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是一种思维的整合和提炼，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清头绪和思考。反思过去的经验和教训，总结出有效的改进方案。总结范文是对一段时间内的经历和感悟的具体呈现，可以给我们带来思考和启示。

中国思想文化论文篇一

一、弓|言

“孝”在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相对独立的文化体系时,基本框架已经确立，并且呈现出非常丰富的内涵。但是,在这一领域中,仍然存在着许多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索和思考的问题，目前有关于“孝”的起源和内涵是孝文化研究探讨所涉及的最基本的问题，许多学者在这个问题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我们如何使传统“孝”思想现代化、以及如何解决当前学术研究的视角相对较单一这一问题,学界经常性的忽视了有关“孝”哲学这一重要的角度;“孝”是“仁”之本，我们要深刻的理解孔子的“仁”,可目前却是探讨“仁”的多，而研究“孝”的少。

我们不能忽略早期学者所作的贡献。国外的学者们例如郝大维、罗思文对孔子的研究较为突出，他们主要介绍孔子以及孟子的思想，翻译《论语》《孝经》等著作。由于当时语言上直译的条件匮乏,导致了西方人经常用西方的思想来解读中国的传统文化,使得后来中国哲学被西方哲学思想同化。这些学者们在对“仁”“孝”“忠”的思想上进行了全方面的注释，极大地促进了当时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本选题将在吸收前人先辈巳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从“亲亲相隐”的视角来解读《论语》中的孝道思想。

二、孝文化产生的渊源

这里所讲的就是把基于天道本源的男女作为社会最初始建的一种现实起点，男男女女组建成的家庭以繁衍后代的这一家国建构为要求，客观上要求基于这种亲子之间的血缘关系以及维系这种伦理的“孝道”，任何的生命个体,都是来源于父母的精血汇集而成。自然界当中生命个体的孕育成长，都离不开父母双亲的呵护哺育，自然界的动物尚且有跪乳之恩、反哺之义，我们作为人子，自然也会产生出这种原始“孝”的观念。从“孝”观念的起源来看,其最本来的含义就是“对于生命的延续”。由此逻辑发展而出的祭祀祖先的行为和敬老意识。在西周春秋战国时期，衍生出了善事父母。“善事父母”还应当包含繁衍后代、以及尊祖敬老等行为。

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天下”的中国社会当中，“孝”是人伦关系得以创建延续的基础,只有懂得了孝，才能够使得家庭和睦,使得社会和谐稳定,进而促进国家的繁荣。“孝”是人对人伦的一种深入的认识，要构建一个好的人伦关系体系，需要一种正直、真心、虔诚、尽心的品质，这种品质最基本的实现形式就是“孝”。只有遵循了人性中最本能、出于本心的道--孝道,个人意识到“孝”是人的本性，通过修身达到对孝的一种认同、践行和传承，这个过程是“成己”的，即先使自己成为一种为社会道德伦理所遵循的样子，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再推而广之才能使别人得到益处，对国家、社会做出贡献。

“孝”不仅是一种家庭伦理规范,而且是一种社会伦理规范,孝与仁，孝与忠，在孔子看来这二者是不可分割的，是在道德实践当中共生的。孝悌是仁的根基。《论语》当中就讲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在孔子看来,为人孝悌，也就做到了仁，这是一以贯之的。而“孝”与“忠”，自然就可以做到推而广之。“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从事父母可以推广至事君主,孔子在这里就将“孝”扩展提升到了社会、政治层面,赋予了其社会价值和政治价值,具有一定的政治色彩,但是我们从孔子的表达中不难看出。孔子最终注重的还是民德之厚，而非单纯的政治教化，所以孔子讲“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弟子人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2]“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作为人之本,“孝”贯穿于人类生活的始末，“孝”作为血亲伦理的基本元素，对家庭和社会都发挥着不可磨灭的作用。中国有句老话叫百善孝为先”,讲的就是这种血缘亲情所产生的“孝”。“孝”是家庭关系中最为重要的道德规范。血缘关系是家庭关系中最核心的内容，“孝”是最重要的家庭伦理原则，孝亲观念乃是儒家思想中的重要一脉。

“孝”在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学说当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孔子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形式的道德体系之中最为重要的组成之一。要认识孔子的孝道思想，就要先了解孝，“孝”并非只是对父母进行物质生活上的奉养，即孔子所要求的“能养”,这只是“孝”应该具有的本义，是最为基本的要求。

孔子认为“孝”的产生是必须以人类最自然的血缘亲情作为基础。《论语》一书中，从“老”与“子”的家庭观念关系角度出发来阐述“孝”的两个基础。其一，就是从人类的自然血缘亲情出发，“老”产生“子”;其二，就是从社会等级的差别上出发老”与“子”之间是有着本质差别的，“子”就应当守礼，对“老”敬孝。《论语》就是从这种人类最原始的自然亲情血缘关系出发，来确定“孝”产生的基础。

三、从传统文化的视角践行孝敬的思路

在《论语》的记载当中,子谈论“孝”，有两个大的突破性观念是过去所没有的。在西周时期孝”这一观念主要是体现在我们对祖先的.祭祀活动中，因此，它带有极其浓重的宗教色彩，在当时分封制的社会大环境大背景下,“孝”主要是作为一种宗族道德，而“孝”所蕴含的人伦意义，或者是“孝”作为家庭道德所具有的内涵并不突出。而孔子论孝，则实现了“孝”由宗族道德向家庭道德的转换，“孝”主要是用来规范以父子关系为主的家庭伦理关系,其过去尊祖敬宗的涵义尽管没有被“孝”完全的替代，但是分量也已经微乎其微了。

孔子所讲的“孝”，无论是讲“不远游”也好，知“父母之年”也好，其目的都是在于为了施孝，这里并不单单是指为人子女要在物质生活上奉养父母，更多的是要表达对父母所产生的情感，这种情感就是敬爱之情。孔子对于“孝”的重视，当中也贯穿着仁的精神理念，他将“孝”与“敬”、“孝”与“礼”相互关联在一起,这极大的丰富了孝的内涵，这是过去的思想中所不曾有过的。

孔子认为，作为子女，我们应当从内心深处去尊敬父母,对父母行使孝心也是要求我们要发自内心的敬重、奉养父母。“爱亲”与“敬亲”是相互的，“爱亲”可以从“敬亲”中表现出来，“敬亲”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爱亲”的行为。孔子认为如果仅仅是在物质上x才父母进行赡养，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孝，孝亲的最基本要求便是要养亲、事亲。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孔子所讲的“孝”其实就是无违于礼、所讲的“仁”就是爱亲爱人、我们要能够做到对父母发自内心的敬重、在父母在世的时候尽心的侍奉、做到不让父母挂念自己的安危、这就是孝的表现。孔子不遗余力地弘扬“孝”文化，孔子的一生，验证了从平凡到不平凡的过程。三岁丧父，由其母亲带回家养大,生活的十分贫困,地位也极其的卑微，孔子的青少年时代极其的平凡和普通。然而,孔子却立志求学，不仅改变了自己的一生，也间接的影响了其后中华两千多年的历史。

在西方的启蒙时代，像孟德斯鸠、伏尔泰这样的大思想家们都非常崇拜孔子的思想，他们认为孔子的思想是理性、和平、以及人道的象征。法国的人权宣言就曾经引用过孔子的话“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名言现在同样也被刻在了联合国的大厦里面。这说明孔子的思想已经不单单只是属于中国的思想，孔子的思想已经开始超越国籍和国界。两千多年前的孔子，以天、天道、天德为思想背景,将“孝”提升到了人文关怀的高度，身体力行的推广“孝”。孔子的“孝”思想以“礼”为外在表现形式忠”为内在的情感表达，通过外在的礼仪规范和内在的“忠恕之道”,最终达至“仁”的境界，实现“孝”的皈依。孝道的思想观念，已经深深扎根在了中华民族的土壤之中,溶进了中华民族的血液里，成了我们伟大民族的传统文化之一。孔子因袭周礼,虽然继承了西周时期敬祖祭祖、慎终追远的净胜,但是对于“孝”思想含义当中这些观念涵义的表述则是尽力的淡化，更多的是在于强调“孝”在伦理思想上所蕴含的意义。在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历史进程中,传统的孝道内容以及表现形式,是紧随着时代的变迁进而不断的演变着的。“孝”观念最早形成是在以血缘亲情作为基础的父系氏族社会。血缘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血统，它是人类因为生育后代而自然形成的社会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血缘可以说是人类社会组成体系的基础，而人既然知道血缘，那么就一定知道血缘至亲,也就会产生后来的报答生养之恩的观念,这种起源于自然的血缘亲情之爱，这便是最初孝的意识。孔子所提倡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悌、孝悌爱亲是一种人之常情,如果处于每个血缘关系中的人都能够珍视这种感情,那么社会上的人自然就不会做出违法乱纪的事情来，处于这一温温脉络亲情关系之中的人，也会将这一温情扩散开来,温暖的对待身边的每-个人。

中国思想文化论文篇二

摘要：在我国语文教学而言，朱自清先生对于语文教育工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朱自清先生27年的实践和研究过程中，他通过不同的视角，对语文教育的多个层面发表了不少真知灼见，从而使当时的语文教学工作具备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民族特色，同时又具备较强的独创性教育思想。朱自清的语文教学思想具备严谨的理论体系，不仅在当时立足中国的基本国情，同时能够较好的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求，具备较强的开拓性精神和价值，即便是在当前教育改革的时期，其别具一格的教学方法和手段依然值得推崇，具备较强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朱自清；语文教学思想；现代中学；语文教学

语文课程作为我国基础教育设置最早的一门学科，从小学阶段直到高中毕业的期间，学生一直都要进行系统化的学习，以至于学生和教师对于语文课都不敢掉以轻心，将其作为学习阶段的重要基础性学科。而国家在语文学科的建设和改革工作方面，也给予了极大的重视，但是我国目前的改革现状仍不令人满意。谈及目前的语文教学过程中存在较大的问题，几乎能列举出各种各样教师存在的问题。例如教学模式过于机械化、程序化、缺乏必要的互动和乐趣性、缺乏启示性和激发性等，从而导致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不足，进而出现学生厌学、教师厌教的不良因素，最终使得整个课程的教学计划难以完成。

一、朱自清语文教育思想的特点

对于朱自清语文教学思想而言，人文性和工具性的有机统一是其最大的特点。朱自清极力驳斥传统观点将语文学科作为一种工具性学科对待的态度，他认为，在语文教学中，应该以人格教育为理念，以培养学生的全面能力为目标，培养学生发散思维、感情培养等多种需求。在师生关系中，朱自清强调要坚持以学生作为教学工作的中心，教师在其中应该处于辅助性地位。以及要求在教学内容的选择、阅读、写作、语言训练等多方面都应该融入强大的人文主义精神，这也是朱自清语文教育的内涵所在[1]。在其理论认为，语文教育的工具性和人文性特征是一对彼此联系、相互影响、缺一不可的共同体。如果单纯考虑语文的工具性作用，很容易将语文的额绚烂多彩的内涵以及独具一格的魅力抹杀，同时也会给语文教学工作带来形式化的不良影响；如果单纯考虑其人文性特点，又会产生对基础性知识和读写能力等环节的弱化，同样也不利于语文教学工作的良性发展。因此，语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应该是有机统一的整体。工具性是人文性的工具和基础，也是推动语文教学工作人文性提升的内在因素；人文性是工具性的延续和发展，同样也是实现其工具性的有效手段，两者的融合发展对于提高现代语文教学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朱自清的.教育理念中，实现人文性和工具性的统一，应该坚持两者兼顾的原则，避免出现过犹不及的情况。

二、朱自清语文教学思想对中学语文教学的启示

1、培养学生的语文阅读的习惯，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

在中学的语文教学中，要提升学生的语文综合素养，就要通过大量的阅读来拓宽学生的认知范围，通过开拓出多样化的学习渠道，构建良好的语文学习环境，引导学生进行有效阅读。与其他学科有所不同，在中学的语文学习过程中，学生在实际的生活中通过人际交往已经掌握一定的听说能力。在进入学校学习后，不仅可以通过课堂教学进行学习，而且可以利用学校、家庭以及社会等多种语言环境，来实现语言的学习和应用。有实践研究表明，语文综合能力比较强的人，一般情况下都是通过课后的自主学习来强化其语言运用能力。但是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却往往忽视了课外学习的重要性，只是将学习途径局限于课堂之上，视野范围仅停留在教科书之上，忽视了课外阅读。这样使得语文教学比较封闭，不利于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2]。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在教学过程中借鉴朱自清先生的思想，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对学生的自学能力加以肯定，使得学生去自助也与，在阅读过程中进行感悟，积累一定的素材，提升语言能力，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从而提升语文能力。

2、使学生进行独立思考，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

语文教学也和其他的学科一样，培养学生认识世界以及学生的思维能力。语文教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工具性学科，可以培养人们学习知识，认知文明，有着比较高的功用价值，主要是培养人们的独立思考，促进人们发散思维进行创造性地想象。对于中学阶段的学生来说，语文在思维能力的培养上显得更加的重要。中学生正在处于思想不断发展成熟的过程，思维比较活跃，有着较强的可塑性。对于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中学阶段的语文教学中，教师作为课堂教学的引导者，在教学过程中要借鉴朱自清的思想，充分发挥自身的作用，设计出符合学生兴趣的教学内容和组织形式，同时要对课堂进行监督，使得学生对语文学习产生兴趣，提升语文学习的效果[3]。

三、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现代化教学理念之下，语文教学工作不在局限在口耳相传和死记硬背之上，而是要求教师应该通过积极的教学方式，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启发学生进行主动探索和思考，引导学生进行积极的探究、创新和研究，使学生主动参与到学习工作之中。语文学习作为一个需要长期积累的学科，就需要学生在探究、创新的过程中，通过培养语文习惯和语文能力的过程，实现其培养学生人格的目标。根据这层意义，朱自强的语文教学理念中的教学目标无疑和现代语文教学特征不谋而合，因此必然会对现代中学语文教学工作产生积极的影响。

参考文献

[2]马萍.朱自清作文教学思想与初中作文教学改革研究[j].作文成功之路（中旬）,,(3):94.

