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论文大全(13篇)
学习经验的总结对于提高学习效果和方法的调整非常重要,我们应该及时总结学习的经验和教训。写总结时要注意时间顺序和逻辑性。不同领域和不同类型的总结都有其各自的特点,需要我们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调整。
文学研究论文篇一
语文教材精选了部分课本剧,这些课本剧以新颖的文体样式,为学生展现了历史故事。学生学习这样的文本,可以通过阅读提示语,认识格式;通过梳理故事,探究情节;通过品词析句,感悟语言;通过表演,活化课文。
语文教学;课本剧;提示语;情节;语言;表演。
课本剧的外在表现形式和一般的文本不同,它以人物对话为主要内容,当时的环境,人物的关系、活动,都以提示的方式进行展现。人物的语言、举动、神态的描写,经由小括号中的提示语来揭示。阅读课本剧时,教师应引导学生认识这种文体的样式特点,帮助学生积累文体知识,丰富文体视野。如在教学《公仪休拒收礼物》一文时,教师可先让学生认识什么是“独幕剧”,并知道课文的体裁是剧本,只有一幕,是简单的独幕剧。接着让学生自读课文,思考:这篇课文和以前学过的课文有什么不同?学生经过阅读会发现课本剧的特别之处,比如开头列出了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和人物,主体部分是人物的对话,另外还有中括号和小括号中提示的内容。对于中括号和小括号中的提示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初步感知:中括号和小括号中提示的都是什么内容?学生通过再读就会知道,中括号提示的内容是人物的活动以及剧情的发展,小括号提示的内容是人物的动作、神态等。接着,教师可引导学生进行深入思考:括号中的提示语可不可以不写?学生通过认真思考认识到提示语的重要性,如果没有提示语,仅仅是人物的对话,就不知道剧情是如何发展的,人物在对话时是怎样的心理和情感。这样的教学,从文体的外在形式入手,让学生明白了课本剧的表达特点,为进一步阅读做好了铺垫,同时,也让这种文体的样式特点深深地印在学生的脑海里,为后续的课本剧学习奠定了基础。
故事是以情节见长的,特别是课本剧是适合表演的,其情节也是曲折多变的。独幕剧虽然剧情简单,但也具有一定的情节发展和戏剧冲突。教学中,教师要引导学生梳理故事,探究故事情节。如教学《公仪休拒收礼物》时,在学生了解文体样式特点的基础上,教师再让学生阅读课文,从人物对话中弄清事情的前因后果,对故事的情节进行梳理。学生经过探究,梳理的故事情节是:喜欢吃鱼———管家送鱼———拒收礼物。这就是剧本的矛盾冲突,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冲突,才让课本剧充满了吸引力,引发读者的深度思考。这是比较简单的课本剧,学生容易理清故事的情节,对于比较复杂的课本剧比如《负荆请罪》《半截蜡烛》等,教师更应引导学生梳理故事情节,让学生在曲折的故事情节中,体会剧本的表达艺术。这会对学生的写作有所启发,让学生懂得要写好一个故事,必须注重对故事情节的设置,要一波三折,引人入胜。
作为一种文学体裁,课本剧除了具有特殊的文体教学价值外,还具有一般文体的语文价值。因此,品词析句,学习语言,感悟语言的内蕴应是教学的着力点。课本剧作为以人物对话为主的语言表达形式,品味人物的语言、理解语言意味以及言外之意,是教学的重点所在。例如,《公仪休拒收礼物》以公仪休的语言为核心,理解上的难点不多,集中在“现在我一闻到鱼的腥味就要呕吐”这句话,以及他谈吃鱼的那段话。既然公仪休那么喜欢吃鱼,为什么又说闻到鱼的腥味就要呕吐呢?为什么因为喜欢吃鱼,才不能收人家的鱼呢?学生在对这些语言进行反复的品味中,公仪休的言外之意,语言智慧,清正廉洁的形象等,都在语言的涵咏中得到了挖掘。为进一步强化学生对公仪休谈吃鱼那段话的理解,教师可在学生读懂的基础上,引导学生从管家的视角进行迁移:假如管家听到了公仪休说的这段话,回去会怎样跟自己的主人说呢?这样,学生可以对这段话进行转述式的内化表达,从而加深对人物语言的理解。
喜好表演和游戏是学生的天性,课本剧的学习也恰恰吻合了学生的这一天性。学习完课本剧,如果不去演一演,就是一种缺憾。所以,教师应及时组织学生进行表演,让学生在兴味盎然的表演中,穿越千年的时空,再现故事的情境,走进人物的内心,去享受语文学习的快乐。如学完《公仪休拒收礼物》后,教师可安排学生以小组的形式进行表演。小组同学要对如何表演进行讨论,形成统一的认识。表演前,要对故事内容熟练掌握,把人物说了什么,有怎样的表情、心理,都要弄清楚。表演时,学生要进入故事情境,可以以课文的内容为主,也可以适当地进行创编,但要合情合理,不能太过随意。
总之,课本剧教学还有其他的路径可循,只要教师立足课本剧的文体特点,从学生的实际出发,就一定能挖掘出课本剧教学的最大功用,为学生的语文学习奠定基础,促进学生语文素养的提升。
[1]朱雅婷.课本剧,语文课堂的一朵奇葩——浅谈小学语文课本剧的编演[j].江西教育,2016(10).
[2]杨凝芳.浅谈语文课堂中的课本剧表演[j].语文教学与研究,2014(16).
文学研究论文篇二
儿童文学是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备一定的文学价值和基本的审美功能。对于尚不具备是非明辨能力的小学生来说,其品德的培养绝大部分来自外界环境的激发和影响,所以小学语文教科书在选取文学作品时应该充分衡量选文在审美方面的功能,也就是说,应该选取主旨鲜明的文学作品,易于让孩子们领悟文中作者表达的思想。与此同时,应与儿童不同时期的个性发展需求和特点相结合,让那些人生哲理与美好的品德隐含在简单易懂的故事中。首先应让小学生感受文学作品的生命力,领悟作品里所蕴含的人类和自然界无尽的坚韧、包容;其次,对于那些较为典型的文学作品要特别注意人物的塑造,这主要是针对高年级学生,在作品创造时应塑造品质优秀、性格良好的典型人物,让人物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时,典型人物的优秀品质和性格特点有助于学生的心理朝着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小学生的率真和单纯是与成人最大的区别,其身心发展不成熟,文学作品中的优秀人物有利于小学生良好性格的形成。
2、体现的个体价值。
把学生作为教学的主体是人本理念的核心,目的是要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自我意识,丰富其人生经验。首先我们要培养学生的想象力,文学作品中涵盖大量想象的成分,例如神话童话、寓言故事以及传说等,能够让儿童的想象力得到发展,同时,能够更为有效地开展开放性学习;其次,丰富了孩子们的生活经验。孩子们由于生活环境的局限,其生活经验有限,而文学作品能较为生动、形象地反映特定环境下具体的生活经验,孩子们在阅读过程中感受人物不同的人生经历,会产生一些感悟,进而丰富自身的生活经验。此外,孩子们在阅读这些儿童文学作品时还能获得很多乐趣,阅读能够带来愉悦感,阅读不但使读者的灵魂得到滋养,而且读者的思维也可以随着故事的发展而拓展,能有效训练孩子们的想象能力与叙述性思维。
3、体现的社会价值。
儿童文学作品的社会价值,首先体现在能帮助小学生形成美德,小学阶段是儿童性格塑造和美德形成极其重要的时期,文学作品的'引入能给小学生灌输诸如勤劳善良、坚强勇敢等传统美德;其次,培养其科学文化素养,一个人不仅要有良好的性格,还要具备扎实的科学文化知识。对于高年级同学来说,他们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理解能力,恰当地引入一些科普类的作品,既可以是科学知识,也可以是科学家的趣闻轶事和成长故事,帮助其树立科学理想和培养科学素养。
文学研究论文篇三
儿童文学的主要读者是儿童,这一事实决定了儿童文学的翻译与一般的文学翻译既有相似之处,又有所区别。快来看看关于儿童文学研究论文吧!
