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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政治中美关系论文篇一

摘要：积重难返的美债问题给中国等债权国的资产安全带来隐忧；而中国作为美国最大债权国，同样造成了美国国家安全的担忧。由于中美债务关系的非对称性，美国的行动能力并未受到影响。美债问题还间接加剧了中美贸易摩擦及人民币汇率问题的争议。中美债务关系的相互依赖还将长期持续，并将对中美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摘要］近年来，美国国债问题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瞩目。奥巴马政府采取了削减预算赤字等措施来缓解国债剧增的压力。积重难返的美债问题给中国等债权国的资产安全带来隐忧；而中国作为美国最大债权国，同样造成了美国国家安全的担忧。由于中美债务关系的非对称性，美国的行动能力并未受到影响。美债问题还间接加剧了中美贸易摩擦及人民币汇率问题的争议。中美债务关系的相互依赖还将长期持续，并将对中美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自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引发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国内经济复苏乏力，失业率居高不下，对全球经济产生了严重冲击。在此背景下，事关众多投资者利益的美国国债问题日益引起世人瞩目。作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中国的资产安全面临严峻考验。同时美债问题对中美政治关系和经济议题产生了广泛的重要影响。

一、美债问题的产生及其严峻性。

1．美债问题的产生。

由于美国的经济结构、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国内长期的高消费和低储蓄率等因素的影响，美国常年保持经常账户赤字与联邦政府财政赤字，造成国债规模不断攀升。在金融危机爆发前的近十年里，低利率政策下美国过度的家庭消费和政府支出助推着经济增长。此间选举政治导致福利支出有增无减、布什政府大幅减税、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的战费高昂，加之次贷危机后政府救市规模浩大等因素导致政府预算赤字居高不下。

据美国白宫办公室统计，联邦政府2001财年尚有128亿美元财政盈余，次年即出现约158亿美元赤字，到2009财年赤字已达1413亿美元，其后略微下降为2011财年的约1230亿美元。［1］贸易赤字的长期化加剧了美债困局。美国制造业的衰落导致了美国国内对进口消费品的依赖，经济结构的制约导致经常项目赤字状况难以扭转，外资注入又助长借钱消费的膨胀。

据美国财政部公债局统计，2001年美国国债约为5．8万亿美元，截止2012年3月6日总额已累积至约15．5万亿美元，其中，美国政府持有4．74万亿美元，公众持有10．76万亿美元。［2］另据经合组织统计，2010年相比2003年，美国的gdp增加了约30％，同期美国国债总额却增加了118％。［3］一国不可能长期维持债务增长率超过经济增长率的状况，否则将导致国家收入越来越多地用于偿还债务本息。虽然在经济衰退、失业增加时，较高的政府开支和较低的税收政策，通常会刺激需求，拉动经济复苏，但这一政策也导致财政赤字及政府债务上升，进而制约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应对突发挑战的能力，并有可能导致突发性财政危机。

2．美国政府减赤政策及其效果。

金融危机发生后，奥巴马政府通过提升美国的经济竞争力、上调国债上限、削减政府预算等措施，遏制国债快速上升的趋势。其中，美国政府削减财政赤字的相关措施目前已经并将继续产生较大影响。

即使大力压缩军费开支恐怕也仍然不够。虽然美国政府力图通过削减自主性预算来降低财政赤字，进而缓解、改善国债状况，但法定支出特别是医保支出的增加无法遏制。由于国民平均寿命的延长及婴儿潮一代的退休，未来数年符合医保条件的老年人数量会激增。国会预算局在2011年8月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医保支出占gdp不足5％，预计到2050年前后，这一开支将占gdp的12％左右。如果这一趋势不改变，医保支出的增速将继续大大超过经济增长速度。［7］（p82）如果不对医保政策采取结构性改革，降低支出的增速，将无法彻底解决美国面临的债务困局。所以，美国政府减赤计划的实际效果仍然具有不确定性。

3．美债问题的严峻性。

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尼克松政府于1971年将美元与黄金脱钩以来，美元的信用一直以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国家信用担保。美国受益于美元的全球交易媒介地位，能印钞消费而不用付息，即行使铸币税特权；还可通过发行美元的方式偿债、付息或直接“借新债还旧债”。这也是美国可以用扩张性货币政策应对经济危机并转嫁危机代价的原因所在。金融危机发生后，美联储的两轮“量化宽松”向全球输出大量美元，直接导致美债价值“缩水”。此外，2011年8月2日前夕美国国会两党的国债上限之争及其后标普公司调降美国主权信誉评级的举动，加剧了全球主要债权国和投资者对美债信用状况的担忧。

随着近年来美元逐渐贬值，作为美国最大债主的中国所持美元资产的收益状况和总体价值已接连遭受损失。据测算，中国在2000—2010年间持有美国国债的利息名义收入约为1563亿美元，但考虑美国通货膨胀以及人民币与美元汇率变化等因素，实际利息收入只为名义收入的一半左右。［8］据美国财政部统计，截止2012年5月，中国大陆持有美国国债约1．17万亿美元，这一比例约占外国持有者份额的23．1％。一旦美元大幅贬值或美债出现信用危机，则中国国家财富将不可避免地遭受重大损失。

鉴于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虽然理论上美国国债不可能违约，但由于程序或技术原因导致美债延期付息的“违约”行为却可能发生。这样就会导致美国国债交易价格下跌，包括中国等在内的重要投资者至少会在一段时间内蒙受资产缩水的损失。虽然美国政府可以持续发行、输出美元用以对外支付、稀释积欠债务，但是过激地、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最终会动摇、破坏美国全球霸权的重要支柱———美元霸权。如果全球投资者对美债信心持续下降，不仅会降低美债的信誉度，而且会动摇对美元的信心，中美政治经济等关系自会受到首当其冲的影响。

二、美债问题对中美政治关系的影响。

1．美国的减赤计划加剧其对中国军事“威胁”的担忧。

美国政府以削减联邦财政赤字作为遏制债务急速上升的主要措施之一。如前所述，在美国减赤计划中，国防预算成为要控制和削减的重点。作为维护美国霸权的最后手段，军事能力对美国至关重要；且国防预算惠及包括军工复合体在内的诸多利益集团和从业人员；加之近年来美国对中国军费的增加甚为关注，削减国防支出引起美政界及利益团体的极大关切。特别是在中国军力快速提升、美国相对优势下降的形势下，美国国防支出的减少必然加剧其对所谓“中国威胁”的担忧。一些美国人士认为，近年来美国削减国防经费，是无视美国正面临攸关国家安全和国际利益的新威胁。布鲁金斯学会的罗伯特·卡根（rob－ertkagan）指出：美国面临正在崛起的中国带来的新威胁，中国寻求最终将美国在该地区军事存在推回夏威夷，并利用不断增强的经济实力树立霸权；该地区的民主国家担心美国影响力消退，要求美国给予可靠的安全保证；如果美国由于削减军事能力而无法提供保证，这些国家要么被迫接受中国支配，要么依靠自身力量（很可能通过发展核武器）与中国斗争。［9］（p8）总之，类似言论屡现美国报端，可见随着中国国力的快速提升，军费受限的美国必然加剧对中国的疑忧。

奥巴马政府近年的战略重点东移之调整显示了美国政府已在实际操作层面加强了对中国的战略防范。2010年以来，美国进一步巩固了西太平洋的联盟体系，频繁举行军演，针对中国的意图明显。白宫于2012年1月初发布的《国防安全纲要》指出，美国的经济、安全利益与从西太平洋、东亚到印度洋地区、南亚这一弧形地区的发展密不可分，因此，美国必须调整亚太地区军事部署。［10］（p2－4）1月26日，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宣布美国2013年度的国防预算为5250亿美元，另有884亿美元用于海外紧急行动。他声称，虽然这两项费用较之2012财年的5310亿美元和1150亿美元有所削减，但是美军将加强太平洋司令部所辖地区的军力。［11］美国计划在亚太地区部署的军力在整体压缩背景下逆势而上，充分暴露出美军战略调整、防范中国的意图。

2．债务问题提高了美国对中国影响力的关注。

在此背景下，美国政府加强了对债权国的评估，而对最大债权国中国的评估和相关立法最为重视。第112届国会提出的几项关于评估中国持有美债对美国的影响等问题的法案较为典型。如2011年5月19日，德克萨斯州联邦参议员约翰·考宁在参议院提出“外国持债透明度与威胁评估法案”（s．1028），6月14日，德克萨斯州联邦众议员山姆·约翰逊（samjohnson）提出同名法案（h．r．2166）。两项议案力图增加外国、特别是中国持有的美国债券的透明度，以便更好评估外国持债对美国造成的潜在风险。两个立法议案认为，特定情况下中国持有的美债会成为操纵美国政策的工具，中国会藉此影响美国对台政策，可能企图以抛售美债的方式打击美国经济等。此外，由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巴克·麦肯伊（howardp．buckmckeon）主持制定的“2012财年国防经费授权法案”（h．r．1540），要求国防部就中国持有美债对美国安全造成的风险进行评估。

其实，美方对中国会藉债权危及美国安全或政策独立性的担忧总体上有夸大其词的色彩，因为无论是从意图还是能力（如所占美债份额有限）上看，中国并没有利用所持美债打击美国经济的可能，更未对美国造成实质性的安全威胁。

3．债务关系对中美政治行动空间的不同制约。

虽然美国对中国的债权国地位似乎颇为忌惮，但实际上，中美债务关系对两国行动能力的制约是不对称的，或者说两国间形成了一种非对称的相互依赖关系。如前所述，中国没有意图以所持美债破坏美国经济。同时，由于中国持有的美债规模较大，一旦大幅减持，必然造成连锁反应，导致美债价格下跌，致使中国所持美债价值大幅缩水。况且，如果中国不持有美债，目前并无可行的大规模分散投资渠道，如仅持有美元，则等于向美国提供无息贷款。由此可知，尽管美国积欠了中国空前规模的债务，但美国并未因债务问题而在对华政策上明显受限，倒是以购买巨额美债而对美显示信心和支持的中国反受羁绊。

金融危机以来的中美关系，在奥巴马政府执政初期的2009年，曾经历了短暂的“蜜月”期。彼时正值美国深陷金融危机之际，需要中国与之“同舟共济”。此后随着美国金融形势相对稳定，中美关系却呈现一波三折状态。近来，美国全球战略布局大幅调整，重返东亚步伐加快。在涉及中国重要利益的地区性问题上，如南海主权纠纷、朝鲜半岛局势等，美国一再直接间接地给中国制造“麻烦”，不仅毫不虑及中国最大债权国地位，反有变本加厉的要求。主要原因在于以金融力量促成切实的政治让步需要一些附加条件。历史上，一个强国能够非对称地惩罚另一强国的成功先例极少。［13］由此，一些美国人士认为中国持有美债对美国并未造成多大的实际影响。

虽然中美债务关系具有非对称特征，但由于中美双边关系中的功能性问题日益重要，一个问题领域的博弈往往会对另一问题领域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在纷争不断的中美关系中，中国凭借债权国地位及对所持美国国债的战术性操作，可以增加在美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对美直接投资等一系列问题领域中的博弈能力。对中国而言，妥善处理美债议题，有利于消减中美关系中的负面因素。

三、债务问题对中美经济议题的影响。

1．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及对华贸易摩擦升级。

近年来，中国已成为美国贸易逆差的最大来源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和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美中两国存在巨大的经济失衡关系。中国主要以廉价劳动、资源和环境质量的消耗为代价，成为全球最大制造业基地和美国日用消费品最大供应国。而美国则通过高技术产业、金融业等来回流美元，并以回流美元继续投资中国等的实体经济，以获得较高投资收益。由于美国对中国实行高技术出口限制、中国多元化投资渠道受限，以及美债具有的所谓安全性等因素影响，中国以贸易顺差形成的大量外储购买美国国债及金融衍生产品。因此正是内在的经济结构及经济政策才是美国债台高筑的主要原因。但是在债务攀升、经济疲软之际，美国无视国内经济结构、消费习惯等问题，一些政客和利益集团一味将中美经济失衡的责任归咎于中国，无异于“美国生病却要中国服药”。正如美学者罗伯特·吉尔平所言，21世纪初的美国存在一种有害的误解，即一国的贸易顺差是由该国贸易伙伴的“不公平贸易手段”造成的。然而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后经历的长期贸易逆差，应归因于宏观经济因素，而不是贸易伙伴的欺骗。如果一国的储蓄率低于投资率，就会产生贸易逆差，其贸易伙伴的行为不会影响贸易差额。［14］同时，金融危机后，美国选民认为美国国势渐衰，从而对经济全球化产生怀疑，而政客们则以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经济政策作为竞选砝码，在大选年尤其如此。

在此背景下，美国的贸易保护倾向日益明显，呈现频率提高、强度加大、手段翻新、内容增多等特点，涉华贸易摩擦有增无减。如2009年11月，美国商务部对中国出口的金属丝网托盘实施的惩罚性关税上限达到惊人的438％。同年底，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批准对中国输入的约27．4亿美元的油井管征收10．3％至15．78％的关税，创下美国对华贸易制裁的金额之最。此外，美国贸易保护的产品从服装、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不断转向劳动和技术密集并重型的如造纸、钢铁等行业。随着美国大选的日益临近，奥巴马政府的对华贸易政策态度渐趋强硬，其在2012年初的国情咨文中宣布建立一个贸易执法部门，专司调查所谓像中国这样国家的“不公平贸易行为”。2月28日，美国启动跨部门的贸易稽查中心，以助推奥巴马政府实现增加出口的目标，以及协同美国多个部门应对来自全球的不公平贸易行为，目标直指中国。3月5日，参议院通过了修订“1930年关税法”的法案，保留了美国商务部针对中国等国政府补贴的商品进行征税的权力。此后，中美贸易摩擦渐趋频繁。仅在今年5、6月间，美国商务部就多次发起对华双反调查和贸易救济调查，涉及中国高压钢瓶、太阳能光伏产品、应用级风塔等多个行业。由此，美国已成为与中国贸易摩擦最频繁的国家。

由于中美双边经济失衡的局面难以改变，中国作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国和最主要债权国的地位短期内难以改变，在中国贸易顺差积累的美元回流美国债券市场的同时，美国对华贸易摩擦也将持续恶化。

2．人民币汇率议题成为中美关系热点。

早在小布什时期，美方不少人士认为中国政府刻意压低人民币汇率，导致美国对华贸易的巨额逆差，因此要求人民币汇率迅速大幅升值。金融危机后，美国未能通过弱势美元拉动国外对美国商品的需求。由于经济复苏乏力、失业率高企，美国政客习惯性地寻找替罪羊。未实行浮动汇率制的中国成为重要靶子。2010年以来，美国国会议员多次提出涉及人民币汇率问题的议案，指责中国操纵汇率获取竞争优势。其中，2011年10月11日在参议院获得通过的俄亥俄州联邦参议员施罗德·布朗（sherrodbrown）提出的“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s．1619），要求美国政府对“汇率被低估”的主要贸易伙伴征收惩罚性关税，迫使人民币加速升值的意图明显。虽然人民币升值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贸易逆差，但美国一些政客不愿承认巨额贸易赤字及联邦债务的背后美国政府长期“寅吃卯粮”等深层次的问题，反而强压中国调整汇率。加之美国总统大选在即，提出人民币汇率议题会给政客带来可观政治收益。

同时，由于美国对外资产以外币计价，而对外负债以美元计价，债权国货币升值一方面可以减轻美国的债负，有利于美国负债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延续；另一方面，目前中国逾3万亿美元外储中的大部分以美元资产形式存在。若按美国意图让人民币大幅升值，将导致中国国家财富的巨大损失及国力的削弱。基于中美经济关系以及美债问题的现状，中美汇率议题的博弈已经成为双边关系中的主要议题，并将呈现长期化的趋势。

3．两国对债务关系的依赖将长期化。

由于国际经济格局及互补的经济结构等原因，中美两国形成了相互依赖的债务关系。中国难以通过投资国外实体经济、大宗商品等冲销高额的外储。如美国政府严防中国染指事关美国核心竞争力的实体经济和高技术领域，2011年2月华为公司收购美国三叶公司的失败案例堪为典型。而其他发达国家的债券市场规模及安全性均不及美国。如2010年底以来，欧元区债务危机一波三折，美国政府不仅隔岸观火，还想趁火打劫。

