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总结，我们可以发现并改正错误和不足，提高自己的能力和素质。在撰写总结时，要遵循一定的逻辑结构，使内容条理清晰。某学术机构总结了一项重要研究项目的成果，供同行们参考学习。

非法扣押申请书篇一

山区人民法院：

贵院立案审理的原告李某诉讼被告王某、郝某某交通事故赔偿纠纷一案，被告王某依法申请贵院追加中国某保险公司泰安市中心支公司为本案被告。原告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现被告王某愿提供保证金，请求人民法院依法解除对鲁j-轿车的查封扣押。望贵院依法准许。

此致

非法扣押申请书篇二

xx市xx区人民法院：

请求事项：裁定解除对申请人正常运营出租车辆的扣押。

事实与理由：

贵院因为xxx交通事故裁定扣押了申请人的出租车辆，由于申请人的.出租车辆属于正常运营车辆，贵院的扣押不但造成申请人的出租车不但不能正常运营，而且还要承担各项正常运营的费用，每天直接经济损失高达xx元。

由于案件非短期能够审结，事情一直持续下去将造成更大的损失，而这对案件的任何一方当事人都百害而无一利，为此申请人特向贵院申请解除扣押措施。

考虑到本案的实际情况及本人的经济承受能力，申请人多方筹措了xxxxx元（已经大于车辆的实际价值），申请人愿意用这xxxx元向贵院提供反担保把申请人的出租车从停车场开出来继续运营。如果贵院认为该款项不足以解除直接查封措施，申请人也愿意贵院同时裁定申请人车辆开出后不能办理过户变更，以确保把本次事故的损失降到最低！

此致

敬礼！

申请人：xxx（摁指印）。

x年x月x日。

非法扣押申请书篇三

上海市杨x区人民法院：

我们是贵院受理的，上海市杨x区人民检察院起诉韩xx涉嫌贪污案件中，被告人韩xx的辩护人。

20xx年7月14日、7月15日的有罪供述及7月13日的亲笔有罪供词，这三份证据，作为非法证据，在本案中予以排除。

理由如下：

一、被告人韩xx

20xx年7月14日有罪供述及7月13日的亲笔有罪供词。

该2份证据，是侦查机关，在违反《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部委的规定的情况下，对被告人韩xx采取长达二十六个小时的限制人身自由，被告人韩xx长达四十多个小时没有得到任何睡眠和休息的情况下制作的。

根据公诉人在20xx年2月15日本案第一次开庭时的公开表述(见该次庭审笔录)，以及被告人韩xx本人的陈述，被告人于20xx年7月12日上午8点30分上班后，即被公司领导通知，前往位于xx路的上级公司纪委谈话。至当日晚间，上海市杨x区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的工作人员介入。

20xx年7月12日晚23时许，被告人被带至上海市杨x区人民检察院接受讯问。被告人在检察院留置了将近24小时后，直至7月13日晚22时40分，侦查人员才开始制作笔录，至7月14日凌晨笔录制作完毕。

期间，侦查机关的下列行为，违反《刑事诉讼法》和相关部委的规定

1、

被告人于20xx年7月12日晚23时许被带至检察院后，即被带至该院讯问室接受讯问。被完全限制人身自由，随身携带的手机被没收，与外界通讯被停止。但根据《杨x区人民检察院传唤通知书(沪杨检反贪传[20xx]第x号》显示，检察院直至7月13日晚22时42分，才向被告人出示《传唤通知书》。这之前，杨x区人民检察院对被告人长达23个多小时的限制人身自由，有非法拘禁之嫌。

法律依据：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高检发释字〔20xx〕1号)第34条之规定前款：拘传持续的时间从犯罪嫌疑人到案时开始计算。犯罪嫌疑人到案后，应当责令其在《拘传证》上填写到案时间，并在拘传证上签名或者盖章，然后立即讯问。

2、

被告人于20xx年7月12日晚23时许被完全限制人身自由，接受检察院的连续讯问。直至7月14日凌晨，时间长达26个小时。违反法律规定。

法律依据：

《刑事诉讼法》第92条后款：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最长不得超过十二小时。不得以连续传唤、拘传的形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高检发释字〔20xx〕1号)第34条后款：一次拘传持续的时间最长不得超过十二小时，不得以连续拘传的方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

《检察实务手册》(20xx版)(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360条：一次传唤的时间最长不得超过十二小时，不得以连续传唤的方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两次传唤的间隔时间，不得少于十二小时。

3、

被告人被带至杨x区检察院起，笔录制作完毕。其间长达26个小时(自被告人被带至上级公司纪委接受谈话，至该份笔录制作完毕，其间更长达40多个小时)。在此期间内，杨x区人民检察院，始终让被告人留置在该院的讯问室内。对其采取“车轮大战”，安排多组审讯人员轮流审讯。其间，仅给他吃过2个冷馒头，喝过几次白开水。在明知被告人已经40多个小时没有得到过任何睡眠休息的情况下，仍然制作笔录。该份《笔录》，是在被告人长达40多个小时没有得到任何睡眠和休息的情况下制作的。属于非法证据。

法律依据：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条：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属于非法言词证据。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高检发释字〔20xx〕1号)第265条：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

20xx年7月14日的《有罪供述》，是在被告人遭受23个多小时的拘禁后，并在40多个小时没有得到睡眠休息的情况下形成的，根据法律规定，系非法证据。同样《起诉书》作为定罪证据的7月13日的《亲笔有罪供词》，也是在被告人被长时间限制人身自由，无法获得任何休息的情况下形成，同样也是非法证据。

