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生活中，总会有一些与我们学习和工作无关的琐事。总结的写作要注重逻辑和条理，合理安排内容，使读者容易理解并能从中得到启发和启示。通过阅读这些范文，可以拓宽我们的思路和视野。

中国文化概况论文篇一

中国，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中国，一个承载着无数文明的古国；中国，一个充溢着希望的国度。五千年来，茶叶的清香在空中散发出的是中国人的情怀，粉墙黛瓦在水乡中维持着的是中国人的传统，毛笔在宣纸上静静地转动书写的是中国人的历史。夏日的荷塘月色，冬日的雪映长堤，随着七弦古琴的乐律，在中国的万里疆土上，永久地连接着它的过去和未来。

我第一次接触到国画是八岁，当初只是学了一些皮毛，但在那短短几年间，我却爱上了这些染着悠悠墨香的水墨画，爱上了笔墨纸砚。而宣纸，它留给我的印象最深，不是多么华美的形象，而是洁如雪，雅若梅，粗看之下，仿佛夹杂着日月的明朗，。它的味道总是微微染上墨香，从不像生硬的浓香。宣纸的气息，是让人心安的淡雅之味，也许，这便是中国文化之真谛吧，不张扬，但清丽。像那些用笔尖晕染，勾勒出重重意境的水墨画一样，像不染凡尘，轻灵洒的脱仙人一般，在墨香中移步于历史的长河。

一截飘扬的水袖，一段铿锵的乐声，几声充满绵意的轻柔唱腔，从戏台上，书本上，甚至电视上，带给了我无穷无尽的念想。在各类戏剧中，我尤其爱越剧，那台上女子婉转的唱腔，时而啼血悲诉，时而略带豪情，那长长的袖一扬，动作轻缓舒展，唱腔绵长轻盈，浓妆艳抹，金银挂饰之下是灵动秀气的心灵。越剧的美，还美在它的语言，如：“牡丹谢，芍药白，海棠青，杨柳带愁，桃花含恨”。一字一句无不带着柔美、委婉之意。渐渐地越剧对我而言，那生动的形象不再在那电视上停留，而是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暗暗地传播着中国经典文化的美韵。

光洁的表面，精美的青色花纹，是我对瓷器的印象，然而，这又是多么浅显的观察，它上面印的是落霞吗？要不怎有此番雍容。它上面印的是水流吗？要不怎有此番似柔似刚的风韵？景德镇瓷器上，精美的莲花给出了回答，它穿过历史的潮流，穿过年代的轮回，突破陈旧的灰土，在温润如玉的青瓶上，飞出了凤凰，绽开了锦花，光润的瓶身，在历史的沉淀中，静静地记录着那些金陵台殿雄伟和霓裳羽衣飞扬的那一瞬间，记录着属于中国的古典之美。

柔软地似水，明艳地似光，绵长光滑的丝绸就像时间似的从我手中流开，针脚熙攘之间，一个个生动又抽象的物体在眼前一闪而过，闪金的线条流畅地在华美的“画卷”上穿梭，不带一丝生硬，灯光摇曳之下，在手间拂过的“咝咝”声浸透着空灵的清音，在空中久久地回响着，穿过了千年的时光，穿过了那遥远的“丝绸之路”，穿过了那阵阵驼铃，一直向未来飞去。

窗外，雨在不住地下，浸着清凉的水珠从黑青的瓦上滑落，随之染上了晕黄的白墙，在青石砖上连成一片，汇聚成一条长长的水流。是的，在日月轮转，花开花落，云卷云舒之间，中华在静悄悄地雄壮起来，也在静悄悄地点燃着每个人心中的中国魂！

中国文化概况论文篇二

当人们从现实生活中愈来愈深刻地体会到计算机信息网络对行为方式的影响，朦胧地预感信息化为社会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时，作为影响我国信息化全局的电子政务工程已经启动了。其来势之猛、影响之大、复杂程度之高往往超出了人们的思想准备。在这个时期对电子政务认识的局限性和多样化是不可避免的。而如何将我们的认识统一到相对科学的轨道上来，已成为电子政务战略规划所面临的首要任务。

当人们习惯地将电子政务的建设侧重于计算机网络，用传统的系统工程的思维方式来考虑电子政务建设思路时，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电子政务及其战略规划》一书提出了新的视角。这一新著将电子政务看作是以信息化方式推动的政务改革，而改革的实质是中国文化的跃升进程；作者强调通过规划方法论的研究来综合对国情的理解和对发展模式的探索。这一研究思路对于开阔眼界、应对当前统一认识的需求，以及规范电子政务规划工作无疑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电子政务及其战略规划》一书突出了两条主线来认识电子政务的建设：其一是从方法论的角度解读美、英等国电子政务战略规划范例，力求对应这些国家的`主客观条件提取其战略要点，并在此基础上较为详细地讲解了战略规划制定的方法论原则；其二是将电子政务的建设区别于面对客体工作对象(如铁路、机场、水库的建设)的传统系统工程，强调两者间的性质差别，认为电子政务的工作对象是处在变革、发展进程中的政务管理系统，它不仅包含作为客体对象的现代计算机网络，而且包含了体制的选择、文化传统特征、人们需求的情意性和满意性，特别是决策者的偏好及意志品质等诸多的主体内容。认为电子政务的建设是围绕着政务改革的目标，在经济全球化的竞争环境中，通过主客体之间相互渗透、相互改造、相互优化、协调发展的有机体的演化进程，而文化动力是影响进程的核心要素。

由于书中涉及的领域广、复杂程度高，作者期望从多重现象中探寻本质并连接成系统性的思维线索，无疑是一次大胆的尝试。书中所摸索的两条脉络提出了各自的雏形，在理论上还不够成熟，还没有解剖、填补两条脉络之间的有机连接关系，这些任务需要在实践中逐步完成。

电子政务的建设是一个与国情相适应，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同步，与中华民族文化相融合的长期任务。战略规划的实质是回答如何通过信息化实现政务体制创新的路径问题。在这一情势下这本书所讨论的观测视角和认识方法，无疑对拓宽电子政务的建设思路具有启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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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概况论文篇三

中国的书法艺术与京剧、武术、针灸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四大国粹。在华夏五千年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汉字的书写逐渐升华为一门艺术，这在世界各种文字的发展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中国书法艺术与中国文化相表里，与中华民族精神成一体。中国文化的精神是天人合一、贵和尚中。这种强调整体和谐的思想，肯定事物是多样性的统一，主张以广阔的胸襟、海纳百川的气概，兼容并包，使社会达到“太和”的理想境界。书法的理想境界也是和谐，但这种和谐不是简单的线条均衡分割，而是通过参差错落、救差补缺、调轻配重、浓淡相间等艺术手段的运用，达到的一种总体平衡，即中国文化“和为贵”的价值观，通过书法艺术的中和之美得到了完美体现。

儒道互补、刚柔相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基本内容。儒家倡导刚健有为、自强不息，《论语》用“任重而道远”来勉励“弘毅”的“士”；《老子》主张“致虚极，守静笃”，引导士人以清静无为从喧嚣的尘世中得到解脱，成为儒家思想的补充。中国书法艺术对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的追求，毫无疑问受儒道两家追求理想人格的影响。当然，书法艺术中对阳刚与阴柔的表现，不是二者仅取其一，非此即彼，而是兼而备之，有所侧重。以王羲之为代表的晋人书法，由于晋代士人的价值取向，崇尚高迈俊逸的精神风格，洒脱清远的精神气度，其书法艺术总体上以阴柔为基调，含蓄蕴藉，寓俊宕之骨于清逸之气，柔中带刚；反之，清代又由于汉民族在心理上有着抑郁愤懑之情结，特别是金石之学昌盛，使书家从中获取一种强劲的动力，以释抑郁之怀。

先秦哲学中，道家的虚无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深远。书法艺术中注重对空白的经营，强调在无墨处施展才华，计白当黑，正是这一观点的具体体现。在书法艺术中，一纸之上，着墨处为黑，无墨处为白；有墨处为实，无墨处为虚；有墨处为字，无墨处亦为字；有字处固要，无字处尤要。白为黑之凭，黑为白之藉，黑白之间，相辅相成；虚为实所参，实为虚所映，虚实之际，互为所系。老子的对立统一思想，被书法艺术中计白当黑之实践体现得淋漓尽致。

书为心画。就个体而言，书法作品中的笔墨线条，是书者情感的倾诉，心性的抒发，怀抱的展示：《兰亭序》可见王右军之飘逸，《祭侄稿》可睹颜鲁公之悲愤。就整体而言，自古至今的书法珍品，凭借着千姿百态的线条构建，共同聚集着对中国文化的陈述，对民族精神的彰显。

中国书法艺术对中国文化的诠释深刻而周详，对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博雅而细腻。我们从对中国书法文化的研究中，看到了中国文化中富有生机的精华，更看到了书法艺术中所蕴涵的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

