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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诉讼演讲稿篇一

全国人大代表、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芮跃华表示，可以借鉴消费者保护和环境公益保护的实践做法，推动建立我国证券领域公益诉讼制度。他建议，通过推动修改相关立法或出台专门司法解释，明确符合法定条件的专门投资者服务保护组织作为原告，提起证券公益诉讼，探索我国资本市场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新机制，维护资本市场公共利益。

芮跃华是在参加湖北代表团小组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时作上述表示的。

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内幕交易、操纵市场、信披违法违规等传统类型案件持续呈高发态势，各类新型违法违规行为也不断涌现，侵犯证券市场投资者权益的事件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显示，20审结虚假陈述、内幕交易等案件4238件。

中小投资者占较大比重是我国资本市场市场结构的一个显著特征，未来几年主体结构也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由于中小投资者相对比较分散，力量较为薄弱，受损的投资者主要通过自发提起诉讼来进行个人维权。从实践情况来看，一方面，中小投资者通过自发诉讼维权面临诉讼期间长、成本高、成效低、取证难、担风险等难点，自身权益难以得到及时救济；另一方面，中小投资者因诉讼成本过高、专业能力不够、诉讼预期不明确等原因，维权动力不足，往往主动放弃维权，从而客观上降低了相关市场主体的违法成本，违法行为得不到有力震慑。

所谓公益诉讼，一般是指由法律规定的机关或组织、个人，针对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或特定的他人利益的行为，为维护公益目的而提起的诉讼。我国《民事诉讼法》对公益诉讼作出了原则性规定，在消费者保护和环境保护等领域明确了特定专门组织发起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并进行了积极实践。年福建法院审结了首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在证券领域开展公益诉讼，境外资本市场已有较为成熟的实践经验。

芮跃华建议，在证券法修改中加入专门条款，明确符合法定条件的专门投资者服务保护组织有权作为原告，针对侵害众多投资者利益的证券违法行为，以投资者服务保护机构的名义提起证券公益诉讼。通过发起证券公益诉讼，可以有效避免个人起诉时的“集体行动”困境，为众多受损投资者积极维权提供示范和引导，充分实现对违法行为的震慑作用，从而提高投资者权益救济效率，及时维护资本市场公共利益。

针对在目前现状下如何实现公益诉讼、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芮跃华认为，与证券公益诉讼类似，在现行法律框架下，支持诉讼也可以起到实现投资者权益及时有效救济的效果。公益诉讼一般是由专门机构作为原告发起诉讼，而支持诉讼则是专门机构作为投资者的代理人，支持投资者开展诉讼。

作为中国证监会批复成立的专司中小投资者保护服务的机构，目前投资者服务中心正研究探索面向中小投资者开展公益性支持诉讼，通过公职律师或者组织证券公益律师，作为投资者的诉讼代理人，支持中小投资者发起维权诉讼，为广大中小投资者维权起到示范和引导作用，净化资本市场环境。

[推动建立证券公益诉讼制度]

公益诉讼演讲稿篇二

摘要：

行政公益诉讼，又简称为行政公诉，是指公民认为行政主体行使职权的行为违法，侵害了公共利益或有侵害之虞时，虽与自己无直接利害关系，但为维护公益，而向特定机关提出起诉请求，并由特定机关依法向法院提起的行政诉讼。虽然行政公益诉讼形式在我国目前还未被立法者所承认，但是在我国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有理论之基础，现实之需要，也是国际上诉讼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本文首先从保护环境公益的需要、保护资源公共利益的需要、保护公共设施等公共财产利益的需要阐释建立行政公益诉讼的现实必要性；进而从社会公共性权利的司法保护、私人力量对行政权的制约、诉的利益观之更新与公益救济论证行政公益诉讼之法理基础；接着本文阐析了行政公益诉讼的内涵，并着重从其中的几个大方面去把握之。

关键字：

行政公益诉讼直接利害关系公共利益

一、建立行政公益诉讼的现实必要性

在我国建立行政公益诉讼，不仅具有可行性，而且具有紧迫的现实必要性。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保护环境公益的需要。环境公益主要包括各种自然环境利益、人文环境利益、教书环境利益、消费环境利益等，该类公益受到侵害的事件已屡见不鲜。关于市场环境利益的案件更是层出不穷，有不服电信局纵容电信企业乱收费不作为的，也有不服铁路、民航主管部门违法提高票价的等。这些争议有的提起行政诉讼，有的提起民事诉讼，结果几乎都是“无果而终”。其根本原因在于，我们没有可靠的公益诉讼制度。

第二，保护资源公共利益的需要。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目标是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各地发生了不少掠夺性、杀鸡取卵式的开发行为，对水、土地、矿藏资源造成了极大破坏。群众多方寻求帮助，但苦于投诉无门。有关部门皆以该开发行为没有直接侵害个人利益为由，不予受理。如果有公益诉讼制度的存在，事关如此众多人民重大利益的事情，必定不会陷入像今天这样尴尬的局面。

第三，保护公共设施等公共财产利益的需要。有些行政机关的首长出于追求政绩的需要，不惜重金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而对年久失修的桥梁、道路、历史文物不及时进行修缮维护，酿成一幕幕桥梁倒塌、道路废弃、历史文物毁灭的惨剧。要保护上述公共利益，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健全的法律制度，是不现实的。为此，应尽快建立公益诉讼制度。

二、行政公益诉讼之法理基础

任何一种制度的建立和发展都必须有其自身的理论基础作为支撑，否则它就会成为空中楼阁。行政公诉的法理基础如下：

（一）社会公共性权利的司法保护

社会公共性权利是公民权利的延伸。公民权利以及社会公共性权利受到尊重和保护的程度，是一国法治状况和人权发展水平的反映。公民的各项权利，根本上是通过法律来确认和规范的，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实际上是法律使公民权利从应然权利演变为法定权利，再发展成为现实权利的过程。因而公民权利的主要内容是法律权利，这也是权利获得法律保障的必然要求。

法律要保障公民权利，首先要为公民权利设立相应的权利制度，为保障公民权利提供制度根据，包括宪法和普通法律两个层面的根据。但是，仅有制度根据没有制度保障是不够的，社会公共性权利必须以切实有效的诉讼手段为依托。就我国而言，立法者往往局限于创制的层面，关注法律规范自身在逻辑结构上的完整性，而忽视从将来法律实施的前瞻性视角关注法律的可诉性问题。虽然我国宪法和法律对公民的社会公共性权利设置了初步的实体权利体系，但由于这些权利往往由多数人共同享有，因而公民个人一般不被认为具有直接的诉的利益，其原告资格不被认可。

无救济即无权利，权利受侵害者都应享有申请救济的资格；司法救济是保护公民的最后一道防线，任何一种法律权利要获得实在性，就必须赋予权利人获得司法上救济的权利。概言之，公民的基本权利，包括社会公共性权利，除了通过法律的普遍性实体赋予外，还要获得可诉性，这是行政公益诉讼确立的法理基础之一。

（二）私人力量对行政权的制约

依我国行政诉讼法之规定，只有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自身合法权益时，方有提请司法审查的权利；而如果政府行为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因这种侵害与私人没有直接利害关系，则被排除在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外。此种观念和制度之所以存在，其理论根据就在于：行政权本身就是为维护公益而设的，它的行使原则上不受司法审查。私人无权为公益提起诉讼，当法院认定公民个人与案件不存在直接利害关系，则不认可其具有诉的利益，也即不认可其原告资格。

按照这样的传统理论，公权的行使如侵害了公共利益，是由另一种公权来纠正，以公权控制公权。依此，行政权在其固有范围内运作，即使其行为危及或害及社会公益，只要没有直接损害私人利益，普通公民就无权干预，无权借助司法手段对之进行审查；而只能靠公权系统内部解决，即以分权和制衡的机制加以解决！其结果是：封闭的权力分立与制衡之设计一方面使得公权系统无限扩张，运作效率愈发低下，造成社会资源极度浪费；另一方面也使得各种权力日益聚合为一个拥有自身利益的庞大系统，堵塞了公民管理国家事务、主张各种权益的途径，违背了人民主权的根本法理。

可见，我们需要从权力和权利资源的整体配置和互动上进行深刻反省，运用公权以外的力量——私人力量，通过司法审查的手段，对行政权力进行制约。司法审查的精髓不只是法院通过司法程序来审查行政行为，实质上，其意义在于动用私权的力量来制约行政权之行使，来保护各种私益和公益。