上述二份证据，应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二、被告人韩xx20xx年7月14日有罪供述

根据法律规定，讯问笔录是侦查人员在侦查活动中，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时如实记载讯问情况的文字记录。笔录的制作，必须采用问答式，如实记录被询问人所提供的证言。

虽然从这份笔录的文字记载上看，这份笔录采用了问答式的记录，有侦查人员的讯问，也有被告人的回答。表面上看，貌似符合法律规定。但是，当我们观看了侦查机关提供的讯问韩xx的全程同步录音录像之后，问题立即暴露了出来。在制作这份笔录时，制作该份笔录的侦查人员，根本没有依照制作笔录的规范，一问一答忠实记录，而是从头到尾自己一个人低头自行书写，既不向被告人发问，也不听被告人的回答。二个多小时，侦查员坐在讯问台上，闷头记录，被告人坐在对面的椅子上发呆。

辩护人认为，该份笔录，不是对当时讯问被告人情况的忠实记录。同样应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申请人：

***律师

非法扣押申请书篇四

被申请人：邯郸市公安局邯山区分局温情派出所

申请事项：解除冀367878车辆及行车证的扣押

事实与理由：

20xx年11月19日，邯郸市公安局邯山区分局温情派出所民警看看、天天，以有人举报冀367878车辆为套牌车为由，到申请人门市调查，待申请人回来后，二位民警说：有人举报你(申请人噢噢)驾驶冀367878车辆为套牌车，请你出示有关该车辆购买手续，我当时答复：我是购买其他人车辆，有卖方的`联系方式，并非套用车，看看、天天民警不再多听我讲，就让我拿出车钥匙，将该车扣押。

申请人认为：

1、被申请人邯郸市公安局邯山区分局温情派出所民警看看、天天没有调查清楚事实，仅以举报人一面之词，将申请人的车辆扣押系没有事实依据、违法法定程序。

2、扣押车辆后，申请人曾多次向温情派出所反映，冀367878不是套牌车，我是购买其他人的，且有卖方的联系方式，(卖方出卖冀367878时承诺该车为有正规购买手续，没有其他违法情况)。且被申请人邯郸市公安局邯山区分局温情派出所没有证据能证明冀367878为套牌车，反而让申请人提供相关证据证明该车不是套牌车，否则将继续扣押该车，此做法严重违反法律规定。

3、依据我国《人民武装警察法》规定，邯山区分局温情派出所没有职权扣押车辆。

4、依据我国法律规定，邯山区分局温情派出所没有证据证明冀367878系套牌车，私自扣押长达6个月，违反法律规定。

申请人认为邯山区分局温情派出所没有证据冀367878车为套牌车，违反法律程序，超期扣押不符合规定，应该立即解除对申请人车辆的扣押。

此致

敬礼！

邯山区温情派出所

申请人：xxx

20xx-xx-xx

非法扣押申请书篇五

申请人：，性别：，年月日出生，住，身份证号：。

申请人：有限公司，住所地。

法定代表人：

被申请人：，性别：，年月日出生，住，身份证号：。

请求事项：

请求解除对被申请人所有，登记在有限公司名下的****的扣押。

事实与理由：

申请人诉被申请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被申请人于20xx年月日向贵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要求查封申请人名下的，贵院做出了（20xx）赣财保号民事裁定书，扣押了申请人所有的'。

现申请人自愿提供担保万元，申请人解封。

此致

新建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

年月日

非法扣押申请书篇六

申请人：

请求事项

裁定解除对申请人正常运营出租车辆的扣押事实与理由

贵院因为xxx交通事故裁定扣押了申请人的出租车辆，由于申请人的出租车辆属于正常运营车辆，贵院的扣押不但造成申请人的出租车不但不能正常运营，而且还要承担各项正常运营的费用，每天直接经济损失高达xx元。

由于案件非短期能够审结，事情一直持续下去将造成更大的'损失，而这对案件的任何一方当事人都百害而无一利，为此申请人特向贵院申请解除扣押措施。

考虑到本案的实际情况及本人的经济承受能力，申请人多方筹措了xxxxx元（已经大于车辆的实际价值），申请人愿意用这xxxx元向贵院提供反担保把申请人的出租车从停车场开出来继续运营。如果贵院认为该款项不足以解除直接查封措施，申请人也愿意贵院同时裁定申请人车辆开出后不能办理过户变更，以确保把本次事故的损失降到最低！

申请人：xxx

20xx年xx月xx日

非法扣押申请书篇七

申请人：9

请求事项

裁定解除对申请人正常运营出租车辆的扣押事实与理由

贵院因为***交通事故裁定扣押了申请人的出租车辆，由于申请人的`出租车辆属于正常运营车辆，贵院的扣押不但造成申请人的出租车不但不能正常运营，而且还要承担各项正常运营的费用，每天直接经济损失高达**元。

由于案件非短期能够审结，事情一直持续下去将造成更大的损失，而这对案件的任何一方当事人都百害而无一利，为此申请人特向贵院申请解除扣押措施。

考虑到本案的实际情况及本人的经济承受能力，申请人多方筹措了*****元（已经大于车辆的实际价值），申请人愿意用这****元向贵院提供反担保把申请人的出租车从停车场开出来继续运营。如果贵院认为该款项不足以解除直接查封措施，申请人也愿意贵院同时裁定申请人车辆开出后不能办理过户变更，以确保把本次事故的损失降到最低！

