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是指在研究或讨论某一问题时，通过不同观点和角度进行深入思考和交流。如何保持身体健康和心理平衡？这是现代人生活中的重要议题。希望这些范文能激发大家的创作灵感，提供一些新的思路和观点。

中原文化的论文篇一

所谓会计模式，是指对一定社会环境下会计活动的各种要素按照一定逻辑进行综合描述，反映各种要素基本特征及其内在联系与结构形式的有机整体。其组成要素包括:会计目标模式、会计管理模式、会计规范模式、会计核算模式、会计报告模式、会计监督模式和会计教育模式。会计模式的研究必须紧紧围绕会计所面临的客观环境展开，包括社会经济环境、政治法律环境、科技教育环境和文化环境等。本文拟从文化环境对会计模式影响的角度作一些探讨。

文化环境是指对会计模式系统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制约和影响作用的各种文化因素的总和。包括思想观念、价值趋向、思维方式、行为准则以及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等。由于文化是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申创造和积累的，体现一个国家或民族精神特征的财富，因而由各种文化因素组成的文化环境，茬不同的社会必然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文化环境方面的这种差异，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各国会计模式系统的形成和发展。以下将文化环境对会计模式子系统的影响作具体分析。

一、对会计目标模式的彤晌

会计目标是会计工作的基本服务方向，代表着社会各利益集团政治经济利益的基本要求。在会计模式系统中，会计目标模式处于最高层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会计模式的基本框架和运行导向，甚至被一些学者作为不同会计模式的标志。

会计目标模式的构建，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必然受其文化环境尤其是价值趋向因素的制约。具有代表性的价值趋向主要有两种:一是以个人主义为核心，强调个人奋斗、个人创造以至个人冒险的个人价值观;二是以集体主义为核心，注重群体意识、团结合作、共同奋斗的社会价值观。

在全面强调个人价值的国家和地区。会计侧重于将维护私人投资者的利益作为会计工作的基本方向，形成以投资人利益为导向的会计目标模式。美国是这种模式的突出代表。美国政府及社会公众都非常重视个人价值，认为个人价值是社会价值的基础，『有充分实现个人价值，才能最大限度地增进社会价值。这种文化观反映在会计目标上，认为保护私人投资者利益与维护全社会利益是一致的。而在大力倡导社会价值的国家或地区，会计倾向于承担社会责任，关心公众利益。由于社会利益实质上是通过国家利益体现的，这就必然形成以国家利益为导向的会计目标模式。我国社会公众看重集体主义精神，认为个人只是集体的一分子，个人价值也只是社会价值的一部分，必须服从于社会价值。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方文化价值观念的渗透，个人价值开始受到重视，但传统的价值趋向并未改变。因此，从会计目标看仍然是以服务于国家利益为基本倾向。

二、对会计规范模式的彤巾

会计规范是会计人员开展会计工作应当遵循的行为标准，是指导会计行为朝着合法化、合理化和有效化方向发展的路标。对各种会计法规制度和职业道德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有机组合而形成的体系即为会计规范模式。会计规范展于上层建筑的范畴，体现国家意志和社会特征，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民族文化和社会文化的影响。具体分析如下:

其一，会计法规制度的特征与文化价值趋向密切相关，越是强调集体主义和社会价值的国家，会计法规制度的统一性越强，强制力越大，持续时间越长。如法国的会计总计划、瑞典的宏观会计制度都具有指令性、统一性和强制性特征，我国的会计法规更是如此。相反，崇尚个人主义和个人价值的国家，则会计法规制度的灵活性越大，强制力越小，如美英等国的财务会计准则。只提供原则性指导，注重专业导向，提倡依赖会计人员的专业判断能力，很少具有强制性。

其二，会计法规制度的执行与权力差距大小密切相关。荷兰学者何斯德在其著名的文化模式中把权力差距作为衡量各国文化特征的一个重要标准，认为权力差距越大的社会，其成员越是认同组织结构、纪律和社会秩序，对权力的不公平分布越能默认，服从性越强，主观判断能力越差。相反，权力差距越小的社会，其成员的服从性越差，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越强。这种文化现象反映在会计法规制度的执行问题上，必然出现:权力差距大的国家，会计人员喜欢按部就班地执行法规制度，对法规制度的完整性和具体性要求较高。不善于进行专业判断和政策选择，因此在执行过程中难免会死搬教条，依样画葫芦。我国的情况就基本如此。而权距小的国家，会计人员则喜欢独立思考，运用自己的知识和经验进行专业判断，灵活机动地理解和执行会计法规制度，对法规制度的灵活性及务实性要求较高。美英等国的情况大体如此，法国则截然相反。

三、对会计管理模式的彤晌

比较敏感等文化特征密切相关。至于我国，从古到今都非常强调集权，包括会计人员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都乐于接受来自政府的领导，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已成为大多数人的行为准则。因此，我国的会计管理模式更为强烈地表现出政府特征。

四、对会计核算模式的彤呐

?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从美国社会的文化特征中找出合理的解释。众所周知，美国人对社会人生较为乐观豁达，标新立异、求真务实是大多数人的信念追求，重视现实、面向未来是大多数人的思维方式。这种信念追求和思维方式很大程度上成为美国会计人员大胆创新的精神动力。加之会计规范的灵活性、会计管理行业的自律性，留给会计人员发挥个人才能的空间较大，客观上促使美国的会计核算模式偏向乐观，技术方法的发展更新较快，强调实质重于形式，因此更有利于解决现实经济生活中的会计问题。而法德等国则相反。这说明社会文化越保守的国家，传统会计核算方法的市场越大。

五、对会计报告模式的彤晌

会计报告模式是对会计信息的质量要求、披露内容、传递方式以及使用对象等进行的综合描述。各国会计报告模式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会计信息的公开化程度不同，二是会计信息的主要服务对象不同。两种区别的存在都与特定的文化环境有关。一般来讲，凡价值观趋向于个人主义，社会成员要求公平分配社会权力的欲望较强、对社会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回避较弱，能够直面现实、敢于迎接挑战的国家和地区，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会计信息的透明度要求较高，尤其是投资人和潜在投资者更加关注会计信息的透明度。因此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会计报告较为公开，披露的会计信息既全面又详细，并把满足投资人要求作为首选目标。如美国的会计报告模式，既以信息充分披露又以最大限度地服务私人投资者要求而闻名于世。相反，社会价值观念较重、权力差距较大、对不确定性因素反应较强、个人成就欲和决断能力较弱、思想比较保守的国家和地区，会计信息不仅公开化程度低，而且更倾向于满足国家宏观经济管理和调控的需要。例如，法国、德国、瑞典等国的公司所披露的会计信息一般不超过法律和欧共体指令的最低要求，甚至提供一些经过加工、符合保密要求的会计信息，其透明度很难与美国相比。我国会计报告模式类似于法德等国，即公开化程度较低，强调会计信息为宏观经济管理服务。

六、对会计监审模式的彤响

健全完善，基本上可以从该国审计业的发展状况考察，而审计业的发达程度与民族文化密切相关，尤其受到各民族观念意识的影响。

如果对中美两国的审计发展状况作一比较，将会迸一一步证明上述分析的'正确性。在美国，不仅社会审计业发达，从事审计业务的注册会计师的社会地位较高，其中介作用巨大，而且内部审计机构健全，制度完善，多数企业的内部审计工作由副总经理专门领导，或由董事会属下的审计委员会领导，这与美国社会对人性的怀疑不无关系。相比之下，我国对人之本性的传统看法是人之初，性本善，这种文化观随着历史的发展，虽然受到当代人的怀疑甚至批判，但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痕迹依然存在，有时还十分明显，可以说它对我国审计业的发展有直接的阻碍作用。当前社会审计地位不高、活动范围狭窄、中介作用有限、内部审计不受重视、审计机构及其工作不能独立，无不与此有关。

七、对会计教育模式的彤晌

会计教育模式是关于会计教育的目标、对象、内容、方法及组织管理方式的总称。会计教育是人类传授、延续和发展会计学文化知识的手段和方法，所以必然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和制约。可以说，构成会计教育模式的各个因素，都与特定的文化环境存在联系，所不同的是，各个因素具体受哪种文化现象影响以及受影响的程度大小有所区别。

先看会计教育目标。西方许多国家把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作为会计教育的目标，认为会计教育的目的并非是让学生一走上岗位就成为专业化的会计工作者，而是要使学生具有作为一名会计人才所应具备的学习能力、思考能力、创新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和组织领导能力，为在日益拓展的会计职业界工作做好准备，使学生能够通过接受教育，在会计专业外其他方面也终身受益。而我国的会计教育目标尽管在学历教育的各个层次有所区别，并随着会计教育的改革有所变化和发展，但基本上都把培养会计专门人才作为最高目标，把学生上岗后能否立即适应专业工作要求作为目标实现与否的衡量标准。这种中西方会计教育目标的差异，与中西方对人才的评价标准和社会成员的信念追求等文化因素不同密切相关。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对人才的评价，除专业能力外，非常重视其想象力、创造力、决断能力、独立工作能力以及对挫折和失败的承受能力，社会成员在信念追求方面甚欢自我表现，张扬个性，全面发展，从而获取成功。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会计教育目标岂能局限在培养学生专业能力的狭小圈子里。在我国，对人才的评价是以政治思想为基础，以专业能力为核心，另外才考虑组织观念、群众关系等，因此大多数社会成员把一技之长作为立身之道和终身追求。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即使把综合能力的培养作为会计教育目标，也很难收到理想的效果。

再看会计教育内容。美国会计学会(aaa)认为，会计教育不仅要传授必需的技巧和知识，而且要灌输道德标准和敬业精神。因为道德在很多情况下往往比技巧和知识更为重要，特别是在会计人员遇到相关当事人之间的利益矛盾时，技巧与知识都不能有效地解决矛盾，唯有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准和道德决策能力发挥作用。为此，美国的会计教育把会计职业道德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强调道德是最基本的会计原理，许多学校在会计专业的第一间会计课程中，就专门讨论职业道德问题，使学生一开始学习会计就认识到职业道德的重要性，树立起会计职业的尊严感。相反，我国的会计教育至今未把职业道德纳人其内容体系。之所以产生这种差异，应当说与中美两国对人性。的看法不同有关。主张性善论必然忽视职业道德的教育和培养，认为职业道德水准会因人之善良本性自发地提高。反之，则认为只有加强教育和培养，才能提高职业道德水准和道德决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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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文化的论文篇二

