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总结是记录成长过程中的点滴收获。写一篇完美的总结需要有系统性的思维和条理性的表达。通过阅读这些总结范文，大家可以更好地理解总结的作用和意义，从而写出更优秀的总结。

纪录片电视文化的论文篇一

即拍摄者参与到所记录的事实当中，摄影机和被纪录对象之间形成一种亲密的关系，发掘事件的真实面貌，推动事件的进程，并将整个参与的过程拍摄下来，作为记录的有机组成部分。

参与式记录可以溯源至弗拉赫蒂的探险纪录片，是纪录片的主要工作方式之一，其极端发展即为50年代法国出现的真实电影，强调在人为的环境中发掘出隐蔽的真实。

参与式记录可以运用在各种题材的记录当中。

在现实题材的拍摄中，对拍摄事件的介入及与拍摄对象的亲密接触，都会给记录打开一个多维空间。

美国纪录片导演詹妮弗・福克斯在拍了一部9个小时的长片：《比尔和开瑞：一个美国式的爱情故事》，以真实电影的形式呈现一对黑人和白人及他们的两个女儿组成的家庭生活。导演fox用超8毫米摄像机自行拍摄，她的制片担任录音师。她们和这个家庭共同居住了一年的时间，次年又以一年的时间访问了他们的亲朋和同事，拍摄了850小时的素材，最后剪成了9小时的片子，以对日常生活的把握，折射出美国社会的种族融合现象。

90年代初的《望长城》，就是以长城内外普通人的追踪、采访、记录，发出了中国纪录片第一声呐喊，《我们的留学生活――在日本的日子》采访了315人，其中跟踪采访66人，展开了一幅在日留学生的生活画卷。

在历史题材的纪录片中，由于题材的局限，不可能获得太多的直接素材，更强调以参与式的记录来回顾历史，譬如法国纪录片《证词：犹太人大屠杀》，克洛德・莱兹曼用了1年来拍这部长达9小时的纪录片，全部是通过对见证人的采访而将历史再现于今天。这当然是个特例，其中所耗费的精力和财力可以想象。

我国关于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纪录片也多采用了参与式纪录，大量采访相关人物，重访遗址遗迹，让史料在记录者所营造的环境中鲜活起来，重现历史的真实。譬如近期的历史题材纪录片《解放啦》，就是以对各色人等在“解放啦”这一特定历史时刻的所见所闻所感的采访、回顾，结构了全片，每个人对历史都有自己个性化的认知，由于采访，存留在不同人等不同记忆中的瞬间集合在了一起，同一个历史时刻，同一个历史事件就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姿态走了过来，有一些复杂，有一些厚重，又有一些戏剧的况味。

参与式记录的长处在于纪录片工作者可以尽可能的去探究表象之下的真相，对表现内心世界、过去时空、以及赋予记录戏剧性情节性上非常有效，但由于是以对生活的介入而激发出一些非常态的东西，掌握不好，就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生活的原生态。

2、旁观式记录。

即在对生活的记录中采用的是一种旁观的方式，也就是摄影机与被拍摄者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最好的就是争取把摄影机对被拍摄者的影响降到最低，剪接时强调一种连续性，从技术的角度就尽力避免表露作者的感情色彩和道德取向，尽量完整地真实地表现人物与事件的本来面目，创造一种包含着不同意蕴的现实模式。

旁观式记录起源于最初的纪录短片，并在60年代在美国出现的直接电影中得到极端发展。“‘直接电影’的艺术家扮演的是不介入的旁观者角色，‘真实电影’的艺术家担任了挑动者的任务”。（《世界纪录电影史》［美］埃里克・巴尔诺）。

美国纪录片工作者怀斯曼一直坚持不做任何介入的直接记录，以视觉形象和片中人物的话语来呈现事件，其记录方式俨然已经成了一种信仰，体现了空前的执着与坚持。这也与他一贯选择的记录题材有关：学校、军队、警察、医院、监狱及为人们提供帮助的各种社会服务机构，以此探索当代美国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他的近作《缅因州的贝尔法斯特》中，一如既往地用镜头解剖机构和人，藉此得到“对20世纪最后1／3时间中美国生活的一个印象化概述”，其高达1001的片比保障了其信仰的实现。

纪录片电视文化的论文篇二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已经进入了新阶段，对人们的思维习惯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这种形势下，文化产业迅速发展起来，成为社会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用文化产业带动经济发展，说明我国社会产业结构的调整取得进展，经济发展模式正在转变之中。纪录片是文化产业中的活跃部分，深受人们喜爱，研究纪录片的策划选择题是非常有必要的。

1策划含义概述。

从现代意义的角度理解，所谓的策划就是在一些信息素材的基础上进行设计，形成一种思路、创意以及方法等，为后续的实际操作提供依据。这一概念被引入到电视节目创作以后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一名电视人需要长期研究的课题，选题策划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一方面，这项工作为节目创新提供了思路和方法，可以说策划已经成为节目创新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策划是节目制作的第一步，可以有效避免决策失误问题，提升信息及其他相关资源的利用率，可以说做好策划工作，一个电视节目就已经成功了一半。纪录片选题策划中，虽然由于节目固有性质导致创作的自由度受到限制，但是选择策划仍旧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实际上记录片是将真实事件以艺术的`方式再现出来，在不违背事实的前提下提高节目的感染力。总之，纪录片选题策划工作非常重要，是在现有信息上的一种选择过程或者说是一种创作过程[1]。

纪录片电视文化的论文篇三

电视纪录片《信仰》诠释了中国人是如何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如何坚守信仰，如何取得信仰的胜利。历史选择毛泽东和蒋介石代表各自的阶级和政党，用手中的枪杆和心中的信仰，用对历史的感触，和对未来的预测，在饱经风霜的中国大地上，在进行一次猛烈的碰撞，中国的命运也就取决于这两种信仰的博弈。这种信仰成了中国人寻找一条民族的独立和现代化的道路的'力量之源。

这部纪录片让我重新认识了我们伟大的党，以及那始终引导我们坚定不移的信仰。19，《共产党宣言》创造了共产党信仰的起点。1992年，邓小平曾经回忆说：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共产党abc》，正是以《共产党宣言》为起点，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不停的追寻，坚守自己的信仰，发挥了他永恒的魅力。

九十年前，南湖澎船里的仁人志士悄然酝酿着时代的蓝图。开天辟地慨而慷。《共产党员宣言》确立了中国人民自己的信仰，在这种力量的支持下，民族先锋队开始了救亡图存的伟大探索，革命面貌焕然一新。《共产党宣言》引导彭湃从一个富家子弟走向革命之路，从他烧田契开始，已经开始绽放出信仰之光。

19，中国共产党诞生，正是对马克思主义坚定的信仰，揭开了中国现代历史的新篇章。

有了信仰，还要坚守，正是有无数革命烈士抛头颅、洒热血，坚守自己的信仰，才换来今天的幸福生活。聆听着片中的入党誓词，再次心潮澎湃，历经各种时期，党的誓词也在不断修改，但毛泽东主席添加的“永不叛党”一句从未更改。绝大多数共产党人在用生命捍卫自己的信仰。方曾写过：死，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他在《可爱的中国》一书中说道：中国一定有个可爱的光明的前途。正是由于像他这样对信仰的坚守，他心中的光明前途现在已经出现。当然，不是所有的共产党人都能坚守自己的信仰，像陈公博、张国焘等人，他们终将被历史所唾弃。

中国共产党创造历史奇迹靠的是什么？就是信仰。湘江战役陈树湘断肠而死，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陈毅的“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表达了对信仰的忠诚，张思德的为人民服务，刘胡兰的“怕死不是共产党员”，无不是对信仰的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利益奋斗的共产党得到了人民的拥护。

从苏维埃到民族解放，从新中国到五星红旗，无数革命先烈前赴后继去实践自己的信仰，共同的信仰让人们凝聚起来，为信仰而奋斗，就是为未来而奋斗。

我深信，在信仰的照亮下，在旗帜的指引下，我们将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纪录片电视文化的论文篇四

记录片是时代发展的见证者，为人们再现了历史发展进程，因此，选题策划时，一定要做到与时代背景紧密相关，引发人们情感上的共鸣，产生一种启迪意义，这是纪录片选题的根本原则，也是其价值所在。例如，2015年，由媒体人柴静策划并制作的纪录片《穹顶之下》受到亿万国人的关注，好评如潮。该纪录片以当下泛滥的“雾霾”为主题，为人们再现了令人担忧的环境现状，呼吁社会各界共同携手，治理环境，还原洁净的自然面貌。柴静将女儿的病情作为开题，让观众感到震惊和心疼，可以说制作这部纪录片是出于社会人的责任感，同时也是出于一位母亲的本能，记录片中除了再现当前各个省市的雾霾现状，也对雾霾产生的原因进行深度调查，说明了这一环境问题对人们造成的严重影响。这部纪录片之所以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正是因为其选题与时下问题亲密相连，关系到每一个人，其引导人们重新审视环保问题，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2]。

2.2追寻文化渊源。

记录片本身就是文化产业的组成部分，其目的不仅是再现事实，更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追思。因此，进行选题策划时，不仅要关注当前事件，更好关注这些事件背后的文化与习俗，引导人们追寻传统文化渊源，发挥一种文化传播的作用，发挥纪录片的真正价值。近几年热播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关注度一直居高不下，这绝不仅仅是因为片中为我们展现了各地美食，更是因为其引发了人们的思乡情缘，这是对美食背后蕴含文化的一种关注和认同。在介绍查干湖冬捕这一期节目中，节目就为人们展示了冬捕前的仪式，除了鱼的各种做法和吃法外，让观众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感受到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意义，人们从自然中获取食物，需要对大自然怀有一颗感恩、崇敬之心。可以说《舌尖上的中国》追溯了全国各地美食背后的文化渊源，引发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关注和思考，这是其选题策划的成功所在。

2.3尊重事实、强调故事性。

“讲故事”是当代新闻媒体经常采用的一种手段，因为故事往往比其他形式更能吸引观众的注意力，达到引人入胜的效果。纪录片选题策划过程中也要善于运用这种方式，抓住观众心里，尤其是在一些历史题材的纪录片中，更应当推广使用这种方式。例如，纪录片《百年人・日照魂》中，就将丁惟汾及其家族作为主题，在选题策划初期，就将这一人物及其家族的轨迹作为线索，再现了辛亥革命元老的风雨一生。纪录片中既展现了革命中各个党派之间的冲突，同时再现了丁氏家族血浓于水的亲情，成功将“大家”与“小家”的故事融为一体，引人入胜，达到理想的传播效果，这与最初的选题策划角度是分不开的。值得注意的是，选题策划之初无论想要达到怎样的效果，都必须尊重事实、尊重历史，否则就不能将其称之为“纪录片”了[3]。

3总结。

纪录片是当前我国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观众最喜爱的文化节目之一。为了达到理想的传播效果，必须要重视选题策划这一环节，要与时代背景紧密相关、追寻文化渊源，尊重事实、强调故事性，发挥纪录片弘扬文化的价值。

参考文献。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纪录片电视文化的论文篇五

摘要：

随着电视机大量普及，一种新的文化形式——电视文化已悄然形成，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领域，电视文化在现代社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且，作为一种特殊的教育环境，电视文化对青年学生的影响也日益突出，对幼儿的影响尤为显著。如何更好地认识电视文化的影响，确立正确的电视文化导向,为青年学生提供健康的精神食粮,是教育作者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独生子女日益增多，社会生活节奏加快的当今社会，电视已经代替父母与伙伴成了许多孩子的主要伴侣。电视的出现，早已困扰着我们的儿童教育，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均对此给予了高度重视，不断地进行着各类调查研究。然而，各位专家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尤其在电视作为教育媒介对于幼儿的影响方面，更是莫衷一是、争论不休。

幼儿对电视具有某种特殊感情，其原因是与幼儿自身的认知特点、电视的特殊功能以及家庭因素分不开的。

(一)幼儿认知特点与注意倾向。

皮亚杰曾用大量令人信服的实验材料证明了儿童的认知与成人有着质的不同，而且不同年龄阶段儿童的认知结构也各具特点。幼儿心理发展具有认识活动的具体形象性、心理活动及行为的无意性、初具个性倾向等三个一般特点，但也存在幼儿初、中、晚各个时期的不同。其中“无意性”最为显著，其各种心理活动都表现出无意注意、无意记忆、无意想像等典型特征。

发展心理学认为，引起幼儿无意注意的因素有三：客观事物的特征(刺激强度、活动变化、新异性、生动性等)、刺激物与主体兴趣爱好的关系以及主体的情绪与需要状态。幼儿对于新颖的、鲜艳的、强烈的、活动的、多变的、具体形象的以及能够引起他们兴趣和需要的对象，才集中注意力，但又很容易受更加强烈的新异刺激物的影响而转移。幼儿能自然而然、毫不费力地记住多次重复的信息和场景，同时对其进行一些简单的复制和模仿。这种无意识心理活动基础上的认知行为，是幼儿获得知识和解决问题的主要方式。

(二)电视适应于幼儿的独特“刺激”功能。

于存在着一个允许其同化的结构。”电视首先以娱乐传递者的身份掌握了幼儿的心理，避免了父母言教可能使其产生的某些抵触情绪，成了幼儿乐于接受的、有意义的刺激信号来源。换言之，幼儿的认知结构很容易被电视提供的刺激信号所“同化”，因为电视节目保证了他乐于理解、容易理解的信息和场景。电视声音、图像、色彩、动作俱全，内容丰富多彩，通俗易懂，有很强的感染力和娱乐性，能使同一信息和场景反复呈现，这对注意力易分散、知识经验不足、理解能力差尤其是还不识字的幼儿来说，极易引起他们的注意和兴趣。

研究还指出，婴幼儿两三个月时会无意地扫一两眼电视，稍大开始注意画面，一岁左右看到有趣画面会笑或手舞足蹈，一岁半会自己开电视，二岁时有了连续注意，二三岁时可以自己辨认熟悉或感兴趣的事物，“由此形成了最初步的选择能力”。电视作为教育媒介，对婴幼儿语言学习、词汇扩充及认识事物和社会角色方面有很大帮助，在移情训练、亲社会行为训练方面的影响甚至超过了父母和老师。这进一步说明，电视对于幼儿具有特别的吸引力和作用。

