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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犯行为的案例与分析论文篇一

摘要：幼儿的行为问题一般是指对身心健康发展有重要障碍的行为的情绪方面的异常表现。弗洛依德的儿童精神发展理论告呼我们，0～6岁是一个人性格行为形成发展的重要阶段，如果在这个阶段，儿童身心需要都得到满足和受到父母良好的教养，儿童就会成为人格健全的人，否则，儿童可能会出现行为障碍、人格缺陷等问题。0～6岁时期，家庭是幼儿主要的生活环境，父母是幼儿接触最多的人，所以家庭因素在幼儿行为问题发生中起着最直接和最重要的作用。尽管幼儿行为问题产生的原因十分复杂，既有幼儿自身的生理和心理特质的原因，也有幼儿园和社会等方面因素的影响，但犯罪学家在研究青少年不法行为及其增长原因时，常常都追溯到幼儿时期家庭因素的影响。因此探讨幼儿行为问题与家庭因素的关系，对于防止幼儿行为问题，形成幼儿健康人格有着重大的意义。

关键词：幼儿行为家庭成因。

前言。

为探讨幼儿行为问题的家庭成因，笔者深入幼儿园、家庭进行观察和调研，选择两个有明显行为问题的儿童作为研究的对象，进行系统观察记录，对研究对象的教师和家长进行访谈，获得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一、案例介绍。

案例一。

某男孩，6周岁，有严重的自闭症。在幼儿园一整天的活动中，几乎从不开口说话，课堂上，从不主动举手发言，即使老师提问他，并对问题答案给予许多明显的语言和动作提示，他也一声不吭。课间，很少离开自己的座位到外面玩，从不参与其他小朋友的游戏活动，手脚协作能力很差，跳绳从未成功跳过一下。一些小朋友悄悄对笔者说：“老师，他是‘哑巴’，从来不说话的。”笔者试探地问其他小朋友：“你们请他一起来玩游戏，好吗？”小朋友说：“以前我们请过他一起玩游戏，但是他每次都不理人，现在我们都不喜欢跟他玩了。”

笔者友好地尝试跟他接近，主动跟他一起玩，逗他说话，小男孩并没有怕生的表现，没有排斥表现，甚至有时抬头对笔者笑，但从来不与笔者说话。班里的老师说，这位小男孩有语言障碍，说话模糊不清，刚进幼儿园时，不但不说话，也不听教师的指令，不会用语言表达自己的要求和愿望，憋尿憋急了，也只是发出哼哼的响声，而不会用言语表达出来，经过长期的努力，现在小男孩可以按教师的指令行动了，有时候在教师的耐心教导下，还可以说几个单词，但很少成句。通过家访，得知小男孩的父母至今仍两地分居，父亲是个生意人，母亲当过教师，家庭经济条件相当优越。小男孩2岁前由祖父母抚养，2岁后跟在父亲身边，一直上幼儿园才由母亲带养。小男孩的母亲对心理学有一定的研究，对儿子的自闭症很着急和忧虑，曾尝试过许多矫正的办法，但收效都不大。男孩的父亲则认为，儿子的自闭症是遗传于妻子，他认为妻子也不爱说话，非常文静，有点孤僻。在教育观念上，父亲认为对孩子应该从小管教，理由是现今社会风气腐化，道德败坏，青少年犯罪越来越严重，从小严加管教可以防止孩子以后误入歧途，而母亲却认为孩子有行为障碍，应宽容地对待孩子。

案例二。

某男孩，6周岁，非常好动，上课时根本不注意听，要么离开座位搞小动作，要么逗周围的小朋友说话，只有在教师斥责时才稍稍收敛一下，很快又会故态复萌。平时常常以打、踢、推、咬、威胁等方式攻击其他幼儿。在活动中，表现得比较霸道，常常跟其他幼儿抢玩具，难以协调他跟别的幼儿合作，几乎每天都会受到教师的处罚。一些小朋友说他经常打人，不喜欢跟他玩。这个男孩的接受能力较差，作业很马虎。见笔者主动跟他玩，跟他说话，表现得很开心，就主动与笔者分享玩具，常常缠着笔者，但好动的行为收敛不多。教师说他可能有注意缺陷和活动过度的行为问题，自我控制能力很差，因为班上孩子较多(30多个），教师无法分出较多时间和精力去约束他，只要他不对教学活动影响太大，一般任其自然。在与教师访谈和家访中，得知男孩的父母在香港，抚养他的是他姑妈姑夫，姑妈曾经在一间中学当过老师，已退休，现在一间公证所做公证员。姑夫是一个研究所的研究员，姑夫为人性情淡薄温和，平常对男孩教育过问不多，管教的任务主要落在姑妈身上。男孩的姑妈说，四岁前，男孩一直由姨妈抚养，姨妈对他很纵容，不管合理不合理总是尽量满足他的要求，使得这位男孩从小就非常霸道，无法无天，常以自我为中心，要求得不到满足时就发脾气摔东西，甚至离家出走。来到姑妈家后，姑妈对他要求非常严格，管教严厉，对他提出的要求合理就尽量满足，不合理的不管他怎样吵闹，发脾气也不理不睬，对他的一些过激行为，常会加以严厉责骂甚至体罚。因此，男孩对姑妈一直又怕又依赖。男孩的父母每四个月回来大陆探望儿子一次，男孩常向父母告姑妈的状，但是父母也赞同姑妈的.管教方式，不加理睬。男孩每次与父母团聚都很开心，缠着父母不肯放，如果他见到父母对其他孩子亲热点会非常不满。姑妈说，他对管教这个孩子已精疲力尽，有种受挫感。

二、案例分析。

从上面两个案例中，不难看出以下几点。

第一，缺少父母的直接抚养对幼儿心理发展有消极影响。

以上案例中的两个孩子由于种种原因都不能与父母生活在一起，虽然两个孩子的抚养者都非常爱孩子，但这种爱毕竟代替不了父母的爱。研究表明，父母在家庭中本身性别角色的扮演，对孩子性别角色的形成有密切的关系。孩子可从父、母之间的互动方式中，了解两性的互动方式，并认同模仿同性父母的行为。

如果孩子处于不理想的环境中，孩子可能会产生拒绝认同或认同错误的角色等认同方面不正常的现象，如此往往造成行为上的不协调或是心理方面的不平衡。

案例一先由祖父母抚养，再由父亲抚养，最后又与母亲生活，由于祖父母、父亲、母亲的三个生活环境中的语言都不同，孩子不断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过着动荡的生活，结果导致孩子语言障碍和缺乏安全感。而由于语言障碍，使儿童不善于与他人交流，心中产生自卑，环境适应能力差，社会性行为发展受到阻碍，从而形成孩子畏缩。孤僻的性格，慢慢把自己封闭起来，最终造成自闭症。案例二由于长期远离父母，缺乏父慈母爱，使孩子的心灵变得特别敏感和脆弱，过分在意别人对自己的态度，为引起别人更多的关注，而常常做一些反社会行为。

第二，家庭教育方式的偏差是幼儿行为问题产生的重要因素。

家庭教育方式直接影响孩子的行为。从亲子关系的角度分析父母家庭教育方式主要分为专制型、宽容型、民主型三类。专制型的教育方式是把孩子作为附庸，压制其独立性、创造性，对孩子的行为过多地干预，经常采取强制手段让孩子听命于父母，漠视孩子的兴趣和意见，不允许孩子对自己的事情有发言权，要求子女随时都要遵守父母的规定，稍有违背就会遭到训斥或惩罚，有时甚至是过于粗暴的惩罚。与之相反的宽容型的教育方式主要表现为亲子关系的淡漠。父母与孩子各有自己的活动范围及方向，父母任孩子自由地、不受约束地发展，他们虽然也与孩子进行交流和沟通，但对孩子的行为没有具体的规定和要求，很少奖励或惩罚。民主的教育方式是建立在亲子关系平等基础上的。其主要表现是父母把孩子作为独立的个体，注意培养孩子的主动精神，培养他们的自理、自制能力，对孩子的期望、要求及奖励、惩罚等比较恰当，经常与孩子进行思想与价值观的交流与沟通，尊重、听取孩子的意见，及时纠正自己在教育孩子中的失误。[2]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所的曾绮、卢咏莉通过调查研究，指出父母双亲的严厉的教育方式都与儿童被负提名、儿童的攻击性、学习问题等有显著的正相关，与儿童的被正提名。儿童的害羞等有显著的负相关；父亲严厉的教育方式与儿童的社交能力有显著的负相关。母亲民主的教育方式与儿童被正提名、儿童的社交能力有显著的正相关，而与儿童被负提名有显著的负相关。父亲民主的教育方式与儿童被正提名、儿童的社交能力有显著的正相关，与儿童的攻击性和学习问题有显著的负相关。[3]天津社会学院的关颖等通过对天津市区、郊区各一所小学、一所幼儿园实施问卷调查，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证实了父母教育方式对儿童行为的影响，得出父母采取民主型教育方式的儿童，在社会化程度上高分组的比例大大高于宽容型和专制型的。反之，父母采取宽容型和专制型教育方式的儿童，在社会化程度上其低分组的比例远远超过民主型。我们的案例研究也发现了这一点，案例二的第一个抚养人姨妈，因为孩子不是自己的，生怕过于严厉的管教，会招来他人的非议，因此不敢用纪律约束孩子，采取宽容型的教育方式，对孩子过分纵容、放任，养成孩子粗暴、反叛的性格。而轮到姑妈抚养时，姑妈意识到对孩子采取宽容放纵的严重性，又过分控制、约束孩子，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结果非但没有纠正孩子的坏行为，反而激起孩子更强烈的反抗。可见，家庭教育方式对孩子行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家庭教育方式一般是父亲和母亲教育方式的综合体。由于父亲和母亲在家庭中的地位、作用及自身素质不同，其教育方式上可能是相同的，也可能是不相同的。而这种相同与不同对儿童行为的影响也有差异。如果父母双方的教育方式均不恰当，对儿童行为的消极影响比较严重；如果父母双方，一方采取恰当的教育方式，另一方采取不恰当的教育方式，则两种教育方式有一定的影响和抵消作用，因此在对儿童行为的影响上，不良因素少于父母均为不恰当教育方式的组合。[4]在案例一中，孩子的父母对管教孩子应采取什么方式一直存在分歧，父亲认为要严加管教，母亲则认为应宽容孩子。本来，由于父母两地分居，孩子生活环境几经迁徙，加上语言障碍，已使孩子缺乏必要的安全感和自信心，如果父母教育方式矛盾，孩子在父母两方摇摆，无疑更加深孩子对环境的不确定性而变得更加恐惧、犹豫、退缩和孤僻。此外，孩子的父母尝试过许多办法，也无法矫正孩子的不良行为，使父母产生绝望的情绪，从而放弃对孩子的行为教育，进一步加深了孩子的自闭程度。

