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需要准确、客观地反映问题和情况，并提供有据可依的数据和分析。在编写报告之前，需要明确报告的目的和受众。以下范文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不同类型报告的写作方式和要点，使我们能够更好地应对不同题材的报告写作。

劳动力调查报告篇一

根据市政府办公室安排，为掌握农村五大产业体系建设对劳动力吸纳情况，找出转移中存在的制约因素，研究进一步深化农业结构调整、加快农村五大产业体系建设、促进农村富裕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对策措施，我们采取调查统计与典型分析相结合的形式，就农业结构调整对农村富裕劳动力转移的带动和影响进行了专题调研。现将调查的有关情况综合如下：

调查情况表明，自市委、市政府作出关于培育壮大畜禽、林果、瓜菜、优质专用粮棉油和农村劳务经济农村五大产业体系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以来，全市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扎实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快速发展，在有力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有效推动了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的深刻变化。据初步调查统计，到底，全市乡村总人口645.7万人，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为355万人，其中，从业人员为343万人，常年性剩余劳动力资源约20万人，季节性临时剩余60万人。其中按从业结构分，从事第一产业的197万人，占从业人员的57%；从事二三产业的146万人，占43%。在转移到二三产业的'农村劳动力中，行政区域（指县市区）内就近就地转移就业73.4万人，行政区域外劳务输出72.4万人，境外就业人员1926人，实现劳务经济收入近50亿元。综合分析，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对农村富裕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带动促进情况，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一是以种养业为主的现代集约型农业呈现出吸纳农村劳动力的潜力巨大。以露地瓜菜、反季节精细瓜菜、苗木花卉、特色种植和规模养殖为代表的现代农业，把现代农业科技与传统精耕细作、精养细管相结合，呈现出对农村劳动力较强的吸纳潜力。农村五大产业体系建设的快速发展，农业结构调整的深入推进，促进畜禽、林果、瓜菜和优质专用粮棉油等主导产业规模的迅速膨胀，把越来越多的农村富裕劳动力，吸纳到农村五大产业体系建设上来。金乡50万亩大蒜，仅收获季节就吸收15万外来打工劳动力。

二是农业产业经营已成为吸纳农村富裕劳动力的重要途径。农业产业经营特别是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建设的快速发展，已成为许多地方农村富裕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重要途径。目前，全市各类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2200余家，其中农产品加工流通企业810家，年销售收入280亿元，吸收本地和外地15万劳动力就业。像兖州绿源食品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种鸭饲养、苗鸭孵化、饲料供应、肉鸭宰杀、出口创汇为一体的大型肉鸭综合加工农业产业化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现拥有固定资产1.4亿元，年销售收入4亿多，该企业从基地养殖、生产经营管理到肉鸭加工、市场开拓、产品销售等各个环节，吸收当地和外地不同层次技术、管理和普通工人共1900余人就业。菱花集团是一家拥有固定资产8.2亿元、年销售收入12亿元、以玉米为主要加工原料的味精企业，仅在济宁本地就吸收3200名劳动力就业。

三是农村二三产业和民营经济已成为消化吸收农村富裕劳动力的主体。近年来，农村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和商业饮食服务业等农村二三产业和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已成为吸收和消化农村富裕劳动力重要载体。到底，仅全市24.3万户个体工商户和民营企业，就吸收120多万劳动力就业。

四是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综合开发已成为农村富裕劳动力就地消化的新途径。近年来，农村道路、交通、农业设施建设以及以荒山、荒滩、荒水、陷地治理、中低产田改造等各类农业综合性开发，也吸纳了一批富裕农村劳动力，并成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内部消化吸收农村富裕劳动力的新途径。

通过调整分析，全市农村五大产业体系建设的快速发展、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深入推进，在消化吸收农村富裕劳动力转移就业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并呈现出领域不断拓宽、容量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但就总体上看，通过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特别是农业产业经营对农村富裕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吸纳能力不够强，消化吸收的农村劳动力数量不够多、质量不够高，无论与农村经济快速发展，还是与农民收入快速增加的要求都不相适应。其主要原因：

一是农村劳动力的思想观念落后。受传统陈旧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影响，认为在农业内部从事种养业生产经营，是没有出息和没有本事的表现，主观上不愿意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

二是农村劳动力的综合素质低。从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程度看，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占82%以上，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18%。受过专业技术培训学习、具有一定专业技术特长的仅50%左右，有相当比例的农村劳动力素质低下，没有一定的技术特长。由于文化素质低下、专业技术水平差，严重制约和影响了农村富裕劳动力的转移就业。

三是农业结构调整步伐缓慢。目前就全市来讲，农业结构调整步伐缓慢，农业结构调整的数量规模小，农业结构调整的质量档次低，农业结构调整的深度和广度不够，这些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对农村富裕劳动力的消化吸收。

四是农业产业化水平不高。农业龙头企业数量小、规模小、带动能力弱，农产品生产基地规模小、档次不高，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和农民经纪人队伍发育缓慢，造成农业产业化工水平提升不快，影响了农村富裕劳动力的消化吸收。五是农村二三产业和民营经济发展不够快。受经济基础、经济发展水平等多方面的条件制约，我市农村二三产业和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缓慢，与省内外经济发达地区表现出较大差距，与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解决“三农”问题的要求，不相适应。

针对农村劳动力在农业和农村经济内部转移就业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为最大限度地发挥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对农村富裕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吸纳能力，扩大农村五大产业体系对农村富裕劳动力的吸纳的容量，通过对落后的农业生产条件、低水平的农业生产结构和传统的农业经营方式的全面改革创新，通过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全方位开发等来挖掘农业农村内部的就业潜力。下步工作中应采取以下对策措施：

一是以农业适用技术培训为重点，强化农村劳动力技能素质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适应能力。以新世纪青年农民培训、农民绿色证书培训、农村劳动力转移阳光培训和农村劳动力创业培训等一系列提高农民素质培训为重点，切实搞好对广大农民特别是青壮年农民的科技、实用技术和就业技能培训，特别是针对农业结构调整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建设的需要，搞好订单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综合素质特别是从业适应能力，为农村富裕劳动力转移创造条件。

二是以农村五大产业体系建设为主线，深度推进农村经济结构调整，通过发展规模经济和现代集约型农业吸纳更多农村富裕劳动力。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确立的农村五大主导产业，适应市场需求，借助现代农业科技成果，加快膨胀产业规模，优化生产要素组合，大力发展高市场占有率、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的产业和产品，通过规模经营和集约化经营，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向纵深发展，吸纳更多的农村富裕劳动力转移就业。以市场为导向，依据资源特点，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来调整农业生产结构，是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必然要求，又为深化农业内部就业提供了较大的空间。一方面，以市场为导向调整农业生产结构，要求农业生产应发展满足市场需求的优质农产品，调整过程中必然要求更多的劳力、资金、技术等资生产源要素的投入，因而会产生更多的劳动力需求；另一方面，根据加入wto后农业发展面临的形势，依据我市人多地少、劳动力资源丰富、成本低廉的特点加快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农业，包括棉花、粮食、油料、畜产品、水产品以及水果、花卉等农畜产品生产业。加快农业生产从耕地密集型产品为主向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转变，发挥比较优势，提高农产品竞争力，产生更大的劳动力需求。

三是以农业龙头企业建设为重点，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通过产业链条的延伸吸纳更多农村富裕劳动力。农业产业化经营通过延长农业产业链，实行农产品产、供、销对接，把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等环节联结为一个完整的产业体系，从而改变农村劳动力在农业内部就业渠道仅局限于农业生产部门的局面，形成农村劳动力在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等多部门就业的新局面。适应现代农业、市场农业发展的需要，采取力度更大、更直接的措施，特别是对市场前景好、规模大、带动辐射能力强的市级以上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在用地、用电、用水、税收、贷款、出口退税等方面，进行多方面扶持。通过龙头企业的快速发展，延伸农业产业链条，快速提升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吸纳更多的农村富裕劳动力转移就业。

四是大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和民营经济，通过产业化和所有制结构的优化调整促进劳动力就业结构调整。借鉴学习经济发展地方的先进经验和做法，制定鼓励和支持农村二三产业和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措施，通过农村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的优化调整，带动整个农村经济结构和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的优化调整，消化吸纳更多的农村富裕劳动力转移就业。

五是大力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综合开发，通过培植农村经济新增长点吸纳更多农村富裕劳动力。紧紧抓住国家实施农业综合开发、继续加大农村生产生活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大力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良好机遇，通过争取上级政策支持、自身立项和制定更宽松的政策调动基层等多种途径，不断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综合开发力度，吸纳更多的临时性、季节性农村富裕劳动力转移就业。

劳动力调查报告篇二

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城市化步伐的不断加快，尤其是园区经济的蓬勃发展，土地这个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基本要素被大面积征用，被征地的农民逐渐向非农方向转变。如何促进被征地农民实现充分就业已成为××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成为各级党委、政府工作的热点、难点问题。为此，××市妇联紧紧围绕这一工作中心，急党政所急，想妇女群众所需，尽妇联所能，面向广大失地妇女，在调查失地妇女就业现状、加大培训、进行就业推荐等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帮助和引导广大失地妇女提高整体素质，提高劳动技能，帮助和引导农村妇女实现劳动力转移，服务于农村，服务于经济建设。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市有农村妇女劳动力24.68万，已转移20.34万，占82.4%。从我们的调查数据情况看有以下几个特点：

1、我市农村失地妇女劳动力转移的行业分布以第二产业为主。目前，我市已转移的农村妇女劳动力中，原创：有63.7%转移至第二产业，其中从事工业的占57.2%；转移至第三产业的仅占11.2%。转移的农村妇女劳动力，多数是从事轻工业和加工业，主要以劳动密集型的民营企业为主，如纺织和服装加工企业等。

2、我市农村失地妇女劳动力转移的年龄结构以中青年为主。在我市已转移的农村妇女劳动力中，45岁以下的中青年妇女劳动力所占比重达80%。各年龄组的构成为：25岁以下的占15%，25-35岁的占30%，35-45岁的占35%，45岁以上的仅占20%。

3、我市农村失地妇女劳动力转移的流向以就地为主。我市妇女劳动力外出就业的比较少，绝大多数在本镇或邻近乡镇工作，属于典型的“离土不离乡，务工不进城”。全市农村妇女劳动力转移至本镇的占77.4%；转移至本市外乡镇的占18%。在本市范围内转移的人数占全市农村妇女劳动力转移的95%以上，而转移至本市以外的农村妇女劳动力比例不足5%。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推进，在土地被征用的过程中，我市各级党委、政府主要通过出台有关政策措施，促进失地妇女劳动力的转移。一是在签订土地出让合同时，对劳动力的安置达成协议。有些地方在签订土地出让合同时，明确规定在建企业要优先安置本地劳动力，以利于农村失地妇女劳动力的转移。二是对农村劳动力实行养老补助和社会保障。如新港镇对16-35周岁的失地妇女发放每人每月110元、期间2年的待业金，对36-50周岁的失地妇女发放每人每月50元的生活费，对50周岁以上的失地妇女每人每月发放141元的养老金。三是由政府出资对农村劳动力进行培训。以“政府购买培训成果”和“以奖代补”的方式，对被征地农村劳动力实行免费技能培训、免费就业指导培训、免费提供求职登记、信息咨询及中介服务。四是鼓励用人单位招用农村被征地劳动力。用人单位招用年满40周岁的农村被征地妇女劳动力，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且按规定参加社会保险的，按相关规定给予用人单位岗位补贴。五是鼓励农村劳动力自谋职业、自主创业。凡在规定期限内申请开办个体工商户的农村劳动力，创业经营一年以上，参加社会保险且对社会有一定贡献的，由所在镇政府给予一次性创业补贴。六是设立“就业岗位贡献奖”。凡当年招用本市农村劳动力达到200人或城乡劳动力达到150人、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并按规定参加社会保险，本地劳动力占职工总数达60%以上的用人单位，由市政府授予“就业岗位贡献奖”。

在农村失地妇女劳动力转移中，我市各级妇联组织发挥了积极作用。一是开展各类教育培训。各级妇联重视对农村失地妇女劳动力的教育培训，市妇联利用市家政服务中心、市巾帼就业培训基地，为失地妇女提供培训、发证、推荐就业一条龙服务。各镇场妇联以镇妇女干部学校和村妇女之家为阵地，以“十万农家女，十项新技术”为重点，通过开展绿色证书培训、“五学”活动、科技结对等活动，引导农村妇女增强致富本领。另外，新港、练塘等镇利用妇女学校、成人教育中心校成立了农村妇女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基地，对失地妇女劳动力开展“定向”和“订单”式技能培训。二是拓展就业服务渠道。我们以“巾帼社区服务工程”为载体，以“市妇联家政服务中心、巾帼就业培训基地”为抓手，广泛协调，逐步形成了“城乡联动、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平等就业”的格局，帮助失地妇女开辟多门类就业渠道。家政服务中心开设了钟点工、职业介绍、房屋中介等系列项目，推出了家政服务卡，招募了小美容、小书屋、小花店等多家“八小”服务业加盟店，带动失地妇女就业。

中心还与市劳动就业服务中心联网，在网上为失地妇女寻求就业信息。每年我们通过举办女性劳动力招聘专场，为失地妇女劳动力寻求工作岗位。三是鼓励自主创业致富。通过举办女性创业知识培训班、农村妇女创业致富现场会、巾帼创新业演讲会、座谈会等多种形式，引导农村失地妇女增强创业本领。鉴于家庭工业在转移农村妇女劳动力方面的独特作用，组织农村妇女参观家庭工业现场，引导农村妇女积极创办家庭工业。充分发挥女企业家的辐射作用，在帮助她们成就事业的同时，引导她们带动失地姐妹共同创业，为失地姐妹提供就业岗位。通过培育女能手、女状元、优秀创业群体，评比创业标兵，宣传创业典型，使农村失地妇女学有榜样，赶有目标。四是深化“双带双扶”工程。通过实施“双带”工作，建立妇女干部联系制度，带动农村妇女致富。近年来，共涌现出“双带”妇联干部104名，带动吸纳近万名农村妇女增收致富。召开了“双扶”工作现场会，将对贫困妇女的扶贫由原来的单纯扶贫扩展到扶贫、发展、创收为一体的开发式扶贫。给予“三八”科技示范基地资金、项目上的扶持，发挥其辐射带动作用，带动一方妇女致富。

