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学概论论文(精选15篇)
总结可以帮助我们总结经验,提炼出有效的方法和技巧。在写总结时,可以借鉴他人的观点和经验,但要保持独立的思考和表达。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笔记编写技巧,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更好地进行学习和研究。
农学概论论文篇一
总之,我们党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发展中大国领导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又面对世界范围内日趋激烈的竞争,能不能解决好发展的问题,直接关系人心向背、事业兴衰,离开发展,坚持党的先进性、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实现国富民强都无从谈起。
农学概论论文篇二
我们在闲暇时候或者在疲劳的时候会聆听美妙的歌曲,也会看些休闲的电影,玩些动感的游戏,我们为那些唯美的画面所折服,为那些动听的音喉所感动,为那些炫幻的游戏所激动,无疑,我们是很幸福的。然而,这些休闲娱乐的背后是语言在支撑着它们。没有词人,哪来的“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美妙画面,也不会有“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的感人场景和声音,更不会有现在美好的一切。
在高中的时候,我在学习生物时,了解了“语言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重要特征之一”。当时我还很不屑,动物也有语言啊,鸡鸣、狗吠、狼嚎、虎啸、猿啼等等,它们也用语言啊,学习了语言学概论这门课后,我了解了人类语言是多么的复杂和高深莫测,它和动物的语言有着本质的区别。
语言有很多机制,“牧笛横吹、夕阳余晖”是羡余机制的体现,“蛋白质(笨蛋、白痴和神经质)”是经济机制的体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对称机制的体现,语言还有预设机制、隐含机制、排除机制、补偿机制等,而在这里,我班门弄斧来浅谈一下语言的预设机制。
弗雷格是德国哲学家和数学家,他于1892年提出预设的概念。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斯特劳森从真值条件出发,将预设看作是句子或命题之间的关系。所谓机制原指机器的构造和工作原理。生物学和医学通过类比借用此词,指生物机体结构组成部分的相互关系,以及其间发生的各种变化过程的物理、化学性质和相互关系。现已广泛应用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指其内部组织和运行变化的规律。在任何一个系统中,机制都起着基础性的、根本的作用。
而语言机制也就是语言内部的可循的规律,那么预设机制就是语言本身内部可以寻找到的具有“预设”的机制。
美国科学家弗兰克林说过这样一句名言:“空袋子难以直立。”
同样,语言只有有了依托才能焕发光彩,才能真正起到沟通交流的作用。而预设就是支撑语言的基础。
预设在我们的学习和生活中很重要。人在使用自然语言时,有很多不言自明的预设,否则交际就会比较困难。“吃核桃”、“吃花生”其实是吃核桃仁儿;“吃排骨”、“吃鸡蛋”其实是吃排骨肉、蛋清和蛋黄。人们只是在“吃葡萄不吐葡萄皮”这类绕口令中才分出葡萄皮和葡萄肉这类精确的涵义。
在语言学概论的学习中,我了解了预设即预先设定,是说话人在说一句话时主观认定的他和听话人都接受的背景信息,是假定的交际双方所共知的内容或共有的认识;预设在话语中总是附带表达的(在断言范围之外),是潜在的,也是不言自明的,无论对话语本身进行肯定还是否定都不影响预设的存在。
预设在语言里随处可见,无论是现在还是在古代,比如在《西厢记》里: [夫人云]小姐近前拜了哥哥者。[末背云]呀,声息不好也![旦云]啊,俺娘变了卦也![红云]这相思又索害也。
夫人话中有一个预设:小姐和张生是兄妹关系。由此而生出另一层意思:既是兄妹关系,那就不能结婚;夫人赖婚的意图非常明显,故而,张生、莺莺、红娘他们才会有如此强烈的反映。
在我看来,“预设”可以看成是语言发生的环境,它预先设置了语言发生的环境,不同的“预设”对于相同的语言有着不同的含义,比如,对于一个成功人士的妻子说:“你先生真有本事啊!”这就是一个赞美。而对一个不求上进失败的人的妻子说:“你先生真有本事啊!”这就是一个讽刺。不同的环境就有不同的表达的目的,于是有了讽刺这一修辞,也造就了鲁迅这一个文学大师,但是在现代鲁迅的文章很难读懂,就是因为时代不同,语言的环境不同,我们没法真正全面的了解它的真正含义。
语言的预设机制具有很多特性,它体现了预设的内在特点。
语言的预设机制具有合适性、共知性、单向性、主观性、隐蔽性、可撤销性
1、合适性
最早对预设的合适性进行研究的是菲尔莫(charles fillmore)。他从言语行为的合适条件出发,认为语用预设就是指“通过一句话来有效地实施某一个言外行为所必须满足的条件”。
2、共知性
共知性指在交际过程中,说话人对共知信息的假设或交际双方所共同接受的信息,包括说话人和听话人所共有的背景知识、交际场合的情景和交际双方的相互关系等。
它在我们的生活随处可见,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在辽大食堂一楼,如果你想买鸡蛋饼,你可以说:“要一份三块五的!",老板就知道你要的是加肠的,但是,如果你在卖米饭的那说同样的话,老板肯定没法给你打饭,因为最低的是四块的。这就是预设机制共知性的体现。
3、单向性
单向性指预设是由说话人单方面做出的,在被听话人理解之前只有说话人自己知道预设的含义。
例如:
a:你这人真够阿q的!b:阿q? 听到a说阿q,b不理解,是因为他不知道a所说的阿q是什么意思,或者他不知道a指的是自己的哪一点,所以才要求a明示。
4、主观性
主观性指带有断言性质的语境假设,预设本身并不具有必然的真实性或正确性。有些广告也运用了预言该特性而让消费者在潜意识里相信了该产品。例如:“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脑白金 ”、“杀菌治脚气,请用达克宁”
脑白金广告的预设是“脑白金是最有价值的,其他礼品都不如脑白金”;或“如果送礼,脑白金最合适,最讨对方的喜欢”。
西安杨森制药厂推出的治疗脚气病的“达克宁”抗真菌药膏,它的预设是“治疗脚气,达克宁疗效最好”。
这两个广告的预设都带有的强烈的主观性特点。
5、隐蔽性
隐蔽性指说话人没有将预设信息明白地表达出来,而是将其隐含在话语之中,这种隐含的信息是交际双方所共知的。
例如:
a:你说谎的时候会不会紧张? b:不会。不,我从来不说谎!a的问话含有一个预设:b说过谎。而b一时没有反应过来,答“不会”,其实等于认可了a的预设。
6、可撤销性
在一定语境下,语用预设可以撤销,这种可撤销性“依赖于说话者的态度和信念”。例如:
a: 您儿子好可爱啊!
b: 我还没结婚呢!从以上对话的预设触发语“儿子”中我们得知a预设了“b有儿子”,然后这一预设随着交际的进行而被b撤销了,b的话语中蕴含着“这不是我儿子,我还没结婚”这样一个意思。
说来说去,预设就是预先设定一个语言环境,这个环境使别人可以知道,也可以不让别人知道,也可以大家潜意识里都知道。
那么,语言的预设机制对于我们有什么作用呢?它难道只是局限于发现而不能使用它吗?
预设的作用有很多:
1、表达不适合直接表达的言外之意
2、利用预设诱使对方中圈套
3、使语言更为准确、得体
比如,商家打广告的目的是什么呢?除了宣传自己的产品外,更重要的是打击对手,使自己的产品能在同类产品中脱颖而出。“好钙,蓝瓶的”,预设:不是蓝瓶的就不是好钙。这就含蓄的表达了该公司的意念,那就是只有他们公司生产的蓝瓶钙才是质量好的钙,这运用了预设的第一个作用。
还比如,在法庭辩论中,律师常常会这样问:“你是案发前还是案发后出的门?” 样预设的目的,就是诱使谈话对象进入自己事先设计的“陷阱”,以便 控制谈话对象,实现自己谈话的目的。这也是一种谈话的技巧,既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又不让别人发现自己在问他问题。
再比如,一位年轻人患病住院,他的好友来探望,一见面就说:“怎么,你的脸色还是这么难看。”年轻人顿时沮丧起来。在医院这样的场合,本应安慰病人,而不是打击。所以,为了避免出现尴尬局面,我们说话也应分清场合,看清对象,所谓到什么山唱什么歌,见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要真心设身处地地为病人着想,不要说出伤害病人的话,俗话说“良言一语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
之所以说出不合身份、不合场合的话,主要是说话人忽视了话语中的预设。反过来说如果能够注意言语中的预设那么就可以使语言准确、得体。因此,利用预设,遵循预设理论,可以使语言更为准确、得体。
可见语言的预设机制是多么的重要,任何言语行为都有预设,在实际言语行为交际中,如能巧妙利用言语行为的预设,能有效地达到自己的言语行为交际目的,有时,还能产生奇效。
怎样才能把预设运用到生活中去呢?怎样才能更好的与别人沟通呢?只有了解和学会语言的预设机制,才能在生活中得体的表达那些隐晦的话,或者听得通别人的“言外之意”,这样才能更好的生活。
这里有一个幽默的例子:
美国著名幽默作家马克吐温与共和党人交恶,曾在《纽约时报》上撰文说:有些共和党人是婊子养的。他的言论在议会引起轩然大波,共和党人纷纷抗议,要求马克吐温公开道歉。马克吐温便在《纽约时报》上公开发表声明:我道歉,我收回我的话,应改为“有些共和党人不是婊子养的!”。
马克吐温除了运用“逻辑学”中的“判断”技巧外,还运用了“言语行为的预设”,他的“有些共和党人不是婊子养的”否定句中早有预设:有些共和党人就是婊子养的。
另外,在现代生活中,广告的预设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了消费者的心理,使消费者接受其产品和服务。
作为消费者,在接受广告语时也应提高认识,辨别信息的可信度,洞察广告宣传背后的诱导机制,不要盲日从众。认识到语言预设机制的重要性和普遍性,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在听别人说话时要注意语境和说话人的真正意图,真正做到合理的沟通、有效的沟通、真诚的沟通、,这样人与人之间的摩擦就减小了,语言所起的真正的作用就达到了。
我在小学的时候做过一个阅读理解,现在看来就是和语言的预设机制有关,该文章内容如下:
有个人过生日,邀请四个好友到家中吃饭。
三个准时到达了,只有一人迟迟未来。主人有些着急,不禁脱口而出:“急死人了,该来的怎么还没来呢?”其中一人听后,很不高兴的对主人说:“我先告辞了,再见。”说完就走了。
一个人未到,另一个人又走了,主人急得又冒出一句:“真是的,不该走的却走了。”剩下的两人中的一个也生气地说:“那好,我也走了。”说完掉头就走。
又一个人走了,主人更加着急起来。最后剩下的这位就劝主人:“朋友都被你气走了,以后说话要好好想想。”主人很无奈地说:“他们全都误会我了,我说的根本不是他们。”这位朋友听后再也坐不住了,最后也铁青着脸走了。
这不仅是一个悲剧,也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应该注意的,在说话时要注意自己的语境会不会给别人带来“预设”,因而会引起误会,这在生活中屡见不鲜,那些说话爱得罪人的朋友们,绝大多数并不是有意而为,而是由于不注意语言的前提预设导致人际关系淡薄,所以语言的预设机制对于我们非常重要。
在这里浅谈了一下语言的预设机制,希望老师多多指教!感谢老师这一学期的教导!
