境伦理学解释为“环境学科学”，以环境学科学的原理来构建环境伦理学的后果，只能是以自然规律去解释人道原理。

一般说来，脱离人类利益这个主题，必然无法从“是”推论至“应当”。环境伦理学通常借助人类对自然的膜拜及信仰来论述其伦理原则。“当我们涉及环境伦理学时，可以认为它既包含科学，又包含信仰。因为它是作为科学的伦理学知识体系的一部分，但又包含崇拜生命的信仰即它的对生命的赞美，对生命本质力量的信赖，是关于人和自然的真、善、美的赞歌。”不但，诚如施韦泽所认为，环境伦理学的基础应当是如此这般地“尊重生命”和“敬畏生命”，然而，其支撑体系依然是信仰，就是那些以环境学科学理论为基础的生态中心主义同样也是以信仰作为自己的立足点。虽然自然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但仅以纯粹的环境学科学原理是无法形成普遍的伦理规范。因此，生态中心主义只好靠信仰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状态去构造伦理原则。将其概括为信仰，正是缘于这种环境伦理学不能够合理地阐明它所崇拜的基础。事实上，我们认为一种自然环境的存在状态(生态系统的平衡)是好的，就是因为它为人类生命提供生存的条件。倘若生态系统的平衡失去了与人类的关联，那么它所谓的“平衡是好的”也就无所谓缘由，仅能够用信仰与崇拜来支撑了。可以说，这种将环境伦理学视作“科学加信仰”的观点，十分准确地定义出了它的理论性质及基本特质。然而，以信仰为基础去构建环境伦理学，势必会让其存在受到外界的质疑。当然需要注意:在有限的实践活动范围内，人类是可以牺牲自己暂时的利益去维护生态系统长久的平衡与稳定。于此，我们与生态中心主义达成一致。但需要强调的是，这种环境伦理观并不能够被贴上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标签。因为“把自然视为人类生命有机体的一个组成部分，才可能最为有效的保护生态环境。人类中心主义所反映的是一种人类生存的事实，这不是任何观念上的批评就能够简单超越的。人类只能正视这一事实，在看到人类中心主义不可能最终逾越的前提下，寻找一种最为适宜的立场。”

二、伦理学走向荒野合法性的追问。

回顾伦理学这个学科的发展过程，我们能够得出，伦理学学科发展的源泉及动力来自于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并且由社会关系的性质所决定及改变。可以说，伦理学的主体内容是围绕着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而形成的，不立足于社会性角度，伦理学就难以维系。我们可以把人类对待自然时产生的伦理称为环境伦理，但是我们不能抽象地去谈论人类对于自然的伦理原则，而应当基于人和人之间社会关系的视域去把握人类对待自然环境的伦理规范。但是，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及人和人之间社会关系并不是彼此分离，而是彼此制约、互为中介的。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能够发生现实关联的前提条件有赖于人和人之间所结成的社会关系。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在人和人之间进行生产生活所结成的关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人类历史无疑也正是这一活动的累积。即便一个人在开垦农田之时，他仍然需要凭借前人的智慧结晶及科学技术，就连耕作器具也需要依赖他人供给。所以，环境伦理学虽旨在系统地论述人和自然关系的伦理规范问题，然而缺少社会性视角，环境伦理学将失去其存在的合法性。

伦理学创始人亚里士多德将伦理学定义为探讨人的德性及幸福的学科，德性及幸福就是人的特殊本质的充分展现，而关于人的德性及幸福的研究便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伦理学初期所关注的内容。直至中世纪，神学伦理学便成为官方的主流意识，虽然这时的伦理学仅是围绕宗教伦理并为其作理论上的辩护，然而它并没有剖离人类这个主体。自近代，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冲突加剧，用以调和这一利益冲突的规范伦理学才日益生成。1903年摩尔出版的《伦理学原理》标志着以道德价值评判的逻辑及语义分析的元伦理学应运而生。然而，元伦理学忽视现实世界里的道德评判，对其采取中立的学术旨向，此种态度相应地也就弱化了伦理学这个学科自身的实践功能，甚至有人批评，元伦理学是酿成20世纪中期西方社会道德灾难的罪魁祸首。