近年来滤布，我市失地妇女在转移就业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存在着就业层次低、就业稳定性差等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农村失地妇女的综合素质不能适应转移的需要。农村失地妇女，文化程度普遍偏低，缺乏科学知识、专业技能和市场意识，难以向新兴产业转移，在与城市劳动力的竞争中往往处于劣势。特别是许多大龄失地妇女由于长期从事农业生产，文化偏低，竞争意识弱，不善于利用信息，而且“上有老，下有小”，家庭负担重，虽然就业愿望强烈，但成功可能较小。就业观念方面，多数失地妇女就业观念上缺乏自主创业精神，认为妇女只能在家做家务；就业方式上存在“等、靠、要”的思想，等待政府安排岗位；就业心理上准备不足，对脏、累等工作不能承受，缺乏按照劳动力市场需要进行自我重塑的主动意识。

2、农村失地妇女劳动力转移的制度障碍依然存在。一是农村妇女进城的“门槛”依然很高。农村劳动力在各类企业中历来是以“临时工”的身份出现的，还没有达到较为固定的就业。另外，农村劳动力也没有被纳入城市就业培训范围，缺乏分享现代化的知识、信息和技术的机会，无法融入先进生产力系统中。依附在户籍上的劳动用工、住房、教育、社会福利等制度的配套还未相应到位，这些都严重制约了农村失地妇女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二是随着企业及经营性事业单位的改革的深化，城镇下岗人员增多，势必增加农村失地妇女在本市城市就业的难度。三是随着村级经济的减弱，结构调整难度加大，公益性岗位开发能力下降，就业矛盾随之变得突出。加上开发区载体建设征用土地后，原有的村级企业被拆迁，村级企业就近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减弱，不少农村妇女面临失地又失厂的境遇。

3、用工单位的外地化制约着失地妇女劳动力转移。由于外地劳动力流动性大，社会保险参保意识不强，法制意识相对较差，出于节约生产成本的考虑，我市许多外资企业和个私企业都热衷于使用外地劳动力，不愿为本地劳动力提供就业岗位。有资料显示，目前我市外来劳动力相当于本地转移数量的一半以上，而且这种趋势正在进一步扩大。

4、农村失地妇女劳动力转移机制不健全，压滤机滤布处于自发状态。长期以来，“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严重束缚了农村妇女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和转移。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发育，农村劳动力开始在城乡之间形成规模流动转移。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市场调节与适度计划调节结合不够，原创：劳动力供求市场信息还不完全。从近几年我市农村女性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现状来看，无论是流入城市打工，流向私营企业，还是从事交通运输、服务等行业，农村女性劳动力向非农产业流动基本上都是依托传统的血缘、地缘、人际关系网络为主，受市场经济因素趋动的较多，缺乏有组织、有规模、有计划的有序转移，可以说都是属于农村女性劳动力自发的转移，带有较强的盲目性。

1、加强教育，引导失地妇女转变就业观念。要引导失地妇女增强心理承受能力，既要看到困难，又要抓住机遇，正确认识自己，在参与发展中不断提高自己，发展自己。要引导失地妇女抛弃“统包统配”等旧的观念，树立新的择业观，增强新形势下的危机感。尤其是中年妇女要正视现实，认清自我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差距，择业观更要趋于现实，通过多方式、多渠道实现就业。要引导妇女明确“四自”精神内涵，塑造独立人格，以新的姿态、新的作为争当生活和事业的强者，树立新时期妇女的崭新形象。

2、搞好培训，帮助失地妇女提高劳动技能。要依托市巾帼就业培训基地、家政服务中心、妇女学校、妇女之家等阵地，通过乡镇建立农村妇女职业技能培训基地，根据市场需求和农村妇女特点，多渠道、多形式、针对性地开展培训，如家政、电脑、缝纫、餐饮服务及一些实用技术培训，帮助失地妇女掌握一定的职业技能，为实现转移提供保证。

3、鼓励创业，为失地妇女提供有效服务。鼓励妇女创业是实现农村妇女劳动力转移的有效形式。妇联组织要积极鼓励和发动农村妇女创业。要加强宣传和引导，通过举办报告会、座谈会、推介会等，激发农村失地妇女创业的热情和信心；要加强培训，努力提高农村妇女创业的素质和技能；要加强服务，为农村妇女创业提供信息，为她们办理工商、税务、检验检疫等提供便利；要扶持好已创办的企业，做大做强妇字号服务品牌，吸纳更多的失地妇女劳动力就业。

4、加快发展，为失地妇女拓展就业空间。社会经济的发展，不仅可以增加就业机会，实现农村妇女劳动力快速简便的转移，而且以工补农，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村妇女生活水平。我们认为，实现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可做到“三个一批”。

一是通过发展企业吸纳一批。企业是实现女性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的主要阵地。因此要做大做强企业规模，着力培育区域特色经济，增强企业特别是女性创办的企业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同时要大力发展各类加工业。调查表明，家庭工业有着劳动时间灵活、生产成本低，能够提高单个劳动力使用率等优点。因此要充分认识家庭工业在现阶段对吸纳女性劳动力的作用，政府要出台有关优惠政策，扶持促进家庭工业的发展。

二是加快小城镇建设转移一批。小城镇是农村经济文化活动中心，是联系城市和农村的桥梁，是工业化的基地，小商品的集散地。它的发展有利于优化城乡经济结构，有利于加速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并降低转移的成本和风险。小城镇的建设直接带动了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扩大了农村妇女的就业空间，给她们提供了众多适宜的就业岗位，如餐饮娱乐业、旅游服务业等，实现了农村妇女劳动其它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

三是实施“双带双扶”工程帮扶一批。要继续发挥女企业家、妇女干部的带动作用，在项目、资金、技术、信息和就业岗位等各个方面积极开展“手拉手、一帮一”结对帮扶活动。

劳动力调查报告篇三

12月6日，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x年报告》。《报告》显示，年全国有收入的劳动者的工资平均数为30197元，与年相比，年均实际增长速度达到9.1%。而工作时间上，从2012年到2014年，全国劳动力的工作时间总体下降，一般周工作小时数从约50小时降到约45小时，其中超过60%的加班雇员是“自愿加班”，外资合资企业加班人数比例最高，雇员平均加班时长达41.5个小时。

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为9.28年。

《报告》发现，到2014年，青年型劳动力为主的年龄结构已不复存在，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9.28年，参加过职业技术培训及曾经获得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即执业资格）的比例不高；大部分劳动年龄人口有工作经历，未工作的比例不及两成；超过四分之一（26.77%）的农村劳动力有外出务工经历，并且，超过四成（40.62%）还准备外出务工。

仅1/4农村务工人员会网购火车票。

《报告》得出，中国劳动力阅读报刊、用手机发短信、写信、银行atm取款完全没问题的比例皆超过一半，仅有超过四分之一的务工人员在使用网上银行、网上购买火车票方面完全没问题。

去年全国劳动力工资平均3万元。

《报告》发现，2014年全国有收入的劳动者的工资平均数为30197元，与2012年相比，年均实际增长速度9.1%；在东中西地区，劳动者的工资平均数分别为33624元、26960元和28246元；与2012年相比，年均实际增长速度分别为10.5%、7.7%和8.4%。

家庭收入两端差距高达21倍。

以往网友感叹自己“拖后腿”，往往是由于收入差距造成。据统计，全国平均总收入最高的20%家庭，收入达到153546元，而最低的20%家庭，平均总收入只有7155元，差距达到21倍。城市和农村内部的差距也非常大，城市最高收入组家庭平均总收入是最低组的约12倍，农村的差距则高达27倍。

所有类别男性收入远高女性。

女性为19567元；城市男性平均工资为40152元，女性仅为28704元。

东部大专学历老板收入最高。

老板和农民的收入差距有多大？调查显示，东部雇主的经营性收入平均最高，达到105253元，西部农民的平均收入最低，仅为8829元。

学历水平和收入水平有多大关系？总的来说，学历越高，平均收入越高，本科及以上学历总平均收入最高，达到58875元，而且收入增加幅度最大。具体来说，从未上过学的人做生意收入最低，平均仅有9747元，大专学历者做生意最厉害，平均收入达到68285元，超过了本科及以上学历者。

工作时间最短是负责人和技术人员。

从2012年到2014年，全国劳动力的工作时间经历了总体性下降，一般周工作小时数从约50小时降到约45小时（-11.28%）。

数据显示，2014年劳动力平均工作时间最长的职业类型是个体户，最短的则是负责人和专业技术人员。

外资合资企业加班比例最高。

调研发现，加班雇员的加班时长和加班有偿时间比都有较大上升，然而加班工资增长的幅度却并没有跟上；超过60%的加班雇员是“自愿加班”，过半数加班雇员“自愿加班”的原因是为了获得直接的经济回报，其次是表达对企业或组织的归属和忠诚（近20%），只有很小部分的雇员加班是考虑其职业发展以及自我实现。

加班人数比例最高的前三类工作单位分别是外资合资企业（52.66%），国营企业（39.39%），党政机关（37.52%）。其中外资合资企业加班雇员的平均加班时长达41.5个小时。

劳动力调查报告篇四

镇在持续多年的开发建设中，特别是成都高新西区、西南交大等项目大量征地，全镇已有70%以上的农民失去土地。如何解决好失地农民安置和就业问题已成为当前镇面临的重要任务，不仅关系到镇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更关系到城乡一体化进程。

据调查，现共有失地农民21511人（含涉及西区应农转非人口9989人），占农村总人口的74.4%，其中失地农村劳动力12723人，通过划地建房出租房屋获取稳定收入人员2998人，占失地农村劳动力的23%，通过务工、经商等实现就业6564人，占失地农村劳动力的52%，两项合计为75%；未就业3161人，占失地农村劳动力的25%。从就业分布看，有21.9%的农民向第二产业转移，72.8%转向第三产业，两项合计占农民就业人数的94.9%。从收入状况看，年均收入在4000—8000元的达到55%，部分已达到8000—1元。

（一）大力培育市场促转移。充分发挥区位优势、交通优势和产业聚集优势，打造特色专业市场，先后培育了福隆石材市场、蔬菜交易中心等5个专业市场和犀池饮食文化一条街、玉龙综合市场、两河村成都外语学校市场等10个农民安置区市场，以市场开拓新的就业岗位，吸纳城乡劳动力5000余人。

（二）主动服务企业促转移。加强与西区企业和镇内企事业用工单位的联系与沟通，在为企业提供优质服务的同时，掌握用工信息，做好劳动力输送工作。仅，就先后为成都市车管所、成都市儿童福利院、银河磁体公司等单位组织用工面试17次，岗前培训劳动力1142人（次），转移530人。

（三）挖掘公益岗位促转移。为解决就业岗位不足的问题，从镇环卫所、市政所，城监队，社区服务中心等镇属单位挖掘就业岗位，优先解决了岷江小区失地农民34人。同时配合车管所周边环境和城区环境综合整治，从岷江小区住户中招聘城管员52名，重点解决“4050”人员，既帮助失地农民实现了就业，又为城市管理充实了力量。

（四）切实服务农民促转移。加大农村劳动力培训力度，为失地农民开展免费培训，与县友爱职高、县就业培训中心等单位合作，有针对性地开展失地农民就业培训。今年1—6月，已举办失地农民转变就业观念、创业培训和岗前培训班8期，培训1100人。开展全镇农村劳动力基本情况调查，对每个失地农民进行建卡登记，加快村微机工作室建设，建立全镇农村劳动力资源信息网，实现县、镇、村劳动力资源和用工信息联网运行，资源共享，为每位有就业愿望的农村劳动力提供一次以上的就业机会。

（一）镇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水平还不高。全镇适合农村劳动力就业的第三产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吸纳劳动力的容量还不够，不能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加之长期的开发征地，待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基数大，劳动力供求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增加了失地农民再就业难度。

（二）就业观念落后成为影响失地农民再就业的重要因素。在我镇失地农民就业工作中，失地农民的就业观念不适应现实需要的问题十分突出。一边是政府的积极推进，甚至不惜投入大量的人财物力，开展失地农民免费培训和推介就业工作，另一边失地农民并不积极参与甚至不配合，他们既希望政府帮助他们解决就业问题，又对政府推介的工作挑三捡四，在工作岗位、工资待遇、劳动时间，甚至工作地点远近等问题上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对就业的期望值较高，高不成低不就，加大了推介工作的难度。失地农民就业观念与劳动力市场竞争现状的反差成为当前我镇失地农民就业难的主要制约因素，转变失地农民就业观念的任务十分迫切。

（三）农村劳动力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缺乏就业技能。这是当前农民再就业面临的主要障碍之一。据调查显示，征地农民中，小学文化程度的占34.3%，初中文化程度的占57.7%，两项合计为92%。由于文化水平偏低，又无技术和就业门路，失地农民在激烈的就业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四）失地农民自主就业的积极性不高。由于受资金、项目、创业技能、市场风险等多种因素的限制，一些失地农民虽然也想通过自主创业的方式实现就业，但不敢轻易行动，他们迫切希望得到政府的帮助和政策扶持。

（一）在城乡一体发展中促进就业。失地农民就业难，其根本原因是镇域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城市化相对滞后，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不足。因此，必须把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结合起来，充分发挥我镇优势，加快第三产业发展，培育新的就业岗位，加快失地农民向第三产业转移，在城乡一体化发展中实现失地农民的充分就业。一是以兴程元汽配汽贸市场项目为重点，加快发展汽贸、汽配、汽车养护等特色产业，尽快形成车管所周边经济圈。二是大力发展中高档房地产业，利用房地产业发展聚集的人气和商机，加快发展商贸、餐饮、物业、教育、文化等配套服务业。三是大力发展校园经济，着力打造西南交大、西华大学校园经济圈，发展和规范川外成都分院、纺专、南洋学校等校园商业街，促进校园周边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为扩大农民就业和铺面增收创造良好条件。四是大力打造岷江小区商业街，为农民创业、就业开辟新渠道。加快城区商业街，特别是拆迁农民安置区市场的改造和上档升级工作，规范市场管理，促进经济持续繁荣，为失地农民提供更多适合就业的岗位。

（二）提高就业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一是高度重视失地农民就业观念教育和培训的重要性和现实性，采取切实措施，加大失地农民就业观念培训力度，增强就业竞争意识，形成符合实际的就业观。同时应建立失地农民推介就业制度，建议对推介2次以上无正当理由不就业的，政府不再承担推介责任，给心存依赖又缺乏努力的部分失业农民增加压力，促使转变就业观念，学习就业技能，从而提高政府推介就业工作的效率和实效。二是广泛联系用工单位，加大订单式就业培训力度，这是提高农民参与培训积极性和自觉性的有效办法，从而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和实用性。三是针对农村妇女和“4050”等特殊群体就业难的实际，开展适合他们的专项培训，使他们掌握一技之长，增强就业的适应力和竟争力。

