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现象论文(通用12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社会现象论文篇一
当我听到小悦悦因伤重离世消息的时候,心疼万分,不仅仅是小悦悦的离开而悲痛,更多的是因为“冷漠”而悲痛。
10月13日下午5时30分,广东佛山南海黄岐镇广佛五金城,天空渐暗,小雨淅淅沥沥地下着。两岁的小悦悦刚从幼儿园回来,妈妈收衣服去了。像往日一样,小悦悦一个人在家门口的巷子里玩耍着,厄运突然降临,一辆迎面驶来的面包车猛然加速,将悦悦撞倒卷到车底,右侧车轮从悦悦胯部碾过。司机停了一下车,又加油门开走了,后轮再次从悦悦身上碾过。痛苦的悦悦已无力大声呼唤妈妈,更无力挣扎。一个目击者从她身边走过,看都没看她一眼。又有两名路人从悦悦身边经过,同样漠然不理。这时,一辆小型货柜车开了过来,司机好像没有看到地上的悦悦,再次从她身上碾过。此时的悦悦已经一动不动。接下来的5分钟更像一场噩梦,有十多位路人从悦悦身边走过,每个人只是看了看,没有人伸出援手,哪怕是打个电话求助。路边的店铺里似乎也忙得不可开交,没有人出来看一眼。就这样,先后18人从悦悦的身边走过。10月21日记者在网上了解到,2岁女童小悦悦,她的真实名字叫王悦,经医院全力抢救无效,在20xx年10月21日零时32分去世。之前,医生说车祸已经造成小悦悦特重度颅脑损伤,接近脑死亡,情况很不好,最乐观的.估计是植物人状态。
为什么会这样?其根本原因是,很多人可能是会担心被栽赃,以为这是设了一个局,因为这个之前确实在20xx、20xx年南京彭宇案件,一个路人去救一个前面的老太太,反过来被老太太所栽赃,最后打到法院,法院不但是没有维护这个人,反而是维护了这个老太太的利益。所有这些就等于是法律为社会道德,大家互相不信任树立了一个坏的例子。这类例子只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没有被新闻媒体报道的例子举不胜数,在我身边就曾发生过,说句实话,当今社会让谁看见一个老人倒在路边,谁都会三思而行的,而思过之后又会有怎样的行动?扪心自问,是党给我们授的教育错了?还是这社会变了?不,绝不是。中央政府早已提出构建和谐社会,这个和谐不是空口号,而是要实实在在要我们继承和发扬中国的传统文化。
回放整个事件,让人们从中读到的似乎除了冷漠还是冷漠,冷漠的司机,冷漠的路人,冷漠的心灵。由此,我们不禁感慨,现在的人们到底怎么了,为什么会这么冷血和没有人性?而导致这种人心冷漠的根本原因又是什么呢?归根结底还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危机使然,因为人们之间的各种误会和观念,导致彼此不那么信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便也滋生。就像现在大街上跌倒了老人没人敢扶,是因为扶人者害怕自己遭讹诈,做了好事不讨好。好人难做或许成了每个人在面对突发危难事件时的一种纠结和犹豫的自我保护符,在面对他人遭遇生死的关头,也不敢再轻易出手相助,选择了冷漠,选择了漠视。
冷漠的司机为什么如此冷漠?我想,他天性不是这样的,他选择冷漠是他害怕受害人家属更冷漠。一旦孩子落下什么终身不可治愈的后遗症,他想到的是身后更可怕责任――终日守在医院,再不能养家糊口,家庭负担重,精神压力大,甚至会妻离子散,老人忧郁而终,亲朋好友会因为害怕借贷而远离,其结果生不如死。一旦事情发生,不是你死就是我死,反正你也这样了,就给你一个痛快,于是二次碾压,悲剧发生。我访问过很多司机,他们大多会有如此想法:他们会说,我宁愿害死一个人,也不愿意害死我一家人,也就是说,二次碾压,是在救我及我全家人。正是这种本位思想导致此类事件频频发生。
可悲的现实主义思想,让人想想就不寒而栗,这社会是怎么了?
再说说冷漠的过路人,第一个人看到这个悲剧时,他会想,真惨,我要不要救他?会不会被误会?会不会被讹诈?又不是我的错,被讹诈的事天天都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好心人一定会有,他会得救的。我虽不能做好人,但我决不是坏人。就这样想着,就这样走过。第二个人也是如此,如此如此……走过18个人时,事情就令人发指了。
如果车轮下躺着的是你,你会不会希望有人救你?当你数过十八双脚在你身边绝情而去时,你远去的灵魂会不会原谅他们?再问一声肇事司机,要是你的亲人如此在车轮下,你会不会再次碾压吗?或者下车再捅上几刀?难倒你不是父母所生?你的心是铁打的?我愤怒,愤怒之极!
社会现象论文篇二
吸烟在一部分中学生中成为时髦的事,有首打油诗可以作证;“学生不吸烟,成绩不拔尖,学生不吸烟,走路打翩翩。”
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许多中学生陷入吸烟境地而不能自拔。在校外,随处可见嘴里叼着香烟的中学生。据了解,有的中学生烟龄甚至到十年。校内,常常发现这样的情景:墙角处两人只有一只半截的香烟,你一口我一口,仿佛在享受什么美味。
在校园内吸烟的不良现象是种十分严重的不良行为。在校园内每到下课时间就有学生去厕所吸烟长久下去而产生了烟瘾,朝思暮想的都是烟,学习成绩如何拔尖?吸烟对身体也是一种强烈的伤害,没有好的身体上课怎能有好的精神。中学生主要是一些家长没有给孩子们树立一种好的榜样和社会的一些因素引起的,同时也有大部分是在校园中学会的。如:同学见到自己的同学在吸烟也想去试试还有的是在同学和自己的好朋友的说服下去吸烟的。
只要在校园中有一个吸烟的现象很有可能就会像细胞分裂一样一个变两,两个变四个的不断增加下去,这样会影响学生大规模的成绩下降,伴着时间的推移将会产生十分严重的后果。
面对这种严重的校园不良现象,作为教师和家长,不能让他们放任自流,家长与教师要耐心教导,循循善诱,使他们自身认识到吸烟之害,这样才能赶走不良风气,同时这样才可以构建一个美好和谐的校园。
社会现象论文篇三
一、引言
随着互联网的诞生和发展现代人的生活和工作中到处都可以看到网络的身影。人们利用网络工作、学习、娱乐、购物,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不可避免地要进行交流,网络语言也就应运而生了。虽然网络词汇是在虚拟的空间中使用的,但作为一种新的语言交际方式,它仍然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语言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一个例证,也是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一个新的领域。
社会语言学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它主要研究语言同社会的相互作用及影响。社会语言学研究的范围非常广泛,称代形式、语言变体、语言与性别、语用学等等都是它研究的对象。而网络语言正是语言的一种变体,它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网络语言是指以中文为主体,以汉语拼音、英文、符号、数字等为辅助手段,在互联网上进行交际时所使用的语言形式;狭义的网络语言是网民们在网络聊天室和bbs上进行交流时所使用的语言。本文试图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入手,分析网络语言的形成、特点及发展前景。
二、网络语言的形成
网络语言是在特定的语言社区(speechcommunities,指一群人使用同一种语言,对语音和语法的异同有相同的概念)里出现的新的语言现象,这种新的语言现象同科学技术发展、社会发展和网民心理需求密切相关。
(一)科学技术的发展是网络语言产生的前提条件
作为报纸、广播、电视之后全新崛起的一种信息传播方式,网络以其前所未有的速度进入了人们生活和工作的各个角落,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交流方式。人们在网络上可以聊天、购物、浏览新闻、收发电子邮件,还可以通过博客、微博等方式自由地发表意见,而正是在这种特殊的虚拟空间中产生了一种和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交流时不同的语言环境。“网络正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生活的各方面,由此也产生了一种独特的语言――网络语言。”由此可见,网络语言的产生及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发展。
(二)社会发展是网络语言产生的根本原因
当今社会是一个快速发展并不断变化着的社会,人们已经从最初对基本生活资料的追求发展到了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双追求。计算机的产生和网络的飞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们对生活、工作、娱乐的各种追求。
(三)网民心理需求是网络语言产生的直接原因
在利用网络交流的过程中,我们常常会有这样一种感觉,那就是一些平常说不出来的话,在网上却能脱口而出。究其原因,无外乎是网络这个虚拟的世界给了人们一些遮挡,在这里,交流虽然是即时的,但却不是面对面的,甚至是匿名的。因此,人们可以摆脱现实中的很多诸如身份地位、人际关系之类的束缚,可以毫无顾忌地说出自己想说的话,甚至可以肆无忌惮地发泄自己的不满或是痛苦。
三、从实例中看网络语言的特点
网络语言具有多样性、简约性、随意性、不稳定性和非语言符号化倾向的特点。其多样性表现为英语原词、拼音、汉英混合、数字等多种形式并存。为了适应现代的快速生活而出现的大量的词语的缩略形式则是网络语言简约性的体现。人们在利用网络交流时出于调侃或是其他一些目的而对固有的词语进行改动的行为使网络语言具备了随意性和不稳定性。当有声语言和书写语言不能完全表达我们的意思时,符号便出现了。这些符号具有约定俗成的语义,是语言交际的一种辅助手段。下面,我们通过一些实例来看看网络语言构成的特点。
(一)缩略词
缩略语是网络语言中最为常见的一种现象。为了交流方便,网络语言常常取英语单词的首字母或是其他一些发音相同的单个字母来代替单词或是短语,或是以汉语拼音中的声母来代替汉语词句。
1.英语单词的缩略形式
英语单词的缩略形式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以单词内部的几个字母或是短语的首字母来代替整个单词或是短语。如:gf(girlfriend),bf(boyfriend),www(worldwideweb),html(hypertextmarkuplanguage),diy(doityourself),pk(playerkilling或penaltykick),bb,vr(virtualreality)。而另一种缩略形式则是利用一些本身发音接近某些单词的单个英文字母来代替整个词句,如“u”代替“you”,“r”代替“are”,“ic”代替“isee”,“btw”是“bytheway”,“cul是seeyoulater”等等。
2.汉语拼音的缩略形式
汉语拼音的缩略形式是指以汉语拼音的声母来代替整个词句。比如dd(弟弟),gg(哥哥),mm(妹妹或美眉),jj(姐姐),pp(屁屁),plmm(漂亮美眉),bt(变态)等等。
(二)谐音词
谐音词的产生往往是为了输入的方便,但却往往具有风趣、幽默或是亲昵的效果。所谓谐音,就是指用相同或是相似的音来代替原来的字词。网络语言中的谐音有三种主要类型,既汉字谐音,数字谐音和英文谐音。
1.汉字谐音主要是用一些近音字来代替原来的字词,并由此而产生一些幽默的效果。比如油饼(有病),斑竹、斑猪(版主),大虾(大侠―网络高手),菌男霉女(俊男美女)等等。
2.数字谐音则是利用阿拉伯数字的汉语谐音来表达一些特定的含义。比如886(拜拜了),520(我爱你),7456(气死我了),555555(呜呜呜呜呜呜),74974(气死就气死),1314(一生一世),584(我发誓)等等。
3.英文谐音既利用英语单词的音译来组成新的谐音词。如英特尔(intel),粉丝(fans),伊妹儿(e-mail),烘焙机(homepage)。
生造和转义是指网民们在网上交流的时借用一些修辞手段,或是旧词翻新,或是生造出一些新词来。生造和转义的方式多种多样,往往是一些单词、字母或是数字的组合。如:3q(thankyou),帅g(帅哥),e心(恶心),东东(东西,泛指各种事物),坛子(论坛),灌水(在论坛上发表无聊或是无实际内容的帖子),拍砖(发对某贴),顶(支持某贴),楼上楼下(表示两个帖子之间的相互关系),青蛙(长相难看的男生),恐龙(长相难看的女生),沙发(第一个回帖的人),椅子(第二个回帖的人),路过(看完帖子不留言)等等。而一些网络词汇则是生造出来的,它们也被赋予了一定的特殊含义,如大虾(网络高手),菜鸟(网络新手),网虫(痴迷于网络的人),小黑(黑名单),等等。
(四)符号和图形
