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后感的写作可以培养我们的思考能力和表达能力。写读后感前，要对书籍的主题、结构和要点有一个清晰的理解和概括。小编为大家整理了一些经典的读后感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史记货殖列传读后感篇一

《货殖列传》是司马迁为先秦和西汉前期著名的工商业者所立的类传，分析了工商业的发展状况，记述了各地经济贸易特点，介绍了著名商人的事迹，阐明了作者的经济观点。《货殖列传》虽然排在《史记》末篇，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商业在那个时代和作者心目中的位置，但肯定了商业在国计民生中的必要性、重要性，明确指出了人们追求财富、追求美好生活都是事势的必然，“善者因之”才是最好的方法，字里行间隐藏着诸多迄今为止仍很重要的商道，能够带给我们重要的启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文章开篇即指出，《老子》“至老死不相往来”的乌托邦式的陈旧观念，已经成为“涂民耳目”、“几无行矣”的陈腐理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由于各地物产不同，社会人群也有所分工，因此必须“商而通之”、“商不出则三宝绝”，商业“上则富国，下则富家”，直截了当地指出了商业的重要性。

文章不仅用常见的经济现象揭示出一般的经济规律，“原大则饶，原小则鲜”、“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自出”，而且明确指出，经商不是愚者而是智者的行业，“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还赞扬了弃官经商的人，称其为“贤人”，“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于富厚也”,给予商人应有的社会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文章用较大篇幅、用赞赏的口气介绍了范蠡、子赣等人的事迹。范蠡帮助勾践复仇之后，明智地选择归隐经商，“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此所谓富好而行其德者也”。子赣“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在孔门弟子中“最为饶益”，不仅自己“结驷连骑”、与国君分庭抗礼，受人尊重，而且对孔子扬名天下也提供了很大帮助，属于“得势而益彰者”。范蠡、子赣均为当时代的精英，在从政、做学问上均有较大成就和建树，两人又同为商界成功人士，在历史上树立起了儒商典范，成为此后我国商界的楷模和榜样。

司马迁写作《货殖列传》，距今已经2100多年，但文章中体现的商业思想和基本原则，大部分是正确的。现代商家如果认真体会和灵活运用，仍然有所裨益。

一要准确研判市场。计然是春秋战国时越国的谋臣，又是一名经济学家、商界理论家。据说，勾践成功复国、范蠡成功经商都是在计然的理论指导下实现的。《货殖列传》大幅引用计然的话，说明审时度势、研判市场的重要性。“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一个成功的商业企业，既要深入调查研究，把握经济大势，掌握行业供求信息，又要系统思考，迅速反应，果断采取行动，才能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二要孜孜不倦地追求利润。文章引用《管子牧民》篇“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后，论述道：“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人富而仁义附焉”，多处论及财富的重要性。文章讲到，逐利是人的本性，是推动各行各业发展的动力，“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从“壮士在军”、“赵女郑姬”，到“弋射渔猎”、“医方诸食技术之人”，“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余力而让财矣”，肯定了商人逐利的正当性。作者褒扬了从管仲到曹邴氏等人发家致富的行为。认为管仲在整顿经济秩序，帮助齐国复兴、齐王称霸的同时，自己发家治富，富比君王，是有能力的表现。鲁人曹邴氏“富至巨万”，仍然“父兄子孙约”，定下“俯有拾，仰有取”的家规，也是受人称道，值得世人学习的。

三要勤劳节俭，薄利多销。文中论及商道时，认为勤劳治富是正确道路。一方面讲到，“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赞赏著名商人白圭“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的行为，也肯定了郅氏、浊氏依靠磨刀、卖羊肚等小技能、小生意勤劳致富的做法。另一方面，多次强调“廉贾归富”，清廉、不贪一时之利的商人，终归能够获得更多的利益。“贪贾三之，廉贾五之”，贪婪的商人居奇惜售，货物滞销，资金周转不灵，所得利润仅为十分之三。薄利多销的商人，财物流通无滞，所得利润可达十分之五。这些道理，直到今日，仍然值得我们学习领会和借鉴实践。

《货殖列传》是一篇传记，但仔细阅读后，能够体会出不少与现代商业理论相一致的观点，对现代商业管理管理具有指导意义。

一要加强成本管理。文章引用谚语述及控制运输成本的重要性，“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多处讲到各地风土人情、物产分布、交通情况，都是在提醒世人，运输成本是影响商品价格的重要因素。文章讲到“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讲到“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牵涉到库存和资金管理问题。在讲述经商致富案例时，讲到一个名叫刀间的商人，特别偏爱收留、使用“奴虏”，“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终于依靠这些人的力量发家致富，财产多达数千万。这实际上是一个使用廉价劳动力的案例，涉及到人工成本问题。

二是承认资本经营的合法性。《货殖列传》记述的是秦和西汉前期工商业者的事迹。那个时代，多数上层人家是依靠官职俸禄或爵位封地显贵于人的，但也有些人是通过工商业积累资本、发家致富，从而跻身上流社会的。作者给这样的人家起了个名，叫“素封”。说，“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则二十万，而更徭租赋出其中，衣食之欲，咨所好美矣”，可以“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身有处士之义而取给焉”。文章不仅认可资本经营，而且肯定了巴郡一个叫“清”的寡妇继承和享用祖上遗产的合法性，指出货币资金的重要性，讲到了“财币欲其行如流水”、钱能生钱等道理。

三要重视“实体经济”。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社会长期崇尚以农为本，认为依靠农业生产致富为上等，依靠工商业致富为次等。我们不能奢望《货殖列传》在这方面有历史性的突破，但不妨把彼时代的农业比作现时代的“实体经济”，同样有所启发。文中讲了一个有意思的案例。楚汉相争之际，宣曲一个姓任的富人，准确判断战争将会造成土地荒芜、粮食涨价的形势，在别人争夺金银珠宝的时候，他用地窖储存粮食，然后高价卖出，发了大财。经商发财之后，“富人争奢侈”，而任氏不仅“折节为俭，力田畜”，而且在购置田、畜的时候，“独取贵善”，结果任家“富者数世”。任氏“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在经商致富之后，用农耕本业------彼时代的“实体经济”保家守财，成为民间的表率，甚至受到了朝廷的表扬。

五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货殖列传》，值得细读。

史记货殖列传读后感篇二

按照《史记·伍子胥列传》(以下简称《伍子胥列传》)的叙述，楚国骤变来临之时，太子建先避难到宋国，而伍子胥在父兄被楚平王擒获之后，逃亡的路线是先往宋国，适逢宋国内乱，就与太子建一起“俱奔于郑”,之后奔晋。然后太子建在晋顷公的怂恿下又回到郑国，准备作为晋顷公的内应灭掉郑国。阴谋败露之后，太子建被杀，伍子胥携太子建之子仓皇逃往吴国，途中还经过楚国的昭关，险遭楚人捕获，最后在江上渔父的帮助下才得以脱险。

随后的历史，大家都知道了，伍子胥率领吴国的军队攻入楚国首都郢，将楚平王开棺鞭尸，以报父兄被杀这一不共戴天之仇。

可是《左传》关于伍子胥逃亡过程的记录却与《史记》不一样：伍子胥在父兄受擒之后，径直便往吴国去了，并没有和太子建一起，也没有经历了这么多曲折才到达吴。关于伍子胥的逃亡经历，与《史记》叙述相仿的是《吕氏春秋》、《战国策》以及《吴越春秋》等书，可是就史实的可信度而言，这些典籍要比《左传》低。

况且，根据《伍子胥列传》所写，伍子胥在逃亡的最后一程里，竟然冒着巨大的生命危险通过昭关、穿楚抵吴，而不是选择从其他国家抵达吴国，也有点不合常理，毕竟昭关地处“吴头楚尾”,是楚人重兵把守之地。而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显示，伍子胥出奔吴国，事发在昭公二十年，而太子建的被杀，则发生在昭公二十三年。可是在列传里，事情的发生顺序是先有太子建被杀，然后才有伍子胥到吴。这意味着在同一本书里，传和表自相矛盾了，也颇令人迷惑。综上两点，《伍子胥列传》关于伍子胥曲折的逃亡经历这一叙述，在可信度上要打个折扣。

不可思议的是，费无忌和楚平王的对话，以及伯嚭和吴王夫差的对话，在这个传里都写得很详细，尤其是伯嚭在吴王面前中伤伍子胥的那段话(“子胥为人刚暴，少恩……愿王早图之”)，更是不加停歇地挥笔就一大段。这在逻辑上是行不通的，因为如此机密的事情，司马迁最多也只能知道个大概，不可能像笔下所写的那样掌握得如此精确。这是史书里面典型的小说笔法，钱钟书先生就以“非记言也，乃代言也”评价《左传》“公言私语，盖无不有”这一做法，对于《史记》此举，钱氏此语同样适用。

在《史记》中，类似这样的纰漏为数不少，前人已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著作，如梁玉绳的《史记志疑》、郭嵩焘的《史记札记》等，都是出类拔萃之作。但即便如此，也丝毫不能降低《史记》的价值，这是因为，《史记》灌注了司马迁刚强不屈的精神以及高瞻远瞩的历史眼光。

史记货殖列传读后感篇三

“货殖”是指通过商业活动逐利致富。《货殖列传》是司马迁为先秦和西汉前期著名的工商业者所立的类传，分析了工商业的发展状况，记述了各地经济贸易特点，介绍了著名商人的事迹，阐明了作者的经济观点。《货殖列传》虽然排在《史记》末篇，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商业在那个时代和作者心目中的位置，但肯定了商业在国计民生中的必要性、重要性，明确指出了人们追求财富、追求美好生活都是事势的必然，“善者因之”才是最好的方法，字里行间隐藏着诸多迄今为止仍很重要的商道，能够带给我们重要的启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世界是物质的，商业是必要的，经商是有学问的。

文章开篇即指出，《老子》“至老死不相往来”的乌托邦式的陈旧观念，已经成为“涂民耳目”、“几无行矣”的陈腐理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由于各地物产不同，社会人群也有所分工，因此必须“商而通之”、“商不出则三宝绝”，商业“上则富国，下则富家”，直截了当地指出了商业的重要性。