语文是一门源于生活的学习科目,小学阶段的语文学习处于打基础阶段,所以小学的语文教育对于学生来说至关重要。因此,小学语文对于学生的未来发展非常重要,据研究表明,学生成绩的好坏多半与阅读有关系,阅读可以开启人的智力,开阔人的视野,提高人的求知欲。由此看来,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教育的目的相一致,儿童文学是专门以儿童为阅读对象的文学,在语文教学中融入儿童文学,充分调动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提升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让学生在思想启蒙的阶段健康的成长发展,这与改革目的相符合,也是小学教育改革发展的必由之路。
一、运用儿童文学开启智力,锻炼能力。
当学生还处在一、二年级的时候,年纪尚小,还处于形象思维的时期,开始大量接触抽象的字词,在与学生的对话交流中,任课教师可以尽可能的引入思考性问题。例如,在学习《王子与美人鱼》的过程中,笔者在设置悬念中:“今天我们学习一下这个美丽善良可爱的美人鱼的故事”可以换一个说法:“让我们一起学习美人鱼这个故事吧!美人鱼又是怎么样的呢”?以此来激活小学生的联想,从而锻炼其思维能力。另外,也可以引导小学生在睡前读一些有关儿童文学的故事,让孩子能够大方的在老师、同学的面前讲故事,说出自己的理解,这对学生是一种锻炼,是能力的提高,在这个过程中,儿童文学的运用能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运用儿童文学提升学生的写作能力。
三到五年级是学生语文的转折时期,阅读、作文等重量级的内容成为了学生必须掌握的题型,因此,从3年级开始,老师在教学中可以开始让孩子阅读一些较长的文集小说,是否完全理解不是关键,关键是能在较长的文字中抓住中心和有用信息。因此,在阅读之前最好给学生提出一两个能够连贯上下文关系的问题,让学生找出文章中使用的修辞手法。针对考试作文题型,如果不是文采非凡的学生,还必须掌握一套写作技巧,所以,老师可以让学生在阅读时做好阅读笔记,把自己认为好的句子,好的修辞手法的运用等等都可以记下来,能够熟练巧妙的运用到自己的作文中,在此框架上提高自己的作文水平。因此,综合儿童文学,让学生了解写作的方法是非常重要的。
三、运用儿童文学提升学生自身的素养。
阅读儿童文学对学生语文素养有非常大的作用,可以提高识字能力、写作能力、阅读能力、口语交际能力等等。在小学阶段,学生各方面的观念都处于萌芽状态,而阅读正是一个非常好的入口,他对学生自身品德素养都非常的有帮助,并且它的作用是潜移默化的。老师可以根据通过一些文学故事,让学生自主阅读,然后让他们自己思考主人公的品质,这样既提高了学生的思维能力,又可以让学生学习主人公的品质,从而在萌芽的心中形成积极向上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观,为未来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由此可见,儿童文学对学生的自身素养的提高有极大的潜移默化的作用。
四、运用儿童文学为将来的学习奠定基础。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有效的运用儿童文学能够对小学生未来的语文学习奠定坚实的基础。这是由于儿童文学的引入能够促进任课教师对儿童情趣的挖掘,以便于任课教师在日后课文内容中渗透情趣,从而从语言、神态、活动、处事方式以及行为动作等角度引导儿童。例如,在进行《妈妈的爱》教学过程中,笔者从“妈妈的爱是遮雨的雨伞”等语句,抒发儿童纯真美好情感,帮助小学生能够对文章主旨进行深入感悟,这对其日后在语文学习中找寻学习情趣也是由非常重要的意义的。再例如,在《乌鸦喝水》等教学中,任课教师均要基于儿童发展的视角,以学生年龄段特有的思维进行思考,并深入体会儿童心理,挖掘学生的潜能,从而促进其语文素养的提升。因此,在小学的黄金时期,老师引导学生投入时间,多多地阅读儿童文学作品是必不可少的。在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对课堂教学进行合理的安排,能够使课堂教学的各个环节得到有效的丰富。作为一名合格的小学语文任课教师,要给予儿童文学的应用高度重视,从根本上意识到儿童文化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重要价值,并科学的传播和发展文学,使儿童文学理念得到有效的创新,继而形成完善的现代化儿童文化教学理念。另外,在小学语文教学中,任课教师要对儿童文学作品的隐身含义进行充分把握,同时,还要灵活运用不同形式的文学作品,继而显著提升小学生的语文阅读能力和审美创造能力,为小学生未来的健康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五、结语。
综上所述,儿童文学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这就要求老师转变观念,不能只按照课本讲课,要引导学生多阅读,把儿童文学融入到日常的课堂上,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转变教学方式,让学生发散思维,努力培养学生的文学素养,拓展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创造力。
【参考文献】。
文学研究论文篇四
摘要:高中语文的学习对于学生的整体发展起着主导性作用。如今,在新课程的改革与实施下,要求教师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运用多种教学方式结合新时代多媒体等把学生置于课堂的主体已成为当前语文教学的主要方式,语文课堂也出现了较大的改动。新课程提出了自主、合作与探究的新理念,要求改变传统古老的教学方式,从而适应时代与学生的要求,自主学习也受到了很多学校的重视。在教学中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式,让学生自主、合作学习成了高中语文教师探究学习的新形势。
对于语文这门课来说,教师最重要的就是起引导作用,尤其是在高中语文的学习中,学生已经拥有较强的思维能力,对一些知识或现象都有着自己的看法和见解。在这个较为活跃的时期,激发学生的自主探究能力是十分重要的。当前,在许多高中语文课堂,师生一体、师生结合的现象已经很普遍了。因此,做到尊重学生和鼓励学生是教师在高中语文课堂中应尽力做到的。让每一个学生积极、乐观,成为自主探究学习的人才,是高中语文教师的目标与宗旨,而要让学生做到这些,离不开教师的引导。因此,教师要从自身出发,首先改变自己的学习观念,这样在学生心中才能树立威信,同时有足够的能力引导高中学生。对于每位高中学生来说,通过积极主动、自主创造性学习达到探究能力的培养是我们学习的关键。所以创造自主探究高质量的学习应该从以下几点做起:
一、激发动机、培养兴趣。
没有兴趣就不会自主探究的学习,自主、合作与探究学习是高中学生最为重要的学习方式。高中学生学习任务繁重、时间紧张,让学生对语文充满兴趣是提高他们学习效率的前提,也是语文教学质量的重要保证。因此,作为高中语文教师,要从高中学生的基本特点出发,找出学生学习兴趣的切入点,有计划有目的引导学生学习,加强他们的自主探究以及合作学习能力。例如在讲解文言文时,教师为了避免学生无聊,也为了课堂气氛活跃,就要提前做好功课,把整个文言文了解透彻,包括时代背景、相关人物以及故事情节,这样在课上教师就能随时指导学生,学生在探究提出问题时也能游刃有余,整个课堂自主学习的氛围就会特别好。
二、改变模式、新型教学。
学校的教学方式在大数据时代的引领下无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前对于教师教学来说,多媒体已经成为教学不可缺的一部分,由于多媒体兼具简单与方便的特点,不仅随时能够播放各种音乐、视频以及图片,而且可以完整保存。这对于提升课堂气氛、丰富高中语文教学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于高中学生来说,学习任务繁重,在语文课中运用多媒体教学,就能活跃学生思维,从而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与积极性。这种先进的教学方式使高中学生加深了他们对于所学语文内容的理解,激发了学生自主学习的欲望。同时,在高中语文课中让学生自由发挥,就会极大的增加学生的自信。这样学生就能最大限度自主学习,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因此,制造浓厚欢乐的学习氛围是自主轻松学习的前提。
三、重视探究、倡导合作。
合作学习对于学习任务繁重的高中学生来说是一种双赢的`学习方式,因为高中语文内容相对枯燥、篇幅相对较长,尤其是文言文,许多学生望而生畏。这就需要教师提前做好课堂准备,可以提前将学生分成小组,在有疑问或者有心得时可以互相交流,这种小组的合作交流的方式,可以激发学生主动学习,也能唤醒学生的自我意识,找到学习的存在感,这种组合的新型学习方式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热情,增加了学生学习的动力。通过这种合作学习的过程,互相交流,了解了小组成员思考的不同视角,同时倾听他人的意见,得到多种观点,从而使整个高中语文课堂充满学习的动力。
四、启发思维、鼓励质疑。
尽信书不如无书。在整个高中语文教学中,学生如果有疑问,教师不仅要全力回答学生的问题,更要鼓励学生大胆质疑,在语文课中,不论是诗歌、文言文还是小说鉴赏,每个学生都有不同的看法,教师在课堂上要引导学生向不同的角度思考问题,每位学生的观点都不要轻易否定,在其他学生有不同观点的时候,教师也应该积极鼓励,最后在多种观点中大家可以讨论出最有价值的结论。在这整个过程就是大家集思广益、畅所欲言的过程,在这样轻松的氛围中,即使是腼腆内向的学生也会被整个教室学习和讨论的热情气氛所感染,自然全班学生在高中语文课中就会充满动力,自主学习的热情就会大大增强。总之,高中语文课堂中教师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引导学生自主探究学习,在整个课堂中,教师是最直接的引导者,学生只有在教师的作用下才能自如的掌握自主学习的要领,才能把学习的主动权还给学生,做学习的主人。为了使每个学生学会自主学习,教师要结合多种教学方法,把所得到的资源分享给每一个学生,这样学生就能感受到教师的温暖,在整个枯燥的高中生活中充满热情,从而积极主动,实现自主学习。