（三）诉的利益观之更新与公益救济

在“无利益即无诉权”的原则下，一般认为，作为诉权要件的“诉的利益”是法院进行裁判的前提。传统理论上，诉的利益是指当一人之权益受到侵害或与他人存在纠纷时，需要借助诉讼程序予以救济的必要性；诉的利益与原告资格直接相联系。因此，笔者认为，要研究诉讼资格扩大的问题，其认识基础应在于诉的利益观之更新。

在大量的公害性案件涌现之前，权益之纠纷主要发生于平等主体之间，按照传统的“法律权利观”，是否具有诉的利益容易识别。而随着新型纠纷（环境诉讼、公害诉讼、消费者诉讼等）的出现，往往无从将这些纠纷的事实纳入现行法律所承认的权利体系或框架之中。然而，事实上又必须对这些纠纷予以解决。因为其权利义务的内容及权利主体的外延未必清楚，若依传统的诉的利益的观念和标准进行审查，可能会不承认其具有诉的利益。因此，基于增加公民运用诉讼的机会或途径，扩大诉讼手段解决纷争和保护权益的功能，应当是尽量扩大诉的利益的范围。对于诉的利益的衡量，不仅应从其消极功能，也应从其积极功能的角度来进行。显然，在行政诉讼中对利害关系作简单化、线条化的理解和把握，在现代社会已不合时宜。细想之下，认为政府的公权力行为与公民个人毫无利害关系，难免显得绝对。

三、行政公益诉讼之内涵

行政公益诉讼是一种新型的诉讼制度，我国的行政公诉制度应该与我国的国情以及整个行政诉讼制度相适应，具有中国特色。在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应具有其独特的具体内涵。

要明确行政公益诉讼的含义，首先应了解作为属概念的“公益诉讼”。公益诉讼，顾名思义，就是指允许直接利害关系人以外的公民或组织，根据法律的授权，对违反法律侵犯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法院起诉，并由法院追究违法者责任的诉讼。公益诉讼有以下两个主要特征：第一，公益诉讼的直接目的是主持社会正义，实现社会公平，以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第二，公益诉讼的起诉人可以是与案件无直接利害关系的人。

何谓“行政公益诉讼”，笔者认为，在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又简称为行政公诉），是指公民认为行政主体行使职权的行为违法，侵害了公共利益或有侵害之虞时，虽与自己无直接利害关系，但为维护公益，而向特定机关提出起诉请求，并由特定机关依法向法院提起的行政诉讼。这是我国应建立之行政公诉的应有之义。

对此含义，我们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把握：

（一）行政公益诉讼的对象范围包括在普通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之内，应属于“法律、法规规定可以起诉的其他案件”一类。

行政公益诉讼作为行政诉讼的种概念，其诉讼理念和价值与其他行政诉讼并无二致，这也就决定了他所针对的对象不能超过《行政诉讼法》中规定的受案范围。在当今司法实践中，随着控权意识和公民权利保障意识的不断加强，所有行政主体行使职权的行为，除了法律明确规定不可诉的以外，只要侵害了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一般都可被依法起诉。而行政公益诉讼则将把侵害公共利益的行为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之下。也就是说，只要不是法律明文排除的，所有侵害合法权益的不法行政行为都将具有被司法审查的可能性。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笔者认为，在行政公益诉讼中，对于《行政诉讼法》专门规定的不予受理的“抽象行政行为”应当作严格解释。可以理解，抽象行政行为与公共利益之间存在着特殊的联系。因为抽象行政行为的性质决定了只要其一旦违反法律（宪法或法律）或正当程序，就将必然损害公共利益。但我国的立法者却“依据国情”通过立法将该类行政行为排除在司法审查之外，而交由国家权力机关或上级行政机关对其进行审查或监督。这有其合理的一面，但随着民主化和法治化趋势的不断加强，相信抽象行政行为终将会接受司法的制约而具有可诉性，这也是国际上诉讼制度发展的必然规律，并已为西方法治国家的诉讼制度演变的过程所证实。所谓对其进行严格解释，即“抽象行政行为”的行为主体必须是国务院及其各部或直属机构，各级人民政府，或省级政府各部门行政机关；其表现形式必须是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政府规章或自治条例。因此，只要不符合以上两条件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便不属于法律规定的不予受理的“抽象行政行为”。

（二）被诉行政行为违法，并侵害了公共利益或有侵害之危险。

首先，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只要认为公共利益受到或将要受到行政主体行政行为的侵害即可提起诉讼，而至于公众利益实际上是否受到侵害或有侵害之危险，则由法院通过审理进行判定。

其次，违法行政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不作为的违法行政行为一般是指具有法定职责的行政主体，在其职责范围内，对侵害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置之不理，或放纵该行为。在实践中，可能出现不作为行政机关互相推诿的情况，即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行政机关对某一违法行为都具有管理职责，但都不实施制止行为，而是互相推托。在这种情况下，原告可选择任何一个、几个或所有负有职责的行政机关作为被告而提起诉讼。

再次，违法包括违反实体法和程序法。实体法指广义的法律，包括宪法、法律、法规、规章、自治条例、单行条例以及其他各类规范性文件。“程序违法”是指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的程序违反了行政程序法或特定法律关于特定行政行为的程序规定。行政程序的合法性审查是保证行政公正、公平和防止幕后交易的重要手段。

最后，违法行政行为损害了公共利益或者有损害公共利益之危险。所谓公共利益，是指不特定的多数人所共同享有的利益。在当今文明法治社会，公共利益不仅指物质利益，还涵括人身利益、环境利益、消费利益甚至审美利益等。就行政公益诉讼的特点而言，它是指被诉行政行为侵害了或危及到社会性的公共利益，而并非直接损害公民私人的利益。当然，请求救济的公共利益在受到侵害的同时，某些私人利益也可能同时受到损害，但行政公益诉讼的主要目的乃在于维护社会公益，其诉讼基础并不在于某种私人利益受到侵害或危险，而在于希望保护因行政主体违法行为而受到损害的社会公益；而且，即便受到侵害或威胁的公共利益中包含有原告私人的直接利益，法律一般也不排除他选择通过公益诉讼程序一并获得救济。

行政公益诉讼的功能具有明显的预防性质，即对公益的损害不需要现实的发生，社会公众利益虽没有受到现实侵害，但只要根据一般理性人的判断，某行政行为在经过一定时间或某条件成就后，就将给社会公益造成实际损害的，受害人就可对该不法行为提起公益诉讼。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公共利益一般关系到多数人的利益，一旦造成实际损害，其损失将难以或很难弥补。因而，为最大限度的保护公益，应允许原告人在公益有受侵害之虞但尚未实际发生时对侵害行政行为提起诉讼。

（三）不以诉讼“发起人”即公民与被诉行政行为有直接利害关系为要件。公民为维护公益，可以就无关自己权利及法律上利益的事项，对行政主体的行为“发起”行政公诉。

根据传统的“诉的利益”理论，原告起诉只能就与自己权利或法律上利益有直接关系为限。但在现实中，仅仅依靠直接利害关系人来解决社会所面临的个人利益的自我保护问题有时是不充分的，特别是在社会公共利益遭受侵害的情况下，与行政行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往往是行为的受益者。受益者对致使其受益的行政行为起诉的积极性能有多大可想而知。而且，在某一特定问题上，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并不一定代表全社会的利益。所以，为了维护社会公益，应允许与自己无直接法律利害关系的公民，可就违法行政行为而发起诉讼。

笔者认为，在行政公益诉讼中，公共利益的直接侵害主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行政主体，此种情况下行政主体的侵害行为一般表现为作为。另一类是非行政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和其他性质的组织。如某企业排放超标污水，当地环保局却置之不理，以致大片农田受损，地下水变质。公益的直接侵害主体是污染企业，但该企业的侵害行为却以环保局不履行监督职责为前提。这里的行政主体是公益侵害行为的间接主体，其不法行为表现为作为和不作为两种形式。做出此种分类的意义在于：

首先，有无“直接利害关系”应是指普通公民相对于行政主体的违法行为而言，而非相对于公共利益的直接侵害主体。因为两者有时并不一致。例如上述所举案件中，遭受损失的农民相对于环保局的不作为而言不具有直接利害关系，但其相对于直接侵害主体——污染企业却是直接利害关系人。

