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北京青年调查报告(汇总15篇)
报告的撰写需要考虑读者的背景、需求和期望,以确保信息能够被准确传达和理解。在撰写报告时,我们要注意语言简练、准确,并使用恰当的科技术语。报告是对某一事件、问题或情况的全面描述和分析,它可以提供决策和解决问题的依据,需要明确的标题和目录,以便读者能够快速找到所需信息。如何写一份清晰、简洁但又具有全面性的报告呢?欢迎大家分享自己的报告写作心得和技巧,共同提高。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报告范文,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北京青年调查报告篇一
不少年长的人在说到90后时,常常夹杂着怀疑:缺少理想和信仰、功利欲望心强、过分自我和追求个性……社会舆论给90后贴上了许多“问题”标签。
如今,95后已逐步成为大学校园的新主人,他们对于个性的追求愈加强烈。在教育资源集中的北京,这座国际化城市的开放与多元给他们个性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充足的条件。
一项调查结果这样勾勒北京大学生的“标准”面貌:他每天的上网时间有7成的可能超过两个小时,上网、睡觉和社交是他最主要的课外活动;他最大的压力是学习和就业,他有近四分之一的可能会面临学习困难;他的月消费水平较大可能在800~1600元之间,其中,社交、娱乐、购物等占有较大比例。对于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他的预期薪酬为6668元,留京工作是最普遍的期望;他有极大的可能认为个人能力与自我奋斗、诚信等良好品质是一个人在社会生存和发展最主要的依靠,人生价值在于奉献是他较为认同的观点。
这些对北京大学生特征性的细节描写来自共青团北京市委联合课题组。针对北京大学生群体,课题组按照学校在校生人数的1%比例进行抽样,样本数为8143个。其中,普通高校7466个,民办高校677个。同时,通过面谈、深度访谈等发放问卷88份,总样本数为8231个。
北京市现有普通高校91所。其中,211高校共26所,占全国23%;985高校共8所,占全国21%。除留学生以外,在校生总人数为81.43万人,王可(化名)就是其中之一。
这个就读于北京某985高校的大三学生,最近有些“压力山大”。用她的话来说,大三就快结束了,可专业课学得“半生半熟”,大学英语六级还没搞掂。不仅如此,刚刚开始进行的社会实践让她对自己的社交能力感到怀疑,“总被领导批评不会说话”。
“上大学前,老师都说熬过了最艰苦的高中就会迎来‘幸福生活’。可没想到,这3年过得并不轻松。”王可在qq空间里写下的这段话,不到一小时就得到了近60个同学“点赞”,有同学评论:“人艰不拆”。
感到“压力”的大学生不止王可一个。
如今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大学生面临着学习、经济、人际交往、情感等方面的压力且相互交织。根据团市委有关北京大学生群体的调研结果,32.5%的大学生感觉压力较大,37.2%的大学生感觉压力适中,有3.3%的学生觉得压力已经承受不了。
而这些压力所反映出的是大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面临的各种困难。调研数据显示,20.8%的大学生感到就业困难,26.6%的大学生面临着学习困难。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与学习困难相矛盾的,是大学生用于参加学习培训的课余时间仅为10.7%。
调研分析认为,由于大学学习和信息传递方式的改变、校园生活更加开放和丰富多彩,现在的大学生活不再是传统的“三点一线”模式,大学生的课余时间相对宽裕和自由。但是,大学生的大部分业余时间都用在了上网或其他娱乐上,他们“不能合理做好业余时间安排”。
王可就是不能合理安排业余时间的那部分大学生。
尽管学习和人际交往给她带来较大压力,但这些并不影响她的娱乐活动。看美剧、逛淘宝成为她每天睡前的必修“功课”。她说,“其实,有时候也会自责放在学业上的时间太少,‘宅’寝室的时间太多了。可如果不这样,我一定会崩溃的。毕竟这些‘功课’的诱惑太大了。”
根据调研结果,上网、睡觉和社交成为大学生课余活动取向的前三位,分别占74.14%、34.49%和28.55%。
一个需要警惕的现象是,只有27.71%的大学生在课余时间锻炼身体。
调研报告。
称,大学生缺乏体育锻炼,且知道锻炼身体很重要,但就是不喜欢参加体育锻炼。
令人欣慰的是,调研还发现,96.67%的大学生能够承受现实的压力,并且能够找到各自合适的减压方式,运动健身和读书听歌、看电影等成为最常使用的减压方式,分别占33.04%和25.14%。
近75%的大学生闲暇时间用于上网,19.3%的人把网络自媒体作为最可靠的信息来源。
和王可相比,就读于北京一所非985、211高校新闻学专业的大四学生郑力(化名)对网络的依赖性更强。用他的话来形容:“没了网络,生活都会错乱。”
郑力给自己的“上网时间”算了笔账:首先,除了睡觉和体育课外,手机几乎不离手。他每天使用时间最长的软件是传说中的手机三件宝——微信、qq和淘宝;其次,郑力每天至少有3个小时沉浸在网络游戏世界中,“打dota、踢实况”成为每天最放松的项目;此外,睡前看一集美剧也花费他至少1小时,这其中还不包括和女朋友微信交流的时间。
这一算,郑力每天“全情投入”网络的时间超过5小时,最多时甚至达到8到10个小时。
联合课题组的调研数据显示,有74.67%的大学生的闲暇时间主要用来上网,70.3%的大学生平均每天用来上网的时间超过两个小时。
其中,和郑力一样上网时间超过5小时的大学生占了13.1%。其次,上网3小时左右的占17.9%,上网4小时左右的占10.7%。
从学历分布上看,调研报告分析,专科生和本科生主要通过网络获取信息和进行娱乐,而硕士和博士生主要通过网络获取信息和进行学习。
课题组认为,新技术和新媒体在改变社会结构和生活的同时,也最大限度地改变了社会化过程中的大学生,微信、微博、数字音乐、在线视频、电子商务等已成为当代大学生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要素。
因此,课题组把如今的北京大学生定义为“与网络深度融合的新一代”。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网络能给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带来极大的便利,但其随之带来的隐患不可忽视。
调研数据显示,58.5%的大学生会不同程度地将个人情绪带到网络世界中,19.3%的大学生认为网络自媒体是最可信的信息来源,网络自媒体成为在父母及亲戚提供信息之后的第二大最可信的信息来源。
对于网络世界的影响,王可自认为是“有控制力的”。这一点,是相对于她身边众多的“愤青”而言。
王可说,现在的大学生几乎都有微博、微信、人人网和qq空间,来自各个平台的信息也让人目不暇接。她发现,身边总有那么一群同学的朋友圈和微博里,不仅晒有各种自拍、美食,也经常出现对身边事和新闻“打嘴仗”和吐槽。
“我很佩服他们的语言能力,每天总有许多‘大快人心’的评论。但我也只是看看,几乎不愿意加入讨论,总觉得自己了解到的信息不准确,不敢随便议论。”王可说。
郑力也是如此。作为新闻学院的学生,他经常看到许多同学会因网络上的一些负面消息而愤怒,甚至情绪十分激动。但他认为,很多同学在评论转发时并未确认消息的真实性,一时的过激情绪会让人失控,而辟谣信息却往往得不到关注。
团北京市委的调研报告用具体的数字作了回答:一个北京大学生平均每月的消费支出是1481元。具体来看,消费800~1600元的占56.05%,800元及以下的占21.69%,1600~2400元的占14.48%。
报告称,除了吃饭等日常硬性支出外,社交、娱乐、购物等非必要支出占有较大比例并呈上升趋势。课题组综合分析认为,与其他青年群体相比,北京大学生的月均消费水平普遍较高。
大学3年来,王可每周都要用手机app记录自己的消费情况。尽管没有详细到“一瓶水”,但几乎所有超过20元以上的开支都有记录。app数据显示,王可平均每月的生活费在2100元左右。
和不少女同学一样,购物是王可最主要的支出。“其实,女生平常吃饭、零食等消费都不高,钱主要还是花在买衣服和化妆品上。”王可并不喜欢在淘宝上买衣服,一方面质量不好,另一方面也怕有“二手货”。因此,她喜欢在商场里选择一些普通牌子,“但北京物价确实稍高,所以这方面花费会多一些”。
此外,社交聚会是王可第二大支出项目。对于身为“社团活动积极分子”的她说来,避免不了要和社团里的伙伴们外出聚会。虽然聚会都是aa制,但根据她们平日的选择来看,每人50元是比较适中的聚会标准。
谈到经济来源,王可说,自己大部分的生活费都是父母给的。但令她自豪的是,她每周会有一天在校外一家广告公司做行政助理兼职,一个月大约有600元的报酬。
这一点也符合调研情况。调研数据显示,在校大学生一般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家庭往往是其主要经济来源。83.33%的大学生靠家庭支持,5.45%的大学生靠奖学金和助学金,4.47%的大学生靠校内勤工俭学。此外,33.96%的大学生校外兼职收入占了经济来源的90%以上,校外兼职收入是大学生第二大经济来源。
然而,课题组发现,高昂的生活成本带来的问题是:它作为一大因素推高了大学生的预期薪酬。根据调研结果,大学生对于第一份工作的预期薪酬平均为6668元/月,而2019届高校毕业生的初始平均月薪为4746元(引用数据),相差近两千元。
课题组分析判断,过高的预期薪酬使得很多单位对录用大学生望而却步,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大学生就业难的现状。
调研报告显示,对于就业,大学生普遍希望留京工作。他们倾向于收入高、工作环境好的外企或国有性质单位,近半数人不愿意去西部和基层工作。
与就业期望值高相对应的是,大学生对于自身知识和能力储备相对不足也有比较清晰的认识。在造成就业困难原因的调查中,选择比例较高的为“期望值太高”和“知识能力储备不够”,分别占22.73%和21.47%。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当下最热门的创业,大学生总体持肯定态度。具体来看,62.32%的大学生认为创业是一种积极的职业观,但也有27.69%的大学生认为只有少部分的人能够成功,表现出了他们对创业失败的担忧。
追求个性无疑是当今大学生最主要的特点,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放弃集体。一个乐观的现象是:他们非常注重“同辈圈”。
前段时间,微博一个很火的话题“感谢室友不杀之恩”,用于调侃由于个性问题带来的宿舍矛盾。郑力发现,虽然每一次“惨案”发生总能在微博上激起讨论和关注,但他依然认为,这是再极端不过的案例。
在郑力眼里,“舍友之间避免不了一些摩擦和矛盾,但大家基本睡一觉起来又继续打游戏,丝毫不受影响。尽管现在每个人都特‘个性’、‘另类’,但当处于宿舍、班级这样的集体时,我看到的,多数同学都能适应其中。”
郑力的想法得到了调研数据的支持。调研报告称,大学生交往人群相对较为固定,且交往密切的群体主要是同学和舍友。其中,在交往比较密切和非常密切的人中,同学占88.3%,舍友占93.5%。可见,大学生具有良好的宿舍关系,逐渐形成拟亲人的同学关系,对于大学生的学习和成长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在对于“您的朋友中最多的是哪一个类别”的问题上,回答同学的占87.9%。对比其他青年群体回答同学的比例,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青年为83.5%,市属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为77%,高校青年教师为77.2%。课题组由此发现,大学生群体和与之对比的几类青年群体,大学同学和室友已经成为他们结交朋友的第一选择,而大学阶段更成为其未来形成稳定的朋友圈的重要时期。