文学研究论文篇五
小学语文教材中包含了许多优秀的文化内涵,对于培养小学生的审美人格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在简单阐述了审美人格概念的基础上,详细地探讨了其与小学语文教材两者之间的关系,希望能够对相关研究有所帮助。
小学语文;教材分析;审美人格;关系探讨
小学语文教材由大量优美的诗歌文学作品构成,艺术感染力极强,具有较高的思想教育价值。因此,小学语文教师在平时的教学中应当有意识地引导学生们对这些作品进行深度解读,使其充分领悟到文学艺术之美,从而有效提高小学生的审美能力和创造性思维能力,促进其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
审美人格是个体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是一种相对层次水平较高的人格。从广义角度来解读,人格是指与个体相关的各种特质的综合,包括品格、意志、气质、体格等。而从狭义角度来理解,人格是一种宝贵的自我意识,可以分为道德人格、法制人格和审美人格等。从美学意义上而言,审美人格特指一个人的格调和风度,是感性思维与理性思维的高度统一,其最明显的特征是便自由性和创造性,集中体现为对待生活的态度上。在审美体验过程中,审美人格深刻地感受着生命的历程,同时还对现实处境和生存状态不断地进行批判反思,以实现道德人格和理性人格的升华。
(一)通过阅读课文来渗透审美教育。根据小学语文新课程改革标准中的要求,教师要高度重视阅读教育,通过让学生朗读课文的方式来引导他们感悟世界,获得审美体验,从而达到涵养审美人格的目的。小学语文教师在开展阅读教学时,一方面,要认真结合小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精心设计不同形式的阅读任务,另一方面,教师要引导小学生在阅读过程中逐层深入,准确把握文章的情感内涵和审美品位,以诵读体味、细思默读、反复揣摩等方式不断净化自身心灵,为审美人格的塑造奠定良好的前提基础。
(二)通过分析文章提升审美感悟。在阅读课文的基础上,小学语文教师还应指导学生对文章进行全面详细的赏析,既有利于培养小学生的感悟能力和个性化思维,也能有效提升他们的审美情趣水平。小学语文教材文本中包含多种形式的优秀文学作品,如诗歌、散文、记叙文等,无一例外,文字都十分鲜活且极为精炼传神。因此,语文教师需引导小学生对这些文章进行仔细深入的推敲分析,准确把握文章所歌颂的美,以及作者通过文本想要表达的情感内涵。除此之外,小学语文教师还应注重营造出良好的文化学习氛围,使学生们长期浸润在优美的教材文本中,在潜移默化当中不断提高小学生们的想象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从而有效促进其审美人格的形成,提高他们的语文综合素养。
(三)通过欣赏插图培养审美情趣。在小学语文教材中,基本上每篇课文都会配有一幅或多幅插图,不仅增强了教材的趣味性,使刻板的文本内容变得生动形象起来,还有利于小学生更好地理解文章。同时,这些丰富多彩的插图还以直观的视觉效果,激发了小学生的审美兴趣,使其在学习过程中主动结合插图内容去赏析文章内容,有效培养了他们的审美情趣。因此,小学语文教师在教学中除了要重点讲解文本内容,还应引导学生关注相应的插图,借助插图来深刻地体会作者所描述的场景,强化他们的审美体验。
(四)通过写作涵养审美人格。写作是小学语文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涵养小学生审美人格的必要途径之一。具体来说,写作训练和口语交际是促进学生内化吸收所学知识内容的有效手段。例如,教师在课堂上可以先播放一段与本节课教学内容相关的音乐或视频让学生们欣赏,然后要求学生们以书面形式或口头表达的方式将文章中的情感内涵概括出来,在与其他同学之间进行交互交流讨论的过程中不断深化自身的学习感悟。在写作训练过程中,教师要注重提升小学生写作表达的条理性,指导他们用清晰、简洁的语句来表达自己的审美感悟。通过这种内隐外化的教学方式能够有效拓宽小学生的审美空间,提升他们主动与人交际的意识。同时,对于小学而言,在将文本素材转化为写作和口头表达的内容时,实质上也是其自身审美人格不断形成的过程。因此,小学语文教师要高度重视写作训练,灵活运用课本教材中的素材来涵养小学生的审美人格。
综上所述,小学语文教材中包含十分丰富的审美教育素材,教师可以通过课本上的文学作品来涵养小学生的审美人格,不仅有助于强化他们的学习效果,还能有效提升他们的知识文化底蕴和创造性思维能力,从而有效促进小学生语文综合素养的提升。
[1]钟艳丽.论古典诗文对青少年人格的教育作用[j].职业.2013(15)
[2]侯秋霞.小学语文教材的人格特质及人物性格分析研究[j].课程教材教法.2013(08)
文学研究论文篇六
简单的说,高等职业教育素质教育的核心内容就是高职院校大学生的全面了展。要全面发展,对于高职院校的大学生来说,在校期间不仅是要掌握一定的专业理论知识、熟练职业技能、具有一定完善的道德品质,这一切都离不开学习能力。当然以后的发展更需要学习能力,所以形成终身受用的学习能力是非常重要的,终身学习能力中自主学习能力尤为重要。这样符合高等职业教育的教育特点,也符合社会人才发展的需求。
为了更好地了解在校学生自主学习的具体情况,我们在所教的2011级四个工程造价专业班级的189名学生中进行了调查。调查的数据统计表明,61%的学生只是在课后被动完成老师的作业(主要是参考课本与其它同学的作业),22%是参考课本与请教它人完成作业;只有17%的学生图书馆、网络或其它渠道完成作业。这些数据说明学生建筑节能自主学习的不足,普遍还在依赖传统的课堂讲授和练习来提高自己解决问题能力。根据调查分析,学生自主学习存在下列的问题:。
2.1学习目标不明确。
有的学生认为有的课程学习对自己没有用处,功利性太强。可以说对于课程没有学习目标,也没有学习兴趣。有的学生学习目标过高,这种预期过高或学生通过学习未能产生某种变化,就会使其丧失继续学习的积极性。总的来说,有一部分学生由于学习目标不明确,因此学习兴趣不高。
2.2自主学习意识薄弱。
在新的听说自主学习教学模式下,尽管教师布置了一定的学习任务,如建筑能耗调查,并附有调查指导引导学生自主学习,但75%左右的学生只是被动地完成任务,没有自己的学习计划,分组时不积极,也不能够合理地安排学习时间,依赖性很大。2.3生活安逸,造成不思进取,自我控制能力差一部分学生有决心通过自主学习能力增强自己的能力,课堂上有老师的监督,他们能够在课堂上积极参与教学。但下课后,看到手机、电脑时自我控制能力就变差。
2.4.评价模式不完善。
目前建筑节能自主学习的评价模式较单一,基本上还是以结业考试为主,考试成绩为学生结业的唯一标准,忽略了学生的个性发展及个性差异。尽管有些教师把自主学习的时间和内容作为成绩评定的参考,但其形式客观地反映学生自主学习的全面情况,也不能形成真正的过程性评价。没有一套完善的学习效果评价体系,学生无法了解到自己是否进步及进步的程度,于是便没有继续学下去的热情和动力。
用启发式学习过程中,学生处于中心,地位,也处于主动地位;学生主动提出问题、思考问题,主动去发现、去探索,从中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教师只是起指导和促进作用。因而在自主学习策略的设计中我们应当采用的是孔子的启发式。
3.1教学观念的问题。
作为教师,应该对应于课程选择适应的教学方法,有的课程就要我们转变教学观念,变“教学”为“导学”。教师应当帮助学生树立自主学习观,引导学生开展合作学习,互相鼓励、互相促进,建立起学生的自信心,最终实现由“被动学习”向“自主学习”的转变。
3.2增强学生的自我控制能力。
首先引导学生下定决心,并且为自己设目标与规定期限。制定的目标要具体明确,不要说一些空洞话、大话。在学习、生活中,经常会碰到一些吸引和扰乱人的心思的事情,这就需要学会自我控制,必须先完成目前的任务,要有现在就开始做的心理和行为,然后再去从事那些无关紧要的事,久而久之就会养成一种良好的`习惯。实践证明,每一次成功都将会使意志力进一步增强。
3.3建立公平评价能力。
评价有教师评价与学生的自称评价。教师应该根据课程的特点选择相应的评价方法。自主学习的评价模式应是多方面、多层次的,要将学生的实践能力、创造力、心理素质、学习方法及态度等综合素质纳入评价体系,形成教师评价模式。建筑节能课程采用的教师评价最终采用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将二者按照一定的比例综合量化。例如,可以按照形成性评价占40%(具体细分为学习者自评占10%,学习者相互评价占10%,教师评价占20%―――其中电子档案袋占10%,网络自主学习记录10%)终结性评价占60%的比例。这样,可以将自主学习评价的各部分细化、量化,比较客观、科学的反映学习者的自主学习情况。
4、结束语。
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倡导网络环境下学生自主学习具有深刻的意义。它顺应时代的要求,是高校教学的发展方向。教育的主体应该是受教育者,教学过程应该是学生主动探究发现的过程。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培养学生自我教育、自我发展的能力,因此,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应运用多种策略去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发展他们的自主学习能力,从而使每个学生都能够适合个性地充分发展。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文学研究论文篇七