美国的主权信用评级机构往往在部分欧元区国家的财政危机已现端倪之后，频繁调降其主权信用评级，产生了火上浇油的效果。欧债危机的加剧使大量避险资金涌向美国，也导致中国等美债的持有者更难以分散投资。在中国经济结构未能彻底转型的情况下，中国积累的巨额外储，除了大量投资美国国债以外，其他投资选择较为有限。而且中国一旦购买了巨量美债，便难以在短期内大幅减持，结果造成中国对美债市场较大的依赖。对美国而言，为维护美元霸权，就需继续对外输出美元，其负债型经济发展模式也难以彻底改变。因此美国难以消除对中国借贷的依赖。基于两国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美国一方面对中国的债权地位保持警惕，另一方面又积极鼓励中国继续购买美债。金融危机发生后，访华的国务卿克林顿等美国高官无不强调美债的安全性，鼓励中国继续购买。美国此举可以达到既获得中国融资，客观上又能通过美元贬值等手法汲取中国的财富、限制中国国力增长的目的。

为保持对中国投资动向的把握以及鼓励中国继续购买美债，美国财政部2012年5月开始允许中国人民银行直接从美国财政部购买国债，而不必通过华尔街金融机构代理。这是美国财政部首次给予外国央行如此“特殊待遇”。由此，外界便无法立即了解中国央行的买入信息，以防华尔街金融机构提高国债价格，但是中国央行在出售美国国债时，却要经由华尔街主要金融机构代理。虽然中国的买入信息不会立即为市场所知，但是美国财政部却能更好掌握和跟踪中国央行的购买信息和动向，减少此前对中国持有美债准确数额不明的困扰，为判断中国对美经济政策提供依据。此举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进一步固化中美债务关系，使中国对美国的借贷长期保持高位。

总之，经年累积的美国国债问题已成为奥巴马政府乃至今后美国各届政府无法回避的、必须应对的问题，并将长期牵动着主要债权国和投资者的神经。考虑到中美经济失衡在短期内难以改变，中国将长期依赖美国的出口市场、货币和金融市场，而美国也将长期依赖中国的商品和借贷，因此中美债务关系将长期维持。在复杂多变的中美关系中，巨量美债犹如握在中国政府手中的一把双刃剑，既能伤人又会害己。中国在短期内大幅调整美债的持有量也只能是万不得已时的选择，而患上“债务依赖症”的美国更不愿意失去中国这个美债的最大买家。因此，尽管中美债务问题会滋生相关争议，但又能加强两国间至少是经济上的依存关系，从而有利于促进中美政治关系的发展。可以预见的是，债务问题的广泛关联性必将继续影响中美政治与经济关系议题，并将考验两国领导人的政治智慧和应对能力，以期变美债这个“烫手的山芋”为中美长远稳定关系的联系纽带。

时事政治中美关系论文篇二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电子通讯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的发展，生产社会化进程得以提升，使得经济发展突破国家地缘的范畴，逐步形成经济全球化趋势。特别是在世纪之交的今天，经济全球化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发展，从而对每一个国家的利益都产生了或将产生重大影响。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我们认为既然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已成事实，任何国家只能适应这一趋势，而不可以回避这一现实，因此我们的研究不应过多地讨论是利大于弊还弊大于利，而应深入研究经济全球化的理论依据和实质，探讨积极的对策，使经济全球化朝着对我们有利的方向发展。正如吴易风老先生在一个研讨会上所讲，经济全球化对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主要取决于我们对本国融入全球化有没有充分的准备，有没有趋利避害的切实措施。

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理论基础是马克思的国际分工理论和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马克思的国际分工理论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作为提高劳动生产率重要手段的国内分工必然朝着国际化方向发展，形成国际分工。国际分工的发展又促使各国、各地区发生日益广泛的经济联系，使得跨国进行商品流通成为普遍现象。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则是指一国放弃比较成本较大的产品生产，而专门从事比较成本较小的.产品生产。比较成本学说有利于各国发挥比较优势。因为由于各国的自然资源和技术水平不同，劳动生产率有别，生产同一种产品的成本高低不一，各国为了扬长避短，增进本国和世界国民福利，都要尽力按比较成本原理实现专业化分工，生产使用本国相对密集的生产要素的产品，然后互通有无。过去马克思的国际分工理论和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的应用主要表现为商品跨国界交换，即国际贸易。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当今交通、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各国企业跨越国界组织生产，在全球范围内有效地配置资源成为现实可能，促使世界经济逐步呈现出全球化的趋势。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以马克思的国际分工理论和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为理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现象，其实质是各国追求国际生产的一体化，在全球范围内有效配置资源，追求国际分工和比较利益的最佳效果，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目标。而作为与国际生产一体化相应的企业组织形式则是跨国公司。近年来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也有力地说明了跨国公司作为经济全球化的载体与经济全球化之间的互动关系。跨国公司凭借资本、技术信息、营销战略等垄断优势，再加上其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选择最佳投资地点，使公司生产和销售活动建立在全球战略基础上，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促使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而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又为跨国公司提供了更多的发展空间，使得跨国兼并成为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一大浪潮。于是一个自然的结论便是：真正应对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国际竞争，应当采取跨国公司的企业制度，进行跨国经营。从经济全球化来说，一个国家没有企业的跨国经营，便没有真正进入世界市场。因此我们认为我国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战略性对策之一便是企业的跨国经营。

二、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的现状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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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政治中美关系论文篇三

世界体系、中美关系和中国的战略考量（上）。

20世纪如年代初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已经走过了从“倒退”到“稳定”，再从“稳定“到“倒退”的循坏。这就是所谓的“中美关系坏不到哪里去，也好不到哪里去”主流说法的来源。但必须清醒地看到，每次“倒退”都是美国方面采取新的进攻性政策动议或政策的结果。“稳定”并不是说两国之间找到了更多的共同利益，而只是把冲突暂时压制或者往后拖。

中国应当怎么办?等待主义不是上策。冷战结束已十多年，现在也应当是严肃反思中美关系、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角色的时候了。中国要进行战略调整，就不能象从前那样光对美国的中国政策作被动的反应，或者说是摆脱眼前的危机达到两国关系的稳定化。这样的反应都会是救火式的，不会导向宏观战略的形成。战略的形成要跳出对具体事件的反应，要从更具根本性的问题人手。而正确认识中美关系的本质是进行战略调整的关键。本文是笔者对目前中国的国际环境和中美关系的一些思考，希望为关怀中国的国际关系的人们提供一种参考。限于篇幅，本文省略了大量的文献引述和对一些理论的繁琐的论述。

一．世界体系和美国新战略。

1．世界体系的扩张性和国际关系的本质。

现代国际关系的本质是什么?简单地说，主权国家间的`利益的不可调和性，由不可调和到冲突甚至战争，这就是现代国际关系形成以来的规律性现象。尽管随着时代的变迁，会有新因素的产生来调和国家利益或者遏制冲突，如国家问的相互依赖性和经济的世界一体化。但所有这些新生因素并不足以改变现代国际关系的冲突本质。

决定这一本质的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形成现代国家关系的经济基础是资本主义，辅助于资本主义的则是现代形式的民族国家。从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到现代新马克思主义如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学派的国际关系学者，都在不同程度上向我们展示了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这两种制度因素对于现代国际体系形成的独一无二的作用。

无论是资本主义和现代民族国家，都起源于西欧，然后再扩展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资本主义先于民族国家而生，民族国家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迎合了资本主义区域市场乃至全球市场形成和扩张的需要。资本主义本身包含有巨大的扩张动力。但在其扩张过程中，资本经常在国内市场上遇到地方化的政治权力(如封建权力)的阻碍，在国际市场上则遇到他国政权的阻碍。如何克服这样那样的阻力，民族国家的作用就在这里显现出来。国家的本质就是权力，用民族国家的权力应付资本主义扩张过程的权力阻力就成为了现代国际冲突的主轴。可以说，资本主义构成了现代世界体系的主动力，但没有民族国家，现代世界体系就不会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形成。基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上的现代民族国家或者基于现代民族国家之上的资本主义体系具有无限的扩张力。自由派经济学家认为，资本主义本身的扩张是和平的，因为每一国家都可或多或少地从国际经济交往中获得利益，问题就出在民族国家的干预。但经验证明，这至多是一种理想的理论假设。资本主义和现代民族国家在本质上是同一件事，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在早期，当资本主义的扩张遇到障碍时，民族国家从一开始就或者辅助资本的扩张，或者直接参与扩张。而对后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国家本身就推动本国资本的向外扩张。有学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就认为，后发展中国家所经历到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实际上只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国内民族主义在海外的表达。

2．民主的扩张。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不仅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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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政治中美关系论文篇四

摘要：积重难返的美债问题给中国等债权国的资产安全带来隐忧;而中国作为美国最大债权国，同样造成了美国国家安全的担忧。由于中美债务关系的非对称性，美国的行动能力并未受到影响。美债问题还间接加剧了中美贸易摩擦及人民币汇率问题的争议。中美债务关系的相互依赖还将长期持续，并将对中美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摘要]近年来，美国国债问题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瞩目。美国政府采取了削减预算赤字等措施来缓解国债剧增的压力。积重难返的美债问题给中国等债权国的资产安全带来隐忧;而中国作为美国最大债权国，同样造成了美国国家安全的担忧。由于中美债务关系的非对称性，美国的行动能力并未受到影响。美债问题还间接加剧了中美贸易摩擦及人民币汇率问题的争议。中美债务关系的相互依赖还将长期持续，并将对中美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自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引发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国内经济复苏乏力，失业率居高不下，对全球经济产生了严重冲击。在此背景下，事关众多投资者利益的美国国债问题日益引起世人瞩目。作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中国的资产安全面临严峻考验。同时美债问题对中美政治关系和经济议题产生了广泛的重要影响。

一、美债问题的产生及其严峻性。

1.美债问题的产生。

由于美国的经济结构、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国内长期的高消费和低储蓄率等因素的影响，美国常年保持经常账户赤字与联邦政府财政赤字，造成国债规模不断攀升。在金融危机爆发前的近十年里，低利率政策下美国过度的家庭消费和政府支出助推着经济增长。此间选举政治导致福利支出有增无减、布什政府大幅减税、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的战费高昂，加之次贷危机后政府急救规模浩大等因素导致政府预算赤字居高不下。

据美国白宫办公室统计，联邦政府财年尚有128亿美元财政盈余，次年即出现约158亿美元赤字，到财年赤字已达1413亿美元，其后略微下降为财年的约1230亿美元。[1]贸易赤字的长期化加剧了美债困局。美国制造业的衰落导致了美国国内对进口消费品的依赖，经济结构的制约导致经常项目赤字状况难以扭转，外资注入又助长借钱消费的膨胀。

据美国财政部公债局统计，美国国债约为5.8万亿美元，截止3月6日总额已累积至约15.5万亿美元，其中，美国政府持有4.74万亿美元，公众持有10.76万亿美元。[2]另据经合组织统计，相比，美国的gdp增加了约30%，同期美国国债总额却增加了118%。[3]一国不可能长期维持债务增长率超过经济增长率的状况，否则将导致国家收入越来越多地用于偿还债务本息。虽然在经济衰退、失业增加时，较高的政府开支和较低的税收政策，通常会刺激需求，拉动经济复苏，但这一政策也导致财政赤字及政府债务上升，进而制约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应对突发挑战的能力，并有可能导致突发性财政危机。

2.美国政府减赤政策及其效果。

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政府通过提升美国的经济竞争力、上调国债上限、削减政府预算等措施，遏制国债快速上升的趋势。其中，美国政府削减财政赤字的相关措施目前已经并将继续产生较大影响。

即使大力压缩军费开支恐怕也仍然不够。虽然美国政府力图通过削减自主性预算来降低财政赤字，进而缓解、改善国债状况，但法定支出特别是医保支出的增加无法遏制。由于国民平均寿命的延长及婴儿潮一代的退休，未来数年符合医保条件的老年人数量会激增。国会预算局在208月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医保支出占gdp不足5%，预计到2050年前后，这一开支将占gdp的12%左右。如果这一趋势不改变，医保支出的增速将继续大大超过经济增长速度。[7](p82)如果不对医保政策采取结构性改革，降低支出的增速，将无法彻底解决美国面临的债务困局。所以，美国政府减赤计划的实际效果仍然具有不确定性。

3.美债问题的严峻性。

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尼克松政府于1971年将美元与黄金脱钩以来，美元的信用一直以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国家信用担保。美国受益于美元的全球交易媒介地位，能印钞消费而不用付息，即行使铸币税特权;还可通过发行美元的方式偿债、付息或直接“借新债还旧债”。这也是美国可以用扩张性货币政策应对经济危机并转嫁危机代价的原因所在。金融危机发生后，美联储的两轮“量化宽松”向全球输出大量美元，直接导致美债价值“缩水”。此外，2011年8月2日前夕美国国会两党的国债上限之争及其后标普公司调降美国主权信誉评级的举动，加剧了全球主要债权国和投资者对美债信用状况的担忧。

随着近年来美元逐渐贬值，作为美国最大债主的中国所持美元资产的收益状况和总体价值已接连遭受损失。据测算，中国在—年间持有美国国债的利息名义收入约为1563亿美元，但考虑美国通货膨胀以及人民币与美元汇率变化等因素，实际利息收入只为名义收入的一半左右。[8]据美国财政部统计，截止年5月，中国大陆持有美国国债约1.17万亿美元，这一比例约占外国持有者份额的23.1%。一旦美元大幅贬值或美债出现信用危机，则中国国家财富将不可避免地遭受重大损失。

时事政治中美关系论文篇五

“习特会”指引中美关系未来“一带一路”合作可期。

适用话题：一带一路、社会时事、安全关系、中美关系、人文关系。

“习特会”有何重大意义。

此次“习特会”是美国新政府就任以来的首次中美元首会晤，中美关系也正处于一个新的历史关口。两国元首的良性互动，不仅可以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方向、找准定位，而且能够向世界传递出积极信号。

习近平与特朗普此前曾两次通话，就中美各自核心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时，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半个月前访华期间，也明确表示美方愿与中国建立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积极关系……系列互动使得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再次得到了确认，也为此次“习特会”的实现铺平了道路。

在此基础上，双方领导人保持密切接触，通过坦率的对话和沟通，对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管控分歧有莫大好处。有学者指出，两国元首的会晤对中美关系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意义。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苏格表示，此次会晤最大的意义在于，习近平与特朗普对新时期两国关系大方向和战略原则进行“顶层设计”，为两个大国在国家利益方面找到融汇之处，为双边关系确立明确航线。

此外，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在特朗普的私人庄园举行，双方领导人可以在更加放松的状态中深入了解彼此，有助于解决复杂的外交问题。美国白宫发言人肖恩·斯派塞也表示，这次会晤将为特朗普与习近平建立私人关系提供一个机会。

“习特会”将谈哪些话题。

除了此次会谈的重要意义，外界更加关心“海湖庄园会”会触及哪些话题，谈出什么样的成果，并对国际局势产生何种实际影响。

可以预见，作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经贸关系将是“习特会”的重点话题之一。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高级顾问肯尼思·加斯特曾表示，特朗普对于“贸易不平衡问题”十分关切，他会与习近平以“坦率”而“有效”的方式进行对话，探讨处理公平竞争、贸易壁垒、市场准入等问题。

实践证明，中美经贸关系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市场选择已让两国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格局。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郑泽光3月31日表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美能够妥善处理好经贸摩擦，不断做大中美经贸合作的蛋糕。”这一表态已清晰表达了中方对维护中美经贸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立场和决心。

中美曾在朝核问题六方会谈框架下密切协调，中国为斡旋朝美接触、推进六方会谈倾注过全力，也为制定并执行安理会决议做出了贡献。而随着朝核问题形势的变化，中美需要重新界定彼此角色。对此，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曾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表示，中方愿做一名“扳道工”，把半岛核问题扳回到谈判解决的轨道。

此外，中美关系的内容还包括安全关系、人文交流等。在国际和地区事务方面，两国在反恐、气候变化等领域也有十分广阔的合作空间。有学者指出，双方在这些问题上的沟通协调合作对地区乃至全球都有重要意义。

总之，作为元首级别的会谈对于创造对话机会、建立合作框架十分重要，具有其他层面的交往不能取代的地位。而对于具体的问题，将会由两国相关职能部门、既有渠道和机制发挥各自的作用。

“一带一路”，中美合作可期。

“一带一路”是当前世界热议的话题，很大的可能性将会被此次会谈提及。“一带一路”倡导共商、共建、共享，且并不局限于沿线国家。版权属于中国，收益为各国共享。毫无疑问，美国企业也可参与到“一带一路”相关项目中，并从中受益。

不可否认，美国政府对“一带一路”仍然抱有疑虑，担心中国这一倡议提出的背后会有更多的目的。但实际上，中国建设“一带一路”惠及多国，而且是包容性的多边合作，已经得到了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支持，美国也应该正视这一事实。