此致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摁指印）*年*月*日

非法扣押申请书篇八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概述

何谓“非法”，法学界似乎还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按照《牛津法律大辞典》的解释，非法是“指与法律相抵触、没有确切含义和后果的笼统概念。它可能指确实违反法律或是指被禁止的、应受惩罚的或犯罪的行为。或者也可能仅仅指违反法律义务，或与公众政策相悖且无法强制执行的行为。”[1]当然，对于法律的理解不能仅限于国内法，也应当包括该国批准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国际公约在内。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定义，由于各国法律体系的差异、法治观念的不同以及适用范围与具体条件和要求不同，目前也未能形成一个较为统一的概念。有人认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通常指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使用非法行为取得的证据不得在刑事审判中采纳的规则。”[2]我认为这一概念能够基本上反映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主要内涵与特点，在本文中我也将使用这一概念。

大家普遍认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最初起源于美国，并认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于19通过对审理威克斯诉美国案后正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得以在美国联邦法院的刑事诉讼中适用，然后又通过一些判例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扩大到各州法院刑事诉讼中适用，一直延续至今。期间尽管遭遇到一些阻力甚至来自国会的'阻力，但都未能动摇该规则的适用。当然，与最初形成该规则时的内容相比，也进行了不断的补充与完善。

由于美国并不是通过成文法来详细、具体规定哪些行为所取得的证据应当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而主要是联邦最高法院在审理案件中依据“宪法性权利”的相关规定形成警察机关在刑事调查收集证据中应当适用的规则，并通过判例的形式确定了未适用该规则所取得的证据将会被作为非法证据而被排除，以促使侦查机关能够予以遵守。在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对证据的定义为“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民事诉讼法并没有对证据作出定义，而且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及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分别以法律的形式给证据作出了分类并分别分为七种类型，而且尽管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规定了“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但并未规定由此而取得的证据不具有可采性（司法实践中也是如此），因此我认为并不能因为有这些规定就可以认为我国已经形成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先后于12月21日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于7月24日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都作出了“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等类似规定，但由于这些司法解释的规定并不完整，再加上限于司法解释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也无法单独依靠司法解释来解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建立，而且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本质和主要目的都是规范刑事诉讼中的证据调查与收集行为，也就是主要涉及到侦查机关（在我国主要为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的刑事侦查行为，在没有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最高人民法院也无力予以约束。因此，我认为我国尚未建立起比较全面而完整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二、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主要内容简要介绍

[1][2][3][4][5]

非法扣押申请书篇九

民事证据制度是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再将被录制者的同意作为视听资料合法性的要件标志着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形成。对新规则的把握应当以重大违法作为排除非法证据的实质性标准,并引入利益衡量确定是否构成重大违法。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判断证据取得的合法性是一个难题。因此本文结合案例对司法实践中常见的非法证据取证现象进行探究。

一、偷拍偷录的视听资料的证据能力辨析。

一方当事人未经对方当事人或第三人同意,私自偷拍或者偷录其与对方当事人之间的谈话或者对方当事人与第三人之间的谈话、交往行为等是我国司法实践中比较常见的情况。录音录像资料是运用现代科技手段,采用声学、电学、化学、机械等科学原理制作的收录设备,对人或自然界中存在的客观声像如实记录下来并能够反复播放,再现原始的声迹,因此具有直观性、生动性、连续性、准确性等优点。在司法实践中,对偷拍偷录的视听资料的证据能力的质疑主要是出于对当事人和社会一般主体的隐私权的保护考虑。1995年最高人民法院《批复》指出:“证据的取舍首先要合法,只有经过合法途径取得的证据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系不合法行为,以这种手段取得的录音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因而在一段时间里,只要是私自录制的谈话,多不得作为证据使用。而《证据规定》要求证据的取得具有合法性,但却没有对合法性作出清晰的界定,因而在实践中对私自录制的录音录像资料能否作为证据使用又出现了理解和适用不一致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混乱。笔者认为,偷拍偷录的视听资料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不同类别的证据资料在诉讼中处于不同的地位。

案例1:206月14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一起租赁合同纠纷案,案件起因是年5月14日,毛女士和房东张先生签订租房协议,年租金1.9万元。合同签订后,毛女士给付张先生押金500元和预付全年租金1.9万元。但5月17日,毛女士家中突然发生意外,不能租赁此房,为此提出退租,并要求张先生退还预付的全年租金。但张先生矢口否认收过毛女士的1.9万元。在庭审中虽然毛女士没有张先生收到1.9万元租金的字据收条,但是提供了一盘偷录的录音磁带作为关键证据,该录音磁带的主要内容是租赁合同的中间人和张先生就1.9万元租金进行商谈的全过程。在该案中偷拍偷录的证据资料具有以下一些特点:(1)在主体上,限于“偷拍偷录”的录制人作为其中的一方与陪偷录的一方为对方当事人之间的交谈;(2)在内容上,限于具有法律意义上的民事行为与活动,而且没有涉及个人隐私权或他人商业秘密(3)在取证方式上,当事人只是采用了偷拍偷录的手段,而没有采取任何欺诈、威胁、利诱等恶意方式。笔者认为,对于这类偷拍偷录的证据资料,由于没有危及他人隐私、没有涉及他人商业秘密,没有采用强迫、威胁等手段,也没有危及其他不特定社会主体的合法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如仅因其为偷拍偷录的就排除其证据资料,不利于其作为合法的证据进入庭审,并具有完全的证明力。