因此，到了20世纪后半叶，伦理学所遵循的研究模式开始变化，规范伦理学再度兴起，应用伦理学受到世人关注，伦理学领域的研究又一次充盈着人伦日用的氛围。在此情况下，环境伦理学才成为应用伦理学的分支而备受瞩目。我们追溯伦理学的历史演变进程便可以得出:伦理学的研究内容始终逃不开人的问题，仅是于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伦理学的研究对象有着各式各样的表现形式。从研究的对象来说，环境伦理学也无法绕开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而要科学地阐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就必然要结合一定的社会关系去探究。只是就环境伦理学这一特殊领域而言，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是通过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表现出来的，它应以自然环境为中介，以人类利益调和为目标。人类在处理和自然关系的态度和行为最终也将改变人和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自然界不存在脱离人类需求的内在价值，“如果没有人，没有人类，当然也没有什么人类主体，所有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就不必考虑‘只有一个地球’的问题，不必担心‘寂静的春天’，也不必研究什么‘`我们共同的未来了’。”倘若人类消失，全世界必将呈现出一片荒野的迹象，我们将自然界拟人化时，它才被赋予了自身的价值;另外，自然界也不能够成为有意识的道德主体，相应地并不拥有某种特殊的自然权利。在这种意义上，人类作为自然中唯一拥有理性的自为主体能够在大自然这个舞台上合理地支配自然并为其服务。人类对待自然界态度和行为的偏差及失误，缘之于人类无法合理地协调各方及自身利益的结果。应当指出，环境伦理学“事实上的出发点只能是人自身，这就意味着要在人自己的范围内来解决问题，必须打破迷信，把人的权力和责任归还给人。这才是实践中的问题所在。相反如果借自然之名重新制造迷信和神秘主义，则必然会造成新的误区。”生态中心主义将大自然赋予价值主体的地位，这便把“本应关注的有限自然资源在人类中的公正分配的问题抛在脑后”。

伦理学需要具备社会性，环境伦理学的兴起也正是伦理学为了回应日趋严峻的生态问题所做出的理论探索。而生态问题构成对人类生存发展严重威胁的深层缘由则是人们之间社会关系的冲突和矛盾，尤其是人和人彼此间的利益冲突在人和自然关系上的体现。相对而言，环境伦理学所阐述的对象实质上是以生态环境为载体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环境伦理学仍然无法超越传统伦理学的界限，其为了建构人和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而对于传统伦理学研究对象的扩展也就没有必要。人类之所以要维护生态环境的平衡和稳定，而不去保护与人无涉的荒野自然，原因显而易见:环境伦理所尊重和敬畏的生命是人类的生命，“环境伦理所确认的.是人们在处理自然的关系时对他人、特别是对后代人的道德义务和责任，它只能以人类整体的、长远的利益作为处理人和自然关系的根本价值尺度。这就是环境伦理得以可能的根据。”当然，需要强调的是，“说人们对自然界没有伦理关系，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随意破坏自然界。反过来说，要有效地进行环境建设，也并非因为自然界对我们提出什么伦理要求。我们之所以强调破坏生态平衡、污染环境是不道德的，应当受到谴责，其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这些行为损害了人类整体和长远的利益。深层次的问题还在于，从现实的实践格局审视，正因为一些人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污染，直接或间接损害到另一些人的利益，因此这种人和自然的关系，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人和人关系的有机构成，从而具有了伦理意义。”从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平衡出发，确定环境建设的伦理道德选择，就是基于生态环境演化规律认识为前提的，这可以说是从人类生存发展的价值而做出的正确抉择。所以，环境伦理学应当同时具备科学性与社会性。