早期流行的网络语言侧重于将标点、数字和字母等符号组合在一起,模拟一些表情,用来传达一些单纯的文字无法传递的意义。符号和图形可以分为:
1.标点符号组形。如:-)表示笑脸,:-(表示哭脸,^@^表示小猪,:-o表示惊讶,(:&表示正在生气,:-!表示不屑的笑,:-&表示张口结舌等等。
2.标点符号+数字组形。如:8-)表示睁大眼睛,:-9表示舔着嘴唇笑,:-1表示平淡无味的笑,:-7表示火冒三丈等等。
3.标点符号+字母组形。如:-p表示吐舌头,:-s表示语无伦次,:-i表示吸烟族,::-d表示仰天大笑。
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更新和发展,现在许多网站为网民们提供各种各样的动画表情,这些表情更加生动有趣,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符号和图形的作用,在网络交流时被广泛运用。
(五)古字新义
新一代的网络词层出不穷,让人应接不暇。其实,它们当中有许多字都是一些曾经在文字史上出现过的生僻字,被今天的网民借来表达一些特殊的含义。
四、结语
对于网络语言中的种种现象,一些人认为这是一种新兴的文化现象,应该被予以重视和认可,而另一些人则认为网络文字是对传统文字的挑战,甚至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恶搞,是不能接受和纵容的。其实,任何一种语言形式的兴起都有着它的深层次的社会根源。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看,网络语言其实是一种语言变体,它是一种言语现象,它本身是动态的、开放的、个性化的。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中,网络语言出色地完成了其作为交际工具的任务,而它们的出现和消失都是顺应社会需求而做出的自我调整。
社会现象论文篇四
一、社会冷漠现象的阐述
在2011年,发生了一件更为令人心寒的“小悦悦”事件,在广东一条菜市场街上,可怜的弱小的身躯先后经过了几辆车的碾压,却无一肇事者跳下车查看,经过的数几十位路人竟无一人发现,就是有看到的也没有多关注几眼,还以为是一团什么东西,如今好奇害死猫的道理已经逐渐被人们意识到甚至奉为真理,所以这样一个生命在遭受伤害时,没有一个路人关注到似乎也不足为奇,连在街边的商店店主也声称生意忙没关注。听听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他们把这样一个软弱的生命当作了什么,如此视而不见。最后还是一位七十多岁的捡垃圾的老太太发现了这可怜的孩儿。可弱小的生命终究还是经不起这般的摧残啊。小悦悦的逝世也算是对那些自私冷漠不愿伸出援助之手的人的一种控诉,想必对他们也造成了心理及灵魂上的撞击。
二、社会冷漠的根源——道德信仰的缺失
一个民族如果总是很难达到一个核心的价值共识,那就很难不发生问题了。老人倒地了,没有人上前救助;小孩子被汽车碾过了,路人扬长而去。也许我们该谴责这些冷漠的人,可是,我们本身就是冷漠的人。
康德曾有过这样一句名言:世上最使我们震撼的是头顶的星空和我们心中的道德。这就是典型的道德信仰。一旦有了这种道德信仰,就有了坚定的道德信念,能按照道德信念坚定地进行道德行为选择和是非善恶的判断。在建国初期,全国人民为了共同的富强愿望,对集体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的道德理想坚定不移,有了共同信仰基础,自然人们就能团结起来,这种信仰当然也包括道德信仰,这种信仰成为团结和凝聚,使人们积极投身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建设当中。然而市场经济利益机制的冲击下,教育式的道德说教难以激起人们内心的强烈认同,无法形成坚定的道德信仰。
旧的道德信念已经瓦解,而新的道德信念在人们心中还没有真正建立。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人们怎么能不冷漠呢?什么是冷漠?冷漠就是一种罪恶的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就是一种没有是非的状态;就是一种什么都不信,只信谣言的愚昧;就是生活政治化,然后政治商业化;就是把教育政治化,同时把教育“去人性化”;就是把礼仪礼貌当成是弱者的示弱表现;就是用炫富来抵御世俗的鄙视;就是用极权来饮鸩止渴;就是把腐败当成胜利;就是把正义当成无能;就是把正直当成失败;就是怀疑一切的同时鄙视一切。
荣获1986年诺贝尔和平奖的韦塞尔于1999年为冷漠下过定义。他说,冷漠的社会中只有三种人,即凶手,死者,旁观者(thekillers,thevictims,andthebystanders);冷漠是一种奇怪而不自然的状态,人们分不清黑暗和光明,分不清早晨和黄昏,分不清罪与罚,分不清残酷与同情,分不清好与坏。这位出生于罗马尼亚,受尽纳粹折磨的犹太人把冷漠看得通通透透。的确,道德信仰的缺失使社会公德缺失,诚信缺失,直逼我们走上了冷漠的道路。社会冷漠的根源就是道德信仰缺失造成的。
三、对策
对此,我想我们的政府应尽快出台相关政策法律来维护好心人的合法权益,让助人为乐的风尚继续发挥其应有的鼓舞作用,并大力提倡助人为乐的奉献精神。当然,最重要的也是解决问题关键的是要找到正确的方向,不要迷失了方向,要在思想上先入为主,认识到道德信仰的可贵,分析曾经迷失的错误,吸取教训,党、政府应该发挥应有的带头作用,满怀信心地去解决这一严肃问题。
社会工作是以利他主义为利益出发点,以帮助他人为事业的中心,并通过专业的知识、技巧,帮助案主解决问题,促进社会和谐的一个专业。所以对于社会冷漠现象,社会工作者也应该积极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努力做好榜样,在服务案主同时渗透相关内容,使社会能处于温馨和谐的氛围之中。
社会传媒作为社会舆论的关键,应积极提倡中华优良传统美德,宣传党中央政府的先进思想理念,监督公民的行为,督促政府加快社会和谐建设进程,对不良行为加以批评。
总之,对于社会公德心的缺失,我们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应该有责任去找到它并完善它。希望类似于“小悦悦”、“彭宇案”的事件不再发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力发展的今天,我们不能被金钱迷失了双眼,更不能让冷漠蒙蔽了我们的公德心。
社会现象论文篇五
摘要仇富现象是当今社会中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在社会公平的呼声不断高涨之时,对于仇富现象的探讨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热点话题。本文将根据社会各界对仇富这一现象的理解,简要探讨何为仇富现象,并从社会学的视角,即从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社会互动关系出发,对仇富现象的社会背景和原因进行全面而深层次地分析。最后,本文创新地看待仇富这一社会现象,并探讨仇富现象将会对今后的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仇富现象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社会互动
一、仇富现象含义与分类
如今,我国社会正处在转型时期,仇富已成为一种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学术界对于仇富的本质有不同见解。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认为:“中国当前所谓的仇富其实并非真的仇富,而是仇不公。穷虽也有不公,但穷人往往是不公的牺牲品,是被动的,不得已而穷之。但富人,则是不公的受益者,是主动的,是得已而富之。”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认为,仇富是一种怪现象,仇富现象可概括为:员工仇恨老板、学生仇恨老师、病人仇恨医生、接受社会帮助的人仇恨做慈善的人。谢静教授角度新颖,将仇富现象与媒体中的富人与穷人的不同形象联系起来,认为媒介形象中的穷人通常是正面的形象,而富人以负面形象居多,这本质上也是一种仇富现象。以上这些说法都有道理,其实仇富的本质是仇社会资源的不公平分配,仇财富的不合法积累。这一说法抓住了问题的本质,也是对上述观点的概括总结。根据近年来的一些社会热点,仇富现象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恐怖行动
这是最为极端的一种仇富现象,是由内心的焦虑与愤怒的长时间积累造成的。北京机场爆炸案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引爆炸弹的男子叫冀中星,家中经济条件困难,曾在广东打工生活,因觉得受到不公正对待上访十多年,他通过投诉、网络博客等各种方式进行控诉都没有结果,于是只好采取极端行为报复社会,同时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另外还有“仇富男”杀死“宝马男”等类似案例,这些社会弱势群体由于内心积累了太多的不公平感,愤恨无法及时排解,对法律也失去了信任。
(二)扰乱社会治安
还有许多人通过扰乱社会治安来表达仇富心理。比如在富人居住小区将停车场里的奔驰、奥迪等高档车辆砸坏或刮花;专门偷盗、抢劫富人的财富;聚众殴打有钱人;恶意散播关于富人的谣言等。这些行为的最大特点就是组织性。他们通常是由三五个甚至更多人组成的团伙,并且按照计划行事。个人的仇富心理再加上群体的非理性因素的影响,会让他们更加胆大妄为。
(三)网络舆论
通过网络来表达仇富心理是最为普遍的仇富现象,尤其体现在微博、博客、微信等新兴网络交流平台,发表几句仇富的评论已经是再正常不过的行为。而有些人则专门通过发表一些仇富的文章,曝光一些富人的负面行为而博取大众的关注,从而表达自己内心的不公平感,同时也起到了带动作用,引起了许多网友的共鸣。
二、仇富现象产生的社会原因
(一)社会制度层面
首先,中共十四大后,我国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市场对资源发挥基础性配置作用。市场经济一方面优化了资源配置,另一方面如果任其自然发展,就会引起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在单位体制下,每个人都归属于一个单位,资源配置上几乎遵循平均主义,贫富差距不大。然而市场经济不同于计划经济时代,它以创造财富为导向,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利用投资、股票等方式赚取巨额财富,从而造成这些人的财富与他们付出的劳动不对等的状况。在转型过程中,我们很大程度上采取的是促进市场发育,过分强调经济发展的方针。这样,行政与市场的力量结合在了一起,都成为产生社会不平等的因素。
第二,国家有许多制度无形中强化或保护了富人的利益。仇富背后的制度原因就是有一个权力不受制衡、资本不被驾驭的制度。例如,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家更加重视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优先发展;在三大产业中,国家大力扶植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制的初衷是为了缩小收入差距,然而较低的起征点以及缺乏必要的“限高”政策,已经违背了初衷。教育制度中也包含了教育资源的不公平分配。我国的法律制度还不够完善,很多法规指向不够明确,许多人可以利用这些法律漏洞、投机取巧地攫取巨额利润。
(二)社会结构层面
第一,仇富现象与社会阶层流动不畅有很大的关系。杨继绳认为:“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先赋性因素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后致性因素的作用有减弱之势。先赋性因素加强、后致性因素减弱,社会阶层出现了固化现象。”我国近年来出现了精英整合的趋势,权钱开始统一,这会更加强化社会资源流向精英。在今天的中国,即使拿到硕士、博士学位的人,也很难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更多地是成为“蚁族”,而那些出生在权贵家庭中的人,即使不用付出努力,就能轻而易举地成为社会中的上层人物。李友梅等人认为:“中国社会结构在严重分化的同时,形成的是一种具有庞大底层社会的‘尖塔式’社会结构。”然而每个人都希望能向上流动,当向上流动的途径畅通时,有利于化解阶层矛盾。但是,当今社会缺乏这样畅通的渠道,努力得不到收获,这种状况必然会造成底层人们对上层人的仇视和愤恨。