（选自《中国书法报》，有删节）

5．下列对于中国书法艺术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a．中国书法艺术是文字发展史上的奇迹，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中国四大国粹之一。

b．中国书法艺术追求总体平衡，反映了中国文化和谐统一的思想。

c．中国书法艺术不是线条艺术，而是综合运用位置、色调、黑白等手段的艺术。

d．中国书法艺术周详地诠释了中国文化，蕴含着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

6．下列对中国书法与中国文化的诠释，正确的一项是（）

a．通过对书法艺术的`鉴赏，我们能够感受到“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和“清静无为”的中国文化思想。

b．书法艺术对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的表现，体现了书法艺术或受儒家思想影响，或受道家思想影响。

c．晋人书法艺术受儒家思想和民族心理的影响，总体上以阴柔为基础，含蓄蕴藉，寓俊宕之骨于清俊之气，柔中带刚。

d．清代由于汉民族在心理上有着抑郁愤懑之情绪，使得书家从金石之学中获取一种柔中带刚的动力，以释抑郁之怀。

7．下列对原文中作者观点的概括，不正确的一项是（）

a．中国文化的精神是天人合一、贵和尚中。这种强调整体和谐的思想与中国书法的中和之美构成了一里一表的关系。

b．我们对自古至今留存的书法珍品加以研究，发现每一幅作品都是凭借它千姿百态的线条构建聚集着中国文化的陈述。

c．中国书法艺术注重对空白的经营，强调计白当黑，在无墨处施展才华，这正是道家虚无思想对书法艺术影响的体现。

d．《兰亭序》体现王右军的飘逸，《祭侄稿》表现颜鲁公的悲愤，可见，中国书法艺术借助笔墨线条，倾诉情感，抒发心性。

参考答案：

5．c（“不是线条艺术”错误）

6．a（b原文中是“阳刚与阴柔的表现，不是二者仅取其一，非此即彼，而是兼而备之，有所侧重”；c“儒家思想”应为道家思想；d“使得”关系不当，“柔中带刚”与原文“强劲”不符）

7．b（并非每幅作品，而是“就整体而言”）

中国文化概况论文篇四

钱穆先生曾专门写了《理学与艺术》长文，对理学影响艺术（主要论画）作了深刻的阐述。虽不少精思，启迪后学，但对书法评价阙如，实在遗憾。今从书法与理学角度析之，以补其缺。

每一个时代的美学思潮都来自哲学思想，而书论必然受到主流思潮的影响。三教合一对中国书法的渗透，奠定了中国书法美学思维的高度。儒家的文质彬彬，里仁之美，至大至刚；道家的大朴不雕，天地大美，玄淡清远；佛禅之空灵圆融，即心是佛，心法为上等，无疑左右着书法创作。只有到了宋代，文化转型带来了巨大的观念更新，历史进入到近古时代，书法也出现了变化。在书学思想中，典型的是“理学书论”的出现，影响相当深远。尽管许多学者深挖中国艺术精神的实质，高言是创变、阳刚等，实际上忽略了中国文化发展的特殊性――致中和的书论思想方为主流。徐复观说中国文化是“心”的文化，应该限定在宋元明清，内倾性奠定了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这个时期在书法上，最典型的是“理学书论”的盛行，它是为理学文化之分支。理学文化是理学影响圈与书论所发生的种种关系的总和。宋代理学的发展促进了传统儒学的思辨化，作为宋学核心的.理学家涉足书坛而形成了理学书论，起点甚高。（参考吕总《宋代理学文艺论纲》）

一、理学书论对文艺的影响

自宋以来，融合三教而归宗儒学的理学，史称新儒学，有着包容多种学术思想而统一于儒家的气度，改造了原始儒学的思维结构。儒家为经学之丰流代表，其中以理学影响最大，宋元明清直到现在，虽然内部分化主要为道学、心学之异，也包括蜀学、洛学、闽学、关学、濂学、新学之争，最后都集中体现在程朱、陆王之论战中。尽管对“宋学”“汉学”之争各不相让，但经学作为主流文化，已经深刻地烙入书法理论与创作实践中。理学最大的思维特点是“外透天道，内彻心性”，即天人合一。自宋至清，可以说主流书论是理学书论（有专文论述）。理学对待艺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修身层面上，强调“敬”“反省”“涵养”“持养”的妙用，主张“艺道一体”。“涵养德性”是理学家共同之追求。子思《中庸》已提出“德为圣人”命题。程颢进一步提出：“德性者，言性之可贵，与言性善，其实一也。”实际就是“性即理”也。程颐则曰：“性禀于天，才禀于气”。养气修心如对至尊即对天理。钟人杰《性理会通》载：“程子曰：某写字时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学。”这可以看出以书体道之典范。

（二）在文道关系上，或主张“文从道中流出”，或言“艺道双进”，或言“道重艺轻”。理学家认为：“和顺积于中，英华发于外。”认为学养的作用明显。但多数认为“道重器轻”，把文艺都视为“形而下”的东西。程颢认为：“文必贯道”“器必贯道”。

（三）在创作方法上，强调“心性”，力主“性灵”――性情与灵机的结合。强调“内外交相养”，从心性与天道两方面结合看问题。程子认为：“心通乎道”；朱子的“心统性情”说最为典型。心中未发则为“性”，无善恶；既发出来则为“情”，有善恶。最后还得回归“天”乃为“性灵”。

（四）在审美功用上，倡导“天趣”与“人功”的结合，最终追求“天人合一”。强调“格物致知”“格物穷理”，尤其重视“天成”“天全”“天放”“天德”等内容，所谓“尽性以知天”。

（五）在审美风格上，主张“沉潜敦厚”，“从容中道”，有圣贤气象为贵。也喜欢平正端庄，反对欹侧放荡。朱熹对苏东坡、米南宫的责难如“把字写坏了”，过分批评其夸张姿态，但有时又肯定其“英风逸气”。

（六）在艺术品格上，强调人品对艺品的作用，“书关德性”，“人品即艺品”。这是理学家追求“孔颜乐处”、仰慕“圣贤气象”、培养“浩然之气”的具体表现。而文艺之功用必须体现“圣贤气象”，体现一种超然、博大、刚正的人格，是宋儒普遍的共识。

理学家的文艺观有时前后矛盾，这是因为他们自身兼有道学家和文艺家两重身份的原因。

（七）思维上的“物必有对论”所开创的辩证精神。从《易》开始的“阴阳之道”“相摩相荡”到邵雍的“一分为二”命题，二程《遗书》的“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体现出宋学的理性精神与辩证法思想。

二、理学书论的巨大影响及特点

自宋而后，尤其是南宋，理学逐级对书法的渗透，日见明显。元代统治者将朱子著作提升为考试标本，学术与政治结合，其影响至为巨大。明代更官方修著《性理大全》，以程朱之学作为取仕依据，清代统治者也注意理学的治世作用，偏于调和人民与统治者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重视心法。所谓“书为心画”，既重视古法，更重视心法。元代郝经提出了“书法即心法”的命题。明代相穆《书法雅言》特重“心相”之说。清刘熙载《艺概?书概》提出了“书尚清而厚，清厚要必本本于心行”之说。他由此提出“书为心学”之说。都丰富了“书为心画”之内涵。

（二）重视“静”“敬”的蒙养工夫，强调“养气说”。文徵明写字态度“非要字好，直此是敬”。董迪《广川书跋》云：“夫君子养心，必气和而在，物无累之，则浩浩搏天之外而若无所碍也。”黄庭坚《跋牛头心铭》亦云“学必以治心养性为本”，所谓“尽心性之蕴”，自成道种。刘熙载《游艺约言》提出：“不论书画、文章，须以无欲而静为主。”

（三）强调“胸次”，以积学和游览来开拓心胸，以雅去俗，神明而化之。如董《广川书跋》所谓“胸中磊落，自成丘壑”。钱穆先生《理学与艺术》认为：“宋代人论画，重人品心胸，又深涉性理，乃亦知重日常人生之修养。”其实，宋人论书亦然。胸中造化，吐露于笔端。所以张之屏《书法真诠》队为书法之美在二者：一曰气象，一曰风采。这都与书家心胸有关。

（四）重视“韵胜”之书。倡导“逸”格，从审美到人生都追求“逸”的态度。书观“气象”。书法涵蕴人之德性。书之韵在不俗，在远离尘俗。如李祖年《翰墨丛谈》所谓：“笔墨之道，以之陶写性情；着得一点尘俗，便不佳矣。”刘熙载《游艺约言》提出“人尚本色”，指出“劲气、坚骨、深情、雅韵四者，诗文书画不可缺一”。（五）强调方法上的“妙悟”，体现为“心通”说。书理与禅理相通，贵在“参详”“顿悟”。王维云：“妙悟者不在多言，善学者还从规矩。”朱长文《续书断》所谓：“天下之事不心通而强以为之，未有能至焉者也。”黄山谷认为“学书如学禅”，必须参悟。

（六）强调步骤上的“技进于道”。或言“道进乎技”。如苏东坡评秦少游书“技道双进”。朱长文《续书谱》云：“书之至者，妙与道参，技艺云乎战。”南宋刘克庄认为“艺不习则不工”等，都要求“技与道俱”，不可只停留在技法层面。

（七）学书原则上先在“明理”，然后“达意”。有常形有常理，理得而法正，法正则意新。张怀《画苑补益》曰：“造乎理者，能尽物之妙。”刘熙载《艺概?书概》认为：“是则理性情者，书之首务也。”便是明书理取近道也。

（八）书法欣赏在“神会”，不可以形器求也。沈括《梦溪笔谈》所谓：“书画之妙，当以神会，难可以形器求。”欣赏艺术唯求“畅神”而已。张怀《书议》《书断》等系列书论中所谓“一字见心”，“以风神气骨为上”，便是的论。

