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后感是读完一本书或一篇文章后，对其中所获得的所思所感进行的总结和反思。如何通过读后感的写作，展示你在阅读中的思辨和思考过程？接下来是一些读者对科普读物的读后感和科学思考，或许能够激发你对科学知识的兴趣。

中国对外贸易史读后感篇一

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绩，特别是以劳动力成本优势为依托的对外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从长远看，特别是这次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经济衰退，影响到我国对外贸易的持续增长，出现了很多现实问题。如贸易结构存在严重倾斜，在高、中、低产品贸易层次中没有形成合理、均衡的结构，与主要贸易国的贸易摩擦加剧，国际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抬头等。如何在新形势下继续保持我国对外贸易的国际地位，对我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引导带来了新的挑战。

国际贸易发展的历史，可以说是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交替发展的历史。一国不同时期采用的贸易政策，往往取决于其经济发展水平和所处的国际经济环境和政府的政策目标：当一个国家经济稳定增长，贸易交换的商品具有比较优势，并对经济发展起促进作用时，就会倡导自由贸易政策；而当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分工地位及其利益与工业化发展之间出现矛盾时，必然转向保护贸易。

自由贸易政策主要基于传统的比较利益理论，并随着世界经济和国际市场供求关系的不断深化发展和层次上的变化而产生了新的理论基础。如从需求角度解释贸易发生的重叠需求理论，从供给角度的规模经济、差异产品和不完全竞争来阐述的国际贸易新理论等。而保护贸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首先取决于政府要保护的目的，其理论基础包括早期的重商主义、李斯特的幼稚产业保护、凯恩斯的超贸易保护观点，以及在新的市场竞争条件下的战略性贸易保护理论等。其次，根据政策目标选择适当的政策措施。由于全球贸易自由化发展的趋势，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wto)框架下对各国实施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明显抑制作用，当前新的贸易政策措施层出不穷，并成为实现政府政策目标的工具。最后，这些政策措施实施的效果是否达到了政府的政策目标，从而成为继续或将来实施的依据。

我国改革开放至今，对外贸易经历了由国家统一经营、国家管理经营到放开经营的过程，贸易开放程度和自由化程度在以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推动下不断深化，但是，国际贸易摩擦和贸易保护主义却在自由化进程中更加激烈。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对外贸易的高速增长和地位的提升，一方面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拉动了经济的总需求；另一方面与我国主要贸易对象——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也凸显出来，而这一变化是与我国改革开放后不同阶段的发展水平和采取的政策调整分不开的。在我国工业化过程尚未完成之时，因贸易的迅速增长而引起的贸易冲突加剧，势必影响到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因此，当前对外贸易政策的调整必须注意保留贸易平衡政策运用的空间。

我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离不开我国改革开放总体经济发展的背景，同时又与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与外贸体制改革的进程息息相关。

财政补贴等改革进程，采取了放宽外汇管制，实行出口退税政策等一系列配套措施，为外贸企业自主经营创造了外部环境，为对外贸易的市场化改革奠定了基础。

该阶段采取了动态的、有条件的贸易保护措施，倡导的是国家统制下的开放型贸易保护政策，结果促进了国内民族工业的发展，鼓励和扶持了一批出口型企业，通过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和大批工业项目建立了我国的出口生产体系，形成了我国明显的劳动密集型商品出口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商品进口的贸易结构，体现了比较优势行业和产品贸易的发展。但是由于政策实施上的不平衡，我国东西部贸易发展差距较大，外资政策与外贸政策的不配套，冲击了一般贸易下的设备进口，甚至造就了一些假合资企业。同时设备的引进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导致较先进的设备闲置，浪费了宝贵的外汇。

进入90年代到我国人世前，是我国对外贸易全面深化改革、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时期。该时期我国经济提出了“外向型”发展和“国际大循环”战略，为此国家外经贸部提出“大经贸战略”和“科技兴贸战略”。该时期对进口管制进行了较大的改革，在进口方面，1992年开始按照hs编码协调制度对225个税目进口税率下调，减少和取消配额和进口限制等非关税壁垒，以及实行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等；在出口方面继续实行出口退税制度，成立中国进出口银行专门扶持企业的对外出口，大力发展加工贸易等。特别是1994年外汇并轨制为代表的我国外贸体制改革的深化，对外贸企业实行统一的结汇制、减少进出口数量限制、鼓励企业所有制的多元化、加强出口退税制度等，理顺了连接国内市场价格体系与国际市场价格体系的通道，有效地促进了我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增长，到2001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达5097.68亿美元，大约是改革开放初期1987年(206.4亿美元)的24.6倍，是1992年(1655.3亿美元)的三倍。确立了我国在国际分工中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以及我国进出口商品结构，为我国成为国际贸易大国奠定了基础。

该阶段由于我国经济体制市场化取向，形成了我国特有的倾向于贸易自由化的过渡型贸易保护政策。尽管政府实施政策的目的是为了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与开放之初的政策目的有所不同，但仍然受古典重商主义观点的影响，重点鼓励出口创汇，甚至不遗余力地从事亏损出口创汇。结果长期的、越来越大的贸易顺差在给中国带来发展经济、引进技术所需的雄厚外汇资金的同时，“中国制造”的优势也给中国“制造”了越来越多的贸易摩擦。此外还存在出口贸易方式和结构的不平衡。加工贸易、代工贸易比重和出口中外资所有制比重上升的结构，实质上是经济全球化和跨国公司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进行资源配置进行的全球生产链的转移，中国处于全球低端生产环节，固化了中国在国际分工低端产品的比较优势；刚性的出口收汇任务与国家资源收购方法之间的矛盾，引发了外贸经营者之间对国内货源的争夺；优惠政策倾斜的目的与实施对象的矛盾。由于国家鼓励多创汇，原有专业外贸公司或国营外贸企业实力强，仍是受惠主力，与优惠政策扶植我国私营和民营等外贸新生力量的初衷相悖。

合的措施，即运用关税、反倾销、反补贴、反垄断、保障、政府采购等措施对国内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实行动态的、以扩张出口为目标的保护；运用低估汇率、调整出口退税和补贴鼓励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出口鼓励措施。人世后我国的对外贸易地位急剧上升，2004年进出口总额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达到11547.4亿美元，成为仅次于美国和德国的第三大贸易国，短短四年后，即使在金融危机开始影响下的2008年，全国进出口总额达25616.3亿美元，是人世时(2001年)的五倍，是改革开放时(1987年)的一百二十多倍。

该阶段“人世”的要求决定了我国贸易政策的基本取向，要体现社会经济形态向现代市场体制转变的发展要求，具体体现在贸易政策重心的转移，即政府从侧重宏观外贸战略向侧重微观主体发展方向转移，实施有管理的自由化贸易政策。而现实中我国与贸易国的摩擦却并没有因为入世后自由化进程加快而有所减少，相反我国遭遇了更为频繁的贸易纠纷，在我国工业化进程尚未完成之时，因贸易的快速增长而引起贸易冲突的加剧，对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必然带来不利的影响。因此，调整现行贸易政策、保持贸易的平衡和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成为新的经济形势下面临的长期问题。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加入wto最主要的目的，是利用加入wto的机会熟悉运用其中的规则，保护和发展本国产品的对外贸易能力和自己的民族工业，而不是单纯强调对wto承诺的兑现。wto赖以建立的经济学理论基础——比较利益理论是有利于世界贸易发展的，但是其有效实现必须有一个基本前提，即参与贸易的各国面对的竞争条件应是平等、公正的。而现实中的国际体系和国际分工，存在着强权政治和霸权体系，国际关系中充满了矛盾和斗争，在这种体系中，国家实力和地位始终是本国、本民族最大经济利益的可靠保证。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坚实的工业基础，不但不能使国家变得强大，而且很难保持政治统一和国家权力的独立地位。从国际贸易政策理论的发展与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对外贸易实践来看，在实现工业化的道路上无不利用了重商主义学派的观点，也为像中国这样的还没有完全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政策取向。

(一)贸易政策中性化趋势中的适度保护政策。

我国对外贸易的迅猛增长和经济地位的提升，引发了发达国家与我国贸易摩擦的不断加剧。我国出口额的增长率自2005年至2008年不断下降，但2009年上半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出口总额首次居世界第一位。与此同时受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影响，世界贸易保护更加严重。根据世界银行监测统计，从2008年10月到2009年2月，各国政府提出的与贸易相关的提案有78例，其中66例涉及到贸易保护，高达84.6％，而在66例与贸易保护相关的提案中，已有47例被执行。其中发达国家在最终执行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等贸易措施上的比例高于发展中国家。面对危机时期贸易保护的升级，我国与贸易对象国特别是发达国家贸易摩擦的加剧，以及我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存在的问题以及所处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关系，决定了我国应在中性化趋势中进行适度保护的政策取向。

须注意以下的问题：一是扶持的范围必须是具有未来发展潜能的，达到保护是为了日后不需再保护的几个行业，因此所选定的行业必须有利于国民经济结构的提高，并且存在显著的关联效应、学习效应和动态外部效应；二是应该明确保护或扶持的时间，对被保护的企业和行业规定限期；三是扶持目标，定位于能成为国际市场最主要的竞争者的这些产业，通过整合的方式提高大企业间高强度的竞争，以竞争促发展；四是政策手段不强调贸易保护，而主要是通过国内财政政策、金融政策、产业组织政策等加以规范、诱导和扶持。例如，可以考虑把汽车、半导体、数控机床和飞机工业列为幼稚产业，扶持时间定为今后的“xx个五年计划”，并对扶持目标和任务进行详细分解。

(二)扩大内需、以进促出，保持经济可持续和稳定发展。

2007年我国gdp总量(按当时价格计算)为2.49万亿元，经济规模居世界前列，预计到2010年，我国gdp总量将比2000年翻一番，届时我国大国经济体的特征将进一步显现，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容忽视。考虑到经济发展潜力、人口规模、市场规模，我国的经济增长比较趋近于大国的经济模式，应更加强调内需的作用。同时，面对当前对外贸易不确定性因素，合理化解高外贸依存度带来的潜在风险，提高本国经济抵御外部经济风险的承受力和消化力，也需要依靠扩大内需来保持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有关我国内需不足的问题，可借鉴我国主要贸易市场的经验。在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中，是在通过税收政策基本解决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并且创造了“中产阶级”以后，才达到提高“内需”的目的，而这种“内需”又推动发达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美国在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时，就是依靠巨大的“内需”使美国经济长期繁荣，直到这次“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为止。相比之下，中国没有利用对中国投资的外商通过征收大量税金来缩小外商与中国平民的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甚至也没有对中国的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及其管理人员征收大量税收，以解决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问题。如果中国能采取相应的财政政策，帮助大量相对贫穷的消费者提高收入，尤其是帮助中国消费者减少在“医疗、住房、教育”三方面的巨大支出，中国“内需不足”的问题基本可以得到解决。

另外，我国经济增长应依靠要素供给的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这些要素的加强有赖于我国的进口结构和质量，因为进口中的先进设备、先进技术和战略资源，虽然不会直接对gdp总额产生作用，但将促进科技进步和生产率的提高，促进经济集约化增长，从而提高gdp增长率和提升产业竞争力。利用充足的外汇储备进口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和科学的管理，并注重消化、吸收和创新，增强本国产业和产品国际竞争力，可以“以进促出”，保持适度的国际贸易收支顺差作为促进中国外贸和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支撑条件。

面对经济危机每个国家都在寻找各自的出路。美国强烈要求中国减少外汇储备，改变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的增长方式，实施进出口平衡政策。而这一政策却使我国对外贸易发展陷入两难：一方面实施进出口平衡政策，会造成出口受阻、企业倒闭和工人失业，从而引发银行出现大量的呆账坏账；使国内的总供给能力大于总需求，从而产生与经济危机类似的产能过剩问题。另一方面如果不实施进出口平衡政策，“4万亿计划”又可能引发通胀问题，从而加剧被美国套住和承受外汇储备大幅贬值的可能。因此，应当转变当前对外贸易增长方式，优化对外贸易结构进行进出口平衡，减少贸易摩擦。

