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后感是读完一本书之后，结合自己的思考和感受，对书中内容进行总结和反思的一种表达方式，它可以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书中的故事和主题，也可以让我们思考与书中相关的人生问题。我觉得最近读完的那本小说，我需要写下自己的读后感了。读后感是对书籍内容的理解和感受的总结，通过写读后感可以更好地巩固和记忆书中的知识，也可以促使我们从书中的故事和人物身上找到对应的感动和启示。写读后感时要注意不要剧透，要给读者留有独立思考和阅读的空间。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读后感范文，供大家参考和借鉴。

杨朔散文读后感篇一

夜深人静，我却有些浮躁不安。

在台灯的指引下，我不耐烦地拿起枕边那本淡黄色的书一一《林清玄散文自选集》。

这封面就把我的“心”牵了过去一一潇洒的“林清玄”三个大字显赫地印在纷纷扬扬飘落的蒲公英上，颇有一种芳芬之感。“林清玄大概是个温柔的女子吧！”我想着，便翻开了书。“天啊！‘她’竟是一个修行过的男人！”我惊叹着看了他的简介。

我皱着眉，摇了摇头。

无情之人背弃有情之人？

每每读到林清玄的散文，总觉得他恬淡自然的散文中蕴含着细腻的情感，并且透着几丝禅味，小故事大道理也是他散文中必备的风格。

读着林清玄的散文，就好似在听一位禅师的谆谆教导，在安抚我那颗浮躁不安的心灵??

杨朔散文读后感篇二

梁实秋真能侃，再小的芝麻粒的事儿，经他的笔一转一化，汨汨淌出一大洼水，一波三折，有滋有味。梁先生淡雅从容，典型一绅士，持杖岸立，口衔烟斗，含笑窥乐。

梁的散文：琐碎。没有故事情节，全凭见识，将古今中外、日常生活中的琐事拼凑成文，像碎花裙上的碎花点，杂而不乱，抖开斑斓。他下笔，东一鳞西一爪，若云里神龙，飘忽不定，反而没有编故事的斧痕匠气，触类旁通，信手捻来，随心所欲，东西八千里，上下五千年，逞才仗气，一泻千里地侃下去，毫不搭界的几件琐事，很巧妙地触电，通！任何琐碎小事，一落梁氏笔下，便衍化成滋润丰沛的长文。因为杂，读者永远新鲜不厌倦，恨不能一气读完。梁的行文看似轻松洒脱，没有梁的学贯中西的渊博学识，这一手是学不到家的，这是一绝。也有人效颦，结果堕入罗嗦，世俗。

至少在我看来，散文到梁实秋手里，又耸起一座里程碑。仿佛没有不可入文的事，不信，翻开梁的四集《雅舍小品》，就像个杂货铺，乱七八糟的货都齐。怒、脏、鼾、胖、并洗澡、理发，都是生活琐事，也是他佳作的题目。凡是他耳闻目睹的.都揽入笔底，正合老上海的一谚语：捡入篮里都是菜，这是高厨的本事。经他妙笔点睛，化龙飞舞，这不能不归功於他的渊博与机敏。梁讲究生活的趣味，他总能从最平凡的生活小事发现它亮晶晶的趣味，然后笔锋一转，洋洋洒洒，谈笑风生，不时闪烁出机智，忍俊不禁开涮几句玩笑，令人捧腹厥倒。他好幽默但不庸俗滑稽，这是他的文章特色。

他文章取材很世俗，人人都有此经历，一经点出其中的闪光点，自然引起普遍共鸣。行文幽默、情趣高雅、文字简洁、文采斐然、文笔活泼，深得读者珍玩。琐事入笔，典雅出锋，这是梁文的成功之处。

梁实秋又是大学者，莎士比亚全集汉译本第一人，主编的《远东英汉大词典》更是华人学者研读西方文化的必备参考词典。但他写作从不掉书袋，没有头巾气的酸。他常常信手捻来中外大典的引文，置於一堆俗事中，还原出引文原有的世俗朴素，充实文章的知识含量，是调味品，不是醋，更有可读性。时下一些写手，才看几篇引文，甚至见广告上几句古代诗文，便迫不及待收入“拙著”，企图点缀出文章的源远流长，一副普人郝隆袒腹晒书的穷酸相。一坛回味尚可的米酒晒成醋，原有的酒味也洒。

杨朔散文读后感篇三

这本书的封皮呈黄色，醒目却不刺眼，与它的图案十分相配：一阵风吹来，纯白的蒲公英种子随风飘散，飘渺、空灵，十分简洁唯美，我想也代表着我们这一代代的孩子的梦想吧。中央用孩子的字体写着“林清玄”三个大字，给人一种亲切的感觉。展开封皮，一行小而精练的小字映入眼帘：“期许少年们有天真的心，纯善的心，完美的心，庄严的心……能在这悲伤的人间，拥有欢乐。”正是这一行字，给了我很大的兴趣让我读下去。

正式打开书时，我便被那充天真，无邪的自序吸引。和标题一样，拉近了我们与作者的距离，向我们诉说了作者不老的心。这本书分四卷，分别是天真的心、纯善的心、完美的心、庄严的心。每一卷的开头都有一首精练的小诗，读来十分趣味，我仿佛能从一首首小诗中看到作者儿时天真可爱的脸。

第一卷“天真的心”：讲述了一件件小事，都是些我们生活中很平凡的事情，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小事：一只乌龟、一棵树、一些流浪狗、一个传说……而令我感到吃惊的是，作者用孩童般的最单纯天真的视角，把最单纯天真的事情，竟能写出如此多的细节和道理。在作者的笔下，能够从一只乌龟写到身外之物的不重要，写到人只看到名利金钱的悲哀……作者循序渐进，由浅到深，直击我们的内心——那如白纸般内心的最深处的'那片净土。

而第二章“纯善的心”描绘的不是一向再清澈的人或心。而是在尘世扎根，出淤泥而不染的人或心。作者用这“灰色”社会中的真善美、假丑恶的比较，引起了我们对良知的新看法。

第三、第四卷则是继续沿着之前的风格，用孩子般的笔法，给我一种亲近的感觉，让我借作者的文笔来看那充满未知的世界。

看完这本书，突然发现书的最终也有一行小字。它告诉我们：“挫折，学习智慧；离散，学习成长。我们是不是除了课业，更重视这些优良品质的养成那？”或许，这就是作者写这本书的原因吧。

杨朔散文读后感篇四

林语堂是一位语言大师，他写的散文包含着许多哲理。

就在这个暑假，我有幸拜读了《林语堂散文集》。

书里许多文章中的精辟话语使我受益匪浅。

令我最难忘的还是《人类的快乐是感觉上的`》一文。

《人类的快乐是感觉上的》这篇文章主要写了作者认为人类的快乐是享受。

人的一生就是给自己制造最大的快乐。

读完这篇文章后，我感慨万千：林语堂不愧是语言大师，一语惊醒梦中人。

人的一生，无论是干什么，都是为了追求快乐。

我认为快乐分为两种：一是享受，二是工作。

享受中的快乐是很普遍的，它能给人轻松，使人避开烦恼，比如坐在草坪上野餐、睡觉等等。

工作中的快乐只有少数人才拥有，他们一般是出于对工作的热爱，成功地把生活与快乐结合在一起。

比如画家，他们不象大多数人一样把工作看成是一种累赘。

他们的作品既可以为他们创造画画的乐趣，又可以带来不菲的经济利益。

这种职业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他们幻想着有一天自己也能从事自己最喜欢的工作。

但只有“苦尽”才能“甘来”，只有付出了才能有所回报。

光阴似箭，人的一生是很短暂的，只有好好把握住时间，才有可能获得成功。

朋友，“一寸光阴一寸金”，请在青少年时期打好人生的基础，将来你才会收获更大的快乐!

杨朔散文读后感篇五

“世味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矮纸斜行闲作草，暗窗细乳戏分茶。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与陆游广为人知的表达报国雪耻之志的诗歌不同，这首诗给我们看到了一个士大夫的日常生活情趣，闲适的心情有一种不被尘世所染的脱俗。

汪老喜爱这首诗，不如说是他喜爱这种心境，这种心境是具有生活气息的。“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是汪曾祺用来评价自己的散文的。他喜欢疏朗清淡的风格，深得自然之馥郁，叙述平淡，含蓄，而节制。

他是个别样的作家，他与当今坐在家里或办公室里眼珠牢牢盯住屏幕、手指在键盘上飞舞、神经几近被络绎不绝的电话摧毁的作家不一样。他的文章、他的书像是被他本人抚摩过千万遍的，字里行间散发出的是木头铅笔的味道，而不是机器的硬冷。我能看到一个健朗的老人用他骨骼突出的手握住铅笔，面带淡定从容的微笑，他细腻动情的笔触时不时地给自己和我们一个小小的惊喜、小小的感动，为了一小盘带着雨珠的洁白的.缅桂花，抑或是为了一条从湖心突然一跃而起的大鱼，还是堂倌颇具京腔的一声“收茶钱——”，它们以滋润人心的方式诠释了“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东方古训。平平淡淡才是真，平淡是一种生活状态、一种境界、一种认识。在极力让我们感受美的同时，我分明听到一个慈祥的声音在对忙着赶路的世人们说：“孩子们，慢点走，你们看这朵海棠的颜色，像是哪个大家闺秀的胭脂水不小心从指尖滑落，浸进了花瓣里。真美。真美。”

汪曾祺散文最大的特点就是"淡"，淡得相当有味道。他的散文，记的也就是一些昔人旧事，或者名胜古迹什么的，好像信手拈来，娓娓而叙，并且点到即止，留下大量让人回味和思考的空白。那些随手拈来的东西经过作者看似漫不经心的处理后，立即就充满一种雍容大度的雅儒气息，是一种真正意义的聪颖和智慧。这些年文坛玩深沉的东西特别多，满纸文章故弄玄虚或者莫测高深。比较着汪曾祺，你就会发现后者的大家风范，而前者只不过是一群自作聪明者，他们不是"真和尚"。可谓：真僧最言家常话。