（九）重视学问对于书法的作用。晋人提出了“积学以致远”。东坡提出“读书万卷始通神”。黄山谷诗云：“书是人间真富贵。”钱穆先牛说：“内基于性，外资于学，务学以开其性；理学家之精修道德，与画家之沉潜于艺术者，同条共贯，事非有异。”钱先生应该知道，书家何尝不是如此。

（十）重视“天趣”，主张“以人复天”，强调“天机自然”。所谓“得自天机，出于灵府”。（郭若虚《图画见闻志》）明代屠龙云：“人能以画寓意，胸中便生景象，闭端妙合天趣。若不以天生活泼为法，徒窃纸上形似，终为俗品。”张之屏《书法真诠》专辟“养气第十六”，尤其重“养天机之清妙”。他在“标格第十四”中云：“若夫天机高朗，骨格清苍，足以横绝古今者，当以王觉斯为第一”。

（十一）人品即书品。强调书法家人格修炼与书品形成的对应关系。如文徵明题画曰：“人品不高，用墨无法。”张之屏《书法真诠》“观人第十五”认为：“书画一道，肆习者固在天资高，尤赖根器厚。”这根器即在“人品”“人格”的魅力。

理学书论中的疑古思想、尚理明道、注重学养、融合多教等观念，确实拓宽了书论的范围，在更为广阔的领域内我们俯瞰书法，尤其从本体论来观察书法，获得更大的精神空间。这也是理学对书法的贡献。

三、理学书论的负面影响

理学对书法的影响，自然也是双方面的，有着正、负作用。正面如上，负面影响如下。

（一）过分重视内在修养，忽略外在的形式美感。钱穆先生《理学与艺术》最后评价：“清代学者，虽亦高自位置，然既乏于济，复缺性灵，徒于故纸堆中骋心力，故文学艺术皆见不振。语其优者，不过为前代之后劲，无可分庭抗礼者。”，这更指出了大多数人的学习弊端。姚孟起《字学参》已经注意到“形”的作用：“晋人书，形不贯而气贯；唐人书，形气俱贯。”但这样的论述并不多见。

（二）过分注重人文内涵，简单地将书品与人品等观。造成了“自由人格”的失落。如元代郝经《叙书》等文中提出“道不足则技始以书为工”等语，有些忽略技法的倾向。人品与书品未必决然对应，如对赵子昂、蔡京、王铎、林彪等的书法认同，需要辩证理解。

（三）过分重视“端楷”，对于欹侧，放荡的行草等不能容忍。尤其是对于有创变意向的作品多视为“异端”，明显的受到朱熹等“淳儒”思想的影响，朱子就专作“端楷论”，有利有弊。陈绎曾《翰林要诀》所谓“笔笔有古意，字字有来历”，强调功夫精熟，并不注重专精、博览之后的“蜕化”，即是创新意识。这也是“院体”“台阁体”“馆阁体”等得以生存的原因。

（四）注重“文质相符”，对“写意精神”重视不够。连“难得糊涂”的郑燮也在题画中说：“‘写意’二字误多少事。欺人瞒自己，再不求进，皆坐此病。”虽然，他提倡“必极工而后能写意”，但当时所出现的反对“写意”的情况是一致的。如明代倪后瞻《倪氏杂著笔法》对王铎的变法大加挞伐，认为王书“魔气甚大”，对董其昌过分吹捧，令人生厌。项穆《书法雅言》对祝允明草书的非难“晚归怪俗，竞为恶态”，这有些矫枉过正了。

理学书论是丰富的，也是复杂的，甚至矛盾之处不少，反映出时代变化之丰富多彩。我们更应该根据实际情况来分析，如许多书家在早期与晚期的理论出现矛盾，这恰好说明了时代所压，有时必须改变观念的趋势。研究者也应该知道书论演变的复杂多变，方能不拘泥于一端，如盲人摸象，那就很难管窥全豹了。

中国文化概况论文篇五

媒体与设计学院

艾孜买提 5102049017

摘要：“历史循环”是一种古老的观念。中国战国末期的邹衍曾提出五德终始说，用当时流行的五行解释历史的变迁和王朝的更换。他认为历史是所谓五德的相继更替、周而复始的循环。后来的一些资产阶级学者也宣扬过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社会，历史的继续只能是从这个顶点倒退到原始时代的观点。历史循环论承认历史按一定秩序变化，但曲解了历史变化的客观规律。社会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并不是简单的循环，更不是以资本主义为终点的封闭的圆圈，而是基于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形态不断发展和上升的过程。

关键词：中国文化 历史 进化论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蕴含着无数珍贵的文化财富。众所周知，文化也是人类进化的产物，而文化本身也是不断的进化，不断地积累。回溯时间的长流，中国文化发展过程当中，就有了对于历史的发展和文化的发展的思考。从文化的角度审视中国历史的进化，我们会发现早期的对历史的进化思想有着很多值得重新思考的地方。其实说到进化思想，进化的思想并不是在19世纪末才如神兵天降般影响到中国的史学界的。早在千年之前的先秦及两汉时期，便已出现了朴素的、带有哲学思辨性的进化思想。

中国的史学自古便是极为发达的，早在上古三代时期，《易传》就充分肯定了事物变易是具有必然性的，正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而百家争鸣的先秦诸子们在阐述各家思想的同时，也不时透露出自己对历史的看法。其中最为有名的，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当属“亚圣”孟子，以及他提出的“历史循环变易阶段论”。孟子提出了“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命世者”，认为历史的发展是二元循环的，盛衰之世在循环之间又以五百年为单位交替向前变易，而且历史的推动力不是人民，不是生产力，也不是某些偶然事件，而是天降的圣人。

由于孟子在中国思想界的崇高地位，他的历史循环变易阶段论难以避免的影响到了后世的史家们。即使有史家希冀提出具有进化思想的理论，也会不可避免地陷入循环的怪圈之中，但是在历史循环的每一个阶段内，也蕴藏着历史进化、变易、发展的趋势，二者可谓是矛盾的统一。如下是春秋战国与秦汉时期最突出的几个史学思想。

首先是以金木水火土五行之说为载体的“五德终始说”。此说是一种解释王朝更替与历史变易的学说，包括两个解释系统。其一是由战国阴阳家邹衍创立的按照“土木金火水”相胜之序来解说自黄帝以来的中国历史，其二是西汉经学家刘歆创立的按照“木火土水金”相生之序来解说自伏羲以来的中国历史。两种说法都认为每一朝代都有它的一德，就好象每一个人都有属相一样。不同的是，前者认为一德克一德，一个朝代取代另外一个朝代是依靠“逆取”、“革新”，这就叫做“五行相胜”；而后者认为一德生一德，前朝将天授之大位“禅让”于后朝，五德彼此相生。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哪一种解释，都是为了统治者服务的，都是为了证明新朝代旧朝乃是承上天之意，是合理合法合乎统绪的。从中我们能看出“五德终始说”的提出者们在创建这一思想时，是带有一种朴素的进化思想的，前朝气数、德运已尽，故新朝携新生或新胜之“德”，已全新进化之姿态接受天命，登上历史舞台。但即使如此，“五德终始说”也还是难以跳出历史循环的怪圈，只是从孟子的二元循环变为了五元循环。

而汉初的史学、经学家们则将此类带有神秘主义倾向及天人感应色彩的历史循环或进化思想继续发扬光大。

首当其冲的便是西汉经学大儒董仲舒及其“三统”说。董仲舒的史学思想无疑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易传》和邹衍的“五德终始说”的影响，他提出了“有道伐无道”之说，自夏以来是“夏无道而殷伐之，殷无道而周伐之，周无道而秦伐之，秦无道而汉伐之”的一个相克相胜过程。但董仲舒的史学思想体系的核心还是“三统”说。“三统”说是一种肯定历史朝代必须按照黑、白、赤三统依次循环更替的学说，此学说认为凡是异姓王受命而王，都必须改正朔，由于正朔不同，物萌之时的颜色各异，也就有了黑、白、赤三色。三统说从其表述形式而言，无疑是一种历史循环论，其最强调的就是一个“复”字，但就其实际内涵而言则是进化的。首先，董仲舒的三统说是一种体现亲疏之义的尊崇新王之说，主张新王与上两代旧王并为一轮之三统，新王需存二王之后，且帝王愈远愈疏、愈近愈亲，这种尊新王思想，无疑是一种历史进化论。再者，与“三统”相对应的是忠、敬、文“三道”，此乃一朝之礼乐制度，三道的循环是以变革礼乐，对前朝礼乐制度进行损益为主要内容的，当然也是一种进化论。因此董氏的三统说是一种以循环为表、进化为里的史观。由于儒家及其发展形式——经学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历史循环变易论一直占据着史学界的主流地位。

