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仪列传读后感(精选2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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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仪列传读后感篇一
古人一句“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贯穿了整篇《刺客列传》。从春秋至战国末期,太史公司马迁共为我们五个这样的刺客:曹沫、专诸、豫让、聂政、以及最具有名气的荆轲。他们之中有的成功了,有的失败了;有的活了下来,有的被就地正法……是什么驱使着他们披荆斩棘,去完成看似无法完成的任务,以历史的眼光来看,他们更是阻挡了历史进步的潮流?为何?就是这样一句“士为知己者死”,这也许更是一个莫大的悲哀吧!钟子期死,俞伯牙破琴绝弦,终生不再鼓琴,以为世无知音。此乃真正之“知己”。后来这则故事被金庸金大侠搬到了他的小说《笑傲江湖》中去,衡山派“二把手”刘正风与“邪教”日月神教长老曲洋合创《笑傲江湖曲》,因此得罪嵩山派掌门左冷禅,惨遭灭门之灾,至死仍与曲洋一起,双双为“知己”而亡。在这里,“士为知己者死”的内涵得到了升华,这才是真正的“士为知己者死”。再回到《刺客列传》中来。
五位刺客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只有曹沫和豫让才稍许算得上“士为知己者死”,而专诸、聂政、荆轲不过就是那些所谓“知己者”达到自己私语的工具。曹沫为了替鲁庄公收回失地劫持齐桓公,他是唯一成功并且全身而退的刺客。可以说,只是一种“忠君”的表现。尽管他的事迹是五个人中篇幅最短的,不过我却认为他才是真正的刺客,既能够完成住上给予的任务又能够保全自身的安全。此乃刺客之上者。豫让,为了替被赵襄子“漆其头以为饮器”的智伯报仇,先后两次刺杀赵襄子都不成功,最后仅仅砍了其衣服三下就自刎谢世了。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愚忠的表现,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赵襄子的宽阔气概,面对刺杀自己的刺客能够纵虎归山并答应他的无礼请求,不得不为他的气概所折服。豫让可谓刺客之中者。
专诸、聂政,都成功刺杀了目标,但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当场被就地正法。专诸为了吴公子光,也就是踩着他的尸体成为大名鼎鼎的吴王阖闾的一己之利,用鱼肠剑刺死了吴王僚,成就了阖闾的光辉时代;聂政仅仅是由于严仲子与侠累产生不快就替别人出头,结果也是刺杀成功,当场被戳。他们两人都是古代君王为了争上位、谋己私的牺牲品,仅仅是因为一两句好听的话就把自己卖给了对方,这二人可称之为刺客之下者。最后不得不谈及太史公花了大量笔墨来描述的刺秦的荆轲。他的故事就不多加叙述,人尽皆知。我对他的评价,从历史的眼光来看,他是一个白痴,想阻挡历史发展的进程;从个人的品德来看,他又是一个集勇气、智慧于一身的英雄,尽管他缺乏的是实力,连当时的名侠盖聂、勾践都对他嗤之以鼻。荆轲不是一个有声望的公卿贵族,他文不能安邦,物不能定国,没有出将入相,没有惊天动地的功绩,他只不过是当时地位低下的游侠阶层的一个普通游侠,剑术不精,但他却做了一件当时无人敢作的惊天之举——刺秦,这是难以想象的,就连一代霸王项羽远观秦始皇也不过就是叹了一句“彼可取而代之”而已。我们以历史的眼光来看,他这样的举动既是螳臂当车,更是违背了历史发展的潮流。
“春秋无义战”,战国时代的战争却根本连“义”都谈不上,秦国用了及其残忍的手段完成了大一统,名将白起一人在征战中斩杀东方六国90万人,绝大部分是降杀。燕太子丹为了保全自己的国家,想让荆轲效法曹沫劫持秦始皇而立下盟约。不过他却忽视了一个事实,这是不可能的:齐桓公尊王攘夷,志在成为盟主而已,所以可劫、可盟:而荆轲时代是国家走向统一的时代,秦王不兼并天下是不可能善罢甘休的,所以说燕太子丹和荆轲的行为是迂腐的。就连荆轲死之前都说:“事所以不成者,欲以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这样的结果不亦悲乎!
张仪列传读后感篇二
为了这一场注定不会成功的`刺杀,“节侠”们牺牲了太多太多:太傅鞠武直言进谏,不惜自己放弃全局;田光为明清白激荆轲,不惜以自己的性命为代价;一员猛将樊於期为了得以成功刺秦,献出自己的首级。他们,似乎从来没有想过:如果刺秦不成,岂不白搭性命?!
田光在临死前,在笑。他俯下身去,唯唯地答“喏”,却在笑。他一定洞察了这一切:看出太子丹对他的不信任,看出太子丹“非节侠也”。也许,这笑,正是嘲笑太子丹不信任所用之人的不讲义气。
孟子云:“舍生而取义。”义,究竟是什么?只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么?田光终究自刎了,为的是他自始至终都应该是个节侠,不能违背太子丹的嘱托,只好自杀以明“义”。为义而生,为义而死。南宋文天祥吟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到明末,于谦写下“粉身碎骨浑不怕,只留清白在人间”;再到戊戌变法中,谭嗣同高歌“我自横刀向天笑,留取肝胆两昆仑”。而牺牲,他们都是为义而死,希望“义”的侠客精神永存于世,愿人们都能为自己的承诺和理想放手一搏,甘为最后一丝光明舍弃一切去奋斗,去捍卫自己的“义”。
作者:沈萱元,上宝中学七年级。
张仪列传读后感篇三
张仪,是战国时期和苏秦同名的说客,极受秦王宠爱,与苏秦提倡的“合纵”政策不同。张仪提倡的是“连横”政策,即劝说各国与秦国联合,共同对抗其他国家。张仪拥有超出常人的才华与口才,这点当然是毋庸置疑的。不过我今天想讨论的,并不是张仪的才华与成功的原因,而是就张仪的“连横”政策提出一点自己的看法,并对各国诸侯听取张仪劝谏的原因做出一点分析。
首先,秦国是当时最强大的国家,各国诸侯都担忧秦国会对本国的存在产生威胁,这时对于秦国的外交政策就显得尤为重要。苏秦主张合纵,即其余六国联合起来共同抵抗秦国,而张仪则恰恰相反,主张各国与秦国结盟而求得自身安全。有一点必须明确的是,张仪是秦国的宰相,他的所作所为必定是对秦国有利的,而秦国的野心是要取得天下,所以张仪游说各国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帮助秦国取得霸业。秦国取得霸业,其他诸侯自然面临被征服,从而走向灭亡的命运。所以说,张仪的建议是将诸侯引向灭亡的建议。他劝说各诸侯时,总是说:“秦国是当今最强大的国家,如果大王不与秦国结盟,那么秦国将会与周围的国家联合起来攻打大王,夺取大王的地盘,长此以往,大王的国家就岌岌可危了,所以说,大王现在应该做的是与秦国结盟,来保全自己,同时还能与秦国联合起来,共同攻打其他国家,获得利益,这岂不是一件大好事吗?”然而,张仪只提及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并没有深说。张仪清楚:如果进一步进行分析,他的目的就会暴露,各个诸侯也会拒绝与秦国合作。而站在诸侯的角度思考:如果与秦国结盟,在短时间内本国不会有祸患,甚至还会得到好处。各国诸侯都怀抱着自私心理,心想反正这个受害者不是我,我还能获利,何乐而不为呢?不过总会有一个国家受到侵害。终归会有一天,自己会成为这个受害者,等到那时就欲哭无泪了。而能够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则是苏秦所提出的合纵政策。唯有与其余诸侯联合起来共同对抗秦国才能真正保全自身,不被秦国吞并。张仪的花言巧语,在各国诸侯面前的信誓旦旦,其实都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用计策把别人推进深渊,然后自己溜之大吉。张仪作为秦国的官员,所作所为对于秦国来讲是尽到了臣子的职责,但是对于其余各诸侯来说,则是一种灾难。