教科书一直是学校语文教育的主要课程资源,面对这一最重要的课程资源,我们应与时俱进,不能仅仅局限于语文课本的知识,而应该引导学生利用已有的知识与经验,在把握语文课本资源的基础上,适当适时地向课外延伸。1.在整册文本的基础上适当增加一些篇目,达到巩固、补充语文知识和提高语文能力的目的。以人教版语文第十二册为例,课本共有32篇课文,其中精读课文14篇,略读课文12篇,选读课文6篇。每个单元都有语文知识和能力的训练点,并且这些训练点的排列有一定的规律,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经过对这些训练点的研究和分析,教师可在教学时增补一些相关内容,如《沁园春雪》、《论语述而》、《阁夜》、《揠苗助长》、《守株待兔》、《智子疑邻》、《精卫填海》、《荷塘月色》、《背影》、《海的女儿》、《丑小鸭》、《天方夜谭》、《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鲁滨孙漂流记》等。2.把同类的文本有效结合,组合成一个大单元。这种归类遵循的原则不是单一的,可以是内容同类,可以是写作方法同类,也可以是表达的情感同类,通过比较阅读让学生更深层次、更大范围地理解文本,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教学《匆匆》一文时,把本册的《长歌行》并入一块学习,还可引入一些有关惜时的名篇,如《时光老人的礼物》、《明日歌》等,组合成一个关于珍惜时间的名家名篇的大单元,让学生充分阅读,并布置学生搜集大量惜时名言,营造很好的氛围,让学生充分体验到时间的宝贵和浪费时间的可耻。
课堂阅读教学应该把学生带向古代文化,带向现代文化,带向中华文化,带向世界文化。
语文教材选编的课文都是文质兼美的优秀作品,编者或作者当然会使用含蓄的艺术手法,获取“言犹尽而意无穷”的境界。在语文教学中,如果教师激发学生用想象填补这些空白,想象文中人物的言行和心理,想象故事情节中的细节和结局等,进行适度的拓展,就能放飞学生的想象,帮助学生摆脱思维的僵化和呆滞,促进思维能力的发展。例如《春笋》一课中有这样一句话:“一声春雷,唤醒了春笋。”教学时,我便引导学生想象:雷公公会怎样唤醒春笋呢?学生纷纷喊起来:“春笋,快醒醒,春天来了。”“小燕子已经来了,正在给他们唱歌呢!”“快出来吧,春笋,大家都在迎着春风使劲生长呢!”接着,我说:“这样一喊,春笋们便迫不及待、争先恐后地从泥土里冒出来了。这时它们会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又会做些什么呢?”学生争先恐后地举手发言。这样调动了学生的生活体验,将静态的语言文字激活为一幅幅生动鲜活的图画,使学生在兴趣盎然中说,在入情入境中演,在声情并茂中读,有效理解文章的意境,品味文字的魅力,受到情感的熏陶。
过去的语文教学视教材为圣书,关注书本,忽视人本,强调独立,缺乏合作,每个人都是封闭的个体,使学生的作文思路变得越来越狭隘。新课程淡化了学科的界限,强调语文学习应开放,处处留心皆语文,强调学科的交叉渗透,强调学科的整合。如何把学生的课本世界融会贯通,建立广泛的知识联系,成了课程资源开发的又一个切入点。例如在四年级《钱塘江大潮》一课中,可以介绍钱塘江大潮的相关知识,钱塘江大潮是世界三大涌潮之一,是天体引力和地球自转的离心作用,加上杭州湾喇叭口的特殊地形所造成的特大涌潮。余亚飞诗云:“钱塘一望浪波连,顷刻狂澜横眼前;看似平常江水里,蕴藏能量可惊天。”潮头初临时,江面闪现出一条白线,伴之以隆隆的声响,潮头由远而近,飞驰而来,潮头推拥,鸣声如雷,顷刻间,潮峰耸起一面三四米高的水墙直立于江面,喷珠溅玉,势如万马奔腾。观潮始于汉魏,盛于唐宋,历经2000余年,已成为当地的习俗等知识延伸课本,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小学语文教材是重要的课程资源,但是,“教材无非是例子”,我们应该紧扣教材,但又不拘泥教材。为了帮助学生理解教材,拓宽学生的视野,为了打开学生思维的通道,必要时、必要处都要善于结合教材进行适当的联系和拓宽,让教材成为一个个最佳的资源生长点。语文教学要完成从课内走向课外,从已知到未知的延伸,形成开放的教学态势。
文学研究论文篇八
这是一个经济的时代,这是一个科技的时代,这是一个“资本”的.时代,这是一个西方强势文化的时代.经济利益正在成为整个社会成员追求的目标,科技制作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时尚,“资本”像酒精一样刺激着公众的神经,西方强势文化漂浮在时装店、快餐厅、屏幕上、言词间……微笑与眼泪可以批量制作,乳房与硅胶莫辨真假,对心灵的探寻被冠以“×××工程”的字样,汉字组装的洋文谱写着“错把杭州作汴州”的乐章……一句话,“人”在被政治革命扭曲后,又在经济浪潮的冲击下“退场”.在这样的一个时代,80年代中期蜂拥而入的西方文学批评新方法,被制作成“屠龙之术”操刃于沽名钓誉之间就是不奇怪的了,求知以为心灵之乐的课堂成为“证件”快速批发的场所也就是不奇怪的了.
作者:傅书华作者单位:太原师范学院刊名:社会科学论坛a英文刊名:tribuneofsocialsciences年,卷(期):“”(15)分类号:c0关键词:
文学研究论文篇九
活跃于20世纪30,40年代学术界的食货派,对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兴起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然而,由于这个学派中的学人,人生轨迹或政治理念比较复杂,1949年以后,几乎无人言及他们的学术。新时期以来,人们逐渐把食货派的政治理念和他们的学术思想分开,重启对食货派的研究,呈现出由冷变热的趋势。但从对该学派的相关研究成果看,虽然从多个层面对食货派进行了探讨,但是仍然缺乏对食货派的灵魂人物陶希圣学术转向的深入分析。笔者认为只有将陶希圣置于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科发展的脉络中,对其学术历程中的转向进行系统梳理,才能深刻认识鞠清远、武仙卿、何兹全、曾眷、连士升、沈巨尘等一批青年学子景然相从,迅速形成一支气象殊异、引人侧目的食货派的原因。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兴起与陶希圣的学术转向进行探讨,以期推进食货派的研究。
一、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兴起。
中国传统的社会经济史学向近代社会经济史学的学术转型是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和发展而渐次兴起的,是在西方近代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理论传入中国以后才形成的。1927年,因国共合作破裂而导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这次政治大转变激发了人们对于自己的革命方略的重新考虑,对于中国社会结构的重新认识。陶希圣指出:“在今日,与其提出解决中国问题的主张,不如对中国社会加以深刻的观察。要解决问题,须先知问题之所在,中国社会构造是中国目前要解决的一切问题的根源,不认识中国社会构造便不知道中国的问题,不知道中国问题,便无从提出解决中国问题的主张。绪论但是,中国社会乃是过去社会演进的结果,要研究中国的社会问题,单观察目前社会是不够的,所以要深刻认识现实的中国就必然要求人们回顾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轨迹“这两个问题都是中国社会运动的苦恼期中,所引起过的。它们同时被提出,又是有一定的社会根据。当时学者们的一项共识就是:“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方向。于是,各个政治派别及关心现实历史发展的人都出来发表意见了。每位研究者都大胆提出他自己的主张,并各是其是“对于这个上下古今无所不包的社会史问题,在中国、在日本、在苏联,青年人、老年人,实际家、理论家,都曾有过很激烈的争论。霎时间,探讨中国社会性质,研究中国社会史的论文论著大量涌现。1931年上海神州出版社创办《读书杂志》,在创刊号上特辟“中国社会史论战”专栏,掀起了中国社会史讨论的热潮。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遂上演了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社会史的大论战。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由深重的革命要求引发可贵的探寻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起了关键作用。唯物史观第一次被马克思应用去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组织,其历史判断的正确性得到了证实,并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行。马克思唯物史观经过李大钊的广泛介绍,1929年郭沫若“应用马克思、莫尔甘等的学说,考察中国古代社会的真实情状,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该书“论证了中国历史上有奴隶制的存在,而奴隶制是由原始公社制转化而来,奴隶制本身后来又转化为封建制。这一论点震动了当时国内外的史学界和思想界。它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学说是一个普遍的规律,而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同样是受这个规律所制约的。郭沫若的研究是中国社会史研究中一次重大变革,开一代风气之先。唯物史观被视为科学解释人类社会历史的理论武器,风靡一时,成为一种主流思潮。郭湛波把1927-1934年这一阶段的思想特征描述为:“以马克思‘唯物史观’为主要思想,以辩证法为方法,以辩证唯物论为基础,以中国社会史为解决中国问题的锁匙”。学术界普遍运用唯物辩证法,沿着考察社会经济关系的思路来研究中国社会史,显示出中国史学在新的历史阶段的新气象。不过,对研究者来说,所面临的远非兴奋,而是混战得一团半蓦“这几年来,虽有不少的人用了新的方法来解剖这谜样的社会,并且曾经过了好几次的所谓‘中国社会史论战’者,但结果仍是各说纷纭,莫衷一是,而且各‘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真有人觉得‘一国三公,吾谁适从’之叹!