首先,富人与穷人之间不对等的互动是仇富现象形成的重要因素。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现代的地位不一致的消费行为上。我们平时经常会遇到这种现象,就是当一名顾客走进一家高档品牌服饰店,店里的服务员首先就会对顾客的穿着打扮从头到脚打量一番,再根据顾客现有的打扮来决定有没有必要认真为他服务。在公共场所中,富人通常会比穷人受到更多的尊重和关注。这些现象就很能说明在社会互动中,人们自然而然地将富人与穷人区别对待。
第二,富人阶层的失范行为严重。小到日常生活中的许多富人的炫富行为。我国已进入一个以炫耀性消费为代表的畸形消费机制当中。近年来新闻频繁报道关于有钱人举办的超奢华婚礼,对大众来说确实是一种震撼。富人阶层失范行为还表现在为富不仁。例如“我爸是李刚”事件,利用自己父亲的地位在公共场所为所欲为。然而,衡量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他有多少钱拥有多少套别墅,而是他能否利用自己的财富为社会作贡献,可如今能像李嘉诚这样将自己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都捐献给社会的富豪屈指可数。
三、如何看待仇富现象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一)富人真的可恨吗
每个人从小到大都在为了过上富足的日子而奋斗。我们不能否认有许多富人是由于自身的不懈努力而发财致富的,他们背后付出的勤劳和艰苦奋斗已经被财富的光辉所掩盖,而发财致富后想要过上比别人优越的日子也是正常心理。所以我们在看到富人风光的一面的同时,应该回想一下他们的致富手段是什么,有什么精神是值得大家学习和倡导的。虽然有的富人确实做了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可还是有许多富人时刻谨记着做人基本的道德原则。当然,具有仇富心理的人并不都仇恨所有的有钱人,例如袁隆平、李嘉诚等人为社会作出巨大贡献的富人反而得到了广大群众的尊敬与支持,所以,真正理智的人不是仇“富”,而是仇社会的不公正。
(二)穷人真的可怜吗
仇富现象大部分原因归结在富人身上,但并不是所有原因都在富人。新闻媒介总是喜欢将穷人塑造成为贫苦善良、受压迫的形象。许多穷人怀才不遇,一直无法改善自己的生活。但是,近年来关于穷人的负面消息也屡屡让大众心寒,例如偏远地区的孩子得到人们捐赠的衣物时,并没有感谢,反而埋怨这些衣服太劣质。可见在仇富之前应该先思考一下,自己为什么不能成为富人阶层呢,我相信还是有许多人是由于自身还不够勤奋。所以真正理智的人不是一味地去怨天尤人,而是分析和学习致富的方式。
(三)仇富现象不一定会造成巨大的社会动乱
仇富现象虽然蕴含着社会矛盾与冲突的因素,但是,我国社会总体而言还是会保持着基本稳定的状态,短期内不会爆发巨大的社会动乱。这是由于大众虽然有仇富心理,但是仍然在单方面地接受社会不公正的事实。另一方面,我国政府在不断地改善社会治理方式,颁布了多项法律都是用来缓解社会矛盾,平息社会冲突的,政府的及时调控使社会不公平感降低,所以不会使社会落入一个混乱不堪的境地。再加上我国经济一直以来保持着快速增长的状态,总体来说大家都是能从经济发展中受益的。并且,仇富心理也不一定是坏事,会仇富的人是对提高自己的地位充满向往的人,还会激励这些人不断奋进,从而实现社会的良性循环。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将仇富问题看得过于严重,应该相信政府的处理能力和社会本身的平衡力。
四、结论
可见,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地将仇富现象归结为富人的为富不仁,应该辩证地看待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关系,客观地分析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社会阶层状况,从全局着眼,站在社会大背景中来看待仇富现象。仇富心理虽不会引起巨大的社会动乱,但也会对社会造成不良影响,总之,要想彻底地消除这一现象是不可能的,在注重效率的同时,还是要重视社会公平的实现途径是否畅通,时刻关注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要想达到这种状态就需要政府部门、人民群众等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并且需要大众对社会保持应有的信任与支持。
注释:
毛寿龙。仇富的本质是仇不公。学习月刊。2006(7)。
亦叶。钱文忠:仇富是中国社会怪现象。经济学人。2011(10)。
社会现象论文篇六
摘要:在实际社会生活里,人们因为各自的社会地位及所处的社会阶层不一样,导致在语言使用、交流过程中出现一些有心或无心的带有歧视性的语言词汇。面对种种语言歧视,正确的面对和修复是社会义不容辞的职责,以确保语言使用的纯工具性。
关键词:语言;歧视
在现实社会中,歧视无处不在,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歧视,经济和政治上的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歧视,不同地域之间的歧视,年轻人对老年人的歧视等等。这些观念借助功能强大的媒体、文学作品、社会舆论以及人际传播,歧视的态度和情绪被强化并推行开来,更加剧了这些不平等的隔阂和隔离。歧视和偏见作为偏离客观事实的看法和态度,是文化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在社会文化中,人们选择一种说法,排斥另一种说法,是由于主流社会的文化意识形态所决定的,它的形成被经济上政治上占绝对优势的群体所掌控,与权力有关。反映在文化上就是一种文化霸权。福柯(foucaul)的著名权力理论也指出,语言与权力密切相关,语言是一个充满压迫和斗争的场域。语言里面出权力,现实是语言的现实,有什么样的语言就有什么样的世界。语言中的各种歧视实际是社会现实中阶层歧视、文化歧视、民族歧视的表现。
一、性别歧视
性别歧视是一个古老的历史话题。
男性被认为是人类的原型,汉语中的“他”也正能反映出人们的这一认识。“他”在语用上完全偏向于男性,不论在书面语中还是在口语中,可以指代男性和女性,而“她”只可指代女性。在指代一群人时,即使只有一个男人,也不能用“她们”,仍然要用“他们”来指代。这种完全以男性的视角来定位的语言现象就是男性语言泛化的表现。
不独称谓词,一些看似漫不经心的词语也在将女性丑化,这正反映了男性对女性的居高临下和歧视,如“妇人之见”、“婆婆妈妈”、“女流之辈”、“最毒妇人心”等,而对那些不被男人群体接受的男人的评价却是“女里女气”、“娘娘腔”、“伪娘”这类与女性相关的词语。
女人的价值似乎与男人联系在一起,与青春联系在一起的,一旦岁月流逝,年华老去,女人似乎就失去了价值和意义,身价大跌,成了令人生厌的人。于是,女人被描写成“人老珠黄”、“弃妇”、“失宠”等。
汉字是表意文字,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文字体系。汉字积淀着千百年来中国人的思想、情感和价值。对1997年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中收录的包含有“女”字的简体字做了一个简要的分析,其中表贬义的字就有十几个之多。
如“耍”字从“而”从“女”,它的本义是玩弄女性,因为“而”是象形字,指男人的胡须,“而”与“女”合起来表示是男人把胡须垂到女人的脸上,对女性进行戏弄;“妥”字从“手”从“女”,指男人以手,即以武力驯服女人;“妾”从“立”从“女”,有学者认为其中的“立”字像一把倒悬的刀,一把刀始终悬在女人的头上,随时有可能落下来,可见女人处境的低下。
二、社会角色歧视
社会角色是指与人们的某种社会地位、身份相一致的一整套权利、义务的规范与行为模式,它是人们对具有特定身份的人的行为期望,它构成社会群体或组织的基础。具体说来,它包括以下四方面涵义:角色是社会地位的外在表现;角色是人们的一整套权利、义务的规范和行为模式;角色是人们对于处在特定地位上的人们行为的期待;角色是社会群体或社会组织的基础。
最近很多年,随着中国经济水平的不断高速成发展,很多农民离开土地来到城市,从事建筑、维修、运输等工作,成为时代的新工人。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一一“农民工”。“农民工”一词频频出现于各种媒体,成为人们熟知的名词。
“农民工”这个词汇最早是由社会学家张玉林教授1983年提出来的。这词语取代了最初的“盲流”一词,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社会的进步和宽容。不过近些年社会对“农民工”这一称谓越来越多地提出疑义,主要是针对这个词语背后的歧视意味。
其实,“农民工”一词并不规范,这个称呼既不是职业的标准分类,又不是社会分层的正式的概念。按以往的标准说,农民工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按现行标准,农民工应划分到劳动职业阶层。这一不规范的概念之所以仍然长期存在,主要缘于人们对于城乡这一最大差别的优先分类。
人们通常以所从事的社会工作来标识社会身份,区分职业属性,而很多农民兄弟们即使告别了土地,也不能与工人并称为现代工人。社会的这种定性式的称呼带有社会歧视的意味,使这些农民兄弟时刻意识到自己身份的卑微。
三、地域歧视
地域歧视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比较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歧视”就是“区别对待”,地域歧视就是基于地域差异而形成的一种“区别对待”。它是由地域文化差异、经济发展不平衡、人类心理活动等因素引发的一种刻板、片面的观念和错误倾向。
语言中的地域歧视在地理行政区划上表现的较为明显,以前,苏北人被称为“江北赤佬”、“上海人的陪衬人”、“江北猪秽”等。已经作为特殊专有名词的“河南人”、“四川民工”、“湖北佬”、“外来妹”、“乡巴佬”以及描绘河南人、苏北人、四川人、湖北人的种种文字,都透露着这样一种信息,这些新词语的生成实质上是发达文化群体将边缘地区、贫困地区人作为陪衬和附属来看待,而这些被歧视的人则终日躲在发达地域人们的阴影下生活,暗淡着而又无奈着。
地域歧视是“贱贫”心理的体现。我国目前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发展出现一系列阶段性特征,如各种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社会问题比较多。特别是因为贫富差距的持续扩大而造成的“仇富”心理和“贱贫”心理,使穷人与富人之间的鸿沟拉大。贫穷地方的人到了沿海一些经济发达省份谋生,容易遭到歧视的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因为他们的家乡太穷,富人看不起穷人,城里人看不起乡下人,才产生了歧视,其骨子里、在内心深处仍然是小农心理在作怪。
四、职业歧视
语言中的职业歧视主要表现在对从事低等职业的人的称谓上,如将回收废品和垃圾的称做“收破烂的”,将清扫街道的人称为“扫大街的”,将照看孩子的人称做“看孩子的”,将靠唱歌为生的人称为“卖艺的”,将清扫厕所的人称为“掏大粪的”,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类称呼虽然仅是口语词汇,并未进入书面语,不过也很不规范,是将一些生存群体在尊严和人格上予以矮化,这些人在主流文化中屡屡被轻视,甚至被当成了嘲讽的对象,没有稳定的社会定位和相应的社会价值。这些职业称谓包含着人格歧视。简言之,就是一类职业的人看不起另外一类职业的人,也就是什么职业吃香,什么职业不吃香,从事吃香职业的人看不起从事不吃香职业的人,说到底就是一种高贵和低贱较量的产物,而评判的标准就是“权”与“钱”。
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职业歧视现象在一些公开场合逐步有所淡化,人们也开始正视分工不同的职业在社会发展中所表现出来的互融关系。于是在语言方面也自主取消了带有歧视性的语言,特别是对一些所谓“低贱职业”都重新加以换名,如“打大街的”己被“环卫工人”取代、“失业下岗人员”被“自由职业者”所代、“剃头匠”也逐步转化为“理发师”、“美容美发师。
五、人格歧视
由于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的差异,以及对人格权认知方面的缺陷,许多人还严重缺乏尊重他人人格尊严的自觉性,或者,即便有一些认知,也是属于初级阶段,在不以为然的心态支配下就侵害了他人的人格尊严,“人格歧视”就是这样产生的一种不尊重他人人格尊严的违法行为。所谓“人格歧视”,是指具有某一方面优势的个人或者群体,出于对他人的不平等心态,公然实施的轻蔑或者轻侮他人人格尊严的行为。通俗地说,就是凭借自己的优势,不把他人的人格尊严放在眼里,并且以一定的行为表达对他人的人格尊严的蔑视。