语言学概论论文
学院:经济学院
专业:统计学2班
学号:110704222
姓名: 董朋朋
农学概论论文篇三
例如,如何认识当前我国阶级、阶层的变化,如何认识多种经济的发展对党的建设提出的要求,如何认识党在新时期的先进性等,都需要作出科学的理论解释。同时,加入wto后的中国将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竞争,拓展全球经济发展空间,共产党要站在时代的前头,也必须做到与时俱进,以创造性的思维,发挥自己的优势去进行各个领域的创新与开拓。
其次,要按照发展的要求,提高执政水平。执政党的执政水平,直接关系到执政的地位。
第三,要按照发展的要求,创新党的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中国共产党有十分注重领导方式和方法的光荣传统。毛泽东曾指出,“没有正确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要迅速地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是不可能的。”江泽民同志强调:采取正确的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具备的能力。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们党在领导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继承和发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行之有效的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同时不断根据实践的发展改革创新,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
农学概论论文篇四
(一)设计基础与源泉
从根本上来讲,艺术设计的源泉来源于现实生活。民间美术艺术也是依托于现实生活而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广大劳动人民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就民间美术艺术与艺术设计而言,前者是后者的基础与源泉。从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民间美术艺术都可以称作是我国的民族文化。民间美术是艺术的源头,是艺术设计的审美基础。艺术设计要求创作者在思维方面做到新颖独特,拥有纯真的创作意识。从全球来看,艺术设计的设计方式都是通过立足于本民族的优秀文化,挖掘传统文化的丰富底蕴,从原有民间美术艺术中获得灵感,再结合现代的先进设计理念,才为现代艺术设计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二)存在相似性
由于艺术设计的源泉是民间美术艺术,因此,两者存在许多相似性。具体来讲,两者的相似性主要体现在装饰和表现等方面。就民间美术艺术的色彩来讲,往往呈现出浓烈、真挚的特点,给人们视觉上的冲击与震撼。而艺术设计也是注重给人视觉上的感受,通过将字体、色彩、图形等进行结合,吸引人们的注意力,达到视觉冲击的效果,进而传达某种思想感情。这与民间美术艺术的艺术特点是一样的,这也是现代艺术设计所共同追求的目标,通过简单的表达方式来传达艺术设计中的丰富情感。因此,从根本上来讲,民间美术艺术与艺术设计在视觉方面的表达具有很多相似性。
(三)相互融合
(四)后者是前者的升华
民间美术艺术和艺术设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前者是后者的源泉与灵感所在,但是站在时代的角度来讲,后者是前者的升华。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对艺术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不断进行创新,才能够创造出高质量的艺术作品。民间美术艺术经历了长时间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当代艺术设计通过对民间美术艺术的创新,让民间美术艺术焕发出了新的活力,使得民间美术艺术更加具有时代感。将民间美术艺术中的精神和元素融入到当代艺术设计中,实现了对民间美术艺术的升华。这不是一种简单的创新,而是在民间美术艺术的基础上进行的、让民间美术艺术呈现出民族文化情感和民间精神的独特做法。这正是站在时代的前沿而进行的对民间美术艺术的时代性升华。这体现出了民间美术艺术在当代艺术设计中的时代性价值,同时也彰显出了当代艺术设计中所拥有的独特的民族精神与情感。
(一)阴阳相济造型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非常强调阴阳相调,因为只有做到阴阳相调,才能够达到阴阳平和的效果。这是中国人民对艺术造型所追求的和谐之美。民间美术艺术造型中有许多都呈现出了阴阳相济的造型特点,在艺术设计中,对于阴阳相济的造型利用也非常的常见。在中国传统的剪纸当中,有阴剪法、阳剪法等,都呈现出了阴阳相济造型的特点,这是中国人民的审美特点。在艺术设计中,也有对阴阳相济造型的利用,如中国人民银行的logo标志,就使用了阴阳相济的造型,通过巧妙协调空间画面形态,使整个标志显得更加的精炼与完善,其构思显得巧妙而形象。
(二)虚实相扣造型
民间美术艺术造型中既有抽象的,也有实体的表现,其中,通过对抽象的内容进行实体性的展现,或者将实体性内容进行抽象化的表现,都是民间美术艺术创作当中非常重要的特点。实现抽象与实体之间的过渡,又要达到和谐自然的效果,就需要强调对线条的利用,这是现代艺术设计当中需要进一步加强的。利用抽象与实体之间的自然过渡,设计意味深长的作品,是现代艺术设计需要达到的目标。在2008年奥运会火炬祥云的设计上,就体现出了抽象与实体之间的自然过渡,祥云的造型既可以说是一朵飘动的云,又可以说是极具动感的火炬,这是通过抽象与实体的过渡所达到的效果。
(三)应用造型理念
(四)“和谐过渡”造型
民间美术艺术受到了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线条的变化中体现出了“和谐过渡”的思想。这种艺术造型给人和谐的感觉,体现出了造型的自然统一。其中,在艺术设计中,将绘画采用“和谐过渡”的造型,应用在海报、宣传册上面,实现了民间美术艺术造型的利用,同时展现出了当代艺术设计的独特性。此外,根据中国的水墨画中对于“和谐过渡”造型的利用,在虚实之间进行转换,产生了无穷的韵味。现代艺术设计中有许多地方都可以看到民间美术艺术造型的影子,民间美术艺术造型在艺术设计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现代社会的发展对艺术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增加了艺术设计的难度,在艺术设计中利用民间美术艺术中的“和谐过渡”造型,将抽象与具体进行紧密的连接,可以在当代进行广泛的利用,如网易标志的设计,就体现出了“和谐过渡”的思想。
(一)平面设计
民间美术艺术色彩在艺术设计中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如在平面设计中,就可以看到民间美术艺术色彩的影子。现代平面设计坚持了民间美术艺术色彩利用中所具有的文化特征和设计理念,如对于对比色彩的利用,在现代平面设计中就非常常见。在中国传统的民间美术艺术中,对色彩的利用,非常突出其对比性,如通过结合黑与红、红与绿、黄与蓝,能够加强视觉冲击,提高作品的震撼力,加强其艺术效果。在现代平面设计中,通过色彩对比的利用,能够加强作品的视觉效果,提高其震撼力,增加作品的张力,充分展现平面设计艺术作品的和谐美。
(二)包装设计
在现代包装设计中,为了达到较好的视觉效果,从而引起消费者的关注,激发消费者的消费欲望,也利用了民间美术艺术设计中的色彩。现代包装设计中,对于民间美术艺术色彩的利用,非常注重以色传神,通过丰富鲜艳的色彩,来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从而促进人们购买商品。如通过绿色包装,能够让人们联想到绿色环保、安全无污染的理念,从而引发购买行为。在现代包装设计中,对于民间美术艺术色彩的运用,体现出了现代化的理念,让民间美术艺术色彩服务于现代生活,充分发挥民间美术艺术色彩在包装设计中的作用,符合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
(三)室内装饰设计
(四)广告设计
广告设计也是艺术设计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广告设计也非常注重色彩的利用,用以表达特定的目的。在广告设计中,也涉及到了民间美术艺术色彩的利用,为了更好地表达广告的主题与意图,通过合理利用民间美术艺术色彩,能够达到良好的效果。合理利用民间美术艺术色彩,能够起到烘托作用,表达广告的中心思想。如在化妆品类的广告之中,为了表达护肤和追求靓丽容颜的主题,利用淡粉、淡绿、淡蓝等素雅的色彩,给人健康、优雅的感觉。而在儿童服饰宣传的广告之中,通过鲜艳、活泼的色彩,如红色、蓝色等,能够对他们产生很强的吸引力。在表达喜庆的广告设计中,大多采用具备中国特色的大红色,用来渲染喜庆的氛围。这是对民间美术艺术色彩的合理利用,能够彰显出当代艺术设计的特色魅力。
参考文献:
[3]王洪业.民间美术的艺术造型和色彩在现代艺术设计中的应用[j].中国校外教育,2016,s2:483.
农学概论论文篇五
xx暑假已经到来,许多的学生放假在家。他们每天除了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还可以进行体育锻炼,参加各种补习班,或外出旅游等等。假期本就是一个放松的时间,可以随性所欲。
二、问题的提出
轻松愉快的暑假是每一个中小学生所向往的。那么,在暑假期间学生们又在做些什么呢?他们是在家复习功课,和父母出门旅游,还是参加各种各样的学习班培养自己的特长等等。中小学生的暑假还存在哪些问题?学生们的暑假究竟该怎样度过?针对这一系列的问题,我对当地的中小学生的暑假生活进行了调查。
三、正文
现在多数的家庭父母都有自己的工作,平时父母上班,孩子上学。可到了暑假,学生常常是自己在家。没有了父母和老师的看管,这些未成年人能管理好自己的生活吗?处在这样一种无组织、无规律的生活之中,学生的人身安全是最大的隐患。
在走访的过程中发现,超过6成的学生在暑假期间是独自在家,没有父母或其他大人的照看。他们安排自己每天的生活,什么时候学习,什么时候看电视,什么时候出去玩,什么时候参加课外的补习班……尽管每个学生的暑假生活会有所不同,但基本的内容是一致的。
值得注意的是网吧是多数学生打发假期时间最常去的地方,另外,暑假天气炎热,很多学生为了避暑去野浴,这都是很危险的行为。据调查,本市有一半以上的中小学生,整天泡在网吧或是游戏厅里,给孩子们生命安全造成了很大的隐患,也给家长的工作和学习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如家住本市湘北市场姓王的同学,今年14岁,暑假的第一天进游戏厅玩耍,另一个姓杨的同学上前找王要游戏币,王不肯,杨便操起椅子向王猛砸,尔后又用木棒打其后背,将王打得鲜血直流,晕倒在地,终因抢救不及时,流血过多而死亡。又如一姓胡的孩子暑假在家无所事事,便和几个同学去附近农村的坝里游泳,胡本来还会游几下,但由于水草缠身,一时慌张,弄不清方向,他拼命地往深水处挣扎,终因体力不济而活活淹死。其年近七十的奶奶突闻噩耗,一时支持不住,心脏病复发,抢救无效而死亡。
如果这些学生有大人的照看,有人来管理他们的生活,这些惨剧或许就不会发生……但既然已经发生,我么就要从中吸取教训,避免类似时间的再次发生。
暑假的时间很长,很多家长并不放心把孩子单独放在家里。于是,家长为孩子报学习班,既希望能培养学生的某些特长,又能让学生的生活有些规律,毕竟学习班里有老师看着学生,情况会好些。
根据有关部门的数据显示,32%的中小学生在暑期中参加了课外辅导班,但喜欢参加课外辅导班的孩子数只占6%。数据显示,家长在孩子学费上的支出占所有支出的65%,学习科目主要集中在英语、计算机、数学、文艺等方面。其中,28%的家长希望孩子通过参加暑期活动来提高学习成绩,26%的家长希望孩子能够提高学习兴趣。
所以在暑假期间经常可以看到很多的学生背着书包坐公交车到各各学习班上课。商家也看准这个时机,开设各类的补习班招揽生意。
作为“假日经济”的一种延伸,长达两个月的暑期成为不少商家获得经济效益的“黄金时期”。这对有些孩子而言,假期却十分难过,他们那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父母又会给他们报上各种各样的学习班、特长班,对此,家长们也有自己的难处。
通过对所的数据的频数分析可以看出,大一学生的课外时间最多,平均达到每天六小时,而大三学生的课外时间相对较少,平均每天两小时。如图课外时间柱状分析图。
在调查中显示大学生对课外生活自我安排的态度可以看出,50%同学都是稍微安排自己的课外生活,余下的部分,约有10%是仔细安排,而大多数都是无所谓或者不安排,由此可见大学生对自己的课外生活都是没有自主安排得,由此窥视出大学生的课外生活质量出于一个不理想的水平之上,亟待解决。
大学生的课余生活类型以娱乐主导为主。
根据某种活动在课余生活中的主导地位为标准,可简单地将大学生课余生活分为学习主导型、活动主导型、运动主导型、娱乐主导型等类型。在学生课余活动中选择率最高的是上网,占89%,而睡觉、玩手机、体育运动等也分别占55%、445和35%,这说明大学生课余生活类型是以娱乐主导为主。
对课余生活的利用情况
大学生课余生活脱离了社会,不利于技能和经验的提高在大学生的课余生活中,做兼职、义工,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人很少,体现了大学生的课余活动脱离了社会,不利于大学生在个方面能力与技能的提高,也不利于大学生为走向社会做准备。
以上的种种数据从各个方面反映了目前当代大学生的总体课余生活的状况,对大学生的课余生活状况有了全面的了解和认识。
(二)对比比分析
1、不同性别的大学生课余生活的对比分析其中在购物和健身方面有着明显的性别差异。在购物这一项上女生占36%,而男生只有16%;相反,在健身一项上男生占22%,而女生则7%。通过性别之间的对比我们不难得出,男女生之间的课外生活所存在的差异极大程度上是受各自性别因素上的影响。