王可认为,90后乃至95后,虽然有着时代带来的个性化特征,但是,“大家都是成年人,不会像高中时那样不懂事,因为一些小的观点分歧去孤立某个同学。相反,如果有同学‘游离’在集体之外,反而班干部会主动去了解和帮助他。”
她还说,现在社会上给90后贴上“问题”标签其实很不公平,其实90后不仅“玩得好”也“靠得住”。他们对于许多重要问题会理性、客观地解读;他们追求个性却并不盲目。对此,调研报告也提到,大学生关注社会公平问题。有48%的大学生认为收入高的人应该缴纳更多的税。调研组认为,这反映出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他们对于社会公平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并不盲目。
此外,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大学生对于xx大以来党的领导集体持有积极肯定的态度,关注治国理政思想、党的政策方针,有近60%的大学生“非常想加入”或“想加入”共产党,超过85%的大学生以身为中国人而感到骄傲,对国外文化产品和国际局势保持清醒认识和判断。
关于中国梦,超过半数的学生表示“非常了解”和“比较了解”,近75%的大学生认为中国梦一定能实现。
北京青年调查报告篇二
近日挖财、百度外卖联合发布《“空巢青年”生活报告》,通过对23-36岁独自在一、二线城市生活且有独居特征的年轻人的消费、理财数据分析,并结合问卷调查,重点揭示他们与“非空巢”青年在生活态度上的异同。报告显示,很多空巢青年的生活“孤独而又灿烂”,他们对生活品质有着自己的追求——愿意花钱去住更好的房子,在美食、服饰、数码产品上的单笔消费也更高。
挖财和百度的这份报告显示,“空巢青年”的孤独感得分6.35分,“非空巢青年”得分4.34分。数据分析师们发现,并不是城市越大越孤独,重庆、东莞、北京的年轻人是孤独感最强的,而杭州在城市排名中仅排第六名。“空巢青年”在独处的日子里有自己的生活情趣,他们排解孤独的主要方式不是狂欢,而是阅读和看电影,选择这两种方式的比例分别高达40.01%、46.87%。有趣的是,不同城市的“空巢青年”也有不同的偏好,比如南京的喜欢养宠物,成都的爱旅游,杭州的爱美食。数据显示,高达46.7%的杭州空巢青年选择找朋友聚餐的方式排解孤独。
此前有媒体调查后说,缺乏感情寄托和居住条件差是“空巢青年”面临的两大困境,他们租住的地方往往远离城市中心与工作地点,每天的通勤成本甚至要四五个小时,他们没有闲暇也没有精力去社交或娱乐。
不过挖财、百度外卖基于大数据的报告显示,其实“空巢青年”对生活品质有着自己的追求——更愿意花钱租住好的房子,人均每月房租消费1355元,是普通青年的1.5倍;空巢青年中的有房人群,人均房贷月供为4241,是普通青年人均月供的1.9倍。
而且在决定继续留在大城市的“空巢青年”群体中,有74%表示正在攒钱买房。该数据高于普通青年,后者有61%表示正在攒钱买房,剩余的39%则没有买房的意愿。
报告主笔说,前述数据虽然有“普通青年房租低是因为两人平摊”的因素,但仍表现出空巢青年在住房上不愿意将就,这是对生活态度积极的表现。
在生活消费上,“空巢青年”除了和普通青年一样关心柴米油盐外,在美食、服饰、数码产品等上面的追求更高——这些子项目的单笔消费都高于“非空巢青年”。而且大数据显示,“空巢青年”更倾向于月光和提前消费,比普通青年更为任性。
或许这与他们的消费增长能力有一定关联。工资收入数据显示,“空巢青年”由于进入职场时间较短等因素,10.4万元的年收入比普通青年的工资年收入低1万元。但是从收入增长率来看,空巢青年三年内收入增幅53%,高于普通青年收入的增幅45%。
“他们在工作上投入了更多的`精力。”报告主笔说,“空巢青年”点外卖的时间集中于19:00~22:00,要比普通青年的时间(17:00~19:00)更晚,这或许存在加班的因素。
但是在投资理财方式上,“空巢青年”并非都是冒进的群体,他们选择单一储蓄、股票等高风险投资的占比都较多,风险偏好上显现两极分化。而且有一个细节是,55%的“空巢青年”计划今年回家用一个月的工资孝敬父母,比“非空巢青年”高出七个百分点。
报告主笔援引人民日报的评论说,其实每个时代的年轻人都有其奋斗群像,“空巢”更是几代人的人生中必然经历的阶段,因为真正建立起自己的家庭前,任何人都要经历这样的“中空”状态,在历练中积累生存技能、锻炼自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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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青年调查报告篇三
在北京市自来水集团第九水厂工作的佟洁,是个1986年出生的北京大男孩,出生在西城,目前住在东城亲戚的房子里。那是个10平方米的平房,住在那里是因为班车能路过。他报名参加了自住房摇号,但不知道摇号能否摇到自己头上,最大的压力就是在房子上。
收入行业差异大,住房压力大。
团北京市委选调75名企业团干部和10名专家团队组成调研组,从北京市人保局社保中心提供的养老保险缴费人员数据库中进行抽样,完成了此次调研。
但是,刘水目前最大的苦恼是缺乏私人空间,毕业3年了还住在单身宿舍,感觉不太好,毕竟不同于学生时代。她觉得自己应该有更多的个人空间,但收入还不足以支持她去租更大的房子或者买房,现在的年龄不到30岁,又不够资格申请公租房。
工作稳定是最大吸引力。
北京自来水集团第九水厂团总支书记陈佳丽的想法也印证了这一调研结果。
1984年出生的陈佳丽是北京人,大学毕业后一直在第九水厂上班。陈佳丽两年前结婚,她说自己和老公一直持续啃老的状态:平时跟双方父母住在一起,因为跟父母一起住方便照顾孩子,小两口也负担不起房价,所以也没有单独买房的打算。
陈佳丽每月收入3500元左右,习惯了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未来10年内都没有换工作的打算。她认为稳定性对于女性更加重要。
调研报告同时显示,如果有机会再次择业,中央机关企事业单位仍是北京市属国企青年的第一选择。
一直以来,国企青年背负着高收入等光环,但从调研看,当前北京市国企青年收入较中央企业青年收入低,在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制造业、批发零售业等行业也低于非公青年,导致职业前景、职业声望、社会地位得分较低,职业满意度不高。
但是,市属国企青年由于北京户籍比例高,无需买房或可以更多得到来自家庭的支持和充分利用住房政策,自购房的比例为40%,高于非公企业青年20.9%的自购房比例。市属国企青年合租比例20.3%,也远低于非公企业青年34.2%的比例。53%的市属国企青年近3年来没有搬过家,平均搬家次数0.97次远低于非公的1.3次。
调研组织者认为,综合来看,市属国企青年在住房开支、居住稳定性和环境上稍优于非公企业青年。
发展的.困惑。
刘铭涛是北京地铁运营四分公司南邵战区值班站长,最初到站区工作的时候是一名中控员,刚刚工作时的一次经历让他记忆犹新。
那天我们是夜班,当天晚上7点多,高峰刚过,发生了一个倒叉故障。当控制台显示倒叉故障后,刘铭涛感觉大脑一片空白,加上自己紧张,心里素质那时候不是特别好,处理的过程中有些小瑕疵,致使列车有几趟晚点。
这次经历,让刘铭涛开始钻研学习业务,并取得北京市地铁技能大赛的第一名。随着不断努力,刘铭涛从技术主管升职为值班站长,工资也在原来3000多元的基础上有所增加。
刘铭涛的工作时间长,尤其是在冬天气温下降,客流量增加的时候,他每天站立的时间超过了十几个小时。
根据团北京市委的调研报告,北京市属国企青年群体中,92.7%是工作在一线的办事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在首都经济社会发展、城市安全运行保障和人民群众生活服务的各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这些青年平均每天工作8.7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43.9小时,但平均每天用于通勤的时间为2.16小时,每周学习时间平均仅为3.05小时。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互联网技术融合应用、京津冀协同发展等都给国企带来了更大的机遇和挑战,对国企青年的成长成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为此,团北京市委建议,建立京津冀三地青年技能人才交流成长机制,构筑国企青年人才培养工作体系,联合北京、河北、天津共青团,协同推进活动开展,服务青年成长成才。
北京青年调查报告篇四
创业,无疑是时下最火的一个词,而首都北京更是创业青年云集之地。无论是中关村创业大街的咖啡馆,还是三里屯soho的写字楼隔间,乃至你可能路过的某个肉夹馍摊位,都涌动着蓬勃的创业热情。
7个聚集过万创业青年的街乡。
团市委创业青年调研团队专家组成员、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刘平青表示,这些聚集区与全市经济产业园区和流动人口的分布情况一致,多受产业特性、相关政策和历史原因的影响,例如中关村就聚集了大量的信息产业,有聚集效应。
刘建强就很喜欢自己位于中关村西区鼎好大厦8楼的办公室。这是一个名为厚德创新谷的创业孵化器,3000多平方米的办公场地里,分布着30多个创业公司,不定期会有投资人来考察项目。在他们的楼上,是李开复创办的创新工场。而走出鼎好大厦,沿北四环往西走不远,就到了去年6月刚刚更名的中关村创业大街。晚上没那么忙的时候,刘建强常会溜达到那儿,参加3w咖啡或者binggo咖啡举办的各种创业沙龙,或者跟投资人聊上两句。
选择办公场地时,刘建强曾经犹豫过,公司是随便租一个商住两用的民居,还是到中关村找一个孵化器?可跑了几次中关村以后,他没再犹豫,周边环绕着创业者、投资人,让他更有创业的感觉,也更方便。
身处在一群创业者中,刘建强能很强烈地感觉到创业的氛围。入驻半年多的时间里,同在一个办公区的公司,有人被大公司作价千万元收购,有人成功地拿到了b轮融资,也有人烧完了钱还是没有找到营利模式,最终黯然离场。这让今年32岁的刘建强时刻警醒自己要更努力地奋斗。
河北人刘建强目前的创业项目是一款预定运动场馆的手机appe运动,在这一波移动互联网催生的创业热潮中,手机app无疑是资本市场的宠儿。在前一份工作中,刘建强对接的就是一些app的推广业务,这也让他更能体会到移动互联网的魔力。去年6月,他最终决定辞职,离开年收入50多万元的广告公司,开了自己的公司,每个月领着公司最低的5000元工资,他的理由是,到了这个年纪,想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情。
算起来,刘建强是在毕业后的第九年才踏上自己的创业路,相比平均初始创业年纪显得大了一些。而《报告》也指出,如今北京创业青年有年轻化的趋势。如今,越来越多的90后ceo开始频繁见诸媒体,刘建强说自己很羡慕当下的年轻人,创业的.环境越来越好了。
六成创业为自我就业式创业集中在批发零售和服务业。
跟直接从事手机app开发的移动互联网行业比起来,31岁的北京大兴区大学生村官李彪开的那家经营国内旅游、出境旅游、汽车租赁等业务的北京福地青云旅游有限公司显得有些传统,但李彪觉得这种传统服务业机会多,而且自己喜欢。
刘青平教授表示,调研反馈的结果显示,大多数创业者实际上是属于自我就业式创业,而零售批发还有服务业门槛更低也更传统,所以有更多的创业者聚集。
