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好的方案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减少错误的发生。制定方案之后，要积极落实和执行，确保方案的有效性和实施效果。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方案范文，仅供参考，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财税体制改革方案篇一

纪检体制机制建设是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后，我们党适应反腐败工作的需要，不断进行纪检领导体制改革，为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但随着反腐倡廉实践的发展，纪检领导体制不科学的问题日渐显现，成为制约反腐败斗争深入进行的重要因素。因此，探讨进一步深化纪检领导体制改革，对提高党反腐倡廉的能力，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现行纪检领导体制主要包含着两种领导模式：一部分是主要的，普遍实行的双重领导模式，即“块”上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以下各级纪委，接受上级纪委和同级党委的双重领导；另一部分是次要的，刚刚在局部地区和有限层面上推行的垂直领导模式，即“条”上的，它是2004年以来中央纪委和各省区市纪委对派驻机构实行全面统一管理。从在纪检组织内实行的覆盖面和影响力上看，双重领导模式占有主导地位，而垂直领导模式由于尚处于探索阶段等原因，其影响力远不及双重领导模式。因此，我国纪检体制就其根本属性而言是双重领导体制。

不可否认，自1980年中央确定，各省、市、自治区以下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领导关系，由受同级党委领导改为受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双重领导以来，党的纪检系统的双重领导体制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处于初级阶段的背景条件下，对于充分运用各种组织资源，开展反腐倡廉工作具有积极的作用。但我国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20多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在新形势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所呈现出的特点和规律与计划经济时代已大不相同，主要是行政权力的高度集中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交换的普遍要求相碰撞，导致权力寻租行为大量滋生和蔓延。要改变这种状况，一方面需要大力转变党的执政方式和政府职能，合理分解公共权力，另一方面需要建立对权力运行的有效监督机制，以权力制约权力。但在双重领导体制下，各级纪检组织所发挥的监督作用是有限的，主要表现在：

一是对同级党委及其主要领导干部无法实施有效监督。党章和其它党内法规赋予了各级纪委对同级党委的监督职责。但在双重领导体制下，各级纪委实际上以横向的同级党委领导为主，主要在同级党委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其人权、财权、事权等都主要掌握在同级党委和政府手中，对于同级党委及其主要领导干部基本处于不能监督、不敢监督、不准监督的尴尬境地。对这种组织监督无力的状况，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曾经打过一个形象的比喻，组织的管理和监督对他而言，如同是“牛栏关猫，进出自由”。原山东省泰安市市委书记胡建学更是露骨地说：官做到我这一级，就没有什么监督的了。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高官落马，主要不是同级纪委揭露出来的主要原因。

至为此负出了沉重的代价。反思这些教训，不难看到领导体制因素是制约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深入进行的重要因素。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对纪检领导体制进行了数次改革，为全面建立垂直领导体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1、思想理论基础。十年**结束后，我们党对自身领导体制建设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深刻而明确地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这里说的组织制度就包含着体制改革的内容。胡锦涛同志也多次强调要大力进行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积极适应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党的先进性建设的需要。党的十七大更是把“坚持深化改革和创新体制”写入报告，并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对党的纪检领导体制进行深刻反思、改革，为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

2、体制机制基础。自1978年各级纪委逐步恢复以来，党中央一直在积极探索纪检领导体制改革，其中一个十分明显的方向就是不断增强纪检组织的独立性和权威性。现行的纪检“双重领导体制”就其内涵而言包含着垂直领导的因素。中央明确各级纪委要接受双重领导以来，中央纪委和各级纪委都不断加强对下级纪委的领导工作。如，中央纪委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纪委都指定某个纪律检查室对一定区域的纪检工作实施全面归口指导。上下级纪委各业务室之间也建立了十分密切的指导关系。这种工作体制机制已经运行多年，为实行全面垂直领导打下了良好的体制机制基础。

3、改革实践基础。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纪检领导体制改革不断迈出新步伐。2004年，中纪委启动改革步骤，对派驻部委的纪检监察机构实施统一管理。其显著的特点是“两个不再”，即：各部委的纪检组长、监察局长不再从所在部门产生，而由中纪委监察部直接委派；各试点单位不再受同级党组领导，而受中纪委监察部直接领导。此举是我国纪检领导体制改革的一个重大步骤，推动了党内监督“关口”的再次前移。2005年，中纪委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纪委要对派驻机构实施全面垂直管理，进一步扩大改革的覆盖面。最近，海南省澄迈县在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率先在全国进行镇一级纪委实行全面垂直领导。这些改革虽然只局限在一定区域和层面，但为实行全面垂直领导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实践证明，只有从改革领导体制入手，实现各级纪委全面垂直领导，建立强有力的纪检组织，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监督乏力的现状。这既是反腐败斗争的客观需要，更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必然选择。但由于这项改革涉及党的地方各级组织领导权力的重新分配，涉及体制机制的重大调整，涉及广大纪检干部的切身利益，政治性、政策性强，社会影响大，必须积极稳妥地推进，确保改革实效。

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一个完善的、成熟的监督体制应具有以下三个最基本的客观条件：一是必须对其监督对象进行全面的监督；二是监督制约的力度必须与监督对象的职位和权力相适应；三是监督制约过程必须具有独立性和权威性。因此，打破双重领导体制的框架，革除制约反腐败深入进行的体制弊端，全面实施某种程度的垂直领导，是未来纪检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向。

反腐败垂直领导体制原则，明确各级纪检组织的职责和进行监督检查的权限、方式和手段；明确省、区、市及以下各级纪委在党内的政治地位；明确各级纪委和同级党的代表大会、同级党委的关系以及纪委和监察部门的关系等。

1、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十二大”的重建正名阶段。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中央纪委并重建党的地方各级纪律检查机关。

1979年3月,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联合发出通知,规定:省和县的各级党的委员会，都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由同级党的委员会选举产生，报上级党委批准。明确纪委设在同级党委内，名称为某某党委纪委。

1980年2月，中央纪委向中共中央呈送一份请示中提出，为有利于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纪委同志提议，将省、市、自治区以下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领导关系，由受同级党委领导改为受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双重领导，而以同级党委领导为主。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同意向中央建议做这样的改变。中央如同意以上意见，请批转各地执行。中共中央在收到《请示》的第11天，即正式发文:中央同意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改变省、市、自治区和省、市、自治区以下各级纪委领导关系的请示报告，现转发你们，请照此执行。这是中共中央对中央纪委的请示，批复最快且规格最高的一次。

2、“十二大”至“十三大”的理顺关系阶段。

1981年11月3日,中组部对北京市委办公厅同年11月2日给中央办公厅的来信进行了答复:经研究,北京市党的顾问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全称应是：中国共产党北京市顾问委员会、中国共产党北京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特复。这可能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中央机关公文运转最快的一次批复。党的“十二大”后不到两个月,纪委在名义上取得相对独立。

有了这一地位的中央纪委一方面行文提升下属地位，规定:“各级纪委的书记一般应由同级党委常委担任。”同时报请中共中央行文明确职级待遇，中央办公厅1984年9月发文，转发中央纪委《关于纪律检查机关组织建设几个问题的请示》的通知。中央纪委在这个请示中要求“省、地、县一级纪委的书记，应是同级党委副书记一级的干部，纪委副书记应是同级党委部长一级的干部”。

3、“十三大”至“十四大”的提升内部机构规格阶段。

1988年6月，中央纪委、中组部联合颁发通知，规定中纪委室主任“配备正局(司)长级或副部长级干部”。地方各级纪委正副室主任按文件规定的职务设置。中央纪委室主任按文件规定的职务设置，在2004年开始逐步落实。

4、“十四大”至“十五大”的监督关口前移探索阶段。

依靠中央行文或与中组部联合行文来前移监督关口的做法开始改变。开始探索通过全会报告形式使监督关口前移，提出“三重一大”和加强党内监督“五项制度”。

1994年9月，中央纪委第四次全会提出“重视加强事前事中的监督检查，纪检监察机关的负责人要参加地方和部门有关重大问题决策的会议，了解决策的情况以利于进行监督。”

1995年中央颁布了旨在加强监督和预防腐败的三项制度(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制度、礼品登记制度、国有企业业务招待费报告制度)。

1996年1月，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提出“反腐败领导机制”、“三重一大”(凡属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要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的使用，必须经集体讨论作出决定，不准个人或少数人专断)和加强党内监督的“五项制度”。

5、“十五大”至“十六大”的监督关口逐步推进阶段。

此阶段提出了战略思路——提出了源头治理和“三公开”(村务、厂务、政务公开);确定了抓手——《关于实行党风廉政责任制的规定》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正式出台;制定了措施——中纪委、中组部联合巡视制度，对派出机构实行统一管理、直接领导的试点;对地县党政主要领导任免实行党委全委会票决制，纪委书记列席同级党委书记办公会、参加书记办公会、担任同级党委副书记，改派出机构的双重领导为直接领导;突出了重点——治本抓源头，着重推进权、钱、人三项制度的改革。

6、“十六大”以来的从权力反腐向制度反腐转向阶段。

十六大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的吴官正，高度重视并努力发挥制度建设在反腐败中的作用,提出：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2003年2月17日,吴官正在中央纪委二次全会的报告中指出:“积极稳妥地开展对派出纪检监察机构实行统一管理的试点工作,调整职能，理顺关系，通过改革，切实加强对驻在部门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的监督。”这是进行试点以来，首次向社会公开这个问题。

此前，国家工商总局、卫生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成为接受中央纪委统一管理、直接领导第一批试点的3个单位。国家工商总局的9名纪检监察干部成为了最早从本单位脱离出来，接受中央纪委监察部直接领导的纪检干部。派出机构的领导体制由中纪委、监察部与驻在部门双重领导改为由中央纪委、监察部直接领导，这是派出机构领导体制的一项重大改革。为此，中央纪委监察部还专门成立了统一管理试点办公室。商务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改委、国土资源部和新闻出版总署共8个单位先后参与试点。

2003年10月14日，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把十六大报告关于“反对和防止腐败”的要求进一步具体化。第一次提出：“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2004年4月7日，在中央纪委监察部派驻机构统一管理工作会上，吴官正宣布，中央纪委监察部今年要全面实行对派驻机构的统一管理。.

财税体制改革方案篇二

尊敬的党组织：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财税体制改革提升到“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并赋予了“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特殊定位。全会通过的《决定》对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总体部署是，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央、地方两个积极性，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收政策，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

一是改进预算管理制度。

预算管理制度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制度与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一个国家的治理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预算能力”。目前我国预算审批包括收入、支出和收支平衡，但核心是收支平衡，而不是支出规模与政策，《决定》指出，审核预算的重点要由平衡状态、赤字规模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这一原则命题揭示的重大政策转向是，税收不再是各级政府预算确定的任务，而是预期目标。这有利于税务机关按照法律征税，避免为了完成任务多收或少收的体制弊端。不仅如此，这一原则规定打破了各级财政固有的“重收入、轻支出”的倾向，有助于推动各级政府财政支出结构进一步优化，有助于纳税人判断政府为社会成员提供的公共物品和服务的范围、数量和质量。另外，《决定》指出要建立跨预算平衡机制、权责发生制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以及规范合理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及风险预警机制，以期为增强预算科学性和执行的有效性提供重要机制保障。

二是完善税收制度。

税收是政府收入的基本形式，是国家存在与公共治理的基础，也是实施宏观调控、调节收入分配的基本工具。《决定》提出深化税制改革的重点内容包括：全面推进增值税改革乃至将增值税推广到全部服务业，把不动产纳入增值税抵扣范围，建立规范的消费型增值税制度;推进消费税改革，调整征收范围、环节和税率，进一步发挥消费税的调节功能;加快房产税立法和改革步伐，提高保有环节的税收;推进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推动环境保护费改税，进一步发挥税收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作用;加快完善个人所得税征管配套措施，逐步建立健全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

三是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财政制度。

事权划分是现代财政制度有效运转的重要前提。目前中央和地方政府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不清晰、不合理、不规范，一些应由中央负责的事务交给了地方，一些适宜地方负责的事务，中央承担了较多的支出责任。而中央通过大量转移支付对地方进行补助，客观上影响地方政府的自主性。因此要由粗到细设计中央、省、市县三级政府事权(支出责任)明细单，列明各自专享事权以及共担事权的共担方案，并在今后渐进优化与细化。在明确政府间事权划分基础上，界定各级政府间的支出责任，明确划分政府间收入，再通过转移支付等手段进行调节上下级政府、不同地区之间的财力余缺，补足地方政府履行事权存在的财力缺口，实现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在此基础上，保持现有中央和地方财力格局总体稳定，结合税制改革，考虑税种属性，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

汇报人：xiexiebang。

财税体制改革方案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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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体制改革方案篇四

《盐业体制改革方案》将于2019年1月1日实施。下面小编为大家搜集了关于盐业体制的改革方案，欢迎大家参考，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12月13日，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赵辰昕指出，截至12月6日，31个省(区、市)盐业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已全部上报，第一批13个省(区、市)盐业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正在会签工信部，预计12月20日前批复工作将全部完成。《盐业体制改革方案》今年5月5日发布，明确从2019年1月1日起，放开所有盐产品价格;提出完善食盐专业化监管体制，多措并举确保食盐安全。业内人士表示，拥有生产和批发资质的盐业企业将率先受益。