(三)家庭因素促使幼儿与电视的结合。

国内有人曾对某乡镇中心幼儿园近500名幼儿进行了调查，结果是拥有电视机的家庭占98.5％，4-5岁幼儿每天看电视的时间平均为2－2.5小时，多数幼儿晚上及星期天的主要活动便是和家人一起看电视。就是说在婴幼儿所接触的家庭媒介中，电视成了最主要的。客观地说，现在父母或社会最担心的还不是婴幼儿对电视的偏好，而是其童年后期甚至整个青少年期对电视或其他媒体如电脑的沉溺。往往存在这样的事实：在某些家庭中父母会为幼儿经常能“陪”他们看电视感到高兴；又或者由于一些原因，有些父母有时只好拿电视充当看管孩子的“保姆”。生活在农村的人可能对此深有感触。婴幼儿从出生到走进幼儿园之前的三四年中，活动范围仅限于“家”，自然无法避免与电视的高频率接触，除非不打开电视或没有电视，而这在大多数情况下又是不可能的。条件略差的地方，一直到7岁左右上小学前，孩子都处于这种自然沉浸于电视中的状态。

二、电视文化对幼儿发展有着双重的影响。

（一）电视文化信息传播的多渠道对幼儿能力的发展有积极的作用。

电视文化所容纳的知识类型多样、视野开阔、视角新颖，创造了一个现代文化活动方式，开阔了幼儿学习的文化环境，对幼儿身心发展起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良好效果。

其一，电视文化集纳广泛，对丰富幼儿的知识，经验和技能有着直接的作用。电视具有百科全书式集纳广泛的特点，在形式上从文艺、娱乐、宣传、教育、科技等无所不包，在内容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无所不有。这样就使得幼儿在观看电视的过程中获得了许多知识和经验。

其二，有利于幼儿言语能力的发展。幼儿的言语是在后天社会环境中，通过言语实践逐步发展起来的。语言交往实践的多少，对幼儿言语的发展有很大作用。研究表明，从小受到较多言语刺激的幼儿，其言语发展也较快。电视文化的特殊声音艺术，为幼儿提供了丰富的言语刺激，幼儿在这种良好的刺激中，能逐步掌握正确的.发音、发声技巧和规范的语法，还能丰富作为语言“建筑材料”的词汇。

其三，有利于幼儿的注意能力的发展。幼儿的注意通常是无意识注意占优势地位。鲜明、直观、具体、形象、生动的刺激物以及刺激物突然的、显著的变化，最易引起幼儿的无意注意，电视正具有引发幼儿无意注意的这些“元素”。因此，幼儿在观看符合“口味”的电视节目时，能长时间集中自己的注意，这样对提高注意的稳定性有着积极的作用。另外，多种感官的共同参与也能促使幼儿注意的合理分配。

其四，有利于幼儿想象能力的发展。幼儿期是想象发展比较迅速的时期，而幼儿想象的产生往往是由外界刺激直接引起的，外界的刺激越丰富，就越有利于幼儿想象能力的发展。电视播放的动画片、艺术表演、音乐欣赏、儿歌朗诵……为幼儿想象力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刺激。另外，电视文化对幼儿感知能力、思维能力及审美能力等等的提高也有很大的帮助。

美国传播学者威尔伯·施拉姆和威廉·波特说过：“所有电视都是教育的电视，唯一的差别是它在教什么。”由于电视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在对幼儿发展发生积极作用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消极影响。

其一，电视文化的不可规定性，容易导致幼儿榜样选择的偏差，而使行为失范。幼儿的是非判别能力差，对电视呈现出的各种信息无法做出正确选择，只是从自己的兴趣出发加以接受，因而出现了一些错误的行为模仿。《中国教育报》1993年1月20日“电视的忧虑”载，某幼儿园的一个男孩子强行抱住女孩接吻，在教师批评他时，却振振有词地申辩“电视里就这样”。

其二，电视文化中一些低品味的节目对幼儿知识的掌握、审美的取向产生了误导。近年来，一些电视片为迎合一些人的低级趣味，片面追求娱乐、新奇，传播一些艺术性差、审美层次低、缺乏历史真实性、违背科学规律的内容，影响了幼儿审美能力的发展和正确概念的形成。以致于3岁幼儿也开始学着某“歌星”的样子，拿腔拿调，历尽沧桑似的：“我拿青春赌明天……”。

其三，幼儿在电视机前的时间激增，容易导致心理障碍。幼儿过多地观看电视，势必会减少与同辈友伴和亲子之间的交往时间，削弱了家庭生活中形成人格所需的成员之间相互联系的密切程度，丧失较多的进行社会比较和社会适应的机会。人际直接交往的减少，造成幼儿社会心理的分离而变得孤癖、抑郁。

其四，电视文化中大量的“舶来品”，不利于幼儿民族自信心的确立。“猫和老鼠”、“机器猫”、“米老鼠和唐老鸭”……等等一大批“儿童片”均来自外国。广告片同样不甘示弱，日本电器、巴黎时装、美国可乐……过多的外来片，容易诱发幼儿媚外的心理，形成“外国月亮比中国圆”的错误心理定势，这便出现了幼儿的吃、穿、玩均以“外国货”为荣的现象，以致于到了“只有开水是中国产”的危险地步。另外，过多地观看电视对幼儿视觉，听觉及人体其它各部分的正常发育都会造成不良影响。

三、加强对电视文化的规范，扬长避短促进幼儿的健康发展。

电视文化对幼儿的发展存在着各种有利或不利的影响，从幼儿身心健康的角度出发，作为家长与教师的我们应该正确的对待电视文化所带来的问题，处理好电视与幼儿的关系，趋利避害利用电视文化的正面影响，避免负面影响以更好的促进幼儿的发展。要做到这些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增强“传播者”的教育意识。电视节目的制作者要精心制作出有利于幼儿身心发展的优秀节目，为幼儿发展提供丰富的、有价值的精神食粮。从幼儿的生活特点出发，科学地安排电视节目的播放时间和顺序，保证幼儿能接受到积极的、有效的教育。

其次，父母要肩负起“守门者”的职责。

(一)注意控制幼儿的收视时间。

(二)为幼儿选择好的电视节目。

(三)教育幼儿对电视中出现的事物不可以全部相信。

(四)将幼儿的注意力调离电视。

做到这一点有很多的方法可以应用，下面简单的介绍几种：

1.陪伴幼儿收看电视。

2.多与孩子一起游戏。

3.教师要加强对孩子的教育与引导。

随着人类向文明社会的不断迈进，电视文化对幼儿的影响也将日益显著。只有全社会都来关心幼儿，并共同肩负起教育幼儿的职责，使电视文化融知识的真、教育的善、娱乐的美于一体，才能保证幼儿身心健康全面、和谐地发展。

纪录片电视文化的论文篇六

电视纪录片是运用现代电子、数字技术手段，真实地记录人类社会生活，以现实生活的原始内容为基本素材，经过创作者的选择、重组、集中、强化，结构而成一种完整的电视节目形态，它的素材保留着生活的鲜活、真实的信息，具有极强的真实性、客观性，供观众观察、体验和思考，而在选择和结构过程中，则有创作者主观的对生活的认识、理解、兴趣、爱好的介入，可以说纪录片是客观生活与主观认识的一种保有较大空间距离的结构，它既能将真实的生活物化成为一种可以复制、保存、传播的形态，留给人们一段活的历史，又能给观众提供一个创作者对生活的独特的、个性化的视角，供观众评价和欣赏。

与其他的纪实类电视节目相比，电视纪录片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它不依附于电视日常播出的栏目化生产流程，在节目形态上也有其个性化的自我完整的结构，这是由于纪录片自身的特性所决定的。

与其他纪实类节目或专题片相比，纪录片给予观众的是一种文化品质。

首先，它的主题是人，是人的本质力量和生存状态，人的生存方式和文化积淀，人的性格和命运，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对宇宙和世界的思维。它不像专题片，专题片有直接的主题目标和宣传的功利效果，它的主题趋向于更为深层更为永恒的内容。它从看似平常处取材，以原始形态的素材来结构影片，表现一些个人化的生活内容，达到一种蕴含着人类具有通感的生存意识和生命感悟，生与死、爱与恨、善与恶、同情与反感、生存与抗争、美的追求等等，强调人文内涵、文化品质。

我国的纪录片到90年代与专题片有了较为明显的分野，体现了创作者对纪录片本质特性的全新理解，《沙与海》、《半个世纪的爱》、《藏北人家》、《望长城》，及以后的《重逢的日子》、《德兴坊》、《龙脊》、《神鹿，我们的神鹿》、《山洞里的村庄》、《影人儿》、《婚事》等，都调整了纪实语言结构，体现了对人的深层关注，都是以人为核心，直接关注人，重视人的本质力量，去除了许多直接的功利心，多了一些人文性。

《望长城》之所以成为中国纪录片的一个分水岭，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它关注的一个人文主题，在《望长城》中占据镜头最多的就是普普通通的人，给观众印象最深的也就是这些普通人。带着孩子逛土龙岗却不知道脚下就是长城的李秀云；民间歌手王向荣和他的母亲；统万城惟一的住户马老汉一家等等，关注的是长城脚下的生存状态；其后的优秀纪录片莫不如是，《德兴坊》以从未有过的姿态，真实地记录着上海一条老式弄堂中人的生活，他们的窘迫，他们的愿望，他们相互间的争吵与互相的关怀，给人们带来多重的生活感受。《远去的村庄》拍摄的是山西省平陆县一个有一千多年历史的鸡子坡村，在面临干旱年时，一些人要先修水利，一些人要迁出这个村子，人的生存状态、生活方式就是它的主题，人的真正生活就是它表现的对象。《山里的日子》将视线投向四川省东北部的大巴山区，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山村里的邓有仁一家，邓有仁是著名油画作品《父亲》原型人物的孙子，影片记录了《父亲》的作者罗中立重返大巴山的经历以及邓有仁一家及其他乡亲们的一段真实生活。山里的每日生活就成为生命本身的缩影，对山村生活的感情以及对人的一种本质关怀，让这个片子真切地反映了普通农民在今天这个时代的一种生存状态。

在今天，数字技术条件为这种对人的关注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近来国内就有一些专业或非专业创作者采用更为个人的方式走近人；利用小型数字机，呼吸与共地在记录身边的人，譬如《江湖》、《老头》等就是独立制片人以微型数码相机方式拍摄，近距离微观地记录下的日常生活，在这些片子中拍摄和剪接尽管粗糙，但其对人的关注，具有一种历史、人文的价值。

专题片主题重在说明问题，阐释政策、观念，如“科教兴国”、“20人”、“中华之剑”等，虽然这些专题片中也有精彩的纪实段落，也有对人的关注，但那只是采用了纪实手段，只是用人来说明某个特定的主题。而纪录片以人为本，更接近人类学和民俗学。

其二，纪录片需要较长的时间积累和动态过程，重感受和体验的共时性，因为对人的个性化表现需要有较大的时空跨度，人作为生命体存在是包含着特定的时空内容的，时间是纪录片的第一要素，它与栏目化的纪实节目不同，栏目化的纪实节目，定时定点播出，制作周期短，关注的是正在进行的生活层面，结构较为自由，宽容度大，而纪录片对生命的本质关注是需要一定的时间保证的，只有在一定的时间积累中，才能为观众提供一个人类生存的某个阶段的活的历史，才能保留生活自然流程的偶发性和丰富的细节，以及经过交流和反馈之后积累的情绪氛围，展现更为丰富的人文背景。

真正意义上的纪录片都是有一定的时间流程的。

弗拉哈迪在其拍摄中有个预定的模式：住在拍摄地点，亲身体会当地人的日常生活，然后与当地人交往、建立友谊，此时才开始拍摄；而以36年的时间记录了高尔佐的孩子们的德国纪录片工作者认为其日常琐碎的记录的意义在于：人们可在时光流转之间获得对生命的体验与解释；认为“时间是纪录片的第一要素”的小川绅介，每部纪录片拍摄的时间长达三至五年，拍摄《古屋敷村》时，在山村住了好几年，租了房子和稻田，和农民一起种稻；我国的《山洞里的村庄》以人类学的视野，关注着山洞中这个村庄的生存状态，以一年的时间记录着在一些事态中人们的表现，想法和行为，保留其生活的全方位的原始信息；《我们的留学生活――在日本的日子》历时3年，由于在人物发生重大变动的几个阶段摄像机都在场，记录了完整的过程段落和细节，依照生活自身的逻辑发展来结构人物故事，在动态取材中使生活的各种原始信息得以保留，片子也因而有了生命力。其他像《远在北京的家》、《龙脊》、《神鹿》等都有一年以上的时间过程，在过程和细节中具有了一种记录的品格。

纪录片电视文化的论文篇七

既然是手机的特性，自然是作为一种新媒体与其他媒体不同的传播特性。

总结的看上述分析，手机传播的最主要的特点不是在传播的一端而是在接受的一端。手机的轻便所带来的优势，以及现阶段接受者对手机功能的依赖性都使得手机拥有了其他媒体无可比拟的优势。

3.1传播中时空束缚的进一步释放。

手机比其他的媒体更有效的克服了时间和空间的束缚，因为手机轻巧易带让接受者可以随时随地的拥有它。电视机太过于笨重而且有大量繁复的线圈缠绕着，注定只能待在某个地方。电脑倒是简单了不少，笔记本电脑更是可以自由活动，加上无线网络使电脑也成为一种很便捷的传输工具。报纸倒是便捷，但是它单媒体的传播途径实在是让人不太满意。对不停发展的各个媒体历史而言，可以看作是后出现的对前一种的传承和发展。例如，相对于报纸，电视有了多媒体，更加形象生动。相对于电视，电脑继承了电视机的多媒体系统同时增加了交互性和及时点播的功能。而手机收纳了电脑的一切优点还克服了方便携带的问题。

以前我们认为网络能在第一时间报道新闻的能力非常感叹，而手机也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用电脑控制群发一个短信实在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同时还能确定信息被我们期待的接收者确实收到了信息。

3.2即时联通强迫性的传播。

关于这一点在上一个部分，已经做出比较详细的解释。总结起来因为手机信息的发送成功率好，发不出去的短信很少，一旦手机上收到这个短信就一定无可避免的要先浏览一遍。哪怕从接受到短信再到用户阅读短信内容的时间是不确定的，也无法确定用户对这样的信息是非感兴趣，至少我们可以确定信息已经安全到达了。而直接拨电话的方式，信息的到达与否和信息反馈更是立即明了。同时，因为手机无线通信方式缩短了信息的传播时间也就降低了成本，语音声讯系统更是大大提高了效率，信息反馈的结果也是一目了然。

3.3对信息传播载体的依鞭。

市场上现存的手机功能差别非常的大，这是手机技术发展的速度太过于迅猛而造成的。手机的质量还不错，用个三年五年不成问题，若保护得好估计能永久使用，任凭市面上的机型功能卓越，我们对最基础的功能要求却不高，能打电话就行。先进的技术支持下产生的专属于手机的彩信业务和手机剧功能就被限制了。但这些功能是能够方便人们生活的，普及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手机技术的发展几乎是以超越了人类想象的速度发展的，所以这手机载体在用户中更新速度的问题估计还会在比较长的时间里成为一个限制。

3.4其他媒体的延伸。

以媒体工作者的角度来看，我们制作电视的理论和立场相对于报纸媒体而言并没有很大差别，只不过是在能使用的工具上有了飞跃式的前进。再到网络，网络的文字信息跟报纸几乎异曲同工，当然对于网友自行发表的博客内容等不属于这个范畴，他们并不属于专业的媒体人，而视频新闻也是与电视新闻一脉相承。现在兴起的手机报、手机剧概念哪个又不是沿袭传统媒体的概念呢。简单一点，我们可以把媒体的发展看成简单的技术发展，沿用以前的传播理念用于新的载体上，然后在熟悉这新的载体以后我们又创造性的开始发展新载体的新优势，从而形成新的传播理论。科技和理论就如此互相推进的发展。

4结论。

要好好发展新媒体的功能，或者说想尽快的从新媒体里面崭露头角获得好处就应该直接抓住它与众不同的传播优势，比如网络，互动是他明显的优点，所以现在发展的好的有特点的网络板块都是博客和播客一类。对于手机我们也应该学习这一发展思路。

参考文献。

[1]教学设计的理论基础之传播理论(第7课)[ob/ol].