文章不仅用常见的经济现象揭示出一般的经济规律，“原大则饶，原小则鲜”、“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自出”，而且明确指出，经商不是愚者而是智者的行业，“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还赞扬了弃官经商的人，称其为“贤人”，“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于富厚也”，给予商人应有的社会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文章用较大篇幅、用赞赏的口气介绍了范蠡、子赣等人的事迹。范蠡帮助勾践复仇之后，明智地选择归隐经商，“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此所谓富好而行其德者也”。子赣“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在孔门弟子中“最为饶益”，不仅自己“结驷连骑”、与国君分庭抗礼，受人尊重，而且对孔子扬名天下也提供了很大帮助，属于“得势而益彰者”。范蠡、子赣均为当时代的精英，在从政、做学问上均有较大成就和建树，两人又同为商界成功人士，在历史上树立起了儒商典范，成为此后我国商界的楷模和榜样。

经商之道，贵在把握时机，咬定目标，薄利多销。

司马迁写作《货殖列传》，距今已经2100多年，但文章中体现的商业思想和基本原则，大部分是正确的。现代商家如果认真体会和灵活运用，仍然有所裨益。

一要准确研判市场。计然是春秋战国时越国的谋臣，又是一名经济学家、商界理论家。据说，勾践成功复国、范蠡成功经商都是在计然的理论指导下实现的。《货殖列传》大幅引用计然的话，说明审时度势、研判市场的重要性。“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一个成功的商业企业，既要深入调查研究，把握经济大势，掌握行业供求信息，又要系统思考，迅速反应，果断采取行动，才能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二要孜孜不倦地追求利润。文章引用《管子牧民》篇“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后，论述道：“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人富而仁义附焉”，多处论及财富的重要性。文章讲到，逐利是人的本性，是推动各行各业发展的动力，“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从“壮士在军”、“赵女郑姬”，到“弋射渔猎”、“医方诸食技术之人”，“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余力而让财矣”，肯定了商人逐利的正当性。作者褒扬了从管仲到曹邴氏等人发家致富的行为。认为管仲在整顿经济秩序，帮助齐国复兴、齐王称霸的同时，自己发家治富，富比君王，是有能力的表现。鲁人曹邴氏“富至巨万”，仍然“父兄子孙约”，定下“俯有拾，仰有取”的家规，也是受人称道，值得世人学习的。

三要勤劳节俭，薄利多销。文中论及商道时，认为勤劳治富是正确道路。一方面讲到，“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赞赏著名商人白圭“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的行为，也肯定了郅氏、浊氏依靠磨刀、卖羊肚等小技能、小生意勤劳致富的做法。另一方面，多次强调“廉贾归富”，清廉、不贪一时之利的商人，终归能够获得更多的利益。“贪贾三之，廉贾五之”，贪婪的商人居奇惜售，货物滞销，资金周转不灵，所得利润仅为十分之三。薄利多销的商人，财物流通无滞，所得利润可达十分之五。这些道理，直到今日，仍然值得我们学习领会和借鉴实践。

推动企业长远发展，要控制成本，用好资金，重视“实体经济”。

《货殖列传》是一篇传记，但仔细阅读后，能够体会出不少与现代商业理论相一致的观点，对现代商业管理管理具有指导意义。

一要加强成本管理。文章引用谚语述及控制运输成本的重要性，“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多处讲到各地风土人情、物产分布、交通情况，都是在提醒世人，运输成本是影响商品价格的重要因素。文章讲到“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讲到“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牵涉到库存和资金管理问题。在讲述经商致富案例时，讲到一个名叫刀间的商人，特别偏爱收留、使用“奴虏”，“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终于依靠这些人的力量发家致富，财产多达数千万。这实际上是一个使用廉价劳动力的案例，涉及到人工成本问题。

二是承认资本经营的合法性。《货殖列传》记述的是秦和西汉前期工商业者的事迹。那个时代，多数上层人家是依靠官职俸禄或爵位封地显贵于人的，但也有些人是通过工商业积累资本、发家致富，从而跻身上流社会的。作者给这样的人家起了个名，叫“素封”。说，“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则二十万，而更徭租赋出其中，衣食之欲，咨所好美矣”，可以“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身有处士之义而取给焉”。文章不仅认可资本经营，而且肯定了巴郡一个叫“清”的寡妇继承和享用祖上遗产的合法性，指出货币资金的重要性，讲到了“财币欲其行如流水”、钱能生钱等道理。

三要重视“实体经济”。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社会长期崇尚以农为本，认为依靠农业生产致富为上等，依靠工商业致富为次等。我们不能奢望《货殖列传》在这方面有历史性的突破，但不妨把彼时代的农业比作现时代的“实体经济”，同样有所启发。文中讲了一个有意思的案例。楚汉相争之际，宣曲一个姓任的富人，准确判断战争将会造成土地荒芜、粮食涨价的形势，在别人争夺金银珠宝的时候，他用地窖储存粮食，然后高价卖出，发了大财。经商发财之后，“富人争奢侈”，而任氏不仅“折节为俭，力田畜”，而且在购置田、畜的时候，“独取贵善”，结果任家“富者数世”。任氏“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在经商致富之后，用农耕本业——————彼时代的“实体经济”保家守财，成为民间的表率，甚至受到了朝廷的表扬。

“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货殖列传》，值得细读。

史记货殖列传读后感篇四

近年来，有很多经济学家以及历史学家，都以为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早已提出市场经济的思想。对这种说法，也有某些学者持反对态度。他们反对的理由很简单，即如果真是如此，那为什么没有被历朝所用？其实，现在有很多学科都在谈论此类问题，以为现在一些思想，在古代早已有之，或西方某某科技（如计算机）在中国古代（《周易》）亦早已有之。这些说法极力膨胀传统文化的作用，既缺乏理论根据，也是夸大其词。我们应该以历史的发展观点，对前人的思想作出科学的解释。比如说，在《史记·货殖列传》里，隐含着某种类似于现在的市场经济理论的思想，但决不能说市场经济理论就是《史记·货殖列传》的翻版。下面，我想从历史的发展观点来谈谈《史记·货殖列传》里所包含的经济思想。

在《货殖列传》里，处处表现出一种自然合理的思想。即一切商贾之事，都是必定要发生的，不论哪个时代，哪个地方，甚至哪个人。这是极其自然的，好象人要吃饭、睡觉一样。古书有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财富身安使人懂礼节知荣辱，这是社会安定以及人们生活的基本条件。司马迁说："故君子富，还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执益彰，失执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言非空也。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象之侯，百室之言，尚尤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只有人民富了，才始有安居乐业可言。人民深懂此理，且这也是千百年来的真理。所以，一切商贾之事，本来就很自然，也很合理。是社会、生活得以正常运转的必定之事。

但是，这些商贾之事的分布又有其自身的理由所在。比如，每个地方生产自己地方特有的产品，地方与地方之间再进而相互交易，形成自由流通，使人民的生活各有所需、需而有得。故司马迁说："夫山西饶材-----山东多鱼----则千里往往出山基置——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出之，商而通之。"因此，每个人只有把自己应该做的事做好了，同时也就会得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司马迁说："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附，而自然之验邪？"人在自己的行内，做自己行内的事，并且应该努力去做好。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使别人能得到你的东西，而别人同样也要做他应该做的事，你要就可以从他那里得到你所需要的东西。

如此循环、相交，在社会上就形成了一种经济活动。这样的经济活动的前提是，每个个体必须是自由的、独立的活动，发挥本行内事是他的职责，如果不能做好行内事，那是他的失责；同时，社会上的每一种有关经济的活动，必定是相互之间发生密切联系的，他们互不干涉，但又不能缺少其中任何一种经济活动，否则就会引起某种不协调，更甚导致社会的动荡不安。

从上述的论述里，我们也不难发现司马迁在《货殖列传》里，已隐约露出有关"经济"的思想。但毕竟不能与现在的"市场经济"理论完全等同。但是他强调各种商贾的分布合理，以及自由往来的交易，与商人的独立自主、互不相干，且必须做好分内之事的论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与现在的"市场经济"理论有着相似的一面。因此，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关系。因为，那时的有关"商贾"活动，只是被作为社会以及生活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活动，从实际的生活中得到某些经验性的总结。此与上升为理论的"市场经济"是不一样的，并且当时的这些思想最多也还只是一种初期的萌芽状态。因此，我们在看待古代思想时，必须要持一种历史的发展观点。这样，才能正确地看待历史中所发生的事。

史记货殖列传读后感篇五

太史公作《货殖列传》，不拘泥于时，驳斥儒道两大家有关经济问题的观点，大胆提出人类追求财富的合理性，字字铿锵，掷地有声。“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无论多美好的志向都得有实现的基础，财富，在很多时候就是我们人生的资本。

自从商业产生以后，贫富差距渐渐出现，同时因为有了差距，便生出许许多多的社会矛盾与冲突。作为以农为本的国家，古代中国一直到了清朝还在压制商业活动，商人们承受着来自朝廷和社会各个方面的阻挠与压力，可以说，一个成功的商人的创业历程真的是步履维艰。士农工商中，商为最下等，其实各个阶级都要养家糊口挣取银钱，只是收获渠道不同，收获数量也不等。皇家贵族子弟生下来过的就是锦衣玉食的生活，双手不沾一点腥土，整天跟着先生念叨仁义礼智信，之乎者也，修身养性治国平天下。每每这些“贵人”不开心的时候，一个巴掌抡过去，挨打的小奴仆低头含泪，以头抢地，可怜兮兮地捂着一边打红的脸：“奴才该死！”同是人，贵贱就这么给划分明了，你，穷人家的孩子，就是受欺负被奴役的命。富人家是有自己的烦恼，他们担心的也许是明天去哪里游玩，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而众多吃穿无着落的穷人们还在忍受着饥饿侍弄那几亩租田，用一句俗语来形容就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财大气粗”也就是这个样子了，“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

史记货殖列传读后感篇六

我在课余时间看了货殖列传，在该列传中司马迁认为社会经济活动不以人们意志转移的客观过程，因此，即利用货物的生产与交换，进行商业活动，从中生财求利。司马迁所指的货殖，还包括各种手工业，以及农、牧、渔、矿山、冶炼等行业的经营在内。史记中影响最深刻的是，两大著名商业家计然和白圭。

“人弃我取，人取我予”就是白圭提出的，白圭认为商业成功的第一要素就是要善于观察变化和利用变化，他主张利用规律性变化获利，所谓规律性变化就是不要关注引起变化的具体原因，要把握必定如此的变化，白圭提出的“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商业策略，就是必定如此的规律性变化，这里面的规律是，由于有大量的人弃，价格必定就掉下来了，而价格掉下来，就是上涨的理由，上涨的理由具备，上涨就是迟早的事！只要发生大量的抛售，就买入，至于这种抛售是属于全球金融危机引起的呢？还是巨额投资亏损造成的呢？还是原料涨价引起的不关注，只要人弃，我就取。

