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了解科学的发展，掌握科学的思维方式，对推动社会的发展是很重要的，应该多学习这方面的的知识，因此，在课堂上老师向我们推荐了一本关于科学发展历程的书籍《科学的历程》，刚开始感觉课外阅读科学类书籍负担真的很重，因为作为文科生的我本身对科学类的问题并没有太大的兴趣，且因为专业的原因，更不想去阅读。但是当把书看下去的时候，我发现了许多新奇的有趣的并且十分珍贵的科学知识，并且从中我可以汲取到许多关于我的专业相关的知识。

从整体上来说《科学的历程》将思想史与社会史熔于一炉，系统疏理了世界科学技术史，其间渗透了编史观念和科学观念的全新理解。指出“科学”一词的一般含义是“人类在与生存环境相适应相协调过程中产生的理性知识”，指出中国历史上存在一种与“近代自然科学”不同的“科学”，它们在自然观、方法论上表现出各自的特色;还指出，近代自然科学亦有两种传统，一是数理实验科学传统，一是历史博物科学传统，这两种传统是西方文化中“空间性思维”与“时间性思维”方式在自然科学领域的体现。

从这本书中我也了解到每个民族和国家都有他民族的某种共性，而这种共性造就了他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于是便产生了不同的科学体系和文化体系。结合我的专业来说，我们在设计产品时也应当要考虑到这一点，结合每个民族和国家的共性，同时也要保留民族的个性，将大的共性与个性相结合，那样的产品才会更加符合时代的潮流，比如像苹果公司的产品，苹果，是大家都熟知的水果，而将苹果作为名称和logo就是一种民族共性的体现，考虑到了每个民族的共性。西方的亚当夏娃，出生时就是偷吃了苹果，所以说苹果也是美好的物品，是大家所能接受的物品，因此也是民族共性的物品。

思想和科学都是将人放在首位，其思想讲究的是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关注宇宙和自然环境和逻辑思维的要少得多。在我国关于自然科学的理论比较少，这与古罗马的思维有些相似。讲伦理的多，谈科学的少。因此我们需要向古希腊人学习科学研究的系统性和纯粹性。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东方的近代科学发展会比西方落后那么多年。也因此，造成了东西方社会发展的差距。虽然现在我们的科学在飞速发展，但也有许多的让人感觉真实的、纯粹的知识道理，我们需要找回科学研究的系统性和纯粹性。结合我的专业来说，也启发了我们需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的完成产品制作的每一个环节，系统的明确的确定自己的目标，并不断努力。

唐朝诗人杜甫曾写过这样一首诗：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这首诗向我们描绘了生机勃勃的大自然。可是现在，别说黄鹂和白鹭了，有些地方就连麻雀都很少能看见了。而在这本书中也谈到了关于科学与自然与人的关系。 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总是受到科技发展水平的制约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才能更好的与自然界沟通，发现其客观规律。在现时代的今天，科学技术得到了巨大的发展，科学家们已经逐渐从上帝手中夺回了人类的控制权，真正感受到了人类的不屈与伟大由于理论自然科学的进步。就如同我们今天看《西游记》一样，不同的是今天的我们不过是人类历史上的文化遗产，而在当时这却反映了一种严肃而虔诚的象征。神学的存在大多是用来弥补当时无法用届时掌握的知识来解释，而现在根本不需要宗教和神学来弥补科学所无法解释的事情。因为随着科学的继续发展，现在无法解释的时候，到将来终将被人类所知晓。科学的知识只应该在科学的范畴之内解决。在有关科学和宗教、神学的关系方面，人类终于能够挺起胸膛说出不需要证明大家也知道是正确的推断了。就如同人们常说，今天的科幻往往就是明天的科学。自然科学的进步决定哲学家前进的隐喻是自然科学的发展决定着哲学的发展。无论是何种自然观，都是先植根于当时的科学与自然认识的大环境，再从中吸取养分，经过深刻地思考与提炼，进而产生出于当时社会大环境相适应的自然观的。自然观是与自然科学直接联系的哲学思想，理应受到科学的制约。在自然科学飞速发展的现时代，它必然会以科学的新成果和自然界的新问题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它的观点。因此，自然观是科学发展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也是极其重要的一部分。