从贸易结构来看，应逐步改善商品结构单。

要加强内需，扩大国内市场来分散风险；针对长期以来大多出口产品采用贴牌的生产方式，鼓励企业品牌发展战略；严格控制“两高一资”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对环保节能型产品的出口给予优惠政策；规范出口竞争秩序和行业自律，稳步推进对外贸易秩序的法律法规建设，加快建设外贸信用体系。同时应协调利用外资政策，调整外商的投资结构，减少外商低端制造业的投资，限制技术含量低、资源消耗高、污染排放大的外资项目，提高外商投资的质量；取消对外资企业的优惠政策，缩小民族产业与外资企业之间的差距和资源配置的不平衡性，减少国家财政收入流失，增加政府调控资源配置的能力。

另外，政策措施应注意加强针对性。例如，美国轮胎特保案对我国的启示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我国出口退税政策存在国家干预不当问题。对于在国际上容易引起纠纷的传统优势产业，出口退税只要达到使出口产品以不含国内间接税的公平价格参与国际竞争即可，避免出口企业以退税作为压低报价的“优惠鼓励政策”，从而避免国外进行反倾销的可能。二是上述提到的国内外市场不统一，存在国家干预的缺位问题。目前出口市场的信用体系畅通，而国内市场信用体系相对滞后，交易成本高、风险大，导致对内销售的报价偏高。三国内商品流通出现阻滞的物流系统建设滞后，存在中央政府干预缺位，而地方政府干预不当的问题。因此，需要由中央政府打破地方保护主义，改革高速公路收费体系，发展铁路交通。

(四)建立开放经济下的内外统一的贸易综合管理体系。

我国人世后虽然将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管理体系融合，但仍存在外经贸管理措施的单一性、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做法的差异性、市场化的措施和金融融资方式依然“内外有别”等问题。因此，必须从根本上转变为内外经济融通一体化的综合管理体系，建立统一的大市场体系。政府在管理形式上，以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等间接管理手段为主，为我国企业平等参与国内和国际竞争创造条件；运用市场机制促进国内外商品流通；培育我国具有竞争力的大型企业，包括生产商、贸易商、零售商，让中国企业更愿意在国内市场做生意，脚踏实地立足国内市场积累经验的同时参与国际跨国经营，形成具有世界“品牌”的生产型跨国公司、贸易型综合商社和跨国流通企业，这对我国经济、贸易发展更具有丰富的现实、政治和社会意义。

调整贸易政策必然带来相关政策管理体系的变化，不可避免地导致原有管理体制的改变。改变原有政策协调机制虽然会增加协调成本，但是调整后的管理更富有效率。因此，必须实现贸易政策基础由传统的比较优势逐步向以竞争优势为基础转变；贸易政策管理方式由以往的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为主转变；贸易政策作用范围由过去单一的外贸领域向整个流通领域延伸，这意味着贸易政策将更多地注重国内外市场的融通、内外贸易的统一。因此，需要尽快建立内外融通的综合性贸易管理体系，形成连续性和承继性的贸易政策，使我国企业能够实现全球范围的资源配置。同时尽可能注意与其他相关政策的衔接配套，避免因贸易政策的变化而引起整个宏观管理政策体系运行效率的降低，这是新的内外贸易一体化综合管理体系有效运行的重要保证。

中国对外贸易史读后感篇二

中国对外贸易史读后感篇三

虽然，对外贸易乘数理论和绝对优势理论都具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但对外贸易乘数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规律性，说明了出口贸易能够促进经济的增长。同时，按照绝对优势理论原理，进口国可以借助对外贸易消除国民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行业短板，有效降低社会整体生产成本之后，国民经济总体水平会得到一定提高。因此，进口间接促进经济增长。对外贸易乘数理论和绝对优势理论作为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对于认清国民经济体系的运行规律，制定切实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只要是国家经济运行状况良好，开展对外贸易对一个国家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将启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协同作用实证分析。

进出口额可以反映一国对外贸易的规模，gdp是衡量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指标。从20xx年至20xx年间我国对外贸易呈高速增长趋势，从20xx年的货物进出口总额95539.1亿元增长到20xx年的货物进出口总额258212.3亿元，增长了近2倍。虽然在20xx年前后由于受金融市场的影响再加上国际市场紧缩，对我国国际贸易总量的增长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在20xx年金融动荡结束，我国国际贸易的总量继续增长，20xx年增长到历史最高水平，所以这10年来，我国国际贸易几乎呈大幅度增长的态势(见图1)。同样20xx年至20xx年10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也呈持续增长趋势，从20xx年的gdp总额159878.3亿元增长到20xx年的gdp总额566130.18亿元，增长超过2倍，且每年持续增长，20xx年增长到最高水平，所以这10年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呈持续大幅度增长的态势。综合进出口总额增长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数据表明我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当gdp的增长量下降时(20xx年)，对外贸易发展受制约，当gdp的增长量持续上升时，对外贸易呈持续上涨趋势。二者这种较为密切的依存关系表明国内经济持续增长会促进国际贸易的增长，国际贸易会在国内经济繁荣的背景下发展。

2.对外贸易依存度与经济增长变动关系。

对外贸易依存度(ftr)，是指一国的进出口总额占该国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对外贸易依存度说明一国经济与对外贸易的关联程度，反映一国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从20xx年到20xx年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呈持续增长趋势，由20xx年的59.767%增长到20xx年的65.17%，增长了5个百分点。在20xx年前后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国际市场紧缩，我国外贸依存度有所波动，但是在20xx年金融动荡结束，我国外贸依存度开始回升，20xx年继续增长，20xx年开始回落，主要是我国经济转型政策的调整，更注重增长质量，数量上放缓。而同样的变化体现在我国的经济增长上，在20xx年我国国内经济持续增长，在20xx年前后增长的速度放缓。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和经济增长的变化说明了对外贸易依存度和经济增长存在着密切的依存关系，即对外贸易依存度与经济增长速度变化一致，对外贸易依存度越高，经济的增长速度越快，对外贸易依存度下降，经济增长的速度放缓。究其原因我们不难发现，出口贸易可以增加财政收入，进口贸易可以引进先进的技术，吸引外资等等，所以国际贸易的发展对国内经济的大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3.出口贸易与进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经济增长在价值形态上是指一定时期内国民收入的增加。其衡量指标可以采取总量形式也可以采取人均形式。总量指标就是国民生产总值gnp或者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年增长率;人均指标一般采取人均国名生产总值或人均国内总值增长率，有时也采用人均消费数量增长率指标来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从进出口贸易的近10年的变化我们发现，20xx-20xx年对外贸易出口额和对外贸易进口额基本呈逐年上升趋势(见图3)。只是在20xx年出现了拐点，这主要是由于20xx年全球金融危机对整个世界的贸易都产生了影响，导致我国20xx年进口和出口额下降，但我们也可以看到经过1年的调整，20xx年全球贸易环境变好，我国的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又恢复了大幅度增长的`趋势。对外贸易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而对外贸易包括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出口贸易可以直接增加国民收入，从而实现gdp的增长，而进口贸易可以通过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和原材料，大大的提高劳动生产率，加速本国产品的研究开发能力和生产，间接促进经济增长。我国进口贸易规模远小于出口贸易，进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间接的，所以我们在扩大出口的同时也不要忽视进口，进口的产品不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会有所不同，应适度增加资本、技术等的进口，把进口技术和设备放到主要位置，避免重复进口，发挥对外贸易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优化配置的作用，实现经济和贸易的均衡和谐发展。在注重出口贸易增长的同时，重视进口贸易规模增长，形成双向对流的贸易增长格局和动态贸易平衡，充分发挥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提升外贸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

三、结论。

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下，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密切。对外贸易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也可以促进国际贸易的繁荣发展。对外贸易依存度的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变动趋势基本一致。出口贸易在增加gdp的同时，进口贸易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相互促进，协同发展。对外贸易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应考虑资源、环境等因素，真正做到可持续发展，为实现经济发展服务。因此，为加快经济发展，在加大投资和消费的基础上应合理的发展国际贸易，实现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使国际贸易最大限度的为经济发展服务。

中国对外贸易史读后感篇四

摘要:当前，全球经济因“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而陷入大幅减速的和深入调整，而出口总额占世界第二位，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一的中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国内出口企业减产和破产，大量外汇储备也遭受严重损失。对于外贸依存度高的中国来说,必须对国际经济环境的巨大变化具有清醒认识。因此，中国在新阶段、新形势下，须及时正确地对中国外贸发展进行思考和调整。本文立足于经济危机的大背景，就其对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影响进行分析，并对新形势下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提出若干建议以及对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展望和面临的问题。今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特别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深化、蔓延，世界经济复苏明显减速，国际市场需求下滑。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截至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连续7个季度放缓。对外贸易发展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复杂严峻，进出口增速下滑至个位数，进出口企业困难增多。针对形势变化，中国政府及时出台一系列促进外贸稳定增长、优化外贸结构的政策措施，提振了企业信心，对外贸走势趋稳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对外贸易史读后感篇五

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中,中国的对外贸易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进出口额从1978年的200亿美元增长至2004年的10000亿美元以上。制成品在总出口中所占比重从早期的不到一半上升到2004年的90%以上。制成品出口内部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除传统的纺织品、轻工业品外,机械及运输设备的出口也迅速增长,在全部出口中所占比重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10%上升到2004年的42。9%。外贸主体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早期国有企业几乎支配了全部外贸发展到国有企业、外资企业与民营企业共同参与的多元化格局。至2004年,外资企业在全部出口中所占比重已从1985年的1%上升到超过50%。

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国家战,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其中包括外贸体制的改革。这一阶段的主要内容是放开部分贸易经营权(包括对外资企业),以及贸易公司自主化改革,其中又分为三个分阶段。(1)1979年至1987年间,政府根据政企分开,外贸实行代理制,工贸结合,技贸结合,进出口结合的原则,下放部分外贸经营权,开展工贸结合试点,简化外贸计划内容,实行出口承包经营责任制。(2)1988年至1991年期间,全面推行对外贸易承包经营责任制,地方政府,外贸专业总公司和工贸总公司向中央承包出口收汇,上交外汇和经济效益指标。承包单位自负盈亏,出口收汇实行差别留成。(3)1990年12月9日,外贸企业出口实行没有财政补贴的自负盈亏,以完善对外贸易承包经营责任制。为了配合外贸企业改革,国家采取了放宽外汇管制,实行出口退税政策,外经贸部下放部分权力等一系列配套改革的措施,增强了运用经济杠杆调节宏观经济的能力,并为外贸企业利用市场机制,自主经营创造了外部环境。

1992年开始,中国贸易政策体系的改革已经不限于贸易权和外贸企业等内容,伴随着1986年中国要求“复关”开始,中国的贸易政策改革已经开始以符合国际规则为导向,涉及到国内管理的各个方面。

1992年10月,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所作报告中提出了“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尽快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符合国际贸易规范的新型外贸体制。”符合国际贸易规范,也就是要符合关贸总协定的规范,因此中国提出改革方向是统一政策,平等竞争,自负盈亏,工贸结合,推行代理,以建立适应国际通行规则的外贸运行机制。

进出口管理:1992年中国取消进口调节税;1994年取消进出口指令性计划。此后中国进行了多次的关税降低,整体关税已经与国际平均水平大为接近,与世界市场更加接近。此外,中国的进口配额及其他的非关税措施数量也在逐年减少。

以国民待遇原则和非歧视原则开放外贸经营权:中国进一步推进了外贸放开经营,加快授予具备条件的国有生产企业,科研院所,商业物资企业外贸经营权。加入wto之前,中国国内已经有30多万家企业获得了贸易经营权。并且加快转换外贸企业经营机制,在外贸领域推行现代企业制度。