赵辰昕指出，允许食盐定点生产企业进入流通和销售领域，市场供应主体增加。以自主品牌开展经营，企业将有更大动力填补市场空白。食盐品种将更加丰富，更好满足消费者需求。中国食盐生产能力充足，价格总体将保持基本稳定，部分地区或有下降。改革食盐生产批发区域限制和政府定价机制所产生的红利，将有效激励企业通过提高产能、加强质管、创新品种等措施来稳定价格、提高质量和占领市场。部分地区由于市场竞争激烈，食盐价格还可能出现下降。

《方案》提出，建立全社会食盐储备体系，完善由政府储备和企业社会责任储备组成的全社会食盐储备体系。

在食盐安全监管体系方面，赵辰昕介绍，各省(区、市)正在按照《方案》要求，完善食盐专业化监管体制，探索推进食盐安全监管体制改革，创造条件将食盐质量安全与监督职能移交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或市场监管部门负责。各省(区、市)盐业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对严格食盐企业规范条件、建立食盐可追溯系统、强化专业化食盐安全监管、建立打击制贩假盐长效机制等都做了明确规定。

赵辰昕表示，食盐市场信用体系建设正在全面加强。引入第三方征信机构参与盐行业信用建设，构建以信用体系建设为核心的新型监管体制。《食盐定点生产企业和食盐批发企业信用管理暂行办法》和《关于对盐行业生产经营严重失信者开展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将加快出台。

《方案》的实施，将带来价格放开，由市场定价。食盐流通渠道也有所放开，在符合规定的条件下，全国食盐市场将打通。

河南省盐业人士表示，食盐定点生产企业和省级食盐批发企业将获得较高的自由度。《方案》明确规定，以现有食盐定点生产企业和食盐批发企业为基数，不再核准新增食盐批发企业，其他各类商品流通企业不得从事食盐批发。跨省经营的主体也有严格限制，只有具备食盐批发资质的省级盐业企业才能跨省经营。外省有资质的食盐定点生产企业必须通过当地具有资质的食盐批发企业才能开展跨区业务。此外，盐业部门仍是盐业市场主要监管者。

太平洋证券认为，未来食盐行业只允许获得食盐生产或批发牌照的企业来参与。对于已经取得牌照的企业，在食盐行业内的自主权将提高，包括食盐定点生产企业可以申请批发许可等。

“有销无产”的省份则启动了产销合一的重组。今年11月，中国盐业总公司与河南省盐业公司签署战略重组协议，双方将组建净资产超过5亿元、总资产达20亿元的“巨无霸”中盐中部盐业股份有限公司。一直以来，河南省、市、县三级盐业部门，旗下只有批发企业，没有生产企业。此次中盐公司拿出参与重组的5家企业中，4家为大型食盐生产企业，能够解决河南盐业“有销无产”的局面。中盐中部公司将形成以河南为中心、以中原经济区为基础范围、辐射全国的产销一体化区域性龙头企业。

财税体制改革方案篇五

十八大以来，中央以零容忍态度严惩腐败，开启了强力自我净化、强势自我纠错、强效自我革新的新征程，取得了重大实践进展和重要改革成果。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全面诠释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干什么，谁来干，怎么干，干得不好怎么办”等重大认识和实践问题，开启了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新篇章。对实际工作来说，《方案》如同党内监督“指挥棒”、反腐败责任落实“坐标系”和保持遏制腐败高压态势的“定盘星”，必将放大“做强主业、担当主责”的改革红利，催生纪检监察机关“内调结构，外显威信”的“化学反应”，为从严治党、从严治标提供持续有效的强力支撑。

治标关键期的改革动员令。

一如众望所归，《方案》指明党的纪律检查工作“正在何处、去向何方”，给出了新形势下推进改革的路线图、时间表和责任状，既体现了全面深化改革攻坚期的从严治党方略，也彰显了治标关键期的反腐必胜信心。

梳理十八大后的反腐新进展新成效，改革措施“集大成”。十八大后，中央纪委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聚焦主业、担当主责，以上率下、立行立改，以“打虎灭蝇”行动取信于民。从巡视制度改革到网络监督拓展，从职能定位转变到内设机构调整等，一系列新举措密集实施，纪检监察机关行动效率之高、问责力度之大，查办的违纪违法人员之多、涉及领域之宽，是前所未有的，党心民心为之振奋。这些反腐新成效就是改革的产物，是一系列纪律检查体制机制改革的“红利”。《方案》是这些有效举措的集成和优化，是反腐败理论认识成果、实践创新成果、制度建设成果的提升和固化。

检视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任务清单”，改革行动“再进发”。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作出重要部署，列出了一系列“任务清单”。中央纪委坚决贯彻中央决策，按照三中全会决定要求，深入推进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在改革中推进，在创新中发展。如落实三中全会决定第36条的要求，抓住落实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这个“牛鼻子”，着力构建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有效机制。任务已经明确，行动初显成效，《方案》起到了改革“后评估”和落实再督促的双向功能。

破解纪律检查体制深层次矛盾问题，改革深化“总动员”。一段时期以来，一些制约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体制障碍依然存在，反腐败形势严峻、胶着。比如查办腐败案件的机构、资源分散，形不成有效合力；一些地区和领域办案阻力大，甚至压案不查、瞒案不报；一些领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与群众期待相去甚远；等等。破困局，靠改革。改革既是战略，也是战术；既是理念，更是方法。《方案》直指长期形成的纪律检查体制“病灶”，用改革之道清障减负，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一再证明了的道理，也是反腐败攻坚克难、取得实效的根本路径。

打造强力反腐的责任链条和“无缝网络”

反腐败关乎党的政治信用和执政安全，是战略任务、责任工程。《方案》把握责任导向、问题导向和执行导向，推动责任主体强力反腐的改革重点十分突出。其主攻方向包括：

“‘两个责任’一起扛”，进一步构建治党管党的责任落实体系。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共担并进”，将带来治理腐败深度变革。《方案》着力建构党内治理的责任链条、责任体系和问责机制，对“谁来负责，如何问责”作出清晰界定，部署适时修订《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建构正风肃纪“无缝网络”。各级党委牢固树立不抓党风廉政建设就是严重失职的意识，变“要我做”为“我要做”，发挥主体功能。纪委牢牢锁定“监督、执纪、问责”三个关键词，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有力保证。同时，加强责任追溯和责任倒查，实行“一案双查”，对领导不力、不抓不管导致“四风”问题突出或发生严重违纪违法案件等情况，既追究当事人责任，又追究相关领导和纪委责任。

“两个‘上’为主”，进一步传导上下联动的党内监督压力。把纪委两项重要权力——查办案件的事权和干部提名的人权“上提”，推动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改革“落地”。一是落实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的要求，支持和督促下级纪委依纪依法查办案件。二是推动各级纪委书记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程序化，明确上级纪委在提名考察工作中的职责权限。同时，要督促各级党委、纪委层层传导压力，一级抓一级，制定责任主体抓落实的具体措施。如实行各级党委向上级党委报告履行主体责任情况、各级纪委向上级纪委报告履行监督责任情况，建立完善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向上级纪委全会述廉述责并接受评议质询制度等。

“两个人群一起管”，进一步强化对腐败和特权的治理高压。体制改革是“投入”，打击贪腐是“产出”，要通过改革提高针对性、精准度和震慑力。一是对领导干部“本人”即权力行使者加强监管，如完善防止领导干部利用公共权力或自身影响谋取私利的法规制度，完善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的法规制度，加强随机抽查、重点抽查和结果运用，推动开展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等，强化党内诚信和党内监督。二是对领导干部“家人”即利益相关人加强监管，如重点关注和规范领导干部亲属经商、担任公职和社会组织职务等情况，加强对配偶、子女移居国（境）外国家工作人员的管理，实行职位限入和提拔限制、岗位调整等，防止权力递延和利益输送。

改革是坚定反腐信心与定力的根本出路。

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复杂严峻。人们不免心存忧虑，如担心“反腐败会不会时紧时松”、“反四风会不会一阵风”等。《方案》如同一张特殊答卷，锁定了进行时的改革，击碎了社会上的猜疑，释放出“既打攻坚战、又打持久战”的最强信号。

以“用得上”的实招焕发改革活力。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方案》对前一阶段卓有成效的反腐实践作了跟踪扫描，把行之有效的好制度、好方法固化下来，注重改革绩效评价和效果评估，先易后难，由简入繁，以点带面，不搞花架子，不做表面文章，不急于发文件，确保各项改革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如《方案》对巡视和派驻“两个全覆盖”、防止“灯下黑”等方面都作了明确安排，“落点”清晰可见、效果明确可期，既以先导性改革树立了信心，也为后续性改革增添了活力和动力。

以“看得准”的变革提升核心能力。《方案》虽有长计划和短安排，但不搞“大而全，小而全”。形象地讲，这是做强做大纪检监察主业的“分解动作”说明书、改革任务书，是提升纪律检查核心能力的规划蓝图。而且，《方案》提出的一些重要改革举措，如开展“三转”、抓好主业等，都是从中央纪委机关首先改起，以上率下、善做善成，带动了近三十年来最具震撼力的大变革。看准时机和节奏，凸显纪律检查资源力量的聚集效应和聚焦效果，集中优势兵力打遭遇战、攻坚战，将会极大地提升监督、执纪、问责的权威性、实体性、有效性。

以“干得成”的事业汇聚治理合力。实践证明，只要动真碰硬、真抓实干、常抓不懈，反腐大业必成无疑。可以预见，随着《方案》的落实和深化，通过巡视监督加压、网络监督提速催生零容忍的社会氛围，以及加强纪检监察、审判、检察、公安等机关在查办案件中的协作配合，加大追逃追赃工作力度等“组合拳”，制约监督权力的“制度笼子”和责任体系越来越密实，对消极腐败和不正之风进行“精确打击”的能力及合力越来越强大。

更重要的是，改革再出发，改革在路上。由于反腐败集中呈现的是我们党的纠错能力和纠错机制，通过中央纪委“开门反腐，上网执纪”的改革行动，主动“大打虎、打大虎”的丰硕战果，进一步表明党有信心、有能力完善党内监督、解决腐败问题，解决纪律检查体制改革深层次问题，从一个侧面显示出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有着90多年历史的大党，走向强党之路的政治定力和决心。（高波作者系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

财税体制改革方案篇六

广告语，又称广告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告，顾名思义就是广而告之。广义的广告语指通过各种传播媒体和招贴形式向公众介绍商品、文化、娱乐等服务内容的一种宣传用语，包括广告的标题和广告的正文两部分。狭义的广告语指通过宣传的方式来增大企业的知名度，广告语也是市场营销里必不可少使商家获得利润的手段及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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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体制改革方案篇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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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体制改革方案篇八

根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做好基层常见病多发病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工作的有关通知精神，为配合医改和深入开展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推动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开展，充分发挥中医药在卫生体制改革中的优势和作用，不断提高基层医疗服务机构的.补偿能力，缓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矛盾，为广大群众提供以简、便、验、廉为特点的中医适宜技术，经研究在全市组织开展中医适宜技术推广工作。为保证推广工作顺利开展，确保取得实效，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工作目标。

为深入开展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推动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开展，充分发挥中医药在卫生体制改革中的优势和作用，为广大群众提供以简、便、验、廉为特点的中医适宜技术，不断提高基层医疗服务机构的补偿能力，缓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全面提高基层卫生技术人员中医药专业技术水平，切实加强中医药服务能力建设。通过推广中医适宜技术，达到全市各县（市、区）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卫生服务站，3年后每个基层单位都能掌握10种中医适宜技术的目标。

二、推广范围。

全市所有区、县（市）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

三、推广时间安排。

年4月制定方案、筛选技术。

年5月―6月编写教材、组织培训等准备工作。

年7月―10月全面推广实施。

年11月接受中医管理局考核验收。

四、组织实施。

（一）活动领导小组。

各区、县（市）卫生局成立由主管局领导负责的中医适宜技术推广领导小组，负责本区、县（市）的推广和组织协调工作。

（二）项目筛选。

每个基层卫生机构根据自身情况，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推荐目录中选取5―10个适宜技术项目，上报至主管区、县（市）卫生局。由市中医管理局汇总形成推广中医适宜技术项目目录。

（三）人员培训。

采取市、区（县）两级相结合的培训方式。市中医适宜技术推广基地设在市中医院，各区、县（市）适宜技术推广基地设在各区、县（市）中医医院（或中西医结合医院）。市推广基地负责各区、县（市）适宜技术推广师资人员培训，各区、县（市）负责各辖区人员培训工作。

（四）政策支持。

积极推广使用中医药适宜技术，对列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报销中医适宜技术目录中的治疗费用在原有报销比例基础上提高10个百分点。对推广中医适宜技术工作表现突出的区、县（市），将利用市财政专项资金给予适当支持。

五、考核验收和监督管理。

市中医管理局按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政司制定《基层常见病多发病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考核验收标准》的有关要求，对各区、县（市）卫生局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工作进行督导和检查。

财税体制改革方案篇九

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我国全面进入经济体制改革时期。30多年来,财税体制在经济飞速发展的背景下几经变革,从放权让利到分税制,至今已初步建立起满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公共财政运行规律的财税体制。