杨朔散文读后感篇六

比之前看过的所有散文集都简朴的封面。素白色，正中央是繁体的“李汉荣”三个大字，十分醒目。扉页是李汉荣的简介。

翻到那一页，只扫过第一句话，就知自己没选错。“人安静下来，就能听见自己的心跳。”这篇散文写的是“心”，寻找心，信仰心，牵挂心，守护心。在安静的时候我们只剩下心。即使有手，腿，脑子。它们都只是心的附件，无知而无情。在峡谷穿行的恐惧，我们可以听见那温热的，有利跳动的心脏。那为什么，要寻找心？人的一生都在寻找心。峡谷深处生长着柔软的野草和柔软的心。任世界险恶，痛苦，危险，只要有心在，就有寻找它的人。

我无法领悟到作者那么高深的境界，但我也愿意，成为一个寻找心的人。

往后翻动几页，指尖便停在了《我们为什么活着》。通常这种讲论道理的文章我没什么兴趣，匆匆之间瞥见以雪为开头，反倒有些好奇地读了下去。作者写自然界中的雪，树，草，飞鸟等存在世界上的意义，再谈到人生活着的价值。说话很少感动别人也感动自己，是白说了；走路终究要回到家，做梦能走千山万水，醒来却还在床上。难道作者认为这些是无所谓的？这我倒不赞同了。人做每一件事并不一定要充满意义与价值，交谈中能增长见识锻炼口才，没一定非要感动谁；走过的风景铭记于心，梦中何尝不是给自己一个幻境去畅想？再往下读，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自然给予的，非但不回报，却常常加害于它，环境的污染，树木的砍伐，这一切结果的背后，是我们自己啊。既然无时无刻不在索取享受，那么究竟为什么而活。

用自己的全力去回报吧。树为荒凉岁月撑起一片绿荫，蚕用一生情丝结一枚茧，煤奋力燃烧自己，野花点缀一片灿烂。感恩和创造，才是我们人生的主题。

别忘了我们是谁，和那颗有力跳动的炽热心脏。

杨朔散文读后感篇七

杨朔散文读后感篇八

翻看林清玄的散文之前，对它的最初印象是想到了周国平，暑假里看过《周国平作品精选》，那本书让我觉得，它静静地摆放在那里的时候，它是平面的，使人想起时，脑中仅有直直的平行线，那是一个没有生机的，枯燥的，干瘪的存在。但当你翻开的时候，才会知晓那里面到底是怎样一个复杂的多维世界。林清玄的散文虽不至于留给人硬板呆滞的印象，在翻开之前在脑海浮现的却也只是几笔粗线条而已。

可是这样的书就是要让你去翻开，在闲暇的时刻，一杯咖啡或者清茶，一张摇椅，一点阳光和几朵白云，捧着它，便是一生一世的永恒。它们不似柜台上的畅销书，声名浮躁间，街头巷尾皆是议论。它们默默，默默地如白云，似流水，不会有成为焦点的时刻，却是常在不衰。

林清玄的散文就像是一副素描，简单的几笔，却勾勒出一个人心底繁杂的世界。

亲情与乡情是必不可少的主题。他写到浴着光辉的母亲，虽不是他的母亲，但天下的母亲一般的爱子心。就是一句宝贝不怕，便透露出一个母亲对孩子无限的关怀。某些感动就是从这些细枝末节衍生出来的，不必轰轰烈烈，就是那么一句话，而生活中所见到的也许比一句话更简短粗略，但却实实在在。作者的眼睛就是如此善于抓住生活中的点滴，被人遗忘的点点滴滴，在他的笔下重现，带给人真实的触动。父母对子女的爱是永远说不尽道不完的，作者的有一句话，我觉得说的很好――对于父母亲的爱，我们也是“提得起来，就是我们的”，趁还提得动，行李箱还有空间，就多塞一点爱进去吧！在这些尚在的时间里，也许我们应当对父母说出自我的心意，不带半点羞涩地毫无保留地道明，正像他们给予我们毫无保留的爱。

对于故乡，我其实是没有太多的感慨与在意的，毕竟没有出过远门，没有机会体会到思乡的离愁别绪。但作者在文中将家乡与亲人联系起来，我忽然就觉得，也许它比我想的远有意义的多。作者说，他出门旅行时总带着一杯故乡的水土，那会给他力量，因为那里面承载的不只是故乡之爱，还有母亲的祝福。这是很实在的话，中国有句古话：儿行千里母担忧，说的不就是如此么？乡情中，更多夹杂的是亲情吧，对亲人对故友的思念。

书中不经意间泄露出来的阳光，也总让人心安，舒适。那些是字里行间的温柔，那些阳光是作者想要给予读者的最神圣的礼物。散文中多有关于阳光的字句，总带给人一种如沐春风的享受，即便是周围没有阳光，可是心中却升起了一轮骄阳。那句“不论世事如何变幻，人世多少凄凉，即使你到了边疆，阳光也会洒在边疆”总是让人莫名地感动。阳光何处不在，如心里的念想一般，去往何处都不会消逝。在另一篇文章里，作者借阳光给了我们一个忠告，阳光常在，岁月无改，可是属于我们的年代却不会停留，作者劝我们珍惜“阳光照在我们身上的岁月”，阳光不会为我们停留，再伟大的艺术家也留不住它。时光是我们一生中最珍贵的事物，但愿我们不会让身边的一切成为记忆中匆匆而模糊的流年。

我想起了《瓦尔登湖》里的意境，每一天与自然为伴，每一天都过得开心欢乐。最原始的欢乐，往往是最真实的。生活可是是那句“瓠仔也好，菜瓜也好”。而在社会上生命所要承担的职责却是不重亦不轻的。在对别人负责之前，我们要对自我负责，做我们自我。梦想，于人生是极为重要的一程，我们有努力就有收获，哪怕那是戏剧性的终局。

世事离戏仅有一步之远。

人生离梦也仅有一步之遥。

作者说，生命最趣味的部分，胜过演戏与做梦的部分，正是它没有剧本、没有彩排、不能重来。生命最有分量的部分，正是我们要做自我，承担所有的职责。

这话分量极重。不在于人理解或不理解，只在于人是否想过要去理解。我一向认为，一个人的想望比他实际是否做过更重要，因为想望是未来的，而确定一个人是否做过一件事，是看其过去。只要你想过要过好每一天，只要你的愿望足够强烈，它便会驱使你去行动，直至成功。

林清玄的散文里总有一股清新的气息，许是有流水的声音，许是洒进了阳光的温暖，又许是有风吹过的清凉。总之，这一切都使你不得不安静，在冬日人烟稀少的书店，当你坐下翻开这本书的时候，就已有弹奏琴弦飘出的琴音安抚了你浮躁的心。它让你不知不觉地静下心，不知不觉地专注于这字里行间的温柔。这便是一本书的魅力所在。像是一个禅师在向你说教，声音低低的，柔柔地，却丝毫不差地进入你的耳中，落入你的心里。

所以，花季的时候，不要忘了在自我的心里种花。

杨朔散文读后感篇九

从中令我最记忆犹新的一篇文章就是《血色母爱》里面记叙了一个小女孩叫罗莎琳是一位13岁的少女，从小丧父，嘉靖贫困，常受到别人的鄙视和侮辱。她母亲心里很不是滋味，总是想做些什么让女儿快乐起来。

母亲看见了救援人员，怎么叫他们也听不见。母亲想到用血引起救援人员注意，他用边上的岩石切片割断了自己的动脉，然后在血迹中爬了十几米的距离，救援人员看了血地上那道鲜红的长长的血迹才意识的下面有人。等来到医院已是抢救无效了，就这样母亲离开了仅有13岁的女儿。

读着，读者，我禁不住热泪盈眶，母亲那坚毅的脸庞，仿佛在我的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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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朔散文读后感篇十

杨朔散文读后感篇十一

刘白羽(1916--2005)出版的散文集有《红玛瑙集》、《秋窗偶记》、《冬日草》和《平明小札》、《刘白羽散文选》。他的散文基调是歌颂光明、歌颂英雄的人民；深刻的哲理性是他散文的特色。刘白羽散文风格激越、刚健，闪耀着时代的光彩。

艺术上，刘白羽善于通过一幅幅典型的“形象”展现时代的真实画面，比如《青春的闪光》中，他见到天安门工地上一位“昂起胸脯，大踏步行走”的年轻建筑工人时，就联想到20年前天安门前插着太阳旗的侵略者的坦克车隆隆开过。然而，今天，第一个十月一日，“从天安门前走过的人……走上建设的步伐。”随后，建设队伍中的伐木者、农民、战士的画面又闪现出来，历史与现实的交错出现，迸发出强烈的视觉效果。

另外，作者善借景抒怀，使作品充满鼓舞人心的力量。

刘白羽散文的语言激情充沛，词句鲜亮峭拔，富有充实感。

朱自清的散文。

朱自清(1898--1948)，字佩弦，他的散文中艺术成就较高的是收入《背影》、《你我》诸集里的《背影》、《荷塘月色》、《温州和踪迹》之二的《绿》等抒情散文。朱自清的散文不仅以描写见长，并且还在描写中达到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

他的写景散文在现代文学的散文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他运用白话文描写景致最具魅力。如《绿》中，就用比喻、对比等手法，细腻深切地画出了梅雨潭瀑布的质和色，文字刻意求工，显示出驾御语言文字的高超技巧。

他的炉火纯青的文字功力在《荷塘月色》中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比如在描写月色下的荷花之美时，作者将它比喻为明珠，碧天的星星、出浴的美人；在形容荷花淡淡的清香时，又用了“仿佛远处高楼上飘过来的渺茫的歌声似的”一句，以歌声比喻香气，以渺茫比喻香气的`轻淡，这一通感手法的运用准确而奇妙。

与上述绚丽禾农艳的比喻相比，朱自清还有另一语言风格的散文，即用平易的语言，在朴素的叙述中寄寓真挚深沉的情愫。这类作品常常能表现作者正直、热情、进步的心怀，如《生命的价格--七毛钱》、《白种人--上帝的骄子!》等均为这一风格的代表作，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背影》。这篇散文描绘了一幅父子车站送别的图画。文中用平易的文字描写了父亲爬上站台的动作，于滑稽、笨拙的动作中，传达出父子间的真情。这篇散文洗去了他往日的铅华，透过父亲的一举一动，读者似乎看到了作者惨淡的家境。