（三）切实发挥政府在促进就业中的重要作用。建立和完善农村劳动力转移服务体系，从职业培训，劳务输出、就业咨询、劳务信息和劳动力市场机制建设等方面，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全方位服务。创造良好的创业环境，鼓励失地农民自主创业。制定和落实优惠政策，鼓励和帮助失地农民积极创业，相关部门也应积极配合，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供便利和服务。

（四）建立市场化的社会就业机制。大力发展以农村劳动力输出为主要服务对象，以职业介绍、技术培训、就业服务、劳动事务代理等为内容，以市场运行为基础，在政府指导下的职业中介组织，建立市场化的劳动力资源配置机制，促进劳动力的充分流动，使更多的失地农民实现就业，让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从找政府、找关系中解放出来。

劳动力调查报告篇五

11月3日，由清华大学社科学院、复旦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和摩根大通共同主办的“中国劳动力市场技能供需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并于当日正式发布了由清华和复旦两所顶尖大学共同完成的《中国劳动力市场技能缺口研究》报告。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面临人口快速老龄化、经济增速进入新常态以及制造业仍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挑战，导致中国劳动力市场陷入劳动力总量不断下降、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劳动力技能供求不匹配的发展困境，结构性失业问题日益严重。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技能需求和供给呈现什么特征?应如何缩小劳动力市场的技能缺口?针对上述两大问题，清华大学教授李强和复旦大学教授袁志刚共同领衔，带领京、沪两大顶尖高校研究骨干30余人通力合作，从技能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变化和未来趋势进行了较为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并从公共政策、教育改革、公私合营等方面探索缩小劳动技能缺口的途径。该研究由摩根大通发起并委托资助。

清华大学社科学院院长李强发表了题为“中国劳动力市场结构转型与中等收入阶层的培育”的主题演讲，李强谈到，“中国劳动力市场结构转型对整个社会具有深远的影响，短期内有利于推动经济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长期来看有利于中等收入群体的培育和橄榄型社会的形成，有利于经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自我国高校扩招以来，高校毕业生的数量逐步攀升，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毛入学率为5%-15%)转变为大众化教育(毛入学率为15%-50%)，为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扩大和比例的提的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结构中低端产业比例占比过高，严重阻碍了高学历人才知识技能的`发挥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同时，教育和技能培训与市场需求也存在不匹配的问题，导致大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难以形成。下一阶段，如何让劳动力的知识技能与经济结构相互匹配，是培育中等收入阶层的关键。”

“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同时受到来自长期结构性因素和短期周期性因素的挑战。在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的情况下，提高劳动力配置效率，是释放经济增长潜力的重要途径。”复旦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袁志刚在题为《提高劳动力配置效率，释放经济增长潜力》的主题演讲中表示：“目前，中国的劳动力资源主要存在产业间、区域间配置不合理的问题。在产业部门间，由于服务业部门的进入限制和国有企业垄断，劳动力资源在制造业和服务业部门间存在错配，服务业就业严重不足，造成了效率损失。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服务业就业在全部就业中所占的比重显著低于其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区域配置上，以人均产出度量，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目前中国存在就业集中度较低，大城市数量和规模不足的问题。我们的研究发现，就业向东部沿海地区和大城市的集中有利于集聚效应的发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进而带来就业扩张和工资水平上升。未来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应着眼于降低劳动力要素的流动壁垒，提高配置效率。一方面，我们须致力于促进现代服务业的市场化发展和开放，打破国有企业垄断。另一方面，应完善资本和劳动力流动政策，使要素流动顺应区域集聚和分工规律，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会上，复旦大学教授封进和清华大学副教授郑路对《中国劳动力市场技能缺口研究》课题成果进行汇报。研究指出，中国劳动力市场存在着严重的技能供需错配，高技能劳动力供求缺口日益增加，带来劳动力市场技能回报不断上升;企业普遍存在人才短缺的问题，国际化管理人才和战略设计人才尤难获得，且不同产权类型、不同规模企业在人才竞争上存在差异，导致人才短缺情况的不同;制造业对人才需求呈现区域聚集效应，且由于不同地区的人才需求存在差异，人才短缺也因此呈现区域异质性;随着制造业升级和产品附加值提升，劳动力市场对现代服务业中专业人才的需求将呈现上升趋势。而对如何破解我国劳动技能缺口的难题，研究指出：“必须对中国现有的教育体系、职业培训和认证体制，包括诸多影响劳动力市场资源配置的宏观政策进行反思和改革”。报告中同时提出了五大解决方案：“首先，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赋予高校更大的办学自主权，教育机构加强与企业的对接，校企联合培养技术性高层次人才。其次，职业培训平民化，国家给予补贴，扶助农民工尤其是年轻一代农民工的技能提升。第三，逐渐建立企业为主体的职业技能培训供给模式。第四，弘扬工匠精神，完善职业化教育链条，打通入学、求学、求职、发展等全链条，建设多元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最后，宏观层面，变总量控制性人口政策为服务型人口政策，从强调总量控制转为关注结构性的服务，从控制家庭与个人转变为支持家庭与个人。打破行政性和行业性垄断，促进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流动，以机会公平为原则推动户籍、社会保障、教育等制度的改革，创造更好的人才流动、就业创业的环境。”

最后，由清华大学社科学院院长李强、复旦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袁志刚主持，世界银行高级社会保护经济学家王德文、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李实、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董克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冯文猛就“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技能缺口与应对策略”进行了研讨，与会学者一致认为我国劳动力市场正面临较为严峻的劳动技能缺口难题，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嘉宾对中国劳动力市场技能缺口问题进行了热烈的探讨，纷纷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并对参会人员的提问一一进行了回应。

此次研讨会由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郑路主持，摩根大通中国区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李一为大会致欢迎辞。《中国劳动力市场技能缺口研究》深入揭示了我国在人口、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等多重转型压力下所面临的劳动技能缺口难题，中国经济能否顺利向高附加值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转型，也取决于是否能够培养一支庞大的具有技师或高级技师职称的技术工人队伍。此次研究报告的发布对唤起社会各界对我国技能缺口问题的关注、破解劳动力技能供需错配的困局具有重要意义。

劳动力调查报告篇六

12月6日，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报告》。《报告》显示，全国有收入的劳动者的工资平均数为30197元，与相比，年均实际增长速度达到9。1%。而工作时间上，从20到20，全国劳动力的工作时间总体下降，一般周工作小时数从约50小时降到约45小时，其中超过60%的加班雇员是“自愿加班”，外资合资企业加班人数比例最高，雇员平均加班时长达41。5个小时。

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为9。28年。

《报告》发现，到2014年，青年型劳动力为主的年龄结构已不复存在，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9。28年，参加过职业技术培训及曾经获得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即执业资格）的比例不高;大部分劳动年龄人口有工作经历，未工作的比例不及两成;超过四分之一（26。77%）的农村劳动力有外出务工经历，并且，超过四成（40。62%）还准备外出务工。

仅1/4农村务工人员会网购火车票。

《报告》得出，中国劳动力阅读报刊、用手机发短信、写信、银行atm取款完全没问题的比例皆超过一半，仅有超过四分之一的.务工人员在使用网上银行、网上购买火车票方面完全没问题。

去年全国劳动力工资平均3万元。

《报告》发现，2014年全国有收入的劳动者的工资平均数为30197元，与2012年相比，年均实际增长速度9。1%;在东中西地区，劳动者的工资平均数分别为33624元、26960元和28246元;与2012年相比，年均实际增长速度分别为10。5%、7。7%和8。4%。

家庭收入两端差距高达21倍。

以往网友感叹自己“拖后腿”，往往是由于收入差距造成。据统计，全国平均总收入最高的20%家庭，收入达到153546元，而最低的20%家庭，平均总收入只有7155元，差距达到21倍。城市和农村内部的差距也非常大，城市最高收入组家庭平均总收入是最低组的约12倍，农村的差距则高达27倍。

所有类别男性收入远高女性。

从不同性别收入状况分析，总的来说，不管是在全国层面，还是城市乡村，无论是工资收入还是经营性收入，有收入的男性劳动者平均收入都高于女性劳动者，有的甚至高出一倍。全国男性劳动者平均收入为33697元，女性仅为23288元。农村男性平均工资为28991元，女性为19567元;城市男性平均工资为40152元，女性仅为28704元。

东部大专学历老板收入最高。

老板和农民的收入差距有多大？调查显示，东部雇主的经营性收入平均最高，达到105253元，西部农民的平均收入最低，仅为8829元。

学历水平和收入水平有多大关系？总的来说，学历越高，平均收入越高，本科及以上学历总平均收入最高，达到58875元，而且收入增加幅度最大。具体来说，从未上过学的人做生意收入最低，平均仅有9747元，大专学历者做生意最厉害，平均收入达到68285元，超过了本科及以上学历者。

工作时间最短是负责人和技术人员。

从2012年到2014年，全国劳动力的工作时间经历了总体性下降，一般周工作小时数从约50小时降到约45小时（—11。28%）。

数据显示，2014年劳动力平均工作时间最长的职业类型是个体户，最短的则是负责人和专业技术人员。

外资合资企业加班比例最高。

调研发现，加班雇员的加班时长和加班有偿时间比都有较大上升，然而加班工资增长的幅度却并没有跟上;超过60%的加班雇员是“自愿加班”，过半数加班雇员“自愿加班”的原因是为了获得直接的经济回报，其次是表达对企业或组织的归属和忠诚（近20%），只有很小部分的雇员加班是考虑其职业发展以及自我实现。

加班人数比例最高的前三类工作单位分别是外资合资企业（52。66%），国营企业（39。39%），党政机关（37。52%）。其中外资合资企业加班雇员的平均加班时长达41。5个小时。

劳动力调查报告篇七

90年代的中国劳动力就业遇到了新的挑战：产业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推进带来大量职业下岗，这一过程又伴随着城市化加速的必然趋势——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向城市，尤其是中国新增经济活动人口压力一直居高不下，使得世纪之交的中国面临严重的就业“冲击波”（图一）。

在城市失业大量发生的情形下反而发生农村劳动力大量剩余并且产生向城市的持久移民倾向，这是一个与刘易斯著名的二元就业模型(lewis,1954)相违背的问题。因为该模型认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有关生产和组织的各种不对称性，当劳动力在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制造业部门之间流动时，由于传统部门不按照边际产品原则定价，因此保留着几乎可以“无限供给”的边际产出为零的劳动力，而现代部门追逐利润最大化，因此两部门的边际产出并不相等。在刘易斯看来，经济发展就是现代部门通过资本积累而扩张，直到将传统部门“剩余劳动”蓄水池全部吸干。这就是说，传统部门存在着大量劳动剩余，而现代部门里不存在。

这一问题在哈里斯—托达罗模型（harris-todaromodel,1970）中可以找到答案。他们指出，只要城市的预期工资高于一个有保证的农村工资，农村劳动力就会在城市失业已经存在的条件下继续向城市流入。这里，城市工资有政府法令规定而高于市场均衡工资时，预期工资就可能对农村移民有刺激力。

门劳动边际产出相等，均衡工资就是wc。在均衡工资条件下，总劳动力中的ol部分配置给农村，lo’配置给城市，全社会没有剩余劳动。但是，如果城市标准工资(wu)定的高于均衡工资水平，即wuwc，城市就业就会减少，城市出现公开或隐蔽的失业（ll）；但此时城市期望工资（w），即标准工资与城市就业概率的乘积，仍然高于农村均衡工资，因此农村就业量还仍然按照xx’曲线向城市流动，形成农村劳动力供给价格提高，农村就业减少，而城市公开或隐蔽的失业进一步增加，从ll增加到ll。

以上模型假定农村劳动力可以自由向城市部门流动。但是如果存在着禁锢流动的制度性障碍，情形又会不同。在部门间劳动流动被隔绝的条件下，城乡之间可能持久保持工资水平的显著差异而没有发生相应的劳动力流动。“两元模型”无从分析这样的情形，因为“两元”之间的隔绝，使得每个部门都近乎孤立地决定其内部劳动力的供求和定价。这正是改革前中国的情况。正如我们将在后文中看到的，只有当城乡隔绝的体制松动后，哈里斯—托罗达模型才可能重新作为一种有用分析工具。

显然，在国有企业职工大量下岗和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向城市的这一双向进程中，关键因素是城乡的工资差别，不同性质的劳动力对于城市期望工资的预期差异对于中国的劳动力流动、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和就业形势发挥着重要作用。以下我们将会通过进一步的分析来详细阐述这一问题。

1、城镇下岗与失业1992年以来，中国的城镇登记失业率稳步上升，自1996年达到3.0%时，1997、1998年两年保持在3.1%的水平上。但是中国的新增经济活动人口和新增从业人员始终分别在1.3%左右和1.2%左右的水平上保持着。

如果把下岗职工考虑在内，中国1997年的城镇失业率将达到9.36%，就业压力将会更为突出（孟庆红等，1999）。1992年中国的城镇失业人中、下岗人数分别为420万人和300万人，而到1997年，这两个数字分别变为620万人和1435万人（其中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为929万）（胡鞍钢，1999a）；1998年进一步变为892万人和571万人（陈淮，1999b）。显然，中国的城镇的失业问题越来越多地通过职工下岗这一种形式表现出来。据原劳动部的一项调查分析，至1999年6月底，下岗职工占全部职工的比例为11.2%，而全国下岗职工总人数为711万人（原劳动部培训就业司，1999）。而杨宜勇估计，1999年全国下岗未就业人口为600万人，登记失业人口为620万人，企业新下岗300万人，城镇新增劳动力274万人，机构改革预计分流300万人，农转非估计有300万人，绝对数总计达到2394万人，比1998年多出460万人，即1999年就业压力将比1998年增加23.7%（刘诗白，1999）。而且，杨宜勇等人估计表明，在1999到20xx年三年间，中国劳动力总供给中，农转非的人口约为1000万人，其中需要就业的劳动力600万人；城镇国有企业富余人员新下岗850万人，扣除当年再就业的70%，将会有255万人等待就业；机关事业单位分流82万人，1998年年底结转国有企业再就业服务中心托管的下岗职工614万人，这样仅仅因为劳动力总量的调整就将会为城镇增加1551万人的就业压力（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1999）。