自然绝不是和人类毫无关联的“荒野”，相反它却是人类发生学意义上的根本;人类也绝不是身处于自然之外的“机械存在物”，人类本质力量的实现是由人和自然之间的对象性实践活动所决定的。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的必要性也是取决于人和自然之间的“场依存性”。以往的环境伦理学要么于理性的论域内简单地把科学的思维范式转变为哲学的思维范式，用科学主义的思维方式去对待自然界，乃至于将现实的人和自然关系用科学的“奥卡姆剃刀”剖离肢解;要么于自然的论域内高举环境的先在性及自在性的旗帜，压制了人的主体地位，彻底贬抑了人类的主观能动性，从而只能在纯粹经院哲学的层面去谈论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概而言之，环境伦理学企图在抽象的论域内去实现人和自然之间的和解，其势必陷入本体论基础的困境，更无法合乎逻辑地推导出环境伦理得以可能的根据，并无益于解决现实生活中的自然环境问题。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基于社会历史的视域解读人和自然的关系，既承认“人化自然”的“客观性”，又强调了“人化自然”的实践性，为环境伦理学的本体论奠定了基础。

首先，马克思人化自然观从文明维度强调自然界绝非生态中心主义所宣称的先于人类而存在的自在自然亦或是和人类并无联系的“荒野自然”，而是基于人类本身或者人类的实践活动中的“人化自然”。对此，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所断言的“自然科学的直观性”时说到，“甚至这个‘纯粹的’的自然科学也只是由于商业和工业，由于人们的感性活动才达到自己的目的和获得自己的材料的”。在这一点上，马克思认为阐述客观事实之“是”的自然科学，唯有在人类的感性实践活动中方能通往伦理学所倡导的“应当”之目的。也就是说，自然即“现实的自然”，也就是“历史的自然”即“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生产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马克思始终基于社会性视角，立足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立场去考察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但它不是那种无视人和自然之整体关联的无机论的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而是一种有机论的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

其次，马克思人化自然观从生态维度定义了人和自然的对象性关系。人是“对象性关系中的主体性”，而不是统治自然的、居于自然之外的僵化主体。同样地，自然也是带上了人类烙印的、属人的对象性存在，所以，延续人和自然的这种对象性关系，我们有必要维护自然环境的生态平衡。马克思主张所有的历史记载都应该从地质、气候、地理等各种的自然条件及其他自然条件作为基础以及这些自然条件在社会历史过程中由于人们的实践活动所产生的变化出发，而人的劳动能力也是一种自然力的展现。同样的，马克思也不曾否认自然物质运动变化的规律性。自然界中的规律是任何人都不可能取消的，而在各个历史时期和不同阶段上所产生的改变，也只不过是实现这些规律的形式和手段而已。人只有在物质预先存在的前提和基础上去创造物质，包括创造这些物质的生产能力。“人靠自然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表现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身体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一方面，人类依靠自然供给的物质资料而活，自然是人类和社会得以存在的物质根基。另一方面，人是“活生生的能动的自然存在物”，因而，“人直接的是自然存在物。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他的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但这对象是引起他需要的对象，是表现和确证他的本质力量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对象。”

再次，马克思人化自然观从价值取向的维度将“物的尺度”及“人的尺度”相统一，认为人类作为能动的存在物能够运用合乎人性的“内在尺度”来估价自然，使人类改造与利用自然的实践活动进一步拥有目的性的特征。相反地，“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可以说，自然界为人类生命活动的本质体现，而人类在人和自然对象性关系中始终居于主体性地位，他能够依据随意一个种的尺度进行生产生活，这也就是区别人类活动的实践性和动物活动的本能性的原因所在，这也为环境伦理学确定其价值取向提供了一定的帮助。总之，唯有以基于人类感性的实践活动去把握人和自然的关系，环境伦理学方能从“彼岸世界”步入到“此岸世界”，从“生态乌托邦”的理论预设进入到建设生态文明的实践活动中。

综上所述，人类需要通过实践活动去确证自己的对象性存在，而这体现为一个历史的进程。此进程，不但是历史的人的生成过程，同样也是历史的自然的产生过程，这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马克思基于人类感性的实践活动，将人视为对象化活动中的“能动的主体”，将自然视为对象化活动中的“现实的自然”，于本体论方面论证了历史和自然之间的辩证统一，并运用这一确证达至人和自然之间矛盾的真正和解，让可持续发展得以成为现实。如同马克思在描述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的共产主义图景时所阐述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唯有于此基础上孕育的环境伦理学，才能为推动全球环境问题的解决发挥真正的现实功效。