中国文化中展现出的早期的历史观其实就是“历史循环”，是一种古老的观念。中国战国末期的邹衍曾提出五德终始说，用当时流行的五行解释历史的变迁和王朝的更换。他认为历史是所谓五德的相继更替、周而复始的循环。18世纪意大利思想家g.b.维科认为历史的变化经过3个阶段：神的时代、英雄时代、凡人时代。历史变化经历了这个阶段以后，就会重新回复到原始时代，如此周而复始，循环不已。后来的一些资产阶级学者也宣扬过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社会，历史的继续只能是从这个顶点倒退到原始时代的观点。历史循环论承认历史按一定秩序变化，但曲解了历史变化的客观规律。社会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并不是简单的循环，更不是以资本主义为终点的封闭的圆圈，而是基于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形态不断发展和上升的过程。文化的进步推动了历史观的进化，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了近代史，也开始逐步融入世界，以进化论为主导思想的史学观也深刻改变了中国史学界，当然也带来了新的文化思潮。为此奔走疾呼得最为卖力的当属国学大师梁启超先生，在著作《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中，便开宗明义的宣称，“是故凡人类智识所能见之现象，无一不可以进化之大理贯通之„„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而另一位思想巨匠严复则用妙笔生花的译作将西方进化论介绍至中国，除了最为有名的《天演论》外，严复翻译的另一部西方社会学著作《社会通诠》则明确展示了西方历史的“图腾社会—宗法社会—军国社会”的进化历史观。用形象的说法来描述进化历史观就是，历史是一条由野蛮到文明的“直尺”，尺上有诸多“刻度”，代表了历史进化的各个阶段，常见的“刻度”有“石刀期—铜刀期—铁刀期”、“渔猎—畜牧—耕桑”、“野蛮自由时代—贵族帝政时代—君权极盛时代—文明自由时代”。整个历史进化过程是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代代嬗变而来的，正如梁启超所说的，“此数种时代，无论何国何族，皆循一定之天则而递进者也。”历史进化论思想可谓彻底改造或颠覆了过去中国史学界那种在循环与进化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史学思想，进化论将过去可能是一个圆圈或是一个螺旋上升的曲线拉直了，直线两端伸向无穷远。而持历史进化论观点的史学家们的另一个重要理论便是历史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所谓“优”与“适”，并非是传统史家所谓的有道德的，恰恰相反，无道德的，甚至野蛮强势乃至无耻者才在进化之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国只有且必须通过变法图存才能崛起于世界强国之林，与强者为伍。不然，若只是向世界宣示自己的弱小悲凄，或者说是“占有道德的制高点”，便只能走向灭亡，而这一思想便为清末的一系列改革变法乃至辛亥革命提供了思想理论支持。

或许当年达尔文在书桌前为自己的巨作《物种起源》写下最后一个句号时，万没有料到，他的思想早在千年以前，便以一种朴素的形态影响着万里之外的一个古老的国度，他更不会想到的是，他的思想还未经过太久，便已在那古老神秘的国度掀起了思想乃至政治的滔天巨浪。我想，历史的趣味便在于此吧。

中国文化概况论文篇六

100多年前，日本人福原有信从中国典籍《易经》“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一语中择“资生”二字作为其创办的药店的名字，从这一源自《易经》的店名出发，福原有信家族打造出世界级的美容化妆品集团——资生堂。

，肯德基、必胜客的母公司百胜餐饮集团推出第一个中式快餐品牌“东方既白”，其名典出苏轼散文《前赤壁赋》结语：“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藉。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创下“东坡肉”这道名菜的大文豪，以另外一种方式继续影响中国人的“胃口”。置身“东方既白”店内，一边进餐一遍还可以欣赏墙上影印版苏轼手书《前赤壁赋》，不失为赏心乐事。

19世纪诞生的资生堂也罢，4年前面世的东方既白也好，都从纷繁的中国典籍中找到最具张力的元素，做那品牌的磁铁石。

两大品牌虽为外邦所创，但始创者能如此神妙地利用这些元素，可见其文化鉴赏力与不凡的眼光，对中国典籍的把握确有过人之处。

正是这样的品牌，让我等平日里念着全球化这本经的中国人，在日常消费的间隙也能一瞥中国典籍之美。

借中国文化的题材来写品牌的文章，虽非中国人所为，为憾事，亦为幸事。

如今，高露洁牙膏开始尽情玩起草本概念，宝洁公司的飘柔对于汉方也是信手拈来，《本草纲目》这样的老古董似乎成了大众读本;不仅仅是入乡随俗而已，这些“他者”对于中国文化业当然有一番更新奇的看法。

《左传》有语“虽楚有材，晋实用之”，说的是楚国人才虽多但都跑到晋国去了，为晋所用。今日中国文化的处境有时也不过大抵如此，我们整天说自家瑰宝多，但实际经营中却老想着法用些洋文化来镀金以提升品牌的价值感，殊不知老外天天想着要濡染中国文化的流风遗韵以抬升自己的品位。

当“中国风”越来越烈，文化与品牌相互为用的命题，似乎越来越能触动我们的思维。

这其中有文化的觉醒，有传统复兴的萌动，更有市场竞争中的战略考量。

国人曾经不以为然甚至认为与商业发展毫不相干的本土文化，正成为我们最重要的战略武器。

撒切尔夫人曾说“中国人不可怕，中国也构不成对世界的威胁，因为中国输出的是电视机、电冰箱，没有输出文化、输出意识形态。”

这就是铁娘子给予我们的启示：中国品牌要真正对竞争对手形成战略威慑效应，也必须能够输出文化;因为人家输出夏奈尔香水、哈雷摩托的时候，同时也在输出具有母国文化基因的意识。

因此，我们有必要理解品牌存在的另一种价值——无论中西，品牌已经成为文化传递最为重要的桥梁，且这种文化桥梁的价值随着时间的推进将日益凸显。

这一判断，基于对另外一种正逐渐弱化的趋势的认知。

7月，季羡林、任继愈两位国宝级的大学问家于同一日相继驾鹤西去。

两位文化巨擘作古，传统知识精英正成为比大熊猫还稀缺的珍惜动物。有人感慨中国已进入大师凋零的时代，开始担忧中国文化的传承问题。

此非杞人之忧。过去，文化传承主要依赖于知识精英，岳麓书院便是典型;“衣钵”一词，正能反映传统文化人际传承的特性。

中国文化概况论文篇七

《中国文化概论》课程期末论文

题目：商鞅对法家思想文化的贡献和启示

姓

名： 学

号： 院

部： 专

业：

班 级：

商鞅对法家思想的贡献和启示论文提纲

正文： 1.商鞅个人简介与历史背景造就了商鞅变法

简述商鞅个人简介与历史背景相结合，提出商鞅变法的措施和成果。

2.商鞅对法家思想的贡献

通过商鞅对法家思想的完善和具体措施，举例说明商鞅对法家思想的贡献。

3.商鞅对法家思想的贡献对我们的启示

简述商鞅对法家思想的贡献和商鞅变法及商鞅个人对我们与我国当今社会法律体制完善的启示。参考书目 结束语：肯定商鞅对法家思想的贡献，表达出法家思想在当今社会发展进程中也有值得学习借鉴的地方，应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继承与发展法家文化思想，使之更加具有现实与实践意义。

商鞅对法家思想文化的贡献和启示

商鞅（约公元前395年－公元前338年），战国时期政治家、改革家、法家的代表人物，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法家学说的奠基人，思想家，政治家，真正做到了将自己的政治思想有力地贯彻到国家的治理中，是法家思想的实践者，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人。

战国时代，是一个各国征战兼并的时代，是一个唯国家实力论的时代，是一个以武力解决争议的时代。而商鞅能拨开纷繁复杂的干扰，直捣症结的关键，抓住矛盾的根本，足可见商鞅的高明。到秦国后，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进行变法，终于使秦国一跃成为战国时期强盛的大国。

商鞅在秦国国内颁布《垦草令》，其主要内容有：刺激农业生产、抑制商业发展、重塑社会价值观，提高农业的社会认知度、削弱贵族、官吏的特权，让国内贵族加入到农业生产中、实行统一的税租制度等改革方略。

《垦草令》的实施取得了成效，商鞅进行了第一次变法，内容有：

（一）颁布实行魏国李悝的《法经》，增加连坐法法律，轻罪用重刑。

（二）废除旧世卿世禄制，奖励军功，禁止私斗，颁布按军功赏赐的二十等爵制度；

（三）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特别奖励垦荒；规定，生产粮食和布帛多的，可免除本人劳役和赋税，以农业为“本业”，以商业为“末业”，并且限制商人经营的范围，重征商税。

（四）焚烧儒家经典，禁止游宦之民。

（五）强制推行个体小家庭制度。扩大了国家赋税和兵徭役来源，为秦国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一次变法使秦国迅速壮大起来，紧接着进行了第二次变法:

（一）废除贵族的井田制，“开阡陌封疆”，废除奴隶制土地国有制，实行土地私有制，国家承认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卖。

（二）普遍推行县制，设置县一级官僚机构；“集小都乡邑聚为县”，以县为地方行政单位，废除分封制，“凡三十一县”，县设县令以主县政，设县丞以辅佐县令，设县尉以掌管军事。县下辖若干都、乡、邑、聚。

（三）迁都咸阳，修建宫殿

（四）统一度量衡制，颁布度量衡的标准器；

(六)革除残留的戎狄风俗，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推行小家庭政策。规定凡一户之中有两个以上儿子到立户年龄而不分居的，加倍征收户口税。这是对第一次变法中“异子之科”法令的补充，也是对社会风俗的规范。

