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是一种重要的能力培养方式，通过总结可以培养我们的思维能力和分析能力。写一篇好的总结需要抓住核心要素、突出重点，并注重文字的准确性和简洁性。通过总结，我们可以从中找到不足和问题，并积极改进和提高。

社会概论的论文篇一

摘要：采用问卷调查法、文献资料法等方法对桂林市的部分个体进行调查研究，深入分析了特奥运动对志愿者、运动员家长、运动员以及其他市民成长的影响。结果显示，特奥运动对个体成长有积极的影响，就志愿者、运动员家长、以及其他市民而言主要表现在传统观念改变、相关知识增多、责任感增强、服务意识提高等几个方面;而特奥运动员则表现为健康水平、自控能力、心理认知水平、社会适应能力、社交意识等方面均有提高。

关键词:特奥运动;个体成长;社会学影响

特殊奥林匹克运动(简称特奥运动)，是专门为智障人士开展的体育运动，同时，特奥运动也是由智障人士和正常人共同参与的运动。在整个参与过程中可以为智障人士提供平等的机会，展现他们的技能和才华，加大社会对他们能力和需求的认知，使他们被社会接纳和认可，得到应有的尊重。特奥运动对个体成长的影响的个体包括志愿者、智障人士、智障人士的家长以及普通市民等四个群体。桂林市是推动全国特奥活动示范社区活动中广西的定点城市，桂林市特奥会于2004年12月30日成立，是广西第一个成立特奥会的城市，桂林市培智学校于2008年、2010年两次荣获中国残联、国家体育局颁发的“全国特奥运动先进单位”荣誉称号，且桂林市特奥运动员在省级比赛、国家级比赛和上海国际特奥会中多次获得优异成绩，这些都证明对桂林市的特奥运动进行研究是有意义的，可以作为个案研究。

1研究方法

文献资料法根据选题需要，收集了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行为学等各学科领域的相关文献资料，查阅了大量有关特奥运动的文献资料，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及实证依据。

问卷调查法家长问卷共发放100份，回收问卷98份，回收率为98%，其中有效问卷94份，有效回收率为，具有统计学意义。志愿者问卷共发放200份，回收问卷189份，回收率为，其中有效问卷182份，有效回收率为，具有统计学意义。

访谈法根据本研究的目的和任务编写访谈提纲，对600名桂林市市民进行关于特奥运动社会效应的专题访谈，并对访谈结果做好详细记录。

2结果与分析

桂林市特奥运动对志愿者的影响志愿服务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是新时期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活动载体之一。志愿者不仅是奉献者，还是受益者，志愿者活动是志愿者在服务他人时进行自我社会化的过程。表1中的数据显示，的志愿者在参加特奥运动后自信心变强;快到80%的志愿者变得更加有责任感，也更加开朗乐观;50%左右的志愿者在服务他人的同时，不仅增强了自己的人际交往能力，还从特奥运动员身上学会了不断超越自我、永不放弃的精神。这些数据说明，大部分的桂林市志愿者在参加特奥运动后都有不同程度地改变，促进了志愿者本人的全面发展。

桂林市特奥运动对家长的影响从表2中可以看出，的特奥运动员家长主动对特奥运动知识进行了学习，的特奥运动员家长没有对特奥运动知识进行主动学习。这些数据表明，桂林市特奥运动员家长的主动学习意识还是比较强的。从表3中可以看出，的特奥运动员家长对特奥运动有一个比较全面深入的了解;的特奥运动员家长对特奥运动只是有一个模糊大概的了解;的特奥运动员家长对特奥运动不怎么了解。表明50%左右的桂林市特奥运动员家长对特奥运动有一个基本的了解，还有很大一部分的特奥运动员家长对特奥运动不太了解。对以上两个表的数据进行对比后发现，虽然很多的桂林市特奥运动员家长会主动进行特奥知识的学习，但是大部分的家长还处于一知半解的状态，没有进行系统全面的学习，只有一小部分的特奥运动员家长对特奥运动知识比较了解，甚至一部分特奥运动家长对特奥运动还处于不了解状态。

桂林市特奥运动员的成长及影响

特奥运动员的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

从表4中可以看出，有4人，比例为的特奥运动员的身体素质提高的非常明显;31人，比例为33%的特奥运动员的身体素质有比较明显的提高;42人，比例为的特奥运动员的身体素质提高情况比较一般;15人，比例为16%的特奥运动员的身体素质的改变不怎么明显。数据表明桂林市的大部分特奥运动员在参加特奥运动后身体素质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如图1所示，的特奥运动员健康水平提高的非常明显;的特奥运动员健康水平提高的比较明显;的特奥运动员健康水平提高情况为一般;的特奥运动员健康状况没什么改变。大部分的桂林市特奥运动员在参加特奥运动后，身体健康状况都有了很大程度地改善。身体素质与健康水平的提高可以提高智障人士的生活质量，减轻家长的负担。由于每个人的身体健康状况不同，其生理功能障碍也不同，特奥运动员参加体育锻炼后，身体健康的提高水平也就不同，应该有针对性的进行训练。

特奥运动员的自控能力

根据图2显示，智障人士参加特奥运动后自控能力提高非常明显的有7人，占样本总量的7%;24名特奥运动员在参加特奥运动后自控能力提高的比较明显，占总样本量的26%;有48名特奥运动员在参加特奥运动后自控能力提高情况是一般，占样本比例为51%;13名特奥运动员在参加特奥运动后自控能力改变不怎么明显，占样本总量的14%;2名特奥运动员在参加特奥运动后自控能力没有改变，只占样本总量的2%，这种情况下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由图2我们可以看出，桂林市大部分特奥运动员在参加特奥运动后自控能力都有一定程度的提高。因每个特奥运动员本身的情绪、情感、所处的社会环境、家长的教育情况等都不相同，所以他们在参加特奥运动后自控能力的改善情况也各不相同，而其中的一些改变可能达不到父母本身的期望，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参加特奥运动对智障人士增强自控能力是非常有利的。

特奥运动员的心理认知水平

从图3中我们可以看出，参加特奥运动后心理认知水平改变非常明显的特奥运动员有8人，所占比例为;心理认知水平改善情况比较明显的智障人士有29名，所占比例为;心理认知水平改善情况一般的智障人士有39名，占样本总量的;而心理认知水平改变不怎么明显和完全不明显的特奥运动员一共19人，占样本比例的。从图3的整个分布情况来看，大部分的桂林市特奥运动员在参加特奥运动后心理认知水平都有了一定程度地提高，说明智障人士参加特奥运动是非常有意义的。其中桂林市特奥运动员的心理认知水平提高一般的人数最多，所占比例最大，原因可能是他们心理认知水平的改善程度没有达到父母的期望值或其本身的功能障碍比较严重等。

特奥运动员的社会适应能力

图4显示，在94名参加特奥运动的运动员中只有6人，样本总量的的人的社会适应能力没怎么提高，因其比例很小可以忽略不计;在被调查的特奥运动员中，社会适应能力提高情况非常明显和比较明显的特奥运动员分别为13人和28人，占样本总量的，这个数据表明接近一半的桂林市特奥运动员中在参加特奥运动后，社会适应能力有了明显的改善，证明参加特奥运动对智障人士是非常有利的。

特奥运动员的社交意识

体育对培养个体的社会交往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从图5中可以看出，参加特奥运动后社交意识改善情况一般的特奥运动员所占比例最大，有36人，占38%;其次社交意识改变明显的特奥运动员共有42人，占45%，其中改变比较明显的运动员有28人，占30%，改变非常明显的有14人，占15%。这些数据表明，桂林市特奥运动员在进行一系列训练和比赛后，社交意识明显加强。少数特奥运动员的社交意识没怎么改变，原因可能是残疾类型比较特殊、能力水平太差等。

特奥运动对桂林市其他市民的影响对访谈资料进行整理发现，82%的桂林市市民认为特奥运动是一种公益事业，可以促进智障人士的身心健康，帮助智障人士扩大交际圈，走出封闭的生活环境，感受社会大家庭的温暖和凝聚力，提高生活质量，融入社会，实现自身价值。这说明桂林市市民已经有了关心帮助残疾人的意识，能给予智障人士包容和支持。桂林市市民这种扶残助残的意识不仅有利于智障人士融入社会，还促进了自身的全面发展，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添砖加瓦”。但社会对智障人士的宣传力度和广度还有待进一步加强，表现在另外有18%的桂林市市民认为特奥运动是与自己的生活无关的，自己没有责任去帮助他们，态度比较漠视。说明一小部分人对智障人士的认识不够，对智障人士这个弱势群体的关注度较低。

3讨论

特奥运动对志愿者、运动员家长、以及其他市民而言主要影响表现在传统观念改变、相关知识增多、责任感增强、服务意识提高等几个方面。特奥运动员在健康水平、自控能力、心理认知水平、社会适应能力、社交意识等方面均有提高。有18%的市民对特奥运动的认识存在态度漠视的偏差，应潜移默化，广泛宣传，用换位思考的方法，提高他们相互尊重、平等待人的意识。

参考文献

[5]贾勇.特殊奥林匹克运动知识读本[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7.

[7]肖玲，王潇寒，赵燕.2007特奥会———体育人文精神高度发展的象征[j].中国校外教育杂志，2008(增刊):665.

[8]吴燕丹，吴丽芳，王聪颖.第五届全国特奥会对福建省残疾人事业发展的影响研究[j].福建体育科技，2011，30(1):5-7.

[9]马洪亮.论特奥运动对智障人士社会融合的促进作用[j].中国特殊教育，2010(1):4-7.

社会概论的论文篇二

摘要：党的会开创了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时期。邓小平提出一整套科学的理论和推进改革的战略，形成了改革开放理论，这是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运和国家前途的根本大计。本文从改革开放理论的形成，内涵以及特色三个方面来阐述改革开放理论，指出改革开放理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改革开放；内涵；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是党在新时期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正如党的报告提出：“必须坚持推进改革开放。”把握这一基本要求，调动社会积极性，激发社会创造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

一、中国改革开放理论的提出与形成

1978年12月，在党的会上，提出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这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党这一决策的提出，有着其深刻的历史根源。

首先，党从““””的严重曲折中深刻认识到，要摆脱我们当时所处的严重困境，必须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邓小平在会前后反复强调必须把发展社会生产力放在首位，确提出生产力标准的理论，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

其次，邓小平指出要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调整和完善生产关系，就必须对我国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改革，不改革就没有出路。社会是在不断前进的，必须随着实际情况的变化，不断地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改革，使其经常保持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状况，才能促进经济社会持续不断地向前发展。

1978年，党会的召开，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标志着改革开放新时期序幕的拉开。1982年，党十二大确定了“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指导思想，提出了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和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纲领。以此为标志，我国的改革开放进入全面展开阶段。

二、改革开放理论的内涵

坚持改革开放，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我们的改革开放，即是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改革和开放既联系又区别，它们有各自特殊的内涵。

(一)改革的思想

改革是通过体制改革和创新来打破过去传统封闭状态，主要是建立广泛的国内外经济合作关系。邓小平指出，中国的改革首先是从根本上改变原有的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邓小平指出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一理论主张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统一起来，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它在遵循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同时，又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要求，为我国把经济改革目标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理论基础。

改革是解放、发展生产力必由之路。邓小平改革理论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促进我国生产力更快地发展。邓小平强调，发展生产力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必须全面改革。过去旧的那一套体制，经过几十年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对我国经济体制进行全面改革。

(二)开放的思想

邓小平坚持对外开放，他指出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他说：“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他提议设立经济特区，开放十几个沿海城市，开辟沿海对外经济开放地带和开发开放上海浦东。我国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促进了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推动了经济体制改革进程。

实行对外开放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和基本国策。中国经济要迅速发展，必须实行开放政策。改革、发展、稳定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格局中的三个关键环节，须使它们相互协调、相互促进。改革是发展的动力，稳定是发展和改革的前提，发展和改革是稳定的物质基础和必要条件。

三、改革开放理论的特点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开放是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时期改革开放理论具备以下一些特点：

首先，改革开放理论具有全面性。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开放是全方位的开放，农村改革开放和城市改革开放相结合，城市从来就是会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不进行城市改革，农村改革是无法取得最后成功的。

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相结合。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其次，改革开放理论具有实践性。改革开放是一种实验。邓小平说：“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正因为是试验，所以要摸索前进，不断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及时改正。他指出，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是靠实践，改革开放从实践中提出来，又经过实践的检验。

再次，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崭新的社会制度，同世界上任何其他事物一样，有它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尤其是我国现在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以，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邓小平强调：改革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下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四、改革开放理论的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理论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中不断完善和发展起来的。

(一)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根本途径，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大成果。

(二)改革开放理论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改革开放，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国人民建立新中国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基础上进行的。党的会后，邓小平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在新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这一理论，指出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途径是改革。

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理论的论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思想，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指引了方向，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

参考文献

[1]李抒望。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改革开放[j].中共太原市委党校学报。2008，(06).

[2]高雪莲。在新的起点上用科学发展观指导改革开放[j].学理论。2009，(05).

[3]史翔。浅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认识[j].改革与开放。2009，(08).

[4]崇温。改革开放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j].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09，(01).

社会概论的论文篇三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叫卖文化随商品种类的多样化和现代化发生变化。

叫卖形式从最初的走街串巷到如今的商业广告，叫卖的传播渠道也从纯粹的吆喝到如今通过电视、广播、新闻进行宣传；叫卖内涵由单一走向多元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商业发展迅猛，商贩的身影遍布大街小巷，商场、百货的叫卖各式各样，叫卖文化有了新的内涵。

本文以永川区的叫卖文化和商业发展为例，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叫卖文化的发展变化分析商业的发展趋势，得出叫卖文化与商业发展的关联性，进而预测商业未来的发展新趋势。

叫卖，指从事商业服务性行业人员为推销商品或开展商务而使用的一种特殊的口头语言表达形式。

叫卖本是商业行为，但随着城市发展，走街串巷的叫卖声越来越普遍，并且在中国历史上存在极为长久的时间，渐渐也沾上了文化气息，发展成一种商俗文化、民俗文化、口头文化。

（一）叫卖文化的特点

历史悠久，从西周时期持续发展到现代社会；实用性强，与商业发展相辅相成；内涵丰富，不同的行业、地区具有其特色；口语化表达，风趣幽默，朗朗上口；语调旋律婉转，声调悠扬，节奏感强。

（二）叫卖文化的发展历程

明清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推动叫卖文化进入繁盛期。据记载：明代北京叫卖已成规模，清末民初，北京叫卖发展至高峰。十九世纪后期，叫卖文化濒临灭绝，由于人们对传统文化重视程度提高，叫卖文化得到恢复。

改革开放后，蓬勃发展的经济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变化，永川区的叫卖文化随着经济发展而改变，主要体现在传播载体与内涵的变化。

（一）叫卖文化传播载体的变化

最初，商贩在大街上用吆喝声招徕顾客，后来，他们唱起编好的内容新奇的歌谣来吸引顾客。永川方言风趣幽默，叫卖充分发挥其方言优势。

改革开放初期，随着经济发展，商贩的摊位趋于固定，常使用录音机播放提前录好的叫卖声。如今，更多商家在荧屏上播放宣传视频。纸质宣传单、电视广告等，叫卖已经从口头文化发展成为以现代科技为载体的语音、文字文化。

叫卖文化的四种形式：一是定点叫卖，商贩在街道上摆摊叫卖；二是不定点叫卖，游商携带货品走街串巷进行叫卖；三是将叫卖声编成曲调，通过人们的传唱进行叫卖；四是通过拍摄广告，投放到大众传媒上进行宣传。