其次，在公共利益的直接侵害主体为行政主体时，无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只能发起行政公诉，而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当公益的直接侵害主体是非行政主体时，又有两种情况：一是虽相对于行政行为无直接利害关系，但与直接侵害行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可选择直接以直接侵害主体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诉讼，此时的诉讼虽在效果上保护了公共利益，但因诉讼目的非公益而不是真正的行政公益诉讼。但该种情况下违法行为的行政主体可与直接侵害行为主体一起，成为案件的共同被告。二是普通公民对行政主体（间接侵害主体）的不法行政行为发起行政公益诉讼。也就是说，与直接公益侵害行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有其他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两种选择。一般说来，当只有侵害之危险或者侵害比较微小时，他们会选择前者；当侵害已经发生或侵害比较严重时，则大多选择后者。

（四）行政公益诉讼的“启动权”由公民享有，而特定机关享有起诉权，具有原告资格。

所谓“启动权”，是指公民针对侵害公共利益的行政行为，不能直接向法院起诉，而只能向特定机关“告发”，由特定机关依法决定是否起诉。

不赋予普通公民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是因为这涉及到法律价值的衡量问题。在法律水平（包括法律制度、法律体系、法律文化以及公民的法律素质和意识等）较高的情况下，普通公民享有起诉权，确实有利于在广泛范围内更高效率地保障公民权益，制约政府权力，而不必担心引起滥诉。但在法律水平较差的情况下，则很可能出现滥诉，降低行政效率。我们两千多年的封建传统，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整个法律体制的不完善，以及公民法律素质和意识的相对欠缺，决定我们暂时不能赋予普通公民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因此，依我国现状，为了诉讼经济和防止滥诉，应将行政公益诉讼的起诉权交由具有专门知识的特定机关。

享有行政公诉起诉权的特定机关主要指检察机关，其以公益代表人的身份为维护公益而提起公诉。根据宪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有权对一切违反法律的行为进行监督。从检察院的实际功能也可看出，其主要职能保护国家和公共利益。因此，检察机关享有行政公诉的起诉权符合宪法规定，并充分了检察机关的应有职能。

在某些情况下，也可允许公益性社会团体或自治性组织对行政机关侵害社会公益的行为提起诉讼。现实生活中，某些社会团体的成员在社会上往往处于弱者的地位，如消费者，残疾人等，他们的利益由于自身的弱势而只能依赖其所属团体的维护。该类团体或组织的主要作用就是维护其成员利益，并且在工作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经验，因此可以达到更好的维护公益而又防止滥诉的目的。此外，行业协会对行政机关明显损害该行业职业人员的利益的行为也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行政公诉。

检察机关是否提起行政公诉的决定，应依照法律的规定做出。因此，行政公益诉讼必须以法律有特别规定为前提，明确规定行政公诉的原告资格、受案范围和受理条件，防止特定机关滥用诉权，影响行政行为的效率。笔者建议，立法者应首先制定专门的《行政公益诉讼法》单行法律，以做到有法可依。检察机关必须依照法律和法定程序对公民的起诉请求进行审查，而不能专断独行。其审查范围主要包括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是否违法，社会公益是否遭受了行政行为的侵害或有侵害之危险，以及是否超过一般行政诉讼的范围等。检察机关对以上事项只进行初步审查，以衡量判断是否达到诉的'标准。经审查后，拒绝起诉请求的，应书面通知请求人，并告知理由。被拒绝请求人不服可以向上一级检察机关复议一次。检察机关决定起诉后，并不当然导致诉讼开始。与其他诉讼一样，由法院最终决定受理与否。起诉一旦受理，检察机关便与普通行政诉讼的原告一样，享有相同的诉讼权利，履行相同的诉讼义务。同时为了行政效率考虑，即使是检察机关提起的公诉，仍应贯彻“诉讼不停止执行”的原则。

检察机关一般是应“告发人”公民的请求而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其也可以直接依职权而主动向法院提起此类诉讼。由于中国传统的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以及现实中与政府打官司“赢了官司，输了一辈子”的不合理现状，公民在面对行政机关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作为或不作为时往往敢怒不敢言，或是出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考虑，无人问津，更不会发起行政公诉。因此，当检察机关认为某行政行为侵害或可能有害社会公益时，可依法主动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但此项职权的行使，必须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以免造成司法权对行政权的过分干预，而降低行政效率。另外，为鼓励公民与不法行政行为作斗争，维护公益，对原告胜诉的行政公诉的“告发人”应给给予适当的物质奖励。

四、结语

行政公益诉讼在我国目前还只停留在理论层面，对普通公民来说还是一种陌生的行政诉讼形式，行政法学界也未对其表现出足够的应有重视和进行深入的研究，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的公民权利保障和公共利益保护意识还有待加强。但是，没有行政公益诉讼的诉讼制度是不完整的，没有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就不能得到彻底和有效的保障。因此，当前在我国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具有紧迫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公益诉讼演讲稿篇三

印度是一个极具鲜明个性的国家。任何一个到过印度的中国人，所见所闻都会与先前的想象发生或轻或重的碰撞，因为碰撞，而印象深刻，难以忘却。

印度自1992年实行改革开放，其经济发展落后于中国。但其公益诉讼制度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建立，正蓬勃发展，走在了中国的前面，在世界公益诉讼制度发展过程中起着先锋的作用。通过公益诉讼，其司法的触角进一步向社会的各个领域延伸，积极地回应社会的变化和社会现实的需求，从而推动社会的各项变革。

一

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在印度，诉讼的概念还仍然处于个人诉讼这种一对一式的初步发展阶段。诉讼的提起还是受到损害的个人的特权。即便如此，这一特权的行使还受到个人所获资源的极大限制。几乎没有集体的力量来处理诸如消费者利益、被社会边缘化的群体的权利保护等涉及到公共利益的问题。到了七十年代末期，情况发生了变化。1975年6月，英迪拉・甘地领导的国大党政府突然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在这之后的两年紧急状态期间，国家实行新闻审查，逮捕了成千上万的持不同政见者，无数弱势群体的权益受到了侵犯而无人顾及，剥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不合法行为到处在弥漫。另外，法律越来越发展成为一个利益驱动的职业，大多数印度公民支付不起律师费用而没有能力到法院去寻求权利救济。结果就造成了宪法和法律中所保障的权利和大多数的没有文化，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的公民之间毫无关系。紧急状态结束之后，新闻自由开始恢复，新闻媒体开始揭露社会中出现的镇压、暴力等侵犯人权的实践，这些都引起了律师、法官和社会工作者的关注。受到以上情况的激发，印度最高法院的两名大法官bhagwati和krishnaiyer于1977年提供了一份报告，建议有必要设立一种特别的诉讼形式。这种诉讼形式应该是为印度人民量身定制的。有人认为，这是对印度政府在紧急状态之后所处的合法性危机的一个直接反映，也有人认为这是印度弱势群体的抗议和不断增长的印度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开明思想的结合。这就是印度公益诉讼制度的开始。自此以后，这种由司法界的精英们创设的'法律制度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并在世界公益法发展中形成了自身的特点。实践证明，公益诉讼制度在印度获得了相比美国更大的成功。

二

历史上，印度经历了英国长达190年的殖民统治。它继承了英国的法律制度，属于普通法系国家。在印度的任何成文法律中都没有规定公益诉讼制度，它是通过判例逐步发展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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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诉讼演讲稿篇四

行政公益诉讼，又简称为行政公诉，是指公民认为行政主体行使职权的行为违法，侵害了公共利益或有侵害之虞时，虽与自己无直接利害关系，但为维护公益，而向特定机关提出起诉请求，并由特定机关依法向法院提起的行政诉讼。虽然行政公益诉讼形式在我国目前还未被立法者所承认，但是在我国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有理论之基础，现实之需要，也是国际上诉讼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本文首先从保护环境公益的需要、保护资源公共利益的需要、保护公共设施等公共财产利益的需要阐释建立行政公益诉讼的现实必要性；进而从社会公共性权利的司法保护、私人力量对行政权的制约、诉的利益观之更新与公益救济论证行政公益诉讼之法理基础；接着本文阐析了行政公益诉讼的内涵，并着重从其中的几个大方面去把握之。