第三，家长的个性、心理健康状况对孩子的行为有重大影响。

家长的个性、心理健康状况等通过遗传、言行和所营造的家庭环境等多种途径作用于孩子。在养育子女的过程中，母亲与子女的接触较多，关系也比父亲密切，对子女的影响比当父亲的大，若母亲有情绪问题，心理健康状况不良或是心理疾病，会对子女行为产生严重影响。在案例一中，孩子的母亲患有轻微忧郁症，沉默寡言，内向孤僻，必然比一般母亲给孩子的刺激少，而拒绝多，从而影响母子之间的依恋关系的正常建立，扰乱子女的身心发展，导致孩子的行为偏差。在案例二中，孩子不愿依姑妈的期望、指示行事时，姑妈就会变得懊恼、生气。这些敌意感受，其主要隐含的目的是想控制子女。这种感受与目的，接着可能影响姑妈对孩子付诸行动，责骂或处罚孩子。孩子长期生活在姑妈这种暴躁的情绪氛围中，往往会不自觉地模仿姑妈的言行，慢慢也会变得性情激动、脾气暴躁，并把这些模仿习得的行为在幼儿园，在他人身上发泄出来。可见，家长的个性、心理健康状况与儿童行为问题的形成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三、启示。

通过本次个案研究，我们认为要防治幼儿产生行为问题，家长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尽可能亲自抚养和教育孩子。

一方面，孩子有与父母在一起的强烈的心理需要，这一需要得不到满足就容易产生感情饥饿和被遗弃感等不健康的心理。另一方面，若把孩子交给祖辈抚养，孩子打容易受到溺爱，加之他们的文化水平和观念的差距，往往施以不正确的教育。若把孩子交给其他亲戚抚养，由于生怕教育不好孩子不好交待，这种强烈的责任意识和巨大的压力感往往使他们产生紧张和焦虑，因而对孩子的言行过分敏感，这些都是不利因素。

2.创设良好的情感环境。

家庭是孩子最早接触的环境，父母对待孩子的正确态度、和谐的家庭气氛、严而适当的教育方式及父母的榜样示范作用是孩子形成健康个性和行为的必要条件。家庭成员之之间的关系应当是和睦的、平等的、互相关心和互相爱护。孩子在良好的情感环境中生活、成长，他们会感到自由、舒畅、温暖、幸福，从而形成健康的人格。

家长还应做个有心人，多注意观察孩子的日常行为，注意他们的心理变化，特别是在环境发生变化时，如转学、家庭搬迁等，以便使一些不良情绪在开始产中时就能得到有效的控制。

3.转移教育重心，改进教育方式。

现在有不少的家庭教育把重点放在教孩子读书、写字、画画、弹琴上，把家庭教育等同于智力教育和文化知识的教育，而忽视健康人格的培养。我们认为，家长应在开发孩子智力的同时，更多的去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把注意重心转移到孩子的心理健康教育和人格素质的培养上，及时地发现和校正孩子的胆怯、消沉、偏见、妒忌、撒谎、孤独、恐惧等不良的心理疾病，及早防止行为问题的发生。

4.父母要以身作则，做孩子的好榜样。

在每一个孩子身上，都能看到父母的影子。这不仅是遗传基因的作用，而且是父母的性格、感情、行为、语言等多种心理因素相互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

研究表明，家长没有心理健康问题，其子女有行为问题的比例就比较少；而家长自身有心理健康问题的则其子女有行为问题的竟高达60％。这就是说，有一半以上的孩子的行为问题与其父母心理健康不佳有密切的关系。因此，要培养孩子良好的个性行为，必须先从父母自身做起，时时注意自己的言行。父母的言谈和行为是心灵的声和形，孩子会在耳濡目染中引起思想感情的共鸣。例如，父母在饭桌前、电视机前的种种谈论，对某些不正之风的痛心疾首，对周围生活中的好人好事的赞扬，对不良行为的谴责，对邻居的热情帮助，待人谦虚礼让等，都会在孩子心理产生影响，父母切不可忽视这些生活细节，琐碎小事。孩子纯洁的心灵如同一张白纸，最容易接受光辉形象的感染，也最爱听故事。父母要向孩子多讲古今中外杰出人物的童年、少年时代的故事，给孩子多读一些名人传记，以崇高的人物形象之感染孩子。此外，父母要做孩子行为习惯的表率。平时家庭中的琐事，父母要以身作则并严格要求，养成良好的习惯，如作息时间有规律，家长有良好的业余爱好，不要打牌，玩麻将成瘾，切忌浪费时间……这些都是“小事”，然而，孩子的行为特征就是由这些家常小事而点点滴滴塑造起来的。[5]综上所述，亲子关系，育儿方式，父母个性特征，心理健康状况对孩子行为有重大影响。我们的研究提示父母要尽可能亲自抚养孩子，对孩子采取民主型的教育方式，建立和谐的家庭氛围，父母教育方式一致，保持父母健康的心理状况，这些是预防孩子发生行为问题、保障心理健康的重要条件。

参考文献：

易杳、陈宝家。家庭教育在缔结中华民族的未来。嘹望，1995年第10期。

[2][5]董群。重视家庭对幼儿性格的教育与培养。石油教育（京），19第11期。

[4]关颖等。父母教育方式与儿童社会性发展。心理发展与教育，1994年第4期。

侵犯行为的案例与分析论文篇二

（河南省沈丘县第一高级中学）。

摘要：中学生行为异常是其心理障碍的征兆，对异常行为危险信号及时、密切的关注有利于家长和教师更好地开展预防和教育，避免学生走上违法犯罪道路。中学生异常行为的表现会由弱变强。重点分析了中学生异常行为在社会角色方面的表现，达成防患于未然的目的，也为对异常行为的矫正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行为异常；表现分析；社会角色。

学生行为异常的出现是心理障碍的征兆，也是违法犯罪的信号，预测孩子的行为异常，可以实现对青少年儿童犯罪的早期预防，使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更有主动性和时效性。经常注意中学生情绪的变化，预测中学生的心理发展，观察中学生的行为表现，是家长和教师教育孩子时必须注意的重要问题。

社会角色是一个人在社会的不同地方、场合所表现出的身份。

作为青少年时期的中学生，在家庭所扮演的是儿女角色；在学校是学生角色；在社会上也只能是未成年人应接受教育和照料的角色。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中学生都应该是学习和接受教育的，如果违反了这些角色特点，就是不正常的表现。中学生社会角色方面的行为异常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纪律散漫，逃学旷课。

学生在校偶尔违反纪律这是正常的，如果经常纪律散漫，甚至逃学旷课，这就危险了。造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主要的还是缺乏学习兴趣，没有明确的学习目的，学习态度不端正，或受其他不愿学习的同学影响。家长要经常与学校取得联系，发现这种情况，及时查找原因，帮助学生树立学习信心，补缺补差，培养学习兴趣，使他们抓紧时间赶上来。如果家长对此事漠不关心，置之不理，学生很容易会被社会上不务正业的人带坏，到那时再进行教育，就困难多了。

二、顶撞师长，疏远集体。

尊重师长，对人有礼貌是孩子必须做到的；投入集体怀抱，关心集体，在集体中健康成长是孩子的.需要。

在教育过程中，由于我们没有注意批评的分寸和方法，惩戒不适度或对学生行为异常处理不当，致使学生不满，与师长顶撞，这是不足为怪的。如果师长批评教育的方法正确、合理，学生也不愿听，甚至顶撞师长，这就说明他们的思想已被一种不正确的思想所毒害，并且陷入了较深的地步。发现这种情况，家长要深入地了解孩子，做详细的思想工作，且不可操之过急，待到原因弄清，再心平气和地进行说服教育，使其转变。

学生在成长的过程中，集体是他们赖以生长的土壤，离开了集体，就不能形成正常的思想和人格。家长如发现孩子逐步疏远集体，不愿上学校过集体生活，自己单独行动，应及时与学校取得联系，了解情况，查出原因，共同制订教育对策。

三、奇装异服，虚荣心强。

青少年阶段，讲究卫生，服装整洁，给人以美观、大方、天正活泼之感，这是学生追求上进、美好的表现。家长平时要注意观察孩子，看其嗜好是否稳定，如发现自己的孩子越来越讲究穿戴，今天穿这个学生的衣服，明天穿那个学生的衣服，并整天跟家里要钱，叫家长给买高档服饰，并爱穿奇装异服，留怪发型，戴金银首饰、高档手表、眼镜等。出现这种情况，说明孩子已经开始追求虚荣和名利，甚至会有一些不正当的想法。父母要引起注意，给予其正确的教育和引导。