从书中我也了解到辩证唯物自然观是自然辩证法的理论基石，它的创立为科学技术的深层研究提供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与价值论的前提，为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的结合提供了理论依据，强调自然与社会的相互联系，认为自然科学与人类社会、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是不能分离的，只有把自然科学的发展建立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上，从客观规律出发，才能使自然科学真正成为人的科学。以下是我搜索带的自然观在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应用的案例：都江堰。战国时期川西太守李冰父子主持修建。目标：利用岷江水资源灌溉川西平原、防洪与航运。包括三大工程及120多项配套工程。其总体构思是系统思想的杰出运用。两千多年来，都江堰一直发挥着巨大的效益，是我国最成功的水利工程。

自然观对科学技术的指导作用以及对社会、经济(如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影响与作用。一个进步的科学发展模式不但会加深对科学及其发展的某些主要特征的认识，而且会有助于从事科学研究、进一步去探索自然规律，从而促进科学的发展。科学发展模式在科学认识和实践中均发挥着重要作用。任何一种自然观在其刚诞生之时，都是促进当时科学等方面学科的发展的。就对于科学研究和人类发展的贡献来说，还没有哪一种自然观能和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相比的。再结合我的专业来看，我们在设计产品的时候，应当充分考虑到产品与自然与人的关系，例如利用新能源：太阳能 核电 水能 风能等等。还有低碳减排，产品材料做到绿色环保等等。这都是考虑到产品与自然与人的关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创造出真正适合人类适合自然的产品。

阅读完这本书以后，我觉得从中真的学到了不少的理论和知识，这些知识都是很理性的表达了科学的重要性，也使我加深了对于“科学”的了解，对于我的专业和今后的理性思考问题方面都有很多的帮助。真的是一本不错的书籍。也谢谢老师推荐了这么一本非常值得去阅读的书籍。

人文社会科学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总称。人文社会科学在本质上是关于人的科学.下文是本站小编为你带来的人文科学类书籍的读书心得，希望对你有帮助。

我们说书法是有生命的艺术形式，就是从书法有骨力的支撑和舞动的表现这两个层面来说的。这里是一篇书法艺术与中国哲学精神，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具体内容吧!书法艺术充满着哲学内涵，哲学意义在书法艺术中得到了最简洁明了而又充分的展示。书法是哲学的艺术，哲学是书法艺术的灵魂。

立基于儒家世界观的书法家，在进行书法创作之时，会自觉追求那种能蕴含天地大美的庄严、磅礴、中和、辉煌、华贵的书法风格，譬如颜真卿的书法，稳健、雍容、雄浑、端庄、阳刚，充满蓬勃的生命力量;立基于道家自然观的书法家，他们在进行书法艺术创作之时，会把自然精神与个体精神结合成一个整体，一旦捉毫挥翰，便能令书法风格自由舒展，使书法能够“任自然”，表现出“自然之妙有”之态，譬如王羲之、杨凝式等人的书法潇洒飘逸，即是如此;尽管是被世人看作是主张清心寡欲，静心修为的佛学也能体现出生命精神，佛能体验人间疾苦，观照世间万物，禅宗教授人们通过修行或顿悟，体悟生命之“悲”，从而进入彼岸的形上世界之“欣”，近代弘一法师书法是典型代表。儒道释三家为中国思想之主流，三家哲学之精要都具有丰富的生命精神，受此影响下的中国书法艺术也能体现出强劲的生命精神。

如果说中国哲学精神是“道”，中国书法艺术是“艺”的话，那么中国哲学就是“生命本身”体悟“道”的节奏。“道”尤表象于“艺”。灿烂的“艺”赋予“道”以形象和生命，“道”给予“艺”以深度和灵魂。“艺”对“道”的生命体验也主要是通过“骨”与“舞”表现出来的。

一、从“骨”谈生命

众所周知，笔墨是中国书法的一个重要特点。笔有笔力。卫夫人说：“点如坠石”，即一个点要凝聚了过去的运动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书法家内心的表现，但并非是剑拔弩张，而是既有力，又秀气，这就叫做“骨”。“骨”就是笔墨落纸有力、突出，从内部发挥一种力量，虽不讲透视，却可以有立体感，对我们产生一种感动力量。

“骨”之所以能称为美，成为书法史上极其重要的范畴，就是因为透过“骨”能体味到中国哲学的生命精神，而生命之力量就美。

“骨”不但使用于中国书画理论中(如顾恺之《魏晋胜流画赞》，几乎对每一个人的批评都要提到“骨”字)，而且也使用于文学批评中(如《文心雕龙》有《风骨》篇)。“骨”是生命和行动的支撑点(引申到精神方面，就是有气节，有骨头，站得住)，是表现一种坚定的力量，表现形象内部的坚固的组织。因此“骨”也就反映了书法家主观的感觉、感受，表现了书法家主观的情感态度。书法家创作一幅书法艺术作品，就有褒贬，有爱憎，有评价。书法家一下笔就是判断。

