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后感是读完一本书或一篇文章后，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感受进行总结和评价的文字。那么，如何写一篇有力有深度的读后感呢？首先，不要过多涉及情节、剧情，要注重自己的思考和解读。其次，可以结合自己的实际经历和感受，将作品与生活联系起来，展示作者的观点和思想。最后，要言之有理，结构清晰，语言简洁明了。希望以下几点建议可以帮助你写出一篇出色的读后感。如果你对如何写一篇好的读后感感到困惑，不妨看看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读后感范文，或许能够给你一些启示。

伯夷列传读后感篇一

早春三月，天气还是那么寒冷，闲暇之际读屈子列传。虽斯人已远，但感其遭遇，依然心中郁结难释。仿佛看到一个颜色憔悴、形容枯槁的披发老人行走在汨罗江畔，对着滔滔江水，泪水长流。家国仍在，可惜报国无门。

江边的渔夫见到屈原后两人有一段很有意思的对话，渔夫问：“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而至此?”屈原答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夫圣人者，不凝滞於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乎!”读完两人的对话，深感屈原人性的高洁，不随波逐流。宁可葬于鱼腹，也不能蒙世俗之温蠖。像这样的境界是多少人永远也达不到的高度，但这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性格注定了屈原的悲剧。这个悲剧的屈原个人性格造成的吗?我看未必。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血缘上与楚国国君不可谓不亲;居楚国三闾大夫、左徒高位，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地位不可谓不显赫。可以说屈原至少已经具备了实现他政治理想的前提条件，比起那些苦于谋求进身之阶的普通士大夫强千百倍。古往今来，太多的人一直在思索报效朝廷，但苦于无门、还有人长期延滞于卑微下僚的地位，终身饱受劳碌之苦，蹉跎一生。屈原的身世对于他个人是他的幸运，对于楚国来讲也是楚国的幸运。

但命运无常，小人难测。上官大夫妒贤嫉能，在楚王面前诽谤屈原，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楚王听之开始疏远屈原。后来秦欲伐齐，齐与楚为同盟，秦派张仪以小惠离间齐楚，楚怀王贪而信张仪，遂绝齐。楚王没有得到张仪许诺的六百里土地，一怒之下，怀王大肆兴师伐秦又遭惨败，楚国上下蒙受了奇耻大辱。屈原虽然被放逐，但依然睠顾楚国，系心怀王，希望怀王能幡然悔悟，召回自己，但怀王终不悔悟，后多次听上官、郑袖等人的谗言，一次次做出失败的决策。太史公曾论到，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於郑袖，外欺於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为天下笑。怀王见欺，可怜又可恨。

自古士大夫饱读诗书，期待有一天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致君尧舜，天下大治。他们遵循着一条修身齐家平天下的道路，担负着社会理想的实现和国家秩序的稳定。中国古代的文人承担着道义和对社会的责任，但他们又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往往需要依附政治势力或统治阶级去实现所谓的道和义。屈原的悲剧是注定的，因为他没有遇到一个贤明的君主。伊尹碰到了知错就改的太甲能中兴殷商;姜子牙遇到礼贤下士的文王，开大周八百年之基业;魏征与太宗同时，才可以共创贞观盛世。所以贤臣治国还赖有贤君，贤君能听采纳忠言，贤臣才能开一个太平世界。

自古壮志难酬是士人的最大悲剧，多少人在这条为国为民的道路上白了少年头，以后悲剧收场。是个人悲剧，也是时代悲剧，更是制度的悲剧。古代政治制度以皇权为核心，一切政治目标的实现都有赖于皇帝的首肯。一个昏庸的皇帝足以让所有的贤臣在政治舞台上黯然失色。偌大的皇权也是有皇帝一人来行使，他也是一个有七情六欲的人，容易被小人左右，也有自己的性格弱点。为什么有的贤臣说的话，皇帝就是听不进去，小人一番鼓噪就言听计从呢?一些品德高尚的人不一定能有让人信服的例子来说教，一些华而不实的大道理说教然而让人生厌。但一些小人能揣摩上意，一下子就说到了皇帝的心里，自然就会大受重用了。

屈原被疏远与其说是小人的谗言，不如说怀王担心其功高震主。屈原的悲剧归根到底是制度的悲剧罢了。

伯夷列传读后感篇二

屈原名平，是春秋战国时期楚怀王的左徒，见识广博。屈原一生中遭遇了两次大的挫折。

屈原之所以成为中华民族爱国精神的代表，主要原因是他很有才能和爱国情怀，在楚国遭受打击，但是他始终不背叛楚国。

"路慢慢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每每读到屈原，想到屈原，总有一种悲叹，一个真真的跋涉者，一个真真坚持自己理想与情操的人，它的结局竟是万般无奈的投江。

一个人的精神，一个人的人的意志无不在诠释着他对人生的理解，他对生命的看法。

为什么有那么多高尚的人总是匆匆走过他短暂的一生，今天的人也许永远都理解不了古人。

读《屈原列传》的时候，吸引和震撼我的已不再是屈原那高尚的品质，而是感慨活在一个不被人了解的世界，那会是一个多么大的悲哀。

从屈原坎坷的一生揭示出一个深刻的道理，人的一生不可能一帆风顺，遭遇困难和挫折是正常的，关键是面对挫折时，应当拿出勇气和毅力迎接挑战，直面挫折，战胜自我，把每次挫折当作前进的踏脚石，最终走向成功的辉煌。

伯夷列传读后感篇三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8～10题。（9分，每小题3分）。

商君者，卫之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孙氏。鞅少好刑名之学，事魏相公叔痤为中庶子。公叔痤既死，公孙鞅闻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将修穆公之业，东复侵地，乃遂西入秦，因孝公宠臣景监以求见孝公。公与语，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语数日不厌。景监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欢甚也？”鞅曰：“吾说公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同“悒悒”，不舒畅）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悦之耳。”以卫鞅为左庶子，卒定变法之令。令民为什五，而相收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匿奸者与降敌同罚。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

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己，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于民期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不便者以千数。于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

卫鞅说孝公伐魏，孝公以为然，使卫鞅将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将而击之。军既相距，卫鞅遗魏将公子卬书曰：“吾始与公子欢，今俱为两国将，不忍相攻，可与公子面相见，盟，乐饮而罢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为然。会盟已，饮，而卫鞅伏甲士而袭虏公子卬，因攻其军，尽破之以归秦。