另一位商业家计然提出贵极则贱，贱极则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价格贵到极点，就会返归于贱；价格贱到极点，就要返归于贵。当货物贵到极点时，要及时卖出，视同粪土；当货物贱到极点时，要及时购进，视同珠宝）。至于是什么引起的贵贱变化，这些商业家们并不关注。而我们的投资人则长期沉逆于引起价格变化的原因中不能看清全局，忽视了价格下跌本身就是上涨的'理由的规律。

说来说去凌通最想要说是，重要的是把握必定如此的规律性变化，跌多了就是涨，涨多了就是跌这是基本规律。人们都不敢买的时候，都弃之的时候就是最好的买入机会这也是规律。不要寻求具体的上涨理由和买入理由，一旦有具体的上涨理由和买入理由，实际股票就没有买入价值了，一旦有上涨的理由的时候，人们就不要抛售了，也就没有机会了。所以真正的把握机会一定要在完全看不清具体利多的困难阶段下手。同时要理解相信价格的变化总是向反方向变的，上涨总会转化为下跌，反之下跌一定会转化为上涨！

在这点上，古代商业家计然和白圭分别提供了更伟大的思想，计然指出：天旱资舟，天涝资车，这才是商业和经营的规律。在古代商业家的眼里，所有的商业行动都是为次年或者很多年后所做的准备，等待时间的推移，实现收益。白圭则提出，当货物过剩低价抛售时，就收购；当货物不足高价索求时，就出售。谷物成熟时，买进粮食，出售丝、漆；蚕茧结成时，买进绢帛绵絮，出售粮食。两位商业家都不为明天操心，他们的商业行为都不是为明天挣钱做准备，而是为更长久的未来做的准备。

计然和白圭认为经商一定要利用，“时用”关系，“时用”关系指的是，人们需要某个商品的时间和这个商品处于充足的时间不是同一时间，东西多时大家往往不需要，价格就低了，大家需要时东西往往不足，商人们就是利用这个时间差，在供给充足价格下跌是买入，然后随着时间的变化自然会出现东西少，大家又要用，价格高的情况，这时商人就卖出。凌通认为“时用”变化其本质就是充分利用在不同时间或空间商品的供需关系不一样，从而导致价格不一样，来获取利益。在两位大商业家眼里，价差是时间创造出来的，价差是时间的函数，时间是价差之母。

在一个极端的困境中，极端的抛售中，采取人弃我取的策略，然后等待时间的推移，创造出新的供需关系和价格，自然会挣钱。不要试图在某个低价买入后，次日就获利，这是不可能的。不要等待什么具体的利多才买入，那是已经晚了。在极端的困难和极端的悲观，极端的抛售和极端的利空情况发生时，就是最佳的买入时机，而时间逐步推移之后利多自然会出现。根本就不需要投资人去寻找、去发现、去预测什么利多，只需要投资人等待！这是商业和投资的基本规律也是凌通阅读了《史记货殖列传》之后的心得。

史记货殖列传读后感篇七

商人，在中国古代常常是被压制、歧视的一个阶层。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士大夫以道德君子自居，对商人不屑一顾。司马迁却能给他们列传，肯定他们对社会的贡献，赞赏他们的才智。更难能可贵的是，司马迁对人的逐利之心给与肯定，认为这是人的天性。春秋战国以来，”百家争鸣“，社会风气宽容、自由、开放。所以能培育出司马迁这样自由的思想家。

《货值列传》的一开篇，司马迁就引用了老子的一段话：”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明显，司马迁是反对老子的观点的。他说这是”堵塞人民的耳目“，是行不通的。司马迁说的还算客气。我倒觉得这是一种愚民的政策。至于其中的”邻国相关，老死不相往来“，让人想起了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清朝有康乾盛世，社会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满足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排斥外界、自我封闭，施行”闭关锁国“，带来了严重的恶果。

第二段中，司马迁讲述了人的各种欲望。并表示道德教化是不能压制人的欲望的。所以，司马迁主张顺其自然。司马迁认为”最高明的办法是听其自然，其次是诱导他们，再其次是教育他们，又其次是（用典章制度来）束缚他们，最愚蠢的办法是与百姓争利。“可惜，后来的统治者，采用的都是下策。比如重视道德教化、用典章制度束缚民众等。各种道德、各种规章制度束缚了人的思想，使得社会长期停滞不前，以致于最后远远的落后于西方。

司马迁说，”人们各自以自己的才能来行事，竭尽自己的力量，以此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因此，物品价格低廉，商人就会把商品销售到可以贵卖的地方；物品价格昂贵，商人就会从价格低廉的地方运来销售。各自勤勉而致力于他们的本业，乐于从事自己的工作，如同水向低处流，日日夜夜而永无休止，他们不待召唤自己就赶来，物产不须征求而百姓们自己就生产出来。“这其实是在论述”市场“这一无形之手的巨大力量。司马迁在两千多年前就能了解”市场“的作用，并具备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思维，实在是让人吃惊。

司马迁对于人的逐利之心，给与了肯定。他说：”求富，是人们的本性，用不着学习，就都会去追求。“对这种逐利天性的肯定，具有巨大的意义。《国富论》作者亚当斯密认为，人人追求自己的私利，能够极大的促进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繁荣。可惜后世的中国越来越重视道德教化，轻视人的逐利之心。

司马迁后来遭遇凄惨，被汉武帝处以宫刑。这是一位专制独裁君主对一位自由思想家的残酷迫害。汉武帝这样的独裁君主，最热衷的是权力，最痛恨的是自由。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置内朝，收回大臣权力。这些专制君王对思想的控制、对绝对权力的追求，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最大障碍。而司马迁这样的自由思想家，是中国最宝贵的财富。

史记货殖列传读后感篇八

中华民族几千年积累下来的商业文化可谓是博大精深，在悠久的商业历史中逐渐培育出了商人自有的经营谋略，而这些经营谋略同样适用于当代的各种商业经营者。

（一）、知地取胜，择地生财。

兵法有云：地形，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可见，地形是决定作战胜败的一大关键，作为一名领兵作战的将领，必须深谙此道。古有云商场如战场，商场上的经营者就如同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帅，智慧的将帅往往能抓住有利时机，占据有利地形，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

作为春秋战国时期大谋略家的范蠡，更是深谙此道。他以谋略家的眼光，认为陶地为天下之中，诸侯四通，是理想的货物贸易之地，所以把陶地作为营销点，果然，十九年间他三致千金，成为市贾。陶朱公的美名也由此而饮誉古今，留名青史。

《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载，秦国灭了赵国之后实行了移民政策，当时有许多人贿赂官吏，不愿搬迁，要求留在原地，唯独富商卓氏要求迁往较远的纹山之下，他看中那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民风淳厚，居民热衷于买卖，商业易于发展。几年后，卓氏成了远近闻名的世富。这种不惟任时，且为择地的观念已为后世商人所接受，并有了较好的发展。

（二）、时贱而买，时贵而卖。

魏文侯时，国人注重农耕，而白圭却乐于观时而变。粮食丰收时他买进谷物，卖出白漆，待蚕丝上市时他就大量收购蚕丝，售出粮食。他曾说：”我做买卖，就像伊尹和姜太公那样有谋略，如孙膑和吴起那样善于判断，还能像商鞅变法那样说到做到。有些人的智慧不能随机应变，其勇敢不能当机立断，其仁爱不能恰当地取舍，其倔强不能坚持原则。所以这种人跟我学经营之道，我也不会教他的。“这段话，把他掌握贱买贵卖时机的”时断“与”智断“阐述得淋漓尽致。白圭的经商原则和经验，都被后世商人所称道。他凭着自己的这套经营谋略，精心经营，以至家累千金。

（三）、见端知未，预测生财。

春秋时期的越王勾践，为雪亡国之耻，终日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当得知吴国大旱，遂大量收购吴国粮食。第二年，吴国粮食奇缺，民不聊生，饥民食不裹腹，怨声载道，越国趁机起兵灭了吴国。苦心人，天不负。越王终成霸业，跻身春秋五霸之列。这里越王勾践作的是一桩大买卖，他发的财不是金银财宝，而是一个国家和称雄天下的霸业，是商贾之道在政治上运用的成功典范。

《夷坚志》载，宋朝年间，有一次临安城失火，殃及鱼池，一位姓裴的商人的店铺也随之起火，但是他没有去救火，而是带上银两，网罗人力出城采购竹木砖瓦等建筑材料。火灾过后，百废待兴，市场上建房材料热销缺货，此时，裴氏商人趁机大发其财，赚的钱数十倍于店铺所值之钱，同时也满足了市场和百姓的需要。管中窥豹，略见一斑，敏锐的观察力和准确的判断力是经商者财富永不干涸的源泉，也是经商者必备的能力之一。

（四）、薄利多销，无敢居贵。

我们在曼昆所著的《经济学原理》中有学到，当需求曲线富有弹性时，价格下降，总收益增加，则富有弹性的商品可以薄利多销。

先秦大商理论家计然认为，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主张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司马迁说过：贪买三元，廉买五元，就是说贪图重利的商人只能获利30％，而薄利多销的商人却可获利50％。

汉高祖刘帮的谋士张良，早年从师黄石公时，白天给人卖剪刀，晚上回来读书，后来他觉得读书时间不够用，就把剪刀分成上、中、下三等，上等的价钱不变，中等的在原价的基础上少一文钱，下等的少两文钱。结果，只用了半天的时间，卖出剪刀的数量比平日多了两倍，赚得钱比往日多了一倍，读书的时间也比往日多了，所以民间有句谚语：张良卖剪刀——贵贱一样货。

由此看来，致富并不靠固定的行业，而财货也没有一定的主人，有本领的人就能够集聚财货，没有本领的人则会破败家财。

史记货殖列传读后感篇九

《史记·列传》中伍子胥给俺的印象很深刻，他身负家仇，历经磨难，最终于后率吴军攻入楚国，踏平郢城，赶走楚王，终报家仇。

和司马迁一样，俺也很欣赏伍子胥独到的见解，兴国的能力，敬佩其正直的品行，刚毅的人格，更感叹他能忍辱负重，持之以恒的毅力!