在我国建立行政公益诉讼，不仅具有可行性，而且具有紧迫的现实必要性。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保护环境公益的需要。环境公益主要包括各种自然环境利益、人文环境利益、教书环境利益、消费环境利益等，该类公益受到侵害的事件已屡见不鲜。关于市场环境利益的案件更是层出不穷，有不服电信局纵容电信企业乱收费不作为的，也有不服铁路、民航主管部门违法提高票价的等。这些争议有的提起行政诉讼，有的提起民事诉讼，结果几乎都是“无果而终”。其根本原因在于，我们没有可靠的公益诉讼制度。

第二，保护资源公共利益的需要。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目标是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各地发生了不少掠夺性、杀鸡取卵式的开发行为，对水、土地、矿藏资源造成了极大破坏。群众多方寻求帮助，但苦于投诉无门。有关部门皆以该开发行为没有直接侵害个人利益为由，不予受理。如果有公益诉讼制度的存在，事关如此众多人民重大利益的事情，必定不会陷入像今天这样尴尬的局面。

第三，保护公共设施等公共财产利益的需要。有些行政机关的首长出于追求政绩的需要，不惜重金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而对年久失修的桥梁、道路、历史文物不及时进行修缮维护，酿成一幕幕桥梁倒塌、道路废弃、历史文物毁灭的惨剧。要保护上述公共利益，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健全的法律制度，是不现实的。为此，应尽快建立公益诉讼制度。

任何一种制度的建立和发展都必须有其自身的理论基础作为支撑，否则它就会成为空中楼阁。行政公诉的法理基础如下：

（一）社会公共性权利的司法保护。

社会公共性权利是公民权利的延伸。公民权利以及社会公共性权利受到尊重和保护的程度，是一国法治状况和人权发展水平的反映。公民的各项权利，根本上是通过法律来确认和规范的，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实际上是法律使公民权利从应然权利演变为法定权利，再发展成为现实权利的过程。因而公民权利的主要内容是法律权利，这也是权利获得法律保障的必然要求。

法律要保障公民权利，首先要为公民权利设立相应的权利制度，为保障公民权利提供制度根据，包括宪法和普通法律两个层面的根据。但是，仅有制度根据没有制度保障是不够的，社会公共性权利必须以切实有效的诉讼手段为依托。就我国而言，立法者往往局限于创制的层面，关注法律规范自身在逻辑结构上的完整性，而忽视从将来法律实施的前瞻性视角关注法律的可诉性问题。虽然我国宪法和法律对公民的社会公共性权利设置了初步的实体权利体系，但由于这些权利往往由多数人共同享有，因而公民个人一般不被认为具有直接的诉的利益，其原告资格不被认可。

无救济即无权利，权利受侵害者都应享有申请救济的资格；司法救济是保护公民的最后一道防线，任何一种法律权利要获得实在性，就必须赋予权利人获得司法上救济的权利。概言之，公民的基本权利，包括社会公共性权利，除了通过法律的普遍性实体赋予外，还要获得可诉性，这是行政公益诉讼确立的法理基础之一。

（二）私人力量对行政权的制约。

依我国行政诉讼法之规定，只有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自身合法权益时，方有提请司法审查的权利；而如果政府行为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因这种侵害与私人没有直接利害关系，则被排除在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外。此种观念和制度之所以存在，其理论根据就在于：行政权本身就是为维护公益而设的，它的行使原则上不受司法审查。私人无权为公益提起诉讼，当法院认定公民个人与案件不存在直接利害关系，则不认可其具有诉的利益，也即不认可其原告资格。

按照这样的传统理论，公权的行使如侵害了公共利益，是由另一种公权来纠正，以公权控制公权。依此，行政权在其固有范围内运作，即使其行为危及或害及社会公益，只要没有直接损害私人利益，普通公民就无权干预，无权借助司法手段对之进行审查；而只能靠公权系统内部解决，即以分权和制衡的机制加以解决！其结果是：封闭的权力分立与制衡之设计一方面使得公权系统无限扩张，运作效率愈发低下，造成社会资源极度浪费；另一方面也使得各种权力日益聚合为一个拥有自身利益的庞大系统，堵塞了公民管理国家事务、主张各种权益的途径，违背了人民主权的根本法理。

可见，我们需要从权力和权利资源的整体配置和互动上进行深刻反省，运用公权以外的力量——私人力量，通过司法审查的手段，对行政权力进行制约。司法审查的精髓不只是法院通过司法程序来审查行政行为，实质上，其意义在于动用私权的力量来制约行政权之行使，来保护各种私益和公益。

（三）诉的利益观之更新与公益救济。

在“无利益即无诉权”的原则下，一般认为，作为诉权要件的“诉的利益”是法院进行裁判的前提。传统理论上，诉的利益是指当一人之权益受到侵害或与他人存在纠纷时，需要借助诉讼程序予以救济的必要性；诉的利益与原告资格直接相联系。因此，笔者认为，要研究诉讼资格扩大的问题，其认识基础应在于诉的利益观之更新。

在大量的公害性案件涌现之前，权益之纠纷主要发生于平等主体之间，按照传统的“法律权利观”，是否具有诉的利益容易识别。而随着新型纠纷（环境诉讼、公害诉讼、消费者诉讼等）的出现，往往无从将这些纠纷的事实纳入现行法律所承认的权利体系或框架之中。然而，事实上又必须对这些纠纷予以解决。因为其权利义务的内容及权利主体的外延未必清楚，若依传统的诉的利益的观念和标准进行审查，可能会不承认其具有诉的利益。因此，基于增加公民运用诉讼的机会或途径，扩大诉讼手段解决纷争和保护权益的功能，应当是尽量扩大诉的利益的范围。对于诉的利益的衡量，不仅应从其消极功能，也应从其积极功能的角度来进行。显然，在行政诉讼中对利害关系作简单化、线条化的理解和把握，在现代社会已不合时宜。细想之下，认为政府的公权力行为与公民个人毫无利害关系，难免显得绝对。

行政公益诉讼是一种新型的诉讼制度，我国的行政公诉制度应该与我国的国情以及整个行政诉讼制度相适应，具有中国特色。在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应具有其独特的具体内涵。

要明确行政公益诉讼的含义，首先应了解作为属概念的“公益诉讼”。公益诉讼，顾名思义，就是指允许直接利害关系人以外的公民或组织，根据法律的授权，对违反法律侵犯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法院起诉，并由法院追究违法者责任的诉讼。公益诉讼有以下两个主要特征：第一，公益诉讼的直接目的是主持社会正义，实现社会公平，以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第二，公益诉讼的起诉人可以是与案件无直接利害关系的人。

何谓“行政公益诉讼”，笔者认为，在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又简称为行政公诉），是指公民认为行政主体行使职权的行为违法，侵害了公共利益或有侵害之虞时，虽与自己无直接利害关系，但为维护公益，而向特定机关提出起诉请求，并由特定机关依法向法院提起的行政诉讼。这是我国应建立之行政公诉的应有之义。

（一）行政公益诉讼的对象范围包括在普通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之内，应属于“法律、法规规定可以起诉的其他案件”一类。

行政公益诉讼作为行政诉讼的种概念，其诉讼理念和价值与其他行政诉讼并无二致，这也就决定了他所针对的对象不能超过《行政诉讼法》中规定的受案范围。在当今司法实践中，随着控权意识和公民权利保障意识的不断加强，所有行政主体行使职权的行为，除了法律明确规定不可诉的以外，只要侵害了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一般都可被依法起诉。而行政公益诉讼则将把侵害公共利益的行为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之下。也就是说，只要不是法律明文排除的，所有侵害合法权益的不法行政行为都将具有被司法审查的可能性。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笔者认为，在行政公益诉讼中，对于《行政诉讼法》专门规定的不予受理的“抽象行政行为”应当作严格解释。可以理解，抽象行政行为与公共利益之间存在着特殊的联系。因为抽象行政行为的性质决定了只要其一旦违反法律（宪法或法律）或正当程序，就将必然损害公共利益。但我国的立法者却“依据国情”通过立法将该类行政行为排除在司法审查之外，而交由国家权力机关或上级行政机关对其进行审查或监督。这有其合理的一面，但随着民主化和法治化趋势的不断加强，相信抽象行政行为终将会接受司法的制约而具有可诉性，这也是国际上诉讼制度发展的必然规律，并已为西方法治国家的诉讼制度演变的过程所证实。所谓对其进行严格解释，即“抽象行政行为”的行为主体必须是国务院及其各部或直属机构，各级人民政府，或省级政府各部门行政机关；其表现形式必须是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政府规章或自治条例。因此，只要不符合以上两条件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便不属于法律规定的不予受理的“抽象行政行为”。