秦牧(1919--1992)著有散文集《秦牧杂文》、《星下集》、《贝壳集》、《花城》、《潮汐和船》、《艺海拾贝》等，《古战场春晓》、《土地》、《潮汐和船》、《花城》、《社稷坛抒情》等篇是他的代表作。

秦牧散文特点之一，是言近旨远，哲理性强。赞颂新中国、新生活，鞭笞丑恶现象是贯穿他散文作品的一条主线，在阐述观点，讲明道理时，绝不枯燥。

秦牧有别于同时代其他作家的特色是，他的散文题材广泛、知识丰富、谈古论今、旁证博引，显示出深厚的生活和知识根底，《土地》便是其中极有代表性的作品。作者从历史和日常生活中的见闻侃侃谈起，以土地为对象，时而展现新时代的风貌，时而追叙惨痛的历史，时而歌颂新社会的建设者和保卫者，时而写到古代的封疆大典，时而又将笔触延伸到殖民者的暴行，从古到今，从草木禽兽到人情世态、到故事传说、到现代科技，都囊括在一篇散文之中，向读者提供了一部信息量极大的历史教材。

秦牧散文表达方式没有固定格式，潇洒自然，语言流畅讲究，文笔游走灵活，联想奇妙，思路开阔，感情自然流露。

碧野的散文。

碧野(生于1916年)著有散文集《在哈萨克牧场》、《情满青山》、《月亮湖》和《碧野散文选》等。

歌唱英雄的时代是碧野散文的主调。不论是描写山光水色，还是展示建设大业，他的作品总是格调高昂、春光明媚，充满了对新生活的希望和祝福。他的游记作品中的力作《天山景物记》，介绍了新疆天山的丰富物产和异彩奇情的景物，歌颂了边疆各族人民的新面貌；《山高云深处》是碧野散文的又一代表作，描写了一位赤胆忠心，为人民开拓新生活的县委书记。作者将人物心灵的刻画与景色描绘融为一体，将读者带入一个云深雾重、宛若仙山的境界之中。

碧野散文注重人物刻画和情节安排。在以人物为主的作品中，景物只作烘托之用，而在写景抒情的散文中，人物服务于抒情。比喻、对仗、排比、拟人是碧野常用的修辞手段，借此来创造富有节奏感的艺术境界。他的语言生动形象、气韵飞扬、诗意盎然。

孙犁的散文。

孙犁早期的散文形式自由，笔触细腻、优美，呈清新自然之态。他的散文以写人见长。他善于抓住人物特点鲜明的音容笑貌，淡淡几笔勾勒，便使人物跃然纸上，如《投宿》、《随感》都是这方面成功的作品。

孙犁散文不尚浓妆，只求清丽，这一特点在他的叙事散文中表现突出。他的叙事散文从无豪言壮语，而是以细致委婉的笔调表现人物美好纯洁的情感，干淡淡的客观描述中包含着浓浓的情致。

新时期以来，孙犁散文在清新明丽之中又注入了深沉凝重，主观色彩加重。在《童年漫忆》、《保定旧事》、《同口旧事》等形式各异的作品中，都贯穿着“我”的情感和思想。这一时期，孙犁散文多夹叙夹议，议论的成分明显增多，充满人生体验的睿智见解、隽永的哲理、历史的思索，字里行间闪烁着理性的色彩。像《文字生涯》、《伙伴的回忆》等都是他这一时期思想内涵丰富、理论色彩浓厚的代表篇章。

孙文语言修饰而不造作，华美而不浓艳，纯朴自然之态始终如一。

杨朔(1913--1968)散文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他作品的基调是歌颂新时代、新生活和普通的劳动者，代表作品有《荔枝蜜》、《蓬莱仙境》、《雪浪花》、《香山红叶》、《画山绣水》、《茶花赋》、《海市》等。

杨朔创造地继承了中国传统散文的长处，于托物寄情、物我交融之中达到诗的境界。他营造意境时，常在谋取“情”的新意上做文章，如借蜜蜂的勤劳创造而无所求的特点，来寄情社会主义建设者的高尚情操。

杨朔散文在写人状物时诗意浓厚。他写人善于选取感情色彩丰富的片断刻画人物的神貌、内心；他的景物描写，在写出自然美的同时，也是创造意境，深化主题的重要手段。

杨朔散文的结构精巧，初看常有云遮雾罩的迷惑，但峰回路转之后，曲径通幽，豁然展现一片崭新天地，而且结尾多寓意，耐人寻味。

杨文语言具有苦心锤炼后的魅力，象诗一般精确、凝炼、含意丰富又富音乐感，具有清新俊朗、婉转蕴藉的风格。

杨朔散文读后感篇十二

初识铁凝，是通过她的小说《啊，香雪》，印象很好，清纯、富于诗意，很有回味。后来看到她的散文，才知道她的散文写得也很好，文字一如她的小说那样利落、流畅，充满着魅力。铁凝写散文，一是要滋养她的心灵，如她所说：“散文实在是人类情感的一种安然滋润”；一是通过散文来锤炼她的文字，“因为我写过了一些小说，才知道散文于我是多么重要。”（《心灵的牧场》）对散文，铁凝孜孜不倦坚持着写作，并不放弃，表现出一种高贵的追求精神。最近，读了她新近出版的散文集《回到欢乐》（河南文艺出版社20xx年出版），对她散文独具的韵致和气质，更加深了一层印象，并产生了由衷的喜欢。

铁凝的散文给人最直接的印象，是大老实的写作态度和文字间的自然自在。在人生的道路上，在世事沧海里，人都会有诸多的感触，有喜悦，也有不如意。无论喜悦还是不如意，重要的是要有诚实的人生态度，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读《回到欢乐》可看出，铁凝是用诚恳的态度、真挚的心去体味生活，感悟人生的，也让人文精神和社会道德审视自己，使人感到她的认真和实在。她自然、亲切的话语向读者叙说着自己心灵的体验，似月光下朋友把酒对话，了无隔阂和紧张感，亦无造作的矫情和板着面孔的说教，不饶舌，不卖弄，不做高深和自大，有一种很自然的亲和力，像一首舒缓低婉的牧歌，流淌着祥和与宁静，给人以人格和心理上的放松。铁凝在《心灵的牧场》中写道：“散文是心灵的一片牧场，心灵就是这牧场上的牛羊。当牛羊走上牧场的时候，才可能出现因辽阔、丰沃和芳香而产生的自在。”这就是铁凝散文可信、自然与自在的原因了。铁凝的散文就是仰仗了心灵的写作。铁凝在文章里从不裹藏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包括自己自私的一面，她将真实的自己向读者、向社会和盘托出。无论写人、记事，还是论及文学主张、社会现象，她都能直率地袒露心灵，这应该是一个真正作家的品格。

杨朔散文读后感篇十三

《垂钓》是《余秋雨散文》中的一篇，是余秋雨夫妇在海参威的见闻，情节十分简单。一胖一瘦的两个垂钓老人，因为个人喜好不同，胖老人在钓绳上挂了六个小小的钓钩，每次下钩不到半分钟他就起竿，次次都会挂着六条小鱼，他忙忙碌碌地不断下钩、起钩，从来没有落空，落日余晖的时候，总是快乐地满载而归;瘦老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的钓钩只有一个，而且硕大无比，即使没有大鱼上钩，他都倔强地端坐着，等着暮色苍茫了，瘦小的身影还在与大海对峙。

两位老者不同的性格追求，导致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胖老人归去的时候已是盆满钵满，快乐的脚步如胜利者凯旋。瘦老人虽然用背影来鄙视同伴的浅北，但他毕竟鱼桶空空，一个人在暮色渐浓的大海边寂寞地等待，孤独地守候!

余秋雨在散文中说道“一个更加物质，一个更加精神”，“一个是喜剧美，一个是悲剧美”，“他们天天在互相批判，但加在一起才是完美的人类”。的确，人类在演绎故事的时候，皆因为不同的人生观而丰富了结局，让旁观者更觉意味无穷。

人生何尝不是这样，如果不认清自己所处的环境和客观条件，一味盲目地追求自己力所不能及的目标，那种孤单寂寞的对峙并不能显示崇高，唯有不断地充实自己，发现自己，脚踏实地的面对和解决，才会象胖老人一样，面对人生自如地下钩、起钩，而且次次都是满载而归，撞开人生的一扇扇希望和快乐之门!

读着《余秋雨散文》，就如同读着一本厚厚的历史书。书里更有人间百态，有爱恨情仇让人们去品味，去欣赏，从中获得心灵的升华。

初次接触他的文章，是语文课本上那一篇《信客》。读毕，平淡的语调，朴实的语言却描绘得如此生动，令我不经心生敬佩。专业点说，就是他选择恰当的、富有诗意、表现力的语言加以表达，这些语言具有诗的美感，从而把复杂深刻的历史思想和文化说的深入浅出，平易近人，可读性很强。

余秋雨的'散文中始终贯穿着一条鲜明的主线，那就是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追溯，思索和反问。余秋雨的作品更透着几丝灵性与活泼，尽管表达的内容是浓重的。同时他还综合运用对偶、排比、比喻等修辞手法，大段的排比，对偶增强了语言表达的力度，构成了一种语言的气势，使语言不矫揉造作，装腔作势，平淡无味，而富有了张力，富有了文采。

我欣赏《苏东坡突围》。正如苏辙的那句话：“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正因为他太出色、太响亮，使得那些品格低下的谏臣有了嫉妒的目标。然后苏轼就被你一拳我一脚的批判，甚至贬损。八百多年前苏东坡先生的遭遇,本已尘封于历史之中,然而余秋雨先生的《苏东坡突围》，对曾经攻击过苏东坡先生的人经行强烈的反驳。用词之尖刻，情绪之激昂，在文字之中尽显铺张。恣意汪洋的文采、率真自信的个性、乐观豁达的气质，都是我们对这位大才子苏东坡的认识。