特朗普在上台后的百日施政计划中提出美国能源与基建法案，利用税收减免来鼓励公私合营与吸引私有资金的投资，并在未来十年内对基础设施项目投入一万亿美元资金，项目预期将达到收支平衡。在这方面，中国显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预计，美国对“一带一路”持开放态度。特朗普不一定会对“一带一路”表态，但可能会换一种方式参与“一带一路”。

在国际社会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技术迅速发展的大背景下，中美两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美两国唯有同舟共济，才能共克时艰。

正如习近平主席曾说过的，太平洋够大，足以容下中美两国。

时事政治中美关系论文篇六

内容提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关系呈现出一种不断振荡的不稳定性，但无论是“民族主义高涨论”还是“经济实力增长论”，都难以对这一现象做出很好的解释。作者认为，导致中美关系不稳定的真正原因在于两国所采取的假朋友策略。中国崛起与美国单极霸权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决定了在赶超美国的过程中，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是难以避免的，两国很难建立起真正的战略友好关系。中美缺乏足够的共同战略利益，同时，双方总是通过用虚假的美好词汇来描述双边关系的方法暂时缓解利益冲突，但也导致中美关系频繁地起伏振荡。中美之间的利益关系非常复杂，双方既有共同利益和互补利益，也有冲突性和对抗性的利益。因此，两国在确定开展以何种形式进行合作以前，应该首先明确双方合作领域的具体利益类型是什么。由于双方对抗性和冲突性的利益多于共同利益和互补利益，因此两国应投入更多的精力用于发展消极合作，而不应将双边合作仅仅局限于共同利益之上。如果中美双方对不同领域的合作预期能够符合具体利益的特性，那么双边关系是有望实现稳定发展的。

关键词：中美关系，假朋友，战略利益，预防性合作。

作者简介：阎学通，清华大学当代国家关系研究院院长，教授，北京，100084。

在2009年11月，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obama）对中国进行了为期四天的国事访问。其间，中美两国元首签署了？中美联合声明。该声明称，两国就共同推进新时期中美关系达成共识。然而，在奥巴马访华仅仅一个月之后，中美之间就开始不断出现恶化双边关系的负面事件。例如，在2010年的第一季度，美国对华无缝钢管实施贸易制裁、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aryclinton)批评中国网络缺少自由、美国对中国台湾出售武器等一系列事件导致中美关系不断恶化。然而，正当政治评论家们开始思考并且以为他们已经理解了中美关系为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时，两国关系却又出人意料地迅速改善。

2010年4月2日，胡锦涛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就两国合作进行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通话。这又使得评论家们不得不重新寻找中美关系改善的原因。然而，当中美关系改善不到三个月，2010年7月，双方又因美韩黄海演习和南海争端发生对抗。三个月后，2010年10月，中美两国国防部部长又进行会晤，中国军方还邀请美国国防部部长访华。许多人以为中美关系忽好忽坏是2010年才开始的现象，其实这一特征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关系的常态现象。对于这个长期现象，本文将用“假朋友理论”进行解释。本文的核心观点是，彼此假装为朋友的策略是导致中美关系不断起伏不定的主要原因。

一、对中美关系不稳定的流行解释。

中美之间的争端为什么会在奥巴马总统访华之后不久就迅速凸显出来？对这个疑问最流行的解释有两种：一种解释认为，由于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不断高涨导致了两国间的争端；另一种解释则认为，由于中国实力不断增长使得中国对美国的态度越来越傲慢、越来越强硬，从而导致中美两国的争端迅速凸显。

笔者认为，中国民族主义高涨论难以解释中美关系为何在短时期内出现迅速下滑的状况。一些人将中美之间的摩擦归咎于中国不断兴起的民族主义。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有欧洲知名的学者声称，冷战结束使得东亚地区权力出现真空，从而引发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同时也造成了该地区的矛盾冲突。也有美国知名学者说，在2010年奥巴马政府批准对台一揽子军售之后，中美关系出现的下滑状况是由于中国的民族主义造成的。民族主义高涨论目前变得很流行，甚至某些资深的中国学者也持这种观点。例如，一位美国问题专家就奥巴马访华后中美关系下滑问题接受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今天的（中国）政府更需要对其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做出反应。

中国的民族主义源于19世纪中期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入侵，其发展进程贯穿了中国整个近现代史，迄今已逾一个半世纪。即便我们假定中国的民族主义在近现代历史中是线性发展的，我们也必须同时承认另一个事实，即无论是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还是自1991年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的恶化和改善都不是线性变化的，而是一种起伏振荡的状态，冷战之后更是如此。奥巴马访华后不久中美关系就下滑，而下滑不久又出现改善的状况，这种起伏程度既不是双边关系史上最轻微的，也不是最剧烈的，但它代表了近20年来中美关系起伏频繁的特征。中国民族主义高涨论实在无法解释这种忽好忽坏的现象。民族主义高涨可以解释双边关系恶化，但无法解释为何双边关系会在短期内迅速改善。在中美关系已出现三个多月的摩擦后，中国的民族主义并未进入低潮，中国领导人可能并没有顾及这种压力，还是决定与奥巴马总统进行通话，双边关系由此改善，而中美首脑对话也未在中国引起民族主义的反弹。

与中国民族主义高涨论相类似，中国实力增长论同样难以解释2010年上半年中美关系的突然下滑和迅速改善现象。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促使中国采取强硬对外政策，就像中国民族主义高涨论一样，也是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有美国学者说，中国正在从一个羸弱的发展中国家向一个强大的发达国家转变，这使得中国的对外政策变得比以往更加专横。几乎在同一时期，宣扬中国威胁论的人说，基于冷战以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的高速增长，中国的军事实力正在不断崛起，并已经具备了足以威胁美国及其盟友的能力。2010年，美国的一些学者将奥巴马总统在2009年11月访华后出现的中美关系新一轮下滑的原因归结为，中国在金融危机中的超级表现使中国的态度变得傲慢。例如，有学者说：导致中国最近行为的第二个原因可能就是它的狂妄自大和过于自信。能够以很高的经济增长率在全球经济衰退中成功地脱颖而出，中国当然以此为傲。不仅美国学者将中美关系下滑归因于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一些中国媒体也认为，鉴于中国实力的显著增强，中国应该采取更加强硬的对美政策。

然而事实上，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并没有使中美实力的差距发生性质上的变化。中国在此次危机中所遭受的打击的确小于美国，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两国的实力对比。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中国gdp为4.32万亿美元，美国为14.2万亿美元，中国gdp仅为美国的30.4%。2009年，中国gdp增长了8.7%，达到4.7万亿美元，美国gdp则下降了2.4%，降至13.86万亿美元，中国对美国gdp的比值升至33.9%。在这两年中，两国gdp的差距仅仅缩小了3.5个百分点。这么微小的经济实力差距变化对一国外交决策的影响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以此为据来解释中国强硬对抗美国伤害中国利益的行为，显然说服力不强。

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中国政府始终坚持不挑战美国的世界领导权。中国政府知道，中国目前的综合国力与美国还有很大差距。尽管中国的经济成就让世人瞩目，但中国的决策层在实施对外政策时，依然遵循韬光养晦和不当头的原则。这一原则是中国已故领导人邓小平于1990年制定的，从那时起，这项原则就一直是中国政府对外政策的指导方针。中国学界的确有人建议改变韬光养晦政策，但这种意见并未被接纳，而是被否定。在整个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决策层在实施对美政策的过程中对这一原则的坚持始终没有动摇。例如，尽管中国政府在口头上抗议了奥巴马政府对台军售等行为，但并没有对美国实行制裁措施。在2010年1月31日，中国政府宣布，将对那些向中国台湾出售武器的美国公司实施制裁，但没宣布制裁的具体金额以及任何一家美国公司的名字，这就向美国政府清晰地传达出中国有意和解的信号。事实上，在4月2日中美首脑通电话之后，中国制裁美国相关武器公司的事就不了了之了。中美关系的这一突然改善，不仅证明了中国对美国政策的强硬程度并没有与中国实力同步上升，同时也说明，2009年底奥巴马对华政策趋于强硬也非源于美国经济在2009年开始复苏。

不稳定性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关系的重要特征，也可以说是中美假朋友关系的外在表现。在以下部分中，笔者将从“假朋友”这个视角解释中美关系的不稳定性，以克服中国民族主义高涨论和中国经济增长论的理论缺陷。中美关系动荡不定的特征始于冷战结束之后，因此，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冷战后出现的因素，才能较好地解释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的起伏动荡状况。

二、中美两国的假朋友策略。

1989年，美国政府对中国实施了全面制裁。1991年苏联解体后，中美两国政府都更清楚地意识到，两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那种友谊结束了。然而，两国都没有对双边战略关系发生严重对抗做好思想准备，试图为改善关系创造新契机。老布什（george）总统曾秘密派遣其安全事务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scowcroft）赴北京，以保持两国交流渠道的畅通，并绘制了改善双边关系的路线图。

自此，改善战略关系这种良好的意愿就成为了两国假朋友策略的基础。然而，两国领导人良好的主观意愿缺乏客观的共同利益基础，也就是说，中美战略利益在客观上是存在冲突性的，因此，两国采取的政策也就无法稳定双边试图建立的战略关系。

对中美战略关系进行美好但虚假描述的现象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1995-1996年发生的台海军事对抗给中国和美国都敲响了警钟，为了遏制双边关系螺旋式下降的趋势，降低冲突对抗的可能性，中美双方都设法表达改善关系的善意。两国政府官员都想用一个相对模糊的术语来掩饰双边关系的不稳定性，最终双方同意用非敌非友一词来描述和界定中美关系。非敌非友一词所表达的中美关系性质曾一度成为学界研究的主导性观念。我们可以从一部关于1989-2000年中美关系的著作中看到这一点。这本书的题目叫？同床异梦，这与非敌非友含义类似。该书作者认为，这个题目抓住了中美关系的本质。

中美峰会在20世纪90年代末得到恢复，这使得性质已经不明确的中美关系变得更加虚幻。从1989年至1997年10月江泽民主席访美，在此期间，中美两国领导人之间没有举行过任何峰会。在中国领导人访美期间，两国元首发表了联合声明，宣布两国同意建立一个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一词使得人们在揣度中美关系性质的同时，更加倾向于将其想象成为朋友关系。

一位美国学者就指出，尽管目前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一词的具体内容还不明确，但不管怎样，这个概念总是传递出了这样一个信息，即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大于彼此之间的利益分歧。美国总统克林顿（williamn）于1998年6月25日至7月3日访华，这是9年来美国总统首次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这进一步增强了人们关于中美关系是朋友关系的印象。然而，此后不到一年，1999年5月8日，美军轰炸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这击碎了两国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幻觉。

中美两国政府就改善炸馆后的中美关系做了很多努力，然而没持续多久，2001年4月1日，在南中国海发生的中美撞机事件使中美关系再度陷入低谷。意外的是，撞机事件导致的中美关系恶化在五个月后就被当年发生在美国的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改变了，小布什（george）政府开始改善对华关系。2003年11月，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colinpowell）在美国得克萨斯州一个官方举办的中美双边研讨会上说，中美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这一言论引发了会场上激烈的争论，因为就在几天之前，鲍威尔还在公开场合与中国台湾地区的领导人陈水扁握手，而后者被中国政府视为是台湾分离主义的领导者。尽管鲍威尔的论断遭到了广泛质疑，但仍然被小布什阵营的人所反复引述，尤其当他们访问北京的时候更是如此。2005年11月，小布什总统的父亲、美国第41届总统老布什就曾在他儿子访华前一个星期的时候，在一个公开集会上重申了这一论断。2008年小布什总统在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时，向中国国务院温家宝表示，中美关系不是零和博弈，两国能够实现共同发展。2009年1月，美国副国务卿约翰。内格罗蓬特（johnonte）在其首次访华期间重申，中美关系处于历史最高点。奥巴马接手白宫后，其政府延续了小布什政府的假朋友策略。他派驻中国的大使洪博培（jonhuntsman）在2009年11月奥巴马访华期间，对媒体再次重申了中美关系处于历史最佳时期的观点。

尽管中美两国政府都很清楚，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双边关系最好时期是在1978-1989年，但两国政府仍然愿意把冷战后的双边关系描绘得更加友好，彼此伪装成朋友。对于美国政府对中美关系所做的这种美好但虚假的描述，中国政府给予了肯定，也否认中美关系所具有的竞争性。2008年9月，中国政府领导人在纽约出席一个由美国友好团体举行的欢迎午宴时发表演讲说：中美两国从未像今天这样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中美不是竞争对手，而是合作伙伴，还可以成为朋友。，由此可以看出，中美两国的决策者都认为，对双边关系进行美好但虚假的描述比做出实事求是的描述更有利于改善和稳定双边关系。

然而，中美关系60年的发展历史却表明，对双边关系进行美好但虚假的描述是无益于双边关系稳定的。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对中美两国1950-2009年的双边关系进行了定量测量，测量结果显示，20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的中美关系比冷战后的中美关系稳定得多（见图1）。

资料来源：1950-2005年的数据来自阎学通等：《中外关系鉴览1950-2005：中国与大国关系定量衡量》，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21-23页；2006-2009年的数据基于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尚未发表的研究成果。

我们可以将图1的时间轴（横轴）划分为四个时期：1950-1970年、1971-1977年、1978-1988年、1989-2009年。在这四个时期中，中美关系出现波动最少的时期是1978-1988年。在这段时期中，中美关系友大于敌。图1显示，这一时期两国关系在纵轴上的振幅小于2个单位。由图1还可见，中美关系的第二稳定时期是1950-1970年，即朝鲜战争爆发至中美实现战略合作的前一年。这一时期中美关系在纵轴上的振幅为2.5个单位。在1971-1977年这段时间里，中美关系的振幅最大，超过了6个单位，但呈现的却是一个向上的线性改善趋势。起伏振动最剧烈的时期是1989-2009年，幅度超过4个单位多，并且震荡起伏频率最高。

三、中美关系的重要性。

奥巴马政府上台后，中美两国政府形成了一个共识，即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这种观点很快就被两国的政治人物们所接受。然而，两国政府间达成这个共同认识却误导人们认为中美关系的这种重要性来自双方的共同利益，而不知是源于双方的巨大的战略利益矛盾。

中美关系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是以两国冲突性利益为基础的，而不是以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当确定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后，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为什么能够超过中美两国分别同其他大国的双边关系以及其他大国之间的双边关系。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与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当然非常重要，但物质实力并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例如，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的经济实力长期位于世界第二，但是美日关系的重要性从未达到冷战时期美苏关系的重要性水平，也未达到过冷战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水平。美日关系的重要性相对较低，并不是因为美日之间的共同利益比冷战时期美苏之间或当前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少，恰恰相反，是因为美日的共同利益多于冷战时期美苏之间或当前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美日是军事盟友，共同利益多于冲突性利益，这使得日本能够采取搭便车和追随美国的策略。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对外政策基本上是实现美国的政策目标，因此美日关系对世界的影响就难以超越美国自身政策对世界的影响。

当前中美关系在全球范围内的重要性与冷战时期美苏关系的重要性很相像，都是源于双方战略利益冲突而非共同利益。由于双方战略利益存在冲突，中国和苏联都采取了与美国不一致的政策，这在很大程度上迫使美国不得不对其原有政策进行调整，做出妥协。而正是美国的政策调整和妥协在客观上影响了全世界。因此，是冲突性利益而非共同利益，使得美苏关系和中美关系分别成为冷战和当前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2008-2009年，中国和日本分别是美国的第一和第二大债权国，两国对美国债权的差距月均缩小7%。然而，当时没有人担心日本会利用其手中的美国国债作为与美国讨价还价的筹码，但却经常有报道称，中国可能会出售其手中所持有的大量美国国债，用以报复美国的反华行为。这一事实很好地说明了，为什么中美金融关系的重要性大于日美金融关系。又如，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经济实力远远弱于日本，但总体而言，美俄关系在许多国际问题上都具有比美日关系更大的影响力，这同样是因为俄罗斯在很多问题上采取了不同于美国的政策。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中美之间相互不利性的利益多于互利性的利益。相互不利性的利益和互利性的利益共同决定着两国的战略关系。在互利性的利益和相互不利性的利益两个大类之下，从利益的内容和关系两个维度出发，我们可以将中美间的战略利益分成四种。其中，互利性的利益包括了共同利益和互补利益，相互不利性的利益包括了冲突性利益和对抗性利益（见图2）。