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市场竞争的加剧使得国有企业必须通过市场化改革走出困境，减员增效势在必行；另一方面，经济增长率的放慢意味着经济对就业的吸收作用减小；但是人口增长的惯性使得新增就业人员继续以较快的速度增加，这样整个经济面临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大，就业岗位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因此，那些本就因为自身技能较差而被调整下来的下岗职工重新就业的可能性变得更为渺茫。由于城镇职工的下岗具有周期性和结构性的双重特征，经济疲软和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对就业构成的压力交织在一起，从而使得国有企业的就业压力更为严重。

这一下岗趋势是对于长期以来国有企业效率过低局面的一种纠正。在中央根据计划指令来配置经济资源，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并且因此形成由国家行政等级组织垄断工业和商业，管制农业和实行城乡隔绝的经济体制。在这一体制下，国有企业由于管理公有制僵化，缺乏自主权，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受到扼制，导致企业无力实施有效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结果是企业的效率始终在低水平上徘徊甚至亏损；企业的剩余也被政府以利税的形式拿走，作为补偿，职工获得了“城里人”身份：较低的工资水平（但是这一工资水平相对于农村的工资水平还是很高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安排。这相当于一种“借旧债还新债”的制度安排，即运用当期企业的利税来支付对国有企业职工的历史负债，但是随着这一负债水平的提高和当期企业效益的下降，这样的制度安排无法继续维持下去。职工的下岗就在所难免。由于整个经济发展前景暗淡导致劳动岗位供给不足、下岗职工自身竞争力差、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等因素，下岗职工再就业的难度很大。于是，各地政府费尽心机寻找再就业门路，甚至是关闭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徙的通道。这样一方面使得最具有竞争力的那一部分劳动力找到工作的概率在大减少，从而阻碍了城乡开通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另一方面，这些举措混淆了周期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的界限，造成了城市中“有人没活干、有活没人干”的局面，同时使得城市中大量使用外来劳动力的那部分经济竞争力大大下降，这样进一步加剧了就业压力。如果在面临城市就业压力时，政府开始选择退却，那么城市就业改革所取得的成就将丧失殆尽。

2、农村的劳动力转移城市就业压力剧增这一进程不可避免地与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大趋势相互冲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就业通过三个途径得到缓解：第一，农业内有效利用劳动力资源的机会增加了；第二，农村的非农就业，尤其是乡镇企业的吸收；第三，城市的吸收，即农村劳动力加速向城镇制造业、商业和服务业转移。据作者参加的劳动部一项研究的结果估计，16年间（1978-1992）农业内部有效利用劳动力的机会共增加了约50%，农村非农就业提供了近1亿个新的岗位，另外约有3000万农民工转移到县城以上的城市就业。另外，据范芹估计，截至1997年，中国的乡镇企业已安排的就业人数占全部农业劳动力总数的25%，1.9万多个小城镇累计吸收农村劳动力3000多万，约占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总量的30%（范芹，1997；转自邓大松等1999成都）。

但是，当前乡镇企业由于中国经济状况不佳、融资需要远远不能得到满足、乡企自身面临制度创新等原因，发展速度显著放慢，其对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吸收能力也随之减少。1991年以来中国第一产业中的劳动力一直呈现绝对下降的趋势，也即将会有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寻找新的出路，乡镇企业无法满足其要求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迁徙就成为其主要出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动力主要在于城乡工资差别，如果城市就业的期望工资（城市工资水平乘以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概率）高于农村的工资水平，农民就会流向城市。显然，随着乡镇企业界的不景气，农村劳动力在农村就业的工资水平大大下降，这无疑加大了城乡工资差别，使得劳动力更有激励流向城市就业。如果城市改革止步不前，城市工资水平仍然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农民工的流动带给城市的就业压力就会更大。

而政府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的是“关门”政策，即城市由于下岗压力对农村劳动力关闭了大门。但是，这只是部分影响到农村劳动力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概率，城市工资水平难以下调，而农村的工资水平则随着乡镇企业停滞而大幅下降，这样就意味着农民在劳动力市场上具有压倒性的竞争优势。因此，政府“关门”政策的结果是农民工“清而不退”，这一巨大的劳动力人口的一部分通过重新回到土地上转变成为隐性失业堵塞，大部分则通过采取种种规避措施在城市的灰色劳动力市场上找到就业机会；而且，一旦农民工在某一地区工作一段时间后，他们可能就会习惯于城市的生活，即便暂时失业，也不愿意返回农村。在1995、1996和1997年三年中，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数字达到2400万、2500万和3000万（陈淮，1999）。这一压力在中西部的一些人口大省，如四川、湖南，反映的更为明显；很难想像这些跳出“龙门”的农村劳动力因为城市的大门紧锁而全部返回农村。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迁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如何协调这一人口转移压力在城镇就业压力日渐严重的今天更凸现其重要性。

3、新增劳动力压力中国的就业压力不仅反映在劳动力存量的变化上，而且来自于新增劳动力的数量。在h-t模型中，如果劳动力的边际产出水平没有较大的改进，而劳动力总量却发生了较大的增加，这就意味着农村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和城市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相等的那一点所决定的就业水平没有大的增加，最后的结果是总失业水平面的上升。

因此，把中国所面临的就业压力放到中国总的人口增加框架下，我们对于中国窘迫的就业状况将会有更好理解。由图三可知，中国总人口增量在1982年达到了一个高峰，1986-1990年达到了另一个高峰，其中在1987年达到峰值；而中国新增城市人口则分别在1981年有一个大的增量，1984年达到高峰；新增农村人口在1982年就已经达到一个高峰，1984年后更是一直持续增加到1991年。如果以16岁作为劳动力开始要求参加工作的年龄，那么中国的就业压力在1998年达到了第一个高峰，在20xx年再度加大，20xx年达到高峰，并且一直持续到20xx年左右。而城市就业压力将在1997年达到第一个高峰，20xx年左右达到另一个高峰；如果考虑到农村劳动力自20xx年以后持续增加的压力，中国的就业状况将会更为严峻。

劳动力调查报告篇八

本文目录。

提高农民素质，发展农村劳务经济，是增加农民收入，推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条有效途径。经过调研，现就建立和完善农村劳动力转移基层体制机制报告如下。

全区劳务工作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紧紧围绕“农村第一经济”目标，突出技能培训、转移就业和服务管理三大重点，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一)农民就业能力得到提高。我区始终把强化技能培训，提升就业能力作为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关键环节来抓，，依托各类培训资源，全区对15080名农民进行了引导性培训，比上年增加50%;对6765名农民实施了职业技能中期和短期培训，将1939名新增劳动力纳入中等职业教育。自实施“阳光工程”以来，全区共对2.6万农民工实施了技能培训，占已转移总数的22%，其中获得职业资格证书的1.36万人，占培训人数的52%。

(二)劳务经济实现较快增长。全区实现劳动力转移11.92万人，比上年增加2.8%，劳务总收入5.6亿元，比上年增加7.7%，农民工人均劳务收入4698元，比上年增加216元，农民人均劳务收入1294元，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45.8%，劳务收入已成为我区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

(三)基地建设取得成效。由区劳务办牵头，先后多次组织有关部门到市外考察劳务市场，走访用工单位，洽谈劳务协作，多层次、多渠道、多工种开展劳务合作，建立了上海、深圳(中山)、浙江、陕西、新疆、厦门等劳务输出基地，吸纳了籍农民工5.8万余人。

(四)农民工返乡创业发展较快。全区农民工返乡创业2620人，其中：从事生猪养殖1230人，个体经营1052人，从事蔬菜、中药材、茶叶、水产等种养殖338人。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需引起各级各部门的高度重视。

(一)管理体制分散、综合效能难以体现。目前，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管理体制和培训经费分散，转移工作农业局、劳动局和社会保障局都在管，而农业、劳动、扶贫、教育等部门都有培训资金，都出台了管理办法，而培训的对象都是农村富余劳动力。这种条块分割、经费分散、多头管理在客观上影响了培训质量和有序转移综合效能的提高。

(二)培训资源难以满足农民工培训的需要。一是培训学校小而弱，目前除职教中心能够承担中职长期培训外，其他学校仅能承担中、短期培训。二是培训学校专业设置、调整跟不上市场变化的需求。由于在农民求学盲目性和学校条件差的影响下，竞争激烈、就业困难的计算机专业成为农民工技能培训学校和农民工选择专业的首选，而市场需求大且容易就业的专业却因办学设备和农民择业意识的影响而不能形成规模。三是市场需求技术水平高的专业，区内难以开展技能培训。四是培训经费投入不足，不能满足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培训的需求。除了已培训的2.6万名农民外，还有12.9万名需要转移的富余劳动力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95%，而每年还有4000多新增劳动力不断涌现。

(三)供求双方信息不对称，盲目外出务工队伍较庞大。由于受地处边远山区、居住分散等各方面条件的制约，用工信息收集渠道少，发布信息难以延伸到农村及村民，致使部分农民想外出又因缺少信息而举棋难定，即使外出务工也难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

(四)转移渠道单一，组织有序劳务输出面临较大困难。目前富余劳动力有序转移主要依靠培训机构和劳动力市场，有序输出比重较小，没有形成市场主体，中介培育力度不大，难以形成市场品牌效应。尽管每年有关部门都要联合举办1-2次企业用工招聘会，但成功率并不很高，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农民工对有序劳务输出的用工单位缺乏了解和信任，他们仍选择“亲带戚、邻带里、师带徒、父带子”等自发转移方式。二是输出后的工资收入与农民自身的期望值存在差距，收入较低的工作不愿做，工资高的工种自身技能又达不到岗位要求，造成了部分农民不愿意远离家乡而外出务工的局面。

(五)服务管理跟不上快速发展的劳动力转移的需要。一是在对外出农民工的服务管理方式上，还不能满足外出务工农民的需要。全区外出务工农民人数多，分布较广，服务管理难度大，农民工在外的医疗、子女入学等诸多问题没有形成系统的解决办法。二是维权工作步履艰难。一些用人单位不依法与农民工鉴定。

劳动合同。

拖欠农民工工资不缴社保费不支付或不足额支付农民工加班工资的现象仍较突出。三是返乡创业上还不能满足农民工创业的要求。全区除发展生猪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外在其他领域创业缺乏具体的扶持措施还没有形成农民工返乡创业的良好氛围。

(六)经济发。

展滞后，就地转移劳动力较难。尽管近几年我区经济发展提速，步伐加快，但比市内主城区及市外经济发达的地方，仍然差距甚大;目前当地无大、中型企业带动，富余劳动力就地务工较难。

(七)土地流转程度不高，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劳动力转移。一是农业产业化、生产规模化经营程度不高，劳动力不能从土地上有效解脱出来。二是部分农民想将土地流转出去后外出务工，但无流转接受对象。三是部分农民想把土地流转出去又存在害怕收不回来的担忧，不愿流转。四是部分农民两头兼顾，农闲外出务工，农忙回家种地，往返奔波于家庭和务工之间，形成了务工连续性差，岗位不稳定，流动性大，务工收入不高的特点。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各级各部门密切配合，改革培训方式，培育市场主体，开辟劳务基地，打造劳务名牌，拓展服务内容，创新工作方式，促进城乡统筹。

(一)理顺管理体制，统筹城乡就业。为了更好地体现人力、物力、财力的综合效能。根据市编委渝编()31号文件精神和市劳务办职能已划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实际情况，尽快将现由区农业局负责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工作移交给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有利于上下工作衔接，提高办事效率。具体工作由就业局承担。以便建立劳动力资源调查、信息收集发布、组织培训、技能鉴定、基地建设、转移输出、社会保障、执法监督、争议仲裁一条龙的服务管理体系。

(三)以突出提高技能为主，建立农民工培训机制。一是培训管理上，由劳动局统筹协调。长期培训(毕业时发两证：毕业证和职业资格证)由教委负责;中期培训由教委、劳动局共同负责，以劳动局为主;短期培训由劳动局负责。二是在培训方式上，坚持市场运作，强化订单培训，实行农民订单、学校接单、政府买单的“三单”式培训。三是在培训内容上，除长期培训的以外，少讲理论课，多上实践课，中短期培训的至少应做到“半耕半读”;同时要把《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纳入培训内容。四是在培训质量上，要以市场用工需求设置培训科目，做到“数量”与“质量”并重，以成功输出和稳定就业为考评培训机构的主要内容。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培训资金的审计监督，确保政府投入资金的安全有效使用。

(四)建立收集渠道广泛、发布迅速的企业用工信息服务机制。加强信息沟通是确保富余劳动力有序输出的重要因素之一，区就业局除与市劳动力市场信息联网外，还应在劳务输出基地和劳务输出人员较为集中地方的人员中聘请信息员，广泛收集和反馈各种劳务用工信息。各村(居)明确1—2名信息联络员，形成市、区、乡(镇)、村、社五级劳务信息网络体系，为“订单培训”提供信息支撑，为富余劳动力有序输出提供信息保障。

(五)拓展劳务基地，培育劳务中介，建立多渠道劳务输出机制。一是在巩固现有劳务基地的基础上，加强与经济发达地区的大、中型企业联络对接，开发建立技能型成规模的劳务定向输出基地，拓展基地规模。二是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建立劳务公司，外来用工单位招收农民工，由劳务公司统一规范劳动合同，实施全程跟踪服务。三是培育经纪人队伍，充分发挥能人的带动作用。四是充分发挥劳动力市场的作用，为农民的转移搭建好服务平台。逐步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从自由型向组织型，分散型向规模型，季节型向常年型，流动型向稳定型转变。

(六)加大宣传力度，开展联合执法，建立农民工维权机制。一是加大对《劳动合同法》等法律的宣传力度，提高劳资双方学法守法的意识;二是企业要实事求是的建立劳动用工台帐;三是建立联合执法检查制度，由公安、劳动、司法、工会、工商联等部门组成联合维权组，每年开展1—2次联合执法检查;四是继续实行劳动合同签证制度，以确保劳动合同的合法性;五是劳动部门要加大执法监督力度，变被动执法为主动执法。

(七)制定鼓励政策，优化投资环境，加强引导性培训，建立扩大就地转移规模的激励机制。一是通过引导性培训，转变输出观念，同时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加快当地经济发展步伐，逐步引导农民工就地转移当产业工人。二是通过创业培训，增强农民工的创业意识，引导农民工自主创业。三是通过围绕农村土地资源招商引资，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引导农民自愿将土地流转出来，实现由农民向产业工人的转变。四是通过政策鼓励和宽松的环境吸引，引导一批有实力、懂技术、善管理的农民工返乡创业并实行奖励，实现由“走出去”到“引回来”的转变。