几百年来，其诗词文赋吟诵不绝，相传至今。我欣赏苏东坡先生桀傲不驯的个性，乐观向上的情感，却每每心痛其人生频频遭遇的坎坷。苏东坡是中华文明史上既不可遇又不可求的文化伟人，而他跌宕起伏的人生际遇正是促进他成为伟人的原因。这些，在《苏东坡突围》中详细又透彻的体现了出来。

余秋雨利用他渊博的历史知识，丰厚的文化功底，将历史与文化结合。将历史写的活灵活现，把文化述的铿锵有力，引起我们反思。正如专家们所评价的 ，“语言在抒情中融着历史理性，在历史叙述中也透露着生命哲理”。

这，就是余秋雨。这，就是《余秋雨散文》。

著名学者孙绍振先生曾说：“余秋雨之所以在九十年代崛起，就是因为他在自然景观面前，将激情的抒发和智性的文化沉思结合了起来。”读《文化苦旅》，读《山居笔记》，我们都会鲜明地发现一个普遍存在的艺术个性，即以自然景观为核心意象，使激情与智性相互渗透，把对自然景观的赞叹和文化景观的阐释统一起来，《都江堰》就是这样的一篇佳作。

这篇散文抒情激切、高亢。文章开篇就奠定了一种厚此薄彼、褒贬分明的情感基调：“我以为，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工程不是长城，而是都江堰。”“我以为”“最激动人心”“不是……而是……”这些字眼，将作者的理性判断镀上强烈的主观情绪色彩，它统领下文对都江堰自然地理景观(水)和文化景观(李冰之于水利建设的杰出贡献)等的描述与议论。

激情的抒发需要具体形象的铺垫，否则感情势必空洞浮泛。《都江堰》一文形象刻画角度多变，生动空灵。有正面描写，有侧面烘托。正面描写，或从听觉角度切入——“如地震前兆，如海啸将临，如山崩即至”——未见其形，先闻其声，以极度夸张的比喻摹拟江水惊心动魄的声响;或从视觉角度摄取，抓拍堰中江水股股叠叠或合聚飞奔或分流直窜的动态镜像，突出其规整中的强悍的精神，展示它“壮丽的驯顺”的个性。

侧面烘托，有欲扬先抑，如写去都江堰之前的先入为主的偏见、懒懒的心绪、散散的脚步，来反衬之后亲睹真容的震惊与叹服;有对比映衬，如以海水的“雍容大度”与江水的“精神焕发”相比照，突出江水“踊跃喧嚣”的气韵。这些自然景观形象的描绘，饱含钦敬欣羡之情，为下文文化景观的智性反思张本。这些感性的丽句里潜藏着作者对都江堰内蕴的精神风度之历史价值的深邃反思。

智性的沉思需要具体形象的承载，否则思考势必单调枯燥。文章在从声、形、神韵等多侧面写足了都江堰自然景观的壮美之后，接着将视线聚焦于“李冰”这一形象及其历史文化的内涵上。作者对李冰形象的刻画是粗线条的，主要用夹叙夹议的手法，纵横今古，浪漫飘逸，充满诗情。

作者先是遗貌取神，“取其一点，不及其余”，以类似速写的笔法，寥寥数字勾出他想像中的蜀守李冰的形象：“手握一把长锸，站在滔滔的江边，完成了一个“守”字的原始造型。”然后叠加上“画外音”：“站在江心的岗亭前，‘你走这边，他走那边’的吆喝声、劝诫声、慰抚声声声入耳。”再点缀以妙语连珠的议论，展开与人文景观的对话。如“他大愚，又大智。他大拙，又大巧。

他以田间老农的思维，进入了最澄彻的人类学的思考”，又如“秦始皇筑长城的指令，雄壮、蛮吓、残忍;他筑堰的指令，智慧、仁慈、透明”等等，这些潇洒出尘的智性判断把李冰形象深厚的精神内涵纵深挖掘出来，坦呈在读者面前。这些智性的睿语中奔涌着作者对祖国优秀传统文化与精神资源的敬重与热爱之情。

智性的沉思，不仅要借助于思接千载、心骛八极的想像，更须有纵横捭阖的联想，从而让议论的锋芒更犀利。本文第三部分，在阐释李冰的治水韬略时，作者顺水推舟的点到：“在李冰看来，政治的含义是浚理，是消灾，是滋润，是濡养。”这是借题发挥的神来之笔，换句话讲，这才是都江堰这一人文景观的核心隐喻，它与长城所象征的“保守、僵硬、封闭”形成一种潜在的对照。

“一粒沙里见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以小见大，由表及里，因少总多的选材与立意的运思方式，是秋雨文化谋篇布局的常规。本文着重从都江堰这一人文景观的历史价值与当代意义的层面来抒情议论的，因景及人，因人及事，因事及理，如抽茧剥丝，将其精神个性、文化人格、政治理想的追求跃然于纸上，感性与理性交融，谱写了一曲浩浩荡荡的激情与智性的二重奏。

杨朔散文读后感篇十四

梁实秋的《雅舍散文》是我这次从大陆带回的图书之一。好不容易周日得闲，便拿出来翻翻。很巧，一翻就翻到那篇《六朝如梦》。这是梁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追记他六十年前在南京“半年的勾留”。

散文一开头引了唐末五代诗人韦庄的那首著名的《金陵图》：“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必要的“寒喧”、交代后，梁先生首先写到栽种着“无情”柳的“台城”。

去年年底，笔者应邀到南京参加一个笔会。“笔会”的组织者曾安排与会者参观游览过“台城”。“那一段城墙有个颇为宽大而苔藓丛生的墁砖的斜坡，循坡而上，即至墙头。”不错，是这样。而且，当笔者“循坡而上”的时候，很不巧也想到了韦庄的那首绝句；嘴上还嘀咕着“此台城”，是不是“彼台城”的疑问。走在一旁的著名诗人、翻译家屠岸先生蛮有把握地说不是，韦庄诗中的“台城”指的是宫殿。看来自然是屠岸先生博闻强记了。

梁先生在文中说：“所谓台城，本是台省与宫殿所在之地的总称，其故址在鸡鸣山南干河沿北。今习称鸡鸣寺北与明城墙相接的一段为台城遗址，实乃附会。”但梁先生又说：“所有这些历史上的事实，后人不暇深考，鸡鸣寺附近那一段城墙大家认为是台城，我们也就无妨从众了。”

说的也是。“笔会”组织者把大家带到“实乃附会”的台城，可见，七、八十年了，大家一直在“从众”，一直在将错就错。其实，只要与学术无涉，对生活中的一些“美丽的错误”，是没有必要去太认真的。三国故事中“赤壁之战”的“赤壁”，有好几处，何处是真，何地是假？诸葛孔明隐居的“隆中”在哪里？历来就有“襄阳”、“南阳”之争。撇开学术的严肃性，作为一处人文景观、作为一个旅游景点，对这些“美丽的错误”过于认真、过于刨根问底，反倒无趣！

笔会期间，虽然时令只是初冬，但南京的`天公并不作美，低温、阴天，还时有细雨。所以，“我去的那一天”，天寒地泠，西风劲吹。当然，一如梁先生所说，台城上的“景观甚为开廓”。居高的地势且不说，视野里尽是高大绵延的城墙、城堞，大号厚重的城砖，宽阔的走道、斜坡；再衬以恢恢然的远景，覆以灰蒙蒙的苍穹，景观不开阔也难。只是，却也因此更显空旷、寂寥、萧索。

草木非人，孰能有情。韦庄怪得无理。其实，是他自己太“多情”了！韦庄身处唐末五代的战乱动荡时期，面对有着那么丰富深刻历史、文化蕴涵的“金陵图”，自然生出许多的吊古伤今的感慨和悲哀。无奈之下，只好怪柳“无情”了。

这也是人之常情嘛，要怪就怪人为什么是感情的动物。常人如此，何况是诗人、文人！千百年来，登临之感，兴衰之叹，不知凡几。因此，才有这么多的“多情应笑我”、“多情自古伤离别”，这么多的“多情种子”！梁实秋先生当年登台城的时候，开始时不亦“殊觉快意”吗，可后来想起“一幕幕的历史悲剧”，“不禁兴起阵阵怀古的哀愁”，最后竟“偕友携手踉跄而下”！

情为何物？人的喜、怒、哀、乐，七情六欲，都是情，都是感情。正是所谓的“一枝一叶总关情”。至于具体到亲情、友情、爱情、乡情等等，就更不用说了。甚至对眼下世界局势的忧虑，对两岸统独的省思，都是一种情，一种更为难得的感情。

杨朔散文读后感篇十五

这几天晚上睡觉前一直在读白落梅的散文集《林徽因传》，那清丽的文字就向甘甜的泉水，令人耳目一新，久久不能忘怀。对里面的观点也深深认同。

人总是在祈求圆满，觉得好茶需要配好壶，好花需要配好瓶，而佳人也自当配才子。却不知道，有时候缺憾是一种美丽，随行更能怡情。太过精致，太过完美，反而惊心度日。既是打算在人世生存，就不要奢求许多，不要问太多为什么。且当每一条路都是荒径，每一个人都是过客，每一片记忆都是曾经。

生活中，我们时常不能理解，为什么许多貌美如花的女子为何会选择一个平淡无奇的男子。但这个男子一定有某个方面将她打动，有着不为外人所知的长处。许多时候是我们一相情愿在感叹，而别人其实很满足、很幸福。

诗情画意只能偶尔地点缀日子，并不能当做生活的全部。真正懂得生活的人会知道，柴米油盐酱醋茶是真实的烟火幸福，琴棋书画诗酒花只可以怡情养性。

走过那段多梦的青春岁月，我们的肩上就多了一份责任，思想也更加理性。爱也不再轻浮，而是稳重深沉。爱一个人，未必要拥有，只要知道她在，知道她好，就足矣。

杨朔散文读后感篇十六

“楚之骚文，距式周人;汉之赋颂，影写楚世”，文学的发展具有承上启下、革新发展的特点，无论是散文、诗歌，还是小说、戏剧，都是世代相承。自古我国便有“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审美追求，并以此要求诗人、画家的创作;现代文人闻一多提出诗歌创作的“三美”理论，其中便包括绘画美;现代诗人徐志摩也曾说：“要真心鉴赏文学，你就得对于绘画音乐，有相当心灵上的训练。”