（二）叫卖文化内涵的变化

叫卖的目的是推销商品。随着时代变迁，叫卖文化成了一种前人留下的文化遗产，它宣扬了地域特色，文化内涵不断丰富。如今，叫卖声渐失传，靠民间艺人进行叫卖表演或穿插进影视作品等，展现地方特色民俗文化，叫卖文化成为了一种地域文化标志。改革开放以来，叫卖文化从单一的口头吆喝，融入了视、听的感受，从单纯地“叫”变为具体、形象的“演”。

改革开放以来，永川区的商业贸易量急剧增加，带动了商业的发展。商业的规模不断扩大，商业的形式不断更新，商品种类的不断丰富，促进了永川区经济的发展。

近6年来，永川区经济一直呈高速发展的趋势，也一直保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商品销售总额、对外辐射交易额、人均消费等四个“渝西第一”。

改革开放以来，商品种类不断丰富，品种向高科技化、信息化、集约化发展。由改革开放初期单一的日常生活品、食物等生活必需品，增加了高科技电子类高档耐用品。从改革开放前的国内自产到如今的国外进口，极大地突破了地域的限制。

传统叫卖文化是在近40年发生变化的，也就是改革开放后的这几年，商业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叫卖文化的形式发生了巨大变化。

改革开放后，人们的消费开始从生活必需品走向高档耐用品，体现了城市居民的生活状态和经济水平的变化，随着经济不断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永川区经济发展良好，居民对商品消费支出的增加、各类商品价格的上升都反映了居民对不同商品需求的变化，居民在衣着食品和个人娱乐保健等服务业的消费增加较多，在交通、维修服务的消费降低。

如今商业迅速发展，商业竞争激烈，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叫卖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以前的口头吆喝比的是嗓音和叫卖词，如今的叫卖靠的是迅速发展的传媒。

叫卖文化变化的背后是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从以前的小规模个体经营户到如今的多种私有经济的存在，许多股份有限公司这种较大的经济体开始存在，走街窜巷的叫卖形式已经不再适应现在的时代环境。商业经济的发展对叫卖文化的影响是必然的、巨大的。

由此，叫卖文化与商业发展两者紧密关联：叫卖文化的变化反映商业经济的发展，商业经济的发展影响叫卖文化的变化。

商业正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人们在商品上的消费支出逐年上升，商业之间的竞争异常激烈，因此想要在競争中生存下来就必须在质量和价格方面占优势，而随着商店租金的日渐提高，大多数小型商业户开始选择在网络上销售物品。近几年来的淘宝、天猫等一系列的网上交易平台的出现使商业开始向网络发展。

在网络上开店的成本低、销售范围广、交易方便，更多人加入到网络经商行业，由于资金有限，他们更多选择低成本的网络宣传来提高商品知名度，比如利用微信、微博、腾讯qq等更多社交软件、代理商扩大宣传。

因此，我们推测：商业叫卖在今后的发展将会从电视广告、网页广告和传单转向网络社交平台，微商将会成为商业用户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叫卖将会以网络的形式走进我们的生活，将会在无形中影响我们。

本文从改革开放以来叫卖文化的变化和商业经济的发展这两个方面出发，从叫卖文化的变化中看商业的发展，为改革开放以来商业经济的发展提供新的视野。从而得出叫卖文化与商业发展的关联性：叫卖文化的变化反映商业发展，商业发展影响叫卖文化的变化。结合现在商业的发展趋势，进而对叫卖文化未来的变化方向做出预测。但由于我们组成员调查区域局限性和对材料掌握的有限性，科研能力有限，对这一项目论述和研究还较为肤浅，在以后的学习工作中，我们组成员会继续关注这一课题，以期望能对这一课题进行深入的研究。我相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国家经济的发展，商业经济将会继续发展，而叫卖文化则会随着商业的发展继续丰富其内涵和形式，叫卖文化在我国商业文化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1]《重庆市永川区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叫卖声中说变化》,

[3]《叫卖：逐渐远去的声音文化》,

[4]《中国广告正尝试转变从叫卖式到人文式广告》,

社会概论的论文篇四

摘要：腐败犯罪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毒瘤。处于社会转型期，众多犯罪类型中的腐败犯罪很大程度上阻碍我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以来，国际和国内对我国反腐进程高度关注。反腐一直都是民众关注的热点话题。本文从犯罪社会学的角度对当前社会转型期的腐败犯罪成因进行剖析，并且提出了一些治理方案。

关键词：社会转型期;腐败犯罪;治理

目前我国社会处于转型期，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层出不穷，我们需要关注这些社会问题，并且从中找到治理的对策。社会转型期内，我国腐败问题尤为突出，既牵扯到整个社会的宏观发展，又涉及到民众的切身利益。那么，对于我国社会转型期的腐败犯罪，我们可以作出具体分析，从而找出一些对策遏制腐败现象。

一、社会转型期的含义

社会转型是指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渡过程，是社会中的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此消彼长的进化过程;是社会结构的整体性、根本性变迁，它不是指社会某个领域的变化，更不是指社会某项制度的变化，而是指社会生活具体结构形式和发展形式的整体性变迁。随着我国不断迈开改革开放的步伐，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城乡二元制结构的冲破伴随着大量的人口流动，同时不同的文化不断地汇聚，然后冲突或者相互吸收。社会转型期的各种矛盾冲突集中体现在法制与传统习惯的冲突，市场竞争与垄断的冲突，外来文化与本地文化的冲突等等。

二、我国目前腐败犯罪的新特点

我国目前反腐形势严峻，习对腐败犯罪深恶痛觉，采取绝不姑息的态度，后我国反腐成果显著，甚至出现了一些新的词汇。从中我们可以总结出腐败犯罪现象的新特点。

(一)腐败犯罪手段多样化社会转型期，我国经济在迅猛发展之中，从计划经济到现在的市场经济，经济制度的改变能够让我国资源得到优化配置。而官员手中掌握的权利决定着这些资源的分配。各种国有资产，如土地、矿产、石油行业无疑成为腐败犯罪的重灾区。腐败犯罪从官员本人直接收受现金转向更为隐蔽的犯罪手段。从xxx落马后，整个腐败犯罪链条中，我们可以看到xxx的整个家族成员成为商人行贿对象。官员家属开设公司的资金大都来源于商人，而这些隐蔽的资金很难查到来源。还有一些人会收集相关官员喜好，投其所好。从名画、玉石到xxx，行贿手段层出不穷。

社会概论的论文篇五

民族传统文化是一定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和生产中的积淀，是民族的“共同记忆”，也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共同生活、共同发展的核心和灵魂。一个民族无论怎样现代化，都不能抛弃自己的传统文化，尤其是现如今西方意识流对中国文化冲击的影响越来越大，我们就更应继承和发展中国的传统文化。

一、中国传统文化生态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具有源远流长的文化特点，表现为华夏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成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没有中断泯灭的文明；华夏文化还具有强烈的地域性特点，承继着黄河文明几千年的智慧结晶；中国人有着强烈的家国乡土观念，兼容并蓄的民族文化，具有强烈的民族性。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内在动力，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积累延续下来的基本精神思想。民族精神是在长期的历史进程和积淀中形成的民族意识、民族文化、民族习俗、民族价值观和价值追求等共同特质，是指具体特定的民族借助传统文化来维系、协调、指导、推动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粹思想。[1]最早对民族精神进行探讨的是卢梭和孟德斯鸠，而对民族精神进行全面论述则是黑格尔。他认为“（世界精神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和任何其他阶级不同，所以都有它的一定的特殊的原则。在历史当中，这种原则便是‘精神’的特性――一种特别的‘民族精神’。”[2]中国民族精神是在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发展中逐渐凝聚而成的，这些精神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具体内容表现。

二、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价值取向的一致性

儒学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张岱年将中国以儒学为主的传统文化的内核概括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自强不息”是内因，是中国人对自己的道德的基本要求；“厚德载物”是外在表现，是中国人对他者的态度。这种精神契合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

1、“厚德载物”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契合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想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基于“万物一体”的基本认识，是在充分尊重人、动物、自然界生命的生存权基础上的认识，自强不息是对所有民生的精神鼓励，“厚德载物”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滋养，是中国之所以历经世代更替、命运多舛却依然能凝结成一个整体的根本。正是这种自强不息，中国人很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学说。“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不仅仅是一种精神支控力量，还是一种美好社会理想的信仰基础。在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中国人在“德治”下憧憬的“大同”社会，实际上就是一个没有阶级基础的缺乏正确革命道路的但却与共产主义理想有着天然联系的社会。《礼记？大同篇》中说“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与马克思主义“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也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有着相同之处，中国人憧憬的劳动是自我能力的释放，劳动力是自我价值的实现。在大同世界“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与马克思描述的“社会物质财富极大地丰富、人们不再将其收藏起来据为己有”相通。共产主义社会与中国人所梦想的状态有着相似的状态，又远远高于中国“大同世界”的生活，显然，这更具有现代性，也更符合中国人对未来社会的追求。

2、“入世”哲学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认知的基础

自春秋战国起，诸子的“百家争鸣”为中华文明的发展打下了深厚的哲学基础，其中对中国人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中国哲学辩证法和对待人生的一种“入世”态度。而中国哲学最显著区别于欧洲的就是中国的“入世哲学”，即注重社会的人伦关系，强调社会道德价值和人的今生今世。当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传播到中国的时候，中国人凭借着传统文化中朴素的辩证思想，很快就把马克思主义高深的哲学转化成了中国哲学的一部分。至于马克思主义批判的资本主义金钱拜物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传统以来重农轻商的传统，反对奸商和社会财富不平等思想也有契合。而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实践观，虽然从中国古代很难找到与“本位论”、“主体论”完全吻合的哲学话语。但是，从思想取向上看，自孔慕大同到杨朱、管子等思想家的主张，“入世”哲学本身就是现实社会实践在哲学基础上的反映，所以中国哲学探究的“养吾浩然正气”、“向善”、“求真”追求人类幸福的远大志向，这些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整体价值目标是一致的。

三、在传承和创新中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当中国社会开始改革时，大多数人持怀疑态度，因为世界上一大部分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对东方民族缺乏客观的认识，导致他们认为中国文化也是落后的。然而，中国不仅没有在世纪之交演化成资本主义，还在稳定的政治环境下取得了让世界瞩目的成就，而决定的力量并不是中国拥有最多的人口、广褒的内陆，而是文化的力量。

1、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文化建设

毛泽东在《新民主义论》中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用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3]文化作为21世纪一国发展的软实力，对一国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而在西方文化构成强势文化的背景下，一些人把庸俗、媚俗的糟粕当成了时髦，考古、旅游商业化倾向越来越严重，这种文化低俗化的倾向与我们社会主义文化极不相符，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4]而在当代中国，要在继承传统文化基础上构建社会主义新文化，就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和谐文化的构建。和谐文化指一种以和谐为思想内核和价值取向，融合思想观念、社会风尚、行为规范、制度体制于一体的一种文化形态。[5]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首先要培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次要大力挖掘传统文化的优秀资源，弘扬时代新风，为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提供充足的精神食粮；再次，坚持社会主义文化正确方向，梳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觉与自信，全面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需要文化自觉与自信

社会概论的论文篇六

摘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身份标识，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的文化象征和思想理论前提。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全社会凝聚起向上向善的蓬勃力量，有利于促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有利于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基础。

关键词：浅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价值观

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我国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和思想文化领域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多元交叉的社会价值，亟待整合。这使得公民个体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社会心理基础受到一定的冲击，造成社会的震荡和人们心理上的失衡。因此，我们党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重大时代课题。2012年11月党用“三个倡导”确立了当代中国最基本的价值观念，鲜明响亮地提出了我们这个国家与民族的精神底色。既涵盖了社会生活的经济、政治、文化领域，又包含党在精神层面的探索成果，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愿望。2013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该文件指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不断增强人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坚定全社会全面深化改革的意志和决心。

从“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评选活动的开展，到各地方“最美”现象的宣传报道，再到央视“你家的家风是什么”系列调查，近年来，社会道德价值观调查在各地陆续开展。在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系统工程中，随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深入宣传与学习，如何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我们的思想，不断形成精神共识，已经成为当前理论研究与广大人民群众实践活动中的重要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社会主义根本属性在价值层面上的集中体现，在社会所有价值目标中处于统摄和支配地位，是有效引导社会思想潮流积极向上的“助推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发挥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从而形成全社会携手共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局面。

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利于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高校是人才培养的摇篮，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智库，是传承社会文明的重要基地，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提供的数据：2013年，全国在学研究生179.4万，普通本专科在校生1960.2万。高等教育规模逐渐增长，大学生数量持续上涨。高校大学生联系着社会各阶层，是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群体和重要力量。在社会转型期，我国经济社会领域发生了深刻变革，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作为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时期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大学生，他们的价值取向不仅关系到自身的发展，而且将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从2009年开始，“富二代”“官二代”“高富帅”这些新鲜词汇迅速在网络上蹿红。主要来自网络的这些概念，已经成为公共话语，在社会上广泛流传使用。这些时髦词汇的兴起，引发了网上关于道德败坏现象的讨论。这些词汇的每一次兴起，都是和一些引人注目的极端的社会性事件联系在一起的。甚至有人直接倡导“人不为已，天诛地灭”，为无德行为辩护开脱。社会舆论如果容忍这种不道德行为，“劣币驱逐良币”就会发生在道德建设领域。

2013年5月同志在参加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举行的“实现中国梦、青春勇担当”主题团日活动时强调，青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一个时代的大学生理想信念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大学生有理想信念、有责任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加强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已成为各高校抓好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大学生在进行专业课学习的过程中辩证逻辑思维日趋成熟，独立性和批判性增强，但是没有牢固树立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仍然具有较大的可塑性。只有当大学生思想道德品质得以提升，才能真正成为符合国家与社会发展要求的高素质人才。儒家经典著作《大学》开篇即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高校人才培养关系着一个国家未来发展，承载着一个民族的希望。高校理应成为正确价值观的源地，成为社会伦理和道德的高地，成为社会行为的示范基地，成为当代精神文明的辐射源。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主阵地，在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起着重要作用。高校思政理论课构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观教育的课程体系与教学体系，具有普及传播、教育引导和价值实践等特点和功能。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之中是高校教育的本质要求，这有利于解决当前大学生政治信仰模糊、道德观念世俗化、价值取向多样化等问题，对推动大学生正确价值观和健全人格的形成具有导向和引领作用。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利于社会先进文化建设。文化软实力来自于凝结其中的核心价值观的感召力、生命力，代表着社会成员的共同价值取向与道德规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身份标识和文化内核，是中国走向世界的文化象征。随着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发展，争夺文化领导权、信息发布权等“软实力”成为现阶段国家之间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文化软实力的竞争，本质上是不同文化所代表的核心价值观的竞争。2014年2月24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进行第十三次集体学习。同志指出，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这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同志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

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儒、墨、道、法是我国先秦时代产生的社会思潮和学术流派，对中国文化的历史铸造也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是古人留下来的道德规范和价值理念，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民族基础，是我们整个民族共同信奉的道德规范。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所倡导“忠、孝、仁、义、礼、廉、耻”价值观的内容，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马克思说过：“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这说明物质力量同精神力量虽然不能等同，但是两者是能够相互作用、相互转化。价值观是人们在认识具体事物的价值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事物价值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属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范畴。马克思主义以社会进步和人类彻底解放为标准，致力于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以个人价值与社会的价值内在统一为基础，要求主体在进行价值选择时，要尽可能做到对个人负责与对社会负责的统一，增强个人对集体、社会、国家的责任心和义务感。“实现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是马克思主义最崇高的社会理想。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思想根源。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文化的代表，并引领文化的发展方向。文化的生命力、吸引力正是通过核心价值观得以体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利于提高我国先进文化影响力，有利于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理解，从而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竞争力，掌握话语权，赢得主动权，逐步打破西方的话语垄断、舆论垄断，维护国家文化利益和意识形态安全。

参考文献

[1].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在为人民利益的不懈奋斗中书写人生华章[n].人民日报，2013―05―05.