二、学术界对社会史论战反思的特征。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要继续发展不可能始终与社会史论战保持交织的状态,到了一定阶段上,它必然要转向对论战的重新审视。当时学术界对论战进行总结和反思的过程中呈现出以下几项重要特征。
其一,对简单化、公式化运用唯物史观倾向的反思。唯物史观对历史研究具有指导意义,就论战的主流而言,往往表现于运用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研究中国社会史的发展阶段时,否认中国历史与欧洲历史的差别和不同,存在严重的“简单化、公式化”倾向。王礼锡指出:“非封建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非资本主义社会即封建社会,中间不容有其他过渡形式的存在。这是何等机械的观点人们在运用唯物辩证法论证中国历史的“普遍性”时,缺乏对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相结合的深入探讨,很少留意乃至根本抹杀中国社会历史的特殊性。由于过于强调历史发展的一般性,忽视中国历史特殊性,在解释中国社会史的发展阶段时难免不陷入简单化和公式化运用唯物史观。郭沫若坦言:“我初期的研究方法,毫无讳言,是犯了公式主义的毛病的。我是差不多死死地把唯物主义的公式,往古代的资料上套,而我所据的资料,又是那么有问题的东西”。中国社会经济史本是十分复杂的现象,中国社会史分期能不能简单地套用欧洲的历史分期,这是人们必须首要正视的问题。在社会史论战中,人们吸纳唯物史观理论养料时,不可能总是机械的盲从,它有赖于人们对固有理论方法的能动整合。人们对此的自觉,经历了一个识见的增进与反思的过程。
其二,对社会史论战陷入“谩骂式”政论的不满。在中国社会史的讨论和剧烈的辩论中,因为“大部分只是革命的宣传家,而缺少真正的学者’,所以学术上的分歧与政治斗一争互相交错纠缠在一起。争论者“你来一拳,我来一脚”。社会史论战一度陷入谩骂式的政论之中。陶希圣认为当时的风气是“证据不足之处,以谩骂补芯”大家都这样想:你说的便不对,因为是你说的。我说的一定对,因为是我说的。’大家也都这样争‘我骂你是应当的,这是无产者的憎恨。你骂我是不应该的,那是小市民的成见。’这样的论战,大家(我也是一个)同是在中国史的大门外呐喊。因为论战的文章多囿于门户之见而一时谩骂,因私见偏见而流于意气之争,甚少有学术研究的价值,被认为是“无结果而散”。陈啸江深刻地指出当时之所辩论者,实为名词之争,皆未经精密研究之价值。其中的原因:1失去学术合作的精神;2为辩护自己的短处,不惜曲解事实,迁就成见;;3为驳斥敌人的论点,不惜将其长处,一笔抹杀。这种因参与讨论者的政治立场、背景及现实政治斗一争的关系而使中国社会史论战陷入“谩骂式”政论的局面,是不利于任何一方的,对学术更是无补。代之而起的是大家要求暂时停止争论,等把中国历史材料研究透了,再来一场更有学术性意义的大讨论。
其三,在理论与材料关系上,人们开始理直气壮地倡言史料,重视史料。人们怀着极大的热情参加中国社会史的讨论,这场争论虽然非常激烈,深度却远远不够。社会史论战是一场探本溯源式的社会史辩论,本应依据丰富的史料,以细致深入的论析为基础,但论战的文章不肯在史料上下功夫,只对史实作简单勾勒,用历史材料附会唯物史观的理论。人们逐渐意识到中国古代社会内部,特别是复杂性的经济层面,应对各地各民族历史发展进行全面系统的实证研究,而不是盲目的套用现有理论。1933年《读书杂志》停刊之后,犹如急流迂回,人们纷纷从史料本身来探寻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踩无论杂志报纸,大学历史系以及专门研究机关,多在这方面用功夫了。例如1933年5月国立中山大学史学研究会主编的《现代史学》第1卷第3期出版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专号”,刊载的论文多注意到史料的运用。1934年中山大学法学院还成立了中国经济史研究室,主要工作是搜集史料及对材料本身之研究,并不断缩小研究的对象,进行专题的研究。1934年南京《中国经济》第2卷第9,10期出版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专号上下两册所集的文章关于史料的整理和考证者居多,而泛论社会史公式者极少。此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清华学报》等刊物发表的社会经济史论文也渐渐注意到史料的搜集。而北平的《食货》半月刊杂志尤其专以“搜集史料”相号召。稽文甫认为社会经济史研究进入了“搜讨时期”。
以上表明,中国社会史论战之后人们不约而同地把注意力转向史料的搜集整理。当时一些研究机构和大学的学报及其他史学刊物和经济学刊物普遍重视史料,是人们要求回到冷静的学术探讨中来的有力征候,成为推动史学继续向前发展的动力。学术界对史料的高度重视既反映了人们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的深邃识见,又展现了史学研究向多元选择的迈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随即迎来了更为开阔的局面。其中有三支力量最值得重视:一是以郭沫若、吕振羽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他们仍然坚持以马克思唯物主义理论为指导,但主张从史料方面充实建构理论,逐步发展完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二是社会调查所(即后来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汤象龙、梁方仲等以及和他们有密切联系的一批学者。他们非常强调史料的收集,大力开展中国近代经济史料的收集整编工作。三是以陶希圣为核心的食货派。应当说,社会史论战之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偏向史料的转向最突出的一个重要表征,便是食货派的崛起。
三、陶希圣的学术转向。
陶希圣是食货派的领袖,他是由研究法学而转治中国社会经济史的。陶希圣早年在北京大学学习法律,毕业后在各地高校讲授亲属继承法,旁及民族学,从民族学而理解中国古代社会组织,进而讲述中国社会史。这一研究旨趣的转向主要是受时代的革命形势激发。陶希圣说:北伐完成后,文化界有一时期对中国社会的本质与形态,发生争端。我是研究民法的,因家族与婚姻制度的历史探讨,自然涉及中国社会史的研允‘民国’十七至十九年,参加中国社会史论战。1927-1928年他在《新生命》月刊上发表《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等系列论文,引起诸多学者的响应和论战。1929年1月,陶希圣将刊于《新生命》月刊上的论文收集成册,冠以《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书名出版,提出要“把中国社会史作决算”。叫绪论该书出版后反响甚大,颇为畅销(后三年间销了八版、数万册),有所谓陶希圣打响中国社会史论战第一炮的说法。随后又出版《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进一步阐述他关于中国社会史的看法。二书以其斗一争之文字,“皆尚能流行于社会”。编辑者小引为促进讨论走向深入,1930年,陶希圣还收集了当时学者讨论中国社会史较有代表性的论著,编成《中国问题之回顾与展望》一书在新生命书局出版。1931年4月,王礼锡、陆屏,清主编的《读书杂志》第一期上刊登了1931年1月23日朱其华写给陶希圣的.一封《关于中国的封建制度》的信和1931年1月31日陶希圣的回信。这两封信的刊登标志着以《读书杂志》为主要阵地的社会史论战的开旧本学人关心或参加中国社会史辩论者,称为陶希圣时代。“在数年以来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陶希圣先生算是一位有名的大将了”,被学界认为是“最有希望的一位中国社会史的研究者。3991928-1934年间陶希圣还陆续出版了《法律学之基础知识》、《革命论之基础知识》、《中国封建社会史》、《中国社会现象拾》、《辩士与游侠》、《婚姻与家族》、《西汉经济》,《中国政治思想史》等著作。陶希圣的翻译作品以德国学者奥本海末的《国家论》为重,以及与人合译了《各国经济卿》、《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发展》、《7时法读本》等。
在社会史论战中,批判式的文章大为流行,因陶希圣敢于立论,每为人所攻击。王礼锡将陶希圣列为“论战”的五个权威之一,公开号召论战者对于陶希圣的观点提出“挑战”,一时间向陶希圣挑战和批评的文章着实不少,陶希圣所受到的指责、批评乃至谩骂,可谓惨烈。陶希圣言:“在这文人积习的各张门户的论争里,我是最先受骂的一人。每一中国社会史家的开场白,每一中国社会史刊物的发刊文,首先攻击的大抵就是我。陶子学术界对陶希圣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一)唯物史观之不纯与治学的因袭。