（二）被诉行政行为违法，并侵害了公共利益或有侵害之危险。

首先，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只要认为公共利益受到或将要受到行政主体行政行为的侵害即可提起诉讼，而至于公众利益实际上是否受到侵害或有侵害之危险，则由法院通过审理进行判定。

其次，违法行政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不作为的违法行政行为一般是指具有法定职责的行政主体，在其职责范围内，对侵害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置之不理，或放纵该行为。在实践中，可能出现不作为行政机关互相推诿的情况，即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行政机关对某一违法行为都具有管理职责，但都不实施制止行为，而是互相推托。在这种情况下，原告可选择任何一个、几个或所有负有职责的行政机关作为被告而提起诉讼。

再次，违法包括违反实体法和程序法。实体法指广义的法律，包括宪法、法律、法规、规章、自治条例、单行条例以及其他各类规范性文件。“程序违法”是指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的程序违反了行政程序法或特定法律关于特定行政行为的程序规定。行政程序的合法性审查是保证行政公正、公平和防止幕后交易的重要手段。

最后，违法行政行为损害了公共利益或者有损害公共利益之危险。所谓公共利益，是指不特定的多数人所共同享有的利益。在当今文明法治社会，公共利益不仅指物质利益，还涵括人身利益、环境利益、消费利益甚至审美利益等。就行政公益诉讼的特点而言，它是指被诉行政行为侵害了或危及到社会性的公共利益，而并非直接损害公民私人的利益。当然，请求救济的公共利益在受到侵害的同时，某些私人利益也可能同时受到损害，但行政公益诉讼的主要目的乃在于维护社会公益，其诉讼基础并不在于某种私人利益受到侵害或危险，而在于希望保护因行政主体违法行为而受到损害的社会公益；而且，即便受到侵害或威胁的公共利益中包含有原告私人的直接利益，法律一般也不排除他选择通过公益诉讼程序一并获得救济。

行政公益诉讼的功能具有明显的预防性质，即对公益的损害不需要现实的发生，社会公众利益虽没有受到现实侵害，但只要根据一般理性人的判断，某行政行为在经过一定时间或某条件成就后，就将给社会公益造成实际损害的，受害人就可对该不法行为提起公益诉讼。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公共利益一般关系到多数人的`利益，一旦造成实际损害，其损失将难以或很难弥补。因而，为最大限度的保护公益，应允许原告人在公益有受侵害之虞但尚未实际发生时对侵害行政行为提起诉讼。

（三）不以诉讼“发起人”即公民与被诉行政行为有直接利害关系为要件。公民为维护公益，可以就无关自己权利及法律上利益的事项，对行政主体的行为“发起”行政公诉。

根据传统的“诉的利益”理论，原告起诉只能就与自己权利或法律上利益有直接关系为限。但在现实中，仅仅依靠直接利害关系人来解决社会所面临的个人利益的自我保护问题有时是不充分的，特别是在社会公共利益遭受侵害的情况下，与行政行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往往是行为的受益者。受益者对致使其受益的行政行为起诉的积极性能有多大可想而知。而且，在某一特定问题上，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并不一定代表全社会的利益。所以，为了维护社会公益，应允许与自己无直接法律利害关系的公民，可就违法行政行为而发起诉讼。

笔者认为，在行政公益诉讼中，公共利益的直接侵害主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行政主体，此种情况下行政主体的侵害行为一般表现为作为。另一类是非行政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和其他性质的组织。如某企业排放超标污水，当地环保局却置之不理，以致大片农田受损，地下水变质。公益的直接侵害主体是污染企业，但该企业的侵害行为却以环保局不履行监督职责为前提。这里的行政主体是公益侵害行为的间接主体，其不法行为表现为作为和不作为两种形式。做出此种分类的意义在于：

首先，有无“直接利害关系”应是指普通公民相对于行政主体的违法行为而言，而非相对于公共利益的直接侵害主体。因为两者有时并不一致。例如上述所举案件中，遭受损失的农民相对于环保局的不作为而言不具有直接利害关系，但其相对于直接侵害主体——污染企业却是直接利害关系人。

其次，在公共利益的直接侵害主体为行政主体时，无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只能发起行政公诉，而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当公益的直接侵害主体是非行政主体时，又有两种情况：一是虽相对于行政行为无直接利害关系，但与直接侵害行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可选择直接以直接侵害主体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诉讼，此时的诉讼虽在效果上保护了公共利益，但因诉讼目的非公益而不是真正的行政公益诉讼。但该种情况下违法行为的行政主体可与直接侵害行为主体一起，成为案件的共同被告。二是普通公民对行政主体（间接侵害主体）的不法行政行为发起行政公益诉讼。也就是说，与直接公益侵害行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有其他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两种选择。一般说来，当只有侵害之危险或者侵害比较微小时，他们会选择前者；当侵害已经发生或侵害比较严重时，则大多选择后者。

（四）行政公益诉讼的“启动权”由公民享有，而特定机关享有起诉权，具有原告资格。

所谓“启动权”，是指公民针对侵害公共利益的行政行为，不能直接向法院起诉，而只能向特定机关“告发”，由特定机关依法决定是否起诉。

不赋予普通公民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是因为这涉及到法律价值的衡量问题。在法律水平（包括法律制度、法律体系、法律文化以及公民的法律素质和意识等）较高的情况下，普通公民享有起诉权，确实有利于在广泛范围内更高效率地保障公民权益，制约政府权力，而不必担心引起滥诉。但在法律水平较差的情况下，则很可能出现滥诉，降低行政效率。我们两千多年的封建传统，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整个法律体制的不完善，以及公民法律素质和意识的相对欠缺，决定我们暂时不能赋予普通公民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因此，依我国现状，为了诉讼经济和防止滥诉，应将行政公益诉讼的起诉权交由具有专门知识的特定机关。

享有行政公诉起诉权的特定机关主要指检察机关，其以公益代表人的身份为维护公益而提起公诉。根据宪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有权对一切违反法律的行为进行监督。从检察院的实际功能也可看出，其主要职能保护国家和公共利益。因此，检察机关享有行政公诉的起诉权符合宪法规定，并充分了检察机关的应有职能。

在某些情况下，也可允许公益性社会团体或自治性组织对行政机关侵害社会公益的行为提起诉讼。现实生活中，某些社会团体的成员在社会上往往处于弱者的地位，如消费者，残疾人等，他们的利益由于自身的弱势而只能依赖其所属团体的维护。该类团体或组织的主要作用就是维护其成员利益，并且在工作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经验，因此可以达到更好的维护公益而又防止滥诉的目的。此外，行业协会对行政机关明显损害该行业职业人员的利益的行为也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行政公诉。

检察机关是否提起行政公诉的决定，应依照法律的规定做出。因此，行政公益诉讼必须以法律有特别规定为前提，明确规定行政公诉的原告资格、受案范围和受理条件，防止特定机关滥用诉权，影响行政行为的效率。笔者建议，立法者应首先制定专门的《行政公益诉讼法》单行法律，以做到有法可依。检察机关必须依照法律和法定程序对公民的起诉请求进行审查，而不能专断独行。其审查范围主要包括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是否违法，社会公益是否遭受了行政行为的侵害或有侵害之危险，以及是否超过一般行政诉讼的范围等。检察机关对以上事项只进行初步审查，以衡量判断是否达到诉的标准。经审查后，拒绝起诉请求的，应书面通知请求人，并告知理由。被拒绝请求人不服可以向上一级检察机关复议一次。检察机关决定起诉后，并不当然导致诉讼开始。与其他诉讼一样，由法院最终决定受理与否。起诉一旦受理，检察机关便与普通行政诉讼的原告一样，享有相同的诉讼权利，履行相同的诉讼义务。同时为了行政效率考虑，即使是检察机关提起的公诉，仍应贯彻“诉讼不停止执行”的原则。

检察机关一般是应“告发人”公民的请求而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其也可以直接依职权而主动向法院提起此类诉讼。由于中国传统的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以及现实中与政府打官司“赢了官司，输了一辈子”的不合理现状，公民在面对行政机关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作为或不作为时往往敢怒不敢言，或是出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考虑，无人问津，更不会发起行政公诉。因此，当检察机关认为某行政行为侵害或可能有害社会公益时，可依法主动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但此项职权的行使，必须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以免造成司法权对行政权的过分干预，而降低行政效率。另外，为鼓励公民与不法行政行为作斗争，维护公益，对原告胜诉的行政公诉的“告发人”应给给予适当的物质奖励。