李彪是土生土长的北京大兴小伙,20xx年毕业后又回到了大兴区青云店镇小铺头村做大学生村官。他的第一次创业就很传统,那是在他大三的时候,还在当学生会主席的李彪把同学借了个遍,凑足8000元买了一辆19座的红叶客车,开始做汽车租赁。他载着客人跑遍了附近的十里八乡,还一度跟驴友穿越过无人沙漠,因为赶上旅游旺季,没多久李彪就回了本,还买了新车,生意越做越大。
不过,因为缺少管理经验,租赁生意总是出一些意外,后来李彪就停了这部分生意,转而承包了一家旅行社。
20xx年,同镇的东辛屯村着手打造民俗旅游文化村,因为有做旅行社的经验,李彪被调了过去,协助东辛屯村的旅游开发和管理。也是同一年,李彪觉得这是个机遇,于是开了一家旅游公司。
那时候,李彪每天一边要忙着跟村民沟通文化村改造,一边要管理公司。为了新公司,李彪押上了自己的房子、车子乃至土地,每个月要还4个银行的贷款,感觉整个人都被掏空了。
北京青年调查报告篇五
xx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和《父母必读》杂志对当代中国城市青年价值观念及生活形态进行了细致的调查和研究,并于近日公布了调查结果。
中国城市青年基本概况。
当代城市青年研究关于城市青年的界定具体描述为:生于1978年-1981年,现在年龄在23岁-26岁之间的青年;包括:大学生、研究生、已参加工作人群等等;在所在的城市至少居住三年,并且以后长期在城市生活。
之所以对城市青年进行这样的界定,并把其作为一个独特的群体提出来进行专门的研究,不是一时的头脑发热,是由于这个群体有其独特的成长背景,而且他们即将成为社会的主流,他们是一个孕育社会未来的群体。
参与此次调查的1040人中,年龄分布均匀,男性为53.8%,女性为46.3%,其中独生子女占57.8%。从就业情况看,80.4%的人有固定工作,6.1%的人有临时工作,有5.1%是学生,还有8.5%的人没有工作。
从收入看,34.6%的.人月收入在xx元以上,月收入低于1000元的占24.1%。
人生价值观传统和独特兼有。
调查显示,当代城市青年的人生价值观既有传统的一面,又有其独特的一面,一方面,约有83.4%的人同意“个人利益应该服从国家和集体利益”,85.2%的人认同“人和人之间是平等的”,68.9%的人同意“奉献与索取应该是平等的”;但在涉及个人价值和利益关系时,当代城市青年就表现出利己的价值观,他们更加注重个人利益、满足个人欲望,42.9%的人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利益关系”,38.4%的人同意“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观点,63.2%的人认同“人生应该及时行乐”的观点。
当下社会中,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公民一直是全社会呼吁和鼓励的。此次调查问卷中显示出多数青年人责任感还是比较强。在被询问对“如果周围有人做违法的事情,只要不危害我的利益,可坐视不管”这一观点的看法时,只有7.69%的年轻人表示完全同意,比较同意的占19.90%,而不同意也不反对的占31.06%,而比较反对和完全反对的比例达41.35%。
北京青年调查报告篇六
在当下这个社会中,我们都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到报告,通常情况下,报告的内容含量大、篇幅较长。你知道怎样写报告才能写的好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北京青年大型调查报告,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王英姿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自己这类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即使她不知道也会掏出手机打开导航。她刚来北京读大学时就成为了一名志愿者,最难忘的是本科毕业后去四川支教一年的经历。平日里会留意志愿者的招募信息,时间合适就和小伙伴走起。
她爱公益、爱行动、不爱冷漠,爱挑战、爱拼搏。在朋友圈里她会晒支教日记和孩子们的笑脸,最重要的是,从不晒包包。
团北京市委进行的“北京青年1%抽样调查”就关注到了像王英姿这样的青年志愿者。截至xx年3月,在“志愿北京”信息平台实名注册的青年志愿者有近130万人,占据北京志愿者总数的半壁江山。
“被质疑志愿服务动机?肯定遇到过!”曾任校青年志愿者协会主席的元方告诉记者,上大学时就有人质疑她是为了加学分,工作后参与志愿服务被人说是好出风头,“但真的都是少数,大部分人听到我的经历都会说,好赞!”
对于参与志愿服务的动机,课题组的调查揭示,59.1%的受访者选择了“奉献爱心”,37.2%的受访者选择了“积累实践经验的需要”。同时,在志愿者应具备的素质方面,66.5%的受访者认为最重要的是有“乐于奉献的志愿精神”。课题组认为,“奉献”成为北京青年志愿者的关键词。近四成受访者选择积累实践经验,跟青年的角色十分相容,表明志愿服务是认识社会、了解社会的窗口,通过志愿服务经历来获得成长也是青年内在的发展需求。
让元方感到骄傲的时刻通常出现在假期回老家,留在家乡的同学听她说起志愿服务经历时会“点赞”,但觉得“不是一路人”。甚至有同学在听她说喜欢“做公益”时回了句“你手真巧”。“他以为是做工艺品啊,这在北京绝不会发生,感觉‘志愿服务’挺普及的,因为它代表着北京范儿!”
元方周围的朋友基本上都参与过志愿服务,她曾和大学宿舍同学利用寒暑假去西部支教,也在xx年北京奥运会时成为“鸟巢”的一名志愿者,用微笑共同打造了北京名片。根据团北京市委对3.5万多名在京青年调研数据显示,在问及“你最希望参加哪些活动”时,选择“志愿公益活动”位于前列;在问及“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方面,选择同意的占79.8%;在问到是否认同“当别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会主动伸出援助之手”时,选择同意的占76.7%。
调研分析认为,首都青年高度认同“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高度接受和认可志愿服务活动。这大概就是让黎肖乐觉得“骄傲”的“北京范儿”吧。
在很多对志愿服务持观望态度的人看来,向需要的人伸出援手并非易事。究其原因,有人认为做志愿者是“有钱有权的人才做的事”。
值得注意的是,这项针对北京青年志愿者的调研恰恰与以上结论相反。
真的是有钱人才能做志愿者吗?数据显示,在收入方面,剔除在校学生数据,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占24.5%;收入在1000元到3000元之间的占36.8%;收入在3000元到5000元之间的占20.6%;收入在5000元以上的占18.1%。而xx年北京市职工月均工资是5793元。
非得是有权的人才能参与志愿服务吗?数据表明,工作职务方面,剔除在校学生数据,其中“办事人员”占26.9%,“专业技术人员”占22.3%,“一线工作人员”占18.8%,“单位负责人”仅有3.7%。
调查显示,大多数青年志愿者是基层一线工作人员,收入和职位不高。这与西方国家志愿者普遍“有闲、有钱”的情况有明显差异。
对于青年志愿者的非京籍青年所占比例,调研发现非京籍青年占34.1%。调研分析认为,志愿服务是外地青年融入北京、认知社会、参与公共事务的一种途径。加强青年志愿者工作是推动社会融入、组织重构的有效途径。推动不同青年群体之间的融合,对于构建新型的青年社会关系具有重要作用。
刚刚过去的五四青年节,志愿者王英姿细细梳理了一下自己青春里的那些事儿:“怀念青春时,绝对不能不提志愿服务。”
真正参与志愿服务是在王英姿读大学时。去四川达州宣汉县支教,还成功举办了一台关爱留守儿童的晚会。大学里连续3年都是中国网球公开赛的志愿者。本科毕业后加入研究生支教团,重返宣汉支教。这些志愿服务经历被她形容为“到了80岁想起依然会微笑的事”。
“不管你来这个学校之前是否了解志愿服务,一进大学,最大的社团就是青年志愿者协会,周围会有一批参与志愿服务的小伙伴,你也会受到感染啊。”王英姿告诉记者,在她的母校中国传媒大学,志愿服务经历是每个同学的必修课。
这一点和调研情况相符。数据显示,在第一次参加志愿服务年龄方面,选择在18~24岁之间的占46.7%;其次是15~17周岁,占27.7%;14周岁以下的占16.3%。在25岁之后首次参加志愿服务的仅占10.1%。
志愿者的参与经历大多是从中学和大学本科阶段开始,课题组分析认为,学校阶段是培养志愿服务意识、发展注册志愿者队伍的关键时期。从另一角度也说明,针对已经走上工作岗位、走向社会的青年,志愿工作的力度和覆盖面还有待加强。
像王英姿这样读了研究生依然对志愿服务抱有热情的青年群体不在少数。在调研中发现,拥有本科(含双学位)学历的占56.1%,拥有研究生学历的占14.4%,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占84.7%,青年志愿者学历层次普遍较高。
调研组在问到“参与的志愿服务涉及哪些领域”时,全体受访者中有47%选择“社区服务”,有41%选择“环境保护”,39.1%选择“大型赛会”。调研组分析认为,北京青年志愿者参与志愿服务的领域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多元化特点。社区、环保、大型赛会等三类志愿服务参与率较高,这与北京的城市发展水平和功能定位密切相关。
值得注意的是,调研组进一步揭示,虽然服务领域多元可喜,但相应的培训却不足够。在一对一探访中发现,志愿者十分关注岗前培训,很多受访对象认为这是志愿者应该享有的权利和保障之一。但在培训时长方面,有18.1%的受访者表示从未参加过培训。大多数针对志愿者的培训集中在“30分钟到1小时”,占30.1%,选择“1个半小时以上”的仅有29.4%。
在志愿服务培训形式方面,选择“为所有岗位的志愿者开展志愿服务理念为主的通用培训”的占32.9%,选择“针对具体志愿服务岗位进行岗位培训”的占30.8%。调研发现,由于培训力度直接影响志愿者服务效果,广大青年志愿者对培训的需求反映强烈,亟须掌握助老、助残等方面专业技能,进而更好地为服务对象提供专业服务。
作为曾经的志愿者、现在的北京科技大学指导老师,于群也有自己的担忧:“大多数孩子热情有余,但没有坚持。我不希望我的学生参与志愿服务只是一时冲动,是一次性的,体验一下就完事。”
调研数据显示,在参与志愿服务的频率方面,“不定期参与”的是常态,占48.2%。在每年参与志愿服务时间方面,选择“在50小时以下”的占56.4%;选择“50~100小时”的占31.6%;选择“在100小时以上”的比例较低。课题组认为,北京青年志愿者平均服务时间整体偏低,志愿服务频次不高、时间不长,常态化程度偏低。
“都说志愿者是北京的名片,名片是需要随时揣在兜里、常常拿出来的,是必备。”于群希望他的学生能把参与志愿服务当成一种常态、一种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秀在朋友圈里、为吸引点赞的一张照片。
北京青年调查报告篇七
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期,青年群体出现了价值多元化、需求多样化、流动经常化、参与自主化的趋势,在此背景下,按照不同需求和追求而成立的青年自组织应运而生,并以其服务对象的特定性、服务目标的明确性、行为的灵活性和组织动员的便捷性等特点,吸引了大量青少年的加入,在团结联系青少年个体(尤其是体制外青少年),动员青少年民主参与、自主管理、自我服务等方面发挥着了积极的作用。其范围广泛,涉及众多,有娱乐、健身、交友、公益等类型。为了摸清青年自组织的发展状况,我们按照团区委的要求对青年自组织的发展状况进行调查研究。据调查了解,青年普遍认为:参加青年自组织有利于提高自身素质,有利于体现自身价值。
1、青年自组织基本特征明显。明显的年龄特征,大多数组织成员是处于青年期的同龄人;一定的规模,固定会员达30人以上,以35岁以下青少年为主体;有组织的章程,对自身的组织使命、主要任务有明确的界定;有较稳定的组织框架,组织成员各有其责,各司其职,各行其权,有明确的分工。