与论战者一样,陶希圣在运用唯物史观时为外来解释框架所支配,研究上流于比附,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人们指出陶希圣的每一种主张并不是自己细心研究的结果,只是随时随地抄袭别人学说的结果。刘光宇认为:陶希圣一向就好利用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来掩护他自己的说教,他自以为是懂得历史的唯物主义的,其实则只是曲解和利用,并不知道历史的唯物主义是甚什。王宜昌指出:“陶希圣自己在《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一书的开始就说着他应用什么归纳法、统计法、抽象分析法。这只是从波格达诺夫《经济科学概论》和《社会主义社会学》的书名是这样,陈望道等译名《社会意识学大纲》上抄来的所谓经验一元论(即经济批判论)的玄学方法论”《中国封建社会史》和《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两书中,不少应用奥本海末尔的‘海国,陆国,土地私有权’和‘商业资本主义’之点。周予同后来深刻地指出,陶希圣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产量相当丰富”,“但因为陶氏并不是单纯的客观研究的理论家,所以时被不同派系的人所指责”。
(二)逻辑的混乱与观点的豹变。
(三)史料审视之不严。
(四)中国社会史观点的“歪曲”
因为陶希圣在探讨中国社会史时,强调中国的特殊性,敢立新说,他的观点遂成为学术界不同学派论争和笔伐的对象。陶希圣曾总结人们对自己的学术观点批评之所在:批评的第一集中点,是士大夫阶级的论议。士大夫阶级这名词,有好些个党派、好些个刊物书籍乃至决议案都正在使用,然而批评却集中于我。—甚至有人以为这是我的“发明”,或是我的“罪恶”,好像只有一个人使用这个名词,又好像使用这个名词便是反革命。批评的第二集中点,是封建制度的论议。我觉得农奴制度自战国时代已经分解。如果农奴制度才是封建制度的基础,则中国从此时以后没有完整的封建制度。如果佃租制度才是封建制度,则中国自战国到今日才是封建制度。我的意见于此外更着重于商业资本与农村经济的有机关系。中国商业资本发达自战国时期,确曾有分解旧生产方法及孕育旧生产方法使日益进于商品生产的效用。批评的第三集中点,是游民无产者问题的提出。我读过《德意志农民战争》等书之后,深觉游民无产者的问题,在中国应当及时充分讨论,打开中国历史上朝代更换的锁。
陶希圣既是挑战者,又是凶猛的应战者。而对来自各方面的非难,陶希圣在1930-1931年初期写了一些涉及多方面倾向的短篇随笔,后辑成《中国社会现象拾零》一书进行应战“这书中各论文有些是在著者紧张的情绪里写出来的。著者自感孤独,对于纷至沓来的评论,感谢或接受或驳覆的工夫都不够。所以紧张的情绪之中饱含着无上的悲苦。在政治斗一争尖锐的现代,孤独的个人是不应当多说话以紊乱各方的论争战线的。我明知事情是这样,也曾屡次起停笔的决意,但一方面有各杂志主编的刺取,他方面又感觉到理论斗一争的参加,或者有贡献于理论的进步。于是我终于拿笔,终于大胆去受各方的批评。在中国社会史论战浪潮中,陶希圣一直处于论战的中心位置,对论战的感受实较许多人更为痛切。
1932年,陶希圣深刻地意识到自己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解说失之于空泛笼统,认为丰富的材料才是犀利的战具,打算少写文章,多搜集材料。他说:“近来我不想批评,我想多少添一些材料来建立。公式主义者大有反对材料而重视公式的毛病。有人批评我说我是经验主义,因为我重视历史的记载。又有人批评我说我材料愈多愈弄糊涂了。其实我的糊涂,正是由于材料太少,即理论所依据的经验太少。如果材料多了,便不至于乱争盲斗了。用公式来收纳材料,这一方法最怕材料多,材料一多则公式主义便会崩溃。历史上两个不同的社会形式,供给我们不同的材料。但因公式主义不许我们指出两者的异点,我们是弃材料而留公式呢?还是弃公式而取材料,重新估定社会进化的途径?公式主义是前者,我的办法是后者。这是我四年来见解屡有变动的原因。陶希圣主张抛弃公式主义,下苦功读书,从材料出发对中国社会发达过程进行新的估定。他在通读中国历史,对中国史逐朝逐代都细看它一下的过程中,便感觉立论极难了。于是,他提出两个希望:一、唯物史观固然和经验一元论不同,但决不抹杀历史的事实。我希望论中国社会史的人不要为公式而牺牲材料。论战已有四年之久,现在应当是逐时代详加考察的时期。我希望有志于此者多多从事于详细的研究。我四年来犯了冒失的毛病,现已自悔。但我四年前冒失下手发表论文,是因为那是很少人注意这种研究。现在见解已多,如再以冒失的精神多提意见,反把理论战线混乱。
以上表明,陶希圣对社会史论战中从事空泛理论争论的现象已日益不满,感觉解决问题应该多从材料入手。在修正自己观点的同时也对论战中普遍存在的不重材料分析的公式主义提出了一些批评,表现了陶希圣思想转向的迹象。陶希圣所作的回应是希望得到学术界的认同,也是对自己在社会史论战中遭受指责、批评的深刻反思。然而,陶希圣的申论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论战的风气,减少对自己的批判,反而愈演愈烈。论战中对陶希圣批判的客观现实令其感到触目惊心。这给陶希圣心理产生了微妙的影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陶希圣保持着沉默“陶希圣的沉默是当然的,左派说他是xx派不彻底,右派又说他是左派,在左在右为难之中他只有沉默为最合适,所以他沉默了!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何以前行?这是萦绕在陶希圣脑际最发人深思的问题。自己的缺点和不足,是回护、斗一争,还是坦然面对,重整待发?陶希圣选择了后者。1933年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中国社会史丛书》的《刊行缘起》一文成为陶希圣学术转向的誓词:我们的誓愿是:可用十倍的劳力在中国史料里去找出一点一滴的木材,不愿用半分的工夫去翻译欧洲史学家的半句宇来,在沙上建堂皇的楼阁。我们的誓愿是:多找具体的现象少谈抽象的名词。;《附言》这段话明确地表明陶希圣已决意和当时一般的社会史论战者划清界限,开始逐渐把研究的重心转向史料收集和专题研究上来。这一丛书计划准备收罗以下的编著:通论中国社会全部或一时代的变化过程的;对中国时代或问题作特殊研究的史料的收集。《附言》陶希圣先后编校组织出版《中国社会史丛书》六部:刘道元《两宋田赋制度》、《中国中古时期的田赋制度》、全汉异《中国行会制度史》、鞠清远《唐宋官私工业》、曾眷《中国古代社会》(上)、陈啸江《两汉经济史》。这些著作一改以前只作空洞论列的情形,注意材料的搜集,着重通过经济要素和社会组织的深入考察来探讨中国社会史的发展。如果说论战中的著作对中国社会史的叙述限于史料的不丰富而显得薄弱,在这套丛书中得到很大的加强,史料更加丰富,内容更为充实,更具学术价值。这套丛书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社会史研究已经渐渐跨过粗略笼统的“概说”阶段,力求较为精确地描述中国社会史的发展全貌。
为了迅速摆脱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陷入政论的状况,扩大史料的搜集,改变学术界忽视史料的局面,陶希圣拟创办一种“中国社会史专攻刊物’—《食货》半月刊。1934年11月14日,陶希圣在北平《晨报·社会研究周刊》发布《(食货半月刊)宣言》,阐述了《食货》半月刊的研究旨趣与筹建食货学会,开展学术活动的方法:“一、凡是中国经济社会史料,足够提出一个问题或足够解答一个问题,整理成文不论宇数,都可在这里发表。二、多举事实,少发空论,不谩骂,更绝对不做政论。三、凡是愿意或正在做一个时代的社会经济状况的研究,或特定问题的研究,都可任意做食货学会的会员。四、食货学会的会员对中国经济史料的收集及研究如能分工进行,使工作不致重复,那是最希望的事情。如此,会员应当随时分配工作交换成绩。”网至此,陶希圣决定全身心投入到《食货》半月刊的创办和食货学会的筹建当中去,倡导搜集史料,倡言学术的合作,培植学界新人,学术界的一场“食货运动”便由此浸浸而起。
文学研究论文篇十
儿童文学既然以儿童为主要读者群,便必然要怀着一颗热爱儿童的心,钻进儿童的群中去,在思想情感上他们打成一片,知道他们的愿望,熟悉他们的语言,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仔细地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物、一切环境,从实际生活中提炼出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有思想的故事来。这样的作品,必定是有浓厚清新的儿童生活气息的。。因此,儿童文学与儿童生活极其贴近,儿童在阅读时,能够与自身生活经验发生碰撞,引起情感共鸣。
冰心在其作品集《儿童文学选》中,收录了大量同学校生活有关的文章。如《小茶碗变成大脸盆》描述没有恒心、见异思迁和懒惰淘气的孩子,在老师和同学们的帮助下,改正缺点;在人教版一年级语文教材中《看电视》一课,写的是一家人看电视时互相谦让的关爱之情。这是一篇充满“情”和“趣”的儿童诗,表现了我们一家人对不同电视节目的态度,通过充满音乐性和节奏感的诗句,把谦让关爱之情传达,这些与学生生活极其贴近的场景,自然可以引起学生情感上的共鸣,加上语言的节奏明快、平易近人,使他们更加了解学校生活,更加融入集体生活。
2、儿童文学对学生高尚情操的培养。
儿童文学的目标,绝不仅仅是为了讲述一个新鲜有趣的故事,更多的是将道理融于故事,使小读者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在涉及道德品质时,如果直接采用直接讲道理的方式,读者接受的真实程度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因此,讲故事的方式,间接投射出道德要求,更易使读者――尤其是孩童――接受。以《民国时期小学语文课文选粹》为例,笔者在阅读后发现,收录的诸多作品,都旨在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操。