法家学派在政治理论等方面主张变法革新，要求加强君权，提倡以“法治”代替“礼制”，积极发展封建经济，鼓励“耕战”，而商鞅则将这些思想运用到变法中，颁布《垦草令》，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商鞅细化了许多具体法令，涉及行政管理，地税征收，刑罚制度，运粮制度等。他将法家思想运用实施，一张巨大的网，牢牢地笼罩在秦国之上，深深地渗透在秦国人生活的每一个缝隙。

商鞅强调法治是治国的根本措施，推行连坐制，轻罪重罚，是直接将法家思想的核心实践在变法中，纲举则目张，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代替了周朝所遵循的以“礼” 为制度的生活方式，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首次出现了以强硬手段保证实施的规则。“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对于法治的实施，商鞅主张严格按法办事，“不以私害法”“善厚而信，刑重而必；不失疏远，不违亲近” “以功授官予爵”“刑无等级”“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

商鞅将“法”放在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法”不可动摇、不可轻视、不可偏私，只有对“法”能持如此刚毅的态度，真正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才能将他制定的耕战兴国为纲，明细法令为目的执政方式，坚定的贯彻执行下去。为了使“法治”的思想能够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占统治地位，韩非继承和发展了商鞅的“壹教”精神和措施，认为必须使国内做到“言谈者必轨于法”，意思是说要使每个人的思想和言论都符合法家的精神和遵守国家的法律。商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以法治国这一思想的，这为后来法家思想的行成与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商鞅也是明确的提出性恶论——法家人性论的基础，而后世荀子、韩非、李斯等法家人物都是基于性恶论继续阐述和发展法家思想。所以说商鞅是法家思想的实践者与奠基者。

商鞅不仅运用法家思想改变了秦国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格局，使秦国强盛起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社会生活中道德观的塑造与培养他也将法家的诚信观融入其中，并做出了立木为信这一经典事例，这正是对法家思想运用最好的体现。

商鞅对法家思想的贡献在今天看来仍具有很大的价值。商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以法治国这一思想的，这正是富国强兵，以法治国的法家思想的发展，虽然和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民主形式的法治有根本区别，但它仍具有启蒙作用。

相对于现代社会，制订法律，有法可依是现代社会法制建设的关键。没有社会各方面的法律，法律制度无从谈起，法治社会更无法建立。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在古代社会它体现的是专制君主的意志，而在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人民当家作主，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而商鞅在法家文化中所指的法律是礼仪制度和宗法等级制度上升为国家意志而形成的，法律的内容是维护阶级统治的伦理道德，法律只是辅助道德来治理国家。今天中国的社会不再是为了维护君主的意志，而是维护广大人民的利益的，而是在消除阶级的基础上建立的平等的、民主的、自由的和文明的社会主义社会。为了更好的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实现现代化的伟大目标，必须有健全的法制建设。

商鞅重法的法家思想对我们现代依法治国的方略政策是有其重要的现代价值的。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古代的法家思想与现代的依法治国都有个最突出的特点，即制订明确的法律，按照法律来办事，对犯罪进行惩罚。这就是商鞅对法家思想的贡献对我们最大的启示。

商鞅对法家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虽有不足，如：极力夸大法律的作用，轻罪重罚等，但就如对待其它的传统文化一样,我们必须积极面对古代法家的法治思想对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我们不能在斩断传统的基础上来建设现代法治,而应当采取自觉、积极的态度去对待传统,“正如哥德所言,一种传统不能由继承而得它必须被争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实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转换,确立中国现代法治观,促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的建设。

中国文化概况论文篇八

对中医学基础教学初探【1】

中医学基础课程阐述了中医脏象、经络所体现的人体生理、病理,以及病因、病机、诊断、辨证、防治等基本理论。

由于中医学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对于学生文言文阅读能力的要求较高,这让基础较差的中等卫校学生在学习中遇到了较大困难。

如何改变中职卫校学生的学习现状,提升中医学基础课程的教学效果,是摆在中医教师面前的重要课题。

下面笔者介绍自己在中医学基础教学中对教学方法进行的一些探索。

一、了解学生特点和中医学习现状

近几年,中等卫生职业教育所招收的大多是初中分流的学生,其特点为:学习基础差、学习态度不明确、对学习缺乏兴趣。

中医学习要求学生有较强的语文基础,而这正是这部分学生薄弱的环节。

再加之笔者学校中医学基础教学安排在第一学年第一学期,学生没有任何有关医学的知识,这就使本来就晦涩难懂的中医学基础的学习更加困难。

比如在讲五脏的生理联属时,就要讲到大量的临床实例,学生听起来就感觉非常吃力。

二、明确中医学基础的教学特点

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笔者体会到中医学基础是非常难教、难学的课程之一,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内容抽象、复杂,难以掌握。

如对阴阳、五行、气、精、经络等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中医基础理论,学生难以理解,但这些理论却贯穿于所有的中医课程中。

二是思维差异。

中医的思维方式与西医截然不同,中西医结合专业的学生要同时接受两种医学模式,这对于基础较差的他们来说是难上加难;且学生从小接受的思维模式更倾向于西医,对中医容易有排斥心理。

三是内容容易混淆。

中医学习和西医学习同时进行,学生很容易将两者混淆。

比如肝的生理功能为肝主疏泄和肝主藏血,这和西医的解释有很大差别,学生很容易用一种观点来解释另一种观点。

所以,教师在教学中必须明确要求学生用中医的理论来解释中医的观点。

三、采用适当的教学方法,使教学内容形象生动

1.提问式教学方法

根据教学大纲和临床需要,在课程结束前对下节课的内容提出一系列问题。

如在学习“气”时,笔者提出问题:“武打电影中常常出现元气大伤的情景,那么,什么是气?元气又是什么?气分为几类?其各自的功能是什么?”带着这些问题,学生通过预习教材,对课程的重点和难点有了初步认识。

在此基础上,把学生分成小组进行讨论,每组提出问题,笔者对问题加以解释,最后对本节课进行总结,找出理解错误的原因。

这样学生不仅能牢固地掌握课程内容,而且能通过参与教学过程激发学习兴趣,更重要的是提高了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脏腑学说与西医参比教学法

教师在中医学基础藏象教学中,讲授生理功能时,与西医的观点对照讲授。

如心的生理功能为心主血脉和心藏神。

在讲述心主血脉时与解剖学联系,可用血液循环途径及心脏的腔室结构来理解心主血脉;讲授心藏神时用日常与心相关的成语来理解,如用心想事成、三心二意等来说明心与神志有关。

这样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还收到了很好的学习效果。

3.触类旁通法

整体观念是中医学的特点之一,其中一个观点是人与自然界是统一体。

自然环境与人的健康密不可分。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引导学生从感知周围环境入手,触类旁通地理解深奥的中医理论。

比如六淫包括风、寒、暑、湿、燥、火,这些作为自然现象每个人都有感知,讲解时教师就可让学生结合自己的体会区分自然现象与致病因素的不同,收到了很好的学习效果。

4.多媒体教学法

中医知识抽象难懂,教师讲授时可运用多媒体,给学生带来多方面的感官刺激,使中医学抽象、复杂的内容形象化,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知识。

如讲望、闻、问、切时,多媒体所展现的大量图片、声音、查体手法,会使学习变得轻松、容易,更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总之,中医学基础教学的目的是为学生进一步学习中医专业课打基础,要求学生理解和掌握其基本观点和特点。

教师只有不断在教学中进行探索、改革,才能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教学效果。

流派间中医调经及用药区别【2】

在中医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精彩纷呈、百花齐放的学术流派,这些流派在坚持中医基本理论基础上和而不同,其相互借鉴、相互争鸣的发展过程亦推动了中医学的的发展。

妇科流派在当代已逐渐成近10支特色不同的派系,在融入中医各家流派学术特色同时,更具有妇科学特有的特点。

笔者现以调经为例,选取影响较大的派别从调经思想及用药特色两方面进行浅析。

1海派

海派妇科形成于近代上海特殊的社会环境,具有鲜明的“海派文化”特色和上海地域特征。

该流派融汇各派之所长,贯通中西,包容并蓄,充分体现“有容乃大”、“和而不同”与“止于至善”等特征。

创新性及开放性是其最大特点。

其医家荟萃,名医辈出,自清末明初到建国以来,上海城区中较有名望的妇科流派10余个分支派别。

各派大多以家系传承为主,用药特色不尽相同。

其中位于江湾的蔡氏妇科传承7代,经历200余年,以其用药简练精当,药效迅速而闻名;位于南通的朱氏妇科亦传承4代,因其注重对脏气及冲任的调节,用药灵活多变,疗效确切而名扬。

由于两家均属传承链较长,影响力较大的分支,故以之为例介绍海派妇科特点。

1.1调经思想

1.1.1江湾蔡氏

蔡氏妇科在治疗上强调养血为先、理血为要,主张“妇人血宜多而气宜少”,“血易耗而气宜结”,治疗月经疾病主张“气以通为顺,血以调为补”的“通调”观,认为各种月经病均应以调摄为主,顺气宜宣达,行血宜和化,滋血需通调,益气当柔润。

故治疗闭经不尚攻伐,崩漏不专止涩,用药多以理气养血之品为要,而香附更为常用之药。

早年蔡氏妇科先辈就主张衷中参西,第7代传人蔡小荪教授博采众长,贯通中西,创造性的提出中医周期调治法(调周法),为当代中医调周思想奠定了基础。

调周法的具体思路为:调经应顺应月经周期。

月经期以养血活血为主,予四物汤加减,凡经期与经量、色、质、味异常者均可在此期调治;经后期是调经、种子的基础阶段,宜育肾通络;经间期肾气充盛,是阴阳转化、阴极生阳的种子时期,治疗以促使阴阳转化为宗旨;经前期肾气实而均衡,气血充盛,以“育肾培元法”,治疗以维持肾气均衡为原则[1]。