各诸侯都是深谋远虑之人,为何竟这样轻易听取张仪的游说呢?我相信,他们并不是没有预料到这样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是人性的弱点在作祟。人的本性都是自私的,每一个人活着都在为自己利益的着想,国家亦是如此。不从天下的角度考虑问题,反而只顾着本国眼前的利益,以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与秦国结好,只为获得暂时的便宜,殊不知在为自己的算盘感到窃喜时已经走向了灭亡的深渊。相信,各国诸侯在日后被秦国灭掉之时,既痛恨张仪又在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后悔吧!可是后悔又有什么用呢?该责怪的又仅仅是张仪吗?我想,最应该怪罪的,是人性中的弊端吧。
说起来这真是一件奇妙的事,从古开始,人们一直在感叹“人性”这个东西带来的利与弊,多少哲学家甚至专门写书来告诉人们如何防止人性中的阴暗部分影响到自己,可是人们多少年来始终在同一个地方犯错误。人性始终像麦田怪圈一样影响着我们,人们却又找不到解决的办法。而张仪只不过是利用人性的弱点罢了。仰天长叹中也不得不感叹张仪的智慧了。
佩服但不欣赏,尊敬但不赞扬,这就是我对张仪的态度。
张仪列传读后感篇四
我以为,屈原即使再来一次,也会选择同样的道路。
屈原生在楚国,长在楚国,他的心与楚国是紧紧连在一起的,所以即使不能再在朝廷为官,他也“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时时刻刻“心系怀王,眷顾楚国”,即使曾想过“退将复修吾初服”,但也依然难敌“井渫不食”时的心恻,他选择了“知其不可而强为之者邪”的儒家思想,选择了独立江滨的孤独。
屈原想要的是一腔的鸿鹄之志,是“君明臣贤,国之幸也”,是满腔的家国情怀。人这一生,该拼搏时拼搏,在该有的年纪里实现人生的价值,才不枉活过这一遭。历史那端的屈原,也不想看到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被敌人的马蹄所践踏吧!
他,就是屈原,就是那个香草美人,那个选择儒学道路的屈原。
张仪列传读后感篇五
关注某个遇到困难的行业很久了,问了几个业内人士对于未来的看法,大家都说看不清。凌通基本上认为一个过分困难的行业未来好转的确定性极大,虽然现在看不出来。我们一直在思考是等有明确的好转迹象时再参与,还是在没有好转迹象时就参与!一直苦思。
最近阅读了《史记货殖列传》,读后凌通更强烈地认为危机行业的未来是光明的,而且不需要为它的好转未来找一个具体的理由,由于它处于极端的低迷中,就是它复苏和好转的理由,这一思想是在阅读了《史记货殖列传》之后产生的强烈感受。
史记中记录了古代两大着名商业家计然和白圭的商业理论和商业活动。人弃我取,人取我予就是白圭提出的,白圭认为商业成功的第一要素就是要善于观察变化和利用变化,他主张利用规律性变化获利,所谓规律性变化就是不要关注引起变化的具体原因,要把握必定如此的变化,白圭提出的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商业策略,就是必定如此的规律性变化,这里面的规律是,由于有大量的人弃,价格必定就掉下来了,而价格掉下来,就是上涨的理由,上涨的理由具备,上涨就是迟早的事!只要发生大量的抛售,就买入,至于这种抛售是属于全球金融危机引起的呢?还是巨额投资亏损造成的呢?还是原料涨价引起的不关注,只要人弃,我就取。
另一位商业家计然提出贵极则贱,贱极则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价格贵到极点,就会返归于贱;价格贱到极点,就要返归于贵。当货物贵到极点时,要及时卖出,视同粪土;当货物贱到极点时,要及时购进,视同珠宝)。至于是什么引起的贵贱变化,这些商业家们并不关注。而我们的投资人则长期沉逆于引起价格变化的原因中不能看清全局,忽视了价格下跌本身就是上涨的理由的规律。
说来说去凌通最想要说是,重要的是把握必定如此的规律性变化,跌多了就是涨,涨多了就是跌这是基本规律。人们都不敢买的时候,都弃之的时候就是最好的买入机会这也是规律。不要寻求具体的上涨理由和买入理由,一旦有具体的上涨理由和买入理由,实际股票就没有买入价值了,一旦有上涨的理由的时候,人们就不要抛售了,也就没有机会了。所以真正的把握机会一定要在完全看不清具体利多的困难阶段下手。同时要理解相信价格的变化总是向反方向变的,上涨总会转化为下跌,反之下跌一定会转化为上涨!
我们如果在完全看不到利多的情况下,在大家都疯狂抛出的情况下买入,一定能买到极好的价格,但是由于没有具体的利多和上涨的消息,所以买入后就不可能形成快速的上涨,寻求买入后马上上涨,永远不可能买到好价格,甚至永远也不能挣钱,俗话说的好,财不入急门。在大家都疯狂抛出的情况下买入,在人人不看好的情况下,买入之后,一定不会很快上涨。买入之后,必定经过一个时间的推移,因为变化是需要时间的!为了明天的上涨而买入,这不客观,明天与今天的时间差太短,这中间没有出现较大积极变化的可能,任何一个积极的变化,总是要跨越较长的时间。
在这点上,古代商业家计然和白圭分别提供了更伟大的思想,计然指出:天旱资舟,天涝资车(旱时,就要备船以待涝;涝时,就要备车以待旱),这才是商业和经营的规律。在古代商业家的眼里,所有的商业行动都是为次年或者很多年后所做的准备,等待时间的推移,实现收益。白圭则提出,当货物过剩低价抛售时,就收购;当货物不足高价索求时,就出售。谷物成熟时,买进粮食,出售丝、漆;蚕茧结成时,买进绢帛绵絮,出售粮食。两位商业家都不为明天操心,他们的商业行为都不是为明天挣钱做准备,而是为更长久的未来做的准备。
计然和白圭认为经商一定要利用,时用关系,时用关系指的是,人们需要某个商品的时间和这个商品处于充足的时间不是同一时间,东西多时大家往往不需要,价格就低了,大家需要时东西往往不足,商人们就是利用这个时间差,在供给充足价格下跌是买入,然后随着时间的变化自然会出现东西少,大家又要用,价格高的情况,这时商人就卖出。凌通认为时用变化其本质就是充分利用在不同时间或空间商品的供需关系不一样,从而导致价格不一样,来获取利益。在两位大商业家眼里,价差是时间创造出来的,价差是时间的函数,时间是价差之母。
在一个极端的困境中,极端的抛售中,采取人弃我取的策略,然后等待时间的推移,创造出新的供需关系和价格,自然会挣钱。不要试图在某个低价买入后,次日就获利,这是不可能的。不要等待什么具体的利多才买入,那是已经晚了。在极端的困难和极端的悲观,极端的抛售和极端的利空情况发生时,就是最佳的买入时机,而时间逐步推移之后利多自然会出现。根本就不需要投资人去寻找、去发现、去预测什么利多,只需要投资人等待!