环境伦理学中的元伦理难题论文篇十七

在我国时下进行的《环境保护法》修改过程中，环境公益诉讼主体成为各方争论的焦点。草案二审稿将环境维权的公益诉讼主体确定为中华环保联合会一家，引发公益界、公益律师和法律学者的强烈不满，有舆论甚至质疑中华环保联合会“垄断”了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并称这是一种倒退。不过，时下关于环境公益诉讼主体之争，实质上是关于环境公益诉讼当事人能力之争，即关于环境公益诉讼原告一般性资格之争，而不是关于环境公益诉讼适格原告的争论。环境公益诉讼适格原告属于当事人适格的范畴，是对于特定诉讼标的的资格。这一资格的取得，是由法官在具体个案中根据原告适格规则加以判定的。所谓原告适格规则，是指用以决定提起诉讼的当事人是否是正当当事人的一些列规则的总称，是对原告与诉争案件之间的利害关联的描述。从世界各国立法实践来看，环境公益诉讼立法的关键，不是规定环境公益诉讼原告的一般性资格，而是环境公益诉讼具体个案中原告适格与否的判定标准，即原告适格规则。为此，笔者拟对我国传统原告适格规则进行审视，提出构建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原告适格规则的一孔之见，以期对我国《环境保护法》的修改提供参考与借鉴。

一、私权模式的阐释与捍卫：传统原告适格规则的本质。

裁判模式有私权模式和公共价值模式之分，不同裁判模式应有不同的原告适格规则与之对应。我国传统原告适格规则则是对私权模式的阐释与捍卫。

(一)私权模式的含义。

私权模式，也叫纠纷解决模式，是指以和平解决私人之间的纠纷为其主要目的的诉讼模式。该模式认为，法院的主要目的是根据私法原则来解决当事人之间因私权而发生的纠纷，法院采取司法行动的正当性在于真正纠纷的存在。纠纷解决模式肇始于1803年的marburyv.madison案。在该案中，首席大法官马歇尔反复强调了对既得权利或法定权利(vestedorlegalrights)进行司法保护的必要性，他说，“法院的唯一职责是就个人权利作出裁判，而不是审查行政部门或行政官员是如何运用自由裁量权履行其职责的。具有政治属性的问题，或者根据宪法或法律应交由行政机关处理的问题，是断不能由法院审理的。”马歇尔这段关于法院作用的经典描述，被美国历代法院奉为楷模，也成为纠纷解决模式在最高法院判例史上之肇端。纠纷解决模式是对盛行于19世纪的“社会观”的一种反映。该观点认为，主要的社会和经济安排都是个人自治的产物，由此形成的“私人秩序”应该受到政府的尊重，政府唯一要做的就是“无为”。在这种“社会观”的影响下，法院被视为“私人秩序”的附庸，其主要功能就是以和平的方式解决私人之间的争端，以恢复被破坏了私人秩序。由此可见，只有在私人秩序难以为继的时候，法院对私人纠纷的介入才是正当的。

(二)纠纷解决模式的主要特征。

纠纷解决模式是以社会和谐为其理论预设的。在这一社会中，预先设定了一系列社会规范，以授予个人相应的权利，并为其设定了相应的义务，个人则根据这些社会规范来安排其行为，由此形成和谐有序的社会秩序。然而，这种和谐的社会秩序常常因为侵权或不履行义务而遭到破坏。此时，纠纷当事人双方往往求助于处于中立地位的第三方———法院，要求法院执行或实施这些规范，或者阐明这些规范的意义。而法院作为第三人则通过认定事实，并适用双方同意的规范的方式来解决争议。综合起来，纠纷解决模式具有如下特征。

1.纠纷解决模式以既定规范的违反作为司法干预的前提。纠纷解决模式认为，法院的主要目的是，在私人秩序难以为继时，尽可能为私人秩序提供一种替代。因此，在纠纷解决模式之下，私人秩序之和谐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私人秩序的破坏是司法干预的前提，而司法干预的目的则是恢复已经遭到破坏的私人秩序。而私人秩序的和谐是由既有规范来维系的，因此，无论是私人秩序的破坏，还是私人秩序的恢复，都以既有规范作为判断标准：既有规范的违反是私人秩序遭到破坏的外在表征，既有规范的遵守则是破坏了的私人秩序得以恢复的标志。这意味着，只有在既有规范遭到违反的情况下，法院才能介入当事人之间的纷争，这是纠纷解决模式的一个主要特征。

