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大家都经常接触到古诗吧，狭义的古诗，是指产生于唐代以前并和唐代新出现的近体诗（又名今体诗）相对的一种诗歌体裁。那么你有真正了解过古诗吗？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江南春绝句》原文及赏析，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作者：唐·杜牧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1、郭：古代在城外修筑的一种外墙。

2、山郭：依山的城镇。

3、南朝：东晋灭亡后，先后在南方地区建立的宋、齐、梁、陈四个朝代的合称。

4、四百八十寺：南朝皇帝和大官僚好佛，在京城（今南京市）大建佛寺。据《南史·循吏·郭祖深传》说：“都下佛寺五百余所”。这里说四百八十寺，是大概数字。

5、楼台：指寺庙。

江南大地鸟啼声声绿草红花相映，水边村寨山麓城郭处处酒旗飘动。南朝遗留下的四百八十多座古寺，无数的楼台全笼罩在风烟云雨中。

这是描写江南风光的一首七绝。“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白居易已经描绘了一幅幅绚丽的图画，但那只是宏观的，而杜牧的《江南春》则相对具体一些，似乎使人生观了几个景点，也就更深刻了。杜牧在这首七绝中不仅描绘了明媚的江南春光，而且还再现了江南烟雨蒙蒙的楼台景色，使江南风光更加神奇迷离，别有一番情趣。迷人的江南，经过诗人生花妙笔的点染，显得更加令人心旌摇荡了。“千里”说明是写整个江南，但整体又是通过一个个具体的意象表现出来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里有过渡到江南风光的重要组成部分——寺庙，揉进了沧桑之感，南朝遗留下来的许许多多佛教建筑物在春风春雨中若隐若现，更增添扑朔迷离之美。诗人在这里不说“朝朝四百八十寺”，而说“南朝四百八十寺”，显然别有意蕴。南朝统治者佞佛，劳民伤财，修建了大量寺庙，《南史·郭祖深传》说：“时帝大弘释典，将以易俗，故祖深尤言其事，条以为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据此，杜牧说“四百八十寺”显然说少了。这里也体现出了当时修建寺庙是非常劳民伤财的事，联系到作者作此诗时处于晚唐时期，所以也不乏诗人一种忧国忧民的情感。如今“南朝四百八十寺”都已成为历史的遗物，成为江南美妙风景的组成部分了。审美之中不乏讽刺，诗的内涵也更显丰富。这首诗四句均为景语，一句一景，各具特色。这里有声音有色彩，有空间上的拓展，有时间上的追溯。在短短的28个字中，诗人以极具概括性的语言描绘了一幅生动形象而又有气魄的江南春画卷。

这首《江南春》，千百年来素负盛誉。四句诗，既写出了江南春景的丰富多彩，也写出了它的广阔、深邃和迷离。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诗一开头，就像迅速移动的电影镜头，掠过南国大地：辽阔的千里江南，黄莺在欢乐地歌唱，丛丛绿树映着簇簇红花；傍水的村庄、依山的城郭、迎风招展的酒旗，一一在望。摇荡的原因，除了景物的繁丽外，恐怕还由于这种繁丽，不同于某处园林名胜，仅仅局限于一个角落，而是由于这种繁丽是铺展在大块土地上的。因此，开头如果没有“千里”二字，这两句就要减色了。但是，明代杨慎在《升庵诗话》中说：“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若作十里，则莺啼绿红之景，村郭、楼台、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对于这种意见，何文焕在《历代诗话考索》中曾驳斥道：“即作十里，亦未必尽听得着，看得见。题云《江南春》，江南方广千里，千里之中，莺啼而绿映焉，水村山郭无处无酒旗，四百八十寺楼台多在烟雨中也。此诗之意既广，不得专指一处，故总而命曰《江南春》……”何文焕的说法是对的，这是出于文学艺术典型概括的需要。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后两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从前两句看，莺鸟啼鸣，红绿相映，酒旗招展，应该是晴天的景象，但这两句明明写到烟雨，这是因为千里范围内，各处阴晴不同，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过还需要看到的是，诗人运用了典型化的手法，把握住了江南景物的特征。江南特点是山重水复，柳暗花明，色调错综，层次丰富而有立体感。诗人在缩千里于尺幅的同时，着重表现了江南春天掩映相衬、丰富多彩的美丽景色。诗的前两句，有红绿色彩的映衬，有山水的映衬，村庄和城郭的映衬，有动静的映衬，有声色的映衬。但光是这些，似乎还不够丰富，还只描绘出江南春景明朗的一面。所以诗人又加上精彩的一笔：“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金碧辉煌、屋宇重重的佛寺，本来就给人一种深邃的感觉，诗人又特意让它出没掩映于迷蒙的烟雨之中，这就更增加了一种朦胧迷离的色彩。这样的画面和色调，与“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的明朗绚丽相映，就使得这幅“江南春”的图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南朝”二字更给这幅画面增添悠远的历史色彩。“四百八十”是唐人强调数量之多的一种说法。诗人先强调建筑宏丽的佛寺非只一处，然后再接以“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样的唱叹，就特别引人遐想。