建筑文化是指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所属地区的地域特征等在群体或个体建成环境的反映。而此“文化”是由“内核”文化与“外缘”文化构成的。“内核”文化是指一种文化长期以来形成的本质的东西，它是古老的、纯种的、发育完善而自生根的文化；而外缘文化是新形成的文化，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包容，它是年青的、非纯种的，发育尚不完全，也非自生根的文化。内核文化具有强大的持续传延能力，当我们起越一个地区建筑的表象内容去追寻隐匿在其背后的渊源所在时，就会发现其本质的东西、精髓的东西是一脉相承的。

当然建筑文化也会随着历史的发展、人类的进步，而前进、更新。其发展、更新有两条途径，一是靠“内核”的裂变或聚变而产生巨大能量推动自生的更新变化，由于其动力来自于内核本质结构之中，因此其变化是主动的、有秩序的，它与自生文化的关系也是一致的、和谐的。例如另一种途径是靠“外缘”文化的影响。“外缘”文化的作用一开始可能是生硬的、被动的、无秩序的，但通过长期对内核文化的冲撞和渗透，推动“内核”文化发生相适应的转化。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两条途径往往是同时存在，共同推动人类文化的发展、进步，实现实质性的升华。

在当今这个文化多元化的时代，吸收、包容外来文化的精华，使其恰到好处地融汇于自身地域文化的“外缘”，继而逐步向“内核”转化，更是文化发展、进步的重要途径。这种对异文化有选择的借鉴、吸收将创造出更富有时代意义和生命力的新建筑。

近年来由于西方工业革命的进程，使建筑材料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钢筋混凝土替代了天然的“石”材，推动西方建筑进入了现代建筑时期，但钢筋混凝土石材，其力学性能和表现力是一致的，它们所表现出的是凝重感和内外分明的二元体空间特征，因此西方现代建筑的产生和发展是由其建筑文化内核自身的聚变而产生的，也就很自然地包容、孕育着其固有的“内核文化”。

以石材为主建造的西方建筑，表现出淳厚、雄壮的凝重特征。而以木结构为主要代表材料的东方建筑呈现出通透、灵巧的“轻盈”文化特征，对东方建筑文化而言，舶来品的钢筋混凝土等现代建筑材料完全属“外缘”，最初的引进和运用显得生硬、被动而无序，照搬照抄也屡见不鲜，一度曾阻碍和困惑了自身文化的更新和发展。

现代建筑进入日本初期建筑创作和理论界就存在“如何使现代建筑在日本的现实中生根”，即如何实现外缘向内核的转化，面对全盘引入的外缘文化，起初是那样生疏和束手无策，只是在钢筋混土建筑上加上破屋顶，称之为“帝冠样式”、“详和折变”。后来勇于探索的建筑师用现代建筑理论为过滤器，重新审视日本传统的文化“内核”本质特征，发现其空间的流动性，简明的意匠，构造和表现的一致性，使用材料与自然融合等都与现代建筑不谋而合，从而肯定了日本建筑的价值，为文化“外缘”向“内缘”转化奠定民族自信心。继而日本建筑师广采博收，从整个历史长河中找素材，多元的、全方位地挖掘文化“内核”与“外缘”的联系，如提倡从空间来把握传统文化，从中提炼出“空间的无限定性”的概念，将“外缘”与“内核”的联系和转化成为可能。

现代建筑使用的物质材料主要是混凝土。它可以容易自然地表现以“石”材为主，西方建筑“凝重”的文化特征，但通过钢筋混凝土来刻画表现木构架的造型形式，难以从本质上表现日本建筑特有的“轻盈”文化特征，日本建筑师通过钢、木、混凝土的复合型现代建筑材料，综合运用结构形式的表现，尤其是对细部构造的大量研究，将日本的建筑文化特征表现的淋漓尽致，从根本上解决了传统文化与新技术、新材料之间的，成功地实现了文化的“外缘”向“内核”的转化。

同属东方文化范畴的日本，其建筑文化“外缘”向“内核”文化的成功转化，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华夏文化经过五千年的历史沉积，内核质量亦趋庞大，表现出了巨大的独立性、纯正性和遗传性。在为悠远的历史文化而自豪的同时，这种“内核”文化又显得负荷过重、进程缓慢，对外来文化的反应能力及接纳能力相对不足。因此为摆脱其自身文化“内核”过于负重的不利因素，站到吸收“外源”文化的有利地位，接纳人类所共同拥有的现代文明精华，并将其消化、吸收、革新，使之溶入为中国建筑文化的“内核”之中，并加速实现这一转化，是我们这一代建筑师将要不懈努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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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文化的论文篇三

摘要：千百年来，罗马对于西方人来说一直是个震撼人心的名字，西方古典文化起源于希腊，而发扬光大于罗马，如果说希腊人是哲学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的话，罗马人就是军事家、政治家、法学家和工程师，独特的民族精神成就了罗马独特的建筑艺术，罗马人不但创建了古代世界最完备的古奥家机构，建立起完善的军事组织和政治制度，而且把古代建筑艺术发展到空前完善的程度。

关键词：罗马文化;民族精神;罗马的建筑。

古罗马通常指从公元前9世纪初在意大利半岛中部兴起的文明，历罗马王政时代、罗马共和国，与1世纪前后扩张成为横跨欧洲、亚洲、非洲的庞大罗马帝国。

到395年，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部。

西罗马帝国亡于476年，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帝国)变为封建制国家，1452年为奥斯曼帝国所灭。

一、罗马文化――质朴与雄伟。

罗马人是拉丁民族的一支，强大的罗马帝国的根基正是希腊人与东方人的后裔所建立起来的“永恒”的罗马城。

早在王政时代(公元前753～公元前509)，罗马人就开始采用希腊字母，后来略加变通创造了拉丁字母。

在共和国初期的数百年中，他们主要以学习和吸收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为主。

由于忙于对外战争，他们在文化上似乎没有建树，但自从登上历史舞台以后，罗马人就以勤奋好学的执著精神和坚忍不拔的坚强毅力，在学习其他民族文化的过程中，真正做到了兼收并蓄、东西相融。

这是毋庸置疑的，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可以说是较早地、也较好地体现了“全球化”特色。

所以说在希腊文化与中世纪文化以及现代西欧文化之间，罗马文化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

纵观全部的罗马史，罗马文化可以分为3个发展阶段：第一，建立城邦之初，罗马人在各方面都是落后的，他们从模仿、吸收的角度，开始城市建筑和公共工程，比如伊达拉里亚人是能成为建筑工程师和城市设计师，他们对罗马文化的影响作用主要体现在生产技术、建筑风格、城邦制度、凯旋式、角斗表演等方面。

第二，从公元前4世纪起，他们随着对外扩张，一方面不断推进城市建设工作，加固和扩大城池，构筑广场、会堂、市场、道路、码头等公共工程，另一方面开始接触外来的东方文化、希腊文化，逐渐表现出既注重坚固实用，又追求美观造型的倾向。

第三，共和后期到帝国初期，以拉丁文学为标志的文艺创作开始起步，并走向繁荣，罗马人迎来了文化史上的“黄金时代”。

二、罗马民族精神与建筑艺术。

(一)罗马民族精神。

随着奴隶制经济繁荣，罗马人开始越出传统的地中海范围，走向欧、亚、非更广阔的活动舞台。

他们在为罗马文化繁荣提供物质基础的同时，也使罗马文化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除了法律之外，包括文字、语言、宗教、建筑、艺术、礼制以及手工业和商业在内的一切，或多或少地都利用了被征服民族的优秀成果。

当罗马人通过军事征服统一意大利半岛，登上古代世界霸主的地位时，他们在不自觉中形成了以虔诚敬神、粗犷豪放和阳刚血气为美德尚武精神，以淳朴求实、纪律严谨和讲究实用为特征的社会风尚，以忠诚正直、甘于牺牲和热爱祖国为理想的民族气质，这一切构成了古罗马民族精神的核心内容。

罗马之所以能从一个小城邦发展为一个大帝国，是与这个民族的尚武精神分不开的。

战争是他们的一项神圣而高尚的事业，它不仅是财富与地位的源泉，更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保证，可以说相比希腊人士崇高精神的创造者和思想深刻的理想主义者，那么罗马人则理所当然的成为物质世界的建设者和注重实际的功利主义者。

(二)罗马筑的特点。

希腊人建筑追求的是典雅与和谐，而罗马人崇尚的是庄严与豪华，所以有“希腊的光辉与罗马的宏伟”一说。

希腊建筑的特点是以水平线为基线，水平线与垂直线形成黄金分割的四六之比，加上阔大平整的造型，给人的感觉是明快、稳定的。

而罗马筑的特点，从建筑风格上看，主要体现为圆拱、拱顶和圆屋顶的样式;从根本内涵上看，明确体现了军事性与实用性的统一;从整体艺术效果上看，中部向上隆起，垂直线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质，产生一种崇高、轻巧的感觉;从功能上看，古罗马筑可以分为城防建筑、宗教艺术、公共设施、纪念建筑和娱乐场所5种类型。

1、城防建筑与宗教建筑。

罗马早期建筑造型庞大，结构简单，工艺粗糙;而晚期建筑富丽堂皇，渗透着奢侈豪华、强大无比的地王之气。

罗马城访起初是建立在土垒、壕沟和石墙的基础之上的，城墙用长方形大块岩石制成的石砖垒砌起来的。

从共和国后期起，由于军事上的成功，他们开始以各种建筑形式炫耀其强盛的国力。

恺撒和奥古斯都市带，他们开始用庄严高雅的大理石代替粗糙笨拙的砖石建造城墙。

宗教建筑(神殿和神庙)方面，罗马人多模仿伊达拉里亚式和希腊样式的庙宇建筑。

伊达拉里亚建筑样式几乎是正方形的，而且有很深的柱廊，如卡庇托林大神庙;而希腊样式多为长方体柱式建筑，柱廊于柱廊之间的距离缩短了。

相比之下，罗马筑属于混合型，没有固定的样式。

共和国晚期以后，罗马人受希腊风格影响日甚，其宗教建筑也有许多高大的石柱环绕，并由正方形向长方形过渡。

他们还从亚洲以及埃及带回了拱形建筑风格，以拱门、拱顶和圆顶为标志的建筑样式，唤醒了长期受正统的希腊直线形压抑的早期朴素传统。

这样，他们不仅崇尚大理石材料，还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曲线式建筑，实现了实用、力量与美3者之间的和谐统一。

罗马的建筑风格既粗犷野蛮，又极富创造性，充分体现了罗马人崇尚权力、宣扬战功的民族精神。

他们偏爱庞大豪放、崇尚骄傲与堂皇典雅融为一体的帝国风范，供奉朱庇特等神的万神殿就是神庙建筑的杰作。

2、公共设施(道路、桥梁、水道、集议场和浴池)在罗马筑中享有盛名。

由于长期战争和国内政治的需要，罗马人非常注重公共工程建设，其建筑风格不尚美丽典雅，而是考虑朴素严谨、坚固实用。

早在公元前3，他们就开始用硬石灰石砌成第一条长达16公里的地下引水道工程，把泉水从东郊引至罗马城内，解决城市用水不足的问题。

为了农业灌溉的需要，他们又在城郊修建了最有特色的市政馆设施――地上引水道工程(水道桥)，形式如同一般建筑，下面有许多半圆形拱门，上面是一条带凹槽的水沟，可以将水从一地输送到另一地，有效地解决灌溉用水问题。