图2战略利益的类型。

共同利益是指那些内容相同且相互有利的利益。例如，20世纪70-80年代，中国和美国都有遏制苏联军事扩张的需要，这一共同利益构成了那一时期中美建立准军事同盟关系的基础。互补利益是指那些内容不同但相互有利的利益。例如，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品需要美国市场，以增加就业机会，同时美国需要进口中国制造的廉价产品，以低价格保持高质量生活水平。若以国家为单位，在2008年，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是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冲突性利益是指那些内容不同且相互不利的利益。例如，中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美国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性利益是1989年以后中美两国在人权问题上互相指责的重要原因。对抗性利益是指那些内容相同但相互不利的利益。例如，中美两国都想对南中国海实行有效的军事控制，然而任何一方实现了这种目标都意味着另一方的目标实现不了。自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以来，这种对抗性利益已经引发了中美两国在这一水域的多次争端。

如果我们对中美战略利益的类型做更细致的分析，就会发现在中美的全部战略利益中，对抗性和冲突性的利益远多于共同利益和互补利益（见表1）。在国际安全领域，中美之间相互不利的利益多于互利的利益。两国在防止双边战争、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保障国际航运等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但在其他更多的安全利益上则是相互冲突和对抗的。例如，美国对台军售、对华武器禁运、争夺南中国海控制权、美国在东亚部署反导弹防御系统、中国武器现代化、打击台、疆、藏分离主义势力、太空研发、武器出口以及伊朗核问题等。

表1中美之间的战略利益。

在政治领域，除了在维持当前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成员数量不变这个问题上中美两国有共同利益之外，在其他问题上，中美两国的利益几乎全都是对抗的或冲突的。

中国是崛起中的大国，而美国则是维持现状的霸权国。中国是竭尽全力争取重新获得历史上曾拥有的世界主导地位，而美国是极力要保住其单极霸权地位，不想拱手相让。

这种结构性的矛盾从根本决定了两国间的巨大政治分歧。正如一位著名的欧洲学者所说的那样：它的（中国的）崛起将不可避免地威胁到美国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具体而言，中美两国在意识形态、东亚主导权、人权问题、宗教政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以及社会发展模式等诸多政治问题上都存在着对抗或冲突。例如在人权问题上，自1999年以来，中国政府每年都会就美国的人权问题发布年度报告，以反击美国在国务院全球人权年度报告中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批评。）2010年3月，两国政府均发布报告，相互谴责对方的人权问题。

在经济领域，中美两国既有互利的利益，也有相互不利的利益。具体说来，两国均受益于合资经营、扩大全球市场、中国购买美国国债、双边贸易以及互惠旅游。在实现经济合作的同时，双方也会产生冲突和矛盾。例如，在知识产权保护、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双边贸易不平衡、二氧化碳减排标准、高科技的竞争、对战略经济的控制以及全球金融体系改革等诸多问题上，双方一直争执不断。

在文化领域，中美两国的互利利益多于相互不利的利益，从某种程度上讲，两国堪称是文化上的朋友。除了奥运会金牌总数具有竞争关系外，两国在教育和文化等领域有着众多的合作和交流。

中美两国高政治领域相互不利的利益远多于低政治领域，因此导致中美关系在民众层面和政府层面呈现为两种不同状态。自1978年两国建交以来，中美两国在民众和社会层面的双边关系一直是稳步发展，在学术、旅游、商务、体育和文化等诸多领域的交流日益增加。在这个层面，两国民众对彼此文化和民族特点的印象基本上是正面的，这种正面印象甚至不受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影响，双方民众关系仍然保持着扩展和深化的趋势。然而，冷战后中美政府间关系则没有这种良性互动，而是振荡频频，摩擦扩大的速度超过合作。中美政府与民众关系不同，其原因在于，民众主要关心的是低政治领域的事务，即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故能成为朋友；而政府需要关注的是高政治领域的事务，即政治利益和安全利益，因此两国政府无法成为朋友。

只有共同利益才是合作的基础，这是目前在国内流行的主流观点。受这种观点的影响，许多人错误地认为中美之间有这么多的合作项目，因此双方的共同利益一定多于冲突性利益，因此中美两国是战略朋友。事实上，国家间的合作是可以建立在上述四种利益中的任意一种之上。共同利益和互补利益能够促成积极合作，而对抗性和冲突性利益则可以促成消极合作，我们也可以将之称为预防性合作。积极合作的目的在于扩大相互有利的利益，而消极合作则主要是通过预防潜在的冲突或对抗的发生，或者限制这些冲突和对抗所产生的破坏效应，以减少相互不利利益给彼此造成的损失。

例如，中美在20世纪80年代共同对抗苏联军事扩张就属于积极合作，而1998年中美双方达成核武器不瞄准对方的协议则属于预防性合作。冷战时期美苏之间就进行了大量的预防性战略合作。所以说，当前中美合作的规模和数量大，并不能证明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多于冲突性利益，也不能说明中美之间的战略关系本质是朋友。要了解双边关系本质，需要考察中美合作的具体内容和方式。

在表1中我们可以看到，中美之间对抗性和冲突性利益多于共同利益和互补利益。如果中美在所有利益类型上都进行合作，那么必然是消极合作多于积极合作。但这已经是在现实情况下中美进行合作最理想的状态了。因此，如果中美将合作局限于共同利益和互补利益上，中美间的合作量必然远远小于在各种利益上都进行合作的总量。客观上，中美并未在所有对抗性和冲突性利益上开展消极合作。例如，两国自1989年以来就一直未能在人权问题上开展有效的预防性合作。客观上，由于中美目前相互不利的利益比互利的利益要多，因此两国能够开展的消极合作的空间要比积极合作的空间要大。然而，目前两国已有的合作是积极合作多于消极合作，这就意味着中美之间有非常广阔的消极合作空间。

四、金融危机与假朋友关系。

发生于2008-2009年的世界金融危机进一步强化了中美的假朋友关系。一方面，中美两国都强调在应对这场危机的过程中同舟共济的必要性以及在改革世界金融体系过程中共同领导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两国又都想让对方为全球经济复苏和金融改革多做贡献，而自己从中能多获益。

此次金融危机使很多人更加相信，中美之间拥有很多的共同战略利益。在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久，美国在华盛顿组织召开了第一届20国集团金融峰会，包括中美两国在内的世界排名前20位的经济体的首脑悉数出席。与会领导人一致认为，各国正面临着相似的威胁，各国共同努力使全球经济在最短时间内得到恢复符合各国的共同利益。此外，这次峰会还就如何在一些关键性领域(如促进经济增长、应对金融危机、建立改革基础以防止危机再次发生等展开合作达成了普遍共识。此后，在2009年4月和9月，美国的奥巴马总统和中国领导人又都先后出席了在伦敦和匹兹堡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截止到2009年秋，20国集团峰会已发表多项声明，强调各国在应对金融危机问题上存在共同利益，需要共同努力。这些峰会的声明使人们错误地认为，应对金融危机是中美两国至关重要的共同利益，这将促使两国在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的过程中采取联合领导的政策。

中美关系在2009年12月哥本哈根会议上就表现出了下滑的迹象，但很多人依然相信，中美两国正在为推动全球经济复苏进行联合一致的合作。在2010年1月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笔者参加了一个有6位中美人员的专题小组讨论。该组的议题为美国-中国：重新制定全球议程。除笔者外，其他5位讨论人都认为，金融危机为中美两国合作创造了重大的共同战略利益，因此，当听众提问中美将给世界提供什么样的共同议程时，他们都给出了非常积极的回答。

然而，客观事实是，此次金融危机给中美两国造成了经济打击，并没有使两国互利的利益超过相互不利的利益。在出口萎缩的情况下，两国都有通过扩大出口恢复本国经济的需求，这增加了两国经济关系的竞争性，降低了合作性。高失业率对于中美都是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对两国政府都形成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因此两国都希望能尽可能地扩大出口以增加就业机会。然而复苏迟缓的全球经济难以同时满足两国的这种相同需求。面对美国国内消费在短期内不大可能出现显著增长的现实，奥巴马政府只好选择了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战略。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报告，2009年，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伙伴，面对出口增长不振的现实，美国政府和社会就将中国作为其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替罪羊。奥巴马于2010年2月和3月两次公开表示，为了确保美国商品面对的市场竞争不那么激烈，美国在对华贸易和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将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2009年9月，奥巴马总统在与温家宝会谈时，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集中讨论了中方贸易顺差和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问题。

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另一个被广泛误解的概念是两国集团(g2)。在这场金融危机发生后，出现了g2和中美国(chimerica)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的同时出现使人们误以为中美关系正变得越来越好。其实，g2拥有多种含义：第一种含义是指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新的与美国在同一等级位置中的超级大国；第二种含义是指中国应当承担与美国相同的国际责任；第三种含义是指中美两国能够为世界提供联合领导权；第四种含义是指中美两国分享着多种全球性利益。尽管g2一词也包括了积极含义，但中国政府还是拒绝了这个概念。2009年奥巴马访华期间，温家宝对他明确表示，中国不同意g2这一提法。，这不仅表明中国还没想要分享美国的世界领导权，同时也说明中国不相信美国愿意与中国分享它的世界领导权。

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不再把中国视为发展中国家，而是将其视为一个发达国家，认为中国已有能力承担与西方发达国家相似的国际责任。在此次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所遭受的打击远小于其他大国。尽管受这场危机影响，中国gdp增速下降到10%以下，但2008年和2009年仍然分别实现了9%和8.7%的增长。在2010年7月，中国政府宣布其gdp总量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而与此同期，其他许多大国的经济则遭受了负增长。美国gdp总量2008年和2009年相继缩减了1.9%和2.4%。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很难愿意将中国继续定位为发展中国家，但中国则坚持自己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例如，在一次关于开发一项国际基金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新闻发布会上，美国气候变化特使托德。斯特恩(toddstern)就表示，在受援助的国家中不应包括中国，这一言论很快就遭到与会中国官员的强烈驳斥。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人们所臆想出的中美共治幻觉也就随之破灭了。

美国不仅想让中国承担更多的经济责任，而且还希望中国在国际安全问题上能够像其他发达国家那样为美国提供支持。例如，美国的外交官员和战略家曾与他们在中国的同行展开过讨论，探讨中国是否能与美国达成一项协议，允诺其能够像其他援助美国的国家那样出兵阿富汗。如果协议能够达成，这将成为奥巴马访华的一项政治成果。此事的关键不在于中国是否会同意达成这样的协议，而在于美国竟然认为，在美国对华武器禁运的情况下，中国有可能为美国提供此类军事支持。尽管奥巴马政府仅仅只是期待中国提供象征性的军事支持，但这种期待已经足以体现出中美朋友关系的虚假性。

此外，奥巴马的个人性格也提高了中美双方对彼此的不切实际的期待值，这不可避免地增大了双方对彼此的失望程度。奥巴马的政治性格与他的前任明显不同。小布什倾向于对抗，在实际行动中坚决果断；而奥巴马则倾向于合作，在实际行动中总是犹豫寡断。一名美国记者说，奥巴马总是不能完成一件事，从而令各类选民失望。，他乐于向其他国家许诺合作，但却不善于将这些许诺付诸实际。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一名战略分析家就曾评论说：他（奥巴马）无法兑现他的所有承诺，他第一年做不到，第一个任期做不到，永远都做不到。

为了改善被布什单边主义严重损害的美国国际形象，奥巴马一上台就采取了多边主义的政策。他的多边主义包含了三项主要内容：(1)做出决定前征求传统盟友的意见；(2)与有分歧的大国开展交流和沟通；(3)在采取对抗行动前与敌人进行对话。奥巴马的合作性言辞提高了中美两国认为对方会进行合作的心理预期。奥巴马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在上任之初就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他的这一决定改变了中美关系总是在美国新总统上台的第一年就出现下滑状态的惯有模式，同时也进一步放大了中美友好关系的虚假性。双方都认为奥巴马访华将为中美关系的实质性改善提供重要基础。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奥巴马政府才会期待中国会为美国在阿富汗的战争提供军事支持以回报他上任当年就访华的政策。

奥巴马政府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奉行只许诺不行动的策略，这一策略因金融危机而愈加凸显。奥巴马上台时正值美国深陷危机泥潭，急需中国的金融合作。在这种情况下，奥巴马的对华政策自然会流露出愿意与中国开展合作以共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基调。而中国的决策者们当然也很高兴看到中美关系从小布什政府到奥巴马政府如此顺利地实现过渡，因而同意奥巴马关于金融危机是中美两国共同战略威胁的判断，并且也认为这一共同的战略威胁为两国更持久的战略合作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在奥巴马访华期间，中美两国签署了联合声明，其中就提到：双方认为，21世纪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不断加深，对和平、发展与合作的需求增强。中美在事关全球稳定与繁荣的众多重大问题上，拥有更加广泛的合作基础，肩负更加重要的共同责任。两国应进一步加强协调与合作，共同应对挑战，为促进世界和平、安全、繁荣而努力。然而，就在这份联合声明发表之后仅仅几周的时间，中美两国又都开始对彼此所采取的预期之外的政策感到失望。

五假朋友关系的不稳定性。

有人认为，中美保持假朋友关系有益于改善双边关系。然而，这种观点既缺乏逻辑支撑，也缺少证据的支持。相反，我们却能很容易地证明，假朋友关系的稳定性比真朋友、假敌人、甚至真敌人的关系都要差。双边关系的真实性取决于两国对彼此利益关系的认知与客观实际情况之间的一致程度。当认知与现实相一致时，双方观念中所认为的双边关系才是真实的，否则就是虚假的。当两国都以为它们的互利利益多于相互不利的利益，但实际情况却相反时，它们的关系就是假朋友。与此相对应的是，当两国认为它们的相互不利的利益多于互利的利益，但实际情况正好相反时，它们的关系就是假敌人。认知与现实的不一致是导致双边关系不稳定的主要原因。

双边关系的稳定性主要取决于互利的利益以及彼此对于获得对方支持的预期（见图3）。任何国家之间都有互利的利益和相互不利的利益，互利的利益促使两国相互支持，而相互不利的利益则导致两国冲突。两国关系的稳定性不是由友好和敌对决定的，而是由对支持的预期和实际获得的支持是否一致决定的。如果两国对于获得对方支持的预期与它们实际所获得的对方的支持之间出现了不平衡，那么双边关系就很容易出现不稳定，反之亦然。当两国的互利利益多于相互不利的利益时，两国的相互支持容易与两国给予对方支持的预期相吻合。而当两国的相互支持与对彼此支持的预期达到平衡时，双边关系的稳定性就能得到较好地维持。

图3中美关系在四个历史时期的性质及稳定性。

回顾一下中美以往60多年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在1978-1988年这段时期，中美关系最稳定，其主要原因是中美间的实质性军事互助与两国对彼此支持的预期大致相符。与此同时，中美政治制度的差异决定了两国在共同遏制苏联之外，不期望能与对方在其他领域开展合作。例如，那时的美国从未像现在这样期待与中国在人权问题上进行对话。与二战后的美英关系或者美日关系相比，可能会有人对1978-1988年这段时期中美友好关系的实质性提出不同看法，但无论如何，这个时期是自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来两国关系最好的时期，其性质也与其他时期截然不同。

假朋友关系不如真朋友关系稳定，其主要原因是两国相互不利的利益客观上多于互利的利益（见图3）。然而，双方却不承认这个现实，也不以此为交往的基础，而是假装双方互为朋友，于是形成了这种假朋友关系。当两国假装为朋友后，双方都会期待对方像真朋友那样为自己提供支持和帮助。然而客观上，当相互不利的利益超过了互利的利益时，两国是无法满足对方的预期的。这样一来，双方会不断因对方做出不利于己的决策而失望和不满。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美关系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当中美一致认为两国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时，双方心里想的是在维护本国核心利益时，对方应该理所当然地给予支持，但又都没有准备在对方维护其核心利益时给予对方实质性的支持。中美在2009年的联合声明中宣称：双方一致认为，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对确保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极端重要。该声明虽然没有明确讲国家安全是各自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但安全利益是国家利益的核心这是常识。中美相互不利的利益多于互利利益的客观现实，决定了双方无法在双方的重大安全利益上提供相互支持。

中美两国在表示同意尊重彼此核心利益时并没有明确地指出这些核心利益是什么。

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两国核心利益中的多数是相互冲突的。例如，由于中国将台湾地区视为自己领土的一部分，因此防止台湾从外国购买军事装备就成为中国的一项核心利益。而美国又将中国台湾视为自己的一个所谓的军事盟友，于是对其提供军事装备就成为美国保持其在东亚地区军事主导权的一项核心利益。