服务贸易:1992年之后,中国服务贸易领域逐步向外资开放。国家在金融,保险,房地产,商业零售,咨询,会计师服务,信息服务,教育等诸多领域积极进行试点开放,并陆续颁布了一些短期或者过渡性的法律法规进行规范管理。随着国内服务业改革的深入,中国的电信等敏感部门也开始同外资合作。外汇管理体制改革:1994年,中国进行了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为核心综合配套的新一轮外贸体制改革。中国实施汇率并轨,建立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实行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有条件的可兑换,取消外汇留成制和上交外汇任务,并建立外汇指定银行间的外汇交易市场。

法律法规建设及透明度:中国于1994年颁布了第一部《对外贸易法》,开始了系统地完善外经贸领域法律法规的改革阶段。以国际规范为目标,在货物贸易,外资,知识产权,反倾销等各个领域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同时政府的政策透明度也不断加强。

这一轮外贸体制改革的实施,加强了市场经济机制的调节作用,促进了中国对外贸易市场化的进程。

2001年12月中国加入wto至今,中国在市场准入,国内措施,外资待遇,服务贸易等各个领域均较好地履行了自身的承诺和义务,得到了wto,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高度评价。这一阶段的最明显特征就是,中国的贸易政策体系改革已经与国际贸易体制接轨,发展同步,政策变化的动力由单纯的内生或者外生转变为内外协调。这种变化最根本的动力来源是中国经济贸易本身的高速增长,并且中国有着市场容量庞大,与发达国家经贸互补性明显,政策稳定性强并对国际高度负责等优点,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良性影响也逐渐加大。目前许多国际学者称中国“经济增长带动论”已经成为主流,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威胁论”趋于式微。

影响中国外贸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首先,中国政府在1978年开始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为对外贸易发展提供了有利的体制和政策环境。在体制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出口提供了持续的资源及动力;在政策方面,政府的出口鼓励政策及汇率贬值为出口提供了强有力的刺激。其次,80年代初开始的中国香港、台湾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内地的转移,为80年代中期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出口的起飞提供了强有力的推动。最后,中国政府在90年代初推行的积极引进外资的政策,极大地推动了来自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对中国的投资,而这些投资的很大一部分又是以再出口为目的的。这样,来自发达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又成为推动中国出口的一个重要力量。

人均角度来看,中国在贸易发展水平上仍居于发展中国家,因而仍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在过去几年中,中国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发生了一些深刻的变化。作为世界经济大国的崛起,使得中国必须承担起对整个世界经济的一种大国的责任。这样,在未来的10—15年中,中国的对外贸易将沿着什么样的轨道运行,不仅对中国自身的经济增长,而且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都将产生重大的和深远的影响。

放:(2)出口增长速度显著地超过世界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3)出口主要由工业制成品组成;在工业制成品出口中,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占主导地位,这同中国在要素禀赋方面具有的比较优势是一致的;(4)以机械及运输设备为代表的资本、技术密集型制成品出口取得了显著的进展;(5)进口主要是由出口支持的,而进口又主要由用于支持投资与技术进步的设备及工业原材料组成,这对于推动资本积累与生产率的提高都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

在过去20多年中，中国的对外贸易尽管取得了异常迅速的增长，但达到“稳态”增长水平尚有很长一段距离。2004年，中国出口额在世界总出口额中所占比重为6.5%，而中国人口在世界总人口中的比重为五分之一，即中国的人均出口水平仅为世界人均出口水平的四分之一，而发达国家人均出口水平则数倍于世界人均出口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出口增长潜力仍是非常巨大的。按世界出口贸易每年增长5%，中国出口每年增长12%计算，则中国出口占世界总出口比重达到20%还需大约15年时间。或者说，至少在未来15年内，中国仍有可能继续保持两位数的增长。

然而，要实现巨大的出口增长，中国政府必须要做出许多重大的、困难的政策调整。首先，如我们在过去几年中已经清楚地看到的，由于国内、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动，一些传统的贸易促进政策或者已不能继续使用(如汇率贬值)，或者其作用已显著衰减(如出口退税)。事实上，从:1995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基本上保持稳定，并且自2002年后一直面临着升值的压力，而出口退税也已经达到了财政支付的极限。另一方面，简单传统劳动密集型制成品的出口在许多方面达到了一种“饱和”状态，并且面临日益严重的保护壁垒。由此提出的问题是:在新的形势下，政府应当和能够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手段来促进贸易的持续、健康的发展?笔者认为，中国政府下一阶段努力的重点应当集中在通过深化市场化改革来促进出口结构的转型，借此保持出口高增长的势头。

制成品出口高增长时间已持续了20年，在国际市场上也已经达到了很高的份额，进一步扩张的潜力总体上今后将呈递减趋势。因此，今后10-15年对于中国实现出口结构转型将是一个关键的时期，而出口结构转型对于在未来15—20年内继续保持出口高增长是绝对必需的。从目前中国的出口结构及未来中国增长前景来看，中国未来出口增长潜力最大的领域将主要是:(1)高质量轻、纺产品:(2)传统的资本(包括人力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冶金、机械、汽车等等);(3)高新技术产业。

当前，中国在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包括高质量轻纺产品)上整体上仍处于进口依赖或初级进口替代阶段。因此，从中、长期来看，中国一旦在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进口替代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便能够在出口结构上实现第二次转变，即从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出口导向向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制成品出口导向的转变。从日本、韩国的经验来看，在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出口扩张势头衰减后，跟着发展起来的依次是传统重工业(钢铁、造船、机械等)的出口，然后是电子类产品、汽车及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中国目前尚未开始出现传统重工业产品的大规模出口扩张。中国造船虽然已经大量出口，但同世界第一、第二造船大国日本与韩国相比仍还有很大一段距离。当然，中国未来出口发展不一定严格遵照历史上日本与韩国走过的道路。特别地，不能排除传统重工业与高新技术产业同时发生大规模出口的可能性。然而在上述领域内，中国目前仍面临许多困难，如:企业技术落后，专业化分工程度低，技工缺乏，生产集中度低，一些行业仍是效益低下、技术落后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因此，中国要真正实现上述领域的出口增长潜力，必须大大加快企业体制改革与工业结构调整的步伐。在这方面，笔者认为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在迅速发展的出口中，国内民营企业所占的比重同外资企业或国有企业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因此，促进国内民营企业更快地进入出口领域，应当成为未来出口促进政策的一个中心目标。

中国对外贸易史读后感篇六

11月2日，商务部综合司和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联合发布《中国对外贸易形势报告(秋季)》(以下简称《报告》)。《报告》回顾了20前三季度中国外贸运行情况，展望了年全年和中国外贸发展形势。

《报告》认为，2016年前三季度，中国对外贸易总体呈现回稳向好态势，外贸发展新动能正在积聚，贸易结构进一步优化。综合各方面因素，2016年全年，经过不懈努力，中国进出口有望实现回稳向好。20，中国外贸发展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存在不少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同时，中国外贸正处在结构调整步伐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关键阶段，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

《报告》指出，面对外贸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和新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将继续贯彻落实国家促进外贸稳增长调结构一系列决策部署，进一步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推动加工贸易创新发展和梯度转移，加快外贸新业态发展，提升进口综合效益，提高服务贸易发展水平，鼓励企业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和供应链，促进中国外贸优进优出。

附：

综合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内容提要。

报告回顾了2016年前三季度中国外贸运行特点，展望了2016年全年和年中国外贸发展趋势。2016年前三季度，面对严峻复杂的形势，中国政府出台了进一步支持外贸稳增长调结构的政策措施，各地区、各有关部门狠抓政策落实，效果逐步显现，外贸呈现回稳向好态势，外贸发展新动能正在积聚，贸易结构进一步优化。

报告预计，经过不懈努力，2016年中国进出口有望实现回稳向好。2017年中国外贸发展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但也正处在结构调整步伐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关键阶段，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随着外贸稳增长调结构相关政策持续落地生效，2017年中国外贸占全球市场份额有望保持基本稳定，货物进出口大国地位继续得以巩固，贸易结构进一步优化，质量效益不断提升。

报告指出，面对外贸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和新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将继续贯彻落实国家促进外贸稳增长调结构一系列决策部署，进一步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推动加工贸易创新发展和梯度转移，加快外贸新业态发展，提升进口综合效益，提高服务贸易发展水平，鼓励企业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和供应链，促进中国外贸优进优出。

联系方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地址：北京市安定门外大街东后巷28号(100710)。

电话：(010)64245741(010)64275863。

传真：(010)64212175。

目录。

内容提要。

中国对外贸易史读后感篇七

近期以来，关税壁垒一直是各国限制进口以保护国内市场的习惯性做法。

摘要：在贸易与环境关系问题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背景下，无论是wto的与贸易相关的环境措施，还是多边环境协定的与环境相关的贸易措施，它们都有一个主要的载体，那就是绿色壁垒。加强对绿色壁垒这一新兴贸易壁垒的概念及其影响国际贸易的机制与效应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引言。

非关税壁垒早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就已出现，但普遍建立和实施却是在本世纪30年代以后。当时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爆发，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缓和国内市场的矛盾，对进口的限制愈加严格，一方面高筑关税壁垒，另一方面采取各种各样的非关税壁垒措施限制他国商品的进入。

近些年虽然wto逐渐发挥越来越大的调控作用，但同时非关税壁垒还在不断增强。近年来，随着我国对外贸易事业的发展，越来越受到严重的非关税壁垒的限制、侵扰和打击。而绿色壁垒是指一国为保护生态环境和公众健康以及本国产品、市场而设置的各种强有力的环境保护措施、法规标准等。

随着绿色壁垒的加速发展，发达国家在国内加快了制订和实施环境标准的步伐，在国际上则极力主张将环境标准、环境标签与贸易措施挂钩，限制不符合其环境标准的产品进口，这对国际贸易产生了很大影响，贸易壁垒有增无减。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绿色壁垒非常反感，双方常常发生激烈争论。这种情形时常对全球环境治理产生干扰。针对这一问题，有些学者提出，建立一个世界环境组织，可以使世界贸易组织排除掉环境问题的干扰，消除发达国家利用环境壁垒的前提和借口。还有些学者甚至认为建立一个世界环境组织将对世界贸易组织起制约和平衡的作用。

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前，绿色贸易壁垒对我国的影响还不是非常明显，人们甚至认为中国的产品尤其是一些农产品、纺织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具有明显价格优势，入世后将会有光明的前景。然而现实情况却是让人始料未及的，据有关部门估算，自以来，国外的技术壁垒，特别是“绿色壁垒”，造成我国农产品出口的直接和间接损失已达100多亿美元，相当于我国近年来水产品、畜禽、蔬菜水果的年出口额。蔬菜水果的年出口额。例如，，欧盟禁止我国动物源性产品进口一案就涉及我国94家企业，贸易金额达6.23亿美元。一些出口市场和产品结构比较单一的企业，还将因此次事件濒临破产境地。据统计，这些企业中涉及的劳动力近5万人，欧盟的禁令还殃及十几万农户因上述出口企业无法全部履行合同而遭受经济损失。

1.对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

污染密集度高的产品一般是发达国家绿色壁垒所集中针对的相关行业的产品，例如化学成品及相关产品、农药等。一直以来，发达国家对我国化学原料和农药的出口制定了不少环境标准和贸易限制措施，而且，最新的动态表明，这方面的绿色壁垒将进一步加深。以欧盟为例，底欧盟《未来化学品政策战略》已经提交欧洲议会审议，该白皮书一旦通过并实施，中国将至少有700多种出口欧盟的化学品面临注册、评估、许可等考验。近年来，绿色壁垒成为影响中国化学品和农药出口的最主要的因素。