1.1.2南通朱氏

朱氏现已传承4代,各代在继承的基础上均对朱氏妇科有创造性贡献。

第1代朱南山先生认为妇科论治应注重调节各脏之气机,可归纳为调气血、疏肝气、健脾气、补肾气四大法则,其治疗妇科病均以恢复脏腑功能气机为目的,晚年制定了“妇科十问歌”,奠定了朱氏妇科基础[2]。

第2代朱小南治疗妇科病注重从奇经八脉入手,认为妇科病证虽以冲任督带病变较多,但奇经八脉为一整体,病初则为局部经脉受累,日久则八脉俱病。

故提倡欲提高妇科证治疗疗效,必加强对奇经八脉的论治,并与脏腑气血的论治有机结合起来[3]。

第3代传人朱南孙在前辈基础上,根据多年妇科临床经验,认为治疗妇科疾病的原则是调节动静平衡,将法则概括为“从、合、守、变”四大要旨,意为反治法、兼治法、恒法,灵活变通。

即动之疾制之以静药、静之疾通之以动药、动静不均者,通涩并用,更有动静之疾复用动药,静之疾再用静药以疗之者[4]。

三代传人根据妇科疾病特点,无论在治法还是用药上,均对治疗妇科疾病进行了高度归纳,推动了中医妇科学的发展。

1.2用药特色

海派用药简练、轻灵,处方用药一般10~12味,皆常用之品。

蔡小荪在秉承家传用药简洁特色基础上,融入晚清孟河流派“醇正和缓”的思想,剂量灵活多变,少则10g,多则60g,以病情轻重缓急为据,为蔡氏妇科用药特色赋予新的内涵。

而朱小南总结出调理冲脉常用药物,以之调经引经[3]。

另外在剂型上,海派善用滋膏调治各种妇科慢性、虚性及疑难病症,收到较好的疗效。

2新安医学

新安医学以历史悠久、医家众多、医着宏富着称于世。

如着名的四大温病学家叶天士及其着作《临证指南医案》、《温热论》就是新安医学优秀代表。

而妇科是新安医学中见于文献记载最早的学科之一,也是新安医学中起源最早、名医最多、影响最大的学科之一。

2.1调经特色

该派治疗妇科病充分体现顾护妇人“阴常不足,阳常有余”的生理特点。

治疗属血热实证的月经病鲜用苦寒泻火之法,而以“盛其水平其火”之法,认为血热护阴,水盛则火平;认为月经过少、闭经等病是因阴血不足为其本,虚中夹滞为其标,只有三阴脉盈,其气自充,虚滞自除,经血自畅,故以增液行舟为法,富其源流,充其血脉,再行理血调经,临证常以四物汤养血和血为主,再辨证加减[5]。

新安医家常以四物汤为妇科常用基本方剂,确定了四物汤为调经养血之主方的地位,并创制了桃红四物汤。

方中以四物汤中地、芍滋阴补血而富其水源,归、芍补肝行阳而疏其水流,充分体现了新安妇科中处处顾护阴血、养血和血的特色;加桃仁、红花增强活血行滞之力。

2.2用药特色

常以四物汤作为基本方剂,并随症加减;剂型善用散剂,对痛经、急症、瘀滞证更善用之。

3孟河医学

孟河医派妇科学文献很少,鲜见专门从事妇科的医生,但该派医家医着的传世均含有妇科学的内容,代表如费伯雄、马培之、巢崇山、丁甘仁。

其中,丁甘仁为当代孟河医学妇科领域较有影响力者,其《丁甘仁医案》记载调经、崩漏、带下、产后等诸多妇科病种。

该学派治疗妇科病重视肝脾,有别于传统观念“经水出诸肾”、“肾水少则月经少”支持下的补肾调经法。

其治疗经、带、胎、产诸症皆不离肝脾,实则泄、郁则疏、亢则柔、虚则养。

其立法和缓醇正,辨证细腻准确,尤其重视舌诊和脉诊[6]。

孟河医派遣方用药以轻灵见长,尤善运用“轻可去实”之法,达到扶正不助邪、祛邪不伤正的目的。

4岭南医学

岭南地处热带和亚特带,天气炎热,日照充足,常年受暖湿气流影响,天气潮湿多雨,四季划分不明显。

其独特的气候地理特点造成了其疾病特点、居民体质均有别于我国其他地区,如外邪入侵人体常夹湿邪,居民多阴虚、气虚及痰湿体质等;另外,岭南植物生长茂盛,药材种类繁多,盛产南药。

上述诸多因素造就了有明显地域特色的岭南医学。

岭南妇科医家流派主要有:粤东蔡氏妇科,其传承13代,代表为蔡仰高、蔡纯臣、蔡妙珊等;南海罗氏妇科,其传承3代,代表罗元恺、罗颂平等。

现以南海罗氏为主介绍岭南妇科调经及用药特色。

4.1崇尚景岳,调经首重阴阳

罗元恺推崇张景岳的阴阳学说并深入研究其所着《妇人规》,注重命门水火,善于平衡肾中阴阳;组方重视阴阳相配,以达到阴阳相长、精气互生的境界。

根据阴阳相配原则,创制了滋肾育胎丸、促排卵汤、助孕3号方等一系列方药。

罗氏认为经脉不调多在肾经,主张采用或兼用调补肾阴肾阳之法来治疗。

4.2脾肾为本,气血为用

罗氏认为,妇科病首重调经,经调而后子嗣。

月经病虽在血分,但气血来源于脏腑,日久必累及脾肾,或脾肾累及月经诸疾,认为“调经之要,贵在补脾胃以滋血之源,养肾气以安血之室”,调经之法重在调理肾、肝、脾和经、气、血,创造性地提出“肾-天癸-冲任-子宫轴”的概念[7]。

中国文化概况论文篇九

大力整理和应用中医理论指导气功和学术非常必要。

中医学对于气功的指导地位的提升有助于规范中医气功学的术语和临床技术规范。

中医学中对气的论述是权威的、实用的。

千百年来在临床运用中经过严格的实践检验，对中医的气的理解有助于气功练习和指导病人有效地习练功法健身祛病。

历来气功的解释多趋于使用佛家和道家术语，而使用中医术语进行是对气功诠释有助于加深对气功术语和气功医疗操作的规范，而且易于接受。

“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

《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中谈到了主观精神因素的平静恬淡，会使气机畅达回归到原来的自然状态，精神内守对于防病具有重要的作用。

1关于气：何为气?

气，是不断运动着的具有很强活力的精微物质，具有物质、能量和信息的特性。

气的生成来自于：

1.1先天之精气：即受之于父母的先天禀赋之气。

其生理功能的发挥有赖于肾藏之精气的生理功能;

1.2水谷之精气：即饮食水谷经脾胃运化后所得的营养物质;

1.3吸入之清气：即由肺吸入的自然界的清气。

其中先天之精气为基础，奠定了总体的根基，后天之气补充和滋养先天之气使之源源不断、生生不息、循环不止。

水谷之精气和肺吸入的大自然之清新之气汇聚于胸中形成宗气，走息道司呼吸、贯心脉辅心行血。

呼吸和心血的运行直接影响气血之运行，在气功中呼吸调节能很好的调节气血的运行可见一斑。

2气的分布与分类

根据所在的部位、功能及来源的不同，气分可为以下三类。

2.1元气：元气又称“原气”、“真气”，是人体最基本、最重要的气，也是人体生命活动的原动力。

元气主要由肾所藏的先天之精化生，并受后天水谷精气的不断补充和培养。

元气根源于肾，通过三焦而循行全身，内至脏腑，外达肌肤腠理，无处不在。

元气的主要功能是推动和促进人体的生长发育，温煦和激发脏腑、经络、组织器官的生理活动。

因此说元气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最基本的物质。

机体的元气充沛，则各脏腑、经络等组织器官的活力就旺盛;反之就会因元气虚衰而产生种种病变。

在气功练习中，动功能使气机调达，推动元气敷布三焦。

静功意守丹田则有温补元气的功效，在练习中动静结合达到完美的练功效果。

2.2宗气：宗气是积于胸中之气，属后天之气的范畴。

由肺吸入之清气和脾胃运化的水谷精气结合而生成。

因此，肺的呼吸功能和脾胃之运化功能的强弱，直接与宗气的盛衰密切相关。

宗气在胸中积聚之处，称为“气海”，又名为膻中。

宗气的主要功能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上走息道以司呼吸。

凡语言、声音、呼吸的强弱，都与宗气的盛衰有关。

二是贯注心脉以行气血。

凡气血的运行、肢体的温度和活动能力、视听的感觉能力、心搏的强弱及其节律等，均与宗气的盛衰有关。

若宗气不足，临床可见语声低微、呼吸微弱、脉软无力等症。

呼吸的停闭调节有助于宗气的生成和运行，改善气血的运行，加强心肺的功能，心主神明、主血脉、为一身之大主，肺主气，为脏腑之华盖，为相辅之官，心肺功能的提高对于防病治病是非常重要的，习练气功不能不行呼吸之功以改善一身之气血状态，气功一词由兹而生不足为奇。