称呼具有区隔的作用。近些年汉语中出现了一些新的称呼语,这类称呼大多将被称呼者的某类特征作为标志,屡屡被突显出来,比如“留守儿童”、“艾滋孤儿”、“特困生”、“问题青年”、“弱势群体”等,着实值得人们思量。
至于像“女强人”这一流传多年的谓呼,实则是把女人事业上的成功与女性的美好品性对立起来,冠上了“女强人”的帽子就意味着失去了贤良、温柔的特性。上文提到的“农民工”,其实就是新劳工,社会却偏偏要在称呼上将其出身标注出来,这充分反映了人们认知方面的局限性。
称呼成为一条鸿沟,使彼此无法逾越,成为不同类别的人们之间很深的隔阂,也造成了新的社会歧视。凡此种种,都提醒人们,要小心使用称谓。在突显一种特性的时候,要注意是否会暗淡另外一种特性,从而造成不必要的误解和新的歧视。
一是语言有二元分类的特性,一是大众集体心态和观念的影响,还有就是文化霸权,或者说是“权势概念”在起作用。如果说语言性别歧视有着深厚的历史原因,那么观察语言中的地域歧视现象和职业歧视现象则可看出现代人的集体心态。
有学者指出,对诸如“河南人”这种类似的丑化与歧视的称呼,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它背后隐藏着的东西要比已经暴露出来的东西可怕得多,反映了在这个社会经济急剧变化的时代,人们以取笑羞辱贫苦百姓为乐趣、为时尚,以歧视穷人、落后者为能事,以“经济”作为唯一标准来评判一切,这不能说不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一个危险的信号。同时,在传播这种歧视的同时,人们的口舌相传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自己则偏安一隅,泰然观看事态的发展,这也是一种看客心理。如果任由这种集体心态发展下去,则是十分危险的事情。
很多社会变化都是从称呼的改变开始的。改变称呼是为了改变称呼的特定内涵。上文提到的几个称呼的改变也说明了社会的宽容、进步和对某类人的理解。称呼的改变使那些处于社会边缘的身份不固定的人群获得了应有的自我价值,进而实现了自我的中心化。一个社会的结构、制度不是一时能改变的,但是称呼却可以在较为短暂的时间内,引导社会观念,淡化歧视色彩,在一定的氛围内改善关系,在这方面语言可以发挥一定的拉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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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现象论文篇七
摘要:公平是相对于不公平存在的。对弱势群体来说是不公平的情况,不能指望强势群体主动来改变,而这正是政府的责任所在。在市场有限介入教育领域的情况下,政府如何调节教育机构和受教育者之间的关系?教育政策的角色和作用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关键词:教育公平;社会排斥;公平教育资源
1教育政策与教育公平的逻辑关系
1.1教育政策的价值基础和目标指向
我国的教育政策一定要使大多数受教育者受益。在义务教育阶段,要维持它的公共性和公益性,维护教育机会的公平。在高等教育阶段,要实现有限的教育公平,将市场机制有限的引入进来,自主确定收费标准,有助于提高受教育者的质量,提高教育的效率。同时辅以弱势补偿制度来保证教育公平。
1.2教育政策公平性的判断原则
1.2.1确保社会成员公平地获得基本的教育资源
在当今知识社会里,不论出身、地位和财富,必须要接受基本的教育,才能保证一个人真正的融入社会,获得自己想要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利益。因此,能否保证每名社会成语享有基本的教育资源是判断教育政策是否公平的标准。
1.2.2要保持基本教育和非基本教育的合理差距
教育公平必须以差别为前提,教育公平只是在特定的范围内消除差别,但不能全盘抹杀差别。因为现实中的教育资源是有限的,相对于社会成员公平的接受基本教育,却不能无差别的接受非基本教育。在非基本教育当中,应当适当的收取学费。
1.2.3教育资源的补偿原则
在上述不均等的分配了非基本教育资源后,我们还要根据教育公平的原则,给非基本教育资源中,获利较少的社会成员适当的补偿,因为无论如何,非基本教育资源也是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创造的,适当通过优惠或减免的手段,给弱势群体适当的补偿也是应该的。但是这对那些天赋聪慧、出身幸运、辛勤努力的人是不公正的。更好的方法是对他们的上一代,通过征收遗产税或是个人所得税的手段来转移非基本教育资源。
1.3促进教育公平的政策逻辑
第一,要建立教育资源的调节机制。逐步缩小城乡教育之间东西部之间的教育差距,进而缩小不同地区的教育就、经济、社会的发展程度。
第二,要形成一种有效的利益平衡机制。来平衡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教育政策要显现教育公平的目标,就要满足大多数人的需要和利益。
第三,教育政策要加强对弱势群体的补偿力度。要形成一种机制,在公平和效率的目标权衡中,始终把公平放到最基本的价值标准上,教育公平是我们追求的终极目标,反思现阶段教育领域中的效率主义倾向,需要相关的教育政策来调节和保障。
2流动儿童的教育公平的问题
2.1制度排斥造成的流动儿童的教育不公平
制度排斥是结构性排斥的主要表现,是因为政策的制定或失误造成的,无论什么原因,这种排斥受到了政策、法律和习俗的保护。在中国,弱势群体受到制度排斥的显现十分突出。最典型的就是户籍制度了。与流动儿童教育公平密切相关的就是由户籍制度衍生出来的两个具体制度了,即教育财政投入制度和升学制度。
2.2经济排斥造成的流动儿童教育不公平
经济排斥主要指劳动力市场的排斥。正是由于经济排斥,造成了进城的农民工经济状况不好,影响到了流动儿童的教育,造成了流动儿童的“上不起学”的状况。经济排斥究其原因还是来源于户籍制度造成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城市人因为有城市户口,可以找到待遇好、医疗好、有各种保险和保障的国企、事业单位和机关工作。而进城农民工由于是农村户口,只能成为临时工、合同工等,小部分人成为雇主,大部分人的收入比较低,应得的社会保障无从谈起或比较差。严重影响到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他们只能上民工子弟学校,或者虽然能到公办学校,却要负担高额的学杂费和借读费等。更有甚者,部分流动儿童过早辍学。
2.3文化排斥造成的流动儿童教育不公平
文化排斥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偏离了社会认可的主流的行为、生活发展方向(lifeorientation)和价值观而受到的排斥。第二个是少部分人由于坚持自身的文化权利而被主流社会所隔离。中国的文化排斥也和户籍制度相关,是因为偏见造成的,需要沟通和了解。流动儿童的文化排斥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首先,进城的农民工和孩子受到的文化排斥。其次,是城市儿童对流动儿童的文化排斥。最后,是教师对流动儿童的文化排斥。
3问题和建议
3.1对流动儿童的社会排斥儿童期是人的社会化的出发点,同龄群体是儿童社会化的媒介,在儿童社会化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流入地儿童对流动儿童的社会排斥,两者之间不能组成同龄群体,因此,流动儿童就没有归属感和安全感,不懂得遵守规则和团结互助,可能对城市世界产生恐慌,导致叛逆等行为方式的出现。
根据u曲线假设,迁移者对迁移地的适应时间呈现u曲线形状。在第一阶段,迁移者对迁移地表现出新奇和兴奋。在第二阶段,开始表现出对未知的地区和人的陌生和压力。第三阶段,如果很好地和迁移地区融合,就进入了第三阶段。但是由于我国的呈现二元结构,迁移地对流动儿童的社会排斥,延缓了流动儿童适应城市生活的过程。
3.2建议
消除制度性障碍。必须铲除户籍制度对流动儿童的不利影响。在我国,正是户籍制度形成了一道屏障,限制了流动儿童接受公平教育的权力。改变人们的观念,城乡之间是平等的,不存在特权阶层,消除对流动儿童的社会排斥。因为流动儿童是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还要建立专门组织和机构,来维护流动儿童的权益。
4新贫困家庭子女教育公平问题
新贫困家庭的界定是依据1999年国务院颁布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中的“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线”作为标准,城市的贫困人口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和无法定赡养人的三无人员。第二类是:失业后,家庭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城市居民。第三类是:在职人员领取工资后,家庭人均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城市居民。后两类就是城市新贫家庭。前一类是传统的城市贫困家庭。我们的研究聚焦在后两类家庭中子女对教育资源的需求;还有经济状况对这些家庭子女教育的影响。
良好的教育对贫困家庭的子女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将帮助他们认识客观环境和自身,将为他们的未来创造更多的机会。如果没有受到教育或者足够好的教育,将有可能导致贫困,而贫困家庭会逐渐被社会边缘化,反过来又成为子女受教育的障碍。这样我们得到了一个有用的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图1分为内外两个循环,内循环表示,因为贫困使子女教育受到影响,以及因为贫困受到社会排斥,成为贫困家庭子女教育的障碍。外循环表示,由于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子女仍然处于贫困状态,同样受到社会排斥,处于贫困状态不能自拔。
4.1入学机会的排斥
入学机会的排斥直接影响到被排斥着接受教育资源的数量和质量。所谓入学机会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入学机会。二是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入学机会。新贫困家庭子女教育社会排斥主要体现在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入学机会。在教育资源有限而教育成本不断升高的前提下,越来越多的贫困家庭的孩子选择了念职业高中或者直接选择就业。
4.2学习条件的排斥
兴趣。
4.2.1学校的学习条件
非义务教育阶段、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的孩子就读的学校的质量普遍低于其他的家庭。
4.2.2家庭的学习条件
和其他孩子相比,贫困家庭的孩子明显缺乏教学辅导书和课外书籍,不利于孩子们的学习。对青春期孩子们来说,学习条件差,不仅仅是物质上缺乏的问题,在主观上会造成孩子们的自卑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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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现象论文篇八
摘要:课堂教学规训主要表现在课堂教学仪式规训和课堂教学秩序规训两方面。对课堂教学中普遍存在的规训与控制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师生权力的不对等导致师生交往中学生话语权的缺失。教师在学校场域中应注意从教师权威的惯常思维中跳出来,加强师生之间的沟通与交流,赋予学生平等的话语权,从而形成新的良性交流习惯。
关键词:课堂仪式;规训;教师权威
“教育在本质上是一种权威性的活动,教师乃是社会的代言人,是他所处的时代和国家的重要道德观念的解释者。”[1]教师的制度化身份要求他必须要培养国家和社会所需要的具有特定意识形态和价值目标取向的人。但是,“教师与学生在学校组织中互为异质成员”[2]的特征使教师和学生在社会地位、行为方式、角色特征、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使教师和学生之间的规训与被规训的角色成为必然。