罗马人还十分重视道路建设，过去为群山和荒野阻隔了的大陆，现在开拓出无数条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罗马大道”。

借助于连接各地和跨越欧、亚、非3大洲的公路大动脉，罗马成为向四周辐射的交通网络的中枢。

西方谚语说“条条大路通罗马”，本意就是指罗马大道把整个帝国连成一个整体。

罗马人非常重视集议场(城市中心广场)建设，公元前7世纪末就修建了罗马广场。

广场南面的帕拉丁山石贵族聚居区，平民们经常在广场东北角元老院附近的一块空地上举行集会，所以“广场”一词便有了“论坛”、“讲台”的含义。

浴池是一种典型的罗马发明和富有特色的公共设施之一。

人类有着悠久的沐浴历史，罗马人具有良好的卫生习惯，几乎每一个城市都修建了公共浴池，而罗马城一地就有16座大型公共浴池，这是古代罕见的。

罗马浴池不仅仅是沐浴的场所，它往往是一座结构复杂而又豪华的建筑，具有多重功能。

如它有供沐浴前运动或游戏的回廊，有湿度不同的暖气房，供洗浴用的浴池和日光浴室，还有酒肆、茶馆、餐厅、图书馆等，是健身、休息、与朋友聊天的绝佳去处。

由于罗马贵族和平民都把公共浴池当作生活享受、社会交际和政治活动的重要场所，它更像是一个俱乐部。

3、纪念建筑和娱乐场所。

成熟时期，罗马筑具有实用、坚固和美观3个基本要素。

罗马人好大喜功，他们用冰冷坚硬的大理石建造神庙宇和公共设施，既表现出庄严雄伟的艺术特色，又体现出重要的军事价值，因为高大坚固是绝好的战时工事。

他们在很大程度上秉承了斯巴达人崇尚武力的遗风，在欣赏角斗场中残酷的肉搏厮杀的同时，不惜人力物力，建筑象征权力和威严的宏观纪念物(凯旋门和纪念柱)，为凯旋的将士举行隆重的入城仪式，为远征归来的军事统帅歌功颂德。

由于受希腊文化的影响，罗马人建筑了许多剧场、角斗场等娱乐场所。

中原文化的论文篇四

茶为国饮，发乎神农，闻于鲁周公，兴于唐，盛于宋，明清时遍及中华。

茶成为一种文化并记于史册传与后世，是与历代文人墨客分不开的。

茶书据《华阳国志》记载，周武王伐纣后，巴蜀诸小国以茶为贡品。

但作为世界上第一部关于茶的专著应是唐代陆羽的《茶经》，书中记述了茶的历史、栽培、采制以及煮茶、用水、品饮等内容。

之后，茶的专著中较著名的有：唐代张又新《煎茶水记》、苏庭《十六汤品》，宋朝蔡君谟《茶录》、赵佶《大观茶论》、熊蕃《宣和北苑贡录》、赵汝砺《北苑茶录》、黄儒《品茶要录》，明朝钱椿年《制茶新谱》、田艺衡《煮泉小品》、许次纾《茶疏》、屠隆《茶笺》。

清以后的茶书就不计其数了。

茶联茶联常悬于茶室或茶店，着力宣扬茶功茶效，以广招徕。

如：“松涛烹雪醒诗梦，竹院浮烟荡俗尘。”“泉香好解相如渴，火侯闲评东坡诗。”“香分花上露，水汲石中泉。”“瓦壶水沸邀清客，茗碗香腾遣睡魔。”“佳肴无肉亦可，稚淡离我难成。”等等。

茶诗自古诗家多茶客。

唐诗人姚合曾不惜以诗乞茶：“不将钱买将诗乞，借问山翁有几人?”东坡居士则将新茶喻为美女，吟出了“从来佳茗似佳人”的千古绝响;到了元代诗人刘秉忠笔下，更是一语道破诗家爱茶的真谛：“铁色皱皮带老霜，含英咀美入诗肠。”好一个“含英咀美入诗肠”，难怪代代诗人对茶情有独钟。

茶画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墓葬中，有一幅敬茶仕女帛画，反映了汉代皇室贵族已有茶饮，足见茶韵融入画意由来已远。

我国历来都有茶画名作，如唐代的《调琴啜茗图卷》;宋代钱选的《卢仝烹茶图》，刘松年的《斗茶图》;明代唐伯虎的《事茗图》，沈周的《醉茗图》、《虎丘对茶坐图》;清代薛怀的《山窗清洪图》，都形象地记录了茶事史料，可以说笔笔渗茶墨之情，幅幅香溢诗画之中。

茶令茶令和酒令是我国传统饮食文化的组成部分。

唐代书法家颜真卿与茶友陆士修、张荐等，就曾将茶令组成了为人传诵的《五言月夜啜茶联句》：“泛花邀坐客，代饮引情言(陆)。

醒酒宜华席，留僧想独园(张)。

不须攀月桂，何假树庭萱(李)。

御史秋风劲，尚书北斗尊(崔)。

流华净肌骨，疏渝涤心原(颜)。

不似春醪醉，何辞绿菽繁(僧)。

素瓷传静夜，芳气满闲轩(陆)。”这一茶令堪称茶文化的佳品。

近年台湾还流传一种新的茶令“返返拳”，可知茶令至今不衰。

茶肴茶肴，是指加进茶叶一同制作的肴馔。

茶肴之多，岂止是“五香茶叶蛋”。

试看今日广东的“茶香鸡”(用乌龙茶)，浙江的“龙井鱼片”、“龙井虾仁”，南京的“香炸云雾”，安徽的“云雾肉”、“毛峰熏鲥鱼”，江西的“云雾石鸡”，四川的“樟茶鸭”，河北承德的“茶烧猪肉”，香港的“武夷茶皇鸽”等等。

茶谜茶谜，是茶农、茶商和饮茶爱好者在寻常生活中生动形象的升华，也是中国茶文化的延伸。

最早的茶谜很可能是古代谜家撷取唐代诗人张九龄《感遇》中的“草木有本心”诗句配制的“茶”字谜。

在现代，借助灯谜来弘扬祖国茶文化，更为人们喜闻乐猜。

如“山中无老虎”(猜茶名“猴魁”);“嫩香值千金”(猜茶名“莫干黄芽”);“人间草木知多少”(猜茶具“茶几”)等等，这不仅丰富了茶谜的内容，而且也为茶文化增添了声色。

茶礼“客来敬茶”是我国人民好客的传统与礼俗。

以茶代礼古已有之，至今不少地方颇有情趣。

苏南一带过年，有用两颗金橘泡“元宝茶”敬客的习俗，象征吉祥如意;赣北修水一带，有用芝麻、黄豆、生姜、桂花、爆米等为佐料泡“果茶”敬客之俗，若茶中佐料品种越多，表示对客越尊敬。

中原文化的论文篇五

立柱用料也颇粗大，上部稍细。明代立柱通常为梭形。梁托、爪柱、叉手、霸拳、雀替(明代为丁头拱)、斜撑等大多雕刻花纹、线脚。梁架构件的巧妙组合和装修使工艺技术与艺术手法相交融，达到了珠联璧合的妙境。梁架一般不施彩漆而髹以桐油，显得格外古朴典雅。墙角、天井、栏杆、照壁、漏窗等用青石、红砂石或花岗岩裁割成石条、石板筑就，且往往利用石料本身的自然纹理组合成图纹。墙体基本使用小青砖砌至马头墙。

中原文化的论文篇六

徽州古民居受徽州文化传统和优美地理位置等因素的影响，形成独具一格的徽派建筑风格，粉墙、瓦、马头墙、砖木石雕以及层楼叠院、高脊飞檐、曲径回廊、亭台楼榭等的和谐组合，构成徽派建筑的基调。徽派古民居规模宏伟、结构合理、布局协调、风格清新典雅，尤其是装饰在门罩、窗楣、梁柱、窗扇上的砖、木、石雕，工艺精湛，形式多样，造型逼真，栩栩如生。

两层多进，各进皆开天井，充分发挥通风、透光、排水作用。人们坐在室内，可以晨沐朝霞、夜观星斗。经过天井的“二次折光”，比较柔和，给人以静谧之感。雨水通过天井四周的水枧流入阴沟，俗称“四水归堂”，意为“肥水不外流”，体现了徽商聚财、敛财的思想。民居楼上极为开阔，俗称“跑马楼”。

天井周沿，还设有雕刻精美的栏杆和“美人靠”。一些大的家族，随着子孙繁衍，房子就一进一进地套建，形成“三十六个天井，七十二个槛窗”的豪门深宅，似有“庭院深深深几许”之感。黟县关麓的“八大家”就是由八个兄弟的20幢民居屋舍相贯、院庭联幢而成。徽派民居在室内装饰和摆设方面也极为讲究。

正堂挂中堂画，两侧中柱上贴挂楹联。“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等透出深刻的哲理，反映了徽商贾而好儒、崇文重学的思想。厅内陈设条桌，桌上东边放一花瓶，两边摆一古镜，中间是时钟，寓意徽商在外永远平安。走进徽州，人们可以从众多鳞次栉比的古民居中看到“东方文化的缩影”，著名的古民居村落有西递、宏村、唐模、南屏、呈坎、昌溪等等。

中原文化的论文篇七

被称为“天王三京，北都居一”的晋阳，在佛教盛行的唐代，乃全国佛教活动的中心之一。内外远近众多的寺庙伽蓝集中地反映了唐代晋阳的佛教盛况。《旧唐书·裴休传》“太原……近名山，多佛寺”。元好问《威德院功德记》“并州，唐以来图经所载，佛踏庙处示他郡为尤多。”根据现有古籍记载，唐代晋阳的佛寺庙院主要有三类。