2.对出口商品成本和数量的影响。

农产品及食品出口受到绿色壁垒显著影响的主要包括茶叶、蔬菜、动物肉类产品等。20以来，由于欧盟和日本先后改变或增多对我国茶叶出口的农药残留检测标准或项目，我国以浙江省为主的茶叶出口遭遇“绿色壁垒”，对欧盟和日本的茶叶出口全线下降。201月10月，浙江省对欧盟出口所占比重由去年的4.1%降为2.2%。而对日本出口茶叶也呈明显下降趋势，出口所占比重由去年的13.9%降为9.6%，约为0.95万吨和万美元的金额，分别下降23.1%和30.7%。年，日本不断对蔬菜等中国农产品加强检验检疫，造成了中国蔬菜对日本出口的大幅下降。根据中国海关的统计数字显示，仅前7个月，我国保鲜蔬菜和暂时保藏的蔬菜对日本出口分别下降了20%至29%。

四、我国应对绿色贸易壁垒的措施。

(一)调整产业和产品结构，大力发展绿色产业。

应根据成本优势的变化，调整产业和产品结构，积极开发和出口绿色产品，使我国的出口贸易向有利于生态环境绿色化方向发展。近年来，随着环保技术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个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兴产业(绿色产业)方兴未艾。这种以环境和资源保护为核心的产业正推动着绿色产品的开发与绿色市场的形成。据预测，绿色产品在未来的内将主导世界主要工业市场。

(二)实施绿色高科技战略，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

政府和企业应达成共识，采取有力手段，实施绿色高科技战略，增加科技投入，加强技术创新，发展绿色技术，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开发和生产优质的绿色产品，以冲破国际绿色贸易壁垒，扩大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贸易空间。首先，国家应对具有国际竞争实力的`高技术含量的绿色产品给予扶持，实施优惠政策，鼓励其加入国际竞争行列。其次，要利用有利于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的绿色技术改造或取代传统技术。各级政府应该支持企业建立绿色技术研究开发机构，搞好绿色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应用，并积极引进国外先进绿色技术，搞好消化、吸收、创新和推广。

(三)完善中国环境标志认证制度。

中国环境标志认证制度是从1994年5月17日中国环境标志认证委员会成立之日起开始的。但中国环境标志认证制度与is014000系列环境管理国际标准和环境标志认证制度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今后中国在积极推广iso14000系列环境管理国际标准和环境标志认证制度的同时，要注意我国环境标志中产品生产污染物的排放标准、产品质量标准、安全性能标准等应与15014000系列的相关标准接轨，并抓好我国环境标志的双边、多边国际互认。目前，环境标志产品还没有国际统一的标准，通过环境标志的双边、多边国际互认，可以增强我国环境标志认证的国际有效性，使我国通过认证的企业产品顺利进入国际市场。

中国对外贸易史读后感篇八

摘要：随着经济的发展，能源的消耗程度越演越烈。面对巨大的能源消耗，低碳经济越来越成为贸易发展的主流。现今，各国经济的发展多以环境的破坏和能源的消耗为代价。因此，发展低碳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潮流。随着低碳经济的发展，国际贸易也发生了巨大改变。由此，本文通过正确认识低碳经济，分析制约低碳经济在国际贸易发展的因素，从而提出在低碳经济下发展国际贸易的策略。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我国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资源集约型企业。在资源的大量消耗、人口日益增长的今天，发展低碳经济成为经济转型的重要手段。国际贸易的发展使我国经济步入国际轨道，低碳经济这一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但给国内经济带来了新的前景，还给国际贸易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因此，要正确认识低碳经济，发挥低碳经济在促进社会和生态发展的积极作用，调整能源结构，以适应国际贸易的发展。

一、低碳经济的内涵。

低碳经济就是将能源消耗、环境污染通过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使能源消耗降到最低，环境污染程度得到缓解，从而达到经济效益与社会、生态效益并存的目的。其特点包括全球性和多收益性。多收益性主要体现在低碳经济相较于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更具发展前景，在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中作用突出，在发展过程中与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完美融合，从而促进生态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发展。因此，具有多效益性。

1.调整能源结构困难重重。

我国企业经济发展模式多数处于能源消耗阶段，且我国经济还处于发展中国家水平，因此，在现今的经济发展状况下，大范围的能源结构调整无法实现。例如，我国的发电企业。我国主要的发电形式是火力发电，火力发电就要依靠大量的煤炭资源消耗为前提，大量的煤炭燃烧使空气污染加剧，生态环境随之破坏。调整发电企业的能源结构，就要缩小以火力发电为主要形式的电力结构，增加风力发电，潮汐发电等新型形式，然而由于受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制约，调整能源结构很难实现。

2.外贸竞争力低下。

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优势是产品的物美价廉，低碳经济的发展使各国在面对进口贸易时注重低碳产品的引进，提高非低碳产品的关税，短时间内为低碳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空间，但使我国渐渐失去了对外产品的竞争优势，直接导致外贸竞争力低下。

3.贸易壁垒和碳关税使优势产品无法发挥。

贸易壁垒主要指引进绿色技术标准对进口产品实施相应的控制措施，从而保护生态环境和自身贸易[1]。我国对外出口的产品多数技术含量低，使在面临出口时无法满足其他国家的贸易壁垒要求，使我国产品失去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势。而碳关税的实行使我国碳超标的产品在对外贸易中成本增加，导致产品价格上涨，从而失去产品的价格优势。

1.调整能源结构，制定低碳标准。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是实现能源结构调整的有效办法[2]。通过完善法律、法规使低碳经济的发展具有相关的数据标准，使人们树立低碳环保意识，进一步促进人们在低碳经济背景下的低碳产品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避免因技术信息的泄露导致经济财产的损失。

2.增加产品的科技含量。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3]。面对低碳经济这一经济发展趋势，一方面，增加产品的科技含量，降低产品的碳含量，才能使我国产品在对外贸易中凸显优势。另一方面，增加产品的科技含量要加强与国际的交流，在交流中了解国际低碳经济的标准，学习国际面对低碳经济的先进技术。政府应加大对科学技术的投入力度，增加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从而使我国能源结构得到进一步调整。

3.促进国家间的交流和谈判。

在对外贸易中各国贸易壁垒丛生，面对低碳经济这一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我国应加强与其他发达国家的交流与谈判，在谈判中制定同等的标准，维护自身贸易利益，使我国产品在对外贸易中减缓贸易壁垒带来的冲击力度，从而使我国产品的优势得以发挥。

四、结语。

在低碳经济这一大背景下，发展国际贸易要正确认识低碳经济，从能源结构调整的困难性、外贸环境的多样性、贸易壁垒和碳关税的多变性出发，制定符合能源结构的法律、法规，确定统一的低碳标准，增加产品的科技含量，促进国家间的交流和谈判，使我国的对外贸易产品优势得以发挥，促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性社会的形成。

参考文献：

中国对外贸易史读后感篇九

推行绿色成为的当务之急，尤其在城市发展和建设过程中，必须考虑推行绿色建筑，并将其置于与经济和社会同等重要的地位上;同时，还要进一步高瞻远瞩，通盘考虑有限资源的合理利用问题，促使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6]。建筑从最初的规划设计到最后的施工建设、运营及最终的拆除，形成了一个全寿命周期。关注建筑的全寿命周期，意味着不仅在规划设计阶段充分考虑并利用环境因素，而且确保施工过程中对环境的影响最低，运营管理阶段能为人们提供健康、舒适、低耗、无害空间，拆除后又对环境危害降到最低，并使拆除材料尽可能再循环利用。这就是绿色建筑，不仅促进资源和能源的有效利用，缓解能源紧缺矛盾，减轻环境污染，而且保护资源和环境。因此，绿色建筑是促进经济持续发展的一项最直接、最廉价的根本措施。

下绿色建筑与环境保护的研究策略。

商务区规划用地面积约86.6km2，核心区的主体是现代商务功能，巨大的人流量和车流量使得其碳排放不容小觑。在高标准建筑的基础上，虹桥商务区的目标是实现核心区域全面低碳排放，局部区域或者建筑实现“零碳排放”。采用热、冷、电三联供，建成国内最大的区域集中功能系统;核心区域全部为国家标准一星级以上绿色建筑，其中二星级绿色建筑超过50%以上，江苏武进高新低碳示范区6月，江苏省武进高新区(图略)被江苏省发改委批准为省首家低碳示范区，并被江苏省住建厅授予“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示范区”。又被国家住建部批准为“绿色建筑产业集聚示范区”。武进高新低碳示范区的规划面积为27.8km2，规划空间布局总体框架为“一心六轴四片”。“一心”即示范区的商务、办公、商业、中心;“六轴”即示范区主要的“三纵三横”轴线与空间发展轴线;“四片”即示范区的四大功能片，包括滨湖生态片、生活与服务片、东北部与东南部的制造产业片。按照建设节能体系规划，低碳示范区具体分为零碳区、微碳区和低碳区三个部分[8]。示范区的建设追求六个“零”，“零工地”、“零能耗”、“零排放”、“零污染”、“零距离”以及“零资源”。通过多种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的关键技术集成应用，充分彰显了低碳环保的特色。

低碳示范区的绿色建筑与环境保护研究措施。

低碳示范区的建设从绿色建筑层面出发，以完善区域建设为目标，探索建立一个低排放、低污染、低消耗、生态化的规划建设方案，从而达到符合低碳经济的、高水准的场地建设和建筑设计建造要求，实现一种循环、节约、可持续的低碳城市发展之路，塑造独具魅力、和谐社会生活的典范。示范区规划制定与开发利用研究对示范区的产业结构布局、交通规划、能源规划以及公园绿地的开发与建设进行规划与评估，并提出符合低碳经济模式的环境保护与规划策略，指导相关决策部门的管理与评价。示范区的建筑生态设计策略研究对示范区的和居住建筑、公共建筑、室内外工程的开发与建设进行规划与设计，分析地域建筑合理的生态观和设计观，提出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地域建筑特色空间的设计策略。示范区的建筑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的评价分析研究对示范区的场地土壤、大气、噪声影响以及水污染和光污染等环境影响因子进行模拟和实证研究，开展相应的数值计算分析，提出场地建设阶段应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以及人员的安全与健康管理措施。同时提出建筑材料与资源的节约与再利用使用策略与评价管理要求。示范区的建筑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的监督管理研究对示范区的室内外环境进行分析，对原生环境的保护和改善以及对周边生态环境的影响，提出绿色管理与监督的具体实施方法，优化管理政策和条例。

结语。

21世纪建筑的基本任务，绿色建筑及其研究和实践正是为实现低碳经济的目标而提出的。绿色建筑是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建筑理念，从理性设计思维方式和科学程序的角度，以提高建筑环境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以及资源效益为目的,不仅有利于使用者的健康，还能够降低环境的负荷，而且能够与环境相融，使建筑成为环境良性的有机组成[6]，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长远目标。

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的护理。

周围性面瘫的治疗和护理。

微博监督的法律规制。

我国法律补偿制度。

企业信息安全管理。

英语词汇教学方法之谈。

建筑质量管理。

会计国际化理由的论文。

中压配电技术经济性的论文。

中国区域经济差异。

企业管理毕业论文。

档案管理论文。

中国对外贸易史读后感篇十

1989年，即改革开放10周年之时，关于中国社会学的情况，笔者曾著文做了这样的分析：经过十年的艰辛创业与探索，经过十年与我国改革开放的事业同命运，共呼吸，中国社会学逐步提高了自己的成熟度；一方面社会学本身在理论上、在实践中都作出了一定的成绩，正对我国社会生活发挥越来越明显的作用，为我国社会学今后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它得到社会各界、社会科学各科的广泛的承认，社会学成为很有吸引力的学科之一，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社会学也和经济学等一样，对改革和开放的事业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应当承认，这种成熟度还是不高的。社会学在中国成为一门真正成熟的科学，尚需继以时日，尚有不小的差距。当时，笔者在该文还提出：对于尚处在成长过程中的中国社会学来说，在理论上处理好下述三个关系是至为重要的。这就是：第一，处理好社会学与转型社会的关系；第二，处理好社会学内部一些重要的理论关系；第三，处理好社会学界内部不同学派、不同主张、不同观点之间的关系。20年过去了，中国社会学成熟度得到了显著的提高。由笔者主编的《中国社会学30年（1978-2008）》，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各章对社会学不同领域所取得进展的梳理，有说服力地表明了这一点。这篇总论主要围绕几个有关中国社会学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进行必要的分析和梳理，从中可以看出，中国社会学在30年中成熟到什么程度，它与前10年相比提高了多少，从而表明它确实日趋成熟了。