伍子胥父亲为费无忌所陷害，楚平王为斩草除根，想以其父名义诱捕伍子胥兄弟俩，其兄性格仁厚，明知此去赴死，但为成孝道，安然入狱，伍子胥则认为象兄长一样徒死无益，于是只身出逃。俺能想象出年轻的伍子胥手拉弓箭，愤怒地朝向使者，就在使者惊慌后退的瞬间，这位身手敏捷的帅哥跳出了窗外，从众人的眼前消失了。

伍子胥投奔了避难于郑的太子健，在郑三年，太子健和伍子胥做错了一生中极其重要的一件事：欲行谋反!郑出于同情收留了被父亲楚平王行将杀害的太子健，并善待太子，而太子健却听从宋国的唆使，准备里应外合，夺权郑定公，取而代之!在这件事上，俺认为伍子胥应该是知情并持赞成态度的，否则东墙事发后太子健被杀，而他和太子健的儿子胜，又怎能有时机出逃呢?由此可见伍子胥已做好两手准备!年轻的太子和伍子胥只因报仇心切，抛弃了做人的基本准则，恩将仇报，结果是太子健失去了自己的性命，终结了原本可以续写精彩人生的机会，伍子胥和胜不得不再次颠沛流离，四处逃难!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所为已经直接影响到下一代——胜，这种刻骨的仇恨开始深植于胜的骨髓，以至若干年后，胜选择了悲剧式的结局来结束自己的一生!

为躲避楚平王的追杀，伍子胥带着太子健的儿子胜一路步行，逃至昭关，因关口已张贴俩人的画像，盘查很严不得出关。形势严峻，前有关卡后有追兵，这位锦衣玉食，出车入马惯了的太傅府公子，一夜之间竟愁白了头!每次读到这段，俺都会不自觉地停下来，深深叹息。要有多少的忧愁才能使头全白啊!伍子胥所忧虑的并非一己性命的丢失，而是家仇不能报，太子不得归，大业未能立!这其中一条就足以令人白发啊!

多亏在东皋公的帮助下，伍子胥才得以混出了关，但还未到吴都便病倒了，可见其心事之重，忧虑之深!俩人此时已是身无分文，只好一路乞讨，受尽苦难，最终到达吴国都城。当事时，平常士人如遇此境地，早以自刎，而太傅府的堂堂少公子居然忍辱行乞，可见仇恨在他的心中埋藏有多深!

这次惊心动魄的经历，为伍子胥若干年后威震群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公子光的引荐下，伍子胥游说了吴王僚，这是一次不成功的游说——因为有公子光的反对。当伍子胥发现公子光有越位的心思后，他推荐了刺客专诸。经历了上次的惨痛教训后，伍子胥看来开始变得成熟了，他退出前线，带着胜隐居乡下耕田去了。

伍子胥也学会了等待。五年后，公子光成功刺杀僚，自立为王，即吴王盍闾。此后，伍子胥终于被封为大夫，与伯噽进行一系列改革，加上孙武的治兵，国力日益强盛，吞钟离国，灭徐划越，威震诸侯。周敬王十四年，伍子胥大军划楚，一直打到郢都，掘楚平王墓，鞭尸三百，以泄父仇。

读到这里，俺不禁为之一震!仇恨这个东西真的是可以让人疯狂啊!俺曾经也有这种类似的想法，但始终无法逾越道德的准绳。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对佛学的领悟，仇恨也慢慢平息。伍子胥的行为俺能理解，自家中惨遭屠戮，经历迫害与追杀后，一种紧迫感缠绕着他大半生，他致辞故友申包胥：吾日暮而途远，故倒行而逆施!俺认为申包胥不能算伍子胥的好友，因为在伍子胥被追杀的过程中，申包胥没有做出好友应做的任何措施。如，他明明清楚伍家是被费无忌所陷害，却不向楚平王进言，澄清真相，——因为他清楚事情已到此地步，再上书只能连累自己——怕死的象征;他也没有为伍子胥做出对目前和将来的应对措施，可见他压根就没把友情放在重要的位置，——淡漠的象征;更没有收留藏匿，甚至与伍子胥一起出逃，——因为他不想断送自己安逸的生活，——贪恋富贵的象征!上有昏君，下有谗臣，危难时刻连好友都如此冷漠，伍子胥处于这种孤立无援的境地，所做的选择只能是狠下心来颠覆自己的国家!

伍子胥为了这个目的付出了许多的努力，眼看他很快就要达到目的，但由于申包胥这个“好友”“必助楚国”的誓言，秦王被他七天七夜的痛哭所打动，终发兵救楚，申包胥成功了!这位能连续哭七天七夜不停歇的酷哥，如活在当下二十一世纪，那创新吉尼斯纪录的应该非其莫属了!凭他优异的才能，开拓、发展，并扩大几个哭丧公司应该是信手拈来啊!人以类聚，物以群分，申包胥确实和伍子胥有得一拼!

可惜的是，吴王夫差即位后，伍子胥遭太宰噽谗言陷害，夫差令其自刭而亡。临行前，伍子胥仰天长叹：必树吾墓上以梓，令可以为器;抉吾眼悬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灭吴也!这位视死如归的男儿，这位何其刚烈的勇士!被大怒的吴王将尸体装入皮袋，漂浮在江中。吴国人怜悯伍子胥，替他在江边设立了祠堂，名胥山。

伍子胥的一生很难讲清楚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生，坎坷或是辉煌，成功或是悲惨?不过，最为重要的一点是：他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也成就了威霸吴国的功业!如果让他从新选择，他或许还会选择同样的人生吧!

读后感。

史记货殖列传读后感篇十

人类的最高追求是对自我价值的认可。在相对和平的现代，寻找个人价值认同的过程相对容易，我难以想象混乱的时代连展现自己个人价值的机会都是奢侈的。但这种时代真是存在过:比如中国的“春秋战国”。

我想，可能大多数民族的特殊价值观和道德观是在乱世中形成的，其中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士为知己者死”的名言，只有在乱世才会有人没有机会证明自己，而如果有人愿意承认他们的价值，那么就是满足了他们最高尚的欲求，他们定愿为贵人、伯乐做牛做马，甚至奉献出生命，那个时代在人情方面和现在相比，是多么可爱呀。现代社会欺骗和背叛屡见不鲜，珍贵的知己难寻。那样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再找不到愿为“恩情”拼命的人了。

但我并不认可所有刺客“士为知己者死”的“侠义”，因为我觉得，做正确的事远比把事情做正确更重要和神圣，如果事情本身性质错误，那么将事情做得越正确就越谬误，比如聂政刺侠累看似是一次成功的刺杀，可聂政自己却家破人亡，荆轲刺秦王也加速了燕国的毁灭。

如果燕太子丹听从鞠武所说的：“疾遣樊将军入匈奴灭口。西约三晋，南连齐楚北购于单于”。燕或许就可战胜秦国，即使无法战胜也可存活较长时间，可丹采用的方式却是简单粗暴的刺杀秦王，就国家利益而言，这不仅不会得到收益，反而会招来秦国的报复，还损失了两个人才，那么，这么愚蠢的行为是什么导致的呢？让我们来分析燕太子丹的初衷是什么？“丹质于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归。归而求为报秦王”。（引用原文后，需要转述原文为白话文，以方便读者阅读。）太子丹的初衷就是报一己的私仇，他仅为一己之私而动用大量财力、物力行刺秦王，最终将国家推向灭亡。象太子丹这种人，他的行为看似仗义，可就整体来看，却处处纰漏，比如收留樊於期，我第一次也被丹的“善”所撼动，可长远考虑还是那句话：这除了招来秦国的怨恨还有何用？象这样的冒险的行为他自己却浑然不知。丹的人品也是值得怀疑的，丹对鞠武所说的是私人恩怨，而对田光所说的是：“燕秦不两立，愿先生留意也。自己站在道德的至高点上将歪理说得名正言顺。他是一位“优秀”的政客。是值得尊敬的“正人君子”他反抗秦国深恶痛绝的掳掠，直至人头点地。

我个人认为在刺客中值得称许得是曹沫，他即没有伤害他人的肉体也没有残身苦行，他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了国家大患。

我也不能对刺客的意义过多妄加评论，他们没有降福于大多数人，可却得到了自我实现，这不能怪他们，只能怪那样的时代塑造出那样的规则，让他们只知道把事情做正确。我为自己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年代而庆幸，因为我可以通过正常的求学、升学实现自身的价值。

史记货殖列传读后感篇十一

读完史记，能让我们读出历史的真实，读懂一点点历史发展的规律。读书活动很容易让人产生诸多感想，你知道如何写一篇史记读后感？你是否在找正准备撰写“史记的刺客列传读后感”，下面小编收集了相关的素材，供大家写文参考！

我最爱的就是《史记》。静静地，如同静静的流淌的河，流过我的心底。

也许是因为历史书本的空缺，也许是遗落了太多太多，许久许久的共鸣，我便爱上了《史记》。

没有太多的伏笔，没有太多的伤愁。它留给我的，只是书上没有写的，然是在读后，一种百感交集的情绪充斥着身心，一种莫名的回首，忘却自我。在你读它时，它便慢慢在浸渍着你，控制着你的思想，直到心底，它便深深地留下了烙印，怎样也挥之不去。

我喜欢吕后的狠毒，喜欢她对戚夫人的所做。那才是真正的的女人。正如《史记》所说，“那总比虚伪的为丈夫找小老婆，却又背后耍心计得要来的强。”我喜欢楚霸王在生命的最终，用尽自我的最终一点余力来拼搏。然后在乌江，回忆，惜别。“力拔山兮，气盖兮……虞兮虞兮奈何兮。”楚歌的凄凉回荡。我喜欢亡国之帝——溥仪，在皇太后颤抖的将玉玺交出时，他正在爬树、嬉笑。然后尽自我所能，普天下众生。直到他没有了故宫一角，颠沛流离。

或许我曾梦见历史，却没有亲生经历。可是我明白自我喜欢什么人物，因为《史记》。以前我总是在历史的小黑屋，没有阳光，没有雨露，可此刻，我懂了。

作为炎黄子孙的我们是荣幸的，这是一个有着优秀传统的神秘国度，这是一个物华天宝的泱泱大国，这是一个人杰地灵的礼貌古国。先贤给我们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古文典籍，作为后世子孙的我们在茫茫书海中寻觅古贤人的踪迹，感慨以往的惊心动魄，思量以往的纷纷扰扰，而作为华夏儿女的我在品读《史记》之后，也真切地感受到3500多年历史中充塞的豪迈、悲壮与辛酸。可是在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同时更体会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持天下秩序，国家需要周武王这样一位领袖。恰恰相反，淮南王刘长醉心权势，不满已有的封地，引发战乱，最终也可是是不成气候的过江龙。

历史风云，世间百态，一次次迷离了我的双眼；百转千回，人情冷暖，一点点冰封我的思绪。可我从不曾怀疑这个缤纷的世界，重耳在外流亡十九载，却终登帝位，名垂青史；勾践卧薪尝胆，最终报了灭国之仇；孙膑膑足，撰述了《孙膑兵法》；吕不韦流放蜀地，留下了《吕氏春秋》有生亦有死，有正亦有邪，有战争亦有和平，事物总有两面，我深信上天的公正。古今多少事，皆付笑谈中。