[3]张锦艳.朱自清作文教学思想与初中作文教学改革研究[d].扬州大学,.

中国思想文化论文篇三

摘要：传统文化是构建和谐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借鉴和大力弘扬中国传统的孝慈文化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孝慈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促进家庭关系和谐、提高个人修养的润滑剂,也是人际关系和社会和谐的内在要求。本文就对传统的孝慈文化以及当今现行的思想政治教育做一探讨研究。

“孝”和“慈”作为传统家庭生活的核心规范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孝慈精神。然而构建和谐社会主义社会的关键,是要实现社会的和谐,社会和谐就是要构建人与人之间诚信友爱、诚实守信的关系,实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促进人与自然、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1.传统孝慈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早熟的文化,在从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的过渡过程中,保存了原始社会中的众多因素.而孝慈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促进家庭关系和谐、提高个人修养的润滑剂,也是人际关系和社会和谐的内在要求。百善孝为先“孝”和“慈”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传统道德之本,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极其重要的道德规范。这些都逐步形成独具中国文化特色的孝慈精神。

孝的观念源远流长,甲骨文中就已经出现“孝”字,这说明公元前11世纪前就已经有了孝的概念。被后世推崇的尧舜禹三代圣君中的舜即以孝著称,一旦尊亲与尊过发生矛盾,孝道与国法发生矛盾,孟子坚持维护的原则,他主张抬高尊亲而不是尊国,抬高孝道而不是国法。孝为立身之本。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如果不强调孝，社会肯定乱套。中国古代选拔领导干部，称之为“举孝廉”[3]。这样就为孝道与忠道结合起来提供了有利条件。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组织结构、分配方式等的多样化,各方面的负面影响亦纷纷而至,传统的家庭伦理道德观念以及个人必备的道德品质已经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思想政治教育借鉴和应用伦理学的基本原理，能够更好地研究和揭示人们思想盆地形成发展的规律[7]。

2.1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社会责任的哲学意蕴：

主要体现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探求真、旨归善和创造美上。“探求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首先要探求真，具体表现为：揭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对象的本质与规律，构建学科的科学理论体系，形成对现实、对生活、对学科的开放体系，保证学科获得持续发展的知识源泉，促进学科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对真的探求，以使学科建构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必须合乎服务于人的生存与发展的目的。“创造美”。历史活动中的“美”，同时也就是对于历史必然性即“真”的'达到和对于历史合理性即“善”的实现；既研究建构学科的结构与内容之真，又研究创造人们的精神家园之美等等。对学科研究进行审美思考，超越单纯的真与善的层面，实现“真善美”的有机统一，这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承担社会责任的更高境界。

社会政治责任。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首要的责任是承担社会政治责任,即积极推进伦理道德的创新与发展，建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相适应的新型道德规范，营造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着意于个体价值观、人生观的引导，解决目前不同程度存在的“理想信念模糊、价值观扭曲、诚信意识淡薄”等问题，引导人们参与道德实践，积极过道德生活，加速人的道德社会化，实现社会伦理道德关系的再生产。

在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的时代背景下，人们面临着西方的各种思潮的冲击，不良价值导向的挑战，以及“信仰危机”，诚信，尊重等问题的考验，人们思想道德教育则成为他们道德选择、道德行为的路标，直接影响着他们的人生。

3.1孝慈对社会稳定，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现阶段正处在贯彻科学发展观和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热潮之中，“小康”与“和谐”不仅语出先秦儒家，更为有意义的是，它确立了二千余年来中华民族的共同价值目标，更加表达了我们民族对传统文化价值的重新确信。因此，孝慈是做人的基础，是从事社会活动的基础，是从事政治活动的基础。这个基础稳固了，就能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对社会稳定，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孝慈立足于个人如何应对人我关系和群己关系，它表现出一种对于生命意义和人生价值的整体主义的心理体悟，“以人为本”的伦理价值取向无论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还是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范围内，均提示着人的责任和义务。是一种尊重人、关心人、信任人、提升人和完善人的文化，体现了以人为中心的道德本体性及以民为本的社会本体性。一个国家要达到良好的治理，除了依托国家强力外，还得依托精神力量。

3.2孝慈是一种有利于治国的精神力量。

社会主义国家要得良好的治理，更必须法治与德治相结合。作为治国主体的人民，在社会主义民主的国家制度中，用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方式管理国家，管理自己，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战略规划，正是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有机结合.市场经济就其本质来说，是一种效益经济,我们现在提倡的和谐社会，不仅仅涉及现代社会公共秩序，更涉及现代人的心灵与精神秩序,唯有人们和谐宁静的心里精神秩序，方有真正持久、和谐的社会公共秩序。古人有“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现今社会也是如此。以中华传统文明的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的慈孝文化是社会主义人际关系和谐的思想基础。慈孝文化是人际和谐的范导，引导并调节人际关系走向友善、平等、诚信、合作的新型人际关系，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以及个人的道德修养都可以由慈孝文化推而广之，都属于大慈孝的范畴。

4.总结。

传统孝慈文化不仅蕴涵了“民胞物与”、“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执著的理念，而且还有助于唤醒人们的伦理自觉，唤起人们的道德情感，并且有益于遏制道德衰退和生态破坏。它是中华文化的显著特色，体现了儒学亲亲、尊尊、长长的基本精神。孝慈文化不仅是德的根本与起点，也是教化的根本与起点。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中国文化精神的源头和出发点，是人情陶冶、道德升华最基本的手段，也是最有效的手段。因此，在全社会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注意培养公民的孝道，使他们从小具有爱心，形成社会责任感，促进社会精神文化水平的提高。

中国思想文化论文篇四

摘要:中国古代关于生涯发展的哲学思想极其丰富,以《周易》为发端形成的多种流派的人生哲学思想对人的成长、进步及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要做好职业指导工作,就应认真研究和充分挖掘中国文化当中关于生涯发展的思想精华,建立符合中国社会要求的生涯发展思想体系、理论体系和技术手段,指导人的成长,促进人的职业发展。

关键词:生涯发展;人生哲学;职业指导

“生涯”一词很早就有,如《庄子养生主》中“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南朝沈炯《独酌谣》“生涯本漫漫,神理暂超超”等,这些文献中的“生涯”主要指生命、人生、生活等。现在,“生涯”则是指从事某种活动或职业,又称职业生涯。或者说“生涯”就是植入职业元素的人生,生涯发展则是指人通过职业活动获得的成长和进步,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积累、丰富,人生价值的实现。

中国自古就关注人生问题,人生哲学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和思想精髓。不同的思想流派,如道家、儒家、释家等,有着不同的思想方法,并从不同的视角探讨人生价值、人与外界的关系、人的生存、人的发展,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关于人的生涯发展的问题。不断发展和完善的思想体系长期指导着人的成长和发展,并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我国古代关于生涯发展的思想资源是极其丰富的,因此我们要进行充分的挖掘和整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它们运用到职业发展教育和职业指导当中,以建立符合我国文化背景、能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的生涯发展思想体系、理论体系和技术手段。

一、《周易》是生涯发展哲学思想的源头

《周易》被认为是生涯发展哲学思想的源头。《周易》哲学的中心是人生论,它把对宇宙本体及其属性的形上体察作为人类安身立命的最高依据,在宇宙与人生的密切关系中确立人类的精神家园,关于生涯发展思想最精辟的概括是人天关系中的天人合一。

《周易》认为处世有三大法宝:第一是“守正”,就是天地万物各有其位,人也不例外,不能无视个体的社会属性,每个人都应在世界上找准自己的位置;第二是“中孚”,就是对他人的诚信要发自内心;第三是“和”,就是与他人的关系要保持和谐、顺畅。《周易》还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人要把自己的命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要豁达地面对人生,努力追求自己的理想,力求达到目的。其“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君子居易使命,与时偕行”等思想至今仍是人们的座右铭。

《周易》以人生必变、所变、不变的规律,阐明人生知变、应变、适变的法则,并以此规范人们的行为,指导人们的成长和进步,可谓生涯发展的圣典。

二、儒家人生思想长期处于主导地位

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是孔子,儒家继承、发展和完善了《周易》的人生哲学思想,在关于生涯发展思想方面长期处于主导地位。儒家关于生涯发展的思想有两个方面。

1.正名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正名就是建立一种伦理道德的人际关系,也就是“仁”。仁的意义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首先是独善其身,其次是在个人修身完成具备道德力量以利大众时,开始群体生活的人际关系,达到自己的完善,成为兼济天下的圣人,也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2.顺应天命

同其他先哲一样,孔子也感叹人生苦短,因此他认为在人生发展的整个过程中都要顺时应天,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在《论语为政篇》中他自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就是对人生过程深刻的阐释,是最早关于人生发展阶段的理论。孔子以自己的经历告诫后人,人在二十岁以前应该好学,学思结合,学以致用,从而为实现个体人向社会人的转变作好准备;三十岁追求内在的独立,建立心灵内在的自信;四十岁不再为是非公平所困扰,淡定从容;五十岁不怨天,不尤人;六十岁能悲天悯人,真正地理解和包容别人的所思所为;七十岁建立内心的价值体系,将人生的种种压力转化,潇洒自如地应对世间所有的事情,以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

儒家还非常注重对人生志趣的追求和探讨,对人生立志问题的认识极其深刻,《论语》中对“志”有多处论述,专谈立志问题的至少有十一章,如“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篇》)。孔子还强调人要有高尚的情操,要严格要求自己,对高贵应“不为苟得”,对生死应“无求生以害仁”。他提倡顽强的奋斗精神,不计较生活的好坏和环境的优劣,要努力奋斗、绝不灰心,坚韧地“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篇》。另外,“志于道”(《论语述而篇》)、“博学而笃志”(《论语子张篇》)等论述,也都是积极人生观的体现。

孟子更主张积极入世的人生观,有一种“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轩昂霸气,这比孔子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无可奈何更为坚毅和充满斗争意志。孟子相信即使暂时遇到挫折和困难,也不过是一些必经的考验,人要想成功,就必须经风雨、见世面。他认为,人只有在逆境中奋斗,才能具有强烈的进取精神,所谓“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和“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说的就是人只有在忧患中才能生存,贪图安乐就必然会导致灭亡。在面对困境时,孟子主张“君子不怨天,不尤人”,“自任以天下之重”,以实现自我人生价值。

三、主张自我发展的道家的生涯发展思想备受推崇

老子是道家的代表人物,其所著的《道德经》虽寥寥数千言,却深刻精辟,其中的人生法则对人生发展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道家提出的“我命在我不在天”的主体性原则是从自我中找到人生的真谛。老子认为,一个人生存于天和地之间的独立性问题才是解决人生问题的根源,人生面对的最大挑战不在于社会的混乱、失序,甚至也不在于人际关系的疏离,而在于人与自己的疏离。也就是说,外在世界的一切如功名利禄、荣华富贵,虽会引诱人堕落,但导致堕落的真正原因还是自己定力不够,没有把握住自己的内心,不能止息它对外界的欲望。所以,人要达到一种崇高的境界,即“天人合一”,最重要的就是开启心灵,也就是首先使自己和谐,进而使人与自然和谐。《道德经》第三十三章中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老子认为,人不仅要知人、胜人,而且要自知、自胜。也就是说,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要靠自己发挥,如果不能全面正确地理解自己,不能发扬优点、克服缺点,就不能很好地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因而也就不能取得很好的成就;人若能自胜,就能以全部的精力使生命丰富和充实。自胜要求自我修炼,使自己具备理智地控制情感的能力以及主观对客观的应变能力。自胜的人能时时清醒地掌握自己,在生活中既恬静又积极主动;能理智地认识环境,使自己的行为不至于受到不应有的诱惑和干扰。自己对眼前的物质享受必须有所知足,若终日过分追求物质享受,则会欲壑难填。人只有在“知足”的前提下,才能成为强者,才能知难而进、锲而不舍。

道家的无为思想并不是无所为,而是效法“道”的顺应自然,不刻意做作,以平常心来对待所有的事情。“道”的本质是无,“道”的作为是无为,而无为的成果和功能却是有为。因此,无为绝不等于无所事事,而是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调整心态,抑制情欲,拒绝诱惑,使自己不受尘世利欲的熏染,从而进入人生的最高境界。以“道”为基础的人生哲学要求人们善化心灵,约束心性,实现无为到无所不为的飞跃,这对现代人排除各种急功近利的思想从而完善自我有借鉴作用。

四、正确对待释家出世和入世的人生观

释家是佛教的别称。释家人生思想的核心是教育人们通过在生活实践中的修学准确地认识自我、认识世界,进而从容于世界,最终使“真我”实现完全彻底的自在圆融无碍。在人生态度方面,释家非常重视修行,重视“出世”和“入世”。释家“出世”的一面是要人们远离社会现实,而“入世”则是要人们服务社会,二者的结合就是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释家提倡的“自利利他,普度众生,要求净化自己,做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主要回答了“如何做人”和“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的问题。

在人生价值方面,释家的主要思想体现是人生是否有价值、如何看待人生价值、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是什么等。释家认为,人生是痛苦的,苦是人的命运,安于忍受世间的一切痛苦是每个人的义务,也是人的价值所在。在对待“苦”的问题上,释家提倡于己要消灭欲望,要“慈悲为怀”“悲天悯人”,因此人生的意义在于修行。

在人生目的和人生理想方面,释家认为,人生的目的是“超凡入圣”“普度众生”。释家从“人生是痛苦的”这一价值判断出发,主张个人出家修行,以便成佛,进入涅境界。“涅”是释家思想中最高的理想,到了这个阶段也就真正断除了欲望,超越了生死。虽然释家人生理想中的有些具体内容不可取,但这种追求精神境界的思想和方法在生涯发展中还是有借鉴意义的。

五、中国古代生涯发展哲学思想对今人的启示

中国古代生涯发展哲学思想是东方文明的伟大成果,是先人留给后人的巨大精神财富。这些思想的核心都是人生价值观,终极关怀则是人的成长和发展。虽然他们所提倡的人生价值的具体内容并不都是可取的,但关于奋发图强、树立远大理想、重视道德与人格修养、建功立业、奉献社会、轻物质追求而重精神境界的思想,却是符合社会发展主流的,并且值得永远继承和发扬,在今天物质生活普遍提高的情况下尤其具有特殊意义。关于生涯发展的思想体系,我国很早就已出现和形成,现在我们要认真进行挖掘、整理、充实和完善,将科学的、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生涯发展思想运用到具体的职业实践当中,以指导我们的工作,促进人的职业发展。

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环境下,职业发展教育和职业生涯规划越来越受到重视。但目前我们的职业指导过分依赖西方的理论和技术,性格测试、心理测评、职业测评等手段被盲目运用,更为严重的是,很多时候我们将西方国家人的价值体系嫁接到我国,片面提倡自我发展,这就很容易导致自我膨胀,使职业发展教育脱离中国的文化背景,与构建和谐社会相背离。因此,我们要积极发掘我国古代生涯发展的智慧资源,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中西合璧,这样才能构建更加完善的职业生涯发展思想体系、理论体系和技术手段,从而保证职业发展教育起到应有的积极作用。

实践告诉我们,人的生涯问题很多是思想上和认识上的,不一定非要用西方的理论和测量方法去解决不可,我国古代生涯发展哲学思想及方法完全能够使问题迎刃而解。

参考文献:

[1]罗移山.《周易》的人生价值论与当代国民人格塑造[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2).