案例2:李、张系夫妻关系,因张有外遇经常回家吵闹,殴打妻子,李无奈,遂跟随张并偷拍了张与第三者在一起不堪入目的照片。在法庭上,李提供了其偷拍的照片来证明张有过错,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在该案中偷拍偷录的证据资料相比于第一类偷拍偷录的证据资料而言主要是在主体上,偷拍偷录的对象并不限于对方当事人,还涉及到第三者;在内容上,当事人用以作证的内容还涉及到对方当事人和第三人的隐私,侵犯了对方当事人和第三人的隐私权。对于这类偷拍偷录的证据资料,虽然危及到对方当事人、第三人的隐私权,但就当事人所采取的手段而言,违法的性质比较轻微,当事人采用的设备是法律上明确允许公民个人购买的照相机,并且就目前法律规定来看,离婚诉讼中证明对方当事人过错的手段比较匮乏,就过错一方与第三者存在不正当关系进行举证是比较困难的,再者这类证据是定案的主要证据,如果排除对保护无过错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利极为不利,因此对于这类案件,一般应认为具有证据资格。

二、陷阱取证所得证据的证据能力辨析。

“陷阱取证”是归属于刑事诉讼上的范畴,在学理上又称为“侦察陷阱”或者“侦察诱饵”,这种收集证据的方法是指,侦查人员经过先前一段时间的调查活动之后,已初步掌握了从事犯罪的一些必要线索,但尚未收集到足以起诉的证据时,由警察通过化妆等手段借以掩饰真实身份,从而有意制造条件,诱使侦查对象实施犯罪行为,待侦查对象实施犯罪行为之后将其拘捕。在民事诉讼中,所谓“陷阱取证”,是指采取诱惑他人侵权的方式收集证据。目前陷阱取证主要发生在知识产权纠纷中。

案例:原告:北大方正集团公司、北京红楼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所。被告:北京高术天力科技有限公司、北京高术技术公司。二被告曾为原告进口的激光照排机进行过销售代理。所销售的激光照排机使用的是方正rip软件和方正文合软件,后来双方发生分歧,致使代理关系终止,但双方各自仍从事代理销售激光照排机在国内的销售业务。207月,原告的员工以个人的名义在石景山区临时租用房屋并向被告购买了激光照排机,被告为其进行安装,并应要求在原告自备的两台计算机内安装了盗版方正的rip软件和方正文合软件,并提供了刻有上述软件的光盘。在购买的过程中,于此同时,应北大方正公司的`申请,公证机关对这次购买、安装过程进行了现场公证,并对安装了盗版方正rip软件、方正文合软件的两台计算机及盗版软件进行了公证证据保全。在一审中,北京市一中院经审理认为,原告采用的“陷阱取证”方式并未被法律禁止,法院予以认可。在二审中,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这种取证方式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一旦获得支持,将对正常的市场交易程序造成破坏,危及市场信用的建立,故对原告采取的“陷阱取证”方式最终不予认可。

在刑事诉讼中,陷阱侦查通常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机会提供型”,即犯罪嫌疑人本来就有犯罪的意图,侦查机关的诱导只是为其实施犯罪提供一种机会。二是“犯意诱发型”,即由于侦查机关的诱导,行为人才产生的犯罪的意图,并进而实施的犯罪。在民事诉讼中,“陷阱证据”同样可以分为“机会提供型”和“犯意诱发型”。对于“犯意诱发型”的民事侵权,侵权人实施侵权行为具有被动性,如案例中的被告在原告自备的计算机内安装盗版软件是应原告的要求,如果没有原告的要求,被告是否会主动实施侵权行为是不确定的。对于“机会提供型”的民事侵权,侵权人实施侵权行为一般是主动的,即使被侵权人不提出要求,侵权人仍会实施该行为,其主观恶性远较“犯意诱发型”中侵权人的主观恶性大。“机会提供型”中被侵权人提供侵权机会的行为并不违背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是一种合法的取证行为,因此对被侵权人的取证行为应认定其效力,而在“犯意诱发型”中被侵权人实施的行为是一种引诱侵权的行为,就其行为本身而言,是有违法律保护合法利益、制止不当行为的精神的,对于通过这类行为收集到的证据应予排除。

就陷阱取证而言,最需要考虑的因素是当事人取证的困难程度。在知识产权的诉讼中,陷阱取证时业内公认的最有效的取证方法,如果轻易否定了陷阱取证的证据效力,几乎就等于堵塞了权利人通过诉前证据保全实现诉讼救济之路,其结果可能变相鼓励侵权行为。

三、悬赏取证所得证据的证据能力辨析。

案例:2月28日,开县谭家乡刘某和李某两女士在街上赶场时,因购物发生矛盾,继而引发诉讼。此后,刘某觉得在这场纠纷中输了面子,于是在事发地张贴启事,内容为:“2月28日此地发生了一起打架事件,其间本人被一30岁左右的女人殴打谩骂,恳请当日在场的群众将所见所闻反映给法院,本人将予以重金酬谢。”随后,刘某以名誉侵权为由将李某起诉至法院,同时刘某拿到了李某谩骂自己的证据,准备在庭审时向法院提供。3月18日,开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庭审中,刘某指责李某侵犯了自己的名誉权,并提供相应的证据,还提出要求赔偿的诉讼请求。