一类是前朝所建寺庙。这类寺庙一般规模大，名气高，香火盛。最早的有东汉建安年间建的普光寺，该寺唐初赐名普照寺，唐中宗时避天后武则天讳而改名普光寺。北魏时在阳曲县西三十里虎狼山建有冶平寺，东魏权臣高欢在晋阳城内建的定国寺等都是唐代名刹。北齐时在晋阳城外建的寺庙有：崇福寺，天保二年(551年)高僧永安建，武则天时御史大夫魏元忠曾为其撰写《崇福寺钟铭》。法华寺，在晋阳城西十五里的蒙山，北齐天保二年(551年)建，原名开化寺，寺后依山刻佛像，高二百尺(66.66米)。隋仁寿元年(601年)，建造高大佛阁，以庇尊像。李渊镇晋阳，曾到此寺瞻礼。夜梦化佛，遂起兵建唐。童子寺，在晋阳西十里的龙山，天保七年(556年)弘礼禅师建，寺内有石刻造像，高一百七十尺(63.3米)。唐高宗李治与皇后武则天曾于显庆六年(661年)来此瞻礼。

二是由官衙名宅改建的寺庙。晋阳多前朝官衙名宅，唐代为了保存这些建筑，将其改为佛寺，供人瞻礼。这类寺庙有，高欢在天龙山的避暑行宫改为天龙寺;并州尚书省改为大基圣寺;王韶宅先改为百官寺，又改为解脱寺;斛律明月宅，唐改为正觉寺;萧(王禹)宅，改为开元寺;宇文述宅，李渊晋阳起兵于此发端，因此改为义兴寺。

三是唐代新建寺庙，主要有奉圣寺，在晋祠南，武德五年(622年)，鄂国公尉迟恭将自己的别墅指出建佛寺，唐高祖李渊赐名“十方奉圣禅寺”。尉迟恭晚年皈依佛门，在此寺栖居。崛(山围)寺，在阳曲县西三十里崛9山围)山上，贞元二年(786年)建，初名三教堂，后改为多佛寺。此外，唐代在晋阳及其附近新建寺庙还有千佛寺、圆通寺、龙泉寺、华塔寺，闲居寺等。

唐代晋阳大佛寺。

唐北都晋阳佛教兴盛，寺庙众多，著名的大佛寺便是其中之一。

大佛寺创建于隋文帝开皇年间。有位名叫澄空的和尚，年二十岁，他在晋阳汾水以西建寺后，誓愿要在寺中铸一高七十尺的巨型铁佛。于是澄空四处化缘，用了二十年的时间聚集金炭，开炉铸像，不幸佛像没有铸成。澄空稽首忏悔，继续为铸佛不遗余力。又过二十年，已是唐初，二次开炉造佛又遭失败。年过六旬的澄空和尚仍不灰心，矢志不移，决心再次精心准备，誓在有生之年造成佛像。又是二十年艰辛努力，三次开炉造佛，远近僧俗万人，前来观瞻铸佛盛况。澄空登上百尺炉巅，对观众高声喊道：“我年轻时就发下大愿，铸写大佛，现已八旬，曾两次造佛不就，这次如再遭违心，这辈子恐难以完成夙愿了。今日开炉，我将与金液同铸佛像。如果大佛造就成功，五十年后吾将为佛再建重像。”观众听后无不人人泪下，号泣谏之，但澄空决心以死明志。等到炉口开启，金液喷射，澄空向众人挥手致谢后，飞鸟一般纵身跳入滚滚铁流之中。佛像终于造就，其相庄严端妙，毫发胥备，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大佛寺遂成晋阳城中著名寺院。唐玄宗开元年间，节度使李(日高)镇守晋阳，看到佛像为风日所侵，便捐资七万缗，建重阁以护之，名曰“平等阁”。此距澄空捐躯造佛正好五十年。此后，大佛寺更具盛名，远近僧俗纷纷前来顶礼膜拜。直到宋初，宋太宗平北汉火烧晋阳城，大佛寺及佛像一起随城焚毁。

中原文化的论文篇八

山西南部的大部分地区，事中国古代农业十分发达的地区。一种形似今天铲状的“”，是农具，也是可以转让的财物;随着交换的发展，它演进成中国货币上一种十分重要的货币形式——布币。山西是历史上布币行用最广泛的地区，主要使用以下几种：

原始布。

兼有农具、实物货币和金属铸币性质，铜质粗糙，体形较大，首部有可以纳柄。

耸肩尖足空首布。

分大中小3种，通长11厘米至15厘米，重14克至35克，是当时山西境内的重要货币形式。这种布币布面多无文字，有文字者较少。晋南侯马、运城、稷山、夏县均有出土，其行用自西周至春秋晚期。侯马出土一布币，面有五个文字，称为“多字空首布”，堪称稀品。

尖足布。

有大、小;平肩、稍耸肩;平档、圆档;稍弧尖足、折尖足之分。大尖足布通体长约8.5厘米，足宽4.5厘米，重10克至14克;小尖足布通体长约5.5厘米，足宽约3厘米，重约5.5克至6.5克，布面铭文多铸有城邑地名，有些背文为纪数，如“晋易”、“晋易半”、“中阳”、“半”、“兹氏”、“兹氏半”、“榆即半”、“藿人”、“半”、“甘丹”、“大阴”等。尖足布多为三晋赵国货币。

方足布。

是战国时期三晋地区的重要货币形式。早期方足布弧裆体大厚重，布面铭文纪城邑也纪重，标出“”，故也称“布”。分为“二”、“一”、“半”三等制，有“安邑二”布、“安邑一”布、“安邑半”布、“甫反一”布、“共半”布等，二布重约28克;一布重13克多;半布重6克多，可见这种布是“子母相权制”。这种弧裆布在芮城、侯马、万荣、夏县、高平等地都有出土，布面铭文铸地多在山西境内，如安邑在今夏县，甫反在今永济。

方足布用的较多的是平首平肩方足布，相当于较小的“半布”故称“方足小布”，为三晋时期韩、赵、魏所铸，布面多铸有城邑文字，如“平阳”、“”“长子”、“屯留”、“同是”、“垣”、“高都”、“祁”、“”、“奇氏”、“土匀”、“阳邑”、“榆即”、“兹氏”、“北屈”、“涅”、“”、“莆子”、“城”等。这些方足小布流通广泛，山西境内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普遍出土，如山西阳高天桥一次就出土平首方足布13000枚之多。

圆足布。

是布币稍晚出现的一种，圆首、圆肩、圆足、圆裆，小型布重与方足布同，大型布重约150克。有“晋阳”、“兹氏”、“石”、“”等，多属三晋赵国货币。

三孔布。

圆足布形制，在布首、两足各有一孔，故名三孔布。布面文亦铸地名，背文十二朱及纪数，属赵国货币。这种布币甚少见，山西朔州出土“宋子”三孔布和晋南发现的“无终”三孔布堪称古钱币中的珍品。

上述几种布币，一般通称“三晋布币”，在中国货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中原文化的论文篇九

中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源头，具有丰富多彩的内涵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在近期的深度游学活动中，我有幸前往中原文化的发源地之一的河南，深入了解中原文化，从中汲取灵感和启示。本文将从历史、文化、人文、人文景观以及现代化建设五个方面谈论我对中原文化的心得体会。

一、历史因素是中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原文化历史文化渊源深厚，几千年的文明史让中原文化在中国文化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我们只有从历史衍变中寻找灵感、汲取力量，方能让现代社会更好地发展。从坐落在中原之地的洛阳、开封、郑州再到小县城，都能看到中原文化的体现。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如洛阳、开封等城市，如今在这里留下了众多的史迹和文物，如白马寺、龙门石窟、大报恩寺、少林寺等绝佳的古代建筑，这些古代遗景能帮助我们观察和了解人类文明的进化史。

二、文化体现是中原文化的独特之处。

中原文化的独特之处体现在多个方面，如传统文化、民俗文化、文化遗产等等。比如开封的韩琦以及其子韩愈的追求“忠君爱国，尚贤重士”希望通过这种行为启示更多的人，希望大家在社会生活中发挥出更多的正能量。在河南，大大小小的寺庙、祠堂等，都具有其独特的文化之美，这也让我感受到一个地区的文化性格深浅与否、地区文化的魅力大小取决于地方文化之年龄、在社会中的地位、记录人类文化发展的程度。

三、人文景观是中原文化留给我们的永久印记。

河南是一个拥有丰富人文景观，人文气息浓厚的省份。这里有世界文化遗产之一的龙门石窟、千年古刹少林寺、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大报恩寺等，它们有回忆和它们美好历史的印迹。奇山异水在中原文化的镇区中已经融合成了旖旎风光。在那些地方，我又恍如回到了一个崭新而熟悉的时期。中原文化的人文景观，向人们展示了传统中国文化的永久魅力。

四、人际交往体现了中原文化的独特魅力。

中原文化独特的魅力还体现在那里的人际交往上。河南所有的人都非常的热情好客，他们和你交朋友没有任何障碍和偏见。他们对人在热情真挚，让我真正领悟到了那句话：“山穷水尽之时，人情最温暖”。它也让我深深体会到这句话的博大。在那里，人们都能够彼此尊重、欣赏、共同协作发展，更好地开创新的事业。

五、现代化建设是中原文化未来可持续发展的保障。

弘扬传统文化与推进现代化建设是中国文化生存和发展的必须选择，而中原文化的现代化建设在这方面也走在了前列。国家一系列的文化政策吸引着人们前来了解和投资。新的中国安阳尊古街、郑州航空港区、洛阳新区的更新，无一不是我们文化的新形象。通过现代化建设，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化，是中原文化可持续发展的保障。

总之，中原文化是中华文明中的瑰宝之一，历史文化、文化体现、人文景观、人际交往、现代化建设是中原文化的五个方面。这次深度游学活动，让我对中原文化的多重层面有了更加深刻和清晰的认识，并且也让我领略到了中原文化的美丽魅力和未来可持续发展动力。我相信，中原文化将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包容和有机更新下，焕发出更加夺目的光芒，继承至今，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代代相承。

中原文化的论文篇十

山西票号在近代中国经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从清代到民初活跃在中国金融业近百年，山西票号有多少，不同的刊物有不同的说法：

193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陈其田著《山西票庄考略》(以下简称“考略”)，全国票号有60家，其中山西票号52家。

1985年5月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盛慕杰主审的，供高等财经院校试用教材《中国近代金融史》(以下简称“近代史”)称：有票号32家，其中平遥、祁县、太谷23家，南邦2家，地址不祥的7家。

1996年6月新华出版社出版，由张巩德主编的《山西票号综览》(以下简称“综览”)称：山西票号有43家，南邦票号8家，共51家。

1982年8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天津文史资料选辑》(以下简称“文史资料”)第20辑，杨固之等所写《天津钱业史略》一文称：山西票号盛时达34家，外邦票号3家。以上四种刊物所列的票号名称有一部分是共同的，有一大部分是各不相同的。但这些刊物所列名号都是有出处的，有根据的，如“考略”提出山西票号是根据《支那经济全书》《支那半月刊》《晋商盛衰记》和范椿年的《山西票号之组织和沿革》以及其它出版物和经理们提供开列的。其它也都有各自的根据。