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人捕商君。秦惠王车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君反者！”遂灭商君之家。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昂，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於秦，有以也夫！

伯夷列传读后感篇四

放假以来，一直在读《史记》。近日，读到了《屈原贾生列传》，记载的是我国古代两位国家重臣、名臣，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中央级别的高官，同时都是文学史上的名家，一个是战国时代楚国的左徒、三闾大夫，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浪漫主义诗人屈原，另一个就是东汉文帝朝的博士太中大夫长沙王太傅太子太傅著名的政论家、文学家（也有表述为散文学家）贾谊。

关于这两个人，很多年前就接触过他们的一些作品，如屈原的《国殇》《离骚》，贾谊的《过秦论》等，但从来没把这两个人往一起联系过。因为前一个生活在战国末期，后一个生活在汉文帝时代，两人相差一百三四十岁，而且一个是浪漫主义诗人，另一个是散文家，所以感觉很难把他们联系在一起。这几天读到《史记》中的这一部分，发现司马迁居然把这两个人放在一起列传，颇感费解怎么会把他们俩放到一起呢？于是查一查是否有人对此有过论述，可惜没有找到，便凭着个人认识进行一些浅薄的论证，抛砖引玉，希望得到大家的指点。

屈原被司马迁描述成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左徒是楚国的大夫，我理解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总理，同时左徒还是太傅，就是太子的老师。从这段描写看，屈原博闻，而且善于治乱辞令，还负责图议国事号令应对诸侯。可以看出屈原负责国家公安司法外交商议国事发布命令等，在楚国怀王时期他真是学识最渊博的知识分子，而且是位置最高、权力最大的一位重臣。

贾谊被司马迁描述成贾生名谊，洛阳人也。年十八，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廷尉乃言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博士就是在朝中侍候在皇帝身边、随时准备接受帝王咨询问题的`官员。还有乃拜谊为梁怀王太傅。太傅就是太子的老师。梁怀王虽然没有立为太子，但从班固在《汉书》记载梁怀王揖，文帝少子也。好《诗》《书》，帝爱之，异于他子。可见，汉文帝对这个小儿子是很偏爱的，如不是梁王坠马早亡，历史会怎样书写还真就难说了。贾谊能先做皇帝博士，后入选太傅，可见贾谊不仅是通晓诸子百家的少年才俊，而且也曾经是很受汉文帝的信任和重用的，是皇帝的智囊团中的重量级人物。

屈原为楚国能在七国中称雄争霸，不被强秦所灭，治国主张章明法度，举贤任能，改革政治，保障民生。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致力于改革和法制建设。

贾谊在汉文帝朝中央政府工作期间，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其实也是致力于变法，改良治国制度。

两人都由被重用到受到排挤、没有同志知音，最终被弄臣陷害失宠而流放，而且都流放到了长沙。屈原流放了十多年后听到颖都被秦军攻破的消息，写下了有名的《怀沙赋》，然后怀石投江而死，这成了他生命的绝笔。贾谊流放到长沙后，路过屈原投江的地方，触景生情，写下了著名的《吊屈原赋》和《鹏鸟赋》，三年后被召回国都，不久因梁怀王坠马而亡，便郁郁而终，这也成为生命的绝唱。

司马迁正是读到了贾谊的《吊屈原赋》和《鹏鸟赋》，才对屈原有了更深刻的了解，联想到李陵兵败投降匈奴、自己因言获罪、惨遭宫刑生不如死的人生遭遇，感觉和他们二人非常相似，便对他们有了更深刻的同情，尤其在屈原的描写上，我们看到的更多的应该是司马迁自己的影子。

这就是读《屈原贾生列传》后，在司马迁把屈原与贾谊放一起列传这个问题上我个人的一点思考，希望得到大家的指正。

伯夷列传读后感篇五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伟大的诗人，也是浪漫主义诗人的代表。

屈原又是一名政治家和爱国志士。他爱祖国、爱人民，坚持真理、宁死不屈，千百年来感动着无数中华儿女。

他两次被流放，一次是因为怀王的愚蠢；一次是因为子兰的谗言。最主要的是他革新图强；遭受打击，不背叛祖国。一句留取丹心照汗青流芳千古，成为中华民族的爱国代表。

一个人的行为诠释着他对人生的理解，对生命的看法。屈原热爱祖国，他不像孙膑、李斯那样跑到别的国家去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与抱负。当自己的政治主张与抱负无法施展实现时，慷慨以死明志。

我为屈原之死惋惜悲叹。志向虽不可移，用生命去替换，代价太大，过于沉重。有1%的希望，就要用99%的努力去争取，绝不悲观！绝不等待！决不放弃！

我庆幸自己生长在一个新时代，一个勇于变革的时代，一个提倡人人平等的时代。尽管生活还有许多不如意，但我不明白有些人为什么放弃希望，甚至生命。一次与父母的争吵？一次比赛的胜负？还是看破红尘，甘愿成仙？神仙都难免俗，何况人乎？对待名利地位，重要的是做到心平气和。

人活着，才有希望，才有未来。让我们一起去拥抱希望！拥抱未来吧！明天一定会更好！

伯夷列传读后感篇六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是司马迁的一篇列传。屈原是湖北秭归人，作为一名湖北人，对这位伟人的历史我也非常感兴趣，今天特地开始读了一下原文。

屈原是芈性屈氏，古代的姓和我们今天的姓不一样，古代只有贵族才有姓，屈原和楚国王室都是芈姓。而屈是他的氏。《屈原贾生列传》中说屈原是楚平王的同姓，所以按照道理来说屈原是和楚国王室有血缘关系的。

他最先是楚怀王的左徒。因为才华出众，所以怀王一开始非常信任他。但是同朝为官的人为了争宠而害怕他的能力超过自己。于是他们想办法迫害屈原，他们在楚怀王的面前诬蔑屈原，这样楚怀王就开始渐渐疏远屈原。

由于屈原为人非常正直，用心对待他的君上。可是却被疏远，真是忠言逆耳。屈原被罢免以后，秦国想要攻打齐国，齐国和楚国关系很好。秦惠王想要疏远楚国和齐国，于是派张仪去找楚怀王，张仪说如果楚国能够和秦国结盟去攻打齐国，秦国会把六百里的地方送给楚国。楚王听了以后答应了张仪，于是和齐国绝交。等到战后楚王准备去接收土地的时候。张仪却说自己和楚王约定的是六里，没有听说过六百里。