法院审理后认为:在这起名誉权纠纷案中,刘某为取得证据,以张贴启事并承诺对证人予以酬谢的方式来达到目的,其取得的证人证词法庭不予采信。于是,开县法院一审判决驳回了刘某的诉讼请求。

无独有偶,在北京宣武区法院在审理一起民事纠纷案中,也对原告通过悬赏取得的证人证言不予采纳,并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在两起案件中,法院都认为,证人出庭作证是一种义务,既然是义务就不应该采取物质刺激的方式,张贴启事中明确承诺对证人许以酬金,使得原告与证人有了利益关系,这就使得证人的证据力受到影响,客观上干扰了司法审判,有收买、诱惑证人的嫌疑,故对此证据不予采纳。

对此,在实务界和学术界都产生了不同的认识。有学者、律师对法院的判决表示了支持,但更多的人对此表示了异议。有人提出,通过悬赏所取得的证据一般应认定为有效,原因在于:第一,悬赏取证并不等于收买证人,可以确定,当事人以悬赏的办法来取证时在履行自己的举证责任,与收买证人之间有本质的区别;第二,公安部门在通缉犯罪嫌疑人或寻找某个重大案件的破案线索时,有时也采用悬赏公告的形式,虽然这是一种职务行为,但在刑事诉讼中,公安机关的地位与被告人的地位是平等的,这与民事诉讼中双方当事人的平等地位是一样的,既然公安机关可以采用悬赏公告的形式,民事诉讼中也应该允许;第三,知道实际情况的人不愿意作证,当事人就很难证明自己的主张,那么发动证人向法庭提供证据就有一定的合理性。

综上所述,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的排除应该依据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样才能更好的适用这一规则。

参考文献:。

[1]李学灯.证据法比较研究.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年版.

[2]江伟,吴泽勇.证据法若干基本问题的法哲学分析.中国法学.2002(1).

[3]陈荣宗,林庆苗.民事诉讼法.台湾三民书局.年版.

[4]何家弘.中国证据法学前瞻.检察日报.-9-2.

[5]宋英辉.论非法证据运用中的价值冲突与选择.中国法学.1993(3).

[6]王谢春.音像证据若干问题探讨.法学家..(6).

非法扣押申请书篇十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通常指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使用非法行为获得的证据不得在刑事审判中采纳的规则。1914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weeksv.u.s.”一案中首次确立了在各级联邦法院适用非法搜查和扣押所得的证据排除的规则。这项规则后来逐渐被逐步发展和完善，并为其他国家和联合国机构所采纳。在美国，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两种理解：一种仅指排除违反美国联邦宪法第四修正案的非法逮捕、搜查和扣押获得的证据，主要指实物证据;另一种认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内容不限于对“物”的排除，还包括非法取得的口供和其他陈述的排除，即不仅包括违反宪法第四修正案，还包括违反宪法第五修正案、第六修正案和其他成文法和案例法情况下取得的证据都应加以排除。这可称之为广义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2012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这是自1996年刑讼法修改后，为适应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而出现的刑事犯罪方面新情况、新问题，对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又一次重大改革和完善。此次修改对于惩罚犯罪，保障人权，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进一步实现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义。修改后，刑诉法条文由原来的225条增加到290条，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修改与完善是其中的一大亮点，特别增加的5个条款，使这项制度取得了突破性的进步。

(一)新刑诉填补了我国法律中没有明确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空白，使其主要表现从司法解释上升为法典内容。

新刑诉修改前，我国刑诉法中尚无有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整规定，只有第43条“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这样不完整和缺乏操作性的条文。刑诉法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明确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了解决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的刑讯逼供现象，1998年我国最高法院在《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199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修订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中也有类似的规定。此后，为了进一步系统地规范证据的收集、审查、判断运用以及非法证据的排除等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又于2010年6月13日会同有关部门联合颁布了《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最高院和最高检的上述规定，标志着我国刑事证据制度正朝着民主化、法治化方向发展，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没有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空白。但是，这些规定属于司法解释的范畴，尚未上升到可以称之为“法律”的高度。在我国，司法解释虽具有普遍的约束力，但从法理上讲司法解释只属于法的渊源的范围，其没有拥有像刑诉法之类的法律那样的很高地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为刑事诉讼中的一项切实保障人权、防止使用刑讯逼供等侵犯人权的非法行为获取证据的重要保障制度，十分有必要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有所反映。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这项重大制度的权威，才能保证这项重要制度在实践中的有效运行。新刑诉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填补了我国法律中没有明确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空白，使其主要表现从司法解释上升为法典内容。

(二)新刑诉突破了我国原刑诉法只限于非法言词证据的局限，增加了有关非法实物证据排除的新规定。

由于非法言词证据大多是与刑讯逼供等严重侵犯当事人权的行为联系在一起，相对于非法实物证据其不可靠性则更加明显，所以当今世界各国对非法言词证据都采取坚决排除的态度，特别是对于刑讯逼供获取的证据绝不能留有任何余地。

不同于非法言词证据，各国对于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采用不同的方法，一种是全部排除，例如，意大利、俄罗斯;一种是原则上排除，但是设置若干例外，例如美国;第三种是由法官自由裁量，以英国为代表。相对于其他国家，原刑诉法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还仅限于对非法言词证据(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的排除，对于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未涉及。