1978年至1992年,我国正处改革开放初期,财税体制立足于党和国家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总体部署,率先改革政府间财政管理体制及国有企业财务管理制度。一时间,地方政府和企业得以放权让利,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分配关系被逐步理顺,地方、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这一时期财税体制改革侧重点在于,改革政府间财政体制,实行中央与地方分级包干,以扩大地方政府资金配置权限,充分调动地方理财积极性;改革国有企业财务管理制度,实行企业基金、利润流程、利改税以及各种形式的盈亏包干制度等,使企业拥有生产经营必需的自主财权;改革并完善税收制度,逐步形成以流转税及所得税为主体、其他各税配套并存的复合税收体系;改革预算管理制度及资金分配方式和管理方法,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1993年至2017年,我国新型财税体制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而初步建立。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新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即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又指明积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的方向,即在以分税制取代地方财政包干制的同时,依据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合理分权的原则,逐步完成税收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从十四大到十六大,我国财税体制改革取得明显成效,即改革分税制财政体制,依照财权和事权相统一的原则,将中央和地方收入明确划分,并以转移支付制度,对中央与地方分配关系予以规范和理顺;改革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使国家和企业分配关系更加顺畅;改革税收制度,建立并完善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复合税制体系;在公共财政导向指导下,全面推行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支付、政府采购制度、“收支两条线”等制度。

自2017年《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经十六届三中全会研究通过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便被注入更多的发展活力,财税体制改革也日益深化和完善。发展至今,我国财税体制改革不断推行新的举措:改革所得税收入分享制度、出口退税制度以及省级以下财政体制,逐步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坚持“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税”的指导原则,从结构上调整税收制度;深化支出和预算管理制度,其包括“收支两条线”管理、国库集中支付、部门预算等内容;公共财政基本框架得以初步建立;农村税费改革全面展开,以清费正税为基础,取消农业税、特产税、牧业税等,促进农村改革和发展。

在税收制度方面,这一阶段的措施比较明显,2017年新企业所得税法在全国实施,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终于得以合并,这促进了企业间的公平竞争和统一市场秩序的建立。另外,增值税转型稳步推进,从2017年1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推广,有利于减轻企业负担,并与国际惯例逐步接轨。这一阶段,国家还调整了消费税、资源税、关税以及出口退税政策,出台了一系列促进自主创新、节能减排和新能源开发利用的政策。

二、现行财税体制的常见问题。

(一)各级政府间事权、支出责任等划分不合理。

当前,我国各级政府间事权、支出责任等划分不明确、不合理,具体体现在:各级政府间事权划分缺少必要的协商和统筹,不仅只是以上级决定为主,更显出极大的变更随意性,其稳定性不强,履行有效性则欠佳;各级政府事权划分在法律上表现得原则性过强,比如事权交叉重叠、支出责任重点不明、具体规定操作性不强等现象明显;各级政府间在公共服务具体事项划分中出现多重标准且相互交叉冲突、规范性差,比如中央对一些地方性公共物品负有提供责任,地方政府则又承担了一定的全国性公共物品提供责任;基本公共服务事权重心设置偏低,事权配置无法适应各级政府的行政及财政能力,与国际惯例则更加不能接轨。

(二)现行税收体系不完善。

税收体系不完善、税种设置不健全,是我国现行财税体制的另一主要问题。一则税种少、税收覆盖面窄,税收收入比重低、非税收入比重大。据资料显示,我国目前税收收入、收费收入、预算外收入加起来的体制内宏观税负,仅仅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上限相当;二则现行税收结构、税收负担等均不合理,比如间接税比重过高、直接税比重过低,再如不同企业、地区、人群之间税收负担存在差异;三则现行税种设置不健全,对当前改革开放及经济发展缺乏适应能力。

(三)分税制安排不彻底。

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带来了较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但分税制安排仍然不甚合理,省级以下对“分税制”的执行尚不够彻底。首先,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不合理,部分中央税种和地方税种划分出现重叠,以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等税种为例,其理论上归属中央或地方税,但其中部分税种又被重复划分为共享税;再者,中央和地方各级间收入划分比例不合理,并且省级以下分税制改革不彻底,导致中央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比例较低,县乡财政较为困难,债务负担过重。

(四)转移支付制度不规范。

转移支付制度不透明、不规范主要是指:现行转移支付项目设置多、运用不规范,对转移支付制度实际操作、与国际接轨等均产生阻碍;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过小,专项转移则规模过大,且种类设置多、使用操作不规范;目前中央补助地方财政时,“税收返还”方式仍占主导地位;现行转移支付标准的确定和分配,仍以传统“基数法”为依据,且中央补助地方时,项目上要求地方政府也需配有一定数量的财政资金。

(五)预算管理体制不健全。

目前,我国财税体制中预算体系、管理体制未能建立健全,即预算覆盖面小、预算体系不完整、预算管理体制不完善,预算编制方法科学性、准确性不强。现行财政预算对政府财政收支活动无法实现全部覆盖,政府预算体系及财政监管无法囊括预算外资金收支;对于社会保障预算,以及覆盖政府资本和资产经营活动的独立资本预算,财税体制预算体系并未将其单独编列;预算编制、执行等过于集中,制约机制丧失,使得财政收支信息披露不充分、预算资金分配不透明,且预算执行中对编制计划调整随意性强,财政预算规范性、严肃性受到严重弱化,且预算监督效果极差。

(一)继续完善税收制度。

在完善税收制度方面,目前已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实施成品油税费改革,切实取消相关收费,加强对人员安置的财力保障,完善对种粮农民等部分困难群体和公益性行业的补贴机制。推进增值税改革,及时研究解决增值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完善相关政策措施,确保改革平稳实施。适当扩大资源税的征收范围,实行从价和从量相结合的计征方式,改变部分应税品目的计税依据。完善消费税制度,将部分严重污染环境、大量消耗资源的产品纳入征收范围。统一内外资企业和个人的房产税、城建税、教育费附加等制度。研究环境税及相关税种的改革方案。

此外,对我国企业而言,所得税负担仍然偏重,税负较大,企业税负应进一步降低。此外,还可通过降低税率、简化征管手段、调整不合理税制结构、减少各种不规范非税收入等方式,减少企业所得税负。

(二)改革预算管理。

一直以来,我国财政收入结构混乱是财政支出不透明、民众监督无实效的主要原因。改革现行预算体制,完成由政府主导支出型向人民通过人大决定和监督支出型的转变。从目前各级政府及其他部门运行状况看,其财税管理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政府收入未纳入预算管理体系,《预算法》形同虚设,预算执行不严,预算各个步骤均缺乏有效监督;财政预算科目不合理、程序及过程不透明、支出项目不具体。因而,应加快《预算法》修改进程,革新预算管理体系,彻底理顺中央和地方财税关系体制,实现地方政府建设借债公开化和规范化,革新清理废除收费罚款体制等。

(三)调整分税制。

在国务院审议并通过的《关于2017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中,经济体制改革涉及国有企业、财税、金融、农村、投资等多个领域。有专家认为,作为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难点和重点,财税体制改革牵涉各方面利益,其落脚点在于改革预算制度,以及平衡中央和地方的财权及事权。

1994年,我国提出分税制改革,并基本构建出市场经济环境中规范我国中央和地方财政分配关系的基本制度框架。十几年来,此框架体系积极促进了我国财税发展,但也积累了诸多问题,尤其从中央和地方财税关系分析,中央财政宽余、地方财政紧张,中央集中能力不断加强,居民收入在gdp中所占比重持续下降。纵观我国复合税制中20多个税种,税种划归中央、省、市、或者县,哪些在一定时期内处理为共享税,以及地方必要的收费权、税率调整权、税种选择权等问题,都在分税制税基调整范围内。目前,财政体制扁平化改革得以推行,中央、省、市县三级财政体制逐步形成,即实现“一级政府,一级政权,一级事权,一级财权,一级税基,一级预算,一级产权,一级举债权”。

主要参考文献:。

[1]高培勇.从“放权让利”到“公共财政”――中国财税改革30年的历史进程.理论前沿,2017(23).

[2]高鹏.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的历史回顾与思考.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7第28卷(4).

财税体制改革方案篇十

公共政策是表达和实现公共利益的重要手段，对于维护正常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秩序具有重要作用。公共政策本身涉及到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各主体从各自的角度出发选择符合自己利益的策略，就会导致不同利益主体的博弈，进而诱发公共政策的失灵问题。因此，公共政策失灵是客观存在的一种现象，其出现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不能对公共政策失灵问题置之不理，因为它不仅会造成正符财政投入和精力投入的浪费，导致政府合法性地位的下降，而且还会对整个社会和人民的利益带来负面影响。所以，我们就有必要在博弈视角下探析公共政策失灵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寻求解决问题的路径，最大限度的发挥公共政策的效用，保证公共政策的顺利实施。

一、公共政策失灵。

公共政策是一个从认识现实问题到解决问题的动态的运行过程，它通过以政府为代表的公共权力机构制定和执行相关政策对社会公共问题的解决，从而实现社会和谐和人民幸福。日本学者药师寺泰藏认为，“公共政策”的意思与其字面意思相同，即为“公共”而制定的政策。因此，公共政策特别强调了它的公共性，它要符合公共利益取向，“政府的任务是服务和增进公共利益”。

公共政策在实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各种环境因素的影响，从而会引起公共政策失灵问题。对于公共政策失灵的概念界定，学术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汤敏轩认为，公共政策失灵就是指一项公共政策的过程或结果偏离了政策制定者实施预想的目标，并对政策的标的群体造成了始料不及的负面影响。胡凯等人认为，公共政策失灵是指一项公共政策在运行的各个阶段因利益的博弈而出现的非连续的、与公共利益相背离、对政策目标群体造成的负面影响超过其获利程度的现象。米恩广则从博弈视角思考公共政策执行失灵的问题，认为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最终会导致公共政策执行中的失灵。因此，笔者认为公共政策失灵的关键是相关利益主体之间存在着利益的博弈，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行实际上就是主体互动博弈的过程。所以，对于公共政策失灵问题唯有从其根源上加以详尽剖析的基础上，才能有效地解决公共政策失灵带来的负面影响，实现良好的政策效果。

二、博弈视角下的公共政策失灵原因分析。

博弈论涉及的是多方主体之间的博弈，主要是参与博弈的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因此，产生博弈的根源在于各种利益的驱动。在利益主体之间存在矛盾时，每一个参与博弈的主体都会从自身主体出发，考虑和争取最大利益。博弈视角下的决策主体是被假定为理性的，具有明确一致的偏好，以追求效用的最大化为目标。因此，对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会采取谨慎的态度。鉴于各利益主体在利益目标和方向上的不同，就易引发政策失灵的问题。在公共政策失灵的过程中，利益主体之间存在非合作博弈，主要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政府组织与目标群体的博弈、政府部门和执行人员的博弈等。

（一）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分析。中央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的目的在于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它最希望的就是作为下级的地方政府执行其制定的公共政策。而地方政府则会从追求地方利益的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实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方针与中央政府展开博弈。在整个博弈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基于自身利益可能会曲解中央原政策，而实行与原政策相悖的新政策来实现地方利益最大化。正如张金马教授所言：“下级对上级政策往往以自己的利益和损益值作为对策参考，得益越多，越乐于执行；受损越多，越不乐于执行。”因此，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就容易引起公共政策失灵问题。

对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博弈分析如下：

（4）当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放任政策实行，那么它们获得的支付水平都为0。因此，最好的策略选择是，中央政府执行公共政策且地方政府放任公共政策，它们彼此获得收益为2和4。

（二）政府组织和目标群体之间的博弈分析。政府组织和目标群体的博弈主要指的是地方政府和目标群体之间的博弈行为。地方政府要想获得最大的地方利益，就要篡改公共政策以使其利于地方；而目标群体对于篡改的公共政策的执行会采取措施加以抵制。因此，地方政府往往利用各种行政手段对目标群体进行控制，对目标群体进行信息封锁，从而减轻政策执行时的阻力，推动其公共政策的进行；而目标群体则充分利用国家法律所赋予的上访等政策进行反抗和抵制。由于政府组织和目标群体会因政策的实行对各自的利益产生损害，因此，两者就通过博弈来尽量来保证自己的利益的实现。因此，各主体在追求自身利益时会产生对抗，容易引发公共政策失灵。政府组织和目标群体间的博弈的支付矩阵如下：两者之间的博弈分析如下：

（1）当政府组织和目标群体都执行原公共政策，两者所获得的支付都为3；

（4）当政府执行篡改的公共政策，而目标群体抵制这种公共政策时，政府组织和目标群体所获得支付都为4。因此，政府组织和目标群体最优的策略选择是：政府组织执行篡改的公共政策，而目标群体抵制这种篡改的政策即执行原政策。

（三）政府部门和执行人员的博弈分析。政府部门和执行人员的博弈主要指的是政府和组织领导之间的博弈，这里政府代表的是集体利益，组织领导代表的是个人利益，因此两者实质上是围绕集体和个人利益进行博弈的。政府作为公共政策的制定者，会力求集体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它会利用各种政策措施对领导者进行监督等。但是领导者从自身利益出发，会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在执行公共政策时，他们可能会对政策进行篡改，对于有利的政策加以执行，不利的则束之高阁，能拖就拖。政府部门和领导人之间就会由此产生利益的不一致，不能保证各方对利益的追求，最终容易引起公共政策失灵。政府部门和执行人员之间的博弈的支付矩阵如下：对政府部门和执行人员的博弈分析如下：当政府部门执行原政策，政府执行人员执行原政策时，政府部门所获得支付为4，而执行人员所获得支付为3；当政府部门执行原政策，而执行人员不执行原有公共政策时，两者所获得支付均为5；当政府部门不执行该政府政策时，而执行人员执行该政策时，两者所获得分别为3和2；政府不执行公共政策，执行人员也不执行原政策时，两者所获得支付为2和4时。博弈的最优策略选择是：政府部门执行原公共政策，执行人员不执行原有的公共政策。