[2]周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

社会概论的论文篇七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全称《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是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7月出版的一本书，是中国高校学生的政治必修课。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欢迎品鉴！

摘要：本文以提高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为主旨，全面深入的阐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当代中国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我们主要是从三个方面来表达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看法，分别为：什么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何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怎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正确回答这些问题，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而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坚持以人为本的基础下，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实现社会主义资源、财富以及利益的公平分配，实现人与资源之间的和谐相处和和谐发展的格局，在体制的改革和制度建设的基础上形成一个民主法制、公平正义、安定有序的社会。

关键词：和谐社会、以人为本、民主、和平

跨入新世纪以后，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处于一个极为关键的历史性时期，在这一阶段，随着改革和发展事业的深化，人口、资源、环境问题对经济发展的制约日益突出;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日益不平衡，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以及社会资源与财富的合理分配;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进入的攻坚阶段，已经触及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

中国特色的和谐社会，是由中国共产领导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以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的，经济和社会、城市和乡村、东中西部不同区域、人和自然、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等关系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又和谐相处的社会。

(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

中国古代思想家很早就提出“和”的概念，用以描述内部治理良好，上下协调一致的状态。例如，《易传》高度赞扬并极力提倡和谐思想，提出了“太和”的观念。孔子提出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思想。孔子及其学生所说的“和”,既是一个哲学范畴，又是一个伦理道德的标准和社会治理的标准，其本质在于统一和协调多种因素之间的差异。老子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并认为阴阳二气虽然处于不停的冲撞之中，但它们始终能够在“道”的统一下和谐相处。王阳明指出“天理亦有个中和处”。先哲们的这些经典论，对中国的政治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使和谐观念成了治国安民的重要理想。

(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坚实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理论武器，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进行了有意的探索。1956年，毛泽东同志发表了《论十大关系》这篇重要著作，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方针。1957年，毛泽东同志发表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篇重要著作，创立了关于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这些正确的思想对于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强调，社会主义社会是以经济建设为重点的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把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做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在2004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有和谐相处的社会”这一目标又被具体化为“维护群众利益，促进社会公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如今，我们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历史的必然。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符合新世纪新阶段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实践需要，符合我国改革发展关键时期客观形势的要求，适应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适应我们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面临的新挑战和新任务，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深化和拓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概括起来为三个符合：

(一)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中指出：“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主义是解放全人类的学说，人的充分的自由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条件和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由之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求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马克思的《资本论》中的唯物辩证法，从物质的存在——商品开始，进而到货币、资本、生产、流通，最后发现剩余价值，形成贫富两极分化，产生阶级和阶级斗争，直至得出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必然到来的结论。胡锦涛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也是从社会现实出发，改革社会不合理现象，发展生产力，建立合理的劳动分配制度，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文化教育水平，营造良好的社会人文环境，建成富裕、和谐、幸福的社会。

(二)符合党和政府的根本宗旨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改革开放、提高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建设现代化强国的根本目的，不只是振兴中华民族，洗雪一百多年的殖民史给予中华民族的痛苦和屈辱的记忆，更不是以牙还牙，对中华民族曾经带来沉重灾难的西方国家实施报复。我国近代史确实是血和泪、悲愤、痛苦的历史，但历史承载的是民族的过去，时代在前进，国际社会百年来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历史是个大舞台，即使中华民族再经过五十年的奋斗，实现了现代化，成为首屈一指的世界大国，她也应该以社会和谐发展充满亲和力为宗旨。首先惠及的是十五亿中国人民，其次惠及的是全世界人民。如果没有这样的理念，社会发展并不等于人民幸福。

(三)符合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

和谐社会当然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这是全世界必须面对的课题。人口的迅速增长，对生活资源的无序开发，人类为了生存大量开垦荒地，滥伐树木，森林逐渐消失，森林、草原、湿地“自然之肺”功能减弱，致使空气污染、水污染、天气变暖，水土大量流失。人类为了改善生活，肆意向大自然索取，大自然能承受得起吗?没有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必将遭受自然的报复，有时这种报复的后果是极其可怕的。南亚的海啸和我国西南洪灾就是现实例证。

我们必须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从完善管理体制、提高领导能力等方面着力，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奋斗。

需要指出的是，在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时候，有许多问题是要深入探讨并加以注意的。

第一，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都是在坚持和发展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过程中，以胡锦涛同志为的党中央为贯彻落实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针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第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科学地理解和贯彻“以人为本”的原则。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坚持以人为本，就是以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使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我们党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制定政策、开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人为本，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必将极大地调动起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和谐社会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有力地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第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还必须和社会具体实际联系起来，了解和谐社会的内涵。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前提，以安定有序为基础(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稳定是前提)以公平正义为核心，以诚信友爱为品质，以充满活力为状态，以先进文化为灵魂，以民主法制为保证。确实解决好现实社会中的医疗、上学、买房、就业等问题。

总之，我们要根据经济发展能够提供的条件来解决好社会问题。这里的关键，是要努力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正确处理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问题，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

参考文献：

[5]《华从际和谐与冲突》重庆大学出版2007年4月第1版黄囇莉著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文化观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热点，大量学术研究成果不断涌现，通过对这一时期毛泽东早期文化观以及毛泽东文化观产生的渊源、特征、文化领导权等研究成果的梳理，为更好地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一定借鉴。

关键词：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文化观;研究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文化观引起学界高度重视。学者从毛泽东文化观产生的渊源、特征、毛泽东早期文化观、毛泽东文化领导权等方面进行深入细致研究，成绩斐然。本文旨在对其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概括，以期为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笔者将改革开放以来的研究成果分为三个阶段进行梳理。

这一阶段出现了研究毛泽东文化观的热潮，对毛泽东文化观研究不断得到重视。将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主要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1.1对毛泽东早期中西文化观的研究

1.2对毛泽东文化观的特征研究

这一阶段对毛泽东文化观的研究趋于成熟、稳定，且侧重从微观方面进行研究，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这一时期亦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更为客观地论述毛泽东文化观，牟岱以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为目的出发，对毛泽东倡导大众文化观的原因、特点和意义进行分析，指出毛泽东倡导大众文化观与其家庭生活经历、传统文化教育、“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关，受马列关于文化论述的影响、是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必然结果、是政治斗争的必然要求。[13]张慧明以建设好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为目的出发，深刻分析了毛泽东文化教育思想，指出毛泽东关于新文化教育的基本观点是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文化教育的基本原则，同时“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对待中西文化的正确方针。

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更加细致丰硕，主要研究成果分為以下几个方面：

3.1对李大钊文化思想与毛泽东文化思想关系研究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以陶红霞等人的研究最为典型。关于李大钊与毛泽东中西文化观趋同性的研究，陶红霞认为李大钊与毛泽东中西文化观趋同性表现在对待中西文化都采取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态度，都主张中西合璧创造中国新文化。[17]管晓莉则认为李大钊与毛泽东对于中西文化观的趋同性主要表现在李大钊、毛泽东均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主静，西方文化主动，对中西文化都进行辩证的否定，均认为中国新文化源于中西文化的相互渗透和融合。

3.2毛泽东文化领导权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后，很多学者试从微观入手研究毛泽东文化观，譬如对毛泽东法制文化观、民俗文化观、民主行政文化观等方面的研究，研究成果如下：

覃梦早对毛泽东民主行政文化观进行了讨论，作者着重论述了毛泽东民主行政思想的提出、民主行政价值观的界定、民主行政本质的定义以及民主行政的一系列运作原则和方法，指出毛泽东民主行政文化观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整的民主行政文化观，对于当代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行政文化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27]吴燕对毛泽东法制文化观进行分析，阐述了毛泽东法制思想的要点和党的法制方针以及共和国法制建设的曲折历程，探讨了毛泽东法制文化观对当今的消极和积极影响。周直对毛泽东革命文化观进行了探析，分析了毛泽东革命文化观的内涵、特点，论述了其发展历程，对毛泽东的革命文化观进行了反思，提出在现代化的新形势、新任务下，毛泽东革命文化观仍然有着警示作用。

除以上学者外，还有学者从毛泽东文化治理思想、文化创新思想、文化批判思想、文化政策思想等角度进行分析。譬如潘娜从建构现代国家文化治理体系的视角出发对毛泽东文化治理思想的核心要义进行分析，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突出体现了毛泽东文化治理思想的核心要义，同时指出传承和发扬毛泽东文化治理思想，要正确处理“一”与“多”的关系，强化法律和制度建设，培育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快构建现代国家文化治理体系。亓娇分析了毛泽东文化大众化理论，指出毛泽东文化大众化思想是实施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杨成敏分析了毛泽东文化创新思想，指出文化创新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

这一时期学术界渐重视从文化建设的角度来研究毛泽东文化观。这一时期主要代表有康渝生、孙宏健等人。康渝生认为梳理毛泽东有关文化问题的理论建树，透视浸润于其中的致思理路，有助于进一步把握毛泽东文化观的精髓和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33]孙泽学在分析毛泽东文化思想的基础时提出毛泽东关于文化建设应与经济、政治发展相适应、新文化建设要批判继承传统文化、吸收外国先进文化走向世界，文化的现代化与民族化的统一等思想，为初级阶段的文化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孙宏健在分析毛泽东文化观的基础上提出毛泽东文化观关于文化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和成功经验，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和积极启示作用。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对毛泽东文化观及相关问题探讨深刻而广泛，研究成绩斐然，但还有一些研究薄弱环节需加强。笔者认为纵观目前研究成果，一是对于现实价值还需深刻探析，深入把握，深入挖掘毛泽东文化观对现代文化建设以及文化自信建设的现实价值;二是笔者发现学界对毛泽东文化观对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影响论述欠缺，有待深入思考。

参考文献

[7]张文联，王炯华.试论毛泽东文化思想的思维特色[j].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1992（5）：1-4.

[8]梁念琼.简论毛泽东文化观的主要特征[j].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2）：3.

[12]牟岱.论毛泽东的大众文化观[j].江西社会科学，1995（2）：4.

[13]孙铭有.试论毛泽东的文化学思想[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95（1）：7.

[14]李建英.毛泽东的文化思想结构浅议[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2）：3.

[16]杜艳华.李大钊文化思想对毛泽东早期文化观形成和发展的影响[j].中共党史研究，2003（1）：6.

[23]周直.毛泽东革命文化观及其历史地位和作用[j].毛泽东思想研究，2011（4）：1-5.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改革开放后一系列经济制度变迁的结果。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具有明确的市场化方向，并采取了渐进式、系统化推进策略以缓解改革阻力：以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为突破口，尔后逐步推进城市经济制度变迁;从制度外增量改革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内存量改革;从政策性调整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创新;从局部性制度创新入手，尔后逐步扩大到全局性制度创新;从塑造真正的市场主体到构建完整的市场体系再到制定有效的市场规则，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坚持了党的领导，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人民主体地位，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等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进行了充分肯定、积极推广和科学优化，并自上而下地推动了城市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等系统化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因此，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不但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而且还实现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奇迹，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要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变迁，促进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对外经贸高水平高层次发展，推动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还应将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践优势上升为制度优势和理论优势，为其他国家的经济制度变迁提供借鉴，并为世界经济运行机制的完善提供中国方案。

经济制度是由一组经济规则集合而成的，是对人们经济行为和方式的界定和规范，也是对经济主体利益关系的界定和维护。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来看，经济制度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随着生产力发展，经济制度也会不断变迁。人们对财富积累的追求使生产力持续进步，而从短期来看经济制度具有稳定性，经济制度可能促进也可能阻碍生产力进步;当经济制度阻碍生产力进步时，就必然要求改变经济制度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因此，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经济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然而，任何一种经济制度都会形成与其相依存的、相对均衡的利益格局，并被视为是合法的、不可侵犯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就是经济利益关系的变革。从理论上说，经济制度变迁是用效率更高的新制度替代旧制度，新制度具有旧制度不可比拟的优越性，终究会给全体社会成员带来日益增进的利益。但是在新制度的积极效应还没有完全释放以前，经济制度变迁必然会使有些既得利益者（即获得较大相对利益的人群）受到暂时性甚至长期性的利益损失。因而，旧经济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团往往会反对经济制度变迁，成为经济制度变迁的阻碍者;而能够从新制度中获得更多利益的经济主体往往会拥护经济制度变迁，成为经济制度变迁的推动者。需要强调的是，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国家和政党的形成与发展，使政府在经济制度变迁中起到关键作用。而政府本身（尤其是地方政府）也是经济行为主体和利益相关者，加上多元化经济、社会、政治理论和道路的并存，对于生产力进步驱动的经济制度变迁，政府可能是倡导者和推动者，也可能是抵制者和阻碍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站了起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苏联模式的影响下，中国建立了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中国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具有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但这是一种集权式的经济制度，其固有的集中过度、统得过死等弊端严重地束缚了地方、企业、个人等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在当时乃至现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下都是一种低效率的经济制度。因此，经济制度变迁成为必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创造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奇迹，在短短的四十年间使中国富了起来强了起来。中国经济制度变迁本身的成效及其带来的经济增长绩效都是极其显著的，并且在此过程中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是稳定的、健康的，但这并不代表没有阻力。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是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虽然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但这种转变也是系统性的，必然带来利益分配格局的大调整，尤其是“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利益关系产生了巨大变化。因此，利益受损者会支持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合法性，反对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形成经济制度变迁的阻力。此外，中国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总体上是实践先于理论的，因而其还会受到传统社会主义理論和观点的干扰。对此，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选择了渐进式推进的模式[1]，即从改革阻力最小的领域入手，尔后逐步创造条件继续向前推进。目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全面深化阶段，将涉及更多的利益调整，可能面临更大的阻力。因此，有必要充分借鉴渐进式、系统化改革的经验，妥善处理好各市场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以进一步推动和深化中国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

邓小平指出：“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做起的。”“农村改革取得成功以后，我们就转到城市。城市改革比农村改革更复杂，而且有风险。”[2]117我国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选择农村为突破口，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阐述：

第一，农村是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压抑较严重的社区，从相对意义上说，农村居民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牺牲者”，而城市居民则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受益者”。突出的表现是，搞了20多年的社会主义，许多农民连温饱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习近平同志的重要论著《摆脱贫困》，主要也是研究农村的贫困问题以及如何脱贫致富。因此，广大农民群众对改革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具有更高的积极性。与之相联系，农村的经济制度变迁在启动阶段表现为“自下而上”地推进，带有很大程度的自发性。因此，农村的经济制度变迁属于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也称为需求主导型的制度变迁）。这种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也是市场取向的制度变迁，是建立在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制度变迁，或者说是收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制度变迁。这种带有自发性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充分反映了广大农民群众求生存、求发展的内在要求，其核心是把生产经营自主权还给农民，让权、责、利高度统一于农户。这种新制度的创立，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积极性，在较短的时间内解决了长期想解决而又未解决的温饱问题。