之后楚王很生气，想要攻打秦国结果被秦军打败。后来秦国主动请求归还汉中向楚王求和，楚王只要求得到张仪。后来张仪用重金收买楚王的宠妃，张仪逃走了。之后秦昭王和楚国通婚，希望和楚王见面，屈原说秦国是虎狼之国不能相信，结果怀王不听。最后楚怀王死于秦国。

屈原后来又被贬了，在万般无奈之下，投江自杀。《屈原贾生列传》让我体会到，一个国君如果只听片面之词，听不进真话的恶果。屈原忠心耿耿却落下一个投江自杀的下场。实在是非常可惜。

伯夷列传读后感篇七

自怀石投江之后，屈原便一直为人们传诵至今。先民们专设一个节日来纪念一个人并且延续两千年之久，这至少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屈原以自己强烈的爱国主义和嫉恶如仇，洁身自好的高风亮节，赢得了后人对他的永世景仰。

屈原之死，感天动地，气贯长虹。

每至端午。每每读到《屈原列传》中“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温蠖乎”这一句，都要被屈原感动得潸然泪下。不难想像，作为一个“真正直行，竭忠尽智”的忠信之臣，一再被疑谤直至被贬，作为一个有着强烈爱国之心的国之栋梁，眼看祖国山河破碎而自己却无天之力，这该有多痛苦！在极端痛苦之中，用死来求得永恒的解脱，以死来保护自身的清白，以死来报效祖国，这实在令人同情，令人感动，令世人油然而生敬意。

我同情屈原，我景仰屈原，我歌颂屈原，但我又不深深地感叹一句：

屈原之死，悲哉！惜哉！

伯夷列传读后感篇八

这一篇顾名思义，写了两个人，屈原和贾谊。两个的早年经历和个性有些相似，都是早年得志，以文采和博学深得君主器重，但是都遭遇诬陷抵毁，然后一蹶不振，屈原跳汩罗江自杀身亡，贾谊流放长沙抑郁而死。

简单的说这一篇就是这样。

作者用了很多篇幅记述屈原和贾谊的文章诗词，大抵都是悲愤喊冤之辞，“举世皆浊我独清，世人皆醉我独醒”，小人得志，有才能之士失意，“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谓兮”。总之，是这个世界错了，我没错，世既不容我，我将离世而去。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个世界的确是极其不完善的，古往今来，有太多的怀才不遇之士；有太多的受人诬陷抵毁从此失意的有识之士；世之不公，比比皆是；因此屈原呼天抢地怨天尤人的诗词引发古今无数中国知识分子的共鸣，也成就了他千古才名。

其实，从某种角度说，屈原的不如意的际遇加上他抑郁偏激的个性，当然还有他的文学造诣成全了他作为一个文学家的成就，所谓忧愁愤怒出诗人，就是这个道理。

伯夷列传读后感篇九

商鞅，卫国人，故称之卫鞅；姓公孙，故又称之公孙鞅；发于秦，秦封之于商十五邑，故号为商君。商鞅称商君源于由他主导的一次著名改革——商鞅变法。这次改革既成就了商鞅，也成为杀死商鞅的一把利刃。

商鞅从入秦伊始，便致力于变法，以成秦孝公霸业。从结果上来看，商鞅变法取得了莫大的成功，变法成果为秦后来兼并六国，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为此做出巨大贡献的商鞅，最终却落了一个五马分尸，家人尽灭的凄惨下场。不仅如此，古代史学家对其一生更是极尽损贬之辞。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中如此评价商鞅：“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於秦，有以也夫！”这种评价对于一位功勋卓着的改革家来说，是极不公平的。

商鞅在魏国时得不到重用，个人的理想抱负得不到实现。而秦孝公正欲修穆公霸业，广罗国家人才，这让极具政治慧眼和才能的商鞅看到了施展自己才能的机会，遂西入秦。他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来求见秦孝公，以帝道、王道、霸道三种为政理念来试探秦孝公的意图。在得知秦孝公欲成霸业的想法之后，第四次会面与孝公大谈强国之术，孝公数日不厌，相见恨晚。商鞅与秦孝公达到了一种政治上的共鸣——成霸业以扬名立万。可以把这种君臣关系理解为相互利用：秦孝公需要一位有才干的改革家替自己冲锋陷阵，而商鞅则需要一位强有力的国君为其实现政治理想提供平台。

1、经济方面：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统一度量衡；减轻农民赋税徭役；废井田，实行土地私有。

2、政治方面：奖励军功；废除世卿世禄制；推行户籍制度，实行连坐；推行县制。

3、社会层面：用严峻的刑法来代替德治，严厉控制社会舆论。

《史记》载：“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於公战，怯於私斗，乡邑大治。”由此来看，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说商鞅变法是不成功的。改革达到了秦孝公的目的，可以说为他东复侵地，建立霸业的宏图伟业打下的坚实的基础。于是，在商鞅的建言下，秦趁着魏被齐大败的大好时机下，迅速发动了对魏的战争，商鞅计败魏军，当初对商鞅不以为然的魏惠王无奈只能割地求和，迁都大梁。

然而，当秦孝公和商鞅等改革派享受着改革带来的成果时，改革也招致着守旧贵族的不满，多项改革措施或直接或间接地触动着守旧贵族的利益，在利益面前，没有人会主动退让。守旧贵族对改革的不满终将会成为悬在商鞅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终于，守旧贵族的代表赵良粉墨登场，他游说商鞅，以贤相百里奚和商鞅做对比，指出商鞅在变法中过分激进，用苛刑代替德治，而且丝毫没有考虑贵族的利益。最后甚至用人身威胁的方式来“劝说”商鞅引功身退，停止新法的实施。

在如此高压之下，商鞅没有退缩，可以说他是为了自己的名利着想，但更重要的是为了保住改革的成果。但历史总是充满着偶然性，五个月之后，他的“政治盟友”秦孝公死了。诚如赵良所言，“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亡可翘足而待。”守旧贵族立马掀起反扑，诬告商鞅“谋反”，最终杀之于郑渑池，车裂商君以徇，灭商君之家。至此，悬在其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终于落下。可谓成其者变法，亡其者亦变法。

历史不能做到绝对的公正。汉朝实现大一统，国家政权稳定，加之需要休养生息，故尊崇儒术，统治者施仁政，行王道。因此，在汉朝的史学家司马迁眼里，商鞅就是一个离经叛道者，其受到不公正的评价也是情有可原。但商鞅变法对秦国国力的提升是毋庸置疑的，为秦后来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也不可否认，商鞅鼓励苛刑，忽略德治的理念确存不合理之处，但苛刑在短时间内达到的效果却又十分惊人。