这是商业和投资的基本规律也是凌通阅读了《史记货殖列传》之后的心得!
张仪列传读后感篇六
在我国古代所有的史料书籍中,《史记》的大名可谓人尽皆知,而作者司马迁也因此声名远扬。我们都知道《史记》是一本纪传体通史,里面的内容分为本纪、世家、列传等,记载的都是一些威名赫赫的大人物,说白了,都是些王侯将相之类的人。可是就在这些大人物之中,司马迁专门给几个小刺客列了一传——《卷八十六?刺客列传》。
这几个小刺客,分别是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有人也许只听过荆轲,没关系,这不重要,这几个小刺客真的都可算是小人物:比如曹沫、专诸,只是个勇士,后来也没有什么大的成就;豫让只是个家臣;聂政、荆轲就是个侠士。与记入《史记》的人来说,这几个人着实算得上草民了。
那么,司马迁到底为什么列了列传去写他们?
仔细想想,这背后的原因,无疑都指向一个答案:这是他有意留给世代君王的“项上之剑”。历代君王都是高高在上的,打个喷嚏九州都要抖三抖。但是,即使君王本领高强,权力遮天,也绝对不能忽略小人物!我想,司马迁大概也是这么想的,如果看不起小人物,视其为草芥,那么小人物发起怒来,也是很可怕的,他们会让你睡不上一个安稳觉:有可能你正吃烤鱼的时候,突然冲出一个人给了你一刀——专诸;有可能你在厕所艰辛奋战的时候,突然冲出一个人要杀你——豫让;有可能你正在和下属吹牛显摆的时候,突然冲出一个人要抹你的脖子——曹沫;有可能你在家里闲着没事正放松的时候,突然冲出一个人捅死了你——聂政;读后感·如果你觉得你是帝王,身边保镖环绕,安保系统完善,但你根本无法预料到,这一刻你面前手无寸铁的人会不会下一刻就从地图里掏出了一把匕首——荆轲。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这就是悬在各位帝王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啊!这一传虽然说了很多,但总结下来,却都逃不过一句“士为知己者死”。我觉得司马迁的整体分布称得上是完美了,虽然只是时间顺讯写下来的,但仍把最震撼的故事留到了最后,为整个春秋的此刻们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他超越了知遇之恩,是一种人与人之间心灵的共鸣,超越了时间与空间的距离,甚至生死的界限都阻挡不了他们。
他们时时刻刻徘徊在生死仁义之间,这大概就是他们的伟大吧!
张仪列传读后感篇七
《商君列传》是《史记》七十篇列传中的一篇。这篇列传,太史公主要记述了商鞅事秦变法革新、功过得失以及“卒受恶名于秦”的史实。俗话说:“一千个读者心中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读了《商君列传》后,有以下几点粗浅感受。
商鞅变法是历史上重大改革取得明显成效的案例之一。
1、建新制。根据天下大势和秦国实际,创立了适合秦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制度。把零星的乡村合并为县,重新划分田塍,鼓励开垦荒地,平衡税赋,统一度量衡,极大地促进了秦国经济发展。
2、严管理。十家编一什,五家编一伍,相互监督,连带治罪。秦国出现路不拾遗,山无盗贼,城乡秩序稳定的大好局面。
3、明法度。太子犯法,依新法处罚了他的两个老师。公子虔再犯,被处劓刑。打击并瓦解了旧的血缘宗法制度,初步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使封建国家机器更加健全,推进了中央集权制。
4、兴教化。要求男子长大后,父子要分开,男女老少分居而住;明确尊卑爵位等级,按等级占有土地、房产。
5、重农业。让粮食丰收、布帛增产的免除自身的劳役或赋税。
6、奖军功。有军功的显赫荣耀。人民勇于为国战斗,不敢为私争斗,极大地提高了秦军的战斗力,为秦国实现称霸的战略目标奠定了基础。
商鞅变法使秦国民富国强之功难没,但最终却落得个车裂族亡的悲惨结局,主要因素有以下几方面:
1、用刑过度。
惩罚犯罪,保障人权,是法律的责任。如果法律违背人性,滥用酷刑,无视百姓切身利益,就不会得到百姓发自内心的遵从。商鞅变法的宗旨是富国强兵、王霸诸侯,至于百姓权益、尊严则很少顾及。“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让亲人、邻里之间没有安全感;奖军功,“民勇公战”,把人培养成了战争机器;对百姓有议论新法的,“尽迁之于边城”。
2、不听进谏。
赵良对商鞅说,听得进反面意见是聪,能正视缺点是明,能战胜自己的人性弱点是强。还说,一千个人唯唯诺诺赞同,不如一个人不留情面提出反对意见。这番话商鞅还算听得进,认为“貌言华也,至言实也,苦言药也,甘言疾也”,希望赵良“终日正言”,作自己善政之“药”。而赵良劝商鞅,鉴于朝野积怨太多,不如功成身退,交出商於十五国封地,到偏远的地方浇园耕种,“可以少安”。但商鞅认为有秦孝公支持,自己功勋卓著,没有谁能撼得动,因而没有服用赵良的“药”。
赵良劝商鞅学五羖大夫,劳累了不坐车,酷暑炎热不撑伞,走遍国中不用随从,廉洁自律、勤政爱民。提醒他,“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如果您还要贪图商於的富有,以独揽秦国的政教为荣宠,聚集百姓的怨恨,一旦秦公驾崩,“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令人惋惜的是,对赵良的逆耳忠言,“商君弗听”。
3、重刑罚、轻德政。
商君治理国家倾向于刑罚,过度使用严刑、酷刑,这不仅不能使百姓心甘情愿地遵从法令,还容易引起民愤,造成积怨。应当是德政教化,刑法约束,标本兼治,相辅相成,才能夯实治国理政的法治之基。
4、监督缺位。