[2][加]马歇尔·麦克卢汉.麦克卢汉如是说(理解我)[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3]手机传播的定义[ob/ol].

[4]手机通信原理及使用安全[ob/ol].

纪录片电视文化的论文篇八

藏族舞蹈审美特征略探作者：

本文通过对藏族传统舞蹈的身韵、风格以及审美意识、审美理想的研究，探讨了藏族舞蹈的审美特征，从而在继承和发展创新藏族舞蹈中，把握古老民族的基本审美特征，使发展中的藏族舞蹈更具有民族特色和审美价值。

一

舞蹈艺术是伴随人类社会生活和生产劳动同步产生，并成为人类历史发展中不可缺少的一门最早形成的艺术形式之一。同样，藏族舞蹈也在民族心理素质和审美理想的基础上，伴随着藏民族的形成发展而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审美内容。

探讨藏族舞蹈的审美特征，我们首先要搞清楚历史上如何看待舞蹈，以及如何定位舞蹈艺术在藏族文化中的地位。在藏族传统文化典籍“大小五明学“中把舞蹈归于“工巧明”(即工艺学)，这就表明舞蹈艺术在理论上被定位于大文化范围之内，并形成具有成熟理论依据的艺术形式之一。在西藏历史上，“羌姆“等舞蹈大多不仅配有文字记录的“舞谱”，还用“线“记录着“舞曲”；“卡尔“舞蹈的音乐“藏文古谱”流传至今。在古代藏族民间歌谣中传唱着众多的有关“说舞蹈“方面的歌谣。在众多舞蹈论述中，什么是舞蹈、形体运用以及“舞蹈艺技九”等舞蹈理论是古代论述藏族舞蹈的`精髓之作，也是最具有代表性的舞蹈理论部分。藏文古籍(注：工珠・云登加措：《知识总汇》[m]，中册290页(藏文)，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年。)中关于“舞蹈的各种动作姿态是人体塑造的精彩工艺之一“这一论述，首先把舞蹈定位于人，以及人体所做出的各种动作，塑造出的千姿百态的“精彩工艺”。恰恰是这一活生生的“工艺“，表现着当时当地人的思想情感。古人能把审美对象的表现手段论述的如此精辟，充分证明了当时舞蹈艺术在人们生活中占据的地位，以及人们对舞蹈艺术的认识高度。同时“舞蹈艺技九”(注：桑杰加措：《四部医典蓝流璃注解》[z]，第130页，木刻板(藏文)。)中简洁透彻地阐明舞蹈是用人体的“形“，动作语言的“声”、舞动的“情“表现生活和情感。如：“优美、英姿、丑态”都借助人的各种生动的形态来表现；又如同说话一样用人体把“凶猛、嬉笑、恐怖“表演的活灵活现；同样用人体把“悲悯、愤怒、和善”等内心情感表现得有声有色、淋漓尽致。从以上“舞蹈艺技九“的观点中不难看出舞蹈以升华到艺术高度来表现人的思想情感。“形、声、情”和谐运用到舞蹈中，更进一步突出了舞蹈的美学特色。同样，随着社会的进步，种类繁多的藏族民间舞蹈，也由起初的简单模仿、无意识的自娱性逐渐发展成为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一门艺术。值得指出的是，有人认为西藏古代的“舞蹈艺技九“是古印度“乐舞论”中婆罗多牟尼论述的，与藏族舞蹈无关。对此，经笔者查阅有关资料考证，在藏族历史上，人们在吸收印度佛教文化的同时，也吸收了不少相关的艺术理论和技法。“波罗多牟尼在论述‘拉斯’时只提出了八种，后经印度舞蹈家增至九种。这九种‘拉斯’主要作为卡达卡利舞演员的面部表情和眼神训练之用“(注：于海燕：《东方舞苑花絮》[m]，第180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这与藏文古籍“舞蹈艺技九”中论述的内容相重合的只有“愤怒、恐怖、英武“三种，其余六种则根本不同，而且古印度的“拉斯”也没有提到“形、声、情"和谐运用于舞蹈艺术中的观点。这就有力地证明藏族先人在吸收外来文化时非常重视与本土的审美意识相结合，以民族审美需要和创新精神创造了符合民族审美特征的舞蹈理论。

二

[1][2][3][4]。

纪录片电视文化的论文篇九

今年我给物理系大一新生上公选课，课程的题目是“电视色彩创作技巧”简称“电视色彩学”在上课之前我想了很多，在象以前那样就课论课好象是不行了，这门课虽说是新课，但我以前给美术学院的学生讲过“色彩学”，其本意实质是差不多的，都研究色彩的基本规律和色彩创造。所以我有一定的经验，我的想法是把中国文化中的“老庄哲学”引进电视色彩学，这样既新颖，又别致。让学生听起来还不累，在不忘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学到知识，那怎么把它们联系在一起哪?这是我下面该说的问题。

现在不流行穿越剧吗?宫锁心玉;步步惊心;韩片不也有个“来自星星的你”疯迷华人吗?这些片成全了像杨幂和金秀贤一样的明星。那么我今天要讲的课就是穿越课，把两千多年前的老子、庄子思想融汇与贯通到色彩学里，让这门课具有听觉和视觉上的真实意义，改变以前的讲课形式和方法。电视出现的时间比较短，在中国也就三十多年的事。电视色彩学是研究电视剧、电视电影、电视卡通片等等的学科，舞台美术和导演;制片人通过影视剧里不同的环境变化研究其周围的色彩变化的学科，让他符合人们的心理暗示和情景交接的一门技巧。

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是春秋末期的楚国人，在两千多年前，老子看到社会道德败坏，在这个世风败坏，人心不古的年代，他辞官乘青牛西出函谷关，在官令尹喜的请求下著书《道德经》，这部巨作虽只有五千言，但却是一部包罗万象影响及其深远的著作，是治国、齐家、修身、为学的神奇的宝典，苏联汉文学家李谢维系说“老子是国际性的”，美国学者蒲绕华肯定《老子》是“未来大同世界家喻户晓的一部书”，纽约时报更是把他列为世界古今“十大名人”之首。就连司马迁都说他：“著书辞称微妙难识”这样的称誉旷古未有，影响之巨，可谓翻天覆地。它包罗万象，自然和电视色彩学能联系上。

我们想老子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里谈到的“道”就是老子的《道德经》，自然就是大自然赋予给人的情感和力量。我们在来看电视它所播出的节目不就是以自然界所共有的或发生的事情为前提吗，这不正符合“道法自然”这一说吗，电视上的色彩不也是自然的吗?这不也异曲同工了吗?《道德经》开篇讲“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有名天地之始;无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已观其妙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我们再来想想电视色彩学符不符合这句话的意思，道指“道家学说”，其实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总认为色彩是物质的一种属性，认为天是蓝色的，树叶和小草是绿的，雪花是白色的，某个人穿的衣服是红色的。这一观点满足了日常生活人们的许多实际需要，然而忽略了颜色是随特定条件而改变的这一基本事实。有关物质颜色这一观点，和认为太阳每天升起又落下的观点一样的，从根本上说这种认识是错误的，物质和光本身没有颜色。我们常提色彩认为色彩是光的一种性质，牛顿在《光学》一书中曾正确的指出“的确恰当的表述，光线是没有颜色的”。那么光和物体都没有颜色，那么电视所表现出来的色彩肯定也是没有颜色的，然而根据人们的日常需要我们又真真切切的看到了色彩，无论是新闻联播;还是体育频道;百家讲坛;电视连续剧，动画片等等都表现了色彩之间的关系，这是我们能看到的，这就完全和道家理念吻合了，电视色彩的真实是没有的却又让人看到了，这不就是“道可道，非常道”的道理吗?“道”是无的却又能让人感知“道”在天地万物之间确实是存在的，在没有人类的.时候便有了“道”它蕴含在宇宙之间，那名和道就是两种说法，其实是同出一门的，是同一个意思。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天地有了，万物就自然有了，这是有名的开始，“无名”就是“道”蕴含于万物之间，它是万物之母。那么万物都有“道”，那么电视色彩是万物的一种形态，自然也符合“道”了，故常无欲已观其妙;常有欲已观其妙徼。要经常在“无”中观察“道”的奥妙，经常在“有”中体悟“道”的端倪，电视色彩是无的，但在无的基础上去体味它有的奥妙，比如说老版“西游记”孙悟空大闹天空一集，那天上的颜色绚丽多彩，在加上干冰形成的白色雾气，形成了天宫富丽堂皇和神秘莫彻的气氛，这不就是从“无”中去观察到有吗?然而电视上描写天宫的色彩又是真正不存在的，这不就是从“有”中又去认识“无”吗?最后一句“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这是说“道”是深远之玄妙的，不是一般深远的“玄”，是玄之又玄的，这不正体现了舞美的工作人员，把一个没有的天上色彩变化，给人们展示出来了吗?这不就是玄之又玄的吗?其他的电视节目色彩上的变化也是同理，所以说电视色彩学是完全符合道家“玄学“思想和理念的。

综上所述，我认为电视色彩的创造技巧一书在思想上和理念上完全符合“老庄”的哲学理念。

纪录片电视文化的论文篇十

民族声乐是指与说唱、京剧或是民歌等不同的音乐表现方式，它在这些音乐的根底上分离了西方国度欧美声音的唱法和理论，取其精髓而成为了一种比拟共同的音乐。线性是指不同于理学上的各种线上的特性，而是音乐家熟习控制的在歌唱过程中将每个音域之间的过渡表现得十分顺畅与自然，其声音的强弱表现得平滑有力，并且它主要指的是民族声乐的唱歌技巧。在唱歌过程中巧妙地将线性融入到其中，能够起到使音乐愈加动听，愈加吸收人的作用。美学价值是指民族声乐将其他国度的一些唱法交融在一同所表现的一种歌唱价值，那么民族声乐线性歌唱的特性是什么，是如何将民族声乐表现得如此之好？笔者分离文献及平常的积聚将其总结如下：

一、民族声乐线性歌唱的特征。

（一）音色的丰厚使得线性歌唱更具有作风化。

在音乐当中所说的线性和歌唱中的线性并不是我们肉眼可见的那种客观存在的直线、折线或是垂线，而是一种比拟笼统的用于形容音乐特征的一种词句，能够用曲线来形容。由于波状曲线的特性能够用来形容民族音乐，使其音乐具有活动性和生动性以及跌宕起伏的音色。音色发挥的好与不好一局部取决于人的天赋，另一局部取决于后天的锻炼。民族声噪音色特性主要是洪亮、亮堂，以靠前为属性，能够将音乐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例如抒情方式或是灵敏方式等。音色还分为真声和假声两种声音，当一首歌曲歌唱的比拟慢，大都是用真声在演唱；若是歌曲比拟快或是比拟高亢，则大局部都是用本人的假声在演唱。音乐分为多品种型，每一品种型都应用了如此的音色特性，而民族声乐正是将各种音乐特征分离在一同从而发挥它的个性化。在民族声乐中若要将音色发挥得更好，不只仅要留意音色的发音，也要留意音色的运用位置，应在精确的位置内发音，更要将音色彩节好，将气息控制好构成较好的共鸣焦点。只要将这些综合到一同才干将音色的特征发挥出来，这也是民族声乐为何要将音色的特征应用到本人身上的主要缘由。

（二）运用润腔将民族声乐的曲线美愈加突出。

什么是润腔？润腔主要是指用来衬托、渲染、修饰民族声乐的一种手腕，其主要目的是补偿民族曲调的呆板，使民族声乐听起来愈加流利动听，补偿了民族音乐的不圆满的中央。中华民族声乐与国外民族声乐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润腔应用的不同，在我国润腔是以一种虚拟的方式在有色的图谱上跳动，主要存在于那些主干音的四周，但是在图谱上基本见不到其音。润腔主要是用来增加民族声乐的特征的，能够使旋律愈加动听、有力度及有节拍感，更能够使音乐更充溢生气。而在国外润腔是存在于图谱中的，是能够看得见的音，并且关于润腔的运用十分严厉。

二、民族声乐的线性歌唱的美学价值。

线条是声乐最重要的组成局部，它是音乐的一种外在方式，承当着音乐的艺术审美及情感的.丰厚。将音乐的声音线条和旋律线条分离在一同，才干充沛表达民族声乐的艺术感，让人沉醉在歌声当中。而它的美学价值在于经过巧妙的技术手腕，增强音色的锻炼及调理音色的位置，产生强有力的歌声。它不只增加了民族声乐的积极性，也在线条中闪烁出民族声乐的特征，更是给歌手增加了更多的表达本人情感的时机。恰如其分的民族声乐表达也是向其别人表达本人情感的一种方式。