2上网的学生多,使用时间长,上网目的不一。
从调查结果看,约40%的学生每天花2-3小时上网,占其所有课余时间50%左右,且12%的时间用于学习查资料,68.6%的时间用于聊天,上校内及论坛,看影视剧。这表明,网络在大学生课余生活中越来越重要,大学生也越来越钟情于这种新兴的娱乐学习方式。但仅有12%的上网时间用于学习查资料,其余大部分用于聊天,冲浪,游戏和看影视剧。可见,大学生的网络的学习价值和功能有待开发和提高。
3、上网的主要内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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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学概论论文篇六
这个学期我选修了“中国文化概论”,学到一些中国文化中儒、释、道三家的思想,虽然只是皮毛,亦颇有体会。在学习儒家文化的过程中,我以为儒家文化中一些理论对于当今社会仍能有一定意义。特别是它的伦理思想,对于当今正建设的和谐社会,更有指导意义。儒家思想曾是中国社会数千年来一贯的主导思想,自汉以降历朝历代都以其为统治思想,它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为统治者的治国方略,百姓的生活指导。
当今建设和谐社会,提出了“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道德准则。而早在两千年前,孔子便建立起了一整套完善的道德标准,提出了以此“孝悌”为核心的“仁”的思想。这套思想是值得借鉴的。在《论语·学而第一》中有这么一段话:“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意思是说,为人孝悌而喜欢犯上的人,世间是很少见的;而不喜欢犯上却喜欢在扰乱社会的人,那是从来都没有的;君子应该追求根本,根本建立起来,道义便从中产生。孝悌,就是“仁”的根本。
经过新文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已被大大削弱,而经济与文化的不同步发展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今天的道德真空。社会上经常可以听闻一些家庭内部的暴力、遗弃和虐待事件。这些家庭不和睦的事件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一方面家庭不睦导致了一部分家庭的破裂,使得社会上不稳定因素增加;另一方面,在这些不和睦的家庭中,家庭教育总是存在一些缺陷,从而导致这些家庭中成长的孩子心理上,或者说精神上产生不良的倾向,甚至使一些孩子成为社会上的“定时炸弹”,随时可能成为危害社会和谐发展的导火索。由此可见,家庭的和睦对于社会和和谐发展是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的。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细胞产生病变,则作为肌体的社会也不能“健康成长”。故建设起和睦的家庭,才能使社会和谐发展。儒家的“孝悌”之道,正是解决家庭和睦问题的良药。
“孝”,指的是子女对父母的尊敬,“悌”,指的是弟对兄长的尊重。在儒家的学说中,对人的各种仁爱都是由孝悌这种父子兄弟之爱推衍出来的,即上文中所说的“孝弟(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富裕起来的人们,便需要教化。而根据儒家学说,“孝悌”是“仁”的核心。因此,教人以“孝悌”,才能使人们学会“仁”。
如果家庭和睦,父母爱自己的子女,子女们便会报之以爱,都能孝敬父母,听从父母合理的教诲。从“爱父母”加以引导,可以让人们将爱扩展到邻人,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谓“泛爱众而亲仁”是也。
怎样才能家庭和睦呢?“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就是要用“仁爱”的心灵去关怀、爱护自己的家人。父母对子女的爱是本能升华而来的爱,是天经地义的。而“孝”可以说是父母对子女的爱引起的女子对父母的爱的回报。如果没有父母之爱,也就无所谓子女之爱,即无所谓“孝”。同样,“悌”也是如此。教之以孝悌之道,则父母子女兄弟手兄互敬互爱。而相爱的家庭很少不和睦的。
家庭和睦,则可把这种“仁爱”扩展到邻人继而扩展到所有人,使人们推己及人,从而天下“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与今天所倡导的“和谐社会”是相似的。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们应当借鉴儒家的“仁爱”伦理,激发“仁爱”情怀,使“以人为本”成为人们立身做人的基本原则,在日常平凡工作中,能够自发去尊重、关心他人,使人们守望相助,患难相扶,使“仁爱”成为全社会人们的自觉行动。若能做到如此,则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到来,就指日可待了。
农学概论论文篇七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文化观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热点,大量学术研究成果不断涌现,通过对这一时期毛泽东早期文化观以及毛泽东文化观产生的渊源、特征、文化领导权等研究成果的梳理,为更好地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一定借鉴。
关键词: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文化观;研究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文化观引起学界高度重视。学者从毛泽东文化观产生的渊源、特征、毛泽东早期文化观、毛泽东文化领导权等方面进行深入细致研究,成绩斐然。本文旨在对其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概括,以期为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笔者将改革开放以来的研究成果分为三个阶段进行梳理。
这一阶段出现了研究毛泽东文化观的热潮,对毛泽东文化观研究不断得到重视。将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主要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1.1对毛泽东早期中西文化观的研究
1.2对毛泽东文化观的特征研究
这一阶段对毛泽东文化观的研究趋于成熟、稳定,且侧重从微观方面进行研究,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这一时期亦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更为客观地论述毛泽东文化观,牟岱以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为目的出发,对毛泽东倡导大众文化观的原因、特点和意义进行分析,指出毛泽东倡导大众文化观与其家庭生活经历、传统文化教育、“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关,受马列关于文化论述的影响、是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必然结果、是政治斗争的必然要求。[13]张慧明以建设好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为目的出发,深刻分析了毛泽东文化教育思想,指出毛泽东关于新文化教育的基本观点是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文化教育的基本原则,同时“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对待中西文化的正确方针。
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更加细致丰硕,主要研究成果分為以下几个方面:
3.1对李大钊文化思想与毛泽东文化思想关系研究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以陶红霞等人的研究最为典型。关于李大钊与毛泽东中西文化观趋同性的研究,陶红霞认为李大钊与毛泽东中西文化观趋同性表现在对待中西文化都采取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态度,都主张中西合璧创造中国新文化。[17]管晓莉则认为李大钊与毛泽东对于中西文化观的趋同性主要表现在李大钊、毛泽东均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主静,西方文化主动,对中西文化都进行辩证的否定,均认为中国新文化源于中西文化的相互渗透和融合。
3.2毛泽东文化领导权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后,很多学者试从微观入手研究毛泽东文化观,譬如对毛泽东法制文化观、民俗文化观、民主行政文化观等方面的研究,研究成果如下:
覃梦早对毛泽东民主行政文化观进行了讨论,作者着重论述了毛泽东民主行政思想的提出、民主行政价值观的界定、民主行政本质的定义以及民主行政的一系列运作原则和方法,指出毛泽东民主行政文化观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整的民主行政文化观,对于当代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行政文化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27]吴燕对毛泽东法制文化观进行分析,阐述了毛泽东法制思想的要点和党的法制方针以及共和国法制建设的曲折历程,探讨了毛泽东法制文化观对当今的消极和积极影响。周直对毛泽东革命文化观进行了探析,分析了毛泽东革命文化观的内涵、特点,论述了其发展历程,对毛泽东的革命文化观进行了反思,提出在现代化的新形势、新任务下,毛泽东革命文化观仍然有着警示作用。
除以上学者外,还有学者从毛泽东文化治理思想、文化创新思想、文化批判思想、文化政策思想等角度进行分析。譬如潘娜从建构现代国家文化治理体系的视角出发对毛泽东文化治理思想的核心要义进行分析,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突出体现了毛泽东文化治理思想的核心要义,同时指出传承和发扬毛泽东文化治理思想,要正确处理“一”与“多”的关系,强化法律和制度建设,培育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快构建现代国家文化治理体系。亓娇分析了毛泽东文化大众化理论,指出毛泽东文化大众化思想是实施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杨成敏分析了毛泽东文化创新思想,指出文化创新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
这一时期学术界渐重视从文化建设的角度来研究毛泽东文化观。这一时期主要代表有康渝生、孙宏健等人。康渝生认为梳理毛泽东有关文化问题的理论建树,透视浸润于其中的致思理路,有助于进一步把握毛泽东文化观的精髓和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33]孙泽学在分析毛泽东文化思想的基础时提出毛泽东关于文化建设应与经济、政治发展相适应、新文化建设要批判继承传统文化、吸收外国先进文化走向世界,文化的现代化与民族化的统一等思想,为初级阶段的文化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孙宏健在分析毛泽东文化观的基础上提出毛泽东文化观关于文化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和成功经验,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和积极启示作用。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对毛泽东文化观及相关问题探讨深刻而广泛,研究成绩斐然,但还有一些研究薄弱环节需加强。笔者认为纵观目前研究成果,一是对于现实价值还需深刻探析,深入把握,深入挖掘毛泽东文化观对现代文化建设以及文化自信建设的现实价值;二是笔者发现学界对毛泽东文化观对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影响论述欠缺,有待深入思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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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梁念琼.简论毛泽东文化观的主要特征[j].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2):3.
[12]牟岱.论毛泽东的大众文化观[j].江西社会科学,1995(2):4.
[13]孙铭有.试论毛泽东的文化学思想[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9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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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杜艳华.李大钊文化思想对毛泽东早期文化观形成和发展的影响[j].中共党史研究,2003(1):6.
[23]周直.毛泽东革命文化观及其历史地位和作用[j].毛泽东思想研究,2011(4):1-5.