2、青年自组织规模小,数量不多。大部分自组织规模都在50人以下。在调查人群中,有过半的人没有参加过任何自组织,有20%的人没有听说过青年自组织,但77.5%的人非常有兴趣参加青年自组织。
3、青年自组织发展速度快,人员参与积极。近几年,随着手机和电脑的普及,多以qq群为主,qq群多以老乡会、同学会为主,qq群人数不定,有10多人的,有200人的,但以规模50人以下的居多,多以网上交流为主,很少组织室外活动。开展活动多的以兴趣群(文学交流、摄影交流、书画交流等)和各种公益社团为主,人员参与热情高。
4、青年自组织组织方法相似,联系紧密。所有的青年自组织都以手机为主要联系方式,辅以网络工具。各种青年自组织都通过手机联络,说好活动的起始时间和地点。部分游戏群通过网络,进行群体作战游戏。
5、青年人参与热情高,积极公益,奉献爱心。镇卫生院的志愿者协会,就是公益性的服务组织,几年来,他们深入老党员干部家中、敬老院、为他们进行免费的体检,并送去药品,深受干部群众的好评。
6、青年自组织青年参与自组织的动机、积极性高。自组织青年参与自组织的动机是找一个表现自己的平台,让自己在这个平台上得到学习、磨练,自组织青年的参与积极性是非常高的,不用组织者动员就自行报名或自愿加入。
7、对党团组织的信仰、支持没有改变。调研中发现青年对党的信仰、对团的支持一如既往,青年人喜欢平等、自由,这也是他们积极成立、参与自组织的原因。青年对于体制内社团的态度是比较明朗的,他们认为青年自组织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让他们能够自由发挥的“场所”,他们感到很满意。
青年自组织虽然发展快,却也存在着诸多的困难与问题:一是无组织活动资金的支持。会员们希望上级组织能给与一定的支持,改善现有的基层活动状况,活跃广大青年同志。二是宣传方式单一。有的以网络为载体,活动人员的召集、活动后的宣传都以网络为主阵地,在青年人中知晓率不高。三是成员素质参次不齐,缺乏培训指导。四是结构不够完善,组织不够健全,人员集中也不够迅速。
青年自组织目前还处发展初期,动作、发展的水平还很不平衡,如何通过有形的措施引导他们为我所用,引导其沿着健康轨道发展显得尤为重要。我们认为团组织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给予切实的指导:
1、要加大与青年自组织成员的交流。青年自组织依托网络平台,突破了地域、资源限制,成为直接面对青年、面向需求、无边界的组织,它满足了青年多样需求,成为青年展示自我的舞台、全面发展的空间,因而受到青年的追捧。这对团组织来说是件好事,我们加强和青年自组织的交流,将其组织者吸收为团委委员或青联委员,在团区委开展活动或大型会议时邀请其参与。同时对青年自组织给予切实的指导和帮助,在他们开展的.大型活动时派人参加,同时及时给予一定的表彰和奖励,让他们感受到团组织对他们的关心与支持。
2、要加强对青年自组织的管理。青年自组织的优点很多,但是就象前文所说,他们的成员多来自网络,素质参差不齐,团组织要加强对他们的管理,大型活动要求他们一定要备案,进行指导并派人参加。也可与他们共同开展一些活动,吸引更多青年,扩大影响面。同时在场地租借、社团孵化、项目指导、骨干培训等方面,给予青年自组织切实的帮助。为了更好的管理这些青年自组织,也需要上级及政府相关部门出台相关管理办法,对其服务、管理、发展问题进行法律上的规范,引导和激励自组织的健康成长。
3.团组织要联系、服务和凝聚青年。团组织要把青年自组织工作纳入工作规划,让青年自组织工作在工作目标责任制占有一定比例,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召开青年自组织组织者工作会议,以达到经常联系的目的,团组织要为青年自组织搞好服务,利用青年自组织本身具有的凝聚力强的优势来凝聚青年。自组织本身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团组织要把自组织领导者紧紧凝聚在团组织周围,自组织领导者的作用发挥好了,青年自然就凝聚起来了。
4、代为争取其它部门的支持。青年自组织的成长也需要全社会的支持和帮助,对于优秀的青年自组织,团组织有必要代其宣传,扩大它的影响,号召更多的人参与,我们在各方面积极支持同时也向教育局、民政局、关工委等单位反映他们的事迹,争取各方面的支持资金或其它的支持。
总之,开展青年自组织的调查研究,了解青年自组织的组织现状、基本特征、发展瓶颈,掌握青年自组织的发展规律,有助于共青团组织进一步了解青年群体的真实需求,反思自身的组织架构,改进传统的组织动员模式,以此来加强团组织与青年自组织的联系、指导和联合,加强对青年中间层群体的联系与服务,切实服务各类青年群体(尤其是中间层青年群体)和谐成长。
北京青年调查报告篇八
每晚回到租住的房子,枕着窗外的嘈杂,邱国远总是难以入眠。他想念从小到大生活的农村,想念“掉一根针都能听得见”的静夜。
在顺义区工作那几年,邱国远换过很多工作。他每天穿着体面,朝九晚五地上下班,却总觉得自己“和城市格格不入”。他喜欢夏天在自家院子里支起桌子吃饭,习惯走在街上遇到的都是看着自己从小长大的熟人。可是在城里,他甚至不知道隔壁的邻居是谁。
“我就是一个农民。”邱国远还是选择遵从自己的内心,回到顺义区北务镇北务村,和哥哥一起“将养猪进行到底”。
团北京市委“北京青年1%抽样调查”将邱国远归类为“农业青年”。他们的年龄在16~35岁之间,生活、居住、工作在北京乡村超过半年,直接从事第一产业。在北京,农业青年共有9。11万人,占北京市农业人口总数的16。17%。
白天,邱国远在村子里几乎见不到同龄人。太阳下山之后,各家各户的小车才陆陆续续开进村子,载着从城市里放学、下班归来的年轻人。
随着北京城市化进程加快,部分近郊农村变为城镇,大量农民上楼,大量农村户籍青年不再从事农业生产,选择在外就业或上学。农村青年外流趋势明显,村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并呈现多重经济身份集于一身的特点,收入来源也越发多样化。
有些农业青年通过将土地的经营权进行流转,获得租金,成为“土地出租者”,有些青年参加村集体产业并获得股份分红,成为“股东”,有些青年将自有住房出租,成为“房东”,还有些青年开展农家乐等个体经营,成为“私营企业主”。
河北保定姑娘赵红敏是北京农业青年中少见的外地农业户籍。因为“到北上广的年轻人都在城市里,没有人来农村”。在北京市农业青年中,北京农村户籍占54。0%,北京非农户籍占38。4%,外地农业户籍占3。3%,外地非农户籍占4。3%。
大学毕业后,赵红敏被一纸“工作在北京,管吃又管住”的offer吸引到了延庆县北京四海种植专业合作社。当时,这片距县城46公里的“纯山区”让赵红敏很失望。6年过去,四海种植专业合作社投资成立了北京四季花海农副产品加工有限责任公司,赵红敏担任经理。“农村还是有发展空间的,关键要看个人努力。”她说。
李佳雪从中国传媒大学毕业后,到房山区经营一家以生态教育、农工文化教育等为主旨的亲子生态农场。她介绍,房山区拥有十渡景区等丰富的旅游资源,青年人大多选择从事旅游行业的相关工作,很少有人选择传统种植、养殖行业。
在农业青年致富途径中,农家乐排在首位(15。9%),传统粮食种植收入最低。
每个月没有了房租开销,回到村子里的邱国远生活压力骤降。“自己院子里种点菜随便吃。”他说,“除了吃饭和孩子读书的开销,基本花不了什么钱。”
调查显示,农业青年生活压力较小,月平均收入为2837。89元,支出为1826。48元,月结余1011。41元,超过月收入1/3。他们的日常支出中,排名前三的分别是吃饭(72。2%)、水电气及日用品(42。6%)、抚养子女(32。7%)。农业青年拥有住房的比例达到56。1%,住房支出压力较小。随着农村基础设施日益完备,生活条件日益便利,92。6%的农业青年对目前生活状况感到满意。
不过,由于生活和劳动都在村里,农业青年的社会交往相对局限,他们最常交往的对象是“本村村民”(77。3%)。
农业青年在业余生活上也较为传统,每天上网时间为一小时及以下的占47。5%,从不上网的占6。8%,闲暇时间首选上网比例明显低于其他各类青年。而他们最常用的联系方式,是电话(38。7%)和面对面交流(26%),通过qq、飞信、微信等网络工具的比例相对较低。
邱国远也用微信,但只是“打发无聊”,从不用来“谈正事”。更多时候,他会选择打电话,或者更直接地把朋友叫到一起当面聊。
农业青年业余生活比较单调,闲暇时间的安排中,47。9%的被访青年选择上网,45。3%选择看电视,8%选择打牌打麻将等娱乐。
此外,农业青年群体的择偶观念也较为传统。择偶观念中排位前三的是品行(44。7%)、感情(25。3%)和能力(16。8%),选择金钱(4。2%)、房子(2。6%)、家庭背景(2。4%)、外貌(2。1%)和学历(1。6%)的比例相对较低。
大学毕业后,张庆回到房山区大石窝镇南河村,成为一名农业种植技术指导员。经过两年的摸索努力,张庆管理的大棚蔬菜实现年25%增产。“现在青年人不管有没有学历,留在农村的都很少,即使没有学历也会出去打工。”张庆说,“但有些人的思想意识也开始转变,我身边也有一些人回到农村来创业。”
不过,虽然42。8%的农业青年有强烈的创业意愿,对于未来3~5年的职业发展中,选择自己创业(21。4%)排在第一位,但只有4%的人有过实际的创业经历。缺乏资金、缺乏创业指导和缺乏技术支持是阻碍他们创业的三大门槛。
李佳雪在城市长大,选择从事农业相关工作,完全是出于“喜欢”。像李佳雪一样出于兴趣选择从事农业工作的,只有6。1%。近一半农业青年由于家庭需要、个人能力不足等不得不从事农业。“家里劳动力少”所占比例最高21。5%,“父母要求”占到10。3%,“只会种地不会干别的”占到6。9%,“外地打工挣不到多少钱”占到5。8%。
韩森就是“为了父母”,放弃了单位的出国机会,回到大兴区长营镇小黑房村,帮父母搞肉鸽养殖。起初他也十分排斥,每天“在家睡觉不想起床,起来也不知道干嘛”。但后来,他选择“接受现实”。
前几年禽流感暴发,韩森家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最困难的时候,是村里的老百姓伸出援手。2019年前后,肉鸽产业发展的好了,韩森告诉自己“不能忘本”,开始带领村民发展林下经济,共同致富,韩森因此被选为村委委员。在被访农业青年当中,有38%的人像韩森一样,选择通过村两委参与公共事务管理。
调查发现,户籍、土地、社保政策在农业青年中备受关注。被访的北京农业户籍青年中,近七成希望保留农村户口。不过,农业青年对关系切身利益的涉农政策高度关注,而实际了解程度并不高。
邱国远的妹妹本科毕业后留在北京城区,拥有一份收入可观的工作。可是5年后,她和哥哥一样选择回到顺义。“她回顺义区找工作,每天晚上回家住”。
邱国远9岁的女儿在农村上学,可所有补习班都在区里。每个周末,邱国远都要带着女儿往返三十几公里,接送她上各种补习班。
农业青年羡慕城市里的资源丰富,希望成为“城市人”。可现实是,在受访农业青年中,高中及以下学历占到49。8%,止步于职高、中专、技校等,他们在城里就业较难,生活习惯、交往习惯还保留着传统农村色彩。
随着北京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农业青年面临向都市型现代农业转型和进入城市就业的新形势。一方面,农业青年从事农业缺乏传统技术和现代技术,呈现“农盲”或技能缺失,需要提高技能适应农业现代化趋势。另一方面,农业青年缺少学历职业技能,在城市就业中缺乏竞争力,绝大多数从事以体力劳动为主的服务业和简单制造业。由于学历层次较低,再学习再深造的机会较少,平台较窄,后劲发展不足。
农业青年对于自己未来3~5年的职业发展方向,选择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比例仅有18。1%,四分之一的农业青年对未来发展比较茫然。“靠土地去养活一家人几乎是不可能的,他必须去工作。可他又无法融入城市,那他能不迷茫么?”邱国远说,“怎么办呢,这就是现实。”他觉得,农村已经不是2019年前“脏乱差”的样子了,年轻人应该更加努力学习掌握现代化技能,把“乡愁”转化成为生产力,让家乡更美。