四、嫉妒先进，追逐落后。

追求美好，仰慕先进，向先进人物和事迹学习是人们积极向上的表现。中学生好胜心较强，他们既有仰慕先进，学习先进的精神，又有赶上先进，超越先进的决心和信心。但也有一种情况，当自己学习赶不上别人，或遭到某种打击，或在竞争中遭到失败时，就会对先进产生一种嫉妒心理。孩子如果产生了嫉妒心理，就会不思学习，以为自己再努力也赶不上先进者，就会想方设法去惩治先进者。再有，极端嫉妒心者的眼里，别人的幸福是他的痛苦，别人的灾殃是他的快乐，别人的才能才是他的在喉之鲠，别人的成功是他的心头之恨，孩子产生了嫉妒心理之后，就会不择手段地给先进者以打击，或恶语相讽，或指桑骂槐，或暗地惩治，或背后中伤，发展到这种程度，其心灵已经扭曲。时尚关于嫉妒者的事情让人惊讶。曾获第五十七届奥斯卡金像奖的美国传记片《莫扎特》，描写了一个奥地利宫廷乐师对“乐圣”莫扎特由羡慕到嫉妒，甚至从精神上和身体上进行残酷折磨，致使音乐天使莫扎特在由嫉妒、陷害编织的罗网中，穷困潦倒、悲惨地死去的故事，说明了嫉妒的罪恶。类似的例子，在科学史上也有，20世纪代，维也纳一位动物学家在进化论研究方面颇有成就。一些持不同观点的人非常嫉妒他。为了羞辱和败坏他的名声，反对者偷偷在他的实验表本上作了假，这位科学家未能发现，而是根据虚假的现象提出了错误的论点，后来，伪造标本一事被揭露，许多人谴责他的欺骗行为，这位科学家有口难辩，羞愧不已，被迫自杀。孩子产生了嫉妒心理，这是很危险的，嫉妒者一是与先进对立，二是要找到自己的归宿，迫逐落后，一旦与落后为伍，若不及时发现进行早期教育，很快就会走上邪路。因此，家长必须了解自己的孩子，经常观察他们的言行，发现有这方面的问题，要及时与学校结合，采取措施，对症下药，切不可不闻不问，任其发展。

五、接近异性，出现早恋。

在日常生活中，男女孩在一起，学习上互相帮助，生活上互相关心，工作上互相配合，这是正常的交往，是学生生活和学习的需要，是不被指责的。但是，不少老师和家长都忧虑地看到，一些稚气未脱的孩子，异性之间却频繁地接触，这种早恋现象，影响孩子的学习和发展，如不及早引起注意，加以解决，将会出现无法想象的后果。形成孩子早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孩子不是生活在真空里，他们广泛接触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看电影、电视、阅读杂志、书刊，难免接触一些谈情说爱的内容，特别是一些黄色的影视和书刊，其内容更加露骨，这对于正处于青春期，对待异性、爱情、婚姻分外好奇和敏感的孩子来说，势必要有一定的影响。特别对那些学习落后、思想意识不好的孩子影响更大，他们本来就消极颓废，这给他们显示自己又找到了一个“机会”，如果不加制止，陷入泥坑较快。家长对孩子的早恋问题，不能回避，也不能不问情由，一味指责，要让孩子了解爱情在人生中应占何种地位，在哪个年龄阶段上发生较为合适，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根据孩子的情况，对症下药，还要在心理上破除对爱情的神秘感，激励孩子立志并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使这种不良现象解决在萌芽状态。

六、吹牛撒谎，好说大话。

诚实谦虚，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优良作风，要使这种优良作风代代相传，必须从儿童阶段抓起。儿童阶段是其思想形式形成的重要阶段，从小培养他们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对于以后形成实事求是、谦虚谨慎的作风极为重要。事实上，多数家长都能以“狼来了”的故事去教育自己的子女，使他们从小就懂得诚实的好处。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也都重视诚实教育。但是，孩子在其成长过程中，难免要受到这样那样不良思想的影响，有些在需要不能满足，前进中遭到挫折，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作业不能按时完成而逃避批评时，偶尔说一次谎话这是正常的，只要教育及时很容易改正的。个别孩子在错误的道路上越陷越深，缺乏正确的教育指导，就会越来越严重。他们经常爱吹牛，说大话，编造谣言骗人，这种不良恶习是心理障碍、情绪反常在语言上的直接表现，一旦形成习惯，就会导致欺诈行为的发生，据有人对犯罪青年的调查，70%以上犯罪前有这种表现。因此，家长必须注重孩子的言语，发现有这种迹象，要及时教育疏导。

七、行踪诡秘，偶然寡语。

青少年天真活泼、乐观向上是其共同特点，好动、好玩、好表现自己是他们的个性特征。但如果出现一些反常的表现，就应该引起家长的注意。如有的孩子经常活泼乐观，爱说爱笑，偶然间变得寡言少语，怕与人接触，眼神呆滞，怕与人正视，说话吞吞吐吐，前言不搭后语，看样子胆怯虚伪；平时爱与大人在一起，偶然间变得心事重重，来无影去无踪；平常出去先跟父母打招呼，现在变得行踪诡秘，躲躲闪闪，甚至鬼鬼祟祟。这说明孩子要做或正在做瞒着人的事情，发现这种情况，家长要明察秋毫，迅速了解掌握孩子的实情，立即给予纠正。

参考文献：

林英典。论青少年的养成教育［j］。教育探索，（01）。

基金项目：本文是河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重点课题《学生行为异常的表现、原因及矫正》（编号：jkghbb--0391）相关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郭宝珍（1968—）男，汉族，河南沈丘县人，中学高级教师，沈丘县第一高级中学校长。

侵犯行为的案例与分析论文篇三

会计行为动机，是会计行为主体进行会计行为的内在动力，是诱导、引发、维持会计行为的来源。由于会计主体的需求不同，选择会计行为的动机也有很多，其中影响企业会计行为选择动因的因素有以下几方面：

（一）道德伦理的因素。

（一）经营管理者的会计监督行为。

（一）不断完善经营管理的治理结构。

侵犯行为的案例与分析论文篇四

谈判专家认为：威胁不是达成谈判协议的最佳手段，使用威胁容易导致与意愿相反的结果。因此，优秀的谈判者从来不采用威胁手段，在表达同样的意思时，采用警告手段，这样就不会引起对方本能反感，有利于谈判的顺利进行。

四、。

又被称为暗盘交易。这种手段很容易凑效，一方获得紧俏物资、重要商业情报，出卖了滞销产品，而另一方则获得大量金钱、实物，肥了个人，害了国家。

五、“人质”战略。

即谈判一方在看准对方必须购买自己的产品(或劳务)时，乘机向对方提出进一步要求，抢高筹码，迫使对方接受。“人质”指对谈判双方有价值的东西，包括金钱、货物、财产或个人名誉。“人质”战略是靠手中王牌的压力达成协议，这样双方关系也不会融洽、长久。

六、假出价格。

在商务谈判中，谈判一方为了排除同行的竞争，故意虚报价格，以获得与对方的谈判机会，一旦进入实质性的谈判阶段，就改变原先的报价，提出新的苛刻的要求，这时，对方可能已放弃考虑其它竞争对手，只好同意新提的要求。

七、百般刁难。

挑些毛病是正常的，否则就无价可讲了，但是如果不顾客观事实，鸡蛋里面桃骨头，就过份了，尤其对合同履行过程中出现问题负有责任的一方为了掩盖过错、推卸责任，往往歪曲事实，编造假证，以期蒙混过关。施计一方不断纠缠、无理挑剔，故意拖延时间，把对方磨得精疲力尽，无计可施，在万般无奈情况下只好妥协、让步。

八、联手游戏。

一般而言，商务谈判的最终目的是双方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达成买卖协议，但有时谈判双方并不单纯地为了达成协议而谈判，而且是把谈判作为一种扩大影响，扩大宣传的手段。双方事先安排扣人心弦的谈判，通过媒介引起外界注意，或在履行协议时，一方故意违约，进行仲裁，引起舆诊**，这样，起到免费宣传的作用，扩大双方知名度，达到了谈判目的。这种谈判作法是对大众的欺骗，是不道德的竞争行为，利己而害人，因此，必须受到法律的制裁。

侵犯行为的案例与分析论文篇五

世界各国票据法分为两大类，分别是大陆票据法和英美法系票据法，他们都一致认为票据法的立法原则是票据行为的无因性作为。故受法律保护，执行票据无因性行为既享受权益又要履行义务，票据无因性使贸易往来简单化、高速化，使得贸易往来的质量得到提高和信用程度提升，所以票据法的立法之本是票据行为的无因性原则。但是目前我国的票据法并没有按照大陆票据法确定票据无因性，导致我国票据流通不畅通。本文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对票据行为的无因性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应对措施。

票据关系无因性是指票据基础原因不影响票据行为，票据基础包含票据原因关系、票据资金关系和票据预约。所以有效出票行为与基础原因关系互不干涉，只要所出票据形式上符合票据法规定即可。票据无因性分为外在无因性和内在无因性，票据外在无因性是指票据行为在形式上符合票据法的要求，具有法律效力独立性。票据行为的内在无因性是指引起票据实质关系融入在是票据行为之中，不能独立存在。

票据无因性原则作为维护票据制度正常运行之根本，故受法律保护，执行票据无因性行为既享受权益又要履行义务，票据无因性优点是贸易往来简单化、高速化，使得贸易往来的质量得到提高和信用程度提升。