三、总结。

民族声乐线性歌唱在民族声乐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线性歌唱在音色、润腔的应用上分离了国内外较为优秀的音乐特征，使其民族声乐有更多的个性发展方向，打破了传统音乐的约束，将传统音乐自在地分离。在这根底上还分离了西方欧美国度的歌唱方式，在当今的音乐发展中构成了独具特征的音乐。人的内心情感是较为丰厚的，但是大多数人都喜欢应用音乐来表达本人的思想感情，由于音乐是表达个人情感的最好的艺术方式，而民族声乐正是将这些特性汇合在一同的一种音乐，突破了其传统音乐的单调，乏味的唱法，增加了其音乐的活动相、积极向。也表现了中国音乐发展中关于自在的追求。将来民族声乐会有更多的发展空间，会给更多人带来更多的情感艺术表达方式。

纪录片电视文化的论文篇十一

论文是研究人员在进行科学研究之后，为表述科学研究成果而撰写的理论性文体，又称科学论文，简称论文。科学研究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推动社会发展的有效手段。随着科学的空前发展，新的见解、新的发明创造层出不穷，旧的观点不断得以更新，论文就是这些新观点、新见解、新发明的研究结晶。它通过科学的分析、论证，阐述各个专业领域最新的研究结论，探讨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论文的撰写过程是一个不断地接近真理、认识真理的过程。论文一方面可以作为一种精神力量渗透到整个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另一方面又可以作为一种物质力量运用到生产实践中去。论文可以说是人类智慧的集中反映。

论文属于应用文体，有非常鲜明的特点和严格的规范。无论哪类学科，哪门专业，哪种类型的论文一般都具备以下六点共性：

一、科学性。

论文的这一特点是由其本身性质决定的。科学研究的任务是正确认识客观规律，揭示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探求客观真理，推动人类社会向更文明的阶段发展。因此，学术论文是以科学性为前提的，这一精神贯穿着论文写作的始终。

首先，论文的论点和结论必须科学。它必须正确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能够经得起实践的检验。论点绝对不能主观臆造，不能带有主观随意性和偏见。

其次，论文的论证和论据必须科学。学术论文通过科学的研究方法如观察、调查、实验等，并运用概念、判断、推理等对立论进行严密而富有逻辑性的科学论证。所引用的论据无论是实地调查来的，还是实验中来的，或是文献中摘引来的，都要求真实、典型，真正成为论点的支柱。

再次，论文的论述必须科学。措辞严谨，概念准确，条理清楚，结构完整，才能体现正确的认识过程，令人信服地传达科学的学术见解。

论文的科学性要求写作者从探求科学真理的目标出发，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采取认真、严谨的治学态度来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并将揭示出来的客观规律形诸文字，加以科学的表述。

二、学术性。

论文反映的是某专业领域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对科学事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起一定的推动作用。论文的价值即体现在学术性上，而论文的学术性又突出地体现在专业性上。

学术是有系统、较专门的学问，它往往以学科的形式表现出来。学科门类繁多，各学科之间虽然有许多相同、相通之处，但差别是主要的，各学科都有自己特定的研究领域，有自己专业研究的基本方法和技巧，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和科学术语，形成了专门化的知识体系。比如经济学方面的论文，需要研究和解释的是经济领域的问题和现象，那就必须运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采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而管理学方面的问题，其分析问题的方法、工具、表述方式则必须符合管理学的学科要求。

人们通常将学科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类，两类之下又可逐层划分下去。分工越细，学问也就越专门化。论文要研究和阐述的就是这些专业知识中的某一个问题。因此，只有在掌握专业知识的基础上，对本学科的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理论体系等基本问题有了充分的了解，才能提出有价值的学术问题，从而进行学术研究。论文所论述的内容，使用的语言都必须与所论述的学科密切相关，这是论文的显著特点。

三、独创性。

论文不仅要进行专业化的学术研究，而且还要报告自己独到的研究成果。创造是科学的本质，独创性是论文的.生命。是否有创见，是衡量学术论文价值高低的标准。

论文不同于一般的教科书，它不能重复已有的知识，甚至也不同于一些学术专著。有些学术专著主要用于专业知识的传播和普及，因而比较强调知识的系统性和常规性，但论文绝不能人云亦云，必须创造性地解决某一专业领域的理论问题或实践问题。不同的研究者创造能力可以有大小，创造水平可以有高低。大到能够开创一门新学科、创立一个新学派，小到发现一条有价值的资料，但无论对于哪个层次的研究者而言，独创性这一点都必须是研究者从发现问题开始，到研究问题、解决问题，最后到撰写论文的整个过程中自始至终、坚持不懈的追求。

具体说来，独创性可以体现在研究和探索前人未曾涉及的领域；可以纠正或补充前人的观点；可以综合前人的研究，揭示今后研究的方向；可以为前人的立论提供新的事实材料或采用新的研究方法等等，不一而足。

四、理论性。

学术论文不能停留于事实、现象的罗列，必须探究事物的本质及规律。写论文必须运用理论思维，通过对事实的抽象、概括、说理、辨析和严密的逻辑论证将一般现象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论文的基本框架是逻辑的，是以中心论点为核心，以分论点为支柱的严密的逻辑体系，其中充满了一般与个别、整体与部分、主要与次要、原因与结果、现象与本质等事理关系。

很多作者的论文水平不高，其重要原因就在于论文缺乏理论性。没有理论支持的论文，只能囿于事实材料的堆积，不能从一般的现象中看到问题的本质，由表及里，由此及彼，从而达到对研究对象的客观规律性的认识。论文的理论性是作者的学识水平、理论素养和实践经验的综合反映。

五、实践性。

论文要充分考虑到文章的实践性和现实意义。只有从社会现实需要出发，从科学进步需要出发，才能写出满足时代发展要求，真正能够体现论文价值的文章。

不同学科的论文，其应用性、实践性的表现形式也不同。自然科学方面的论文，它的应用性和社会价值往往比较直观，甚至可以直接产生社会效益，对生产技术的发展及其所研究的学科本身都具有较明显的现实意义；社会科学方面论文的应用性和社会价值虽然常常不如自然科学方面论文那么直接和明显，但社会科学方面论文提出的新观点、新发现、新理论，对本学科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同样具有指导和推动作用，因而也同样具有实践性和现实意义。

六、规范性。

论文具有统一的书写格式和语言规范。科技报告、学位论文等的编写格式已由国家制定了统一的标准。为了便于交流和应用，论文必须运用规范的语言文字系统和符号系统进行表述。这也是论文不同于其他文体的特征之一。

纪录片电视文化的论文篇十二

央视财经频道相继推出过《华尔街》《货币》《公司的力量》《金砖之国》《国企备忘录》《互联网时代》《品牌的奥秘》等财政、经济和管理题材的纪录片，这些选题紧扣国家经济发展的脉动，呈现了“专业化水准，通俗化表达”。201x年，央视财经频道推出的纪录片《五年规划》，在“大主题小故事”的叙事策略方面进行了又一次探索。

一、宏大主题下的个人角度选择。

201x年，中国第十三个“五年规划”即将出台之际，央视财经频道推出了五集纪录片《五年规划》。这类宏大主题的创作，在“答案已知，主题闭合”的情况下，在价值观层面可以挖掘和探讨的空间很小，题材本身缺乏根本性的价值冲突张力，需要按照宣传主题去发现题材，组织素材。如何超越宏大主题纪录片的局限性，是纪录片人一直在不懈探索的问题，《五年规划》尝试对此作出回答。

1.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系列纪录片的叙事角度分析。

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出现了一系列大型纪录片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探索如以个人视角去讲述改革开放三十年在个人身上留下的时间印记。这些纪录片包括《激荡：1978-》《中国故事》《我的1977》《北京记忆》等。第一财经作为专业的财经媒体以改革开放三十年中的经济改革大事件为选题在《激荡：1978-2008》中采访了60余位中国经济改革风口浪尖的“见证者”他们的讲述让观众得以从客观的角度冷静地分析过去三十年中国的成就与失误激扬与反思并存的思想脉络贯穿全片。“把话筒交给这些见证者”而不是记者或主持人。让人民去判断让观众去思考。《中国故事》是央视经济频道当年的压轴大作这十集纪录片讲述改革开放中十位代表性的人物故事包括戴洁天、郭凤莲、张希永、柳传志、龙安志、廖晓义、陈哲、康厚明、张亚勤、樊建川以个人命运见证改革开放对于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影响。《我的1977》和《北京记忆》通过1977年参加高考以及经历改革开放的一代北京人的讲述以贴近民众的感性力量唤起一群人的共同记忆。在他们的记忆中改革开放历程是逐渐变化的生活中的一点一滴每个人都是改革开放的经历者都在谱写着自己的三十年故事。

2.纪录片《五年规划》的叙事角度分析。

如果说改革开放是中国历史上突破性的大事件，并对此后的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么“五年规划”的经济发展模式，则是中国共产党持之以恒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思路体现。在百年总目标的指引下，“五年规划”以系统的全局思维计划国家未来五年的经济建设重点区域、重点行业和重点项目。纪录片《五年规划》的宏大主题叙事并未采用传统的说教方式，也与“改革开放三十年”一系列纪录片中选择具体的人物、成果或事件进行以小见大、折射式的表达角度不同，而是探索出“宏大主题个人化状态”的表达方式。《五年规划》的“个人化状态”不是历时性的个人故事讲述，而是对相关人物当前生活和工作状态的真实记录。《五年规划》包括六集，分别讲述“五年规划”与中国经济发展、工业发展、民生建设、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国际贸易与交往和未来展望六大主题。围绕每一集的主题，该片选择相关行业和项目中的关键人物进行跟踪采访，挖掘人物在“十二五”规划最后一年中的真实故事，记录真实场景。每一集都由八九个小故事组成，形成了一幅生动的“五年规划”全景图。“五年规划”不再是抽象的几纸公文或已经完成的宏伟建筑项目，而是研发过程中一次次重复的实验、大型工程中一个个技术难题的解决，是诸多普通劳动者的辛苦付出，是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

《五年规划》“宏大主题个人化状态”的呈现，让国家层面的经济发展规划与普通中国人的生活状态紧密相连，具有了人性关怀温度。它扭转了观众对宏大题材纪录片的刻板印象：不再是自上而下的宣教，而是自下而上的共同认知。这种努力从纪录片宣传语可见一斑：“每个人的未来，就是国家的未来。”

二、宏大叙事与个人叙事的融合。

《五年规划》围绕每个主题，选择相关的行业中正在进行的项目及相关人物进行故事叙述。比如，在第二集《工业强国》中，围绕“五年规划与工业”，选择了钢铁冶炼、轴承制造、叶片制造、民用飞机制造、拖拉机制造、超级电容器制造、曲轴制造、行星架制造、机器人制造等目前工业领域的重要制造项目进行讲述。这种散点叙事结构呈现了当前高端工业的横截面，同时，转向对个人状态的记录，让宏大叙事与个人叙事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进行了融合。

1.通过典型人物的选择，融合个人经历与国家发展。

《五年规划》在每一个小主题下，展开融合个人叙事与国家叙事相结合的叙事点，这些叙事点平行呈现，彼此没有关联，跨越不同行业、领域、项目，共同拼贴成一幅全景图。

片中个人经历与国家发展的融合，主要体现在每个小叙事点中典型人物的选择。比如第一集《规划中国》的开篇，讲述东北老工业基地化学工业基地的普通劳动者贾永涛的一天工作，表现贾永涛从早到晚吃苦耐劳的中国工人精神，还引入了第一批建设者的代表于万夫老先生，通过他撰写回忆录的事件，回顾中国工业从“一五”计划到“十二五”的巨大变化。同样的叙事策略，还出现在三线建设时期的飞机生产基地生产出山鹰教练机并交付使用的过程记录中，有飞机制造工程师倪师傅的故事，也有首批三线建设者韩吉禄老人的故事，以及岗乌隧道的测量员小赖和他1x岁就当上铁道兵的父亲的故事，等等。

其次是对企业管理人物的选择。纪录片着重讲述的几位管理者，都是在本领域长期历练，见证着行业一个个五年计划的发展轨迹，有资历畅谈行业发展前景的人物。如洛轴吴宗彦、比亚迪王传福、一拖赵剡水等人物，都经历了本产业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由“一五”到“十二五”的过程，他们也从普通的产业工人成长为企业管理者。

再次，典型人物的选择呈现出在“五年规划”的发展过程中，勤劳的中国人民群像――无论是国家重大基建项目中的普通农民工还是大型企业的技术人员，无论是草原上的年轻导游还是央企的海外工作人员，每一个人都发挥着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尽管分工不同，他们对工作的勤勉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都是一样的，个人叙事与群体叙事在这里得到融合。

最后，访谈人物中还包括撰写“五年规划”和进行国家经济发展研究的专家和学者，他们对国家规划的宏观问题进行解释和点评。从实践到研究，《五年规划》访谈人物的设置构成一个整体的框架。

2.通过细节挖掘，融合个人故事与项目进展。

个人故事的叙述由一个个情节段落推动，八九分钟讲完一个故事是一件很考验功力的事情，通常只有在解说词的帮助下才能保证情节叙述的完整。《五年规划》对个人叙事中的细节关注，给纪录片增添了更多的人文气息和人性温度。

首先，纪录片把工作细节与生活细节融合展现，把为“五年规划”奋斗的人们还原成家庭中的角色，展现普通人的特质，他们有对父母的孝心、对爱人和儿女的责任心和爱。在两河口水电站工地运石料的当地藏民扎西顿珠，靠工地工作改善了家里的生活，他最大的愿望是让自己的儿子能够走出大山见到更大的世界。宁波叶片制造厂的技术工作者张铁磊，在研发航空发动机的高温涡轮叶片，解说词讲到“作为飞机的心脏，航空发动机的制造水平，体现着国家的综合实力、工业基础和科技水平。为航空发动机提供动力的核心部件，仍旧是中国工业制造的短板”。张铁磊在艰难测试，调整实验参数，“儿子在一天天长大，实验离成功也越来越近了”。彰显国家综合实力的航空发动机制造的关键技术，就是由许多这样普通的科技工作者锲而不舍地努力研究达成的。