农学概论论文篇八
农学概论是大学生涯中的一门基础课程,通过这门课,我对农业及相关领域有了更多的了解。在学习过程中,我深感农学的重要性和广泛性,也对农业发展面临的挑战有了更加深入的认知。下面我将从一些具体的内容和经历出发,谈谈我对农学概论的心得体会。
首先,我了解到农业是人类社会的基础产业。农业是支撑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石,没有农业,就没有稳定的食物供应和人口安全。农学概论课程给予我们对农业历史、农业发展模式和农产品生产等方面的系统性学习,让我对农业有了更全面的认识。我了解到不同地区的农业发展历程不尽相同,为了适应不同的自然条件和市场需求,农业生产方式也在不断变革和创新。了解这些知识,让我深感农业对人类社会的重要性。
其次,农学概论也让我对农产品的生产和质量有了更多的关注。在课程中,我学习了不同农作物的生长习性和生命周期,了解了农产品的种植和繁育方法。通过实地参观和实践操作,我深刻体会到了农业生产的辛苦和复杂性。同时,我也对农产品的质量安全问题有了更多的关注。农学概论课程强调了农产品的安全性和营养价值,让我更注重食品的选择和安全。
第三,农学概论课程也让我认识到农业发展面临的挑战和问题。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经济的发展,对农产品的需求也在不断提高。然而,农业生产受限于土地和资源的有限性,面临着投入不足、科技落后和人力成本高等问题。农业发展还面临着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等挑战,这些都对农业的持续发展造成了压力。因此,建立可持续的农业生产系统,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保护农产品的质量和安全,成为当代农学的重要课题。
第四,农学概论课程也让我认识到了农学研究的重要性。农学是一门应用科学,它涉及到多个学科的知识,包括植物学、动物学、土壤学、气象学等等。通过农学的研究,可以推动农业的进步和发展。农学研究可以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改善养殖动物的生长环境,减少农药的使用和环境污染等。农学概论课程为我打开了农学研究的大门,让我对农学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最后,农学概论课程还让我认识到农业发展的全球意义。农业不仅仅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问题,而是全球性的挑战。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各国之间的农业问题日益密切相关。农业发展不仅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也关系到全球的粮食安全和可持续发展。通过农学概论课程,我了解到了全球农业合作的重要性,以及国际农业组织对农业发展的支持和帮助。
总之,农学概论课程让我对农业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和了解。我认识到了农业的重要性、挑战和问题,也对农学研究和国际农业合作有了更多的兴趣和关注。我相信,通过深入学习和研究,我们可以推动农业的进步和发展,为人类社会的稳定和繁荣做出更多的贡献。
农学概论论文篇九
第一段:引言(150字)。
农学作为一门复杂而广泛的学科,对于培养从业者具备扎实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至关重要。在北农大农学概论的实习过程中,我有幸参与了多项农学实践活动,通过亲身体验,深入了解了农学相关理论的实际应用。在这个过程中,我不仅收获了专业知识,也对自身的未来发展有了全新的认识,这些经历与体会将在本文中一一呈现。
第二段:实习主题一的体会(300字)。
实习的第一个主题是农业生产技术。在这一环节中,我亲自参与了农田的耕作和播种过程。这不仅使我对于作物的生长特点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还使我明白了农业生产的辛苦与负责。通过实际操作,我了解到了肥料的使用和调配、灌溉技术的应用以及病虫害的防治等方面的知识。同时,我也亲眼目睹了农民生产中面临的困难和挑战,这让我更加珍惜食物的来之不易。
第三段:实习主题二的体会(300字)。
实习的第二个主题是农田经营管理。通过参与农场的实际经营和管理过程,我亲身体验了从农事计划的制定到农产品的销售等环节。我注意到,一个成功的农田经营管理者需要具备良好的市场分析能力和决策能力。在实践中,我学到了如何确定适合当地市场需求的作物品种,了解了合理施肥的重要性,并亲眼目睹了农产品销售的诸多环节。这些实践经验丰富了我的农业经营管理的知识储备,也为我未来的职业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积累。
第四段:实习主题三的体会(300字)。
实习的第三个主题是农业科研技术。在这个环节中,我接触了农学领域的最新科研成果,并亲自参与了一项农业科研项目。通过与专业研究人员的交流和合作,我了解到了农业科研的工作流程和方法,包括研究方案的制定、实验设计和数据分析等。这个实践经历让我深刻认识到科学精神对于农业发展的重要性,也让我明白了科研工作的耐心和坚持。未来,我将会继续努力学习,投身于农业科研事业,为农业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第五段:总结与展望(250字)。
通过这次农学概论实习,我对农学概论这门课程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也明白了自己在农学领域的兴趣和专长所在。通过实践,我得以领略到农业生产的精彩与困难、农田经营管理的挑战与机遇以及农业科研的乐趣与辛劳。这次实习不仅丰富了我的知识储备,也为我未来的发展方向提供了宝贵的参考。我相信,通过不断学习和实践,我将成为一名有着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的合格农学专业从业者,为我国农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总结:(120字)。
通过这次农学概论的实习,我深入了解了农学的理论与实践,为将来的就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次实习让我对农业生产技术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学会了农田经营管理以及农业科研技术。我相信,通过这次实习,我将更好地应对未来的工作挑战,并为农业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农学概论论文篇十
农学概论实习是我大学四年中最重要的一次实践经历,通过实习我深入了解了农业生产的全过程,对农业领域的知识有了更加系统的了解。在这次实习中,我不仅学到了专业知识,还体会到了农业生产的困难与辛苦,为将来从事农业领域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这篇论文中,我将向大家分享我在农学概论实习中所获得的宝贵经验和心得体会。
第二段:实习内容与收获。
在农学概论实习中,我们参观了农业示范基地,了解了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我们深入田间地头,亲手体验了农业生产的过程,从播种、施肥、除虫到收割,亲身感受到了农民朋友们的辛勤劳动。通过实地观察和实践操作,我对农业生产的技术要求和操作流程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这对于我未来成为一名优秀的农业工作者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段:对农业生产的思考。
通过实习,我对农业生产的艰辛和风险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我看到了农民朋友们不畏艰辛,辛勤劳动的精神,他们将自己的劳动投入到土地上,用智慧和汗水创造着美好的农业生产成果。我也意识到了农业生产所面临的挑战,如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等因素的不确定性,这些因素对农业生产造成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在未来的工作中,我要通过学习更多的知识和技能,为解决农业生产中面临的问题做出贡献。
第四段:与农民朋友的交流与感悟。
在实习期间,我和许多农民朋友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了解了他们的困惑和问题。我发现,虽然农民的劳动条件艰苦,但他们对于农业生产的热情和执着是不可替代的。他们对待土地和农作物充满了感恩之心,用心地照顾每一片土地和每一棵植物。与他们的交流让我深感农业是一门充满智慧和情感的艺术,在未来的工作中我要始终保持对农民们的尊重和感激之心,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来帮助他们。
第五段:总结与展望。
通过农学概论实习,我收获了宝贵的经验和知识,培养了实践动手的能力,对农业领域的认识也更加全面和深刻。将来,我将以此次实习为起点,不断学习和提升自己的能力,为农业生产做出更大的贡献。我相信,农学概论实习是我大学学习生涯中最珍贵的一次经历,它将成为我未来从事农业工作的坚实基础,为我打开农业领域的大门。我将永远怀着对农业的热爱和对农民朋友们的敬意,奋发向前,为农业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通过这次农学概论实习,我对农业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对农民朋友们的努力和辛苦有了更深刻的感悟。我相信,农业是我们国家发展的重要支柱,作为农学专业的学生,我将以此次实习为契机,不断学习和提升自己的能力,为推动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农学概论论文篇十一
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两个基本点之一。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欢迎大家前来参考查阅!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改革开放后一系列经济制度变迁的结果。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具有明确的市场化方向,并采取了渐进式、系统化推进策略以缓解改革阻力:以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为突破口,尔后逐步推进城市经济制度变迁;从制度外增量改革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内存量改革;从政策性调整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创新;从局部性制度创新入手,尔后逐步扩大到全局性制度创新;从塑造真正的市场主体到构建完整的市场体系再到制定有效的市场规则,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坚持了党的领导,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人民主体地位,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等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进行了充分肯定、积极推广和科学优化,并自上而下地推动了城市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等系统化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因此,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不但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而且还实现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奇迹,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要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变迁,促进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对外经贸高水平高层次发展,推动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还应将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践优势上升为制度优势和理论优势,为其他国家的经济制度变迁提供借鉴,并为世界经济运行机制的完善提供中国方案。
经济制度是由一组经济规则集合而成的,是对人们经济行为和方式的界定和规范,也是对经济主体利益关系的界定和维护。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来看,经济制度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随着生产力发展,经济制度也会不断变迁。人们对财富积累的追求使生产力持续进步,而从短期来看经济制度具有稳定性,经济制度可能促进也可能阻碍生产力进步;当经济制度阻碍生产力进步时,就必然要求改变经济制度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因此,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经济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然而,任何一种经济制度都会形成与其相依存的、相对均衡的利益格局,并被视为是合法的、不可侵犯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就是经济利益关系的变革。从理论上说,经济制度变迁是用效率更高的新制度替代旧制度,新制度具有旧制度不可比拟的优越性,终究会给全体社会成员带来日益增进的利益。但是在新制度的积极效应还没有完全释放以前,经济制度变迁必然会使有些既得利益者(即获得较大相对利益的人群)受到暂时性甚至长期性的利益损失。因而,旧经济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团往往会反对经济制度变迁,成为经济制度变迁的阻碍者;而能够从新制度中获得更多利益的经济主体往往会拥护经济制度变迁,成为经济制度变迁的推动者。需要强调的是,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国家和政党的形成与发展,使政府在经济制度变迁中起到关键作用。而政府本身(尤其是地方政府)也是经济行为主体和利益相关者,加上多元化经济、社会、政治理论和道路的并存,对于生产力进步驱动的经济制度变迁,政府可能是倡导者和推动者,也可能是抵制者和阻碍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站了起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苏联模式的影响下,中国建立了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中国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具有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但这是一种集权式的经济制度,其固有的集中过度、统得过死等弊端严重地束缚了地方、企业、个人等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在当时乃至现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下都是一种低效率的经济制度。因此,经济制度变迁成为必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创造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奇迹,在短短的四十年间使中国富了起来强了起来。中国经济制度变迁本身的成效及其带来的经济增长绩效都是极其显著的,并且在此过程中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是稳定的、健康的,但这并不代表没有阻力。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是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虽然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但这种转变也是系统性的,必然带来利益分配格局的大调整,尤其是“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利益关系产生了巨大变化。因此,利益受损者会支持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合法性,反对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形成经济制度变迁的阻力。此外,中国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总体上是实践先于理论的,因而其还会受到传统社会主义理論和观点的干扰。对此,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选择了渐进式推进的模式[1],即从改革阻力最小的领域入手,尔后逐步创造条件继续向前推进。目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全面深化阶段,将涉及更多的利益调整,可能面临更大的阻力。因此,有必要充分借鉴渐进式、系统化改革的经验,妥善处理好各市场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以进一步推动和深化中国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
邓小平指出:“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做起的。”“农村改革取得成功以后,我们就转到城市。城市改革比农村改革更复杂,而且有风险。”[2]117我国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选择农村为突破口,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阐述:
第一,农村是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压抑较严重的社区,从相对意义上说,农村居民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牺牲者”,而城市居民则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受益者”。突出的表现是,搞了20多年的社会主义,许多农民连温饱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习近平同志的重要论著《摆脱贫困》,主要也是研究农村的贫困问题以及如何脱贫致富。因此,广大农民群众对改革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具有更高的积极性。与之相联系,农村的经济制度变迁在启动阶段表现为“自下而上”地推进,带有很大程度的自发性。因此,农村的经济制度变迁属于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也称为需求主导型的制度变迁)。这种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也是市场取向的制度变迁,是建立在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制度变迁,或者说是收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制度变迁。这种带有自发性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充分反映了广大农民群众求生存、求发展的内在要求,其核心是把生产经营自主权还给农民,让权、责、利高度统一于农户。这种新制度的创立,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积极性,在较短的时间内解决了长期想解决而又未解决的温饱问题。
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取得如此显著的绩效,根本原因在于其把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承包户)真正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即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从一开始便具有市场化取向。塑造微观市场经济主体的核心是产权很明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在土地所有权属于农民集体的前提下,将农村土地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转让权等划归农户所有,实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5]马克思这里所说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个人所有制,而是集体所有制与个人所有制有机结合在一起。按照传统的所有制概念,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收益权、转让权是同一的,不可分割的;但是,根据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概念,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收益权、转让权是可以分开的。通过用益物权法可以破解这个难题。用益物权是指非所有权人对他人所有的物享有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以及转让权。当用益物权人在遵守相关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对他物权依法享有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以及转让权时,所有权人不得干涉用益物权人行使上述权利。农户有了明晰的土地产权,则会形成刚性的市场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6]。该制度变迁源于农民自发的行动,是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是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制度变迁,也说明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的市场化方向是生产力发展所要求的方向,是正确的方向。与此同时,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也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一方面,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肯定、推广和优化比如从“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置”,就是党和政府根据经济发展实际对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進一步优化。,使其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成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并有效促进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显著提高和农村经济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在肯定农村经济制度变迁的市场化方向的同时,也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即坚持农村土地所有权归农民集体所有。