国家、企业和个人为了维持生存一直追求的目标就是利益，从远古时代物物交换的经济社会发展到票据作为利益载体的经济社会，同时票据从最初作为交换工具，逐步进化为支付、融资等票据功能的进化，实现了票据多种用途与创新，促进了贸易加快发展，尤其在异地经济往来中体现了特殊的价值。从其性质上来说，法律允许的物权转让为正规转移，只需要交易双方达成一致，而不需要得到第三方同意，也不需要遵循合同法转让。票据无因性使贸易往来简单化、高速化，使得贸易往来的质量得到提高和信用程度提升。

（1）票据流通与安全的保障之一：票据背书。

票据背书就是在具有已经填写收票据单位信息的转让票据上加盖印鉴进行转让。票据背书特征首先具备票据行为的特征即要式性、无因性、文义性、独立性。其中，要式性指按照法定要求记载票据事项上并签章；无因性指票据行为与基础关系互不干涉，法律效益也互相独立；文义性指在要求票据上签章的人必须承担票据上的记载事项责任；独立性指票据行为相关独立，其中一个行为无效，不影响其他行为。

票据背书保障了票据流通、交易安全和持票人票据权利。权利转让最有效手段就是票据背书。通过背书程序，票据上的一切权利均由转让票据的人转移给收到票据的人，这个转移是持票人一切权利的转移。票据背书具有的法定效应是指当持票人所得票据不能正常使用时，可以向背书人行使追索权，背书人因背书而必须实现承诺和担保付款的责任，背书人不得以特殊情况拒绝担负责任，并且这种担保责任不仅限于直接收到票据的人，对其所有收到票据的人均有效。

（2）票据流通与安全的保障之二：票据抗辩人的抗辩。

票据抗辩分为物的抗辩和人的抗辩，其中物的抗辩是指发生抗辩的事由是由于票据自身引起，所以不论谁是持票人和债务人，该抗辩均成立；人的抗辩是指债务人可以通过抗辩以对抗持票人。所以票据抵抗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债务人的权益，但抗辩必须依法行事，不可抵账恶意抗辩。

执行票据抗辩作用是在票据无因性行为执行过程中保障票据的流通和票据的安全。票据无因性开始界限为票据行为开始，持票人的权利宣告生效，保证了票据在交易过程中顺利流转，持有人不必担心因前持有者原因而给票据本身带来的问题，也不必顾虑因此行为会遭到拒付，最大化的保护了持票人的利益。

我国票据法的票据行为无因性的规定主要体现在票据行为的要式性和文义性。但是目前我国的票据法并没有按照大陆票据法确定票据无因性，也没有说明不适用票据无因性。主要在于我国票据法规定的条款与票据无因性相冲突，从而导致票据无因性行为不能正常实施，使票据流通过程中严重受阻。同时，中国人民银行的票据行政规章与票据无因性的初衷不尽相同。根据实际情况分析，我国票据业务使用票据的有因性，严重影响我国票据事业发展。

1、影响了票据的正常流通。我国票据法成立时把票据原因关系应用在票据行为各个领域，违反了票据立法的根本原则，票据的流通性被大大降低，主要由于将票据行为与原因关系放到了一起。

2、与世界各国公认的票据法原则背道而驰大陆票据法和英美法系票据法普遍认为，票据关系不应受到原因关系中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的影响。而我国民法上的债权债务前提是原因关系，而票据关系与原因关系的分离不受原因关系的影响是票据法则明文说明，而我国一直在强调发票人与受款人之间授受票据的原因对基础关系的制约体现在票据法和票据规章制度的相关规定过程中。

3、因票据不具有无因性使我国整个票据法体系的科学性大打折扣。我国票据法的票据行为无因性的规定主要体现在票据行为的要式性和文义性。但是目前我国的票据法并没有按照大陆票据法确定票据无因性，也没有说明不适用票据无因性。票据理论实现的根本是票据的无因性，票据理论完整体系包含票据无因性和其他票据理论一起构成，票据法体系的科学性大打折扣当跟世界各国相比我国相比。

4、削弱了票据的无因性，不利于倡导社会信用。融资性票据的合法地位在票据法行为实际运行过程中被否定，支付结算功能在票据行为中被过度要求，规定票据要有真实的贸易背景，征信活动完全依靠银行，而商业信用被遗漏，票据的无因性被削弱，影响市场经济发展。

1、完善我国的票据制度，坚持票据无因性原则。

我国《票据法》第10条提出在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过程中相互之间信任，实现转让和债务关系。我国拥有不完善市场机制，不发达的信用机制，所以票据行为规制实际运用比较困难。从而就忽视了票据的无因性，而对我国票据行为作出了过多限制，严重限制了我国经济市场的发展。

票据固有本质特征中最重要的就是票据的无因性，是票据法的根基，不是相对是绝对的。根据我国当前的贸易市场发展程度和交易习惯，启动法律保护程序，票据的无因性在票据进行抗辩时受限，从而实现合法的辩证。同时，我国《票据法》应当对特殊情况下票据无因性原则进行明文规定，以免混淆票据无因性行为正常执行。

3、扩大票据无因性制度适用空间，支持使用空白背书。

票据背书分为记名背书和空白背书，目前多数国家和地区人们乐于使用空白背书，但是要求票据法承认空白背书及其效力情况，其优点：（1）使票据转让过程简单化，不会票据上缺乏被背书人相关信息而阻止票据正常流通，票据流通的难度被大大降低了；（2）空白背书票据的持票可以直接交付而转让票据，不需要背书人负责任，赢得人们一致认可，从整个经济发展上加大了票据的流通；（3）如果出现发票人恶意拒绝付款，仅需要追究票据上签名的票据行为人即可，不需要大范围行使追索权。

五、总结。

自从我国加入世界wto后，为了与世界经济市场保持同步，保障票据的在经济市场正常流通，我国必须在立法中明确规定票据行为的无因性。

参考文献：

[1]汪世虎：《票据法律制度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

[2]段卫华、胡海涛：《票据无因性原则之理论探讨及其立法探讨》，河北法学，.

[3]杨继.我国票据法对票据行为无因性规定之得失.比较法研究，2005（6）.

侵犯行为的案例与分析论文篇六

职业学校学生的数量庞大，而大部分学生学习目标不明确，成绩不理想，学习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学习效率较差，这个情况严重影响职业学校的教学质量。分析其成因，解决其方法成为职业学校教师的主要任务。

关键词：职业学校学生教师问题。

侵犯行为的案例与分析论文篇七

长期投资决策的研究,推导出新的评价伐木决策的公式,该公式可以在较长时间内为投资决策提供更为可靠的评价。

一般在进行长期投资决策时,广泛应用净现值法(npv)和内含报酬率法(irr)进行评价,但他们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在评价时只考虑方案一个经营周期内的情况,而对于持续经营条件下不断进行投资的情况下,评价则束手无策。怎样站在战略高度对长期投资决策做出正确评价是必须解决的问题。以下通过林业投资的一个案例来说明如何调整思路进行长期投资决策。

林业投资不同于一般的经营投资,其投资金额较大,周期长,见效慢,所以投资于林业的风险比较大。一旦开始投资,经营者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何时在成材树区域伐木,由于伐木的时间是互斥的选择,所以只有一个最佳伐木时间将使投资者的利益最大。

举例如下:某人承包荒山植树造林,于第一年年初一次性投资100,000元,有4个互斥方案可供选择,可以在3年末,4年末,6年末,8年末伐木取得现金收入,各方案的现金流量和各自的净现值和内含报酬率计算如下表(假设现金流出量发生于年初,现金流入量发生于年末,资金的成本为5%)。通过计算,在净现值法下,根据净现值判定法则,因为8年后伐木的净现值为116,588.60元,在各方案中最大,所以选择8年后伐木为最佳方案。内含报酬率法计算的结果是4年后伐木的报酬率最大,所以选择4年后伐木为最佳方案。笔者发现两种方法作出的决策是不同的。由于4个方案的寿命不同,所以无论作出哪种决策其说服力都不是很强。

在以上计算过程中,笔者观察到无论是净现值法还是内含报酬率法只考虑了各方案在一个周期内的效果,没有考虑伐木决策的重要含义是方案可以在可预见的未来重复进行。如果决定4年后伐木,那么就可以在相同的亩数上重新植树来重复该项目,然后再等待4年伐木。结果是4年后伐木的决策实际上变成了长期战略决策。所以在较长时期内持续经营的条件下,伐木决策在土地承包期内一般都可以重复进行再投资,因此完全可以假定方案重复进行(为便于计算,假设方案以同规模重复进行)。

为使各方案具有可比性,笔者用各方案的公倍数即24年为伐木决策总有效期,在这段时期内3年伐木方案共重复进行8次,以此类推其他方案分别重复6次、4次、3次。用净现值法计算24年内各方案的总现值如下:上式含义为:8年为一周期的方案在24年内重复3次的.总净现值是248910.93元。

虽然可以借助计算机,但上述计算过程仍很繁琐。如果比较多个方案,并且其周期各不相同,则必须以它们的公倍数作为计算、比较的基础年数,那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计算过程。由于伐木方案有可持续重复进行的特性,完全可以假定每个方案在可预见的未来以同样规模重复进行,使每个方案有相同(无穷大)的寿命,该假设也符合财务管理中持续经营前提假设。笔者之所以仍利用净现值法进行评价是因为决策方法要尽可能与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理财目标相匹配。在方案持续重复进行假设下的伐木决策的总净现值公式推导如下:(设i是资金成本,n为方案周期,k为重复次数)总之,用净现值法评价伐木方案时不能仅局限于一个经营周期,而应考虑在一个较长时期内的总净现值,这样才能确保方案在持续经营条件下价值最大化。长期投资决策的研究在日常经济活动中,大多数项目都是以一种近似方式重复进行。即使其他条件(如技术、过程)改变,也可以假定项目能重复进行,如农业、畜牧业等,所以笔者的结论同样也适用于他们的决策。通过调整思路,利用改进的评价公式可以使决策更符合现实情况,有利于作出更加合理、正确的决策。