非法实物证据一般是在采取逮捕、搜查、羁押和扣押等行为中取得的。但是由于我国的强制措施的规定只限于对人的自由的强制，不包括对物的介入，再加上我国对于搜查和扣押的条件很宽泛，所以在侦查过程中，对于搜查、扣押就更具有随意性，实践中基本不发生非法取得的物证的问题。这也是之前我国对于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未做相关规定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但如果法律只排除非法言词证据，不排除非法实物证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不完整的，关键还不在于该规则是否在形式上完整，而在于如果不排除非法实物证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就不能很好地起到遏制非法行为、保护人权和防止错案的作用。事实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美国确立之初是针对于非法的搜查和扣押，即起源于对物的强制措施。

当前中国若完全采用国外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把非法逮捕、搜查和扣押获得的证据予以排除并不具有实际可执行性。如何才能不脱离中国实际又能有所突破?新刑诉提供了解决两难的折中办法，第54条规定：“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虽然很少见到各国刑事证据法允许对证据进行补正和合理解释的条款，但是笔者认为这项规定并非不妥。任何一种法定证据，其构成要件都包括取证主体、取证程序等多方面的要求，其中一些要求属于基本证据要素，而有一些要求属于非基本的证据要素，前者往往涉及对证据质量的保证以及对于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而后者通常只是涉及一些技术性、细节性要求，如有瑕疵，进行适当的完善即可使其具备证据能力。通过补正或者合理解释的物证、书证一般不存在因程序违法而产生虚假的问题，且与取得口供的场合相比，其对公民人身的侵害并不那么直接或者明显，也不会造成较为严重后果。

非法扣押申请书篇十一

申请人：

被申请人：

法定代表人：

请求事项：

1、请求确认被申请人与申请人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已解除；

2、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解除合同经济补偿金_______元；

3、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所欠工资和各项补贴______元；

4、裁判被申请人支付赔偿金_______元；

5、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申请人加班费_______元；（______年____月份加班费）

6、裁判被申请人根据合同约定向申请人按比例发放年绩效工资_______元；

7、裁判被申请人根据合同向申请人按比例发放第______个月工资______元；

9、裁判被申请人承担申请人的律师代理费______元。

事实与理由：

_____年____月_____日申请人到被申请人处正式工作，并于同日与被申请人签订了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一份，双方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合同期限为_____年____月____日起至______年____月_____日止，其中约定试用期为_____个月；工作内容为工程师；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工资报酬为年薪______元，支付方式：年薪中______%约定为年基本工资，共计_____元，按______个月发放，第______个工资参照当年业绩评定进行发放，约定月度基本工资为_____元，试用期工资为每月____元，年薪中的_____%约定为年绩效工资，共计______元，在财年度发放；《劳动合同》还对其它事项进行了具体约定。合同签订后，由于申请人工作表现出色，被申请人于______年___月____日提前转为正式工并提升为用服部经理。

综上所述，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的行为严重违反《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为维护申请人的正当权益，特向劳动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请，请求支持申请人的请求！

此致

_________劳动仲裁委员会

申请人：

日期：

附：证据：

1、申请人身份证和被申请人营业执照；

2、劳动合同，调岗协议；

3、工资条复印件；

4、律师代理费收据。

非法扣押申请书篇十二

非法证据是指公安司法人员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或者超越自身权限范围获得的证据材料。它包括程序违法但实体真实的证据和程序违法且实体虚假的证据。后者在证据能力上的否定是显而易见的，本文所论及的非法证据仅指程序违法但实体真实的证据。

非法扣押申请书篇十三

论文摘要新《刑事诉讼法》对非法证据作了相对完备的规定，将20“两高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内容吸收进来，首次在立法上明确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与操作程序，充分体现了刑事诉讼法作为保障人权的“小宪法”的作用，从制度上对遏制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的行为提供了有力支持，本文拟以审查起诉阶段为切入点，浅析非法证据排除的相关问题。

论文关键词新刑事诉讼法非法证据程序设置

一、我国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立的历程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历史沿革

在我国尽管立法对非法取证行为持禁止态度，《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中关于“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的规定，已然体现了非法证据排除的精神实质，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随后的司法解释中也对此进行了细化，但对非法证据的内涵、适用范围及具体的操作程序却并未作出明确的规定。

从世界范围来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普遍存在于两大法系各主要国家和地区，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简称《反酷刑公约》)也对其进行了规定。可以说，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己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潮流。

在我国，随着“湖北佘祥林案”、“河南赵作海案”等一系列刑事错案的出现，刑事错案及其背后的非法取证问题受到了广泛关注。学者们普遍赞成我国刑事错案的致错源头是非法取证，而遏制非法取证，是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一个重要理论支点。也正是因为此种关联，近年来关于非法证据排除内容的相关规定相继出台，年“两高三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首次对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设置与具体操作方式做出了规定，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初步得到确立，相关规定在明年将要正式实施的新《刑事诉讼法》中也得到认可，这充分反映了立法机关顺应时代发展，保障人权的决心。

(二)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的内涵

对于“非法证据”，我国目前将其界定为“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当前实施的《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规定：“严禁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依据”，从这些法律和司法解释来看，“非法手段”同时包括了“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事实上，这样规定的范围过于宽泛，并且这样的规定也和我国侦查讯问的工作规律脱节。在讯问过程中，很多从气势上、心理上压倒、击垮犯罪嫌疑人心理防线的讯问语言、行为及策略很难与“威胁、引诱、欺骗”区别开，如果将所有涉及到的供述都排除，审讯工作将很难开展，可能走向放纵犯罪的另一个极端，也有悖于我国民众一直以来对犯罪行为的低容忍度。