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取得如此显著的绩效，根本原因在于其把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承包户）真正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即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从一开始便具有市场化取向。塑造微观市场经济主体的核心是产权很明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在土地所有权属于农民集体的前提下，将农村土地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转让权等划归农户所有，实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5]马克思这里所说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个人所有制，而是集体所有制与个人所有制有机结合在一起。按照传统的所有制概念，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收益权、转让权是同一的，不可分割的;但是，根据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概念，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收益权、转让权是可以分开的。通过用益物权法可以破解这个难题。用益物权是指非所有权人对他人所有的物享有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以及转让权。当用益物权人在遵守相关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对他物权依法享有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以及转让权时，所有权人不得干涉用益物权人行使上述权利。农户有了明晰的土地产权，则会形成刚性的市场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6]。该制度变迁源于农民自发的行动，是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是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制度变迁，也说明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的市场化方向是生产力发展所要求的方向，是正确的方向。与此同时，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也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一方面，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肯定、推广和优化比如从“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置”，就是党和政府根据经济发展实际对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進一步优化。，使其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成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并有效促进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显著提高和农村经济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在肯定农村经济制度变迁的市场化方向的同时，也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即坚持农村土地所有权归农民集体所有。

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较大规模的包产到户在全国曾经出现过三次，但都被“自上而下”地压下去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包产到户或家庭承包也是被禁止或限制的，中央文件对包产到户或家庭承包的态度先后经历了“不准包产到户”“不要包产到户”“少数边远山区和落后地区可以包产到户”;直至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才明确指出家庭承包制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可见，对待人民群众自发推行的经济制度变迁，只要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政府都应予以支持，并积极进行推广和优化。邓小平同志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由农民首先提出的。”[3]711-712习近平同志也指出，在农村选择什么样的经营制度，“要尊重农民意愿和维护农民权益，把选择权交给农民，由农民选择而不能代替农民选择。”[4]59从这里我们可以更深刻体会到习近平同志“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在经济制度变迁中的指导意义和战略作用。

农村经济制度的变迁及其取得的巨大成功，必然会触动城市经济系统，进而引发城市经济制度的变迁。但与农村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经济制度变迁不同，城市改革是供给主导型（或政府强制型）的制度变迁，无论是财税制度、就业制度、医疗制度、住房制度还是户籍制度，城市改革都表现为自上而下地推动。之所以会有如此显著的差别，原因在于城市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强大的地方，制度变迁带来的利益分配格局变化较大，改革的难度也大;而农村则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的地方，改革比较容易推进。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一样，城市经济制度变迁的方向也是市场化，但由于是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变迁，往往不容易一步到位，在改革初期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的“双轨制”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比如，“农民工”“城中村”等是城乡二元制度在城市的缩影。

中国经济制度变迁是“扬弃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不是（也不能）采取推倒重来的“休克疗法”，不能即刻废除传统计划经济制度。既要依靠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又要进行经济制度创新，这是不可回避的矛盾。变革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必然涉及经济利益的重大调整，如果步子迈得过大，既得利益集团难以接受，而其往往又具有占主导地位的话语权，改革会面对相当大的阻力，这就需要进行渐进式的改革。首先是选择能使所有人都能获得利益增进的经济制度变迁，如前所述的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其次则可以选择使部分人利益增进但又不损害（或损坏很少）其他人既得利益的经济制度变迁，即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以外的领域率先改革，也称之为从“制度外改革”或“增量改革”入手。这种制度外增量改革突出表现在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上。

邓小平同志指出，“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2]238“而是基层农业单位和农民自己创造的。”[3]631乡镇企业之所以被称之为“异军”，是因为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下国有企业是“正规军”，国家工业化的推进要依靠城市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工业化与城市化相辅相成。谁也没有料到在广大农村也会自发地发展出与“正规军”（即国有企业）相竞争的乡镇企业（即草根企业），而且乡镇企业的发展是市场化的，进而形成一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之外的在市场经济中运行的“异军”。早在1985年，乡镇企业产值就超过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0%，成为发展农村经济、扩大农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渠道;20世纪90年代乡镇企业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92年乡镇企业总产值达16万多亿元，相当于1985年全国社会总产值;其中乡镇工业总产值达12万多亿元，约占当年全国工业总产值的35%，从业人员超过1亿人，与当年国有企业的职工人数相当。改革开放以来，很多有效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包括“长三角模式”“珠三角模式”“温州模式”以及“晋江模式”，都是建立在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基础上的。

非公有制经济或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也是制度外增量改革的重要方面。中国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是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提高的，没有非公有制经济，就没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以来，迅速发展起来的非公有制经济或民营经济，已经成为城镇新增就业的主渠道，对经济增长、国家税收、居民收入、科技创新以及对外贸易等的贡献份额持续上升，在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中国民营经济对税收的贡献率超过50%，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60%，在高新技术企业中的占比超过70%，提供城镇就业超过80%，对新增就业的贡献达到90%。公有制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公有制企业（尤其是占主体地位的国有企业），资本实力较为雄厚，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非公有制企业机制灵活，能够较好适应市场经济多变性和不确定性的要求，具有较强的市场潜力和增长能力。无论是公有制经济还是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三个不可或缺的内在要素，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达到新的高度，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创新和发展。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经济质量不断提高的制度保证，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性的集中表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相匹配的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种分配制度有利于兼顾效率与公平，防止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是社会主义阶段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相匹配的经济运行机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将公有制经济主体与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置于统一的市场环境中进行公平的市場竞争。

现在回顾起来，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以外的增量改革，要做到完全不触动既得利益者是不可能的。因为传统经济制度结构下的利益结构是处于一种相对均衡状态的，并且各经济主体在此利益结构下的既得利益是受法律和制度保护的。传统经济制度外的增量改革推进到一定阶段，必然会打破制度交易的平衡，从而使传统既得利益者受到一定程度的利益损害。市场空间总是有限的，增量制度变迁的产物——乡镇企业、非公有制企业或民营企业的蓬勃发展，必然会对传统公有制企业的既得利益造成较大的冲击，两者成为竞争对手，冲突和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只是这种损害程度比起制度内存量改革要小得多，相对比较容易被既得利益者所接受。因此，只进行制度外增量改革不能实现真正的“帕累托改进”，不是最优方案，只能说是次优方案。还必须进行制度内存量改革，将公有制企业也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并构建统一的市场体系、市场规则和市场运作机制，让其与非公有制企业在相同的市场环境中进行公平的市场竞争和合作，才能实现真正的“帕累托改进”。

我国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能够迅速打开局面，并不断地向纵深推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家庭承包制的建立和乡镇企业的崛起。如果说家庭承包制把“一统天下”的传统计划经济制度打开了一个缺口，那么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则使中国经济制度不可避免地朝着市场化的方向演变。但是，这两项制度变迁都是农民自己创造的，都是源于农民群众的自发行动。农村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发源地，但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绝对离不开城市改革，离不开国有企业改革。在城市经济制度变迁及其制度内存量改革的启动阶段，为了减轻制度变迁遇到的阻力，在很多领域并没有立改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而是先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框架内做些政策性调整。这里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例进行分析。

为克服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对国有企业统得过死的弊端，改革开放后首先实施了对国有企业“扩权让利”的过渡性政策，即把一部分权力和利益下放给地方、企业和个人（包括利润留成、利改税和承包经营责任制等政策调整），以利于调动地方、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但是，一般情况下，这种政策性调整，只有激励机制，而没有约束机制，往往会导致工资、奖金、福利等的增长速度超过企业利税的增长速度，进而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从政策性调整转入制度创新。建立硬预算约束机制则是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重要标志，只有建立起硬预算约束机制，才有可能把国有企业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而要形成硬预算约束机制，必须具备四个基本条件：一是企业必须为自己占有的生产资源支付代价，二是企业必须按事先规定的标准向国家上缴利税，三是企业经营亏损时不能随意获得国家的财政补贴，四是企业必须严格遵守各项契约（包括信贷契约、商业契约等）。因此，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经过多年的改革实践探索，比较一致的观点是，股份制或公司制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模式。

但是，要把传统的国有企业制度改造成为股份制或公司制，还有一系列问题需要解决，尤其是国有资产产权问题。比如：如何准确评估国有资产价值，以防止在转制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如何有效保障国家、集体和个人作为股东的合法权益，进而建立合理的产权激励和约束机制以及风险防控机制;如何管控国有股权交易，使国家、企业和个人能够平等分享国有资产增值利益;国家的股东职能应由政府的哪个部门代理，以有效避免可能出现的政企不分;等等。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标志着国有企业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通过产权流动或转换推动资本流动和重组，使包括资本在内的各种要素可以根据市场需求从效益低的部门流向效益高的部门，进而促进生产的集聚与集中以及效率的提高。与此同时，在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过程中，还存在“一股独大”的现象，即国有股占绝大比重，導致股份制或公司制改造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因此，还需要为重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民营企业进入创造有利的条件。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必须强调的是，国有企业改革离不开市场化的推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任何权利的获得都应通过市场交换实现，所有权也不例外。不完全的市场条件必然导致不完全的所有权形态，扭曲的市场关系必然造成扭曲的所有权关系。所以，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

进一步从产权制度改革来看农村改革与国有企业改革的差异性。表面上看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和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具有相似性，都是“两权分离”关于“两权分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需要从理论上厘清所有制与所有权的关系。西方经济学离开所有制关系谈所有权，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马克思提出了科学的所有制和所有权理论：所有制是一个经济范畴，是一系列经济关系的产物，所有权则是所有制关系的法律表现。所有制关系包括归谁所有、归谁占有、归谁使用、归谁受益，其主体是同一的;所有权也包括归谁所有、归谁占有、归谁使用、归谁受益，但与所有制不同，所有权的主体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分离的，即分属于不同主体。马克思把所有权关系或财产关系定义为“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7]。既然是法律用语，法律可以对此作出具体的规定，进而使所有权与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相分离有了法律依据。（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但两者的“两权分离”所带来的委托代理成本具有本质区别。由于所有者与经营者利益的不一致，所有权人把资产或资源委托给经营权人经营，就会产生代理关系带来的代理成本，使经营者的经营方向有可能偏离所有者的目标。农村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承包农户则是集体成员，经营者与所有者的目标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加上农业家庭生产经营规模及监督成本较小，因而农村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几乎没有代理成本;同时，包干制使农户的经营绩效与其自身收益密切相关，进而极大地激发了农户的生产积极性和经营活力，也为农民走向市场扫除了障碍。而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相对于“农民集体”，“全民”更为抽象，也有更多的目标取向，导致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利益可能具有较大的不一致性，加上企业生产经营规模较大、组织运行较复杂，监督成本也较高，因而国有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会产生较大的代理成本;同时，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收益与经营绩效的关联度相对较小，其努力程度也难以衡量，如果没有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不但可能产生激励不足问题，还可能引发寻租、利益输送等弊端。此外，由于国有企业的特殊性和政府干预的惯性，简单的“两权分离”并不能使国有企业转变为真正的市场主体，还需要在诸多领域进行相应的市场化改革。可见，公有化程度越高的领域，改革的难度越大，产权越难明晰，越难与市场经济接轨。因此，某种意义上讲农村经济制度变迁是一步到位的，并在短期内取得了巨大成效;而国有企业改革面对的利益关系要复杂得多，需要逐步推进，其短期绩效也逊色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

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制度，要实现从计划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其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是难以想象的，阻力也是相当大的。加上没有现成的经济制度和经验可供借鉴，中国的经济制度市场化变迁没有一下子全面铺开，而是在实践中探索前进，选择了以点带面、以局部带动全局的制度创新路径。这种以局部带动全局的制度创新在地域上表现为：先在条件较好的地区通过发展市场经济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再通过辐射效应带动全国的经济增长和市场经济发展;先在有条件的地区进行改革试点，再推广到全国。具体来讲，最为典型的就是根据不同阶段改革开放的需要，相继建立了经济特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新区以及自由贸易试验区等。

为了在经济制度变迁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同时保持经济发展的稳定，就必须从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市场经济制度较易建立的地方开始，经济特区应运而生。1980年中国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1988年又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经济特区是以引进外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为主的区域，一般设置在地理位置较为优越、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比重较低、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的地区。这些地区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制约较小，非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外资经济比较容易发展。在当时投资环境较差的情况下，为了吸引外资，中央赋予这些地区特殊优惠政策，包括税收优惠、金融优惠、土地厂房使用权优惠、固定资产折旧优惠以及放宽外汇管制等。这些特殊优惠政策对扩大对外开放、加快引进外资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也构建了经济特区独特的经济竞争优势，使经济特区以超常速度实现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并有效带动了全国的经济增长，也为全国的改革开放起到了“窗口”和“试验田”作用。在经济特区实行特殊优惠政策，固然对突破旧制度、建立新制度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却不符合市场经济所固有的公平竞争规则，不符合经济制度变迁的最终目标。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特殊优惠政策的覆盖面将越来越狭小直至消亡，而普惠政策的覆盖面将越来越宽大直至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又先后建立了一批包括深圳、厦门经济特区在内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经济制度变迁从重点突破、单方面改革向综合配套改革转变的必然产物，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必然选择。顾名思义，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核心在于全局性、系统性、链条性，要从生产、流通、分配、消费以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城乡、生态等方面多领域进行制度创新，形成相互补充、相互配套的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以增强各方面、各领域、各层次的协调性，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中央选择有一定代表性又符合条件的地区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并把解决各地区发展中面临的主要矛盾与攻克全国性制度创新难题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全面系统的制度创新，率先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为全国其他地区的综合性配套改革发挥示范作用。应当说，创建经济特区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都是为了促进计划经济制度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转变。如果说经济特区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開辟了道路，那么，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则是与经济特区一起，为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创造条件[8]。

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规模效益的存在决定了市场经济是开放的。随着对外开放的逐步扩大，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的市场经济与外部的市场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为了适应新时代经济制度创新和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国范围内相继建立了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深化制度创新和扩大对外开放的战略高地，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通过深化改革加快商品、服务、人才、资本、技术、信息等的国际流动，通过市场机制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同时，要从商品和要素市场的开放上升到市场规则的开放，不但要学习发达国家好的经验，也要坚持和推广自己好的做法，还要为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完善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优化作出积极贡献。截至2020年9月，各地自由贸易试验区已形成260项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为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也有效促进了国内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

中国经济制度变迁具有明确的市场化方向，目的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要求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但需要逐步推进，还要求制度变迁是系统性的。这里基于中国市场体系的发展，进一步说明中国经济制度市场化变迁的渐进性与系统性。高标准的市场体系要求实现市场准入畅通、开放有序、竞争充分、秩序规范：国内市场统一，不仅仅是地理空间上的统一，还包括市场规则的内在统一，要消除各种行政障碍，为各类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市场开放不仅仅是对外开放，对内也要开放，即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和部门之间相互开放，形成跨部门、跨地区、跨城乡、跨行业的商品和要素资源自由流动的统一市场体系;完整的市场体系不仅包括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商品市场，还包括资本、劳力、土地、技术、信息等要素市场，不仅包括现货市场，还包括期货市场。完整的市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不可能一步到位，需要分阶段逐步推进，进而具有渐进性、顺序性，具体表现为商品市场发育、要素市场发育和期货市场发育三个不同阶段。