根据四种刊物综合起来，全国共有票号90家，其中山西票号80家，外省票号10家。具体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在三种以上刊物都有的31家。

其中四种刊物都有的17家，计有：日升昌、蔚泰厚、蔚盛长、新泰厚、天成亨、协和信、协同庆、百川通、乾成亨、蔚长厚、合盛元、元丰久、三晋源、存义公、志成信、协成乾、蔚丰厚。

三种刊物上有的14家，计有：宝丰隆、大德通、大德恒、大盛川、世以信、绵生润、大德川、大德玉、聚兴和、聚兴隆。

其中有外省的4家：天顺祥、义善源、阜康、源丰润。

二、在两种以上刊物上有的7家。在“综览”和“近代史”上有的，有：日新中、大德兴、谦吉升、其德昌。在“综览”和“文元史资料”上有的，有：大庆。在“考略”和“近代史”上有的，有：胡通裕。三：只在一种刊物上有的52家。

“考略”25家：有：中兴和、天德隆、裕源涌、恒隆光、公合全、大美玉、福成德、公升庆、长慎涌、永泰发、恒义隆、长顺涌、蔚丰泰、天盛恒、蔚泰永、乾隆长、蔚成亨、新丰厚、永泰庆、长盛川、自成信、百川达、大德祥。南邦的：浚川源、恒济。

“综览”13家：有：云丰泰、松盛长、义盛长、祥和贞、汇源涌、永泰庆、永泰裕、兴泰魁、三和源、大德源、义成谦。南邦：杨源丰、晋益升。

“近代史”8家，有：广泰兴、聚发源、万成和、承光庆、义兴永、隆盛长、万盛长、光泰永。

“文史资料”6家，有：天成厚、志一堂、源利通、同庆丰、蔚丰长、元顺长。

以上所列票号名单，仍可能有不完善，不准确之处。但可以说是至今为止最全面的一个名单，基本可以反映山西和全国票号机构的面目。

中原文化的论文篇十一

古代铸造方法比较粗放，殷商冶炼技术出现，铸造了仿真贝的铜贝，其范围尚有一定局限。春秋时期简单的手工冶铸作坊已发展成具有一定规模的铸造工场。侯马春秋铸铜遣址出土的炼炉、坩埚以及空首布的陶范和泥内范，显示出一座古代铸币工场的规模与工艺水平。泥范由泥沙加工制成，钱币铭文反刻范内，经浇铸取出铜币，范即毁坏，一范只用一次。币材多为青铜，含铜70-80%，余为锡、铅、锌等。晚期布币多为各诸侯国所铸，铸有城邑名称，初要在本城邑内流通，后范围逐渐扩大。

秦半两亦用泥范浇铸，铸出的钱轻重相差很大，秦半两与布币不同之处在于秦半两是国家统一和度量衡统一情况下多为官炉所铸，布币则是各城邑自造。西汉铸钱技术略有提高，所铸四铢半两始采用铜范，铸出钱大小一致。汉代五铢钱铸造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已十分工整。山西有多处汉代五铢钱范出土，可知汉代山西仍是铸钱重地。山西定襄曾出土一具五铢铁范，很少见。北魏时，孝明帝熙平二年(517)冬十二月，尚书崔亮奏请于王屋等山采铜铸钱，“诏从之。自后所行之钱，民多私铸，销就小薄、价用弥贱”。王屋就在山西垣曲县境内。隋文帝开皇十八年(598)，“诏汉王谅，听于并州立五炉铸钱”。唐高祖武德四年(621)，“七月，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仍置钱监于洛、并、幽、益等州”。到唐天宝年间，“天一炉九十九：绛州三十……”，山西已是全国主要铸钱之地。乾元二年(759)绛州诸炉“更铸重轮乾元钱”，径一寸二分，其文亦曰乾元重宝，“一当五十，二十二斤成贯”，“于是新钱与乾元、开元通宝钱三品并行”。

其时，“每炉岁铸三千三百缗(每千文为一缗)，役丁匠三十，费铜二万一千二百斤、邋三千七百斤、锡五百斤。每千钱费钱七百五十。天下岁铸三十二万七千缗”。山西所铸钱约为全国的四分之一多一些。唐钱私铸多，钱滥恶，“河东旧使锡钱，民颇为弊，宜于蔚州置五炉铸钱”，“自是河东锡钱皆废”。足见当时恶钱充斥山西。

宋铸钱规定“凡铸钱用铜三斤十两、铅一斤八、锡八两，得钱千，重五斤”。初对“诸州轻小恶钱及铁邋钱悉禁之”，但难以禁住。“又请因晋州积铁铸小钱。及奎徙河东，又铸大铁钱于晋、泽二州，亦以一当十，助关中军费。……于是奎复奏晋、泽、石三州……铸小铁钱，独留用河东。河东铁钱既行，盗铸获利什六，钱轻货重……”。民间私铸铁钱，甚至使官炉罢铸，对这种情况，熙宁八年(1075)“诏河东铸钱七十万缗外，增铸小钱三十万缗，于是知太原韩绛请仿陕西令本重模精，以息私铸之弊”。

山西宋钱官家铸额颇大，如张州垣曲监每年铸26万贯铜钱，铸额在全国铸钱监中居前。北宋末年，“唯河东三路听存旧监，以铸铜、铁钱;产铜郡县听存，用改铸小平钱”。并“俄诏并河东罢铸夹锡钱，止用旧法鼓铸”。南宋时山西在金统汉下设有阜通监，在代州，铸大定通宝。宋钱铸行数量极大，大额交易用钱已不便，往往用银，钱只为小额买卖所用。

金元铸钱基本袭用旧制，因银、纸币行用渐渐盛行，铸钱自然相对减少。明铸造钱较少，山西有炉局鼓铸，母钱有用铜、锡制成的，铸钱用范铸，钱币轻重、成色有匠头专司其职，铸费较高。万历五年(1577)山西巡抚高文《钱法十议》中，提到铸钱费用为：工料铜价每百斤值银七两，工匠杂费二两二钱，可铸钱10000余文。明铸炉规模已扩大，每炉每年7832贯，较唐代每炉每年3300贯多了一倍多。洪武二十六的(1893)，山西有铸炉40座，每年铸钱23328000文。山西明初用钞少用钱多，后钱钞兼用，以纸币为主，钱为辅;纸币膨胀跌价后，一切以银、钱支付。

清代制钱在山西的铸造可上溯到顺治年间，当时户部设宝泉局，工部设宝源局，铸顺治通宝钱，并“颁行各省，开炉鼓铸”，钱文为汉、满两种，正面铸“顺治通宝”四个汉字，北面铸“宝泉”两个满文。“直省则以局名……山西曰原”。“雍正七年更定各省钱文……山西曰‘宝晋’”，此后，山西铸钱局名“宝晋局”。宝晋局原设六炉，乾隆五十九年(1794)以后“只开四炉”。道光四年(1824)后因银贵钱贱，全国铸炉渐减至道光九年，山西铸钱炉“一并停止”，后道光二十三年又“遵户部咨，先以四炉开铸”。咸丰初年，全国各铸钱局开铸当十到当千大钱。宝晋局在咸丰四年(1854)亦开铸当十大钱，因“成本过重”，“每年共亏折钱五万九百余串，合银二万余两”。只得暂行停铸，并“移炉就铁，……在平定州设局安炉，铸铁钱解京”。“原由户部派员督办，在准部改为晋省接办”。铁钱铸出“无法畅使，难以流通”。后铸炉时有停开，光绪十三年(1887)山西“宝晋避遵旨派员赴天津买铜(进口铜)开炉鼓铸”，“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先开一炉”，“光绪二十六年添一炉鼓铸制钱”。以后，制钱渐被铜元所代，各省竞相改铸铜元，制钱铸炉即告终结。

清白银地位更加重要，山西多有银元宝铸造，上嵌有县名，由当地银炉铸造，尤其是五十两一锭的大宝，山西所铸数量之多居全国之首。

清末民初银元渐多，广为流通，银两虽依然在山西部分地区使用，但已不如以前，制钱仍有少量行用，据载民国6年(1917)流行在山西境内的制钱经约有3亿枚左右。

山西铜元铸于民国5年(1916)，当时阎锡山为适应市场流通需要和从中取利，在陆军修械所内设铜元局，用制钱改铸铜元，当十铜元(即一枚铜元相当制钱十文)共造451608172枚，当二十铜元共造23257023枚。银元铸造目前发现山西仅有二角银辅币一种，因制作粗劣，当为私铸。

纸币印行可上溯至宋，据记载，潞州设交子务专管山西交子一应事务。

金是先印行纸币，纸币交乐印行权交由各路单管，交钞上印有准流通区域，并规定兑换之州、府，如陕西东路交钞可在河中府(今永济)、潞州(今长治)兑换;平阳、太原府路印行交钞可在平了、太原路官倒换钱券。元代纸币印行也袭旧制，但其借贷、劳务、物价、交易都用银，并以银作纸币发行手段，低币印制用木版或铜版，加盖印鉴。元各种钞发行额较大，并已不限流通年月。官票宝钞“先于京师行用，后流通渐广……颁布各省，一律遵办”同时对民间的银钱私票行用仍听其便。

清官票宝钞行用于山西，已是咸丰十一年(1816)，其行用也不是当做完全法偿币，商民缴纳厘税、官兵俸饷都是只能搭用几成，一般是三成左右。晚清山西交纳田粮赋税，分为银四成、制钱三成、米豆三成，内中三成制钱即准搭用钞票，就是这样，钞票的行用依然令“商民恐慌，市肆混乱”。及至咸丰末年，对官票宝钞不得不加以清理。到同治年间，除捐税、纳官、赎当偶有搭配使用外，基本上已停用。值得一提的是大清宝钞负责制多用山西白色双抄毛头纸。金、元、明、清山西纸币发行机关多为政府或稍后的官钱局、官办银行等(如大清银行)。民国初年统计山西官银号官钱局发行纸币2077236元。稍后，山西纸币更加复杂，种类繁多，币值各异。直至民国8年(1919)山西省政府统一币制后，才禁止各种杂钞的发行，由山西省银行及铁路垦业、盐业银号发行的晋钞取代。山西四银行号发行的钞票垄断山西货币市场达20年之久。

中原文化的论文篇十二

雁北地处塞外，是著名的古战场，历史上是中原汉族和北方少数民族长期互相争夺的地方。一般说来，中原汉族政权比较稳定强盛，雁北即统一于全国范围之内，也比较安定繁荣。中原汉族政权稍弱，雁北一带即成为互相争夺的战场，经济上必然遭到很大破坏。如果中原政权腐败和内战不休，雁北即北北方少数民族占领。因此，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长河中，雁北一带一直是汉族人民和北方少数民族杂居的地方，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各足族人民和睦相处，互相往来，逐渐融为一体。