(八)加强领导，增加投入，建立考评奖惩机制。一是区政府向已成规模的劳务基地派驻办事处，负责招商引资、企业用工信息收集反馈、农民工的维权及相关协调工作。二是增加投入，首先是整合教育、农业、扶贫、劳动和社会保障等部门的培训资金，形成政府统筹，部门协同配合的工作机制;其次是负责富余劳动力转移工作的主管部门加大向上级业务主管部门多争取培训指标的力度;再次是区级财政应按照上级有关规定，设立职业教育专项经费，专项用于农民工技能培训。三是对培训质量高、转移输出稳定就业;基地建设成效显著;一次性转移50人以上的单位或个人给予一定的奖励。四是将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工作，列入区委、区政府对各乡镇年度工作目标任务考核，实现富余劳动力转移工作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统筹协调发展。

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发展劳务经济，既是当前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也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客观要求，同时还是实现城镇化战略目标的必经之路。各级各部门应紧紧围绕“打造劳务品牌，创新服务机制，发展劳务经济，增加农民收入”这一主题，坚持“政府推动、市场运作、部门服务、农民受益”的原则，加强领导增添措施，推动劳务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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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县现有农业人口76.38万人，农村劳动力48.2万人，转移到非农产业26.1万人，输出到县外13.8万人。主要的外出务工地区为长江三角和珠江三角地区，占总劳务输出人数的77%。据本次在全县范围内对外出务工返乡的调查结果，截止xx年1月底，我县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共返乡36156人，其中因此次金融危机导致裁员返乡13190人，占全县劳务输出总人数的9.6%。可以看出，金融危机已经影响我县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随着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返乡农民工的数量仍将有扩大的趋势。

我们针对当前面临宏观经济影响就业的新形势，出现的新问题，一方面加强调查研究，密切关注形势发展;一方面积极寻求对策，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

(一)成立组织机构，落实工作责任。

为切实做好稳定就业工作，我们成立了**县返乡民工就业工作应急领导小组，主要负责掌握我县农民工返乡动态情况、人力资源供需变动情况，制订应急措施，帮助返乡民工渡过难关，稳定就业局势。

(二)建立报告制度，实行动态监控。

为加强对劳动力转移的动态管理，我们建立了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返乡的长期监测制度。通过镇劳动保障事务所和村劳动保障服务站对本辖区的返乡民工随时进行摸底、登记，定期上报。随时掌握全县的农民工返乡状况。对一次性返乡超过100人、一天内返乡超过1000人的，立即启动应急机制，第一时间将相关情况上报县政府和市劳动保障局。

(三)主动搜集本地企业的用工岗位。

采取“走出去”的工作方式，全面细致的掌握本地企业，特别是中小困难企业的用工需求状况，做好人力资源供求监测分析和用工调控工作。通过人力资源市场的优势和信息发布宣传栏、电子大屏、手机短信发布等方式多渠道发布信息优势。依托电视台、广播电台、新闻中心等新闻媒体发布单位招聘信息、个人求职信息和招聘会信息，让用人单位和求职者能有更多机会和途径了解就业信息，使返乡的农民工能与用工企业及时对接。大力开展服务项目多、服务态度好、服务水平高、服务质量优、服务效果实的大中型招聘会，春节前，我们召开了2次返乡民工的专项招聘会，共召集了86个企业，提供xx余个岗位，当场匹配成功800余人。xx年2月24日，我们联合无锡、徐州市的劳动保障部门，组织了xx年春季返乡农民工招聘暨南北劳动力交流大会，此次招聘大会，182家用人单位提供了11211个就业岗位进场招聘，吸引了1.5万名求职务工人员，现场达成就业意向4612人，有效地促进了我县返乡民工的就业，得到了省、市劳动保障部门领导的充分肯定。

(四)全面实施特别职业培训计划。

一是对返乡民工和本地企业失业人员开展基本素质的培训。以乡镇、街道为单位，聘请教师、发放教材，对现阶段企业经营困难而被裁减的人员进行心理疏导，讲解择业知识和必备的务工常识、法律法规。二是以创业培训为重点，努力形成“以创业带动就业”的格局。加强对返乡农民工的创业培训,应该把金融风暴引发的民工返乡的不利影响看成是培训人员、提升素质的有利契机，变不利为有利，变被动为主动，主动出击。从营造创业培训氛围、保证创业培训质量、强化创业培训服务三方面入手，努力提高创业者的创业水平和创业成功率。通过培训返乡民工促进就业升级。

(五)搭建创业孵化园，引导创业，促进返乡民工就近就地再就业。

为提高创业者的成功率，我们采取先易后难的办法，优先选择手中有一定资金或门路的失业人员作为突破口，在经济条件相对好的镇建立农民创业园。在园内设立办公室，成立劳动服务站，在税费征收、小额贷款、社会保险补贴、经营场地、工商管理等方面给创业者提供更多的方便，降低创业门槛，减少创业成本和风险，优化创业环境，简化创业手续，搭建创业促进就业平台，努力提高创业成功率，实现一人创业带动一片就业，形成以就业促进产业发展的良好互动格局。柳新镇机械加工创业园、马坡镇玻璃制品创业园和黄集镇家禽孵化、养殖创业园已经初具规模，共吸引39家企业进入，带动就业xx余人。

通过多方努力，全县因受金融危机冲击返乡的农民工目前大部分已经实现了重新就业，我们将进一步强化措施，狠抓落实，力争返乡农民工再就业率达到95%以上，实现“保就业、保增收、保稳定”的目标。

1、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应对金融危机对我县带来的冲击，“率先达小康、建设新”，关键在农村，关键在于增加农民收入，为此，建议县委、县政府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政策扶持力度，增加财政资金投入，强化农民技能培训，提高农民的就业能力和就业水平。

3、建议县委、县政府进一步降低小额担保贷款发放门槛，简化手续，加大资金投入，切实帮助民营中小企业做大做强。

4、建议县委、县政府加大培训资金投入，特别是加大创业培训的资金投入，对有创业愿望的人进行技能培训，加强政策扶持，使更多的人成为成功的创业者，并带动更多的人就业，增加收入，拉动内需。

5、建议县委、县政府加大对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补助力度，使农民能够得到更多的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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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日益严峻的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下，全球许多的企业都陆续倒闭，在发展中的中国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严重的企业倒闭使更多的人无法找到工作，全国剩余劳动力从而增加，许多的人回家过年后不知明年该去哪里?该做什么?2月4号镇坪县人劳局对全县剩余劳动力和企业所需劳动力进行调研，做到心中有数，好采取有效的措施帮助他们实现就业。调研采取集中笔录座谈、工作人员深入乡镇、企业、各村实地摸底调查，与村民代表和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以了解更多的真实情况。

调查内容主要包括：1.全县xx年外出务工人数和回家后不再出去的人数、以及在本地就业和自主创业的人数。2.对xx年全县在家待业人数以及年龄、性别、文法程度进行登记。3.对全县各个企业xx年用工情况进行摸底登记。

从调研的情况看主要体现出以下几个方面：

年初全县外出务工(包括有意向外出)和在家(包括回家后不再出去)的人数分别为10247人和3561人。除自主创业和在家务农外全县剩余劳动力人数为1432人，本地企业所需劳动力人数为615人。

2.在这次调研中发现全县大多数企业都同意吸纳本地工人，工资待遇相对上年比较稳定，个别企业有所下降。

3.目前，我县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偏低。农民文化素质不高，已经制约了农民的就业、农业的发展、农民的增收进程。

(1)加大教育投入。全县要加大对义务教育的投入，不断改革、完善教育体制和经费保障机制。坚决杜绝新文盲的产生，全面提高青少年素质，加快培养和造就农村实用人才，必须建立健全农村成人教育网络，形成多层次、多形式成人教育体系，让每个农民都有机会接受教育，增强自我发展的能力，促进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的提高，使他们真正成为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农民。全县剩余劳动力的素质较低，主要表现在低学历的偏多，高学历的极少;体力型的偏多，经过专业培训和有专业技术的较少。低素质的劳动力只能从事赃、累、苦、重等工作，很难找到理想的岗位，挣得满意的收入。因此，进一步加大培训力度，全面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劳动技能培训，建立政府、企业、党校等共同参与的社会化培训机制，大力发展定向培训和“定单”培训，是xx年劳动保障部门的重要工作任务。

(2)从世界范围来看，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发展对科技投入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大。而我国目前农业科技的投入只占农业总产值的0。5%，低于发达国家2个百分点;我国每1万名农业人口拥有农业科技人员6人，远远低于发达国家40人的水平。由于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低下，我国现有的农业科技成果在农村的应用效果大打折扣，推行成本很高，甚至有很多科技成果无法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农民劳动力素质是指农民从事农业经营的综合能力。由次可见，农业面临着大范围变革，现代农业经营者需要掌握系统的农业生产基础知识，具备农产品生产、加工、包装、储运、销售等方面的基本技能，储运、销售将成为提高农业经营效益的关键，改善农产品品质和加快运销周转率将成为农业经营的核心，保护资源、防止污染、可持续发展将成为农业生产不可避免的宏观要求。因此，农业经营者还必须在精通专行的同时，在商品运销、信息处理、环境保护等方面要有较高的专业科技素质。事实上没有较高的专业科技素质，根本无法从事高科技的现代农业。

(3)农民受旧的传统观念影响太深，男尊女卑思想根深蒂固。这种观念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家庭生产责任制对男性劳动力的需求。然而实际上，我国大多数地区人均耕地已十分有限，加之农业生产技术的不断改进，劳动力素质对一个产业一个国家而言所占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劳动力的素质已经代替了劳动力的数量，成为家庭经济的重要因素。农民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不高，认为学不学一个样，主观上不求进取;有的农民受家庭经济条件影响，自身没能力承担参加培训学习的费用，有的家长还让没有完成初中学业的子女辍学;有的是傻子过年看隔壁，人家不去学他也不去学，没有看到各自的差别。这就造成了农民素质难以提高的问题。

(4)总的结论。农业发展一直都是我国不可忽视的问题，它是我国生存的基础，也是我国能够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农业人口的素质决定了农业发展的潜力，如今农业人口的素质普遍较低因此限制了农业更高速的发展。要提高农业人口的素质问题，就要先做好农业人口的人力资源培训规划，然后才可能进行一系列的培训，进而达到提高农业人口素质这一目的。提高农民劳动力素质能够有效地促进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要坚持不懈地将这一任务进行下去才是我国农业的发展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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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由于大面积实施退耕还林、农村公益事业、基础设施等建设，占用了农民群众的大部分土地，农村涌现出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为合理利用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非农劳动力的比重，促进农民分工分业，增加农民现金收入的重要途径，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又一个新的增长点。近日，笔者对特区xx乡农村富余劳动力外出务工情况进行了调研，务工经济的确为农民群众增收致富注入了生机活力。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繁荣，劳动密集型企业逐渐减少，企业对技术工种的要求越来越高，大量农民工涌入城镇，形成农民工相对过剩，失地后进入城镇就业又失业的现象屡见不鲜，其前景令人堪忧。

xx年，xx乡总人口12510人，农村劳动力6940人，占全乡总人口的55.5，劳动力供给总量5528人，从事农业生产人数533人，全乡农村富余劳动力4995人，占劳动力总人口的72，已转移就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人数2036人，占全乡富余劳动力人口的40.8。外出劳动力中16—35岁的有1546人，36—45岁的有407人，46岁及以上的83人;外出务工人口中有男性1058人，女性978人;小学及以下文化1380人，初中文化的有612人，高中及以上文化的有44人。

外出务工主要的原因一是可以直接增加收入;二是可以学习有关专业技术;三是因为农村公益事业建设用地、铁路建设征地、学校、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占地、大面积实施退耕还林后农村出现大量闲散剩余劳动力。按就业流向分：外出务工人员流向大部分是省外，小部分流向本省其它地州市、本市其它县、区，本县其它乡镇，其中省外1689人，本省其它地州市219人，本市其它县、区94人，本县其它乡镇34人;按就业分：外出务工时间在5年及以上的有231人，3—5年的有915人，1—3年的有510人，1年以下的有380人;按收入水平分(平均月收入)：1001元及以上的有347人，801—1000元的有610人，501—800元的有774人，500元及以下的有305人;按就业行业分：从事采矿业的有101人，从事制造业的有1018人，从事建筑业的有427人，从事交通运输业、仓储及邮政业的有143人，从事批发和零售业的有40人，从事住宿和餐饮业的有102人，从事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的有80人，从事其他行业的有125人。返乡农民工有37人。经过近几年的发展，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从规模看，增长较快。1996年全乡外出务工人员50人，到xx年达1866人(其中：常年打工的约800人，季节性打工1066人)。外出务工人数占全乡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8.4，占全乡农村剩余劳动力的65。

(二)从效益看，务工经济已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xx年，全乡外出务工人员寄带回务工收入93万元，年人均纯收入6000元，比全乡农民人均纯收入1166元高出4834元。打工收入占全乡农民人均纯收入的6.5，已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途径。

(三)从分布看，沿海及大中城市居多。全乡外出务工人员主要分布在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福建等地。在沿海地区打工人员1352人，多为年龄在35岁以下且有一定文化和技能的青年，年人均收入在7000元以上。在省内打工人员347人，多为初中以下文化程度且缺乏技能的重体力劳动者，年人均纯收入在5000元左右。

(四)从组织形式看，自发外出比重大。全乡农民工外出务工渠道主要有劳动部门组织输出、能人带动和自发外出三种类型。有组织输出每年在100人左右，占打工人数的5左右;能人带动占外务工人数的20;约有75的属自发外出务工，他们靠“亲带亲，友带友，邻带邻”的形式结伴外出务工，这种形式，组织松散，随意性大，且风险高，维权难。

务工经济在乡镇产生的经济社会效益日益明显。但是，无论是组织程度还是输出规模以及经济形式，都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输出无序，呈“松散”型。目前，全乡劳务输出仍处在初始阶段，对输出工作调控、引导不力，很难找到适合的岗位长期固定下来，这部分队伍难以发挥劳务输出的规模效应。

(二)信息不准，呈“盲流”型。县劳动力市场硬件虽投入大量资金，但由于各种原因导致未能启用，加之县就业机构未建立，无相应人员上岗，缺乏对招工企业的实际考察。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络不健全，辐射功能不强，未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劳务市场信息联网，县、乡、村信息传递更是周期长、效率低，造成部分农民外出务工因缺乏可靠的信息来源，信赖于道听途说和小道消息盲目外出，往往外出一、二个月返回，不仅给输入地造成了社会压力，也给家庭和个人带来了较大的经济损失，还有人在用完路费后靠乞讨回家。