一、课堂教学规训的内涵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和学生之间是一种双向的互动交流的关系,在互动交流中,有和谐,有冲突,有平等的交流,也有严厉的规训。在冲突性的师生交往过程中,学生会通过对抗行为来表达对教师权威的抗议或不满,如违纪、不尊重教师、教室内不适当行为等显性行为,以及沉默等隐性行为。对学生的这种表现,教师作为“社会的代言人”必然会采取一定的措施对学生进行规训,以实现其对课堂这一特有空间的“治理”。课堂教学规训往往以多种方式呈现,并以不同的形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
(一)课堂教学仪式规训
课堂教学仪式是使课堂教学活动变得神圣与严肃的一个重要事件,也是教师在完成教学职责过程中的一种权威表现。例如,课堂教学每天必须进行的上下课仪式,其流程和顺序简短、快捷、迅速,但又不乏严肃性。教师的身份在课堂教学仪式的呈现过程中会一次次得到学生的重新确认,通过这个过程,教师权威得以树立,这也是教师权力实现的重要途径。如果课堂教学仪式出现不严肃的情形或学生中出现类似“嬉皮士”的行为,多数教师会产生恼怒情绪,并将这种行为看作学生对神圣课堂的不尊重,对教师权威的忽视,或者是对学校制度的反叛。他们大多会重复课堂教学仪式,或者以沉默对待学生的“不端行为”,直到学生“自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遵从教师的权威为止。这种对抗性的冲突行为看似以教师的胜利结束,学生达成对仪式的认同,实际上反而促成仪式负功能的实现,具体表现为:师生之间缺乏真正的情感交流与互动,冷漠而疏离,课堂教学仪式呈现出机械化、程序化的趋势,充满规训意味。“仪式使一种关系权力得以运作。这种关系权力是自我维系的。它用不间断精心策划的监视游戏取代了公共事件的展示。”[3]仪式的背后实际上蕴藏着深刻的涵义。课堂教学仪式预示着一种强制和服从,它作为一种规训的手段、口令来维持课堂的规范和有序,实现教师权威的顺利达成。教师是仪式的执行者,学生被动地恪守仪式的每一个细节,不能进行自我意愿的表达。整个仪式过程暗含着一种指导思想,即个体必须依附并听从于教师,仿佛只有通过这样的仪式,体现师生之间关系和地位的社会关系和价值观念才能得以维持。从某种意义上讲,不是人在进行仪式,而是仪式在控制人。课堂教学仪式规训体现了学校强调对学生进行规则的灌输,对权威的尊敬,对学校时间和空间的遵守。其最终的结果是仪式惩罚和规约了具有独特个性的学生,鼓励了服从的和规矩的学生。
(二)课堂教学秩序规训
课堂教学的正常运行需要相应的秩序和规则,其内在的秩序和外在的规则需要一定的权力来维持与保障。课堂是一种特定的时空场所,也是一种“制度化场所”,需要一定的等级和权威来控制。社会赋予教师特有的权力,使课堂教学秩序弥漫着“控制与服从”的气氛,从而使规训成为教师进行管理的一种方法与手段。在学校实践中,课堂教学秩序维持的管理主义倾向往往比较严重。学生一旦出现某种不良现象,学校或教师首先采取的措施常常是加强管理和控制。“叫家长”成了学校规训学生的“杀手锏”。这种“警察式”“家长式”的管理思想被简单地运用于以非成人为主体的学校和班级群体中,运用于正在成长和发展的孩子身上,致使教师成为课堂唯一可以自由发言的“掌权者”。教师对学生在班级中的行为具有相当大的决定权,甚至可以说是一种霸权,这是制度赋予的权力。对学生来说,这种由教师主导所建构起来的制度具有一种制约性的力量。[4]太多的规训与呵斥会使学生缺乏动力与自由。这就要求教师的工作只有较少的规则,以及较少的控制与监控,并且给予学生自行决定的空间,尤其是在教室空间范围内。但是实际情况正如洛堤(lortie)所指出的,在“紧闭着的门”的后面,“教室是由教师控制指挥的宇宙”。[5]教师以成人所能达到的标准来要求学生,学生达不到教师所提出的要求时,只能承受来自教师的呵斥和批评。在接受惩罚后,不同年龄段的孩子表现是不同的,大多数孩子基本上是沉默的,但是当他们处于自己的沟通圈里时,又会通过不同方式表达对教师和制度的叛逆或抗议。
二、课堂教学规训的原因分析
造成师生之间规训与被规训关系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师生权力的不对等。尽管现代社会强调师生之间的民主与平等,但是教师的权威是客观存在的。师生之间的互动也是不对等的,教师并不总能听取学生的意见或认真对待他们的困惑。
(一)师生权力的不对等
权力出现在课堂教学这个场域中,它不再是一个单一、抽象和孤立的概念。课堂教学仪式的规约与服从实际上表达的是师生权力的不对等。权力通过仪式促使组织与管理的正常运行,甚至是以此来进行教化与规训。课堂活动之外的仪式也常常被作为课堂教学规训的补充。例如,在校园内学生遇到教师,会有相应的敬礼仪式,一般教师会点头表示回应,但也有教师漠然走过,没有任何回应。在这一过程中有一种沉默的东西在师生之间流淌,这也体现出教师的绝对权威。同时,仪式表达中也有很多教条式的运用,如学生正在用笤帚扫地,当教师走来,他慌忙举着笤帚行少先队队礼。在这种仪式表达中,学生被潜在的指导思想指引着,即在任何情况下,学生都应该尊敬教师,对教师行队礼。处于这种规训教化秩序下的学生会慢慢地顺从并接受教师的权威角色。他们被现有的规训制度驯服,接受了“教师就是权威”的理念。长而久之,学生变得越来越顺从,不认为自己应该具有独立选择与行动的责任。尽管许多教师表示他们理解学生逐渐成长为独立的学习者的重要性,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又认为自己需要控制学生,控制课堂教学过程。他们之所以不给学生过多的“自由和空间”,主要原因是他们害怕无法掌控课堂,“我的地盘我做主”的课堂教学意识特别强烈。学生无疑也已经观察与体悟到教师发出的这种信号。就这样,服从取代了商讨或协商,学生扮演了从属的角色。学校的环境或班级氛围也支持教师权力,并在学生中产生了协商缺失。一名高中生指出:“我们是笼中鸟,门开着,但是外面有只猫。”[6]当然也有人指出,教师也是身不由己,他们根据社会赋予的神圣权力来管理学生。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和学生在整个课堂教学中实际上是处于离异状态的。对教师和学生来讲,他们都是在各自位置上进行着惯常化的教学和学习行为。在这种固有的、习惯的、自动化的模式中,若有学生试图改变,则会被归为另类或不顺从者。随着日复一日的“好学生”训练,学生日渐服从于学校和课堂规则,并从属于教师的规训。教师建议的肯定性标签引导学生做出适当的反应,包括如何遵守或执行教师说过的话。通过课堂和课外零散的实践,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权力不对等、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传统角色被清晰地再生产出来。
(二)学生话语权的缺失
教师与学生在课堂教学秩序中权力的不对等,必然导致学生话语权的缺失。学生在学校生活中既没有发言权也不会被咨询。即使有问卷式的咨询或访谈,学校最后的决定也很难充分吸纳学生的想法。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学校和教师对儿童观的认识。学校和教师一般认为学生是不成熟的,其想法也是需要成人加以修改和完善的,以至于当学生的提议与他们的议程相矛盾时,他们往往忽略或摒弃学生的建议。这也是学生试图建构和提升他们在学校里的群体地位但效果并不明显的'原因。研究显示,典型的课堂讨论也是教师引领的、具有约束性的,并且是控制学生的。很多学生认为他们在学校和教室里几乎没有权力和影响力。[7]在这种剥夺学生权力的体系中,学生被动化的行为和经验在没有发言机会的控制力量下“潜移默化”地形成了。通过规训纪律的实施,由教师主导来定义合适的和不合适的行为,学生很快就学会了成人社会的法则,如他们明白了什么行为被允许做,什么行为不能做,什么时候能做,什么时候不能做。在课堂教学的其他情境中,学生也是作为不平等的和缺少竞争性的参与者被建构的。他们“被期望”听从教师,回答教师的问题,以显示他们学会教师所教的课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往往被要求是安静的和被动的。他们只需要对教师的问题给予反应即可。从表面上看,他们主动地参与到开放的协商活动或决策制度的过程中。然而,如果我们深入观察这些互动模式,就会发现他们的参与是被动的,甚至是一种无效的参与。在课堂教学中,教师严格按照既定的教学要求确定学生在什么阶段应该学习什么,以什么方式学习,以及应该达到什么样的目标等,甚至包括决定他们坐在哪里,怎么坐。这种控制具体表现为教师对教学目标的制定、教学方法和学习活动的选择等方面。教师几乎完全控制学生在学校里的学习生活和细节。这种习惯化的教学制度使学生连基本的质疑和反抗的意识也渐渐消退。学生们普遍表示:“我总是在听从老师的吩咐”,“我完成老师交给我的所有任务”,“我通常完成班上布置的事情”。大约有55%的小学生认为自己根本没有参与过选择自己在班上做什么。大约2/3的中学生认为他们没有做过这样的决定。[8]也正是因为受到这些控制因素的影响,师生关系的情感基调往往是平淡的。这也是为什么在很多教室里往往缺乏更多的热情和笑声的原因之一。
三、结论与反思
教师和学生在学校场域中出现的权力不对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冲突与不和谐是客观存在的,关键在于教师对课堂教学规训有什么样的理解,并如何付诸行动,主动改变由传统课堂教学规训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一)进行开放而有效的沟通
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沟通应该是开放性的、持续性的、有效的。格林在《教师的存在性交往》一书中指出,教师不断增长的认识和意识,使他们能够有效地与学生交往、与学生对话,并且帮助学生依靠教育的力量,在这个世界上与他人并存,并努力成为他自己。[9]在课堂教学仪式过程中,教师应该与学生进行平等的互动与沟通。教师在学校场域尤其应注意从惯常思维中跳出来,与学生形成新的良性交流习惯。教师和学生只有在开放、自由的交流中,才能建立有利于学生成长的和谐的人际关系,才可能真正成为彼此“有意义的他者”,从而达到一种教无止境、学无止境的教学相长的境界。教师在与学生交流或沟通时,如果凭借的是教师自身人格的力量,而不是压制性的话语或惩罚来平息学生与教师之间产生的冲突,其效果是显而易见的。这样在教师与学生共同构建的班级规范秩序中会明显反映出由教师积极的习惯积淀而成的人格特点。也就是说,教师不能从外部强制施行权威,权威只能来源于教师自身的人格魅力,来源于教师对其职责的认同与尊重。教师只有认同与尊重自己的职责,才会通过自己的言语和行为将教育意图悄然地传达给学生。
(二)赋予学生平等的话语权
教师的权威对学生潜在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惧怕惩罚与尊重权威会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教育效果。惧怕惩罚并不能使学生对教师的权威产生真正的信服。真正的权威也并不存在于某种外部的、客观的权力机制中。学生虽然会受到教育者的规约和控制,但是他们是一个个充满复杂性的个体,具有自己的思想。有的学生的想法在成人看来或许是不符合社会规范的,以至于与教师所执行的主流话语相冲突、相抑制。他们也会选择用自己独有的方式来表达“抗议”,如顶撞教师,与教师争吵、挑衅等冲突性行为,或者对教师的提问不理不睬、冷漠等回避性行为。面对学生的种种做法,充当传统制约者角色的教师首先要做的是赋予学生平等的话语权,使学生有充分表达自己意愿的机会。教师与学生在此时此刻是平等的对话者与沟通者。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由教师对学生的规训所引起的冲突与矛盾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因为这种冲突与矛盾为师生提供了一种重要的互动交流方式,促使师生积极寻求解决冲突的策略与途径。这样,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之间会是一种既无冲突又不快乐的风轻云淡的感情关系,但是会有越来越多的学生认为教师在关心学生方面的惩罚或权力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学生对教师的这种评价将有利于师生之间良好的情感交流。当然,我们期望有更多的正向评价使得师生之间的关系不会一直处于规训的状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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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范登堡.解释的教育理念与规范的教育理念[a].
