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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日维新的失败和教训篇一

1、领导者——资产阶级维新派势力过于弱小，而封建顽固势力十分强大。(根本原因)(由妥协性，软弱性的阶级本性决定)

2、 直接原因——袁世凯的背叛。

3、 帝国主义没有给予支持(外部原因)

教训：在当时的中国，改良主义的道路是走不通的，中国近代化的路程是漫长而又坎坷的。

从中国内部看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戊戌变法失败，究其原因，固然与资产阶级维新派采取改良的方法，寄希望于没有实权的皇帝，寄希望于袁世凯和外国侵略者，脱离人民群众有关。但是，如果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仔细分析的话，决不是书本上描述的那么简单。就其失败的原因，从中国内部看主要有以下几种原因。

一. 客观上，新旧力量的对比明显不利于维新派

变法的根本目的就是要用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制度来取代封建专制的政治体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自然会遭到保守势力的反对。变法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维新势力与保守势力的力量对比。

当时，力量对比的天平明显地倾斜于保守派。从控制军政实权的大多数王公贵族，到军队将领和只会做八股文章的士子文人，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无不反对变法，从上到下构织成一张严密的抵制变法的网络。耐人寻味的是，本来与保守派有矛盾的洋务派，虽然在“西用”上与维新派有着共同的语言，但为了维护“中体”，而公然站到了保守派的阵营之中，使得维新派势单力薄。

维新派的主要靠山光绪，名义上是已经亲政的皇帝，但最高权力实际上依然为慈禧所垄断。维新派在变法期间只掌握一种权力，即起草上谕权，除此之外，他们什么也做不了主，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只能依靠上谕来推行变法新政，但百日维新中所下的上谕真正得到执行的其实很少。从严格意义上讲，维新派始终没有成为真正的改革实践者。

最致命的是，维新派始终没有认清光绪，没有看到光绪只是一个旧统治秩序的维护者、改善者，并不主张把中国建成一个资产阶级统治的君主立宪国家。虽然现实的危机促使他选择了变法的道路，但其根本目的是要实现他内心深处“君权至上”的理想。因此在发布那么多的上谕中，都没体现维新派所要求的开国会、定宪法等主张。

另外，作为中国近代社会新生力量的民族资本家群体中，很少有人直接参与或支持维新变法。而仅仅由一些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来鼓动变法，这样变法失败的命运就不可避免了。

二. 主观上，维新派举止失当，过于激进，加速了失败的步伐

任何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都是一项系统工程，有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期望毕其功于一役，是不现实也是根本不可能的。没有政治斗争经验的维新派，奢望变法立刻产生奇效，迅速扭转中国长期形成的积贫积弱局面，其实是欲速则不达。

首先，维新派在舆论宣传上采用了过激的言辞和一意孤行、感情用事的做法。在自己并没有掌握实权、没有形成权威的情况下，就要求裁撤六部为代表的传统官僚机构。更有甚者，康有为在与老谋深算的荣禄谈话时，竟然口无遮拦，提出：“杀二三品以上阻挠新法大臣一二人，则新法行矣。”这种不理智的策略，只能减少维新派的同情者和支持者。

其次，维新派没有建立广泛而又坚强的同盟。对于任何改革而言，最积极的支持者和最积极的反对者都是少数，更多的是等待、观望和温和派。对改革者来说，最大限度地争取温和派的支持，最大限度地扩大同盟军是必不可少的工作。否则，只能四面楚歌，陷于被动之中。尽管翁同龢提出了“调和两宫”的主张，让慈禧而不是光绪充当维新变法的领袖，但都被康有为等人拒绝了。最终，慈禧认定维新派只忠于光绪而仇视她，进而怀疑维新派的变法动机只是为了从她手中夺取权力，使她毫不犹豫地站到了改革反对派的一边。

再次，维新派采取了全面出击、齐头并进的方针，推进改革政策的实施。在短短的103天时间里，通过光绪颁布了300多道变法谕旨，内容涉及各个领域。这种急于求成的心态，使得原本对改革的承受能力和适应能力都比较脆弱的中国社会各阶层，更增添了对改革的反感与厌恶，改革的阻力陡然上升。

综上所述，内因是变化的根本，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总是通过内因起作用。在保守势力强大的社会环境中，维新派指望立竿见影实现自己救亡图存的理想最终被残酷地扼杀了。

百日维新的失败和教训篇二

戊戌维新运动的历史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戊戌变法是一次爱国的进步的政治改革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现代意义的民主运动。民主化是现代化主要内容，是工业化发展的必然产物，民主化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必须经过长期的积累。戊戌运动正是这一历史进程的第一站。它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爱国二字展开，其背景是保国保教保种，其目的是为挽救民族危机，为此维新派猛烈抨击君主专制，要求实行君主立宪。他们主张兴民权，设议院，定宪法，主张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这些都是符合中华民族利益、顺应时代潮流的进步主张。