商鞅自己立法,自己执法,而且拒绝接受监督。他持才傲物,自诩为“高人”、“智者”,瞧不起任何人,认为“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在没有与大臣形成共识,没有征求公众意见,只凭借孝公的支持推行新法。太子犯法,刑、黔太子师傅公子虔、公孙贾,以杀鸡儆猴。公子虔复犯新法,即被处以劓刑,“使宗室贵戚多怨望者”。本来,评论法令得失,是最有效的监督。可商鞅听不进反面意见,对评论者无情打击,“其后民莫敢议令”。
5、自身腐败。
腐败是最不得人心的诟病之一。商鞅出任秦相后,不为百姓造福而大规模地营建宫阙,损耗国家资财,引来众多非议。受封于商於之地,恃功自傲,高调称君,“南面而称寡人”,更是不讲规矩;一旦出行,后边跟着数十辆车,车上都是穿着铠甲的卫士,身强力壮的人作贴身警卫,持矛操戟的人紧靠车子奔随。兴师动众,作威作福,好不气派。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商鞅有缺点也是难免的。然而,每一次改革总会触痛一部分人的利益,特别是涉及到贵族们既得利益后,不仅会引起众怒,还会招树强敌。商鞅迎难而上,力排众议,推行新法,使秦国大治,秦人富强。所以,评价商君不能无视其改革成果,不能抹去他对社会治理的功绩。
张仪列传读后感篇八
《史记》,鲁讯先生赞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能得到文学大家如此之高的'评价,确实值得我们一读。
近日,我阅读《史记》之精髓“七十列传”,读罢,叹为观止。
这七十列传,讲述了老子、韩非子、伍子胥、商鞅等有影响力的人物事迹,第十列传讲述的是战国时期的纵横家张仪,读来让我动容。
张仪,两度为秦相,魏贵族后裔,战国时期著名的纵横家、外交家和谋略家,他创立了连横的外交政策,以破合纵之策。
其实一开始读张仪时,我并未明白张仪的那颗心,而最近,当我读到一篇名为《张仪受辱》的故事时,我才真正明白了张仪。
在《史记》中,我发现张仪是艰难的成功者,他两度为秦相,也因君王的不喜两度遭废,成功的仕途之路也经历过惊涛骇浪,他的连横之计在六国成功推行。初读他时,我就已经赞赏张仪的持之以恒,他即使被天下人唾骂,也要“死皮赖脸”,但在他心中,始终有一个坚定的目标,他是为了他的连横亲秦。
再读张仪。张仪因儿时贫穷与原来的道德败坏,而被怀疑偷了宰相之玉,因此被打了几百杖。但回到家后,他问他的妻子舌头是否还在,妻子答“在”,他便说,只要舌头尚在,仍旧会向诸候传播他的思想!那一刻,我想,张仪一定是说出了他一生的诺言!他也的确这样做了!他的一生都为他的连横策略而努力。
读罢张仪,在为他的坚定与持之以恒心生敬意的同时,我不禁想到了我自己,打小我就练字,但常常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正是因为我的懒惰,不懂坚持,每次都半途而废,我的字至今还非常难看。唉!都是没有坚持惹的祸。
张仪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们,什么是目标,什么是坚持,什么是诺言,什么是忍辱负重,什么是理想与信念!
读张仪,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战火连天的时期,在那个时代,张仪用他的一已之力告诉人们:凡事要么不做,做就要做到底。而这个法则在现在的社会也同样适用。
张仪列传读后感篇九
《史记》,鲁讯先生赞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能得到文学大家如此之高的'评价,确实值得我们一读。
近日,我阅读《史记》之精髓“七十列传”,读罢,叹为观止。
这七十列传,讲述了老子、韩非子、伍子胥、商鞅等有影响力的人物事迹,第十列传讲述的是战国时期的纵横家张仪,读来让我动容。
张仪,两度为秦相,魏贵族后裔,战国时期著名的纵横家、外交家和谋略家,他创立了连横的外交政策,以破合纵之策。
其实一开始读张仪时,我并未明白张仪的那颗心,而最近,当我读到一篇名为《张仪受辱》的故事时,我才真正明白了张仪。
在《史记》中,我发现张仪是艰难的成功者,他两度为秦相,也因君王的不喜两度遭废,成功的仕途之路也经历过惊涛骇浪,他的连横之计在六国成功推行。初读他时,我就已经赞赏张仪的持之以恒,他即使被天下人唾骂,也要“死皮赖脸”,但在他心中,始终有一个坚定的目标,他是为了他的连横亲秦。
再读张仪。张仪因儿时贫穷与原来的道德败坏,而被怀疑偷了宰相之玉,因此被打了几百杖。但回到家后,他问他的妻子舌头是否还在,妻子答“在”,他便说,只要舌头尚在,仍旧会向诸候传播他的思想!那一刻,我想,张仪一定是说出了他一生的诺言!他也的确这样做了!他的一生都为他的连横策略而努力。
读罢张仪,在为他的坚定与持之以恒心生敬意的同时,我不禁想到了我自己,打小我就练字,但常常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正是因为我的懒惰,不懂坚持,每次都半途而废,我的字至今还非常难看。唉!都是没有坚持惹的祸。
张仪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们,什么是目标,什么是坚持,什么是诺言,什么是忍辱负重,什么是理想与信念!
读张仪,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战火连天的时期,在那个时代,张仪用他的一已之力告诉人们:凡事要么不做,做就要做到底。而这个法则在现在的社会也同样适用。
第1篇:张仪列传读后感【第1篇】张仪,一个靠嘴打天下的人,就凭他的一张嘴,可以抵得上千军万马。张仪是战国时期的魏国人,拜鬼谷子为师,练得一身的好口才,提倡连横......
第1篇:张仪列传读后感【第1篇】张仪,一个靠嘴打天下的人,就凭他的一张嘴,可以抵得上千军万马。张仪是战国时期的魏国人,拜鬼谷子为师,练得一身的好口才,提倡连横......