第一次民族大融合。

据载，雁北一带上古属冀州，春秋时为北狄所居，聚居的少数民族有林胡、楼烦等部。战国时，赵国的势力扩展到这里，赵武灵王曾胡服骑射，向北开拓疆土，傍阴山筑长城，与匈奴、楼烦、林胡为界。当时雁北一带为少数游牧部落居住。

到秦统一时，一直处于北方的匈奴成为秦的强敌。秦始皇筑万里长城防匈奴。秦末汉初，匈奴在冒顿单于统治下，武力达到了空前未有的强盛。它灭东胡，败浑庚，征楼兰，拥骑兵三十万。西汉初年，连年侵入边境，劫掠人口牲畜，“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成为边境的大患。公元前200年，汉高祖刘邦亲率大军三十万北击匈奴，被冒顿骑兵四十万围于平城，用陈平秘计才算解围。至此以后的六十多年时间里，西汉政权一直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任其在边境地带肆虐。

当时的雁北一带，居民是极其有限的。除平城外，大约只有马邑一座小城。到汉景帝时，由于经济上的逐渐繁荣，军事实力也逐渐增强，汉与匈奴的军事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匈奴只能“小入盗边”。公元前133年，汉武帝开始对匈奴进行长期的讨伐战争。汉兵三十万埋伏在马邑附近的山谷中，遣马邑人聂翁壹诱匈奴主力，准备一鼓聚歼，不幸谋泄未成。从此就拉开了讨伐匈奴大战的序幕。之后的二十多年，汉派将军卫青、霍去病连续三次讨伐匈奴，大败之。匈奴内部分裂后，南匈奴投降了汉朝，北匈奴远逃荒漠。不久首领郅支单于被汉击杀。从此匈奴亲汉，北方边境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塞外高原第一次出现了“边城晏闭，牛马布野”的和平景象。匈奴降汉后，汉安置降众于朔方(内蒙)、云中(雁北)一带，称为属围。从此，匈奴在雁北一带定居。

为了发展边疆经济，汉武帝在武力征服的同时，曾大量从关中移民充实塞外，曾一次移民七十万口。并在塞外筑城，设郡县。雁北一带出现了很多城廓。据《汉书·地理志》载：仅雁门一郡，即领县十四，有户一万三千一百七十六，口二十九万三千四百五十四。就这样，从中原北移的汉族人民与降汉的匈奴部落在雁北一带和平共处，共同生活，开始了雁北历史上的第一次民族大融合。汉与匈奴人民互相交流文化，互相学习生产技术，共同为开发雁北奋斗。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他们的思想一致了，生活一致了，习俗也无多大差异了，经几代人的努力，这两个民族也就渐渐融而为一了。

王莽篡汉，中原兵起，塞外虽被波及，但还比较安定，只是中间曾被据邯郸独立的王郎统治过一个短时期。刘秀统一天下后，塞外人口虽然有所减少，但仍不失繁荣景象。南匈奴单于分部屯于云中、雁门、代郡等地，助汉守边，和汉族人民和平相处。这种状况一直维持了西汉、东汉两个时期，约三百余年。这中间，雁北虽然也发生了几次大战，如汉平息卢芳的叛乱，击败乌桓的入侵等。但雁北的整个形式还是稳定的，人民生活也是安定的，生产有所发展，经济趋向繁荣。

东汉末年，政治腐败，黄巾起义后，中原大乱，战祸连年不绝，繁荣的黄河、长江流域，也是“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荒凉景象。雁门关外虽然没有直接遭受战祸，但在中原朝廷无暇顾及边防的时候，北部的乌桓、鲜卑乘势而起，由东向西扩展势力。远逃的匈奴又返回扰边。塞外边境又出现了不安定的局面。据《晋书》载：灵帝末，羌胡大扰，定襄、云中、五原、朔方、上郡等五郡并流徙分散。三国时，曹魏为了边境居民免遭骚扰，“建安二十年省云中、定襄、五原、朔方，置一县领其民，合为新兴郡”(《后汉书》志第三十三)。西晋时，取刘琨议”自胫岭以北并弃之“(《晋书》地理卷十四)，就是说把雁北关外建立的城郭即不复存在了。从此，塞外三百多年的繁荣时期结束。

此后，便是西晋时期的十六国大乱，雁门一带又被一部新起的少数民族——鲜卑部占领。

第二次民族大融合。

东胡鲜卑族本来是居住在辽西的一个少数民族，东汉桓帝时，檀不愧建国。檀不愧死后，部众离散。魏晋时，鲜卑部宇文氏，慕容氏，拓拔氏相继兴起，这些部落乘中原大乱之机，纷纷出兵侵占中原，建都立国，如慕容部建前燕，宇文部建北周，拓拔部建魏。当时的雁北一带较长时间都为鲜卑拓拔部占领。拓拔部正处在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度阶段，完全是游牧部落，居并州塞外。此时黄河流域正经受前所未有的大破坏，塞外高原在这些游牧部落的统治下的经济也不可能发达。

西晋初期(310)晋朝封鲜卑首领猗卢为代公，割刭领以北地(代县勾注山以北)给猗卢。314年进封代王，建都盛乐(呼市南)。之后鲜卑内部混乱，互相残杀。直到333年什翼犍即代王位，统一诸部，又开始强盛起来，但不久被前秦苻坚击败，逃漠北。386年什翼犍孙拓拔圭继代王位，改国号魏，他东攻西掠，南伐中原，在参合陂大破后燕军，占领了黄河以北，398年建都平城(大同)。次年称帝(魏道武帝)，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北朝。从此，鲜卑部又在雁北定居。

这一时期，社会比较安定，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农业生产得到了发展，据《魏书》载：跋谓毗曰：“垒北地瘠，可居水南，就耕良田，广为产甘，各相劝励”(《北史·和跋传》)。燕风出使前秦时对苻坚说，魏：“控弦之士数十万，见马一百万匹，”坚曰：“云中川自东川至西河二百里，北山至南山百余里，每岁孟秋，马常大集，略为满川，以此推之，使人言犹未尽。”这些片段的记载说明，处于畿内地的雁北地区生产是大发展了，这一时期，鲜卑族又与汉族人民逐渐融合，这种状况大约维持了一百多年。

公元493年，魏孝文帝迁都洛阳，随着北魏的衰落，雁北一带由畿地再次变成了边疆，处于鲜卑北方的柔然逐渐强盛。魏在外长城设怀荒等六镇防柔然。孝昌中年(526)柔然陷恒州。魏只好把雁北各州、郡、县寄自肆州(忻州)，从此，塞北经济再次遭到破坏。北齐时，虽然再次统一北方，但由于时间短促(仅20余年)，经济未来得及恢复。恒州一带又被灭柔然而起的突厥部占领。公元563年，突厥与周通婚，出骑兵十万，自恒州分三路进关，合周兵攻齐晋阳，突厥沿路大掠，人畜不留。雁被各州县再次名存实亡。综合这一时期，雁北一带又融合了鲜卑族，氏族等诸多的少数民族。

第三次民族大融合。

中原结束了西晋以来三百多年的战乱，到南北统一的社会繁荣时期——隋王朝时，雁北一带仍为突厥占领。隋文帝离间突厥内部，派兵出朔州道大破突厥沙钵略军。沙钵略逃走。突厥分东西两部。隋再次收复塞外。这时雁北一带仅有马邑、定襄两郡，马邑郡统县四，户四千六百七十四，定襄郡统县一，户三百七十四。(《隋书》)人口如此稀少，可见其经济状况了。但这种状况也没有维持多久。隋末，中原大乱，突厥再次成为北方强国。荒淫无耻的隋炀帝曾到北境游玩，遭到突厥始毕可汗骑兵的袭击，慌忙逃回雁门，突厥兵围雁门，城中兵民死守，等待援军到来方才解围，突厥望北撤去。之后，雁门各郡虽属隋，但实际为突厥所占据，隋末大乱时，马邑刘武周起兵反隋，就是依靠突厥起兵的。

唐初，李世民兼并割据，打败据并州称帝的刘武周和割据朔方作乱的梁师都，击败突厥兵。630年，突厥被唐灭，从此雁被一带再次为中原所有。此后的三百年，塞外虽然仍是边防要帝，但生产有了一定的发展，经济沙锅内进入了第三此繁荣时期。

天宝初，默啜兴起，经常深入内地掳掠人畜，唐朔方节度使王忠嗣破默啜，再次巩固边防。据《新唐书·王忠嗣传》的突厥军作战。“天宝元年，北讨奚怒，战桑干河，三遇三克，耀武漠北。”并“筑大同、静边二城，徙清塞，横野军实之”“自朔方至云中袤数千里，据险要筑城堡，斥第甚远。”据说唐时的金城县旧城即是王忠嗣所筑。这说明唐中叶以后，雁北的经济又逐渐趋向繁荣。但是，唐末至五代后晋天福年间，雁北一带又换了主人，经济也再次繁荣。这与李克用父子在此经营多年是分不开的。

据《五代史》载，唐德宗时，有一部号“沙陀”的突厥部落归顺唐朝，被当时唐朝的河东节度使范希朝安置载“定襄神武川之新城”(《中国通史》考在大同南百里)，后来首领朱邪赤心助唐讨藩叛乱，因军攻被封为大同节度使，并赐姓李国昌。世居雁北，其子李克用生于金城天王村(应县城北)，李国昌把金城县治迁到天王村(即今应县城)，李克用英勇善战，尤善骑射，一眼眇，人称“独眼龙”，有骑兵一万，号沙陀军。878年，李克用杀唐大同防御使段父楚，占领云州。后被唐击败，逃于鞑靼。881年黄巢起义军入长安，唐德宗诏任李克用出兵破黄巢，后封为晋王，占据太原。李克用死后，子李存勖继晋王位，灭后梁建后唐，即后唐明宗。因为李嗣源是应州人，所以改应州为彰国军，并在应州城建立祖庙，当时的雁北外无强敌(契丹势力还未触及)，内拥皇室，况且李嗣源政治较清明，生产有了一定的发展，经济也逐渐繁荣起来。这样，雁北一带又为沙陀族所居，后来，这一部分少数民族也与汉族融合了。

辽、金、元、明、清时期的民族的大融合。

五代前期的安定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李嗣源死后，代唐而立的后晋高祖石敬瑭(李嗣源女婿)，为了取得中原政权，拜北方契丹主为父，出卖国土，换取儿皇帝名号。936年，石敬瑭即皇帝位。派桑维翰为使，割幽、蓟、瀛、涿、檀、莫、顺、新、妫、儒、武、云、应、寰、朔、蔚十六州给契丹。此后的三百多年，雁北一带长期与中原分离。