在许多本教师规定的海量阅读书籍当中，我最喜欢的就是这本《史记》，因为它的里面有一个个能改变人心灵的历史故事。

《史记》中有三大类：本纪、世家、列传。我最喜欢的故事是《平原君列传》中的《赵胜惜才》，体现了平原君赵胜的知错能改和珍惜人才的高尚品格。

《史记》的作者司马迁是汉朝的太史令，我很佩服他，首先是因为他能博览群书，归纳出这么多的历史故事，是很了不起的。其次是因为他能在富有哲理的历史故事后，加上那几句振奋人心的话，真是让人无法挑剔，赞叹不已呀！

在《韩信被杀》的故事之后，太史公写道：假使韩信能够谦恭退让，不夸耀自我的功劳，不自恃自我的才能，那就差不多了。我以前一向以为韩信是一个英雄，原先他也有狂妄的一面，让我重新认识了他。从而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有才能的人，既然已经显现出了自我的光芒，就不要太骄傲，不然会起到相反的效果。

《史记》里有许多这样的故事，让我明白了人生的道理。这本书振奋了我的精神，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启发了我的人生，还彻彻底底地改变了我的心灵！

史记货殖列传读后感篇十二

我喜欢看这本书，这是一本划时代的史诗巨作。我们所熟知的本纪、世家、列传、表等一系列的名词皆是太史公的首创。鲁迅先生眼中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我特别喜欢刺客列传，当我再次翻开这本书，我又有了和以前不同的感受。

记得专诸吗，这个有史以来第一位刺客让世人记住了他。由于形式的神秘和危险，由于人在行动中爆发出的个性和勇敢，这种行为已经经常呈着一种异样的美。事发之日，一把刀子被秘密的烹煮与鱼腹中。专诸乔装献鱼，进入宴席，掌握着千钧一发，使怨主吴王僚丧命。这在古代的东方树立了极端的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

书又被我翻了几页。展现在我面前的是那个果断决绝的要离。这个身高不过五尺的男人却显现了他的高大形象。这也许就是侠客的义吧。这一次的主角把他的前辈的开创发展到惊心动魄。杀妻断臂，为求接近公子庆忌。滔滔的江水淹没了要离的腾腾杀气。一柄长长的画戟就让庆忌的生命走到了终点。

这是另一个悲壮的故事，让我们知道了埋藏了几千年的侠义。司马迁并没有因为刺客的卑微而为统治者去取舍。他的一笔，不仅是异端的死者名垂后世，要是自己的着作得到杀青压卷。

历史的轮子又滚到了豫让。他不仅以个人对抗强权的威武活剧，而且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赵襄子脱下了贵族的华美的衣服，给豫让完成生命的绝唱。这是古代史上形式和仪式的伟大胜利。

荆轲不是一个有声望的公卿贵族，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然一位剑术不精的普通游侠却留下一段惊世之举-刺秦。就连一代霸王项羽远观秦始皇，也仅仅感慨“彼可取而代之。易水河边，高渐离的筑声显出几分悲凉，一个高大的背影低声吟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历史的车轮并停止，雄才大略的始皇帝依旧一统山河。

费孝通先生曾说过“既然喜欢读，不妨多读读”。谨以此文，缅怀忍辱负重的太史公。

史记货殖列传读后感篇十三

田光在临死前，在笑。他俯下身去，唯唯地答“喏”，却在笑。他一定洞察了这一切：看出太子丹对他的不信任，看出太子丹“非节侠也”。也许，这笑，正是嘲笑太子丹不信任所用之人的不讲义气。

孟子云：“舍生而取义。”义，究竟是什么？只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么？田光终究自刎了，为的是他自始至终都应该是个节侠，不能违背太子丹的嘱托，只好自杀以明“义”。为义而生，为义而死。南宋文天祥吟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到明末，于谦写下“粉身碎骨浑不怕，只留清白在人间”；再到戊戌变法中，谭嗣同高歌“我自横刀向天笑，留取肝胆两昆仑”。而牺牲，他们都是为义而死，希望“义”的侠客精神永存于世，愿人们都能为自己的承诺和理想放手一搏，甘为最后一丝光明舍弃一切去奋斗，去捍卫自己的“义”。

史记货殖列传读后感篇十四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作者是西汉时期的司马迁。司马迁是西汉时期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他在汉武帝时任太史令。他早年就心怀大志，为写《史记》漫游各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一言的《史记》。

《史记》一书被鲁迅先生评价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本史书从上古传说到汉武帝，3000多年历史，二十六史之首。《史记》全书共一百三十篇，分为本纪、书、表、世家、列传五大部分，讲述人物的分别是：本纪，世家和列传。它们讲述的对象分别是帝王，诸侯大臣和平民。

五位刺客可以说都是“士为知己者死”，其中最具名气的刺客就是荆轲了。

荆轲是燕国人，他喜好读书，擅长剑术。但是，他在外游说，可不为他人所重用，直到太子丹的谋士田光把他引荐给太子丹。田光先后用了很多技巧，为荆轲成功刺杀秦始皇找到了机会，但荆轲刺杀秦始皇未成功，反被秦始皇刺死。最后，秦国来攻打燕国，灭掉燕国。

从个人品德上来看，他是个集勇气、智慧、爱国情怀于一身的英雄。为什么这么说呢？荆轲不是个有声望的公卿贵族，他没有出将入相，没有惊天动地的功绩，只是一个普通的游侠，但他却做了一件当时无人敢做的举动——刺杀秦王。燕太子丹为了保全自己的国家，想让荆轲效仿曹沫劫持秦始皇而立下盟约，但是秦始皇很强大，也说明了秦国最终吞并六国统一天下的能力。

其实我觉得荆轲是有实力刺死秦王，其实他真正的目的是代太子丹逼迫秦始皇签下盟约，所以他并没有把带毒的剑直接刺向秦始皇。说明他一味地追求最完美的结果，而丢失了绝佳的机遇直至丢了性命。所以他爱国，剑术也好，只是缺乏随机应变的能力。

像荆轲这样，不畏牺牲为国捐躯的刺客，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很多，也正是因为他们的这种精神，才会在历朝历代都有杰出的英雄。虽然他们并不一定成功，但是他们的光辉事迹，会在历史的长河中永远流淌，感染着一代又一代人。

史记货殖列传读后感篇十五

司马迁。

一题解。

这是专门记叙从事“货殖”活动的杰出人物的类传。也是反映司马迁经济思想和物质观的重要篇章。

1．“货殖”是指谋求“滋生资货财利”以致富而言。即利用货物的生产与交换，进行商业活动，从中生财求利。司马迁所指的货殖，还包括各种手工业，以及农、牧、渔、矿山、冶炼等行业的经营在内。翦伯赞曾高度评价司马迁“以锐利的眼光，注视着社会经济方面，而写成其有名的《货殖列传》”。

2．《太史公自序》曰：“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之于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这十分明确而简要地道出了写作本篇的动机与主旨。

3．全文主要是为春秋末期至秦汉以来的大货殖家，如范蠡、子贡、白圭、猗顿、卓氏、程郑、孔氏、师氏、任氏等作传。通过介绍他们的言论、事迹、社会经济地位，以及他们所处的时代、重要经济地区的特产商品、有名的商业城市和商业活动、各地的生产情况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叙述他们的致富之道，表述自己的经济思想，以便“后世得以观择”。太史公认为，自然界的物产是极其丰富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商业发展和经济都市的出现是自然趋势，人们没有不追求富足的。“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所以，他主张应根据实际情况，任商人自由发展，引导他们积极进行生产与交换，国家不必强行干涉，更不要同他们争利。这集中反映了他反对“重本抑末”，主张农工商虞并重，强调工商活动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其产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肯定工商业者追求物质利益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突出物质财富的占有量最终决定着人们的社会地位，而经济的发展则关乎到国家盛衰等经济思想和物质观。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司马迁就能注意社会的经济生活，并认识到生产交易和物质财富的重要性，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此传记天时、地理、人物、风情，历历如画。虽属说理文章，读来却颇有兴味。方家学者对此有口皆碑。潘吟阁赞曰：“《货殖传》一篇，讲的是种种社会的情形，且一一说明它的原理。所写的人物，又是上起春秋，下至汉代。所写的地理，又是北至燕、代，南至儋耳。而且各人有各人的脚色，各地有各地的环境。可当游侠读，可当小说读。读中国书而未读《史记》，可算未曾读书；读《史记》而未读《货殖传》，可算未读《史记》。美哉《货殖传》！”（《史记货殖列传新诠编者弁言》）李景星评本传为：“举生财之法，图利之人，无贵无贱，无大无小，无远无近，无男无女，都纳之一篇之中，使上下数百年之贩夫竖子，伧父财奴，皆赖以传，几令人莫名其用意所在。……盖财货者，天地之精华，生民之命脉，困迫豪杰，颠倒众生，胥是物也。”（《史记评议》卷四）这些赞语准确而深刻地揭示了史公之识，卓绝千古；史公之笔，精妙绝伦。总揽全文可见，传中人物各具特色，各怀其才；篇中叙事行云流水，自然流畅；文中说理鞭辟入里，无懈可击；全篇辞章奇传雄浑，波澜壮阔。可谓博大精深，浑然一体，实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璀璨夺目的光辉篇章。

二、文字疏通。

老子说：“太平盛世到了极盛时期，虽然邻近的国家互相望得见，鸡鸣狗吠之声互相听得到，而各国人民却都以自家的饮食最甘美，自己的服装最漂亮，习惯于本地的习俗，喜爱自己所事行业，以至于老死也不互相往来。”到了近世，如果还要按这一套去办事，那就等于堵塞人民的耳目，几乎是无法行得通。

（这段引文见于今通行本《老子道德经》第八十章。为便于讨论,录于下:小国寡人,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人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a,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是老子“小国寡人”的理想社会，司马迁认为，世俗是生活的、物质的、享受的、逸乐的，慕荣华而愿富贵，如此已经很久很久了，“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虞夏以来”，就是这样的了。在太史公看来,“至治之极”的社会是美妙的。《货殖列传》引录这段话置于卷首,当有深意。在引用这段话之后,太史公紧接着说“必用此为务!”意思是说,必须致力于此。因此,这句话当属上谈,绝句。这样才符合太史公之意,文气也才顺适。至于“附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一句,则是对晚近时期为奇说谬论,淆乱人民视听者的斥责。