张仪列传读后感篇十
商鞅,卫国人,故称之卫鞅;姓公孙,故又称之公孙鞅;发于秦,秦封之于商十五邑,故号为商君。
商鞅称商君源于由他主导的一次着名改革——商鞅变法。这次改革既成就了商鞅,也成为杀死商鞅的一把利刃。
商鞅从入秦伊始,便致力于变法,以成秦孝公霸业。从结果上来看,商鞅变法取得了莫大的成功,变法成果为秦后来兼并六国,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为此做出巨大贡献的商鞅,最终却落了一个五马分尸,家人尽灭的凄惨下场。不仅如此,古代史学家对其一生更是极尽损贬之辞。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中如此评价商鞅:“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於秦,有以也夫!”这种评价对于一位功勋卓着的改革家来说,是极不公平的。
商鞅在魏国时,得不到重用,个人的理想抱负得不到实现。而秦孝公正欲修穆公霸业,广罗国家人才,这让极具政治慧眼和才能的商鞅看到了施展自己才能的机会,遂西入秦。他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来求见秦孝公,以帝道、王道、霸道三种为政理念来试探秦孝公的意图。在得知秦孝公欲成霸业的想法之后,第四次会面,与孝公大谈强国之术,孝公数日不厌,相见恨晚。商鞅与秦孝公达到了一种政治上的共鸣——成霸业以扬名立万。可以把这种君臣关系理解为相互利用:秦孝公需要一位有才干的改革家替自己冲锋陷阵,而商鞅则需要一位强有力的国君为其实现政治理想提供平台。
经济方面: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统一度量衡;减轻农民赋税徭役;废井田,实行土地私有。政治方面:奖励军功;废除世卿世禄制;推行户籍制度,实行连坐;推行县制。社会层面:用严峻的刑法来代替德治,严厉控制社会舆论。
《史记》载:“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於公战,怯於私斗,乡邑大治。”由此来看,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说商鞅变法是不成功的。改革达到了秦孝公的目的,可以说为他东复侵地,建立霸业的宏图伟业打下的坚实的基础。于是,在商鞅的建言下,秦趁着魏被齐大败的大好时机下,迅速发动了对魏的战争,商鞅计败魏军,当初对商鞅不以为然的魏惠王无奈只能割地求和,迁都大梁。
然而,当秦孝公和商鞅等改革派享受着改革带来的成果时,改革也招致着守旧贵族的不满,多项改革措施或直接或间接地触动着守旧贵族的利益,在利益面前,没有人会主动退让。守旧贵族对改革的不满终将会成为悬在商鞅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终于,守旧贵族的代表赵良粉墨登场,他游说商鞅,以贤相百里奚和商鞅做对比,指出商鞅在变法中过分激进,用苛刑代替德治,而且丝毫没有考虑贵族的利益。最后甚至用人身威胁的方式来“劝说”商鞅引功身退,停止新法的实施。在如此高压之下,商鞅没有退缩,可以说他是为了自己的名利着想,但更重要的是为了保住改革的成果。
但历史总是充满着偶然性,五个月之后,他的“政治盟友”秦孝公死了。诚如赵良所言,“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亡可翘足而待。”守旧贵族立马掀起反扑,诬告商鞅“谋反”,最终杀之于郑渑池,车裂商君以徇,灭商君之家。至此,悬在其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终于落下。可谓成其者变法,亡其者亦变法。
历史不能做到绝对的公正。汉朝实现大一统,国家政权稳定,加之需要休养生息,故尊崇儒术,统治者施仁政,行王道。因此,在汉朝的史学家司马迁眼里,商鞅就是一个离经叛道者,其受到不公正的评价也是情有可原。但商鞅变法对秦国国力的提升是毋庸置疑的,为秦后来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也不可否认,商鞅鼓励苛刑,忽略德治的理念确存不合理之处,但苛刑在短时间内达到的效果却又十分惊人。
商鞅变法留给后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任何改革者都当以史为鉴,从历史中探求经验,助力改革,以图千年大计。对于商鞅本人的评价,是非功过,留于后人评说吧。
张仪列传读后感篇十一
我的祖国以快60岁了,我的祖国是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才有今天的繁荣,在这几千年的历史中有多少人为祖国抛头颅,但他们依旧微笑有多少人为它洒热血,但他们都觉得值,从古至今有多少的英雄人物为自己的祖国献出了他们自己年轻的生命呀!
前段时间我有幸读了《屈原列传》这本书,对流芳百世的屈原有了个全新的认识。
屈原名平是春秋战国时期楚怀王的左徒,见识广博。但是他一生中遭遇了两大挫折。读《屈原列传》的时候,我感觉到吸引和震撼我的以不再是屈原那高尚的品质,而是感慨活在一个不被人了解的世界,那会是一个多大的悲哀。
屈原为楚国建立了法度,办理外交使楚国的'趋势逐渐走向富强的道路,并一度成为六国联合抗秦的领导,同时他又为祖国积极培养人才。可是楚国的贵族政治,以日趋没落,楚怀王及其子,襄王都是昏君,秦国的张仪以重金收买了嫉妒屈原的大臣及楚怀王的宠妃郑袖,造成一个全面的政治攻势。
事后,屈原便找到楚怀王,要楚怀王听从他的建议,但楚怀王的宠妃和大臣们百般阻挠,最后没听从屈原的建议。过了一段时间秦兵大举来袭,最终楚国灭了。
屈原回首再回首,拭泪,最后终于抱起岸边的一块记录楚国辉煌、中落的历史的江石投入了奔腾不息的滔滔江水。天地不言,唯有江水呜呼。
“路慢慢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每每读到屈原,想到屈原,我总是有一种悲叹,一个真正的跋涉者,一个真正坚持自己的理想和情操的人,他的结局竟是万般无奈的投江,后人们便流传这样一个习俗,每年的五月初五人们便在屈原投江的那条河里,撒粽子,为了不让鱼虾吃屈原的尸体,以后的五月初五变成了今天的端午节。
我读完了这本书以后,我想为什么有那么多高尚的人总是匆匆的走完了他短暂的一生,今天的人也许永远也不会明白的。
从屈原坎坷的一生,我悟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人的一生不可能一帆风顺,遭遇困难和挫折是正常的,关键是在面对挫折时,应当拿出勇气和毅力,迎接挑战,直面迎接,战胜自我,把每一次的挫折,当作前进的踏脚石,最终走向成功,我相信这个道理一定会使我终身受益的。
张仪列传读后感篇十二
这一篇顾名思义,写了两个人,屈原和贾谊。两个的早年经历和个性有些相似,都是早年得志,以文采和博学深得君主器重,但是都遭遇诬陷抵毁,然后一蹶不振,屈原跳汩罗江自杀身亡,贾谊流放长沙抑郁而死。
简单的说这一篇就是这样。
作者用了很多篇幅记述屈原和贾谊的文章诗词,大抵都是悲愤喊冤之辞,“举世皆浊我独清,世人皆醉我独醒”,小人得志,有才能之士失意,“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谓兮”。总之,是这个世界错了,我没错,世既不容我,我将离世而去。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个世界的确是极其不完善的,古往今来,有太多的怀才不遇之士;有太多的受人诬陷抵毁从此失意的有识之士;世之不公,比比皆是;因此屈原呼天抢地怨天尤人的诗词引发古今无数中国知识分子的共鸣,也成就了他千古才名。
其实,从某种角度说,屈原的不如意的际遇加上他抑郁偏激的个性,当然还有他的文学造诣成全了他作为一个文学家的成就,所谓忧愁愤怒出诗人,就是这个道理。
张仪列传读后感篇十三
太史公在《屈原列传》中塑造了一个“其志洁,其行廉”,“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的屈原,千古流芳。
就是这样一个屈原,居然被上官、靳尚、张仪等人不明不白地给害了。呜呼!屈原既死,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而莫敢直谏,其后楚竟为秦所灭!暖乎!若是屈原不死,秦何以灭楚?何以定天下?历史也许因此而改写也!