北宋初年，赵匡胤曾试图夺回被辽割去的燕云十六州，没有成功。986年，宋太宗分三路取燕云。西路军潘美、杨业曾收复云、应、寰、朔四州。但是由于东、中两路失败，西路军也只好收兵回雁门。这期间，雁北归宋仅三个月时间。但是宋兵撤走时，将云、应、寰、朔四州部分人民迁回雁门关内。

宋辽大战后，辽主派礼部侍郎刑抱朴(应州人)镇抚州民。经辽统治者的多年经营，经济才逐渐恢复和发展起来，这期间也正是辽王朝的鼎盛时期，边境也相安无事。这从辽清宁二年建筑的、耗资巨万的应县木塔和清宁八年建筑的大同华严寺可以看出来。辽主敢于在边境地带大兴土木，说明这时期的雁北一带生产有了发展，经济趋向繁荣。

此后又经过六十多年，女真族金兴起，辽朝衰败。公元1124年，金灭辽。从此，继契丹之后，女真族又成为雁北的主人。

金朝末年，成吉思汗的蒙古部落兴起，从1271年开始，连年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每过一地，大肆掳掠，处于边陲之地的雁北又遭到了战乱的祸害。这次战乱一直延续了近二十年。直到1230年7月，蒙古军窝阔台部攻下天成堡，经西京(大同)至应州，在雁门关与金兵激战，破代州，占领山西。从此雁北又归属蒙古。蒙古族在与汉族人民的共同生活中，由于元统治者实行民族高压政策，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从民间流传的夜灭元朝的传说中，可以看出当时的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激烈。但是，尽管这样，各族人民却在长期的斗争生活中，逐渐融合了。

由于金元以来统治阶级对人民残酷的经济剥削与政治压迫，加上当时连年发生的水、旱灾荒，雁北的经济也遭到很大的破坏。人口大量逃亡。明初，明成祖为了发展边疆经济，曾从山西腹地大量移民充实塞外。据洪洞古大槐树碑文记载，明洪武、永乐间，屡移山西民于燕、赵、齐、鲁之境，并在洪洞广胜寺设局驻员，发给凭照川资。至今，雁北一带很多家谱记载，祖上是由洪洞大槐树迁来。这说明，明朝初年，雁北的居民再次进行了大规模的迁徙、交流，从而也促进了民族大融合的进一步发展。北方边境的鞑靼、火筛屡次侵入雁北一带，明朝统治者也多次出兵整套。但外患终未解除。明朝末年，兴起的后金兵也曾进入雁北灵邱、应县一带。清朝，雁北没有经过大的战乱，经济由所发展，而且逐步移来一部分满族人民。使几千年以来的民族大融洽更稳定地向前发展。

综上所述，由于雁北历史上所处的特殊的地理环境，所以，自秦以来的二千二百多年，一直是一个多民族的聚居地区。从现在的许多地名、语言和人民习惯中，仍可看到许多痕迹。譬如应县的村庄明名称就有：“鞑子营”(大营)、胡疃、胡寨等。但是，“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他们征服了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生产关系落后的少数民族在和汉族人民的不断交往中，很快被汉族的高度文明所征服。他们在和汉族人民相处中，发展了经济，交流了文化，逐渐与汉族融合，形成了我们今天人口繁衍的中华民族。

中原文化的论文篇十三

坚持“四自精神”

“自讨苦吃，迎难而上”、“自出难题，奋发图强”、“自加压力，争创一流”、“自强不息、追求卓越”——在茅台的企业文化里，“四自精神”一直是核心的力量源泉。

只有登上峰顶，才有眺望更高巅峰的宽阔视野和持续攀越的气魄。我们从不自满，更没有停滞不前，而是摒弃“小富即安，小胜即欢”的狭隘观念，登高望远，向更高的发展目标发起新一轮的“冲刺”——再建“万吨”工程、打造“百亿集团”。这是茅台应对市场竞争，巩固国酒地位，保持行业领先，实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需要。

我们清楚地看到，按照茅台酒年产万吨的现有规模能力，尚不足全国白酒总产量的千分之三，既不能满足国内市场对茅台酒的曰益快速增长的消费需求，也不能支撑、提高、扩大酱香型白酒的市场占有率。茅台拥有的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资源，以及基于这一资源条件形成的独树一帜的传统酿造工艺，实际上如同一把锋利的“双刃剑”，既能保证茅台在中国白酒五大香型流派中“独领”，同时却又牵制着茅台难以与其他香型白酒在销量上“平分秋色”。

浓香型白酒生产能够科技现代化，勾兑技术与已酸乙脂也可以工业化。从投入产出比率上看，3。5斤粮食可以生产出1斤浓香型酒，生产周期顶多六、七个月，并且能够实现规模生产。相比之下，酱香型茅台酒的生产则须恪守三个法则：严格按照自然节令变化的规律，“端午踩曲，重阳投料”，一年一个生产周期，以及同一批原料要历经八次摊凉加曲堆积发酵和入池发酵、九次蒸煮、七次取酒的工艺流程；必须恪守5：1的投入产出比率（即5斤原粮只产1斤酒），并只能采用地产有机高梁和小麦以确保茅台酒品质稳定不变；必须恪守“长期陈酿，精心勾兑”的质量控制标准，决不违背“贮足陈酿，不卖新酒”的质量铁律。

这意味着，茅台若要扩大生．产能力，从扩建工程开始到产品出厂计算时间，最快也需要六、七年，成本之高、耗时之久，令其他白酒企业难以想象。

从1952年至1978年，茅台酒年产量由75吨增长到1000吨，费了26年的艰苦努力。此后，提高到吨，花了；增长到10000吨，付出了；而达到的16800余吨，则仅用了4年时间——茅台产量的加速提升，不仅是茅台酒生产工艺改良的结果，也是茅台“四自精神”的体现。

如今，茅台不仅已拥有一支由国家级、省级评酒委员和白酒酿造专家领衔组成的业界一流科研队伍，而且构建了一支具有顽强“四自精神”、并已树立起“立足茅台，奉献社会，成就自我，完美人生”价值观的企业团队。

“四自精神”的核心是茅台企业团队的凝聚力。人才队伍的智慧集群，是推进企业发展最重要的生产力之一，这也正是我们十年来毫不动摇地坚持“以人为本”、实施“创造事业吸引人才，倾注感情感染人才，激励机制留住人才，架构平台塑造人才”的人力资源开发工程的根本动因。

坚持“五个创新”

自以来，茅台围绕又好又快发展这个主题，在企业战略定位、战略管理和文化、科技、营销等五个主要领域的相关层面，深入展开了系统创新。

战略创新，侧重于解决企业如何应对外部、行业、竞争三大环境变化，以及提高内部能力所需核心要素，站在企业发展战略的高度，确立“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做好酒的文章，走出酒的天地”的发展方向，明确“有机茅台，人文茅台，科技茅台”的产品定位，树立了“酿造高品位的生活”的经营理念，提出了“品牌、品质、文化、环境、工艺”的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内涵。

管理创新，以跻身世界500强企业行列为发展目标，以争创“全国质量管理奖”为契机，导入全球企业一致认同的美国“波标”卓越绩效质量管理模式，实现了向当今世界一流的企业先进管理制度、管理文化、管理思想、管理方法的转型。20又成功通过全国质量管理奖复评。

文化创新，以开创性地提出“文化酒”概念作为茅台品牌价值最具社会影响力的“释放点”，推进了中国白酒行业从“卖酒”到“卖文化”的历史性演变和有益于社会的健康消费潮流。

近年来，国酒茅台的企业文化经过了三次系统的完善和提升，形成了目前新的文化内涵和外延：“弘扬国酒文化、光大民族产业”是茅台的使命所在“成为享誉全球的民族品牌”是茅台的愿景所期；“以人为本、以质求存、恪守诚信、继承创新”是茅台的核心价值观；“理性扩张、统筹发展”是茅台的经营理念；“谋则科学定则果断执行”是茅台的决策理念；“人才兴企、人企共进”是茅台的人才理念；“务本兴业、正德树人”是茅台的领导理念。

科技创新，沿着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不断促进科研成果向产业化转移的发展路径深入展开，依靠科技进步优化资源配置效率，大幅度地改善资源的产出，使茅台酒生产实现了优质、高产、稳产、低耗、高效的历史性跨越式增长。

营销创新，则以深化结构调整为突破，打造与市场需求对接的优质产品，并藉新架构的市场营销网络为依托，实施“工程营销”、“文化营销”、“感情营销”、“服务营销”、“诚信营销”、“事件营销”、“个性化营销”、“网络营销”等体现现代文明社会消费价值取向的营销创新，大大地提高了茅台品牌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也为中国白酒行业的市场营销提供了一个成功范式。

创新在茅台，早巳成为企业谋求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只是在新的历史时期显得更加突出、更加深入、也更加卓有成效。

上世纪末，在企业处于困境时，我们确立了“居危思变，居危思进”、“不失时机抓机遇，时不我待谋发展”的思想观念，提出了“以市场为中心，生产围着销售转，销售围着市场转”的市场营销思路。而当企业发展转入顺势时，我们又及时制定和实施“绿色茅台，人文茅台，科技茅台”的企业战略发展定位，强调“主动性市场理念，能动性创新理念，全方位性经营理念，有效性竞争理念，可持续性发展理念”。19，公司首次提出了“国酒茅台喝出健康来”的理念，开创了中国白酒营销和科技探索的先河。

在业内专家帮助下，茅台最早摸索、认识传统酿造工艺与现代科技完美结合的自然法则，发现了窖泥己酸菌和浓香型白酒主体香及其生成机理；率先提出“白酒勾兑”的科学概念，为全行业应用与发展微机勾兑技术，开辟了一条新路；我们还破解了茅台酒高效益）转变，较好地达到了速度、质量、环境、效益统一协调的发展目标。

我们通过正确运用价格杠杆，切实维护消费者的权益及利益。茅台酒最近几年间的每次价格调整，都坚持做到基于产品实际价值与价格的合理调控，让广大消费者得到实际的价值享受和体验。去年以来，我们针对茅台酒市场需求快速增长、而供货能力不足的实际情况，实施了市场销售最高限价的调控手段。

由于茅台酒每年投入市场的供货量实际上是五年前的产能所决定的，国内市场严重缺货的矛盾如果协调不好，极有可能导致部分客户流失。这就需要我们在宏观上认真地做好调控工作，以保证重点市场、重点消费群体的需要。

虽然茅台酒已在世界上的6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销售市场，但凭借茅台酒的世界名酒品牌影响和茅台酒的质量美誉度，仍然具有广阔的市场开发空间。这也迫切需要我们在继续巩固发展国内市场的同时，加快对海外市场开发的步伐。