那么，至治与货殖有何关系。

“至治之极”那段话里,没有一句说到货殖。乍一看来,至治与货殖殊无关系。实则,二者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内在联系是什么?是人民的美好生活。《老子》这段话的中心内容是“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一句话,就是人人都享有美好生活。《货殖列传》的中心内容是什么?它一开始就指出,山西、山东、江南、北方各有特产,“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即生活必需品。但人民无法自致,须“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即有待于社会分工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这就是“货殖”一词的基本含义。太史公强调说:“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富饶则生活美好）。

太史公说：神农氏以前的情况，我不了解。至于像《诗》、《书》所述虞舜、夏朝以来的情况则是人们耳目总要听到最好听，看到最好看的，口胃总想尝遍各种肉类的美味，身体安于舒适快乐的环境，心中又夸耀有权势、有才干的光荣。统治者让这种风气浸染百姓，已经很久了，即使用老子的这些妙论挨门逐户地去劝说开导，终不能感化谁。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听其自然，其次是随势引导，其次是加以教诲，再次是制定规章制度加以约束，最坏的做法是与民争利。

（司马迁认为，世俗是生活的、物质的、享受的、逸乐的，慕荣华而愿富贵，如此已经很久很久了，“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虞夏以来”，就是这样的了。）。

针对如此世俗，为政者的应对政策，最好的是“因之”而已。司马迁上承其父司马谈，推崇道家思想，这“因之”，该就是无为的意思。所以这篇《货殖列传》第一句话摆出的就是道家的社会理想，并且明确主张这种政策）。

《周书》里说：“农民不种田，粮食就会缺乏；工匠不做工生产，器具就会缺少；商人不做买卖，吃的、用的和钱财这三种宝物就会断绝来路；虞人不开发山泽，资源就会短缺，资源匮乏了，山泽就不能进一步开发。”农、工、商、虞这四个方面，是人民衣食的来源。大则富裕，来源小则贫困；来源大了，上可以富国，下可以富家。或贫或富，没有谁能剥夺或施予，但机敏的人总是财富有余，而愚笨的人却往往衣食不足。所以，姜太公被封在营丘时，那里本来多是盐碱地，人烟稀少，于是姜太公便鼓励妇女致力于纺织刺绣，极力提倡工艺技巧，又让人们把鱼类、海盐返运到其他地区去，结果别国的人和财物纷纷流归于齐国，就像钱串那样，络绎不绝，就像车辐那样，聚集于此。所以，齐国因能制造冠带衣履供应天下所用，东海、泰山之间的诸侯们便都整理衣袖去朝拜齐国。后来，齐国中途衰落，管仲重新修治姜太公的事业，设立管理财政的九个官府，使齐桓公得以称霸，多次以霸主身份会合诸侯，使天下政治得到匡正；而管仲本人也有了三归台，官位虽只是陪臣，却比各国的君主还要富有。从此，齐国富强，一直延续到威王、宣王之时。

（贫与富，若排除社会因素，仅从自然形成的角度看，则不存在予夺，关键在于巧与拙，“巧者有余而拙者不足”。什么是巧者呢？就是能因地制宜，化不利条件为有利因素。他举出姜太公为例，说，姜太公的封地在营丘一带，是海边盐碱地，人口少，较穷，姜太公的措施，一是“劝其女功，极技巧”，大约是种植棉花或养蚕，并且加工出好的纺织品。二是“通鱼盐”，大约是发展海洋捕捞业，还有就是盐业，即海晒盐或煮盐。看来姜太公算是盐文化的老祖。姜太公这样把经济发展起来，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口，齐国成了“冠带衣履”天下闻名的地方。）。

所以说：“粮仓充实了，百姓就会懂得礼节；衣食丰足了，百姓就会知道荣辱。”礼产生于富有，而废弃于贫穷。因此，君子富有了，就喜好去做仁德之事；小人富有了，就会随心所欲地做他能做的事。江河深，鱼就在那里生存；山林深，野兽就在那里藏身；人富有了，仁义就会依附于他。富有者得了势越发显赫，失了势，依附于他的宾客也便无处容身，因而心情不快。夷狄那里，这种情况更为突出。谚语说：“家有千金的人，不会犯法受刑死于闹事。”这不是空话。所以说：“天下之人，熙熙攘攘，都是为利而来，为利而往。”那些拥有千辆兵车的天子，享有万户封地的诸侯，占有百室封邑的大夫。尚且担心贫穷，何况编入户口册内的普通老百姓呢！

（司马迁看出世有贫富，人皆逐利，“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千乘之主，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何况是普通编户之民呢？他赞成老子所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经济，是秩序、道德、文化的前提、基础。）。

从前，越王勾践被围困在会稽山上，于是任用范蠡、计然。计然说：“知道要打仗，就要做好战备；了解货物何时为人需求购用，才算懂得商品货物。善于将时与用二者相对照，那么各种货物的供需行情就能看得很清楚。所以，岁在金时，就丰收；岁在水时，就歉收；岁在木时，就饥馑；岁在火时，就干旱。旱时，就要备船以待涝；涝时，就要备车以待旱，这样做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一般说来，六年一丰收，六年一干旱，十二年有一次大饥荒。出售粮食，每斗价格二十钱，农民会受损害；每斗价格九十钱，商人要受损失。商人受损失，钱财就不能流通到社会；农民受损害，田地就要荒芜。粮价每斗价格最高不超过八十钱，最低不少于三十钱，那么农民和商人都能得利。粮食平价出售，并平抑调整其他物价，关卡税收和市场供应都不缺乏，这是治国之道。至于积贮货物，应当务求完好牢靠，没有滞留的货币资金。买卖货物，凡属容易腐败和腐蚀的物品不要久藏，切忌冒险囤居以求高价。研究商品过剩或短缺的情况，就会懂得物价涨跌的道理。物价贵到极点，就会返归于贱；物价贱到极点，就要返归于贵。当货物贵到极点时，要及时卖出，视同粪土；当货物贱到极点时，要及时购进，视同珠宝。货物钱币的流通周转要如同流水那样。”勾践照计然策略治国十年，越国富有了，能用重金去收买兵士，使兵士们冲锋陷阵，不顾箭射石击，就像口渴时求得饮水那样，终于报仇雪耻，灭掉吴国，继而耀武扬威于中原，号称“五霸”之一。

（司马迁说，越王勾践能使越国富强，与一个叫“计然”的人的经济主张有关。计然看出了当时的一些生产的和经济的规律，比如，天象与农业水旱丰歉的关系，要早作预测，比如，农业有“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的现象，也要早备措施，还要有“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策略。谷贱伤农，谷贵病商，都不好，要调节在适当水平，比如价格“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这样达到农商俱利，令货币“行如流水”，经济自当繁荣。总之，要有一系列经济措施。司马迁没有说用这些智力，就不符合他的“自然经济观”，他并不排斥依据规律对生产和经济有所掌控，这也可算是古代的“科学发展观”）。

范蠡既已协助越王洗雪了会稽被困之耻，便长叹道：“计然的策略有七条，越国只用了其中五条，就实现了雪耻的愿望。既然施用于治国很有效，我要把它用于治家。”于是，他便乘坐小船漂泊江湖，改名换姓，到齐国改名叫鸱夷子皮，到了陶邑改名叫朱公。朱公认为陶邑居于天下中心，与各地诸侯国四通八达，交流货物十分便利。于是就治理产业，囤积居奇，随机应变，与时逐利，而不责求他人。所以，善于经营致富的人，要能择用贤人并把握时机。十九年期间，他三次赚得千金之财，两次分散给贫穷的朋友和远房同姓的兄弟。这就是所谓君子富有便喜好去做仁德之事了。范蠡后来年老力衰而听凭子孙，子孙继承了他的事业并有所发展，终致有了巨万家财。所以，后世谈论富翁时，都称颂陶朱公。

你这样看待范蠡的弃官从商？

范蠡的致富经对你有什么启迪？

（子贡--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儒商旧时，商人们流行在自己的店铺店堂内悬挂”陶朱事业，端木生涯”八个大字。

这陶朱指的是春秋时的范蠡，吴越争霸时，范蠡为越国大将军。吴国被灭后，范蠡功成身退，经商致富，被称为陶朱公。据说范蠡离开越国时还带走了那位传奇美女西施，二人一起在五湖逍遥快活。

端木指的是端木赐，也是春秋时期人。端木赐是他的名字，他还有一个大名鼎鼎的字--子贡。子贡不但是孔子的杰出弟子，而且经商有成，因此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儒商。

司马迁说，孔子的七十子之徒当中，最会致富的，是子贡，他的商队“结驷连骑”，往来天下，诸侯国君无不隆重接待。“使孔子名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就是说，孔子的扬名天下，得益于子贡的支持。从事于政治、文化、教育这些事情，经济实力的支持是一个必要条件）。

白圭是西周人。当魏文侯在位时，李克正致力于开发土地资源，而白圭却喜欢观察市场行情和年景丰歉的变化，所以当货物过剩低价抛售时，他就收购；当货物不足高价索求时，他就出售。谷物成熟时，他买进粮食，出售丝、漆；蚕茧结成时，他买进绢帛绵絮，出售粮食。他了解，太岁在卯位时，五谷丰收；转年年景会不好。太岁在午宫时，会发生旱灾；转年年景会很好。太岁在酉位时，五谷丰收；转年年景会变坏。太岁在子位时，天下会大旱；转年年景会很好，有雨水。太岁复至卯位时，他囤积的货物大致比常年要增加一倍。要增长钱财收入，他便收购质次的谷物；要增长谷子石斗的容量，他便去买上等的谷物。他能不讲究吃喝，控制嗜好，节省穿戴，与雇用的奴仆同甘共苦，捕捉赚钱的时机就像猛兽猛禽捕捉食物那样迅捷。因此他说：“我干经商致富之事，就像伊尹、吕尚筹划谋略，孙子、吴起用兵打仗，商鞅推行变法那样。所以，如果一个人的智慧够不上随机应变，勇气够不上果敢决断，仁德不能够正确取舍，强健不能够有所坚守，虽然他想学习我的经商致富之术，我终究不会教给他的。”因而，天下人谈论经商致富之道都效法白圭。白圭大概是有所尝试，尝试而能有所成就，这不是马虎随便行事就能成的。

1、司马迁认为货利对于社会的安定和发展至关重要。

中国文化素来重农轻商，但历史上，汉代的司马迁曾经就“货利”的问题，正式提出来谈经济思想。当时别人都不大注重经济问题，只有他特别注意，而在《史记》中写了《货殖列传》，成为中国经济学上的第一篇传记。