所谓贤人政治,就是说治乱由人,任贤臣而感天地泣鬼神,天下太平风调雨顺;用小人则灾祸由此而起,异变由此而生。故周八百年江山是姜子牙之魂保佑,齐之霸业系由管仲,汉兴乃由张子房,蜀兴系由诸葛亮;同样,商亡是杀了比干,楚亡是去了屈原,秦亡是赵高作祟。说来说去,君主只要会用人就可以了,本人才德并不重要。齐桓公好色好小人,但只要全盘信任管仲仍可称王称霸;汉高祖无才无德,但文有张良萧何武有韩信,便可逼项羽乌江自刎。一部中国政治史,由是留下了无数半人半神的名字。
最明显的例子,诸葛亮。“伏龙、凤雏,得一而可安天下”,刘备将二人尽得,天下仍未安于蜀汉。相反,蜀是三国中实力最弱者厂。于是人们只好说,诸葛亮,寸运”不济,“生于末世运偏消”呀。在人与天的较量中,人们似乎又默认了贤人未必应天而生,天未必感人而动了。这,也算是不走运的“贤人”们的一条借口吧。
由此可见,即便是标榜贤人政治的中国古代,“体制”暗中的力量也还是重于“人治”。与其说是气运,不如说是体制是否适于时世。
屈原死了,楚国灭了;贾谊死了,汉朝兴了。个中原因,读《史记》的人,不妨去字里行间细细体味。
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一生郁郁不得志,终于自沉以终。论品格,屈原是第一流的人物,令人敬仰;而作为政治家,空有才智、抱负,却只能坐视楚国亡灭,无措手足,这又是一种悲哀。
由此不能不让人想到政治家中成功者的诀窍了。18世纪意大利著名的政治家圭涅提尼,他的政绩为世人瞩目,连一代泉雄拿破仑都崇拜他。他的日记正是研究这些成功政治家的绝好材料。
如果你看过他的日记,了解其中的先进思想,达观智慧,你一定会认为这是一个思想激进、最具民主革新思想的开明之士。那你可就错了!从他的政绩作为来看,他却是专制君主的最得力大臣,可以说是最顽固的保守分子,不能容忍有任何改革。为何一个政治家,他的所作所为和他所思所想的有如此大差别?这一点他的日记里可以找到答案。他说,在专制君主手下为官必须善于伪装自己,决不可透露自己半点真实想法,“否则谁说出口,谁就完蛋”。因而有句名言是:“表情要开放,思想要深藏。”这一点正是圭涅提尼在政治上获得成功的方法,因而他能左右政局达30年之久。
同样戚继光为了能做一番事业,便向首辅张居正行贿,送金钱美女,笼络宫中当权宦员,结果执掌了军事大权,当总兵十几年之久,因而得以驱逐倭寇,实行巩固海防战略,成为一代名将和民族英雄。相反,刚直不阿的海瑞反而在政治卜无所作为,一无可述。
由此看来,这些极为成功的政治家的要素是:宁可个人操守有亏,也要以非常手段获得大权,施展手段。这或许便是马基雅弗利的名言“不择手段,达到最高道德”的绝佳注脚了。相反屈原一生正道直行,反而处处碰壁,不得施展才华志向。这可能是政治恰恰是一个妥协与折中的地方所致。所以有人在美国恭维某个家庭的孩子,说他长大会成为一个政治家,反而招致这个家庭的愤怒,因为政治家在欧美并没有好名声。因此不把屈原归人政治家行列,倒是更近于事实。
张仪列传读后感篇十四
商君者,卫之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孙氏。鞅少好刑名之学,事魏相公叔痤为中庶子。公叔痤既死,公孙鞅闻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将修穆公之业,东复侵地,乃遂西秦,因孝公宠臣景监以求见孝公。公与语,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语数日不厌。景监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欢甚也?鞅曰:吾说公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同悒悒,不舒畅)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悦之耳。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令民为什五,而相收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匿奸者与降敌同罚。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
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己,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于民期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不便者以千数。于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
卫鞅说孝公伐魏,孝公以为然,使卫鞅将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将而击之。军既相距,卫鞅遗魏将公子卬书曰:吾始与公子欢,今俱为两国将,不忍相攻,可与公子面相见,盟,乐饮而罢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为然。会盟已,饮,而卫鞅伏甲士而袭虏公子卬,因攻其军,尽破之以归秦。
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徙告商君欲反,发人捕商君。秦惠王车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君反者!遂灭商君之家。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也。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印,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刻薄少恩也。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
张仪列传读后感篇十五
《商君列传》是《史记》七十篇列传中的一篇。这篇列传,太史公主要记述了商鞅事秦变法革新、功过得失以及“卒受恶名于秦”的史实。文章始言商鞅“好刑名法术之学”,三次游说秦孝公,终使“君大说之耳”;“鞅欲变法”,守旧派公然反对,鞅据理力争;“卒定变法之令”,众皆哗然。鞅立木悬赏,取信于民。刑太子师,以肃法令;“行之十年”,“家给人足”,“乡邑大治”,“秦人富强”。鞅将而伐魏,“既破魏还”;孝公卒,太子立,以欲反之名捕商君,而终以车裂族灭。文章最后,太史公对商君作出“天资刻薄人也”的评价。
俗话说,一千个读者心中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读了《商君列传》后,有以下几点粗浅感受。如有不妥,请方家指正。
一、革旧立新,依法治理,使商君功成名显。
商鞅变法是历史上重大改革取得明显成效的案例之一。一是建新制。根据天下大势和秦国实际,创立了适合秦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制度。把零星的乡村合并为县,重新划分田塍,鼓励开垦荒地,平衡税赋,统一度量衡,极大地促进了秦国经济发展。二是严管理。十家编一什,五家编一伍,相互监督,连带治罪。秦国出现路不拾遗,山无盗贼,城乡秩序稳定的大好局面。三是明法度。太子犯法,依新法处罚了他的两个老师。公子虔再犯,被处劓刑。打击并瓦解了旧的血缘宗法制度,初步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使封建国家机器更加健全,推进了中央集权制。四是兴教化。要求男子长大后,父子要分开,男女老少分居而住;明确尊卑爵位等级,按等级占有土地、房产。五是重农业。让粮食丰收、布帛增产的免除自身的劳役或赋税。六是奖军功。有军功的显赫荣耀。人民勇于为国战斗,不敢为私争斗,极大地提高了秦军的战斗力,为秦国实现称霸的战略目标奠定了基础。