在古代，中国人受天人感应的思想影响较为严重，书家们认为字也要同人一样。人具有血肉与筋骨，字也要有血肉和筋骨，筋骨是人身体的支柱，因此，字也要有筋骨作为支撑。这也暗合《周易》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因此中国书法讲究“骨法用笔”。

所谓“骨法用笔”就是“骨”的表现要依赖于“用笔”。张彦远说：“夫象物必在于形似，形似须全其骨气;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于用笔。”(《历代名画记》)这里讲到“骨气”和“用笔”的关系。为什么“用笔”这么重要?这要考虑到中国书法的“笔”的特点。中国书法用毛笔。毛笔软而具有弹性，笔头中心有一簇长且尖的主毫，主毫周围包裹着短一些的副毫，这样制作的毛笔，笔头中间便于含墨，笔锋在点画中行动时，墨水会随着它所行动的地方顺着尖头流注下去。这里，主毫是“骨”，名之为“柱”，副毫为“肉”，名之为“被”。以“柱”立“骨”，以“被”丰“肉”，圆柱形的工具成就了书法线条的立体感。中锋用笔写出来的字就具有立体感。如果将这样的字背着阳光一照，就会引起“骨”的感觉。这也是我们在前面提到的中国书法以中锋用笔为根本之法的原因。中锋用笔使字产生“骨感”，“骨感”是“力”的体现，“力”就蕴含着生命之美。

“天之大德曰生。”生生不息，骨力刚强，此乃“天之大德”。书法艺术之骨力，正是这种生命精神的体现。

“骨力”是中国书法艺术的范畴。在书法创作时，要求书法家将“骨”与“力”结合起来，用“力”表现“骨”。中国自古就有对“力之美”的追求。所谓“力透纸背”，“笔力能扛鼎”，‘笔底金刚杵”等等说法，称为对书法用笔之美的最好赞同。因此，表现“骨”的“力”与“美”经常被看做是不可分离的。“力”的表现之所以能成为美，在于美作为人的自我创作，或自我实现，是同生命运动及其力量的表现分不开的。生命如停止运动，失去了生动活泼的力量，这就是生命的衰颓和死亡，是人自身存在的否定。相反，生命力的充沛，它的不可遏止的力量的表现，则正好是人的生命的自强不息的表现，因而也就是对人的存在的一种感性现实的肯定。所以，凡是生命力不受压制，不屈服于外界力量的自由的表现，都能引起我们的美感。中国近代史就是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追求民族独立自强的奋斗史，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书写了中国近代史这一壮丽的诗篇，正是中国哲学生命精神的体现。同样，中国书法艺术几千年来熟练地掌握了中锋用笔的技巧和旨趣，在书法创作之时体现出来的骨力，也正是中国哲学生命精神的体现。

《易传》所谓“天之大德曰生”这一命题，深刻地蕴含着中国古代重视个体生命的人本主义思想，把自然看作是生命的源泉，同人的生命保持和发展处在和谐统一之中，长远地影响中国古代关于美的观念，把生命力的强大的表现看作是同美不能分离的东西。这是一种健全而积极的生命精神的体现，它使得几千年来中国书法极少有否定个体生命的悲观主义思想。书法作为一种高度自由的线的艺术，它的美恰好同力的表现有着最为密切而直接可见的关系。正因为这样，书法艺术所体现出来的“骨”感禀赋着深刻的生命精神，从而给人以美的享受。

可以说书法艺术的骨感生命性是一种静态的，是力的庄严，然而，正如人体骨骼一样，仅一块骨头是静的，而骨与骨相连结成为一个有机整体之后，饰之以血肉肌肤，这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活人能动、能舞。书法的笔画相连，尤其成之于行草书，其舞动之美就更灵活了。