（一）科学性与价值性。

自中国社会学恢复和重建以来，长期困扰中国社会学的众多问题中，科学性和价值性的关系问题，可以说是一个最突出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母题，它涉及到一系列子题：社会学是否是中性的或“价值中立”的学科？社会学是否与政治和意识形态无关的纯科学？社会学是否只有科学性没有人文性？等等。在这些问题上，把不完全正确甚至错误的东西，当作不言而喻正确的东西，来加以接受，并作为用来评论他人的观点是否“科学”的标准，是中国社会学界曾经出现过的不成熟性的表现，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大大改观了。

1、社会学与价值性。

在1980年代中国，“价值中立”曾被当作不言而喻金科玉律，当作评判懂不懂社会学的试金石。其实，“价值中立”作为一种来源于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是一个在总体上包含根本缺陷但又有局部合理性的西方社会学方法论原则，是一个在国外学术界有严重分歧、毁誉参半、仍难一致的争论问题，是一个在本质上与马克思主义相左但又有部分一致的理论命题，因此，对它极有必要采取具体分析的态度，既不能全盘肯定，把它夸大为我国社会科学的普遍的方法论原则，也不能全盘否定，将它说得一无是处，连它包含的合理因素也否认了。“价值中立”总体上的根本缺陷是指它把科学与价值截然割裂、排斥一切价值的客观主义、实证主义倾向，这使它在认识功能和价值功能统一的社会科学中成为不可能实际遵循的东西，也使它陷入了不可摆脱的自我矛盾；局部合理性是指它包含强调客观性和科学性的合理因素，但这种合理性是以推向极端的形式存在的。

在1980年代中国，“价值中立”不仅被看做普遍的方法论原则，而且被用来规定整个社会学的性质，于是社会学被说成说一门“价值中立”的学问。其实，世界上本来就找不出来所谓“价值中立”的社会学。早在1960年代，美国米尔斯就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批判了以帕森斯为代表的“价值中立社会学”。在1970年代初，《西方社会学即将来临的危机》一书的作者美国社会学家古尔德纳，甚至把“价值中立”的社会学称为一种神话。吉登斯则在1982年指出：“社会学不可能是一种中性的知识活动，它不能不关心对其研究对象可能产生的实际影响。”笔者在1989年也指出：“有一种意见认为，凡科学不能涉及价值，凡涉及价值就不能是科学。因此持这种意见的人把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当作不言而喻的真理接受下来，并把科学精神归结为“价值无涉”的精神。我认为这是不确切的、似是而非的。”稍后1990年，笔者还指出：“社会学定义是客观性、科学性同价值性的统一”；“企图建立的‘价值中立’的社会学是不可能的，根本做不到的”。同样，就我国的情况来说，中国社会学也从来不是“价值中立”的社会学。正如笔者在总结中国社会学百年轨迹时指出的：“中国社会学是应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而产生、而发展，目的都是以不同形式为现实服务。这是中国社会学的优良传统。在中国，从来没有那种单纯的‘为学术而学术’的社会学。这对两大系社会学来说均是这样。”

”不能不面对越来越强烈的批判。1960年代，除了美国的米尔斯，还有欧洲法兰克福学派马尔库塞等人在1964年召开的纪念韦伯诞辰100周年大会上发动的关于“价值中立”的论战；在1970-1980年代，继古尔德纳之后，曾任美国社会学会会长的m.英格在《论反文化》一书的前言中直截了当地申明，他“不能‘放逐价值’，在作出自己的分析和评论时，也不佯装骑墙。”到1990年代，对“价值中立”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扩展到相邻学科。一些权威人士，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缪尔达尔指出：“研究的客观性不能仅仅通过试图排除价值观念来解决。相反，社会问题的每项研究，无论范围多么有限，都是且一定是由价值观念决定的。‘无偏见的’社会科学从来就不存在将来也不会有。努力逃避价值观念是错误的，并且注定是徒劳的和破坏性的，价值观念和我们在一起，即使把它打入地下，它们仍然指导我们的工作。”社会政策的资深学者蒂特姆斯也指出：“以中立的价值立场讨论社会政策是没有意义的事情。”

由于受到持续的批判，“价值中立”的影响在国外受到不小的削弱，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事实上，近20年来，从事社会科学理论或哲学研究的学者，很少会再认同实证论的观点了。社会研究必然会有价值介入这个论点几乎成为他们的共识。”中国社会学在“价值中立“问题上的成熟度的提高，总的来说，与国际社会学界的趋势是一致的。

2、社会学与意识形态性。

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消极后果是，人们由于厌恶那时的过度政治化和极端意识形态化，而导致较为普遍地对一切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厌烦和远离。西方社会学的“价值中立”正好给了这种较为普遍的情绪以学理的支撑。这是“价值中立”1980年代在中国社会学界以及其他学界盛行的社会原因。

其结果是人们“有学理根据”地把社会学与政治、与意识形态分离开来，甚至对立起来，形成了这样一种影响广泛的“惯性思维定势”：似乎一涉及政治、一涉及意识形态，就不再是社会学，不再是学术。所以，“这不过是政治”，“这不过是意识形态”，成为杀伤力很大的话语，用来否定不合自己口味的观点和理论，用来认同符合自己口味的东西，甚至用来判定谁是真正的社会学家，用来造成一种排他性的不正常学术氛围，名之为“社会认可”。这种惯性思维定势、这种充满贬义的话语，至今还影响着一些教师和青年学子。

但是，事实一再表明，主张价值中立的的人，价值性往往是非常强的，字里行间时时露出他自己坚决反对和深恶痛绝所谓种种价值，给我们提供了提倡价值中立的人价值并不中立、甚至很不中立的例子。

为什么这样？道理并不复杂。这是因为，一个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人，不可能摆脱一切价值、一切政治，一切意识形态。因此，结果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在选择、奉行符合自己胃口的价值、政治、意识形态。这里选择是一种价值，不选择也是一种价值。声称没有价值似乎显得很“清高”，很有“良心”，实际上，清高就是一种价值，良心同样是一种价值。所以主张摆脱一切价值、一切政治，一切意识形态的人，一定要在逻辑上、在实践上陷入悖论或自相矛盾。逻辑上的矛盾是主张摆脱一切价值，却选择某种价值，结论与前提矛盾；实践上的矛盾是主张价值中立，实际价值并不中立，言行矛盾。

在社会主义低潮的背景下，摆脱一切价值、一切政治，一切意识形态，其实际结果往往是摆脱社会主义价值、社会主义政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往往是西方价值、西方政治、西方意识形态的乘虚而入。所谓的“非价值化”、“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正是西方推行他们那一套价值、政治、意识形态的遮眼布和挡箭牌，他们要“非”的是社会主义价值、政治、意识形态，让你的社会陷入根本目标的失范，价值观的失范，意识形态的失范，抽掉你社会的精神支柱，让你的社会成为一个没有脊梁骨的社会。他们这一套在前苏联、东欧得手过，但是在中国不那么容易。在这里我们也可以体会到，十七大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深远意义。

中国社会学以“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为自己的深层理念，继承先辈服务现实、服务社会的优良传统，表明它不可能成为“价值中立”的社会学。中国社会学要研究、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谐社区的建设，要研究改善民生的社会政策，表明它不可能脱离社会主义政治。中国社会学要研究探索把社会公平正义落实到社会制度和社区制度的方方面面，表明它不可能脱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现在该是结束那种认为社会学能够摆脱价值、摆脱政治、摆脱意识形态的幼稚病的时候了，该是澄清那种贬低社会主义价值、政治、意识形态的种种错误观点的时候了。

3、社会学与人文性。

在费孝通先生看来，中国社会学尚未充分成熟，根本的一点在于过分重视科学性，而忽略人文性或没有扩展到人文性。科学性和人文性的统一，并真正达到人文性这一层次，是中国社会学成熟的必经之路。

这是费孝通先生在其“社会学传统界限扩展论”中提出来的，是他逝世前对中国社会学发展和拓展所做的又一重大贡献。他在肯定“社会学是具有‘科学’和‘人文’双重性格的科学”的大前提下指出：社会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由科学性决定的“工具性”，“社会学的人文性，决定了社会学应该投放一定的精力，研究一些关于‘人’、‘群体’、‘社会’、‘文化’、‘历史’等基本问题，为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奠定一个更为坚实的认识基础。”费老认为：“‘人’和‘自然’、‘人’和‘人’、‘我’和‘我’、‘心’和‘心’等等，很多都是我们社会学至今还难以直接研究的东西，但这些因素，常常是我们真正理解中国社会的关键，也蕴含着建立一个美好的、优质的现代社会的人文价值。社会学的研究，应该达到这一个层次，不达到这个层次，不是一个成熟的“学”。

社会学界，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一些人不了解，过去费老针对当时的情况强调科学性和实证风格，是有时代的理由的，而把费老误解为仅仅为是科学主义的，实证风格的。现在他又针对新的情况强调了社会学的人文性，更是有的放矢的。费老提出的观点正在迫使许多人重新进行思考。随着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费老的观点会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

（二）经验性和理论性。

社会学的实证主义思潮，不仅把科学性和价值性割裂开来，片面地强调科学性，否认价值性，而且也把经验性和理论性对立起来，只认经验性，否认理论性。实证主义的著名口号“拒斥形而上学”，就把价值性和理论性都当作“形而上学”拒斥掉了。这一点，最明显地表现在著名美国社会学理论评论家乔纳森?特纳所著的《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一书中。该书提出了一个包含“三个拒斥”的思想，这就是拒斥哲学、拒斥元理论、拒斥社会学理论，他说：

“思辨理论的框架本身并非是解释具体事件的理论，而是解释一个理论必须提出的基本问题。”“我认为思辨理论通常沉陷于重大的哲学问题，而使理论的建立停滞不前。我想，旷日持久的哲学问题将存在下去，因为它们是无法解决的。”“更重要的结论是：大量的社会学理论事实上是思辨理论的活动”

从这些评论中，可以归结出特纳的基本观点是：第一，思辩理论是对“理论必须提出的基本问题”进行解释的理论，也就是说，思辨理论是元性质的理论；第二，这类元理论通常陷于“无法解决的”“哲学问题”，理论的研究因而也就“停滞不前”；第三，“大量的”“社会学理论”是这种元理论，即哲学“思辩理论的活动”，不是社会学理论。根据特纳的逻辑，不仅对哲学的思辩理论予以拒斥，而且将阐释社会学基本问题的理论（即元理论）当作了哲学的思辩理论予以拒斥，进而将“大量的”“社会学理论”归结为了哲学的思辩活动，予以拒斥。这三个拒斥是特纳社会学实证主义立场表现。这本早在1980年代翻译成中文的书，在普及西方社会学理论方面起积极作用的同时，也把他主张的拒斥理论性的实证主义思潮带给了读者。