3、儿童文学对学生视野的开阔。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但是,对于处于人生起步阶段的小学生来讲,无法行万里路时,文学作品成为他们了解世界、认识世界的重要桥梁。冰心的诸多儿童作品,都以向小读者们介绍丰富多彩的世界为目标。其作品集《冰心儿童散文选》,收录了《走进人民大会堂》《再寄小读者》等作品,它们为未能有机会迈出家门的小读者们,展示了北京、意大利、埃及等多国风貌,如埃及,“尼罗河是一位慈祥的老人,他右臂斜倚着人面狮身像,侧卧在地上,旁边对着一垛高高的麦穗和葡萄”;意大利是南欧一个富有文化而又美丽的国家。在人教版教材中,除了安排了许多介绍中外名胜、各地特有风俗的儿童诗、童话故事外,也安排了对多具有科普性的故事。
综上所述,儿童文学在小学语文教育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借助于此,可以进一步帮助小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开阔他们的视野。但是,正如冰心所说:“为儿童准备精神食粮的人们,必须精心烹调,做到端出来的饭菜,在色、香、味上无一不佳。使他们以看见就会引起食欲,欣然举箸,点滴不遗。”当儿童文学家们为我们准备好了食材,作为烹调师的教师,如何将这些食材烹制出一道道美味佳肴,哺育孩童们的身心成长,是值得我们每位教师认真思考和实践的重要课题。
文学研究论文篇十一
摘要:汉语言文学,是中华文明的结晶,其历史渊远悠长,是我国先民智慧的表现。文学的本质是追求真善美,也是意识形态的物化,在这个基础上,对人的修养能启很大的作用。不管是人的行为方式,还是意识思想的改变,都有很大的作用。
关键词:汉语言文学;真善美;修养
一、汉语言文学的追求
汉语言文学的追求,其实就是文学的追求,文学是没有界限的,虽然有形式的差别,但是主题和本质上还是一致的。文学所追求的,我们中国的文学自然也会去追求。汉语言文学比其它文学类别发展的早,发展的也更全面以及漫长。在漫长的中华文明之中,汉语言文学形成了其特有的形式以及风格特征,但是和世界文学一样,其所追求,无外乎三者:真、善、美。
1、追求真。文学在本质上追求的就是真,本真的反应社会,反应人的内心世界。文学是人内心诉求的外在表现,是人内心最纯真的强烈追求。不管文学还是客观的人,对真都孜孜诉求。不管是文学作品的主题,还是正面的主人公,所表现出来的都是一种本真。文学所追求的真,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经行理解:
(1)客观的真。客观的真,是指作家在创作文学作品的时候,多以客观生活为基础,来写作自己的文学作品。客观的真不仅对客观环境进行如实的描写,也对客观人物的境遇进行如实描写。客观的真,既是文学作品环境的真。
(2)内在的真。这多指在叙述人物的心理时,进行真实的描写。文学作品中,人物的心理是多种多样的.,但是作家都务求真实而写作,不管这心理是对是错,是否符合逻辑,都求真实的表达出来。内在的真,就是文学作品人物内心的真。
文学追求真实,而不掩盖任何黑暗或阴面,不管所追求的真是否符合客观的逻辑,只求符合文学作品内部的逻辑以及内在属性。
2.追求善。善恶有分,是人在后天养成的品质,而文学则直观的把它表现出来。不管是哪部文学作品,其描写的都有善,对善的歌颂,对善的渴求,对善的淋漓尽致的描绘。有的时候是用恶来衬托善,例如:《巴黎圣母院》中,用副教主的恶来衬托敲钟人的善。不过不是所有时候都有善恶同存的,有的时候文学作品中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善,用善来言善。例如:沈从文的《边城》没有恶人,全是善者,虽然最后结局不好,但却把善发挥到至极。虽然有全描写善的文学作品,但是不会存在全描写恶的文学作品,恶不能独立成材,只有善可以。
3、追求美。文学不仅在形式上追求美,也在本质上追求美。对于文学的形式,不管是整饬的还是散落的,其都追求形式的美,没事多种多样的,也是多层面的。诗歌形式之美是整饬押韵,散文形式之美是散乱无序之美。不过先这两种形式的美已经渐渐结合在一起。在本质上追求美,就是在主题上追求美,文学主题不管是悲伤的还是喜悦的,其主题都是美的。既是正面的主人公最后没能完成目标而死亡,例如哈姆雷特,但是其主题也是美的:悲壮之美。追求美,是文学最外在的表现,美既是文学,文学既是美。
二、汉语言文学与人的修养
修养是人的内在气质,也是外在行为表现,修养有高低之分,也有好坏之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气质,也就有不同的修养。有的人见义勇为,有的袖手旁观,有的好逸恶劳,有的勤劳肯干,这就说明了修养的有不同性质,有不同的表现。各式各样的修养,在总的要求上,却有一个质的规约,那就是向真,善,美方向发展。这正好和文学的追求一样,文学的追求,客观上来说,也就本质上人的修养的追求。
1、汉语言文学能够提高人的修养。文学,是至真至善至美的天地,只要进入到文学的世界,你就会被其所有美好的东西所包裹。对于人的修养,文学则能提高人的修养。修养,首先就是“修”,有什么样的“修”,就有什么样的“养”。人的后天模仿性很强,不管是对好的事物还是坏的事物,人区分好坏的能力也不是天生就有的,是在后天的道德基础上形成的。也就是说,修养的好坏,与其修养的环境有很大的关系。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就是这个道理。
2、汉语言文学能够修正人的修养。人的修养是各有特色的,有好的一方面,也有坏的一方面。文学对于好的一面,可以使其更加坚固的存在,对于坏的一面,则能细致的修正。文学,因其内在规律的性的存在,对人发之以感染力,让人陷入情知理的思考,以反思自己的行为。人对情知理的思考,是一个久远的课题,其历史源远流长。而文学正好对这个课题进行了很好的解释和规定,在高的层次上,对人的情知理进行合理合情的概说,在这个基础上对人的修养不好的一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修正作用。
3、汉语言文学能够指导人的修养。修养是后天的修为,其需要对一定的物质形态进行模仿,而文学则能很好的指导人的“模仿”。修养的模仿,可以是现实的行为方式,也可以是虚拟的行为方式。对于现实的行为方式,其总是存在着一定的瑕疵,世上没有圣人,圣人这个名词只是给圣人取的客观名字而已,其实也是意识形态的一种表现。在此基础上,人模仿的行为方式,总是或多或少的存在着偏差。汉语言文学是世界文学的代表,是中国长达5000年的人类文明的结晶,也是中国人修养形态的客观沉淀,对国人的修养起着很大的作用。我们必须正视汉语言文学对人修养的作用,尤其在现在异化越来越严重的社会,规范自己的修养,美化自己的修养,使文学和修养有机的联系起来。
参考文献:
[1]蔡元培.中国人的修养[j].工人出版社.2008年10月
[2]郑淑媛.先秦儒家的精神修养[j].人民出版.2006年12月
文学研究论文篇十二
如果把文化看作一个民族的各项活动:物质的和精神的,那么哲学是思想的、精神的文化。哲学可以创造文化,代表着文化理想。(成中英,1988:58)可见,哲学是民族文化中的核心部分,而承载着哲学文化的典籍,作为经典文本,维系着一个民族得以安生立命的根基。具体到中国哲学典籍,它主要是指周代,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元典文本,如后代所称的《五经》、《四书》、《荀子》《老子》、《庄子》、《墨子》、《公孙龙子》等,及汉以后相关的子集,同时也包括魏晋南北朝之后传入中国的佛学典籍。以儒、释、道三家为主体,兼及其它诸子百家的中国哲学典籍,不仅集中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更是全人类共同的宝贵精神财富。因此,中国哲学典籍的英译是关乎一个民族哲学文化的传承、交流、发展的大事,是“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文化参与全球文化交流的一个极好途径。”(汪榕培,王宏,:3),进而言之,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研究可以分为翻译实践、翻译理论和翻译史三个层面,其中,译史研究能够更好地促进中西文化的会通,从而构建“和而不同、相得益彰”的文化多元化的全球文化格局。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的研究内容方面是对翻译活动的史实的梳理和描述(翻译了什么?什么没有被翻译?谁在翻译?如何翻译?,另一方面总结不同时期翻译活动的特征与规律,再者则是挖掘翻译史料背后的历史、社会、文化因素(为什么会是这些人在以这种方式翻译这些典籍?翻译的结果又是什么?,最后,以史为鉴,引发对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原则和方法的思考,但目前国内外,对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研究多集中在翻译实践和理论构建层面,对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的研究几近空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世界文化多样化的今天,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的研究工作亟待展开。
二、国内外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研究的现状。