三、博弈视角下公共政策失灵矫正路径建构。

公共政策失灵是政府执行各种政策活动时出现的一个现实问题，它从客观合理的角度来说是无法避免的，因为各种政策都是在特定的环境背景下进行的，并且受到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但是，对于公共政策失灵问题，我们又不是无能无力和无所作为的，我们可以从对引起政策失灵的主体加以入手，建构矫正公共政策失灵的路径。

（一）优化博弈规则：完善政府间的利益调控机制。中央政府公共政策的执行归根结底还是要依托地方政府，其执行结果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政策的效果。因此，在实行政策过程中，必须确保中央和地方能够在有序的博弈基础上执行公共政策，使其既能考虑到中央又能兼顾到地方的利益诉求。首先，要逐步完善权责的配套机制，合理划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权力界限。从而理顺两者的利益界限，摒弃利益藩篱，从而达到一种良性的博弈；其次，加强政府间的沟通交流，寻求利益结合的共同点，避免零和博弈。中央和地方政府通过沟通交流寻求共同利益，不仅有助于彼此间的信息共享，而且还能够促进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实现公共政策利益的最大化；第三，制定合理的绩效考评机制，兼顾中央和地方间的利益，寻求利益的结合点，避免地方政府“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行为的滋生。改革现行绩效考评制度，引导地方政府合理博弈，从而把冲突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使博弈的地方和中央政府在获得自我利益的同时可以增进他人的利益。

（二）加强合作博弈：增强政府组织和目标群体的良性互动。要使政府和政策的目标群体进行合作博弈，政府就必须转变传统的“命令-服从”型的思路模式，充分考虑目标群体的利益诉求，结合具体的政策环境改进和制定符合实际要求的政策。首先，需要解决政府与目标群体之间的信任困境，建立公民参与政策的.互信机制。政府的政策有效发挥作用的前提是，政府对政策信息能够及时地告知目标群体。这可以让其有充足时间了解政策，使其参与到政策当中来，实现政府与群体间的合作，推动公共政策的顺利实行；其次，政府合理地分配公共政策的执行权，运用有效的机制来保证公众的参与力度，增强目标群体共同篡改公共政策的博弈能力。政策执行效果的好坏直接取决于目标群体对政策的认同程度。因此，必须使目标群体充分了解政策，增强其政治社会化的程度，提升对合理政策的认同度。来弱化目标群体同政府间的博弈，强化政府同目标群体之间不合理政策的博弈，减少两者之间合理的和不必要的博弈行为，以达到抵制公共政策失灵产生的目的。

（三）避免违规博弈：强化执行人员的行政伦理建设。政府作为维护公共利益的全权代表，追求公民的集体利益是理所应当毋庸置疑的；作为政府执行主体的行政人员，除集体利益外还存在着个人利益，由此便会产生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博弈。要使公共政策的效果充分发挥，那么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执行者就要力避对个人利益的过度和不合理的追求。树立正确的利益观念，追寻社会的集体利益，而不是一味地追求个人利益，从而避免违规博弈。首先，完善制约和监督政府执行人员的法律法规。执行者作为政府组织的成员，理应为人民的集体利益谋福利，把它作为行动的方向，但是私利促使的个人利益与公众的集体利益产生了博弈。因此，必须用制度的牢笼来约束违法权力的滥用，来避免由此产生的违规博弈；其次，建立选用人才的科学机制，逐步优化政府执行人员的队伍建设。加强对领导者的道德教育，提升整体人员的素质，激励其合作博弈，进而提高其为人民追求利益的动机。

（四）激发正义博弈：利用舆论宣传工具对博弈行为监督。在现代社会，新闻舆论因素是影响政策有效实行的重要因子，被誉为是我们身边存在的“第四种权力”。因此，舆论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行过程中，可以对政府即将推出或者是已经推出的公共政策加以宣传和解读，会影响目标群体的思维方向，所以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新闻媒体、互联网、微信微博公众平台等作为舆论宣传的主要媒介，必须加强对博弈行为进行监督和制约，报道那些不利于人民的政策，从而引起公众的关注，进而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如此以来便会引起公共政策制定者的关注，那么政府就继而会调整政策来消除此类政策的危害。而且，在媒体与公众舆论的监督和制约下，各利益主体如政府和民众之间能在公平正义的博弈环境中展开博弈，能够促进公共政策的有效制定，对博弈的行为起到有效地制约和监督的目的，从而规避公共政策失灵问题。

四、结语。

总的来说，公共政策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而如何避免公共政策失灵和提升公共政策的有效性就显得更为重要。通过对参与公共政策的主体进行博弈分析，探析出公共政策失灵的原因，采取针对性的矫正策略，避免公共政策失灵所带来的无效损失。从而平衡各主体之间的矛盾，实现各利益主体的利益最大化，保证公共政策的顺利实施。

财税体制改革方案篇十一

（二）。

（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强化纪检监察机关的监督职能，完善党内监督制度，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央六部委《关于加强县级纪检监察机关建设的若干意见》（中纪发【2009】9号）、《关于县级纪检监察机关办公办案装备标准和实施办法的通知》（中纪发【2009】10号）、《自治区纪委等六部门关于加强自治区县级纪检监察机关建设的实施意见》（新党办发【2009】28号）等文件精神和地区纪检监察工作会议要求，结合额敏实际，制定额敏县纪检监察体制机制改革的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大、十七届中央纪委第七次全会、自治区纪委八届二次全会和地区纪检监察工作会议精神，按照“构建惩防体系、改革领导体制、强化监督职能、确保工作成效”的总体要求，改革我县纪检监察机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以适应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推进全县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深入开展，为额敏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坚强的组织和纪律保证。

二、基本原则。

全县纪检监察派出机构改革遵循以下原则：

（一）落实精神，扎实推进。按照地委、地区纪委和县委的统一部署，在县委的统一领导下，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相关部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坚定不移地推进体制和机制改革，积极稳妥地解决好改革工作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确保新体制健康运行。

（二）因地制宜，务求实效。在借鉴兄弟县（市）纪检监察派出机构经验的基础上，按照“不削弱纪检监察力量、有利于形成整体合力”的要求，积极探索符合我县实际的改革模式。

（四）把握政策，平稳过渡。严格执行有关干部政策，教育干部特别是纪检监察干部提高认识，顾全大局，正确对待这次改革，正确对待进退留转，对改革中涉及到的转岗干部进行妥善安排。

三、目标要求。

按照“有利于整合纪检监察力量，有利于强化对管辖单位的监督，有利于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纪检监察工作开展”的思路，归口设置机构、整合工作力量、强化监督职能，着眼于解决监督力量不够、监督不到位，尤其是对主要领导干部监督乏力的问题，着眼于理顺管理机制，加强管理，更好的发挥职能作用，对县直单位、行业部门实行归口派出纪工委、监察分局与派驻纪检监察机构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强化力量，理顺关系，明确责任，增强监督效果。

四、主要任务。

（一）机构设置。

1、派出机构。

2探索，在探索中。

总结。

在总结中提高在提高中完善。

委、监察分局的联系单位），名称为：中共额敏县纪律检查委员会派出第一。

（二）工作委员会、额敏县监察局派出第一。

（二）监察分局。

第一纪工委、监察分局工作管辖范围为：文体广播影视局、农业系统、林业局、水利系统、农机局、档案局、民政局、残联、科技局、科协、人口和计生委、司法局、审计局、联系范围为：县委办公室、县委组织部、宣传部、党校、政法委、统战部、编委办、总工会、老干局、绩效办、工商联、史志办、法院、检察院、公安局、额敏供电公司、电信局、邮政局等十八个单位和部门。

第二纪工委、监察分局工作管辖范围为：经贸委、招商局、乡镇企业局、额敏县工业园区建设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发改委、粮食局、滨河建设管理局、抗震安居办、供销社、信访局、安监局、环保局、交通局、药监局等十四个单位和部门。

联系范围为：人大办公室、政府办公室、政协办公室、国税局、地税局、工商局、非公有制经济党工委、新社会组织党工委、妇联、团委、国土局、质监局、住房公积金办公室、烟草专卖局、人寿保险公司、财产保险公司额敏道路运输管理局、额敏公路段分局、额敏路政海事局、气象局等十九个单位和部门。

四、五）监察分局。

3统计局、外事侨务旅游局等十五个系统或单位和部门。

族乡）。

第四纪工委、监察分局工作联系范围为：额敏镇、郊区乡、上户乡、加尔布拉克农场、阔什比克良种场（办公地点：郊区乡）。

第五纪工委、监察分局工作联系范围为：玛热勒苏乡、霍吉尔特蒙古民族乡、喇嘛昭乡、二道桥乡、二支河牧场、吾宗布拉克牧场（办公地点：玛热勒苏乡）。

2、派驻机构。

在人、财、物、项目重点管理单位和与民生服务密切的系统或单位实施派驻机构管理。对财政局、畜牧兽医系统、住建局系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系统、教育系统、卫生系统和机关工委等7个县直党（工）委、党组分别设立派驻纪检监察机构（规格正科级）。派驻纪检监察机构名称“额敏县纪委监察局派驻xx纪（工）委（纪检组）”，派驻人员为“xx党（工）委委员（党组成员）、额敏县纪委监察局派驻xx纪（工）委书记（纪检组长）”

（二）领导体制。

按照现行纪检监察工作体制，纪工委、监察分局合署办公。派出与派驻机构，由县纪委、监察局直接领导，统一管理，行使县纪委、监察局授权的职责和权限。

县直单位的纪检监察机构撤销后，各单位领导班子抓党风廉政建设和纠风工作的主体职责不变，“一把手”负总责、领导班子成员“一岗双责”的责任不变。按照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的工作要求，未实行纪检监察机构派驻的单位部门应根据工作实际，确定一名主管领导，并按照选优选强的原则调配1-2名人员组建党风廉政建设内部科室。

（三）职能设置。

派出与派驻机构，履行纪检、监察两项职能，按照县纪。

委、监察局工作部署，在县纪委、监察局赋予的职责范围内主要履行组织协调、监督检查、协助指导、查办案件等职责。

1、派出机构对管辖范围内单位、部门的职责权限（1）重大事项参与权。纪工委、监察分局采取评析所辖单位和部门日常工作报告、开展专项巡查、定期驻部门巡查等方式实施监督检查，并列席所管辖单位（部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部署和专题工作会议、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涉及研究“三重一大”（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大额资金使用）等重大事项的会议及其他需要参加的活动。

（2）监督检查权。加强对所辖单位、部门及所属系统党政组织和领导干部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落实科学发展观，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执行县委、政府决策部署情况的监督检查；加强对所辖单位、部门党政领导班子及成员执行政治纪律的监督检查；加强对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纠风工作，执行廉洁自律、民主集中制等情况的监督检查。

（3）调查权。受理对所管辖范围内党组织、党员和行政监察对象的检举、控告，报经县纪委、监察局批准后，可进行初步核实和调查。

（4）案件查办。经县纪委、监察局批准后参与县纪委、监察局对所辖单位、部门党员干部违反党纪政纪的案件及其他案件的查办。

（5）建议权。对被检查对象的违纪行为进行调查后，向县纪委、监察局提出处理意见和建议，经县纪委、监察局批准后，做出相应处理或转管辖单位处理。纪工委、监察分局处理意见包括诫勉谈话、警示谈话、下达工作整改意见书、问廉问责书以及党员干部暂缓提拔、暂缓奖惩、立案查处等建议。

（6）县纪委、监察局赋予的其他工作职责。

2、派出机构对联系范围内单位、部门的职责权限（1）监督检查。加强对所联系范围内单位、部门及所属系统党政组织和领导干部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落实科学发展观，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执行县委、政府决策部署情况的监督检查；加强对党政领导班子及成员执行政治纪律的监督检查；加强对所联系单位和部门“三重一大”事项决策（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大额资金使用）等情况的监督检查；加强对党员干部和监察对象的勤政廉政情况的监督检查。

（2）协助指导。督促、协助、指导所联系范围内单位、部门抓好反腐倡廉工作。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和《工作规划》要求，协助指导联系范围内单位、部门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开展党风党纪、政风政纪和职业道德教育，搞好勤政廉政制度建设；指导所联系范围内单位、部门贯彻落实上级纪检监察机关的工作部署及本单位、部门的各项纪检监察工作。

（3）案件查办。协助县纪委监察局或乡（镇）场纪委受理对所联系范围内党组织、党员和行政监察对象的检举、控告，报经县纪委、监察局批准后，配合进行初步核实和调查。

经县纪委、监察局批准后，参与县纪委、监察局纪检监察室对所联系单位、部门党员干部违反党纪政纪的案件及其他案件的查办，配合所联系乡（场）镇纪委查办案件。

（4）县纪委、监察局赋予的其他工作职责。

3、派驻机构工作职责权限。

（1）监督检查驻在单位部门及所属系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执行县委、政府决策、部署的情况。

（2）监督检查驻在部门党组织和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维。

护党的政治纪律，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选拔任用干部，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廉政勤政的情况。

（3）监督检查驻在部门班子成员执行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的情况，并向县纪委监察局报告。

（4）监督检查驻在部门领导班子及成员抓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的情况。定期向县纪委监察局报告驻在部门领导班子及成员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情况。