随着艺术创作实践的不断增多，艺术观念的逐步深入，人们在诗画相映的基础上发现：散文与绘画也有共通之处。何况一直将“好的散文就是一首诗”作为美学目标的杨朔，其作品自然更是饱含着绘画的美。但杨朔散文通常被研究最多的，是他文中饱含的诗情、固定的模式，而如画般的视觉效果却易被忽视。本文确定以“杨朔散文绘画美”作为研究对象，是在充分认识到诗化文学绘画美的历史渊源，及杨朔追求绘画美的自觉性为基础的，主要论述杨朔散文中是如何体现了绘画美。

(一)历史渊源。

在中外文艺美学中，诗画相映的理论从不匮乏。我国宋朝著名文人苏轼曾用“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来评价王维的诗《山中(阙题二首其一)》，当读到“兰溪白日出，天寒红叶稀”时，读者眼前很容易就浮现出一副清新凄冷的画面。而古罗马诗人贺拉斯和古希腊抒情诗人西蒙奈迪斯，也从审美视觉和审美听觉方面分别提出过“诗如画”“诗是有声画，画是有声诗”的理论。

诗画相映的理论放之于诗化散文的创作中同样适用，文学家们随着艺术修养的不断提升，不同程度地学会了用画家的眼光观察事物，不断地借鉴绘画的创作手段，使作品的审美角度更加多样。

(二)自觉性。

杨朔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散文家，曾致力于诗化散文的创作。他的散文创作集中在建国之后，但创作环境却并不稳定安宁。建国初期，“苏式小品”即讽刺性杂文独占刊物;一九五七年后，“左”的思想泛滥，这都严重影响了散文的发展。在散文历尽危机之后，杨朔进行了严肃的思考，他认为作家必须注重作品的艺术性，要有艺术方面的创造，并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创作，有如攀登冰山，要想登峰造极不是容易的，是要经历艰苦路程的。”他始终坚持注重散文的形象思维和艺术美，以“好的散文就是一首诗”为美学目标，在散文艺术美包括音乐、绘画、电影等各个方面，建树自己的美学观点，使抒情散文在艺术的形式方面，开拓出一个新的境界,即诗情画意、哲理深厚。

二、绘画美的具体表现。

莱辛曾提出，身在语言艺术范围的散文只能“通过语言叙述那些持续于时间上的动作，所以不宜充分逼真地描写静止的物体。”而杨朔的散文从绘画中吸取了众多方法和手段，在构图布局、意境创造、描绘技法等方面下功夫，使笔下事物表现出令人身临其境的生动画面感，体现出物中传情、景中寓意的绘画之美。

(一)构图布局。

构图是指绘画时根据题材和主题思想的要求，把要表现的形象适当地组织起来，构成一个协调的完整的画面，主要包括：选择什么外部形象，外部形象放置的位置等。杨朔诗化散文选景、布景都如绘画构图一般，充满了艺术形式美。

1、选景。

在绘画中，假设画一条腾云驾雾的龙，若整体画出它的全身，很难表现它的情态，也很难表现画家的思想精髓。所以高明的画师画龙时，只画其头部及局部的爪牙鳞甲，让龙身隐现于云雾，由此使整幅画栩栩如生。杨朔在创作散文时，吸收这种绘画选景方法，将所描绘的人、事、物“露其要处而隐其全”，即根据作品主题的需要，把一切纷繁多余的形象毫不留情地去粗取精，以最少最恰当的题材，单纯而集中地表现主题。

齐白石曾以“十里蛙声出山泉”为题作画，只花了山涧间的几只蝌蚪，引发观赏者的联想——有蝌蚪必有青蛙，亦必有青蛙在远处的山泉鸣唱。杨朔的散文通常也是抓住一事一物、一情一景，从小处落墨进而深入发掘，使读者在收到有限景物的讯息之外展开联想，进入到一个更为无限、广阔、深远的艺术境界，并以此追求诗的容量、画的内蕴。

杨朔不止一次地说过，他的散文是“想从一些东鳞西爪的侧影，烘托出当前人类历史的特征”，是“从生活的激流里抓取一个人物一种思想，一个有意义的生活断片，迅速反映出这个时代的侧影”。如《鹤首》中提到，东京的朋友将日本的工艺品鹤首送予“我”，并且告诉“我”这样的工艺品是中国唐代的一位高僧带到日本的，作者由此写道：“我摩挲的是日本的艺术品，里面却含着中国古代能工巧匠的心血。这只鹤首瓶，正式中日两国人民文化交流的结晶之一。当年有人把瓶子从中国带到日本，现在我却又要把瓶子带回中国去，多有意思。”只是描述了一种瓶子的来历，只是朴素的叙述故事的始末，读者却能够从这样一个简单工艺品的文化背景中了解到中日文化交流的过去，懂得了虽然中国曾经与日本因战争结下难解之恨，但中日文化交流的结晶却无法被忽视，中日普通民众之间的纯洁的友谊也不能够被抹灭。因为正如文中反问的一句话：“是不是因为我们两国人民的历史文化自古以来便一脉相通，互相交流，生活感情上有许多共同点，我们的心灵才这样容易互相拥抱?”

2、布景。

杨朔散文构图中有一种布景方式对后世文学创作中艺术手段的应用影响十分深远，即由幽入明、卒章显志。他善于把主题含蓄地隐藏在精巧幻美的意境之中，进行有重点、有步骤地揭示。他几乎在每一篇散文中都设置了达成传扬主题这一目的之曲径，曲径通幽，由幽入明，往往在作品的最后，明确思想的航道，和盘托出主旨。这种主题的揭示，正如古人所形容的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如《樱花雨》中，作者在文章前半部分做了大量铺垫，主要描绘一个叫做君子的日本女孩。在最初的描绘中，君子的身世是悲惨的、性格是怯懦的;同时读者也了解到当时日本的社会背景——被美国占领，本国人民没有自由。君子的生活正是广大日本民众的真实写照。但在深沉低落的气氛下，在文章描写的后半部分天下起雨、樱花绽放，忽而屋内灯灭，此时“君子忍不住自言自语悄悄说：‘敢许是罢工吧?’从她那对柔和的眼睛里，我瞟见有两点火花跳出来。”继而我们发觉，尽管是怯懦的君子心中依然有着火一样的愿望，渴望自由。结尾杨朔点明了主题思想，那就是日本民众渴望自由的愿望和坚定不移的性格，他们就像雨中的樱花，会开的更加热烈。整篇文章结构步步深入，层层相扣，最终读者拨开迷雾，豁然开朗。

中国画论中还有这样一句人所共知的讲结构的话：疏处可以跑马，密处无法插针。其实文学作品也有这样的要求，即必须讲究结构的疏密。杨朔散文在“疏”处，开阖变化，纵笔自如;在“密”处，细针密线，无懈可击。这种布景疏疏密密，交错而行，张弛有度，能够更好地揭示作品的思想主题。《画山绣水》是在通过对几座山名的传说解读和种种风景画错落有致的“疏”中，对意境进行逐层开拓的。疏中有密，在思想红线与叙写线索贯穿的“密”中，作者发出这样的感慨：“江山再美，谁知道曾经洒过多少劳动人民斑斑点点的血泪”，最终揭示了社会主义山水“今胜昔”的主题：“今后呢，人民在崭新的生活里，一定会随着桂林山水千奇百怪的形态，展开他们丰富的想象，创造出新的神话，新的故事。”

(二)意境创造。

在近现代文论中，李泽厚从美学角度对意境做过解释：“以表现为主的各类艺术，其反映现实和创作典型，是由特殊的概括方式实现的。……‘意境’的创造，是抒情诗、画以至音乐、建筑、书法等类艺术的目标和理想，‘意境’成为这些艺术种类特有的典型形态。”正因为有共同的目标和理想——意境，所以诗、文、画都要求创作者将情融于景，把内情与外物、主观与客观高度集中于同一艺术境界之中。杨朔散文在创造意境时，运用选取诗意事物、突出主体形象、情景交融等艺术方法，将主题思想与客观形象统一于意境，使文章从头到尾都充满着诗情画意。

1、意境之诗意事物。

“在中国美学所标举的审美境界中，一山一石、一草一木都不是孤立绝缘的，而是化入了空灵动荡的宇宙元气之中，面对这一生命的世界，审美活动，也不是简单的感情外射，而是以主体为主、主客共同互参的双向运动。”杨朔曾说：“我在写每篇文章时，总是拿着当诗一样写。我向来爱念诗，特别是那些久经岁月磨练的古典诗章。那些诗差不多每篇都有自己新鲜的意境、思想感情，耐人寻味。……我就想：写小说、散文不能也这样么?于是就往这方面写，常常在寻求诗的意境。”

杨朔散文中所选取的题材事物虽然几乎都是世上最平凡的，一山一石、一鸟一虫、一花一草……但经过作者对其诗意的加工，使原来平凡的对象仿佛注入了活力，顿然闪烁出动人的光彩，显示出深刻的.道理。在《印度情思》中，杨朔抓住孔雀、小鸟、松鼠、猴子之趣，一幅幅风景图美不胜收，写出了印度独有的旖旎的自然风光;抓住“三河女神”、“神鸢”的传说，“戈特”高塔、古城石窟壁画、凯拉萨神宫，以及有关“普万纳国王”故事的石刻等，一幅幅风俗画充满了诗意，写出了印度生活中浑厚的宗教气息。

2、意境之主体形象。

我国古典诗歌在创作时，按照诗人的美学追求和抒情需要，进行对主体形象的刻画，这些形象通过或新奇、或明亮、或灰色、或阴郁的气氛衬托，无一例外使作品具有一种和谐、完整、明确的艺术境界。如李煜的《虞美人》：由春花、秋月、小楼、东风、月明、雕栏玉砌、春水东流组成了一幅萧索寒凉、孤独悲戚的典型环境;又以故国、不堪、应犹在、几多愁等主体思想的描写，表现出词人的一种凄楚愁苦、思念故国的典型情绪，从而构成了完整的艺术画面。