2.3营气：营气是行于脉中而具有营养作用的气，主要由脾胃运化的水谷精气所化生。

因其富有营养，于脉中营运不休，故称之为营气。

营气是血液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血关系密切，可分不可离，故常常将“营血”并称。

营气与卫气相对而言，属于阴，故又称“营阴”。

营气的生理功能主要表现在营养和化生血液两个方面，水谷精微中的精华部分是营气的主要成分，是脏腑、经络等生理功能活动所必需的营养物质，同时又是血液的组成部分。

2.4卫气：卫气的功能主要表现在防御、温煦和调节三个方面，包括护卫肌表，防御外邪入侵;温养脏腑、肌肉、皮毛;调节控制汗孔的开合和汗液的排泄，以维持体温的恒定。

调节脾胃功能的气功练习方法内养功是首选，早期时候的科研和临床都已证实。

3气的功能

作为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气的生理功能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3.1推动作用：气的推动作用，是指气具有激发和促进作用。

气是功能极强的精微物质，能激发和促进人体的生殖、生长与发育，以及各脏腑、经络等组织器官的生理功能;推动经气的运行、血液的循行，以及津液的生成、输布和排泄。

3.2温煦作用：是指气通过气化产生热量，使人体温暖，驱除寒冷。

气维持并调节着人体的正常体温，保证人体各脏腑组织器官及经络的生理活动，并使血液和津液能够始终正常运行而不致凝滞、停聚。

3.3防御作用：正如《素问·刺法论》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是指气具有护卫全身肌表、防御外邪入侵的作用。

一方面，气可以护卫肌表，防止外邪入侵;另一方面，“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之说(《素问·评热病论》)，气又可以与入侵的邪气作斗争，以驱邪外出。

3.4固摄作用：气的固摄作用，主要是指气可以保持胃、肾、子宫、大肠等脏腑器官位置的相对稳定;统摄血液防止其溢于脉外;控制和调节汗液、尿液、唾液的分泌和排泄，防止体液流失;固藏精液以防遗精滑泄。

3.5气化作用：气化是指通过气的运动而产生的各种生理功能效应，气化过程就是物质转化和能量转化的过程。

具体表现在精、气、血、津液各自的新陈代谢及其相互转化。

如食物转化成水谷精微，然后再化生为气、血、津液等;津液经过代谢，转化成汗液和尿液等。

气的各种功能相互配合，相互为用，共同维持着人体的正常生理活动。

比如，气的推动作用和气的固摄作用相反相成，一方面，气推动血液的运行和津液的输布、排泄;另一方面，气又控制和调节着血液和津液的分泌、运行和排泄。

推动和固摄的相互协调，使正常的功能活动得以维持。

4气机：气的运动形式

气机，即是气的运动。

气运动的基本形式包括升、降、出、入四个方面，并体现在脏腑、经络、组织、器官的生理活动之中。

人体之气流行于全身各脏腑、经络等组织器官，无处不在，推动和激发着人体的各种生理活动，因而气的功能是通过气机来实现的。

升与降，出与入，以及升降与出入，相互为用，相反相成，共同完成人体内部及其与外界环境之间的气化过程。

升者升其阳，降者降其阴，出者吐其故，入者纳其新。

升降出入是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过程，存在于生命过程的始终，是生命规律的高度概括。

五脏中，心肺位置在上，在上者宜降;肝肾位置在下，在下者宜升;脾胃位置居中，通连上下，为升降出入的枢纽。

如肺呼气为出，吸气为入，宣发为升，肃降为降。

六腑则传化物而不藏，以通为用，以降为顺。

气机的升降出入应当保持协调、平衡，才能维持正常的生理活动。

气机失常又称气机失调，是气的运动紊乱，影响正常的生理功能而形成疾病。

在疾病发生、发展的过程中，由于致病因素的作用，而引起人体内气的升降出入运动的紊乱，导致体内出现气滞、气逆、气陷、气闭、气脱的病理状态。

气机失常是人体生理功能及其相互关系出现紊乱的概括，也是疾病发生、发展、变化与转归的内在表现。

4.1气滞

“滞”是指阻塞，不畅之意。

气滞，是指气机郁滞而阻塞不畅的病理状态。

气滞的发生多与情志不畅、痰饮、水湿、食积、瘀血、结石等阻滞有关。

由于上述因素，影响到局部或全身气的运行，形成气机郁滞不畅，可出现胀满、疼痛。

“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因此气滞可导致血行滞涩，而形成瘀血。

若气滞导致水湿停滞，则可形成痰饮。

气滞还可以使某些脏腑功能失调而形成脏腑气滞，常见的肺气、肝气和脾胃气滞，可见脘腹胀痛，时作时止，得矢气、嗳气则舒，以及完谷不化等症。

4.2气逆

“逆”是违背，不顺从之意。

气逆，是指体内气机升降失常，当升者升之太过，或当降者不降而上逆的病理状态。

气逆的发生，多由情志内伤、饮食寒温不适、痰浊壅阻及外邪侵袭等所致，与肝、肺、胃等脏腑关系密切。

因肝主疏泄，升泄太过，肝气上逆，可见头痛而胀、目赤面红、烦躁易怒等症状，甚则导致血随气逆，出现咳血、吐血、中风、昏厥等症。

因肺主肃降，肺失肃降而致肺气上逆，则见咳嗽、气喘、痰鸣等症。

胃主降，胃失和降，则胃气上逆，而见呕吐、嗳气、呢逆、腹胀等症状。

4.3气陷

“陷”是升举无力，不足之意。

气陷，是指在气虚的情况下，以气的上升不及和升举无力为主要特征的病理状态。

气陷的发生常因素体虚弱，久病耗伤或思虑劳倦等所致。

气陷多发生于脾脏，故又称“中气下陷”。

脾主升清，一方面上输水谷精微于头目清窍，另一方面托举维系人体内脏器官位置的相对恒定。

因此，在气虚升举无力的情况下，既可导致清气不能上养头目清窍，而见头晕、眼花、耳鸣等症;又可出现脏腑器官的`维系乏力，而引起某些内脏的下垂，如胃下垂、子宫下垂、脱肛等;还可兼见脘腹或腰腹胀满重坠、便意频频等症。

此外，因气陷是因气虚发展而来的，故临床中常见疲乏无力、气短声低、少气懒言、面色不华、脉弱无力等气虚征象。

4.4气闭

“闭”为闭塞，不能外达之意。

气闭，是指气之出入障碍，气不能外达，闭郁结聚于内，而出现的突然闭厥的病理状态。

气闭多于情志刺激而气郁之极，或痰饮、外邪、秽浊之气阻阔气机所致。

其发生，可因外感寒邪，束于肌表，阳郁而不达而无汗，感受秽浊之气而致闭厥、外感热病过程中的热盛内厥、突然遭受巨大的精神刺激所致的气厥等。

临床上，还可因气机闭郁，壅于心胸，闭塞清窍，可见突然昏倒、不省人事;阳气内郁，不能外达，则见四肢逆冷，拘挛、两拳握固、牙关紧闭;肺气闭郁，气道阻滞，则见呼吸困难、气急鼻煽、面青唇紫;气闭于腑，则见二便不通。

4.5气脱

“脱”即脱落、不内守之意。

气脱，是指气不内守，大量向外逸脱，从而导致全身性严重气虚不足，出现功能突然衰竭的病理状态。

气脱多由正不敌邪、正气骤伤，或正气长期持续耗损而衰弱，以致气不内守而外脱;或因大出血、大汗出、大吐泻等，使气随血脱或气随津泄所致。

临床上，因气大量外散脱失，脏腑功能突然衰竭，常出现面色苍白、汗出不止、目闭口开、手撒肢冷、脉微欲绝等危象。

5病因中七情对于气机的影响

七情的致病特性过度的情志活动可以直接干扰气机运动，造成气机的紊乱，如怒则气上，惊则气乱，恐则气下，思则气结等，气功的练习可以干预气机运动，气机平和则机体有机会得到修复，阻断了致病因素。

中国文化概况论文篇十

所谓科举制度，就是中国古代设科考试、选才任官的制度。一般认为，科举制度产生于隋代(公元607年)。这项制度对于封建社会的中国政治、社会、学术、文化和教育等方面都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1864年，在狄更斯主编的英文周刊中刊载了一篇题为《中国的科举考试》的文章，指出科举的独一无二之处在于：“科举这个教育机器几乎是从不间断地实施其功能：它是唯一没有被动摇过基础的制度，是在权威一再崩溃和颠覆中唯一能维持全面而广泛的影响的制度，当其他帝国统治的代表一次又一次被推翻并被践踏为尘土时，它在全民族的眼中却是神圣的唯一避难所。”

科举制这艘航船，从隋代起锚扬帆，历经唐代、宋代、元代，进入明清，经过几百年平稳航行之后，整艘船的复杂精细的结构和部件已变得老化失灵。行驶至清末，在强劲的欧美“风雨”和列强坚船利炮的冲击之下，它已是破败不堪。1905年9月2日，清廷颁布上谕：“方今时局多艰，储才为急，朝廷以提倡科学为急务，屡降明谕，饬令各督抚广设学堂，将俾全国之人咸趋实学……科举不停，民间相率观望，推广学堂必先停科举……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至此，科举制度寿终正寝。