的67.7;拥有较高文化程度和专业技能的人员比重较小，大多从事“苦、脏、累、险”且工作时间长、体能消耗大的重体力工作，劳务报酬每月只在500元—800元之间。

(四)维权意识淡，呈“法盲”型。外出务工农民工群体的法律知识欠缺是影响外出务工经济收入的一个主要原因，由此而引发的劳务纠纷逐年上升。为数不少的自发性外出务工人员签订生死合同，遇到工伤事故、领不到工资等问题时，因不懂法和缺乏中介机构支持而无法维护个人的合法权益。

(五)资金、人才回归少，呈“外流”型。调查发现，部分人员通过打工积累资本后，在异地经商或办经济实体，部分外出务工人员(以女性居多)在外地嫁人。随着各地经济环境和资金的争夺将不可避免，也为今后在发展经济过程中，如何实施鼓励农民工回乡创业、参与家乡建设的工作增加了新的课题。

务工型经济，强烈呼唤政府因势利导地推进劳动力的双向合理转移，实现输出组织化、基地化，流转有序化、合理化，产业主导化，把外出务工经济培育成农村经济的一个支柱产业。

1、加大宣传力度，营造大氛围，形成气候。要大张旗鼓地宣传，特别是宣传开发劳务产业，培育先进典型和先进经验，重点宣传和表彰回乡创业和先进典型，着力解决县域就业机构人员编制、办公经费问题，高频率、多批次地发布劳务信息，关注外出务工人员的生存状态。

2、加强引导，促进循环，实现转移。一是要加大政府调控力度，提高劳务输出的组织化程度，建立专门的劳务输出管理机构和中介机构，延伸管理服务网络，统筹“输出”和“回引”工作。二是建立覆盖面广、信息反馈灵、管理科学化的劳动力市场，为外出务工人员提供容量大、反应快、全方位、多层面的信息服务，疏通劳动力转移渠道。规范劳动力市场，严厉打击制造虚假劳务信息和欺诈为工人员的行为。二是加强劳务协作，建立信息网络，同沿海发达地区、劳动力需求量较大的地区建立劳务输出协作关系，根据需求输送合格的各类务工人员。四是改进服务模式，开展维权服务，保护外出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

3、加快制度与机制创新，促进大创业，做大“面包”。一是加快小城镇建设和户籍制度改革步伐，放低外出人员条件，把城镇建设与发展民营经济相结合，充分发挥城镇吸纳和就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载体作用，让进城农民安居乐业。二是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特别是农产品加工和流通企业，为农民就地转移到第二、第三产业创造条件，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三是扶贫式培育务工经济。外出务工人员有相当一部分依靠借钱外出打工。目前，待转移的剩余劳动力中有部分人属绝对贫困人口，虽有外出为工脱贫致富的愿望，但无外出为工需支付的车旅费，政府部门应在资金、培训等方面给予政策扶持，对培训师资进行严格审查，对培训资金、培训方式实施全程监控，避免资金被挤占和分割。四是建立外出务工和返乡创业“双向流动”机制。积极为返乡人员提供创业平台，鼓励他们担任村组干部，开办民营小型企业，推出一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农业综合开发项目，鼓励返乡人员承包、建设项目、农业综合开发项目，鼓励返乡人员承包、建设和开发。建立创业服务联动机制，做到手续从简，收费从低、办事从快、服务从优，为返乡创业人员提供政策咨询和业务指导，增强其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的能力。五是制定有利于民工流动的政策、地方法规，做到输出与回引双赢。

劳动力调查报告篇九

根据省、市阳光工程办公室要求，为全面摸清我县农村劳动力资源总数、年龄和文化结构、产业分布、就业地域和求职意向等基本情况，便于阳光工程有针对性开展农民培训与转移就业，促进农民增收，我们会同有关部门，开展了全县农村劳动力资源调查，现将调查汇报如下：

xx县地处湘中，是典型农业大县，是国家商品粮基地县和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辖区面积1715平方公里，其中耕地64.4万亩，林地120万亩；人口90万，其中农业人口790，农村劳动力52.2万人，且每年新增1万余名农村劳动力。

xx县农村劳动力为52.2万人。其性别构成为男30.8万人，女21.4万人，分别占劳动力的59%，41%；文化结构为初中以下5.7万人，初中29.8万人，高中以上16.7万人，，分别占总劳动力数的11%，57%，32%；年龄结构为18岁—25岁15.7万人，25—35岁13.1万人，35—45岁13.1万人，45—55岁12.5万人，分别占总劳动力数的30%，25%，21%，24%。全县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为15.1万人，占农村总劳动力的28.9%，劳均年收入2900多元。

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为27.9万人，其中长期外出务工(6个月以上)为11.3万人，短期外出务工(6个月以内)为3.2万人；在外出人员中，受过职业技能培训者13.2万人，占47.2%，人均年收入120xx－40000元。

外出务工人员就业地点分布为广州、深圳、珠海、东莞、惠州、中山、江苏、北京、上海、浙江、厦门、昆明、西安、拉萨；中越、中缅、中苏边境城市和劳动力资源少或劳动力素质极低沙特阿伯、阿联酉、埃塞俄比亚等国。

根据统计分析，我县外出农民工有以下特点：

（一）外出农民工素质较低。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外出农民工文化水平较低，高中以上的万16.7人，占32%；初中文化的29.8万人，占57%；小学以下的5.7万人，占11%。二是有一技之长的农民工少，只有2.9万人，仅占外出农民工的10.4%。

（二）从业单一。在建筑业和加工业从事体力劳动是我县外出农民工的主要职业，共有19万人，占总外出农民工的68.4%。

（三）外出务工长期的多，短期的少。全县长期外出务工20.5万人，占74.8%；短期外出务工7.4万人，占25.2%。

（四）从业地点相对集中。我县外出农民工相对集中在广东省，共有17.1万人，占总外出农民工的61.2%，其余的10.8万人，占总外出农民工的38.8%，散布在本省、浙江、福建及其他省区。

（一）农村劳动力素质不高，缺乏劳动技能，影响向非农产业和城镇的转移，难以在城镇实现稳定就业。我县外出务工的27.9万人中，有相当数量的人没有稳定的职业和居所。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只占20.4%。

（二）外出农民工以从事体力劳动为主。在建筑业、加工业等职业中从事体力劳动是我县外出农民工的主要职业，共有19.8万人，占总外出农民工的71.1%，人均月收入900——1000元。

（三）对农民工有序就业管理服务工作滞后。一是对农民工就业前的职业技能培训，各级财政没有资金投入，造成农民工岗前培训工作难以开展，就业难度大。二是农民工就业盲目无序，缺乏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有信息的合理流动、有序就业。三是对外出农民工，特别是举家外出的农民工承包土地的使用缺乏有效管理，导致土地撂荒和土地纠纷。

阳光工程在我县的开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也逐步成为农民转移就业的平台。从近二年的培训转移就业农民学员来看，所开展的专业培训有：汽车驾驶、建筑、电工、焊工、计算机应用、餐饮等。xx是全省的农机大县，也是全国有名的`“小农机之乡”，农机生产企业达到三百多家，每年所需的从业人员要三万多名，我们可以全力打造“农机加工”树本地特色品牌，扩大本地就业。家政服务行业社会需求层次很多，我县涉及这方面的人数偏少，还有着广泛的发展空间，但在低层次上我县劳动力没有竞争优势，那么我们就可以考虑在高层次的需求领域同别人开展竞争，打造xx品牌。还可以利用已输送至国外从事建筑业的有利条件，重点培育和打造“建筑湘军”，树境外劳务输出品牌。

整合农民工培训资源，劳动保障、科技、教育、建设、财政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能，全力配合农业部门，切实做阳光工程各项工作。各阳光工程培训基地在阳光办的领导下，可以用灵活多样的形式，在不同层次上开展对农民的培训。初级培训主要面向企业扩大生产规模或新办企业所需增加的劳动力；中级培训可以对熟练工在原有技能上的新突破，以满足企业技改或熟练工自身发展的需要；高级培训则主要面向省内、国内、外劳动力市场，让我县农民走出去后有较强的竞争力。

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工作中，坚持“政府推动、部门监管、学校主办、农民受益”的原则，强化市场导向、典型带动，发展劳务品牌。逐渐推动劳务输出向组织化、精品化、规模化发展。积极寻求区域劳务协作，不断形成和壮大泛珠三角、华东、华南三大劳务协作区，在沿海大中型企业广泛建立劳务输送基地，培养劳务开发经济人队伍，努力使之成为劳务输出的信息窗口、服务窗口和维权窗口，强化输出地、输入地的对接。

利用阳光工程项目，以农业部门为主体，政府出资，有关部门大力配合，建立一个面向全县的农村劳动力市场，实行培训、就业、维权三位一体的工作机制。为农民工免费提供政策咨询、就业信息、就业指导等方面的服务。统一开发建立农村劳力资源数据库，实现互通、资源共享，并将劳动力信息网络延伸到乡镇，形成覆盖城乡的培训就业信息服务网络。促进我县农村劳动力资源规范、有序、合理、高效配置。

二〇xx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劳动力调查报告篇十

1.小城镇。本文所指的小城镇主要是指建制镇，包括县城所在的城关镇，不包括非建制镇或集镇。

2.乡镇企业。指由乡镇集体、村庄和村民小组、农户和个体农民投资的各种经济类型的生产经营单位，包括虽领取农村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但从业人员超过8人的企业。

3.农村剩余劳动力。这里指的是中国农村未充分就业的劳动力。本文将绵阳市农村剩余劳动力替换为从事非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显性从业人员，不包括从事农业生产但利用不足的隐性农村剩余劳动力。

4.经济潜力差。这里指的是居民的实际或预期收入差距。城乡潜在差异是指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乡镇位势差是指小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

(二)理论假设。

首先，城乡位势差和乡镇位势差决定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

第三，小城镇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机制缺陷的修复必须依靠大中城市的辐射或外资的刺激。

(一）理论分析。

在西方人口流动理论中，刘易斯和托达罗的人口流动模型揭示了发展中国家农村劳动力(人口)流动的机制:农村劳动力“近乎无限供给”，收入水平低，对劳动力有巨大的外部推力；城市预期收入高，对劳动力有很强的吸引力。这两种力形成的合力可以产生类似河水流动的“电位差”，电位差越大，流速越快；如果没有电势差或者电势差太小，就不可能或者很难流动。

在农村有一定的外推力的情况下，小城镇必须吸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比城市有更大的吸力，形成城镇与乡村之间比城乡之间更大的差异；否则只能通过行政权力在城乡之间筑起制度屏障，人为地阻断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把他们限制在小城镇里。

位势差的大小取决于两个因素，即劳动力流动的成本和预期收益。流动成本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直接成本，即迁移成本；二是机会成本，即劳动力外流所放弃的其他利益。预期收益由两个因素决定:一是就业概率，二是预期工资水平。农村劳动力总是选择成本低、预期收入高的地方作为流入地。

显然，农村劳动力流入当地小城镇的成本最低。不仅迁移成本很低，甚至可能是零成本，而且可以在不耽误农活的情况下照顾家庭，机会成本也很低。因此，从流动成本的角度来看，农村劳动力流向当地小城镇是最经济的。但在收入方面，由于西部内陆地区小城镇工业水平低，就业能力有限，就业岗位远远不能满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要求，就业概率很低。而且即使能就业，工资也明显低于大中城市。这样，预期收益和预期成本的差异就更小了。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流入大中城市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可能更高，但大中城市的就业概率和工资水平高于小城镇，城乡之间的潜在差异更大。因此，农村劳动力在选择流入地时选择大中城市而不是小城镇。

(二)绵阳市的实证分析。

绵阳市位于四川省成都市东北110公里处，面积20249平方公里。根据第一次农业普查数据(数据为1997年1月1日时数)，绵阳市建制镇122个，农村人口417.6万户。除县城所在的建制镇外，建制镇115个，平均每个镇面积1.5平方公里，全乡平均人口2997人，其中非农业人口1677人。

绵阳市农户从业人员298.7万人，就业分布为:农业从业人员238.9万人，非农业从业人员59.8万人。非农业从业人员中，城市从业人员31万人，农村从业人员28.8万人。农村非农从业人员中，有15.3万人被非农乡镇企业吸纳，其中6.8万人分布在建制镇乡镇企业，5.1万人分布在自然村乡镇企业，3.4万人分布在非建制镇或工矿区乡镇企业。

许多学者和政策制定者认为，小城镇的发展有利于乡镇企业的集中，乡镇企业基本上以农村劳动力为吸收对象(米增玉、邹，20xx)，所以只要小城镇发展起来，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会被他们吸收。但是，只要分析一下乡镇企业的分布情况，就会发现依靠乡镇企业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小城镇并不乐观。调查显示，中国只有7%的乡镇企业位于建制镇(米增宇、邹，20xx)，其从业人员仅占乡镇企业从业人员的20.8%(，20xx)。绵阳市的情况和全国其他省市地区不完全一样。绵阳市乡镇企业3072家，其中自然村分布的乡镇企业1701家，占乡镇企业总数的55.4%；分布在小城镇的乡镇企业有1035家，占乡镇企业总数的33.7%；有36家乡镇企业分布在大中城市，占乡镇企业总数的1.2%；有300家乡镇企业分布在集镇或工矿区，占乡镇企业总数的9.8%。从乡镇企业吸收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来看，绵阳本地乡镇企业仅吸收15.3万人，占本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25.5%。其中，小城镇乡镇企业仅吸纳6.8万人，占农村剩余劳动力的11.3%(占全部农村从业人员的2.27%)；自然村、集镇、工矿区乡镇企业吸纳8.5万人，占当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14.2%；绵阳51.9%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大中城市就业。

小城镇能否通过分散在自然村和小警察镇的乡镇企业吸收更多的农村劳动力？笔者对绵阳市t镇j村某砖厂的调查表明，该砖厂不愿建在乡镇的主要原因是:。

一是乡镇土地占用费较高；

第二，乡镇没有荒地可挖作原料；

第三，乡镇污染控制严格；

四是城镇工资成本较高；

第五，非正式制度成本较高，人际关系复杂。

通过对绵阳市其他自然村乡镇企业的调查，笔者还发现，他们不愿意搬迁到小城镇的原因还涉及到产权的划分和归属、搬迁费用等问题。事实上，分布在西部内陆地区自然村和小警察镇的乡镇企业普遍具有就地取材(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生产规模小、管理水平低、污染严重的特点。所以这些乡镇企业最好的生存环境就是自然村和小警镇。如果他们离开特定的环境，他们的生存就会受到威胁。j村砖厂的老板说，如果工厂建在乡镇，只有土地占用费和治污费会害死工厂。所以很难集中在小城镇。