事实上，正如笔者指出的：任何有价值的社会学理论或社会理论，包括宏观的、中观的、微观的，都是这样那样从大量的现实经验事实材料中概括出来的，否则只能是苍白的。反过来说，经验研究尽管是基础，但仅仅停留在经验上，还不是理论。所以，轻视理论、理论研究同轻视经验、经验研究一样，都是片面的、错误的；经验研究和理论研究必须保持平衡，相互促进，相互得益。两者的关系是“合则双美、离则两伤”。正确处理经验性与理论性的关系，也是对中国社会学真正成熟的一种考验。必须注意的是，实证主义社会学思潮对中国社会学的影响不能低估。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失衡的根子，就在于这种思潮的负面影响。正如有学者正确指出的：中国社会学在快速发展中出现了明显的理论滞后现象。其表现是：一方面，大量的经验研究缺乏深入的理论思考或明确的理论前提，以致许多课题重复开展，缺乏学术的积累性和递进性；另一方面，简单运用西方实证社会学理论，很多经验研究往往是对某些西方实证社会学理论的粗浅证明，对处于深刻变迁中的中国社会生活的解释常常流于表层。

轻视理论思维或理论建设的原因，首先是从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开始，受美国社会学的影响太大。长期以来，美国社会学陷入了我称之为“强势社会学中实证主义困境”这样一种不利态势。这种强势社会学中的弱势，突出地表现在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失去了平衡，这与美国的实用主义“有用即真理”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形成对实证主义思潮的追求和癖好。可以认为，理论与实证的失衡是世界社会学中心开始重新向欧洲转移的根本原因。美国人自己也很早意识到这个困境，甚至说得更严重，叫作“危机”。米尔斯、古尔德纳的一些著作，可以说都是在批判这种困境。默顿“中程理论”对美国社会学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进一步推进了美国社会学的实证研究。另一方面，进一步造成了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失衡，制约美国大社会学家的产生。所以，应当对美国社会学采取分析的态度，正确认识它的优势和弱点。实证研究或经验研究当然是必要的，美国社会学在实证研究的方法方面、在学科的规范化方面，等等，是有优势的，应该学习和借鉴的。但是实证过度，理论和实证失衡，是不可取的。正确认识美国社会学，接受它的教训，减少盲目性，增加科学性，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要否定美国社会学。当前，中国社会学中的实证主义范式虽然还没有发展到美国社会学那样“危机”的程度，但如不未雨绸缪，后果也将是十分严重的。

当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美国社会学也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深刻变化，不仅在实证传统中发展出一些内容和形式都十分新颖的新学科，如新经济社会学、网络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组织社会学、新理性选择理论等等，而且还形成了一些反对美国实证主义传统的具有强烈人文主义倾向的新学科，如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学、詹明信的文化社会学、罗蒂的新实用主义社群理论、福山的社会信任理论等等。更不用说欧洲社会学了。自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国外社会学已经发生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变化。在欧洲出现了一大批像福柯、布迪厄、哈贝马斯、布希亚、鲍曼和吉登斯等人一样具有强烈人文主义倾向的社会学家，他们的思想观念已经远远地突破了传统社会学的界限，他们给出的理论概括是在传统社会学构架中无法理解的理论创新。

美国社会学当前所面临的危机和中国社会学所可能面临的危机，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即在当前形势下，社会学知识如何创新的问题。笔者认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学知识演进的轴心和根本线索，是社会学发展的基本问题和元问题。在当前社会学面临危机的条件下，要实现社会学知识的创新，必须抓住这个既是根本的前沿问题、又是我国社会快速转型中的焦点问题，进行理论和实证结合的研究，走出一条既不同于美国社会学，又不同于欧洲社会学，但又吸取欧美社会学各自强势的学术路子来。

（三）建设性与批判性。

建设性和批判性的关系，涉及中国社会学和社会学者对待中国社会、社会现象的取向问题、态度问题，涉及中国社会学正确发挥自己的社会功能、实现自己崇高使命的问题。建设性和批判性是互补的、相互促进的，在这两方面都是不能走极端的。这个问题也同样考验着中国社会学的成熟性。笔者在2007年中国社会学长沙年会上所做的主题报告，提出了“建设性的反思批判精神”这一命题，正是为了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所谓“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是指我们社会学对社会现象的分析研究要有这样一种精神或态度，即通过反思批判这样一种理性思维活动，实事求是地肯定该肯定的东西，否定该否定的东西，并根据这种分析提出积极的建设性的改进意见和方案，以增促社会进步，减少社会代价。这种建设性的反思批判精神，是肯定和否定的辩证统一，它既不赞同“否定一切”的颠覆性或毁灭性的变味批判，又不赞同“肯定一切”的无反思批判的盲从态度。这里，反思和批判并用，是想强调两者的某种相对区别，反思主要是对我们人和人类自己的反思、检讨；批判主要是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审视。人和人类，社会现实，既有真善美的一面，又有假丑恶的一面，需要通过反思批判，来发扬光大前者，抑制减缩后者。

提出这个命题，主要原因有：第一，这是由作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中国社会学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社会学的基本性质决定的。它是一种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社会学，总体上属于建设维护型的社会学，这与它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情况不一样，那时它总体上属于一种革命批判型的社会学。早在1985年，我在英国留学进修社会学和现代西方哲学回国后发表的第一篇社会学文章就提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有两种形态的观点，即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对资本主义社会是革命批判型的社会学，对我们自己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是维护建设型社会学。我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社会学，作为维护建设性的社会学，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是社会学的本性使然，是理所当然的。第二，这是由中国社会学实际情况决定的。在后现代解构思潮否定性、极端性的影响下，我国社会科学各个学界都有一些学者着重破坏而拒绝维护、强调摧毁而失于创建，使得批判性精神发生了严重的倾斜，褪变为了一种抨击性的仪式，进而固化了非理性的思维方式，酿成了一种影响极深的消极的社会习性。这些情况告诉我们，我们学者对社会、对青年学子是负有重大责任的。我认为，学者的学术责任是理性地思考，而不是感情用事。学者的根本责任是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而不是相反。学者的社会责任之一，是推进健康的社会心态和思潮，引导不甚健康的社会心态和思潮，而不是去迎合不甚健康的东西。这样的迎合，可以取得廉价的赞美，可以热闹一阵，但是经不起时间和历史的考验。我的一位朋友说得好：学者不能只解构不建构，只务虚不务实，只求异不求真。这些情况也提醒我们的青年学子——他们是中国社会学的未来的希望，只有增强建设性的反思批判精神，他们才能茁壮成长为对国家对社会对中国社会学有所贡献的社会学者和社会工作者，成就自己的事业，前途无量。

第三，这是总结前两个世纪的经验教训决定的。最近，我们从四个维度研究了19世纪、20世纪的学术思潮。这四个维度就是作为主体和历史型塑者的“大写的人”，作为现代知识体系的成型标志的“大写的理性”，作为普遍历史模型的确立象征的“大写的历史”，以及作为不同政治主张升华的“大写的意识形态”。我们的分析研究表明，19世纪“大写建构”具有片面性，而20世纪“大写解构”则具有极端性，当进入21世纪的时候，人类的思维正处在一个历史的大弯道上。我们提出的问题是：在21世纪应该如何站在新的起点上，如何超越上两个世纪。我们认为，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是避免19世纪“大写建构”片面性和20世纪“大写解构”极端性的康庄大道。现在，转型中的中国社会，越是接近这个新起点的时候，越要承接从上游奔腾而下的各种思潮的冲击力。当代中国成为各种思潮的汇集点。这是我们现在就感受到的。只有持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才能正确对待我们必须面对的各种思潮。

（四）传统性与现代性。

“传统和现代”与社会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从历史看，对传统和现代关系的理解，在古典时期，是社会学创始人和实际奠基人创建社会学立论的重大根据之一，在现代和当代，它们仍然是没有那位社会学家能够避开的重大课题之一。从理论看，传统和现代、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成为社会学分析的两种理想类型，具有很强的方法论意义。传统和现代，又是广义社会转型论的核心概念。类似地，要理解现代化和现代性的含义，也离不开这两个基本概念。同时，“传统和现代”，又是一个充满歧见的领域，对何谓传统，何谓现代，如何理解两者的关系，都有不同观点，并连带产生出一系列其它问题的分歧。所有这些，也使正确把握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成为考验中国社会学成熟性的重要标志。

现在，对传统和现代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认识到现代或现代性是成长的，而传统是被发明的，简要地说，就是“现代的成长”与“传统的（被）发明”，以及两者的不可分割性。这只要看看传统与过去、与现在、与将来的关系就清楚了。第一，传统是保留在现代人的记忆中、话语中、行动中的那一部分过去，因而是对现在仍然起着作用的那一部分过去；第二，传统是被现代人从过去之中精选出来的，由于现代人的选择这部分过去才得以留存下来，因而它同样是现代生活的一部分；第三，由于现代人的反复实践和应用，这些留存的过去获得了传统的意义，影响、制约某一地区、某一群体的社会成员及其家庭的行为和生活。这种传统往往以该群体的亚文化的方式、习俗的方式出现；第四，现代人通过对过去“重构”或“新构”的方式生产出传统，而这是一个集体的和社会的行动过程。这种“重构”或“新构”可以有不同的指向，不同的指向会对现在，甚至未来产生不同的影响。所以，传统源于过去，是“活着的过去”，是能够“活到”现在的那一部分过去。而作为活着的过去，传统也是“现在”，甚至会是“未来”，因为它们往往会蕴生出更为长久的社会趋势。

从上述观点，可以知道，所谓社会转型，广义地说就是社会不断从传统走向现代，走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变迁过程，而在走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变迁过程中又不断产生自己相应的新传统和更新的传统；也可以了解，现代性的基本含义之一，就是“现代的成长”与“传统的（被）发明”的有机统一。

新布达佩斯学派伊亚尔、塞勒尼、唐恩斯利等人主张的狭义转型论或所谓“新古典社会学”，把传统向现代转变的研究视为已经过时而一笔勾销，代之以从现代向现代的转变这个新议题。这种对传统与现代的割裂，在理论上和现实上都是说不过去的。这也正是我们主张的广义转型论与他们的重大理论分歧之一，也是他们的重大理论缺陷之一。这一点也迫使我们探讨现代性进程中的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应对这种学术挑战，对他们进行学术剖析。

（五）本土性与国际性。

中国社会学界自1979年恢复和重建以来，就有一个共同的体会，这就是：学术发展也和整个国家的发展一样，不能闭关自守，一定要走本土性和国际性相结合，或者说，本土化和与国际化相结合的道路，否则，学术就要永远落后，中国社会学在世界的社会学格局中的弱势地位也难以改变。本土性与国际性相结合，同样是中国社会学走向成熟不可回避的课题。

1，本土性与国际性相结合所谓本土性或本土化，主要是指中国社会学首先必须立足于中国的社会实际，特别是抓住当前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机遇，去调查、去研究、去概括、去总结，并要深入研究中国社会思想史和中国社会学史，从中国丰富的社会思想资料中，从中国悠久的优秀学术传统中吸取养料。这就是中国社会学的本土性或本土化的主要含义。这样的中国社会学才能真正具有自己的中国特色。

所谓国际性或国际化，主要是指中国社会学要自觉学习、借鉴欧美强势社会学的精华，使自己能够用世界的眼光，从整个人类实践的高度来解释中国社会和建构中国的社会学理论，从而使自己真正成为世界社会学不可缺少的一支，逐步培养和提高同国际社会学界平等对话的能力和实力，并在改变学科和学术的话语权一直由西方垄断的局面方面做出中国社会学家自己的贡献。这就是中国社会学国际化的主要含义。这样的中国社会学也才能真正具有得到公认的国际性，能够为世界社会学贡献自己独有的一份。

无论是社会学的本土化还是国际化，都离不开本国学者主体意识不断增强。这也是我们前辈社会学家给我们提供的一条基本经验：没有主体意识，就既没有社会学中国化，也更谈不上国际化。现在的问题是，确实存在一种与主体意识相对立的“边陲思维”，即那种对欧美社会学照抄照搬、亦步亦趋还自以为站在学术前沿，而对本国社会学及其历史则采取看不起甚至虚无主义态度的思维。这种“边陲思维”，是不成熟的表现，也是阻碍社会学中国化和国际化结合的，更是与中国正在从地区性大国走向全球性大国的背景不适应的。