侵犯行为的案例与分析论文篇八

内容摘要：票据市场是货币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我国的票据市场发展非常迅速，已经初步形成了区域性的票据市场。但是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票据市场在票据功能的挖掘方面仍然存在着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本文从社会信用基础、票据交易方式、流通的活跃性、专业化的票据专营机构以及相关的制度政策等方面，对我国目前发展融资性票据市场所面临的障碍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融资性票据与真实性票据相对应，是指没有真实商品交易背景，纯粹以融资为目的的商业票据，是发育成熟的票据市场中一种重要的资金融通工具。

作为货币市场的一个重要的子市场，我国的票据市场经过20多年的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票据市场的承兑发生额、贴现发生额均呈稳步增长态势。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融资性票据依然为我国法律所禁止，票据的融资功能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票据融资在整个社会融资中占的比重较低。

从近年货币市场的运作看，票据市场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融资性票据业务的健康发展与否，将直接关系到票据市场向深层次的发展，直接关系到国民经济的良好运行。但是从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开放融资性票据市场仍然存在着诸多障碍。

一、票据市场的社会信用基础薄弱。

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契约关系基础上的信用经济。市场资源的配置过程实质上是决定物质支配使用权的价值再分配过程，也是一个通过订立一系列契约、有偿让渡价值的信用过程，故市场经济是契约化、信用化的经济。

票据的基础是信用。信用环境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票据市场的发展。发行商业票据的企业作为商业票据市场的筹资主体，其信用状况的好坏将直接制约着商业票据融资的可能性和效率，企业信用制度没有建立，制约市场主体及理性投资者的介入。由于部分企业、个人和金融机构信用差，影响了部分票据的使用和流通，从而使市场对所有票据的信用产生怀疑，即使是信用好的企业签发的票据也难以被接受。“劣质信用驱逐优质信用”，动摇了市场的信用基础，极大地阻碍了票据业务的发展。

(一)对票据信用的认识不足，信用观念淡化。

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尚属初期，由于长期的计划经济模式淡化了信用观念，导致信用制度和信用关系不够完善，信誉价值较低。

从企业方面看，票据融资是一种手续简便、使用灵活、成本低廉、容易管理的直接融资方式。但是，由于部分企业信用观念的淡薄，影响了部分票据的使用和流通，从而使市场对所有票据的信用产生怀疑。以国有企业为例，虽然近几年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但企业产权不清，所有者缺位等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企业经营机制和经营效益仍未转换和改善，加上企业信用制度没有建立，这些都制约了市场主体及理性投资者的介入。受其影响，商业承兑汇票在大部分地区仍难以被接受。目前，流通中的银行承兑汇票占95%，商业承兑汇票则不足5%.在单一银行承兑汇票的情况下，票据业务发展完全依赖于银行信用，既不利于银行防范票据风险，也不利于企业扩大票据融资。此外，由于银行一直认为中小企业信用薄弱，很少接受中小企业作为出票人，中小企业只能被动接受大企业的票据背书转让，这也大大限制了票据的使用范围。

在银行方面，有的银行机构受手续费和赚取利差的诱惑办理超过自身能力的银行承兑汇票，一旦到期无款垫付，就借故拖延或无理拒付，造成到期承付率下降，银行承兑汇票无条件到期付款的信用基础受到质疑。即使是银行之间也存在信用差异的问题，不是所有银行的票据都可以被贴现或现，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票据的流通。

(二)缺乏权威性的资信评估机构。

企业作为票据市场的筹资主体，其信用状况的好坏将直接制约着商业票据融资的可能性和效率，同时，商业票据的功能创新致使其有可能脱离真实的商品交易并独立存在，这无疑会加大票据市场的风险，市场主体及理性投资者想要规避风险必须进行风险评估。

在美国市场上，有95%的票据经过了评级。世界著名的资信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公司(standard&poor)评级依据发行者的债务比例和过去的信誉，按照发行者偿付能力的高低将票据排列为6个等级。其中，a1级的票据具有最强的偿付能力，如果该票据为绝对安全的票据，还可以再加一个+号;最低一级的是d级票据，它正处于或可能处于违约状态。另一知名评级机构穆迪公司则主要考察发行者的基础业务、财务报表、融资潜力。它将票据分为四等，pi为最高级别，保证没有违约风险;最低级别为notprime级别，它的偿还能力对于偏好规避风险的投资者来讲是不能接受的。不同级别的票据需要支付不同金额的风险补偿费用。因此，发行者常常采取措施提高自己的级别，以期达到融资的目的。

我国目前尚没有很权威的资信评级机构，即使是现有的信用评级公司也水平参差不齐，缺乏统一规范的管理，指标评价体系多受主观因素的影响，可信度很难令人信服，投资者只能自己通过一些渠道进行评价。风险评价成本的存在阻碍了投资者进入票据市场的步伐。

由于缺乏能在全国范围内被普遍公认的权威性资信评估机构对票据进行评级，配套的社会信用评估制度、信息披露制度等规范管理制度尚未出台，企业的信用没有一个比较权威的参照系，致使商业票据的广泛可接受性大打折扣。

二、票据交易方式落后、流通不活跃。

从我国目前的票据市场来看，主要的交易方式是柜台交易或专营窗**易，主要依靠商业银行来形成票据的二级市场。这一交易模式带来了一定的问题：

首先，商业银行通过承兑、贴现等业务成为票据市场风险的主要承受者，而我国又正在强调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管理，强化商业银行的风险意识，这必然会使商业银行在处理票据业务时倍加谨慎，从而增加了其它市场主体从事票据业务的难度，不利于票据市场的发展。

其次，票据二级市场主要依靠商业银行来形成，银行实际上居于垄断地位，垄断所造成的种种低效率是不言自明的。

侵犯行为的案例与分析论文篇九

高考已进入倒计时，就在广大教师、学生和家长努力备考的同时，全国各地的招考部门也都在绞尽脑汁地防范作弊现象，围绕考场之间的作弊与防作弊的斗争也拉开序幕。随着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各种高科技设备在考试舞弊过程中也不乏应用，使考试舞弊更加快捷和隐蔽。尤其是就业竞争日趋激烈，考试违纪作弊现象突出，考试环境十分严峻。

去年高考期间我市就爆出“高考舞弊案”。官某、陈某、郝某共谋利用高考作弊挣钱，并分工由郝某负责寻找“抢手”，官某和陈某分别联系了代某、杜某、姚某等19名想作弊的高考考生，并与考生或其家长谈价,先交作弊设备费1000至1500元，高考分数达到预期的分数后，每科付现金5000至8000元。之后，官某、陈某找来他人的身份资料和高中毕业证，在高考报名时为官某及“抢手”等人报名参加高考。高考前夕，官某在酒店为作弊考生的家长开了13间房间，并委托刘某负责管理并教给家长从互联网qq群中获取答案的方法，同时联系了考场附近某考生家作为信息接收点。高考期间，郝某和“枪手”等人进入考场，采取用手机发送选择题答案、利用针孔摄像头传送试卷图像的方法，把高考内容发送给在信息接收点的官某，并由他协调场外“抢手”，根据发回的图像把答案做出，再由官某通过互联网上qq群把答案发布出去。在酒店等侯的家长从qq上接收答案后，通过电话把答案告之考场的考生。

三名被告人随已获刑，但该案涉及舞弊的人员甚多，包括不少在校高中学生及其家长。而该案在处理时却遇到了法律盲点和空白，笔者就此对考场舞弊案件的特点、存在的问题做一分析。

一、考场舞弊案件的特点。

与传统的作弊手段相比，现代考场舞弊现象呈现出一些新特点：

一是从作弊工具来看，高科技被运用到作弊当中。与传统的作弊手段相比较，如今的作弊工具的高科技程度是越来越高，诸如“针孔摄像头、无线接收器、考试作弊器、短信手表、考试王”等等不乏在考场作弊中使用。比如在我市高考舞弊案中，作案人员把无线电传输设备、网络利用起来，与手机相比通过无线电和网络传输隐蔽性更强，可以更快地把答案传进考场。

二是从作弊人员来看，在校大学生、研究生充当“枪手”成为舞弊的主角。如今代考的“枪手”现象在一些大学校园非常兴盛，许多高校作为营利手段替人考试已成为校园里一种近似公开的新兴“职业”。而且“枪手”的“业务范围”不断扩大：英语考级、自学考试、成人高考、职称考试等等。如本案中的官某、郝某均系高校学生和研究生，多次在各种考试中充当“抢手，为他人考试作弊。更有甚者网上有“枪手”网站、某些高校枪手还成立“考研小组”开价千元短信传答案。有位教授对此曾痛言：“如果一两个人找‘枪手’，那是道德问题，但当这种现象普遍存在，而且屡禁不止时，就是一种社会问题，一种时代病了。”

三是从作弊方式来看，群体性作弊和作弊经纪人的出现使考场舞弊的社会危害性更大。作弊方式也由个体行为逐步演化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群体性作弊。这部分人事先安排抢手以“应试”人员进入考场，然后通过无线传输设备将考题传出考场，场外枪手将答案做出按事先谈好的价格卖给考生家长后直接往考场内发送。

四是雇主（舞弊者）雇用抢手舞弊已成为趋势。从近几年发生的考场舞弊来看抢手在各种考试中普遍存在，而且屡禁不止，只要你打开网络，就可以很容易地登录到“枪手”网站与之联系，而且可以提供包括考研、高考、四六级、自考在内的多种教育考试和职业资格考试的助考业务。本案中郝某就是从网上与抢手陈某取得联系后雇用的。