2.城乡之间和城乡之间的潜在差异分析。

如果能缩小城乡位势差，扩大乡镇位势差，不仅可以“盲目”流入大中城市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还可以将分散在自然村和小警镇的剩余劳动力吸引到小城镇。但根据绵阳市调队提供的数据，从1980年到1998年，无论从相对还是绝对来看，城乡之间的潜在差异都在不断扩大。虽然乡镇之间的.电位差有所扩大，但小于城乡之间的电位差。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流向仍然是大中城市。

如果以1997年初绵阳市小城镇乡镇企业吸收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比例(11.3%)作为小城镇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率，以城市雇佣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比例(51.9%)作为城市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率，分别近似代表小城镇和城市的就业概率，我们会发现预期收入(就业概率×工资水平)转移到小城镇这不仅远远低于预期收入2476.67元转移到大中城市，也低于农村地区的实际收入1824元。即使农村劳动力在小城镇就业的机会成本为零，即每年仍可获得农村人均纯收入，1997年向小城镇转移的总预期收入仅为2245.72元；向城市转移的预期收入比农村实际收入高652.7元，比零机会成本向小城镇转移的预期收入高230.95元。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选择城市作为流入地，而不是小城镇作为流入地。

第三，小城镇区位特征与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相关性分析。

根据距绵阳市的距离，作者将小城镇分为三组:第一组，20公里以内；第二组，20公里到70公里之间；第三组，70公里外。然后，作者从三个群体中随机选取了三个小城镇，利用农业普查数据和实地调查分析了它们的区位特征与劳动力吸收的相关性。

那么，小城镇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差异大的原因是什么呢？

第四，小城镇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机制缺陷的修复:大中城市的辐射还是外资的刺激。

从全国来看，苏南、珠三角等地区的小城镇发展势头良好，不仅吸收了大量本地和国外农村剩余劳动力，而且缩小了城乡差距，加快了二元社会的统一进程。通过分析他们成功的原因，不难发现他们除了原有的良好基础、起步早、政策支持外，还得益于当地大中城市的辐射和外资的刺激。苏南苏北小城镇的发展历史和现状正好说明了这一点。苏南大中城市人口密集，通过投资、技术扩张、周边合资等方式发挥巨大的辐射效应。苏南不仅受到区域内城市发展的带动，还受到上海大型产业的强烈辐射；但苏北大城市稀疏，城市实力弱，辐射效果差。滤布是苏南和苏北小城镇发展差异的重要原因(刘保金等，20xx)。西部内陆地区小城镇发展水平低与苏北情况有很多相似之处。

从绵阳市的情况来看，大多数小城镇的建设仍然是政府行为，而不是农民自下而上的愿望和自觉行动。通常在政府和地方部门的支持下，先做好基础设施，再通过优惠政策吸引农村人口到小城镇居住。这种政府领导下的小城镇很难形成自己的特色，工业基础很薄弱，没有城市的城镇空壳现象相当普遍。20xx年初，笔者调查了绵阳市附近的三个小城镇。w镇是国家小城镇建设示范镇。从外观上看，小镇高楼林立，街道整洁，配套设施齐全；然而，进一步调查发现，相当多的建筑被遗弃，人行道被关闭，生意萧条。比如全乡最受欢迎的乡镇企业饲料厂、印刷厂，濒临破产；虽然原有的具有一定优势的农产品市场进行了改造，但摊位闲置，年底也没有什么繁华景象。据当地官员介绍，y镇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牲畜交易场所。据说镇上人山人海，但我看到的牲畜交易场所是一条狭窄的老木房子之间的街道，除了街道两旁屈指可数的几个店面，几乎没有像样的乡镇企业。除了政府、医院和学校的工作人员，这个镇的人口大多是原镇居民。近年来，该镇几乎没有吸收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因此镇上没有居委会或街道办事处。1999年以前，t镇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要么去绵阳市打工，早退，夜间钟摆式流动，要么常年出国打工，要么留在村里从事城乡之间的拐卖，很少去乡镇就业或定居。1999年后，绵阳市向外扩张，t镇被列为经济试验区，使该镇迎来了一个极好的发展机遇。去镇上调研，看到了两个对比鲜明的场景:旧田荒芜，新田繁忙。当镇官员向提交人介绍情况时，提交人从他的讲话中可以感觉到，他们对镇的未来充满信心。的确，我们没有理由不同意镇上官员的期望，因为试点区建成后，t镇将与绵阳市整合，届时t镇将成为“一城之内的镇”。当然也不再是普通小城镇的代表。

鉴于永兴镇和唐荀镇在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方面的巨大差异，笔者于20xx年6月对这两个镇进行了调查。作者发现，城市工业的辐射效应是小城镇发展和吸收劳动力的关键，城市的辐射效应在某些地方比在其他地方更明显。也就是说，小城镇的发展速度通常只靠城市的辐射而缓慢；相反，如果大规模城市产业的触角直接延伸到小城镇，如果小城镇能够抓住机遇，就有可能形成经济增长点，发展迅速。永兴镇就是这样的例子。上世纪90年代初，永兴镇的乡镇企业开始与市内几家大型国企联姻，生产配套产品。90年代中后期，该镇抓住在绵阳建立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和长虹集团新区建设的机遇，使乡镇企业规模和档次上了一个台阶，直接为高新区内企业(包括长虹集团)提供配套生产和服务。乡镇企业发展迅速，同时吸收了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1997年初，全镇有乡镇企业70家。其中，59家乡镇工业企业吸纳的从业人员占全镇乡镇企业从业人员的88.58%；分布在乡镇的32家乡镇企业吸收的从业人员占全镇59家乡镇企业从业人员的65%。然而，在1999年之前，唐荀镇没有这样的机会。1997年初，全镇有乡镇企业16家。其中乡镇工业企业14家，这14家企业吸收的从业人员仅占全镇乡镇企业从业人员的38.4%；全乡只有三家乡镇企业，员工只有74人。镇上有一家建筑乡镇企业，员工1.1万人，占乡镇企业员工的60.44%。但企业不是建在镇上，而是在绵阳市，所以对镇的发展和直接带动作用不明显。

通过调查，作者还发现，许多学者认识到小城镇第二产业的发展将带动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从而吸收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这在绵阳市小城镇的现实中很难得到验证。主要原因是小城镇规模小，常住人口少。乡镇企业的从业人员多为农民，不出家乡，早出晚归，第三产业缺少服务对象，从业人员比例很低。在永兴镇这样一个发达的小城镇，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只有79人，占乡镇企业从业人员的1.59%。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由于西部内陆地区发展小城镇的辐射源——城市产业相对落后，辐射力较弱，大部分小城镇无法直接由城市产业带动，外资刺激的可能性更小。因此，小城镇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机制缺陷需要时间来修复。

劳动力调查报告篇十一

提高农民素质，发展农村劳务经济，是增加农民收入，推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条有效途径。经过调研，现就建立和完善农村劳动力转移基层体制机制报告如下。

培训、转移就业和服务管理三大重点，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对6765名农民实施了职业技能中期和短期培训，将1939名新增劳动力纳入中等职业教育。自实施“阳光工程”以来，全区共对2.6万农民工实施了技能培训，占已转移总数的22%，其中获得职业资格证书的1.36万人，占培训人数的52%。

（二）劳务经济实现较快增长。全区实现劳动力转移11.92万人，比上年增加2.8%，劳务总收入5.6亿元，比上年增加7.7%，农民工人均劳务收入4698元，比上年增加216元，农民人均劳务收入1294元，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45.8%，劳务收入已成为我区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

（三）基地建设取得成效。由区劳务办牵头，先后多次组织有关部门到市外考察劳务市场，走访用工单位，洽谈劳务协作，多层次、多渠道、多工种开展劳务合作，建立了上海、深圳（中山）、浙江、陕西、新疆、厦门等劳务输出基地，吸纳了籍农民工5.8万余人。

（四）农民工返乡创业发展较快。全区农民工返乡创业2620人，其中：从事生猪养殖1230人，个体经营1052人，从事蔬菜、中药材、茶叶、水产等种养殖338人。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需引起各级各部门的高度重视。

（一）管理体制分散、综合效能难以体现。目前，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管理体制和培训经费分散，转移工作农业局、劳动局和社会保障局都在管，而农业、劳动、扶贫、教育等部门都有培训资金，都出台了管理办法，而培训的对象都是农村富余劳动力。这种条块分割、经费分散、多头管理在客观上影响了培训质量和有序转移综合效能的提高。

（二）培训资源难以满足农民工培训的需要。一是培训学校小而弱，目前除职教中心能够承担中职长期培训外，其他学校仅能承担中、短期培训。二是培训学校专业设置、调整跟不上市场变化的需求。由于在农民求学盲目性和学校条件差的影响下，竞争激烈、就业困难的计算机专业成为农民工技能培训学校和农民工选择专业的首选，而市场需求大且容易就业的专业却因办学设备和农民择业意识的影响而不能形成规模。三是市场需求技术水平高的专业，区内难以开展技能培训。四是培训经费投入不足，不能满足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培训的需求。除了已培训的2.6万名农民外，还有12.9万名需要转移的富余劳动力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95%，而每年还有4000多新增劳动力不断涌现。

（三）供求双方信息不对称，盲目外出务工队伍较庞大。由于受地处边远山区、居住分散等各方面条件的制约，用工信息收集渠道少，发布信息难以延伸到农村及村民，致使部分农民想外出又因缺少信息而举棋难定，即使外出务工也难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

（四）转移渠道单一，组织有序劳务输出面临较大困难。目前富余劳动力有序转移主要依靠培训机构和劳动力市场，有序输出比重较小，没有形成市场主体，中介培育力度不大，难以形成市场品牌效应。尽管每年有关部门都要联合举办1-2次企业用工招聘会，但成功率并不很高，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农民工对有序劳务输出的用工单位缺乏了解和信任，他们仍选择“亲带戚、邻带里、师带徒、父带子”等自发转移方式。二是输出后的工资收入与农民自身的期望值存在差距，收入较低的工作不愿做，工资高的工种自身技能又达不到岗位要求，造成了部分农民不愿意远离家乡而外出务工的局面。

（五）服务管理跟不上快速发展的劳动力转移的需要。一是在对外出农民工的服务管理方式上，还不能满足外出务工农民的需要。全区外出务工农民人数多，分布较广，服务管理难度大，农民工在外的医疗、子女入学等诸多问题没有形成系统的解决办法。二是维权工作步履艰难。一些用人单位不依法与农民工鉴定劳动合同，拖欠农民工工资，不缴社保费，不支付或不足额支付农民工加班工资的现象仍较突出。三是返乡创业上还不能满足农民工创业的要求。全区除发展生猪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外，在其他领域创业缺乏具体的扶持措施，还没有形成农民工返乡创业的良好氛围。

目前当地无大、中型企业带动，富余劳动力就地务工较难。

流转出去后外出务工，但无流转接受对象。三是部分农民想把土地流转出去又存在害怕收不回来的担忧，不愿流转。四是部分农民两头兼顾，农闲外出务工，农忙回家种地，往返奔波于家庭和务工之间，形成了务工连续性差，岗位不稳定，流动性大，务工收入不高的特点。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各级各部门密切配合，改革培训方式，培育市场主体，开辟劳务基地，打造劳务名牌，拓展服务内容，创新工作方式，促进城乡统筹。

（一）理顺管理体制，统筹城乡就业。为了更好地体现人力、物力、财力的综合效能。根据市编委渝编（）31号文件精神和市劳务办职能已划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实际情况，尽快将现由区农业局负责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工作移交给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有利于上下工作衔接，提高办事效率。具体工作由就业局承担。以便建立劳动力资源调查、信息收集发布、组织培训、技能鉴定、基地建设、转移输出、社会保障、执法监督、争议仲裁一条龙的服务管理体系。

（二）摸清情况，建立农村劳动力资源调查机制。以区就业局为龙头，乡（镇）社会保障服务所（农业服务中心）为中心，村（居）委为基础，建立纵向到村、横向到培训机构、用人单位的劳动力资源调查体系，准确掌握全区劳动力总量、已培训和转移的人员数量、本人愿意转移而没有转移的人员及这些人员的技能情况、培训状况，每年调查1-2次，逐步推行“一户一卡、一村一档”的档案体制，实现由目前的无序静态管理向科学动态管理转变。

中期培训由教委、劳动局共同负责，以劳动局为主；

同时要把《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纳入培训内容。四是在培训质量上，要以市场用工需求设置培训科目，做到“数量”与“质量”并重，以成功输出和稳定就业为考评培训机构的主要内容。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培训资金的审计监督，确保政府投入资金的安全有效使用。

（四）建立收集渠道广泛、发布迅速的企业用工信息服务机制。加强信息沟通是确保富余劳动力有序输出的重要因素之一，区就业局除与市劳动力市场信息联网外，还应在劳务输出基地和劳务输出人员较为集中地方的人员中聘请信息员，广泛收集和反馈各种劳务用工信息。各村（居）明确1—2名信息联络员，形成市、区、乡（镇）、村、社五级劳务信息网络体系，为“订单培训”提供信息支撑，为富余劳动力有序输出提供信息保障。

（五）拓展劳务基地，培育劳务中介，建立多渠道劳务输出机制。一是在巩固现有劳务基地的基础上，加强与经济发达地区的大、中型企业联络对接，开发建立技能型成规模的劳务定向输出基地，拓展基地规模。二是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建立劳务公司，外来用工单位招收农民工，由劳务公司统一规范劳动合同，实施全程跟踪服务。三是培育经纪人队伍，充分发挥能人的带动作用。四是充分发挥劳动力市场的作用，为农民的转移搭建好服务平台。逐步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从自由型向组织型，分散型向规模型，季节型向常年型，流动型向稳定型转变。