第二，戊戌变法运动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变法运动中，颁发了一系列推进资本主义发展的诏令，奖励工商，设立农工商总局，鼓吹建立近代信用、货币制度，主张以工立国即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等，使资产阶级社会地位有所提高，投资的合法权益得到某些保护，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第三，戊戌变法是一次影响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开创了中国文化的新阶段，推进了文化教育近代化的行程。它所提倡的废除八股、变革科举，大力兴办各类学堂，广设新式报刊，建立学会等主张，推动了中国教育和文化的变革。维新派倡新学西学，反对旧学中学，介绍西方社会学说和自然学说，宣传西方民权思想，批评封建思想，是一次重要的思想启蒙，是近代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开端。

第四，戊戌变法直接促成了初步具有资产阶级政治理想和文化教养的近代知识分子群的诞生，从而为日后中国的近代化提供了极为重要的中坚阶层和领导群体。中国知识分子这一新的社会群体，他们新的思想风气，新的变革的组织工具，与新的社会舆论一起，成为维新时代的重要遗产。这些新内容为以后的辛亥革命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戊戌政变失败后，支持孙中山革命的人增多了，一些对清政府抱幻想的人转向支持孙中山。 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有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两方面，客观原因主要有： 其一，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后党集团，控制中央大权，有丰富统治经验。中国守旧派势力非常强大，维新派实力太弱小，只少数几个人，而且在朝中没有实权，康有为只担任各国事务衙门章京行走(外交秘书)，改革与守旧力量悬殊太大。当改革危及到守旧势力的特权和利益时，立即受到他们的反对和抵制。

其二，是由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经济基础还很薄弱，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弱小。作为他们政治代表的维新派也脱离群众，害怕群众，敌视革命，人少势微。资产阶级力量不足以同封建势力相抗衡。

其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希望中国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 主观原因主要有： (1)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和坚强的政治组织。变革过程缺乏宏观统筹和周密安排，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无权的皇帝身上，把变法看得太简单，缺乏周全的考虑和商议。 思想上和组织上准备不充分。康有为两部书：《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没有充分的、有说服力的证据，激起了多方面的反对和挑战，不仅守旧派反对，就是当时一些开明人士也不赞成。维新派某些激进的宣传也增加了社会的阻力。

(2)维新派在依靠谁来推进变法方面犯了策略上的错误，错误地估价了西太后的政治立场，把西太后完全视为政治敌对势力，单纯地拥戴毫无实权的皇帝光绪，使其改革不能形成一个强有力的中心，无法形成政治上的凝聚力。 拥戴没有实权的光绪帝而树敌西太后，预示着改革要走向失败。在维新派中，王照曾对康有为提过这种建议，他认为维新变法不易进行，其症结在于西太后与光绪帝母子之间不和，光绪帝虽英明勇往，但其实力不足以对抗西太后，故主张拥戴西太后，调和西太后与光绪帝之间的矛盾，对西太后要极力加以推崇，以美名奉她，拥戴她来主持变法，使她心悦而不从中阻梗，这样顽固诸臣便失去其依恃，新政之行，可期下令如流水。当时光绪亲信之臣以张荫桓为第一，张荫桓与西太后势不两立，康有为又偏信张荫桓之言，王照又不能说服他们，才有如此结果。王照所考虑的策略是对的，只可惜康有为不听，而是听信了张荫桓的建议，坚持扶此抑彼的策略，使西太后处于与维新派敌对的位置，加大了改革的阻力。

(3)维新派缺乏从政经验，没有实权军权，计划失当，操之过急，推进得太猛太快，求治心切，理想与现实严重脱节，没有组织措施来保证。 从改革的内容和进程来看，戊戌变法在很短的三个月内对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等各方面进行全方位的轰动性改革，所触及的面太广，违背了循序渐进、逐步进行的原则和规律，使尚未开化的民众在措手不及的情况下被推入了一种新的难以适从的社会氛围当中，整个情绪和心态无法安稳，容易引起社会混乱和不安，效果不好，说明维新派对当时的中国国情缺乏了解。改革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时间周期(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不是几个月的时间就可一蹴而就的。日本是个四面环海的小国，其幅员不到我国的十分之一，当时人口只有四千余万，治理这样的国家应比中国更容易治理，但日本明治维新，变其旧法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才逐渐有兴起之机。中国的戊戌变法，康、梁企图用几个月的时间，全面改革中国，这样的改革举措太过于仓促、过于突然、过于激烈，没有让当时的官绅百姓在思想上有充分的准备。维新派及光绪皇帝在实施变法的策略上有失误，侵犯了大官僚、知识分子等人的利益，如精减机构撤销六个部，罢免“六堂官”也操之过急。 康有为进行变法，他的指导思想为：“守旧不可，必当变法;缓变不可，必当速变;小变不可，必当全变”;“变事而不变法，变法而不变人，则与不变同耳”(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第277页)。他不主张采取温和主义，而是主张轻快捷速，彻底打破旧的局面。这样的改革，如果条件允许，当然是好的，但光绪帝没有实权，社会环境也不允许。