二、刑法严酷,刚愎自用,致使商君结局悲惨。
商鞅变法使秦国民富国强之功难没,但最终却落得个车裂族亡的悲惨结局,主要因素有以下几方面:
(一)用刑过度。惩罚犯罪,保障人权,是法律的责任。如果法律违背人性,滥用酷刑,无视百姓切身利益,就不会得到百姓发自内心的遵从。商鞅变法的宗旨是富国强兵、王霸诸侯,至于百姓权益、尊严则很少顾及。“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让亲人、邻里之间没有安全感;奖军功,“民勇公战”,把人培养成了战争机器;对百姓有议论新法的,“尽迁之于边城”。
(二)不听进谏。赵良对商鞅说,听得进反面意见是聪,能正视缺点是明,能战胜自己的人性弱点是强。还说,一千个人唯唯诺诺赞同,不如一个人不留情面提出反对意见。这番话商鞅还算听得进,认为“貌言华也,至言实也,苦言药也,甘言疾也”,希望赵良“终日正言”,作自己善政之“药”。而赵良劝商鞅,鉴于朝野积怨太多,不如功成身退,交出商於十五国封地,到偏远的地方浇园耕种,“可以少安”。但商鞅认为有秦孝公支持,自己功勋卓著,没有谁能撼得动,因而没有服用赵良的“药”。
赵良劝商鞅学五羖大夫,劳累了不坐车,酷暑炎热不撑伞,走遍国中不用随从,廉洁自律、勤政爱民。提醒他,“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如果您还要贪图商於的富有,以独揽秦国的政教为荣宠,聚集百姓的怨恨,一旦秦公驾崩,“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令人惋惜的是,对赵良的逆耳忠言,“商君弗听”。
(三)重刑罚、轻德政。商君治理国家倾向于刑罚,过度使用严刑、酷刑,这不仅不能使百姓心甘情愿地遵从法令,还容易引起民愤,造成积怨。应当是德政教化,刑法约束,标本兼治,相辅相成,才能夯实治国理政的法治之基。
(四)监督缺位。商鞅自己立法,自己执法,而且拒绝接受监督。他持才傲物,自诩为“高人”、“智者”,瞧不起任何人,认为“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在没有与大臣形成共识,没有征求公众意见,只凭借孝公的`支持推行新法。太子犯法,刑、黔太子师傅公子虔、公孙贾,以杀鸡儆猴。公子虔复犯新法,即被处以劓刑,“使宗室贵戚多怨望者”。本来,评论法令得失,是最有效的监督。可商鞅听不进反面意见,对评论者无情打击,“其后民莫敢议令”。
(五)自身腐败。腐败是最不得人心的诟病之一。商鞅出任秦相后,不为百姓造福而大规模地营建宫阙,损耗国家资财,引来众多非议。受封于商於之地,恃功自傲,高调称君,“南面而称寡人”,更是不讲规矩;一旦出行,后边跟着数十辆车,车上都是穿着铠甲的卫士,身强力壮的人作贴身警卫,持矛操戟的人紧靠车子奔随。兴师动众,作威作福,好不气派。
三、身受其害,痛恨酷刑,太史公对商君评价少褒多贬。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商鞅有缺点也是难免的。然而,每一次改革总会触痛一部分人的利益,特别是涉及到贵族们既得利益后,不仅会引起众怒,还会招树强敌。商鞅迎难而上,力排众议,推行新法,使秦国大治,秦人富强。所以,评价商君不能无视其改革成果,不能抹去他对社会治理的功绩。
张仪列传读后感篇十六
原创:刚刚刚刚的铁屋子。
商鞅,卫国人,故称之卫鞅;姓公孙,故又称之公孙鞅;发于秦,秦封之于商十五邑,故号为商君。
商鞅称商君源于由他主导的一次着名改革――商鞅变法。这次改革既成就了商鞅,也成为杀死商鞅的一把利刃。
商鞅从入秦伊始,便致力于变法,以成秦孝公霸业。从结果上来看,商鞅变法取得了莫大的成功,变法成果为秦后来兼并六国,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为此做出巨大贡献的商鞅,最终却落了一个五马分尸,家人尽灭的凄惨下场。不仅如此,古代史学家对其一生更是极尽损贬之辞。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中如此评价商鞅:“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n,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於秦,有以也夫!”这种评价对于一位功勋卓着的改革家来说,是极不公平的。
商鞅在魏国时,得不到重用,个人的理想抱负得不到实现。而秦孝公正欲修穆公霸业,广罗国家人才,这让极具政治慧眼和才能的商鞅看到了施展自己才能的机会,遂西入秦。他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来求见秦孝公,以帝道、王道、霸道三种为政理念来试探秦孝公的意图。在得知秦孝公欲成霸业的想法之后,第四次会面,与孝公大谈强国之术,孝公数日不厌,相见恨晚。商鞅与秦孝公达到了一种政治上的共鸣――成霸业以扬名立万。可以把这种君臣关系理解为相互利用:秦孝公需要一位有才干的改革家替自己冲锋陷阵,而商鞅则需要一位强有力的国君为其实现政治理想提供平台。
经济方面: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统一度量衡;减轻农民赋税徭役;废井田,实行土地私有。政治方面:奖励军功;废除世卿世禄制;推行户籍制度,实行连坐;推行县制。社会层面:用严峻的刑法来代替德治,严厉控制社会舆论。
《史记》载:“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於公战,怯於私斗,乡邑大治。”由此来看,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说商鞅变法是不成功的。改革达到了秦孝公的目的',可以说为他东复侵地,建立霸业的宏图伟业打下的坚实的基础。于是,在商鞅的建言下,秦趁着魏被齐大败的大好时机下,迅速发动了对魏的战争,商鞅计败魏军,当初对商鞅不以为然的魏惠王无奈只能割地求和,迁都大梁。
然而,当秦孝公和商鞅等改革派享受着改革带来的成果时,改革也招致着守旧贵族的不满,多项改革措施或直接或间接地触动着守旧贵族的利益,在利益面前,没有人会主动退让。守旧贵族对改革的不满终将会成为悬在商鞅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终于,守旧贵族的代表赵良粉墨登场,他游说商鞅,以贤相百里奚和商鞅做对比,指出商鞅在变法中过分激进,用苛刑代替德治,而且丝毫没有考虑贵族的利益。最后甚至用人身威胁的方式来“劝说”商鞅引功身退,停止新法的实施。在如此高压之下,商鞅没有退缩,可以说他是为了自己的名利着想,但更重要的是为了保住改革的成果。
但历史总是充满着偶然性,五个月之后,他的“政治盟友”秦孝公死了。诚如赵良所言,“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亡可翘足而待。”守旧贵族立马掀起反扑,诬告商鞅“谋反”,最终杀之于郑渑池,车裂商君以徇,灭商君之家。至此,悬在其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终于落下。可谓成其者变法,亡其者亦变法。
历史不能做到绝对的公正。汉朝实现大一统,国家政权稳定,加之需要休养生息,故尊崇儒术,统治者施仁政,行王道。因此,在汉朝的史学家司马迁眼里,商鞅就是一个离经叛道者,其受到不公正的评价也是情有可原。但商鞅变法对秦国国力的提升是毋庸置疑的,为秦后来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也不可否认,商鞅鼓励苛刑,忽略德治的理念确存不合理之处,但苛刑在短时间内达到的效果却又十分惊人。