五是考试舞弊已形成了“作弊产业链”。由于作弊花样的不断翻新，作弊也由过去的以枪手代考作弊的初级“作弊产业”形态，发展到为获利而专门为考生提供作弊服务的网络组织“地下产业链”，而且有滋生蔓延之势。

二、存在的问题。

国家考试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是一项涉及为国选才的大事，也是关乎参加考试人员切身利益和社会稳定的大事，容不得丝毫懈怠。然而考场作弊问题却屡禁不止，主要原因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国家对考场舞弊的立法严重滞后。就本市发生的高考作弊案件来看，其涉及人员众多，有组织者、抢手、提供场地的考生家长、考生本人及家长，有为作弊提供服务并教家长从网上获取答案方法的人员，还有出售作弊器材的销售者。他们在考场舞弊过程中为实现各自的目的，分工合作共同完成舞弊行为，以达到各自的最终目的。这些人在法律边缘行走是否涉嫌犯罪、该如何定性处理，现行刑法对此并无明文规定，实践中对于在考试中泄漏（窃取）国家秘密的行为，可以找到相应条款来“对号入座”，而对于围绕考场舞弊实施作弊行为的相当一部分人员，却难以从现行刑法中找到合适的条款定罪处罚。目前，对考场舞弊行为的处理散见于部分法律法规中：一是5月19日教育部颁发的《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第10条第2款规定：“盗窃、损毁、传播在保密期内的国家教育考试试题、答案及评分参考、考生答卷、考试成绩的，由有关部门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是《治安管理处罚法》第3章“违法治安管理的行为和处罚”的第4节“妨害社会管理的行为和处罚”的，第52条第1款规定：“伪造、变造或者买卖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的公文、证件、证明文件、印章的”，可以“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在我市的高考作弊案中，有“枪手”冒充考生进入考场，就有伪造或者变造考试证件之嫌。三是《刑法》第282条规定的“盗窃国家机密罪”，即以盗取、刺探、收买方法，非法获取国家机密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第283条规定“非法生产、销售间谍专用器材罪”：非法生产、销售窃听、窃照等专用间谍器材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第284规定的“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只有考场舞弊中涉及窃取国家秘密（试题）的，才能以“非法获取国家机密罪”处罚。对于使用、出售针孔摄像机、接收器等设备是否属于刑法上的“专用间谍器材”要由专门的机构予以确认，且使用后造成严重后果的方能以刑法第283、284条处罚。刑法的上述规定并不是针对考场舞弊行为做出的。由于国家立法的严重滞后，法律并未规定考场作弊行为是犯罪，按照罪刑法定原则，对这种行为就不能以犯罪论处。

2、界定作弊行为的违法程度难。考场作弊行为往往涉及到其违法情节的认定，由于法律未将此行为规定为犯罪，实践中对在考场舞弊的整个环节中，哪些行为是一般的违法行为，哪些行为是犯罪行为认定起来就非常困难。如发生在我市的高考舞弊案中，涉案人员达二十余人，其社会危害性甚大，但在界定其违法性时就难以把握，究竟哪些行为属于犯罪行为，哪些行为属于一般违法行为，如果都认定为犯罪行为将导致打击面过宽，如果不认定犯罪行为或界定过窄试必造成对作弊者的放纵，对此十分棘手。

3、防范考场舞弊的手段落后。当今，考场作弊的手段越来越多，从原来的手机、呼叫器接收答案，到针孔摄像头、内藏接收仪器的“钢笔作弊器”、“隐形耳机”，到如今的“短信手表、oo型第三代考试作弊器”、“隐形作弊笔”等等，各类高科技作弊器材五花八门层出不穷，堂而皇之地“公然上市”，而且样式一直在不断更新和升级换代。与之相对应的考场作弊的防范手段却未能跟上，虽然教育部为加强考场监控和管理，提倡在考场配置必要的手机探测仪和监控制备，但就全国而言，各地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投入防范作弊的设备也不尽相同。经济发达地区的投入相对要多些，配备了手机探测器、金属探测器、无线电耳机探测器、电视监控录像等防止考场作弊的设备，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投入相对不足，甚至根本没有投入，要防范考场作弊显然是杯水车薪，任重而道远。

4、对考场舞弊行为和出售作弊仪器行为打击不力。一方面由于国家法律未将“考场舞弊行为”纳入犯罪进行调整，仅以意见、规定等非法律规范的方式进行调整，导致考场舞弊行为得不到法律的有效制裁，使考场作弊屡禁不止，严重影响了国家考试的公信力和权威性，也极大地损害了广大诚实考生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对出售“考试作弊器、隐形耳机”等行为的，国家有关部门虽然禁止销售，却未能进行有效地查处和打击，特别是对网络上销售的各种“暗藏针孔摄像机的眼镜、内装接收器的钢笔、通过特殊光照才能现形的‘隐身笔’”等打击不力，使考试作弊器材在市面上“公然兜售”，考场成了“反间谍战场”。

三、几点建议。

1、完善法律，将“考场舞弊行为”纳入刑法进行调整。针对目前国家统一考试违规作弊成本低、考试环境严峻、而国家考试立法严重滞后的状况，加强对考试的立法建设，从完善法律制度入手，在刑法中增设专门的“考试舞弊罪”或者由人大以立法解释的方式，将“考场舞弊行为”纳入刑法的调整范畴，加大惩处力度;同时，尽快制订《考试法》，预防、打击和惩治一些后果严重，情形恶劣的考试舞弊行为。从法律制度上清除各类考试作弊赖以生存的土壤。

2、立法中应对“考试舞弊罪”的客观行为作出明确界定。对“考试舞弊罪”客观行为作出严格界定，是确定罪与非罪的关键。“考试舞弊罪”并不适用于所有考场舞弊的行为，仅适用于那些全国性的，有重大影响的考试，例如高考、研究生考试以及各种全国性的资格考试等；适用于那些后果严重、手段恶劣、损害巨大的情形，例如有牟利行为、人数多、致使重考等。唯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考场作弊无法可依的局面。

3、强化对考场舞弊行为的防范，减少和杜绝考场舞弊行为的发生。要防范作弊，必须要有一定的技术手段。在作弊者都开始使用高科技手段的今天，考试管理部门如果不能提高技术含量，显然是不能适应时代要求的。因此各级政府及教育部门要加大高科技反作弊设备的投入，采取必要的技术手段对考场实施监控或屏蔽，阻断考场内外非正常的无线通讯联系，强化对考场的管理。同时，要对考生交卷、离场时间进行必要的限制，压缩考场内外串通作弊的时间和空间。要改革和完善制度建设，有关部门要把建立国家教育考试诚信档案管理系统，作为考生个人信用系统的组成部分（据悉教育部已出台相关规定），将考生在国家教育考试中严重违规作弊的，记入国家教育考试诚信档案数据库，供学校、招生单位和用人部门在入学、求职、晋升等领域使用这些资料，加大作弊成本，使一些考生在作弊时望而却步，通过制度建设防范考场舞弊行为的发生。

4、重拳出击，严查考场舞弊和销售舞弊器材行为。在道德手段和行政手段都无法解决考场舞弊行为时，法律手段仍然是解决考试作弊问题的最终手段。对在国家教育考试中组织“枪手”进入考场窃取试题、专职代考、团伙作弊，或者作弊后果严重、手段恶劣、损害巨大，或者可能造成一定范围或地区的重考，严重破坏考场秩序行为的，应当用刑法进行调整予以严惩。对于通过互联网或公开兜售“作弊器材”、制造假证件的，公安、工商、电信等部门一方面要加大对互联网的监控，对违规网站要坚决关闭和取缔；另一方面要加大查处力度，严厉查处违规销售“考试作弊器”行为，构成犯罪的要根据《刑法》的有关规定，追究其刑事责任。

有了法律，各职能部门形成合力严查重处，相信考场的天空会更宁静。

侵犯行为的案例与分析论文篇十

由于故意只是一种主观的心理状态,往往无法证明,因此在认定过程中可以通过举证责任的分配进行解决。基于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原则,只要特定的欺骗行为客观存在,而销售者自己无法证明其在主观上不存在故意,那么基于实际发生的欺骗行为,可以认定其在主观上存在欺骗的故意。

二、如何判定存在欺骗的行为。

一般意义上,欺骗行为可以表现为作为与不作为两种形式,即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两个方面。由于《保险法》中将该种分类进行了细化,并单独将“对投保人隐瞒与保险合同有关的重要情况”作为禁止行为进行了独立规定,则此处欺骗的含义仅包括以积极的作为方式所进行的欺骗行为,例如虚构信息进行不实的陈述或宣传。

2.欺骗行为应发生于保险业务活动中。

此处的保险业务活动应当作广义的理解,包括但不限于保险合同内容介绍、产品说明会、业务洽谈会、网上销售、电话销售、银行销售、短信促销等活动中。不是在保险业务活动中,则不发生保险法意义上的欺骗行为,如在亲友聚会中谈及保险产品但不以保险销售为目的,则不属于欺骗范畴。但如果销售人员通过一般性交谈沟通情感,再利用友情关系迷惑客户,实现销售保险产品的目的,这种情况是否构成欺骗,不能一概而论,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三、是否以造成欺骗后果即事实购买了保险产品为要件。