2.纠纷解决模式强调当事人与纠纷之间的利益关联。纠纷解决模式强调当事人之间的对抗性，这是由纠纷解决模式的“三方结构”决定了的。纠纷解决模式是由原告、被告和法官共同组成的三方审判模式，这种三方审判模式源于这样一种社会直觉：无论何时，当两个人之间发生了靠他们自己无法解决的争议时，根据常识的一个解决方案是召集第三方以帮助达成一个解决方案。这一简单的“三方结构”的社会发明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如此普遍地存在着，以至于我们发现几乎没有一个社会不使用它。因此，为解决争议而形成的“三方结构”是法院的基本社会逻辑。在“三方结构”的审判模式之中，法院仅仅是一个被动、中立的仲裁人，而原、被告双方则相互对立，他们为了各自的利益而进行激烈对抗。经过当事人之间的激烈对抗而形成的案件事实则成了法官作出明智判决的基础，法官正是在双方当事人提供的案件事实的基础上，按照先存法律规则作出判决的。而当事人双方的对抗则是以其对自身利益的关注为前提的，没有利益的对抗，当事人之间的对抗就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因此，以“三方结构”为其特征的纠纷解决模式必然强调当事人与纠纷之间的利益关联。

3.纠纷解决模式是高度个人主义化的。这主要体现在当事人结构的基本构造上。在纠纷解决模式下，诉讼当事人双方都集三种角色于一身：原告是引起纠纷发生之事件的受害人，又是诉讼过程中为其自身利益抗争的代言人、还是诉讼结果的主要甚至是唯一受益人;而被告既是侵权人，又是诉讼过程中自身利益的代言人，还是必须为原告所遭受的损害提供救济的人。原、被告这种集三种角色于一身的当事人结构充分体现了纠纷解决模式的高度个人主义化特征。纠纷解决模式的这种高度个人主义化特征，具有“一石二鸟”的'功能：它不仅满足了“个人是其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这一基本信条的要求，也为当事人的诉讼行为提供了强有力的激励机制。无论原告还是被告，基于其自身在诉讼中的受益人地位，必然会积极地进行诉讼，以免产生于己不利的诉讼结果。

4.纠纷解决模式强调权利和救济的相互依存。在纠纷解决模式下，权利和救济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原告获得赔偿的数额，是根据被告违反义务后给原告造成的损害大小来决定的：如果是违约行为，那么支付给原告的赔偿数额，就是在被告没有违约的情况下原告所能获得的价金;如果是侵权，那么支付给原告的赔偿数额就是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害。由此可见，从逻辑上讲，救济的范围或多少都可以从被告的违法行为中推导而来。在权利和救济相互依存的情况下，只有原告的损害确确实实是由被告行为造成的情况下，被告才有提供救济的义务。因此，在纠纷解决模式下，一方面要强调原告所遭受的损害，另一方面也要强调被告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从纠纷解决模式的上述特征可以看出，纠纷解决模式实际上就是富勒笔下的审判模式，它为受判决影响的当事人提供了一种参与判决形成的特殊方式，即允许他们为了形成于己有利的判决而提出证据并进行理由充分的辩论。

(三)传统原告适格规则是对私权模式的阐释与捍卫。

我国传统原告适格规则包括民事诉讼原告适格规则__和行政诉讼原告适格规则。从其本质来讲，二者都是对私权模式的阐释与捍卫。首先，无论是民事诉讼原告适格规则，还是行政诉讼原告适格规则，都强调合法权益的存在是取得原告资格的必要条件。在民事诉讼中，无论是直接利害关系人，还是非直接利害关系人，欲取得原告资格，都必须证明合法民事权益遭到了侵害：直接利害关系人须证明自己的合法民事权益遭到了侵犯，非直接利害关系人必须证明受其管理或支配的合法民事权益遭到了侵犯;在行政诉讼中，原告也必须证明法律法规规定的权益受到了侵犯。由此可见，无论是民事诉讼原告适格规则，还是行政诉讼原告适格规则，都把现行法律、法规所保护的权益作为授予原告资格的必要条件，这恰恰是对“以既定规范的违反作为司法干预之前提”这一纠纷解决模式特征的反映。