康有为之弟康广仁说康有为进行改革，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措太大，当此排者、忌者、挤者，盈衢塞巷;而皇上又无权，安能有成?这实际已指出了康有为的病根所在。戊戌8月5日，光绪帝三度召见袁世凯时，袁世凯曾向光绪提出建议：“古今各国变法非易，非有内忧，即有外患，请忍耐待时，步步经理，如操之太急，必生流弊。且变法尤在得人，必须有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者，赞襄主持，方可仰答圣意。至新进诸臣，固不乏明达勇猛之士，但阅历太浅，办事不能慎密，倘有疏误，累及皇上，关系极重，总求十分留意，天下幸甚!臣受恩深重，不敢不冒死直陈”(袁世凯：八月十四日日记)。这是一个相当明智的建议，只可惜未被光绪采纳。 (4)对帝国主义存有幻想，希望日、英、美等国来干涉中国内政的办法来维新，救出光绪。

(5)不敢从根本上否定封建制度，借孔子托古改制，不敢批判为封建专制统治服务的儒学，受封建思想影响太深。

(6)维新派密谋围颐和园以兵劫太后，力图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慈禧太后政权，拥戴光绪帝。这一极不周密的计划失败，成为直接引发戊戌政变发生的重要原因，也是戊戌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戊戌变法的失败给中国人民留下沉痛的历史教训。对于如何改革中国，后人从中感受至深，这就涉及到改革的方式、手段、力量和路线等问题。维新派缺乏政治历练造成其失误，头脑过于发热，过激太猛等均为改革中之大忌。当时的历史表明，改良道路的选择在中国仍需要相当长的历程，这使不少人对于改良有的更新的认识和理解。

此后维新派发生了分化，一部分人不再走改革道路，抛弃幻想，走上革命道路;另一部分坚持改良，成为保皇派，成为革命的绊脚石。 戊戌变法失败了，但它留给后世改革者们的绝对不仅仅是一场失败的变法运动。我们应该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注意社会的承受能力，协调各方面的社会关系，只有这样，改革过程才不会再有四面楚歌，一路凯旋。

百日维新的失败和教训篇三

一、戊戌变法失败的教训

1. 敌强我弱。维新运动时期，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虽有初步发展，但还极其微弱。甲午中日战争之后严峻的民族危机，迫使他们仓促上阵，其经济实力、理论体系、思想酝酿、政治主张等都准备不足。而维新派所面对的封建顽固势力却十分强大。

2. 脱离民众。维新派没有掌握政权，仅依靠一个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发号施令，希望通过和平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来实现他们的理想。原本维新派应该与会党民众的斗争相结合，以造成强大的声势，迫使当权者采取相应的改革措施，但维新派却采取了脱离人民群众的方针，甚至害怕和敌视民众。这使维新运动得不到广大民众的支持，其活动范围仅局限于地主阶级开明派和知识分子圈子内。此外，维新派还缺乏军队的支持，到了大难临头，他们才想到兵权，结果被袁世凯出卖。

3. 抱有幻想。维新派缺乏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只采取改良的办法，他们虽提出了“救亡图存”的响亮口号，但认为要挽救民族危亡，不必正面反对帝国主义，只要向西方学习，实行资本主义改革，使中国富强起来，就可免于侵略。他们甚至幻想英、美、日等帝国主义来帮助变法。这反映了维新派的妥协性。同时，维新派既不满封建顽固势力的阻挠和破坏，却又与封建主义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原想不流血的戊戌变法，结果以流血的戊戌政变而告终，然而，维新志士的生命唤醒了国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想通过和平改革的途径来使中国富强起来，这条路根本就走不通。后来，许多维新志士抛弃了改良主义的幻想，走上了武装革命的道路。

二、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

1. 进步意义。戊戌变法颁布的法令虽然绝大多数都是纸上谈兵，从来没有真正实行过，但它表明历史走向是进步的。在政治上，维新派深刻地批判了封建制度，主张设立议会，限制过重的皇权，希望通过改良的道路逐步变封建专制制度为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制度，虽然最终失败了，但他们的宣传、影响促进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在经济上，维新派要求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这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

2. 爱国意义。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面对着19世纪末帝国主义掀起的瓜分狂潮，挺身而出，为救亡图存奔走呼号，呼吁“保国”，反对“瓜分”，是近代中国摸索救国救民真理的一场爱国运动。尤为可贵的是，他们把自己的政治要求汇入到救亡运动中，使变法运动与救亡运动结合起来。对激发人们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起了重要的作用。因此，维新运动带有全民政治运动的性质。

3. 启蒙意义。维新派在中国最早创办近代报刊，把旧式书院和私塾逐渐转变为近代学校，广泛建立了政治性和学术性的社团。他们大力提倡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和科学知识，宣传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观念，打开了知识分子的眼界，使他们重新认识世界，为后来人们接受新思想扫除了一些障碍，这种思想影响不会因政变而消失。一批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接受了新思想，卷入到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旋涡中，这正是维新运动的群众基础。戊戌变法之后，人们追求的社会目标有了明显的变化，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中的优秀人才已不单向官僚阶层聚集，转而向其对立面转化。戊戌思潮过后，不仅大量的青年学生大批地倒向革命阵营，相当数量的老一代知识分子也退出了封建官僚集团，另择他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