与计划经济制度相辅相成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只承认消费资料是商品，不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更不承认要素是商品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商品关系“只限于个人消费品”。。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把商品的范围从消费资料扩大到生产资料，但也明确提出“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不是商品，土地、矿山、银行、铁路等等一切国有的企业和资源也都不是商品”。因为这涉及要素和资源的核心问题，即所有制问题。然而，经济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通过放开包括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购销和价格，使商品供给根据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而变化，使供给与需求相匹配，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这就要求要素配置也要市场化，让要素能够根据市场信号进行自由流动、重新组合和优化配置。没有要素市场对资源进行市场化配置，只能发挥微观组织的比较优势，无法通过要素的自由流动提高要素生产率和报酬率。此外，要素市场还可以通过地区间、城乡间的要素流动和配置，缩小地区间、城乡间的差距。因此，没有充分发育的要素市场，也就没有完整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一个重要理论创新，就是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由“基础性作用”上升到“决定性作用”，从而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理论基础[9]。202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正式发布，这是中央关于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第一份文件。

在中国经济制度变迁过程中，消费资料市场、生产资料市场、要素市场和期货市场的发育呈现明显的渐进性和顺序性，要素市场、期货市场的发育相对滞后。要素市场发育滞后，既有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观方面的原因。主观方面的原因主要是：认为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特征，公有的土地是不能买卖的;劳动者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人，劳动力不应当成为商品;既然土地和劳动力这两个最基本的要素都不是商品，不能进入市场流通，那么就不存在要素市场。客观方面的原因主要在于：新中国成立后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追赶型经济发展战略，而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在当时的条件下所必需的资本原始积累只能由“三农”来承担，其主要途径是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和城乡要素价格剪刀差，这就必然会抑制农村要素市场的发育，比如严禁农村劳力、土地在市场上流通和交换。中国“三农”问题之所以长期得不到解决，要素市场发育滞后是其中重要的原因。长期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主要在供给侧。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

社会概论的论文篇八

摘要：社会主义改革“变”的是社会主义“模式”而不是社会主义本身。我国社会主义改革，与社会主义建设同时起步，并行发展，贯穿于党领导人民长期奋斗和探索的过程中。历经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后，改革开放终于在1978年再度兴起，并汇成一股历史潮流持续40年，且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历史的轨迹决定着未来的发展。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40年的成就和经验，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趋势。其主要任务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关键词：生产方式;模式转变;社会主义

改革即“变化”。“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1]（p601）但社会主义改革“变”的是社会主义“模式”而不是社会主义本身。说到我国社会主义改革，人们往往将其追溯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而事实上，新中国的改革实践与社会主义建设同时起步，并行发展，贯穿于党领导人民长期奋斗和探索的过程中。正是沿着它的历史轨迹，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又在这一基础上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征程。

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确立起来。但我们的心情并未因此感到满意和舒畅。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苏联模式”，虽说它在当时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其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并为我们党所察觉。改革势在必行。

从1956年到1978年，改革可谓“三起三落”。1956年4月，毛泽东已意识到“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2]（p23）提出要引以为戒，由此形成了关于“十大关系”的思想。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党的八大以后，在有计划地引进市场调节机制的基础上，经济领域自由市场一度活跃，个体工商户明显增多，其中还出现了自发经营的较大的手工业个体户和手工工场，被人称之为“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对此，毛泽东的判断是，“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即便如此，毛泽东还是以唯物辩证法的眼光认识到它产生的原因，并制定了党的政策：“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当然要看条件，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就可以搞。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又有困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工厂。”[3]（p170）1957年也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形势最好的年份。“但是，由于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4]（p2）接下来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不仅没能纠正原有体制的弊端，反而使之得以强化。此乃一起一落。面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严重困难，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了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一些经济学家初步提出了商品经济、利润原则、物质利益、企业权力等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纲领。第三个五年计划对一些重要产业的组织方式也进行了改革，一些社会主义式的“托拉斯”建立起来;在农村，力求实行包产到户等以农民家庭为单位的组织形式。这些举措使国民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但这些观点和做法一经提出和实践就被视为“修正主义”横遭批判，因此也没有从根本上克服弊端，终于被“文化大革命”再度中断。此乃二起二落。“文革”后期，邓小平在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时，对国民经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且初见成效，但好景不长，“整顿”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夭折——是为三起三落。

这一曲折历程的思想根源在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不完全清醒”。恩格斯在论及空想社会主义时指出：“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能从头脑中产生出来。”[5]（p780-781）同样，当年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也受到了不成熟的社会主义“生产状况”的制约。我国和欧洲的情况有很大差异，因此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早期共产党员都有一个直线发展的思维模式，那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夺取政权以建设公有制经济”。[6]（p274）一旦将这个逻辑嫁接到社会实践，必然会产生理论与实际脱节的后果。事实上，这种情况不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都时有发生。历史在1949年凝成的基本国情是，生产力水平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阶段，工业化现代化任务远未完成，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且文盲充斥。这种状况决定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必然要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即不发达阶段。尽管这一判断明确出现得相对较晚，但是这一事实早已客观存在并发挥作用。然而我们党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建设社会主义的“办法”还隐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苏联模式”在其故乡也因“年久失修”而“逐渐老化”，以至于苏共对其都不得不进行有限的调整或“改革”。但当时在我国却还把它看作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唯一样板，“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成为当时认识社会主义的思维定式。虽然它的弊端业已暴露，但改革的“办法”也隐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始之际，只有10%左右的现代工业和数量极少的产业工人，自然和半自然经济仍居统治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以计划经济体制和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为基本特征的苏联模式，适应了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要求。现在看来，这种模式远不适应世界新技术革命和生产力发展的趋势，但在当时却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選择。它得以延续下来而没有得到彻底改革，就是因为它的历史使命还未终结。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我国施工的工业建设项目有一万多个，其中大中型项目921个，但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之际，全部建成投产的只有595个，156个重点建设项目，开工的135个，只有68个已经全部建成或部分建成投产。[7]（p37）显然还需继续发挥这种模式的作用，而且当时进行改革的外部环境也不完全具备。在两极对峙的“冷战”格局中，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发展的老路;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必须保持经济政治的独立;鉴于近代以来的遭遇，战争的阴影始终萦绕在人们的心头，不能不“冷眼向洋看世界”，更遑论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 历史的惯性也是造成这种曲折的主要因素。任何一场大的革命运动绝不会因新政权的建立而立刻形成理想的社会秩序。尤其是暴力革命的余波必然要搅动新社会的一池春水。历史上，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都经历过一段社会动荡时期，这恐怕也是社会发展规律的体现。具体到中国，老一辈革命家基本上都领过兵、打过仗，军事斗争和群众运动经验丰富，面对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则显得力不从心，手足无措，只好运用革命战争年代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来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出现的新问题，主观与客观的脱节在所难免。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思维还停留在革命战争时期;中國共产党已经成为执政党，但还是下意识地把自己视为“在野党”和“地下党”。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只有达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境界才能发现隐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办法”，而这必然要付出攀登和探索的代价。

在经过了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后，改革开放终于在1978年再度兴起。这一次，它汇成一股历史潮流并持续40年，而且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这既是生产力革命性的体现，也是三起三落进程中所积累的能量的总爆发。

（一）动力的生成

在唯物史观的视野中，改革的动力来自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具体说，来自苏联模式和生产力发展的“交互活动”。作为一种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生产方式，苏联模式产生于资本主义矛盾所造成的战争与革命的历史环境中。它所得以确立的理论基础并没有违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故而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一种现实形态。它比较适应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进行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因此在社会主义起步阶段发挥了积极作用。比如在我国，通过这个模式迅速搭建起新中国赖以巩固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产业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没有这一切也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社会主义。但环境变迁必然产生模式转变的要求，社会主义的发展也在改变自身的存在条件。恰恰是改革不彻底导致的“三起三落”推迟了这种转变，以至于这个模式维持到1978年时留给人们的记忆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250美元，“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8]（p115）就农业而言，从1957年到1978年，全国人口增长三亿，非农业人口增加四千万，耕地面积却由于基本建设用地等原因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因此，尽管单位面积产量和粮食总产量都有所增长，1978年全国平均每人占有的粮食大体上还只相当于1957年，全国农业人口平均每人全年的收入只有70多元人民币，有近四分之一的生产队社员收入在50元以下，平均每个生产大队集体积累不到一万元，有的地方甚至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9]（p166）就工业而言，经过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全国有三分之一的企业管理混乱，生产秩序没有恢复正常。重点工业企业主要产品中的30项主要质量指标，有13项低于历史最高水平。38项主要消耗指标有21项没有恢复到最高水平。1978年国营工业企业中亏损企业占企业总数的19.3%。当时的国营企业每百元工业产值所提供的利润、每百元资金实现的利润、资金利润率等指标，都大大低于1965年的水平。此外，流通领域环节多、周转慢，许多物资严重积压，基本建设战线长、投产慢、浪费大，所有这些都使企业经济效益降低。[10]（p1848）这说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苏联模式”已不再适应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要求，逐渐演变成了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旧体制障碍。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必将冲破这种体制的束缚。改革终于从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农业领域再度兴起。

（二）经验的积累

我国改革从农村兴起，这是现代化发展规律的体现。不论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还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首先都必须进行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制度。因此，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三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到了七亿亩耕地和大批其他生产资料。翻身农民以极大的劳动热情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随后又通过互助组到初级农业合作社、再到高级农业合作社的过渡形式，实现了农民的个体所有制到集体所有制的转变。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刚刚两年，一场轰轰烈烈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便席卷全国。这种完全脱离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极大地破坏了农业生产。这还不算，在“文化大革命”中，通过“割资本主义尾巴”使本已元气大伤的农业经济又雪上加霜。从切身的经历中，农民认识到这种模式的弊端，因此早在合作化时期，一些农民就产生了不满情绪，具体表现为“闹退社”和“包产到户”。“闹退社”是从合作社中退出来，也可以说是“反对”集体化;“包产到户”则是在集体经济之内，给制度做些“修改”。根据文献记载，包产到户是在1956年出现的。[11]（p84）此后断断续续，时隐时现，成为农村改革的“演习”。1977年11月下旬，中共安徽省委下发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表示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鼓励社员经营家庭副业，这一举措受到农民的热烈欢迎。1978年秋，安徽大旱，人畜饮水发生困难。面对灾情，肥西县山南区在借地种麦的基础上实行包产到户，结果大旱之年夺取农业大丰收。从此，这一农民早已熟悉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终于“在希望的田野上”再度萌生。没有这些经验的积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不可能那样迅速。正是亿万农民的伟大创举为改革提供了思路和线索。1992年7月23日、24日，邓小平在审阅中共十四大报告稿时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由农民首先提出来的。这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12]（p1350）

（三）变革的逻辑

历史的轨迹决定着未来的发展。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40年的成就和经验，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趋势。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全面深化改革是“兩点论”和“重点论”的有机统一。“两点”即全面，重点则还是经济体制改革，即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通过40年的改革，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业已确立，但不能说它已经成熟。远的不说，党的十四大以来，对政府和市场关系，我们党一直在根据实践拓展和认识深化寻找新的科学定位。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从理论上对政府和市场关系进一步作出定位，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迈出新的步伐。“作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定位，有利于在全党全社会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14]（p77）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途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市场经济的前提无非是有剩余劳动产品、有社会分工，但更重要的是生产资料归属不同。因此，完善市场经济的途径是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础上，通过股份制改造使生产资料占有日益呈现出深化性质;把市场作为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的天然尺度，激发整个社会活力;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分工协作达到和谐相处的目的。当然，市场经济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有“失灵”情况的发生。由此决定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即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不是推进一个领域改革，也不是推进几个领域改革，而是推进所有领域改革，就是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总体角度考虑的。”[15]（p90）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改革提出的新的要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15]（p90）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中没有解决得很好。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原理很多是预测性的;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就过世了，没来得及深入探索这个问题;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但也犯下了严重错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不断探索这个问题，虽然也发生了严重曲折，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重大成果，改革开放以来的进展尤为显著。事实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就“开始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国家治理体系问题，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16]（p104-105）这说明，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是对以往改革成果的继承，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向更高水平发展的要求。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内容就是一套制度，在我国“治理能力”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因此，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就制度而言，如果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改革的对象是“苏联模式”的话，那么在已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改革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完善和发展，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身也要经历一个不断完善发展的过程。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而言，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而言，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就文化领域制度建设而言，要加强文化领域制度建设，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传承革命文化、发展先进文化，努力创造光耀时代、光耀世界的中华文化;就社会领域而言，要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安定有序;就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而言，要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总的要求就是坚决破除一切妨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和利益固化藩篱，加快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具体地说就是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也要把改革创新精神贯穿于党的自身建设之中。为此，必须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增强全党的团结统一和创造活力，不断增强党的执政本领，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更加有力。 参考文献：

[1]恩格斯.致奥托·冯·伯尼克[c].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01.

[2]毛泽东.论十大关系[c].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3.

[3]毛泽东.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c].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70.

[4]邓小平.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c].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

[6][日]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m].袁广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274.

[7]周太和，主编.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37.

[8]邓小平.政治上发扬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1985年4月15日）[c].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15.

[9]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1979年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c].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66.

[10]孙健.中国经济通史（下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1848.

[11]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84.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1350.

[14]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c].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77.

[15]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c].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90.

社会概论的论文篇九

例如，如何认识当前我国阶级、阶层的变化，如何认识多种经济的发展对党的建设提出的要求，如何认识党在新时期的先进性等，都需要作出科学的理论解释。同时，加入wto后的中国将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竞争，拓展全球经济发展空间，共产党要站在时代的前头，也必须做到与时俱进，以创造性的思维，发挥自己的优势去进行各个领域的创新与开拓。

其次，要按照发展的要求，提高执政水平。执政党的执政水平，直接关系到执政的地位。

第三，要按照发展的要求，创新党的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中国共产党有十分注重领导方式和方法的光荣传统。毛泽东曾指出，“没有正确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要迅速地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是不可能的。”江泽民同志强调：采取正确的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具备的能力。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们党在领导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继承和发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行之有效的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同时不断根据实践的发展改革创新，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

社会概论的论文篇十

1.什么问题正在成为世界性问题，引起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c

a.人口问题b.失业问题c.环境问题d贫穷问题

2.在劳动或工作岗位上，劳动者不能充分发挥其能力，这是d

a.就业b.失业c.显性失业d.不充分就业

(二)名词解释

1.社会热点问题

社会热点问题是社会成员所关注的某种社会现象，这些社会现象能够引起他们的好奇、关心、评论，一段时期成为社会舆论的中心。因此，社会热点有时也被称作社会焦点问题。

2.社会问题

社会问题是影响社会成员健康生活，妨碍社会协调发展，引起社会大众普遍关注的一种社会失调现象。

(三)简答及论述题

1.社会问题界定的过程

(1)利益受损集团的强烈不满和呼吁。

(2)社会敏感集团及社会上某些有识之士的呼唤。

(3)社会舆论集团及大众传播媒介的宣扬和推动。

(4)公众普遍的认识和接受。

(5)社会权力集团的认可与支持。

(6)解决社会问题开始。

2.社会问题与社会热点问题的区别

(1)受关注的时间长度不同。

社会问题可以是也可以不是社会热点问题。只要它没有得到解决或缓解，就一直存在并为人们所关注而社会热点问题具有较明显的时效性，一旦问题解决或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就会被其他新的社会热点所取代。