[2]林之满.周易全书[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2.

[3]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

[4](清)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2007.

[5]邬昆如.人生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6]黄东桂等.佛教人生观探微[j].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6,(2).

[中国古代哲学智慧论文]

中国思想文化论文篇五

第1课孔子与老子

【典型例题】

例1“仁”的思想在先秦时期的进步意义主要是

a满足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需要b抑制统治者的暴政

c成为各国变法的理论依据d奠定“非攻”主张的思想基础

【解析】主要考查考生对重要历史概念的分析理解能力。春秋时孔子最早提出“仁”的思想，要求统治者能够体贴民情，以缓和阶级矛盾，所以说其进步作用在于抑制统治者的暴政，而不可能成为推动各国变法的理论论据，所以可排除选项c。选项d体现的是墨家的思想，春秋战国时期是社会剧烈变革的时代，所以“仁”的思想不可能满足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需要，a项排除。

【答案】b

a儒家b道家c法家d兵家

【解析】主要考查考生再认历史事实和阅读、分析理解历史史料的能力。解答本题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够读懂材料，本段材料的意思是如果仅以行政命令和刑罚来治理百姓，他们要能免受刑罚，但没有道德意识。如果用道德和礼来对待百姓，则老百姓有道德意识，有自我约束力。这句话体现了儒家的德政理论。

【基础练习】

一.选择题

1.孔子主张“克己复礼为仁”，他所指的“礼”是指

a和谐的人际关系b礼貌待人

c奴隶社会的等级制度d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c

2.下列观点符合儒家学派对物质世界的正确认识的是

a“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因桀亡”b“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c“己所不欲，勿施于人”d“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a

3.孔子作为伟大的教育家，对推动我国古代文化教育事业贡献最大的是

a“有教无类”的办学思想b“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

c“知之为知之”的学习态度d“温故知新”的学习方法a

a启发诱导b因材施教c学习思考相结合d择优而教b

5.称誉孔子为“万师世表”的皇帝

a汉武帝b唐太宗c康熙帝d乾隆帝c

6.孔子的思想言论主要保存在

a《书经》b《礼经》c《论语》d《春秋》c

7.老子思想中最有价值的精华部分是

a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b小国寡民的理想

c唯物主义思想d朴素辩证法思想d

8.《老子》中载“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段话体现了其

a辩证法思想b无为而治的思想

c“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思想d以柔克刚的思想a

二.问答题

9.孔子作为春秋时期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其贡献分别是什么?

9.(1)思想方面：其思想体系的核心之一是“仁”，“仁即爱人”，统治者要体察民情，提出遵循“忠恕”之道实现“爱人”。其思想核心之二是“礼”，主张通过“克己”实现“复礼”，他理想中的“礼”是西周时的等级名分制度。(2)政治方面：提倡“为政以德”，主张对鬼神敬而远之，把探讨和解决人世间的实际问题放在优先位置。(3)教育方面：在教育对象的选择上主张“有教无类”，在教学方法上提倡“因材施教”，对学习方法上要求“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温故知新”，把学与思相结合等。(4)文化事业：整理《诗》《书》《易》《礼》《乐》《春秋》等典籍，他的思想主要保存在《论语》中。

10.老子的“道”是指什么?

10.老子将“道”抽象化，认为“道”是凌驾于天之上的天地万物的本原，提出“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思想。在天之前已有“道”，人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是“道”派生出来的，它无形无迹，玄秘莫测，是无意志、无为的自然本体。

【能力测试】

一.选择题

1.孔子强调“仁者爱人”。最能体现他赋予“爱人”以教育涵义的主张是

a因材施教b已所不欲，勿施于人c有教无类d诲人不倦c

a有教无类b因材施教c温故知新d择优而教b

3.下列表述能够反映孔子思想核心的是

a“克己复礼”，“贵贱有序”b以爱人之心调解和和谐社会人际关系

c“民贵君轻”，“政在得民”d主张逐步改良认为历史是不断演进的b

4.“事愈烦而天下愈乱，法愈滋而奸愈炽，兵马益设而敌人愈多”这种观点属于

a孔子的“仁”学思想b孔子的“克己复礼”思想

c老子的辩证法思想d老子的“无为而治”思想d]

a儒家b法家c道家d墨家c

二.材料解析题：

6.阅读下面的一段材料，回答问题：

由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以“仁”为学说核心，以中庸辩证为思想方法，重血亲人伦，重现世事功，重实践理性，重道德修养。具体说来，在天道观上，儒家承继西周史官文化以“天命”与“人德”相配合的思路，宣扬“畏天命，畏圣人之言”，同时又对神灵崇拜作淡化处理，甚至声明“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实际上是把超自然的信仰放到了现实人事的从属地位。在历史观方面，它标榜“信而好古”，每每试图恢复“周公之礼”，将捍卫三代典章文物当做自己的神圣使命，同时亦不排斥对不符合时代潮流的礼俗政令加以适当的变通修改。在社会伦理观方面，它以“仁”释礼，把社会外在规范化为内在道德伦理意识的自觉要求。在修身治国方面，它设计出一整套由小及大、由近及远的发展人格和安定邦家的方案，为巩固政教体制提供了切实可循的途径。守旧而又维新，复古而又开明，这样一种二重性的立场，使得儒家学说能够在维护礼教伦常的前提下，一手伸向过去，一手指向未来，在正在消逝的贵族分封制宗法社会和方兴的大一统国家之间架起了桥梁。这就是为什么儒学在当时能成为“显学”，以及虽然于变革动荡的形势下显得迂阔难行，而到新社会秩序巩固后又被捧上独尊地位的原因。汉代以后，儒学几经变化，礼教德治的精神始终一贯，从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宗。

——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

请思考：儒家学派为什么能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宗?

7.儒家学派之所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宗是因为：它以“仁”为学说核心，以中庸辩证为思想方法，重血亲人伦，重现世事功，重实践理性，重道德修养。(1)在天道观上，把超自然的信仰放到了现实人事的从属地位;(2)在历史观上，以变通来适合形势的发展;(3)在社会伦理观上，能把社会外在规范化为内在道德伦理意识的自觉要求;(4)在修身治国方面，又为巩固政教体制提供了切实可循的途径。因此儒学以他的灵活多变性，人性化和实用性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宗。

中国思想文化论文篇六

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富的和谐思想,古人对如何提高自身修养,如何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方面有诸多的论述.儒家强调”礼之用,和为贵“,强调人与人的和睦相处.道家重视”道“,遵道以行,虚静处下,以建立和谐的治国秩序.墨家提倡”兼相爱,交相利“,主张个体与社会,道德与功利和谐等等.这些观点可以用儒家的”八条“中的”修身,治国,平天下“概括之.而对古代和谐思想的梳理,对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对于我国新时期和谐社会的建构具有重大的理论指导意义.

中国思想文化论文篇七

中世纪以来，西方人对时间的最主要两种看法，一是末世论（目的论）的，二是物理自然的。前者来自基督教，认为真实的时间由人与上帝的关系构成；因此，时间或历史向着最终决定这种关系的那个终点－－最后审判－－而趋进。后一种时间观与人测量时间的精密手段相关。按照它，时间从根本上讲与人的存在与否无关，它是一种客观的、匀质的、不可逆的单向流逝，本身无意义可言，只是物质实体存在的一种方式。当然，二十世纪以来，在科学、哲学的新进展中，出现了新的时间观，尤其以广义现象学的时间观与我们有关。至于古代西方的或古希腊的时间观，是个有趣的问题。首先，它既不是末世论的，又不（只）是物理自然的。其次，我们看到，古希腊的奥菲斯（orpheus）教认为：时间（chronus）乃是运动与区别的本原，因而也就是万物和世界的本原；[1]另一种说法讲时间乃是收获之神。因此，后来的古希腊哲学中讲“生成”、“变化”和“运动”的学说可以被看作对于这时间本原的某种解释，而讲“数”、“存在是一”、“理念（相）”的学说则力图超出这种时间（即不再认时间为本原），或将时间凝固在没有“过去”与“未来”的“现在”之中。亚里士多德折衷二者，将时间定义为“关于前后的运动?氖?薄?2]总之，对于古希腊人、特别是前苏格拉底的古希腊人来讲，时间起码隐含地（implicitly）是个涉及本原的问题，但它在本世纪之前的西方哲学中极少作为一个本原问题得到直接的关注。

到目前为止，治“中国哲学史”的学者们往往是通过西方传统“哲学”的概念形而上学视域来理解中国古代思想；所以，迄今极少有人能关注这种思想中本原意义上的时间问题。然而，只要我们不带形而上学偏见地阅读先秦、特别是战国之前的文献，就会强烈地感到“时”的突出地位。在那样一个塑造中华文明特征的生机勃勃的“时”代中，最智慧的人们大都有一种原发的时间体验；而这在别的文明传统中是罕见的，正如古希腊人对纯形式之“数”和“存在”之“相”的体验在其他文明中几乎不存在一样。

先秦人讲的“时”主要指“天时”，“敕天之命，惟时惟几”（《书・益稷》）；[3]“天地盈虚，与时消息”（《易・丰・彖）。但这天时并不只意味着“四时”和“时制”（比如夏之时制、周之时制），而有着更微妙的“消息”。我们可以称“时制”、“四时”等意义上的天时为“天之时”，即天的时间表现，而称原本微妙的天时为“原发天时”或“原发时间”。所谓“原发”（originallyhappening），是指这时间不可还原为任何“什么”，比如一种目的和手段的关系，一种物质的循环运动，而是出自时间体验自身的循环构合或发生。时间体验一定涉及“想象”，或者表现为“保持（已过去者）”，或者表现为“预期（将要到者）”；但原发的时间体验中的保持绝不只是对过去事情的“再现”，对未来事情的“预现”，而一定是过去、现在、将来相互依存着的当场呈现。当然，就是那时人讲的“天之时”也绝不是物理自然的时间和对这种时间的测量规定；它们源自阴阳、八卦、五行的理解方式，与人的生存状态和行为方式也有内在关系。此外，有关天时如何体现在人类历史中的学说也不只是邹衍和古文经学家们讲的“终始五德之说”，[4]而有更活泼的和非定序化了的表达。

本文就将探究先秦人的“原发天时”观，展示这种天时观如何演变为各种“天之时”学说，以及它们对于中国古代思想和文化的巨大影响。

一.《易》的原发天时观

儒家的经书和另一些先秦子书，比如《孙子》、《老子》、《庄子》等，里边包含着对原发天时观的丰富精微的阐发。我们先来看一下作为“群经之首”且为儒道所共重的《周易》中的天时观，它对于中国天道思想的影响可谓至深至远。

组成八卦的最基本单位“阴”（--）和“阳”（---），并不只是“象征”两类基本的存在形态，更不能理解为两种基本元素（elements）或亚里士多德讲的“质料”；从字形上看，此两字都与“日”有关，字义也与日的向背和运行位置有关；故《易・系辞上》6章言：“阴阳之义配日月”。对于中国古人而言，日（与月）正是与人的生存活动相关的“时”的来源。因此，《易》中的阴阳本身就意味着终极的相交和相互引发，由此而生出变化、变化之道和不测之神意。所以，“一阴一阳之谓道。……生生之谓易，……阴阳不测之谓神。”（《系》上5章）四象、八卦、六十四卦就是这种阴阳本性的表现，在二爻、三爻和六爻的层次上各“通其变”、“极其数”，“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系》上1章）

按照这种理解，易象的主要功能是在“通变”和“生生”之中显现出“天下之至变”。（《系》上10章）而这阴阳相互引发的“至变”对于中国古贤而言即原发之时。所以，《系辞》下传第一章讲的：“刚柔[即阴阳]者，立本者也；变通者，趣时者也。”“趣时”就意味着“趋向适宜的时机”。[5]可见，“易”之变通绝不只是数理上的组合通变，而是指在此卦爻的变化势态（“趣”或“趋”）之中开启并领会到“时机”或“天时”。反过来说也是对的，即《易》所理解的“时”不是物理自然的时间，也不是外在目的论意义上的历史时间，而是在错综变化的摩荡趋势中所构成或媾合而成的原发时间。“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系》下5章）原发时间或“易时”绝非线性的，也不只是形式上循环的，而是氤氲醇化而生的时境、时气。更重要的是，这“相推而生”（《系》上2章）的原发时间必与人的“彰往察来，微显阐幽”（《系》下6章）之“知”不可分。也就是说，此原发时间乃是“时机”，得此时者必“知几（机）”，而能以“神”会事。“几”即变化之最微妙、最氤氲化醇、动于无形而得机得势之处。故“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系》上10章）“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系》下5章）所以“知几”（《系》下5章）就是知时机，乃学《易》之第一要务。