其次，无论是民事诉讼原告适格规则，还是行政诉讼原告适格规则，都强调原告与合法权益之间的利益关联。在民事诉讼中，适格原告包括两种情况：一是直接利害关系人，即民事实体权利的享有者和义务的承担者;二是非直接当事人，即对实体民事法律关系享有管理权或处分权的人，这两种适格原告都强调原告与合法权益之间的适度利益关联，尤其是在直接利害关系人的场合。在行政诉讼中，适格原告必须是合法权益的享有者，合法权益必须归原告享有。因此，无论在民事诉讼中，还是在行政诉讼中，原告都不得主张他人的利益(除非该当事人是享有管理权或处分权的人)。我国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原告适格规则对原告与合法权益之间的关系的强调，既反映了纠纷解决模式对当事人与诉争案件之间的利益关联的强调，也反映了纠纷解决模式的高度个人主义化特征。

最后，无论是民事诉讼原告适格规则，还是行政诉讼原告适格规则，都要求原告证明被诉行为与合法权益受影响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这一要件实际上是对纠纷解决模式“强调权利与救济相互依存”这一特征的再现。前已述及，在权利和救济相互依存的情况下，只有原告的损害确确实实是由被告行为造成的情况下，被告才有提供救济的义务。因此，在纠纷解决模式下，一方面要强调原告所遭受的损害，另一方面也要强调被告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总之，我国现行的原告适格规则是对纠纷解决模式的阐释与捍卫。这一模式对个人或集体享有的经济利益大开方便之门的同时，对公众或大部分公众的“扩散性利益”给予不当的区别对待。因此，在这种模式之下，公共利益的保护只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二、圆凿方枘：传统原告适格规则与环境公益诉讼的冲突。

我国现行原告适格规则以保护私人的合法人身和财产权益为目的，与以环境保护为己任的环境公益诉讼之间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和冲突，如果以此作为判断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有无，难免出现圆凿方枘的窘境。具体说来，我国现行原告适格规则与环境公益诉讼之间存在如下冲突。

(一)利益性质：个体私益与环境公益的冲突前已述及，无论是我国的民事诉讼原告适格规则，还是行政诉讼原告适格规则，都要求原告与诉争利益之间存在适度的利益关联。在民事诉讼中，无论是直接利害关系人，还是非直接利害关系人，欲取得原告资格，都必须证明合法民事权益遭到了侵害。由此可见，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原告适格规则和行政诉讼原告适格规则都是以保护个体私益为其目的的，公共利益尚未进入其保护视野之内。

以保护个体私益为目的的我国现行原告适格规则，与以环境保护为己任的环境公益诉讼琴瑟不合。环境保护蕴涵着浓厚的公益意味，它关注的是社会的共同利益(collectiveinterests)，而不是社会成员的个体私益(privateinterests)。日本学者原田尙彦在谈到环境行政诉讼时就曾指出：“环境行政诉讼中的原告受到的环境上的利益损害，是广域区域内的居民共同的利益损害，是公共利益而不能称作个人利益，即使评价其为个人利益，对于原告个人也不会被当作那种严重程度的损害认识，往往被解释为不符合需要由停止执行来加以保护的紧要的个人利益。”因此，将以保护个体私益为目的的我国现行原告适格规则适用于环境公益诉讼，必然会出现“水土不服”的困境。

不过，忽略对环境公共利益的保护并非我国法律制度所特有的现象，而是世界各国现行私法制度的通病。马克·怀德(markewilde)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现行私法制度关注的重点在于个人损失(personalloss)，不管这种个人损失是以人身伤害(personalinjury)还是以财产损害(damagetoproperty)的形式存在。这就直接限制了可以主张权利的主体范围(theclassofpersonswhomayclaim)，把关注的重点置于个人损害而不是范围更广的环境损害(envionmentalharm)。”由此可见，欲实现环境保护这一具有浓厚公益意味的目标，必须改革我国现有的原告适格规则，实现从个人利益的保护向公共利益的保护的转向，以满足环境公益诉讼对原告适格规则的特殊要求。