北京青年调查报告篇九
调查中显示我行员工队伍年轻化,xxx岁以下青年占我行员工总人数的xx%多,是xxx市分行所属的支行中员工队伍最为年轻化的一个支行。而且xx岁以下的青年员工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显示了员工队伍的年轻化。
我部团总支机构健全、组织机构明显。我部团总支成员由三名成员组成,其中x名具有全日制本科学历、x名具有全日制大专学历,文化素质较高,而且有丰富的学校团工作的经验,在所属部门都是业务骨干,有一定组织协调性。
2、青年员工整体素质较高并且思想进步、积极进取。
我部xxx名xx岁以下青年中,具有本科以上学历的占比为xx%,具有大专学历的占比为xx%,中专学历的占比为xx%,这显示了我行青年人才队伍的高素质优势。调查结果还显示大部分人对自己现在的学历不是很满意,想要进一步接受培训和进修高一级学历,喜欢从事具有挑战性的工作。这些都显示了我行青年员工的积极进取、思想上要求进步。
1、整体的思想取向不够积极,价值观念出现偏移。
2、团青工作的条件不利,尤其基层团组织工作具有一定障碍。
团青工作的条件不利主要表现在经费方面、思想认识态度上和团干部的任用机制等方面。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大多数的团干部认为团青工作的开展具有相当大的难度。首先,人们在思想认识上没有对团青工作足够地重视,特别是一些基层行的领导认识不够,没有把团的工作摆在一个应有的地位,领导的忽视带来员工的冷漠。其次,经费问题一直是一个阻挠团青工作开展的不利因素。随着金融竞争的加大,费用的缩减,团青工作经费紧来越成为困绕团青工作者的突出问题。经费的紧张带来团青工作开展的艰难,久而久之,形成恶性循环,团青工作的难度就会越来越大。再次,团干部的任用制度上的缺陷和人员素质的高低也制约了团员工作的开展。大多数的团干部都是身兼数职,分身无术。团干部一般都是本部门的骨干力量和中坚力量,他们从事着本部门重要的业务岗位,工作强度大,任务重,从事团工作的精力变得微乎其微。另外,团干部大多数没有很高的行政级别,加上青年的认知感不强,这就使得工作的开展没有说服力,难度加大。
3、青年工作机制和方法有待提高。
我行青年工作的机制和方法整体比较落后,基本上还采取老的思想和老的套路,往往不能充分调动团员和青年的积极性。这些现象的存在主要是由于观念的陈旧,态度上的不重视和团干部自身素质不高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随着金融企业改革和金融制度的更新,团青工作的观念应该与时具进,革新老观念,转化工作的思路和方法以适应新形式下团青工作发展的要求,同时团干部应该积极的.提高个人素质,多听、多学、多借鉴,充分调动广大团员青年的积极性,把团青工作推向一个高的发展方向。
1、加强思想工作建设,彻底改变观念束缚。
团员青年是我行的生力军和未来,他们的好与坏,关系着xxx行未来命运的兴衰,他们接受新事物的速度快,反应机敏。所以加强团青队伍建设,首要就是要从思想建设入手,构筑青年员工健康的精神支柱,提高他们的思想素质、道德素质、政治素质,坚定他们的信念。包括理想教育、信念教育、国情和行情教育、职业道德教育。
2、加强青年人才队伍建设,培养各种类型人才。
新时期青年队伍建设赋予给我们的要求是培养复合型人才,以适应新形式下金融业发展的需要。打造复合型人才,创建学习性银行成了我行在竞争中取胜的有利必要武器。在过去我们成功地开展了新世纪青年读书计划、青年论坛等活动,都收效很大,从很大程度上激励了员工学习的兴趣,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还要继续探索更有利的方法和方式,譬如组织大型学习、开展竞技比赛、鼓励青年员工参加社会认证的考试取得高学历等等;认真做好双推工作,推优荐才,推优入党;加强全日制本科生的重点培养和选拔,为青年工作创造好的学习氛围,为xxx行的人才队伍建设贡献团组织应尽的力量。
3、加强团干部队伍建设。
4、与中心工作相结合开展团青工作。
加强团的自身建设,与中心工作结合起来开展团员工作,充分发挥共青团在我行的突击队和生力军作用,以更好的推动xxx行的经营和发展。
北京青年调查报告篇十
报告名称:20北京外商投资企业薪资调查报告调查地点:北京调查时间:年样本量:30被访者:外商投资企业调查机构:北京西三角人事技术研究所报告来源:北京西三角人事技术研究所报告内容:一般职员的月薪在2500至6000元,主管、主任、督导的月薪为4000至1万元,经理的月薪为5500至1.5万元,总监的月薪为8000至2.5万元。日前,北京西三角人事技术研究所对北京的30多家外企作了最新薪酬调查。调查的职位限于52个通用性职位,如市场、销售、财务、人事、行政、商购、电脑、系统、制造、质量、秘书、翻译等,同时还收集了有关福利政策,如住房、保险、医疗、各种津贴、出差待遇等内容。关于2000年北京外商投资企业薪资情况,根据西三角调查显示:在外企雇员平均年薪上,高科技企业为62653元;工业制造企业为28654元,快速消费品企业为24013元,其中各类企业雇员薪酬占销售收入比例为6.92%。在调薪制度上,83%的企业每年调薪一次,10%的企业每年调两次;在薪资增幅上,到增幅为11.4%左右,到增幅则下调为5.8%左右,到2000年薪资增幅在7.3%左右,预计2000年到增幅能达到10%,其中高科技企业薪资增幅已连续多年排列第一。根据西三角的调查显示,在参与调查的企业中82%的企业建立了中方账户,分别按员工工资的61%或59%或49%建立,服务项目分别为:劳保福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教育费、住房公积金、工会费。另外,68%的企业为员工建立住房基金,38%的企业有健康保险,55%的企业有雇员娱乐,69%的企业有女职工生育费,56%的企业有交通补贴,32%的企业有食品补贴。在解决员工住房方面:82%的.企业建立了住房公积金,其它解决员工住房途径依次为:企业把住房货币化,在工资中包含;企业自建或购买商品房,按房管部门的成本价售给员工,员工享有部分产权;企业按期发放一定数额的住房补贴,不解决住房;企业自建或购买商品房产权属于企业,无偿或低租分配给员工居住,离开公司时要求退还。在员工享受公司的住房待遇是否与公司有承诺的问题上,17%的企业与员工无承诺;83%的企业与员工有以下两种形式的承诺:一是员工与公司签订住房合同,房产证由企业保存,若员工离职,应交回住房;二是若员工不能履行有关协议(承诺),收回(退还)住房。在培训费的投入上,75%的外企每年的培训费占销售收入的比例在1%-5%。其中内训预算每人每年平均为1930元,内训时间为每年8.85天,外训预算为每年1650元,外训时间为每年5.2天。该调查报告中显示,培训费较上一个财政年度稳中有升,高科技企业在人均培训费和时间付出上均排第一,从中可看出各企业越来越重视培训。在奖金方面,一般公司都实行年底双薪。70%以上的公司发放销售奖,其中32%的公司销售奖每年发放一次,9%的企业每年发放两次,50%的企业每月发放一次。在福利待遇方面,除政府规定的丧假、产假、婚假、病假、探亲假以及陪产假外,各公司基本上都还自己规定有一些假期,如年假、轮班、培训,而且大多公司都有带薪休假的政策。在各类津贴中,一般公司还提供工作午餐补助,有些公司在节日期间还发放节日费。在留任优秀员工的措施方面,几乎所有公司都提供海外培训,其它方式还有晋升、提薪、特殊培训、解决住房、提供旅游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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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青年调查报告篇十一
截至9月底,北京市“城六区”常住人口出现负增长,比去年底减少9.6万人。全市常住人口增量和增速呈现双降态势,预计第四季度全市人口总量规模会环比回落。
据新京报报道,北京市常务副市长李士祥11月18日下午召开会议,听取各区在人口调控、疏解非首都功能等方面的最新进展。
东城区和西城区人口增长首次出现拐点人口数量由升转降。今年朝阳、海淀、丰台和石景山4区人口也出现拐点。
根据《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城六区”作为北京的中心城区,将坚持调整疏解,降低人口密度,常住人口将在基础上每年降低2到3个百分点,争取到下降15%左右,人口总量控制在2300万人。
根据北京市统计局20发布的年度人口抽样调查报告,20末,北京全市常住人口为2151.6万人,全市常住外来人口为818.7万人。常住人口增量、增速呈平稳下降的趋势。三环至六环间聚集了1228.4万人的常住人口,占全市的57.1%。城市功能拓展区常住人口最多,达到1055万人,占49%。年,北京全市常住人口密度为1311人/平方公里。
今年2月1日的北京市综合经济部门统筹推动落实工作电视电话会议要求,,北京市要确保完成人口调控目标,城六区常住人口较年下降3%,实现人口由增转降的拐点。
8月25日,北京市常务副市长李士祥曾透露,北京市上半年全市常住人口同比减少了18.1万,“城六区”常住人口出现由增到减的拐点,但人口总量依然达到2182.1万人,超出年终2177万人的调控目标。
新京报报道,今年1月到9月,北京市常住人口继续保持增量和增速双降态势。截至9月底,全市常住人口同比增加9.8万人、增长0.5%,增量同比减少16.7万人、增速同比下降0.7个百分点,其中城六区常住人口在上半年出现拐点的`基础上继续负增长,截至三季度末较上年底减少9.6万人,东城、西城已完成全年减量任务的84.6%和75%。
北京市发改委主任卢彦在18日介绍,目前完成全市人口调控目标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受节日等因素影响,四季度全市人口总量规模预计会有所回落。但新生儿数量会超过往年,据北京市卫计委预测比常年多出生约5万人。
人口的变化与北京正在实施的非首都功能疏解密切相关。今年1月到10月,北京关停一般性制造企业335家;调整疏解商品交易市场72家,商户2.32万户,涉及从业者7.62万人。
北京青年调查报告篇十二
商事制度改革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一年多来效果显著:商事制度改革极大激发了市场活力,但地区间存在一定差异。
3月26日,博鳌亚洲论坛xx年会分论坛“政商关系新生态”在海南博鳌召开。
新一届政府将高压反腐推向常态化,与之相伴的是政府大力推进简政放权、转化政府职能。政商关系正在悄然发生变化。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下称“北大社调中心”)新近完成了《商事制度改革与小微企业发展评估报告》(下称“报告”),报告称:“已经实施一年整的商事制度改革,激发市场活力,优化产业结构,简化注册程序,政府职能向提供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转化,这一改革正在重塑政商关系。”
显而易见的是,深化商事制度改革不仅成为“双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新引擎的助推器,更站在了推动政府配套改革的“风口”上。
长期关注政府职能转变的北大社调中心主任李强教授告诉《第一财经日报》,如果能够在商事制度改革现有成效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配套改革,深化相关政府部门的职能转变,实现各职能部门间的协调配合,将可能实现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政府职能转变改革以来最具制度建设意义的突破,从根本上促进法治化、服务型现代政府的建设。
商改成果是否经得起检验?