当胡塞尔（e.husserl）和海德格尔（m.heidegger）以现象学的方式来研究“时间”时，

发现这种原发意义上的（既非宇宙论的、亦非目的论的）时间除了各种“趋向”及其“相互媾生”之外别无他物，连“先验的主体性”也不能在这“赫拉克利特之流”中维持。然而，正是这毫无现成性可言的“至变”是我们“领会”或“理解”世界和自身的源头。《易经》和《易传》的作者们在这一点上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相通，即深知终极实在是不可被对象化、实体化的，所以一再讲这样的话：“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惧。”（《系》下8章）将组成卦象的六爻说成“六虚”，正说明卦象、卦理本身以机（几）变为本，根本不预设任何“元素”的存在，而是在“不居”或“不可为典要（典常纲要）”的“周流”和“出入”之中构生出象和爻之时机含义（“度”）。简言之，“易象”之义即时机（几）之义、时机之“度”。“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以为质也；六爻相杂，唯其时物也。”（《系》下9章）。

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读《易》，就不仅能看出“卦时”、“爻时”，而且能体会出所有真切的解释方式中的时性。在《易》、特别是其中的《彖辞》里，“时”这个字大量出现，比如解释《乾》一个卦的文字中，“时”就出现了十多次，并且具有非常突出的诠释意义。尤其是在《豫》、《随》、《坎》、《革》等十二卦中，《彖》作者一再赞叹“时（或‘时义’、‘时用’）大矣哉”，表现出对“时”的重要性的深刻领会。《尚书》中也有大量的“时”字，但其中大部分被训解为“是”，只有少数可读为“时机”、“适时”。《易》中的“时”则大多应被理解为“时机”。

现在让我们简略地总括一下“时”在《周易》的正文（即卦象、卦爻辞、彖辞、象辞、文言）中的一些含义。

其次，广而言之，六十四卦每一卦所表达的都是一种特殊的“卦时”，刻划出那样一个时刻的形势和人所应取的态度。比如《泰》卦表达“通泰”之时的形势（下《乾》上《坤》）、机制（“天地交而万物通”、“内阳外阴”）、趋向（“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和人应取的行动姿态（“征吉”、“包荒，……得尚于中行”、“归妹”、“勿用师”等）。其他任何一卦都是这样。

第三，每一爻位（初、二、三、四、五、上）都有特定的时机含义，且分阴阳（奇数位为阳，偶数位为阴）。爻之阴阳与位之阴阳相合为“当位”，否则“不当位”。在不少情况下，当位者（也就是当时者）吉，不当位者有咎。正所谓“六位时成”。（《乾・彖》）这些以及更复杂的一些讲究就是《系辞》中讲的“六爻相杂，唯其时物也”的含义。

第四，不管是卦还是爻，“时乘”、“及时”、“时发”、“因其时”“时中”、“时行”（见《乾》、《坤》、《蒙》、《大有》等卦）都意味着“吉”或“无咎”；就是本来不利的局面，只要当事人因其时、“奉天时”（《乾・文言》）都可避难成祥。而“违时”、“失时极”（《节・象》）就总意味着不利或灾祸。由此可见，“时”在《易》的领会视野中乃是活的终极，而“与时偕行”（《乾・文言》，《坤・彖》，《益・彖》）“与时消息”（《丰・彖》）就是《易》让人达到的最高“神”境。所以，《系辞》讲：“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知来”（知晓将来）的关键就在于进入阴阳不测、唯变所适的时机化的时境中，从而能与时偕行。

“交”或“遇”就意味着相异者、相对者摆脱开自已的现成属性完全投入一个相互转化的形势之中，从而化生出新的时机和对此时机的领会。所以，这种相交转化正是最根本的“至变”。正如现象学分析中所讲的“过去”（retention，保持）与“将来”（protention，预持）的交融构成了活生生的“当下时机”（augenblick），阴阳（“阴”可理解为“过去”，“阳”可理解为“将来”）的交合则媾生出氤氲“时气”。“气”在先秦思想中总含有“时机变化”以及对此机变的领会的意思，绝不是“气一元论”，如果我们在西方形而上学的意义上理解这个“一元论”（monism,）的话。

乾上离，只有第五位是阴爻，余皆为阳爻]，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曰大有。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译为现代文就是：“‘原本所有’，譬如阴柔得居尊位[六五爻]而张大了中道，上下阳刚纷纷[与之]相应相交，所以称‘原本所有’，也就是‘大有’。它的德性既刚健而又文采鲜明，与天相应，得时而行；所以至为亨通。”[11]此卦之所以“亨通”，在于它含有的唯一一个阴爻正处于“五”这个尊主之位（上卦的中间），且有向下趋势，因而能与阳爻们充分地相应相交，生成“原发之中”，因此“应乎天而时行”，以致亨通大有。简言之，这“中”就应理解为相交发生和维持之中，时机的出现和领会之中。正如《蒙・彖》所言：“以亨行时中也”（可译为：“通行到时机里，就可居中，就可命中）。至于比较外在意义上的“中”、“正”，都是由这个原发之“中”衍伸出去的。

一些其他的解《易》讲究，比如三才、承、乘、比、应、据、互体、反对等等，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上面讲的“阴阳交而生时处中”这样一个最根本的易道、易理相关。

第七，所有这些解《易》的“原则”或讲究都不是可独立地、机械地运用的规则，而是在相互化洽之中的趋向指引。当机领悟和当机立断是解《易》的最终时机，而全部《易》及其解释方式都是为了帮助人进入这个“时－机”（几）之中。

二.其他的原发天时观

上一节的讨论达到了这样一个结论，即易理之根本在于“阴阳交而生时处中”。可知《易》的一切预设，比如阴阳和象数，都无“自性”可言，都是为了构设出、参与到时机领会或原发天时的媾生之中。这与西方的概念形而上学有巨大差异，而与诠释学（hermeneutik）化的现象学思路有一些重要的相通之处。

对于这两者，原本的时间都是一种纯粹的“象”的构成，用德文“bilden”表达最合适，因为这个词的动词（bilden）意为“发生”、“构成”；名词（bild）则为“象”、“画像”等。而且，它们都视原本的时间本身充满了与人生最相关的意义，决定或生成着人、民族、国家的命运（天命）。这样的时机化和域化的时间乃是我们一切“知”和“领会”的源头。

中国文化中出现的几乎全部有生命力的学说和学派都与这样一个“与天地准”的易理源头相关。它们的成熟形态一般都强调了这个原发易理时机中的某一方面，比如汉儒强调礼制，也就是象数的先天结构、位置那一方面，道家则强调易几中的“变动周流”和“与时偕行”的一面。阴阳家强调阴阳和象数的一面，因而与汉儒有共通之处。不过，它们都不会完全舍弃另外的方面；如果那样的话，就无活的持久生机而言。正因如此，它们都能够在内部形成不同的、甚至是相对立的倾向，比如儒家中出现了宋儒，道家变成了道教。

然而，在春秋时期，颇有一些好学深思者以原本的方式领悟着这个源头，以各自的方式天才地体现着变易交会之中的天时。下面让我们检视四位：范蠡、孔子、老子、庄子。

范蠡是春秋末越国大臣。越王勾践不听其劝，以致大败于吴国，经历了极大困苦与耻辱。然后，在范蠡辅佐下，“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待时机成熟，一举灭掉吴国而称霸。范蠡对于天时和阴阳变化之几微有深切领会。他讲：“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夫圣人随时以行，是谓守时。”[12]这“时”的表现可谓“变动不居，上下无常”，因而使不精于此道者莫名其妙，往往动辄得咎。范蠡“因阴阳之恒，顺天地之常”，得以领会时机的生熟正反，多次劝阻勾践“得时不成”、“逆时”而动的意向。他苦心等待和促成的就是“人事与天地相参”或阴阳相交而构成的最佳时机。一旦时机来临，“从时者，犹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趋之，唯恐弗及”，马上促使越王出兵伐吴。用兵的进退攻守，皆以阴阳之变为根据，“顺天道，周旋无究”，致使“吴师自溃”。吴王卑辞请和，勾践欲许之，范蠡则以天时之理力谏勾践。他说：“圣人之功，时为之庸[用]。得时不成，天有还形”。最后击鼓进兵，灭掉吴国。范蠡可说是深通易理天时之人。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思想者。但记载他言论的《论语》却没有以理论的方式来讨论天道、性命这些“大问题”。因而被黑格尔贬为“老练的、道德的教训”和“散文式的理智”。[13]而不少人也确实认为儒家的“外王”极致在汉儒，内圣的极致在宋明儒，而对孔子之为“圣”的道理只好含糊敷衍过去。其实，《论语》乃是儒家思想最深刻原发的表现，其仁说与易理之精髓息息相通。当然，尽管孔子好《易》，却并不主要依据卦象来思考和教导学生；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者是“艺”或“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另一种讲法则认为六艺指“六经”，即《诗》、《书》、《易》、《礼》、《乐》、《春秋》。不管怎样，“艺”意味着灵巧、机变、有尺度感，在适时应和之中让“阴阳”或“相异者”相交，从而当场引发出某种事物和情境，因而能养成人的分寸感和对时机的领会。

中获得新鲜的诠释含义。因此，他不但本人爱引《诗》，而且特别鼓励学生创造性地诠释《诗》，以造成领会礼和其他问题的时机或意境。（《论语》1/15，3/8）至于《春秋》，绝不止是史书，而是孔子的政治、伦理和思想智慧的最富时机（事件的时机、语言的时机）性的表达。可以说，这些艺在孔子那里是转化了的卦象，通过它们而领会到更有“文”化含义的易理。

这些就是孔子的“中道”或“中庸”的源头。没有技艺活动开显出的原发时境，就无活生生的“至”极（《论语》6/27）和“不勉而中”（《中庸》20章）可言，而只有外在的折衷。所以，对于孔子，中庸的终极含义就是“时中”；（《中庸》2章）即“随时以处中”，或“总在最佳的时机中”。于是，《中庸》讲：“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庸》1章）这正是礼、乐、诗等艺术让人达到的时机化境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至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同上）这“中和”正是对“原发天时”的最合适的一种领会和表达，深合易理。能“至中和”，则“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因为“天时”对于中国古贤来讲就是活的终极、生成着的“中极”。孟子赞孔子为“圣之时也者”，（《孟子・万章下》）可谓言中！

老子的学说尽管不看重“艺”，但同样富于时机化含义。看不到这一点就会将道家视为“中国古代的形而上学”的典型。老子讲：“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42章）正是由于阴阳的相激相交（“冲”），以至有气化之“和”。此处“冲”字既可训为"涌摇交汇”，又可训为“虚”，从字面上看，则也可与“中”有关。两极相交而生居中之虚境，于义亦妥。帛书甲本此字就是“中”。按先秦人的思路，这阴阳交生之中虚或中和者，必含有原发的时机性。“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老子》16章）可见在这虚极之处，有“作”有“复”，以构成“惚恍”之象。“视之不见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执今之道，以御今之有，以知古始，是谓道纪。”（《老子》14章）[15]“夷”、“希”、“微”都是“无状之状，无物之象”，也就是“不有不无”的那样一种“惚恍”的居中状态，因此“不可”被规定（“致诘”）为任何可对象化之“物”或可描摹、再现之“状”。但它们又都有来去出入可言，“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老子》5章）但这“来”不见其首，这“?ァ辈患?浜螅?蛩?怯搿敖瘛被於??弧9收狻叭?[夷、希、微]混而为一”，可以理解为原发时间的三时相[将来、过去、现在]媾生合一的氤氲状态。而且，原文确实马上谈到了时间之“今”与“古”。今与古的交织回荡构成了“道纪”和“自然”。所以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写道：“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能看出道家乃“因时为业，……时变是守”，（同上序）很有见地。但须知道家的这个要旨与《易》理相通，也就是与先秦儒家的天时领会相通，而将“儒墨”置于同一档次大为不妥。至《庄子》，此“时”义大张。“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庄子》逍遥游）就是游于原发天时的境界。这不限于“安时处顺，哀乐不能入”（《庄子・养生主》）这类说法里的时机领会，更意味着“游乎天地之一气”（《庄子・大宗师》）的终极或中极时机化境界。比如“山木篇”讲的“处乎材与不材之间”就意味着这样一个“与时俱化，……以和为量，浮游乎万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的“时中”境界。

由以上这些阐述可知先秦人对“时”的极度敏感和原发领会。这里需要指出一点，即“随时”、“与时消息”、“守时”、“因时”等，绝不只是“按（现成的）时刻表做事”，更不是无真义可言的“机会主义”，而意味着进入或参与到原发时间或天时的构成之中。只有在其中，才能“随”和“因”。所以，随此天时而动就必为此时所化而“至诚”，也必因此而“可以赞天地之化育”。（《中庸》22章）这就是《中庸》讲的“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的意思。（《中庸》25章）在《中庸》的语境中，“至诚”相当于本文讲的“原发时间”，所以“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中庸》20章）并不只是被动地顺因外在的规律。“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中庸》24章）此为圣人境界。

三.天时的各种表现――天之时

这种对原发时间的关注来自中国的远古传统，也反过来深刻地影响着先秦之后中国文化的走向和特征，由此而形成了各种时间上的讲究和安排。有的还保持了对于原发时间的体验，有的则在一定程度上流于外在的时间格式（schematismas）了。

中国古人“仰观于天”的长久热情在其他文明古国也有，但中国人由此不仅发展出测时的历法和作预言的占星术，而且将这种比较外在意义上的“天时”转化到人的生存领会和行为态势中来，发展出了一种天人相参的时机化的时间观。中国人真正看重的既非物质自然之天，亦非主体之人，而是在其中摩荡生发着的生存时境。

《易》一开始并不只是一部用以占卜的书，也绝不只是“观类取象”，象征和描摹现代人讲的“自然规律”的书。从根本上说来，它是一部“参天时”之书，通过卦象和解释来领会阴阳、天人相交相背之时的种种形势和处身之道。由此而可看出“德”或“美德（比如“健行之诚”、“潜隐之韧”、“避咎之惕”、“履正之中”、等等）乃是时机化形势本身所要求的，而天地万象之变化也竟可以视为媾生原发时间和生命意义之“易”。所以《系辞》说《易》是“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系》上6章）它要表达的是超出西方分类原则的一种原发混成的智慧。因此，由它可以变化出或关联到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不管是历法、兵法、医术、建筑、艺术，还是治国和修身之道。