由于中美不愿正视双方结构性的战略利益矛盾，因此奥巴马政府误以为，对台军售不会对总体的中美关系造成根本性影响。这一判断的形成主要是基于三种观念：(1)奥巴马总统和胡锦涛主席都同意在两国间建立一种积极的、合作的和广泛的双边关系。(2)当前的中美关系已经成熟。奥巴马政府据此想当然地认为只要将f-16战斗机剔除在售台武器的名单之外，就足以向中国传达出美国的合作意愿。(3)美国对台军售有助于维持东亚地区的和平，而地区和平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一位美国政府官员就曾表示：我认为他们（中国人）的反应不会超过我们的预期。美国国务院的一位新闻发言人也曾对记者说，美国对台军售是美国长期以来为台湾地区提供防御保障的一种体现，像通常一样，我们会追求我们的利益，不过追求的方式不会影响到积极、合作的对华关系。这些言论反映出，即使美国明明知道对台军售是损害中国核心利益的，但中美假朋友关系使美国政府相信，对台军售不会影响中国与美国进行合作的积极性。

自中美采取假朋友策略以来，两国经常掩盖利益分歧，不断创新友好言辞并在短期内恢复假友谊。例如，为了修复双边关系，奥巴马在批准对台军售仅两个月之后，就对中国领导人说，美国承认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国的一项核心利益，不过双方都明白这一承认并不意味着美国会停止对台军售。这种双边关系的迅速改善并没有解决因相互不利的利益所引发的各种冲突，而只是将这些冲突暂时地掩盖起来。中美之间有着许多暂时被搁置的矛盾，而其中的任何一种都有可能在某一特定形势下凸显出来，再次引发中美之间的新一轮争吵。假朋友关系的国家发生争吵的频率远远高于真朋友关系的国家。在1990-2010年的这20年里，中美关系和日美关系的差异可支持这个判断。

假朋友关系也不如真敌人关系稳定，其主要原因是假朋友关系的国家对获得对方支持的心理预期高于真敌人关系的国家（见图3）。当两国互视为敌，它们对彼此间合作的预期就非常低，或者根本就没预期。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双方的敌对政策都是在对方预期的范围内的，所以双方都已做好对方做出对己不利决策的思想准备，而不会因对方的敌对政策产生失望或不满。由于双方都不期待对方会采取有利于己方的政策，因此只要对方采取的政策对己无害，双方都会满意于对方的政策。不仅如此，由于双方不仅不会期待双边关系的改善，而只是随时准备双边关系的恶化，这又减少了许多预料之外的负面事件的发生，进一步降低了双边关系继续恶化的可能性。由于相互不利的利益远大于互利的利益，真敌人关系的国家会比假朋友关系的国家更难改善双边关系。当然，前者双边关系是稳定地保持在敌对关系的水平之上。尽管真敌人关系不如假朋友关系友好，但前者的稳定性大于后者。

在1950-1953年朝鲜战争时期，中美关系已经坏到很难有什么事件能使其进一步恶化的程度。美国空军在进攻朝鲜的同时，也频繁轰炸中国港口城市丹东，但当时的任何一次轰炸对中美关系所造成的恶化都没有1999年美军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对中美关系所造成的恶化程度那么严重（见图1）。可见，朝鲜战争时期中美两国间的敌人关系是多么的稳定和难以改变。美国与伊朗自1980年断交以来，两国关系的稳定性类似于朝鲜战争时期的中美关系。

假朋友关系也不如假敌人关系稳定，其主要原因是假敌人关系的国家在改善双边关系的机会方面会多于假朋友关系的国家。假敌人关系的国家之间相互有利的利益比它们所意识到的多（见图3）。假敌人关系是两国相互不利的利益客观上少于互利的利益，但双方却视彼此为敌人的关系。假敌人关系的国家对获得彼此支持的预期较低，但客观上相互有利的利益会促使它们采取互利的政策，因此假敌人关系中的一方常常会惊讶于对方所做出的某种妥协超越自己预期的合作之举。这就是为什么假敌人关系的改善空间大于假朋友关系。

为了共同遏制苏联的军事扩张，1971年，毛泽东在北京与来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握手。尽管中美两国直到1978年才完全实现邦交正常化，但在1971-1977年间，两国已经在客观存在的共同安全利益基础上开展了战略合作。这一时期中美没有正式外交关系，因此不会将对方视为朋友，但不断发生的双方预期之外的合作事件却在客观上培育了两国的友谊。例如，1973年2月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kissinger）在访华期间曾向中国周恩来表示，美国将减少售台武器的数量，并且希望在北京建立联络处。

美国的这些意图和举动超越了中国的预期范围。毛泽东在得到有关报告的当天，就立即授权周恩来着手开展相关工作。在之后的第二天，当毛泽东接见基辛格时，亲自对基辛格说，他自己很赞同在中美两国首都设立联络处这一想法。冷战后中印关系的性质也是假敌人关系，因此双边关系出现了不断改善的现象。

六、明晰性政策与战略稳定。

本文的目的并不在于批评中美的假朋友关系，而是要探究为什么冷战后的中美关系如此跌宕起伏，进而试图找到一种能够帮助两国实现可持续合作的方法。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知道，无论互利的利益还是相互不利的利益都能成为两国合作的基础，但获得彼此支持的预期一旦高于实际双边关系就会出现不稳定，反之则不断改善。基于这一理论认识，本节将分析并提出中美两国降低不现实预期和发展可持续合作的具体路径。

中美两国外交努力应集中于扩大客观的互利利益，而不应专注于创造悦耳的新概念。学界诸多学者认为，只要中美扩大交流沟通，就能减少误解，于是两国关系就能向着积极的方向不断发展。例如，一位中国学者就认为，战略互信是一种观念，不完全取决于对方的行动，很大程度上由意图及对意图的判断决定，具有相当大的主观性，也因此具备可塑性。但是，持这种建构主义观点的学者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虽然？中美联合声明%将中美关系界定为战略伙伴，但却并不能阻止中美关系在2010年的恶化，而这次恶化就发生在奥巴马签署这份声明后仅一个月的时间内。建构主义的观点既不能解释过去20年里为什么在中美两国交流领域和频率都提高的情况下双边关系依然冲突不断，也解释不了2010年中美关系时起时伏的现象。

在2010年4月中美两国首脑通电话之后，许多负面事件都说明，加强双边交流并不一定能改善中美关系。为了改善与美国的关系，中国领导人于2010年4月12-13日访问华盛顿，参加由奥巴马主持召开的核峰会，并在与奥巴马的双边会谈中提出了旨在改善双边关系的五点建议。继此次中美峰会之后，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于2010年5月24-25日在北京举行，分别由中国国务院副王岐山和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为首的双方代表团就两国各种可能的合作进行了全面的讨论。然而，这些交流和对话都无力阻止新冲突的再次发生。在这一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结束后不到两星期的时间，中国人民解放军拒绝了美国国防部长访华的请求，在6月4-6日于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中，中美军方领导人还就双方军事关系的中断发生了公开争执。6月底，中国领导人在多伦多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上与美国领导人进行了交流和沟通，但奥巴马却在其演讲中公开指责中国政府对天安号事件置若罔闻。7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也对美韩在黄海的联合军事演习提出抗议。

中美都希望在互利利益非常有限的条件下扩大合作，然而，培育枝蔓并不比扩大根基容易。笔者认为，中美在开展可持续合作之前，应首先努力扩大互利的利益。稳定双边关系的政策对双方都有利。以美国的利益为代价来实现中美关系的稳定是不可能的，因为美国的综合国力远大于中国。同样，以牺牲中国的利益来换取两国关系的稳定也是没有意义的。维持两国关系稳定的目的应是维护本国的利益。但某些中国的评论家却颠倒了这一逻辑，认为稳定与美国的关系是最高目标，中国应付出一些国家利益来实现这一目标。如果这个逻辑成立，中国就应同意美国售台武器，以实现中美关系的稳定。然而，以这种代价换来的所谓的中美关系稳定对中国是没有意义的。中美关系能否持久稳定实际上是由双方的互利政策决定的。正如一位欧洲学者所指出的，中美关系的未来取决于中美双方的政策，而不仅仅取决于中国一方。

笔者曾提出，如果中美两国能够以明确战略取代模糊战略，中美关系将会变得比现在稳定。与此同时，一位美国学者也提出，为了实现相互确保的稳定性，奥巴马政府应该放弃对华的遏制与接触政策，而采取一种共同演进战略（strategyofco-evolution）。他进而说道：我们可以想到的是我们面临着两种选择，彼此客套便止步不前和共同演进。在陷入僵局和相互确保稳定之中，后者将是我们未来与中国关系的明确特征，就像相互确保摧毁曾是当年我们与苏联关系的特征一样。笔者并不同意这位美国学者提出的所谓共同演进战略，因为这种战略试图在考虑这些（全球）新规则时将中国置于美国的一侧，，我们很难想象，中国在诸多全球问题上会像日本那样忠实地追随美国。不过，笔者认同他所做出的关于中美关系紧张是不可避免的判断，也同意他所提出的，为了稳定当前的中美关系，我们需要借鉴冷战时期美苏实践的相互确保摧毁的战略思想。？尽管目前的中美关系在很多方面的特点都不同于当年的美苏关系，但在权力竞争这一点上两者是很相似的。

笔者认为，中美两国在不同领域的利益关系不同，因此依据不同领域利益关系的特殊性决定双边关系的性质，将能较好地服务于中美两国各自的利益。中美应将文化关系界定为真朋友，这有助于发展两国在教育、体育、文化、科技以及其他社会领域的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的友谊。中美在文化领域的互利利益远多于相互不利的利益，因此两国应把培养文化友谊作为重要的外交目标。中国已于2003年和2006年分别与法国和俄罗斯建立了政府间的文化节活动。中国、法国、印度三国每两年都会在本国主持一次对方文化的庆祝活动，比如在俄罗斯或印度举行完中国文化节一年之后，中国会对等举办俄罗斯或印度文化节。目前，中美文化融合度高于中俄或中印文化关系，但中美官方文化交流层级却低于中俄或中印，双边文化交往仍主要集中于民间层面。政府间的文化关系在维护双边关系稳定上的政治作用是大于民间文化交流的。例如，两国政府签署的文化协议能防止两国在出现新分歧时任意增加发放对方公民入境签证的难度。

中美可将经济关系定位为商业伙伴，这有利于双方进入对方市场和吸引对方投资。中美在经济领域中的互利利益多于相互不利的利益，并且还有着巨大的拓展潜力。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zoellick)在2007年曾将中美两国界定为利益攸关方(stakeholders)。利益攸关方这一概念误导人们认为中美之间有着广泛的共同战略利益，误以为中美是同一买卖中的共同投资者。仔细考察中美两国在经济领域的互利利益，我们会发现，这些利益主要是互补利益，而非共同利益。值得注意的是，互补利益关系是指两国能够满足对方不同的利益需要，而这些需要是有可能由第三方满足的。例如，美国可从东盟国家进口玩具取代中国玩具以满足国内需要，而中国可以用欧元取代美元作为其外汇储备。鉴于中美经济合作主要是以互补利益为基础，因此互视为商业伙伴是较好的政策选择。商业伙伴的黄金法则是公事公办，用中国的俗语讲就是亲兄弟明算账。这两句话的最终指向都是商业伙伴并非朋友。这种关系定位能保持两国间的距离感，从而降低双方期待对方提供优惠政策的心理。如果中国做好了被美国界定为货币操纵国的准备，而美国也认为中国不会顾及美国的压力而调整其汇率政策，那么双方就都不会因在汇率上的冲突而产生失望情绪，反而有可能讨论出一个双方各自都妥协的汇率标准。

中美政治关系可界定为政治竞争者，这有助于避免许多预料之外的双边或多边政治冲突。政治上，中美的相互不利的利益多于互利的利益，这使得两国难成政治朋友。

因此，为了减少预期之外的冲突，两国都应将对方明确地界定为政治竞争对手。最重要的是，两国需要明确它们之间存在着崛起国与霸主国之间的天然竞争关系。美国的目标是维持其全球主导权，而中国的目标则是恢复其原有的世界主导地位。这种结构性矛盾使得中美无法避免政治竞争。只要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长期快于美国，在向世界提供发展模式问题上就必然会形成竞争。彼此明确为政治竞争对手，至少在两方面有助于中美政治关系的稳定：其一，两国能达成明确的和平政治竞争协议，以防止双边战争的发生；其二，两国将逐渐习惯对方做出对己不利的政策，因此会将反制措施控制在彼此预期的范围之内。尽管这无助于增进双边政治关系，但却能够防止不友好的政治关系进一步恶化。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一个不太友好但稳定的政治关系远比一个起伏不定的假朋友关系更有利于中美双方。

中美军事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可界定为彼此威胁者，这有助于促进消极合作，降低双边军事冲突发生的危险性。在传统安全方面，中美相互不利的利益远多于互利的利益。美国至今仍对中国实行武器禁运，这一事实说明了两国间强烈的威胁感。中美军事关系还达不到竞争对手的水平，因为中国的军事实力在10年之内都还难以赶上美国，目前双方在军事上主要是防范而不是竞争。鉴于两国在军事利益上基本是一种对抗性的关系，因此承认两国在军事上的相互威胁性有助于在以下几个方面促进双边军事关系的稳定：(1)能够降低彼此对合作的心理预期，从而不至于因对方的不利或不友好的安全政策而太过失望；(2)增强两国建立防范危机机制的紧迫感，以防止意外军事冲突的升级；(3)接受对方军事不透明的合理性，从而减少两国为此发生的口角；(4)军事威胁者的身份有助于提高相互军事威慑的可信度，从而有助于稳定双边战略关系，防止不可收拾。

鉴于双边关系的复杂性，中美两国应将它们的总体战略关系定位为积极竞争与消极合作并存的战略关系。竞争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中美竞争对世界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以发展模式为例，中美竞争在客观上可为世界提供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为了体现自己的发展模式比对方的优越，两国政府就得不断改善和创新国家发展模式，都得对本国人民以及其他效仿的国家采取施惠的政策，都得争取为世界提供更好的领导，如同两国在科研领域的竞争会促进人类科技的进步一样。主观上，中美在以增加经济援助和承担国际责任等方法扩大自身国际影响力的同时，客观上也将为全世界带来福利。新近的例子是，中美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争夺道义制高点的竞争就非常有助于全球二氧化碳的减排。总之，只要中美战略竞争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这种竞争对世界就是有益无害的。只要两国确信没人能赢得核战争，中美竞争就不会升级为战争，而且两国之间的和平竞争还会改善世界领导权。

中美的消极安全合作是有助于维持世界和平的。中国是崛起国，美国是霸主国，双方的实力地位使得两国难以建立起以共同威胁或共同利益为主要基础的积极战略合作。中国要保证一个持久的和有利于经济建设的和平环境，就会必然寻求避免与美国发生战争，而美国同样也绝不想与一个核大国开战。因此，双方都需要将战略竞争控制在和平的方式之内。这种合作虽然是消极的，但对全世界却是至关重要的。只要中美之间不开战，当今世界就不会出现大战争。目前，除了中国和俄罗斯之外，其他所有大国基本上都是美国的盟友。笔者认为，中俄是半盟友关系，但俄罗斯的实际或潜在实力都难以像中国那样对美国霸权构成挑战。因此，目前中国是唯一在客观上有可能挑战美国全球主导地位的大国。从这个意义上讲，只要排除了中美之间爆发战争的危险，世界和平就能得到可靠保障，世界人民也将从两国的消极合作中受益。

七、结论。

笔者认为，中美互利的利益少于相互不利的利益，这是冷战后两国关系不稳定的基本原因，而两国彼此假装为友的政策，加剧了双边关系不断出现戏剧性的跌宕起伏，对两国都不利。以往20年的中美关系史表明，认为通过增强相互理解或改变思维方式就能开展稳定的实质性合作的看法是不符合事实的。为了使两国关系得到持续的改善，中美应考虑在众多相互不利利益的基础上开展消极合作，同时降低对获得对方支持的心理预期。如果继续将精力集中在改变观念和加深相互理解的基础上，那么两国关系将会继续不断地跌宕起伏。事实上，中美的相互理解已经非常充分，只是尚未找到一种能有效应对双方利益冲突与矛盾的方法。