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较大规模的包产到户在全国曾经出现过三次,但都被“自上而下”地压下去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包产到户或家庭承包也是被禁止或限制的,中央文件对包产到户或家庭承包的态度先后经历了“不准包产到户”“不要包产到户”“少数边远山区和落后地区可以包产到户”;直至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才明确指出家庭承包制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可见,对待人民群众自发推行的经济制度变迁,只要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政府都应予以支持,并积极进行推广和优化。邓小平同志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由农民首先提出的。”[3]711-712习近平同志也指出,在农村选择什么样的经营制度,“要尊重农民意愿和维护农民权益,把选择权交给农民,由农民选择而不能代替农民选择。”[4]59从这里我们可以更深刻体会到习近平同志“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在经济制度变迁中的指导意义和战略作用。
农村经济制度的变迁及其取得的巨大成功,必然会触动城市经济系统,进而引发城市经济制度的变迁。但与农村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经济制度变迁不同,城市改革是供给主导型(或政府强制型)的制度变迁,无论是财税制度、就业制度、医疗制度、住房制度还是户籍制度,城市改革都表现为自上而下地推动。之所以会有如此显著的差别,原因在于城市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强大的地方,制度变迁带来的利益分配格局变化较大,改革的难度也大;而农村则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的地方,改革比较容易推进。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一样,城市经济制度变迁的方向也是市场化,但由于是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变迁,往往不容易一步到位,在改革初期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的“双轨制”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比如,“农民工”“城中村”等是城乡二元制度在城市的缩影。
中国经济制度变迁是“扬弃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不是(也不能)采取推倒重来的“休克疗法”,不能即刻废除传统计划经济制度。既要依靠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又要进行经济制度创新,这是不可回避的矛盾。变革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必然涉及经济利益的重大调整,如果步子迈得过大,既得利益集团难以接受,而其往往又具有占主导地位的话语权,改革会面对相当大的阻力,这就需要进行渐进式的改革。首先是选择能使所有人都能获得利益增进的经济制度变迁,如前所述的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其次则可以选择使部分人利益增进但又不损害(或损坏很少)其他人既得利益的经济制度变迁,即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以外的领域率先改革,也称之为从“制度外改革”或“增量改革”入手。这种制度外增量改革突出表现在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上。
邓小平同志指出,“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2]238“而是基层农业单位和农民自己创造的。”[3]631乡镇企业之所以被称之为“异军”,是因为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下国有企业是“正规军”,国家工业化的推进要依靠城市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工业化与城市化相辅相成。谁也没有料到在广大农村也会自发地发展出与“正规军”(即国有企业)相竞争的乡镇企业(即草根企业),而且乡镇企业的发展是市场化的,进而形成一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之外的在市场经济中运行的“异军”。早在1985年,乡镇企业产值就超过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0%,成为发展农村经济、扩大农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渠道;20世纪90年代乡镇企业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92年乡镇企业总产值达16万多亿元,相当于1985年全国社会总产值;其中乡镇工业总产值达12万多亿元,约占当年全国工业总产值的35%,从业人员超过1亿人,与当年国有企业的职工人数相当。改革开放以来,很多有效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包括“长三角模式”“珠三角模式”“温州模式”以及“晋江模式”,都是建立在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基础上的。
非公有制经济或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也是制度外增量改革的重要方面。中国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是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提高的,没有非公有制经济,就没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以来,迅速发展起来的非公有制经济或民营经济,已经成为城镇新增就业的主渠道,对经济增长、国家税收、居民收入、科技创新以及对外贸易等的贡献份额持续上升,在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中国民营经济对税收的贡献率超过50%,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60%,在高新技术企业中的占比超过70%,提供城镇就业超过80%,对新增就业的贡献达到90%。公有制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公有制企业(尤其是占主体地位的国有企业),资本实力较为雄厚,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非公有制企业机制灵活,能够较好适应市场经济多变性和不确定性的要求,具有较强的市场潜力和增长能力。无论是公有制经济还是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三个不可或缺的内在要素,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达到新的高度,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创新和发展。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经济质量不断提高的制度保证,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性的集中表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相匹配的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种分配制度有利于兼顾效率与公平,防止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是社会主义阶段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相匹配的经济运行机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将公有制经济主体与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置于统一的市场环境中进行公平的市場竞争。
现在回顾起来,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以外的增量改革,要做到完全不触动既得利益者是不可能的。因为传统经济制度结构下的利益结构是处于一种相对均衡状态的,并且各经济主体在此利益结构下的既得利益是受法律和制度保护的。传统经济制度外的增量改革推进到一定阶段,必然会打破制度交易的平衡,从而使传统既得利益者受到一定程度的利益损害。市场空间总是有限的,增量制度变迁的产物——乡镇企业、非公有制企业或民营企业的蓬勃发展,必然会对传统公有制企业的既得利益造成较大的冲击,两者成为竞争对手,冲突和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只是这种损害程度比起制度内存量改革要小得多,相对比较容易被既得利益者所接受。因此,只进行制度外增量改革不能实现真正的“帕累托改进”,不是最优方案,只能说是次优方案。还必须进行制度内存量改革,将公有制企业也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并构建统一的市场体系、市场规则和市场运作机制,让其与非公有制企业在相同的市场环境中进行公平的市场竞争和合作,才能实现真正的“帕累托改进”。
我国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能够迅速打开局面,并不断地向纵深推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家庭承包制的建立和乡镇企业的崛起。如果说家庭承包制把“一统天下”的传统计划经济制度打开了一个缺口,那么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则使中国经济制度不可避免地朝着市场化的方向演变。但是,这两项制度变迁都是农民自己创造的,都是源于农民群众的自发行动。农村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发源地,但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绝对离不开城市改革,离不开国有企业改革。在城市经济制度变迁及其制度内存量改革的启动阶段,为了减轻制度变迁遇到的阻力,在很多领域并没有立改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而是先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框架内做些政策性调整。这里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例进行分析。
为克服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对国有企业统得过死的弊端,改革开放后首先实施了对国有企业“扩权让利”的过渡性政策,即把一部分权力和利益下放给地方、企业和个人(包括利润留成、利改税和承包经营责任制等政策调整),以利于调动地方、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但是,一般情况下,这种政策性调整,只有激励机制,而没有约束机制,往往会导致工资、奖金、福利等的增长速度超过企业利税的增长速度,进而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从政策性调整转入制度创新。建立硬预算约束机制则是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重要标志,只有建立起硬预算约束机制,才有可能把国有企业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而要形成硬预算约束机制,必须具备四个基本条件:一是企业必须为自己占有的生产资源支付代价,二是企业必须按事先规定的标准向国家上缴利税,三是企业经营亏损时不能随意获得国家的财政补贴,四是企业必须严格遵守各项契约(包括信贷契约、商业契约等)。因此,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经过多年的改革实践探索,比较一致的观点是,股份制或公司制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模式。
但是,要把传统的国有企业制度改造成为股份制或公司制,还有一系列问题需要解决,尤其是国有资产产权问题。比如:如何准确评估国有资产价值,以防止在转制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如何有效保障国家、集体和个人作为股东的合法权益,进而建立合理的产权激励和约束机制以及风险防控机制;如何管控国有股权交易,使国家、企业和个人能够平等分享国有资产增值利益;国家的股东职能应由政府的哪个部门代理,以有效避免可能出现的政企不分;等等。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标志着国有企业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通过产权流动或转换推动资本流动和重组,使包括资本在内的各种要素可以根据市场需求从效益低的部门流向效益高的部门,进而促进生产的集聚与集中以及效率的提高。与此同时,在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过程中,还存在“一股独大”的现象,即国有股占绝大比重,導致股份制或公司制改造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因此,还需要为重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民营企业进入创造有利的条件。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必须强调的是,国有企业改革离不开市场化的推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任何权利的获得都应通过市场交换实现,所有权也不例外。不完全的市场条件必然导致不完全的所有权形态,扭曲的市场关系必然造成扭曲的所有权关系。所以,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
进一步从产权制度改革来看农村改革与国有企业改革的差异性。表面上看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和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具有相似性,都是“两权分离”关于“两权分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需要从理论上厘清所有制与所有权的关系。西方经济学离开所有制关系谈所有权,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马克思提出了科学的所有制和所有权理论:所有制是一个经济范畴,是一系列经济关系的产物,所有权则是所有制关系的法律表现。所有制关系包括归谁所有、归谁占有、归谁使用、归谁受益,其主体是同一的;所有权也包括归谁所有、归谁占有、归谁使用、归谁受益,但与所有制不同,所有权的主体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分离的,即分属于不同主体。马克思把所有权关系或财产关系定义为“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7]。既然是法律用语,法律可以对此作出具体的规定,进而使所有权与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相分离有了法律依据。(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但两者的“两权分离”所带来的委托代理成本具有本质区别。由于所有者与经营者利益的不一致,所有权人把资产或资源委托给经营权人经营,就会产生代理关系带来的代理成本,使经营者的经营方向有可能偏离所有者的目标。农村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承包农户则是集体成员,经营者与所有者的目标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加上农业家庭生产经营规模及监督成本较小,因而农村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几乎没有代理成本;同时,包干制使农户的经营绩效与其自身收益密切相关,进而极大地激发了农户的生产积极性和经营活力,也为农民走向市场扫除了障碍。而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相对于“农民集体”,“全民”更为抽象,也有更多的目标取向,导致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利益可能具有较大的不一致性,加上企业生产经营规模较大、组织运行较复杂,监督成本也较高,因而国有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会产生较大的代理成本;同时,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收益与经营绩效的关联度相对较小,其努力程度也难以衡量,如果没有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不但可能产生激励不足问题,还可能引发寻租、利益输送等弊端。此外,由于国有企业的特殊性和政府干预的惯性,简单的“两权分离”并不能使国有企业转变为真正的市场主体,还需要在诸多领域进行相应的市场化改革。可见,公有化程度越高的领域,改革的难度越大,产权越难明晰,越难与市场经济接轨。因此,某种意义上讲农村经济制度变迁是一步到位的,并在短期内取得了巨大成效;而国有企业改革面对的利益关系要复杂得多,需要逐步推进,其短期绩效也逊色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
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制度,要实现从计划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其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是难以想象的,阻力也是相当大的。加上没有现成的经济制度和经验可供借鉴,中国的经济制度市场化变迁没有一下子全面铺开,而是在实践中探索前进,选择了以点带面、以局部带动全局的制度创新路径。这种以局部带动全局的制度创新在地域上表现为:先在条件较好的地区通过发展市场经济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再通过辐射效应带动全国的经济增长和市场经济发展;先在有条件的地区进行改革试点,再推广到全国。具体来讲,最为典型的就是根据不同阶段改革开放的需要,相继建立了经济特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新区以及自由贸易试验区等。
为了在经济制度变迁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同时保持经济发展的稳定,就必须从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市场经济制度较易建立的地方开始,经济特区应运而生。1980年中国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1988年又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经济特区是以引进外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为主的区域,一般设置在地理位置较为优越、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比重较低、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的地区。这些地区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制约较小,非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外资经济比较容易发展。在当时投资环境较差的情况下,为了吸引外资,中央赋予这些地区特殊优惠政策,包括税收优惠、金融优惠、土地厂房使用权优惠、固定资产折旧优惠以及放宽外汇管制等。这些特殊优惠政策对扩大对外开放、加快引进外资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也构建了经济特区独特的经济竞争优势,使经济特区以超常速度实现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并有效带动了全国的经济增长,也为全国的改革开放起到了“窗口”和“试验田”作用。在经济特区实行特殊优惠政策,固然对突破旧制度、建立新制度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却不符合市场经济所固有的公平竞争规则,不符合经济制度变迁的最终目标。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特殊优惠政策的覆盖面将越来越狭小直至消亡,而普惠政策的覆盖面将越来越宽大直至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又先后建立了一批包括深圳、厦门经济特区在内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经济制度变迁从重点突破、单方面改革向综合配套改革转变的必然产物,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必然选择。顾名思义,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核心在于全局性、系统性、链条性,要从生产、流通、分配、消费以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城乡、生态等方面多领域进行制度创新,形成相互补充、相互配套的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以增强各方面、各领域、各层次的协调性,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中央选择有一定代表性又符合条件的地区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并把解决各地区发展中面临的主要矛盾与攻克全国性制度创新难题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全面系统的制度创新,率先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为全国其他地区的综合性配套改革发挥示范作用。应当说,创建经济特区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都是为了促进计划经济制度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转变。如果说经济特区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開辟了道路,那么,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则是与经济特区一起,为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创造条件[8]。
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规模效益的存在决定了市场经济是开放的。随着对外开放的逐步扩大,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的市场经济与外部的市场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为了适应新时代经济制度创新和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国范围内相继建立了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深化制度创新和扩大对外开放的战略高地,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通过深化改革加快商品、服务、人才、资本、技术、信息等的国际流动,通过市场机制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同时,要从商品和要素市场的开放上升到市场规则的开放,不但要学习发达国家好的经验,也要坚持和推广自己好的做法,还要为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完善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优化作出积极贡献。截至2020年9月,各地自由贸易试验区已形成260项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为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也有效促进了国内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