社会现象论文篇九
摘要仇富现象是当今社会中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在社会公平的呼声不断高涨之时,对于仇富现象的探讨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热点话题。本文将根据社会各界对仇富这一现象的理解,简要探讨何为仇富现象,并从社会学的视角,即从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社会互动关系出发,对仇富现象的社会背景和原因进行全面而深层次地分析。最后,本文创新地看待仇富这一社会现象,并探讨仇富现象将会对今后的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仇富现象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社会互动一、仇富现象含义与分类
如今,我国社会正处在转型时期,仇富已成为一种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学术界对于仇富的本质有不同见解。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认为:“中国当前所谓的仇富其实并非真的仇富,而是仇不公。穷虽也有不公,但穷人往往是不公的牺牲品,是被动的,不得已而穷之。但富人,则是不公的受益者,是主动的,是得已而富之。”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认为,仇富是一种怪现象,仇富现象可概括为:员工仇恨老板、学生仇恨老师、病人仇恨医生、接受社会帮助的人仇恨做慈善的人。谢静教授角度新颖,将仇富现象与媒体中的富人与穷人的不同形象联系起来,认为媒介形象中的穷人通常是正面的形象,而富人以负面形象居多,这本质上也是一种仇富现象。以上这些说法都有道理,其实仇富的本质是仇社会资源的不公平分配,仇财富的不合法积累。这一说法抓住了问题的本质,也是对上述观点的概括总结。根据近年来的一些社会热点,仇富现象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恐怖行动
这是最为极端的一种仇富现象,是由内心的焦虑与愤怒的长时间积累造成的。北京机场爆炸案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引爆炸弹的男子叫冀中星,家中经济条件困难,曾在广东打工生活,因觉得受到不公正对待上访十多年,他通过投诉、网络博客等各种方式进行控诉都没有结果,于是只好采取极端行为报复社会,同时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另外还有“仇富男”杀死“宝马男”等类似案例,这些社会弱势群体由于内心积累了太多的不公平感,愤恨无法及时排解,对法律也失去了信任。
(二)扰乱社会治安
还有许多人通过扰乱社会治安来表达仇富心理。比如在富人居住小区将停车场里的奔驰、奥迪等高档车辆砸坏或刮花;专门偷盗、抢劫富人的财富;聚众殴打有钱人;恶意散播关于富人的谣言等。这些行为的最大特点就是组织性。他们通常是由三五个甚至更多人组成的团伙,并且按照计划行事。个人的仇富心理再加上群体的非理性因素的影响,会让他们更加胆大妄为。
(三)网络舆论
通过网络来表达仇富心理是最为普遍的仇富现象,尤其体现在微博、博客、微信等新兴网络交流平台,发表几句仇富的评论已经是再正常不过的行为。而有些人则专门通过发表一些仇富的文章,曝光一些富人的负面行为而博取大众的关注,从而表达自己内心的不公平感,同时也起到了带动作用,引起了许多网友的共鸣。
二、仇富现象产生的社会原因
(一)社会制度层面
首先,中共十四大后,我国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市场对资源发挥基础性配置作用。市场经济一方面优化了资源配置,另一方面如果任其自然发展,就会引起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在单位体制下,每个人都归属于一个单位,资源配置上几乎遵循平均主义,贫富差距不大。然而市场经济不同于计划经济时代,它以创造财富为导向,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利用投资、股票等方式赚取巨额财富,从而造成这些人的财富与他们付出的劳动不对等的状况。在转型过程中,我们很大程度上采取的是促进市场发育,过分强调经济发展的方针。这样,行政与市场的力量结合在了一起,都成为产生社会不平等的因素。
第二,国家有许多制度无形中强化或保护了富人的利益。
仇富背后的制度原因就是有一个权力不受制衡、资本不被驾驭的制度。例如,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家更加重视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优先发展;在三大产业中,国家大力扶植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制的初衷是为了缩小收入差距,然而较低的起征点以及缺乏必要的“限高”政策,已经违背了初衷。教育制度中也包含了教育资源的不公平分配。我国的法律制度还不够完善,很多法规指向不够明确,许多人可以利用这些法律漏洞、投机取巧地攫取巨额利润。
(二)社会结构层面
第一,仇富现象与社会阶层流动不畅有很大的关系。
杨继绳认为:“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先赋性因素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后致性因素的作用有减弱之势。先赋性因素加强、后致性因素减弱,社会阶层出现了固化现象。”我国近年来出现了精英整合的趋势,权钱开始统一,这会更加强化社会资源流向精英。在今天的中国,即使拿到硕士、博士学位的人,也很难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更多地是成为“蚁族”,而那些出生在权贵家庭中的人,即使不用付出努力,就能轻而易举地成为社会中的上层人物。李友梅等人认为:“中国社会结构在严重分化的同时,形成的是一种具有庞大底层社会的‘尖塔式’社会结构。”然而每个人都希望能向上流动,当向上流动的途径畅通时,有利于化解阶层矛盾。但是,当今社会缺乏这样畅通的渠道,努力得不到收获,这种状况必然会造成底层人们对上层人的仇视和愤恨。
第二,我国贫富差距过大。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这是财富分配不公和利益关系调整不平衡的重要表征,也是社会弱势群体产生仇富心理的重要原因之一。近年来我国基尼系数直线上升,2006年就已经达到0.46,这表明,我国经济多年来高速增长的成果未能被社会各阶层所共享,而是聚集在少数人手里,这显然违背了社会公平。收入较低的人群或地区为自己所处的劣势地位感到不公,于是就会对高收入群体产生仇恨心理。然而贫富差距并不等于社会公平的丧失,而是我国当代社会还没有找到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的均衡点。所以许多弱势群体对现有的收入分配制度、地区收入差异怀有不满情绪。
(三)社会互动关系层面
首先,富人与穷人之间不对等的互动是仇富现象形成的重要因素。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现代的地位不一致的消费行为上。我们平时经常会遇到这种现象,就是当一名顾客走进一家高档品牌服饰店,店里的服务员首先就会对顾客的穿着打扮从头到脚打量一番,再根据顾客现有的打扮来决定有没有必要认真为他服务。在公共场所中,富人通常会比穷人受到更多的尊重和关注。这些现象就很能说明在社会互动中,人们自然而然地将富人与穷人区别对待。
第二,富人阶层的失范行为严重。
大到轰动全国的郭美美事件和近期曝光的官员贪污腐败、骄奢淫逸事件,小到日常生活中的许多富人的炫富行为。我国已进入一个以炫耀性消费为代表的畸形消费机制当中。近年来新闻频繁报道关于有钱人举办的超奢华婚礼,对大众来说确实是一种震撼。富人阶层失范行为还表现在为富不仁。例如“我爸是李刚”事件,利用自己父亲的地位在公共场所为所欲为。然而,衡量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他有多少钱拥有多少套别墅,而是他能否利用自己的财富为社会作贡献,可如今能像李嘉诚这样将自己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都捐献给社会的富豪屈指可数。
三、如何看待仇富现象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一)富人真的可恨吗
每个人从小到大都在为了过上富足的日子而奋斗。我们不能否认有许多富人是由于自身的不懈努力而发财致富的,他们背后付出的勤劳和艰苦奋斗已经被财富的光辉所掩盖,而发财致富后想要过上比别人优越的日子也是正常心理。所以我们在看到富人风光的一面的同时,应该回想一下他们的致富手段是什么,有什么精神是值得大家学习和倡导的。虽然有的富人确实做了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可还是有许多富人时刻谨记着做人基本的道德原则。当然,具有仇富心理的人并不都仇恨所有的有钱人,例如袁隆平、李嘉诚等人为社会作出巨大贡献的富人反而得到了广大群众的尊敬与支持,所以,真正理智的人不是仇“富”,而是仇社会的不公正。
(二)穷人真的可怜吗
仇富现象大部分原因归结在富人身上,但并不是所有原因都在富人。新闻媒介总是喜欢将穷人塑造成为贫苦善良、受压迫的形象。许多穷人怀才不遇,一直无法改善自己的生活。但是,近年来关于穷人的负面消息也屡屡让大众心寒,例如偏远地区的孩子得到人们捐赠的衣物时,并没有感谢,反而埋怨这些衣服太劣质。可见在仇富之前应该先思考一下,自己为什么不能成为富人阶层呢,我相信还是有许多人是由于自身还不够勤奋。所以真正理智的人不是一味地去怨天尤人,而是分析和学习致富的方式。
(三)仇富现象不一定会造成巨大的社会动乱
仇富现象虽然蕴含着社会矛盾与冲突的因素,但是,我国社会总体而言还是会保持着基本稳定的状态,短期内不会爆发巨大的社会动乱。这是由于大众虽然有仇富心理,但是仍然在单方面地接受社会不公正的事实。另一方面,我国政府在不断地改善社会治理方式,颁布了多项法律都是用来缓解社会矛盾,平息社会冲突的,政府的及时调控使社会不公平感降低,所以不会使社会落入一个混乱不堪的境地。再加上我国经济一直以来保持着快速增长的状态,总体来说大家都是能从经济发展中受益的。并且,仇富心理也不一定是坏事,会仇富的人是对提高自己的地位充满向往的人,还会激励这些人不断奋进,从而实现社会的良性循环。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将仇富问题看得过于严重,应该相信政府的处理能力和社会本身的平衡力。