3月20日,国务院总理xx在国家工商总局考察时强调,工商部门站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改革第一线,当前商事制度改革还在进行时,创业创新还有许多束缚,要持续发力,让市场活力和改革红利更加充分释放。
xx年3月1日,作为推动“双创”的“先手棋”和“突破口”,商事制度改革在我国全面实施,新版营业执照正式启用,工商登记制度其他改革也将逐步展开。被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正式上线。
注册资本由实缴改为认缴、先证后照改为先照后证、企业年检改年报公示等多项措施全面铺开。从国家工商总局发布的数据看,这一改革成效明显。
商事制度改革一年来,成果是否经得起检验?北大社调中心历时4月交出了长达五万字的第三方评估报告。
调查组在全国范围内抽取100个区县,在这些区县xx年3月~xx年11月期间注册的xx万资本以内的企业和个体户中,随机抽取7026个样本进行问卷调查。
调查组向《第一财经日报》提供的调查数据和资料显示,商事制度改革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一年多来效果显著:商事制度改革极大激发了市场活力,但地区间存在一定差异。从去年3月1日到年底,东部地区月均新增注册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数量52%;西部地区月均增加21%,中部地区月均增加9%。
同时,商事制度改革在“推动产业结构优化;简化企业注册程序,降低注册资本;有效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有利于服务型政府和廉政建设”等方面发挥了切实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xx年3月商事制度改革后,注册资本规模在10万元以上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与xx年同期相较,同比增长61%。可以看出,改革受益最大的是注册资本规模在10万元以上的小微企业,这类企业改革后大量涌入市场,其增长幅度远远超出其他注册资本规模的市场主体。
与此同时,报告给出建议:要继续深化推进商事制度改革;进一步推进经营许可审批制改革;进一步完善商事制度改革涉及到进一步深化政府职能转变和综合改革的问题;继续深化推进企业信息平台建设和信用公示监管制度;加大对小微企业扶持政策的宣传,切实推进相关政策落实;探索建立第三方评估的长效机制。
未来配套改革是关键。
李强向本报记者介绍,调查中发现目前商事制度改革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实现配套改革,形成统一的机制,统筹政府相关部门,协同落实商事制度改革,真正让企业享受改革红利。
举例而言,“先证后照”改为“先照后证”是商改一项重要内容。
这项改革的作用在于:创业者只要到工商部门领取一个营业执照,就可以从事一般性的'生产经营活动,如果要从事需要许可的生产经营活动,再向主管部门申请。在等待许可期间,创业者可以着手开展一些筹备工作,这就为企业先期发展争取了时间。
但要进一步深化推进改革,不仅需要工商管理部门全面落实已出台的改革举措,也需要各种许可证的办理程序更为简捷透明。
“尽管工商管理部门在商事制度改革方面的进展比较平衡,但调查显示,企业办理各种许可证的难易程度在各地的状况并不平衡。如何能以制度化方式保障各种许可的审批和注册制度改革同步进行,是下一步改革需要综合设计和考虑的重点。”报告称。
商事制度改革已经一年,xx年要深化这项改革,实现“三证合一”是任务清单上重要的一项。被视为“硬骨头”的“三证合一”改革更将直接考验政府管理部门之间的协作。
辽宁省沈阳市是“三证合一”改革的试点地区之一。其试点的办法是建设全省统一的“三证合一”综合登记业务平台,由工商部门统一受理申请材料,内部流转到国税、地税、质监等部门。
辽宁省工商行政局注册管理指导处处长李冰向《第一财经日报》介绍,过去工商、国税、地税的登记业务分别通过各自的信息化平台办理,而质监部门组织机构代码登记则通过质监总局业务系统办理。
因此,如何实现“三证合一”综合登记业务系统与组织机构代码登记业务系统、税务登记业务系统的无缝对接和数据自动转换,需要横向和纵向各层面的支持。
“目前,在辽宁试点地区几家单位已经达成一致意见,进入操作阶段。工商通过综合业务平台自动将数据发送至国、地税和质监部门,避免各部门再手动录入数据,提高效率,更重要的是保障数据的准确性。”李冰介绍。
形成统一的机制,统筹政府相关部门是多地试点的共同选择。一些较早进行商事制度改革的地区通过成立“商改办”或“领导小组”等机制统筹商事制度诸方面的改革和监管制度的改革,探索出一些基层政府职能综合改革的经验。
比如在率先试点的广东东莞市设立了市属“商改办”,将政府30余个部门统筹在一起进行配套系统改革,对政府综合职能转变形成倒逼机制。
李强向本报记者坦言,商事制度改革效果与政府其他部门的改革配套措施息息相关。商事制度改革绝非孤立的工商部门改革,如果想切实收到改革成效,最大限度地发挥改革红利,需要政府其他部门进行配套改革,特别是后置审批制度等方面的改革。
北京青年调查报告篇十三
北京高校毕业生期望月薪平均值7411元,其中,医学专业学生期望月薪最高;毕业去向前三名依旧是北京、广东、上海,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仍是毕业生首选……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昨天公布了“2016年北京高校学生创新创业及就业意愿调查”结果。本次调查通过手机定向推送和现场拦截进行访问,调查对象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24所在京高校的1686位应届毕业生。
薪酬。
医学专业学生期望月薪最高。
调查显示,医学专业学生期望月薪最高,平均为12382元,艺术类、医药类学生期望月薪均超过万元,分别为12115元、10674元。
调查认为,毕业生对薪酬预期趋于理性。受访的1686位应届毕业生中,52.8%的毕业生期望税前月薪在5000-8000元之间,期望月薪平均值为7411元,换算成年薪为88932元,与2015年全市法人单位从业人员平均工资97616元比较接近。
北上广仍是毕业生首选就职地。
当问及“理想的就业区域”时,选择在北京就业的北京高校毕业生占71.6%,虽比上年下降2.5个百分点,仍居就业区域第一位;排在第二、三位的是广东和上海,分别占毕业生就业人数的3.3%和3%,与上年基本持平。
此外,政府积极引导学生服务国家,鼓励学生到西部、基层、国家重点行业就业,2016届选择赴西部就业的毕业生占8.2%,比上年提高1.7个百分点,其中已签约或已有意向单位赴西部就业的毕业生占5%,分别超过同期赴广东、上海的毕业生比重2.4个和3.2个百分点。
调查发现,剔除回省就业毕业生(包括生源地为北京且在北京就业的毕业生)后,毕业去向地人数居前三位的依旧是北京、广东和上海。调查结论认为,一线城市仍是首选。
去向选择。
近6成毕业生选择直接就业。
面对毕业选择去向时,57.4%的毕业生选择直接“找工作”。从学校类型看,财经类、政法类、民族类、农业类、理工类院校毕业生就业意愿更强,选择直接“找工作”的人数比重均高于全部样本均值,分别为68.1%、67%、63.9%、61.6%和59.3%。
此外,选择继续深造的比例已连续两年保持在三成以上。师范类、艺术类、林业类、语言类院校和综合性大学选择继续深造的毕业生比例均高于全部样本均值,分别为50.6%、44.6%、41.4%、40.4%和36.2%。
从学历看,86.8%博士生选择毕业后直接“找工作”,比上年提高26.1个百分点;其次是选择“继续深造”,比重仅为9.4%,比上年下降8.5个百分点;另有3.8%的博士生选择“自己创业”。选择直接“找工作”的本科毕业生和硕士毕业生,分别占43.4%和83.3%。
毕业生起薪相差很大。
统计调查发现52.8%的毕业生期望税前月薪在5000-8000元之间,期望月薪平均值更达到了7411元。初出茅庐,真能一工作就挣这么多吗?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有关负责人表示,7411元为期望月薪的平均值,这其中包括博士、硕士、本科生等不同学历,像博士毕业生期望月薪13286元,就一下子大大拉高了平均值。
北京晨报记者联系到了今年刚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应届生小佟,小佟的第一反应是:“7411!期望总归是期望,并不是行行都能这么高!”小佟说,据她了解,文科毕业的本科生要看去哪里工作,教师的话基本上4000元到5000元之间;也有去互联网做产品的',起薪7000元不难。“我知道有个同学去互联网做产品,心理预期是7000元,实际工资比这个还高,互联网再不景气,也是高薪集中地。”对于硕士来说,小佟说,有些理工科专业的硕士毕业生,一些公司起薪能给到税前12000元。
对于统计部门刚刚发布的数据,北京一家互联网广告公司的人力资源总监任女士告诉记者,这些期望数据并不脱离实际,像博士毕业生期望税前月薪13286元,“这个期望是靠谱的”。任女士说,从公司招聘角度看,毕业生起薪根据学校背景、学生本人教育经历及实习经历、学生面试表现、将要承担的职位责任不同,会有相当大的差异。就互联网广告行业来说,比如技术研发类岗位,应届本科生拿到10000元至15000元都是正常的;至于运营类岗位,应届本科生的起薪从4500元到8000元不等。
调查对象构成。
本科生占64.3%硕士生占31.3%。
博士生占3.1%高职生占1.3%。
男生占。
43.7%。
女生占。
56.3%。
华东地区生源占20.3%,华北地区占39.0%,
其中,京津冀地区占33.3%。
分专业看,医学专业学生期望月薪最高,平均为12382元,是全市平均水平的1.7倍。
毕业薪酬预期。
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仍是毕业生首选,选择比重为33%,比上年下降4.3个百分点。
27.3%的毕业生选择大中型国企,比上年下降0.4个百分点。
11.2%的毕业生选择外企,比上年下降6.4个百分点。
选择大中型私企和小微企业的比重共计25.2%,比上年提高8.4个百分点。
毕业去向选择。
57.4%的毕业生选择直接“找工作”,与上年相比提高7.7个百分点;其次选择“继续深造学习(国内升学、出国出境等)”的比重为34.8%,比上年下降4.9个百分点;另有7.4%的学生选择“自己创业”或“自由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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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青年调查报告篇十四