商鞅变法留给后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任何改革者都当以史为鉴，从历史中探求经验，助力改革，以图千年大计。

伯夷列传读后感篇十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泪。

我倚着墙，捧着那本厚厚的《史记》，认真品读着《屈原列传》，穿越历史的长河，再一次认识了屈原这位伟大的人物。

屈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才高气胜，忠而被谤。他生活在战国中后期，当时七国争雄，其中最强盛的.是秦、楚二国。屈原曾在楚国内政、外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后，虽然遭谗去职，流放江湖，但仍然关心朝政，热爱祖国。最后，毅然自沉汨罗，以殉自己的理想。本文以强烈的感情歌颂了屈原卓越超群的才华和他对理想执着追求的精神。屈原曰：众人皆醉我独醒，举世混浊我独清。纵然是用以身殉国来证明自己对国家的忠心与赤诚，从不言悔；纵然楚国江山已是岌岌可危，还是抓住最后一线希望，竭力挽回一切，亦不言弃。他虽身处污泥浊水之中，但不被世俗所玷污。那样一种高洁，堪与日月争辉。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不愿沦于那墙头的草，只随波逐流。而是近乎偏执地抱着那份骨子里褪不去的清高，直至汨罗江边，他宁用生命保全自己乃至是一个国家的尊严，也不愿屈服于现实。

也许是天妒英才吧，满腔的爱国情怀、盖世的才情，却无处施展，始终郁郁不得志，这就是屈原，一个乱世背景下的悲剧英雄。他具有远大的政治抱负，赤胆忠心，一心为国，却遭到奸佞之人的诽谤与楚怀王的质疑。尽管如此，他仍旧是如白莲般，出淤泥而不染，濯垢水而不污。

是啊！出淤泥而不染，濯垢水而不污。这就是屈原爱国理想的写照。权势诚可贵，生命价更高：若为理想故，两者皆可抛。屈原的高贵，屈原的爱国，屈原的高洁，震撼人心，永垂青史。

伯夷列传读后感篇十一

这一篇顾名思义，写了两个人，屈原和贾谊。两个的早年经历和个性有些相似，都是早年得志，以文采和博学深得君主器重，但是都遭遇诬陷抵毁，然后一蹶不振，屈原跳汩罗江自杀身亡，贾谊流放长沙抑郁而死。

简单的说这一篇就是这样。

作者用了很多篇幅记述屈原和贾谊的文章诗词，大抵都是悲愤喊冤之辞，“举世皆浊我独清，世人皆醉我独醒”，小人得志，有才能之士失意，“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谓兮”。总之，是这个世界错了，我没错，世既不容我，我将离世而去。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个世界的确是极其不完善的，古往今来，有太多的怀才不遇之士；有太多的受人诬陷抵毁从此失意的有识之士；世之不公，比比皆是；因此屈原呼天抢地怨天尤人的诗词引发古今无数中国知识分子的共鸣，也成就了他千古才名。

其实，从某种角度说，屈原的不如意的际遇加上他抑郁偏激的个性，当然还有他的文学造诣成全了他作为一个文学家的成就，所谓忧愁愤怒出诗人，就是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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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夷列传读后感篇十二

太史公在《屈原列传》中塑造了一个“其志洁，其行廉”，“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的屈原，千古流芳。

就是这样一个屈原，居然被上官、靳尚、张仪等人不明不白地给害了。呜呼！屈原既死，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而莫敢直谏，其后楚竟为秦所灭！暖乎！若是屈原不死，秦何以灭楚？何以定天下？历史也许因此而改写也！

所谓贤人政治，就是说治乱由人，任贤臣而感天地泣鬼神，天下太平风调雨顺；用小人则灾祸由此而起，异变由此而生。故周八百年江山是姜子牙之魂保佑，齐之霸业系由管仲，汉兴乃由张子房，蜀兴系由诸葛亮；同样，商亡是杀了比干，楚亡是去了屈原，秦亡是赵高作祟。说来说去，君主只要会用人就可以了，本人才德并不重要。齐桓公好色好小人，但只要全盘信任管仲仍可称王称霸；汉高祖无才无德，但文有张良萧何武有韩信，便可逼项羽乌江自刎。一部中国政治史，由是留下了无数半人半神的名字。

最明显的例子，诸葛亮。“伏龙、凤雏，得一而可安天下”，刘备将二人尽得，天下仍未安于蜀汉。相反，蜀是三国中实力最弱者厂。于是人们只好说，诸葛亮，寸运”不济，“生于末世运偏消”呀。在人与天的较量中，人们似乎又默认了贤人未必应天而生，天未必感人而动了。这，也算是不走运的“贤人”们的一条借口吧。

由此可见，即便是标榜贤人政治的中国古代，“体制”暗中的力量也还是重于“人治”。与其说是气运，不如说是体制是否适于时世。

屈原死了，楚国灭了；贾谊死了，汉朝兴了。个中原因，读《史记》的人，不妨去字里行间细细体味。

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一生郁郁不得志，终于自沉以终。论品格，屈原是第一流的人物，令人敬仰；而作为政治家，空有才智、抱负，却只能坐视楚国亡灭，无措手足，这又是一种悲哀。

由此不能不让人想到政治家中成功者的诀窍了。18世纪意大利著名的政治家圭涅提尼，他的政绩为世人瞩目，连一代泉雄拿破仑都崇拜他。他的日记正是研究这些成功政治家的绝好材料。

如果你看过他的日记，了解其中的先进思想，达观智慧，你一定会认为这是一个思想激进、最具民主革新思想的开明之士。那你可就错了！从他的政绩作为来看，他却是专制君主的最得力大臣，可以说是最顽固的保守分子，不能容忍有任何改革。为何一个政治家，他的所作所为和他所思所想的有如此大差别？这一点他的日记里可以找到答案。他说，在专制君主手下为官必须善于伪装自己，决不可透露自己半点真实想法，“否则谁说出口，谁就完蛋”。因而有句名言是：“表情要开放，思想要深藏。”这一点正是圭涅提尼在政治上获得成功的方法，因而他能左右政局达30年之久。