行政公益诉讼在我国目前还只停留在理论层面，对普通公民来说还是一种陌生的行政诉讼形式，行政法学界也未对其表现出足够的应有重视和进行深入的研究，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的公民权利保障和公共利益保护意识还有待加强。但是，没有行政公益诉讼的诉讼制度是不完整的，没有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就不能得到彻底和有效的保障。因此，当前在我国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具有紧迫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公益诉讼演讲稿篇五

而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及发展，各类民事公益违法行为呈现出“潘多拉盒子”打开时的“壮观”场面。具体表现在：(一)通过非法手段侵害、破坏、浪费公有资产，特别是国有资产的事件层出不穷，数额越来越大，可谓“举国震惊”、“世界瞩目”。(二)垄断、限制竞争、不正当竞争、侵犯消费者权益，价格违法等公益违法行为充斥于中华大地的每一个角落。(三)环境污染等各类公害事件此伏彼起。针对这些痛心疾首的各类民事公益违法行为，中国加大了行政执法的力度。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些行政机关的权力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行使和发挥，“挂一漏万”似乎成了行政执法的一大特色风景。针对行政机关“挂一漏万”，作为保护国家、社会公共利益最后一道防线的司法权和司法机关却只能“隔岸观火”，而侠义之士的“路人”又难以“拔刀相助”。大家只好一起听任这种抽象的国家、社会公共利益或“小额多数”的“易腐权利”腐烂下去。本文即试从人公益诉讼的特征及目前的中国的法律现状论述中国公益诉讼制度构建的可行性。

公益诉讼演讲稿篇六

公益诉讼制度是为纠正公共性违法行为，保护公共利益而采取的一项司法救济措施。其在国外已被广泛接受，并形成了较为成熟的诉讼制度。随着我国社会和法制的发展，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逐渐成为当前我国诉讼领域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设立不仅关系到我国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的有效维护，还有利于我国司法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公益诉讼在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领域还可以说是一片盲区，当前已有很多学者开始了对公益诉讼制度的研究，但仍存在很多理论上的难题需要进一步加以探讨。

公益诉讼；公共利益；原告资格；受案范围。

传统法学理论中一般不认为社会公共利益是一种独立的利益，比如边沁强调“社会所具有的利益不能独立于或对抗于个人的利益”，他认为社会利益只意味着“组成社会的各个成员的利益之总和”。但是否认社会公共利益独立存在的观点是不符合现代社会的客观实际的。因为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公共产品和公共权利是客观存在的，公共事务也是必不可少的。

需要强调的是，公共利益在不同社会关系领域、不同法律部门，各有侧重，各有不同表现。如在劳动法和消费者法方面，公共利益侧重于社会弱者的利益；在环境法和资源法方面，则侧重于社会资源的合理保存和利用；在刑法和治安法方面，公共利益的含义则侧重于社会秩序的和平与安全。

关于谁为适格原告的研究有很多，代表性的观点如：认为检察机关可以代表国家提起公益诉讼；消费者保护组织、环境保护组织等社会团体可以对该领域内发生的案件提起诉讼；公民个人也有权提起诉讼，但限制有二：应先向行政机关举报或投诉；应当提供有关证据。其中关于检察机关能否代表人民提起公益诉讼一直以来是一个研究热点，专门性研究文章有不少，如“公益诉讼”课题组著《检察机关提起和参与民事行政公益诉讼资格探讨）这些研究者普遍认为检察机关应当介人公益诉讼，并对如何介人也进行了一定的探讨。

（一）检察机关的公诉人资格。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在行政程序意义上的监督应该是全面的、完整的，现阶段的行政诉讼监督实际上是一种尝试性监督，具有不完整性。因此，完整的行政诉讼检察监督应当贯穿于整个行政诉讼活动，不仅包括对生效裁决提出抗诉的事后监督，而且包括对行政诉讼的事中监督以及对起诉活动的事前监督，即借鉴刑事公诉制度，当行政行为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时，由检察机关对行政机关提起行政公诉。

（二）公民的原告资格。当行政行为损害国家利益并不直接损害公民个人利益时，公民是否具有起诉资格？丹宁勋爵在《法律的训诫》一书中指出，普通的个人可以到法院进行起诉，只要他在正在进行的案件中有“充分利益”。可以说，面对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公民，如果不给予司法救济，仍将其拒绝于法院大门之外的话，这样的法律是令人怀疑也是令人感到悲哀的。

（三）社会团体的原告资格。社会团体是指具有某种共同目的、利益以及其他共同特征的人通过一定形式组合起来的互益组织，社会团体的主要功能是对成员利益及社会公益的维护，以及对政府活动的参与和监督。与公民个人的起诉资格相比，社会团体具有公益性团体优势，具有诉讼能力优势。

现实生活中，公益诉讼的困境之一就是法院以各种理由不予受理案件，公共利益因此而得不到维护和保障。所以多数研究者认为法院有必要拓宽受案范围。其受案范围大致可拓宽为：

（一）抽象行政行为。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把抽象行政行为作为司法审查的对象。随着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发展，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是大势所趋。由于抽象行政行为是针对不特定对象作出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其涉及面广，影响的相对人较多，允许对抽象行政行为提起公益诉讼，实现事前救济，可以避免事后无法救济的可能性，同时也符合诉讼经济的原则。

（二）行政不作为。根据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对不作为提起的行政诉讼，必须是这种不作为侵犯了相对人的个人利益。但是，当行政不作为侵犯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时，由于不存在明确的受到侵害的利害关系人，按照现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是无法得到救济的，而行政机关这种“不审讯、不予裁决，或拒绝审讯、拒绝裁决，与错误的裁决具有同样的危害性。”因此，这种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不作为，应当纳入公益行政诉讼的范围。

（三）公益性行政行为。由政府出资兴建公益设施、实施公益性行政行为的情况下，他人能否以资金浪费、违法使用或决策失误等为由对政府决定提起行政诉讼？有必要基于公共利益的维护，允许对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起公益诉讼。

（四）授益性行政行为。现代社会中的每一种资源都具有有限性，对直接相对人的授益性行为，对于其他人来说，则往往表现为无益性或损益性。

（五）积极行政行为。积极行政行为就是要求行政机关依据法定职权，在不需要行政相对人申请的情况下即作出行政行为。相对来说，积极行政行为容易造成侵权，但是，当行政机关或其工作人员基于地区利益、部门利益和个人私利行政时，往往是借行政行为之名，以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为代价而为相对人谋取利益，出现行政机关与违法犯罪分子相勾结，以行政处罚等合法形式谋取非法利益，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更应置于公众监督之下。

从理论上分析，由于原告资格的扩大，便存在原告滥用诉讼权利的可能。但是，由于公益行政诉讼的案件范围是特殊限定的，仅限于对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政行为提起的诉讼，因此，造成滥诉的可能性相对较小。即便如此，仍需要防止滥用诉权。如前所述，没有赋予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提起公益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便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除此之外，规定滥用诉权的侵权责任，也是防止滥用诉权的途径。

总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作为新型的制度，是非常复杂的制度。确立这一制度不仅要求理论上的探讨，更需要立法、司法上的重视和支持。尽管在我国要真正建立起这一制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需要社会各界更多的关注，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以及我国法治化进程的加快，必将推动我国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公益诉讼演讲稿篇七

摘要：近年来，行政公益诉讼成了法律界的一个热点问题。

在古罗马时代就存在的公益诉讼，经历了美国这一现代公益诉讼制度创始国以及法国越权之诉、日本民众之诉的发展，已成为了公民基本权利和社会公益的司法保障，同时也成为了国家权力的限制制约。

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在我国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但是在当代中国的行政诉讼法实践中，很多带有公益诉讼性质的行政案件都因为各种理由而被法院拒之门外，人民法院往往做出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的裁定，但这种做法确实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在我国的行政诉讼法中并没有完全确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

公益诉讼演讲稿篇八

公益诉讼是指个人或团体为了维护公共利益而在法律范围内提起的诉讼。作为一种特殊的诉讼程序，公益诉讼的目的是保护社会公众的利益，推动社会正义的实现。在我参与公益诉讼的过程中，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公益诉讼的重要性和意义，同时也收获了很多启示。以下是我对公益诉讼的心得体会。