历法早已配合于易象。比如“十二辟卦方位图”，其“来源甚古”；[16]它是将易卦中十二个有序的“阴阳消息”卦按“东西南北”等方位排列，十二“地支”与之配合。由此而见一天十二时辰和一年十二月份中的易理－－阴阳如何消长；同时可见时间与（地理）空间方位的关系。类似的、做得更精巧复杂的“图”还有许多，比如揉进了“节气”的“卦气七十二候图”和“卦气六日七分图”等。由此，《易》与历法结合；而中国的历法自古便与人的活动时机紧密相连。

此外还有更复杂的“五运六气”之说，用以推算每年每季的气候及其与人的身体的关系。我想除了在中国古代的这种重天时的文化中，哪里也不会出现如此精微的“时刻表”。但更重要的是，这种推算虽然有法可依，却又绝不是完全机械的，不然就丧失了原发天时的“原发”意义。这么多本身有时间性的因素相互影响、“化洽”，所得出的不可能只是死板的定数和“规律”，而更有时潮的“随-机”趋向。[18]最终的决断或决定性的判断只能由那能充分感受这时潮之人临机作出。正所谓“时中（zhong四声）”是也！不背医书者不晓规矩方圆，只背医书而不知运用之妙者，必治（致）人于死地。对于中国古人，凡事做到精微处，无不有个太极阴阳五行，也就是变易之时机几微。这里确有理性的深思熟虑，但也绝非只限于概念理性和因果关系；在最关键处总离不了时机化的理性，也就是“圣之时”的裁决。所以养生治病如治国用兵，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素问・气交变大论》）才会得机得势，透微入里，游于天时的韵律之中。

可以设想，这种阴阳五行、变通周旋的易理完全可以用于理解历史和社会政治。以上已经提及孔子作《春秋》，内含微言大义，即在历史之时机情境和叙述之语境中“寓褒贬，别善恶”。战国时的邹衍，“深观阴阳消息，……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看来，他已有意识地将“阴阳消息”、“五德[即五行的表现]”与君王之“治”联系了起来。而且，这“五德”的时间似乎也不只是指一年之中的季候，而包括了朝代或历史时代。汉代的董仲舒著《春秋繁露》，将阴阳五行的历史观和社会政治观与《春秋》直接挂连，全面阐释出儒学的“天之时”的含义，建立起儒家在中国文化中的正统地位，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

董仲舒相信“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阴阳义》）天性唯时，故人性亦唯时。天有春夏秋冬之四时，人则有喜怒哀乐之四气；反过来说也可以，即天有喜怒哀乐之气，人有春夏秋冬之时。（《繁露・天辨在人》）而关键在于：“与天同者大治，与天异者大乱”。（《繁露・阴阳义》）这一点对于“人主”或“王”尤其重要，因他一身系天下之安危。董仲舒写道：“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繁露・王道通三》）这种以文字为“象”而通其原义的作法颇有《易》的古风，而其阐发的王与天地贯通之“中”也颇有深义。“是故王者唯天之施，施[法]其时而成之；……然而王之好恶喜怒，乃天之春夏秋冬也，其俱暖清寒暑而以变化成功也。天出此物者，时则岁美，不时则岁恶。人主出此四者，义则世治，不义则世乱。是故治世与美岁同数，乱世与恶岁同数，以此见人理之副天道也”。（同上）王法天就是法天之时变而成就社稷黎民，故他的好恶喜怒之发皆中节（即“义”的原义），就如同天之四时皆守时，则世治，如天之岁美。可见人主与天以时相通。“人主立于生杀之位，与天共持变化之势，物莫不应天化”。（同上）非常清楚，这正是《易》与阴阳五行思想的衍生和体现。

六气”说所推衍的那样，只是后者主要涉及气候灾变与人的身体中的五藏六腑的关系罢了。因此，正如上面已说过的，董仲舒的推断尽管提供了大的思想背景，但也绝对代替不了原发的时机决断，因为这正是所有这些天时推衍的根据所在。原始反终，才会有真正的“应天因时之化。”（《繁露・五行相生》）

关于时代、朝代之变易，董仲舒有“三统”或“三正”之说。“三统”，就是指三个相继的朝代，各以不同的颜色、时制来“一统于天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这颜色首先来自物候之时机，比如当寅月（十三月）之时，“天统气始通化物，物见萌达，其色黑”。如以这个月份为时制之“正月”，则是以黑色为统，于是朝服、车马、旗帜等重要标志皆取黑色。退后一个月（丑月，十二月），则“天统气始蜕化物，物始芽，其色白”；因此，以丑月为正月的朝代为白统，其色尚白。因其看重“正月”的确定，视之为“王”受天命的象征，故亦称“三统”为“三正”。“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故谓之‘王正月’也。”（同上）

照此说法，儒家并不只是按“阳尊阴卑”之说而维护“三纲五纪”的尊卑秩序，更依据阴阳易变而“天道靡常”的道理来接受并积极参与时代或朝代的更替，“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易・革・彖》）非如此不可谓“奉天应时”之真儒、大儒，而只是固守死礼的陋儒、腐儒。但儒家能接受的朝代变易必是真正应天承运、以德配天者，所以“王者[即新王]必改制”（《繁露・楚庄王》）也就是必以新统新时换旧统旧时，不然不足以示区别、“明天命”、“见天功”。无此《易》变，则无“正”、“统”可言，亦不会长久。这一说法或思路影响了后世历代君王。可见中国的“正统”观中充满了天时见地。

更奇特也更深刻的是，董仲舒和今文经学家不仅赞成朝代变易或政体“历时”说，还主张这变易之中的和谐共在，即“通三统”的“同时”说。这“通三统”讲的是，以新王或新时代为主导之统，但同时要让前两统或前两王之后代以非主导的或边缘的方式存在；也就是此二者被退封百里而为公候国，“使服其服，行其礼乐，称客而朝。”（《繁露・三代改制质文》）这二统仍奉其祖先当王时的正朔时制，因而在其方圆百里的公国中仍服其故有之服色，行故有之礼乐，当朝天子也以“客待之，而不臣也”。

新王或新统又出现后，最老的旧统就退出三统，而被称为“帝”。帝有五位。新帝进入五帝后，最老的帝又退出以保持“五帝”之数。退帝者被称为“皇”，共有“九皇”。退出九皇者才为民。“从文化基因”或“形式”的角度上看，不主当前时制的两统仍是“统”，只是不是“正[在主导之]统”。但它们代表了“过去”，也在某种“惚恍”的意义上代表了“未来”，因过去了的某一统起码在形式上会再现而主宰未来的一个时代。这三个时代或时间向度的贯通，就是“通三统”。这“变”而“通”构成了任何一统或只变而不通的三统所没有的活生生的“天时”感受，即传统、现实和将来的充满仁爱、正义和憧憬的微妙交融，赋予历史、文化、社会以原发的和自然和谐的生存意义。由此让我们领会到孔子讲的“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深邃含义。这是中国古代儒家天时观在政治、历史领域中的最有特色的一个表现，是原发的、时机化了的“人（仁）道主义”，在西方的政治理论中找不到对应者。董仲舒对《春秋》笔意（即寓褒贬于其中的记述方法）也做了许多讨论，比如“玉杯”、“竹林”、“玉英”等篇。这些都是更直接具体的时机化分析（“别嫌疑”）。这里限于篇幅，就不作讨论了。

结语：

本文阐述了中国古代的天时观在《易》和几位大思想家那时的“原发”表现，以及它如何延伸到中国的古医学和政治、历史、社会的学说中。在我看来，不深刻了解这种天时思路，就不可能进入中国古代思想和整个中国文化的枢机之中，也就不能真正理解之。

从以上的讨论可见，这种天时观与对人的生存形势的领会相通。在这个意义上，它与西方的现象学时间观比较接近，尤其是与海德格尔的解释学化的现象学时间观接近。然而，也不可忽略它们之间的不同之处。现象学的时间观，哪怕是海德格尔所讲的，都首先与个人的原发体验相关；尽管这不必是主体主义的，而是历史的和解释学境域化的，但起码它的讨论方式要以个人体验（“主体的内在意识”、“缘在”（dasein））为中心进行。中国的古代天时观则不然，它出自与社团、种族的生存息息相关的日、月的循环消长，并被《易》象化，通过阴阳的“媾生”势态和机理来领会时机的构成特点。所以，这种时间观能孕育出各种极为精巧、复杂和准时准点（地点）的应时技艺和学说。在“朝向将来（以“将来”为时间重心）这一点上，天时观与海德格尔的时间观相仿佛，但在海德格尔那里，这种“朝向”或者表现为个人在“朝向死亡”中做出“先行决断”的体验，或者表现为对于那已消逝之“神”的“等待”姿态。在《易》和《黄帝内经》中，这种朝向却是更丰富和活泼得多的；既可以是准时准点的预测（“知几可以前知”），又可表现为“以德配天”的时机化智慧（“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素问・四时调神大论》）和活生生的信仰。然而，古代中国的天时观缺少现象学那样的详审分析和追究，因而多为活灵活现的“体现”，而寡于反思境域中的“纯现”，以至往往被后来的思想家们所忽视遗忘。

注释：

[1]参见《希腊哲学史》，汪子嵩等著，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75-76页。又见w.k.c.格思里（guthrie）：《奥菲斯和希腊宗教》（orpheusandgreekreligion），london，1952年，80-95页。

[2]亚里士多德：《物理学》219b1。

[3]此文引用中文古典文献时尽量在行文的括弧中给出出处。其中的加强符皆来自引者。

教育出版社，1995年，310页以下。

[5]《周易译注》，黄寿祺、张善文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570页。

[6]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seinundzeit）,tuebingen:neomarius，1949年，31页。

[7]作者对于“象”的原义的讨论还见于另一篇文章：“观象”，见《读书》，，4期。[8]《周易译注》，153页。

[9]参考《周易译注》，406页，但有所变动。

[10]参考《周易译注》，45页。

[11]参考《周易译注》的译文，但有较大改动。

[12]《国语・越语下》。以下言范蠡者皆出此处。

[13]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1卷，北京三联，1956年，119，132页。

[14]可译为：“礼制以适应时机为最重要，再者才是要合乎顺序”。

[15]此章最后一段依帛书本改动，即将王弼本的“执古之道”变为“执今之道”；“能知古始”变为“以知古始”。参见《帛书老子校注》，高明撰，北京：中华书局，，298页。

[16]《周易译注》，56页。

[17]《素问》和《灵枢》皆属《黄帝内经》，引用时不再标出《黄帝内经》字样。

[18]《素问・六元正纪大论》：“帝曰：‘余司其事，则而行之，不合其数，何也？’歧伯曰：‘气用有多少，化洽有盛衰，盛衰多少，同其化也’。”“同化”意味着构成时机的各种因子（比如“气”、“运”）的叠合化洽。

[19]公羊《春秋》派或今文经学中的“三世说”（认人类历史由或将由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组成），似乎有目的论之嫌。但对三世说的解释往往含糊不清，既可以是“希望哲学”，又可以是“复古慕古”而含“循环”之义。不过，可以肯定，《礼运》中“大同书”所描述的大同世界（相当于太平世）比较近于西方思路中的“理想社会”的模式，而少天时智慧。我对三世说的评价与蒋庆君所说者（见蒋著《公羊学引论》，第5章，9节）不同，尽管我在阅读其书时受益良多。

中国思想文化论文篇八

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属于以孔子为代表的`诸子百家伦理道德学说为主干的儒家伦理型文化,既有理论深度又有实践价值,包涵着许多优秀的思想道德成果.本文从具有时代意义的和谐社会建设入手,提出加强道德教育是时代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必然要求,而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有与和谐社会相同活力的内容,同时也是大学生进行道德教育可以利用的重要思想资源.继承儒家文化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思想方法,使之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相融合,对于塑造和培养当代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无疑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和时代价值.

付亚樵(东北师范大学,吉林,长春,130024)

中国思想文化论文篇九

这个学期我选修了“中国文化概论”，学到一些中国文化中儒、释、道三家的思想，虽然只是皮毛，亦颇有体会。在学习儒家文化的过程中，我以为儒家文化中一些理论对于当今社会仍能有一定意义。特别是它的伦理思想，对于当今正建设的和谐社会，更有指导意义。儒家思想曾是中国社会数千年来一贯的主导思想，自汉以降历朝历代都以其为统治思想，它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为统治者的治国方略，百姓的生活指导。

当今建设和谐社会，提出了“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道德准则。而早在两千年前，孔子便建立起了一整套完善的道德标准，提出了以此“孝悌”为核心的“仁”的思想。这套思想是值得借鉴的。在《论语·学而第一》中有这么一段话：“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意思是说，为人孝悌而喜欢犯上的人，世间是很少见的；而不喜欢犯上却喜欢在扰乱社会的人，那是从来都没有的；君子应该追求根本，根本建立起来，道义便从中产生。孝悌，就是“仁”的根本。

经过新文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已被大大削弱，而经济与文化的不同步发展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今天的道德真空。社会上经常可以听闻一些家庭内部的暴力、遗弃和虐待事件。这些家庭不和睦的事件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一方面家庭不睦导致了一部分家庭的破裂，使得社会上不稳定因素增加；另一方面，在这些不和睦的家庭中，家庭教育总是存在一些缺陷，从而导致这些家庭中成长的孩子心理上，或者说精神上产生不良的倾向，甚至使一些孩子成为社会上的“定时炸弹”，随时可能成为危害社会和谐发展的导火索。由此可见，家庭的和睦对于社会和和谐发展是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的。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细胞产生病变，则作为肌体的社会也不能“健康成长”。故建设起和睦的家庭，才能使社会和谐发展。儒家的“孝悌”之道，正是解决家庭和睦问题的良药。

“孝”，指的是子女对父母的尊敬，“悌”，指的是弟对兄长的尊重。在儒家的学说中，对人的各种仁爱都是由孝悌这种父子兄弟之爱推衍出来的，即上文中所说的“孝弟（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富裕起来的人们，便需要教化。而根据儒家学说，“孝悌”是“仁”的核心。因此，教人以“孝悌”，才能使人们学会“仁”。

如果家庭和睦，父母爱自己的子女，子女们便会报之以爱，都能孝敬父母，听从父母合理的教诲。从“爱父母”加以引导，可以让人们将爱扩展到邻人，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谓“泛爱众而亲仁”是也。