这首诗表现了诗人对江南景物的赞美与神往。但有的研究者提出了“讽刺说”，认为南朝皇帝在中国历史上是以佞佛著名的，杜牧的时代佛教也是恶性发展，而杜牧又有反佛思想，因之末二句是讽刺。其实解诗首先应该从艺术形象出发，而应该作抽象的推论。杜牧反对佛教，并不等于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佛寺建筑也一定厌恶。他在宣州，常常去开元寺等处游玩。在池州也到过一些寺庙，还和僧人交过朋友。著名的诗句，象“九华山路云遮寺，青弋江边柳拂桥”，“秋山春雨闲吟处，倚遍江南寺寺楼”，都说明他对佛寺楼台还是欣赏流连的。当然，在欣赏的同时，偶尔浮起那么一点历史感慨也是可能的。表达了作者的情绪很中性，既无明显的憎 ，也无明显的恶，仅仅是在单纯地写景、咏春。

杜牧（公元803－约852年），字牧之，号樊川居士，汉族，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唐代诗人。杜牧人称“小杜”，以别于杜甫。与李商隐并称“小李杜”。因晚年居长安南樊川别墅，故后世称“杜樊川”，著有《樊川文集》。

杜牧的代表作有《江南春》、《泊秦淮》、《过华清宫》等。杜牧擅长文赋，其《阿房宫赋》为后世传诵。他写下了不少军事论文，还曾注释《孙子》。有《樊川文集》二十卷传世，为其外甥裴延翰所编，其中诗四卷。又有宋人补编的《樊川外集》和《樊川别集》各一卷。《全唐诗》收杜牧诗八卷。晚唐诗多柔靡，牧之以峻峭矫之。其七绝尤有逸韵远神，晚唐诸家让渠独步。 牧之有抱负，好言兵，以济世之才自诩。工行、草书。《宣和书谱》云：“牧作行、草，气格雄健，与其文章相表里。”董其昌《容台集》称：“余所见颜、柳以后，若温飞卿与（杜）牧之亦名家也”，谓其书“大有六朝风韵”。传世墨迹有《张好好诗》。著作甚富，主要著有《樊川文集》，《旧唐书》卷百四十七、《新唐书》卷百六十六皆有传。《张好好诗》，行草墨迹，系太和八年（834）32岁时所书。帖为麻笺，纵28。2厘米，横162厘米，46行，总322 字。从整幅诗卷中可以看出，其书法深得六朝人风韵。真迹现藏故宫博物院。此篇书法作品气势连绵，墨笔酣畅，因是诗稿，所以更得朴实无华之美。卷首尾有宋、元、明、清人的题签、题跋印章。曾经宋直和分府、贾似道、明项子京张孝思、清梁清标、乾隆、嘉庆、宣统内府及张伯驹收藏。曾著录于《宣和书谱》、《容台集》、《平生壮观》、《大观录》等。杜牧由于以诗称著，故其书名为诗名所掩盖。此书刻入《秋碧堂法帖》。延光室、日本《昭和法帖大系》均有影印。

唐文宗大和七年（833）春，杜牧奉幕主沈传师之命，由宣州经江宁往扬州访淮南节度使牛僧孺途中写下这首诗。杜牧生活于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争斗的晚唐时代。唐宪宗当政期间，削弱了藩镇势力，重振了朝廷权威，取得一些成就，就自以为立下不朽之功，信仙好佛，寻求长生。后继的穆宗、敬宗、文宗照例提倡佛教，僧尼之数持续上升，寺院经济持续发展，大大削弱了政府的实力，加重了国家的负担。杜牧此时来到江南，不禁想起当年南朝、尤其是梁朝事佛的虔诚，到头来是一场空，不仅没有求得长生，反而误国害民。他创作此诗，既是咏史怀古，也是对唐王朝统治者的委婉劝诫。

杜牧（803—853），唐代诗人。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宰相杜佑之孙。太和二年（828）进士，曾为江西观察使、宣歙观察使沈传师和淮南节度使牛僧孺的幕僚，历任监察御史，黄州、池州、睦州刺史，后入为司勋员外郎，官终中书舍人。以济世之才自负。诗文中多指陈时政之作。写景抒情的小诗，多清丽生动。人谓之小杜，和李商隐合称“小李杜”，以别于李白与杜甫。有《樊川文集》二十卷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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