首先，公益诉讼是一种高尚的行为。公益诉讼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公众的利益，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实现，所以公益诉讼从根本上来说是为了更好地服务社会。参与公益诉讼需要耐心、毅力和勇气，因为公益诉讼常常涉及到庞大的团体利益和政治环境。但无论遭遇多大阻力，我们都要坚持下去，因为公益诉讼代表了公正与道义，代表了社会公众的利益。每次参与公益诉讼的过程都让我感受到了帮助他人和为社会做贡献的内心喜悦和满足感。

其次，公益诉讼是一项庞大的工程。公益诉讼不同于个人的民事诉讼，它更加注重集体的合作和协调。公益诉讼往往需要一定的组织和策划，需要联合其他个人或团体的力量。在公益诉讼的过程中，我见识到了团结的力量和共同奋斗的意义。只有当我们同心协力，共同努力，才能在面对庞大的利益集团时保护社会公众的利益。参与公益诉讼让我明白了团队合作的重要性，也让我深刻体会到了集体的力量是无穷的。

接下来，公益诉讼是一项与时俱进的任务。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改变，公益诉讼也需要不断地适应新的形势和挑战。作为公益诉讼的参与者，我们要时刻关注社会的变化和进展，及时掌握新的法律法规，积极应对新的情况和问题。只有不断地改进和创新，才能更好地发挥公益诉讼的作用，更好地维护社会公众的利益。我在公益诉讼中体会到了保持学习和适应的重要性，也在实践中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和水平。

此外，公益诉讼需要有强大的法律支持。作为一项法律程序，公益诉讼需要法律的明确规定和支持。在我参与公益诉讼的过程中，我不断感受到了法律的力量和意义。只有依法行事，才能更好地维护社会公众的利益，保护正义的实现。公益诉讼需要有法律人士的支持和帮助，需要具备相关的知识和技能。在公益诉讼中，我们要学会利用法律的武器，运用法律的手段来保护公共利益。公益诉讼让我更加明白了法律的力量和法治的重要性，也增强了我对法律事务的兴趣和热爱。

总结起来，公益诉讼是一项充满挑战和意义的任务。作为一个参与者，我体会到了公益诉讼的重要性和庞大的工程。我明白了公益诉讼需要团结的力量和共同的努力，也意识到了公益诉讼需要与时俱进和保持学习的态度。公益诉讼需要有强大的法律支持，依法维护社会公众的利益。通过参与公益诉讼，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帮助他人和为社会做贡献的快乐和满足。我将继续投身于公益事业，在实践中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公益诉讼演讲稿篇九

公益诉讼是指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而进行的诉讼活动。作为一种特殊的诉讼形式，公益诉讼旨在保护群众的合法权益，调整社会秩序。在参与公益诉讼的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了其重要意义和具体做法，以下是我的心得体会。

首先，公益诉讼是社会进步的重要保障。公益诉讼主要着眼于解决环境保护、消费者权益等方面的问题，通过法律手段维护公众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公正与进步。通过公益诉讼的推动，一些环境恶化、违法违规等问题得以解决，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如果没有公益诉讼这样的法律工具，一些环境问题可能会长期得不到解决，甚至加重社会矛盾。

其次，公益诉讼的意义在于保护弱势群体的权益。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一些群体往往由于地位低下、信息不对称等原因，难以有效维护自身的权益。公益诉讼作为一种集体诉讼形式，能够有效为这些弱势群体争取到更多的公正待遇。比如，在某次公益诉讼中，我们代表一些农民工维权，最终取得了胜诉，工人们得到了应有的工资和福利待遇。这样的胜诉不仅能够化解社会矛盾，也能让更多的人群受益，增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公益诉讼的成功离不开社会力量的支持和参与。在公益诉讼中，我们经常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困难，但正是由于有了社会的力量和支持，我们才能够克服种种困难取得胜利。社会组织、律师志愿者等群体的参与，为公益诉讼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他们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法律援助和专业知识，为我们推动公益诉讼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公益诉讼的兴起需要各界人士的共同支持和参与，只有各方力量的统一合作，才能够推动公益诉讼事业向前发展。

另外，公益诉讼的过程中需要有坚定的信念和耐心。公益诉讼的过程中，我们往往会遭遇各种困难和挑战，可能会遇到政府部门的不合作、被告方的阻挠等问题。但正是在这些迎面而来的困难中，我们更需要坚持正义的信念，耐心地推进诉讼。尽管过程可能艰辛曲折，甚至会遭受一些损失，但只要有信念和耐心，最终我们依然能够取得胜利。而且，通过这样的奋斗与努力，我们也能够改变社会环境，为后续的公益诉讼事业铺平道路。

总之，公益诉讼是维护公众权益、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手段。通过公益诉讼，我们能够保护弱势群体的权益，促进社会公正与和谐。然而，公益诉讼的兴起离不开社会力量的支持和参与，需要各界人士积极行动起来。而在公益诉讼的过程中，我们也需要坚定信念、耐心奋斗，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公益诉讼对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具有重要意义，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关注并参与其中，共同推动社会的公正和进步。

公益诉讼演讲稿篇十

公益诉讼是指公益性质的诉讼行为，是为了捍卫社会公共利益而进行的一种司法补充措施。近年来，我国加大了公益诉讼力度，使得公共环境、社会秩序等问题得到了有效治理。在我参与公益诉讼的实践中，我深刻体会到了公益诉讼的重要性和特点。下面，我将在这篇文章中分享我的心得体会，从理论和案例两个方面进行阐述。

首先，公益诉讼对于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至关重要。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各种违法违规行为层出不穷，给公众带来的伤害日益严重。而仅仅依靠个人损害赔偿的诉讼方式，很难实现对违法行为的有效制约。公益诉讼的出现，使得社会公共利益得以通过集体诉讼来维护和保护。例如，在某个地区的一起环境污染案中，公益诉讼机构代表全体居民进行诉讼，最终赢得了胜诉。这种方式不仅能够保护公民的环境权益，还能够提醒污染企业增强环境意识，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

其次，公益诉讼在实践中需要注意几个关键环节。首先是诉讼主体的选择，因为公益诉讼具有公共性和代表性的特点，因此选择具有公信力和公共影响力的机构或组织作为诉讼主体至关重要。其次是证据的收集和呈现，公益诉讼往往与大量的数据和事实相关，正确有效的呈现证据是成功的关键。再次是公益诉讼的目标和诉讼请求需要明确，要通过诉讼行为来达到具体的目标，例如保护某个生物的保护区，应该明确提出停止污染的请求。最后是公益诉讼结果的落地，仅仅通过胜诉是不够的，还需要监督执行，确保判决的有效履行，从而实现公益诉讼的目的。

在参与公益诉讼的实践中，我深刻认识到公益诉讼的重要性和困难之处。一方面，公益诉讼能够实现对违法行为的有效制约，捍卫社会公共利益，提高社会公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另一方面，公益诉讼在实践中遇到了一些困难和挑战。例如，公益诉讼需要大量的证据和数据支持，但获取这些证据和数据并不容易；公益诉讼的成本较高，需要充足的资金和人力资源；公益诉讼的立案门槛较高，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和要求。因此，公益诉讼需要诉讼机构、公民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才能够取得实质性的效果。

综上所述，公益诉讼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公益诉讼可以有效制约违法行为，保护公众的权益和福祉。在参与公益诉讼的实践中，我们要注意诉讼主体选择、证据收集和呈现、诉讼请求明确以及结果落地等关键环节。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公益诉讼的困难之处，需要有更多的资金、人力和条件的支持。只有在全社会共同参与、共同努力的情况下，公益诉讼才能发挥出最大的作用，促进社会的进步和法治的建设。

公益诉讼演讲稿篇十一

对公共利益及其保护机制的分析，实际上已经暗含了对公益诉讼内涵的理解。本文认为，公益诉讼是与私益诉讼相对而言的概念，它是指特定的国家机关和相关的团体和个人，根据法律的授权，对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不特定的他人利益的行为，向法院起诉，由法院依法追究相对人法律责任的诉讼活动。也就是说，公益诉讼是法院在当事人及其他参与人的参加下，按照法定程序，依法对于个人或组织提起的违法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进行审理并判决，以处理违法行为的活动。

根据上述定义，公益诉讼包括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这是按照适用的诉讼法的性质或者被诉对象(客体)的不同划分的;按照提起诉讼的主体公益诉讼可以划分为检察机关提起的公益诉讼、其他社会团体和个人提起的公益诉讼，前者称为民事公诉或行政公诉，后者称为一般公益诉讼。