怎样才能家庭和睦呢？“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就是要用“仁爱”的心灵去关怀、爱护自己的家人。父母对子女的爱是本能升华而来的爱，是天经地义的。而“孝”可以说是父母对子女的爱引起的女子对父母的爱的回报。如果没有父母之爱，也就无所谓子女之爱，即无所谓“孝”。同样，“悌”也是如此。教之以孝悌之道，则父母子女兄弟手兄互敬互爱。而相爱的家庭很少不和睦的。

家庭和睦，则可把这种“仁爱”扩展到邻人继而扩展到所有人，使人们推己及人，从而天下“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与今天所倡导的“和谐社会”是相似的。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们应当借鉴儒家的“仁爱”伦理，激发“仁爱”情怀，使“以人为本”成为人们立身做人的基本原则，在日常平凡工作中，能够自发去尊重、关心他人，使人们守望相助，患难相扶，使“仁爱”成为全社会人们的自觉行动。若能做到如此，则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到来，就指日可待了。

中国思想文化论文篇十

摘要：汉中是我国历史悠久的产茶胜地，有着品质上乘的汉中绿茶，独具魅力的秦巴茶艺、汉茶茶礼，丰富多彩的茶风习俗等独特的茶文化。

旅游部门应更新观念，重视汉中茶文化旅游开发，打造一批生态茶园旅游品牌，积极营造茶文化氛围，加大宣传促销力度，不断开拓汉中茶文化旅游市场，加强汉中茶文化旅游商品的开发工作，使汉中茶文化旅游创造出其应有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21世纪是休闲的时代，体验的时代，人们的出游选择更加注重精神文化方面的审美体验。

各种以文化为特色开展的旅游活动顺应了这一市场，正在如火如荼、蓬勃发展。

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自然文化与人文文化的联姻，是以茶为核心的物质功能、社会风向、文学艺术风韵的有机汇总，经过长期发展，已形成一种内涵丰富的综合体系。

汉中有着悠久的产茶历史、独特的生态环境和优良的茶树品种，研究汉中茶文化并开发茶文化旅游对促进汉中旅游业的发展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茶文化发源地之一，历史悠久的产茶胜地。

“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

”茶史钩沉，能不忆汉中?汉中是我国北方茶区中最优良的茶叶适生地，常年良好的生态环境被公认是地球上同经纬度地带中最适合人类生活、也最适合茶树生长的地方。

而汉茶种植历史悠久，始于战国，兴于秦汉，盛于唐宋，自古就是茶马互市的重要供养地。

汉中茶叶创造过历史的辉煌，盛极一时并影响深远。

中国最早的一部地方志书《华阳国志》中记载，约在公元前12世纪，古巴国的人们把茶叶作为地方特产敬献给周天子武王，贡品茶“形似月亮，紧压成团”，名曰“西乡月团”，应该是世界上最早的贡茶之一。

“西乡月团”大约产自今天汉中市的镇巴、西乡县一带。

大巴山产茶，在唐代陆羽所著《茶经》开篇即云：“茶者，南方之嘉木也，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唐代的朝廷即以汉茶赐贡。

宋代“汉中买茶，熙河易马”，茶马互市，更为繁荣。

汉中因茶赋而成为大宋王朝同成都、开封并列的三大财源城市之一。

明代每年以“汉中茶三万担易边马三万匹……”汉中茶叶成为当时国家最重要的战略物资之一。

(二)品质上乘的汉中绿茶。

“纬度高、海拔高、云雾几率高、富含锌硒、远离污染”的自然地理优势和生长环境使汉中茶具有“香高、味浓、耐泡、形美、保健”五大特点。

“汉中是我国罕见的高香茶区”，而且是洁净、卫生的全天然有机茶产区。

茶叶中普遍富含有机锌和有机硒，同时汉中茶没有污染。

全市所有的茶叶不经任何技术处理，经中茶所测定，全属无公害茶叶，90%以上达到或超过绿色食品的a级和aa级标准。

美国有机食品专家对汉中茶区的生态进行了实地考察后，给出的评估结果为“金”级。

据中国有关茶叶科研机构测定，汉中名茶氨基酸含量达4%左右，咖啡碱达4.5%左右，茶多酚达40%左右，水浸出物达46%以上，有较好的品质表现。

(三)独具魅力的秦巴茶艺、汉茶茶礼。

“尽揽春色品茗时，茶香笑迎客做伴”，汉中把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作为宗旨，收集、整理、发掘古朴浓郁的品饮方式及饮茶习俗，加以创新利用，开发出古朴而又不失现代的茶艺表演艺术。

西乡的“秦巴茶艺”，通过动态的冲泡以及表演者服饰的配合与古筝音乐意境的烘托，将秦巴茶艺的大气展现在人们的眼前。

茶艺表演的汉茶茶礼，展现出了汉朝时代的礼仪和茶文化风情。

茶道表演将盛唐宫廷茶道用现代茶道的形式表现了当代的礼茶理念。

茶技精湛，动作娴熟，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

(四)汉中民间的茶风习俗。

解放前后，汉中地区的茶馆设备都很简单，仅有桌凳、火炉、水壶和茶具，但店家招待茶客十分殷勤，语言谦和，态度和蔼，使人有一种回家的亲切之感。

近几年来，随着时代和经济的发展，茶馆新增添棋类、纸牌、画报、书刊、音乐电视节目。

有些还邀请乡土艺人弹琴说书，活跃了茶人的文化生活。

这类茶艺馆，形成了一种崭新的茶俗，增添了客人的雅兴，深受人们欢迎。

在乡村集镇，一家一户也是个茶馆，不仅自己养成了喝茶的习惯，还形成了“客来先敬茶”的习俗语。

客人登门，茶水当先，为客沏泡名茶，连茶具也很讲究，一般都要做到开水洗烫消毒。

献茶时双手捧杯，轻递轻放，亲切招呼，颇有茶礼。

过去关门制茶唯恐“独门绝艺”被人学去，如今聚集一起亮绝艺现场“斗茶”。

巴山深处著名茶乡西乡县罗镇数千名茶农聚集一起“斗茶”，进行采制茶比赛。

只见穿着醒目红、黄、粉色浅色衣服的茶女们，臂挎竹篮穿行在青翠的茶山，她们唱着采茶歌熟练地采茶。

茶女们采摘的都是一芽二叶鲜叶，随后由制茶历史都在以上的“老把式”登台亮相，进行鲜叶杀青、揉捻、初干、复干和足干这些制茶流程，角逐茶叶采制能手。

随着“斗茶”比赛的开展，该镇茶农们也出现了争学科技、大斗茶艺的热潮。

(一)更新观念，重视汉中茶文化旅游开发。

旅游业作为一种文化经济，只有深入发掘文化旅游资源，提高旅游地文化品位，树立市场品牌，才能提高旅游者的消费档次，形成效益型增长。

为了促进旅游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汉中必须大力发展融自然风光、地方文化于一体，强调参与性、知识性的特色旅游产品。

茶文化旅游可让游人在美的享受与游的乐趣中，学习和体味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感受“礼让、友谊、亲和”的中国茶德，起到教育国人，促进茶文化复苏与繁荣，增强民族自豪感的作用。

游人在对茶文化的了解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了赏茶、爱茶的心理，客观上起到了培育茶和茶文化旅游消费者的作用。

以茶文化旅游为龙头，可以带动茶文化旅游沿线景观、景点、茶商品购买、茶会娱乐和茶旅住宿的兴旺，为旅游地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

因此，汉中旅游管理部门及业界应该抓住这一良好机遇，转变对茶文化旅游不够重视的观念，顺应市场需求，大力发展汉中茶文化旅游事业。

(二)打造生态茶园旅游品牌，开展茶乡生态游。

汉中北依秦岭，南屏巴山，气候温润，产茶历史久远，种茶地域广泛，茶园规模空前，深受游客青睐，选择条件适宜之地，如西乡、勉县、宁强、南郑等地，发展茶乡山水生态游。

建议有关部门大力将发展茶园产业与旅游联姻，共同引导开发一些茶园观光游项目，集采茶、制茶、品茶、茶艺表演、茶园观光等于一体，让游客在欣赏汉中茶园独特美景的同时，更好地去领略汉中茶文化的魅力。

西乡县以发展生态茶园为依托，开辟了茶园观光旅游线路，大力发展茶园农家乐，开发出品茶、观光、娱乐、健身等多种旅游项目。

同时，还成立了县茶叶中等专业学校，开设了茶艺表演班，专门培养茶艺表演人才，为西乡乃至汉中茶产业的发展壮大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较好地实现了“以茶促旅，以旅促茶”的双赢局面，为汉中进一步打造更多的生态茶园旅游品牌树立了榜样。

(三)积极营造茶文化氛围，加大宣传力度，不断开拓汉中茶文化旅游市场。

“2010中国陕西(汉中)首届茶业茶文化节”，随处可见宣传汉中茶文化的图片和信息，社会反响非常好。

建议将营造茶文化氛围作为一项长期的、经常性的工作。

比如，可以在出入汉中的交通要道旁悬挂大型广告牌，宣传汉中茶文化;在城市的商场、车站、广场等行人密集处安装电子显示屏，讲解汉中茶文化;与央视或其他新闻媒体、出版社等合作，推介汉中茶文化。

同时，要将类似“茶文化节”的节庆活动一直办下去，因为现在的节庆活动已与发展旅游密不可分，节庆活动已成为宣传旅游、招徕游客的又一特殊平台。

特别是汉中茶叶协会将汉中几大名茶整合后打出“汉中仙毫”的品牌并成功推出，使得汉中茶业走出了盆地，走向了全国，也使得汉中成了众多游客关注和向往的地方。

(四)加强汉中茶文化旅游商品开发工作。

购物是旅游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汉中茶文化旅游的发展，必须注重茶商品开发研究工作，茶商品从狭义上说是指各种品牌的茶叶;从广义上讲是指以茶为龙头的包括茶具、茶食、茶画、茶书法、茶工艺品、茶旅游纪念品等涵盖茶文化各个方面的旅游商品。

有关部门应加强对茶文化商品的研究开发工作，成立专门机构设计开发文化内涵、品味较高的旅游商品。

如，在茶叶包装上可以根据茶叶产地，在盒子表面印上当地的著名旅游景点图片及简介，比如：勉县定军茗眉茶盒上可印武侯墓和武侯祠，西乡午子仙毫茶盒上可介绍午子山，南郑汉水银梭茶盒上可印南湖、红寺湖，宁强雀舌茶盒上可介绍青木川古镇等。

另外，还应根据汉中客源市场的特殊性，推出一些特别品牌包装盒。

如，汉中的两汉三国文化和“东方红宝石――朱”常常引得日本和他国友人前来品味和观赏，因此，可以在茶盒表面增印上日文或英文，在方便游客的同时，更好地宣传汉中茶文化和旅游，也为早日把汉中旅游推出国门积蓄力量。

目前，汉中拟建造一座集茶商品贸易、茶精品展示、茶文化交流、茶信息传播、茶科技研究，休闲、旅游、娱乐、会议于一体的西北最大的'汉中茶城，以此来提升汉中城市品位。

此项目的完成将会填补汉中无大型旅游购物点的空白，从而大大提升汉中旅游品位，促进汉中旅游业又好又快地发展。

参考文献：

[1]汝百乐，徐友.云南茶文化旅游开发初探[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1.7.

[3]史延廷.振兴茶叶的关键所在是发展茶文化旅游.中国旅游报，2000.2.

中国思想文化论文篇十一

中国思想文化源远流长，拥有丰富而独特的文化传统。在认真学习中国思想文化史的过程中，我深感中国传统思想的价值和魅力。中国思想文化史不仅是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我们理解中国社会、文化以及民族精神的钥匙。通过对中国思想文化史的研究和思考，我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与演变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以下是我的个人心得体会。

首先，中国思想文化史展现了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和智慧。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的脉络几千年如一日地延续下来，其中蕴含着众多智者和圣贤的智慧结晶。无论是孔子的儒家思想，还是老子的道家观念，他们都通过自己独特的方式表达了对人生、社会、政治以及宇宙等诸多问题的种种见解，留下了丰富的经典著作。这些思想和智慧不仅指导了中国人民几千年的生活和行为方式，也影响了东亚乃至全球的文化思潮。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和智慧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得以完美呈现。

其次，中国思想文化史也揭示了中国人民对于道德和伦理的重视。中国古代思想家们将道德伦理作为思想研究的核心，强调了个体与他人、个体与社会的和谐关系。他们强调个体的修养和自我完善，并将社会道德准则视为维护社会秩序和个体幸福的重要保障。孔子的“仁”、“义”、“礼”和老子的“无为而治”都反映了中国人民对于道德和伦理的深刻关注。这种重视道德伦理的传统一直延续到了现代，影响了中国人民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

第三，中国思想文化史启迪了我们对于生命、自然和宇宙的思考。中国思想家们对于宇宙和自然的认识不仅深入，而且注重与个体的关系。儒家思想中，“天人合一”的观念指出了人类与自然是相互依存、相互关联的，人类应当与自然和谐相处。道家思想中，追求“天道自然”的无为而治，强调了个体要顺应自然之道，不争不抢，以达到个体和社会的安定与幸福。这样的思想观念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生命的意义，也对我们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态度有着积极的影响。

第四，中国思想文化史告诉我们文化的多样性和相互交流的重要性。中国思想文化史中，不仅有儒家、道家、墨家等众多思想流派，还包含了佛教、回教等外来文化的消化与融合。这种文化多元性和相互交流的态度，使得中国的思想文化更加丰富和包容。我们可以从中体会到文化的开放性和多元性对于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发展是多么重要。同时，相互交流和融合也为东亚地区和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最后，中国思想文化史让我明白了文化的传承和创新的重要性。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一直保持着鲜活的生命力，这主要得益于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中国人民一直将传统文化作为思想和行为的指导，同时也从中发展出了各种新的思想和观念。在当今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中，我们同样需要在传承中创新，在传统中寻找创新的动力，以适应时代的发展和个体的成长。