（5）监督驻在部门领导班子执行“三重一大”议事规则的情况，对有关问题提出意见或建议。

（6）协助指导驻在部门党组织建立健全规范领导班子及其成员正确履行职责和行使权力、加强自我约束和互相监督的措施和制度。

（7）经批准，参与调查驻在部门党组织和行政领导班子成员违纪案件及驻在部门管理的干部职工违反党纪政纪的案件及其他案件。

（8）经批准，受理对驻在部门党组织、党员和干部职工的检举、控告及驻在部门党员和干部职工不服处分的申诉。

（9）承办县纪委监察局交办的其他事项及驻在部门其他需要监督、受理、协助的事项。

（四）编制设置与人员调配。

1、人员编制。每个纪工委、监察分局工作人员定编4名，设纪工委书记兼任监察分局局长1名，副职1名，工作人员2名。

2、编制来源。全县5个纪工委监察分局、7个派驻纪检监察机构共需编制27个。所需编制从撤销纪检监察机构的7个县直党（工）委划转14个，在8个设纪检组的单位划转8个，共计22个，尚缺5个。由县编委办发文明确将22个编划转县纪委、监察局统一调配，缺口部分由编办调剂解决。

3、人员调配。拓宽纪检监察干部调配渠道，注重整合系统内外两种干部资源，配齐配强派出、派驻机构干部队伍。派出与派驻机构人选按有关规定和程序选配。

（五）领导管理体制。

1、县纪委、监察局与派出、派驻机构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派出、派驻机构向县纪委、监察局请示汇报工作，接受县纪委、监察局监督检查；县纪委、监察局各室与派出、派驻机构是业务指导和协调配合关系；派出、派驻机构与所辖单位、部门是监督指导与被监督指导的关系，同时受所辖单位党政组织和党员、干部及群众的监督。

2、纪工委、监察分局的日常工作实行分工负责制，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实行集体决策，正职对工作负总责，分管领导各负其责。

（六）干部管理。

1、派出、派驻机构工作人员党组织关系和行政工资关系由县纪委、监察局统一管理。

2、考核、表彰、奖励按照干部管理权限执行。纪工委、监察分局干部的补充、交流由县纪委、监察局会同组织、人事部门，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3、干部交流。派出、派驻机构负责人在同一岗位任职满5年的必须交流，交流可在各纪工委、监察分局之间、派驻机构之间、县纪委、监察局机关内设科室之间及县直其他单位、部门之间进行。

4、教育培训。纪工委、监察分局干部调训和专业培训由县纪委、监察局统一负责。

（七）后勤保障。

县财政为各纪工委、监察分局划拨启动经费，由县纪委监察局统一实施，主要用于各纪工委、监察分局筹备办公场所及购置办公桌椅、档案柜、电话、电脑、打印机、传真机、摄像机、照相机、录音笔、工作用车等办公设备。

纪工委、监察分局成立后，业务经费按照纪委监察局的标准纳入财政预算，由县纪委监察局统一管理。

五、组织领导。

为确保改革顺利进行，成立额敏县纪检监察机构改革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如下：

组长：王克勇县委书记。

副组长：叶尔多斯〃巴孜肯县委副书记、代理县长。

王治刚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县委组织部部长。

戴贵祥县委常委、纪委书记徐亚民县委常委、政府常务副县长曹春山县委常委。

周恒祥县政协副主席、财政局局长。

成员：张新强县纪委副书记、监察局局长。

龙海涛县委组织部副部长葛文莉县编委办副主任。

县人事局局长。

林博县乡财局局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纪委，办公室主任由戴贵祥同志兼任，办公室副主任由周恒祥、张新强、龙海涛、葛文莉等四位同志担任，工作人员从县纪委、县委组织部、人事局、财政局、编委办抽调。

中共额敏县纪律检查委员会额敏县监察局2012年6月2日。

财税体制改革方案篇十二

年6月以来，铁路货运改革可分3个阶段推进，取得12个方面的突破。

1.1.1第一阶段。从2013年6月至年8月，铁路总公司提出了“简化受理、随到随办、规范收费、热情服务”的改革要求，货运组织改革取得4个方面的突破：一是改革货运受理方式，简化手续、拓宽渠道、敞开受理、随到随办。二是改革运输组织方式，取消了长期以来的计划审批等复杂手续。根据客户的运输需求，编制运输计划，及时安排装车，同时对大宗稳定的客户实行协议运输。三是清理规范货运收费，实行“一口价”，执行国家运价政策，坚持依法合规，公开透明收费。四是构建“门到门”全程物流服务体系，搭建由铁路总公司、铁路局、货运中心(站段)组成的三级调度指挥网。

1.1.2第二阶段。从2014年9月至年一季度，铁路总公司以发展零散货物快运为重点，进一步深化货运改革，打出了又一轮“组合拳”。这些举措概括起来，一是“两散两新一打包”战略，所谓“两散”，是指零散货物快运和批量零散货物快运;二是客车化快运班列。“两散”的核心在3方面突破。一是价格，采用紧盯公路价格的方式，按照低于公路价格5%～10%且覆盖铁路变动成本的原则定价;二是计费方式，改变铁路传统的以整车、标重计费方式，改为按实际重量计费;三是办理方式，取消了整车的受理限制，按照货物实际重量及体积受理。所谓“两新”，是指“一口价新管内”和“一口价新直通”。所谓“一打包”，是指铁路企业作为第三方物流，通过参加生产企业物流外包项目的公开招标、邀请投标、竞争性谈判等形式，以签订合同的方式，承接企业客户部分或全部物流外包业务。

1.1.3第三阶段。从2015年4月18日铁路总公司在沈阳召开铁路现代化物流建设现场会至今。在沈阳现场会上，盛光祖总经理提出“要用三年时间，将铁路打造成现代化物流企业”，并提出“全过程、全流程、全方位、全服务”的“四全”发展战略。主要在5个方面取得突破：一是打造快捷准时的个性化产品——特需班列，突破编组轴数和装车吨数限制，开通全程通途、准时送达快运列车;二是落实“一带一路”战略，构建了国际大通道，开通中欧班列;三是规划构建了全国性、区域性、地区性3级铁路物流基地服务网络，制定商品车、冷链等专项物流规划;四是实施“互联网+”战略，开通95306网，打造大宗物资交易市场，推动线上服务和线下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五是实施“总对总”战略合作，由铁路总公司牵头实施大客户合作方案，推进与海尔、美的、格力等家电企业合作。3年来，各铁路局在铁路总公司的领导下，积极采取相关措施，不断推进货运组织改革，加快向现代物流企业转型，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1.2铁路货运改革面临的新形势。

在铁路总公司不断深化货运改革的同时，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社会物流市场日新月异的发展，公路、海运、航空等物流企业不断调整战略，借助资本力量快速发展，铁路面临着新的形势。

1.2.1经济结构调整。一方面，随着国家淘汰落后产能以及节能减排力度持续加大，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深入推进，高能耗高污染行业受到严格控制，以煤炭、矿石为主的大宗货物市场将持续低迷;另一方面，随着制造业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和新业态正在快速成长。受内需扩大的带动，快速消费品、食品、医药、家电、电子等与居民消费相关的个小体轻、产品附加值高、批量小、时效性强的货源比重不断上升。

1.2.2其他运输方式的崛起。一是以“四通一达”为代表的快递企业通过资本运作迅速扩张，2015年快递货运量以年35.4%的增长速度突飞猛进;二是以德邦、中铁、天地华宇等为代表的零担物流企业不断通过联盟，整合社会零担物流企业，迅速抢占白货市场;三是以安得、卡行天下为代表的第四方物流业兴起，通过打造“互联网+物流”，为客户提供供应链解决方案，逐步打造“无车承运人”模式;四是中远洋、中海运合并，布局海运物流市场。社会其他车货匹配平台企业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围绕价值链革新和重构，降本增效，提升物流服务效率效益，实施“互联网+物流”战略，借助资本快速腾飞。

1.2.3物流地产的兴起。中国当下的现代物流设施建设速度落后于市场需求，根据戴德梁行统计数据与预测，，中国现代物流设施行业的需求/供给比为44.9%，供给缺口达到2390m2。从中国的物流地产行业份额上看，外资迄今依旧占据行业前三，其中普洛斯以超过55%的市场占有率遥遥领先。其他外资以嘉明、盖世里、安博等物流地产行业为代表的企业也在快速布局。内资民营企业近两年有上升势头，根据戴德梁行数据，截止2015年底宇培与易商分列行业4与6位，平安和万科紧随其后也在布局物流不动产。

综上所述，铁路总公司在货运改革取得成绩的同时，也面临着不利的经济形势和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铁路总公司应在国家经济结构转型的历史大潮中，担当起义不容辞的责任，加快推进货运改革，应对风云变幻的市场竞争，争取3年内打造成现代化的物流企业。

通过3年的货运组织改革，各铁路局从思想认识上已基本具备现代物流理念，从传统运输业思维中逐渐走出来，现代物流概念已深入思想。随着铁路物流服务从粗放性逐步向精益化、个性化转变，当前的货运体制问题成为制约发展的瓶颈。主要存在如下问题。

2.1货运组织机构需进一步优化。

2013年，铁路总公司在推进货运组织改革中，围绕货运营销与行车组织的关系，将货运营销、受理、接取送达、装卸以及在两端进行物流服务的货运中心(站段)部门作为“前店”;将行车、运转业务、调度等部门作为“后厂”。按此思路全路推行两种试点模式，一种是从原站段剥离货运业务成立货运中心，与站段平级，简称方案一;另一种是在原车务站段下成立货运营销队伍，简称方案二。经过3年的探索，虽然方案一在站段单元存在结合部问题以及部分职能划分不明确，但组织结构较方案二更趋扁平化，使其逐步将精力集中于货运营销和业务管理。

方案二的组织模式虽然实现了资源的整合，有利于减少内耗，但是将物流服务全部划归运输站段进行统一管理，主要存在两方面的弊端。一是客观造成了“前店”必须服从于“后厂”的体制结构，使物流服务失去了主动迎合市场的能力，不利于铁路运输组织由内部生产型向市场导向型转变;二是传统“行车安全”思想根深蒂固，无法将主要精力集中于经营。

2.2营运机制不适应物流市场。

随着现代物流“四全”战略的深入，从仓、储、配一体化运营，到逐步挖掘物流增值服务，提高物流效率效益，铁路既有的营运机制已经不适应现代物流市场的需要。

2.2.1财务收支机制存在问题。货运中心(站段)不是经济法和民商法意义上的承运人，而是运输服务的代理人或中介人。按照工商登记内容，货运中心的.工商执照不是法人企业营业执照，而是法人代表营业执照，按法人的分支机构对待。虽有主管部门批准和工商登记，但其不能作为承运人，并未设立运输收入专户，现行运输进款交接、保管、存银行、上缴的渠道不变。受货运中心财务收支机制制约，当前投产物流基地主要由多经企业负责运营，导致运输、仓储等物流环节分开运营，不符合现代物流一体化运营的趋势。

2.2.2合作共赢机制存在问题。随着行业价值链革新和重构，要想降增效，必须推进商业模式变革。铁路总公司在推进货运改革中，必须知退知进，与社会企业建立符合国有企业体制的共赢合作机制。当前建成投产的物流基地受机制约束，部分增值物流服务不能开展，仍以传统运输、仓储业务为主，造成高投入、低产出。

2.3当前管理机制落后于改革。

2.3.1承运管理滞后货运改革。除了承运手续有待进一步优化外，还有两方面的问题比较突出。一是承运品类跟不上社会化产品变化，对一些新型的化工产品，由于一线管理人员化工知识匮乏，对规章不包含品类按危险品对待，__失去部分运输市场;二是货物运输装载加固方案固化，对一些生产大型机械的企业，运输这些特殊货物需要制定严格的装载加固方案和付出较高的加固材料费、设计费，导致运输成本加大，最终使货主放弃铁路运输。

2.3.2考核激励机制亟待优化。一是进一步优化“前店”营销考核机制以及“后厂”组织效率考核机制，提高一线人员工作主动性和积极性;二是优化排空考核，通过局每天要排出大量的空车，线路、车辆被占用，造成资源浪费。

2.3.3人才选拔机制固步自封。改革的成败取决于人才，当前从铁路总公司用人到铁路局以及一线货运中心或站段用人，都无自主决策权。一是当前部门设置及编制人数不适应改革发展，各部设处室及处室编制人员数，业务部门无自主权;二是用人、选人机制亟待优化，在资本追逐人才的时代，面对激烈市场竞争，需要打破传统的考核用人机制，把真正需要的人才放到重要岗位;三是难以从体制外引进专业人才。

财税体制改革方案篇十三

财政收入与支出是国家对社会公共措施进行建设等各项社会治理工作的经济基础，是国家行政系统得以运行的重要支柱。财税体质的改革对于实现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的经济体制、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并且在发展的过程中兼顾发展中的效率与公平、统筹当前与长远之间的关系有重要的影响。

首先，可以发挥财政政策的导向作用，促进市场合理公平的配置资源，将会更加有力于中小企业发展壮大，增加国民经济活力。

其次，在财税改革中针对不同的产业实行差别化财政政策，既可以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又可以促进其向现代化的方向发展，更加的经济、环保。

再次，可以发挥财政对金融资金的引导功能。可以进一步完善担保系统的发展来整合国家的扶贫基金，促进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把资金真正的引导到需要资金来促进发展的贫困地区。

最后，可以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彻底改变以前只以gdp数字作为衡量标准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加入城镇居民收入、社会就业率、物价水平、环境保护、财政收入、贫困人口等指标。