二、“舞”——《草书势》对生命运动的表现

应该知道，中国艺术的共同特征莫过于对意境的追求。中国艺术意境的创成，既须得屈原的缠绵悱恻，又须得庄子的超旷空灵。缠绵悱恻才能一往情深，深入万物的核心，所谓“得其怀中”。超旷空灵，才能如镜中花，水中月，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所谓“超以象外”。尤其是“舞”，这最高的韵律、节奏、秩序、理性，同时是最高度的生命、旋动、力、热情，它不仅是一切艺术表现的究竟状态，且是宇宙创化过程的象征。书法家在这时失落自己于造化的核心，沉冥入神，“穷无妙于意表，合神变乎天机”。“是有真宰，与之浮沉”，从深不可测的玄冥的体验中升化而出，形神如空，行气如虹。在这是只有“舞”这最紧密的律法和最热烈的旋动，能使这深不可测的玄冥境界具象化，肉身化。

行草书因其舞动的结字方式，经常难以被人品识。然而正是这种舞动的书体，却造就了书法艺术的至高形式，达到了动与美的完美统一。如果我们认为行草书难以被读懂，那么大多可能是因为我们觉得它杂乱无章，得其划者不得其形，得其形者难懂其意。实际上，这正是我们的拙见。气势，行草书也有其鲜明的章法，只是我们少有耳闻罢了。行草书虽然讲求舞动，但是舞动之中自有韵律和节奏，抛开韵律和节奏的行草书才是杂乱的，无章法的，有强烈的韵律和节奏的行草书才是审美的，艺术的。正因为具有了韵律和节奏的舞动性，行草书才承载了生命的意义。

行草书所能体现的生命性早在东汉就为书法家崔瑗所阐述。崔瑗是汉代的大书法家，最善草书。崔瑗以杜度为师，书法史上常以崔杜并称。其后张芝又直接取法于崔杜，作出了新的创造成为汉代草书的集大成者，被称为“草圣”。

《草书势》作为崔瑗的重要书法理论作品，是流传至今最早讨论书法艺术的一篇文章。它不但讲了书法的起源和草书的产生，而且从对草书的形象感受出发讲了草书艺术的特点。这一特点在我看来就是草书舞动的生命性。

“书契之兴，始自颉皇;写彼鸟迹，以定文章。爰暨末叶、典籍弥繁;时之多僻，政之多权。官事荒芜，勦其墨翰;惟多佐隶，旧字是删。草书之法，盖又简略;应时谕指，用于卒迫。兼功并用，爱日省力;纯俭之变，岂必古式。观其法象，俯仰有仪;方不中矩，圆不中规。抑左扬右，望之若欹。兽跂鸟跱，志在飞移;狡兔暴骇，将奔未驰。或黜点染，状似连珠;绝而不离。畜怒怫郁，放逸后奇。或凌邃惴栗，若据高临危，旁点邪附，似螳螂而抱枝。绝笔收势，馀綖纠结;若山蜂施毒，看隙缘巇;腾蛇赴穴，头没尾垂。是故远而望之，漼焉若注岸奔涯;就而察之，一画不可移。几微要妙，临时从宜。略举大较，仿佛若斯。”

虽然仅仅二百二十五言，但无不体现着草书的生命精神。崔瑗的《草书势》虽少有对笔法结字的阐述，但对草书之形象表述实在精彩。《草书势》在对草书艺术的形象感受的描写中突出了草书艺术所具有的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对事物、生命的运动的表现。它用来形容草书给人的美的感受的种种事物，如“腾蛇赴穴”，“注岸崩涯”等等，都充满了强烈的运动感。在事实上，草书较之于隶书、篆书，它的一个巨大的优越性正在于它能最充分地表现出强烈的运动感。一般看来，只要一个事物能够动起来，它就会被视作为有生命的，而一个事物静而不动，就会给人感觉死气沉沉。书法艺术也是如此。草书的舞动更多是给人带来一种活跃，是一种生命的美感。

这种活泼使草书具有了“方不中矩，圆不副规”，“抑左扬右，望之若欹”的特色。这就是说，它打破了恰恰是篆书和隶书所要求的那种方须中矩，圆必副规的严格的平衡对称的要求，取得了篆书和隶书不能比拟的高度自由。但是，《草书势》一面指出草书的书写有着高度的自由，另一方面又指出成功的草书“就而察之，一划不可移”。这就是说，草书的书写既是高度自由的，但却不是主观任意的，而是有着不可移易的规律性。正如生命运动一样，既有其内在的动力因素，但也应符合外部的限制条件，草书既是一种自由与规律性统一的艺术，也是一种符合自然生命性的理性的艺术。

无论从骨的力感，还是从舞的动感，都有对中国哲学之生命精神的体现。我们说书法是有生命的艺术形式，就是从书法有骨力的支撑和舞动的表现这两个层面来说的。正因为书法艺术有了骨力的支撑和舞动的表现，才使得书法艺术更具有感染力，使生命之精神在书法艺术领域得以延传下去。

读书可以提高我们的人文素养。你知道关于人文科学类书籍的读书心得体会是什么吗?接下来就是本站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关于人文科学类书籍的读书心得体会，供大家阅读!