同样戚继光为了能做一番事业，便向首辅张居正行贿，送金钱美女，笼络宫中当权宦员，结果执掌了军事大权，当总兵十几年之久，因而得以驱逐倭寇，实行巩固海防战略，成为一代名将和民族英雄。相反，刚直不阿的海瑞反而在政治卜无所作为，一无可述。

由此看来，这些极为成功的政治家的要素是：宁可个人操守有亏，也要以非常手段获得大权，施展手段。这或许便是马基雅弗利的名言“不择手段，达到最高道德”的绝佳注脚了。相反屈原一生正道直行，反而处处碰壁，不得施展才华志向。这可能是政治恰恰是一个妥协与折中的地方所致。所以有人在美国恭维某个家庭的孩子，说他长大会成为一个政治家，反而招致这个家庭的愤怒，因为政治家在欧美并没有好名声。因此不把屈原归人政治家行列，倒是更近于事实。

伯夷列传读后感篇十三

《伯夷列传》出自《史记卷六十一·伯夷列传第一》，作者司马迁。司马迁伯夷列传原文及翻译，我们来看看。

原文。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故曰:“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举世混浊，清士乃见。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哉?“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贾子曰:“贪夫徇财，烈士徇名，夸者死权，众庶冯生。”同明相照，同类相求。“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岩穴之士，趋舍有时，若此类名湮灭而不称，悲夫。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

译文。

世上记事的书籍虽然很多，但学者们仍然以“六艺”--《诗》、《书》、《礼》、《乐》、《易》、《春秋》等经典为征信的凭据。《诗经》、《尚书》虽有缺损，但是记载虞、夏两代的文字都是可以见到的。尧将退位，让给虞舜，还有舜让位给禹的时候，都是由四方诸侯长和州牧们推荐出来的，于是，让他们先试着任职工作，主持事务数十年，做出了成就，建立了功绩，然后再把大政交给他们。这是表示天下是极贵重的宝器，帝王是最大的统领者，把天下移交给继承者就是如此的困难。然而，也有人说过，尧要把天下让给许由，许由不肯接受，以为是一种耻辱而逃走隐居起来。到了夏代的时候，又有卞随、务光等人。这些人又为什么要受到称许呢?太史公说:我登过箕山，相传山上有许由之墓。孔子依次评论古代的仁人、圣人、贤人，对吴太伯和伯夷等讲得很详细。我听说许由、务光等节义品德至为高尚，而经书中有关他们的文辞却一点儿也见不到，这是为什么呢?孔子说:“伯夷、叔齐，不是老记着人家以前的过错，因此怨恨他们的人就少。”“追求仁德而得到仁德，又有什么可怨恨的呢?”我对伯夷兄弟的用意深感悲痛，但看到那些逸诗又感到诧异。他们的传记说道:。

伯夷列传读后感篇十四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故曰：“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举世混浊，清士乃见。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哉？“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贾子曰：“贪夫徇财，烈士徇名，夸者死权，众庶冯生。”同明相照，同类相求。“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岩穴之士，趋舍有时，若此类名湮灭而不称，悲夫。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

《伯夷列传》是伯夷和叔齐的合传，冠《史记》列传之首。在这篇列传中，作者以“考信于六艺，折衷于孔子”的史料处理原则，于大量论赞之中，夹叙了伯夷、叔齐的简短事迹。他们先是拒绝接受王位，让国出逃；武王伐纣的时候，又以仁义叩马而谏；等到天下宗周之后，又耻食周粟，采薇而食，作歌明志，于是饿死在首阳山上。作者极力颂扬他们积仁洁行、清风高节的崇高品格，抒发了作者的诸多感慨。

文章借助夷、齐善行，和所谓暴戾凶残、横行天下的盗跖做比照；以操行不轨，违法犯禁的人和审慎小心、有崇高正义感的人做比照，指出恶者安逸享乐，富裕优厚，累世不绝；而善者遭遇的灾祸却不可胜数。从而抒发了天道与人事相违背的现实，有力地抨击了“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谎言，对天道赏善罚恶的报应论，提出了大胆的怀疑，充分表现了作者无神论的观点。

但是，商朝末年，纣王的统治已濒于崩溃，武王伐暴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是不可逆转的，而夷、齐的谏阻和耻食周粟是背转历史大潮的。所以，毛泽东同志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指出，历史上歌颂这两个人物，那是颂错了，他们不值得歌颂。而作者对笃守遗训、不能变通的行为加以歌颂，无疑是有所偏颇的。

本文写作独具特色。纵观《史记》本纪、世家、列传之篇末，黎青冷焊均有太史公的赞语，唯《伯夷列传》则无。满纸赞论、咏叹夹以叙事。名为传纪，实则传论。史家的通例是凭借翔实的史料说话，而或于叙述之中杂以作者的意见，就算变例了。所以，本文实开史家之先河，亦为本纪、世家、列传之仅有。

本文虽多赞论，但纵横捭阖，彼此呼应，回环跌宕，起伏相间。伯夷、叔齐的事实，只在中间一顿即过，“如长江大河，前后风涛重叠，而中有澄湖数顷，波平若黛，正以相间出奇。”《史记论文》第五册《伯夷列传》时有鲜明比照，一目豁然；时有含蓄设问，不露锋芒却问题尖锐又耐人寻味。太史公润笔泼墨之中，可略见其笔力之一斑。

伯夷列传读后感篇十五

伯夷列传读后感篇十六

张仪，是战国时期和苏秦同名的说客，极受秦王宠爱，与苏秦提倡的“合纵”政策不同。张仪提倡的是“连横”政策，即劝说各国与秦国联合，共同对抗其他国家。张仪拥有超出常人的才华与口才，这点当然是毋庸置疑的。不过我今天想讨论的，并不是张仪的才华与成功的原因，而是就张仪的“连横”政策提出一点自己的看法，并对各国诸侯听取张仪劝谏的原因做出一点分析。