杨朔散文创造意境的一个基本手段，正是借鉴古典诗歌的上述典型特点，着力刻画各种具体形象。不仅使它们具有抒情写意的典型性，而且常常选择刻画一个中心形象，以此作为意境构图的主体。如《埃及灯》中的主体形象是埃及的一位大耳环妇女，且看作者如何描画：“望见那盏灯，我的神思一晃就会出现个幻影，在那茫茫的埃及原野上，风沙黑夜，一个妇女摇着金色大耳环，提着小玻璃灯，冲着黎明往前走去。……”这位埃及妇女的速写令人一读眼前立刻浮现出风尘仆仆、积极奔走的动感形象，只觉心情激荡，被某种情绪感染，渴望加入这位妇女的行列，正如作者本文中所写：“我一定要作为一名志愿军，到你们那正燃烧着自由的国土上去。”

3、意境之情景交融。

情景交融，即从烘托作品的主题旋律出发，使情景交融的艺术画面构成具体作品意境的抒情基调。所谓“化景物为情思”，“一切景语皆情语也”，都是前人总结的运用情景交融来创造意境的艺术经验。从具体实践上，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千古名句，如柳宗元的“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晏几道的“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柳永的“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等，创造了画面纷呈、情调相异、各具特色的意境。

杨朔从整个作品的主题出发，在每篇散文中缀合众多的风景画和风俗画，历历如绘、美不胜收。他把这些组画有机地统一在具体作品特定的意境之中，使之因意境的制约而被赋予了感情，同时这些组画反过来又完整地构成了作品的意境和抒情基调。最终杨朔通过绘画般的描写，委婉地寄托革命情思、抒写自己富有诗意的感受，“化景物为情思”，创造出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如《荔枝蜜》这篇散文中，描绘了多幅画面——从化温泉夜景图、荔枝林养蜂场图、田野插秧图，这些画面都是作者为了赞颂蜜蜂高尚品格所做的铺垫，同时也反过来构成了整个散文的抒情基调。作者将种种画面缀合，最后发出歌颂劳动人民的情思主题：劳动人民就像蜜蜂一样，辛勤建设新生活，为自己，为别人。

(三)描绘技法。

在杨朔的作品中，不仅在其构思构图和意境创造中体现了绘画美，而且在具体方面，例如描绘景物的笔法、描写人物的技巧、独特的语言风格等，也都体现出作者对于散文诗化的追求，其中就包括注重画面感。

1、笔法。

在绘画创作中，十分强调笔法。我国国画艺术中，用笔常以线条为主，无论是单独用线条还是多种方式混合使用，均能构成完整的形体和影像，以表现事物的情态和创作者的意图。

杨朔散文创作主要以线描为主，能够将线条的曲直、浓淡、粗细、刚柔等巧妙运用，生动地表现出物体的轮廓、形态、动势、质感，画面的空间乃至人物的精神面貌，使笔下形象跃然纸上，呼之欲出。如在《泰山极顶》中描绘了一幅泰山极顶远眺图，杨朔运用线条勾画，黄河像一条隐约的曲线，温和像一条缠绕山脚的蛇形线，拱卫泰山膝盖下的山岭像抛物线，一条条曲线的描画，给人以优雅、活泼、运动之感，正如作者所写：“整个山河都在欢腾。”

2、人物。

杨朔描绘人物主要采用我国古代绘画中传统“白描”手法。所谓白描，是我国古代“白画”的技法，即单纯用墨线来勾勒形象的轮廓，不以任何其他色彩来敷染润色。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也推崇这种创作手段，他曾说：“凭着许多最鲜丽的颜料，乱涂一通，不如用白色描写一个形象的轮廓来的悦目。”

杨朔将白描手法放之于写作，具体表现在他用淡墨轻笔勾勒人物，用富有特征的线条勾画人物，用最经济的笔墨突现人物的情态美，正如鲁迅所说，“并不细化须眉，并不写上名字，不过寥寥几笔，而神情毕肖”。所以我们看到杨朔创作的人物素描画构图简练干净、朴素平易，而人物形象却力透纸背。如在《金字塔夜月》中，老看守的儿子在塞得港的战斗中为反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而为国牺牲，当被“我”问及时，老人对儿子的思念、对民族的忠诚、对殖民主义者的血海深仇，一瞬间百感交集。为了描写老人此刻大起大落的感情，作者只以“转过脸去”、“迎着月光”、“眼睛好像有点发亮”、“咽口唾沫”等凸显老人情绪特征的细节描写，展现老看守的内心世界。

3、语言。

杨朔散文的语言风格，具有朴素、凝练、生动的特点，因而读者始读其文，便产生出如诗如画般简单而又丰盈、朴素却又感人的艺术体验。

首先，杨朔散文的语言是平淡朴素的。这种语言风格不像辛弃疾“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那样的豪放、壮阔，也不似李清照“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式的凄凉、委婉，而是如同一条欢快的小河，流水潺潺，清新、活泼、优美。用画比喻，杨朔的散文就像是一幅幅淡淡的水墨画，仅是寥寥几笔就画出了生活的诗意。如《茶花赋》中写道：“白玉兰花略微有点儿残，娇黄的迎春却正当时，那一片春水啊，比起滇池的水来不知还要深多少倍。”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浓重的笔墨，只是透过朴素简单的语句，却让读者看到了锦绣河山，激发出对祖国的热爱。

其次，杨朔散文的语言是凝练深刻的。他的散文从不放肆笔墨，每篇文章都注意推敲，“语少意足，有无穷之味”。他常常在一些句子的关键地方用上一个非常恰切的词语，画龙点睛;并且在描写客观事物往往选择最形象、最凝练的字眼儿，惜墨如金地描写客观事物，构成如诗如画的意境。如《泰山极顶》中“山头上忽然漫起好大的云雾，又浓又湿，悄悄挤进门缝来”，一个“挤”字形象地写出了雾的浓;又如《荔枝蜜》中“四围是山，怀里抱着一潭春水”，一个“抱”字赋予了山水生命;《茶花赋》中“一脚踏进昆明，心都醉了”，一个“醉”字更写出了作者对祖国深沉热切的爱。

再次，杨朔散文的语言又是生动形象的。袁牧说过：“一切诗文，总须字立纸上，不可字卧纸上。人活则立，人死则卧：用笔亦然。”杨朔的描写语言，便是字字“立”在纸上，鲜活、生动、形象，富有高度的绘画造型力。如《雪浪花》，通篇描写了浪花咬礁石的情景，同时叙述了老渔民的性格，渲染了环境。这篇文章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比喻，作者运用生动的语言和丰富的联想，将自然景色和人物形象都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最终把浪花和劳动人民联系在一起，突出了劳动人民伟大的力量和高贵的品质。

三、总结。

杨朔的诗化散文从构图布局、意境创造、描绘技法等方面多方采用了绘画艺术的审美手段和审美形式，将文章按照绘画的艺术要求进行创作，描绘了作品主体形象的充满魅力的性格特征与实际行动，再现了客观自然界的生机盎然、绚烂多彩的美丽画面，展现了作者丰富的内心世界和主观情绪，最终使内容和形式达到了统一。杨朔的这种审美追求，在散文与绘画的结合上所做的众多实践，为后世诗化散文的创作提供大量的理论和实践经验。

杨朔散文读后感篇十七

原本先读的是梁实秋的杂文，好多年前就一直都是很喜欢，没有想到，结果是先来写林语堂的。起因是昨天突然抓到一本林语堂的散文集，然后因为早就知道，梁实秋和林语堂两个人对写作的观点是完全相反的，一个讲究规格规矩（梁实秋），一个讲究自由性灵（林语堂）（注，梁实秋曾经批判过民-国文章之无序，被郁达夫所反驳，而林语堂是支持（欣赏）郁达夫的。），既然我已经看过梁实秋的杂文，自然也要看看风格迥异的林氏作品，才能有个客观公正的观点。结果既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我对两个人的作品都是非常喜欢的，不止如此，其实两个人虽然文风对立，个性完全不同，但是其实都非常讲究做人，讲究文艺的自由精神。

做人方面，梁实秋的已经记得不多，林语堂是明显要求先学做人，然后昨文的，人品若是不佳，文章再好也是毋庸。而文艺的自由精神，梁一向是不喜政治的，和鲁迅的对立也非常严重，民-国时期就展开过论战；林语堂，也终究没有听从鲁迅在小品文上的劝告，选择了一种抒发性情，无关政治的写作方向。

林写旅行，说当不知自己从何而来，往何处去，才是得了旅行的真谛，是很合我的心意的，因为懂得欣赏，就会发现美景处处都在，譬如摄行大师的作品，也并非是一定要在新奇特异之处，才能创作的。固定要去某处，欣赏什么，反而丧失了旅行的意味，不能体会旅行的快乐，因为对我等来说，旅行的，是心，心有所悟，心有所感，则旅行就已达到目地。

林写做人，主要还是推孔孟，也兼老庄，这个其实正是中国的传统思想之精粹。孟子的性善说，尤其得到林大师的推崇。孔子讲怎么说君子，讲礼仪；孟子讲怎么做大丈夫，讲仁，智，勇，这些，都是后世所欠缺的，当下风气败坏，恐怕终究是要重拾这些古人就已近明白的道理的。

写到这里，感觉晦涩难继了，读书太少，写的太少，语言文字功力太差的毛病完全暴露了出来，还得好好读书多读书。

杨朔散文读后感篇十八

摘要。

朱自清是一位成就卓著的现代散文作家，是我国新文学的开拓者，是现代散。

关键词：构思精巧；情景交融；真情流露；语言艺术；修辞手法。

散文不仅要抒发真情实感，还应该尽可能地写得优美，从单纯和明朗的优美，直至绮丽和纤浓的美，都会引起各种不同的审美情趣，陶冶广大读者的审美情操，培养广大读者的审美观，提高广大读者的审美技巧。朱自清在与众不同的立意和艺术加工中，不仅仅在自己的散文里描述了美，而且融入了自己的感情，表达了自己对美的独特理解，并从中散发出一种独特魅力，把读者带入一个韵味悠长、遐想美妙的艺术境界，并且在心里留下经久不灭的痕印，特别是他的抒情、叙事、写景的散文，更让人感动！其作品并非浓墨重彩，语言平实却不落俗套，仔细品味自有一番清新淡雅的心灵收获。