《生活体验研究——人文科学视野中的教育学》是北美“现象学教育学”的领袖人物之一——马克斯·范梅南的经典之作。同布列钦卡的《教育科学的基本概念》一样，该书同样是一本介绍研究方法的方法论的著作，然而，却是与布列钦卡的研究思路大相径庭。范梅南介绍的是作人文科学研究的一种崭新的方法——他对阐释型的现象学研究方法提供了详尽的方法论上的解释，并且详细地介绍了如何从事现象学实践和写作。

该书反映了作者在反思传统教育学的基础上对教育学的重新审视。在传统的教育学研究中，当原初形态的“教育智慧”逐渐升华为“教育理论”，并由此构筑起体系结构相对完整的“教育学”时，教育学在对“学”的眷注中却日渐失去了对其根底——教育生活——的思考，这使得教育学的发展之路潜藏着深刻的危机。在危机意识的驱动之下，作者开始思考：如何使教育研究从对教育知识的过度眷泣中走出来;如何克服教育研究中的抽象化倾向; 如何使教育学者的目光重返现实生活世界?这本《生活体验研究——人文科学视野中的教育学》不仅对教育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更重要的是为解决问题提供了独特的研究思路。

在读了布列钦卡的《教育科学的基本概念》之后来读范梅南的这本《生活体验研究》，强烈的对比，让人有种“原来还可以这样研究的”的感慨。布列钦卡的哲学基础是分析哲学，采用的是自然科学的逻辑推理和概念分析的研究方法，对研究者的要求颇高。而范梅南的哲学基础则是现象学的，他从人文科学的角度，吸收解释现象学的许多研究成果，对教育问题进行了几乎是全新的阐释，使教育学的研究更趋多样化，使得我们对教育问题的思考越来越开阔，也越来越深刻，也更加适合普通大众进行教育学研究。

体表象又关注生活体验的本质。”首先是对生活体验的具体表象的关注。书中介绍到现象学的描述，比如萨特关于羞涩脸红的描述，详细、细腻，只有对生活中的各种现象、体验有广泛而深入细致的关注，并且，包含感情了因素，描述才有可能是如此详细、细腻的。如果对生活经验冷漠而不关心，这样的描述是不可能完成的。

其次是对生活体验本质的反思。描述只是第一步，而反思才是解释现象学的重点。“在解释现象学写作中对日常生活现象的意义进行反思是教育学研究的根本目的。”反思什么?反思“本质”。在范梅南看来，本质并不是什么抽象的深不可测的东西，本质是一种生动的实在。因此，反思的是生活经验的意义，反思在某种情境中，我们怎样做对孩子是好的。在范梅南的另外一本著作《教学机智》中，提到“教育意向”一词。他说：鉴别和区分哪些情境具有教育意向和哪些情境没有教育意向非常重要。

以下是个人在读了该书以后的一些具体的想法和思考：

1，关于理论与实践。范梅南在书中极富批判性地指出，现代教育与理论研究似乎面临三个主要问题：(1)教育理论与日常教育对话的基本形式的混淆;(2)抽象化的倾向及由此引起的与儿童生活世界失去了联系;(3)难以发现生活世界的普遍教育意义。由此他说：“教育的意义与实质并不存在于枯燥的理论中，也不存在于理论的应用中。”他认为实践是第一位的，实践和理论的关系应该是实践在先，然后在实践当中进行反思，理论应该是反思实践而产生的结果。在作者看来，指向教育的人文科学的显著特征是：它的理论概念与研究工作紧密联系生活实践。