中国经济制度变迁具有明确的市场化方向,目的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要求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但需要逐步推进,还要求制度变迁是系统性的。这里基于中国市场体系的发展,进一步说明中国经济制度市场化变迁的渐进性与系统性。高标准的市场体系要求实现市场准入畅通、开放有序、竞争充分、秩序规范:国内市场统一,不仅仅是地理空间上的统一,还包括市场规则的内在统一,要消除各种行政障碍,为各类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市场开放不仅仅是对外开放,对内也要开放,即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和部门之间相互开放,形成跨部门、跨地区、跨城乡、跨行业的商品和要素资源自由流动的统一市场体系;完整的市场体系不仅包括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商品市场,还包括资本、劳力、土地、技术、信息等要素市场,不仅包括现货市场,还包括期货市场。完整的市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不可能一步到位,需要分阶段逐步推进,进而具有渐进性、顺序性,具体表现为商品市场发育、要素市场发育和期货市场发育三个不同阶段。
与计划经济制度相辅相成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只承认消费资料是商品,不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更不承认要素是商品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商品关系“只限于个人消费品”。。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把商品的范围从消费资料扩大到生产资料,但也明确提出“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不是商品,土地、矿山、银行、铁路等等一切国有的企业和资源也都不是商品”。因为这涉及要素和资源的核心问题,即所有制问题。然而,经济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通过放开包括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购销和价格,使商品供给根据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而变化,使供给与需求相匹配,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这就要求要素配置也要市场化,让要素能够根据市场信号进行自由流动、重新组合和优化配置。没有要素市场对资源进行市场化配置,只能发挥微观组织的比较优势,无法通过要素的自由流动提高要素生产率和报酬率。此外,要素市场还可以通过地区间、城乡间的要素流动和配置,缩小地区间、城乡间的差距。因此,没有充分发育的要素市场,也就没有完整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一个重要理论创新,就是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由“基础性作用”上升到“决定性作用”,从而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理论基础[9]。202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正式发布,这是中央关于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第一份文件。
在中国经济制度变迁过程中,消费资料市场、生产资料市场、要素市场和期货市场的发育呈现明显的渐进性和顺序性,要素市场、期货市场的发育相对滞后。要素市场发育滞后,既有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观方面的原因。主观方面的原因主要是:认为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特征,公有的土地是不能买卖的;劳动者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人,劳动力不应当成为商品;既然土地和劳动力这两个最基本的要素都不是商品,不能进入市场流通,那么就不存在要素市场。客观方面的原因主要在于:新中国成立后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追赶型经济发展战略,而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在当时的条件下所必需的资本原始积累只能由“三农”来承担,其主要途径是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和城乡要素价格剪刀差,这就必然会抑制农村要素市场的发育,比如严禁农村劳力、土地在市场上流通和交换。中国“三农”问题之所以长期得不到解决,要素市场发育滞后是其中重要的原因。长期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主要在供给侧。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供给侧和需求侧都有影响,但并没有改变供需关系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供给侧。只有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才能促使要素从低效领域向高效领域流动,提高要素质量和要素配置效率,推进经济发展动力转变、效率提高、质量提升,从而不断优化供给结构。而要发挥市场在资源(或要素)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建立健全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就必须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步伐,推动政府从“定价格”向“定规则”转变。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要素流动都要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直接干预,通过市场竞争形成要素价格,进而调节要素市场的供求关系,优化要素资源配置。
随着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形成与发育,客观上要求建立规避市场价格风险的机制,以防止市场供求和价格变化对经济社会正常运行造成的严重冲击。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规避和转移市场价格波动风险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借助于政府的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特别是经济手段,即根据不同时期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主要矛盾,实施不同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过多的政府干预,不利于市场的发育和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另一种是借助于市场经济所特有的自我调节、补偿和平衡功能,将价格波动风险进行分解和转移,比如由风险投资者承担,这主要是通过期货市场来实现。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相辅相成,是现代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其基本功能有两个:一是规避价格波动风险,即通过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有效分解和转移现货市场中的价格波动风险;二是提供较为正确稳定的预期价格信号,减轻和削弱资源配置中可能出现的盲目性和短期行为,使价格信号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积极作用。因此,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还需要积极发展健康的期货市场。
除了各类市场发育程度参差不齐,要素市场和期货市场发育明显滞后外,当前中国市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还面临诸多难题,主要包括:一是与城乡二元制度结构相联系的城乡市场分割仍然存在,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有待完善,若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城乡差别不断扩大的趋势将难以扭转;二是由行政分权和财政分权改革造成的市场分割较为严重,地方和部门利益膨胀限制了要素在地区间和部门间的自由流动,不利于区域和产业协调发展,也不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三是如何解决数据要素的确权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将数据作为一种新型要素提出,目的是促使其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当前中国制造业面临比较优势明显削弱的挑战,要重塑制造业国际竞争优势,必须加快推进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但是,数据交易中如何确權、单位是什么等问题尚在探索之中。,还有待于深入研究;四是市场规则建设滞后,市场交易行为不够规范;等等。由此可见,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需要积极推进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还很艰巨。
习近平同志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也是改革开放后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转变的结果。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起源于农民自发性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创新,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市场化取向,并逐步而坚定地系统化推进:以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为突破口,尔后逐步推进城市经济制度变迁;从制度外增量改革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内存量改革;从政策性调整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创新;从局部性制度创新入手,尔后逐步扩大到全局性制度创新;从塑造真正的市场主体到构建完整的市场体系再到制定有效的市场规则,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渐进性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以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而又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压抑较为严重的农村为突破口,从农村到城市,从增量到存量,从政策到制度,从局部到全局,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是为了更好地协调各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减轻改革阻力,以维护制度变迁中的经济社会稳定。同时,这种渐进性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坚持了党的领导,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人民主体地位,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等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进行了充分肯定、积极推广和科学优化,并自上而下地推动了城市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等系统化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不但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而且还实现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但仍需不断完善,而且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将面临更多更大的利益关系调整,可能会有更大的阻力。今后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必须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市场化方向,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也要处理好各方利益关系。新时代的经济制度变迁要着眼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也要放眼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济发展必须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经济制度变迁,一方面要进一步促进生产力进步,实现充分发展;另一方面要平衡好地区间、部门间、群体间的利益关系,实现协调发展。在促进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经济制度变迁也要促进高水平高层次对外经贸发展,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强。在新冠疫情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等的冲击下,世界经济下行而中国经济独好,反映出中国的市场经济至少在集中力量办大事、减缓经济波动、缩小贫富差距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基于市场化方向,中国以往的经济制度变迁学习和借鉴了发达国家发展市场经济的有益经验,今后也需要学习和借鉴,但更应挖掘本土经验并进行系统化集成,以更好地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势。因此,应将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践优势上升为制度优势和理论优势,为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制度变迁提供借鉴,并为世界经济运行机制的完善提供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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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个永无止境的过程。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在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坚持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通过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建立了举世闻名的灿烂文化。但是,由于封建统治的腐败和历史局限性,到清代的康、雍、乾时期,虽冠以帝国之称,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政策加之统治者盲目乐观,其实已到历史发展的尽头,光彩夺目的“盛世繁华”背后映衬着的只是落日余晖。终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英国的坚船利炮首先撕开了中国的大门,清朝军队不堪一击,中国自此开始逐步滑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此后的中国屡遭西方列强的侵略和蹂躏,国家主权和领土不断受到侵蚀,中华民族蒙受着空前的屈辱和灾难。
面对着“亡国灭种”的严峻局面,多少仁人志士怀着强烈的危机感和救亡图存的民族意识,为了寻求救国真理,历经千辛万苦,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民族赞歌。但无论是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农民运动领袖,还是以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派,亦是模仿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的戊戌维新派,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究竟路在何方?直到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的面貌才焕然一新。
马克思主义创立于19世纪40年代,是工人阶级政党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是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的学说。但马克思主义自诞生起已有160多年的历史,人类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都超出了马克思当年的预想。要将理论变为现实,实现伟大理想,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和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实践中不断向前发展,不断以新的内容来丰富和发展自己,以使自己始终充满活力,不断与时俱进,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所在。
马克思主义初入中国时面临着“如何中国化”的问题。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之间的相互结合、双向建构的互动关系,它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一个相互适应、相互融合的过程。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必须在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不断地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元素,并把它改造融合为自身成分;必须适应中国实际情况,在内容和形式上做出相应的调适;必须随着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的不同阶段的条件、特点、任务而发展自身。同样,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全面认识,从而真正把其精髓融入到中国人的“血液”中。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初始就信奉马克思主义,把其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史。中国共产党94年的发展史表明:解决中国的时代课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不行,但是忽视中国实际,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同样不行。
土地革命后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在党内盛行,他们不顾中国国情,机械理解马克思主义,将苏联经验神圣化、教条化,最终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在关乎存亡的危机时刻,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提出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正确主张,从而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型革命道路,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于经验不足,照搬他国模式,在此过程中我们走了弯路,付出了巨大代价。“文革”结束后,中国何去何从,历史又一次将中国推到了十字路口。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正确把握中国社会发展阶段,在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做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举措,初步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大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进入新世纪,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深刻变化,我们准确把握当代中国发展实际,在实践基础上推进理论创新,马克思中国化取得全新进展,中国共产党先后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理论,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时期“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什么是发展,怎样发展”等时代课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是新世纪新阶段全党全国人民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指针,体现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它们既反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又以新的实践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既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又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显而易见,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中国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之所以能够从失败走向胜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毛泽东大胆地倡导和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反对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独立思考,大胆创新,最终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适合于中国的实际,并引领中国革命走向成功。同样,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曾一度遭受严重挫折,也是因为党在那个特殊时期,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把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理论观点教条化、公式化,背离了中国实际,背离了时代特征。