一、缜密精巧的构思。

缜密精巧的构思是作品散发诗意的一个特征。朱自清的散文在构思上是十分讲究的，他的散文，结构精巧，布局合理，善于从叙述中将读者缓缓带入作者设计好的意境，行文缜密而严谨，精炼而流畅，活泼而巧妙。

朱自清的散文，有缜密精巧的构思，玲珑剔透的结构。《背影》无论写人、叙事、抒情都十分平实，但在平时中去孕育着极为精巧的构思。一般写人物，较多从正面着笔，或写面部表情，或写姿态服饰，正面写有正面写的好处，但写多了也会感到呆板乏味，契诃夫给青年信中告诫说：“你忙着描写人物的脸??这又是老一套，这样的描写可以省掉的，五场描写得很详细的脸，会使读者的注意力疲劳。”（《契诃夫论文选》）。

《背影》另辟蹊径，全力写父亲的背影，令人拍案叫绝，全文共写了三次背影。第一次，作为父亲，在儿子心中他的音容笑貌，无不了如指掌，然而当父亲临别时的一霎那，为儿子买橘子而艰难的在月台上爬上爬下的背影，却深深的打动了儿子的心灵，顿时使“我”获得了特殊的感觉。第二次，父亲的背影渐渐在来来往往的人群中找不到了，犹如电影画面样慢慢淡去，影越淡情越浓，人越远而心越近。第三次，从信中得知父亲困顿际遇，在晶莹的泪光中，又浮现出那“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他将成为“我”终身难忘的一幅父子告别图。

写人物从背影这个角度着墨，为数很少，而“文章有众人不下手而我偏下手者，有众下手而我不下手者。”（《伯子论文》）朱自清先生知难而上，选择背影这一新颖独特的角度，这是生活暗示给他的一种独特的发现，也是表现事物的一种艺术创作，显露出了作者不随人后，敢于创新的艺术才华。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在构思上也很精巧别致，历代文人骚客游览秦淮河都会留下不少诗文，“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等等，各具特色，给人启迪，朱自清先生总是独辟蹊径，从中挖掘“新意”，从“桨声灯影”的角度写秦淮河夜景，是新颖的。

文章开头作者点出秦淮河的船，无论是大船还是小船，还是所谓的“划柏子”，好像都能引起人的“情韵”，交待这些后，作者按空间、时间顺序，从利涉桥到大中桥，从夕阳方下到素月依人，随着汩汩的桨声，勾画出秦淮河的夜景，展露自己的情思。死死扣住“亲景”，透过两重玻璃射出的黄黄的烛灯，眩人眼目的汽灯，临水妓楼上帘缝里射出的一线一线的灯光，河房里亮黄黄的电灯，丰富多彩的各种灯光，装点着秦淮河，构成了秦淮河独特的夜景。作者以灯影为主，从灯与水与月的关系中，勾勒出一幅幅画面：华灯映水，雅中见丽；疏灯淡月，空灵寂静，把秦淮河的夜景写得淡雅，幽远，及富魅力。作者的角度选择的新颖，小中见大，因此，使文章格外贮满诗意。

而《荷塘月色》意在写心中“颇不宁静”，一路写来，却又处处见“静”。《春》。

从多侧面细描春之生机，而把文眼“一年之际在于春”置于描述之中，毫无斧凿之痕。《松堂游记》虚实并举，又一情贯注。关于伦敦和欧洲诸地的游记，行文力避“我”的出现。而“我”的情思，“我对西方世界的东方式的关照，并没有消泯干净。”

朱自清先生在散文艺术创作方面确实独辟蹊径，并取得了一些宝贵的经验。他注意在构思上下功夫，辩证的处理“散”与“不散”的关系，既能挥洒自如又能使结构完整，使文章达到形散而神不散的完美境界。

他重视结构艺术，善于提炼和筛选，造成凝炼精美的诗的意境，他把朴素的真挚的感情看作是散文的艺术美的重要因素，因而力求避免雕琢和矫揉造作，更不以华丽的词藻取胜，他那丰富的想象力和细致的观察里，更是值得珍惜的。由此可见朱自清在布局上是独具慧笔，缜密构思后所精心布置的，让人不知觉中渐入佳境。总之，他的散文，总让人爱不释手，总是让人难以忘却。一读起来，便迫不及待的想把他所有的作品读一遍，。那父亲的“背影”，时光的“匆匆”，秦淮河的夜，梅雨潭的“绿”，荷塘的月色，威尼斯的小舟??还有感人至深的《给亡妇》等等，无不给人一种“真情”、“多姿”的美妙意境。朱自清先生不愧为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美文”大师。

朱自清高超的艺术构思还体现在“设眼有致”。许多散文作品都有一句确定全文基调的关键语句，通常我们称之为“文眼”。因而，透过文眼可以比较准确地把握作者的思路，可以确切地感悟出作者的真实情感。

散文《春》就有这样的特色，朱自清将文眼“一年之计在于春”置于描述之中，毫无斧凿之痕，富有浓郁的诗情画意。“春”虽是一个抽象名词，但朱自清却知道巧妙地安排花草、树木与人们的行为来显示春天的气息。他以生物从睡醒之后来描写活泼可爱的情景。他依次由小草从土里钻出来变成嫩嫩绿绿的田野、园子而看到人们活跃的踢球、赛跑、捉迷藏的景象。接著由各种树木的开花，看到成千成百的蜜蜂在喧闹着；又从轻风里看出小鸟呼朋引伴也卖弄清脆的喉咙，和流水、短笛之声相应和而成一幅美丽的图画。再接著他又从下雨之中看出树叶绿得发亮；小草青得逼眼；而烘托出安静和平的夜。最后他以天上的风渐多，地上的人们渐活跃而领悟到“一年之计在于春”这个文眼的实际内涵。作者拿春天像落地的娃娃；像小姑娘及健壮的青年，除了给大地活泼的印象之外，又带来了振奋和希望，因春天充满了希望。

诗意。散文篇二：诗意的秋-散文。

诗意的秋。

半夜从梦中醒来，看见被子上披了层惨白的月光，不禁起了一身寒意，这才发觉被子薄了。冷清的温度告诉我，秋来了。

都说秋高气爽，但我对秋日那乍冷还暖的气温很是不喜爱。最爱的便是看秋的天，纱一样的云丝丝缕缕荡在天际，没有拥挤的仓促，没有孤伶的不安，只有静静地伸展，悄悄地消散。不知不觉，这边的云没了踪影，天那头不知何时又笼起了一片。秋的天似乎用深不可测的湛蓝将时间浸泡，拉长。站在较高的地方，看一眼秋的天，再望一望城市里的车与人川流不息，谁不想驾一仙鹤神游于云天之间，撇开这尘世的喧闹。

想到中国古诗，便无法不想到秋。我认同秋的诗意，却不认同秋的肃杀。枯叶败絮，冷霜清雨，怎么能无肃杀之感呢？也许秋已被这个问题纠缠了几千年，但秋从不气愤，从不反驳。生于农家，我深知秋不仅是丰收的季节，更是播种的日子。但秋从来没有把深埋在残枝落叶下生机勃勃的种子翻出，呈于世人面前。秋懂得隐忍，不在乎外在的干枯萧索，只求内心的滋润充实。这种大度，让我怎能不想起古往今来有风骨的诗人文客，不慕荣华，但求精神的充实。

秋的每一处景皆可成画。因为冷，所以秋景是我躲在家欣赏的，用家里的窗户，框出一个个画面，便成一幅画。对面墙上生着爬山虎，那叶子到了秋是比枫叶还要红的。一夜西风刮过，第二日满墙是火烧一般的通红，红得耀眼，那是不留余力地一红到底。红叶挂不了几日，再一日风来，满墙叶落，只留下黑如墨般的藤长在墙上。那黑瘦的藤与枝更让人震撼，就像用毛笔蘸饱墨汁一笔一笔写上去的，突兀起伏，任风吹雨打不动不晃。我觉得这爬山虎才是秋的本性，是红是落，彻彻底底，潇潇洒洒，犹如那豪放的诗词，读来令人热血沸腾，气冲霄汉，让人不自已地要放下琐念，一心投入到要做的工作中去。

又一片秋叶飘下，在风中安静地摇摆，把我急促烦躁的心安抚，给我一份清静，让我在纷杂的`欲望与烦恼中找回初衷。

诗意。散文篇三：杨朔散文的诗意与诗意的解构。

(1)诗意的建立与诗意的解构。

杨朔散文真正产生较大影响是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先后创作了《蓬莱仙境》（1959年）、《海市》（1959年）、《泰山极顶》（1959年）、《荔枝蜜》（1960年）、《茶花赋》（1961年）、《雪浪花》（1961年）、《画山绣水》（1961年）等名篇，与五十年代中期以前的人物特写、生活速写比较起来，生活场面及人物面影更加虚化，日常生活中包涵的时代意义及诗意强化得更加自觉，一方面呼应了时代的需要，另一方面又回避了矛盾，确立了他在散文界的地位，他的这些散文名篇直到八十年代前期一直被看作散文典型，不断被选入中学语文以及各种选本中，但是八十年代后期以来对杨朔散文的批判和清算越来越多，而最为人们所诟病的正是他散文的诗意特征，有人说：“他注重从生活中发掘诗意，却忽略了对现实矛盾的揭示??过分强调歌颂而削弱了真实性，有粉饰生活之嫌。”（1）[p197]而余杰则认为杨朔散文是“单调的叙事模式”、“单调的思维模式”、“单调的抒情模式”（2）。

[p322]。可以肯定地说杨朔散文有时代的局限性,在思想上，形式和思维方式上的缺陷，但这种局限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原因，简单肯定和否定都是不理智的。本文试图从文本结构和杨朔心理角度探索杨朔的悲剧，这对八十年代中期以来的杨朔现象反思的继续和深入。