根据本文的理论分析，除非中美放弃假朋友关系，否则双边关系难有实质进展。

世界上很少有人希望中美关系从假朋友变成真敌人，因为人们不愿重回冷战时代。人们的常识是，如果中美成为真正！死敌，整个世界将面临极大危险。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中美结构性矛盾意味着中美的共同战略利益不足以支撑建立真朋友的关系，然而双方又不想成为真敌人，于是只剩下两个选择，即假朋友和假敌人。本文分析了当前中美假朋友关系的弊端，因此，假敌人关系就成了克服假朋友弊端的选择方案，也就是将中美假朋友关系转变为假敌人关系。

真朋友和假敌人的基础在于双方互利的战略利益多于彼此的利益冲突。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的互利性利益远大于彼此间的不利性利益，后者的互利性利益仅略多于相互不利的利益。这也是为什么假敌人的双方难以意识到它们互利性的战略利益大于利益冲突，而会经常主观放大它们的利益矛盾，以为利益冲突大于互利利益，于是双方互视为敌。由于假敌人所需要的互利的战略利益少于真朋友，因此从假朋友向假敌人转化的难度要小于建立真朋友关系。中美建立假敌人的关系，客观上能降低双方的外交目标，这易于外交目标的实现，从而将增强双方改善关系的成就感和信心。

中美如能公开坦承双方战略利益的矛盾，是有可能将假朋友关系转变为假敌人的。如果双方较多地讨论利益矛盾而不是互利的利益，那么这将有助于降低双方获取对方支持的心理预期，也有利于增强双方的战略信誉与关系的稳定。有学者认为，将中美关系视为敌大于友的关系不符合实际情况，如果其含义是说中美互利和互不利的利益各半，就更说明中美建立假敌人关系的利益基础已经具备。那么中美就应更快地建立假敌人关系，因为假敌人关系比假朋友关系有利于双方关系的改善。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及客观利益的现实性意味着双边关系的基本性质是积极竞争、消极合作。具体说来，中美两国文化上是朋友，商业上是伙伴，政治上是竞争者，军事上是威胁者。

为了扩大互利的利益，中美两国也应摒弃假朋友策略。两国放弃假朋友策略后可在四个方面获益：第一，加强思想准备应对对方的不友好行为，从而降低冲突升级的危险性。第二，增加相互威慑战略的可信度，从而开展更多的消极安全合作。第三，降低获取对方支持的心理预期，从而稳定双边关系。第四，在不同领域采取不同的合作指导原则，稳定改善双边关系。当然，期待中美两国在近期内放弃假朋友策略是不太现实的，不过实力差距的进一步缩小会促使两国意识到，明确战略比模糊战略能更好地为两国的自身利益服务。

中美的利益关系十分复杂。共同利益、互补利益、冲突性利益和对抗性利益这四类利益不仅同时存在，而且在政治、安全、经济和文化四个领域都同时存在。因此，两国在决定就某一领域的问题开展合作之前，应明确该问题的利益类型，以制定不同的合作原则。两国应将更多的精力用于发展那些基于利益矛盾上的消极性合作，而不应将双边合作仅仅局限在共同利益之上。当两国对双边合作的预期与合作领域的具体利益的特性相一致时，两国关系将有望出现稳定发展的局面。

本文的英文原文发表于thechinesejournalofinternationapolitic杂志，参见yanxuetong，“theinstabilityofchina-usrelations”，thechinesejournalofinternationalpolitics，vo.l3，no.3，2010，pp.263-292。作者在个别地方增加了中美关系在2010年8-10月间发生的事件。

作者：阎学通。

时事政治中美关系论文篇七

摘要：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现状而言，可持续增长的约束条件主要表现在资源、环境、人力资本、经济增长方式、自主创新能力、现存的世界经济规则及世界列强对中国崛起的态度等方面。

关键词：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约束条件；发展对策

一、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含义

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是—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能够保持适度高速（年均8%左右），增长速度不要大起大落，并且各主要决定因素能够支撑经济增长在中长时期内（10年以上）保持这种平稳高速增长态势的可能性。

二、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约束条件

从经济学角度讲，对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包括资源与环境方面的因素及社会方面的因素，前者主要是自然方面的因素与地理环境方面的因素，而后者主要指人口、文化传统与制度等方面的因素。这些约束条件主要表现：(1)资源；(2)环境；(3)人力资本；(4)经济增长方式；(5)自主创新能力；(6)现存的世界经济规则及世界列强对中国崛起的态度等等。

三、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发展对策

1、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在制约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诸多因素中，落后的经济增长方式是最为突出的。发展方式问题，说到底是与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为谁生产等基本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2、强调发展循环经济

资源与环境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两大制约条件。而发展循环经济是破解这些制约的良策。循环经济要求把经济活动组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其特征是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提出循环经济应该包括四个要点。第一，资源的高效利用。也就是说，要节约资源，综合利用；要延长产品的寿命；尽可能不要使用一次性产品。第二，减少废物的排放。生产、消费过程中会有废水、废气、废渣的产生，首先要通过技术革新、生产进步尽量减少废物的排放。第三，把废物最大限度的转化为资源。对不得不排放的废水、废气、废渣等要进行必要的处理，对其中可以利用的东西要尽量提炼、回收加以利用。第四，对实在不能再用、再回收的废水、废气、废渣等，应该做无害化的处理，以减少对环境的破坏。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就要在这四个方面做出不懈的努力。

发展循环经济，需要制度建设加以保证。发展循环经济，还要大力发展新经济。例如，包括太阳能、风能、潮汐能等的新能源开发，包括物资回收、租赁业务、修补行业等在内的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3、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自主创新是可持续发展中又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提高国民的自主创新能力也是提升我国人力资本内在价值的重要体现。党的十七大报告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重大任务，提出“要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贯彻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这是关于我国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具体方针和要求，表明中央对自主创新问题的高度重视。

4、加强和谐社会建设

中国经济要可持续发展，还需要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也就是说要做好适应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配套建设。

首先必须将就业问题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就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社会稳定才能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时，政府应该努力保持物价的基本稳定；一个社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应该保持物价的基本稳定，因为物价的基本稳定关系到千家万户，特别是对于低收入者，因为他们是经不起物价上涨冲击的。另外，政府还要在教育上有突破性的举措；教育不仅是缩短贫富差距最有效的手段，更是确保经济可持续增长所需要的高素质人力资本的主要推动力；未来的产业大军的受教育水平某种程度上直接关系到中国经济能否真正可持续地发展；另一方面，亟需加大对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投入，这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如德国的经验值得借鉴。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另一个配套支持条件是实现社会保障的真正全覆盖，为广大百姓提供底线经济安全感；政府应该加大在健康医疗和失业保障等方面的投入。

5、提升中国经济的世界影响力

现存世界经济规则及世界列强对中国崛起的态度也是制约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因素之一。如何提升中国经济的世界影响力，从而达到反制约的目的是我们应该考虑的对策之一。

目前席卷全球、特别是严重影响西方经济列强的金融危机既对中国经济发展造成影响，同时也为中国提升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力提供了机会。中国应该利用昔日优越感浓厚的美欧有求于中国的难逢良机，在为世界经济的稳定注入信心与力量的同时，争取在构建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过程中发挥建设性的领导作用，谋求与中国经济实力相称的话语权。中国在有效整合新兴经济体的力量与诉求的基础上，应该理直气壮地提出并实现自己的改革主张，同时积极参与并争取主导包括金融秩序在内的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塑。中国还应在充分了解西方底线的基础上，提出他们可接受的关于国际经济秩序尤其是金融体系改革的前瞻性议题，进而拿出细化议题的实施方案。推动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经济秩序，以改变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与金融格局中的边缘化地位，以真正提升中国经济的世界影响力。

结论

中国要在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目标关键在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也就是说，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的经济必须保持高速平稳地增长。鉴于我国自然资源不足与使用效率低下、生产对环境造成的污染、人力资本的内在价值有待提高、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难以持续、自主创新能力十分薄弱、现存的不平等的世界经济规则及世界列强对中国崛起的阻碍态度等约束条件，中国应该制订切实可行的发展对策，其中重点应该包括：(1)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2)强调发展循环经济；(3)提高自主创新能力；(4)加强和谐社会建设和；(5)努力提升中国经济的世界影响力。

参考文献：

[1]魏胤亭。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突围与评判[j]。天津商业大学学报，2010(4)。

时事政治中美关系论文篇八

征文柳永，总结检测的回复问候语：成语开学第一课班会公益广告工作打算，计划书对照检查活动方案工作对照检查提案口号王维：试题总结优秀读书工作助学金语开场白反义词台词的期中通知绝句职业规划社会实践报告了一封信孟浩然挑战书评价。

时事政治中美关系论文篇九

摘要：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经济的潜在动力，专利权使用费和特许费已经成为中国各企业的重大开支项目，因此研究专利权使用费和特许费服务贸易有一定的意义，本文通过对中美专利权使用费和特许费服务贸易分析，得出中国专利权使用费和特许费国际竞争力低、比较优势小、贸易出口市场占有率低等问题，并找出其存在的原因及些许建议。

关键词：专利权使用费和特许费;国际竞争力;比较优势。

自加入wto后，我国的服务贸易一直处于逆差中，尤其是专利权使用费和特许费服务贸易逆差不断扩大，由的1201万美元增加到的16705万美元。由于该服务贸易占我国总服务贸易的比值较小，至今未有任何学者对其进行研究。但是专利权使用费和特许费服务贸易与科学技术以及企业的发展息息相关，对未来我国经济的发展有重大意义，我们必须加大对其的认识和研究。

一、中国专利权使用费和特许费发展现状。

中国的专利权使用费及特许费服务贸易一直处于逆差状况，自金融危机后，这种逆差还在不断的扩大，表1可以得出，中国专利权使用费和特许费服务进出口呈现出极其不平衡的状态，首先，其进口额远远超过其出口额，进口额是出口额的几十倍；其次，其进口额和出口额的增长速度严重不匹配，进口额的增长速度极快，每年以几十亿美元的增速增加，可是出口额的增速不仅不稳，而且增速缓慢，6年时间只增涨了50%不及进口额增速的一半。

二、美国专利权使用费和特许费服务贸易发展现状。

美国的专利权使用费和特许费服务行业发展的非常成熟，不论其出口额还是进口额数量都比较大，但是美国在其上的优势还是显而易见的。――20间其进口额和出口额都平稳上升，出口额由20的1072亿美元增加至2012年的1243亿美元，增幅20.0%，其增加幅度虽然小于中国，但是美国的专利权使用费和特许费的技术极大，是中国的100多倍；2010年――2012年间，美国进口额由2010年的334亿美元增加至2012年的420亿美元，增幅25.7%。由此可知美国在未来几年中，专利权使用费和特许费服务顺差额度会有所减少，但由于美国在其进口额上具有极大的优势，减少额度将不会很大。虽然数据表明美国在此行业上近三年发展较为缓慢，但作为龙头老大，美国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三、中美专利权使用费和特许费服务的国际占有率、rca指数、tc竞争力分析。

1.大力培育和引进高素质人才。服务贸易需要既懂专业又懂外语的复合型人才，专利权使用费和特许费服务贸易方面的专业人才，成为赢得其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所在。我国高等院校在此方面为我国输送了大量的高素质人才，但是其发展速度依然缓慢，我国应该加大对高等院校在此方面的投入以及加大对人才的考核力度，使其更符合市场的要求；此外，在大力培养高等院校的高素质人才的同时，我国应该引进适量的专利权使用费和特许费服务方面的国外的专业人才，我国在此行业起步晚发展缓，两种文化的碰撞，也许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创造源泉。2.强化企业的创新能力和水平。放宽市场准入，扩大对专利权使用费和特许费服务贸易领域的对外开放，改变此行业的垄断状态。引入有效的市场竞争，提高专利权使用费和特许费的市场化程度，竞争有利于提高效率，强化核心能力。引进国外中高端服务企业，通过竞争和示范效应促进国内服务业提高效率和改善服务。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提升服务贸易发展水平。3.强化政府的辅助作用。在过去十几年中，中国对专利权使用费和特许费服务不够重视，也是该行业发展较缓的原因，中国政府用该改变这种态度，提高对其作用的认识和研究力度，加大对气的保护与支持，与此同时加大对此的资金投入以及对其相关产业的扶持，逐渐消除该服务贸易的壁垒，制定适当的国际市场战略，出台相关优惠政策，改革税制，为该行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宏观环境。

作者:庞方方单位:郑州大学商学院。

参考文献：

[1]刘毅.北京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服务贸易的现状与国际竞争力研究[j].商场现代化，2010.

[2]陈虹，章国荣.中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10.

[3]尹国君刘建江.中美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比较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12.

时事政治中美关系论文篇十

认知是认知知识，即人脑反映客观事物的特征和联系，揭示事物对人的意义和作用的思维活动。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欢迎品鉴！

中美两国，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明显的成本优势，广阔的市场和无可限量的发展潜力;另一个是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经济，科技实力的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两国的关系，直接影响到世界经济的发展。就中美当前的关系来说，是处于一个蜜月期，但问题与冲突同样存在。因为在国与国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就中美目前的情况来看，还在意识形态，政治影响，经贸摩擦等方面存在问题。

中美贸易摩擦愈演愈烈，给中国的贸易环境和经济发展带来更大挑战，也会为中美关系带来严峻考验，但中美关系不会轻易倒退。

在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在经济全球化的世界里，摩擦是正常的，也是无法避免的，这并不可怕。中美经常性的经贸摩擦，反映两国经济关系的密切。中美经济对双方的重要性与俱增。贸易中产生的问题，双方只有理性面对，在经常性的协调和合作机制中，通过平等协商的办法加以妥善处理。从中美贸易摩擦来看，都是因为中美双方的意识形态不同，国情不同，相互不了解，不信任等原因引起的。中美双方都应该摆正心态，采取合作，尊重的态度，才能更切实地找到两国利益的平衡点，才能达到双羸。

为了改善中美贸易关系，消除贸易摩擦，我们中国可以在以下方面采取措施：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市场经济运作方式，使中国最终成为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在处理中美贸易逆差与具体的贸易摩擦中，中国有必要采取国际上常用的自动出口限制等贸易政策措施。这样既起到了安抚的作用，又减少了贸易摩擦的代价。积极筹划、组织、实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这样不仅可以避开贸易壁垒，大大减少贸易摩擦，而且通过投资设厂可以更有效地引进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提高中国企业的综合国际竞争能力。中国还应该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诸多方面对美国进行深入而全面的了解。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中国必须学会站在美国人的角度认识与思考中美之间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美贸易政策和运作技巧。通过这种了解的增进，以使对美贸易政策与对策更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

中国驻美大使周文重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说：“中美分歧在所难免，因为双方毕竟社会制度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不同。不过，只要双方能按照《中美联合声明》的精神去做，求同存异，互相尊重对方核心利益，这些分歧不应该妨碍双边关系向前发展。”

考虑到中国的实力和影响日益增强，美国尤为迫切地需要同中国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这道出了美国的外交取向，更道出了美国的外交无奈。面对美国“软实力”因伊拉克战争所遭遇的挫折，面对金融危机、气候变暖、核扩散等全球性问题，美国再也不能在缺乏新兴国家支持的情况下一意孤行了。因此，可以这样说，“战略再保证”概念是美国及其盟友在新兴国家崛起的背景下为维护其主导地位“可持续发展”而提出的。

上海政法学院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系王蔚教授认为，“战略再保证”概念是对“利益攸关方”概念的发展。这两个概念无论是内涵还是外延都有了实质性的发展和深化。“战略再保证”是在较平等的基础上，要求同一体系内部的成员，大家都要投入，都要负责，我对你负责，你对我负责。“利益攸关方”则是在一个不很平等的基础上，主导者以相对居高临下的姿态对待成员，不需要你的投入，但要求你承担起责任。

“战略再保证”概念反映了奥巴马政府执政以来对中美关系定位的进步。在2009年里，金融风暴、气候变暖、核武扩散、甲流肆虐、塔利班卷土重来，全让奥巴马政府赶上了。只有美中关系波澜不惊，继续保持了平稳的过渡，这不能不令美国政府认真思考与中国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中美关系错综复杂，并不是一两天能全部解决的。但只要本着接触，了解，信任，尊重，合作的原则，就能把这些问题逐步理清，并逐步解决。

2009年12月11日下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非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驳斥了气候变化领域“中美共治”的说法。所谓“中美共治”说，主要是中美两国在全球气候峰会中扮演关键角色。或者，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执行秘书德波尔的话说，美国和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球的40%，没有中美两国的具体承诺，很难在哥本哈根会议上达成任何协议。

中美两国的确都是温室气体排放大国，但这种说法却有意无意忽略了更多的事实：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而美国是发达国家，这种不同意味着，美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和其他发达国家一样背负着“历史债务”，承担着由此而来的责任，而中国则不用承担这种责任。用何亚非的话说，在气候变化领域，中美两国的责任和义务有本质区别;将中美两国相提并论，缺乏历史与法律基础，也不符合事实。