四、结论
可见,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地将仇富现象归结为富人的为富不仁,应该辩证地看待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关系,客观地分析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社会阶层状况,从全局着眼,站在社会大背景中来看待仇富现象。仇富心理虽不会引起巨大的社会动乱,但也会对社会造成不良影响,总之,要想彻底地消除这一现象是不可能的,在注重效率的同时,还是要重视社会公平的实现途径是否畅通,时刻关注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要想达到这种状态就需要政府部门、人民群众等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并且需要大众对社会保持应有的信任与支持。
社会现象论文篇十
冀东莹
(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河南开封475004)
摘要:农村幼儿教师频繁流动成为阻碍农村幼儿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在社会变迁的背景下,从人口流动、农村社会变迁、教育体制变迁、经济体制变迁等方面来分析农村幼儿教师流动的现状,提出应切实保障增加对农村学前教育的投入,缩小城乡差距;统筹城乡学前教育,抑制农村幼儿教师的频繁流动;回归政府的主导地位,稳定农村幼儿教师队伍;提高农村幼儿教师的社会地位,改善其工资待遇。
关键词:社会变迁;农村;幼儿教师流动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了农村幼儿教师队伍的建设问题,“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要想发展农村的学前教育,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应该要建设一支高质量的稳定的农村幼儿教师队伍。[1]农村学前教育的发展与农村幼儿教师的流动之间关系重大,因为幼儿教师的合理流动可以给幼儿园带来积极的影响,使幼儿园充满活力,也可以促进幼儿教师的专业成长,实现教育资源的重组;反之,则给幼儿园带来一系列的消极影响,不仅不便于幼儿园的管理,并且也会限制幼儿教师的个人成长和正确的自我认知。但目前的很多研究显示农村幼儿教师流动较为频繁,甚至已经达到失衡流动的程度,其背后的原因不仅是与幼儿教师自身的因素有关,更是与整个社会变迁的背景是分不开的。因此,本文试图从社会变迁的视角来分析农村幼儿教师流动的现状,以期可以找到缓解农村幼儿教师流动的可行之策。
一、社会变迁与农村幼儿教师流动
1.人口流动与农村幼儿教师流动。一般而言,人口流动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农业人口向城镇的转移;二是指人口的空间移动。[2]托达罗的人口流动模型表明,只要预期的实际工资大于农村的实际收入,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的迁移就会继续下去,只有当农村劳动力迁移到城市,使城市工资降低,或者增加了城市失业率,从而使得预期的城市工资和农村收入水平相等时,农村劳动力的.迁移才会停止。[3]这一人口流动的模型表明,城市和农村幼儿园教师的收益、就业机会的差距,无一不影响着农村幼儿教师向收益好、就业机会多的城市流动。这一现象就促使国家加大对城市教育资源的投入而弱化对农村教育的扶持,而迫使农村幼儿教师离开教育资源匮乏的农村而流入城市。
2.农村社会变迁与农村幼儿教师流动。在以前的乡村社会中,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农村幼儿教师来说,其与农村土地是有浓厚情谊的。靠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城里人可以用土气来藐视乡下人,但是乡下,“土”是他们的命根。[4]所以对于扎根农村的幼儿教师来说,是不会轻易流出农村的。目前在农村,大部分人采用土地出租的土地流转模式,离开乡村,去城市寻找工作,这样既有土地出租得到的收入,又可以通过在城市工作挣得收入。农村幼儿教师在这一流动的潮流中,也试图在城市的幼儿园找到立足之地,或者干脆离开幼教领域进入到其他领域工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就吸引了大批的农村人口流向城市,教育资源也开始偏离农村而聚集城市,从而促使农村幼儿教师向教育资源丰富的城市流动,使幼儿教师不仅可以在城市得到更好的专业发展,也可以使自己的子女受到较好的教育。
3.教育体制变迁与农村幼儿教师流动。随着教育体制的改革,师范教育不再免费,也不再包分配,师范教育对于那些学业成绩优秀、家境贫寒的学子已经失去了吸引力。[5]对众多考生来说,幼儿教育师范专业,已经成为其较少的选择,或只是最后服从调配的无奈选择。师范教育体制变迁使本来受政府重视的师范教育变得不受重视,免费师范教育的逐步消失使幼儿师范教育毕业的学生不愿回农村教学,甚至流向其他待遇较好的行业。在农村,大部分的民办幼儿园都是个体性质的,这些农村的民办幼儿园因其盈利性质和自负盈亏的运转机制,使其本就无编制的幼儿教师的收入往往没有保障,更不用说医疗、养老、保险等方面的社会保障。这就会导致幼儿教师不愿全身心投入到农村幼儿园的工作中去,并且在其中工作的相当一部分幼儿教师并没有幼儿教师资格证,他们往往是因为暂时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才会选择去幼儿园工作,一旦有更好的去处便会很快离开幼儿园。
4.经济体制变迁与农村幼儿教师流动。我国的经济体制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变迁,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城乡贫富差距要比在计划经济时代更加明显。市场经济影响下的贫富差距,()使处于同一阶层的人在不同的地区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差异,根据陆学艺依据职业把中国社会划分为十大阶层,其中的专业技术人员应包含有幼儿教师,同为专业技术人员的幼儿教师在贫困的农村与在发达的城市工作的待遇却有着巨大的差距。在计划经济时代,师范生毕业基本上是由国家同一分配,国家会有计划地根据现实需要分配毕业生到相应的岗位,教师流动现象一般是很少出现的。而在市场经济下,毕业生很容易将市场价值规律运用到求职择业的过程中,将薪酬福利等作为决策的重要标准。[6]有关调查研究显示,大部分的农村幼儿园教师的月工资在500~800之间,在工资收入还满足不了幼儿教师最基本的生存需要的情况下,农村幼儿教师的流失是必然的。
二、缓解农村幼儿教师流动的策略
1.应切实保障增加对农村学前教育的投入,缩小城乡差距。农村幼儿教师流向发达城市工作是城乡收益差异所导致的,如果这种差异在合适的范围内,则可促进幼儿教师的合理流动,反之,则导致农村幼儿教师出现失衡流动现象。随着农村幼儿教师持续不断地向城市幼儿园或其他行业涌入、竞争力的不断加大,其收入和就业机会就会有所降低,此时可能会有许多幼儿教师返乡任教,但这只是幼儿教师的被迫选择,是城乡幼儿教师流动极度不平衡造成的结果,而不是缓解农村幼儿教师失衡流动的解决办法。所以政府应重视农村学前教育的投入力度,提高农村幼儿教师收益和扩大就业机会,缩小城市和弄寻幼儿教师之间的发展差距,只有预期收益的城乡差异逐渐减小,才能实现农村幼儿教师的合理流动。
2.统筹城乡学前教育,抑制农村幼儿教师的频繁流动。对学前教育进行城乡统筹,可以在一定程度解决城乡教育资源不均的问题,在统筹城乡学前教育过程中,统一配备学前教育师资,构建合理的城乡教师交流机制,促进城市幼儿园教师下到农村幼儿园,为农村幼儿园教师带来新的教育思想,同时也可以激励农村幼儿园教师学习新的教育理念、教学方法,促进其快速成长。如果农村幼儿教师工作稳定性强,工作环境良好,与城市幼儿教师收入相差不大,并有一定的发展空间,那么大部分的幼儿教师是更愿意选择在农村幼儿园工作,因为其家庭的居住地点就在幼儿园附近,可以照顾父母和孩子,不至于离开家乡离开亲人而去城市打拼,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抑制农村幼儿教师的频繁流动的。
3.回归政府的主导地位,稳定农村幼儿教师队伍。政府在对农村的学前教育的政策选择上实现政府主导地位,有利于政府宏观调控,提高农村学前教育的质量。合理分布城乡优质幼儿教师资源,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阻止事实存在的城乡学前教育差距继续发挥“马太效应”作用,遏制幼儿教师单向、无序流动的势头,给予农村的学前教育发展喘息的空间。[7]学前教育的质量与师资是有着很大的关联的,所以提高农村学前教育质量的前提是稳定农村幼儿教师队伍。所以,高等教育也应加强学前教育专业的建设和重视,正确引导师范专业毕业生回家乡从事学前教育工作。由地方政府进行公开招聘,对愿意回村进行任教的大学生给予各种优惠政策,大量解决其编制问题。对于民办幼儿园的教师,虽然无法解决其编制,但是可以为其提供相应的福利保障,从而稳定农村幼儿教师的队伍。
4.提高农村幼儿教师的社会地位,改善其工资待遇。与中小学教师相比,外界对幼儿教师的看法是有诸多误解的,认为幼儿教师就是“廉价的保姆”。对农村幼儿教师来说,由于其工作性质、工作对象的特殊性,其地位总是达不到应有的高度。有学者认为,城乡教师职称晋升应实行差别待遇,城镇中小学教师晋升高级教师职称,要有在农村中小学或薄弱学校任教一年以上的经历;适当增加中小学高级教师职务岗位指标,为农村中小学教师晋升中、高级职务创造条件。邓小平也曾说过:“要研究教师首先是中小学教师的工资制度。”[8]幼儿教师首先作为一个人是必须要先生存下去的,然后才能积极地投入工作。所以提高农村幼儿教师的工资待遇显得尤为重要,不仅如此,更要使农村幼儿教师的合法权益得到应有的保障,努力地使幼儿教师的生活、工作环境得到真正的改善,并在全社会形成尊重幼儿教师的浓厚氛围,使幼儿教师无后顾之忧地投入农村幼儿教育工作中去。
参考文献:
[1]汪少英。农村乡镇幼儿教师流动问题的研究―――以湖北省汪集镇为例[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0.
[3]罗希。由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看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j].科教文汇,,(5):1-2.
[4]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出版社,:2.