与此同时，还可以通过财政政策保护环境。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加快对资源税改革，坚持实施“谁污染、谁治理、谁受益、谁补偿”的生态补偿机制，通过国家层面政策的引导来加大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投资力度。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其根本目的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房价高，要建立健全住房公积金制度，加强对住房公积金的使用监管，为人民的安居乐业提供有力的支持;医疗卫生关系着全国人民的身体健康，健全网络化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运行机制，借助互联网改革医保支付方式，实现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的全覆盖;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要促进城乡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保障教育公平;社保对实现社会公平，稳定社会具有重要作用，要健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养老保险制度，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健全社保财政投入制度，完善社保预算制度。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进程中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成就，当前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推进城镇化建设、人口结构老龄化、全民社保制度建设等问题对财政支出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的弊端日益显著。为了应对未来持续存在的财政压力和充分发挥财税制度的调节作用，亟待启动建立与当前我国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财税制度。

(一)完善预算管理制度。

现代国家已经将预算管理制度作为国家治理的基本制度，并以写入法律。预算不是预测，是对预测的一种反映，是对未来的规划。如，国家预算体系不够统一完整，各级政府预算外收支缺乏整体协调，预算的许多环节不够透明，保障机制尚不健全。而且长期以来，财政支出固化，与财政收入增幅或生产总值挂钩。对此，要改进预算管理制度，不仅仅依靠《决定》，更要健全法律保障，出台《预算法》，以规范政府权力。预算制定的整个过程都要从法律上予以监督控制，全面维护公款的安全规范使用。

(二)完善税收制度。

税收是国家取得收入的基本形式，也是实施宏观调控、调节收入分配的基本工具。财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税收制度的改革。从《决定》精神来看，税制改革的重点之一，是逐渐取消营业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将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纳入增值税征收范畴;不动产也被纳入了增值税进行抵扣的'范畴，减少了企业增值税的缴纳压力。这项改革是牵动着整个财税体制的重大举措。过去增值税和营业税是中央和地方的共同税，“营改增”必将改变中央和地方的分税方式。涉及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必须兼顾两方面的利益，适当调整增值税的分享比例，基本原则是不影响地方的既得利益，以保障这项改革的顺利推进。此外，对于全民所有的公共资源、资产也纳入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权划分范围，综合考虑，彻底调整两方面之间的财权划分范围和划分方式。

(三)财政制度的支出责任与事权相适应发展。

目前我国的各级政府间存在着支出责任与事权不相匹配的现象。一是二者的界定不清晰、明确，例如：中央将一些应该自己负责的事务交给地方完成，而一些地方应该自己负责的事务，却让中央承担了较多的支出责任。二是事权和支出责任协调机制存在着一些漏洞。例如：中央一些政策措施的出台，总是以部委下发文件的方式命令基层政府执行，没有提前沟通协调。三是一些新增支付责任划分不明确。如最近几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出现的农村义务教育、农村低保、村级组织财力保障等。对此，可初步设计出各级政府事权(支出责任)明细单，明确事权划分，界定好各级政府支出责任，在以后工作中逐步优化与细化。在此基础上，划分政府间收入，对于上下级政府、不同地区之间的财力余缺，可借助转移支付等手段进行调节，保障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

三、结束语。

通过上述途径对财税体制进行改革必定会触动一些既得利益群体，但是任何改革遇到阻力都是必然的。然而，如果这些改革符合人们大众的根本利益，只要坚持推进和改善就能够对收入分配制度进行调整，促进社会经济活动更加的具有公平、效率，有利于政府职能的转变，保障发展的效果。

参考文献：

[1]贾康.服务全局的财税体制改革与财税调控[n].广东商学院学报，2014(02)。

[2]周幼曼.推进人口城镇化的财税体制改革研究[j].经济与管理评论，2014(04)。

财税体制改革方案篇十四

根据《中共梁平县委、梁平县人民政府关于深化事业单位机构改革的实施意见》（梁平委发[2003]10号）文件精神和《梁平县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梁平县交通局所属事业单位机构改革方案的通知》（梁平编委发[2003]63号）文件精神，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制定如下公路体制改革实施方案。

按照梁平县机构编制委员会（梁编委发[2003]63号）《关于梁平县交通局所属事业单位机构改革方案的通知》要求，梁平县公路管理段更名为梁平县公路局，辖梁平县公路养护中心和梁平县公路维修中心。其中，梁平县公路维修中心与梁平县国营道路桥梁工程公司合署办公，实行一套班子两块牌子。

（一）梁平县公路局机构编制方案。

1、机构性质。

梁平县公路局为隶属梁平县交通局管理的社会公益类事业机构，经费来源为自收自支。

2、业务范围。

（1）负责新建和改建公路的前期可行性研究，施工图设计、工程概算及公路施工的组织工作。

（2）承担县域内公路建设与管理工作，指导乡村公路的建设及养护管理。

1（3）承担公路养护及其质量检查与路况评定，公路灾害抢修与保通、公路绿化。

（4）负责公路行业统计、公路行业普查、公路数据库建设和维护。

（5）负责编制县域内公路发展规划。

（6）管理梁平县公路养护中心和梁平县公路维修中心。

（7）承办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

3、内设机构。

根据上述业务范围，内设4个科。

（1）建设养护管理科；（2）计财科；（3）安全保卫科；（4）政秘科。

4、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

（1）人员编制。核定人员编制10名，其中管理人员编制4名，专业技术人员编制5名，工勤人员编制1名。

（2）领导职数。设局长1名，副局长2名，科室负责人4名。

（二）梁平县公路养护中心机构编制方案。

1、机构性质。

梁平县公路养护中心为隶属梁平县公路局管理的社会公益类事业机构，经费来源为自收自支。

2、业务范围。

主要负责全县公路的日常保养和小修工程。

3、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及内设机构。

（1）人员编制。核定人员编制350名。其中管理人员。

2编制10名，专业技术人员编制30名，工勤人员编制310名。

（2）领导职数。设主任1名、副主任2名。（3）内设机构。

根据工作需要，设三个部和14个公路管理站。设养护管理部4名；计财部2名；人事安保部4名。设福禄、石河、复平、合兴、仁金、和林、云龙、荫平、七桥、回龙、明达、竹山、虎城、金柱等14个公路养护管理站。

（三）梁平县公路维修中心机构编制方案。

1、机构性质。

梁平县公路维修中心（挂梁平县国营道路桥梁工程公司牌子）为隶属梁平县公路局管理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收自支、独立核算的法人单位。

2、业务范围。

负责公路局管理的已成公路的大中修维护工程，对外承担各种其它工程。

3、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

人员编制。核定管理人员编制15名，工勤人员若干名，其中，设主任1名，副主任2名。

4、内设机构。

根据工作需要，内设4个部。

（1）工程部5名；（2）设备部2名；（3）财务部2名；（4）人事安保部3名。

根据《中共梁平县委梁平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梁平县事。

3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精神，制定如下人事制度改革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管干部原则。干部队伍“四化”方针和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以实行聘用合同制为主线，以改革用人制度和分配制度为重点，理顺人事管理体制。结合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改革，按照“脱钩、分类、放权、搞活”的原则，精简冗员、鼓动竞争，促进流动，提高素质，充分调动各类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优秀人才成长，增强事业单位活力和自我发展能力，加速高素质社会化的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和管理人员队伍建设。

（二）实施的范围及对象。

公路段及原工程队在编的全民所有制（含集体所有制）事业单位性质的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工人。

（三）改革用人制度。

1、推行人员聘用制度。根据《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在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用制度意见的通知》（渝府发[2002]73号，按照“按需设岗、民主公开、平等竞争、择优聘用、严格考核、合同管理”的原则，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通过实行人员聘用制度，实现事业单位人事管理由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转变，由行政任用关系向平等协商聘用关系转变。

4等级。建立健全领导班子和领导人员任期目标责任制，加强对任期目标完成情况的考核，并将考核结果与任用、奖惩挂钩。

3、管理人员实行职员聘任制。根据《重庆市事业单位职员管理办法》（渝人发[2000]136号），建立体现管理人员水平、能力、业绩、资历、岗位需要的职务等级序列并实行结构比例管理。

4、专业技术人员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根据《重庆市事业单位专业技术职务聘任管理办法》（渝人发[2000]135号）的规定，专业技术职务逐步实行岗位总量控制与岗位结构比例管理，强化专业技术职务的聘任管理，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分开，打破专业技术职务终身制。在聘任过程中，根据专业技术人员的任职资格、基本条件和实际工作水平，可以同职同聘，也可以高职低聘。

5、工勤人员实行工人岗位（等级）聘用合同制。按照《重庆市事业单位工人岗位（等级）聘用制管理办法》（渝人发[2000]137号）的规定，事业单位工人岗位（等级）设置实行总量控制与等级结构比例管理，根据各工种岗位职责和本人技能等级、实际能力等条件，采取竞争上岗、择优聘用，定期考核等办法，规定工勤人员的进、管、出。

6、不愿与单位签订人事聘用合同的职工，可自愿申请辞职、调离等形式，单位接申请后，按人事管理权限办理手续。

7、允许事业身份的职工向企业流动。保留事业身份，享受企业的一切待遇，具体按《梁平县公路局关于人事制度改革人员分流安置意见》办理。企业身份的职工，除竞聘公路局系统中层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外，原则上不能向事业单位流动。

（四）加强人员管理。

1、做好考核工作，按《重庆市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核办法》（渝人发[2000]138号）文件办理。

2、建立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奖惩制度，规范事业单位奖励和行政处分行为。按《重庆市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奖惩办法》（渝人发[2000]139号）文件执行。

3、认真做好解聘工作，按照《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在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用制度意见的通知》（渝府发[2002]73号）的有关规定执行。

4、严格执行离退休制度。认真贯彻国务院国发[1978]104号文件和（渝人发[2000]148号，梁人发[2000]51号文件转发）有关政策规定，加强离退休人员管理，落实离退休人员政治、生活待遇，充分发挥离退休人员的作用。

（五）改革工资分配制度。

1、坚持“按劳分配、优劳优酬、绩效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积极推进事业单位工资分配制度改革，搞活事业单位内部分配，建立重实绩、重贡献、向优秀人才和重点岗位倾斜、自主灵活的分配激励机制。

2、根据公路局属性实行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在坚持工资总额增长幅度低于经济效益增长幅度和职工平均工资增长幅度低于本单位人均效益增长幅度的前提下，确定工资分配办法。也可以实行企业管理或企业工资制度，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3、探索新的分配机制。积极开展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试点，研究探索技术、信息、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方法，6把职工的业绩、贡献与其经济收入挂钩。探索收入分配向优秀人才和关键岗位倾斜的办法。

（六）妥善安置分流人员。

妥善安置分流人员，根据《中共梁平县委办公室、梁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梁平县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人员分流安置意见〉的通知》（梁委办[2003]53号）文件精神，具体办法按《梁平县公路局人事制度改革人员分流安置意见》办理。

（七）人事聘用合同签订。

原梁平县公路管理段及梁平县公路工程队职工，根据本人实际情况可申请辞职、调离，也可以向梁平县公路养护中心申请签订人事聘用合同，具体时间安排及实施按《梁平县公路局关于实行人员聘用制度的实施意见》办理。

(八)有关问题处理。

1、因病伤、工伤丧失劳动能力的职工，按国家有关规定处理。

2、2003年11月1日前，职工与原梁平县公路管理段和梁平县公路工程队签订的待岗、提前离岗休息、人事聘用合同、上岗合同、借用合同一律作废。以本次人事制度改革要求签订的合同为准。

二00三年十月二十九日。

财税体制改革方案篇十五

我市是全省文化体制改革第一批试点地区之一，按照省委、省政府的要求，2009年6月要基本上完成改革试点工作。为确保我市文化体制改革稳步推进，取得实效，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中央、省委、省政府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精神，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紧紧围绕建设国际旅游岛和国际性热带滨海旅游城市目标，全面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努力打造“文化三亚”，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二、改革的总体目标。

一、开放、竞争、有序的文化市场体系。

（二）实行宣传业务与经营业务“两分开”，提高新闻舆论引导能力，壮大新闻事业发展实力。

（三）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实行公司制改造，处理好分流人员，安置好下岗人员；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壮大发展实力，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四）加大政府投入，逐步形成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三、改革的任务和措施。

我市文化体制改革坚持“区别对待、分类指导、全面铺开”的工作方针，按照《中国共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2005〕14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文化体制改革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和支持文化企业发展两个规定的通知》（国办发〔2008〕114号）和《中国共产党海南省委、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琼发〔2006〕19号）、《海南省人民政府印发〈海南省支持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琼府〔2007〕25号）的规定，根据《三亚市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文化发展总体方案》的要求，结合各文化单位的性质、职能和工作实际，采取不同的改革方式和措施，增强文化事业单位活力，提高文化企业的竞争力。通过改革，进一步繁荣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壮大文化产业。

（一）改革文化管理体制。

1、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市委宣传部负责全市宣传思想文化系统等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抓好宏观管理，支持政府职能部门依法行政，进一步增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地位。

2、切实转变政府文化管理职能。市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局要转变职能，由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由管直属单位向管全社会转变，由以行政手段管理为主向以综合运用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管理转变，把主要精力转移到管宏观、定政策、做规划、抓监管上来，转到依法行政上来。整合相关业务机构，调整人员编制，实现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基本职能。

3、探索改革文化事业单位投入方式和拨款制度，实行不同的经费核拨方式，逐步由拨款改为借、贷、投，由对文化事业的一般投入转变为对文化项目的投入，实现由“养人”到“养事”的转变。