司马迁看法与众不同，在当时大家看不起货利的时候，他却认为货利非常重要。他提出来的第一位经济专家是姜太公，第二位是范蠡，第三位是孔子的天才学生子贡。接下来还有很多，现在我们择要摘录下他这篇文章，来作个研究。

《史记》作者司马迁及其父司马谈，都是比较偏爱黄老道家的学术思想，尤其是推崇老子的思想。他写的《货殖列传》，首先就引用老子的话，描写社会到了富强康乐，民主自由的极点，才能真正进入大同的理想境界，也才能达到老子所说的无为之治，法乎自然的境界。老子前面的一段话，意思是说，比邻的国家，国界相接，或隔一条路，或隔一条小溪，彼此都可以一望而见，连鸡鸣狗吠的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而各国的老百姓，都能够吃得好，营养足；穿得好，没有穿打补钉的衣眼；社会风气安定，没有不良分子的骚扰；对自己的事业、职业，都很满意，各人安守本分。生活在这样安定快乐的社会中，人人都很满足，终此一生，都不会去羡慕别人，更不会为了生存，而离乡背井去外地谋生。

曾经听一位青年人说，现在日子过得好，有了钱，退了休，就该环游世界一番，“到老死不相往来”，不出国门，活着有什么意思。出国走走，这是一种很时髦的观念，而且也可增广见闻，但对于老子这句话的反驳，则似有断章取义之嫌。先从近处说起，就在台湾的山区或农林中，还是有一些人，不但没有到过台北，甚至连他居处的县治所在地也没有去过，一生没有离开家乡一步，但因生活过得安定快乐，临终之时，心中了无遗憾。而现代许多曾经环游过世界的人，在他临终之际，或对后代子孙，或对国家社会，或对他自己的一些事情，还是很不放心，带着满腔的无奈而去。

也还有人说，至美国、或到欧洲，去求学深造，或发展事业又有什么不好？为什么要“至老死不相往来”？这也是忘记了这句话前面的“至治之极”，以及接下去的描写。我们要反过来问一句，假如我们今天成为世界上经济力量最雄厚，教育文化水准最高，科技最发达，军事力量最强大，社会也最安定的国家，那么你还会想到外国去求深造，求发展吗？再进一步说，全世界，全人类，每个社会都达到了这个水准，那么又有谁不愿安安稳稳在自己家乡努力，反而到处奔波劳苦，替别人洗碟子、擦地板呢？现代的澳洲人，位于南半球，一般人过着太平日子，就很少往外国跑了。不过，在现代也有一种反面的“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现象。那是南北韩之间的三十八度线；东西德的围墙；我们与大陆之间的一衣带水。由此可见，想要达到“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境界，是不容易的，除非全世界、全人类，都富强康乐了，才能达到这个美好的境界。

2．司马迁对于物资利用的观点。

“待农而食之”，在当时的农业社会，许多资源技术还没发掘，社会经济的必然趋势，当然是要依赖农业生产，才有饭吃。“虞而出之”，还要开发山林和畜牧的资源。“工而成之”，然后将农林、畜牧的产品加工制造。“商而通之”，最后，再由商业的经营，来流通农林畜牧和工业的产品，于是才能达到有无相济，各获所需，不虞匮乏的`地步。

接着他又说，这种经济形态的发展，是顺着人类社会的需要，而自然演变出来的一种生活方式，并不是由法律或命令规定而来的，也不是由某一人提倡或教育而成的。而是大家为了生活上的需求方便，很自然地发展出来的。所以每个人都是各尽自己的能力，换取自己的需要。

3司马迁对于商业的经营上的观点。

在商业的经营上，是“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也就是中国商业一句传统的成语--“贱物不可丢，贵物不可收。”一样货品，价钱跌了，不要赔本卖掉。储存在那里，将来一定回涨，甚至还可以加工制造，再卖出去，很可能还会赚大钱。

一样东西涨价了，贵了许多，千万不要一窝风地跟着去买，因为不久的将来，很可能会跌价。所以，“贱价不卖，贵不买”。“各劝其业，乐其事”。各人安于本分，敬业乐群。

4强调农工商虞的同等重要性。

这些来自农林、畜牧，以及工商业的产品，是富国富家的基础。虽然各地的气候、土壤、人力不同，资源的储藏与开发也不一样，但经营得好就富足，经营不好就贫穷。上天是不会厚此薄彼的。

地往美国跑一样。后来齐国到了中叶，国力曾经一度衰落，直到齐桓公的时代，用了现在大家都知道的，以经济政治为主，并以经商出名的管仲为辅相，把齐国的国势再度复兴起来。他设立了九个有关财经的行政机构，设置掌财务的官员，行“轻重法”，而使齐桓公完成他的霸业，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仲个人亦有富埒王侯的“三归”建筑，爱好豪华，也相当奢侈。政治地位到了陪臣--和国君近于朋友的关系，财富可和其他诸国的国君相比拟。可是他使得齐国的富强，一直延续到威王、宣王的时代。

5经济、文化、道德的连锁关系。

司马迁引《周书》的话，并举出齐国姜太公和管仲的例子，说明经济财富对政治功业的重要以后，又引用“仓凛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两句名言，讨论财富和德业的关系，提出“礼生于有而废于无”的主张。因为礼节、仁义这些德性，是以安定的生活与财富为基础的。一个君子富有了，就更乐于行善积德；而普通的人有了财富，也就安守本分，不会作奸犯科。接着他又把财富比作高山大泽，把品德比作山泽间的生物。水深了，自然有鱼，山高了，各种兽类自然繁殖其中。沟里水浅是养不活鱼的；小山也隐藏保护不了大的兽类。换句话说，贫穷就难有高超的道德修养，也难做出对人有益的善行。所以，有了财富，才能发挥出仁心义行。一个人有了钱，如果再得权势，就更容易彰显善举。反之，既无势力，又无钱财的他乡游子，自身难保，更何况其他。这是对有文化根基的中国而言，在文化低落的边疆来说，财富对德性的影响就更严重了。

所以普天之下，熙熙攘攘，来来往往的，都是为了一个“利”字。不论千乘之国，或者万户之侯，或者百室之君，他们都一个个唯恐受到贫穷的困扰，更何况一般老百姓！接着，他又继续举出范蠡、子贡、猗顿、卓氏、程郑、宛孔氏、师史、任氏等十几位历史上名人的致富之道，以及对国家社会的影响，来强调财富和德业事功的关系。同时他强调说，所举的这些人，还只是少数的例子，而且都不是继承祖业，或世袭俸禄而来，都是靠自己的努力，用心经营，把握了时机，去规规矩矩地发展，以最平实的方法来赚钱，而以最高明的原则来守成。至于其他，以发展农林工商而富可倾城的，或者富甲一县，或者称富乡里的，这些就多得数不清了。

结论说，靠自己的劳力，从小生意做起，一点点积蓄起来，这是谋生发财的正道。但是小富由勤，大富由命，发大财也要靠机运。同时司马迁又强调，发大财，还要有头脑，譬如用兵，要出奇制胜。于是他陈列出一些历史资料说，像秦扬这个人，以种田起家，他的财富居然盖过了一州，等于现在富过一省。照理说，挖人家的坟墓，偷盗葬物，这是犯法的，可是田叔就这样起来的；赌博说起来也是坏事情，但桓发却因此致富；至于行贾，类似我们现在所说跑单帮的，在古代也是大家不在意的行业，而雍乐成由此起家；卖油脂，当然也是低贱的行业，一身油垢，不受人尊重，而雍伯就在这个行业中，聚积了上千金的财产；叫卖浆汤、油条，是小生意，但张氏以此赚了千万的资财；磨刀，可以说是最简单的技术，但郅氏以磨刀闻名，人人找他磨，到后来发了大财，养了一大家的人，吃起饭来都是鼎食，气派大得很；卖猪肉干、牛肉干，也只是小本生意，浊氏却因此发财，养了几十匹马。在现代说，就是拥有几十辆汽车了。还有马医，古代医生的社会地位不像现在这么高，兽医更是如此。可是有一个兽医张里，家里开饭的时候还要敲钟，可见其富庶的程度。以上这些都是因为专精一业，勤奋努力而来的。

最后他的结论说：从这些事实看来，致富并没有什么一定的行业，财富也不是说一定永远属于谁的。有能力的人自然会发财，懒惰的人就是站不起来。富有了自然就显贵。一个富有千金的人，就像士大夫般地被人敬重。至于巨万富翁，就和王侯一样享受。这不是上天所赐，也不是祖宗所给，都是靠自己努力得来的。

四作业。

谢老师。

史记货殖列传读后感篇十六

“货殖”是指通过商业活动逐利致富。《货殖列传》是司马迁为先秦和西汉前期著名的工商业者所立的类传，分析了工商业的发展状况，记述了各地经济贸易特点，介绍了著名商人的事迹，阐明了作者的经济观点。《货殖列传》虽然排在《史记》末篇，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商业在那个时代和作者心目中的位置，但肯定了商业在国计民生中的必要性、重要性，明确指出了人们追求财富、追求美好生活都是事势的必然，“善者因之”才是最好的方法，字里行间隐藏着诸多迄今为止仍很重要的商道，能够带给我们重要的启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

世界是物质的，商业是必要的，经商是有学问的。

文章开篇即指出，《老子》“至老死不相往来”的乌托邦式的陈旧观念，已经成为“涂民耳目”、“几无行矣”的陈腐理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由于各地物产不同，社会人群也有所分工，因此必须“商而通之”、“商不出则三宝绝”，商业“上则富国，下则富家”，直截了当地指出了商业的重要性。

文章不仅用常见的经济现象揭示出一般的经济规律，“原大则饶，原小则鲜”、“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自出”，而且明确指出，经商不是愚者而是智者的行业，“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还赞扬了弃官经商的人，称其为“贤人”，“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于富厚也”,给予商人应有的社会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文章用较大篇幅、用赞赏的口气介绍了范蠡、子赣等人的事迹。范蠡帮助勾践复仇之后，明智地选择归隐经商，“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此所谓富好而行其德者也”。子赣“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在孔门弟子中“最为饶益”，不仅自己“结驷连骑”、与国君分庭抗礼，受人尊重，而且对孔子扬名天下也提供了很大帮助，属于“得势而益彰者”。范蠡、子赣均为当时代的精英，在从政、做学问上均有较大成就和建树，两人又同为商界成功人士，在历史上树立起了儒商典范，成为此后我国商界的楷模和榜样。