(二)利益范围：人身、财产利益与非人身、财产利益的冲突。

无论是我国《民事诉讼法》，还是《行政诉讼法》，都将人身利益和财产利益作为其主要保护对象。也就是说，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制度，只有人身利益或财产利益遭受侵犯的人，才享有提起诉讼(包括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的资格，这就大大限制了可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范围。前已述及，环境公共利益不只是表现为人身利益或财产利益，更多的时候则表现为娱乐、审美、环保等非经济利益，根据我国现行原告适格规则，这类利益即使受到了侵犯，受害人也不具有提起诉讼的原告资格。由此可见，在我国现行原告适格规则之下，大部分环境公共利益都无法获得司法救济。

当然，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法律制度也并不是一开始就将人身利益和财产利益之外的其他环境利益纳入其保护范围之内的。在美国，审美和环保等非经济利益直到1972年才首次获得法律的承认与保护。在该年审结的sierraclubv.morton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指出：“与经济利益一样，美学和环境利益也是我们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定环境利益为许多人而非少数人所享有这一事实，并不会使这些环境利益更不值得通过司法程序加以保护。”自此之后，与环境保护有关的各类原告资格，如保护自然资源、风景、历史文物等公民团体的原告资格，都渐次获得了美国法律的承认。与美国不同的是，德国行政诉讼法至今还没有将审美等环境利益纳入其保护范围之内。德国著名公法学家胡芬指出：“受到一个行政行为之威胁的某种纯粹的舒适性或者因该行政行为导致的某种不舒适性，都不是受保护的权利。属于这种情况的，例如有：有利于欣赏风景的良好视野，某一处自然景观或文物令人产生的愉悦等等;纯粹的不舒适性还有：轻微的噪音，审美上的不快，生气或者懊恼等。”由此可见，各国对于非属于人身和财产利益的环境利益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但从发展趋势来看，将非属于人身和财产利益的环境利益纳入法律保护的范畴，应是各国法律发展的潮流，这是由环境利益在我们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这一现实决定了的。因此，改革我国现有的原告适格规则，将人身和财产利益之外的环境利益纳入其保护范围之内，是构建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重要一环。

(三)“合法权益”标准：合法权益与“法外利益”的冲突无论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原告适格规则，还是《行政诉讼法》的原告适格规则，都把合法权益是否受到侵犯作为判断原告适格与否的一个标准。如前所述，这一做法是纠纷解决模式的阐释与捍卫，已经无法适应社会现实生活的需要。在环境保护领域，这一矛盾体现得尤为突出。环境利益大多体现为审美的、娱乐的、环保的以及精神享受等非物质性利益，在以保护人身利益和财产利益为其鹄的的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这类利益尚未上升到受法律保护的层次，由此形成了蔚为壮观的“法外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以“合法权益”是否受到侵犯作为判断原告资格之有无的我国现行原告适格规则，根本无法适应以环境保护为目的的环境公益诉讼的需要。

其实，有些国家已经注意到“合法权益”标准在判断原告资格方面所存在的缺陷，并作出了相应的改进。比如说，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数据处理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就以“事实上损害”标准取代了此前的“法定利益”标准，自此之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基本上放弃了用“法定利益”确定原告资格的标准。美国著名行政法学家施瓦茨更是明确指出：“侵犯法定权利的规定对司法复审设置了不必要的障碍。规定原告资格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复审法院处理真实的而不是假定的案件;原告资格的核心是，请求救济的当事人所主张的是否是有关个人利益的争执，以使人相信导致起诉的实际损害是法院应当解决的。因为法院主要是为了解决这些棘手的问题而存在的。”

“如果原告与他所请求复审的行政行为有直接的个人利害关系，这个标准就算达到了，而不必追究这种行为是侵犯了他的法定权利还是对他造成了其他利益(不属于法定权利的利益)损害。……如果对原告资格有争议，那问题就在于原告是否是提起复审诉讼的恰当当事人，而不是根据法定权利标准，看原告受法律保护的权利是否受到被告行为的侵犯。造成的损害是否属于法定权利意义上的损害与有无原告资格的问题是不相干的。由此可见，“合法权益”标准并非原告适格规则的必然要求，在许多环境利益尚未上升到受法律保护这一层次的现实情况下，在判断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之有无时，取消“合法权益”标准实乃大势所趋。