其次，运用悬念叙事，抓拍现场细节，形成影像叙事的节奏张力。悬念是叙事中最能调动观众主动性的要素，它使情节跌宕起伏，制造情绪效果，满足观众的心理期待。作为宏大主题纪录片，许多重大事件都处于“答案已知”的状态，《五年规划》在小故事的叙述中着力抓拍事件中的现场细节，以未知结果情境下主要人物的情绪变化紧紧抓住观众的心，形成强大的感染力。比如，讲述跨越三个“五年计划”的港珠澳大桥修建中的一次海底隧道沉管安装，作为22号沉管与21号沉管对接安装总指挥，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总工程师林鸣成为现场的主角。这位精神矍铄的老工程师总是自信、稳健、侃侃而谈，带领团队以半刚性沉管结构技术实现了中国海底隧道技术的世界性创新。

然而，对接过程中，海底泥沙回淤，沉管初次对接相差10厘米，他紧锁眉头一言不发，现场空气凝滞了一般。工作人员进行海底技术清淤，22号和21号沉管对接成功，我们看到林老紧绷的脸绽放出笑容，片中节奏变得舒缓。《五年规划》对进行中的事件进行真实的记录，运用细节性的视听表达制造悬念叙事，让个人叙事在有限的`时间内发挥出最大的可视性，实现个人故事与项目推进的融合。

再次，注重数据细节，将个人数据与宏观数据并列呈现，实现个人叙事与宏大叙事的融合。对于财经纪录片，数据是一个很重要的表述工具，《五年规划》对数据的细节化处理，是其融合个人叙事与宏大叙事的重要方式。比如《规划中国》的第六个小故事，讲述中铁十六局高铁项目经理刘传格的妻子带着孩子去吉图珲高铁项目部探望丈夫。故事结束时，刘传格送走了妻子，他完成了珲春高铁项目也将转战成渝高铁线项目。解说词说，“这是他们的第8条高铁线路，第19座高铁站。从平原到高原，从北国到南疆，国家规划的‘四纵四横’高铁网络正在逐步形成。到中国的高速铁路里程将达到三万公里，居世界第一”。数据在这里诠释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

3.通过诗意讲述，融合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

《五年规划》是以一个个普通劳动者的动人小故事支撑起六个叙事主题，这让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的相伴相生具有了某种诗意，而每一集的片头导语叙述和寓意化的镜头语言更将这种诗意进行了升华。

与传统宏大主题纪录片气势磅礴的解说不同，《五年规划》的解说来自于主持人平和亲近的深情演绎。每一集的片头导语叙述部分，都会有一段诗意的文字，其视听表达形式也奠定了纪录片的情感基调。比如第一集《规划中国》，“每一天，每一个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走什么样的路，做什么样的事，成什么样的人，我们都会规划自己的目标，或远的，或近的，有了目标，就有了前行的方向，一个人如此，一个国家也是如此。每个人的未来，就是国家的未来”，辩证地体现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解说词配以高速摄影下一个个唯美的镜头，让整个段落充满了诗意。

片中对于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的辩证诗意思考还渗透在寓意化的镜头语言之中。在川西藏区最大水力发电工程两河口水电站，从贵州到工地打工的龙同海夫妇正在隧道内的住所和工友吃晚饭庆祝生日，热乎乎的煎蛋盖饭，热闹的工友，夫妻唱起了家乡的歌，镜头细腻地展示了场景细节和人物情感。此时，隧道外面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工地上灯火通明，热火朝天的建设大全景构成了对中国建设者的赞美段落。从人物形象的细腻展现到宏大场景的全面展示，镜头语言一气呵成地完成了叙事抒情。

作为财经纪录片，《五年规划》传达了“五年规划”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展现了“五年规划”目前的主要成就，更重要的是它通过典型人物选择、细节挖掘和诗意的讲述，拉近了普通民众与“五年规划”国家建设战略的情感关联，达成了纪录片的传播目的。

纪录片电视文化的论文篇十三

弗拉哈迪的另两部比较出名的作品:《摩阿拿》讲述波利尼西亚人的生活,《亚兰岛人》描绘爱尔兰人的生活方式,它们都是纪录了离现实生活比较远的“远古部落”的“异国情调”,这一方面源于卢梭的人本主义,他们信奉“最原始的及最少开化的人们是最快乐的,他们也是最不会堕落的一群”,他们认为包括艺术和科学在内的所谓文明,其实是将人类拥有的善良本质毁损殆尽,所以他们更愿意在纪录片作品中展示异域民族的传统文化,歌颂人类在依靠直觉和传统中所学习的技巧来生存。[2]另一方面,当时大众传播还不发达,人们对外部世界知之甚少,以此类内容来组织影片,比较容易激起观众的兴趣,获得较好的收视率。

这是对纪录电影产生初期的题材选择的简要分析,但是当纪录片遭遇电视而发展至栏目化,纪录片的题材选择也在发生着变化。

当人们习惯了在《沙与海》中《流浪北京》,厌倦了在《天安门》前寻找《彼岸》,忽然有一天眼前一亮:咦?邻居大妈怎么出现在了电视上?于是,这种讲述现实生活中家长里短的琐碎小事的节目一下子吸引了人们的眼球,而以收视率为支撑杠杆的栏目纪录片不得不迅速改弦更张,将目光从“天涯海角转到家门口”。

纪录片的极大成功出现在90年代初,当时社会正处于转型阶段。80年代中期以前,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让人与人之间变得没有差别,人们只需要了解邻居就可以了解到整个国家。而到了90年代后期,人们已经开始体会到社会转型的种种阵痛。中央电视台原纪录片编导刘春认为,90年代初期的纪录片之所以会取得成功,在于“购房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走向商品化的;医疗保险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让大家不再有医疗报销;种种福利制度都是在那个时候表现暧昧性质的转移,开始从计划走向市场。[3]这种人心里的普遍仓皇,引起了个人心里的悲伤。在仓皇和悲伤之中,人们前所未有地关注自己的日子”。所以这段时期的纪录片更像是观众心理的一面镜子:从他人的生活中折射出自己的状态。这个时期的“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类型的纪录片正好迎合了老百姓的这种心理状态。

此外,电视这种传播媒介为受众提供了一个相对私人化的媒介环境,在这种媒介环境中,观众更容易接受那些大众化的、与自己生活密切相关的内容,而传统的那种具有很高的文化品格的纪录片在电影院里收看会更加合适。

所以栏目纪录片创造者纷纷收起长线,把眼光放在自己身边的普通百姓身上,从这些小人物身上挖掘出有价值的东西,再经媒体抛光、放大,在受众群中形成一定的影响。这是电视纪录片栏目化以后在题材选择上的主要取向。

二、“烹制快餐”--由故事转向情节。

栏目纪录片都有一定的时间限制,不能像栏目外的纪录片那样为了表现真实而把整个故事过程原原本本地展示出来,尤其是短时长的栏目纪录片营销的就是“情节”,而不是“故事”,它要求在相对短的时间内让观众获得最多、最直接的信息,并尽可能在第一时间内就吸引住观众眼球。“人们不是怀着研究的目的看电视的。他们是在同家人,同朋友一边聊天或一边用早餐时收看电视的”。所以电视的观赏方式是那种追求消遣娱乐的软化和放松的单纯游戏过程。那种单调的长镜头只能被观众的遥控器无情地毙掉。好莱坞的商业制作技巧开始被中国纪录片编导们不约而同地采用:矛盾的展开、线索的缠绕、不懈的追查、谜底的揭晓,解说词迅速进入、主持人频频出镜,可能是一个并不怎么迂回曲折的故事,但在情节的安排上一定要跌宕起伏,扣人心弦。

栏目纪录片的叙事节奏不能过于缓慢。长镜头在栏目纪录片里备受冷落,一是由于栏目时间长度的限制,长镜头虽然记录了生活的原生态过程,但往往太过拖沓,不利于故事的叙述;二是因为长镜头容易让观众产生倦怠感和视觉疲劳。栏目纪录片创作者的制作要求逐渐倾向于“事件必有悬念,而且悬念必须是一个接着一个”。节奏不仅是快慢的问题,而且是与纪录片编导生计紧密相连的商业性问题。

三、“大众口味”--由深刻转向普遍。

电视栏目纪录片的立场首先是迎合大众,这与传统纪录片的精英文化视角有很大不同。

我们说电视栏目纪录片有三个关键词:(一)电视;(二)栏目;(三)纪录片。

电视传播是一种大众传播,它的信息可以扩展到整个社会中去,同时,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介,电视与其他媒介相比有一个巨大优势:即声画信息的直观传播。这使得电视迅速赢得了受众的喜爱,而且电视对受众的要求不高,所以电视具有很强的普遍性。但同时,由于电视具有转瞬即逝、不易保存的特点,电视不适合传达深度信息,大多数情况下,人们打开电视只是为了消遣和娱乐--看看情景喜剧、肥皂剧、戏剧、音乐电视、电影、体育报道、智力竞赛节目等,目的是要获得身心放松、心理逃避、享受、愉悦、消遣或诸如此类情趣。[4]所以电视的娱乐本性正力图渗透到所有的电视节目领域,电视节目的深刻性逐渐降低,转而越来越注重大多数人的收视需求。

栏目化则更注重纪录片对大众的效果以及商业影响,追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所以在栏目纪录片的创作观念上,更倾向于创作一些为多数受众所喜爱的大众化的片子,叫好又叫座;在题材选择上从远古部落、异域文化逐渐转移到现实生活中的点滴小事、平凡人物;在叙事方式上着重于“讲述一个好故事”,满足人们听故事的欲望,而不是电影镜头语言的尽情展现;在主题定位上更倾向于通过表现平凡生活中的小人物来映射时代的变迁,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面貌的变化。纪录片似乎一下子从天涯海角回到了家门口,人们逐渐从纪录片身上看到了自己的身影,缺少了一些深度,却增添了一些亲切。

而栏目所固有的拍摄周期,也使得一些纪录片达不到该有的深度,那些获奖的优秀纪录片一般拍摄时间都比较长。有些纪录片甚至拍摄几年、十几年,这些纪录片的.深度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它们的拍摄时间。而栏目纪录片创作者缺乏这样的自由驾驭时间的权利。

中央电视台的孙玉胜说:“检验栏目纪录片的好坏,应该还给大众,而不是创作者自己架设的神坛,把纪录片变成观众看的平淡无奇,而创作者却能从中进行哲学思考的玄学。”

追求大众口味,满足大众需求是栏目纪录片的必然发展趋向。

四、“委曲求全”--由个性化转向标准化。

传统纪录片充斥着个人化的风格和意义表达,传递创作者个性的思考和观察方式,是创作者个性的抒发,叙事结构一般是开放式结构,事件结局和结论不是由作者给定,而是由观众根据作品所提供的事实自行判断、推理、想象。就像任远所说的那样:“纪录片应当省去的是结论,留下的是思考。”可在电视产品极大丰富、过剩的时代,人们的审美感知逐渐麻木,他们逐渐放弃必要的积极思考和主动参与,为此,很多娱乐节目日趋热闹、刺激、搞笑,很多新闻节目也呈现出信息量大、节奏快的特点。这种传播环境,使得大量的栏目纪录片转向了封闭性的叙事结构。因为人们在收看电视栏目纪录片时,更倾向于在十几分钟或几十分钟内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时间、地点、原因、经过和结果,而不是还要浪费脑筋来猜、猜、猜,所以很多栏目纪录片采用封闭式结构叙述故事,将事件结局、结论直接表述出来。任何创作者的个性只能向栏目统一的标准看齐,受众并不想在片子中观看你的个性。

另外,栏目化运作容易培养一批固定受众,对于这些固定受众来讲,他们已经接受并习惯了栏目统一的风格样式,如果创作者一味地要抒发自己的个性,而破坏了整个栏目的和谐性,就很容易使受众流失。所以,在纪录片遭遇大众传媒、被商业化再造之后,不得不委曲求全,做出让步,牺牲自己的个性而成全栏目整体的标准与和谐。

综上,电视栏目纪录片首先是一个电视栏目而不是纯粹意义上的纪录片,它采用纪录片的创作方式,主要运用客观纪录的手法完成对受众的传播,它与传统纪录片的不同之处在于,电视栏目纪录片虽然力图呈现生活的原汁原味,但是它不是自然主义的奉行者,而是具有明确传播意图的劝服引导性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纪录片为符合电视栏目传播特性,不得不对自身进行由内到外的改革,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赢得受众青睐,完成传播过程,实现传播效果,收获商业价值。

【参考文献】。

[1]约翰・格里尔逊.纪录电影文献[g].单万里.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25.

[2][5]陶涛.电视纪录片创作[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4.5、88.

[4]罗伯特・c・艾伦编.重组话语频道[g].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20.