对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由于历史风云的遮蔽，使人们的认识难免有局限。本文仍试图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从科举制度本身的利弊出发，理性地考察其对学校教育的影响。

一、科举制度的积极作用

纵观世界政治的历史，不仅是在封建社会的中国，甚至在欧美各国，科举制度都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一）较为科学地选拔人才，维护政治统治

取士确是封建时代所可能采取的最公平的人才竞争机制，是选官任能的最佳形式和途径，是最大程度上吸引知识分子，尤其是社会中下层人士加入国家政治行列的最优制度。”因此科举制在保证统治者掌握对人才的选拔和任用权的前提下，同时使封建政权取得更多阶层的支持，造成了社会阶层的对流，相对缓和社会阶级矛盾，进一步扩大其统治基础，并且有利于提高封建官僚队伍的政治、文化素质，成为封建统治者强化其思想统治、巩固皇权的有效手段。

（二）影响现代文官制度的建立

科举制度不仅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政治录用的典范，而且对近现代各国政体的人才选拔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欧美各国在18世纪以前，多实行贵族世袭制、君主恩赐制、政党分肥制等机制进行文职官员的选用。这些任用办法不可避免都会因为“人”的关系带来结构性的腐败，削弱政府的稳定性和行政能力。而我国的科举制度采取竞争考试、择优录取，政权尽可能大的向平民开放，倡导公平取士，唯才是举，正体现了“机会均等”原则。这与资本主义启蒙时期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不谋而合。因此，当西方了解了我国的这种选官制度后大为赞赏，进而仿效，成为近现代西方文官制度的胚胎。之后西方各国纷纷建立了文官考试制度，由于英国当时国力强盛，所实行的文官考试制度又较为系统且卓有成效，因而成为其他欧美国家和日本等国效法的榜样。1883年美国也建立了文官考试制度，并于1893年进一步完备。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我国借鉴西方文官制度以建立公务员制度，才发现西方文官制度是从我国古代科举制度学过去的。科举制对欧美现代文官制度建立的影响，堪称为我国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

（三）客观上推动了教育文化的发展

展。明清时期，“科举必由学校”，各类学校就更加发达了。明朝南京国子监学生多达9000人，是15世纪中国规模最大的最高学府。清代府、州、县学的教官就有4000多人，府、州、县学及私塾的学生，大概有上百万人。用知识作为选拔的核心内容，确立了知识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就是科举带来的直接结果，其种种弊端和恶果自有定论，在此不作论述，但它确立了知识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也是功不可没的。强化国学和人文精神的修养，推动了文化普及和社会文明：读书人数的大量增加，科举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士人的学习积极性，在历史上，中国教育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选拔“人才”。人们接受国家正规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为自己能被国家权威部门选上并得到社会的认可。科考的内容主要是文化修养及对诸子经典的熟悉程度，对经、史、子、集等各类书籍注解和发展，虽然这样考未必合适，但无疑对社会重心和人格重心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读书人的国学和人文精神修养得到强化，大批书生从政，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社会的文明。

二、科举制度的弊端

科举制度为历史所淘汰，必定是由于其自身存在的种种弊端，以及与社会发展不匹配所造成的。

（一）考试内容单一，知识结构僵化

科举考试规定必须学习儒学经典，考试内容多是《四书》、《五经》、策论和诗赋之类，读书人所学内容均以科考为目的。科举制度发展到后期，明清的八股文造成了“因命题范围狭窄，士子揣摩试题，读时文选本，模拟仿作，而束书不观，不务新知”的现象。儒家历来重纲常伦理而轻技艺，因此大多数读书人为了仕途，为了出人头地，把学习的精力都集中在儒家经典上，对于其他自然学科的知识毫不关心。人们的知识结构逐渐狭窄僵化，思维被禁锢，甚至胸襟狭隘、目光短浅。此时科举制重伦理轻技艺，重才能轻德行，仅仅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的工具而已，失去了选拔优秀人才的意义。

（二）与时代和社会发展严重脱节

科举制作为一项选官制度，决定着政治人物的诞生和发展，必定与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中国科举制度的废除与中国封建社会的灭亡是有着必然关联的。随着历史的推进，西方列强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被动地走上了近代化道路，社会面临着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从经济上，新兴的工业经济对科学技术有着越来越高的要求，然而科举制的考核内容将自然科学完全摒除在绝大多数人的认知之外，在这样的选拔制度下，无法培养出需要的人才，也无法推动经济的发展。从政治上，科举制度造成官员普遍思想教条僵化、目光短浅的情况，无法应对政治制度的革新与变化，无法推动社会的进步。当陈旧的社会制度无法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时，必然将被取代。不论是当时的中国封建社会，还是当时的中国科举制度，都不能幸免。

（三）仍然存在选拔不公

虽然一再强调科举制度体现了极大的公平和公开，然而用现代的观点来看，它不可避免的仍然存在很大的不公平性。在少数几类不允许参加科举考试的人中，就有女性。科举制度始终将女性排斥在外，这与时代进步所带来的“男女平等”观念是背道而驰的，因此也不为社会发展所认可。此外，科举考试的层层选拔不仅需要应试者投入大量的时间，更需要投入相当的财力。很多人因为家境贫寒而没条件读书，有的即便自学成才，也没有足够的财力承担其远赴京城参加考试。“学而优则仕”这条在当时几乎是唯一的出人头地之路，很大程度上只为了富裕人家、官宦人家以及书香世家的子弟铺就。因此，科举制的公平性是有限的。

三、科举制度对学校教育的影响

科举制度对学校教育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隋唐以前荐举做官，隋唐以后，若想做官必须经过科举的选拔，才能取得接受吏部考试的资格，经吏部考试及格才能授官。所以学校的培养目标和教学内容都围绕科举而行。

（一）学校成为科举的预备机关或附庸，学校培养目标就是准备参加科举

科举注重文辞，所以学校也注重文辞，而少实学；科举注重贴经、墨义，学校也采用这些考试方法，结果学生只重视记诵不求义理。科举支配下的学校教育培养出的是记诵经典章句、善于文辞而缺乏实学的人才。士子为科举而学，学校为科举而教，这就导致中国古代学校教育向应试教育发展的必然。

（二）科举考试的内容必然成为学校教学内容

如唐代国子学、太学和四门学的教学计划就是按照科举“九经取士”的要求而安排的。把经书分为大、中、小三类，规定通二经的须大小经各一或中经二，通三经的须大、中、小各一，通五经的须大经并通，而《孝经》、《论语》则为共同必修。至于律学、书学、算学的教学科目与科举考试的科目相同，如注重习字、习时务策，也是适应科举的要求。又如，进士科注重诗赋，所以从唐朝至清代即使在乡村学校都普遍做诗，学诗成为当时的一种社会风气。

（三）对学习观和教育观的形成影响深远，“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

中举之路，举步维艰，但纵然是“其有老死于文场者，亦无所恨”，“三场辛苦磨成鬼，两句功名误煞人”。成千上万的士子终身追求，孜孜不倦，至死不悔，因为这是他们，尤其是平民布衣改变身份和命运的唯一出路。因此，社会上形成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的畸形学习观和教育观，从而“官本位”思想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影响至今。为符合这种社会潮流，学校为科举而教，教育功能日渐低落。隋唐开始的古代教育走向应试之路，一直沿续到宋、元、明、清，持续了1300多年。科举制不仅影响了隋唐之后的中国古代教育，我们今天的教育模式仍受其影响，“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观念仍顽固地存在于大多数人的头脑中，所以当今教育界才有应试教育、片面追求升学率，大学生择业观不正确等问题的出现。

（四）科举本身就是一种应试教育

科举考试就像一根灵通的指挥棒，科举考什么，士人就学什么，不考什么就不学什么。这种应试教育的最大弊病是士人都自动地挤到一条狭窄的成才之路上，科举考试所限定的科目和内容，不管你喜欢或不喜欢，只要你想参加考试就得接受特定考试内容的检测，这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个性的发展，束缚了人们的聪明才智。另一方面，科举不考体能，许多士人“三更灯火五更鸡”地苦读，不重体育锻炼，身体弱不禁风，许多人考过了秀才，中了举人，已是疾病缠身，英年早逝，何谓报国卫家?科举重八股制艺楷法试贴，士人便追求八股精通、楷法圆美。至于其他学问，统统弃之不顾。这种知识偏狭、学非所用的弊病越到后来越是暴露无遗，尤其是在列强环伺，民族危机的情况下，这种科举教育更是难以适应时代的需要，因而不得不加以改革，在改革还来不及跟上社会急速变迁之需时，则未能摆脱被废止的命运。

事实上，真正要评价科举这么一个复杂精细、影响重大的制度，需有一定的时空距

离。离废科举越久远，人们越冷静客观，就看得越清晰全面。对科举制这么一个选拔了中国从隋唐到明清大部分政治家、文学家和著名学者的制度，对一个与1300年间几乎所有知识分子、所有地区和绝大部分书籍都有关的制度，对一个中国发明的被西方国家所借鉴的制度，在其存在1300年、废止1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不应仅仅将它作为批判的靶子，而应对它进行全面的清理和研究，把它放入历史的长河中加以理性的考察，过滤其陈腐僵化的东西，肯定其合理积极的因素，并从中吸取对当今社会有益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