一

杨朔散文从文本结构看都有解构诗意的成分。杨朔所说的散文诗意包括思想意境的诗意化和与之相适应的结构和诗体形式。他一方面“在斗争中，劳动中，生活中，时常会有些东西”要“反复思索”，“形成文章的意境”，另一方面“要再三剪裁材料，安排布局，排敲字句”，“总要象写诗那样”。（3）[p421]杨朔也是有意地追求“意境”与散文的诗体形式的统一，但通观他的重要篇目，我们发现他的诗意因为多种原因而解构，他的散文从结构上讲是“事、情、理的递进，从事物中动情，从情感上阐明道理，但实际的情况是他的散文往往是事物对情感解构；理的阐释对前面诗美破坏，造成前后互相解构的局面，《海市》前面描述的自然的海市是“百年难遇”“轻易看不见”的“缥缥缈缈”的奇观，后半部分写海岛渔民生活，作者本意是歌颂新社会渔民生活的优越，前面的自然海市的描写对于他要歌颂的渔民生活既是起兴，又是比赋，但前面更多描写了自然海市的虚幻与缥缈，对本文题旨是一种解构。《荔枝蜜》中为了抒情讲了一个让人怀疑其真实的故事，文中说让“我”对蜜蜂动了情的原因有二：其一是蜜蜂的勤劳；其二是蜜蜂的奉献精神即是老梁所说：“每回割蜜，给它们留一点糖，够它们吃的就行了，它们从来不争，也不计较什么。”那么从这两条理由看，“我”的态度转变缺乏坚实的基础，蜜蜂因误解蛰了人最终自己生命也断送了，我仍没消除对蜜蜂的成见，那么蜜蜂的勤劳是一般常识，怎么会让作者动情呢?还有蜜蜂从不计较什么的酿蜜态度让作者动情。这里把蜜蜂愚昧当作“对人无所求，给人的却是极好的东西”的优秀品质给予歌颂，把动物的黯昧无知当作劳动人民优良品质的比附，两者义项错位，前面感情的虚假，后面着力点的黯昧，使本文在情感上缺乏正面升华的依据，同时作者不顾情感的真挚而刻意进行时代诗意发掘的企图是那么强烈，以致可以背叛自己对事物的审美情感。《茶花赋》用的是封闭式结构，开篇说在异国他乡思念祖国，想请丹青妙手画出祖国风貌以慰相思之苦，后面大写昆明花事之盛，末尾明白地以童子面茶花喻祖国的风貌。其重点部分是昆明茶花的描写，但处处受前面的暗示，总在指向祖国风貌，茶花在描写中始终存在着失去独立性的危险，而最后则明白宣示茶花作为审美对象独立性的丧失。这种写法一方面使写花始终受到功利的牵制，失去或部分失去美感；另一方面文中祖国的景象一笔不提，而直以花写貌，祖国显得更加空虚模糊，花与祖国之间也是一对互相消解的矛盾体。

杨朔散文主观上追求诗意而客观上解构诗意的写法在《雪浪花》、《画山绣水》、《香山红叶》、《泰山极顶》等篇目中同样程度地存在着。

杨朔散文对诗意的消解根本原因是他取消了日常生活，生活的场景，普通事物的独立存在意义，赋予这些事物以社会的本质属性，从而大大弱化这些审美对象的内涵。《雪浪花》是杨朔散文中情景人理交融得最好的一篇，但作者的社会观念解构事物的丰富内涵的现象同样明显，文章开头说：

老渔民慢条斯理地说：“咬你一口就该哭了，别看浪花小，无数浪花集在一起，心齐，又有耐性，就是这样咬啊咬的，咬上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哪怕铁打的江山，也能叫它变个样儿。

似一点浪花，跟无数浪花集到一起，形成这个时代的大浪花，激扬飞溅，早已把旧日的江山变了个样儿，正在勤勤恳恳塑造着的人民的江山”。

从行文结构出发回应前文，点明题旨，立意不错，问题在于老泰山的形象早就涵纳了比作者这里说的还要多的涵义，这一段升华明显地使文意直露，又大大破坏了老泰山身上的诗意，作者故意对文意的彰明既是对读者欣赏能力的极度不信任，更使形象的涵义落于言荃了。

二

杨朔散文的诗意不仅是指时代诗意和诗歌意境的方面，更在于他观察生活，选取材料的审美方式上。其实真正体现在杨朔散文中的诗的品质主要体现在他选取了自然山水花鸟草虫，在对这些事物的描写上情趣盎然，诗情涌动，显示出一种专属杨朔的抒情气质，那就是对生活及自然山水风物鸟虫的审美感受，在他笔下茶花的风姿、浪花的风采、海市的奇幻、香山红叶的香艳无不生动形象，富于美感。虽然他最终的立意不在于对于这些事物生命风致的感叹上，但它们在作者充满情致的笔下表现出特有的美，我们从中发现杨朔骨子里是一个有诗心诗眼的抒情诗人。他对生活的感受首先是诗人的，进入他视域的首先是山川风物非观念性的生命美感，其次他才联想到时代意义，其实在五十年代所写的生活速写如《戈壁滩上的春天》、《西北旅途散记》、《石油城》、《京城漫笔》等篇目中也有大量对自然景物的出色描写，把他对自然的诗意感受溶化到对时代精神的开拓中。从这个角度讲杨朔不仅仅是一个当代生活的歌者，更有着山水行吟诗人的气质，他在切入生活，把握生活上具有传统文人情怀，继承了古代诗人寄情山水，于自然山水中遣兴感怀的传统。这跟他特具古典诗词的修养有关，他说：“我向来爱诗，特别是那些久经岁月磨练的古典诗意?我就想，写小说散文不能也这样么？于是我就往这方面学，常常寻找诗的意境。”（4）[p421]杨朔受诗词的浸淫较深，许多论者都看到了散文的布局、用词的诗词特征。但我更看重的是他把诗词的感受生活的方式带到散文创作中，可以这么说他的散文文本中实际暗含他感受生活的诗意方式，他的性格和气质是诗人的，当然他的诗人气质在进入创作时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观念的限制，他一方面以诗人的胸怀拥抱生活，另一方面又以现成既定的社会观念去解释生活，这就造成了他散文文本上的矛盾，所以我们会发现杨朔散文诗情与概念杂烩的混沌状态。对于杨朔来讲既以自己个人化方式去表达自己的情感，又自觉地皈依到对时代本质的概括与阐释上，这种情与理的矛盾反映到文本上则是文本混乱。

我们从上面分析中发现杨朔在时代主流的话语中顽强保持自我的努力，当然这种抗拒是无意识的，本于情感的。我们不能否认杨朔对时代诗意发掘、歌颂的诚意。“杨朔和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献身民族解放，建设新中国的洪流中，首先是战士，其次才是作家（5）。

[p21]。”从旧中国走过来的作家，部分牺牲个性去追求时代的理性，寻找民族的出路，是当时许多作家的共同情结，否定自我情感的合法性，汇入人民大众的潮流，是许多非工农兵的文学工作者追求真理的内在心理依据。杨朔在拿起笔开始创作，从事革命工作之初，他与工农情感的差距是明显的，他的朋友曾批评他：“你怎么滚来滚去，还是个绅士派头。”（6）。

[p320]时代的压力与对真理的追求迫使他不断放弃自我个性成分而皈依大众，他曾这么检讨自己的文艺观：“真正的要害却在于我的思想，我嘴里不说，心里多少有点自大，有意无意地夸大了文艺的功能，以为这是属于高贵的思想领域的工作，不同凡响”（7）[p322]这是写于1949年的《我的改造》中的一段，说明杨朔确曾有过近似于“为艺术而艺术”的思想，而在实际革命工作中他感到了脱离大众的危险。这种检讨是真诚的，也是痛苦的。那么创造是一种综合的创造工作，仅从理智上认同是无法创作。杨朔则把他诗人的审美方法与时代理念结合，既要忠于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又要从理智上追求时代意义，这种文学策略形成了他散文独特的文体，但它也是失败的文本。杨朔对于生活的诗意拥抱是独特的，但他进入对时代理念的开掘时，有显得过于突兀和急迫，造成了文章前后明显的断裂。

杨朔散文的矛盾主要是情感与理念的冲突。前面说过杨朔散文基本构成是“事—情—理”，一部分是对小事物，小场景的诗化描写，由事生情，一部分则情中寓理，对事和情作升华处理，上升到时代的颂歌，前一部分事与情是升华的依据，后一部分则是升华的结果。这两部分是应有相当的内在张力才行，即理应与事情进行熔铸，二者在作者个体情感体验上进行有机的化合，事和物不能缺少了形象情感的涵纳力。但是在杨朔散文中这两个部分是分离的，它们分属不同的范畴：写景、记人、状物是文人感兴部分，属于杨朔本人的个人经验和情感领域；是作家审美地感受生活的特殊方式和手段。而升华的理却属于社会观念范畴，是流行的社会主流观念，被提取概括成“社会本质”的既成观念，对作家而言它属于一种“世界观”，而不是创作中直接提取的情感资源。创作从本质上讲是作家以个性化方式以形象表达对世界的理解与感受，其基础是作家个性化的生命，情感体验。对于杨朔而言，以现成的社会观念代替自己对生活的思索体验，把文学对世界的思索、理解替换成对观念的阐释与信仰上，在进入创作的审美状态中，在社会观念的强大压力中常以非审美状态侵入审美感知中，文学性与非文学成分的杂合就会成为必然。

在杨朔抒情散文中个人情感与社会观念的分裂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创作中个人感情向社会观念皈依的努力。社会意识形态对个人话语的侵犯造成了散文创作的时代局限。正是这种局限和散文文本的失败显示了杨朔创作的矛盾性.当初他的成功既得益与他的诗情画意描写的方式，也归功于艺术的追求与时代理想的嫁接，这种散文范式正是典型的时代艺术规范，在一定时空中它的出现和获得成功是有必然性的，简单地否定它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我们要看到杨朔在个人话语和时代精神的对立中寻求张力空间的努力，理解他努力保持自我不完全丧失的苦心，从这个角度讲，杨朔现象就是不专属一个人的普遍性的困境，他正是十七年当代文学和作家心路历程的缩影。正如王尧所说：“重要的是杨朔散文已成为文学史不可分割的部分（8）[p21]”对杨朔的评价要力争避免简单化，简单地肯定与全盘地否定是容易的，也是不科学的，他是属于那个历史的，他的精神困境与创作困境应在历史中去还原才可能对文艺具有警鉴作用。

注释：

[1]李逸涛主编《当代文学创作潮流》[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