首先，秦国是当时最强大的国家，各国诸侯都担忧秦国会对本国的存在产生威胁，这时对于秦国的外交政策就显得尤为重要。苏秦主张合纵，即其余六国联合起来共同抵抗秦国，而张仪则恰恰相反，主张各国与秦国结盟而求得自身安全。有一点必须明确的是，张仪是秦国的宰相，他的所作所为必定是对秦国有利的，而秦国的野心是要取得天下，所以张仪游说各国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帮助秦国取得霸业。秦国取得霸业，其他诸侯自然面临被征服，从而走向灭亡的命运。所以说，张仪的建议是将诸侯引向灭亡的建议。他劝说各诸侯时，总是说：“秦国是当今最强大的国家，如果大王不与秦国结盟，那么秦国将会与周围的国家联合起来攻打大王，夺取大王的地盘，长此以往，大王的国家就岌岌可危了，所以说，大王现在应该做的是与秦国结盟，来保全自己，同时还能与秦国联合起来，共同攻打其他国家，获得利益，这岂不是一件大好事吗？”然而，张仪只提及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并没有深说。张仪清楚：如果进一步进行分析，他的目的就会暴露，各个诸侯也会拒绝与秦国合作。而站在诸侯的角度思考：如果与秦国结盟，在短时间内本国不会有祸患，甚至还会得到好处。各国诸侯都怀抱着自私心理，心想反正这个受害者不是我，我还能获利，何乐而不为呢？不过总会有一个国家受到侵害。终归会有一天，自己会成为这个受害者，等到那时就欲哭无泪了。而能够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则是苏秦所提出的合纵政策。唯有与其余诸侯联合起来共同对抗秦国才能真正保全自身，不被秦国吞并。张仪的花言巧语，在各国诸侯面前的信誓旦旦，其实都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用计策把别人推进深渊，然后自己溜之大吉。张仪作为秦国的官员，所作所为对于秦国来讲是尽到了臣子的职责，但是对于其余各诸侯来说，则是一种灾难。

各诸侯都是深谋远虑之人，为何竟这样轻易听取张仪的游说呢？我相信，他们并不是没有预料到这样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是人性的弱点在作祟。人的本性都是自私的，每一个人活着都在为自己利益的着想，国家亦是如此。不从天下的角度考虑问题，反而只顾着本国眼前的利益，以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与秦国结好，只为获得暂时的便宜，殊不知在为自己的算盘感到窃喜时已经走向了灭亡的深渊。相信，各国诸侯在日后被秦国灭掉之时，既痛恨张仪又在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后悔吧！可是后悔又有什么用呢？该责怪的又仅仅是张仪吗？我想，最应该怪罪的，是人性中的弊端吧。

说起来这真是一件奇妙的事，从古开始，人们一直在感叹“人性”这个东西带来的利与弊，多少哲学家甚至专门写书来告诉人们如何防止人性中的阴暗部分影响到自己，可是人们多少年来始终在同一个地方犯错误。人性始终像麦田怪圈一样影响着我们，人们却又找不到解决的办法。而张仪只不过是利用人性的弱点罢了。仰天长叹中也不得不感叹张仪的智慧了。

佩服但不欣赏，尊敬但不赞扬，这就是我对张仪的态度。

伯夷列传读后感篇十七

列传这种史书体裁，是司马迁在《史记》中的首创，而《伯夷列传》作为列传开篇，可见太史公对本篇的重视。

《伯夷列传》顾名思义，是以伯夷的故事为主题的，以孔子等人的言论为线索，用许由、务光等的事迹作陪衬，简略地记叙伯夷、叔齐兄弟俩在父亲死后都不继承王位、劝阻周武王伐纣和不吃周王室的粮食、隐居首阳山、直至饿死等事迹。

其一，作为汉武帝“蹴罢百家，独尊儒术”时期，孔子的言论、书籍是当时学术界的权威。本文中太史公没有摇旗呐喊、高唱赞歌，而是抛出了疑问“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意思是”孔子依次论到古代的仁人圣人贤人，像吴太伯、伯夷一类人，都很详细。我所听到的许由、务光的德行是最高尚的了，有关他们的文辞却没有稍稍看到一点点，是什么原因呢？”太史公对孔子的“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提出了反问“由此观之，怨邪？非邪?”“从伯夷、叔齐所作诗歌中，我们能感受到那种悲凉，他们真的没有怨恨吗？”

其二，对“天道”的怀疑。常言道“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文中说到伯夷、叔齐饿死收场，就连孔子最好的学生颜回由于食不果腹早早夭折，那“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的盗拓“竟以寿终”。难怪太史公会有这样的疑惑了“余甚惑焉，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非也。本篇后半段，作者表露了他的“真心”。

贾谊说“贪财的人为财而死，有志功业的人为名献身，热衷权势的人为权势丧命，平民百姓为生存奋斗。”所以对于他人的不理解，对于时代的不理解，太史公并没过自怨自艾，只是人各有志罢了。“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举世混浊，清士乃见”，作者犹如冬天里的松柏，淤泥中的白莲，孤独、脆弱却坚韧着。

那作者对孔子又报以何态度呢？文中说到“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而行益显。”意思是伯夷、叔齐、颜渊都是品德很高尚的人，但都是通过孔老夫子您的推介声名才得以凸显的啊。文章末尾还提到“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太史公的意思是，像我这样的闾巷之人，想实现自己的志向，想声名远播，只能依附于像孔子这样的青云之士啊。虽然不知本句是太史公自谦说法，还是真心话，这已经表明了他对孔老夫子的态度了，是推崇而尊敬的。

太史公是以文明志，是通过“文刀”这把武器来实践自己的人生理想。他敢于对自己推崇的学术权威提出质疑，也通过严谨的行文，表达了自己的历史见解以及社会政治理想。通读全文，我在想，该怎样生活才能对得起自己的人生，我们的社会又是怎样的社会，历来的宣传教育是不是就那样真实可信呢？……这些问题，作为一名普通文学爱好者，给不出答案。但能引发些许思考，我想我已经有所收获了。

伯夷列传读后感篇十八

太史公作《货殖列传》，不拘泥于时，驳斥儒道两大家有关经济问题的观点，大胆提出人类追求财富的合理性，字字铿锵，掷地有声。“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无论多美好的志向都得有实现的基础，财富，在很多时候就是我们人生的资本。

自从商业产生以后，贫富差距渐渐出现，同时因为有了差距，便生出许许多多的社会矛盾与冲突。作为以农为本的国家，古代中国一直到了清朝还在压制商业活动，商人们承受着来自朝廷和社会各个方面的阻挠与压力，可以说，一个成功的商人的创业历程真的是步履维艰。士农工商中，商为最下等，其实各个阶级都要养家糊口挣取银钱，只是收获渠道不同，收获数量也不等。皇家贵族子弟生下来过的就是锦衣玉食的生活，双手不沾一点腥土，整天跟着先生念叨仁义礼智信，之乎者也，修身养性治国平天下。每每这些“贵人”不开心的时候，一个巴掌抡过去，挨打的小奴仆低头含泪，以头抢地，可怜兮兮地捂着一边打红的脸：“奴才该死！”同是人，贵贱就这么给划分明了，你，穷人家的孩子，就是受欺负被奴役的命。富人家是有自己的烦恼，他们担心的也许是明天去哪里游玩，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而众多吃穿无着落的穷人们还在忍受着饥饿侍弄那几亩租田，用一句俗语来形容就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财大气粗”也就是这个样子了，“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

伯夷列传读后感篇十九

我的祖国以快60岁了，我的祖国是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才有今天的繁荣，在这几千年的历史中有多少人为祖国抛头颅，但他们依旧微笑有多少人为它洒热血，但他们都觉得值，从古至今有多少的英雄人物为自己的祖国献出了他们自己年轻的生命呀!