事实上，作者在著作中所表达的观点，不仅对于我们从事教育学研究具有启 发意义，而且对我们重新思考教育，重新确定教育的方向也具有重要的价值。正如作者所言，“教育不仅是一种观察行为，更重要的是它必须是一种具有教育意义的行为”。教育是内在于生活的。勿宁说，教育本身就是一种生活。儿童在教育中成长，其实也就是在亲历一种独特的生活。因此，对于任何的教育者和教育研究者而言，既要关注生活的教育意义，同时更不能忽略教育的生活意义。任何的教育活动都不可能不以知识作为自己的中介。但是，根据人文科学的观点，教育是一种生活，“生活在根本意义上是一种体验而不是知识。” “不仅知识不是体验，而且执著于知识会妨碍或延迟我们的体验”。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斯·范梅南教授在《生活体验研究》一书中提醒我们关注生活体验，告诫我们警惕教育理论中的抽象化危机，这对于我们克服教育研究中的流弊确实是一种“不失时机的忠告”。

当然，范梅南并没有完全否定“抽象化”理论的作用，我们所学习的理论知识当然不是一无是处的，而且是相当必要的。作者只是在提醒我们要警惕理论的“抽象化倾向”，强调要时刻关注生活体验。那么，如何对待理论知识，以避免抽象化的危机呢?范梅南说“质疑这些知识，提示其肤浅性、矛盾性和其他掩盖起来的特性。”因此，保持一种对理论的质疑性，对于现象学研究来说，就显得尤为重要。

2，关于关注与反思。“现象学所关注的问题总是具有双重特性：既关注生活体验的具感性。深入细致的关注生活体验，并且敏感的发现现象中隐藏的教育意义，敏感于成人与儿童相处过程发生的种种教育情境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写作、研究。

3，关于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本书的研究关注的是真实的具体的日常生活。范梅南似乎对一些固有的概念不以为然。他说：“只允许使用一种正式的论述方式，去试图用一个平淡抽象的概念和逻辑系统来捕捉人类的经验，这样只会短视而不是加深我们对生活的理解。许多社会科学所提供的知识形式都因为囿于科学理论化的条条框框和术语而变得死板，将人类生活的生动意义反而掩盖起来，最后生活自身都无法辨认出来。”他反对“概括”，甚至说“现象学所允许的唯一概括就是‘永远不要概括’!”“概括化的倾向会阻碍我们发展继续关注人类体验的独特性的理解力。”他还说“教育在终极意义上是深不可测的、不可定义的。”本书的副标题就是人文科学视野中的教育学。可见本书是用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来探讨研究的。

而概括则是自然科学的方法，比如布列钦卡试图概括出“教育”的普遍适用的概念。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两者之争也是由来已久了，并且从未有过定论。实际上，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都是科学，只不过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研究思路。自然科学强调的是数理逻辑，分析判断，而人文科学更关注人的因素，强调对人的情感的研究。两者并不对立，不能说哪种方法就是对的或错的，应该说，解决的问题不一样，适用的方法也不一样。对于普遍性的问题，宏观的理论问题，就需要像布列钦卡的那种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而像范梅南的这种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则适用于研究个别特性问题，适合研究微观现象。两者各有利弊也各有其适用。

在读完这两本关于方法论的著作之后，我想我们应该做的就是学着打开自己的思维，拓宽自己的研究思路。

我是被该书的书名所吸引而买这本书的,因为前段时间我对哲学的思考使我对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之不同处有一定认识。本书写的比较生涩难懂，我这里只把本书最主要的意思写下来：

逻辑一词在这里用的是“心智动作的学问”的传统意义。

理性主义可以用于自然科学，但要充分理解如诗歌、语言、宗教、艺术、历史等人文科学对象，则必须摆脱唯理主义的囿锢。

人文科学有对象与我(主与客)两个端点。自然科学的对象是事物世界，而人文科学所要感知的对象并不是“事物”，而是与作为观察者的人具有同样素质的“其它人”。所以，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乃是由人构成的“人格世界”。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得势的情况下，人文科学学者借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把人文科学的对象“物化”。卡西尔提出，研究人文对象除了要考虑其“物理存在”层次和“对象表现”层次外，还必须涉及其“人格表达”的第三个层次。

若要了解一门科学之逻辑结构，必先要弄清楚，这门科学是如何地把那特殊的收蓄于普遍之下。每一概念都是“殊多中之统一性”，即都是特殊与普遍的关系。

人文科学要建立自己的概念。建立起来的概念必须具备普遍性，使特殊的事象能被收蓄于普遍概念之下。虽然这些概念并不象自然科学概念具备严格的性质及法则恒常性，但也并非只适用个别事例。人文概念的普遍性并非“存在”意义的普遍性，而是“方向”上和“使命”上的普遍与统一。