每晚回到租住的房子,枕着窗外的嘈杂,邱国远总是难以入眠。他想念从小到大生活的农村,想念“掉一根针都能听得见”的静夜。
在顺义区工作那几年,邱国远换过很多工作。他每天穿着体面,朝九晚五地上下班,却总觉得自己“和城市格格不入”。他喜欢夏天在自家院子里支起桌子吃饭,习惯走在街上遇到的都是看着自己从小长大的熟人。可是在城里,他甚至不知道隔壁的邻居是谁。
“我就是一个农民。”邱国远还是选择遵从自己的内心,回到顺义区北务镇北务村,和哥哥一起“将养猪进行到底”。
团北京市委“北京青年1%抽样调查”将邱国远归类为“农业青年”。他们的年龄在16~35岁之间,生活、居住、工作在北京乡村超过半年,直接从事第一产业。在北京,农业青年共有9。11万人,占北京市农业人口总数的16。17%。
收入不再靠种粮。
白天,邱国远在村子里几乎见不到同龄人。太阳下山之后,各家各户的小车才陆陆续续开进村子,载着从城市里放学、下班归来的年轻人。
随着北京城市化进程加快,部分近郊农村变为城镇,大量农民上楼,大量农村户籍青年不再从事农业生产,选择在外就业或上学。农村青年外流趋势明显,村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并呈现多重经济身份集于一身的特点,收入来源也越发多样化。
有些农业青年通过将土地的经营权进行流转,获得租金,成为“土地出租者”,有些青年参加村集体产业并获得股份分红,成为“股东”,有些青年将自有住房出租,成为“房东”,还有些青年开展农家乐等个体经营,成为“私营企业主”。
河北保定姑娘赵红敏是北京农业青年中少见的外地农业户籍。因为“到北上广的年轻人都在城市里,没有人来农村”。在北京市农业青年中,北京农村户籍占54。0%,北京非农户籍占38。4%,外地农业户籍占3。3%,外地非农户籍占4。3%。
大学毕业后,赵红敏被一纸“工作在北京,管吃又管住”的offer吸引到了延庆县北京四海种植专业合作社。当时,这片距县城46公里的“纯山区”让赵红敏很失望。6年过去,四海种植专业合作社投资成立了北京四季花海农副产品加工有限责任公司,赵红敏担任经理。“农村还是有发展空间的,关键要看个人努力。”她说。
李佳雪从中国传媒大学毕业后,到房山区经营一家以生态教育、农工文化教育等为主旨的亲子生态农场。她介绍,房山区拥有十渡景区等丰富的旅游资源,青年人大多选择从事旅游行业的相关工作,很少有人选择传统种植、养殖行业。
在农业青年致富途径中,农家乐排在首位(15。9%),传统粮食种植收入最低。
保留传统的生活方式。
每个月没有了房租开销,回到村子里的邱国远生活压力骤降。“自己院子里种点菜随便吃。”他说,“除了吃饭和孩子读书的开销,基本花不了什么钱。”
调查显示,农业青年生活压力较小,月平均收入为2837。89元,支出为1826。48元,月结余1011。41元,超过月收入1/3。他们的日常支出中,排名前三的分别是吃饭(72。2%)、水电气及日用品(42。6%)、抚养子女(32。7%)。农业青年拥有住房的比例达到56。1%,住房支出压力较小。随着农村基础设施日益完备,生活条件日益便利,92。6%的农业青年对目前生活状况感到满意。
不过,由于生活和劳动都在村里,农业青年的社会交往相对局限,他们最常交往的对象是“本村村民”(77。3%)。
农业青年在业余生活上也较为传统,每天上网时间为一小时及以下的占47。5%,从不上网的占6。8%,闲暇时间首选上网比例明显低于其他各类青年。而他们最常用的联系方式,是电话(38。7%)和面对面交流(26%),通过qq、飞信、微信等网络工具的比例相对较低。
邱国远也用微信,但只是“打发无聊”,从不用来“谈正事”。更多时候,他会选择打电话,或者更直接地把朋友叫到一起当面聊。
农业青年业余生活比较单调,闲暇时间的安排中,47。9%的被访青年选择上网,45。3%选择看电视,8%选择打牌打麻将等娱乐。
此外,农业青年群体的择偶观念也较为传统。择偶观念中排位前三的是品行(44。7%)、感情(25。3%)和能力(16。8%),选择金钱(4。2%)、房子(2。6%)、家庭背景(2。4%)、外貌(2。1%)和学历(1。6%)的比例相对较低。
在“乡愁”中创业。
大学毕业后,张庆回到房山区大石窝镇南河村,成为一名农业种植技术指导员。经过两年的摸索努力,张庆管理的大棚蔬菜实现年25%增产。“现在青年人不管有没有学历,留在农村的都很少,即使没有学历也会出去打工。”张庆说,“但有些人的思想意识也开始转变,我身边也有一些人回到农村来创业。”
不过,虽然42。8%的农业青年有强烈的创业意愿,对于未来3~5年的职业发展中,选择自己创业(21。4%)排在第一位,但只有4%的人有过实际的创业经历。缺乏资金、缺乏创业指导和缺乏技术支持是阻碍他们创业的三大门槛。
李佳雪在城市长大,选择从事农业相关工作,完全是出于“喜欢”。像李佳雪一样出于兴趣选择从事农业工作的,只有6。1%。近一半农业青年由于家庭需要、个人能力不足等不得不从事农业。“家里劳动力少”所占比例最高21。5%,“父母要求”占到10。3%,“只会种地不会干别的”占到6。9%,“外地打工挣不到多少钱”占到5。8%。
韩森就是“为了父母”,放弃了单位的出国机会,回到大兴区长营镇小黑房村,帮父母搞肉鸽养殖。起初他也十分排斥,每天“在家睡觉不想起床,起来也不知道干嘛”。但后来,他选择“接受现实”。
前几年禽流感暴发,韩森家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最困难的时候,是村里的老百姓伸出援手。前后,肉鸽产业发展的好了,韩森告诉自己“不能忘本”,开始带领村民发展林下经济,共同致富,韩森因此被选为村委委员。在被访农业青年当中,有38%的人像韩森一样,选择通过村两委参与公共事务管理。
调查发现,户籍、土地、社保政策在农业青年中备受关注。被访的北京农业户籍青年中,近七成希望保留农村户口。不过,农业青年对关系切身利益的涉农政策高度关注,而实际了解程度并不高。
在城市和乡村之间。
邱国远的妹妹本科毕业后留在北京城区,拥有一份收入可观的工作。可是5年后,她和哥哥一样选择回到顺义。“她回顺义区找工作,每天晚上回家住”。
邱国远9岁的女儿在农村上学,可所有补习班都在区里。每个周末,邱国远都要带着女儿往返三十几公里,接送她上各种补习班。
农业青年羡慕城市里的资源丰富,希望成为“城市人”。可现实是,在受访农业青年中,高中及以下学历占到49。8%,止步于职高、中专、技校等,他们在城里就业较难,生活习惯、交往习惯还保留着传统农村色彩。
随着北京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农业青年面临向都市型现代农业转型和进入城市就业的新形势。一方面,农业青年从事农业缺乏传统技术和现代技术,呈现“农盲”或技能缺失,需要提高技能适应农业现代化趋势。另一方面,农业青年缺少学历职业技能,在城市就业中缺乏竞争力,绝大多数从事以体力劳动为主的服务业和简单制造业。由于学历层次较低,再学习再深造的机会较少,平台较窄,后劲发展不足。
农业青年对于自己未来3~5年的职业发展方向,选择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比例仅有18。1%,四分之一的农业青年对未来发展比较茫然。“靠土地去养活一家人几乎是不可能的,他必须去工作。可他又无法融入城市,那他能不迷茫么?”邱国远说,“怎么办呢,这就是现实。”他觉得,农村已经不是20前“脏乱差”的样子了,年轻人应该更加努力学习掌握现代化技能,把“乡愁”转化成为生产力,让家乡更美。
北京青年调查报告篇十五
位于北京顺义区的三帝打印科技有限公司工作车间。如今,创新已经融入企业的血液。
国家地理信息产业园,机场东路2号。在正元地理信息公司的智慧城市模拟平台上,讲解员正在向参观者演示井盖监控预警系统,一个模拟井盖被拎起,监控后台立即发出警报声并在电子屏幕上显示事故井盖位置编号等信息,方便精准调度处理。
临空经济核心区,安祥大街5号。三帝打印科技公司的生产车间内,一台3d打印机正在打印一个汽车发动机缸件浇铸模具。整个打印过程耗时20多个小时,而传统生产工艺则需要2个月时间。
天竺综保区,保汇一街8幢117室。大洋洲进口商品展示店内,袋鼠公仔、乳制品、羊毛制品、红酒等物品摆满了一货架,通过跨境电商平台——聚优澳品,顾客或合作商家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与海外同质同价产品。
转型升级:
主动,主动,再主动。
顺义区委书记王刚介绍,与国内许多农业区县一样,顺义的第一次转型主要解决工业项目“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小到大”的问题。第二次转型是建立在对发展新阶段特征的把握上——临空经济进入开放合作、港城一体的新阶段;产业发展进入创新驱动、提质增效的新阶段;城市发展进入完善功能、提升品质的新阶段;生态环境建设进入整体推进、源头防治的新阶段;社会建设进入创新治理、深化服务的新阶段。在这样的阶段性特征下,顺义区必须加快推动临空经济区向国际航空中心核心区转型升级,产业发展向创新创造转型升级,重点新城向和谐宜居新家园转型升级,生态环境建设向资源节约、环境友好转型升级,社会建设向共建共享转型升级。
1993年至,从历史上的农业大区转型为现代化工业大区,顺义用了整整;从至,又一个10年里,顺义的工业由大变强,地位不断巩固。彼时的顺义,头顶上的两个光环十分耀眼——京郊粮仓、工业强区。在1000余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既有广阔的良田,也有飞机制造、汽车制造等大型企业,经济总量稳居北京各郊区县首位。然而,就在人们艳羡顺义发展的势头之猛,前景之好,纷纷前来学习、取经的时候,,顺义紧紧把握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开始了新一轮转型。每次转型,顺义都主动克服路径依赖,实现自我突破。
转型,首先要有型可转。在这一点上,顺义是有底气的。
在改革开放初期,顺义有着“京郊粮仓”的美名。顺义处于北京市东北部,既是燕山南麓,又在华北平原的北端,1000多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平原面积占95.7%,耕地资源丰富。区域内有大小河流20余条,农业用水旱涝无虞。粮多好酿酒,北京两个著名酒品牌——牛栏山和燕京,都出自顺义。
顺义的第一次转型是从京郊粮仓这个“型”起步,从农业大区主动转向工业强区。
自1992年北京顺义规划建设第一家开发区——林河工业开发区以来,顺义区进入工业发展时代。依托首都机场建设临空经济区、引进大型制造业项目建设汽车生产基地、加快城镇化建设新城中心区、承办奥运会和花博会等世界级展会带动体育休闲产业……一路走来,顺义从农业大区发展为工业强区。
纵向自我比较,到,顺义三产比例中第三产业首次超越第二产业,农业占比缩小为个位数;与兄弟区县横向比较,顺义工业增加值连续多年位居北京市首位,地区生产总值连续多年稳居京郊区县第一。
再与国外城市比较,以汽车产业为例,20顺义的汽车生产基地产能已达到105万辆,超越了美国著名的汽车城底特律。