商鞅变法留给后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任何改革者都当以史为鉴,从历史中探求经验,助力改革,以图千年大计。对于商鞅本人的评价,是非功过,留于后人评说吧。
张仪列传读后感篇十七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是司马迁的一篇列传。屈原是湖北秭归人,作为一名湖北人,对这位伟人的历史我也非常感兴趣,今天特地开始读了一下原文。
屈原是芈性屈氏,古代的姓和我们今天的姓不一样,古代只有贵族才有姓,屈原和楚国王室都是芈姓。而屈是他的氏。《屈原贾生列传》中说屈原是楚平王的同姓,所以按照道理来说屈原是和楚国王室有血缘关系的。
他最先是楚怀王的左徒。因为才华出众,所以怀王一开始非常信任他。但是同朝为官的人为了争宠而害怕他的能力超过自己。于是他们想办法迫害屈原,他们在楚怀王的面前诬蔑屈原,这样楚怀王就开始渐渐疏远屈原。
由于屈原为人非常正直,用心对待他的君上。可是却被疏远,真是忠言逆耳。屈原被罢免以后,秦国想要攻打齐国,齐国和楚国关系很好。秦惠王想要疏远楚国和齐国,于是派张仪去找楚怀王,张仪说如果楚国能够和秦国结盟去攻打齐国,秦国会把六百里的地方送给楚国。楚王听了以后答应了张仪,于是和齐国绝交。等到战后楚王准备去接收土地的时候。张仪却说自己和楚王约定的是六里,没有听说过六百里。
之后楚王很生气,想要攻打秦国结果被秦军打败。后来秦国主动请求归还汉中向楚王求和,楚王只要求得到张仪。后来张仪用重金收买楚王的宠妃,张仪逃走了。之后秦昭王和楚国通婚,希望和楚王见面,屈原说秦国是虎狼之国不能相信,结果怀王不听。最后楚怀王死于秦国。
屈原后来又被贬了,在万般无奈之下,投江自杀。《屈原贾生列传》让我体会到,一个国君如果只听片面之词,听不进真话的恶果。屈原忠心耿耿却落下一个投江自杀的下场。实在是非常可惜。
张仪列传读后感篇十八
太史公作《货殖列传》,不拘泥于时,驳斥儒道两大家有关经济问题的观点,大胆提出人类追求财富的合理性,字字铿锵,掷地有声。“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无论多美好的志向都得有实现的基础,财富,在很多时候就是我们人生的资本。
自从商业产生以后,贫富差距渐渐出现,同时因为有了差距,便生出许许多多的社会矛盾与冲突。作为以农为本的国家,古代中国一直到了清朝还在压制商业活动,商人们承受着来自朝廷和社会各个方面的阻挠与压力,可以说,一个成功的商人的创业历程真的是步履维艰。士农工商中,商为最下等,其实各个阶级都要养家糊口挣取银钱,只是收获渠道不同,收获数量也不等。皇家贵族子弟生下来过的就是锦衣玉食的生活,双手不沾一点腥土,整天跟着先生念叨仁义礼智信,之乎者也,修身养性治国平天下。每每这些“贵人”不开心的时候,一个巴掌抡过去,挨打的小奴仆低头含泪,以头抢地,可怜兮兮地捂着一边打红的脸:“奴才该死!”同是人,贵贱就这么给划分明了,你,穷人家的孩子,就是受欺负被奴役的命。富人家是有自己的烦恼,他们担心的也许是明天去哪里游玩,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而众多吃穿无着落的穷人们还在忍受着饥饿侍弄那几亩租田,用一句俗语来形容就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财大气粗”也就是这个样子了,“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
张仪列传读后感篇十九
商鞅,卫国人,本名公孙鞅。
才华出众,恃才傲物。这便是我对商鞅的总体感觉。特别自信,就像电影里的超级反派,总有种一切尽在掌握的感觉。
太史公说他刻薄少恩,得罪人太多,以至于招来杀身之祸。其实仔细看看,他得罪的最终害死他的,应该是太子,后来的秦国国君。商鞅是做到了王子犯法,与民同罪。可那时人家潜龙在渊,等到飞龙在天的时候就回来找他翻旧账了。
公叔痤也是个有趣的人。在位的时候没来得及推荐公孙鞅,快死了才告诉魏惠王,这个人可以做宰相,要重用啊。话说你的国君是个啥样的人你自己个儿心里就没点b数吗?真以为人家来问你是真心担心魏国的未来么?人家那是做做样子的,毕竟身份地位在那里,手下宰相要挂了,怎么也得来看看,不然舆论怎么说?也过不去心里那道坎呀。
商鞅喜好刑学。说明他内心深处认为世界就是黑白分明的,要么对的,要么错的,没有差不多,无所谓之类的情况。推崇法治社会,认为人人守法,规矩天下。难到没边了呀。他这样的人,遇到一个好领导,那就是一把锋利无比的刀,遇不到,就是人家刀下的菜。
做人要厚道,厚道就是与人为善,与人为善就是要委屈自己,把自己的委屈当作开心。
读书正行,读书正言,读书正心。
张仪列传读后感篇二十
读完司马迁的《李斯列传》久久不能释怀,感慨颇多。李斯由一小吏到位极人臣的丞相再到身败名裂,其中之事对我们多有借鉴。
李斯列传开篇先介绍了李斯当郡小吏时,看的看到办公处附近厕所里的老鼠在吃脏东西,每逢有人或狗走来时,就受惊逃跑。后来李斯又走进粮仓,看到粮仓中的老鼠,吃的是屯积的粟米,住在大屋子之下,更不用担心人或狗惊扰。于是李斯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一个人有出息还是没出息,就如同老鼠一样,是由自己所处的环境决定的。这就是李斯的着名的“老鼠哲学”。可以说这句话到处了多少现在中国人的心声。河北大学一起校园撞人事故带来了一个官二代“我爸是李刚”的铿锵自白,这是对社会公平的公开叫板,可他却说出了一个令人无可奈何的现实:“拼爹”时代已经到来。有网友调侃称:“葡萄美酒夜光杯,欲见女友把命催,醉驾撞人咱不怕,李刚就是我老爸。”在这样的时代,真是干得好不如生得好,生得好就有权力、就有财富、就可以肆意逾越人间规则。那些富二代、官二代可以享受更好的教育(有关统计数字显示,高等教育招生录取的农村学生约占30%,其中重点大学的比例不到两成,农村人口却占了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可以继承父母的财产,可以享受父母留下的庞大的人接关系网,这让出身普通的百姓想有出头之日是何其之难。
于是李斯像那些普通人发出了这样的呼喊:地位卑贱,而不想着去求取功名富贵,就如同禽兽一般,只等看到现成的肉才想去吃,白白长了一副人的面孔勉强直立行走。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这句话可以说是李斯一生的核心理念。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学过道德经的人总是纠结于无为还是有为,李斯也算是给出了他自己的一个答案。处在这样一个以金钱和成功来衡量一切的社会,如果你贫困和没有社会地位,说话做事都没有底气,备受歧视。就算你能有:颜回那样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境界,你能让你的家人,你的孩子,你的妻子被人看不起而置之不顾吗?如果你真的那样做了,我觉得你就算不上什么超脱之人,而只是一个消极避世的人而已。当然道家说我们不要去追寻那些身外之物,这是背离大道的。确实我们追求成功的过程中丧失了快乐,元人姬志真曾写过一首名利与个人关系的一首诗:仆马舟车历艰辛,区区名利两相关。细思本来图安稳,却使身心不暂闲。确实我们以为我们只要成功了就会快乐,但是事实不尽然。但是如果你处在一个较低的社会地位,连自己的基本尊严都维护不了,你难道会比那些追求成功的人快乐吗?处在一个卑贱的地位而说自己不爱那些财富和高地位,只会引起别人的嘲笑而已,只有当你拥有这些你才有资格这样而不为人所诟病。处今日之中国,想超然世外是何其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