另一方面，这种论调的潜在含义就是，在气候变化领域，中国和美国应该承担最重要的责任，也暗示着中国要为此次大会可能的失败承担关键责任，这几乎是在变相地向中国施加压力使中国作出更多妥协和让步。何亚非对这种论调的驳斥，正表明了中国政府意识到了其中所隐含之意。

事实上，气候变化领域“中美共治”说不过是所谓“g2”说法的最新翻版而已，而且很可能不是最后一个版本。透过此次气候大会也让我们真切意识到，在一定意义上，“g2”概念几乎就等同于“捧杀”。

“中美共治气候论”再次提醒我们掌握和争夺话语权的必要性。不只是在此次气候大会上，在其他国际问题上，话语权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武器，如果没有掌握和利用好这种武器，就会在谈判和较量中陷入不利;相反，如果利用好这种武器，就可能力量倍增。当然，争夺话语权也并非易事，它是一国的软实力的组成部分，其成长既需要硬实力的支撑，更需要在各种谈判和较量中不断积累和创造。

去年美国总统奥巴马结束了他四天三夜的中国之行当我们望着奥巴马远去的背影的时候，恐怕还得去想，我们的确还会想，我们的确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是在这个新的高度上，俘获、挑战、机遇永远是并存的。有四个问题你必须面对，第一个中国越来越强大了，但是长期以来我们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怎么面对我们未来的穷朋友，你如何继续更好地继续代言，这是一个巨大的外交挑战。你不能忘了穷朋友，是人家抬轿子把你抬进联合国的。

中美关系在经历了贸易摩擦、美国对台军售、奥巴马会见达赖等一系列波折后，3月30日迎来一丝转机：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常务副国务卿先后重申一个中国政策。美方表态是否意味着中美关系走出低谷?我国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马振岗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解析。

马振岗认为美方此时重申一个中国立场对改善中美关系释放了积极信号，但关键还要看美国的行动。在马振岗看来，中美关系历经30年，出现波折并不奇怪。决定中美关系有两个大的层面：一是国际形势，一是中美双方的核心利益。在这两方面的作用下，中美关系不可能一直平稳，但出现波折也不至于崩盘。因此，在对待中美关系时，更应保有理性冷静的态度。当中美关系发展非常好的时候，不要盲目乐观;当中美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也不要过于悲观。

正如罗兹说过的，当两国存在严重分歧时，看上去两国关系会面临挑战。我们与中国的关系现在已经而且应该足够成熟，可以容许分歧、甚至严重的分歧。我们会表达不同看法。但这未必会破坏在其他领域的合作。

作为当代中国大学生，我们应当理智的看待中美关系，不能片面的一刀切。要在看的到他国的优点的同时不断提升自己，发展自己。在坚守国家尊严的同时牢记凡事以和为贵。

虽然咱们现在不是美国的威胁但是美国非常惧怕中国的崛起中国崛起对美国来说是个非常可怕的事情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一但崛起对世界上众多国家都会有潜在的威胁但是以现在中国的实力对美应该够不成较大的威胁美也不会让华轻易的崛起所以美对华的影响极大这几年中美利益关系没有什么较大的冲突中美暂时不会爆发战争在台湾问题上美应该不会干预太大美在中东地区以很头疼俄是美最大的威胁美不会愚蠢到在此时与中发生冲突中是个友好的国家但是一但发生冲突中不会在国家主权上进行让步事态的发展易变谁都不能做出准确的推测中美是否会爆发战争就看美对中的政策了。

奥巴马上台后除要坚持上届政府制定的一些政策外，还要制定推出本届政府的一些新政策，因此对华政策，我认为近期是不会有大的变化的，未来我认为，也会出现一段和平共处的时期，起码在度过经济危机之前，美国需要中国的合作。

时事政治中美关系论文篇十一

随着社会、环境等的不断变化，时事政治在高职政治教学中占据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不断能提高学生政治学习能力，还能促进学生综合素质进一步发展。因此，在我国全面推进教育改革创新政策的情况下，时事政治在高职政治教学中的应用策略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时事政治是非常重要的教学资源，必须充分利用。

随着我国教育改革力度的不断加大，高职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得到进一步完善。因此，高职政治教育结构得到一定调整，需要注重高职政治教学与时俱进，充分利用时事政治这种类型的教学资源，如关注点击率较高的新闻网站，可以搜集到准确的、完整的时事新闻，才能更好的提高高职政治教学效果。从而不断提高高职学生政治素养，是高职学生综合能力不断提升的重要基础保障，在高职学生的`成长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决定性作用。由于高职学生是青年比较集中的一个人群，并且，高职教育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高职政治教师需要不断提升自己的教学水平，并注重政治教学体系的合理构建，才能更好的丰富高职政治教学内容，与学生未来的发展有着重要联系。在实践教学过程中，教育工作者担负着重要的责任和义务，必须充分发挥自身引导作用、辅助作用，注重自身政治立场的坚定，并不断学习和了解时事政治，如利用腾讯网、新浪微博等来获取最新的新闻信息，才能在开展各种教学活动时提高学生的参与积极性和主动性，最终达到提高高职政治教学趣味性、有效性等目的。

（二）加强时事政治讨论，提高课堂教学时间的有效利用率。

通过开展各种教学活动，学生的政治方向可以得到进一步明确，以在不断提高高职政治教学质量的基础上，确保政治理论知识可以得到有效巩固，对于提高高职学生的综合能力有着极大作用。因此，时事政治在高职政治教学中的合理应用，需要教师为学生安排恰当的课前讨论时间，并引导学生全身心投入到时事政治的讨论中，才能不断提高他们的观察力和洞悉能力等，从而体现时事政治教学的独立性。在开展时事政治的讨论学习活动时，教师可以让他们学会从现象观察事物的本质的学习方法，例如：每天早上花十分钟看当天的最新时报，每天中午花十分钟搜集上午发生的时事新闻，每天晚上九点整理当天的所有时事新闻，不但可以培养学生积极面对各种事情的心态，还能提高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表达能力等。由此可见，在不断推进教育改革政策的时候，时事政治在高职政治教学中的应用，需要提高各种时事政治资源的有效利用率，才能从如下几个方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第一，行为品质；第二，伦理道德；第三，思想道德；第四，学习观念，等等，以达到规范学生行为、提升学生道德素质和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个人作风的目的。

（三）活跃课堂气氛，提高时事政治利用价值。

为了更有效的提高高职政治教学质量，教师必须注重课堂教学氛围的合理构建，增强课堂气氛的活跃度，才能学生比较缜密的思维能力、较强的判断能力、灵活处理问题的综合能力等，是高职政治教学不断改革、教学模式与教学方法不断创新的重要体现。例如：消费水平、政府工程等方面的时事新闻，可以体现出国家大力开展反腐工作的效果，并让学生了解贪污腐败产生的原因，以引导学生养成正确的社会观、价值观和政治观念等。由此可见，选择合适的教育方法、教学模式等，提高时事政治的利用价值，并设置相应的教学情境，不但能提高高职政治教学的整体效果，还能促进高职政治教学效率进一步提高。

四结语。

总之，在高职教育中，高职政治教学是非常重要的一门学科，需要注重时事政治的合理应用，不断增强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并创新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等，才能真正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社会观和世界观等，对于促进高职政治教学不断改革创新有着重要意义。

时事政治中美关系论文篇十二

事物总是联系着的，记忆也是如此。当祖国迎来共产党90华诞的时候，聆听历史的回声，我的记忆回到了我的上学之路。

读幼儿园的时候，我家在今天的海沧大桥引桥下的仙岳路边。当年的仙岳路，没有繁华热闹的商店和美丽的绿化设施也就罢了，糟糕的是此路只能算是人们踩出的黄土路。晴空万里时，黄沙弥漫，吹不得风，风起，尘起，整个社区被黄沙狠狠地笼罩，一路走过，满头满脸黄埃，眼睛总难逃沙土的袭击。阴雨绵绵时，泥泞不堪，更踩踏不得，脚踩，烂泥，仿佛足陷沼泽，行进两难。只要一场大雨，眼前的泥土路没了，仅是一条滚滚流动的黄河。爸爸总要穿着雨鞋背我上幼儿园。这条黄土路是我们这带居民进出工作学习的唯一通道。我厌倦走路，也走不得路，让爸爸背着。我伏在爸爸的背上，心总想：空中会有路吗？幼稚的我幻想着空中延伸出一条通畅的路。

读小学时，社区终于联系了一辆小巴往返疏港路口，但这是唯一的一辆车，也要等人挤满了才开。就这样，我们巴望着，巴望着这条黄土路早日抹去黄土，变泥水路成水泥路。我家住在黄土高坡现在想想，用这句歌词来形容当时的生活环境最为贴切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渐渐明白了家乡厦门步入特区建设的曲折与艰难。

事物总是变化的。伴随着新世纪的曙光，我们看到了一条银龙般的宽敞的马路横过我家住的楼前，它尽头的上方更是一道别样的风景：世界第二、亚洲第一的特大型三跨连续全漂浮钢箱梁悬索桥海沧大桥。银灰色的桥身，与蓝天、碧海、红花、绿树融为一体，宛如一道飞虹，架在厦门西海上，成为厦门再腾飞的翅膀。梦想中的路真的出现在空中了。海沧大桥不仅是厦门与外界联系的重要通道，更是现代化厦门的重要标志。行驶的汽车仿佛飞翔在蓝天碧海中，纵横捭阖，一派恢弘。夜间，仙岳路被海沧大桥耀眼美丽的灯光映衬得熠熠生辉，我们可以天天免费观光轻柔的夜景效果。尤其是晚饭后，我们举家漫步在宽敞清雅的仙岳路上，享受仙岳山公园清新的空气和美丽的大桥风光。坐在舒适的公交车上，望着窗外城市曼妙的景致，我不禁笑了，笑当年那条黄土路的艰难，笑如今沥青路的舒展。家乡厦门，开始释放着自己独特的潜力。

事物总是发展的。我读中学了，空中又多出了一道蓝蓝的路，似虹桥从岛内伸到岛外，望不到尽头。brt的美丽身姿，已随着高高矗立且绵延城中的高架桥和配备电动扶梯的车站，在我们视线中逐渐清晰起来。高架桥墩的蓝色呼应着我们这座海上花园的蓝色魅力，似一条蓝色的丝带飘在海上花园，曲伸舒适。而那那一辆又一辆畅通无阻的奔驰着的快速公交车辆和高品质的服务设施，正努力地与我们磨合着，与我们亲近着，让我们领略快捷、准时、舒适和安全的服务，沿途更是家乡厦门繁华景象和美不胜收的海湾风光。美丽厦门，已实现特区建设质的飞跃，成为了中国沿海一颗耀眼的明珠。

无边落木潇潇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我记忆中的黄土路已经褪色，记忆画纸已经五彩缤纷。我逐渐为这张记忆白纸添笔画，涂色彩，每一笔都是我心中对家乡厦门的美好印象；每一画都见证着美丽厦门和谐发展的特区之路，见证着家乡厦门经济发展的新成果、新飞跃。瞧！经过短短数年的时间，空中何止有路，更有飞虹带你飞行。

在我们伟大的党高瞻远瞩和英明领导下，家乡厦门焕发出特区发展旺盛的生命力和温馨魅力，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不断强化，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不断优化。今天的厦门有着中国人居环境奖、联合国人居奖、全国文明城市等诸多头衔和荣誉。来到厦门的人都有一种共同的感受：厦门真美！

星火燎原，沧桑巨变，让我为之讴歌共产党改革开放的政策好啊！

时事政治中美关系论文篇十三

摘要：自以来，中美纺织品贸易取得了重要的发展，中国纺织品对美出口额、出口增长率及在美市场占有率快速提高。从中美纺织品贸易阶段性特征出发，拟纵观中美纺织品贸易的发展历程，归纳分析中美纺织品贸易情况，着眼中美纺织品目前的现状，探讨中美纺织品未来发展趋势。

关键词：中美；纺织品贸易；阶段；前景；发展趋势。

时事政治中美关系论文篇十四

纺织品贸易作为多年游离于自由贸易的特殊贸易品，呈现出很强的阶段性特征。根据世界各成员国一起就纺织品贸易签署的协议，纺织品贸易可分这么四大阶段：关税管理阶段、多种纤维协定(mft)阶段、纺织品与服装协议(atc)的纺织品配额阶段、完全的自由化阶段。

中美纺织品贸易始于1784年，获得蓬勃发展始于中美贸易正常化以后。中美纺织品贸易发展经历1784年~1984年、1985~20、2002~、2006~以及以后的完全自由化五个发展阶段。在1784年~1984年期间，由于中国经济不景气，同时美国不给与中国最惠国待遇，中国对美国出口纺织品呈缓慢增长；第二个阶段（1985~2001），中国纺织业大力发展起来，是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品与服装的生产国与出口国。在中国加入了“多种纤维协定（fma）”，中美关系正常化背景下，中国对美纺织品出口开始迅速增长，美国成为中国第三大销售市场。但在这期间，美国利用“多种纤维协定（fma）”单方面采取行动限制纺织品进口。中美之间曾多次签订了中美纺织品协议，规定中国对美纺织品出口的年增长率1%~6%严厉的数量控制，中国纺织品对美出口规模从1981年仅12亿美元到1995的48亿美元，达到65亿美元的增长，这个阶段增长趋势较为缓慢；第三阶段（2002~），中国成为世贸成员国，在《纺织品与服装协议》(atc)协议下，中美纺织品贸易以2001年为转折点，这期间增长趋势则相对较快。2002年开始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纺织品供应国，纺织品出口额扩大至的118亿美元，20224.07亿美元，增长速度保持着两位数增长，对美出口年增长率2003和2004年达到22.46%和22.2%，20高达53.91%。进口比重占美从的15.65%扩大到2005年的25.12%。第四阶段（2006~20），中美纺织品处于《纺织品与服装协议》(atc)协议结束，世界纺织品贸易实现自由化的背景下。由于中国是纺织品服装生产出口大国，本应该回归自由化的纺织品贸易受到了以美欧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阻挠.中国纺织品处于完全自由化阶段之前的过渡期。

2.1国内原因。

在中美纺织品贸易发展的各个阶段中，在一、二阶段由于一方面中国纺织产业起步较晚，产能有限，另一方面我国还未加入世贸组织，中美纺织品贸易规模、矛盾及摩擦都相对较小，中国纺织业存在的问题不太突出。在三、四阶段，中国纺织业强大起来，到目前为止一直成为世界，成为美国最大的纺织品供应国。中美纺织品贸易在迅速扩大的同时问题日渐尖锐，特别是在《纺织品与服装协议》(atc)执行晚期的新旧交替时刻。

（1）市场的缺陷问题。

对纺织工业市场已取消绝大部分的审批制，已经具有资源配置的基础性地位，但是市场机制体制仍不完善，导致了一系列问题。其一，市场调节不够灵活，很多时候具有盲目性和滞后性；其二，市场准入问题导致了投资过度问题。我国纺织行业绝大部分市场准入门槛较低，各种纺织类的产品容易进入，导致了纺织业恶性竞争。当前国内绝大部分常规纺织产品的.竞争已经达到了白热化阶段，利润率越来越低。投资过热，重复建设太多，造成生产企业多规模偏小的特点，利润率由过去的3.6％降到2004年的3.32％。市场缺陷带来了纺织品贸易恶性竞争和对美过度的依赖性。

（2）纺织业的“三高”特点引发的中美矛盾问题。

中国纺织业存在“三高”特点。一是我国纺织业及其出口对国民经济贡献率高。从就业来看，据统计，我国纺织服装部门的直接就业者就高达1900万人；二是纺织业出口对美国市场依存度高。近几年来中国服装出口对美国市场的依存度高达20.14%，中国纺织品服装对美依存度达到20%；三是中国纺织业对美出口增速高。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在对美纺织市场占有率增长速度。20以前，中国纺织品在美市场份额只有百分之几，5%~6%，2001~2002年稍高，平均占到9.2%。但自2002年以后，市场份额迅速扩张，从2002年的12.1%扩张到2005年的25.1%，市场份额以每年约3%扩张。另一方面表现为纺织品对美出口增长速度快上。

2.2美国及国际的外部原因。

（1）美国贸易规则的二重性。

从美国贸易历史可以看出，美国的贸易策略采取了双重标准原则。在有竞争力的产业里，美国是极力倡导自由贸易的，对发展中国家具有比较优势、能够挑战它们产业的一些产品，就积极推行贸易保护主义。世贸规则无不是美国倡导自由而又留有保护政策的缩影。