本人的理解及发挥：

人文科学对象是活动的对象，自然科学的对象是静止的。观察人文科学对象要注意其背后的缔造者。

对于人及人类社会的对象，各种理论都有一定的合理性，问题是研究者如何去综合。

对于人文、社会知识等人作为主体参与的事物，未来比此在更有价值。对未来的指向创造了真正的价值。基于主体的原因，人文、社会知识领域要引入目的概念。也许还有其它的，如关系，如视角。每一专门领域都有其特定的逻辑方法。

当我们观察人文、社会领域的事物时，除了分析它的构件，在应用时，更要研究如何统一融合这些要素。分析构件的方法可以深入了解细节，但我们是在一个干净的环境(理想状态)下分析的。这些构件却是在复杂环境下共同发挥作用的。经济学家能发现并解释别人看不到的经济现象并因此获得名誉，但预测经济却总是错就是这个原因。所以要明白我们的知识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是正确有效的，限制的因素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跳出来。

物资有价值、文化有价值、幸福有价值、林林总总，但到底谁的权重更大一点难以判断。在人文知识领域，仍需要一些具有确定性的东西来构建大厦，使自己有坚实的基础。我认为这个相对恒定的东西是信仰，价值观。一个有信仰的人，有明确价值观的人是可信赖的，面对不确定的世界时，他们有确定的对应。

高层次的复杂主体，其构建成份的环境稳定性决定了主体的稳定性，基于不稳定主体建立的任何理念、知识、概念及社会事物。都具有环境依赖性，随环境的变化而表现出不同的特性。如同多面的晶体，能反射阳光到你眼里的那一面是最耀眼的那一面。

卡西尔同意柏拉图的说法，认为惊异其实乃是一种哲学的激情，一切哲学思维之根本，都可溯源于这种惊异。上古的神话首先透露了人类惊异的对象，它们包括天体的运行、昼夜的交替、四季的折返等物理自然世界的规律现象，也包括风俗习惯等道德人事世界的约束力量。这两种世界的井然有序在混乱的诸现象中显得如此与众不同，令人惊叹，所以在神话中它们经常一起成为创世神的杰作。同样充满神秘的是人类创造的物质工具和智性工具，它们虽然是人类的作品，却显得不仅不能为某一个个体所企及，甚至不能为整个人类所企及，人们只有在文化神话中把它们的发明权赋予一位上帝或神灵(在中国是赋予某位圣王，神农氏、有巢氏、轩辕黄帝之类)。

通过神话和宗教，我们隐约有这种印象：“人类的文化并非是单纯地为被给予和单纯地为不言而自明的，相反地，人类文化乃是一种有待诠释的奇迹。”这种奇迹难道不是让人惊异的吗，哲学的反思要解释这种奇迹，首先要摆脱神话的解释，创立能够回答这些问题的独特的和自足的程序或“方法”。这个过渡性的步骤在希腊哲学中首度展现，象征着精神文明的重要转折点。

通过对神话解释不定多元性的批判，人们认为有所谓的存在的贯彻的统一性，而且又认为有一原因上之彻底统一性和上述的统一性相应。而纯粹的思维能够掌握这种统一性。思维的批判与重建的这项庞大工作，就其出发点和目标考察，大致可以被概括地归纳为一个基本概念——逻各斯。

逻各斯这个概念首见于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中。赫拉克利特认为，一直以来自然哲学的思辩徘徊于其中的知觉，是无法透视“事务的展现”的深向度的，只有思想(denken)能使我们摆脱个体性的枷锁，使人类不再顺从一己之意见而能理会那普遍的与神性的。个人的见解被普遍的宇宙法则代替，人类得以摆脱神话式的梦幻世界及狭隘的感知世界之樊笼，进入醒觉状态。赫拉克利特这一想法贯穿了各个希腊哲学学派，奠定了西方哲学思维的新方向，一切对于实有之认识从此都在一定程度上要涉及“逻各斯”这一基本概念——也因此必须涉及最广意义的“逻辑”。即使后来哲学的领导地位被褫夺，人们尝试到哲学无法达到的领域去寻找所谓“普遍与神性”时，情况依然如此。