坚持“七字”使命

“酿造高品位生活”——这七个字，不仅是国酒茅台的经营理念，同时也是国酒茅台的企业价值观。也就是说，茅台要将向社会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奉献最优质的服务，创造最高的消费者价值，作为企业的责任和使命。这是茅台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爱我茅台，为国争光”企业精神做出的全新阐释与升华，反映了国酒人在“立足国酒，奉献社会，成就自我，完美人生”价值观导向下，勤于思考、勇于探索、锐意进取、敢为人先的创新观。

我们始终认为，“酿造高品位生活”并不是一个固化的标准，而是与时俱进发展变化着的要求。国家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市场在变化，“高品位生活”的标准也是常看常新的，不管将来经济和社会如何发展，我们都要牢牢锁定“高品位”，因为国酒茅台就是“高品位”最真实的注解，我们代表着高品位。

茅台作为一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传统型企业，所肩负的创新职责非常艰巨。“酿造高品位生活”作为茅台的经营理念和企业价值观体现，最重要的核心点，就是要求我们必须通过不断创新，铸造具有“高知名度的品牌、高科技的.工艺、高品位的文化、高美誉的品质、高保护的环境、高效率的服务、高素质的队伍、高效益的管理、高水平的创新、高诚信的经营、高格调的饮酒、高和谐的氛围”。因此，茅台集团始终在体制、管理、技术与文化创新方面与时俱进，大胆探索，赋予公司“酿造高品位生活”的使命以更加丰富的内涵，以确保企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总结茅台走过的道路，一个中心、两个观念、三种意识、四自精神、五个创新、六个统筹、七字使命——这些朴素的管理心得，正是国酒茅台从传统工厂走向现代企业集团的过程中，所见证的深刻进步。

今天，国酒茅台又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上。30年前，茅台所面临的是国家的转型和空前的机遇；如今的中国，已发生深刻变化。这是全球化时代的开放的中国，她的一举一动，牵动世界每个角落的神经——站在这个平台上的国酒茅台，自有一番新的天地。

国家命运决定企业命运，亦决定个人命运。回望过去，展望未来，我们坚信从计划经济时代搏杀出来的茅台人，一定会在更大的历史机遇面前，让国酒再创新辉煌！

中原文化的论文篇十四

山西皮影，历史悠久，在民间流传甚广。

山西皮影，分为南北两路。南路皮影，以新绛、曲沃、临汾、运城等地为代表。北路皮影，以广灵、灵丘、代县、浑源等地为代表。南路皮影，受到陕西省皮影流派中东路流派的影响，皮影作品形体小巧玲珑，刻工精细，装饰性强，而且色彩简练明快;北路皮影，受北京西派皮影的影响，作品的形体略显肥大，刻工缜密而且精细，色泽明快艳丽。

山西皮影，作为一种民间传统的小戏，在表演时，以驴皮、牛皮刻制的人物、布景和道具搬上舞台，造成影像，亦即“皮影戏”。这种形像的造型特点是：戏剧中的人物形像都是正面和侧面的。由于皮影戏表演中的局限性，只能通过正侧面的影像的活动展开戏剧情节。自然，这种美术造型也只能是运用正侧面这种角度才能最为典型地表现出戏剧艺术造型。由于皮影戏只宜表现高、长度的空间，因而与剪纸的表现方法有相似之处。人物的生、旦、净、末、丑各种角色，与戏剧上的脸谱、服装的程式是相通的。皮影戏的装饰性，尤其是夸张手法极强，在布景方面，有着殿阁、楼台、庭院、山水、树石等;道具中，有桌、椅、车、剑、戟、刀枪等，造型颇为概括洗练。

山西皮影，在制作方面，取料以牛皮为主，由于牛皮的韧性、透明性极强，着色颜料甚为讲究，因而艺术效果颇佳。传统的制作方法是，将紫铜细丝除去表面染物后浸入到酸性溶液中，一年后便可得绿色，而且时间愈久愈翠、透明度极好。黄色，是用中医栀子一味细研蒸取，色泽黄而且透明;红、紫、蓝，可用银米、大蓝、二蓝、墨蓝研细澄取得。

山西皮影戏的主要活动场所在民间，在农村，是山西广大农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活动形式之一。

中原文化的论文篇十五

应酬的饭桌跟家人小聚不一样，有很多注意事项。酒桌上有“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舔一舔”的说法，但你切记不要在喝酒前说出来。这样会使人觉得你是在劝酒，而且感情真正的深浅不是靠说出来的是行动起来的。如果你会喝酒而不想喝酒，千万不要把“我不喝酒”挂在嘴边，一向唠叨，除了让人觉得你很烦以外，更会让人觉得你虚伪。

“能喝酒的人才能升官”虽然这句话很片面，但也在理。切忌在领导面前大肆显摆，明明不会喝酒却一个劲的喝，最后喝高了做出什么事情来连自我都不明白。不仅仅丢了表现的机会还会在领导心目中留下不好的印象。

敬酒也有很多注意事项，比如在单位聚会上，领导互相喝完后，才能够敬领导酒。能够很多个人一齐敬同一个人，但是绝对不能一个人敬多个人，除非你是领导。别人敬你酒时，即使不会喝酒也要小抿一口，以表礼貌。

敬别人酒时，如果是碰了杯，就必须要喝光酒杯里的酒，你能够对被劲酒的人说“我干，你随意”以表礼貌和大度。但是不碰杯的话，酒得视状况而定了，但是绝对不能对方喝了一大半，你自我却只是舔了舔酒杯，要明白是你在敬人家酒。如果对方喝完了，你也要尽量喝光。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酒文化知识更是值得学习的一门功课。酒桌上现真感情，酒桌上体真心。如果不了解酒文化知识，会显得很失礼。也会让人觉得你没有常识，目中无人。所以学好酒文化知识是有很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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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文化的论文篇十六

“山乡庙会流水板整日不息，村镇戏场梆子腔至晚犹敲”。这副来自晋西的旧戏台楹联，可以说集中反映了山西人民对戏剧的强烈爱好。这种爱好，源远流长，已经形成一种代代相因的传统风尚了。早在北宋年间，当北宋王朝的国都汴京的演出场所还被称作“勾栏”、“瓦舍”、“乐棚”的时俟，山西早已有了固定的砖木建筑、被称作“舞亭”、“舞楼”、“乐楼”的正式戏台了。宋、金、元、明、清以来，山西戏台屡有所建，虽然年深月久，几经沧桑，现在的古戏台仍在百座以上。

特别是明代中叶以后，山西地方戏曲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民间唱戏之风日盛。《朔州志》记载清朝雍正年间，朔州有个知府叫汪嗣圣的，颁布了一个《禁夜戏令》，企图改变这种风尚。这个禁令说：“朔、武风俗，夜以继日，惟戏是耽……而愚夫愚妇方且杂沓于稠人广众之中，倾耳注目，喜谈乐道，僧俗不分，男女混淆。风俗不正，端由于此。”结果怎么样呢?官方的禁令虽然堂而皇之，民间的“愚夫愚妇”“倾耳注目，喜谈乐道”乃至“夜以继日”的盛况依然如故。到了乾隆年间，定襄县有个叫樊先瀛的举人给‘帝上了一个《保泰条目疏》(见《定襄补志》)，急于借助皇帝的力量来“裁演剧，。止夜唱，戒淫戏”。他列举的“淫戏”种类，不仅有戏曲，还包括舞拳棍、弄刀枪等卖艺活动，女筋斗、上刀山、跑刀、缘绳、弄猴、耍熊等“异方杂戏”，以及打花鼓、凤秧歌、霸王鞭、莲花落等，这正好从反面说明：民间百戏，在清代的山西农村是多么兴盛!这位举人还在奏疏中对演戏提出了具体的限制：“大村每岁戏止一台，中树则二年一台，小村则三年一台。每台戏止三日。”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到，当时的农村村村有戏台，一年唱数台，一台连唱许多天的景象是确有其事的。定襄县如此，山西广大农村也是这样。

旧社会各村镇都有大小不同的村社组织，有些大村社下还有个社。这种村社与行政管理无关，是一种自发的娱乐组织。他们各有自己一套传统节目，象百戏技艺、吹弹歌舞、民间小戏等等，种类繁多。至于唱大戏(即梆子戏)，那更是人心所向，必不可少的了。除职业班社外，不少村社还有自己的“什好班”、“自乐班”等等。存心要看戏，要唱戏，自然能找到各种机会。逢年过节当然要唱戏，迎神赛社也要唱戏，宗祠祭祖要唱戏，天旱祈雨也要唱戏，消灾免病、晚年得子等等还要唱“还愿”戏。死了人办丧事，自然不便唱戏了，但也要带吹鼓手“吹”戏。有条件的人家，还在死者的墓室壁上“画”戏。戏至能唱能吹而能画，既娱人又娱鬼还娱神，真是入神入化、天神人鬼共有之了。

清朝中叶，中国戏曲开始了“花部”(即梆子戏)和“雅部”(即昆曲)之争，山西民间赛戏之风也日趋炙热。大村镇往往同时邀两个戏班演出，叫做唱“对台戏”，还有同时邀请三个戏班的，以至出现了“连二舞台”、“连三舞台”、“品字舞台”之类的戏台布局。赛戏的时候，如果其中一班唱“红”了，村社就给他们送猪送羊，以示犒赏。如果某个青年演员唱“红”了，群众就会当场给他鸣炮奏乐、披红挂彩，这叫做“挂红”。并根据他们的年龄或演出的地点送一个光彩的艺名，比如叫“十三红”(十三岁挂的红)、“尧庙红”(在尧庙唱戏挂的红)等等。演员一旦“挂红”，声誉倍增，而观众对他的要求和期望也就更高更大了，这就鞭策他在艺术上精益求精，不断前进。

山西人民为什么这样喜爱戏曲?为什么驼戏箱的骡子一进村，小商小贩随之而到，男女老幼四方云集呢?这是有着深厚的社会根源的。旧社会，穷乡僻壤，交通闭塞，精神文化生活十分贫乏。戏曲，是他们唯一的文化娱乐，唯一的精神寄托，看戏也成了他们唯一的社交场所。戏台上，唱出了他们对贪官污吏的憎恨，唱出了他们保家卫国的激情，唱出了他们对理想、对爱情的渴望和追求。山西的四大梆子戏，传统剧目中大多是杨家将、岳家军、公案戏、爱情戏，这是不难理解的。这也说明了山西的地方戏和人民群众保持着休戚相关的血肉联系。

山西地方戏的繁荣，还有着悠久的历史根源，这就是我们下面将讲到的：山西是中国戏曲的摇篮，在这块桑叶形的文明土地上，哺育了无数的戏曲艺术大师，可谓源远而流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