(2)性质不同。

社会问题一般部是对社会有一定危害性的而社会热点问题可以是对社会发展有积极促进作用的新鲜事物，也可以是阻碍社会发展的消极、丑恶现象。

(3)表现形式不同。

社会问题可以是显性的，也可以是隐性的;社会热点问题则是显性的。

(4)涉及范围不同。

社会问题关注的是公共麻烦，社会热点问题关注的范围并不限于此，可以是个人或社会的发展问题或新的价值观念(如生活方式)等。

(5)推动的媒介不同。

推动社会热点舆论的是传播媒介，是新闻工作者，他们凭着敏锐的新闻嗅觉，感觉到某种社会现象或事件的重要性，会引起社会关注，便大量报道，吸引人们的注意，形成社会热点。新闻工作者也将社会问题作为社会热点来宣传，而研究社会问题的主要是社会学者，社会学者凭着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凭着自己的专业兴趣，选择某一社会问题进行深入持续地研究，并作出科学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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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概论的论文篇十一

在这一个月的读书中，让我收获最大的就是这本《社会学主要思潮》。这本书让我对社会学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而在认真读过孟德斯鸠、马克思和托克维尔的社会学思潮后，更是让我对国家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及其二者联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及思考，尤其对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民主有了更广泛的认识，对中国现阶段的政治经济发展有了更深入的体会和了解。（现在中国因为放手市场经济，所以被很多人误认为是在搞资本主义，并一度认为还是资本主义能发展经济，并且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还仅停留在集体平均主义（大锅饭时代），所以很多人不认同社会主义，并认为共产主义是不会实现的。其实不然，首先要清楚社会主义是全民共同的繁荣富强，要实现的是缩小贫富差距，是平等而不是平均。其二是要发展成在经济基础上的民主，没有经济基础的民主是没有权利的民主，而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就是要先建立经济基础。）

对于《社会学主要思潮》，我想着重对于雷蒙评点的马克思给我的启示写一些自己感悟。尤其书中对于托克维尔和马克思两种社会学思想的对比给我耳目一新的感觉，因为从有政治课开始，我们接触最多的就是马克思的思想，可是雷蒙给了我全新的角度，让我有了更深的认识。

近几日的看书才发现很多学科是相互融通的，就拿社会学来讲吧，它融合了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哲学、历史、地理、法律；而管理学又与经济学、心理学是分不开的；历史学更要与人文科学挂钩，所以想要研究一个论题时，就已经在读各个学科的书籍了。就像上个月在读完雷蒙・阿隆的评点马克思《资本论》和托克维尔的《美国的民主政治》一度想研究民主社会，这要涉及民主的最具体国家――美国的历史，政治，地理，人文来深入了解，当然还有《民主论》，我想从探讨民主来研讨一种更有效的社会方式，达到更平等的平等，以及一种更优越的社会方式，并且探讨中国现今的政治理念和未来的发展方向。（评注：因为这篇读后感是自己写于大学时期，因此在回看时会增加一些新的观点：其实就民主的这个话题，现在随着时间自己有了新的认识，一个社会体制的建立并有效运行，有时候是和这个国家或者说这个民族的特性有着很大的关联，后来在读古罗马史（《罗马人的故事》一书）时发现，在欧洲最辉煌的古罗马时代，其建立的政治体系即为议会制，古罗马的皇帝并不是中国意义上的皇帝，这也不难看出现今的民主政治是如何演化而来，当然这也只是其中一个侧面，还有地理的因素等影响的民族的特性，所以我想说中国真的不适合民主制度；另外对于平等，在越来越深入了解之后也越来越发现世界并不存在绝对的“平等”，也不可能存在，这会在后续论述。）

中国一直在探寻一套更完善的社会主义理念，并且我也一直坚信，政治与经济间总存在某种必然的联系（每一种制度都有其独特的经济规律――马克思）。就像美国的自由民主，其带来的必将是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经济，而纯正的社会主义也就是计划经济的联合体。马克思不想用哲学来解释经济学，却试图用经济学解释社会政治学，而《资本论》给我们最好的帮助是诠释了资本社会的实质、形成和发展，无论我们有以避免，还是另辟新径，他为我们指引的最终方向都是全民的平等，这是专治的民主！

可能是受马克思影响太深（毕竟从中学开始的所有政治课都围绕着马克思展开），我也正试图从政治制度及社会结构中寻求一种经济有效方式，就像马克思一直信奉的“撇开社会结构是无法了解经济制度的”一样，我想马克思写《资本论》就是想从经济规律中探寻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决定运行方式从而决定制度变化，马克思想最终推出制度的变化。我相信在他的心里也一直有一个理想的社会，而在他认为的这一理想社会一定会由资本主义社会最终达到。马克思为了说明这一点，其将社会分成两个团体，他不否认资本社会，这不过是过程，达到共同平等民主的过程，马克思用哲学的递推，并借助他分的两个集团一步步的在证明这一点，于是伟大的《资本论》诞生了。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最终将转为社会主义社会，若是有人为推动，那么社会主义社会会更快到来。这促使计划经济的诞生。而事实上，马克思也好列宁也好，却忘了人为的破坏规律就如同否定真理，最起码从治国后期的教训中可以看出，而中国也对如何发展社会主义有了一个清醒的认识：没有经济物质基础的社会，人为再正确的而是糟糕的，无论如何最初还是要把经济搞上来，然后在分配制度中大做文章。用民主来实现社会主义（以最大多数人的福利作为主要目标的社会――托克维尔），相对于美国来讲，中国的社会主义更多的表现为军队的服务人民和不忘穷人共同发展上（还有那部分的计划经济的宏观调控上），这是伟大创新，也是特色社会主义的开端。（评注：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只是我在大学时候的一些浅薄的理解。其实从上大学开始，我就一直在探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真实含义，关于中国的经济制度到底属于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一直希望有一个设定，可是后来慢慢发现，其实是两种融合的一种新型经济体制，中国自己都还在不断的摸索。所以，不要抱怨一些目前还存在的瑕疵，还是要对中国的经济体制抱有信心，毕竟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新的经济体制，不是那么容易去建立的，总是要慢慢探索慢慢完善的。自由的市场经济也不是一下子就完善成型的，英国最开始施行时，遭到了各方的打击，直到亚当斯密《国富论》的诞生，给这套经济体系一个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并且直到今天还在不断完善。所以我相信，中国目前这种新的经济体制也在不断探索中，未来一定会是强有力的经济体制。）

说实话，托克维尔和孟德斯鸠的民主自由社会让我有稍许的崇拜，对于美国的民主社会越发的感兴趣，但有一点不要忘记美国社会的极不和谐，不过他们最起码让我明白一个社会制度的形成是与历史、地理环境、人文精神、宗教甚至气候有很大联系的。所以，我们不能盲目吸收崇拜，也只能说是一种借鉴了。另外我要说明，美国金融风暴使政府入股高盛集团，更是标志华尔街自由市场经济的终结，无论怎样，马克思也许在几百年前就认识到，自由经济终有其弊端！（托克维尔也曾讨论过，民主社会会朝专政滑去。）

最后无论怎样，感谢雷蒙以及他的《社会学主要思潮》。其让我对社会学有了清晰的认识，尽管我还在寻找政治制度与经济之间内在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最起码这本书让我有了这一动机，并向前迈了一大步。如果将来有谁问我如何了解社会学，我将毫不犹豫的推荐他先来看看雷蒙・阿隆的《社会学主要思潮》。

社会概论的论文篇十二

1.提出社会分层三个标准的是c

a.迪尔凯姆b.帕森斯c.韦伯d吴文藻

2.社会流动的功能abcd

a.调整各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加强社会整合

b.促进社会分层体系的量变，形成合理的社会结构

c.改变社会成员的社会地位，激发社会成员社会活动的积极性

d.形成开放的社会结构，建立社会成员之间的平等关系

3.一位工厂的工程师调到大学里任讲师，这种流动称为d

a.个人流动b.代内流动c.向上流动d水平流动

4.社会化的过程包括abc

a.预期社会化b.再社会化c.继续社会化d特殊社会化

(二)名词解释

1.社会地位

社会地位是指人们在社会关系空间上所处的相对位置，围绕这一位置，人们规定了一套权利和义务。通俗地说，社会地位就是社会关系网的各个纽结。

2.水平分化

水平分化指根据一定的标准将社会成员划分为不同的类型，这种类型没有社会地位等级的差别。

3.结构性流动

结构性流动是指在某些社会结构层面上发生的社会流动。规模宏大、流动速度快、变动急剧。其结果往往导致社会结构或人口地区分布上的重大变化。

4.代内流动

指一个人一生中社会地位的变化。通常以社会成员的职业地位为标准，比较同一成员或同一批成员在不同时期的社会职业状况。

(三)简答及论述题

1.西方学者对社会分层的测量。

不平等指数、五等分法、基尼系数、恩格尔系数、社会经济地位量表。

2.社会分层与阶级、阶层的区别。

社会分层是以一定的标准区分出来的社会集团及其成员在社会体系中的地位层次结构、社会等级秩序现象。

阶级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思想在内的广泛的社会范畴，划分阶级的依据是经济因素，是人们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包括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在社会劳动组织中的作用，领取财富的方式和数量。

阶层是社会中处于某种特殊地位的社会集团。它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之外，处于相同地位的人们组成的社会集团。阶级划分的依据是经济，阶层划分的依据不完全是经济，职业、权力、受教育程度、社会声望等因素，都可以成为分层的标准。

社会分层的意义较为宽泛，并涵盖阶级、阶层。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意见认为，分层内容具体包括阶级、阶层、层界。

3.社会流动的类型。

(1)根据社会流动产生的原因及影响划分，分为结构性流动和非结构性流动

(2)根据流动方向划分，分为垂直流动和水平流动

(3)根据代际关系划分，分为代内流动和代际流动

4.中国十大阶层。

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

1.自学考试《社会学概论》模拟试题

2.20自学考试《社会学概论》模拟试题及答案

3.年自学考试《社会学概论》模拟试题和答案

4.2017年自学考试《社会学概论》模拟试题与答案

5.自学考试社会学概论过关试题

6.自学考试《社会学概论》试题及答案

7.自学考试社会学概论测试题

8.2017自学考试社会学概论过关试题

9.自学考试社会学概论试题

10.精选自学考试社会学概论试题

社会概论的论文篇十三

总之，我们党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发展中大国领导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又面对世界范围内日趋激烈的竞争，能不能解决好发展的问题，直接关系人心向背、事业兴衰，离开发展，坚持党的先进性、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实现国富民强都无从谈起。

社会概论的论文篇十四

塞德曼《有争议的知识――后现代时代的社会理论》

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选读)，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华夏

科瑟《社会学思想名家》(选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亚历山大《社会学二十讲》，华夏出版社2000

杨善华主编《当代社会学理论》，北大出版社

杨善华、谢立中主编《西方社会学理论》(上卷)，北大出版社

沃特斯《现代社会学理论》，华夏出版社2000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

贝斯特、凯尔纳《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中央编译

《blackwell社会理论指南》，上海人民

夏光《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理论》，社科文献2003

阎明《社会学与中国――一个学科与一个时代》，清华大学

二社会学理论原典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

弗格森《市民社会史论》

韦伯本迪克斯《韦伯思想肖像》、广西师大版韦伯著作系列、其余自查(主要为三联书店版)

涂尔干上海人民版《涂尔干文集》及袖珍文库中个别短篇著作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旧制度与大革命》

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

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

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日常接触》

希尔斯《论传统》

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现代性之后果》《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民族国家与暴力》

布迪厄《实践与反思》《国家精英》《区隔》

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现代性与大屠杀》《现代性与矛盾性》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意识形态之终结》

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利奥塔《后现代状况》

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

默顿《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

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

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

布希亚《生产之镜》《消费社会》

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两卷)，《个体的社会》

应星《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三联书店

三相关领域入门史论――必读，然后选择兴趣方向

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马丁杰《法兰克福学派史》，广东人民出版社

麦克里兰2003《西方政治思想史》，海南出版社

约翰斯通《现代基督教思想》(上下)

斯威德伯格《经济学与社会学》，商务印书馆

彼得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姚朋等译，上海人民

何兆武等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

丹尼斯史密斯2000《历史社会学的兴起》，周辉荣等译，上海人民

阿普尔比、亨特、雅各布1999《历史的真相》，刘北成等译，中央编译

王晴佳、古伟瀛《后现代与历史学》

伊格尔斯2003《20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何兆武译

……(文学、法律、人类学-王铭铭)

四其他

《余光中谈翻译》、思果《翻译研究》《翻译新究》

《社会学研究》、《中国社会学》第一至三卷、《思想与社会》辑刊

五英文阅读第一期(中文侧重点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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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名著读后感]

社会概论的论文篇十五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改革开放后一系列经济制度变迁的结果。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具有明确的市场化方向，并采取了渐进式、系统化推进策略以缓解改革阻力：以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为突破口，尔后逐步推进城市经济制度变迁;从制度外增量改革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内存量改革;从政策性调整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创新;从局部性制度创新入手，尔后逐步扩大到全局性制度创新;从塑造真正的市场主体到构建完整的市场体系再到制定有效的市场规则，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坚持了党的领导，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人民主体地位，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等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进行了充分肯定、积极推广和科学优化，并自上而下地推动了城市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等系统化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因此，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不但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而且还实现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奇迹，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要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变迁，促进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对外经贸高水平高层次发展，推动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还应将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践优势上升为制度优势和理论优势，为其他国家的经济制度变迁提供借鉴，并为世界经济运行机制的完善提供中国方案。

经济制度是由一组经济规则集合而成的，是对人们经济行为和方式的界定和规范，也是对经济主体利益关系的界定和维护。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来看，经济制度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随着生产力发展，经济制度也会不断变迁。人们对财富积累的追求使生产力持续进步，而从短期来看经济制度具有稳定性，经济制度可能促进也可能阻碍生产力进步;当经济制度阻碍生产力进步时，就必然要求改变经济制度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因此，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经济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然而，任何一种经济制度都会形成与其相依存的、相对均衡的利益格局，并被视为是合法的、不可侵犯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就是经济利益关系的变革。从理论上说，经济制度变迁是用效率更高的新制度替代旧制度，新制度具有旧制度不可比拟的优越性，终究会给全体社会成员带来日益增进的利益。但是在新制度的积极效应还没有完全释放以前，经济制度变迁必然会使有些既得利益者（即获得较大相对利益的人群）受到暂时性甚至长期性的利益损失。因而，旧经济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团往往会反对经济制度变迁，成为经济制度变迁的阻碍者;而能够从新制度中获得更多利益的经济主体往往会拥护经济制度变迁，成为经济制度变迁的推动者。需要强调的是，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国家和政党的形成与发展，使政府在经济制度变迁中起到关键作用。而政府本身（尤其是地方政府）也是经济行为主体和利益相关者，加上多元化经济、社会、政治理论和道路的并存，对于生产力进步驱动的经济制度变迁，政府可能是倡导者和推动者，也可能是抵制者和阻碍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站了起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苏联模式的影响下，中国建立了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中国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具有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但这是一种集权式的经济制度，其固有的集中过度、统得过死等弊端严重地束缚了地方、企业、个人等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在当时乃至现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下都是一种低效率的经济制度。因此，经济制度变迁成为必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创造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奇迹，在短短的四十年间使中国富了起来强了起来。中国经济制度变迁本身的成效及其带来的经济增长绩效都是极其显著的，并且在此过程中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是稳定的、健康的，但这并不代表没有阻力。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是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虽然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但这种转变也是系统性的，必然带来利益分配格局的大调整，尤其是“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利益关系产生了巨大变化。因此，利益受损者会支持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合法性，反对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形成经济制度变迁的阻力。此外，中国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总体上是实践先于理论的，因而其还会受到传统社会主义理論和观点的干扰。对此，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选择了渐进式推进的模式[1]，即从改革阻力最小的领域入手，尔后逐步创造条件继续向前推进。目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全面深化阶段，将涉及更多的利益调整，可能面临更大的阻力。因此，有必要充分借鉴渐进式、系统化改革的经验，妥善处理好各市场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以进一步推动和深化中国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