二是企业要实事求是的建立劳动用工台帐；

四是继续实行劳动合同签证制度，以确保劳动合同的合法性；

五是劳动部门要加大执法监督力度，变被动执法为主动执法。

（七）制定鼓励政策，优化投资环境，加强引导性培训，建立扩大就地转移规模的激励机制。一是通过引导性培训，转变输出观念，同时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加快当地经济发展步伐，逐步引导农民工就地转移当产业工人。二是通过创业培训，增强农民工的创业意识，引导农民工自主创业。三是通过围绕农村土地资源招商引资，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引导农民自愿将土地流转出来，实现由农民向产业工人的转变。四是通过政策鼓励和宽松的环境吸引，引导一批有实力、懂技术、善管理的农民工返乡创业并实行奖励，实现由“走出去”到“引回来”的转变。

基地建设成效显著；

一次性转移50人以上的单位或个人给予一定的奖励。四是将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工作，列入区委、区政府对各乡镇年度工作目标任务考核，实现富余劳动力转移工作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统筹协调发展。

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发展劳务经济，既是当前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也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客观要求，同时还是实现城镇化战略目标的必经之路。各级各部门应紧紧围绕“打造劳务品牌，创新服务机制，发展劳务经济，增加农民收入”这一主题，坚持“政府推动、市场运作、部门服务、农民受益”的原则，加强领导增添措施，推动劳务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劳动力调查报告篇十二

去年以来，我省各地紧紧抓住“双转移”的重大战略机遇，进一步加强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加大就业载体和培训网络建设，多渠道多形式地促进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农民工转移、就业仍面临一些较为突出的问题。近日对河源、揭阳、惠来、罗定、博罗、连州等地的调查显示，当前农民工技能培训、转移工作面临着五大突出问题，值得引起关注。

1、金融危机进一步加大劳动力培训转移压力。受金融危机影响，部分企业特别是外向型劳动密集型经营仍较为困难，对劳动力的需求有所减少，吸纳劳动力数量下降,进一步加大了各地劳动力培训转移的压力。欠发达地区普遍感受到了金融危机给劳动力培训转移带来的双重挤压：一方面部分外出务工人员返乡人数增加，另一方面本地企业吸纳就业人数下降。

如罗定市调查显示,金融危机不但导致当地外出从业农民工返乡人数比往年有所增加，市内从业的劳动力也受到较大影响，如宏利达公司员工由2008年初的2300多人减少到目前的1200多人，1100多员工离职；华天龙制衣厂因停工而使员工人数从2100多人锐减至800人。河源市劳动部门反映，2008年底该市有4.7万人农民工返乡，同时当地部分中小企业裁员或破产，导致1.5万名员工终止劳动关系,进一步增大了劳动力培训转移的压力。

2、农村现有富余劳动力年龄偏大，综合素质偏低。目前，欠发达地区留守在农村的劳动力多为年龄在35岁以上、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缺少就业技能的就业困难对象，理解和接受能力较低，难以实施理论上的培训课程,要实现这部分人群的转移,难度相当大。而对于企业来说，一般不愿意招用年龄超过35岁的农民工，如何妥善解决“35岁现象”就业难题，对于进一步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向更高一层次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3、技能培训质量仍有待进一步提高。一是培训时间限制。目前，各地对农民工的免费短期培训时间多为1-3个月,实习时间一般占训练时间的三分之二。由于实习时间较短，加之实习指导老师不少是当地企业聘请的师傅，指导水平相应较低，因而学员动手能力普遍较弱。此外，部分农民确实有参加培训的意愿和需求，但由于不能灵活自主选择培训时间，加上担心耽误了找工作的机会，没能参加培训。二是培训资源仍然欠缺。大部分地区开展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主要依托现有的职业技校、各类职业技能培训中心，完全针对农民的培训基地较少。不少培训部门存在基础设备不齐全、师资力量不够强特别是专业教员缺乏等情况。三是培训内容仅注重技能培训。目前,相关培训多是让农民工拥有一技之长，仅注重提高他们的生存技能，而对于提高农民工整体素质的法律法规常识讲座和城市文明常识、心理健康知识辅导等培训很少。

4、思想认识仍存在上热下冷的情况。虽然各地政府各级党委政府对农民工的培训和就业工作高度重视，但不少农户和企业却不“领情”，参与的积极性不高。各地反映，目前仍有不少农户对劳动力技能培训缺乏认识，认为技能培训浪费时间且作用不大，不愿意去参与培训学习；一些农户表示，参加技能培训的人员在工厂或企业就业所获得的待遇与未参加技术培训的初中毕业生差不多，况且目前金融危机下的就业形势严峻，与其花费几个月时间培训，还不如早求职、早就业、早挣钱；部分参与了培训的农户学习兴趣不浓，积极性不高，严重影响到学习效果；不少企业对农民工技能培训参与积极性不高，存在怕花时间、怕出钱、怕培训的工人留不住的思想包袱和问题。

5、后续跟踪服务仍较薄弱。各地在转移、培训、就业等环节均采取了切实有效措施，为农民工提供了免费职业指导、职业介绍、推荐就业等服务，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各地对就业后的农民工提供跟踪服务方面仍有所欠缺，对他们实行统一跟踪在岗培训、统一管理、统一维权保障等全程服务方面仍有待加强。

劳动力调查报告篇十三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农民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们不再安于现状，不满足当前传统农业经营带来的微利，在家乡又找不到脱贫致富的好路子，因此外出务工的青壮年农民越来越多。据宜章县农村住户调查资料表明：农民外出务工得到的收入已成为近几年宜章农户家庭纯收入增加的主体。而这种“主体”收入的增加主要依靠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这一途径来完成。如何积极引导农村劳动力转移，逐步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已显得越来越重要.

（一）全县农村劳动力结构现状。据农村住户调查：xx年全市农村劳动力为26.68万人，占全县农村劳动力总数的74.8%；从性别结构看：男劳动力占54.85%，女劳动力占45.15%；从所从事的行业看：第一产业占69.71%，第二产业占10.76%，第三产业占19.53%；从劳动力受教育的程度看：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占3.7%，小学文化程度的占27.90%，初中文化程度的占54.37%，高中文化程度的占12.34%，中专文化程度的占1.39%，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0.29%。从以上结构可以看出：全县农村劳动力资源丰富，性别结构较为合理，但劳动力水平较为低下。

（二）全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现状及特点。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业生产科技水平的提高，再加上农民思想观念的变化和农村“人多田少”现象的日趋严重，近几年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已成为一股热潮。据调查：全市有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人数8.5万人，其中省外7.53万人，省内0.96万人。上半年新增转移人数2.1万人，其中女性1.07万人；在新增成员中有0.06万人接受了职业培训。总体上看，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主要集中在广东沿海地带。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水平较以前相比有了显著的提高，农民不再满足温饱型生活。加上经济发达地区的高工资、高收入的强大吸引力，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内部冲动和外部拉力作用下，近几年大规模地向广州、深圳一带转移。改革开放以来，广东沿海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为广大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许多就业机会，从而吸引了更多农民前往这些地方打工赚钱。据调查，我县上半年外出打工的就有74%分布在广州和深圳一带，少数分布在省内其它地市.

2、二、三产业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行业。据调查：农村输出的劳动力有74.6%从事工业和建筑业，其次是商业、餐饮等服务业。男性绝大多数从事建筑业的住房建筑、装修以及电工、木工等工作，女性主要从事制鞋、电子装配等工作。也有些举家外出承包田地种西瓜、养猪等，但为数不多。其他主要从事各种服务行业。

3、劳动力就地转移人数明显增加。出现这一特征的主要原因是（1）近年来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对劳动力的需求趋于饱和；（2）一些重点工程在全县相继开工建设，沿公路两侧新开办许多采石、水泥预制件等配套企业以及公路建设工地均需要一定数量的劳动力；（3）个体私营经济和农村小城镇建设的发展吸引了一部分劳动力回流。

4、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具有兼业性。目前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农民与土地紧紧地联在一起，大部分非长期性外出务工的农民，往往是既“忙外”又“忙内”，农闲时外出打工，农忙时回家耕种。

近几年全县外出劳动力人数虽逐步增加，但转移的速度却有所趋缓。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转移的劳动力素质较低。主要表现在低学历的偏多，高学历的极少；体力型的偏多，经过专业培训和有专业技术的较少。低素质的劳动力只能从事赃、累、苦、重等工作，很难找到理想的岗位，挣得满意的收入。

2、两广和深圳等沿海发达地区和城市，对外来劳动力的需求基本趋于饱和。由于沿海发达城市经济的飞速发展，对劳动力整体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各大城市的部分企业不景气，下岗工人和失业人员大幅增加，面临城市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双重压力。因此对外来劳动力的需求越来越少。

3、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多属自发性、盲目性，使得外出务工人员的利益和权力难以得到保证。由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自发的多，有组织的少，政府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缺乏有效的引导和管理，基本处于无序流动状态。由于缺乏宏观调节手段，劳动力输出后的情况无法了解，利益无法保护，如发生劳资纠纷或工伤事故等也无人过问。少数人因找不到工作就出现偷、盗、扒、窃等违法乱纪现象。也有少数人借打工之名，外出超计划生育。

根据以上情况加以分析不难看出：今后农村转移出去的劳动力如不及时更新，要找到理想的工作，挣得满意的收入已是越来越难。要想使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对农民总收入的贡献越来越大，必须积极地引导农村劳动力转移。全县劳动服务中心已初步开始了这方面的工作。

1、建立乡镇劳动保障站和劳动信息网络，形成农村劳动力的有序流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不冒烟的工厂”，是投资少、见效快的扶贫工程，是不交学费的“商业大学”，也是全县这样一个城镇化水平不高，工业基础薄弱，经济落后地区促进农民增收，农村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为了积极稳妥的开展好劳务输出，全市就业服务中心利用这次机构改革的机会，加快了乡镇劳动保障站的建设。已建9个乡镇劳动保障站全部配备了1—3名专、兼职人员。全县13个乡镇全部建立了劳动保障站，岩泉.关溪.笆篱建站率超过75%。劳动信息网络的建立已在构思当中，的确亟待落到实处。因为它的建立将会使劳动力转移和跟踪服务更加规范、更加简捷方便。

多数务工成员只能从事普通体力劳动有技术、特长的只占10%左右。针对这一情况为满足农村劳动力在转移过程中对技术的需要提高就业率必须对务工成员进行多方位的技术培训坚持“先培训后输出”的原则。据调查：今年各乡镇相继开设了缝纫、电脑、保姆、保安、幼教、焊工、美容美发、家电维修、养殖等专业培训民工960多人。通过培训使他们一经转移就能上岗在竞争的过程中处于主动地位既有利于生产的稳定发展又增加了务工人员的经济收入。

3、挖掘劳务资源，广开服务渠道。由于全县与两广接壤，打工妹大都以老带新方式输出，而男工及中年妇女输出就没有那么活跃。针对这一现象，就业服务中心及时与广东等地的信息联络员联系。仅麻阳镇今年上半年就向广东省的中山、南海、东莞等地输送男工657人，从事家政服务的中年女工246人，保安人员187人。为全县劳务输出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深受农村男青年和中年妇女欢迎。

从以上调查和分析可以看出：农村劳动力转移不仅可以扩大就业、增加收入，还可以以此为突破口，搞活全县经济。它的意义不仅在于把门外的钱抓回来，更重要的是通过农村劳务输出，把外面的先进观念、先进技术、先进管理机制和先进的经营理念等学成回乡，积极带动地方区域经济的发展。全县在这方面的工作已迈出了新的一步。

1、劳动力转移促进农民增收，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农村劳动力转移不仅直接增加了农民收入，给农业生产提供了较宽裕的流动资金，而且带动了相关二三产业的发展。如促进了交通运输业的繁荣及职业教育和社会办学的发展。据调查农民外出务工的工资性收入占农民纯收入的比重越来越大，而家庭经营收入和转移性、财产性收入则增长较缓。目前农村劳动力转移成了农村居民增加收入、发展农村经济，提高生活水平的主要途经。

2、劳动力转移带动全县民营经济的发展。全县外出务工人员在为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同时，其中姣姣者学到了过硬的技术，赚到了大把的票子。为此，各级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鼓励他们回乡办企业。如减免有关税款和相关的行政性收费、争取银行低息贷款等，为返乡创业人员创造出一个宽松的环境，鼓励他们参与小城镇建设。

3、劳动力转移加快了全县小城镇建设的进程。由于两广地带劳动力的需求基本趋于饱和，其工资、待遇与内地收入越来越接近，且工作时间长，路程远，开销大。再加上近年来全县恰逢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发展机遇，衡枣高速、洛湛铁路、贵福铁路、永连公路等重点工程的相继开工，在给全市经济发展带来巨大机遇的同时，也给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带来了巨大机遇。一些打工回来的青年因外出开阔了眼界，学回了技术，积蓄了一些资金，他们不再安心几亩田的收入，大多来到县城或小城镇经商、从业，从而加快了全县小城镇建设的进程。

1、科学认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是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发展本地经济的有利前提。由于一些地方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存在种种偏见，认为这是对农村劳动力的一种廉价出售，是“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劳动力资源的剥削。由于缺乏正确的分析和认同，它的作用和重要性一直没有引起社会的关注和重视，各级政府也没有出台相关的政策和措施，更谈不上系统的管理和引导。据调查：农村剩余劳动力所带来的工资性收入已成为广大农户家庭纯收入增加的主体和农业生产及农村住房建设的主要资金来源。同时许多外出务工的青年学成回乡，争当创业之星，带动了全市民营经济和小城镇建设的发展。因此，要想充分利用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发展农村经济，必须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有一个足够的认识。

2、积极推进农业结构调整，促进农村劳动力在农业内部转移。专家们认为，导致农民增收缓慢的因素很多，其中主要原因是：农业效益下降，农村劳动力就业渠道有限，农业科技水平落后导致农产品竞争力差。许多地方都存在增产不增收的现象。因此，适时调整农业结构，提高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进而提升农产品质量，进行农产品精深加工，是农业发展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应在保证粮食生产能力稳定提高的前提下，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农业，不断拓宽生产新领域，提高农业综合开发能力，向农业的深度和广度进军。这样一来不仅可以提高农业生产的整体效益和农产品的竞争力，而且还可以增加大量的就业机会，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农业内部就地转移。

3、扶持壮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实现企农“双赢”。依托资源建基地，面向市场求发展，是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发展方向。龙头企业的主要作用是：促使资金、技术、信息、人才进入农村，农产品和劳动力流出农村，实现企业发展壮大和农民增收的“双赢”目标。因此，扶持和壮大龙头企业就是扶持农民，发展产业化就是发展农业。不仅带动了周边农户的发展，增加农民收入，还安排了剩余劳动力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