只有沿着本土性和国际性相结合的方向进行艰苦的探索，理论创新才有可能，某种具有原创意义的新进展也才会出现。

2，中国社会学百年轨迹的继续中国社会学在自己一百多年的历史中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在这曲折的过程中，它无时无刻、自觉不自觉地在处理着与中国社会现实、与中国学术传统特别是中国历来的社会思想、与外国社会学和社会思想的关系，并且正是在这种处理中实现了并且还在实现着自己的创新作用和具有自己的中国特色的。从这一方面来看，中国社会学百年的发展轨迹，可以简明地概括为四句话，这就是“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所谓立足现实，就是中国社会学把现实的中国社会作为自己的立足点、出发点和归宿点。所谓开发传统，就是中国社会学注意吸取几千年历史上丰富的社会思想，特别是关于社会治乱兴衰的思想，以此来观察现实的中国社会，并对西方传入的社会学给以带有中国特色的解释。社会学的中国化，首先当然是立足现实，同时也是与开发传统分不开的。所谓借鉴外国，就是中国社会学界注意借鉴国外社会学，其中包括欧洲、美国和日本的一些理论和方法。所谓创造特色，就是在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和借鉴外国的基础上，中国社会学进行自己的创造。这里，“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是统一的整体，不能相互分割。缺少其中之一，就会这样那样影响中国社会学的健康发展和成熟。本土性和国际性相结合，其实就是中国社会学百年轨迹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继承。这里，本土化着重说的是“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国际化着重说的是“借鉴国外”。本土性和国际性相结合着重说的是“创造特色”。因此，本土性和国际性相结合，不仅有历史的导向，而且有现实的走向，还有未来的取向。

3、顶天立地与两维视野。

本土性和国际性相结合可以有多种表达，如本土特质与世界眼光相结合，如“建构本土特色”与“超越本土特色”相结合等等。

本土性和国际性相结合，通俗地说，还可体现为一种精神境界，这就是顶天立地精神。笔者不久前指出：中国社会学要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有两条特别重要：第一是站在国际社会学的前沿，把握社会学理论、方法、历史研究方面的新成果、新趋势；第二是深入到我国社会快速转型的实践，特别是在社会重心下移的今天，深入到基层的社区建设的实际，把握住制度创新的脉络。这就是说，当代中国社会学要取得实质性的发展必须有一种“顶天立地”的精神。这里“顶天”，就是要追求前沿，要有世界眼光；“立地”，就是要深入基层，要有草根精神。顶天立地，就是要把追求前沿与深入基层结合起来，把世界眼光与草根精神结合起来。这里，无论“顶天”和“立地”，都要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来指导。顶天立地把本土性和国际性相结合，具体化和通俗化了。

本土性和国际性相结合，学理地说，更可体现为一种有方法论意义的视野，这就是两维视野或双侧分析。在“实践结构论”中我们曾指出，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变化包含着两种力量，具有两个维度，这就是第一，现代性全球化的长波进程所代表的力量和维度，第二，本土社会转型的特殊脉动所代表的力量和维度。我们曾經指出，当今世界的每一项重大的动态变化之中，都包含着这两个维度也即这两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可以说，那些左右着社会生活的重要动态变化，那些影响我们个人生活的复杂症候，都离不开这两股力量，是这两股力量相互扭合所产生的一系列现实效果。这两个维度所发生的作用、所产生的效果，我们称之为“二维效应”。对于上述客观的两种力量、两个维度、“二维效应”展开社会学分析，我们称之为“双側分析”，而它们作为社会学视野或视角，我们称之为“二维视野”或“二维视角”。

用这种两维视野来分析中国经验，我们就能知道，“中国经验”或“本土经验”，只有用世界眼光加以总结，才有价值和意义；只有用世界眼光加以提炼，才能运用和推广。“只有本土化，才能国际化”，其前提是有世界眼光。不能超越本土的本土化是狭隘的、单极思维的本土化，是没有前途的，只有立足本土、又超越本土的本土化，才是真正的、两维视野的本土化，是有广阔前景的。而世界眼光也只有不断用本土经验加以丰富、充实，不断对本土经验进行概括、提炼，才能成为不断激活本土经验的新的灵感，不断提供分析本土经验的新的视角。总之，中国社会学要不断增强自己的主体意识，把本土性与国际性、本土特质和世界眼光结合起来，沿着前辈开辟的“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的轨迹，以顶天立地的精神，创造自己更加美好的明天。

小结。

上述对科学性与价值性、经验性与理论性、建设性与批判性、传统性与现代性、本土性与国际性的正确把握，是一个没有止境的过程。因此，我们对中国社会学成熟性的追求也不会停止。因为停止追求，意味着正确把握会这样那样让位于片面把握、错误把握。

要正确把握上述这些关系，要避免走极端，片面强调一个方面，错误就不可避免。它们既有“非此即彼”的一面，又有“亦此亦彼”的一面，这就是这些成对范畴的辩证性。忽视这些成对范畴的辨证本性，中国社会学就不可能健康成长，不断走向成熟。同样，我们在处理社会学的基本问题和元问题——个人和社会关系问题时，在处理这一问题的丰富多彩的展开形式（即社会基本问题的设问形式）——个人自由和社会秩序、个人行动与社会结构、权益自主与权力规范、个人私欲与社会公益、个人个性与社会准则、自主行动与公共制导，以及这些设问形式在当代的丰富表现。如意义与支配（吉登斯）、生活世界与系统（哈贝马斯）、惯习与场域（布迪厄）、肉体与权力（福柯）等等，都不能忽视它们的辩证性。

马克思恩格斯在黑格尔那里挽救了那种打破二元对立的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指出：这样一来，黑格尔哲学的革命方面就恢复了。恩格斯把黑格尔“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称为“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按照这一伟大的基本思想，“人们对于还在不断流行的旧形而上学所不能克服的对立，即真理和谬误、善和恶、必然和偶然之间的对立也不再敬畏了”。

让我们以上述伟大的基本思想为指导，力求正确把握科学性与价值性、经验性与理论性、建设性与批判性、传统性与现代性、本土性与国际性之间的辩证关系，推进中国社会学不断从不成熟走向成熟，从成熟走向更加成熟，力求避免各种幼稚病。

中国对外贸易史读后感篇十一

[3]李玉婷.国外低碳经济政策研究:进展、争论与评述[j].当代经济管理,2015(5)。

[4]宋雅洁.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途径、模式与政策选择[j].特区经济,(4)。

中国对外贸易史读后感篇十二

论文摘要：

随着贸易自由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纷纷采取了许多绿色壁垒措施，这越来越成为发展中国家出口贸易的“门槛”，而且这个“门槛”在不断上升。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如何面对绿色壁垒，如何在竞争中获胜成为众多学者研究的课题。本文在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绿色壁垒的分析，从消费者、企业、行会和政府四个角度提出了应对绿色壁垒的对策。

论文关键词：绿色壁垒oeko—standard100iso14000绿色审计。

随着世界范围内贸易自由化进程的推进，传统的直接非关税壁垒的作用被逐步削减，绿色壁垒以其鲜明的时代特征日益成为国际贸易发展的主要技术性贸易壁垒。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绿色壁垒将凭借其合理性、灵活性、隐蔽性和复杂性成为发达国家实施保护贸易主义的主要手段之一。目前我国每年因绿色壁垒而受阻的出口商品价值近100亿美元，这种影响将随着绿色壁垒地位的不断提升和我国出口的增长而不断扩大。作为wto成员国和发展中的大国在国际多边贸易中如何应对日益苛刻的绿色壁垒，已成为我国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一、引论。

从不同的角度来考察绿色壁垒，含义是有所不同的。有些研究认为，绿色壁垒是指进口国政府以保护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以及人类和动植物的健康为由，以限制进口，保护贸易为根本目的，通过颁布复杂多样的环保法规、条例，建立严格的环境技术标准，制定繁琐的检验、评定程序等方式对进口产品设置贸易障碍。

而一些研究则强调了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指出：绿色壁垒是发达国家凭借其科技优势，通过立法制定繁杂的环保公约、法律、法规和标准、标志等形式，对进口商品设置的准入限制，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的单方面贸易限制，是国际贸易中的一种非关税壁垒，其实际是把环境保护的要求与国际贸易联系起来，以保护环境为由，而实施贸易保护主义。事实上，尽管关于绿色壁垒这一概念存在着不同的认识，但不难发现，这些认识大同小异。它们都强调了隐含于绿色壁垒背后的贸易保护主义本质。在狭义上，绿色壁垒可以被视为一个国家以生态环境保护为借口，以限制进口、保护国内产业为目的，对海外商品进口所专门设置的带有歧视性的或对正常环保本无必要的贸易障碍；在广义上，绿色壁垒可以视为以保护环境和居民健康，促进地区和全球可持续性发展为理由而在国际贸易中形成的对海外产品进口的'限制。

绿色壁垒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给中国产品的出口构成了极大的障碍，另一方面，为我国转变对外贸易的增长方式，提升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提供了机遇。

1、正面影响。

（1）推进中国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随着全球文明程度的不断提升，人们对环境问题日益重视。绿色壁垒效应的凸现和扩大将无形的迫使包括我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改变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采取强制措施，探索建立绿色贸易制度，构建资源节约型出口结构，推进我国对外贸易发展主要依靠规模扩张和数量增长向主要依靠质量和效益的根本性转变，实现对外贸易与生态建设及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

（2）有利于提升我国科技创新水平，实现专利与标准的融合。绿色壁垒的实施，促进了世界各国重视与环境相关的科技水平和产品科技含量的普遍提高。从实质上说，环境贸易壁垒就是绿色高科技壁垒，技术壁垒的后面是专利，它要求将环境科学、生态学、卫生学等学科的原理全面运用到工业品和农产品的生产加工、储藏、运输、销售的全过程中，从而形成一个从生产到销售的完整的无公害的管理体系。因此，谁拥有新的技术、新的专利和新的标准，谁就拥有新的、更大的贸易领地。

（3）强化本土企业的法律、法规意识。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由政府出台强制执行法规，能有效引导国民经济进入绿色通道。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制定的法律制度很不完善，而且法律执行很不力。发展中国家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环境标准过低。联合国与农业组织至今已公布了相关限制标准2522项，美国则多达4000多项，其他发达国家的控制标准达数百项甚至上千项，这些都会促进我国不断建立和完善自己的与环保产业相关的法律制度和标准，强化本土企业的法律、法规意识。

2、负面影响。

（1）影响我国的出口市场。因为我国贸易方向很不合理，主要集中在美、日、欧盟这三个地区。例如中国对外出口，美国占了21。4%，日本11。0%，欧盟18。9%，香港16。3%，香港大多是转口贸易，很大一部分是出口到这些国家的。而这些国家和地区大多数是世界贸易组织“贸易与环境委员会成员”，也是绿色贸易保护主义最为盛行的地区。由于我国长期忽视环保产业的发展，出口商很难在短时间内达到发达国家制定的环境标准。

（2）影响我国外向型出口产业的发展。绿色壁垒不断影响农、畜、水等产品的出口、纺织品服装的出口、机电产品的出口以及医药产品的出口，且有加重趋势。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约有90亿美元的出口机电产品受到有关臭氧层保护国际公约的限制而被禁止生产和销售还有80亿美元的出口产品受到国外绿色标志。

（3）加大了我国的就业压力。由于国外绿色壁垒的限制，一些企业限产或破产，造成职工下岗或失业。，仅2亿美元的冻肉鸡出口受国外绿色壁垒限制就影响了105万人的就业。由于受限产品多为劳动密集型产品，加大了我国的就业压力。

（4）恶化了我国的贸易条件。近年来，发达国家以保护环境为名经常采取单方面的贸易措施，限制外国商品的进口，由此引发双边或多边贸易摩擦日益增多。发达国家可以通过区域自由化贸易的形式，以低于区域环境标准为由将来自区域以外的产品包括中国的产品排斥在巨大的区域市场之外。随着世界经济组织因为环境问题产生双边或多边的贸易摩擦，恶化了我国的贸易条件，不利于我国外贸的稳定发展。