三

经商之道，贵在把握时机，咬定目标，薄利多销。

司马迁写作《货殖列传》，距今已经2100多年，但文章中体现的商业思想和基本原则，大部分是正确的。现代商家如果认真体会和灵活运用，仍然有所裨益。

一要准确研判市场。计然是春秋战国时越国的谋臣，又是一名经济学家、商界理论家。据说，勾践成功复国、范蠡成功经商都是在计然的理论指导下实现的。《货殖列传》大幅引用计然的话，说明审时度势、研判市场的重要性。“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一个成功的商业企业，既要深入调查研究，把握经济大势，掌握行业供求信息，又要系统思考，迅速反应，果断采取行动，才能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二要孜孜不倦地追求利润。文章引用《管子牧民》篇“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后，论述道：“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人富而仁义附焉”，多处论及财富的重要性。文章讲到，逐利是人的本性，是推动各行各业发展的动力，“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从“壮士在军”、“赵女郑姬”，到“弋射渔猎”、“医方诸食技术之人”，“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余力而让财矣”，肯定了商人逐利的正当性。作者褒扬了从管仲到曹邴氏等人发家致富的行为。认为管仲在整顿经济秩序，帮助齐国复兴、齐王称霸的同时，自己发家治富，富比君王，是有能力的表现。鲁人曹邴氏“富至巨万”，仍然“父兄子孙约”，定下“俯有拾，仰有取”的家规，也是受人称道，值得世人学习的。

三要勤劳节俭，薄利多销。文中论及商道时，认为勤劳治富是正确道路。一方面讲到，“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赞赏著名商人白圭“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的行为，也肯定了郅氏、浊氏依靠磨刀、卖羊肚等小技能、小生意勤劳致富的做法。另一方面，多次强调“廉贾归富”，清廉、不贪一时之利的商人，终归能够获得更多的利益。“贪贾三之，廉贾五之”，贪婪的商人居奇惜售，货物滞销，资金周转不灵，所得利润仅为十分之三。薄利多销的商人，财物流通无滞，所得利润可达十分之五。这些道理，直到今日，仍然值得我们学习领会和借鉴实践。

四

推动企业长远发展，要控制成本，用好资金，重视“实体经济”。

《货殖列传》是一篇传记，但仔细阅读后，能够体会出不少与现代商业理论相一致的观点，对现代商业管理管理具有指导意义。

一要加强成本管理。文章引用谚语述及控制运输成本的重要性，“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多处讲到各地风土人情、物产分布、交通情况，都是在提醒世人，运输成本是影响商品价格的重要因素。文章讲到“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讲到“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牵涉到库存和资金管理问题。在讲述经商致富案例时，讲到一个名叫刀间的商人，特别偏爱收留、使用“奴虏”，“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终于依靠这些人的力量发家致富，财产多达数千万。这实际上是一个使用廉价劳动力的案例，涉及到人工成本问题。

二是承认资本经营的合法性。《货殖列传》记述的是秦和西汉前期工商业者的事迹。那个时代，多数上层人家是依靠官职俸禄或爵位封地显贵于人的，但也有些人是通过工商业积累资本、发家致富，从而跻身上流社会的。作者给这样的人家起了个名，叫“素封”。说，“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则二十万，而更徭租赋出其中，衣食之欲，咨所好美矣”，可以“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身有处士之义而取给焉”。文章不仅认可资本经营，而且肯定了巴郡一个叫“清”的寡妇继承和享用祖上遗产的合法性，指出货币资金的重要性，讲到了“财币欲其行如流水”、钱能生钱等道理。

三要重视“实体经济”。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社会长期崇尚以农为本，认为依靠农业生产致富为上等，依靠工商业致富为次等。我们不能奢望《货殖列传》在这方面有历史性的突破，但不妨把彼时代的农业比作现时代的“实体经济”，同样有所启发。文中讲了一个有意思的案例。楚汉相争之际，宣曲一个姓任的富人，准确判断战争将会造成土地荒芜、粮食涨价的形势，在别人争夺金银珠宝的时候，他用地窖储存粮食，然后高价卖出，发了大财。经商发财之后，“富人争奢侈”，而任氏不仅“折节为俭，力田畜”，而且在购置田、畜的时候，“独取贵善”，结果任家“富者数世”。任氏“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在经商致富之后，用农耕本业------彼时代的“实体经济”保家守财，成为民间的表率，甚至受到了朝廷的表扬。

五

“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货殖列传》，值得细读。

史记货殖列传读后感篇十七

我姨父去世后，他的女儿海宝很伤心，为了寻找父亲的杀父仇人，她爱上了阅读吏书和学习佛教，慢慢她心里少了很多恨，多了更多的是爱，是的，人活着多好，如果我们的人生中只有仇恨就少了好多快乐和幸福的日子了!亲爱的，我们都为已经离开我们的亲人好好活着吧!此文是她读《史记.伍子胥列传》有感。

《史记·列传》中伍子胥给俺的印象很深刻，他身负家仇，历经磨难，最终于后率吴军攻入楚国，踏平郢城，赶走楚王，终报家仇。

和司马迁一样，俺也很欣赏伍子胥独到的见解，兴国的能力，敬佩其正直的品行，刚毅的人格，更感叹他能忍辱负重，持之以恒的毅力!

伍子胥父亲为费无忌所陷害，楚平王为斩草除根，想以其父名义诱捕伍子胥兄弟俩，其兄性格仁厚，明知此去赴死，但为成孝道，安然入狱，伍子胥则认为象兄长一样徒死无益，于是只身出逃。俺能想象出年轻的伍子胥手拉弓箭，愤怒地朝向使者，就在使者惊慌后退的瞬间，这位身手敏捷的帅哥跳出了窗外，从众人的眼前消失了。

伍子胥投奔了避难于郑的太子健，在郑三年，太子健和伍子胥做错了一生中极其重要的一件事：欲行谋反!郑出于同情收留了被父亲楚平王行将杀害的太子健，并善待太子，而太子健却听从宋国的唆使，准备里应外合，夺权郑定公，取而代之!在这件事上，俺认为伍子胥应该是知情并持赞成态度的，否则东墙事发后太子健被杀，而他和太子健的儿子胜，又怎能有时机出逃呢?由此可见伍子胥已做好两手准备!年轻的太子和伍子胥只因报仇心切，抛弃了做人的基本准则，恩将仇报，结果是太子健失去了自己的性命，终结了原本可以续写精彩人生的机会，伍子胥和胜不得不再次颠沛流离，四处逃难!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所为已经直接影响到下一代——胜，这种刻骨的仇恨开始深植于胜的骨髓，以至若干年后，胜选择了悲剧式的结局来结束自己的一生!

为躲避楚平王的追杀，伍子胥带着太子健的儿子胜一路步行，逃至昭关，因关口已张贴俩人的画像，盘查很严不得出关。形势严峻，前有关卡后有追兵，这位锦衣玉食，出车入马惯了的太傅府公子，一夜之间竟愁白了头!每次读到这段，俺都会不自觉地停下来，深深叹息。要有多少的忧愁才能使头全白啊!伍子胥所忧虑的并非一己性命的丢失，而是家仇不能报，太子不得归，大业未能立!这其中一条就足以令人白发啊!

多亏在东皋公的帮助下，伍子胥才得以混出了关，但还未到吴都便病倒了，可见其心事之重，忧虑之深!俩人此时已是身无分文，只好一路乞讨，受尽苦难，最终到达吴国都城。当事时，平常士人如遇此境地，早以自刎，而太傅府的堂堂少公子居然忍辱行乞，可见仇恨在他的心中埋藏有多深!

这次惊心动魄的经历，为伍子胥若干年后威震群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公子光的引荐下，伍子胥游说了吴王僚，这是一次不成功的游说——因为有公子光的反对。当伍子胥发现公子光有越位的心思后，他推荐了刺客专诸。经历了上次的惨痛教训后，伍子胥看来开始变得成熟了，他退出前线，带着胜隐居乡下耕田去了。

伍子胥也学会了等待。五年后，公子光成功刺杀僚，自立为王，即吴王盍闾。此后，伍子胥终于被封为大夫，与伯噽进行一系列改革，加上孙武的治兵，国力日益强盛，吞钟离国，灭徐划越，威震诸侯。周敬王十四年，伍子胥大军划楚，一直打到郢都，掘楚平王墓，鞭尸三百，以泄父仇。

读到这里，俺不禁为之一震!仇恨这个东西真的是可以让人疯狂啊!俺曾经也有这种类似的想法，但始终无法逾越道德的准绳。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对佛学的领悟，仇恨也慢慢平息。伍子胥的行为俺能理解，自家中惨遭屠戮，经历迫害与追杀后，一种紧迫感缠绕着他大半生，他致辞故友申包胥：吾日暮而途远，故倒行而逆施!俺认为申包胥不能算伍子胥的好友，因为在伍子胥被追杀的过程中，申包胥没有做出好友应做的任何措施。如，他明明清楚伍家是被费无忌所陷害，却不向楚平王进言，澄清真相，——因为他清楚事情已到此地步，再上书只能连累自己——怕死的象征;他也没有为伍子胥做出对目前和将来的应对措施，可见他压根就没把友情放在重要的位置，——淡漠的象征;更没有收留藏匿，甚至与伍子胥一起出逃，——因为他不想断送自己安逸的生活，——贪恋富贵的象征!上有昏君，下有谗臣，危难时刻连好友都如此冷漠，伍子胥处于这种孤立无援的境地，所做的选择只能是狠下心来颠覆自己的国家!

伍子胥为了这个目的付出了许多的努力，眼看他很快就要达到目的，但由于申包胥这个“好友”“必助楚国”的誓言，秦王被他七天七夜的痛哭所打动，终发兵救楚，申包胥成功了!这位能连续哭七天七夜不停歇的酷哥，如活在当下二十一世纪，那创新吉尼斯纪录的应该非其莫属了!凭他优异的才能，开拓、发展，并扩大几个哭丧公司应该是信手拈来啊!人以类聚，物以群分，申包胥确实和伍子胥有得一拼!

可惜的是，吴王夫差即位后，伍子胥遭太宰噽谗言陷害，夫差令其自刭而亡。临行前，伍子胥仰天长叹：必树吾墓上以梓，令可以为器;抉吾眼悬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灭吴也!这位视死如归的男儿，这位何其刚烈的勇士!被大怒的吴王将尸体装入皮袋，漂浮在江中。吴国人怜悯伍子胥，替他在江边设立了祠堂，名胥山。

伍子胥的一生很难讲清楚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生，坎坷或是辉煌，成功或是悲惨?不过，最为重要的一点是：他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也成就了威霸吴国的功业!如果让他从新选择，他或许还会选择同样的人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