也不绝如缕。其实,这种对翻译史研究的忽略不仅局限在典籍英译当中,“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专门记载历史上的翻译活动的翻译史书籍在20世纪前都相当匮乏。”(李德超,导读:vii)[3]翻译研究一般分为翻译理论、翻译实践和翻译史三方面。其中,翻译理论着重对“翻译的本质、翻译的'标准、翻译的过程等作理论上的阐释。”翻译实践是“分析汉外各种语言的异同,探讨翻译中的理解和表达、包括对译品的评析。”翻译史则是“对既往翻译活动的记述,包括翻译的文献、翻译组织机构、翻译家、翻译主张、翻译方法等。”(王克非,:3)[4]翻译研究的三个方面互为表里,关系密切,只有共同发展,才能推动整个翻译学科的全面建设。
即使是现代翻译学科的建构人霍姆斯,在20世纪70年代规划翻译学科发展的路线图中,也只强调了“翻译理论”和“描述翻译”两个方面,而仅仅在翻译理论的“部分理论”的分支下对翻译史以“time―restricted,,的形式稍有提及。国外(以英、法为主)自20世纪60年代,才陆续出版了二十几部翻译史著作,有代表性的学者是斯坦纳(sterner,g.1975)、德莱尔和伍兹沃斯(delisle,orth,1995)、韦努蒂(venuti,l.1995)。他们的翻译史著作多是对翻译理论和翻译批评史的论述,少有专门记载翻译实践活动的,更鲜有对中西翻译史的论述。
即使是在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二个高峰期――17,18世纪,中国文化,通过典籍的翻译和传播,对西方文化(启蒙运动、宗教改革、法国大革命)产生了一定规模的影响,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的研究也未引起重视,有关中国哲学典籍翻译的研讨,散见于国外出版的一些中西文化交流史、中西比较哲学、汉学等著作以及相关的博士论文中,如lundbaek的论文《欧洲最早翻译的中国史学和哲学典籍》,(1991:29―43);美国汉学家孟德卫的《1500―1800:中西方的伟大相遇?(1998:252-272)如:美国汉学家南乐山()编辑的《波士顿儒家》,安乐哲和郝大维及其他学者合著了近十部相关学术专著,其中代表作有《通过孔子而思》(1987)、《由汉而思:中西文化中的自我、真理和超越性》(1998)、《自我的圆成:中西互镜下的古典儒学与道家》(1998)、《和而不同:中西哲学的会通》(独著)()等。
从某种意义上,西方翻译史学家对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的忽略,豁然彰显了他们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民族优越感,同时也暴露了我国自身缺乏的文化自觉性,没能够把自己文化的精华部分很好地翻译和传播出去。
文学研究论文篇十三
自20世纪90年代,随着我国对外文化输出的文化战略的实施,以及联合国寻求文化多元化的原则的提出,中国典籍英译才逐渐被国人重视起来,尤其是在典籍翻译的实践和理论探索方面,已取得了相当瞩目的成绩: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联合湖南人民出版社启动了《大中华文库》英译,国家社科基金于专门设立了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不少知名学者如许渊冲、辜正坤、汪榕培、王宏、傅惠生、王宏印、郭尚兴、等也加入典籍英译的实践和理论构建当中。中国典籍翻译研讨会也已经成功举办了7届。南开大学、四川大学、河南大学等多所高校也相继招收了中国典籍英译研究方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目前,关于中国哲学典籍翻译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硕博论文也逐年增加,但据作者所掌握的资料,国内还没有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方面的专著或论文。可喜的是,11月中国首届翻译史研究高层论坛由四川大学和西南科技大学联合召开,会议集中研讨了翻译史研究的现状与发展趋势,与会学者王宏教授也提到了中国典籍翻译史的构想。这次翻译史高层论坛是国内翻译界的一个风向标,它预示着翻译史研究在我国将被逐渐重视起来。
据作者目前搜集到的(截止到月)国内(包括港、奥、台)业已出版的翻译史方面的专著和论文集共30本左右,其中三本有关西方翻译史:谭载喜的《西方翻译简史》(1991,),谢天振的《中西翻译简史》(2009)(教材),刘军平的《西方翻译理论通史》(2009),其余二十多本都是对中国翻译史的论述,其中仅有一部――马祖毅和任荣珍(1997)的《汉籍外译史》――是中国典籍外译史的专著,但书中多是对翻译人物、翻译活动、翻译机构、等的历史事实的客观罗列,少见对翻译活动背后的深层原因和译作的影响等社会文化背景因素的剖析,重史实而轻论述。其实,王佐良先生早在1987年《新时期的翻译观》一文中就对翻译史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研究译史,不能仅叙述,要从社会背景和文化交流着眼,要结合文化(包括语言、思想史、哲人)、社会、历史,要考察由翻译引起的大的文化潮流或思想运动。践行王佐良先生翻译思想,史论结合较好的是王克非的《翻译文化史论》(1997),这也是目前为止,国内出版的唯一一部从翻译和文化史结合的角度,详尽论述了西方著作,包括佛经汉译对于中国社会文化方方面面的意义和影响。
除了翻译史专著和论文集之外,国内(主要是港台)也有少量与翻译史相关的博士论文,其中比较突出的是香港岭南大学王晓云的《翻译、意识形态与话语――中国1895―1911k)、辛红娟的《〈道德经〉在英语世界:文本行旅与世界想象》()、王琰的《汉学视域中的〈论语〉》英译研究》(2012)、谭晓丽的《和而不同――安乐哲儒学典籍合作英译研究》(2012);山东大学催莹辉(2012)的《〈老子〉英译研究》等。这些著作或论文,要么选择某一个典籍作个案,研究它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翻译和传播,要么选择一个视角,把某一典籍放在哲学的或汉学的背景下考察它的翻译概况,要么圈定一位有代表性的译者对典籍的翻译模式进行探讨,都没有从翻译史的角度系统地论述。
翻译史研究已经成为目前国内外翻译学术界的一条短线,对尚未建立理论体系的中国典籍英译研究来说,中国典籍英译史更是一块尚未开垦的处女地,相关研究工作亟待展开。
一方面要汲取国内外已有的翻译史研究成果,特别是勒弗维尔、皮姆、王克非等人的文化史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如皮姆在《翻译史研究方法》()提出了翻译史的四条原则:1)翻译史研究需要解释译作为什么会在特定的社会时代和地点出现,及翻译史应解释翻译的社会起因;2)翻译史研究的主要对象不是译本,而是作为社会人的译者;3)翻译史的重点在于译者,要围绕译者生活及经历的社会环境展开;4)翻译史研究应表达、讨论或解决我们当前的实际问题。再有就是王克非的翻译史和文化史相结合的方法与单纯的翻译史相比,更注重对种种翻译现象、事件作文化传播意义上的分析与解释,而不仅仅是翻译史实的叙述和钩沉,即不仅是描述性的,而且是解释性的。“研究不同文化的接触,重要的问题也许不在于它们是冲撞还是契合,而是在于接受一方如何认识、取舍、融合、激发,这是一个比较与选择的过程。”(王克非,1997:65)。这种翻译文化史论的研究思路完全可以借鉴到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的研究中来,因为中国哲学典籍的英译史同样涉及到中西文化的冲突和融合。在翻译中,我们同样怀有这样的困惑^高质量的、反应中国哲学典籍原貌的学术型译本却没有畅销书作家笔下具有现代阐释倾向的译本更容易被普通大众接受。而王克非(1997:6)则提出了对于历史上的翻译事实,我们不应仅仅关注其翻译质量的高低,更要看到它在文化交流上发生的作用和影响,这正是翻译文化史不同于翻译史和其他翻译研究之处。可谓一语道破玄机,可以帮助我们辩证地看待历史上各种形态的哲学典籍英译本存在的合理性。
其次,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在具体书写形式上也要借鉴一般的翻译史的类型。翻译史研究有不同的类型:按地域,可以是某一国或地区的国别史;按时间,可以是翻译通史或断代史;按文类,有文学翻译、哲学翻译、科技翻译等;按语言,有笼统的中译外、欧译中,也有具体的英译、法译等;亦或是两者或多者的结合。其中最后一种情况最常见。中国典籍翻译的通史性研究乃是一部恢弘浩瀚的巨著,不是一蹴而就的,尤其在研究的初始阶段,要分国别、分时段、分语种的逐步进行,最后汇总;再者,由于西方语言繁多,文化形态多样,仅停留在一般性的研究上并不能突出文本翻译呈现出的多元化的风格和特点,所以,从一般性研究进入不同国家和语种的翻译研究,才能真正厘清中国文化外传的实际文化历程和特点。
再一方面也需要扎实地做好译本和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同时也借鉴相关学科:比较哲学、文化史、形象学、汉学史等领域已取得的研究成果,分国别、分时段地梳理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哲学典籍英译本,辩证地分析它们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背景下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和所存在的局限性,试图发现翻译活动的规律和所遵从的原则,从而更好地促进中西文化在平等的基础上互镜互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