邓小平指出：“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做起的。”“农村改革取得成功以后，我们就转到城市。城市改革比农村改革更复杂，而且有风险。”[2]117我国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选择农村为突破口，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阐述：

第一，农村是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压抑较严重的社区，从相对意义上说，农村居民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牺牲者”，而城市居民则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受益者”。突出的表现是，搞了20多年的社会主义，许多农民连温饱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习近平同志的重要论著《摆脱贫困》，主要也是研究农村的贫困问题以及如何脱贫致富。因此，广大农民群众对改革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具有更高的积极性。与之相联系，农村的经济制度变迁在启动阶段表现为“自下而上”地推进，带有很大程度的自发性。因此，农村的经济制度变迁属于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也称为需求主导型的制度变迁）。这种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也是市场取向的制度变迁，是建立在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制度变迁，或者说是收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制度变迁。这种带有自发性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充分反映了广大农民群众求生存、求发展的内在要求，其核心是把生产经营自主权还给农民，让权、责、利高度统一于农户。这种新制度的创立，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积极性，在较短的时间内解决了长期想解决而又未解决的温饱问题。

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取得如此显著的绩效，根本原因在于其把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承包户）真正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即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从一开始便具有市场化取向。塑造微观市场经济主体的核心是产权很明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在土地所有权属于农民集体的前提下，将农村土地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转让权等划归农户所有，实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5]马克思这里所说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个人所有制，而是集体所有制与个人所有制有机结合在一起。按照传统的所有制概念，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收益权、转让权是同一的，不可分割的;但是，根据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概念，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收益权、转让权是可以分开的。通过用益物权法可以破解这个难题。用益物权是指非所有权人对他人所有的物享有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以及转让权。当用益物权人在遵守相关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对他物权依法享有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以及转让权时，所有权人不得干涉用益物权人行使上述权利。农户有了明晰的土地产权，则会形成刚性的市场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6]。该制度变迁源于农民自发的行动，是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是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制度变迁，也说明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的市场化方向是生产力发展所要求的方向，是正确的方向。与此同时，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也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一方面，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肯定、推广和优化比如从“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置”，就是党和政府根据经济发展实际对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進一步优化。，使其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成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并有效促进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显著提高和农村经济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在肯定农村经济制度变迁的市场化方向的同时，也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即坚持农村土地所有权归农民集体所有。

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较大规模的包产到户在全国曾经出现过三次，但都被“自上而下”地压下去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包产到户或家庭承包也是被禁止或限制的，中央文件对包产到户或家庭承包的态度先后经历了“不准包产到户”“不要包产到户”“少数边远山区和落后地区可以包产到户”;直至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才明确指出家庭承包制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可见，对待人民群众自发推行的经济制度变迁，只要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政府都应予以支持，并积极进行推广和优化。邓小平同志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由农民首先提出的。”[3]711-712习近平同志也指出，在农村选择什么样的经营制度，“要尊重农民意愿和维护农民权益，把选择权交给农民，由农民选择而不能代替农民选择。”[4]59从这里我们可以更深刻体会到习近平同志“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在经济制度变迁中的指导意义和战略作用。

农村经济制度的变迁及其取得的巨大成功，必然会触动城市经济系统，进而引发城市经济制度的变迁。但与农村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经济制度变迁不同，城市改革是供给主导型（或政府强制型）的制度变迁，无论是财税制度、就业制度、医疗制度、住房制度还是户籍制度，城市改革都表现为自上而下地推动。之所以会有如此显著的差别，原因在于城市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强大的地方，制度变迁带来的利益分配格局变化较大，改革的难度也大;而农村则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的地方，改革比较容易推进。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一样，城市经济制度变迁的方向也是市场化，但由于是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变迁，往往不容易一步到位，在改革初期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的“双轨制”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比如，“农民工”“城中村”等是城乡二元制度在城市的缩影。

中国经济制度变迁是“扬弃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不是（也不能）采取推倒重来的“休克疗法”，不能即刻废除传统计划经济制度。既要依靠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又要进行经济制度创新，这是不可回避的矛盾。变革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必然涉及经济利益的重大调整，如果步子迈得过大，既得利益集团难以接受，而其往往又具有占主导地位的话语权，改革会面对相当大的阻力，这就需要进行渐进式的改革。首先是选择能使所有人都能获得利益增进的经济制度变迁，如前所述的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其次则可以选择使部分人利益增进但又不损害（或损坏很少）其他人既得利益的经济制度变迁，即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以外的领域率先改革，也称之为从“制度外改革”或“增量改革”入手。这种制度外增量改革突出表现在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上。

邓小平同志指出，“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2]238“而是基层农业单位和农民自己创造的。”[3]631乡镇企业之所以被称之为“异军”，是因为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下国有企业是“正规军”，国家工业化的推进要依靠城市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工业化与城市化相辅相成。谁也没有料到在广大农村也会自发地发展出与“正规军”（即国有企业）相竞争的乡镇企业（即草根企业），而且乡镇企业的发展是市场化的，进而形成一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之外的在市场经济中运行的“异军”。早在1985年，乡镇企业产值就超过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0%，成为发展农村经济、扩大农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渠道;20世纪90年代乡镇企业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92年乡镇企业总产值达16万多亿元，相当于1985年全国社会总产值;其中乡镇工业总产值达12万多亿元，约占当年全国工业总产值的35%，从业人员超过1亿人，与当年国有企业的职工人数相当。改革开放以来，很多有效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包括“长三角模式”“珠三角模式”“温州模式”以及“晋江模式”，都是建立在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基础上的。

非公有制经济或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也是制度外增量改革的重要方面。中国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是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提高的，没有非公有制经济，就没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以来，迅速发展起来的非公有制经济或民营经济，已经成为城镇新增就业的主渠道，对经济增长、国家税收、居民收入、科技创新以及对外贸易等的贡献份额持续上升，在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中国民营经济对税收的贡献率超过50%，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60%，在高新技术企业中的占比超过70%，提供城镇就业超过80%，对新增就业的贡献达到90%。公有制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公有制企业（尤其是占主体地位的国有企业），资本实力较为雄厚，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非公有制企业机制灵活，能够较好适应市场经济多变性和不确定性的要求，具有较强的市场潜力和增长能力。无论是公有制经济还是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三个不可或缺的内在要素，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达到新的高度，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创新和发展。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经济质量不断提高的制度保证，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性的集中表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相匹配的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种分配制度有利于兼顾效率与公平，防止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是社会主义阶段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相匹配的经济运行机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将公有制经济主体与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置于统一的市场环境中进行公平的市場竞争。

现在回顾起来，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以外的增量改革，要做到完全不触动既得利益者是不可能的。因为传统经济制度结构下的利益结构是处于一种相对均衡状态的，并且各经济主体在此利益结构下的既得利益是受法律和制度保护的。传统经济制度外的增量改革推进到一定阶段，必然会打破制度交易的平衡，从而使传统既得利益者受到一定程度的利益损害。市场空间总是有限的，增量制度变迁的产物——乡镇企业、非公有制企业或民营企业的蓬勃发展，必然会对传统公有制企业的既得利益造成较大的冲击，两者成为竞争对手，冲突和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只是这种损害程度比起制度内存量改革要小得多，相对比较容易被既得利益者所接受。因此，只进行制度外增量改革不能实现真正的“帕累托改进”，不是最优方案，只能说是次优方案。还必须进行制度内存量改革，将公有制企业也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并构建统一的市场体系、市场规则和市场运作机制，让其与非公有制企业在相同的市场环境中进行公平的市场竞争和合作，才能实现真正的“帕累托改进”。

我国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能够迅速打开局面，并不断地向纵深推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家庭承包制的建立和乡镇企业的崛起。如果说家庭承包制把“一统天下”的传统计划经济制度打开了一个缺口，那么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则使中国经济制度不可避免地朝着市场化的方向演变。但是，这两项制度变迁都是农民自己创造的，都是源于农民群众的自发行动。农村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发源地，但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绝对离不开城市改革，离不开国有企业改革。在城市经济制度变迁及其制度内存量改革的启动阶段，为了减轻制度变迁遇到的阻力，在很多领域并没有立改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而是先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框架内做些政策性调整。这里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例进行分析。

为克服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对国有企业统得过死的弊端，改革开放后首先实施了对国有企业“扩权让利”的过渡性政策，即把一部分权力和利益下放给地方、企业和个人（包括利润留成、利改税和承包经营责任制等政策调整），以利于调动地方、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但是，一般情况下，这种政策性调整，只有激励机制，而没有约束机制，往往会导致工资、奖金、福利等的增长速度超过企业利税的增长速度，进而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从政策性调整转入制度创新。建立硬预算约束机制则是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重要标志，只有建立起硬预算约束机制，才有可能把国有企业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而要形成硬预算约束机制，必须具备四个基本条件：一是企业必须为自己占有的生产资源支付代价，二是企业必须按事先规定的标准向国家上缴利税，三是企业经营亏损时不能随意获得国家的财政补贴，四是企业必须严格遵守各项契约（包括信贷契约、商业契约等）。因此，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经过多年的改革实践探索，比较一致的观点是，股份制或公司制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模式。

但是，要把传统的国有企业制度改造成为股份制或公司制，还有一系列问题需要解决，尤其是国有资产产权问题。比如：如何准确评估国有资产价值，以防止在转制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如何有效保障国家、集体和个人作为股东的合法权益，进而建立合理的产权激励和约束机制以及风险防控机制;如何管控国有股权交易，使国家、企业和个人能够平等分享国有资产增值利益;国家的股东职能应由政府的哪个部门代理，以有效避免可能出现的政企不分;等等。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标志着国有企业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通过产权流动或转换推动资本流动和重组，使包括资本在内的各种要素可以根据市场需求从效益低的部门流向效益高的部门，进而促进生产的集聚与集中以及效率的提高。与此同时，在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过程中，还存在“一股独大”的现象，即国有股占绝大比重，導致股份制或公司制改造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因此，还需要为重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民营企业进入创造有利的条件。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必须强调的是，国有企业改革离不开市场化的推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任何权利的获得都应通过市场交换实现，所有权也不例外。不完全的市场条件必然导致不完全的所有权形态，扭曲的市场关系必然造成扭曲的所有权关系。所以，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

进一步从产权制度改革来看农村改革与国有企业改革的差异性。表面上看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和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具有相似性，都是“两权分离”关于“两权分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需要从理论上厘清所有制与所有权的关系。西方经济学离开所有制关系谈所有权，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马克思提出了科学的所有制和所有权理论：所有制是一个经济范畴，是一系列经济关系的产物，所有权则是所有制关系的法律表现。所有制关系包括归谁所有、归谁占有、归谁使用、归谁受益，其主体是同一的;所有权也包括归谁所有、归谁占有、归谁使用、归谁受益，但与所有制不同，所有权的主体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分离的，即分属于不同主体。马克思把所有权关系或财产关系定义为“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7]。既然是法律用语，法律可以对此作出具体的规定，进而使所有权与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相分离有了法律依据。（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但两者的“两权分离”所带来的委托代理成本具有本质区别。由于所有者与经营者利益的不一致，所有权人把资产或资源委托给经营权人经营，就会产生代理关系带来的代理成本，使经营者的经营方向有可能偏离所有者的目标。农村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承包农户则是集体成员，经营者与所有者的目标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加上农业家庭生产经营规模及监督成本较小，因而农村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几乎没有代理成本;同时，包干制使农户的经营绩效与其自身收益密切相关，进而极大地激发了农户的生产积极性和经营活力，也为农民走向市场扫除了障碍。而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相对于“农民集体”，“全民”更为抽象，也有更多的目标取向，导致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利益可能具有较大的不一致性，加上企业生产经营规模较大、组织运行较复杂，监督成本也较高，因而国有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会产生较大的代理成本;同时，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收益与经营绩效的关联度相对较小，其努力程度也难以衡量，如果没有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不但可能产生激励不足问题，还可能引发寻租、利益输送等弊端。此外，由于国有企业的特殊性和政府干预的惯性，简单的“两权分离”并不能使国有企业转变为真正的市场主体，还需要在诸多领域进行相应的市场化改革。可见，公有化程度越高的领域，改革的难度越大，产权越难明晰，越难与市场经济接轨。因此，某种意义上讲农村经济制度变迁是一步到位的，并在短期内取得了巨大成效;而国有企业改革面对的利益关系要复杂得多，需要逐步推进，其短期绩效也逊色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

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制度，要实现从计划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其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是难以想象的，阻力也是相当大的。加上没有现成的经济制度和经验可供借鉴，中国的经济制度市场化变迁没有一下子全面铺开，而是在实践中探索前进，选择了以点带面、以局部带动全局的制度创新路径。这种以局部带动全局的制度创新在地域上表现为：先在条件较好的地区通过发展市场经济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再通过辐射效应带动全国的经济增长和市场经济发展;先在有条件的地区进行改革试点，再推广到全国。具体来讲，最为典型的就是根据不同阶段改革开放的需要，相继建立了经济特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新区以及自由贸易试验区等。

为了在经济制度变迁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同时保持经济发展的稳定，就必须从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市场经济制度较易建立的地方开始，经济特区应运而生。1980年中国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1988年又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经济特区是以引进外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为主的区域，一般设置在地理位置较为优越、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比重较低、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的地区。这些地区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制约较小，非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外资经济比较容易发展。在当时投资环境较差的情况下，为了吸引外资，中央赋予这些地区特殊优惠政策，包括税收优惠、金融优惠、土地厂房使用权优惠、固定资产折旧优惠以及放宽外汇管制等。这些特殊优惠政策对扩大对外开放、加快引进外资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也构建了经济特区独特的经济竞争优势，使经济特区以超常速度实现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并有效带动了全国的经济增长，也为全国的改革开放起到了“窗口”和“试验田”作用。在经济特区实行特殊优惠政策，固然对突破旧制度、建立新制度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却不符合市场经济所固有的公平竞争规则，不符合经济制度变迁的最终目标。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特殊优惠政策的覆盖面将越来越狭小直至消亡，而普惠政策的覆盖面将越来越宽大直至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又先后建立了一批包括深圳、厦门经济特区在内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经济制度变迁从重点突破、单方面改革向综合配套改革转变的必然产物，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必然选择。顾名思义，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核心在于全局性、系统性、链条性，要从生产、流通、分配、消费以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城乡、生态等方面多领域进行制度创新，形成相互补充、相互配套的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以增强各方面、各领域、各层次的协调性，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中央选择有一定代表性又符合条件的地区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并把解决各地区发展中面临的主要矛盾与攻克全国性制度创新难题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全面系统的制度创新，率先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为全国其他地区的综合性配套改革发挥示范作用。应当说，创建经济特区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都是为了促进计划经济制度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转变。如果说经济特区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開辟了道路，那么，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则是与经济特区一起，为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创造条件[8]。

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规模效益的存在决定了市场经济是开放的。随着对外开放的逐步扩大，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的市场经济与外部的市场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为了适应新时代经济制度创新和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国范围内相继建立了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深化制度创新和扩大对外开放的战略高地，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通过深化改革加快商品、服务、人才、资本、技术、信息等的国际流动，通过市场机制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同时，要从商品和要素市场的开放上升到市场规则的开放，不但要学习发达国家好的经验，也要坚持和推广自己好的做法，还要为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完善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优化作出积极贡献。截至2020年9月，各地自由贸易试验区已形成260项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为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也有效促进了国内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