不过，公益诉讼不是一种单独的诉讼形式，而是一种以诉讼目的为基准界定的概念，旨在描述检察机关、公益性团体或个人所进行的具有公益性质的诉讼活动。与维护个人和组织自身的合法权益的私益诉讼相比较，公益诉讼的诉讼目的是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秩序。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经法律授权，可依法行使诉讼权利，并保证人民法院查明事实、分清是非、正确适用法律、及时审理违法案件、确认权利义务关系，制裁违法行为，以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公益诉讼当事人中的原告既可以是直接受到违法行为侵害的社会组织和个人，也可以是没有直接受到违法行为侵害的社会组织和个人。即只要行为人的违法行为侵害了国家利益，或者侵害了社会管理秩序，对国家或不特定的人的合法权益构成损害或具有潜在的损害可能，任何组织或个人都有权代表国家起诉违法者，以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秩序。无直接利害关系的人之所以有权起诉违法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主要因为，原告作为国家主人，有权利也有义务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同时，国家、社会和个人(或组织)的利益是一致的，三者的关系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既相互依存又相互独立。侵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必然有个体利益受到损害。因此，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实际上是维护个体利益。如果一个诉讼是出于维护公益的`的目的而提起的，既实现了公共利益，同时也满足了当事人的愿望，这样的诉讼也应该属于公益诉讼范畴。

基于罗马法“诸法合一”“民刑不分”的立法体例，公益诉讼并未分为刑事、民事等方面的公益诉讼。只是近代，诸法分离，公益诉讼制度也有了相对具体的划分，诸如：刑事公益诉讼、经济公益诉讼、行政公益诉讼、劳动公益诉讼、民事公益诉讼等等。

因此，公益诉讼应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公益诉讼泛指一切为维护公共利益而提起的诉讼，它既包括国家机关代表国家以自己的名义提起的为维护公共利益的诉讼：也包括公民、法人和一切非法人组织以自己的名义提起的为维护公共利益的诉讼。而狭义的公益诉讼则仅指国家机关代表国家以国家名义提起的为维护公共利益的诉讼。就目前中国的司法实践来看，仅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狭义公益诉讼，即：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对犯罪嫌疑人提起的公诉，但是否可以由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目前理论界争议颇多，尚无定论。中国目前仅在诉讼领域开展了有益的尝试。例如：在私分国有资产一案中，人民检-察-院作为民事主体参与其间，为国家挽回损失，行使公益诉权。

公益诉讼演讲稿篇十二

公益诉讼是一种为了保护公共利益而发起的法律行为。在过去的几年中，我有幸参与了一些公益诉讼，并从中获得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和体会。通过这些经历，我深刻认识到公益诉讼的重要性，以及作为公民对社会的责任。

第二段：了解问题。

在进行公益诉讼前，了解问题是至关重要的。这不仅包括对相关法律法规的研究，还包括对案件相关背景和情况的深入了解。例如，在一起环境污染公益诉讼中，我必须了解各项环保法规，收集并分析大量的证据来证实污染的存在。通过深入了解问题，我能够更好地为案件做准备，提高胜诉的机会。

第三段：团队合作。

在公益诉讼中，团队合作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功的公益诉讼需要一个专业的团队，包括律师、调查员和专家。每个人都在案件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而他们之间的紧密合作是取得胜利的关键。例如，在一起医药欺诈公益诉讼中，我的团队合作紧密，大家相互沟通、分享信息，帮助彼此理解案件的复杂性，最终取得了胜利。

第四段：坚持与耐心。

公益诉讼往往是一项复杂和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坚持和耐心是至关重要的品质。有时，可能会遇到各种挫折和困难，但我们不能轻易放弃。对于我个人而言，在一起土地侵权公益诉讼中，遭遇了长时间的官司拖延和压力，但我坚持不懈地追求正义，最终获得了我们的胜利。

第五段：影响力和可持续发展。

公益诉讼不仅仅是为了解决当前的问题，更是为了对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和推动可持续发展。通过公益诉讼，我们可以改变不公正和不合理的制度和规则，促进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例如，在一起劳工权益公益诉讼中，我们为工人争取到合理的工资和劳动条件，改善了他们的生活。这种积极的影响将长期存在，帮助更多的人获得公正和尊严。

结尾：

公益诉讼是每个公民应该关心和参与的重要事务。通过了解问题、团队合作、坚持和耐心，公益诉讼可以取得成功并对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我相信，只要我们携手努力，我们可以建设一个更加公正和有爱心的社会。

公益诉讼演讲稿篇十三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的改革要求，现就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改革试点提出如下方案。

一、目标和原则。

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改革部署，积极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充分发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作用，促进依法行政、严格执法，维护宪法法律权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

（一）坚持改革正确方向。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二）立足法律监督职能。坚持检察机关职能定位，把握提起公益诉讼的条件、范围和程序，既强化对公共利益的保护，又严格规范行使检察权。

（三）有效保护公共利益。针对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等领域侵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及时提起民事或行政公益诉讼，加强对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

（四）严格依法有序推进。根据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等法律的有关规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决定，确保改革试点在法律框架和授权范围内开展，维护法制的统一和权威。

二、主要内容。

1.试点案件范围。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中发现污染环境、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在没有适格主体或者适格主体不提起诉讼的情况下，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2.诉讼参加人。检察机关以公益诉讼人身份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民事公益诉讼的被告是实施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行为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被告没有反诉权。

3.诉前程序。检察机关在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之前，应当依法督促或者支持法律规定的机关或有关组织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法律规定的机关或者有关组织应当在收到督促或者支持起诉意见书后一个月内依法办理，并将办理情况及时书面回复检察机关。

4.提起诉讼。经过诉前程序，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没有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社会公共利益仍处于受侵害状态的，检察机关可以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应当有明确的被告、具体的诉讼请求、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的初步证据，并应当制作公益诉讼起诉书。5.诉讼请求。检察机关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要求被告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原状、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诉讼请求。

1.试点案件范围。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国有资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造成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由于没有直接利害关系，没有也无法提起诉讼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试点期间，重点是对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的案件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2.诉讼参加人。检察机关以公益诉讼人身份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行政公益诉讼的被告是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国有资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的行政机关，以及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

3.诉前程序。在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之前，检察机关应当先行向相关行政机关提出检察建议，督促其纠正违法行政行为或者依法履行职责。行政机关应当在收到检察建议书后一个月内依法办理，并将办理情况及时书面回复检察机关。

4.提起诉讼。经过诉前程序，行政机关拒不纠正违法行为或者不履行法定职责，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仍处于受侵害状态的，检察机关可以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应当有明确的被告、具体的诉讼请求、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初步证据，并应当制作公益诉讼起诉书。

5.诉讼请求。检察机关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撤销或者部分撤销违法行政行为、在一定期限内履行法定职责、确认行政行为违法或者无效等诉讼请求。

（三）其他事项。

1.试点期间，地方人民检察院拟决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的，应当先行层报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

2.提起公益诉讼，检察机关免缴诉讼费。

3.提起公益诉讼，试点方案没有规定的，适用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

三、

方案实施。

（一）立法机关授权。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2015年6月授权，自2015年7月起开展改革试点，试点期限为两年。

（二）积极开展试点。2015年7月，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和改革试点方案，制定出台试点实施办法，并选择北京、内蒙古、吉林、江苏、安徽、福建、山东、湖北、广东、贵州、云南、陕西、甘肃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试点。

（三）推动相关法律修改完善。及时。

总结。

试点经验和成效，积极推动相关法律的修改完善。

四、工作要求。

一要坚持统筹谋划。加强顶层设计，确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基本制度和规范，统筹规划具体时间表和路线图。按照可复制、可推广的要求，鼓励试点地区发挥首创精神，推动制度创新。

二要积极稳妥推进。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既要积极推动，加强对试点工作的指导和督促；又要稳妥慎重，严格程序，努力确保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要逐步形成成熟的经验，再推动立法完善。三要加强协调配合。各试点单位要加强请示报告和沟通协调，积极争取地方党委、人大、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支持，建立与人民法院的协调配合机制，共同推进改革试点工作稳步开展。

四要注重宣传引导。既要及时宣传改革试点的好经验、好做法和取得的成效；又要把握宣传策略，严格宣传纪律，正确引导社会预期，为改革试点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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