前段时间我有幸读了《屈原列传》这本书，对流芳百世的屈原有了个全新的认识。

屈原名平是春秋战国时期楚怀王的左徒，见识广博。但是他一生中遭遇了两大挫折。读《屈原列传》的时候，我感觉到吸引和震撼我的以不再是屈原那高尚的品质，而是感慨活在一个不被人了解的世界，那会是一个多大的悲哀。

屈原为楚国建立了法度，办理外交使楚国的'趋势逐渐走向富强的道路，并一度成为六国联合抗秦的领导，同时他又为祖国积极培养人才。可是楚国的贵族政治，以日趋没落，楚怀王及其子，襄王都是昏君，秦国的张仪以重金收买了嫉妒屈原的大臣及楚怀王的宠妃郑袖，造成一个全面的政治攻势。

事后，屈原便找到楚怀王，要楚怀王听从他的建议，但楚怀王的宠妃和大臣们百般阻挠，最后没听从屈原的建议。过了一段时间秦兵大举来袭，最终楚国灭了。

屈原回首再回首，拭泪，最后终于抱起岸边的一块记录楚国辉煌、中落的历史的江石投入了奔腾不息的滔滔江水。天地不言，唯有江水呜呼。

“路慢慢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每每读到屈原，想到屈原，我总是有一种悲叹，一个真正的跋涉者，一个真正坚持自己的理想和情操的人，他的结局竟是万般无奈的投江，后人们便流传这样一个习俗，每年的五月初五人们便在屈原投江的那条河里，撒粽子，为了不让鱼虾吃屈原的尸体，以后的五月初五变成了今天的端午节。

我读完了这本书以后，我想为什么有那么多高尚的人总是匆匆的走完了他短暂的一生，今天的人也许永远也不会明白的。

从屈原坎坷的一生，我悟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人的一生不可能一帆风顺，遭遇困难和挫折是正常的，关键是在面对挫折时，应当拿出勇气和毅力，迎接挑战，直面迎接，战胜自我，把每一次的挫折，当作前进的踏脚石，最终走向成功，我相信这个道理一定会使我终身受益的。

伯夷列传读后感篇二十

商鞅，卫国人，故称之卫鞅；姓公孙，故又称之公孙鞅；发于秦，秦封之于商十五邑，故号为商君。

商鞅称商君源于由他主导的一次着名改革——商鞅变法。这次改革既成就了商鞅，也成为杀死商鞅的一把利刃。

商鞅从入秦伊始，便致力于变法，以成秦孝公霸业。从结果上来看，商鞅变法取得了莫大的成功，变法成果为秦后来兼并六国，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为此做出巨大贡献的商鞅，最终却落了一个五马分尸，家人尽灭的凄惨下场。不仅如此，古代史学家对其一生更是极尽损贬之辞。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中如此评价商鞅:“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於秦，有以也夫！”这种评价对于一位功勋卓着的改革家来说，是极不公平的。

商鞅在魏国时，得不到重用，个人的理想抱负得不到实现。而秦孝公正欲修穆公霸业，广罗国家人才，这让极具政治慧眼和才能的商鞅看到了施展自己才能的机会，遂西入秦。他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来求见秦孝公，以帝道、王道、霸道三种为政理念来试探秦孝公的意图。在得知秦孝公欲成霸业的想法之后，第四次会面，与孝公大谈强国之术，孝公数日不厌，相见恨晚。商鞅与秦孝公达到了一种政治上的共鸣——成霸业以扬名立万。可以把这种君臣关系理解为相互利用:秦孝公需要一位有才干的改革家替自己冲锋陷阵，而商鞅则需要一位强有力的国君为其实现政治理想提供平台。

经济方面: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统一度量衡；减轻农民赋税徭役；废井田，实行土地私有。政治方面:奖励军功；废除世卿世禄制；推行户籍制度，实行连坐；推行县制。社会层面:用严峻的刑法来代替德治，严厉控制社会舆论。

《史记》载:“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於公战，怯於私斗，乡邑大治。”由此来看，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说商鞅变法是不成功的。改革达到了秦孝公的目的，可以说为他东复侵地，建立霸业的宏图伟业打下的坚实的基础。于是，在商鞅的建言下，秦趁着魏被齐大败的大好时机下，迅速发动了对魏的战争，商鞅计败魏军，当初对商鞅不以为然的魏惠王无奈只能割地求和，迁都大梁。

然而，当秦孝公和商鞅等改革派享受着改革带来的成果时，改革也招致着守旧贵族的不满，多项改革措施或直接或间接地触动着守旧贵族的利益，在利益面前，没有人会主动退让。守旧贵族对改革的不满终将会成为悬在商鞅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终于，守旧贵族的代表赵良粉墨登场，他游说商鞅，以贤相百里奚和商鞅做对比，指出商鞅在变法中过分激进，用苛刑代替德治，而且丝毫没有考虑贵族的利益。最后甚至用人身威胁的方式来“劝说”商鞅引功身退，停止新法的实施。在如此高压之下，商鞅没有退缩，可以说他是为了自己的名利着想，但更重要的是为了保住改革的成果。

但历史总是充满着偶然性，五个月之后，他的“政治盟友”秦孝公死了。诚如赵良所言，“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亡可翘足而待。”守旧贵族立马掀起反扑，诬告商鞅“谋反”，最终杀之于郑渑池，车裂商君以徇，灭商君之家。至此，悬在其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终于落下。可谓成其者变法，亡其者亦变法。