1.行政法与民法中违法行为后果的比较。

销售者在保险业务活动中实施欺骗行为会产生双重后果。一是按照保险法规定承担相应行政责任,二是按照民法规定承担民事责任。行政法与民法作为相对独立的两个法律体系,具有不同的立法主旨和价值取向。对民事违法行为的制裁以补偿性为主,目的在于弥补受害者的损失,因此需要有具体的损害结果;而行政违法行为的制裁通常是为了禁止某类行为的发生,从而维护特定的社会、市场秩序,侧重于对行为的规范,不以具体、直接的损害后果发生为条件。本文讨论的欺骗行为是行政法意义上的违法行为,而非民法意义上的违法行为,按照《保险法》规定,将欺骗的对象设定为投保人,则预设了欺骗需产生后果这一条件,不利于发挥行政法制裁违法行为、规范市场秩序的功能,致使实际工作中对于存在欺骗行为但因无法找到或锁定特定受害投保人的案件无法适用《保险法》进行处理。

2.按照现有《保险法》规定,能否将投保人界定为包含但不限于潜在投保人的广义范围。

按照常规理解,投保人指保险合同成立后法律意义上的投保人,但保险业务开展中欺骗行为的对象通常是可能签订保险合同的潜在投保人。特定情况下,客户具有购买意向并填写投保单,公司也同意承保,但客户最终未按约定交纳保费,也没有实际损失发生。这两种情况下,如果能够适用《保险法》第一百一十六条及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更符合保险法的立法宗旨,更有利于规范保险市场秩序。将投保人扩大理解至潜在投保人,也可以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得到印证。该法第十九条规定,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真实信息,不得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第五十条第六项规定,对商品或者服务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的,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对处罚机关和处罚方式有规定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法律、法规未作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采取处罚_措施。按照上述规定,无需消费者事实上购买了商品或服务,这一点和保险合同关系是一致的。

四、如何考量欺骗行为与购买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1.因果关系的`含义。

按照《保险法》规定,将欺骗行为的对象界定为投保人,则因果关系是要考量投保人购买保险产品的行为是否基于销售者实施的欺骗行为而作出,二者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但如上文所述,如果将投保人的范围做广义理解,那么潜在投保人并未购买保险产品,无从衡量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监管实践中,不宜一味机械套用因果关系的认定要件,而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2.实际工作中如何利用因果关系要素进行欺骗行为的认定。

投保行为是否基于销售者实施欺骗而作出,是一个主观心理活动的过程,心理状态无法通过客观手段进行外化展示,因此实际工作中有人主张需要向投保人进行核实来认定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即投保人明示是基于被欺骗的人才作出购买行为的,能够认定为欺骗,反之则要件或证据欠缺。该种方式在实践中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一是在网络销售或是产品说明会介绍等销售模式中,较难寻找或锁定具体的投保人,无从核实、判断是否基于欺骗内容购买了保险。二是即便能够明确投保人身份,但购买时的心理过程往往属于时间过去式状态,实际调查取证中,投保人基于各种动机或因素,作出的陈述未必客观准确,将行为的认定依赖于向投保人取证具有一定的风险。三是电话销售、网络销售、产品说明会介绍等销售模式往往存在同类欺骗行为产生多个投保人的情况,如果必须逐一核实才能判断是否构成欺骗行为,会给调查取证带来较大困难,对执法效率造成影响。基于上述分析,对因果关系的认定不宜采用投保人的主观标准,而应以一种客观、审慎、大众的标准进行判断,即对于销售者实施的欺骗行为,以大多数普通人的正常标准进行考量,判断是否会令人陷于错误判断并实施违背本人意志的行为,如判断成立,则认定该行为构成欺骗,应予以禁止并采取相应的行政监管措施。

五、实践中的思考建议。

当前保险实务活动中,欺骗投保人发生领域较为宽泛、表现形式复杂多样,取证难度相对较大。如果要求保险合同成立并证实存在实际投保人才构成欺骗行为,则大量的严重损害投保人利益的行为得不到査处,查处中的取证工作亦会异常艰难,显然不合立法本意,脱离执法实际。监管机关在考量欺骗行为要件并具体处罚时,可根据是否造成危害后果及危害后果的严重程度在处罚裁量中作出区别处理。同时,还应积极探索销售误导举证责任倒置制度,通过加大保险公司管理责任,避免欺骗投保人行为的发生。近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保险法》的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中提出,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是否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负举证责任。虽然司法解释中举证责任倒置仅限于免责条款,但在目前积极治理销售误导的大环境下,以该司法解释为契机,积极探索研究销售误导举证责任倒置,对于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投保人具有积极意义。同时该制度有助于解决监管机关取证难的问题,能对行业起到一定震慑作用,进而督促保险公司规范营销行为,保护消费者权益,促进行业良性发展。

侵犯行为的案例与分析论文篇十一

【论文摘要】我国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大量出现欺诈性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原因主要有立法不完善、不健全以及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不法经营者在利益驱动下违背竞争道德；自身缺乏法律意识和消费知识。其欺诈性不正当竞争行为已经成为一大社会公害。应完善竞争法律制度，明确不正当竞争的法律责任，运用非法律手段，提高和加强竞争道德，以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

商品经济的发展历史表明，竞争是社会经济活动，尤其是商品交易活动的重要机制。市场经济就是竞争经济。商品生产的价值规律通过竞争才能得到贯彻。在竞争过程中由于竞争者的共同愿望是最大限度地获取各自的经济利益，而在利益的驱使下，必然会产生违背竞争道德和法律秩序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由其是在我国市场经济刚刚启动，受文化、道德、经济利益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各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已大量表现出来。而欺诈性不正当竞争行为已经成为一大社会公害。

一、对两种主要欺诈性不正当竞争行为的透析。

(一)盗用他人的智力成果或商业信誉的欺诈。

1．假冒他人的注册商标。商标是区别商品来源的标志，现代经济社会，驰名商标在引导人们认牌购货和为其所有者创造利益方面更是起着无法估量的作用。商标，尤其是名牌商标所凝聚的人类智慧和金钱投入所沉淀的经济利益及消费者对名牌的信任往往为不法分子所利用。假冒他人的注册商标既是不正当竞争行为，也是一种侵权行为，其手段有：未经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或类似商品上使用与注册商标相同或相近似的商标，销售名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伪造、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或销售伪造、擅自制造注册商标标识等等。

2．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的或与其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造成和他人知名商品相混淆，使购买者误认为是该知名商品。一般来讲，知名商品是指能够得以较长时期并广泛地销售、使用，在其相关领域广为所知并有较好信誉的商品，包括我国评选的驰名商标所指向的商品在内。知名商品“知名”的原因，除了产品质量和知名商标外，还包括知名商品自己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等识别性标志。它会随商品的闻名而闻名，从而成为消费者认购商品不可缺少的重要标志。但是很多经营者不是采用提高科技进步与效益，而是采用侵犯他人知名商品的手段进行非法获利。现实生活中，尤以侵犯驰名商品和一些未注册包装、装潢者居多。

3．擅自使用他人的企业名称或姓名，引人误以为是他人的商品。企业名称是表示企业的性质与其他企业相区别的标志，直接代表了经营者，在一定条件下也能起到与商标同样的识别作用。企业名称由字号、行业或经营特点、组织形式三部分组成。这里，字号是企业名称的核心部分，反映了企业的独创性。保护企业字号是保护企业名称的实质内容。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除了擅自使用企业名称之外，还包括擅自使用那些无名称字号的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的投资者在市场交易中使用的自己的姓名均应受到制裁。

4．在商品上伪造或冒用认证标志、名优标志等质量标志，伪造产地，对商品作引人误解的虚假表示。在现阶段，我国已批准三种认证标志，即方圆标志、长城标志和prc标志。获准认证的产品，除接受国家法律和法规规定的检查外，免于其他检查，并实行优质优价。享有优先推选评为国优产品等国家规定的优惠。拥有名优标志的商鼎容易取得消费者信赖，有利于扩大产品的影响和销路。因此，伪造或冒用质量标志的行为不仅会直接侵害其他竞争者的合法权益，而且还会造成产品市场混乱，导致消费者误认误购，危害社会公共利益。伪造产地，主要是通过伪造原产地标志来实现的。根据《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的有关规定，伪造原产地标志主要是指伪造货源标记和原产地名称。伪造产地的本质特征在于其本身的特定标志是用以说明商品的出处，而该标志具有良好的知名度．足以标明商品的质量和信誉。

它主要是取决于当地的自然环境、特定的历史传统、民族习惯、工艺等促成其独具特色的某种商品，如中国的丝绸、日本的家电，因其独特的质地品味在世界上赢得广泛的好评．获得盛誉。这时的产地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名称或厂家名称，而是具有了知识产权性质的特定标志。

(二)广告欺诈。

所谓广告欺诈是指经营者通过内容与事实不相符或可能使人产生模糊判断的广告宣传推销商品的行为。这里“广告”应作为广义理解，它还包括标签行为在内。因此广告欺诈既包括狭义上的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广告行为，也包括虚假或引人误解的标签行为。以上两种行为一般只反映商品的优点，而商品的缺点和瑕疵在广告中都只字不提，所以消费者在广告的诱惑下，很容易上当受骗而蒙受损失。

所谓虚假广告宣传，主要是通过夸大事实、隐瞒真相等手段，对商品进行与事实不相符的宣传。他们或通过用“举世无双”、“绝代佳品”、“誉满全球”、“领导新潮流”等夸大言辞，对商品质量、性能、原材料构成、制作方法、用途、生产者、有效期限、产地等情况以及对其所提供的劳动服务、技术服务的质量规格、技术标准、价格、效益等作言过其实、欺骗性的虚假夸大宣传，或者隐瞒产品质量低劣、假冒货、滞销品、过期失效品等真实情况，作虚假的名不符实的宣传，故意引诱消费者上当受骗。如：“正宗名牌”实际上是冒牌；“出口转内销”实际上是积压滞销产品，“全市最低价”实际上比正常价高等等，或者发布一些根本不存在的或无法达到广告中所吹嘘的水平的子虚乌有的虚假信息，引诱消费者上钩，从中牟利。