而在2010年7月实施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属于非法言词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并且在明年将要实施的新《刑事诉讼法》中也对该内容予以吸收，我们注意到，从这些法律、规定来看，对于非法证据的界定，将“引诱、欺骗”取得的证据并以逐一列举的方式包括在内，这体现了立法者对我国当前司法实践的充分考虑。对于“等非法手段”的把握，笔者认为，考虑到上文分析的相关情况，结合我国司法现状，平衡打击犯罪和保护人权的关系，应当严格界定其范围，而不能失之过宽，笔者认为，在司法实务操作中可以将其界定为“采用不人道、致使其身体遭受痛苦的其他体罚或变相体罚的方法以及可能导致完全背离被讯问人(被询问人)真实意思表示的讯问(询问)方式而取得的证据”。

二、审查起诉中非法证据排除的制度构建

由一个案例展开的思考：李某某涉嫌抢劫一案被移送审查起诉，在审查起诉阶段，其辩解在侦查阶段承认其抢劫并杀害被害人的供述不属实，事实上其当晚到达案发地点时被害人已经死亡，其只是利用此机会盗窃。之所以之前的供述不属实，是因为在监视居住期间曾遭到办案人员的刑讯逼供，包括连续二天不让吃饭、不让睡觉、打嘴巴，用书本打头部，在11月底天气很冷的情况下被空调冷风吹等等，同时，监视居住的地点是在派出所内，并提供了个别办案人员的姓名。这个案例其实在我们的办案过程中存在一定的普遍性，该案例涉及的主要是非法证据的证明标准问题。笔者在办理该案的过程中对于被告人在侦查阶段自白的采信与否，经历了非法证据的发现、审查、判断和最终对该证据的采信等若干步骤，但是本案在调取入所体检记录、同步录音录像资料以及对侦查人员进行询问之后，最终认定侦查阶段的刑讯逼供并不存在，因而对于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仍然采信，倘若最终因为存在刑讯逼供而将供述排除，将会对案件的处理造成很大影响，此时，公诉机关又应该采取何种机制平衡好侦查机关、被害人、嫌疑人的认识，使得非法证据的排除得到各方的认同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由该案例引发的思考就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它并非一个孤立的法律制度，该规则的顺利实施，离不开相关配套制度的保障，如何更好的实现非法证据的排除，笔者认为有必要在审查起诉阶段构建一系列完备、高效的配套机制。

(一)非法证据的发现机制

新《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接到报案、控告、举报或者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应当进行调查核实。”

发现非法证据的途径之一，首先是审查案卷材料，这是审查起诉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承办人在阅卷过程中，注意发现证据与证据间的矛盾，进而发现存在非法取证的相关痕迹;其二，注意审查同步录音录像资料，查看录音录像资料中相关言词证据的内容和笔录中载明内容是否一致;第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通常由控方承担证明证据合法性的责任，辩方提供线索和证据只能说是一项权利而不是责任。在审查起诉过程中，注意听取嫌疑人及辩护人的`意见，告知犯罪嫌疑人及其他案件当事人有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的权利，并提供涉嫌非法取证人员的姓名、取证时间、地点、方式等情况，以防止某些犯罪嫌疑人恶意提出相关信息以阻碍诉讼进程，在上文所提到的案例中，就是笔者在提审犯罪嫌疑人的过程中发现的;第四，进行必要的主证复核工作。对于直接影响到定罪和量刑的某些关键性证人进行核证，在复核过程中明确询问证人、被害人侦查人员有无非法取证的情况，同时，也要关注到证人原来陈述的时间和地点等，以判断存在非法取证的可能性大小;最后，公诉机关除了在审查起诉工作中发现非法证据之外，还可以通过重大刑事案件提前介入等方式，对侦查机关取证的合法性进行监督，防患于未然。

(二)非法证据的审查机制

发现非法证据是审查的第一步，接下来就是对可能涉及非法的相关证据进行实质审查，判断其是需要绝对排除的，还是通过补正后可以继续使用的，这需要公诉人一一进行甄别。在某些受人贿赂案件中或故意杀人等秘密实施的犯罪中，客观证据比较有限，定案的主要证据之一就是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口供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公诉人如果无法证明该证据系侦查人员合法取得，或已经提供的证据无法充分认定证据的合法性的，该证据就要被排除，公诉机关可能承担无法指控相关犯罪事实的法律后果。

第一，调取所涉及证据的相关讯问(询问)的同步录音录像，在新《刑事诉讼法》中，对于侦查机关制作同步录音录像做出了具体要求，在121条中规定：“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录像”，该规定为审查起诉阶段对讯问的合法性审查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重点审查录音录像中供述、证言、陈述的内容是否和笔录记载一致，被讯问人(被询问人)的精神状态是否良好、语言表达是否流畅、是否有伤痕，侦查人员有无保障其适当的休息等情况。

第二，调取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身体状况的相关材料，包括体检证明、入所体检记录等;

第三，提取犯罪嫌疑人同监室人员的证言，了解犯罪嫌疑人在被羁押期间的表现，有无表露过自己遭受过刑讯逼供，犯罪嫌疑人有无因此而受伤，以及犯罪嫌疑人是否和同监室人员谈及自己涉案的情况，同时，笔者认为，可以安排两名贴靠人员了解犯罪嫌疑人情况，这可以杜绝犯罪嫌疑人以刑讯逼供为由恶意对抗司法机关拖延诉讼的情况，便于公诉部门尽早掌握侦查人员讯问的真实情况。