中国经济制度变迁具有明确的市场化方向，目的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要求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但需要逐步推进，还要求制度变迁是系统性的。这里基于中国市场体系的发展，进一步说明中国经济制度市场化变迁的渐进性与系统性。高标准的市场体系要求实现市场准入畅通、开放有序、竞争充分、秩序规范：国内市场统一，不仅仅是地理空间上的统一，还包括市场规则的内在统一，要消除各种行政障碍，为各类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市场开放不仅仅是对外开放，对内也要开放，即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和部门之间相互开放，形成跨部门、跨地区、跨城乡、跨行业的商品和要素资源自由流动的统一市场体系;完整的市场体系不仅包括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商品市场，还包括资本、劳力、土地、技术、信息等要素市场，不仅包括现货市场，还包括期货市场。完整的市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不可能一步到位，需要分阶段逐步推进，进而具有渐进性、顺序性，具体表现为商品市场发育、要素市场发育和期货市场发育三个不同阶段。

与计划经济制度相辅相成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只承认消费资料是商品，不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更不承认要素是商品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商品关系“只限于个人消费品”。。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把商品的范围从消费资料扩大到生产资料，但也明确提出“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不是商品，土地、矿山、银行、铁路等等一切国有的企业和资源也都不是商品”。因为这涉及要素和资源的核心问题，即所有制问题。然而，经济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通过放开包括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购销和价格，使商品供给根据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而变化，使供给与需求相匹配，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这就要求要素配置也要市场化，让要素能够根据市场信号进行自由流动、重新组合和优化配置。没有要素市场对资源进行市场化配置，只能发挥微观组织的比较优势，无法通过要素的自由流动提高要素生产率和报酬率。此外，要素市场还可以通过地区间、城乡间的要素流动和配置，缩小地区间、城乡间的差距。因此，没有充分发育的要素市场，也就没有完整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一个重要理论创新，就是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由“基础性作用”上升到“决定性作用”，从而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理论基础[9]。202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正式发布，这是中央关于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第一份文件。

在中国经济制度变迁过程中，消费资料市场、生产资料市场、要素市场和期货市场的发育呈现明显的渐进性和顺序性，要素市场、期货市场的发育相对滞后。要素市场发育滞后，既有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观方面的原因。主观方面的原因主要是：认为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特征，公有的土地是不能买卖的;劳动者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人，劳动力不应当成为商品;既然土地和劳动力这两个最基本的要素都不是商品，不能进入市场流通，那么就不存在要素市场。客观方面的原因主要在于：新中国成立后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追赶型经济发展战略，而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在当时的条件下所必需的资本原始积累只能由“三农”来承担，其主要途径是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和城乡要素价格剪刀差，这就必然会抑制农村要素市场的发育，比如严禁农村劳力、土地在市场上流通和交换。中国“三农”问题之所以长期得不到解决，要素市场发育滞后是其中重要的原因。长期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主要在供给侧。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供给侧和需求侧都有影响，但并没有改变供需关系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供给侧。只有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才能促使要素从低效领域向高效领域流动，提高要素质量和要素配置效率，推进经济发展动力转变、效率提高、质量提升，从而不断优化供给结构。而要发挥市场在资源（或要素）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建立健全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就必须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步伐，推动政府从“定价格”向“定规则”转变。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要素流动都要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直接干预，通过市场竞争形成要素价格，进而调节要素市场的供求关系，优化要素资源配置。

随着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形成与发育，客观上要求建立规避市场价格风险的机制，以防止市场供求和价格变化对经济社会正常运行造成的严重冲击。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规避和转移市场价格波动风险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借助于政府的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特别是经济手段，即根据不同时期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主要矛盾，实施不同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过多的政府干预，不利于市场的发育和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另一种是借助于市场经济所特有的自我调节、补偿和平衡功能，将价格波动风险进行分解和转移，比如由风险投资者承担，这主要是通过期货市场来实现。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相辅相成，是现代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其基本功能有两个：一是规避价格波动风险，即通过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有效分解和转移现货市场中的价格波动风险;二是提供较为正确稳定的预期价格信号，减轻和削弱资源配置中可能出现的盲目性和短期行为，使价格信号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积极作用。因此，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还需要积极发展健康的期货市场。

除了各类市场发育程度参差不齐，要素市场和期货市场发育明显滞后外，当前中国市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还面临诸多难题，主要包括：一是与城乡二元制度结构相联系的城乡市场分割仍然存在，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有待完善，若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城乡差别不断扩大的趋势将难以扭转;二是由行政分权和财政分权改革造成的市场分割较为严重，地方和部门利益膨胀限制了要素在地区间和部门间的自由流动，不利于区域和产业协调发展，也不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三是如何解决数据要素的确权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将数据作为一种新型要素提出，目的是促使其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当前中国制造业面临比较优势明显削弱的挑战，要重塑制造业国际竞争优势，必须加快推进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但是，数据交易中如何确權、单位是什么等问题尚在探索之中。，还有待于深入研究;四是市场规则建设滞后，市场交易行为不够规范;等等。由此可见，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需要积极推进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还很艰巨。

习近平同志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也是改革开放后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转变的结果。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起源于农民自发性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创新，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市场化取向，并逐步而坚定地系统化推进：以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为突破口，尔后逐步推进城市经济制度变迁;从制度外增量改革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内存量改革;从政策性调整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创新;从局部性制度创新入手，尔后逐步扩大到全局性制度创新;从塑造真正的市场主体到构建完整的市场体系再到制定有效的市场规则，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渐进性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以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而又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压抑较为严重的农村为突破口，从农村到城市，从增量到存量，从政策到制度，从局部到全局，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是为了更好地协调各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减轻改革阻力，以维护制度变迁中的经济社会稳定。同时，这种渐进性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坚持了党的领导，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人民主体地位，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等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进行了充分肯定、积极推广和科学优化，并自上而下地推动了城市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等系统化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不但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而且还实现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但仍需不断完善，而且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将面临更多更大的利益关系调整，可能会有更大的阻力。今后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必须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市场化方向，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也要处理好各方利益关系。新时代的经济制度变迁要着眼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也要放眼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济发展必须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经济制度变迁，一方面要进一步促进生产力进步，实现充分发展;另一方面要平衡好地区间、部门间、群体间的利益关系，实现协调发展。在促进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经济制度变迁也要促进高水平高层次对外经贸发展，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强。在新冠疫情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等的冲击下，世界经济下行而中国经济独好，反映出中国的市场经济至少在集中力量办大事、减缓经济波动、缩小贫富差距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基于市场化方向，中国以往的经济制度变迁学习和借鉴了发达国家发展市场经济的有益经验，今后也需要学习和借鉴，但更应挖掘本土经验并进行系统化集成，以更好地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势。因此，应将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践优势上升为制度优势和理论优势，为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制度变迁提供借鉴，并为世界经济运行机制的完善提供中国方案。

参考文献：

[1]许经勇.论我国的渐进式改革[j].财经论丛（浙江财经学院学报），1995（6）：1-8.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邓小平思想年编（1975—1997）[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4]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

[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832.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2

[10]习近平.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j].求是，2020（16）.

社会概论的论文篇十六

社会概论是大学新生入学时必修的一门基础课程，通过学习社会科学的基本概念、原理和方法，使学生能够全面了解社会现象和规律，培养社会思维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在这门课程中，我收获了许多知识，也深刻体会到了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下面将从社会概论课程的内容、学习方法、思维方式、社会实践和人生发展等五个方面谈一谈我对社会概论课的心得体会。

首先，社会概论课程让我了解到社会科学的基本概念和内容。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的知识交织在一起，揭示了社会现象、社会关系以及社会发展的机制和规律。这让我深刻认识到社会是由众多个体和群体构成的复杂系统，任何一个社会问题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例如，在学习社会学的课程中，我了解到“社会控制”这个概念，它解释了社会如何通过规范、制度以及各种手段对社会成员的行为进行调控和管理。这让我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不仅是个人意愿的表达，还受到社会规则和价值观的限制和塑造。

其次，社会概论课程让我更加深入地思考和研究问题的方法和途径。社会科学的研究需要运用科学的方法和思维方式，通过观察、实证和统计等手段，准确把握事实和现象的本质，提出合理的解释和见解。例如，在学习社会调查的课程中，我们学习了实施问卷调查的技巧和原则，以及数据处理和分析的方法。这让我了解到调查研究需要建立合理的样本和问卷设计，用科学的方法和统计学原理来解读调查数据。这进一步强化了我的实证思维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使我在日常生活中更加理性和客观地看待问题。

再次，社会概论课程通过引导我们进行社会实践，实践中学习和实践中提升。在社会实践中，我们通过参观社会机构、开展社会调查、参与志愿活动等方式，走近社会，亲身感受社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例如，在一次社区调研活动中，我深入了解到社区居民的生活困境和需求，也看到了社区组织和志愿者的积极努力，为社区居民提供帮助和支持。这让我明白社会问题需要社会参与和集体行动来解决，而不仅仅依靠个体的努力。社会实践不仅使我将课堂知识与社会实际相结合，还培养了我的团队合作和社会责任感。

最后，社会概论课程对我的人生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社会概论课程不仅提供了具体的社会科学知识，还培养了我作为公民的素养和社会意识。我逐渐认识到社会不仅关系到个人的利益和幸福，更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和进步。因此，在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中，我会更加关注和思考社会问题，积极参与社会实践，为社会发展尽自己的一份力量。社会概论课程让我认识到自己的思维方式和看问题的角度还需要不断地扩展和深化，这将有助于我在专业学习和职业发展中更好地适应和应对变化。

总之，社会概论课程给我带来了丰富的学习体验和思维方式的转变。通过该课程的学习，我深刻认识到了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了解了社会科学的基本概念和内容，掌握了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我通过社会实践更加深入了解社会现实和问题，培养了社会责任感和团队合作能力。此外，社会概论课程对我个人的人生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我将继续积极参与社会实践，不断提升自己的社会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作出自己的贡献。

社会概论的论文篇十七

xx暑假已经到来，许多的学生放假在家。他们每天除了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还可以进行体育锻炼，参加各种补习班，或外出旅游等等。假期本就是一个放松的时间，可以随性所欲。

二、问题的提出

轻松愉快的暑假是每一个中小学生所向往的。那么，在暑假期间学生们又在做些什么呢?他们是在家复习功课，和父母出门旅游，还是参加各种各样的学习班培养自己的特长等等。中小学生的暑假还存在哪些问题?学生们的暑假究竟该怎样度过?针对这一系列的问题，我对当地的中小学生的暑假生活进行了调查。

三、正文

现在多数的家庭父母都有自己的工作，平时父母上班，孩子上学。可到了暑假，学生常常是自己在家。没有了父母和老师的看管，这些未成年人能管理好自己的生活吗?处在这样一种无组织、无规律的生活之中，学生的人身安全是最大的隐患。

在走访的过程中发现，超过6成的学生在暑假期间是独自在家，没有父母或其他大人的照看。他们安排自己每天的生活，什么时候学习，什么时候看电视，什么时候出去玩，什么时候参加课外的补习班……尽管每个学生的暑假生活会有所不同，但基本的内容是一致的。

值得注意的是网吧是多数学生打发假期时间最常去的地方，另外，暑假天气炎热，很多学生为了避暑去野浴，这都是很危险的行为。据调查，本市有一半以上的中小学生，整天泡在网吧或是游戏厅里，给孩子们生命安全造成了很大的隐患，也给家长的工作和学习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如家住本市湘北市场姓王的同学，今年14岁，暑假的第一天进游戏厅玩耍，另一个姓杨的同学上前找王要游戏币，王不肯，杨便操起椅子向王猛砸，尔后又用木棒打其后背，将王打得鲜血直流，晕倒在地，终因抢救不及时，流血过多而死亡。又如一姓胡的孩子暑假在家无所事事，便和几个同学去附近农村的坝里游泳，胡本来还会游几下，但由于水草缠身，一时慌张，弄不清方向，他拼命地往深水处挣扎，终因体力不济而活活淹死。其年近七十的奶奶突闻噩耗，一时支持不住，心脏病复发，抢救无效而死亡。

如果这些学生有大人的照看，有人来管理他们的生活，这些惨剧或许就不会发生……但既然已经发生，我么就要从中吸取教训，避免类似时间的再次发生。

暑假的时间很长，很多家长并不放心把孩子单独放在家里。于是，家长为孩子报学习班，既希望能培养学生的某些特长，又能让学生的生活有些规律，毕竟学习班里有老师看着学生，情况会好些。

根据有关部门的数据显示，32%的中小学生在暑期中参加了课外辅导班，但喜欢参加课外辅导班的孩子数只占6%。数据显示，家长在孩子学费上的支出占所有支出的65%，学习科目主要集中在英语、计算机、数学、文艺等方面。其中，28%的家长希望孩子通过参加暑期活动来提高学习成绩，26%的家长希望孩子能够提高学习兴趣。

所以在暑假期间经常可以看到很多的学生背着书包坐公交车到各各学习班上课。商家也看准这个时机，开设各类的补习班招揽生意。

作为“假日经济”的一种延伸，长达两个月的暑期成为不少商家获得经济效益的“黄金时期”。这对有些孩子而言，假期却十分难过，他们那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父母又会给他们报上各种各样的学习班、特长班，对此，家长们也有自己的难处。

通过对所的数据的频数分析可以看出，大一学生的课外时间最多，平均达到每天六小时，而大三学生的课外时间相对较少，平均每天两小时。如图课外时间柱状分析图。

在调查中显示大学生对课外生活自我安排的态度可以看出，50%同学都是稍微安排自己的课外生活，余下的部分，约有10%是仔细安排，而大多数都是无所谓或者不安排，由此可见大学生对自己的课外生活都是没有自主安排得，由此窥视出大学生的课外生活质量出于一个不理想的水平之上，亟待解决。

大学生的课余生活类型以娱乐主导为主。

根据某种活动在课余生活中的主导地位为标准，可简单地将大学生课余生活分为学习主导型、活动主导型、运动主导型、娱乐主导型等类型。在学生课余活动中选择率最高的是上网，占89%，而睡觉、玩手机、体育运动等也分别占55%、445和35%，这说明大学生课余生活类型是以娱乐主导为主。

对课余生活的利用情况

大学生课余生活脱离了社会，不利于技能和经验的提高在大学生的课余生活中，做兼职、义工，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人很少，体现了大学生的课余活动脱离了社会，不利于大学生在个方面能力与技能的提高，也不利于大学生为走向社会做准备。

以上的种种数据从各个方面反映了目前当代大学生的总体课余生活的状况，对大学生的课余生活状况有了全面的了解和认识。

(二)对比比分析

1、不同性别的大学生课余生活的对比分析其中在购物和健身方面有着明显的性别差异。在购物这一项上女生占36%，而男生只有16%;相反，在健身一项上男生占22%，而女生则7%。通过性别之间的对比我们不难得出，男女生之间的课外生活所存在的差异极大程度上是受各自性别因素上的影响。

2上网的学生多，使用时间长，上网目的不一。

从调查结果看，约40%的学生每天花2-3小时上网，占其所有课余时间50%左右，且12%的时间用于学习查资料，68.6%的时间用于聊天，上校内及论坛，看影视剧。这表明，网络在大学生课余生活中越来越重要，大学生也越来越钟情于这种新兴的娱乐学习方式。但仅有12%的上网时间用于学习查资料，其余大部分用于聊天，冲浪，游戏和看影视剧。可见，大学生的网络的学习价值和功能有待开发和提高。

3、上网的主要内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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