（2）国际纺织产业竞争的剧烈性。

时事政治中美关系论文篇十五

综合以上比较分析可以看出，美国服务贸易的领先优势来源于其服务业和服务贸易间已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态势。具体而言，美国高度发达且结构合理的服务业为服务贸易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并保证了美国服务贸易的全球持续领先地位。服务出口的不断扩大吸引了国际更多资本和人才流入各个服务行业，这样既有利于先进技术和各个生产要素有效结合，保证了服务业竞争优势的最大发挥，也进一步推动了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伴随着信息技术的提高，美国服务贸易在原来基础上逐步趋向于服务贸易方式的网络化、服务贸易内容的广泛化和多元化以及服务贸易区域的国际化，服务质量进一步提高。简言之，就是“国内经济领先—服务业发达—服务贸易发展”的循环路线。当然，美国服务贸易和服务业的全球领先地位，与健全的服务贸易管理制度和完善的服务业立法是分不开的。

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全球服务贸易虽然有所波动，但就服务贸易本身而言，其受到世界和国家经济的影响程度要远远小于货物贸易，换言之，国际金融危机只是暂缓了各国服务业的发展，全球服务贸易蓬勃发展的趋势没有改变。后危机时代世界服务贸易将会呈现如下趋势。

1.服务贸易结构更加平衡。

国内外诸多学者研究表明，发展服务贸易可以搞活经济，增强经济的灵活性，这样能有效应对外界冲击，实现经济结构的平衡发展。通过此次危机，各国充分认识到发展服务贸易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世界产业结构将继续作用于服务贸易，驱动其快速发展。第一，随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加快，国际产业转移的速度和规模将持续扩大。一是服务业较不发达的国家，其转移重心将从制造业转向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二是服务业发展有一定水平的国家，其服务业转移重心更倾向于从劳动密集型转向金融、保险和咨询等资本技术密集型，这些服务业也会成为后危机时代全球产业转移的重点领域。第二，伴随着技术进步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分工更加细化，许多原本依赖于制造业的服务行业逐步独立出来，使世界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结构得到进一步完善。第三，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世界范围内能源竞争加剧，环境问题日趋严峻，这给世界贸易发展带来巨大挑战。服务贸易自身低能耗、低污染、高附加值、高经济贡献度、吸纳就业人数多的特点正好符合世界经济持续发展的前提，是各国发展低碳经济、绿色经济的新动力。

因此，危机过后，伴随着各国越来越重视资本、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的新兴服务贸易，当前以货物贸易及传统服务贸易占较大比重的局面将得到明显改善，全球服务贸易结构将更加平衡。

2.服务市场竞争更加激烈。

此次危机中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对经济的推动作用促使发展中国家将更加积极主动地制定支持服务业发展的宏观政策，并逐步开放各自服务市场，涉及旅游、运输、保险、咨询、金融、计算机和信息等服务市场，吸引外国资本和国际人才注入本国服务业，通过提升行业资本构成和人力资本构成，全面融入到全球服务市场中。近年来，亚洲地区普遍的开放性政策为亚洲各国自身服务业及服务贸易发展带来机会，推动亚洲地区逐步成为世界服务贸易的重要市场。后危机时代，无论是各国出于自身发展需要主动开放服务市场，还是外部因素作用被动开放服务市场，毋庸置疑的是世界各国服务业将更加开放，各国将逐步实现“服务业—服务贸易—国内经济”三位一体的良性互动格局。

伴随着服务出口市场和进口市场逐步开放，市场呈现多元化态势，尽管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间服务业竞争力差距较大，但这种差距最终会越来越小。为了扩大服务市场份额，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到全球服务市场上，伴随着服务提供者逐渐增多，出现同一市场存在多个服务提供者的局面，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竞争将更加激烈。

3.服务贸易壁垒更加广泛。

当代国际贸易已经从原来传统的货物贸易拓展到了涵盖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更广泛的领域。同时，伴随着服务贸易在国际贸易中地位日益突出，服务贸易成为各国政府贸易保护的重点领域。第一，世界各国逐步开放相关服务业，服务业整体开放度不断上升，伴随全球服务业的发展，全球服务业各部门间融合度不断提高，新的服务贸易摩擦应运而生，这些摩擦不仅来源于发达国家，也来源于发展中国家。第二，由于国际服务市场参与主体的多元化、服务需求的复杂化、服务范围的广泛化，世界服务市场竞争愈加激烈，各国出于自身的经济利益，为保护本国银行、保险、信息等敏感部门免受外来竞争纷纷设立贸易壁垒。第三，危机过后，在世界经济从衰退走向缓慢复苏的进程中，由于全球主要经济体复苏进程的差异性，部分国家为提高国内就业率和保护国内市场，贸易摩擦也从货物贸易各项产品向服务贸易单个部门及整个行业扩散，这对未来产业遭受损害埋下隐患，由此进一步体现出服务贸易壁垒广泛化的趋势。

后危机时代，无论是世界服务业及服务贸易发展导致的服务贸易摩擦增多，还是由于各国政府为保护本国经济和国内市场设立服务贸易壁垒，其涉及服务业内容将更加广泛，服务贸易壁垒将更加普遍。

三、后危机时代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对策。

全球进入后危机时代，在世界服务贸易结构更加平衡、服务市场竞争更加激烈、服务贸易壁垒更加广泛的背景下，中国应依据国情，加快国内相关服务业的发展，缩小中国服务贸易逆差，在提高服务业对国民经济贡献度的同时，健全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和相关法律法规，真正提升中国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整体竞争力。

1.加快国内服务业发展，强化微观主体竞争能力。

中国无论是服务业发展水平对服务贸易发展的推动力度，还是服务贸易发展对经济拉动力度均不足，服务业国际竞争力无论是出口方面还是进口方面均较弱。因此，中国若想从根本上提高国内服务业竞争力，缩小与美国在服务业及服务贸易方面的差距，必须从提高微观主体竞争力着手，在加大服务业科技研发及自主创新力度的同时，重点关注服务业人才培养。第一，加大服务业各部门技术投资，鼓励自主创新。技术投资具体表现为相关技术基础设施的建设，如经济技术数据库、信息共享系统等，为技术创新奠定良好基础。此外，在引进先进技术过程中，服务业不能一味引进而不进行消化、吸收、再创新，要保证科学技术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所以，结合中国自身经济特点，在大力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基础上实现有效的再创新，真正达到“科学技术—服务业—服务贸易”三者的循环效应。第二，注重服务业人才引进，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先进技术的引进必须与人力资本有机结合才能发挥出最大效应，才能促使中国服务业及服务贸易竞争优势发挥出来。因此，一是针对中国现有服务人员进行多层次培训，多渠道设立职业培训机构。二是依据中国服务业从业人数特点及其分布状况，有计划、有目的地适时调整高等院校及职业类院校相应专业设置。三是加强国际间合作与交流，多渠道引进高级短缺人才。通过人才培训、人才培育、人才引进等措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专业服务人才数量不足、质量不高的问题。

2.缩小国内服务贸易逆差，把握服务业开放速度。

服务业拉动经济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中国服务业只有个别部门如旅游、运输、建筑等发展突出，大部分行业及部门拉动经济发展的能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这在信息技术、金融、保险和资讯类等新兴服务业表现尤为明显。所以，中国应以缩小服务贸易逆差为目的，积极扩大传统服务贸易出口的同时，分层次、有重点地开放中国资本、技术、智力密集型服务业［6］，并控制服务业开放速度。第一，维持中国传统服务贸易固有优势，积极扩大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出口。一是加大传统服务部门的营销力度，提升传统服务部门的竞争力，提高传统服务部门对经济的拉动能力。如将旅游和文化相结合，衍生出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旅游服务产品，借助中国丰富旅游资源，扩大旅游服务贸易出口。二是重点发展运输服务贸易中的海运服务贸易。运输服务贸易是中国服务贸易逆差最大来源，而海运服务贸易在运输服务贸易中占比最大，2003年开始这一比重就已超过60%。伴随着中国海运运力的快速上升，积极调整海运结构，加大海运领域国货国运的比重，在遵循海运逐步自由化的原则下，政府通过引导海运企业联合与重组，提升中国海运乃至运输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第二，适度开放资本、技术、智力密集型服务业，掌握服务业各部门开放速度。一是适度开放资本密集型行业，在开放的同时，完善这些行业的竞争机制，提高其在市场机制下承受考验的能力。同时，通过采用和引进国际标准，促进国内智力、技术密集型服务业相关标准的规范化。二是关注经济安全。服务业掌控大量资金、技术、信息的流进流出，影响着国内市场的稳定。如果本国服务业尚未具备国际竞争能力，过快开放可能对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同时，在服务业开放的问题上，做到履行承诺但不做出超承诺的让渡。

3.拓展服务贸易地理方向，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中国服务贸易无论是出口市场，还是进口来源地都以发达国家和地区为主，呈现市场单一化特点，这对后危机时代服务贸易寻求大发展极为不利。一旦贸易伙伴中个别区域经济遭受严重冲击，中国服务贸易及相关服务业必定受到牵连，这将阻碍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我们应加快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和签订的进程，有效扩大市场半径，并拓展中国服务贸易地理方向，有效地分散服务贸易市场过于集中和单一的风险。第一，对于已经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应强化其所涉及的服务贸易领域的合作。如在中国与新加坡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新加坡政府自由贸易协定》中，主要服务合作领域包括医疗、教育和会计等服务业，因此中国要根据自由贸易协定侧重点的不同，合理利用区域贸易合作机制，有效促进中国卫生医疗、教育和财务会计等服务业的发展。第二，对于正在谈判的自由贸易协定，包括中国与海合会、澳大利亚、冰岛和挪威等，一是在谈判进程中，加强并拓展服务业合作领域，保障双方在部分服务贸易领域做出重要承诺。二是积极推进谈判进程，争取早日实现自由贸易区对服务贸易的促进作用，使双边服务贸易额迅速增长，实现其对经济的推动作用。第三，对于那些尚未与中国建立优惠制度安排的国家，在条件成熟时积极启动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如在金融、保险、咨询等资本密集型服务业中日本和韩国与中国有诸多合作，且日韩双方在以上领域具有国际领先优势。所以，中国在积极启动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的基础上，需重点关注日韩具有优势而中国缺乏竞争力的相关资本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

4.健全服务贸易法律法规，完善服务贸易救济制度。

中国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存在诸多缺陷，法律法规的制定也并不符合gats要求。因此，制定和完善既符合中国实际又不违背服务贸易总协定的法律法规是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当务之急。就服务贸易制定统一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而言，实现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和相关法律法规的配套性，同时，在贸易救济政策制定方面，经过全球经济危机后，更应受到中国政府的重视。第一，从中国国内经济和就业增长出发，优先制定那些有利于环境、信息、能源、卫生医疗、交通物流及金融、保险等服务业的法律法规，以提高这些代表新经济的服务部门的竞争力。无论是对现存法律法规进行修改完善，还是新制定相关政策，需要通过引入国际竞争政策推动这一进程。第二，完善现存服务贸易的预警机制、应对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一是针对服务贸易风险分布的主要行业，及时跟踪国外相关产业及部门的政策变化，密切关注国外对中国某些行业进行知识产权调查的动向，迅速发布预警信息，实现预警信息从商务部到地方政府再到企业的顺利传递，同时实现预警信息从地方向中央政府的有效反馈。二是针对国外对中国服务企业贸易救济调查中的不合理、不公正做法，中国地方政府、服务企业应积极利用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司法制度进行申诉。三是中国政府应积极争取国际谈判主动权，要求外国取消具有歧视性的服务贸易保护措施。同时，对国内不具有竞争优势的服务业和敏感性服务业制定具有保护性质的法律条款，达到保护国内服务业和就业的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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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韩玉军，陈华超.世界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趋势——兼评中国服务业的开放与对策［j］.国际贸易，2006，（10）.

时事政治中美关系论文篇十六

随着中美农产品贸易的不断加强,在农产品贸易中引发的争端也日益增多。这些争端严重影响了中美农产品贸易的正常发展。

中美农产品贸易的摩擦不仅是由于极高的关税征收所导致,更多的是来自那些隐形的非关税壁垒。首先是对农产品的高额贸易补贴,美国《农业法》修改,使得政府补贴巨幅增加至1900亿美元,范围包括棉花,大豆,小麦等大宗商品外的其他如花生,羊毛,蜂蜜等。

其次是强制性技术标准,这里面主要又包括转基因作物问题、绿色壁垒与食品安全问题以及环境壁垒。20我国颁布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等法规利用了世贸组织允许的技术壁垒,限制了美国转基因作物的出口,引起了美国的不满。同时由于中国水果的品质差,安全性低,常常受到美国的绿色壁垒阻碍,使得中国水果竞争力不断减弱。对于环境壁垒,例如美国对许多食品的包装要求可降解包装,尽量减少对于环境的损害,这也使得贸易的成本增加,实现了美国的贸易保护。

最后就是关于倾销与反倾销问题。我国频频遭受农产品的反倾销案件困扰,涉及反倾销的.商品有蜂蜜,大蒜,小龙虾,浓缩果汁等,被征收高额的反倾销税,使得中国本来具有比较优势的许多商品失去了竞争能力。

面对各种各样的贸易争端,使得我国的农产品出口成本上升,国际竞争力下降,我国农产品走向美国市场受到了阻碍,不断引发的贸易争端也使得两国在农产品领域的贸易交往受到损害,最终不能最大化的获得国际贸易的利益。

贸易自由化是顺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但是由于国家利益的冲突,贸易产生摩擦在所难免。其争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2.1中美经济实力差异。

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对于贸易发展的影响不言而喻。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经济实力强,其政府就能通过补贴,生产标准,竞争条例上的政策提升其农产品的竞争力。另一方面wto规则和许多贸易协定都是建立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利益之上的,特别是关于技术性壁垒的设置,由于发达国家技术优势明显,使得发展中国家很难达到发达国家制定的标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农业的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由于达不到其技术标准而经常发生摩擦。

2.2国家利益的左右。

一方面,农产品的特殊性必须要求国家加以保护,维护政治的稳定。另一方面农产品的竞争在于一国扩大了某些农产品市场,另一些国家就会失去一些市场。每个国家都想保护自己的国内市场,开发国外市场,就会提供各种各样的鼓励出口的措施,如补贴,并且推行限制进口的措施,如高关税,技术壁垒等。贸易争端的出现实际就是国家利益冲突的表现形式。

2.3农产品贸易协定wto协议约束有限。

由于不同的国家对于wto协议和其他贸易协议的条款理解有着差异,任何国家都认为自己的理解是正确的,这样以来必定造成各国的纠纷。另一方面贸易制度存在巨大的缺陷,由于发达国家科技水平高,制定的标准相应高,这些都说明国际贸易的体系尚不完善。wto以及各种谈判的协议对于贸易保护主义的约束力是有限的。

2.4我国农产品的价格和质量问题。

由于国家不合理出口补贴的政策,使得很多企业为了那道出口补贴,甚至亏本出口造成不规范的价格,致使美国对中国产品提出倾销,征收高额的反倾销税。另一方面,由于我国传统的农业生产技术落后,致使出口的农产品质量不过关,远远达不到美国的技术标准,环境标准。从而多次出现中国出口的农产品被禁止进口通关,而且还屡次发生食品安全问题。

2.5我国企业的自我保护能力不强。

我国企业的自我保护,预警机制都不完善,也没有强有力的解决贸易争端的有效措施。出口企业缺乏敏锐通畅的信息机制,传导分析信息系统,致使竞争手段单一,国际营销能力不足。出口企业之间的混乱竞争,也导致了本国出口企业在国外市场上的恶性竞争,而且国家,商会等组织机构,对于企业的约束管理能力不强,使得企业之间的凝聚力不够,这也从一个方面增加了农产品贸易的摩擦可能性。

3小结。

中美两国在农产品领域的摩擦争端接连不断,但是从整体上看,中美农产品贸易互补的特点,而且国际分工,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发展,中美农产品贸易的前景仍然是十分看好的。当然中美之间的摩擦可能会继续成为阻碍两国农产品贸易的主要问题,中国应该从政府,企业,商业协会等多方位考虑解决措施,形成完善的解决机制。为中美农产品贸易扫清障碍,获得双赢机会。

参考文献:。

[1]戴强.中美农产品贸易发展研究.贸易观察2007年第10期.

[2]向锦.透视中美农产品贸易争端中国对外开放与国际竞争力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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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段立军,张广胜,我国农产品的核心竞争分析农业经济200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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