当下,中国共产党正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是一项极其伟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它的建成和实现标志着我国的综合国力和现代化建设将进入一个历史性的发展新阶段,意味着我国将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取得重大进展。我们唯有在认真分析国情、民情,准确把握社会发展脉搏的基础上,紧紧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发展实际结合起来;我们唯有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地研究新情况,探索新思路,总结新经验,创造新办法,以理论创新为先导,以发展的理论推动和指导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和各方面的创新,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解决发展中的各种难题。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正是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了中国特色,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才使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断取得胜利。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亦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时代课题。历史上它经历了种种艰难曲折,新时期仍将可能经历新的艰难曲折,出现各种争论和斗争。但无论遇到何种困难和挑战,我们都应坚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坚定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勇于实践,大胆创新,在坚持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发展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只有这样,国家才有出路,民族才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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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文化观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热点,大量学术研究成果不断涌现,通过对这一时期毛泽东早期文化观以及毛泽东文化观产生的渊源、特征、文化领导权等研究成果的梳理,为更好地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一定借鉴。
关键词: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文化观;研究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文化观引起学界高度重视。学者从毛泽东文化观产生的渊源、特征、毛泽东早期文化观、毛泽东文化领导权等方面进行深入细致研究,成绩斐然。本文旨在对其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概括,以期为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笔者将改革开放以来的研究成果分为三个阶段进行梳理。
这一阶段出现了研究毛泽东文化观的热潮,对毛泽东文化观研究不断得到重视。将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主要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1.1对毛泽东早期中西文化观的研究
1.2对毛泽东文化观的特征研究
这一阶段对毛泽东文化观的研究趋于成熟、稳定,且侧重从微观方面进行研究,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这一时期亦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更为客观地论述毛泽东文化观,牟岱以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为目的出发,对毛泽东倡导大众文化观的原因、特点和意义进行分析,指出毛泽东倡导大众文化观与其家庭生活经历、传统文化教育、“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关,受马列关于文化论述的影响、是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必然结果、是政治斗争的必然要求。[13]张慧明以建设好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为目的出发,深刻分析了毛泽东文化教育思想,指出毛泽东关于新文化教育的基本观点是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文化教育的基本原则,同时“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对待中西文化的正确方针。
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更加细致丰硕,主要研究成果分為以下几个方面:
3.1对李大钊文化思想与毛泽东文化思想关系研究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以陶红霞等人的研究最为典型。关于李大钊与毛泽东中西文化观趋同性的研究,陶红霞认为李大钊与毛泽东中西文化观趋同性表现在对待中西文化都采取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态度,都主张中西合璧创造中国新文化。[17]管晓莉则认为李大钊与毛泽东对于中西文化观的趋同性主要表现在李大钊、毛泽东均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主静,西方文化主动,对中西文化都进行辩证的否定,均认为中国新文化源于中西文化的相互渗透和融合。
3.2毛泽东文化领导权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后,很多学者试从微观入手研究毛泽东文化观,譬如对毛泽东法制文化观、民俗文化观、民主行政文化观等方面的研究,研究成果如下:
覃梦早对毛泽东民主行政文化观进行了讨论,作者着重论述了毛泽东民主行政思想的提出、民主
农学概论论文篇十二
第一段:引言(200字)。
农学概论实习是大学农学专业学生必须经历的一门实践课程,通过实地考察和实践操作,学生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农业生产的全过程。在这次实习中,我参观了不同类型的农场,接触了各种农业机械和种植技术,并参与了实际的耕作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我收获了许多新的知识和体验,也逐渐培养了对农业的热爱和责任感。
第二段:农业现状与挑战(250字)。
在实习的过程中,我对农业的现状有了更加直观的认识。农业已经从传统的手工劳动方式逐渐转向机械化和智能化,农机的出现大大提高了效率,减轻了农民的劳动负担。然而,随着城市化的加快和农村劳动力的流失,农业面临着人力短缺的问题。另外,农业产值和种植收益也面临着市场供需变化和气候因素的影响。这些挑战使得我意识到,农业仍然需要更多的创新和发展,以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益和可持续性。
第三段:农机技术和管理(300字)。
实习过程中,我深入了解了不同种类的农业机械以及它们的使用方法和维护技巧。例如,我学会了如何正确操作拖拉机、收割机和播种机等工具,了解了它们的工作原理和安全注意事项。我还了解到,农业机械的运用不仅可以提高农作物的生产效率,还可以减少人工的高强度劳动,改善农民的生产环境。同时,农机的管理工作也十分重要,要定期检查和保养农机,避免故障和事故的发生。通过实践操作和理论学习的结合,我逐渐掌握了农机技术和管理要点。
第四段:农作物种植和管理(300字)。
实习中,我还参与了农作物的种植和管理,学习了不同作物的生长周期、栽培技术和病虫害防治方法。例如,我了解了小麦、水稻和玉米等主要农作物的生长特点和栽培要求,并参与了土壤管理、施肥和灌溉等工作。我还学会了如何识别农作物的常见病虫害,并掌握了防治措施。通过这些实践,我深刻认识到农业生产中的时间和环境因素对作物生长的重要影响,也明白了科学种植和管理的必要性。
第五段:实践体会与感悟(350字)。
通过农学概论实习,我不仅学到了专业知识和技能,也收获了宝贵的实践体验。首先,我深刻认识到农业仍然是一个重要的产业,为人类提供了粮食和生活必需品。在农业生产中,农民的辛勤劳作和技术创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需要我们尊重和支持。其次,我意识到农业发展应该与科技进步相结合,借助现代化的农业机械和智能技术,提高农业的效益和可持续性。最后,我体会到农业生产需要不断创新和探索,以适应市场变化和环境变化的挑战。
总结(100字)。
通过农学概论实习,我深入了解了农业生产的现状、挑战和发展方向。同时,我也意识到作为农学专业学生,除了掌握相关的理论知识,还要注重实践操作和动手能力的培养。这次实习不仅让我更加了解了农业的全过程,培养了对农业的热爱和责任感,还提高了我对未来农业发展的关注和思考。
农学概论论文篇十三
摘要: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认同途径、认同程度和认同效果三方面受到了很大挑战。造成这种现象包括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原因,主要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时期,加之多元思潮涌入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宣传教育不足以及理论与实践和利益结合不够等因素,对此,可以通过增强理论魅力、提高宣传教育工作能力、完善利益机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等途径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感。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感;价值取向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着深刻的时代特征,严谨的理论逻辑和鲜明的价值取向,是我国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理论指向。但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感还存在一些问题,影响到了这一精神力量作用的发挥,主要表现在:首先,在认同途径方面,当前网络和全球化时代各种信息汹涌而来,鱼龙混杂,要把党的核心价值上升为国家的核心价值,不仅要对党员进行教育,还需要在全民中进行宣传,而目前很多普通群众对于核心价值体系缺少认识的途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大众文化结合的程度还很有限,另外价值观的东西也难以进行法律规范的界定,法律对其约束十分有限。其次,从认同程度上来看,不同的阶层、职业,不同信仰的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识程度不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四个部分的认同感也有很大差异。最后,从认同效果方面来看,当前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感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指导人们的行为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存在很大挑战,很多党员干部虽然对核心价值表示认同,接受了核心价值观规范和准则,但在实际中却没有付诸行动,知行脱节现象比较严重,知而不行、言行不一的现象还较为普遍,缺少将认知转为行动的动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认同感方面存在的不接受,不行为等问题,有着深刻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一)从主观方面来看
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感不强的原因,主要是宣传教育的不到位,宣传形式化,致使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感的效果不明显。
一种核心价值体系能否深入人心与对他的宣传教育形式和成效密切相关。良好的宣传可以使之在大众中间得到广泛的传播,在全社会形成一致的认同,不良的宣传则可能走向反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宣传的过程中就存在形式化的问题,形式化的宣传则只会过分关注表面的东西,从而忽视了对问题本身的认识和解决,影响到核心价值体系的学习和践行。比如在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宣传教育中,很多内容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缺乏针对性,宣传过程中树立的一些先进典型往往与普通群众的距离较大,这样就打击了一部分人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对于荣辱观教育很多地区都停留在常规的会议或者教育基地的数量等可以量化的数字等形式上面,对深层次的内涵则缺少判断的标准,从而不能达到实实在在的效果。一个价值体系只有内化为人们心中的信念才能发挥作用,而要实现内化首先需要大家对它了解、认识和深入挖掘,宣传教育工作就摆在了首要位置。可见,宣传教育的成效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起着重要作用。
(二)从客观方面来说
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不认同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包括西方思潮的涌入、当前凸显的社会问题还难以体现核心价值观的优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时期,人们对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不够坚定等。
首先,西方思潮的涌入,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造成了阻碍。当今时代已是一个全球化时代,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和对外开放的加深,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日益增强,思想观念和精神领域的深刻变革,意识形态领域异常活跃,人们在多信息的选择中,会无意地消解从而淡化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坚定信念,价值观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挑战。当前存在的影响较大的思潮包括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实用主义、民族主义、新保守主义等,还有一些封建思想沉渣泛起,这些思想不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造成威胁,甚至有的严重破坏了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局面。其次,当前凸显的社会问题以及利益机制的不完善,造成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淡漠。我国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也是改革过程中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存在很多的社会问题,比如贫富差距和地区差距扩大趋势仍旧没能得以扭转、党内干部的腐败行为、日益突出的就业问题和社会保障压力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致使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产生动摇,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信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绝不是仅仅是理论务虚,还需要与人们真实的价值需求结合起来。再次,当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正处于低潮时期,资本主义国家在他们的一些价值观念指导下,自身进行了一些新调整和新变化,其统治似乎比以往更加稳定,这些表象使很多人认为现在坚持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没有前途,反而是西方的那一套市场经济和利己主义的理论更能给自己带来实际利益。人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不够坚定,对其前途感到困惑和忧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也遭到挑战。因而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淡化、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缺少信心和决心,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受到削弱,荣辱观的标准受到挑战。在这一阶段,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显得就愈加宝贵。
(一)加强理论研究,优化理论语言体系,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魅力
一个理论要想获得普遍的认同,既要符合价值性要求,又要符合目的性和规律性的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张扬以人为本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根本体现。以人为本就是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贴近老百姓的生活,来源于生活,能够服务于现实,要增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感,就需要在不断追求人的发展这个理论内核的基础上,把握不同个体的需求,使核心价值体系更具有科学性和实效性。同时,也应该对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语言加以优化。传统的价值观教育话语体系的特点体现为语境的严肃性、话语的规范性、语辞的固定性、叙事的宏大性等。如今,网络文化日益成为重要的文化传播方式,传统价值观的认同感也因为话语体系的不同而遭到了挑战。这就需要加强对核心价值观的言说方式的研究,这样才能使公众自身积极的参与到意识形态的建设上来。
(二)加强对党员干部的要求,提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宣传教育工作的能力
核心价值观的认同程度,很大一部分在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效果。目前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宣传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得到了大部分人的认可,但是也存在很多的问题,比如宣传形式化的问题,因此宣传部门在宣传的时候就要认真落实,使每一项活动都能成为一次灵魂的教育,避免成为形式化的说教和清谈。其次还要树立一个整体的概念,教育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价值观的教育不仅仅是教育部门的事情,更需要家庭、学校、社会相互作用、共同努力,形成一股合力,使核心价值观得到更广的传播和认同。再次,价值观教育更是执政党的核心价值观的建设,党的价值观赢得了群众的支持,才能长久执政。总体上,中国共产党的广大党员和干部还是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言行一致,但也存在一些党员和干部违背这一要求,走上腐败的现象,严重影响了党的形象。所以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要提高对党员干部的标准,他们的身体力行将对社会、国家产生重大的积极作用。
(三)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
面对多元的社会思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坚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态度,积极吸收其他思想文化的精华,不断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涵和外延。社会越是多样化,意识形态越是纷纭复杂,就越需要主心骨,就越需要强调和坚持指导思想和主导价值的一元化,牢固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权、主动权、话语权。可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对一个社会的重要意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既要引领好多元的社会思潮,又要有力抵制腐朽的、错误的社会思潮,坚持“二为”方针和“双百”方针,积极运用多种传播手段和媒介,增强理论宣传的通俗性和生动性,增强大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走进群众的心灵,外部的宣传教育固然重要,但从根子上解决思想问题,让群众掌握分析问题的方法更为根本,面对多元的思潮,能够以“火眼金睛”看清楚事物本质,从认知上的认同深化为情感上的认同,更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当前的生产力状况和基本经济制度在人们道德观念和理想信念上的集中表现和反映,古语有云:仓廪实而知荣辱。物质条件是人们思想观念形成的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想有说服力,得到普遍的认同,还有赖于其能够满足全民共享发展成果的机制和广大群众认同的实践效应。价值认同,说到底是一种利益认同。因此,在加强信仰建设的同时,还需要结合经济建设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建立合理的利益关系,整合不同阶层的利益诉求。当前贫富分化扩大趋势以及党内的腐败问题等矛盾严重影响到了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学习和践行,因此着力解决这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问题,加大对社会矛盾的解决力度,创造正确的舆论导向和社会环境,是增强对核心价值体系认同感的重要途径。
注释:
汤志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0(5).第75页.
王贤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路径探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1(2).第15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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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聂运麟.低潮中的奋进.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8).