历史不能做到绝对的公正。汉朝实现大一统，国家政权稳定，加之需要休养生息，故尊崇儒术，统治者施仁政，行王道。因此，在汉朝的史学家司马迁眼里，商鞅就是一个离经叛道者，其受到不公正的评价也是情有可原。但商鞅变法对秦国国力的提升是毋庸置疑的，为秦后来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也不可否认，商鞅鼓励苛刑，忽略德治的理念确存不合理之处，但苛刑在短时间内达到的效果却又十分惊人。

商鞅变法留给后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任何改革者都当以史为鉴，从历史中探求经验，助力改革，以图千年大计。对于商鞅本人的评价，是非功过，留于后人评说吧。

伯夷列传读后感篇二十一

南怀瑾先生年轻的时候，曾反复读了一百遍伯夷列传，才觉得真正看懂。我没有看到那么多遍，何况要看懂，也不仅仅是在一时之间看一百遍的事。可是读书笔记还是要交的，那就且以我这样二十遍的状况写吧，写到哪里算哪里，或者以后再看这篇又觉得不通了呢。

伯夷列传是《史记》里的第一篇列传，篇幅非常短，大约是列传里最短的了。它非常特别，不仅因为它的短，而且其中描写传主生平事迹的内容只有一个段落，其余的部分是各式各样看似与传主不直接相干的感慨。若说列传中有哪一篇最能直接地看到司马迁，听到司马迁，有哪一篇是司马迁自己站出来明明白白地加以论说的，那便是这一篇了，读后感《伯夷列传读后感》。写史的人大多把自己隐匿在行文之间，隐匿在对形形色色历史人物的记叙和评点中，然而到了伯夷列传，司马迁却是要用自己的笔书写自己说的话了。

伯夷列传里中讨论了两个主要的关系，人与现世的关系，和人与后世的关系。作为一个史学家，无怪乎司马迁谈到这两点时如此情绪激昂以至于要跳出来说点什么了。因为再将这两重关系联系到一起，就要谈到关于真正的历史和被记叙的历史二者之间的关系了，这正是司马迁要表达他著书的志向的地方，又像是《史记》的另一个自序。司马迁在前面的行文中分别讨论了这两重关系，又在"太史公曰"的部分把它们联系到一起来说。

人与现世的部分，司马迁说，"举世混浊，清士乃现".他盛赞了许由、卞随、务光、伯夷、叔齐这些浊世中的清士，他认同了这些人在举世混浊中的价值选择和道德操守，他肯定了孔子伯夷叔齐提到二人时评价他们所说的"求仁得仁".但是他同时提出了一个问题——他们真的不怨吗？而他提出这个问题的依据，正是伯夷叔齐临死时所做的诗歌。

诗歌的原文是：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这其实是觉察到自处于末世者的绝望叹息。他们是秉承着上一个时代禅让的政治传统和上古政治伦理的最后的人，他们自认应处在神农、虞、夏之朝，而不是这混浊的西周。他们不愿走下首阳山去看这名为周的朝代，他们宁愿不食属于这个朝代的一粒粟米，好似这样就可以至死都留在上一个时代。所以他们说，"我安适归矣".

但不仅于此。司马迁用司马迁的双眼，看到了他看到的特别的东西。孔子针对伯夷叔齐，所判断的"不怨",判断依据是他们的求仁得仁，因为他们的现世追求得到了满足——他们从生到死都是在他们那个干净的仁世，未沾染新的大周朝的一粒灰尘——或者说粟米。然而司马迁质疑了他们彻底不怨这个观点，认为在其间还有别的怨——非关现世，而是关于后世，关于自己的没世。司马迁在引述上面这段诗歌时，特意地提到这是他们"及饿且死"时所作，因为这个时候，他们对于现世已经坦然和无怨，所以他们的怨，是针对身后而发的，而不是针对当下所发的。这便引出了第二重关系，人与后世的关系。

这怨是什么呢？从诗中看，关键在于"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一句，而它的解释，在于本篇最后一段太史公曰的第一句："孔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这就要提到伯夷列传的另一个线索——许由务光二人同伯夷叔齐二人在死后的被区别对待。这个问题在本传的开头第一段被提出，而在"太史公曰"中被解答。许由务光虽亦是节义高蹈之士，却因为"非附青云之士"而不见称于后世，伯夷叔齐因为得到孔子的颂扬而广为人知。那么，被后世发掘和颂扬的条件是什么呢？司马迁引说，是"同明相照，同类相求",是"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只有拥有相同志向和操守的人，才会彼此欣赏，即便相隔几百几千年也如逢知音。他们"同明相照",其中晚生的那一个担当"圣人作"的职责，使万物得到归位，使已逝的那位圣人得到传扬，使这种精神在世间继续流传。

君子在意的，正是能否有这样一位身后的知己，或者更广地说，是能否还有那么一个时代，自己的操守能得到认同和理解。倘若没有，那么千百年而下，他们经历的将是真真正正、彻彻底底的孤独。

而伯夷叔齐忧虑的，正是能否还会有这么一个时代。面对着举世混浊和大醉不醒的众人，他们开始怀疑是否刚刚过去的的正是最后一个坚持着自己所坚持的这些东西的时代，所以他们哀叹"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他们追忆前朝，他们哀怜后世。这是他们怨的所在。

这个时候，第一重关系与第二重关系得到了结合，历史和被书写的历史之间的矛盾被提出，于是司马迁站了出来，他作为一个写历史的人，作出了自己的承诺。他要使这些人被看见，他要作为一个后生，用自己的光照亮这些历史的光源。

于是他书写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他将正史的关注点从一年复一年的祭祀征伐转移到一个一个活生生的构成了历史的"人"身上。于是他写荆轲，写郭解，他也写宁成、东方朔，他著书立传的目的和基础是一个一个的"人",而这是前人所没有做过的尝试。于是他在这篇伯夷列传——在七十篇列传之首的位置写下他的志向。自此为始，他提起他所手握的那一支史笔——他所拥有的最有力量的东西，为那些从没有人为他们立过传的人立传，称为"列传",他用一个一个血肉之躯筑成他司马迁的史书，他用衣袖逐一擦去那些隐没了千百年的明珠上的灰尘。司马迁使这些人的光照亮了历史的一片天空，然而他不能完全料想的是，他的光也照亮了自己身后的一片天空。

所以我觉得伯夷列传像是《史记》的另一个太史公自序。它是司马迁的态度和承诺，它也将这种信仰传递给了当下的我。然而我知道在我面前还有八十遍要看，但这篇读书笔记就到此为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