20,顺义已经形成汽车与交通设备、电子信息、装备制造、基础与新材料、都市工业、生物医药6大主导产业,全区产业发展已形成航空产业集群和汽车产业集群两个千亿元级产业集群。北京重点新城、高端产业基地和郊区科学发展排头兵的地位不断巩固。
就在工业强区地位牢牢坐稳的时候,顺义主动提出第二次转型升级。年底,顺义区委、区政府召开务虚会,就第二次转型升级展开探讨研究。顺义的第二次转型升级拉开帷幕。
转型方法论:
园区整合做减法。
招商标准做加法。
发展格局、发展动力和发展理念是路径依赖的三个层次,顺义的转型升级也是从发展格局调整开始,实现动力切换,并在此过程中形成新的发展思路。
顺义的第一次转型升级始于1992年首个园区——林河工业开发区的成立,之后涌现出各种功能园区,共同促进顺义由农业大区转型为工业强区。第二次转型升级也恰恰从功能园区的格局整合开始。
顺义区发改委主任于长雷说:“各功能园区都作出了历史贡献,但发展进入新阶段后,功能园区小而散的特点也显现出来。比如,有时出现多个功能园区争取一个引资项目的情况,在政策优惠等方面竞相加码,造成不必要的资源浪费。”
3月份,顺义设立“北京临空经济核心区管委会”,整合国门商务园、空港工业开发区、空港物流基地3个功能板块。20底,北京科技创新产业功能区和北京顺义绿色生态产业功能区挂牌成立,至此,顺义区11个产业园区整合成3大板块:围绕机场形成的临空经济服务板块,以汽车制造为龙头的高端制造板块,以及东部和北部的绿色生态板块。
顺义区实行功能园区与街道、镇共建机制,鼓励街镇与邻近功能园区对接发展,制定合理的利益分配,保护和延续参与建设园区的积极性。
这种整合不是简单的分配拼凑,顺义区通过标准厂房定制、企业孵化园、持有物业、土地弹性出让、土地租赁等方式,引进科技含量高、市场前景好的重大产业项目。记者采访的三帝打印科技公司,就位于生产不冻液的蓝星公司内。在临空经济核心区管委会协调下,蓝星公司将闲置生产车间提供给对土地厂房面积要求不高的三帝公司,实现局部“腾笼换鸟”。
园区整合做减法,招商标准做加法。整合过程中动力切换同步进行,推进产业发展向创新创造转型升级。
起,招商标准也由之前单纯的招大引强,调整为全要素招商,对项目产业定位、投入产出、科技创新、节能环保、安全稳定、人口调控、社会管理等7个方面开展综合评价。顺义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兰雄景介绍,截至目前,顺义全区共组织20批次全要素评价,43个符合区域发展需求的高精尖项目通过评价,60个不符合全要素评价要求的项目被拒之门外。
临空创新创业示范基地位于顺义区空港工业区b区,记者在现场看到一些房间还在装修,从事机器人工程教育的北京尚奇科技有限公司是该示范基地首批入驻的企业之一。“我们看中顺义有比较大的工业,将来能够很好地嫁接。”总经理黄水明告诉记者,结合顺义的工业特点,尚奇科技将与一些大企业联合推出特色实践课,把学校里的一些创意推送到企业进行孵化。
科技创新产业功能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友生介绍,功能区紧抓科技和创新两个要素,一方面引进高科技项目,另一方面建设创新平台。今年以来,功能区已经与高等院校合作建设了北京虚拟现实产业研究院和协同创新研发中心,促进了创新成果产业化。目前,功能区已建成8个创新平台,累计成功孵化企业120余家。“十三五”期间,功能区将启动“553”人才工程,力争引进50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产业领军人才,500名高层次科技管理人才,3000名科技创新创业人才。
临空经济升级:
瞄准核心产业强化核心功能。
临空经济区是顺义最亮丽的一张名片,也是顺义第二次转型升级的主阵地。以首都机场为核心的北京临空经济核心区,是我国发展最早、最具规模、最为成熟的临空经济型高端产业园区,经过20多年发展,经济总量占到顺义区的70%,财政收入占85%。
顺义提出加快推动临空经济区向首都国际航空中心核心区转型升级,其内涵是要有核心功能、核心产业、核心影响力和辐射力。临空经济核心区管委会主任张爱冬介绍,核心功能包括枢纽、口岸、国际交往功能,核心产业包括航空服务业、跨境电子商务贸易、文化创意、科技贸易、融资租赁等,核心影响力包括创建全国临空经济示范区等。
中国民航华北管理局和中国民航华北空管局落户顺义,中国民航运行管理中心和气象中心两大基地也于几年前迁至顺义区,这让顺义的航空枢纽功能更加强大。目前,顺义已经聚集航空类企业380余家、世界500强企业30余家,呈现出以航空业及相关企业总部为主体、现代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加速聚集的临空产业体系。
在中航工业复材公司的车间内,记者看到一排排民机配件整齐摆放在车间等候冷却上漆,零部件事业部计划调度室主任徐洪波告诉记者,公司拥有亚洲最大的热压罐处理系统——罐体直径7米,长度30米,民机零部件的非金属新型复合材料经由热压罐一次塑造成型。目前,公司正在为国产c919大飞机、arj21系列民机、水上飞机等提供零配件。
临空经济核心区管委会副主任胡杰介绍,中航产业园有望成为千亿级产业集群重点项目。当前,国航、南航、东航、中航油、中航材、中航信等民航6大集团,巴航工业、联邦快递、空客、荷兰tnt等知名国际航空类企业,都在核心区内设有基地或分公司。
口岸功能方面,北京临空经济核心区同时承担天竺综保区向自由贸易区转变的`配套区、协作区功能,目前天竺综保区累计引进跨境电商企业10余家,全国首家也是唯一一家空运汽车整车进口口岸已经投入运营。
在天竺综保区的大洋洲进口商品展示店,业务专员曹海明告诉记者,展示店由聚优澳品(北京)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运营,采取“境外备货+保税展示+网上直购+空运直邮”的跨境电子商务模式。
天竺综合保税区政策法规处副处长李敬说,综保区将建设一批具有天竺综保区特色的高端商品交易中心,下一步还会探索将跨国公司的海外仓迁至综保区,形成区域性跨境电子商务中心。
瞄准首都“四个中心”建设中的“国际文化中心”功能,天竺综合保税区正在建设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
顺义区金融服务办公室主任周继武介绍,他们正在基地试点设立外商独资经营的演出经纪机构,开展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等无形文化资产的融资租赁,目前已经完成了国内首笔以版权为标的物通过融资租赁获得融资的案例。
张爱冬向记者透露,临空经济核心区目前正向国家发改委和民航总局申报“国家级临空经济示范区”,这也是临空经济在转型升级过程中提升核心影响力的内容之一。临空经济核心区还将探索“一区多园”发展模式,充分依托首都机场集团多场管理的优势,在京津冀区域内建设分园,将品牌、资金、管理、人才、产业优势转化为拓展发展新空间的驱动力。
发展理念升华:
竞争中合作协同中借力。
转型升级过程中,顺义干部群众的发展理念也在变化。见证格局调整与动力切换的效果后,顺义人能够更加科学地自我定位,更加辩证地审视与兄弟区县的合作与竞争关系,也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坐标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和发挥空间。
竞争还是竞合,顺义看得透彻。谈及大兴区即将修建首都第二机场,于长雷说:“首都第二机场的建设对顺义的影响是正面的,当前首都机场的空域资源十分紧张,许多国际性城市、国内一线城市和优质二线城市的客运航班得不到好的时段配置,准点率也得不到保证,货运航班的占比也因此受到挤压。这对顺义发展航空服务业、跨境电子商务保税仓物流是不利的。第二机场的建立将会促进这种局面的改变,我们也在盼望首都第二机场早日建成。”
与顺义相邻的通州区已经定位北京城市副中心,在顺义人看来,这也给顺义带来了发展机遇。顺义区李遂镇镇长李黎说,伴随城市副中心建设,大量的投资和行政资源会往东部倾斜,通州的发展辐射作用,必然带动顺义的城镇化进程,顺义南部的李遂、北务、李桥等镇将首先受益。
在非首都核心功能加速对外疏解中,顺义这个占北京工业总产值一半的“制造业大区”开始谋变,蓄势转向“科技服务强区”。顺义区区长高朋说,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我们将首先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去年5月份,经国务院批准,北京成为全国首个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城市。前不久,市政府已同意顺义区创建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区。借助该契机,顺义将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力争经过2年实践,巩固和提升临空经济、智能新能源汽车、地理信息、文化创意、科技贸易、商务会展等区域特色产业的优势地位,培养和引进一批行业龙头企业,形成产业和企业的聚集区,力争实现全区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60%以上,服务业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到65%以上。“这是顺义区经济转型发展的重大机遇。”高朋表示,顺义本来就是临空经济示范区、国际航空中心核心区,目前还在申请中国2025智能制造示范区,再加上服务业扩大开放的新政策,形成“政策叠加”,对企业的吸引力进一步增强。顺义将在经济继续增长的同时,进一步优化三次产业结构。
关于京津冀的协同发展,王刚说,顺义的转型升级是在两个大背景下进行的,一个是自觉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一个是服从服务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就协同层次而言,首先是区内功能园区的整合和协同,集聚发展优势,开拓发展空间。第二层次是加快与北京各区县的协同,承接中心城区的功能和人口疏解,特别是要为城市副中心建设提供有力的支撑。第三个层次是加快推动顺义与天津市、河北省相关县区市的协同,提升更广领域、更大空间资源统筹配置能力。目前,顺义已经分别与河北威县和怀来县共建两个产业园区,将不符合区域功能定位的产业梯度转移。
从格局调整到动力切换,再到发展理念的变化,顺义完成了克服路径依赖的三部曲。在王刚看来,顺义干部群众的发展理念更加开放与灵活,是转型升级最大的收获,这既是对转型成果的最好保障,也决定了未来转型升级的路子会越走越宽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