纪录片电视文化的论文篇十四

摘要:中华民族音乐作为中华民族艺术文化的瑰宝，对我国民族音乐教育模式、教学内容有着重要影响。传承发展民族音乐文化，增强学生对民族音乐文化的实践和了解有助于促进我国音乐教学模式和音乐结构构成的转变，使得民族音乐文化在理论和实践中得到创新性发展。

关键词:民族音乐；教育；实践；创新；教育模式。

音乐文化既是最代表一个民族本质、心理特征和文化特征的文化现象，又是最能反映各个民族文化特质、情感特征，并且可以用直觉感受和交流的具有宏观上相似的世界艺术文化现象。由于生活环境和历史文化环境比如语言沟通方式、社会制度、生活方式、劳动方式、思维模式等的不同，中华民族音乐将社会思潮、社会现状、人民勤劳劳动等文化以高超的音乐艺术方式展现给世界。中华民族音乐在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也在随着各族的生存环境的变化而缓慢地改变。不同民族文化的个性(即特殊性,包含各自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艺术审美等)正是由于上述生存环境和文化环境的不同的具体反映。[1]中华民族音乐文化自身形成的艺术系统的独特性是它保持自身个性，具有民族共同气质的基础。发展民族音乐文化，不仅仅能够使得我国的民族音乐文化艺术得到完整保存，而且能使得民族音乐文化的精神得到更好的弘扬。民族音乐是我们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音乐教育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民族音乐教育是国民音乐教育的核心内容，是全面素质教育得以实施的基础内容之一，它对于培养学生的民族文化情感民族音乐文化审美观念、民族意识和思想道德素质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发展民族音乐文化对于促进我国音乐教学结构的调整、促进音乐实践的开展、建立完善的民族音乐教育模式具有重要作用。

一、发展民族音乐文化，构建科学合理的教学模式。

我国基础音乐教育现状依然存在许多问题，例如专业化的民族音乐教育师资严重紧缺，并且我国民族音乐教育设备不完善；在音乐教学方法上，主要是以传授音乐技能为主导思想，为应试教育服务。缺乏对学生的艺术审美能力、创造能力的培养，而且在音乐教学方向上依旧用传统保守的方法对待东西方的民族音乐教学，缺乏对多元化民族音乐对比性学习的教学方法，因此造成了我国民族音乐教学模式的.死板化，无法在创新中适应时代的发展需求。因此要转变传统的旧的观念，注重多元化的民族音乐文化学习，正确理解民族音乐课程的价值与目标,逐渐使我国民族音乐教育回归艺术化、审美化的教学方向。教学模式在李秉德主编的《教学论》中被定义为:教学模式就是在一定的教学思想的指导下，围绕着教学活动中的某一主题，形成相对稳定的系统化和理论化的教学范例。[2]具体到我国的民族音乐教学中，就是围绕我国的民族音乐教学活动以及民族音乐教学理论并兼顾到民族音乐的地域性特征，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多元化的适合学生心理发展和时代要求的系统化理论化的音乐教学模式。音乐教学模式是由音乐教学理论转化而来的，是经过音乐教学实践检验的，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取得最佳效果的教学框架，具有较好的有效性和操作性。在民族音乐教学中，除了合理选择运用一些常规的教学模式外，还必须在新课程理念的指导下构建新型的民族音乐教学模式，有利于民族音乐教育的普及与推广。[3]发展民族音乐文化，促进民族音乐教育的完善和普及。对于建立我国民族音乐教育模式具有长远意义。按照《新音乐课程标准》的要求，不断加强基础音乐教育中的民族音乐成分，完善中小学的音乐基础教育设施，提高中小学基础音乐的师资力量，制定科学的管理条例，强化教师科研意识，不断把我国基础音乐教育中的民族音乐实现规范化、科学化。是新时代中小学民族音乐教育发展的要求。

二、发展民族音乐文化，构建民族音乐教育体系。

民族音乐教育体系是我国全面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肩负着培养一批高素质综合性社会建设人才的责任，发展民族音乐文化，促进民族音乐教育发展，在实现对人们的爱国情感、民族意志、创造能力的全面开发方面具有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功能。通过对我国民族音乐教育模式的改革，转变我国民族音乐教育的技能型人才培养战略，实现我国民族音乐教育以审美为目的的发展，加强基础民族音乐教育的管理，促进和谐社会观念在民族音乐教育中的融合，加大对民族音乐教育的经费投入，构建一支具有和谐社会建设思想的民族音乐师资队伍，最终构建一个完善的具有和谐思想意义的校园民族音乐教育体系。为促进和谐社会建设、民主音乐文化体系发展做出贡献。民族音乐文化对于一个民族上的社会建设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根据《学校艺术教育工作规程》的要求,要通过弘扬民族音乐文化,发展民族音乐教育，使学生了解我国优秀的民族音乐文化传统和外国的优秀艺术成果,提高学生的文化艺术素养,增强爱国主义精神;培养感受美、表现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抵制不良文化的影响;陶冶情操,发展个性,启迪智慧,激发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4]通过发展民族音乐文化，改革民族音乐文化教育体制，调整民族音乐教育模式，促进学校民族音乐文化教育体系的构建和完善。

三、建立民族音乐教育模式，传承发展民族音乐文化。

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发展需要学校建立长期有效的民族音乐教育模式。《新音乐课程标准》指出：“应将我国各民族优秀的传统音乐作为音乐课重要的教学内容，通过学习民族音乐，使学生了解和热爱祖国的音乐文化，增强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情操。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变迁，反应近现代和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优秀民族音乐作品，同样应纳入音乐课的教学中。”按照《新音乐课程标准》要求通过建立具有地方特色的民族音乐教育模式，不断加强民族音乐教育实践和创新，促进民族音乐教育体系的完善；修订民族音乐教学计划,整合民族音乐课程；逐步构建民族音乐教育教学评价制度体系，促进民族音乐教育体系的科学和完善等措施，建立科学的民族音乐教育模式，传承和发展我国民族音乐文化。

参考文献：

[2]李秉德主编《教育学导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9月。

[3]我国中小学民族音乐教学研究及实施建议信红霞g山东师范大学教育硕士学位论文。

[4]傅有明高校艺术教育与大学生全面发展中国高教研究2003年第一期。

纪录片电视文化的论文篇十五

摘要：原始玉器工艺发展到夏代，开始出现镶嵌、勾彻、浅浮雕和圆雕等琢玉技术，这就使得夏代玉器的造型和纹饰走向程式化和复杂化成为可能。几何直方的规整形状，出齿、安柄的细部造型，还有线面结合的构图，乃至浅浮雕式的立体纹饰，均强化了夏代玉器的艺术形式和审美意蕴，形成了匀称规整、多样统一、象征表意和凝重神秘的艺术风格，从而有效地实现了中国玉器主体审美观念从新石器时代“饰玉”向商周“礼玉”的过渡。

关键词：夏代玉器；线刻；浮雕；象征表意；凝重神秘。

根据《史记》、《竹书纪年》等文献资料的记载和碳十四技术的年代测定，夏代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其年代可基本框定为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6，囊括了龙山文化晚期至二里头文化四期的中国早期文明。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为中心，并波及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夏县东下冯，内蒙古的夏家店，山东的岳石地区，陕西神木石峁遗址，以及内蒙古亦峰夏家店遗址的夏代文明，出土了丰富的石器、陶器、玉器、青铜器、骨蚌器、木漆器等原始器物，其中尤其是玉器，以其独特的玉料、精湛的工艺、多样的造型、别样的纹饰以及极富时代特征的艺术审美风格，充分展现了夏代先民的形式感、想象力和社会风尚，这些无疑构成了夏代玉器的基本审美特征。

一玉料和工艺特征。

与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为代表的北方玉器玉料以及良渚文化为代表的南方玉器玉料相比，夏代玉器所用玉料无论在外在色泽还是内在质地上，都表现出中原玉料独特的审美风貌。据考证，“古代中原地区用玉多为软玉，其结构一般为交织的纤维显微结构的闪透石－阳起石系列矿物集合体。玉的质料致密坚硬，外表又显示出柔润，体胎半透明而又具有光泽”[1]。夏代文化的典型代表——二里头遗址所出土的玉器就鲜明地体现了中原软玉的审美特征。二里头玉器玉料的来源有新密的“密玉”，属白玉；南阳独山的“独玉”，属青玉；还有淅川的绿松石等。因而制成的玉器有的呈乳白色，如二里头遗址四号坑出土的玉柄形器；有的呈淡青色、嫩绿色以及灰褐色等，如二里头遗址三号坑出土的绿色夹白斑的玉戈。这种五彩斑斓的玉料色泽正好满足了夏代先民多种玉器品种的制造。同时，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夏代，基本处于黄土高原地区，玉石作为山地的精英，自然有别于随手抟来的一捧泥土，故而成为某种神秘灵物的表象，承担着原始礼制统治的功能。夏代玉器也正是首先凭借这一玉料的外在特征和内在质地而一跃成为国家重器，承载着礼仪的功能，成为专制社会的代言。因此，夏代玉料以其纯美的色泽、温润的质地，以及神秘灵物的表象，体现了愉悦的艺术审美形式和神秘的宗教礼仪内涵的融合。

极具中原地方特色的二里头玉料同时也促进了夏代琢玉工艺的审美化进程。夏代玉器的制作工艺，由于青铜工具的引入，在新石器时代玉器打磨、刻纹、镂空、抛光的基础上，开始向着更加精细的方向发展，这主要表现在镶嵌、勾彻、浅浮雕、圆雕等工艺及其所形成的审美效果上。

虽然镶嵌工艺在新石器时代早已出现，如红山文化女神塑像中的嵌陶工艺，使得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显得自然、古朴。但真正能体现镶嵌工艺的高难度的嵌玉和嵌铜技术却是从夏代才开始的。如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镶嵌绿松石片圆铜器、铜牌饰以及绿松石片、云母片镶嵌漆器等镶嵌工艺不但均属首创，而且制作精良，尤其是镶嵌绿松石铜牌饰，其凸面为二三百块不同形状的绿松石片粘嵌成饕餮形兽面纹，极具形式美感，且营造出庄严神秘的氛围。与女神塑像的眼珠相比，它不仅在镶嵌物的数量上体现出优势，而且还开始讲究镶嵌中纹饰的构图。这不仅是夏代先民对不同质料器物驾驭能力的体现，也是他们对装饰的形式构图的审美追求，故而代表了夏代镶嵌工艺的最高水平，开启了后代青铜器镶嵌绿松石工艺的先河。

勾彻法的运用，主要体现为夏代玉器上的阴阳线刻纹。至二里头文化三期，夏代已出现被称作“砣子”的青铜质料的圆形琢玉工具，它一方面可以在玉器表面刻画出条条细阴线，另一方面在阴线沟槽的一个立面，向外扩展，形成较宽的斜坡面，形成阳刻凸纹。这种阴凹线和阳凸线的形成过程即玉器制作工艺中的勾彻法。夏代玉圭上精致的琢刻菱形雷纹带花纹以及玉柄形饰表面复杂的兽面纹、花瓣纹等纹样图案即为其见证，丰富了纹样的形式，且其精致性有效地提升了玉器的审美品格。

浅浮雕与圆雕工艺在夏代玉器的琢制中一般是搭配使用的。浅浮雕是在阴线刻纹的基础上凸出阳纹而使其具有立体的表现效果，一般用于纹饰的构图；而圆雕则多是为造型美观而使用的雕刻技巧，是整体形象的立体雕刻。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即可构成玉器纹饰和造型相搭配的整体审美艺术风格，如夏代玉柄形饰的制作工艺虽然综合了研磨削切、勾线阴刻、阳刻浮雕、钻孔、抛光等琢磨工艺，但最能体现其艺术风格的却只是两种：在柄形饰的四面用浅浮雕琢出繁复的纹饰，粗节用单线或双线雕成兽面纹，中节及顶部琢成花瓣纹，细节则有二至三周阳刻凸线纹；在柄形饰的四楞用圆雕技术琢出立体的造型，玉柄的四楞处为鼻梁，两侧为半张兽面，相邻柄面结合为一张完整的兽面。这样，浅浮雕与圆雕工艺形成了多样的纹饰图案和独特的立体三维造型，使得整个玉柄形饰柄面上的勾线饕餮花纹中点与直线结合得自然、流畅、舒展，造型和纹饰搭配得圆润、细腻，相得益彰。

总之，夏代先民在玉器制作工具和制作方法上的提高，尤其是双线浮雕纹样和兽面铜牌饰上的绿松石镶嵌工艺，有效地促成了夏代先民审美理想的物化，使他们的审美意识得到了较充分的展现。具体到玉器纹饰的雕琢过程而言，大致经历了由“勾彻法”向“浮雕法”演变，由平面线条向立体浮雕演变的过程。其实这正好体现了夏代纹饰雕琢工艺的审美特征，它一方面体现了夏代玉器雕琢工艺的提高，另一方面也充分地表达了夏代先民日益细腻的内心情感和审美理想。

二造型与纹饰特征。

极富中原特色的软玉材料和琢玉工艺，使夏代玉器的器形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征。新石器时代玉器的许多造型都还是模仿当时某些动物、植物、人物等现成实物而成形的，如红山文化玉龙、崧泽文化鱼鸟形玉璜等。到了夏代，玉器的创造则基本上走出了对自然物象的直观模仿，更多的是依据人们生活的审美风尚而进行其造型及细部处理的。夏代玉器在造型上趋于程式化，器形大而薄，以几何直方形为主，流行在玉器边缘装齿扉或安柄，并镶嵌异物，形成了自己的审美特征。

据后代史书记载，夏王朝是在战争基础上形成的，这也可以从出土的夏代玉器的器形得到验证。夏代玉器造型表现为:少祥和平静的模仿性装饰玉器，而多抽象的直方形兵器。玉钺为长方形或近圆形，玉圭为平首形，玉刀为长条梯形，尤其是多孔玉刀较以前更薄，更为长大、平滑。这些造型肖似兵器，至少与当时的“尚兵”习俗联系紧密，社会化的审美创造体现了其满足自身功能需要的理性化和观念化。夏代玉器的形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开拓创新，一方面体现了人们对自然的直觉体验能力，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们对社会的抽象想象能力。除此之外，夏代玉器形制还有出齿，即在玉器两侧雕出繁复的齿扉，如玉璋滋乳而成的牙璋，其扉棱显得华美异常。程式化的造型使得玉器在既有质料美的基础上充分流露了夏代先民的审美理想和审美情感，体现了先民的理性创造精神和感性生活情趣。

夏代玉器的审美发展主要体现在纹饰上。由于玉材的创新以及几何直方形的平面化造型，尤其是青铜轮工具的引进和勾彻、浮雕、圆雕等工艺的运用，使夏代玉器的刻饰纹饰向多样化、复杂化方向发展成为可能，其独特的审美价值也获得了新的突破。

夏代玉器大多局部饰以平行或交叉的阴刻细线，并以此构成简略而精炼的纹饰构图。夏代玉器纹饰主要有直线纹、斜格纹、云雷纹和兽面纹，仅有少量的动物纹和植物纹。其中云雷纹见于玉圭，兽面纹见于兽面纹柄形饰、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而直线纹、斜格纹见于玉刀、玉戈、玉圭等，这些简约的刻纹装饰，实际上是夏代先民承载和表达其观念和信仰的痕迹，不同的纹样和构图，代表了不同的文化审美心理。

细劲的直线纹、斜格纹是夏代玉器中最常见的装饰纹样，以平行的阴刻细线为其典型特征。斜格纹是由直线纹成组交叉刻成菱形状，整体上使图案更加紧密，强化了渲染的效果。如多孔玉刀两端，以及玉牙璋的内与援相接处就有成组的阴刻直线，线形细劲有力，深而直，使得玉器形象的美观化和礼仪性均得到了强化。