农学概论论文篇十四
摘要:社会主义改革“变”的是社会主义“模式”而不是社会主义本身。我国社会主义改革,与社会主义建设同时起步,并行发展,贯穿于党领导人民长期奋斗和探索的过程中。历经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后,改革开放终于在1978年再度兴起,并汇成一股历史潮流持续40年,且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历史的轨迹决定着未来的发展。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40年的成就和经验,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趋势。其主要任务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关键词:生产方式;模式转变;社会主义
改革即“变化”。“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1](p601)但社会主义改革“变”的是社会主义“模式”而不是社会主义本身。说到我国社会主义改革,人们往往将其追溯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而事实上,新中国的改革实践与社会主义建设同时起步,并行发展,贯穿于党领导人民长期奋斗和探索的过程中。正是沿着它的历史轨迹,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又在这一基础上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征程。
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确立起来。但我们的心情并未因此感到满意和舒畅。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苏联模式”,虽说它在当时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其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并为我们党所察觉。改革势在必行。
从1956年到1978年,改革可谓“三起三落”。1956年4月,毛泽东已意识到“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2](p23)提出要引以为戒,由此形成了关于“十大关系”的思想。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党的八大以后,在有计划地引进市场调节机制的基础上,经济领域自由市场一度活跃,个体工商户明显增多,其中还出现了自发经营的较大的手工业个体户和手工工场,被人称之为“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对此,毛泽东的判断是,“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即便如此,毛泽东还是以唯物辩证法的眼光认识到它产生的原因,并制定了党的政策:“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当然要看条件,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就可以搞。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又有困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工厂。”[3](p170)1957年也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形势最好的年份。“但是,由于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4](p2)接下来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不仅没能纠正原有体制的弊端,反而使之得以强化。此乃一起一落。面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严重困难,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了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一些经济学家初步提出了商品经济、利润原则、物质利益、企业权力等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纲领。第三个五年计划对一些重要产业的组织方式也进行了改革,一些社会主义式的“托拉斯”建立起来;在农村,力求实行包产到户等以农民家庭为单位的组织形式。这些举措使国民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但这些观点和做法一经提出和实践就被视为“修正主义”横遭批判,因此也没有从根本上克服弊端,终于被“文化大革命”再度中断。此乃二起二落。“文革”后期,邓小平在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时,对国民经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且初见成效,但好景不长,“整顿”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夭折——是为三起三落。
这一曲折历程的思想根源在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不完全清醒”。恩格斯在论及空想社会主义时指出:“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能从头脑中产生出来。”[5](p780-781)同样,当年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也受到了不成熟的社会主义“生产状况”的制约。我国和欧洲的情况有很大差异,因此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早期共产党员都有一个直线发展的思维模式,那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夺取政权以建设公有制经济”。[6](p274)一旦将这个逻辑嫁接到社会实践,必然会产生理论与实际脱节的后果。事实上,这种情况不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都时有发生。历史在1949年凝成的基本国情是,生产力水平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阶段,工业化现代化任务远未完成,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且文盲充斥。这种状况决定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必然要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即不发达阶段。尽管这一判断明确出现得相对较晚,但是这一事实早已客观存在并发挥作用。然而我们党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建设社会主义的“办法”还隐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苏联模式”在其故乡也因“年久失修”而“逐渐老化”,以至于苏共对其都不得不进行有限的调整或“改革”。但当时在我国却还把它看作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唯一样板,“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成为当时认识社会主义的思维定式。虽然它的弊端业已暴露,但改革的“办法”也隐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始之际,只有10%左右的现代工业和数量极少的产业工人,自然和半自然经济仍居统治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以计划经济体制和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为基本特征的苏联模式,适应了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要求。现在看来,这种模式远不适应世界新技术革命和生产力发展的趋势,但在当时却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選择。它得以延续下来而没有得到彻底改革,就是因为它的历史使命还未终结。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我国施工的工业建设项目有一万多个,其中大中型项目921个,但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之际,全部建成投产的只有595个,156个重点建设项目,开工的135个,只有68个已经全部建成或部分建成投产。[7](p37)显然还需继续发挥这种模式的作用,而且当时进行改革的外部环境也不完全具备。在两极对峙的“冷战”格局中,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发展的老路;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必须保持经济政治的独立;鉴于近代以来的遭遇,战争的阴影始终萦绕在人们的心头,不能不“冷眼向洋看世界”,更遑论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 历史的惯性也是造成这种曲折的主要因素。任何一场大的革命运动绝不会因新政权的建立而立刻形成理想的社会秩序。尤其是暴力革命的余波必然要搅动新社会的一池春水。历史上,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都经历过一段社会动荡时期,这恐怕也是社会发展规律的体现。具体到中国,老一辈革命家基本上都领过兵、打过仗,军事斗争和群众运动经验丰富,面对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则显得力不从心,手足无措,只好运用革命战争年代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来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出现的新问题,主观与客观的脱节在所难免。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思维还停留在革命战争时期;中國共产党已经成为执政党,但还是下意识地把自己视为“在野党”和“地下党”。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只有达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境界才能发现隐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办法”,而这必然要付出攀登和探索的代价。
在经过了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后,改革开放终于在1978年再度兴起。这一次,它汇成一股历史潮流并持续40年,而且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这既是生产力革命性的体现,也是三起三落进程中所积累的能量的总爆发。
(一)动力的生成
在唯物史观的视野中,改革的动力来自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具体说,来自苏联模式和生产力发展的“交互活动”。作为一种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生产方式,苏联模式产生于资本主义矛盾所造成的战争与革命的历史环境中。它所得以确立的理论基础并没有违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故而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一种现实形态。它比较适应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进行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因此在社会主义起步阶段发挥了积极作用。比如在我国,通过这个模式迅速搭建起新中国赖以巩固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产业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没有这一切也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社会主义。但环境变迁必然产生模式转变的要求,社会主义的发展也在改变自身的存在条件。恰恰是改革不彻底导致的“三起三落”推迟了这种转变,以至于这个模式维持到1978年时留给人们的记忆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250美元,“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8](p115)就农业而言,从1957年到1978年,全国人口增长三亿,非农业人口增加四千万,耕地面积却由于基本建设用地等原因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因此,尽管单位面积产量和粮食总产量都有所增长,1978年全国平均每人占有的粮食大体上还只相当于1957年,全国农业人口平均每人全年的收入只有70多元人民币,有近四分之一的生产队社员收入在50元以下,平均每个生产大队集体积累不到一万元,有的地方甚至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9](p166)就工业而言,经过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全国有三分之一的企业管理混乱,生产秩序没有恢复正常。重点工业企业主要产品中的30项主要质量指标,有13项低于历史最高水平。38项主要消耗指标有21项没有恢复到最高水平。1978年国营工业企业中亏损企业占企业总数的19.3%。当时的国营企业每百元工业产值所提供的利润、每百元资金实现的利润、资金利润率等指标,都大大低于1965年的水平。此外,流通领域环节多、周转慢,许多物资严重积压,基本建设战线长、投产慢、浪费大,所有这些都使企业经济效益降低。[10](p1848)这说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苏联模式”已不再适应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要求,逐渐演变成了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旧体制障碍。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必将冲破这种体制的束缚。改革终于从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农业领域再度兴起。
(二)经验的积累
我国改革从农村兴起,这是现代化发展规律的体现。不论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还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首先都必须进行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制度。因此,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三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到了七亿亩耕地和大批其他生产资料。翻身农民以极大的劳动热情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随后又通过互助组到初级农业合作社、再到高级农业合作社的过渡形式,实现了农民的个体所有制到集体所有制的转变。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刚刚两年,一场轰轰烈烈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便席卷全国。这种完全脱离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极大地破坏了农业生产。这还不算,在“文化大革命”中,通过“割资本主义尾巴”使本已元气大伤的农业经济又雪上加霜。从切身的经历中,农民认识到这种模式的弊端,因此早在合作化时期,一些农民就产生了不满情绪,具体表现为“闹退社”和“包产到户”。“闹退社”是从合作社中退出来,也可以说是“反对”集体化;“包产到户”则是在集体经济之内,给制度做些“修改”。根据文献记载,包产到户是在1956年出现的。[11](p84)此后断断续续,时隐时现,成为农村改革的“演习”。1977年11月下旬,中共安徽省委下发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表示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鼓励社员经营家庭副业,这一举措受到农民的热烈欢迎。1978年秋,安徽大旱,人畜饮水发生困难。面对灾情,肥西县山南区在借地种麦的基础上实行包产到户,结果大旱之年夺取农业大丰收。从此,这一农民早已熟悉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终于“在希望的田野上”再度萌生。没有这些经验的积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不可能那样迅速。正是亿万农民的伟大创举为改革提供了思路和线索。1992年7月23日、24日,邓小平在审阅中共十四大报告稿时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由农民首先提出来的。这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12](p1350)
(三)变革的逻辑
历史的轨迹决定着未来的发展。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40年的成就和经验,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趋势。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全面深化改革是“兩点论”和“重点论”的有机统一。“两点”即全面,重点则还是经济体制改革,即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通过40年的改革,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业已确立,但不能说它已经成熟。远的不说,党的十四大以来,对政府和市场关系,我们党一直在根据实践拓展和认识深化寻找新的科学定位。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从理论上对政府和市场关系进一步作出定位,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迈出新的步伐。“作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定位,有利于在全党全社会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14](p77)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途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市场经济的前提无非是有剩余劳动产品、有社会分工,但更重要的是生产资料归属不同。因此,完善市场经济的途径是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础上,通过股份制改造使生产资料占有日益呈现出深化性质;把市场作为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的天然尺度,激发整个社会活力;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分工协作达到和谐相处的目的。当然,市场经济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有“失灵”情况的发生。由此决定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即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不是推进一个领域改革,也不是推进几个领域改革,而是推进所有领域改革,就是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总体角度考虑的。”[15](p90)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改革提出的新的要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15](p90)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中没有解决得很好。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原理很多是预测性的;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就过世了,没来得及深入探索这个问题;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但也犯下了严重错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不断探索这个问题,虽然也发生了严重曲折,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重大成果,改革开放以来的进展尤为显著。事实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就“开始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国家治理体系问题,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16](p104-105)这说明,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是对以往改革成果的继承,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向更高水平发展的要求。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内容就是一套制度,在我国“治理能力”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因此,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就制度而言,如果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改革的对象是“苏联模式”的话,那么在已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改革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完善和发展,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身也要经历一个不断完善发展的过程。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而言,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而言,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就文化领域制度建设而言,要加强文化领域制度建设,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传承革命文化、发展先进文化,努力创造光耀时代、光耀世界的中华文化;就社会领域而言,要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安定有序;就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而言,要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总的要求就是坚决破除一切妨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和利益固化藩篱,加快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具体地说就是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也要把改革创新精神贯穿于党的自身建设之中。为此,必须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增强全党的团结统一和创造活力,不断增强党的执政本领,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更加有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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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学概论论文篇十五
摘要:本文概述了和分析了毛泽东思想对世界的国际影响,高度赞扬了毛泽东思想的世界价值。
关键词:世界 影响
1 概要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理论飞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运用到中国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并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一系列独创性的理论概括,从而形成了一个适合中国具体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适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2 对世界的影响
国外对于的研究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至今为止仍在升温。苏联是最早将作为研究对象的国家之一。早在1950年12月苏共的《布尔什维克》杂志就先于中国的《人民日报》刊载了《实践论》;50年代美国学者本杰明·施瓦兹出版了《中国的共产主义和毛的崛起》,可谓是西方研究的开山之作。
2.1 毛泽东外交思想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影响
在毛泽东国际战略中,“三个世界”理论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可以说毛泽东晚年在国际战略层面上对世界的研究,其精华部分主要包括在这一理论中。
1974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正式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他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较第三世界要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
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是依据当代世界各种基本矛盾的发展而得出的结论。他希望以第三世界为主体,建立最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可以这样说,毛泽东“三个世界”的战略观点反映了毛泽东对世界新结构的认识和力图建立对霸权主义统一战线的思想。
反对霸权主义,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是中国外交的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社会面临着严重的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美苏必战”、“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爆发”等悲观主义大肆横行。在这种大环境之下,毛泽东力排众议,于1946年4月写下了《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他指出:“世界反动力量确在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战争危险是存在着的。但是,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超过世界反动力量,并且正在向前发展,必须和必能克服战争危险。因此,美、英、法和苏联的关系,不是或者妥协或者破裂的问题,而是或者较早妥协或者较迟妥协的问题。”毛泽东还进一步指出:“美、英、法和苏联之间的这种妥协,只能是全世界一切民主力量向美、英、法反动力量作了坚决的和有效的斗争的结果。”这说明,和平不会从天而降,只有经过世界人民的不懈斗争,才能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毛泽东通过对国际形势的冷静观察,正确地得出了战争危险虽然存在,但世界和平力量将压倒战争力量的重要结论。大胆预测出,对峙的美苏迟早会达成某种妥协,从而避免爆发战争。
2.2 毛泽东军事思想对世界人民解放战争的影响
军事领域,是毛泽东一生最辉煌、最精彩的一个活动领域,是中最具魅力的组成部分,对世界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2.2.1 对尼泊尔的影响
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对殖民地国家反对外来侵略战争起了很大的作用,不仅在第三世界的影响巨大,在西方的一些国家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特别是英、美、法、日。
2.2.2 对英国的影响
英国巴特曼说:“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不但研究游击战运动问题,事实上,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很多内容都直接或间接地被西方国家的军事理论所吸收。如: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重视人的因素,注重群众战线,研究游击战,强调群众纪律等有关内容,都被吸收到美国作战条例当中去了。当然他们战争的非正义性质决定了他们对这些原则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这些情况表明毛泽东军事思想逐渐被各国所接受,在世界军事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世界军事学术还将进一步产生重大影响。
2.2.3 对美国的影响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雷霆万钧式的胜利大进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震撼了世界,当然也震撼了美国朝野上下。1961年,肯尼迪下令美国陆军要研究毛泽东游击战争的理论,据说美国的西点军校还专门开设了毛泽东军事思想课。1989年上海一家报纸介绍,美国海军陆战队,至今还要求把毛泽东军事著作作为必读书。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菲利普·戴维逊在他的《毛泽东的战略》一书中,公正而客观地说:“毛何止是一位游击战士!他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在本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期,他在一系列辉煌的游击作战中,把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弄得苦恼不堪。10年后,他以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在中国打败了日本人。40年代后期,他在一系列得心应手的运动战中征服了中国。最后,他的部队在朝鲜阵地战中顶住了美国。哪个领袖能像他这样在这么多的不同类型的冲突中长期立于不败之地。”
2.2.4 对日本的影响
60年代至70年代,在国外研究领域,日本仅次于美国。日本学者新岛淳良作为对研究较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编写了许多关于的论著。他认为作为中国革命的思想,是在战场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日本共产党也创办了很多宣传的进步报刊,呼吁广大日本人民要深深体会到“只有,才能救日本。”在指引下,日本人民反美爱国斗争深入发展。群众高举毛主席画像,高喊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口号向日本官僚主义展开进攻。
3 结语
不仅谱写了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同时也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史有着深远影响。他是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也是新中国的缔造者,更是唤起世界受压迫民族和人民反抗精神的缔造者,同时还是推进世界哲学体系进一步发展的缔造者。不仅是推动中国不断向前发展的强大力量,更是影响世界的中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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