（二）转换文化事业单位运行机制。

要按照“增加投入、转换机制、增强活动、改善服务”原则，进一步深化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含新闻媒体）人事、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三项内部制度改革，实行全员聘用制度，建立和完善岗位目标责任制。坚持面向市场不断激发自身活力，努力形成设施完备、功能齐全、服务优良、引导有力的文化事业主体。

改革的方式和内容是：

第一、建立和完善岗位管理制度。建立事业单位岗位设置制度，明确设岗范围、职能、职责，划分各岗位工作任务，确定岗位系列和档次。按照《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暂行规定》的要求，新进人员实行公开招聘。

第二、改革现行人事管理制度。实行全员聘用制度，事业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指市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局下属单位）由主管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实行公开选聘，中层以下干部实行竞争上岗。

第三、调整人员编制，发展壮大文化事业队伍。根据工作需要，重新调整文化事业、新闻媒体单位人员编制，加强队伍建设，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能力。

第四、改革现行分配制度。建立“以岗定酬，绩酬挂钩，按岗取酬”的分配机制，充分调动广大干部职工积极性。根据上级有关规定，明确岗位绩酬，突出绩效，拉开差距，实行二次分配。

第五、继续实行工资统发制度。文化事业单位（不含新闻媒体单位）在编人员的工资由单位工资报账员每个月根据单位绩效考核结果报下个月工资，仍通过财政统发至个人工资帐户。

第六、新闻媒体单位实行宣传业务和经营业务“两分开”，做大做强新闻事业，拓展搞活经营产业。在编人员的工资由财政全额拨付。逐步实施广播电视非时政类节目制播分离，广告、发行、印刷等部门从事业体制中剥离出来，改为经营单位，实行公司化运作，经营收入主要用于新闻媒体单位事业发展，不足部分由财政给予补贴。从事业体制中剥离出来的原在编在职人员保留事业身份，退休按档案工资办理，新录用的人员按企业办理。

导资金的管理细则由市委宣传部和市财政局联合制定。

（五）积极探索农村文化市场发展的路子。把农村电影放映“2131”工程、“三下乡”等公益文化项目纳入农村文化市场发展体系，进行市场运作，发展适合当地群众文化需求的健康向上的特色文化娱乐项目。

（六）发挥基层文化站的组织指导作用，推动农村文化阵地建设。各镇党委、政府要加强对基层文化工作的领导，配备专业人员，安排专项经费，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任务和目标，把开展基层文化活动作为培育文化市场和发展文化产业的基础性工程来抓，加强管理，创新机制，激活经营，增强实力，推进农村基层文化阵地建设“多元化”，文化队伍建设“社会化”，文化娱乐发展“市场化”和文化市场管理“制度化”，丰富活跃农村基层文化生活，切实解决农民群众看书难、看戏难、看电影难、收听收看广播电视难的问题，不断提高农民群众的整体素质。

五、组织领导。

文化体制改革是一个涉及面广，影响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政府组织实施，党委宣传部门协调指导，行政主管部门具体落实，有关部门密切配合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加强领导，统一思想，搞好协调，形成合力，确保改革与发展取得实效。

（一）调整组织机构，健全工作机制。充实“三亚市文化体制改革与文化发展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张萍（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常务副组长：李柏青（市政府副市长）。

副组长：徐国良（市人大常委、市文旅委副主任）。

宁光荣（市委副秘书长）。

林贻秀（市政府副秘书长）。

成员：钟声（市委政策研究室负责人）。

刘关山（市政府研究室主任）。

王永敏（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人事劳动保障局局长）。

黄淑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三亚晨报社总编）。

莫英俊（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廖民生（市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局局长）。

周雄（三亚广播电视台负责人）。

潘国华（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周高明（市财政局局长）。

邓忠（市发展和改革局局长）。

关进敏（市国资委主任）。

李洪海（市住房保障与房产管理局局长）。

温孝廉（市社会保险事业局局长）。

刘洪良（市地方税务社会保险费征稽局局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办公室主任由莫英俊同志兼任。工作人员从市宣传文化系统等单位抽调组成。市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局、三亚晨报社、三亚广播电视台等单位要相应成立工作领导小组，切实抓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

（二）加强政策研究，建立政策体系。要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尽快制定、出台相关政策，加大文化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做好与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政策的衔接，确保改革工作有序进行，取得成效。

（三）加大宣传力度，做好思想工作。全市宣传文化系统各单位，要加强改革政策宣传，积极引导人民群众和改革单位干部职工正确认识改革的形势和任务，正确认识改革的政策措施，为保证改革任务的落实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要切实开展好思想政治工作，及时了解和掌握干部群众的思想动态，解难释惑，理顺情绪，化解矛盾。要及时处理和解决好改革中出现的倾向性问题，让广大职工享受改革成果，维护好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六、组织实施，确保成效。

按照省委、省政府的要求，省文化体制改革领导小组今年上半年将对我市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进行检查验收，评估改革成效。各有关单位要严格按照市委、市政府的部署，整合资源，形成合力，勇于创新，扎实推进，全面完成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

财税体制改革方案篇十六

摘要：

财政税收体制改革,是中国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十二五’期间改革的重点。未来许多经济、社会问题的解决,财税体制改革是一个前提。所以,没有财税体制的改革,就没有中国改革的未来,也很难建设成一个公平、正义、善治的现代国家。因此，我们应该坚定不移地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进一步健全公共财政体系，为推动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提供体制保障，努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贡献。

随着“十一五”规划的顺利完成，我们迎来了我们的第十二个五年计划。“十二五”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十二五”时期，我们将按照“十二五”规划纲要的要求，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立足点，积极构建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科学发展的财税体制、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在合理界定事权基础上，按照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要求，进一步理顺各级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建立并不断完善科学完整、结构优化、有机衔接、公开透明的政府预算体系，全面反映政府收支总量、结构和管理活动；完善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体税种，财产税、环境资源税及其他特定目的税相协调，多税种、多环节、多层次调节的复合税制体系，充分发挥税收筹集国家财政收入的主渠道作用和调控经济、调节收入分配的职能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和发展方式转变，推动和谐社会建设。

财税体制改革作为“十二五”规划重点中的重点，我们更加应该予以重视和完善，所以新世纪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应着重从三方面入手：一是完善财政体制。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高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效益。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做好健全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相关工作。推进省直管县和乡财县管财政管理方式改革。二是推进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完善公共财政预算，细化政府性基金预算，扩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施范围并完善相关政策措施，继续试编全国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全面取消预算外资金，将所有政府性收入全部纳入预算管理。深入推进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等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建立健全预算绩效管理制度。研究推进政府会计改革，探索试编政府资产负债表。继续推进预算公开，进一步提高透明度。三是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在一些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推行增值税改革试点，相应调减营业税，从制度上逐步解决货物与劳务税收政策不统一的问题。完善消费税制度，将部分容易产生环境污染、大量消耗资源的产品以及部分高档消费品纳入消费税的征收范围。健全个人所得税制度，提高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合理调整税率结构，降低中低收入者税负，强化对高收入的调节。进一步推进资源税改革。按照“正税清费”的原则，清理政府非税收入，提高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

然而在“十二五”时期加快财税体制改革我们不但要做到以上三方面，而且还要加快改革攻坚步伐，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根据《建议》精神，结合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认真总结以往财税改革的经验。所以“十二五”时期加快财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对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要求，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立足点，积极构建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科学发展的财税体制、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

加快财税体制改革，我们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一是明确方向，服务大局。把科学发展观切实贯穿于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全过程，进一步健全公共财政体系，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促进区域协调和城乡统筹发展，为推动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提供体制保障，努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二是整体设计，协调联动。妥善处理政府与纳税人、中央与地方、政府与社会、财政与金融、财政部门与其他部门的关系，统一规划，全面设计，综合配套，协调推进，加强各项财税改革之间以及财税改革与其他改革之间的协调配合，形成改革合力。三是积极稳妥，循序渐进。既抓住机遇，突出重点，加大改革力度；又妥善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精心谋划，远近结合，分步实施，成熟一项推出一项，确保改革平稳有序进行。

而加快财税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完善财政体制。所以在合理界定事权的基础上，按照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要求，进一步理顺各级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健全统一规范透明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高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效益。建立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加强县级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财力保障。提高预算完整性和透明度。建立并不断完善科学完整、结构优化、有机衔接、公开透明的政府预算体系，全面反映政府收支总量、结构和管理活动。健全预算编制和执行管理制度，强化预算管理，增强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健全税收制度。完善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体税种，财产税、环境资源税及其他特定目的税相协调，多税种、多环节、多层次调节的复合税制体系，充分发挥税收筹集国家财政收入的主渠道作用和调控经济、调节收入分配的职能作用。

监管制度、技术操作等方面着手，进一步提高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效益。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规范省以下财政收入和政府支出责任划分，将部分适合更高一级政府承担的事权和支出责任上移。强化省级政府在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基础建设，加快完善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把加强县级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财力保障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满足县级基本财力保障需要，实现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为目标，在中央和省级财政加大支持力度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和完善奖补机制，力争在“十二五”前三年基本建立起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十二五”后期逐步提高保障水平。

我们也需要完善预算编制和执行管理制度，提高预算完整性和透明度。完善政府预算体系，健全公共财政预算，提高公共财政收入质量，增加公共服务领域投入，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强化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提高基金预算的规范性和透明度。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政策，扩大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试行范围，加快推动地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工作。规范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扩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编报范围。取消预算外资金，将所有政府性收入纳入预算管理。健全预算管理制度。深化政府收支分类改革，完善支出标准体系，加强项目库建设，夯实预算编制的基础。继续规范预算编制程序，细化预算内容。建立完善预算编制与预算执行、结余结转资金管理和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有机结合的制度。进一步增强地方预算编制的完整性。加强预算执行管理。依法加强税收征管，强化非税收入管理，建立规范的收入管理体系。完善各单位部门预算执行管理制度，健全预算支出责任制度，提高预算支出执行的均衡性和效率。深化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等制度改革。建立健全预算绩效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完整规范的预算公开机制。在完善预算编制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公开范围，细化公开内容。结合修订预算法，明确预算公开的原则和主体，完善预算信息披露制度，强化预算公开责任制度，加快预算公开的法制化、规范化进程。

护国家的整体利益。对于一般地方税税种，在中央统一立法的基础上，赋予省级人民政府税目税率调整权、减免税权，并允许省级人民政府制定实施细则或具体实施办法。

这样，在“十二五”期间，我们就能更好地完成“十二五”规划的任务，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基础，使我国在新世纪发展的道路上能走得更远更好，成为未来的世界强国。

财税体制改革方案篇十七

财税体制改革方案篇十八

营改增，通俗的解释就是把现行的营业税改变为增值税。在经历了一年零七个月的局部试点之后，这项改革于今年8月扩展至全国范围。从表面上看，它只是一个税种或者一个税种中的税制构成要素的变化调整，但深入一层看，它实际上具有牵动财税体制改革的特殊威力。

40%左右，营业税收入占全部税收收入的15%上下，它们分别属于我国现行税制体系中的第一和第三大税种。二者合并之后，增值税的比重将超过55%。为防范可能出现的财政收入体系风险，作为一个补充措施，有必要调整增值税的税率，使增值税和营业税合并之后增值税所占的份额不至于急剧增加。财政收入一方出现如此的变化，财政支出一方则不会相向而行。因为，除非受战争和特大自然灾害影响，正常年间的财政支出规模往往是扩张的。能够有所控制的.，主要限于它的增量或增幅。财政收支之间的差额用什么办法加以填充呢？通过现行税制的结构性调整，增加直接税是一个可取的办法。而由此带来的直接税建设的提速和直接税在全部税收收入中比重的提升，对经济社会运行将具有深远的影响。随着营业税和增值税收入归属及其征管格局的打破，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基础也会动摇。与之相对应，所谓“财权与事权相匹配”或“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分税制原则，也就有了重新审视并布局的前提和必要；以中央转移支付为主要平衡器的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也就有了在制度上和操作上重新讨论并设计的前提和必要；以国、地税分设为主要特点的现行税收征管格局，也就有了重新考量并调整的前提和必要。由此，整个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财政关系以及整个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行政关系，也就有了重新界定并规范的前提和必要。

财税体制具有综合性，它既是政府活动的基础，又是连接政府和家庭、企业的纽带。故而，发生在这一领域的任何改革事项都会影响整个经济领域。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

财税体制改革方案篇十九

为深入贯彻落实《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中办发〔2015〕46号）、《陕西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陕办发〔2016〕38）精神，牢固树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增强创新驱动能力，打通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通道，助推和支撑全市转型发展，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思路和主要目标。

1.总体思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准确把握国家“一带一路”和创新驱动发展等重大战略机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打通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以转型发展为主线，攻克制约转型发展的关键技术；以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为根本任务，引导技术、人才、成果等创新要素向企业聚集；以人才培育为关键，汇聚高端人才，培育创新团队，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以科技惠民为本质要求，使更多科技成果惠及民生，把创新成果变成实实在在的产业活动，让创新真正落实到创造新的增长点上。

2.主要目标。组织实施一批重大科技项目和重点科技创新工程，在重点产业领域、关键技术环节上取得创新型成果，技术转移与科技成果转化步伐明显加快，科技资源统筹改革取得实质性突破，人才、资本、技术、知识进一步集聚，企业、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协同创新，科技创新体系逐渐完善，形成适应创新驱动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为建成创新型城市奠定坚实基础。