根据巴门尼德的比喻，希腊人的存在概念赫真理概念有如一个固定地静处与其自己中心点的“圆满之球体”，两者都是自我圆满和自我封闭的，不但和谐，甚是是存在真实的同一性的。基督教的二元论宣告了这一同一性的终结。基督教哲学从来不敢对天启与理性、信仰与认知、恩典国度与自然国度的对立表示否认，既然不能不能消除两极间的张力，他便倾向于在其自身之范围内运用其自身的思维工具使它们互相协调。理性和哲学既然不能自己照亮自己，于是便乞求较高一层的光源，只要它们注视这一光源，让信仰作向导的话，理性便可臻于那为它安排好的目标。信仰之原力透过恩赐的途径亦即神的“光照”为人类获得，同时决定了人类认知的内容和范围。英国中世纪神学家安塞尔姆的一句话——信仰寻找理解(意思是：基于信心，信仰者会力图运用理解，加强自己对神的认识，从而让信仰进一步巩固)——可以看作中世纪基督教哲学的缩影与箴言。

在托马斯•阿奎那的哲学中，两极的冲突似乎消弭了，文化世界似乎以稳固的宗教性为核心再度统一起来了。但这精巧的建构在数学性的自然科学重新回归时，立刻土崩瓦解了。开普勒和伽利略的研究成功地于智性与感性之间建造勒一条古代科学与古代哲学一直无法建造的桥梁。在数学知识面前，“感观世界”与“理智世界”之间的最后一度阻隔似乎也要崩溃了。事物被几何学的律则性驾奴，渗析着数的和谐，在这一普遍秩序之前，亚里士多德/经院物理学所安立的较高与较低、上面的与下面的世界的对立销声匿迹了，世界只是单单一个，正如世界之知识和宇宙数学只有一种一般。

笛卡儿的“普遍数学”概念为现代科学研究的基本构想觅得了一个彻底的哲学理据。完全自律的普遍数学世界作为秩序与尺度的世界概括并穷尽了一切知识，自此理性才可以以清楚和明晰的理念涵摄进而穿透和制服存在之全体。但存在终有一些特别的根本区别，广延之实体比邻的就是思想中之实体，物质世界服从数学思想的统辖，物质与广延性的同一确保了自然哲学与数学的同一性。广延之实体与思想之实体必须自一共同原始基础，亦即上帝的存在导生出来，笛卡儿在剖析这个原始层面士，不得不遗离其普遍数学概念，而运用中世纪存在论的概念。在这里，笛卡儿的方法一元论不得不就被实体的二元论所结束。

笛卡儿的后继者一直努力摒除这一矛盾，斯宾诺莎、莱布尼茨都抱着为泛逻辑主义和泛数学主义取得证明的信念。古典的理性主义不满足于对自然的征服，它们不承认人类精神建造的“国度中之国度”，而要将其置于与自然同样的律则性之下。数学性思维的圈套要以同样的方式笼罩物体世界和心灵世界、自然的存在和历史的存在。

维柯是第一位尖锐提出这一个问题的人：历史学是否可以如物理学和天文学一般以数学化的方式去表达，历史学是否只不过是“普遍数学”的一个特殊例子呢?维柯认为，历史知识在方法上的特色和特殊价值是在纯粹数学知识之上的，笛卡儿《思想导引规则》提到的“人类智慧”这一理想的真正至极成就应在于这一种历史知识之价值上。

就知识问题而言，维柯信奉如下最高法则：一切存在只对它自己所造出的事物能真确地理解和贯穿。人类的知识范围不能超出其创造的范围之外，自然作为上帝的构作，只能在创造它的神性理智中全相朗现。如此，数学也不能关联于它将要模仿的实在的自然对象之上，而只关联于一些思想自由投射地创造出来的观念性对象之上。

这样，人类知识便面临着一项无可避免的选择，一方面导向“实有”的领域，但这种情况下知识不能完全穿透其对象，另一方面可对对象获得一完全的体会，但它不能逾出自己的概念构作范围之外，对象的性质就是知识为它作随意界定时所赋予的性质。如果要在这两难中谋出路，必须逾越于数学知识和自然的经验知识领域之外。

人类文化之作品乃是唯一能于其自身之中把两种条件统一的，而这两种条件正是圆满的知识的基础。这些人类的文化作品不但具有概念构思性的存在，而且更具有一特定的、个别的和历史性的存在(这一存在的内在结构对于人类的精神是可臻及的和开放的，因为人类的精神正是此一存在的创造者)。神话、语言、宗教、诗歌，都是与人类知识相应的对象，维柯正是从这些对象着手缔造他的“逻辑”，于是逻辑学首度敢于突破数学和自然科学的范围，把自身的世界建构成为一人文科学的逻辑，作为语言的、诗歌的和历史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