所谓引人误解的宣传是指就一般的社会公认的合理判断而言，宣传的内容会使接受宣传的人或受宣传影响的人对被宣传的商品产生错误的认识，从而影响其购买决策的商品宣传。对虚假宣传的认定较容易，因为认定的标准是客观的，即宣传的内容是否和商品的真实情况一致。而对引人误解的宣传，在认定上就不容易。因为对其认定的标准有很大的主观性，即以消费者、用户的主要认识为判断的依据。有些广告在字面上可能是真实的，但很容易造成广告对象对其所宣传事实的错误理解，实际上隐含着广告主的欺骗意图。另外不应只看广告主是否有主观上的故意，即使有些广告因没有仔细推敲而发布，也应认定为引入误解的虚假广告。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广告与合理夸张的广告之问的界限。经营者为使商品广告具有感染力，给广告对象留下深刻的印象，常常使用某些合理夸张的手法。而独特的合理夸张，往往是一则好广告的`特殊价值所在。但合理夸张必须是一般的消费者或用户依常理即可分辨出的，不致造成其误解和误购，对市场的公平竞争也无妨碍。如某化妆品的“今年二十，明年十八”的广告，属合理夸张，因为消费者依常理不会得出年龄上倒退两岁的判断，而且能体会其明显的养颜效果。

标签作为广义上广告的一种形式，也常常被某些不法经营者用作欺诈的手段，主要是经营者在商品上隐匿依法应当标明的商品质量、制作成分、性能、用途、生产者、生产日期、有效期限、产地等，或对此作虚假的引入误解的表示，它不仅导致消费者误认误购，还可能在使用中给消费者带来不合理的危险，如在食品或药品上倒填生产日期、虚假延长有效期限的行为，往往会给消费者造成身心健康上的危害，因此这类行为应严格禁止。

除了上述盗用他人的智力成果或商业信誉的欺诈和广告欺诈这两类最常见、最典型的欺诈性不正当竞争行为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种类繁多的表现形式。如价格欺诈，主要是通过虚假降价、模糊标价、两套价格、价外加价等手段达到其目的；有奖销售中的欺诈，即谎称有奖，实际无奖或故意让内定人员中奖的欺骗性有奖销售行为，经营者用“托儿”销售的行为，签订欺骗性合同进行骗买骗卖、骗取货款或商品、损人利己的行为等等。

二、关于制止欺诈性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建议。

(一)完善竞争法律制度，明确不正当竞争的法律责任。

通过追究民事责任、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来严厉制裁和打击进行欺诈性不正当竞争的经营者。同时还要加强执法力度，提高执法水平，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尽管我们已经有了《民法通则》、《产品质量法》、《药品管理法》、《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等，它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某方面具有特殊内容的假冒、伪造等欺诈性不正当竞争行为作了规定，但总的来看，这些规定过于零散和原则化，缺乏系统性和可操作性。如关于假冒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问题，除了《民法通则》规定的“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外，没有相应的具体立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又过于笼统。这种立法状况不利于保护名优特产品和鼓励企业公平竞争。因此应该加紧制定有关法律的实施细则，对实践中操作困难的条款应优先作权威性解释，以确保准确有效适用。待条件成熟时，再制定专门法律，强化对知名商品的保护。又如关于企业名称专用权的保护问题，现有各种法律保护的都是整体意义上的企业名称专用权，对字号的专用权尚未规定。因此应加快企业名称规范化立法，改变只保护企业名称整体，忽视独立字号保护的状况，适当扩大著名企业名称专有使用权的范围。

法律明确规定行为人严格的法律责任，包括民事、行政和刑事责任，是使关于禁止欺诈性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定落到实处的最重要的制度。法律责任的不明确、不严格是造成对此种不正当竞争行为打击不力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如果经营者通过多次甚至一次性欺诈性不正当行为所获得的非法经济利益，远远大干其承担法律责任时所受到的财产及其他方面的损失，就使法律难以起到其应有的惩戒作用，而欺诈性不正当竞争行为也难于禁绝。《反不正当竞争法》虽已在条文中规定了其法律责任，但应加重对这种危害性极大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处罚的力度，除严格其法律责任外，还要提高罚款和罚金比例或绝对数额，使经营者从事欺诈性不正当竞争行为无利可图，并蒙受重大损失，因而不再进行此类行为，其他经营者也畏于惩罚，望而却步。正如许多老百姓所说的对制假售假者“罚他个倾家荡产”。同时还要加强执法工作，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并赋予行政执法机关强有力的执法手段，以使主管机关能通过积极主动的查处，将某些欺诈性不正当竞争行为禁止于未然，而将已发生的行为尽可能地排除于初始阶段，或将其危害后果控制在最小限度内。

（二)运用非法律手段，提高和加强竞争道德，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

在现阶段，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成分的多样性相适应的竞争道德应当是反映竞争参与者正当利益的道德，即义务权利并重的价值取向的道德。所有竞争参与者的直接经济目的无一不是追求经济效益，即物质上的利益，没有这样的目的也不会导致竞争，所有的竞争道德都是自利的道德。社会主义的竞争道德也不例外。重利自然是竞争的核心，但自利只能是在法律和道德允许的范围和限度内利己不损人的正当的利益，只有损人利己才是违反道德的观念。所谓不损人就是平等待人，互惠互利，又要讲义，义利并重。只有提高经营者的竞争道德水平，才会有公平竞争的环境。

此外，提高消费者的自身素质，增强对欺诈性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辨别意识，提高辨别水平，同时还要同一切欺诈性不正当竞争行为作斗争。这样这种行为就没有了市场，直至消声匿迹，才能达到市场经济下公平竞争的良性状态。

侵犯行为的案例与分析论文篇十二

（一）关于合谋操纵的确定，如何认定当事人的合谋操纵的问题。

合谋操纵是指不同的主体共同故意操纵市场。国际证券组织在总结各国证券立法和实践的基础上，在《操纵市场的调查和起诉》中列举了几种典型的操纵市场的行为和手段，包括渲染，洗售，对敲，拉抬，拉高出货，做尾盘，扎空，散步虚假信息等。当不同当事人合谋操纵市场时，以上操纵市场的行为和手段可以为不同的主体之间的合谋操纵行为和手段。当然，在当事人合谋操纵时，可以利用多种手段进行操纵。比如，当事人既可以利用资金的优势，持股的优势联合或者连续买卖联合操纵，同时还可以利用约定的交易进行操纵。

（二）关于因果关系是否是操纵市场行为的构成要件。

各国对于证券市场的操纵行为都没有明确的定义，在判例法国家一般是通过判例的形式给出具体的说明和界定，成文法国家一般采用类型化的界定或者适用概括的方法和从性质上归类来确定。对于操纵行为的构成要件一般有两种做法：一种要求是只要有操纵行为，就可构成操纵市场行为。另一种要求是除了有操纵市场的行为还要有操纵行为造成了一定的结果，即制造该证券交易活跃的假象或者抬高或打压该证券价格，股价的变动只是外在的表现，只有在操纵行为和外在表现之间存在内在的联系，才构成操纵市场行为，即这种行为与结果之间要有因果关系。美国的法律只要有交易就被假定存在因果关系，而在我国一般认为，按照证券法的描述，联合买卖或者连续买卖，对倒，对敲等操纵市场的行为都需要证明操纵行为和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在证券市场中，影响股价和交易量变动的因素是极复杂的，因此不能要求操纵行为与结果之间是绝对的因果关系，而只能是相对的因果关系。在具体的案件中，这种因果关系的界定主要有这两点：一，走势偏离大盘。二，走势与公司的基本面偏离。

（三）关于新型的证券交易操纵行为的界定问题（作者：库欢个人作品请勿复制）。

新型证券交易的操纵行为主要是指信息优势型市场操纵。

证券法第七十七条规定，禁止任何人以下列手段操纵证券市场：

（三）在自己实际控制的账户之间进行证券交易，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

（四）以其他手段操纵证券市场。（作者：库欢个人作品请勿复制转载）。

操纵证券市场行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行为人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其第一项就对行为人利用信息优势实施操纵的违法行为做出了禁止性的规定。依据该法的规定，利用信息优势实施操纵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包括：当事人主观上有操纵行为的故意，包括单独于合谋的故意。客观方面，当事人利用信息优势，采取联合或者连续买卖的方式实施违法行为，危害结果则是相关的证券价格被人人为的操纵，损害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对于一些新的证券操纵行为，如，抢帽子交易操纵，即是指证券公司，证券咨询机构，专业中介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等，买卖或者持有相关的证券，并对该证券或者其发行人，上市公司做出评价，预测或者投资建议，以便通过期待的市场波动取得经济利益的行为。()（作者：库欢个人作品请勿复制转载）。

在现行的证券法中并没有对这种违法行为作为明确的规定，对于这样的行为只能利用第七十七条的兜底条款加以认定。

证券法第七十七条的规定“以其他的手段操纵证券市场”的兜底条款，这是立法机关为证券执法部门应对新形势下违法违规行为所作出的特别考虑，适应了打击各类层出不穷的新型违法违规行为提供了实际的需要。

投资机构及其相关的工作人员应该恪守行业的自律准则和职业道德，严守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作为上市公司与公众投资者之间的桥梁，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及其相关的工作人员应在向社会荐股或者提供咨询服务之前，建立，健全并完善内部的控制和制约机制，主动的回避影响或者可能影响自身独立或者客观做出荐股或者咨询服务的任何行为，严格的避免任何导致或者可能导致自身利益关联方与社会公众利益相冲突的行为，以诚信的方式行事，以客观公正的态度来执业，自觉维护证券市场的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