二、加强技术创新体系建设。

3．发挥专家、企业家在重大创新决策中的作用。建设市级科技智库，提高产业专家和企业家的入库比例，吸收更多的企业参与研究制定技术创新规划、政策。

4．加强产业创新链条部署。按照“清单管理、链条思维”的思路，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培育产业链。选择重点产业链、部署创新资源，突破产业发展环节的共性关键技术，促进产业深度转型；选择重点创新链，加强项目、人才、基地平台与产业的结合，培育形成新的产业。

5．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落实促进企业发挥主体作用的政策措施，推动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和成果转化的主体。对市场导向明确的科技项目由企业牵头、政府引导、联合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实施。更多运用财政后补助、间接投入等方式，支持企业自主决策、先行投入，开展产业关键共性技术、重大装备研发攻关，形成知识产权。

6．创建各级各类创新平台。支持创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持创建国家、省级各类技术研发平台，在能源建材、装备制造、食品医药、现代农业、健康养生等重点产业领域建立研发中心、科技专家工作室，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对经认定的国家级工程（技术）研发中心或企业技术中心一次性补助100万元；对经认定的省级工程（技术）研发中心或企业技术中心一次性补助50万元；对认定的市级研发中心、科技专家工作室一次性补助10万元。

7．促进产学研协同创新。支持骨干企业与大企业集团、高校科研院所按照自愿原则和市场机制构建产学研合作的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发展政府、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一体化产学研合作。对新认定的省级以上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的牵头单位一次性补助20万元；对认定的市级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一次性补助10万元。

8．完善中小微企业创新服务体系。大力发展众创、众包、众扶、众筹，推动形成多种形式创新创业孵化链条。鼓励社会资本利用闲置土地、厂房、楼宇等改造建设创客空间、星创天地、创业社区、创新工场、微型企业孵化园、科技孵化器、商贸企业聚集区等小微企业创业基地。对经省级以上认定的众创空间、星创天地、科技孵化器，给予不超过20万元的建设后补助。采取以赛代评的方式，支持企业、团队积极参与中国创新创业大赛。

9．落实支持企业技术创新的税收政策。全面落实中省支持企业技术创新的普惠性税收政策。落实技术交易、科技创业苗圃、孵化器、加速器等税收优惠减免政策。推进职工教育经费税前扣除、股权奖励个人所得税分期缴纳、促进创业投资企业发展等税收政策落地。

三、强力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10．支持应用和转化科技创新成果。推动重点科技成果就地转化，形成现实生产力。对自主研发生产的列入国家级、省（部）级重点新产品计划或其他相关科技计划、投向市场的首台首套产品，尤其是重大技术装备，给予一定成果转化后补助。支持承接高等学校、科研院所重大科技成果，在市内中试和转化应用取得重大经济效益，给予其技术合同交易额的20%、不超过20万元的后补助。

11．改革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推进科技成果处置权、收益权改革，科技成果转化、转让收益的80%以上归属研发团队所有。允许科技成果奖励奖金80%以上用于激励项目人员，不计入工资总额。实施科技成果转化风险免责政策，完善科技成果转化年度统计和报告制度。

12．推进技术交易。健全技术交易市场，开展多种形式的技术交易活动，促进科技成果供需对接。积极发展科技服务、科技咨询、科技中介，通过线上线下技术交易，把技术推向市场。奖励在市内技术交易转化绩效突出的中介服务机构，奖励金额不超过15万元。

四、推动科技和金融、民生结合13．促进科技和金融融合。积极发展创业投资，发挥财政投入杠杆作用，引导社会资本投资种子期、初创期科技型中小企业和创业企业。支持科技企业进入资本市场，在国内外多层次资本市场融资。支持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小贷和保险等业务。支持建立科技银行、科技担保公司、科技小额贷款公司、科技保险公司等新型专业服务机构，建立科技贷款风险补偿机制，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14．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促进民生改善。鼓励运用互联网技术，提升教育、医药卫生、文化旅游发展水平，提高应用科技改善生态、绿色发展的能力。建设“智慧铜川”，促进社会治理创新。

15．强化现代农业科技支撑。加强农业科技创新，支持农业新品种、新技术研发，支持现代农业科技园区建设，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和推广应用，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现代农业。

16.加强科技脱贫服务。创新科技脱贫模式，延伸科技服务链，构建特色产业技术支撑、科技信息服务、科技人才支撑、科技示范、科技普及培训脱贫体系。

五、完善人才引进、培养、评价和激励机制。

17．加强人才引进及培养。加大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的引进，引进我市急需的科技领军人才、紧缺人才和创新团队，并在科技立项、平台建设、创业投资等方面给予支持。加强优势产业、新兴产业创新创业人才培养，鼓励职业院校、社会教育机构、企业等共建创新型人才培养示范基地、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

18．鼓励科技人员创新创业。挖掘科技人员创新潜能，激发创新创业动力。鼓励高层次人才带项目、带资金创办、领办企业。鼓励学校、科研机构、大中型企业选派科技人员到基层、小微企业挂职或者担任首席工程师，从事高新技术服务、成果转化和技术开发活动，对选派的科技人员与企业联合提出的科技项目予以优先支持。

19．完善人才评价激励制度。实行人才分类评价，对基层一线和从事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成果转化等科技人员在职称评定、岗位聘用中给予政策倾斜。完善科技奖励制度,突出对重大科技贡献、优秀创新团队和青年人才的激励。积极鼓励社会力量设立科学技术奖。

20．建设陕西省科技资源统筹中心铜川分中心，实现纵向与省科技资源中心链接，横向与省内市区联通。抓紧建成集“政策咨询、项目申报、技术交易、科技金融”等为一体的“一站式”科技综合服务体，提升我市科技创新服务水平，更好支撑我市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21．深化科技计划改革。根据全市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科技创新规律，面向企业技术需求编制项目指南，建立科技项目库。按照分类管理、权责一致的原则，加强科技计划管理，制定市级科技计划管理办法，推行项目责任制度、诚信承诺制度及黑名单制度，提高科技创新效益。

22.改革财政资金投入方式。对基础性、前沿性、公益性、共性技术类项目，主要实行前资助方式支持；对科技成果产业化、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等项目，主要实行后补助方式支持；对科技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科技中介服务机构，主要实行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支持。

七、营造激励创新的良好生态。

23．强化政府服务。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推动创新创业，深化创新创业商事制度改革，完善市场准入制度，制定和实施产业准入负面清单。推行电子政务，提高服务效率。

24．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意识，鼓励开展知识产权活动，加强知识产权综合执法，建立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机制，奖励发明专利、著名（驰名）商标及地理标志等知识产权开发转化。支持和鼓励从事知识产权信息服务、知识产权资产评估和专利申请代办等服务机构发展。

25．加大创新驱动发展投入。加大财政科技创新投入，引导和拉动全社会研究与发展投入大幅提高，促进资金链、产业链、创新链融会贯通。

26．推进创新型区县建设。创新区域发展模式，强化协同创新，加快创新型区县建设，支持县区建设一批特色科技产业基地,支持创建高新区。

27．强化创新考核。将《铜川市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进科技创新实施方案》任务细化分解，把创新驱动发展绩效纳入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考核范围，对市级部门、区县政府、管委会、市级园区进行目标考核。加大对研发投入、技术合同交易额、知识产权、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等创新指标考核。加大技术创新在国有企业经营业绩考核中的比重。

28．培育创新文化。加强科学普及，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大力宣传优秀创新创业典型，最大限度地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热情，增强全社会创新创业活力，营造崇尚科学、尊重创新的文化氛围和价值理念。

财税体制改革方案篇二十

摘要：在新形势的财税体制改革发展中，财务部门针对我国财税制度出现的弊端，提出了相应的改革措施，在探索中建立了全新的改革机制，通过挖掘深层次出现的问题，使改革的弊病在萌芽阶段就得到了解决，使过去传统财税制度应用中出现的不合理、不科学、不规范的问题得到了有效的转化，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机制上的支持，使国家财税体制改革符合社会发展大环境，并符合新形势下财税的发展特点，为国家的经济复兴做出卓越的贡献。

在我国新形势下财税体制改革机制存在着发展必要性。第一，基本完成财政的支出管理制度改革，增加了预算的透明度，强化了预算支出的约束性，加强了财政对经济结构的调整。第二，通过积极的运用财政制度，完善了财政收支体系，规范了政府管理和国民收入分配的秩序，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体制的完善和发展应存在如下措施。第一，调整好政府间的收入分配，确保收入政策达到统一性，加强相关领域的改革研究，建立监督机制。第二，进一步转化财政职能，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处理好集权与分权的管理，调整好规划与稳步推进的关系。

(一)基本完成财政的支出管理制度改革，增加了预算的透明度，强化了预算支出的约束性，加强了财政对经济结构的调整。

在新形势下建立财税体制改革机制具有重要的必要性。有助于基本完成财政的支出管理体制改革，通过加强税收部门的职能和执行力度使财税的收取得到了重要的保证。同时通过加强法治执行力度和加强税收的管理制度使财税的缴纳过程得到了制度上的支持，使财政的支与出两种制度得到了改革，各领域人员也加强对制度的管理和监督确保整体财税体制改革可以取得丰硕的成果，能够基本完成对框架的设计，完成整体的布局建设。

要增加预算的透明度，使整体的`收支数据得到有效的统计，并且把各执行的概况向社会公众公开，确保财税的整体过程透明的展现在公众的面前，对违反规定的行为要追求其责任，要严格处理偷税漏税的行为。要强化预算支出的约束性，对收与支的税金要合乎法律规定，收取和缴纳的资金要符合我国经济体制的发展，并要符合财政支出结构的发展，对金额的确立要受到社会大众的约束，确保财政发展和经济结构发展协调发展，平衡各体制的结构，加强财政管理的主导性地位，适当对不合理的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带动财税体制改革机制的发展。

(二)通过积极的运用财政制度，完善了财政收支体系，规范了政府管理和国民收入分配的秩序，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在新形势下建立财税体制改革机制具有重要的必要性，可以通过运用积极的财政制度，在保证制度在合理、科学、规范的运行中取得积极的应用效果，并且机制围绕着制度来发展，使建立的机制可以带动制度取得高效的发展。在体制的改革中完善了财政收支体系，使税款的征与收都得到政策上的保证，体系在发展中得到优化和升级，整体的收支体系得到完善和成熟，体系在改革中能够符合经济发展大环境。

在改革中规范了政府管理的秩序，通过对各环节构建框架使财税的征收过程有了明确的指导，社会公众根据指导缴纳税金，使政府的纳税管理具备秩序化特点，防止在收与支过程中出现环节上的错误。同时有助于规范国民收入分配的秩序，管理部门通过计算出国民收入的各种数据，对不同收入层次缴纳不同的资金，使国民收入的分配制度取得了秩序化的发展优势。通过财税体制的改革发挥了政府对市场的调节关系，使市场的行为符合财税制度的发展，在制度的执行中增加了市场的交易次数，使市场交易更具法制化。

(一)调整好政府间的收入分配，确保收入政策达到统一性，加强相关领域的改革研究，建立监督机制。

在我国财税体制改革机制的未来发展中要调整好政府间的收入分配，要平衡各级政府之间的关系，对收入分配不合理的政府机构要加入政策扶持，使政府的收入分配起到良好的作用，使各政府都取得联系，在不断合作和集中改革中取得最优异的成绩，使各级政府都具备财税体制改革的实力，都具备建立新型机制的水平。

要确保收入政策达到统一性，要平衡各级政府的收入关系，重点对边远地区进行政策和资金的扶持，要统一性的发放工资和收取税金，要在扶助困难地区的基础上公平的制定纳税额，要根据纳税人的收入合理的收取税金，要保证税金的收取日期统一化，要保证政府财税行为符合社会公平发展和和谐发展。

要加强相关领域的改革研究，对相关不合理的领域要进行改革，对行业之间的差距要进行拟补，要改革各领域的纳税政策，确保相关领域享受到税收改革的成果，并且通过税务改革提高行业的竞争力，提高行业的经济发展水平。要向全社会宣传依法纳税的好处，使人人都坚持合法缴税，使我国财税体制改革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在执行中取得好的效果，促进我国财税发展取得法制化和健全化发展。

(二)进一步转化财政职能，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处理好集权与分权的管理，调整好规划与稳步推进的关系。

在我国财税体制改革机制的未来发展中要进一步转化财政职能，使财政为财税发展提供保障作用，要转化财政职能的不合理问题，使优势得到发展，职能上的问题得到转化，使财政取得稳步发展，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到财税建设中去，使财政体制可以带动财税体制改革机制，发挥政府的调控职能。对出现的结构问题进行调整，使收支达到平衡的状态，要优化结构的整体性发展，使税收的结构和各布局都充分发挥税收的调节性。

要处理好集权与分权的关系，国家不断集中管理税收职能部门，使权利掌握在中央手中，国家可以对出现的问题集中调整和处理，使整体的税务发展不出现问题。国家应把税收管理权力分放到几个领域内，通过分开治理，使各布局都取得好的税收成果。在分权和集权的共同管理中使税收取得长足的发展，不会出现国家掌控不了的问题。要调整好规划和推进的关系，要在一定时期规划好财税的管理过程，在征收期间对政策进行推进和管理，使我国的财税体制改革机制可以在政府和各职能部门的管理下取得好的成果。

在新形势财税体制改革机制的不断建设中，通过政府和社会公众的努力取得了好的发展效果，国家职能部门还将不断投入改革力度，确保我国财税朝着最正确的方向发展，并带动经济体制改革，促进财税机制的文明发展，用最优异的改革机制为财税发展提供新的方向，为社会的财税文明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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