云雷纹在各种纹饰中尤为突出，用柔和的回旋线条组成的是云纹，有方折角的回旋线条是雷纹，二者配合，形成一种磅礴的气势和神秘的审美效果。该纹饰多饰于玉器两端的穿孔之间，两边再饰以阴线刻纹将其框住。如二里头遗址三区二号墓出土的玉圭，其二圆穿间有以细阴线刻划的菱形四方连续式云雷纹，琢刻精致，立体感强。夏代的玉圭一般用于社祭，礼云神。因土地需山川之气而致时雨，云行雷响方能有雨，故可是云雷纹以象征之。尽管要借助于“神物”，但其控制自然，驾驭天地的朴素人本意识和人的主体精神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显现。再如七孔玉刀，其近两端处也常琢竖直阴线纹与菱形云雷纹，风云雷电听其号令。

兽面纹为橄榄形眼眶，圆眼珠，宽鼻翼，阔口，这在龙山文化石锛上可找到源头，而且与新寨陶器盖上的饕餮纹饰极为相似，更是夏代大型绿松石龙形器头部的简化或抽象表现。兽面纹以象征手法夸大其头部，强调五官，尤其擅长抓住其眼部特征局部放大，作“臣”字形眼，钻圆圈眼瞳。该纹饰“主要突出它们的头、目、齿等主要器官的特征，省略不重要的细部或对其只作象征性的表现，重要细部圆润婉转的阳线”[2]，其中装饰趣味与象征趣味相得益彰，使礼的威严和审美的情感融为一体，后来更多地见诸商周时期的青铜容器。同时，这一脉相承的兽面纹饰的演变也彰显了夏代先民的宗教信仰和对龙崇拜的社会风尚。龙纹图案起源于远古的族徽，最早出现的是红山文化玉龙，而到了夏代，龙形兽面纹饰的手法和主题，经过长期的酝酿，已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模式，并且为帝王专用。

总之，夏代玉器的纹饰呈现为两种主要形式：一种主要以线条为主，采用线面结合的方法，构成整个玉器的平面纹饰图案，如细劲的直线纹、斜格纹，回旋的云雷纹；另一种就是浅浮雕式的立体纹饰图案，如立体感极强的兽面纹。纹饰上的线刻和浅浮雕更进一步突出了以上各种纹样的装饰功能和文化意蕴，对商周的玉雕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艺术与审美风格。

关于夏代玉器的整体艺术风格问题，杨伯达先生曾谈到：“从其前后玉器工艺美术的发展情况来看，夏代玉器的风格，应是红山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玉器向殷商玉器的过渡形态，这从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玉器可以窥其一斑”[3]。对此说法我表示赞同。一方面，夏代玉器的艺术风格承袭了新石器时代的审美风尚。就造型而言，玉圭的方形结构和钻孔的审美处理是龙山文化玉圭的延续，玉牙璋则是龙山文化铲形器的进一步完善化和复杂化，玉琮的方圆构形更是受到了良渚文化的深远影响。就纹饰而言，浅浮雕式的兽面纹，其橄榄形眼眶与石家河文化玉器相似，其宽鼻翼和阔嘴巴又直接脱胎于龙山文化石锛；另一方面，夏代玉器在继承新石器时代玉器的基础上形成的抽象直方的独特造型和神秘威严的兽面纹饰，又均系商周玉器制作的根据，对后代玉器的创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夏代玉器的过渡性风格十分突出。但我们若仅仅把夏代玉器的艺术与审美风格定性为一种过渡性，无疑是忽略了其特有的审美文化特征。至少，夏代玉器还体现了以下极具鲜明时代性的艺术与审美风格。

一是匀称规整性。对称、均衡、规范、平整，是玉器造型艺术具有审美价值的重要因素。夏代玉器的这些形式美感不仅体现在整体的结构造型设计上，而且也显现于局部的细微纹饰图案雕饰中。夏代玉器在整体构形时，为补充直方形在美观上的相对不足，常在两端装以繁复的齿扉以及饰以细线纹饰，它们均成对出现，且左右对称。最典型的是玉七孔刀，就造型而言，玉刀扁长呈梯形，上部背端相对厚而窄，下部刃端相对薄而宽，而且近刀背处镂有平行、等距的圆孔七个，使得上背下刃重量均匀得体。同时刀的左右两端又装有齿扉六对，显得极其对称；就纹饰而言，玉刀近两端处表面琢了竖直阴线纹与菱形纹，其下有两条平行阴线与刃相隔。整个玉刀在造型和纹饰的.搭配上将夏代先民的审美形式感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二里头遗址五号坑出土的创新形玉钺，呈圆弧背，两侧逐渐外侈呈宽刃，每侧有扉牙两组，每组为三齿，呈对称状，刃呈莲弧形，分四段，左右均衡对称。另外，更多的玉戈、玉圭，以及装饰类玉器，其造型和纹饰也常显示出对称规整的韵律美和整体和谐的审美风格。

二是多样统一性。夏代处于中国国家形成的初始阶段。首先夏代诸方国的玉器受各地区文化生活的影响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方风格。如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夏代玉器多为装饰类的臂环、玉管等，而少礼仪器，呈现出祥和的氏族审美风味；陕西神木石峁遗址的夏代玉器则多璧、牙璋、钺和多孔刀等，形制和风格倾向于庄重和威严，使灵物与政权统治、等级礼仪紧密相连，巫术性与人文性相交织。同时，受特定时代和地区间相互交流的影响，夏代玉器又形成了统一的艺术审美风格。如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玉器在吸收陶寺遗址文化玉器祥和优美风格和石峁遗址玉器庄重威严风格的基础上，又融入了自身的王权等级色彩，形成了既庄严肃穆又装饰美观的大一统风格。与此相应地，中原二里头的主体审美风格又借助国家的统治王权向四周传播和辐射，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当属代表社会等级象征的牙璋、圭、钺等玉礼器，这类玉器的传播过程实质上也就是夏王朝礼制观念和审美风尚的传播过程。

正如杨伯达先生所说，“到了夏代，出现了第一个统一的中央王朝之后，玉文化的形式亦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遂而出现了统一的玉文化，或与地方玉文化暂时并存、对峙”[4]。夏代玉器糅合了史前各地文化的诸多因素，其文化也必然是多元性和统一性并存的文化，其艺术风格也必然呈现出多样统一的审美特征。这种由多样趋向统一的玉器审美风格展现了夏代王朝的宏大审美情怀、独特审美趣味以及鲜明时代特色。如玉器器形一般大而薄，流行的齿扉装饰也由简而繁，且有了细劲的阴刻直线纹；异物镶嵌工艺开始应用于青铜器制造，十字纹青铜方钺上镶有多块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中的兽面纹由200多小块绿松石镶嵌而成，均代表了夏代这一独特时代的审美艺术风格。

三是象征表意性。宗白华先生曾经说过，“中国人的个人人格、社会组织以及日用器皿都希望在美的形式中，作为形而上的宇宙秩序，与宇宙生命的表征”[5]，这句话精要地揭示了古代器皿的象征性特征，夏代玉器也体现了这样一种象征表意性的艺术风格。首先，夏代玉器的一个典型特征是玉兵形器增多，这类玉器只是形制似兵器，而非真正的兵器。如数量众多的玉戚、多孔玉刀，以硬而脆的玉石为原材料，一般宽大体薄，也无使用痕迹，结合其特殊的纹饰以及两边的扉齿考虑，它们应为仿兵器形的非实用玉器，是一种象征权力和威武的礼仪玉器。另外，玉刀穿孔均为奇数，从一个到三个、七个不等，这可能与当时偏于阳刚之数的审美风尚有关。再如玉戈、玉钺等，也在这种特定的时代传达着等级礼仪的精神特质，并上升成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这些玉器的形式中积淀了社会的价值和内容，远非简单的实用器具所能比拟，是对外在自然的升华，具有高度的象征性审美价值。这一点，尤仁德先生在《古代玉器通论》中揭示得尤其精到：“二里头所出玉戈、玉钺和玉刀，都是作为‘兵杖’形式出现的，它们象征夏朝君王的军权及其在战事中的胜利与凯旋…….夏王朝是经过血雨腥风的长期战争才得以建国和巩固政权；它们所反映的是战争与征服的特殊文化形态，是促使王权强化的主要精神力量”[6]。一言以蔽之，在夏代，礼玉的形制已成为个体身份的标识码，也是社会地位尊卑的具体体现，它同社会意识形态有着明显的联系，充分展现了夏代玉器的象征表意性风格。

四是凝重神秘性。夏代的许多礼仪玉器，造型相对规整，它们凭借自身的高贵地位进入夏代先民生活之后，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的生产方式、生活习惯和社会观念；同时，后者又反过来促进了前者的发展，使玉器向着礼仪化和程式化的方向发展。夏代社会浓重的礼制风尚和等级观念，造成了其玉器所突现的人文意识之中始终笼罩着一层浓厚的庄重感和神秘感。“三代时，玉质礼器是贵族们的‘权杖’，朝享会盟，用以表征其身份地位；又是通神的礼器，用以祭拜神灵祖先”[7]。夏代玉器就兼有礼玉和瑞玉的双重身份，既带有朴素的原始崇拜的巫术色彩，同时又孕育着夏王朝等级身份的人文色彩。这尽管只是一种扭曲的人本意识观，但毕竟代表着其觉醒，人本意识打从娘胎里出来就带上了一种礼的枷锁，显得凝重而庄严。以夏代玉器的纹饰为例，由光素无纹向直线斜格纹再向云雷纹和兽面纹的发展，尤其是变形的兽面纹，两眼圆瞪，有一种狰狞的庄严美。这就使夏代玉器逐渐转为沟通天地的宗教法器和社会生活中的仪仗礼器，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夏代先民审美心理由朴素的自然观向极具抽象化的礼制观念的转变，从而形成了夏代玉器神秘化、庄重化的人文风格。

“形而下者谓之器”，夏代玉器集合了中原地区的玉材，开启了青铜工具雕琢玉器的工艺，形成了直方、规整的审美造型和独特而多样的纹饰图案，构成了玉器审美艺术中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外在形式；“形而上者谓之道”，夏代玉器同时又与先民的社会生活紧密相连，与他们的时代审美风尚相合拍，并且玉器的造型和纹饰本身就是这些精神内涵的物质载体，构成了玉器审美艺术想得到悟得出的内在意蕴。总之，考古发掘的夏代玉器既是具体的形而下的器物艺术形式，同时又反映了抽象的形而上的精神文化内涵，充分展现了夏代先民的审美形式感、审美情感和审美理想，将夏代玉器独特的时代审美特征再现于4000多年后的今天。

参考文献：

[1]郑杰祥.新石器文化与夏代文明[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377.

[2]杨伯达.中国玉器的发展历程[a].中国美术全集·工艺美术编·玉器,文物出版社,1986:8.

[3]杨伯达.中国玉器的发展历程[a].中国美术全集·工艺美术编·玉器,文物出版社,1986:6.

[4]杨伯达.中国和田玉玉文化叙要[j].中国历史文物,(6):70.

[5]宗白华.宗白华全集·第2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412.

[6]尤仁德.古代玉器通论[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2：84.

[7]郑淑萍.山川精英·玉器的艺术[a].美感与造形，三联书店，1992：254.

纪录片电视文化的论文篇十六

云南民族农耕文化中的传统伦理道德形成与他们所处的环境密不可分，是云南各民族在长期适应不同的自然生态环境，认识资源、获取和利用资源的过程中形成的。哈尼梯田反映了哈尼人顺应自然、尊重自然、利用自然的一种文化，协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山地民族的轮歇耕作方式;景迈山上布朗人将茶树当作自己生命;白族水崇拜等，在客观上起到了保护环境，保护资源的作用等等。如今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虽然农药和化肥能使粮食增产，但它导致水源的污染，农产品的污染，导致损害人体健康。云南各民族在耕作过程中辛勤耕耘，使用农家肥，精耕细作，为保持农业生产的持久性，千方百计地保持土壤持续不断的生产力上下功夫。这与其说是农业生产方式独特，不如说是云南农耕文化中的传统道德文化在现代农业中发挥了作用。尽管耕作方式差异甚大，但是就其农耕思想和生态适应性而言，在很多方面却都包含了不以片面追求作物产量而损害种植前景的耕作方法，以及通过各种仪式活动敬畏自然，客观上达到了对生产与生活环境保护的目的，云南各民族传统农耕文化中包含着朴素的可持续发展思想。

2.2勇于耕耘、务实和坚韧的大山精神。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地理环境因素对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心理特征和道德规范，必然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云南省山地占全省国土面积的94%，少数民族中的绝大部分居住于山区和半山区，确实是一个大山里的世界，大山锻造了人们坚韧、务实、不断攀登的精神。无论是以山地农业为主的粗放农耕者，还是以水田农业为主的精耕细作者，在他们的农耕文化中，都具有为了自身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埋头苦干，勇于耕耘的精神。例如梯田农耕利用山区山高谷深的切割地貌以及气候、植被立体分布的特征，在山坡上修筑梯田，从山脚到山顶，依据不同的山势修堤筑埂，坡缓地大则开大田，坡陡地小则垦小田，甚至沟边坎下石缝处也开田，梯田大者有数亩，小者仅有簸箕大，往往一座山坡就有成千上万亩，凡到过哈尼山寨的人，都会为哈尼人民的独特创造而赞赏不已，显示了各民族坚韧的.倔地精神。充分挖掘和提升云南各民族农耕文化所共有的勤劳勇敢，不惧艰险，刻苦努力的大山精神，提升各民族对自身和对整个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增强自信心，促进团结。

2.3提倡勤俭至上，适度消费的发展观。

云南的农耕文化尊重自然生态环境，崇敬自然，对自然界从来不是毫无节制的索取，而总是出于一种敬意来感谢大自然，这种依赖于森林和自然的生存方式，使他们更懂得珍惜自然的重要意义。在许多民族的神话、传说和诗歌中，都劝导人们要节用，不仅以习俗的形式，甚至以神灵的名义来约束人们的行为。不要贪婪，以免遭到自然的惩罚，体现了云南少数民族的适度消费的发展观，勤劳、俭朴的品质，历来被看做一种美德。在当今社会，食物的惊人浪费与匮乏并存，工业文明创造出大量的物质财富同时也消耗了大量的自然资源和能源，在面临生态恶化、资源枯竭的威胁下，勤俭节约对于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仍然有着重要意义。云南民族农耕文化中倡导的勤俭至上，适度消费的发展观，对我们正在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具有有益的启示作用。