总之，通过对中国思想文化史的学习和思考，我深感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宝贵之处。中国思想文化史记录了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道德伦理的重视、对于生命与自然的思考、文化的多样性和相互交流、以及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意义。这些都是我们理解中国社会和民族文化的重要素材，也是我们构建自己的价值观念和信仰体系的重要参考。我相信，在中国思想文化史的指导下，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自己，塑造自己，追求个体和社会的和谐与幸福。

中国思想文化论文篇十二

中国思想文化源远流长，几千年的发展演变，孕育出了众多独特而深刻的思想理论和文化传统。我的研究和学习使我深刻领悟到，中国思想文化史中的每一个思想流派和文化现象，都是中国人智慧的结晶，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通过学习中国思想文化史，我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更深的理解和认识，同时也对现代社会的价值观与传统文化的融合提出了更深层次的思考。

首先，中国思想文化史中的儒家思想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儒家思想强调道德伦理和治国理政，注重个人修养与社会和谐。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儒家思想主张“仁者爱人”，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和义务。通过学习儒家思想，我认识到个人修养的重要性，只有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能达到和谐稳定的社会状态。现代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和个人主义的盛行有时候会与传统儒家思想相冲突，但我们也应该在现代社会中发扬儒家思想中的“仁”的精神，构建一个更加和谐和睦的社会。

其次，道家思想的追求自由和自然给我以启发。道家强调顺应自然，重视情感的表达和个体的自由。通过学习道家思想，我逐渐理解到人应该超越功利和物质的追求，追求内心的舒畅和灵性的升华。在现代社会的喧嚣中，我们常常迷失了自己的本真，追逐物质的欲望而忽略内心的需求。因此，道家思想尤为重要，它教会了我如何寻找内心的平静和自由。

第三，中国思想文化史中的法家思想给我以启迪。法家思想主要关注社会秩序和权力管理。倡导刚强果断，法治至上，主张以法律约束个人和群体的行为。通过学习法家思想，我认识到规范和制度对社会的重要性，只有建立完善的法制，才能保护人民的权益和推动社会的进步。然而，现代社会中也存在法律无法完全解决的问题，我们需要在尊重法律规则的同时，注重道德伦理的建设，以避免法律的空隙和滥用。

第四，佛家思想的指导原则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佛家主张超越人世烦恼，追求心灵的净化和解脱。通过学习佛家思想，我理解到生命的真谛并不在外界的物质，而是在内心的冥想和觉悟中。在现代快节奏的生活中，我们经常被各种烦恼和压力所困扰，而佛家思想教给了我如何在喧嚣纷扰中保持内心的平静和充实。

最后，中国思想文化史中的墨家、兵家、纵横家等思想流派都有其独到之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影响。通过学习这些思想流派，我将扩大自我的眼界，理解到中国古代智慧的博大精深。

总之，通过对中国思想文化史的学习和研究，我认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以及它们对我们现代社会的启示。我们应该尊重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同时也要根据时代的需求进行创新和发展。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维护我们的文化传统，塑造一个更加和谐、美好的社会。

中国思想文化论文篇十三

摘要：作为世界三大饮料之一的茶，自中国唐代陆羽的《茶经》问世以来，中国茶文化经过多年的追求和锐意的提炼，使其越炼越精。探讨茶树起源、茶文化的历史、茶文化的内涵，对研究中国茶文化是非常有意义的。

关键词：茶；茶文化；起源；内涵；研究。

我们祖先对茶树的起源问题，历来争论较多，随着考证技术的发展和新发现，才逐渐达成共识，即中国是茶树的原产地，并确认中国西南地区，包括云南、贵州、四川是茶树原产地的中心。由于地质变迁及人为栽培，茶树开始由此普及全国，并逐渐传播至世界各地。起源及原产地茶树起源于何时？必是远远早于有文字记载的3000多年前。茶树原产于中国，自古以来，一向为世界所公认。其实中国在公元200年左右，《尔雅》中就提到有野生大茶树，且现今的资料表明，全国有10个省区198处发现野生大茶树。有的地区，甚至野生茶树群落大至数千亩。所以自古至今，我国已发现的野生大茶树，时间之早，树体之大，数量之多，分布之广，性状之异，堪称世界之最。此外，又经考证，印度发现的野生茶树与从中国引入印度的茶树同属中国茶树之变种。由此，中国是茶树的原产地遂成定论。近几十年来，茶学和植物学研究相结合，从树种及地质变迁气候变化等不同角度出发，对茶树原产地作了更加细致深入的分析和论证，进一步证明我国西南地区是茶树原产地。

茶是中华民族的举国之饮，发于神农，闻于鲁周公，始于唐朝，兴于宋代，中国茶文化糅合了中国佛、儒、道诸派思想，独成一体，是中国文化中的一朵奇葩！

茶文化的定义：茶叶是劳动生产物，是一种饮料。茶文化是以茶为载体，并通过这个载体来传播各种文化，是茶与文化的有机融合，这包含和体现一定时期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中国茶文化历史渊远流长，若依文献记载来看，可上溯至公元前2337年中古时代的神农氏。“传说始于皇帝时代《神农本草经》中：‘神农尝百草，日遇72毒，得荼而解之’。”“荼”即“茶”，唐代之前还无“茶”字，我国古代早期文献《尔雅》中，将茶称为“荼”。茶最早是被作为治疗的药物，《神农食经》中记述：“荼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唐代陆羽《茶经》中有云：“茶之为饮，发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2]《尔雅》成书于汉代，因此，许多学者据此论证周代就已形成饮茶的风尚。《茶经》中的“苦菜”、苦茶、“茗菜”、“苔菜”皆指为茶。西晋时傅咸所著《司隶教》中曾提及蜀驱在南方小镇“做茶粥”卖的事例。现代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有以茶入味的习俗，无疑是古代食茶的遗风。竹筒茶加油盐食用，大蒜加茶炒菜，腌制茶可拌可炒，亦可佐饭食用。湖南洞庭湖姜盐茶，芝麻豆子茶很有名气。我国食谱中：茶汁虾仁、碧螺虾仁、龙井虾仁、碧螺鱼片、碧螺炒蛋、龙井鸡丝、龙井鲍鱼、樟茶鸭子、云雾石鸡、五香茶叶蛋等。

继《茶经》之后，古代茶书有蔡襄的《茶录》、许次纾的《茶疏》等多种。将茶叶专用于饮料，大约形成在西汉时期，西汉辞赋作家王褒所著《僮约》中记述去集市买茶，煮茶和洗涤茶具的细节。

中国茶饮文化的首倡者为唐代陆羽。由于唐代饮酒风日盛，因而以茶为主的茶宴、茶会亦与日俱增，兴盛一时。这种以茶代酒的茶宴不仅文雅，还可以“不令人醉，微觉清思”。陆羽的好友诗僧皎然写有《饮茶歌诮崔石使君》诗：

越人遗我剡溪茗，采得金芽爨金鼎。素瓷雪色缥沫香，何似诸仙琼蕊浆。一饮涤昏寐，情思爽朗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徒自欺。愁看毕卓甕间夜，笑向陶潜篱下时。崔侯啜之意不已，狂歌一曲惊人耳。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

至宋代，中国茶道、茶艺愈加充实完善起来。宋代茶学著作比唐代更多，内容更丰富。《茶录》子安《拭茶录》，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黄儒《品茶要录》，无名氏《北苑别录》等。宋徽宗赵佶也撰写了一部茶学著作《大观茶论》，此书虽不一定为皇上御笔，但也记录了一些不少的精微体验心得，从中可知宋徽宗是一个嗜茶、爱茶的帝王。《大观茶论》一书，对采茶工艺有许多精细入微的描述，宋代采茶要求“断芽心必以甲不以指，从甲则速断不柔，从指则多温易损。”制茶工艺要求“洗涤芽惟洁、洗器惟净、蒸压惟其宜、研膏惟熟、焙火惟良。”如菜茶制作过时，不合时宜，蒸压不当，焙之太过，是制作不出上等好茶的。

一代词圣苏东坡，把佳茗比作佳人，也有脍炙人口的咏茶佳作。他的《汲江煎茶歌》写道：“活水还须活火烹，自临钓石汲深清。大瓢贮月归春瓮，小勺分江入夜瓶。雪乳已翻煎处脚，松风忽作泻时声。枯肠未易禁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

明清时代，茶道、茶艺又增添了新工艺、新内容。明代钱椿年于嘉靖九年（1530）作《茶谱》一书，分茶略、茶品、茶艺等九部分，其中“煎茶四要”、“点茶三要”写得简洁实用。“煎茶四要”指：选择好水、洗茶、候汤、择品。煎茶的'水如果不甘美，会严重损害茶的香味；烹茶之前，先用热水冲洗茶叶，除去茶的尘垢和冷气，这样，烹出的茶水味道甘美；煎汤须小火烘、活火煮，活火指有焰的木炭火，煎汤时不要将水烧得过沸，才能保存茶的精华；茶瓶宜选小点的，容易控制水沸的程度，在点茶注水时也好掌握分寸，茶盏宜用建安的兔毫盏。“点茶三要”指：涤器、茶盏、择品。点前先将茶器洗净；茶盏是茶面聚乳的关键；烹点之际，不宜以能夺香、夺色的珍果香草杂之，……如此才能真正品味茶的清纯甘美[3]。

清代的茶艺、茶道还流行在茶中加入香花佳果，以提高茶饮中其香美味。无名氏的《调鼎集》卷八列举当时名茶外又叙述几种花茶，果茶的制作工艺。《清茶》一条下有：茶叶，石榴米四粒，松仁四粒，或加花生仁，青豆泡茶。《泡茶》一条下是：茶叶内加晒干玫瑰花、梅花三瓣同泡，颇香。《橄榄茶》一条是：橄榄数枚，木锤敲碎（铁敲有黑锈并刀腥），同茶入小砂壶，注滚水盖好，少停可饮。花红同。《暗香茶》一条是：腊月早梅，清晨用箸摘下半开花朵，连蒂入磁瓶。每一两，用炒盐一两洒入，勿经手。厚纸密封，入夏取用。先置蜜少许于杯，加花三四朵，滚水注，花开如生。

饮食是食品和饮品的合称。而饮茶较之食品，具有更加独特的社会功能。如饮茶作用于人生理和心理的微妙作用，尤其茶道、茶艺、茶事中所体现的文化内涵更为广泛、深刻。

文化思想深层次的内部结构包括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心态文化[1]。茶文化的物态文化是指“人们从事茶叶生产的活动方式和产品的总和。[1]”既包括茶树栽培、茶叶采集、加工、保存及茶叶中的化学成份和茶叶入药的疗效等，也包括茶道、茶艺、品茶时所使用的茶叶、水、茶具、茶花、工艺品以及桌、椅、茶室等物品和建筑物等。

茶文化的制度文化是指“人们在从事茶叶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行为规范。[1]”如随着茶叶生产的发展，历代统治者不断加强其管理措施，称之为“茶政”，包括纳贡、税收、专卖、内销外贸等等。

茶文化的行为文化是指“人们在茶叶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约定俗成的行为模式。[1]”通常是以茶礼、储茶、品茶、斗茶、点茶、茶点心、茶食、茶花、贡茶、书院茶、草庵茶等茶俗以及茶艺形式表现出来。

茶文化的心态文化是指人们在品茗饮茶过程中所表现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主观因素。二三子顷为尘外之赏，而曷不言诗矣。”文人宴会上以茶代酒，标志着生活习俗的大改变。可以说，茶宴是中国文人的创造。

举行茶艺表演，开办茶艺知识讲座和培训，积极参与茶文化活动，显示出自觉的文化积极性，这是其他餐饮业所不能比拟的。茶文化所体现出来的社会功能，也就是茶文化对社会文化教育功能独特的贡献。

[1]陈武英.唐宋茶道初探[j].宁波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12,(1).

[2]徐赛碌,肖雪珍.浅谈世界茶叶产销状况与我国茶文化发展的历史[j].福建林业科技,2002,（增刊）.

[3]詹梓金.福建茶文化纵撗谈[j].福建茶叶,2000,(增刊).

中国思想文化论文篇十四

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孔子总是有自己的一天理论，下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孔子的文化思想常识吧!

孔子：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人，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他建立了以“仁”为核心、以“复礼”为目的的思想体系，作为整个儒家的理论基础。

在政治方面，他宣传“为政以德”和“礼治”，以“德”来治理人民，以“礼”来治理国家。

他创办私学，提倡“有教无类”的教育体系。

他整理的《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成为儒家基本的经典。

他的言行由弟子或再传弟子记录编纂成《论语》，成为研究孔子思想最可靠的依据。

孔子思想的特性：

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礼”。

“仁”的主张是“仁者爱人”，这一主张是要求统治阶级体察民情，反对苛政。

孔子认为，要实现“爱人”，还要遵循“忠恕”之道，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要求。

“礼”的主张是“克己复礼”，就是说要克制自己，使自己符合“礼”要求，孔子追求的“礼”是西周的等级名分制度，孔子还进一步提出了“正名”的主张，就是校正等级秩序，达到贵贱有序。

这体现了他政治思想保守一面。

孔子、孟子、荀子的观点对比：

伦理观。

治国理念。

民本思想。

历史观。

孔子。

性相近。

“仁”“为政以德”

“节用而爱人”“为政以德”

“克己复礼”

孟子。

性善论。

“仁政”“施人与民”

“民贵君轻”

社会进步。

荀子。

性恶论。

强调“仁义”“王道”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社会进步。

中国思想文化论文篇十五

饮食是一种文化现象，它具有文化的共性。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翻译是文化的传通。对于翻译，传统观念认为，就是两种语言间的转换，而忽视了翻译的文化问题。事实上，在跨文化交际中，交际者遇到的最大困难不是语言，而恰恰是文化。翻译本身就是不同文化间交流的产物，是跨文化传通。20世纪下半叶，翻译的研究出现文化转向，目前，在翻译研究界，人们把对翻译的意义和作用推向了另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文化交流与传播。人们把目光投向了翻译承载的使命，把翻译置于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因此，饮食文化的翻译研究也应置于中国与世界接轨的大背景下进行。