综上所述，我国现行原告适格规则在保护私人的合法人身权益和财产权益的同时，忽略了对环境公共利益的保护。在环境公共利益渐受重视、建立环境公益诉讼的呼声日趋高涨的中国，这种忽略环境公共利益的原告适格规则已经成为我国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现代社会的桎梏。改革不合理的原告适格规则，以适应建立环境公益诉讼、保护环境公共利益的现实需要，已成中国法学界的一大共识。

三、他山之石：澳大利亚的“好事者标准”

从裁判模式的分类来看，环境公益诉讼属于公共价值模式诉讼。公共价值模式与传统诉讼模式不同，法院不再以纠纷解决为己任，而是积极参与到公共价值的形成之中。与传统原告在私权模式诉讼中的支配性地位相比，公共价值模式诉讼中的公共利益则跃居于支配地位。公共利益在公共价值模式诉讼中的这种支配性地位大大降低了传统原告在此类诉讼中的作用，由此必然导致传统原告适格规则的变革。诚如日本学者原田尙彦所言：“环境上的行政诉讼，与其说是围绕着个人权益的纠纷，倒不如说是具有相关区域共同体的集团利益性质的纠纷。因此，在论述环境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时，不能局限于个人性法益论，有必要引进纠纷管理这一新的观点，重新探讨诉讼利益。”而美国行政法学家施瓦茨也指出：“如果充分考虑到当今法律制度中的公共利益要求，那么可以为公共利益辩护的人的概念必须相应地扩大。”职是之故，许多国家均对适用于私权模式的传统原告适格规则进行扩张，提出了许多新的原告适格规则，以适应公益诉讼不断发展的现实需要。其中，澳大利亚法律改革委员会于1987年提出的“好事者”标准具有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

所谓“好事者”标准，是指在(环境)公益诉讼中，任何人都享有原告资格，除非法院能够认定原告仅仅是“为了骚扰”(merelymeddling)才提起诉讼。这一标准包含如下几层意思。

第一，“好事者”标准废除的是现行原告适格规则的内容，并没有废除“原告必须具备原告资格”这一要件。也就是说，在公益诉讼中，原告欲让法院就其案件实体问题作出判决，仍然必须具备原告资格。第二，“好事者”标准是对原告资格的推定。即法院首先推定，凡是提起公益诉讼之人都具有原告资格，然后由被告证明原告是否是“好事者”。只要被告能够证明原告只是为了“管闲事”才提起诉讼，那么法院就可以原告缺乏原告资格为由驳回诉讼。第三，原告是否是骚扰者，并非根据现行原告资格所要求的利益种类来判断。也就是说，缺乏现行原告适格规则据以授予原告资格的利益，并不表明原告就是骚扰者。第四，这一标准淡化了原告与诉争利益之间的利害关联。在这一标准之下，原告在诉讼标的或结果中的“个人利益”(personalstake)只是其取得原告资格的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

“好事者”标准在坚持原告适格规则的功能要求的同时，不仅为维护公共利益的人开启了正义之门，而且还考虑到了对被告的保护。因此，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来看，“好事者”标准借鉴不失为我国构建环境公益诉讼原告适格规则的最佳借鉴。

四、结语。

原告资格是接近正义的第一步，对于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健康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遗憾的是，我国《环境保护法》修改二审稿却对此只字未提，这将为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健康发展埋下隐患。事实上，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司法实践中已经出现了一种错误倾向：以环境公益诉讼原告一般性资格的审查，取代了具体个案中环境公益诉讼适格原告的审查。笔者在对几个环保法庭的走访调研中发现，在具体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中，法官并没有对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进行判断，也不知道该如何判断。只要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当事人符合当地法院规定的公益诉讼原告的类型，法院一般都会受理并进入实体审理。这种张冠李戴的做法，势必导致环境公益诉讼原告适格规则本应具有的制度功能落空，这将贻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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