2.4生产生活中的互助互惠。

云南各民族在适应复杂的生态环境过程中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各具特性的文化，同时，各民族为弥补自己在生活用品、生产工具方面的缺失而互通有无，形成了相互离不开的民族关系，如云南西双版纳平坝地区，种植水稻的傣族经常将稻米托运上山，与山里居住的德昂族交换棉花、芝麻、茶叶等土特产及手工物品，农忙时节，山区德昂族下山到平坝地区帮助傣族耕种和收割水稻;一家有喜事，全寨子同贺，一家有困难，全寨子帮忙，德昂族结婚办喜酒全寨子的人都来吃。云南民族节日活动反映了云南各民族崇尚平等、崇尚团结的价值取向。如哈尼族的长街宴、傣族的泼水节、彝族的跳菜等等现象都具有团结本民族、协调缓和人际间矛盾的功能。云南民族农耕文化中具有的这种互助互惠的伦理道德传统，对于保证人们的诚信、促进社会稳定和行为的和谐，其效果是十分明显的，尤其是保障农业生产有序进行和促进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等方面，都具有积极的作用。

3小结。

对于云南各民族丰富的传统农耕，我们应该给予高度重视，客观、全面地进行科学的调查、总结和研究。云南民族农耕文化反映了各民族的人生态度、伦理道德、审美意象等，是云南各民族精神生活的写照，体现了各民族勤劳、勇敢和智慧的精神特色，发展决不能忽视文化内涵和文化力的作用，保护、传承和利用好云南民族农耕文化中的传统伦理道德，在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维系生物多样性、传承民族文化、保障食品安全等方面具有现实意义，和谐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优秀的民族传统道德文化都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资源。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纪录片电视文化的论文篇十七

记录片是时代发展的见证者，为人们再现了历史发展进程，因此，选题策划时，一定要做到与时代背景紧密相关，引发人们情感上的共鸣，产生一种启迪意义，这是纪录片选题的根本原则，也是其价值所在。例如，，由媒体人柴静策划并制作的纪录片《穹顶之下》受到亿万国人的关注，好评如潮。该纪录片以当下泛滥的“雾霾”为主题，为人们再现了令人担忧的环境现状，呼吁社会各界共同携手，治理环境，还原洁净的自然面貌。柴静将女儿的病情作为开题，让观众感到震惊和心疼，可以说制作这部纪录片是出于社会人的责任感，同时也是出于一位母亲的本能，记录片中除了再现当前各个省市的雾霾现状，也对雾霾产生的原因进行深度调查，说明了这一环境问题对人们造成的严重影响。这部纪录片之所以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正是因为其选题与时下问题亲密相连，关系到每一个人，其引导人们重新审视环保问题，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2]。

2.2追寻文化渊源。

记录片本身就是文化产业的组成部分，其目的不仅是再现事实，更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追思。因此，进行选题策划时，不仅要关注当前事件，更好关注这些事件背后的文化与习俗，引导人们追寻传统文化渊源，发挥一种文化传播的作用，发挥纪录片的真正价值。近几年热播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关注度一直居高不下，这绝不仅仅是因为片中为我们展现了各地美食，更是因为其引发了人们的思乡情缘，这是对美食背后蕴含文化的一种关注和认同。在介绍查干湖冬捕这一期节目中，节目就为人们展示了冬捕前的仪式，除了鱼的各种做法和吃法外，让观众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感受到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意义，人们从自然中获取食物，需要对大自然怀有一颗感恩、崇敬之心。可以说《舌尖上的中国》追溯了全国各地美食背后的文化渊源，引发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关注和思考，这是其选题策划的成功所在。

2.3尊重事实、强调故事性。

“讲故事”是当代新闻媒体经常采用的一种手段，因为故事往往比其他形式更能吸引观众的注意力，达到引人入胜的效果。纪录片选题策划过程中也要善于运用这种方式，抓住观众心里，尤其是在一些历史题材的纪录片中，更应当推广使用这种方式。例如，纪录片《百年人・日照魂》中，就将丁惟汾及其家族作为主题，在选题策划初期，就将这一人物及其家族的轨迹作为线索，再现了辛亥革命元老的风雨一生。纪录片中既展现了革命中各个党派之间的冲突，同时再现了丁氏家族血浓于水的亲情，成功将“大家”与“小家”的故事融为一体，引人入胜，达到理想的传播效果，这与最初的选题策划角度是分不开的。值得注意的是，选题策划之初无论想要达到怎样的效果，都必须尊重事实、尊重历史，否则就不能将其称之为“纪录片”了[3]。

3总结。

纪录片是当前我国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观众最喜爱的文化节目之一。为了达到理想的传播效果，必须要重视选题策划这一环节，要与时代背景紧密相关、追寻文化渊源，尊重事实、强调故事性，发挥纪录片弘扬文化的价值。

参考文献。

纪录片电视文化的论文篇十八

桑植地处湖南湘西省西北部武陵山脉腹地,是一个以土家族、白族、苗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聚居县。生活在这里的少数民族人民是都是能歌善舞的民族,各民族的文化在这里既各自独立地发展,又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形成了这一地区保留至今的多元化的文化氛围,从而孕育和产生了多种多样的民族民间舞蹈形式。其中,桑植花灯就是各民族人民最受欢迎的传统歌舞艺术。本文就桑植花灯的审美特征谈点初浅看法。

一、概述。

桑植花灯,一般指以湖南省桑植县为代表的,广泛流传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张家界一带的一种民间歌舞艺术。它是当地人民在自己的生产、生活过程中,为了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结合民间舞蹈而产生的一种具有地方特色的歌舞艺术。经过历代艺人对桑植花灯不断地丰富和发展,桑植花灯已经能够多方面反映人民的生产、生活和思想感情,艺术体系日趋完善,艺术表现手法日趋成熟,具有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和艺术魅力。千百年以来,桑植花灯在当地的人民群众中,代代相传,流传至今。现在,在湘西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桑植花灯依然是新春节日里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重要的文化生活形式。

桑植花灯大部分剧目质朴健康,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如反映生产劳动的剧目《茶山歌》中唱到:“远看茶山一片青,近看茶山绿茵茵……摘茶山歌岭连岭,四面八方闹腾腾。”它不仅唱出了劳动的艰辛,也唱出了丰收的喜悦。又如描写封建社会中爱情的剧目《五想奴的苦》诉说到:“一想奴的娘,不该把奴养,把我送去当童养媳,我越想越心伤。……五想奴的哥,我俩情意合,两人商量逃出去,美满婚姻多快活。”这些生动而又朴实的语言,表达了青年男女对封建婚姻的强烈反抗,对自由婚姻的迫切追求。再如反映封建社会尖锐的阶级矛盾的.剧目《壮丁苦》:“正月是新春,爹娘把儿生,生下孩儿是苦命,长大要当兵……长到十六七,积劳也成疾,保长甲长带狗腿,闯进我家里。绳索把我捆,解到壮丁营,风餐露宿受鞭打,背井离乡泪淋淋。”在这首唱词里,可以看出劳动人民所遭受的残酷迫害,同时也反映了对统治阶级的强烈不满和憎恨。新中国建立以后,桑植花灯在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指引下,当地的艺人们以饱满的热情,利用丰富多彩的花灯舞蹈(下转第167页)语汇,创作了许多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歌颂新生活的花灯节目,如《四季花儿开》、《田间乐》、《庆丰收》等。

根据桑植县出土文物上记载的花灯套路,桑植花灯在唐末五代就达到了极高的程度。到清朝乾隆、嘉庆年间,凤凰县水田就建立了兔平茶灯会(即花灯会)。从此,优秀的花灯艺人层出不穷,大大地加速了桑植花灯艺术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桑植花灯这一民间奇葩的内涵,使它真正成为民间舞蹈的精华。下面,我将对桑植花灯的审美特征试做一深入细致的分析与研究。

1、桑植花灯的舞蹈动作丰富多彩。

花灯的舞蹈动作丰富多彩,有“六六三百六,拌形似于猴,回生有奇葩,跳灯不用愁”之说,不论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地上走的,土里长的都可以表现出来,单凭一双手,即可刻划出日、月、风、云、夜、雷、雨、雪、山、花、鱼、浪、草、木、鸟、虫、来、去、开、关、转等。通过手眼身步相边,所表现出来的每一个舞蹈形象,均给人们以美的享受。如“雪花盖顶”、“美女梳头”、“嫦娥奔月”、“燕子含泥”、“鸳鸯游池”、“兔子望月”、“鲤鱼跳龙门”、“牛赶碾”、“猴子吃奶”、“观音坐莲”等200余种动作,称为“套子”,通过多层次的组合后,使其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舞蹈小品,拆散则可以填到其他舞蹈中去。而贯穿“套子”的地位变换路线图,又称为“圈子”,对“套子”和“圈子”相互关系,概括为“套子走圈子,圈子绕套子,圈套结合通路子,圈套不合乱套子”四句话。说明了什么“圈子”只能做什么“套子”;反之,什么“套子”就得走什么“圈子”,否则会乱套子。花灯往往是在一张桌子上表演,若两人圈套不合就不会协调,甚至相撞,无法表演。圈子要圆、套子要连,成为花灯的特有规律。常用的圈子有:“一把弓”、“半边月”、“内荷花”、“扣莲花”、“箱子环”、“纱帕子”、“扭麻花”、“扯四方”、“环圆圈”、“过堂圈”、“斜纵圈”等等。花灯步伐也富于变换。有猴步、鸭步、梭步、踢步、辗步、铺步、云步、歪八步、风摆柳、探步、蹬山步等等。

2、桑植花灯的音乐优美动听。

花灯音乐总的来说旋律明快流畅,节奏跳跃活泼,结构严谨规整,有浓郁地方味的生活气息,花灯曲调非常丰富,基本上都是专调专曲,花灯音乐与花灯舞配合紧密,由于表演形式和场地的要求,花灯音乐在旋律和节奏方面也必须有相应的特点,加地方方言衬词,故在旋律中大量运用衬腔,充实丰富了曲调的表现力。又增加了生活气息,突出了地方风味。乐队伴奏,早期师“一套锣鼓一把琴”,由师徒共兼的六人小乐队,一套锣鼓里:堂鼓、土锣、勾锣、头钵、二钵等五件击乐,一把琴是指一把狮子吐弦的大筒,后来又逐渐增加了笛子、唢呐、二胡等。主题鲜明的节奏和强烈的音响效果,来配合舞台表演,渲染气氛,刻画人物情绪的变化。花灯的音乐特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花灯音乐的曲调非常丰富,基本上都是专调专曲,一曲填多词的现象几乎没有;其次是强调多样,宫、商、角、徵、羽诸调式都有,虽然单一调式数量最多,但也有交替调式,如角羽交替、羽商交替以及徵商调式、宫商调式等,绝大部分属于五声音阶;再次是花灯音乐与花灯舞蹈配合紧密,由于表演形式和场地的要求,使得花灯音乐在旋律和节奏方面也必须有相应的特点,如旋律多位级进,渐进较少。尤其是五度以上的大跳就更不多见了,整个曲调显得小巧细腻、明快流畅。再如节奏方面,时值较短的音符用的很多,时值长的音符则用的很少。这适合动态不大,动率较快的舞蹈动作,以表现欢快跳跃,风趣活泼的情绪;再次是大量的运用衬腔,既丰富了曲调的表现力,又增加了生活气息,突出地方风味。最后一点是打击乐的锣鼓点子十分丰富。这是因为在表演花灯时,演唱部分舞蹈并不强,每唱完一段则由锣鼓伴奏表演花灯舞蹈,变化多端的舞蹈部分是促使锣鼓点子丰富多样的主要原因。最初花灯的主要伴奏乐器也只是打击乐,后来才逐步增加竹笛、唢呐、胡琴等吹管、丝弦乐器。

3、桑植花灯讲究“三节”、“六合”的运用。

桑植花灯具有载歌载舞,风趣活泼的艺术特点。在表演中要依据歌唱的内容,通过手眼身法步刻化人物的形象,性格和感情。要求演员在表演中讲究“三节”“六合”的运用。

所谓“三节”、“六合”,拿手臂来说:手是“稍节”,肘是“中节”,肩是“根节”。腿来讲:脚是“稍节”,膝是“中节”,胯是“根节”。就整个身体来讲:头是“稍节”,腰是“中节”,脚是“根节”。“六合”,有内三合,外三合。外三合就是稍、中、根节,内三合,即是每做一个动作都要做到稍节起,中节随,根节追。内三合就是说:演员在表演时要做到精、气、神。“精”就是要演员在表演时,把人物的精神气质表现出来;“气”就是要呼吸自然,表演自如;“神”就是演员表演时注意力集中。“内三合”和“外三合”的结合,也就是内在的感情与外在的动作,以及面部表情很好的结合,才能使自己塑造的角色,达到“栩栩如生”的艺术效果。

同时在表演中要做到:“气沉丹田,头顶虚空,全凭腰转,两肩轻松”。“气沉丹田”是要演员在表演时心平气和,呼吸自如,并要清气上升,浊气下降,紧收腹部,气存丹田,这样才能定好“桩”。“头顶虚空”是演员排除一切私心杂念,集中思想,完全进入角色。“全凭腰转”是告诉演员要善于用腰,要懂得用腰的方法。“两肩轻松”就是要演员两膀灵活自如。另外就是演员的面部表情要灵活运用,如眼睛在表演时有笑眼、媚眼、呆眼、恨眼、冷眼、定眼、留情眼、回忆眼等多种。鼻子可以做出皱鼻、哄鼻等。嘴也有歪嘴、斜嘴、啄嘴、逗嘴等。这些都是表演艺术必须遵循的规律。

综上所述,桑植花灯是丰富多彩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短小精悍,舞蹈动作风趣活泼,曲调优美流畅,乡土气息浓郁,随着社会的演变,历代艺人不断丰富和发展,使它逐步形成了较完整,具有独特风格的一种艺术形式,并能多方面反映人民的生产、生活和思想感情,在人民群众中扎下根,世代相传。

参考文献。

[1]麻根生・湘西墟场文化[m].湖南: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于平・舞蹈形态学[m].北京:北京舞蹈学院内部教材,。

[3]钟以轩・桑植民歌[m].湖南:岳麓出版社,。

[4]罗雄岩・中国民间舞蹈文化教程[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4。

[5]谢心宁・湘西探秘[m].贵阳:贵州出版社,1994。

[6]湘西自治州地方文化志编辑委员会・湘西自治州文化志[m].湖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