（5）加剧污染产品和污染产业向我国转移。由于我国环境保护标准低而数目少，环境保护和管理体系不健全，环境保护门槛较低，以及缺乏对环境因素的评估。一些外商投资者为了获取可观的经济利益和逃避本国高额的成本内部化和绿色贸易管制，将一些污染密集型企业转移到我国境内生产，这在化工、造纸、印染、电镀、农药等行业尤为明显。污染产品和污染产业向我国的转移，一方面损害了我国消费者的利益；另一方面，对我国的环境造成更为严重的破坏。

三、针对绿色壁垒，中国的对策。

由于绿色壁垒的影响，使中国陷入了资源压力大、环境压力大的两难境地，所以消费者、企业、行会、政府要相互协作，使其向有利于我国的方向发展。中国可以以消费者为核心，通过消费者对绿色产品的需求，引导企业生产绿色产品，推动政府和行会督促企业生产绿色产品，使我国产品顺利进入国外市场，同时将国外不符合我国要求的产品拒之门外。

1、消费者要增强绿色消费意识，增强对绿色商品的需求。当前国际市场上绿色产品涉及的范围和领域十分宽广，从绿色汽车、生态住宅、生态旅游、生态时装到有机食品，其开放前景十分广阔。所以提高消费者对绿色产品的认识，增强消费者对绿色产品的需求，这会直接刺激企业发展绿色产业，生产绿色产品。

2、从企业来说，要积极发展绿色产业，主动申请国际绿色认证，扩大出口市场，实施绿色营销。由于绿色产业涉及范围广，与其他产业之间的关联度大，市场前景广阔。因此，应立足当前，放眼未来，面向国际市场，确立绿色产业的发展目标和发展重点；只有通过iso9000产品质量、iso14000环境保护双绿色认证、haccp认证、eco—texstandard100等等认证，才能取得国际市场准入证；改变出口商品对某些发达国家的依存度，例如纺织品可以向中东发展；发达国家构筑的绿色壁垒涉及范围广泛，几乎无处不在。发展中国家唯有采取适当有效的对策，推行绿色营销战略，才能让自己的产品大大方方“走出去”，实现顺利出口。

3、行会要起到协调、预警、服务的作用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虽然所有世贸组织成员将不得不根据最惠国待遇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向我国更大程度地开放市场，但对我国大量廉价产品的进入，一些国家为保护本国市场，必将采取一些措施例如绿色壁垒对我国产品进入设置障碍，同时，我国也将按照承诺进一步向国外开放市场，国外产品可能以技术和管理优势趁机挤占我国市场，我国一些行业、企业和产品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强烈冲击。所以我们要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由行业协会，专门搜集信息，建立网站，改变目前出口企业“信息孤岛”的局面。国外有操作规范、作用强大的行业协会，但目前我们的行业协会力量很弱，企业基本上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建立行业协会，为企业搜集和研究信息，为企业服务，就显得尤为重要。

4、从政府来说，要做好信息服务工作，加快推行环境标志和环境管理体系绿色认证，同时按环保的标准对企业加强监管力度，实行绿色会计与绿色审计制度，推行清洁生产，提高企业和全民的环保意识。政府机构应充分发挥部门的技术、信息、人才优势，加强对国际及外国绿色认证标准的研究，及时收集、整理、跟踪国外的绿色贸易壁垒，建立绿色贸易壁垒信息中心和数据库；鼓励企业积极申请由国际标准化组织制定的“双绿色认证”，例如在食品出口方面，要进行haccp体系认证等等；通过开展绿色会计和绿色审计制度，引导企业自觉调整产品结构，采取清洁生产工艺，遵守法律、法规，生产销售对环境有益的产品；推行清洁生产可以促进企业改善经营管理，节约利用能源和资源，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环境效益，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政府应加强对环境保护的宣传，这将有利于帮助国民树立绿色经济意识与绿色经济预期，迫使企业转向绿色产品的研究开发，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绿色产业体系的建立。

参考文献：

申进忠：《wto协调环境贸易关系的理论与实践》，中国法制出版社，20版。

赵玉焕：《贸易与环境》，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版。

吴琨：“新型工业化背景下如何应对‘绿色壁垒’”，《经济师》，20第11期[11]wto（1999），specialreport“tradeandenvironment”

中国对外贸易史读后感篇十三

“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这句让中国百姓心里感动、切身感受的话，正是中国教育事业改革开放３０年来的写照。

改革开放３０年，是党和政府大力发展教育事业的３０年，是教育事业取得跨越式发展、国民素质显著提高的３０年，是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教育体制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的３０年，是促进教育公平制度建设显著加强、更多惠及困难群体的３０年。

１９７７年，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年份。这一年，在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倡导下，因“文化大革命”一度中止的全国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制度得以恢复。当年，全国５７０万青年从祖国的四面八方走进考场，他们的命运由此发生深刻变化。中国人沉积多年的求知热情如火山喷发，中国社会重新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

改革开放的春潮，为中国各级各类教育发展注入活力。

从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０８年，中国普通高校招生报名人数约１．２８亿，录取人数约５３８６万，其中，１９９９年实施高校扩招政策至２００８年的录取人数约４０１０万，１０年间录取人数占改革开放３０年来录取总数的７５％。

从１９８６年颁布义务教育法起，经过１０多年奋斗，中国终于在２０００年实现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简称“两基”）目标，“两基”人口覆盖率超过８５％，２００７年进一步扩大到９９％，跻身于免费义务教育水平较高国家行列。２００７年，普通高中在校生、幼儿园（含学前班）在园学生数量、特殊教育学校在校生数量均处于历史最高水平。

３０年来，各级各类教育的飞速发展，为国家建设输送了各种急需的人才，提升了我国国民素质和核心竞争力，提高了中华民族的文明程度，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强有力支撑。

改革开放的春风，把教育公平的理念传遍神州大地。

２００３年开始，“远程教育”这项重大工程覆盖了中西部３６万所农村中小学，丰富了１亿多农村中小学生的精神世界。

２００４年，国家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正式启动。中央财政投入１００亿元建设８３００多所寄宿制学校，解决学生“进得来”的问题；实施“两免一补”政策，解决学生“留得住”的问题。

革。２００７年春天，这项改革推行到全国农村；同年秋季，全国农村义务教育在免交学杂费的同时，还免收教科书费，１．５亿学生因此受益。２００６年至２０１０年，国家财政将新增农村义务教育经费２１８２亿元。

２００７年，国家实行新的中等职业教育国家资助政策：对所有中等职业学校在校一、二年级农村学生和城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进行连续２年的资助。三年级学生可通过工学结合、顶岗实习、半工半读获得一定报酬。近１２００万名在校学生因此获益。

３０年来，一项项不断推进、力度空前的助学政策，既得益于改革开放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卓越成果，又体现了改革成果为人民共享的和谐社会理念。亿万学子在感受教育公平、社会公平的同时，更增添了投身改革开放建设事业的热情和决心。

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加速着教育事业自身的调整。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中国需要创新的教育，适应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历史性转变。继１９９９年提出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目标后，于２００１年启动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广泛和深刻的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截至目前，全国所有小学和初中学生已全部使用新课程。２１个省份在开展普通高中课程改革。

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强调学生是学习的主体，突出学生多元发展的机会，倡导教师与学生的互动。随着这项改革的推进，曾经的“满堂灌”、题海战术和教师不容置疑的授课方式已逐渐淡出，对学生的评价也从过去单纯的成绩冒尖向兴趣广泛转变，学校也开始根据自身特色进行课程设置。

国家加快发展职业教育、加大中等职业教育助学力度的重大举措，使一直受到歧视的职业教育开始拥有与义务教育、高等教育“平起平坐”的地位。一个全新的教育体系正在形成，“教育真正成为面向全社会的教育”的图景日渐清晰。

面对质量下滑、债务沉重等扩招带来的新问题，高等教育积极统筹规模、质量、结构、效益的协调发展，把重点放在提高办学质量上。“十一五”以来的３年里，我国高等教育招生规模总体保持相对稳定，招生计划增幅控制在５％以内。本科教学评估、新一轮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等多项举措的推进，使高等教育更加注重内涵，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使中国教育拥有国际化的水平。

１９７８年６月２３日，邓小平同志作出了关于扩大派遣留学生的重要指示，中国的留学工作从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从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０７年底，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１２１．２万人，出国留学规模由１９７８年的８６０人发展到２００７年的１４．４５万人，３０年扩大１６８倍。中国各类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３１．９７万人，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３０年来，中国已累计接收来华国际学生１２３万人次。遍布全球１８０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已与世界上１８８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教育合作与交流关系，与３３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相互承认学历学位协议。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共有１０３４个。

教育的开放，历史性地放大了中国人视野，也向外界释放出中国思想解放的重要信号。透过教育这个窗口，中国人正在向世界展示好学、善学的精神风貌。

改革开放的远景，期待教育事业迈出新的步伐。

近年来，为了解决义务教育投入不足、发展不均衡等突出问题，国家财政每年用于义务教育的投入达数百亿元，并逐年增加。各地通过教师交流、对口支援等方式，加强对薄弱学校的建设，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中国在２００７年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免费后又于今年秋季免除城市义务教育学杂费，进一步强化政府责任，加大教育资源投入力度。

抓住“教育大计，教师为本”的核心问题，中国积极探索，加强教师队伍特别是农村教师队伍建设，逐渐形成了县域内城镇教师定期到农村任教、大中城市教师到农村支教、高等师范院校学生实习支教等多种形式的智力支教活动。同时，完善和落实教师工资、津贴补贴制度，在６所部属师范大学实施师范生免费教育，使有志于从教的人可以安心从教，终身从教。

在人口众多、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中国，教育事业起步晚、底子薄，改革与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仍面临诸多问题和困难。曾在一定历史时期被人们认可的教育制度正在经历新的挑战和考验。

３０年来，高考制度在考试内容、考试科目、考试次数以及录取手段等方面推进改革，不断顺应和满足人民在新时期对教育发展的新期待、新要求。不断巩固完善的高校招生“阳光工程”，确保高考持续发挥着促进教育公平的作用。

近年来，根源于教育投入不足、教育监管体制松散的教育乱收费现象得到有效遏制。一系列政策的出台使择校乱收费明显减少，学校收费行为逐步规范。校务公开、依法办学等新理念的提出，使各级各类教育正在阳光下健康发展。

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亲切指导下，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正在迎难而上，循序破题，向着“让所有孩子都能上得起学，都能上好学”的目标坚定迈进。

１９７７年，党中央决定恢复高考制度，是教育拨乱反正的重要标志，也成为改革开放的先声。从恢复高考这一标志性事件至今，中国教育事业经历了从恢复到改革、发展和创新的一系列巨变。回顾３０年的艰辛探索，教育事业前行的每一步，都使无数中国人的命运发生改变；回望３０年的非凡历程，教育事业改革的每一次努力，都在为国家和民族书写着更加辉煌的未来。

中国对外贸易史读后感篇十四

介绍了绿色壁垒的定义及其形成原因,就绿色壁垒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作了分析,从强化绿色意识、推进科技进步、加强企业环境管理等方面,提出了我国应采取的`对策.

作者：李俊彬陈峰作者单位：李俊彬(北京交通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北京,100044)。

陈峰(北京交通大学,北京,100044)。

刊名：山西建筑英文刊名：shanxiarchitecture年，卷(期)：30(2)分类号：f125关键词：绿色壁垒对外贸易对策

中国对外贸易史读后感篇十五

提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我国现行税制产生许多直接、间接的影响。面队新形势，中国税制表现出很多不适应性。为了迎接挑战，一方面我们应该按照wto基本规则改革现行税制，另一方面则应在wto的“原则之中有例外”的框架内寻找制定具有中国特色的税收方针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