经历了五千多年历史的中华饮食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国人民的光荣与自豪。目前，文化与翻译的研究大多着眼于宏观，而专门讨论文化某一领域翻译比较少。据悉，北京为了迎接2008奥运，针对菜单翻译问题，向社会各界征集对《中文菜单英文译法》的意见，，收录了2700多条菜单及酒水的英文，另外，还专门组织了专家研究讨论有关菜名的翻译，旨在让国外旅客更方便地了解中国饮食文化。菜名实际上是一国文化的体现，老外对中华饮食文化的了解很大一部份就是从中国菜中体现出来的，如果外国人能明白我们的一些菜名的寓意，或是把这些菜名弄明白，实在是在学习一门艺术，他们定会因此而更了解和喜欢中国。

基于文化研究的广阔视野来探讨华夏饮食文化的翻译，就不能不涉及到其文化身份问题。文化身份通常被看作是某一特定文化的特有，同时也是某一具体的民族与生俱来的一系列特征（蒋红红，2007）。无论对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还是某一特殊领域里的文化，在翻译中识别文化身份可以强化本民族的文化特点和文化特性。不同的国家和民族的饮食文化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就是文化个性或民族特性，构成着独特的民族特色文化，形成了世界文化的多元性。中华饮食文化形成其固有的文化身份，是文化中最珍贵的部分，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予以最大限度的保留并有效传播的部分。

具有五千多年悠久历史的中华饮食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国特有的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在文化饮食翻译中，要求译者必须对中西文化都有充分把握，用西方人最喜欢的方式去翻译中国的文化内容。笔者认为，汉英翻译的目的之一在于让世界了解中国，促进中华走向世界。但不断交流与融合的世界文化使人类共性的认识逐渐扩大，随着经济政治的全球化，各民族间的差异不断在缩少，而中华自身的文化身份却变得模糊。正如a.l克鲁伯所说“每一种文化都会接纳新的东西，不论是外来的，还是产自本土的，都要依照自己的文化模式，将这些新的东西加以重新塑造。”当我们自豪地看到伟大的中华文化被广泛传到世界各地时，我们要注意中国也在不断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出和影响。笔者认为，在世界全球化和文化的趋同过程中保持中华饮食文化固有的个性和特征，保证中华饮食文化身份的.清晰度，显得尤为迫切与重要。

要保持中华文化身份，使之有效地得以传播，首要的是保护文化的核心价值不受到损坏（李庆本，2004）。不同文化的相互了解，互为尊重，互为补充，以达到人类心灵的沟通，应该是多元文化语境下的一种理想追求。美国著名汉学家约翰.j.迪尼教授指出：“每一种语言都从文化中获得生命和营养，所以我们不能只注意如何将一种语言的内容译成另一种语言，还必须力求表达两种文化在思维方式与表达情感方面的习惯。”那么，翻译作为跨文化传通，如何才能发挥其本质价值，让世界人民都认识中华饮食文化，是值得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

三、中华饮食文化翻译中的“痛处”――可译性与不译性。

在翻译研究中出现了可译与不可译的争论。我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先生提出了“文化意味”不可译这一问题，是指文化中的意义，即这种文化意义对本文化群体而言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对不同文化群体的成员来说，则是陌生的。我们知道，由于世界各国人民所生长环境的地理、气候及风俗习惯等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差异，相互而言有许多新鲜事物。如中国有许多像“狗不理”“麻花”“糯米鸡”“双皮奶”等这些有名的民间食品，要把它们翻译出来介绍给外国朋友认识确实不容易。因为这些传统的食品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不能从英语语言的文化中找到相应的词来表示，而且它们当中还隐含了不少历史典故，并非能用三言两语道清楚。

关于如何更好地解决饮食文化翻译中的“文化”问题，金惠康教授认为，对于这种存在的语言不可译和文化不可译，“从翻译技巧的角度看，译者若紧扣原语的含义，不死抠字眼，至少能对作者的意思进行诠译或引申，这样可实现和提高跨文化的可译性”。笔者认为，根据翻译中的对等原则，这种对等是没有绝对的对等，在文化翻译这方面尤为明显。因此，翻译时只能通过寻找相通点而不是相同点，使原语者和目的语者能达到一个共识，这是从实践中已经证明可行的，因为文化是可以理解的。那么，作为译者就要充分了解两种语言的文化背景。

我国的外交政策提出要做到“求同存异”。在翻译研究中，有学者也提到，翻译是个求同存异的行为过程。由于文化翻译具有跨文化性，翻译必须做到尊重原文化与目的语文化，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手段，努力使译文保持原文化的意义与内涵，达到宣传和发扬原文化的目的。

四、存在问题。

北京市旅游局从北京各大涉外饭店搜集了3大箱菜谱共30000多个菜名的翻译。有关翻译小组人员研究后发现其英语翻译五花八门有的让外国客人不知所云。笔者认为以上所举虽是小事造成的却是国家间的误解。可见翻译的跨文化性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笔者从网络以及相关一些书籍上收集了几百个中餐菜名的英文翻译，并对此进行研究，发现存在着三大翻译上的问题：

1.翻译得不知所云。

“水煮鳝片”翻译成‘thewaterboilstheshanslice’，如此按字面来翻译成的英文实在令人啼笑皆非。还有把“麻婆豆腐”翻译成“满脸雀斑的女人制作的豆腐”，“红烧狮子头”翻译成“烧红了的狮子头”，“四喜丸子”翻译成“四个高兴的肉团”，看了会叫人跑掉。因此，对于菜名的翻译，译者切忌没理解清楚其真正的含义而直接用字对字的方法来译。这些翻译或是有明显的语法错误，或是严重歪曲原名的意思，使外国人读后感到一头雾水，不知所云，这不能达到通过翻译进行交流的目的。

2.表达不一，让人糊涂。

在中国饮食文化翻译中，往往会看到一些用词不一致的现象。由于不同的英语单词，它所指代的事物，表达的意思都是有所差别的。这个问题主要出现在对点心类的翻译上。如：

把“馒头”译成：steamedbread;steamedbun。

把“汤圆”译成：pudding，dumpling，ball。

把“粥”译成：gruel，softrice，porridge。

一个食品竟然派生出好几样不同的东西来，确实让人费解。因此，翻译此类食品时，译者一定要理解清楚各种食品的性质特点，找准相关的词来翻译，不能张冠李戴，更不能顺手牵羊，东拉西扯一个词来凑合，此做法是对文化极大的不尊重。对此，尽管译者可以采用多种方法进行翻译，因为翻译方法是灵活的，但应尽可能地保持原文化的意义与内涵。如“宫保鸡丁”这道菜有常见的3种译法：

gongbaochicken;。

sauteedchickencubewithpeanuts;。

3.不够准确。

由于文化上的差异，在饮食翻译上，我们不难发现，有不少中国特有的东西是不能在英语字典里找到相关的词来表示的。另外，有些食品，我们可以用英语表达出其基本意思――一个笼统的意思，而不能道出其细节。如：中国菜当中，有很多是以“肉丸”为主材料而做成的。可是一个“丸”字，都用‘meatball’来译的话，笔者认为十分不准确。难道外国人天生来就会知道中国制作‘meatball’里头究竟是猪肉，牛肉，鸡肉还是鱼肉？在此，译者要注意一点，某些教徒是不能吃某类肉的，如伊斯兰教徒不吃猪肉。因此，笔者认为翻译的准确性不仅是翻译的一个行为标准，也是一个道德标准，是尊重各国人民文化的表现。而且，这种笼统的翻译，往往会失掉地方饮食文化的特殊性――文化身份。

再如，中国人除了三餐主食之外，还喜欢吃糕点，糕的品种可谓不胜其数。广东人喜欢吃的早点有“萝卜糕”和“芋头糕”，有人翻译成：‘friedwhiteradishpatty’和‘tarocake’。笔者查阅了《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和《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两大权威词典，比较了patty，cake，pudding，pastry，dumpling，和bun的词意，认为在翻译两种食品时，根据它们的选料（萝卜，芋头，粘米粉，水），做法（蒸），及特点（软块状），最佳的选词是‘pudding’。

为了能更好地翻译出中式菜名，笔者认为，了解中国菜名的命名方式尤为重要。根据王秉钦教授在《文化翻译学》一书中所提，可归纳出六种方式：以写实物法命名，以写意手法命名，以人物、地名、数字以及颜色命名。从这些命名方式中可以看出，除了以写意手法命名的一些菜名之外，大部分的菜名都显示出菜肴的主材料，作料，烹调方法，口感，口味等信息，有些就以菜肴的发源地和发明者来命名，也有些菜名本身是个历史典故。有了这些信息，译者就可根据菜肴的特点来确定翻译的方法。

另外，从翻译的内容和本质来看，笔者认为与文艺性的翻译相比，饮食文化的翻译更多的属于科学翻译，因为它是以传达实用信息为主的翻译活动，以求信息量相似的思维活动和语际活动（黄忠廉，李亚舒《科学翻译学》，2004）。而且，饮食文化翻译有很明显的“准确性，有效性，程式化”（黄忠廉，李亚舒《科学翻译学》，2004）等科学翻译的特征。至于怎样译，就“要由译者面对文本，综合各种因素做出最后决定”，是“讨价还价”的结果。（贺微，2006）基于此特征与目的，笔者对饮食文化翻译的方法归纳如下：

1.直译法。

对于中外两国都有的食物或食品，就用现有相应的词或表达来翻译。如各种蔬菜、水果、肉类等名称可从字典中找到相应的词来翻译。如果是一些外国有而本国没有的食物，我们也可以找出相应的英语单词来翻译。可是对于一些本国有而外国没有的食物，如果外国人有现成的说法，翻译时就可直接采用，如广东有一种瓜，当地人称作“丝瓜”，外国朋友称为‘chinesecucumber’；如果没有相应的词来翻译的话，就得改用别的方法，避免前面所述的那些不该发生的笑话。

2.音译法――创中国特色。

音译法可以用来翻译一些本国或本地特有的食品。事实上，国内许多食品的名称如“香槟”（champagen）“芝士”(cheese)“吐司”(toast)“汉堡包”(hamburger)等都是从地道的英语所翻译过来的，久而久之中国人都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了。那么，我们也可以直接用我们的读音来翻译本国特有的食品，让外国人都熟悉中国的说法及认识它们，据了解，在美国和欧洲的中餐馆中，中文菜单翻译英文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音译”，这种方法简洁而直接也很有特色，如豆腐，更多的用‘tofu’来翻译，美国人点菜时已经会正解地说“tofu”，还知道它是有益健康的。这才真正做到了传播本国饮食文化精髓的目的。诸如此类的，又如“驴打滚”（ludagur），“狗不理”（goubuli，后来据此读音定为：gobelive）；再如“馒头”，“饺子”，“汤圆”不如直接音译为：mantou，jiaozi，tangyuan，这样一来，外国朋友也就知道这是地道的中国风味小吃了。

3.混合法。

虽然音译法直接而且很能体现中国的特色，但是，对于一些初次接触中国饮食文化的外国朋友来说，确实有点为难了他们。为了更好地解决跨文化理解上的问题，译者还最好在音译之后稍加注解或补充说明。如，对“狗不理”可加注‘steamedmeatbun’的解释；在翻译“河粉”时，可加注‘cantonesestyle’使之更准确。

另外，对于一些以人名，地名等来命名的菜名，翻译时可采用音译与直译混合的方法来处理。如“宫保鸡丁”可翻译为：‘gongbaodicedchicken’(笔者译)，“麻婆豆腐”译为mapobeancurd或mapotofu(注beancurd)（笔者译），“东坡肉”译为‘dongpostewedpork’。

4.意译法。

slicedchickenwithseasonalvegetables时菜鸡片。

tenderstweedfish水煮嫩鱼。

slicedfishwithtomatosauce茄汁鱼片。

satuteedslicemuttonwithscallion葱爆羊肉片。

roastedlambleg烤羊腿。

friedeggswithham火腿煎蛋。

5.图文声并用。

用意译法来翻译菜名，使翻译有更高的准确性和更强的有效性，但有时候会显得过长，不简洁。为此，笔者认为可以用简洁的翻译加附上相应的图片，这样的效果会更佳。而对于一些含有历史典故的菜名，更好的是通过服务人员现场解说，或者让外国朋友翻译出有关背景资料供阅读。

六、结论。

随着经济政治的全球化，文化也不断全球化。事实上，中国早在秦汉时期，就有对外的交流。如西汉的张骞出使西域，唐朝高僧鉴真东渡日本等，这些跨文化交流，使中国有机会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同时也把华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饮食文化，发扬并传播到世界各地。那么，在跨文化的环境中，各国人民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途径，才得以如愿有效地相互交流呢？本文就是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来探索文化翻译的另一新意义――文化的传播。为此笔者想对中国饮食文化的翻译展开讨论，通过讨论，探讨目前中国饮食翻译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归纳出一些相应的翻译策略用以处理翻译中的问题，使翻译真正实现交流，传承，沟通，创造与发展的本质价值。

参考文献：

[1]金惠康.跨文化交际翻译续编.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

[2]吕俊.跨越文化障碍――巴比塔的重建.江苏：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

[3]王秉钦.文化翻译学.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

[4]许钧.尊重、交流与沟通――多元文化语境下的翻译.中国翻译研究论文精选.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5]龚光明.翻译思维学.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

[6]拉里a.萨默瓦，理查德e.波特.文化模式与传播方式――跨文化交流文集.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

[7]单波，石义彬.跨文化传播新论.湖北：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8]外语教学与研究.2007，（3）.

[9]贺微.译学研究的视角与选择[j].中国外语，2006，（5）.

[10]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外语教学与究，2002.

[11]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外语教学与究，1997.

中国思想文化论文篇十六

中国的茶是从三国时期开始的。一直到现在，喝茶还是中国人的习惯。唐代是茶叶生产和贸易兴盛的开端。茶叶从唐代中期开始便为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人们喜欢，并从南方传到中原，再传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在唐代都这么有名，那么其他朝代的茶就更加有名了！

在宋朝饮茶之风日益兴盛，宋代茶文化在唐代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深化并形成了特有的文化品位，随着唐宋朝代的更迭，茶文化随着茶叶发展开始由兴到盛。

历史中元朝是一个平淡的朝代。但这个朝代对普洱茶很有研究。云南的普洱茶是大叶种茶，也是由最原始茶种的茶箐制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