第四，调取审查批捕阶段的材料，以了解在检察机关审查批捕阶段犯罪嫌疑人有无提出过非法证据排除的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审查起诉阶段犯罪嫌疑人提出该要求的合理性。

第五，核实讯问、询问的情况。主要通过询问参与办理案件的侦查人员来了解整个审讯的过程，将其证言内容结合其他证据审查判断侦查人员讯问的合法性，如对讯问的合法性存在疑问的，应当将相关证据排除;如若能够判断该审讯过程合法的，在后续的庭审过程中，可以申请侦查人员出庭，以更好的说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侦查人员出庭的问题，在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以后，会是一个常态性的情况，侦查人员如何克服作为国家司法干警的特权身份束缚和出庭的抵触心理，就证据的合法取得接受法庭质询和调查，这是侦查人员将要面临的一大挑战。

(三)非法证据排除的意见反馈及异议处理机制

经过以上若干程序的审查，存在非法可能性的证据性质就可以确定下来，公诉人发现该嫌疑证据确系非法证据，或无法排除其非法性疑问的，应当在案件审查意见书中予以列明并分析，直接予以排除;对于重要非法证据的排除可能影响到案件定罪量刑的，应当在审查过程中及发现之时及时向部门负责人汇报，并对排除意见的认定按照规定进行审批。

同时，某些证据的排除可能对案件有重大影响的，需要通知侦查机关补充侦查，侦查机关对公诉机关提出的补充侦查、排除非法证据的意见不服的，可以向公诉部门提出复议或公开听证审查。侦查机关要求复议的，公诉部门应当另行指派人员进行复核，并在五日内做出是否变更的决定。另外，对于通过犯罪嫌疑人、辩护人、被害人等提出非法取证线索的案件，公诉机关同样要将审查的结果告知以上人员，当事人亦可以申请复议或提出公开听证审查。

三、结语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简单来说是一个证据问题，但探究其实质，也是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权衡后的价值选择问题，新《刑事诉讼法》很快就要实施，多年形成的重打击犯罪的观念不管是对于司法人员还是普通民众而言，在思维上都已形成定势，如何更新观念，将新《刑事诉讼法》确立的“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目标落到实处，相信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通过审查起诉阶段非法证据排除的实践操作，实体与程序并重的意识会逐步深入人心，新《刑事诉讼法》确立的目标也将越来越近。

非法扣押申请书篇十四

为规范司法行为，促进司法公正，制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下面是规定的详细内容。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为规范司法行为，促进司法公正，根据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结合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属于非法言词证据。

第二条经依法确认的非法言词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三条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批准逮捕、审查起诉中，对于非法言词证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能作为批准逮捕、提起公诉的根据。

第四条起诉书副本送达后开庭审判前，被告人提出其审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书面意见。被告人书写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告诉，由人民法院工作人员或者其辩护人作出笔录，并由被告人签名或者捺指印。

人民法院应当将被告人的书面意见或者告诉笔录复印件在开庭前交人民检察院。

第五条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开庭审理前或者庭审中，提出被告人审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法庭在公诉人宣读起诉书之后，应当先行当庭调查。

法庭辩论结束前，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审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法庭也应当进行调查。

第六条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审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法庭应当要求其提供涉嫌非法取证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内容等相关线索或者证据。

第七条经审查，法庭对被告人审判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有疑问的，公诉人应当向法庭提供讯问笔录、原始的讯问过程录音录像或者其他证据，提请法庭通知讯问时其他在场人员或者其他证人出庭作证，仍不能排除刑讯逼供嫌疑的，提请法庭通知讯问人员出庭作证，对该供述取得的合法性予以证明。公诉人当庭不能举证的，可以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五条的规定，建议法庭延期审理。

经依法通知，讯问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应当出庭作证。

公诉人提交加盖公章的说明材料，未经有关讯问人员签名或者盖章的，不能作为证明取证合法性的证据。

控辩双方可以就被告人审判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问题进行质证、辩论。

第八条法庭对于控辩双方提供的证据有疑问的，可以宣布休庭，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必要时，可以通知检察人员、辩护人到场。

第九条庭审中，公诉人为提供新的证据需要补充侦查，建议延期审理的，法庭应当同意。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申请通知讯问人员、讯问时其他在场人员或者其他证人到庭，法庭认为有必要的，可以宣布延期审理。

第十条经法庭审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被告人审判前供述可以当庭宣读、质证：

(一)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未提供非法取证的相关线索或者证据的;。

(三)公诉人提供的证据确实、充分，能够排除被告人审判前供述属非法取得的。

对于当庭宣读的被告人审判前供述，应当结合被告人当庭供述以及其他证据确定能否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十一条对被告人审判前供述的合法性，公诉人不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或者已提供的证据不够确实、充分的，该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十二条对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被告人审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意见，第一审人民法院没有审查，并以被告人审判前供述作为定案根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被告人审判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进行审查。检察人员不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或者已提供的证据不够确实、充分的，被告人该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十三条庭审中，检察人员、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未到庭证人的书面证言、未到庭被害人的书面陈述是非法取得的，举证方应当对其取证的合法性予以证明。

对前款所述证据，法庭应当参照本规定有关规定进行调查。

第十四条物证、书证的取得明显违反法律规定，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否则，该物证、书证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十五条本规定自二〇一〇年七月一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