[7]姜盛祥。重庆城乡教育统筹背景下幼儿教师流动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
[8]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社会现象论文篇十一
标签和反标签,是近年来网络常见的现象,其中影响力最大的可以来说是关于代际划分的标签。尤其是九零后,因为处于互联网迅速发展阶段,成为风口浪尖人物,多次产生巨大的网络舆论。
“九零后”这个词一度指九十年代后出生的这部分群体非主流,自私,自我,也成为一个贬义词,但随着时间发展,这部分群体身上原有的标签被撕去。
他们在国人面前,身上带有的品质出现,年轻,活跃,勇于接受新事物。不过值得会心一笑的是,零零后标签固化初现端倪。
我们处于网络浪潮中,在见证着标签固化的同时,也看到反标签的论战。但就整体趋势而言,反标签似乎占了上风,这和我们网络的主要群体有一定关系,九零后们更强调个性。
韩少功写过一本书《马桥词典》,写到马桥人对味道形容的词“甜的”,只要是他们认为好吃的味道都用“甜的”来形容,他们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不对。而西方人的吃到辛辣,或者对舌头刺激性食物,则用“hot”形容。
一定程度我们可以看出标签固化的原因,由于时间或者地域的局限性,彼此无法深入沟通了解,从而形成固有印象。
那么标签固化到底好还是不好呢?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与世界交流接轨,为了让世界更好记住中国,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功夫,长城,故宫,兵马俑等成为我们的文化名片,在让世界其它国家记住中国的同时,无意间也把中国的形象固化,现在也对中国输出其它文化产生困难。
同样在网络里面,由于信息瞬息万变,标签固化有助于网友加深对自身的印象,于是我们看到了“最有故事的女同学”“最美xx”等系列网络人物,一时风头另他人难以企及。
娱乐圈的人设更是屡见不鲜,比如“老干部”“耿直”“蠢萌”“逗逼”等等形象,我相信在我说出这几个标签的时候,读者脑海中自然也勾勒出相应的明星形象。
过犹不及,相应的负面影响随之而来,过分地渲染一个标签,会使网友产生厌烦之感,同时也会面临限制,在要转型时候付出更大努力,甚至可能导致失败。特别是人设一旦崩塌,难以再挽回形象,更会让人觉得“作”。
那么又该如何减少乃至消除这种标签带来的标签固化影响,最根本应该是做到自身的强大。
比如近些年中国的发展,与世界更加深入交流,展示的是一个多元化的形象,我们可以看到京杭大运河还在历史中砥砺前行,几千年古老智慧的二十四节气还在叙述中国人天人合一的美好愿望。更有高铁载着经济发展,移动互联网独领风骚。
胡歌撕去标签人设的过程是值得小鲜肉们学习,虽然有无数自媒体人夸耀他,但是笔者依旧以他为例,毕竟除了他,要真正提高实力的明星我真的不知道几个,也许陈晓还在修炼过程,彭于晏是一直都很出色,把演员职业做得很赞。
回到开头所说的零零后,有意思的是批评他们最多的大概也是来自当初被标签固化严重的九零后,这又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而笔者也会在下周分享相关见解。
大江东去浪淘尽,时间最为公平,也能让大家记住最该记住的。
社会现象论文篇十二
贵州贫困山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状及发展趋势我们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分析:
(一)贵州贫困山区外出劳动力基本特征
将外出劳动力的个体做分析,能了解其构成、文化层次、规模等基本情况。数据结果显示基本特征是外出人员性别男性化、转移年轻化、家庭主劳动力转移化、文化程度较低化。
1.从外出的人员数来看,在50户的村户调查中有21个劳动力外出,为23人,07年为28人,增长了30%。在有限的调查户数里,两年增长了三分之一的外出人数,说明外出的人群在增加。
2.从性别构成来看,男劳动力人数在三年内分别是18、20、26人次,分别占总外出人员的85.6%、86.9%、92.8%。从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在外出劳动力中以男性为主,且男性外出人员的增长幅度大于总的外出人员增长数。
3.从外出劳动力与户主的关系中,户主与子女两类是外出的主要类型,在05与06年外出的人员全部由这两类关系构成,07年新增加了兄弟姐妹关系占的比重仅为7.1%。从人员的构成来看,外出的基本是家庭里的主要劳动力。
4.从年龄结构方面来看,16岁到50岁都有外出的人员,三年平均外出人员的年纪结构比重分别是:16-20阶段占12.28%,21-25岁阶段占24.03%、26—30岁范围占18.50%、31-35岁比例为9.39%、36-40岁为20.34%、41-45岁为14.27%。但更多的集中在21-25与36-40岁两个阶段,这与外出劳动力与户主关系的结论是相一致的。
5.从受教育程度来看,80%以上集中在小学和初中程度,而初中程度占52%,是外出人员的主要受教育水平。其次是高中水平(8.57%)不识字或很少(8.45%)以及中专(4.77%)。可以看出,贵州山区外出人员的受教育程度还是很有限的,这在一定程度也决定了外出人员就业的环境及收益水平。
(二)贵州贫困山区劳动力外出的基本形式及方向
劳动力外出的基本形式及方向能揭示贵州劳动力外出的流向问题,也能从中看出外出劳动力的竞争力程度。数据分析显示如下的现状:
1.劳动力的外出方式中,三年内所有的转移劳动力全部靠亲戚朋友介绍外出。从这个数据我们可以看到,贵州山区人际网络关系决定了村民外出就业的强度,一方面说明政府及其他组织的作用没有发挥出来,另一方面也说明贫困山区少数民族村民对外界的信任度很低。
2.在外出地区及类型项目中,东部地区是转移的主要输入地05年占76.2%,06、07两年占100%;西部地区在05年占23.8%的比重,其他年份没有转移于此;至于中部及其他地区一直没有劳动力的流往。可以看出,贵州劳动力仍然聚集在发达地区,追逐最高的劳动力报酬。
在外出地区类型中,93.93%的劳动力外出到地区级城市,6.73%集中在县级市,4.76%流动在省会城市,值得一提的是在07年所有的劳动力都集中在了地区级城市,这说明农户的转移还是具有一定的保守性,只是选择略高出流出地一级的城市转移。
3.外出就业结构中,转移劳动力全部从事的是非农产业就业,其中又以第二产业为主要工作部门,二产业中制造业与建筑业是其从事的两个重点行业,三年来平均分别所占的比重为55.1%、43.3%。而第三产业中仅有4.76%的外出人员从事,集中在交通运输仓储业。
4.从外出务工的时间来看,贵州劳动力在外从业滞留时间仍然较短。1-3个月的占21.59%、3-6个月的占52.87%、6个月以上的比例为25.55%。可以看到,贵州劳动力转移的方式仍然是候鸟式的,及平时在外务工,农忙时则回到农村。在以上的现状分析基础上,我们可以看出贵州山区贫困劳动力转移呈现出以下的特点:
(一)贵州贫困山区劳动力外出就业风险高
贵州贫困山区劳动力外出风险高首先表现在外出方式自发、盲目、不均衡性,外出保障力度很低。从实现外出的方式来看,依靠个人社会资本自发实现的流动一直是主要的方式,而政府及中介结构发挥作用甚微。这种自发、盲目、不均衡的流动会带来许多的问题,同时自身的利益保障度也很低,一旦外出务工遇到欺诈等厂商恶意行为,不成体系的农民工不具有与厂商谈判的足够资本,其利益的受损在所难免。其次,外出人员大多为青壮年劳动力,相对机会成本较高。大量主要劳动力外出,滞留在家乡土地上的多为年迈的老人、幼小的孩子,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年过80岁的老人仍然在土地上辛勤的为生存而耕种,对于贵州贫困山区来说“386199”问题就更加的凸出。最后贵州外出劳动力在外从事的大多是简单的重复工种,低附加值的从业导致劳动力的竞争力很差。一旦面临国内市场、国际经济环境变动时,外出劳动力就会立刻成为“失业”一族,此时在回到家乡土地上工作时已经变成了“不具有经验的非熟练”农民了。
(二)贵州贫困山区外出劳动力对城市体系的适应能力较低但略有增强的趋势
贫困山区农村外出劳动力对陌生城市体系的适应是需要一段磨合过程的`,由于特有的民族风俗习惯以及长期固定的生活方式较其他的外出人员适应城市能力更弱。具体体现在外出务工的时间、地点以及人数上面。从外出务工的就业时间来看六个月以上的只占22.5%,说明劳动力的外出仅仅是一个短期行为,外出人员没有寻找到一个合适的长期工种或者不具较好的城市工作转化的能力。从就业的地点来看,一般外出就业地点离输出地越远对劳动力适应城市能力要求越高,而数据上我们可以看到,山区贫困劳动力的就业地方大多还是选择地区级城市,对省会城市和直辖市的选择还是有一些的保守。从外出人数上来看,三年内外出人数增加了30%,是一个比较可喜的数据,说明山区贫困农民已经开始逐步“走出去”且步伐加快,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走出去的能力也会越来越强。
(三)贵州贫困山区劳动力外出结构在优化
从外出的人员年龄结构来看已经呈现出多元化,所占的比重也逐渐呈现均衡化。年纪结构的优化对后期返乡创业、增加农户收入等农村发展都有积极的作用。从外出文化程度上也能看出结构的逐步优化,在整体农村受教育程度很低的情况下,外出人员主要集中在初中,且外出总体程度随时序的增加而提高,受教育结构的优化是外出务工人员竞争力加强的一个主要构成。从外出的就业行业我们也可以看到,最初外出务工基本都从事第二产业的低附加值行业,而现在从事第三产业的人数在增加,工种在多样化,这些都是外出人员择业的优化调整,是外出资源调整的一个可喜转变。
三.优化贵州贫困山区劳动力有效转移的几点启示
根据贫困山区劳动力转移及区域特点,结合国外劳动力转移的成功经验,提出几点启示以供参考。
(一)营造贵州贫困山区劳动力低风险转移的有利环境
贵州贫困山区劳动力由于地理、风俗习惯等因素对外界有较强的戒备性,对城市的适应能力较弱,如何有效的转移劳动力同时又避免产生相应的“农村病”,多方营造一个信任度高的“低风险”转移环境是非常有必要的。
1.国家营造劳动力转移的稳定制度环境
制度的变迁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英国1846年的《贫民迁移法》颁布、二战后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中专门的劳动力动员计划实施、印度政府的大力发展农村工业吸纳劳动力的政策都积极有效的推动了农村劳动力的有效转移。我国对劳动力转移问题,经历了国家“限制—有条件开放流通”到现在的国家有序引导的过程,但是专门成文的制度并没有,只是在“三农”政策中有所提及。国家制度的强制性能有效保障外出劳动力的合法权益,能给外出劳动力强有力的指导,特别是对于贵州贫困山区的弱势劳动力,国家的制度保障显得更加的必要。因此,国家应建立一套具有前瞻性、协调性和稳定性的劳动力转移制度,如破除城乡户籍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设立外出劳动力的维权制度等。
2.以市场为主导各级政府及其他机构创造完善的服务环境
资源的市场自由调配是获取最大效用的前提,因此农村劳动力转移应坚持以市场为主导方向。政府与其他社会机构定位于完善劳动力转移市场服务,提供市场经济所需的必要保障。如政府对劳动力转移市场有效信息的筛选、提供与及时传递;为提高转移的有效性,政府所进行的必要技术培训与就业前景指导;政府有意识的引导“精英”劳动力的外出和返乡创业行为,为后续劳动力的外出起示范作用,扩大其良性效用;政府根据主要输入地就业政策调整相应的输出地的劳动力政策,设立区域劳动力外出维权机构,保障区域外出劳动力的合法权益等。其他机构的服务体系主要为滞留在土地上的劳动力提供便利的劳作环境,以解决外出劳动力的后顾之忧,也能有效减少“农村病”的产生。如保险公司对农田灾害的承保;农协对农业生产资料的统一透明购买、田间管理服务、农业技术指导、农机具的租用修理、农产品销售渠道的供给等。
(二)根据区域特点调整劳动力自身行为
农民在劳动力转移中是一个主体行为,因此加强自身的劳动竞争力是万事之本。加强自身竞争力,提高劳动力对城市适应力,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在政府的帮助下,多渠道获取外出的各种相关信息,选择与自身能力、专长相吻合的外出就业工种与外出地;知晓自己外出的合法权益范围,懂得用现有的法律制度来保障自己的利益,做一个对自己负责的外出劳动力。其次,加强外出劳动力自身与外界的沟通能力。多数学者将众多的社会弊端归结到劳动力的低素质上,实际农民缺乏的不是素质而是与外界有效沟通的能力。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农民(李昌平,2009),但是因为他们缺乏与外界沟通的技巧,外出农民被市场一刀切的误认为只能从事简单的加工工种,其结果导致就业的低端化,对外出劳动力的潜力没有机会释放出来,竞争力也很难得以提高。因为缺乏沟通的资本,外出劳动力不具有与资方谈判的能力,就使得他们处于“社会边缘”“弱势”群体。只有加强自身的沟通协调能力,拥有平等的沟通平台和机会才能释放出自身的才干,获取比工资更具有吸引力的尊严感,也能示范的带动更多的劳动力外出,从候鸟式的迁移转变为长期迁移,从个人迁移变成家庭迁移,达到劳动力转移的最终目的。最后,根据贵州贫困山区的特点,贵州贫困山区农民应该遵循“兼业化——非农化”的过程,发展第二种兼业户即从事农业外劳动为主,农业为辅,并以非农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兼业农户是贵州贫困山区农民现阶段的可选之策。贵州山区拥有独特的自然资源与丰富多样化的植被与生物资源,在发展农村非农经济的同时要发挥其优势而非以牺牲自然资源为代价。可以大力研究区域特色农产品的开发,对其进行深加工及品牌的推广,同时推动特色区域旅游等。
参考文献:
2蔡昉,白南生:中国转轨时期劳动力流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5李昌平:大气候-李昌平直言三农[m],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