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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精神和文化自信篇一

红一方面军的成立，是中国革命发展形势的需要，对凝聚革命力量、实现革命战争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战略转变发挥了重要作用。

大革命失败后，1920xx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进军井冈山，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0xx年初，朱德、陈毅率领“八一”南昌起义军余部，在中共湘南特委配合下，发动湘南起义，随后率部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井冈山，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使井冈山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1920xx年4月，贺龙与中共湘西北特委发动桑植起义，开创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7月，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发动平江起义，开辟了湘鄂赣根据地。各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广大青年积极参军参战，相继组建了红五军、红六军、红八军、红十六军、红十八军等重要武装。这些武装力量在开辟和建设革命根据地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成为组建红一、三军团的骨干与基础。

随着红军数量的扩大和作战能力的提高，组建正规军团成为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根据中共中央指示，1930年6月，红四军与红六军、红十二军合编组成红军第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全军团约2万人。同月，在湘鄂赣苏区的红五、红八军以及新建立的湘鄂赣边红军独立师合编，组成红三军团，彭德怀任总指挥，滕代远任政治委员，全军团共1.7万人。按照中央“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要求，彭德怀率领红三军团于1930年7月27日一举攻占湖南省会长沙。这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攻克的第一个省会城市，国民党当局立即动用数倍于红军的优势兵力抢夺长沙。毛泽东、朱德闻讯立即率红一军团入湘支援，并取得了著名的文家市大捷。8月23日，乘胜进至浏阳永和的红一军团，与从长沙撤往平江的红三军团在浏阳永和会师。两军团前委联席会议决定成立红军第一方面军和中共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前委，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和总前委书记，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滕代远任副总政治委员。这是最早最强大的中国正规工农革命武装，下辖两个军团，共3万余人。这支部队，由几年前1000人上井冈山的秋收起义部队，壮大发展成拥有数万精兵勇将的雄师——全国红军中最大的主力部队，史称“朱毛红军”、“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的成立，促使中国革命战争完成了从游击战争向运动战争的战略转变，从而掀开了人民军队发展史上新的一页。

红一方面军的卓著战功，不仅推动了土地革命的蓬勃发展，也为我党我军培育了大批革命家和军事家，在中国革命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红一方面军成立后，在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的率领下，挥师江西，攻克重镇吉安，使赣江中段和南段的红色区域连成一片，建立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1930年底至1931年9月，红一方面军以运动战的形式，以少胜多，以弱克强，先后粉碎了数倍甚至十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的三次“围剿”，在赣南、闽西建立了辖5万平方公里、拥有250万人口的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红一方面军也因此发展到拥有一、三、五、七、八、九军团，共10万多人，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坚强堡垒。1933年秋，红一方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进一步扩大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范围，辖有江西、福建、闽赣、粤赣4个省级苏维埃政权，拥有60个行政县，红军和根据地发展到了鼎盛时期。中央革命根据地由此成为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

艰苦卓绝而又战功卓著的征战，红一方面军被称为“朱毛红军”、“中央红军”而威名远播，享誉中外。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周恩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十大元帅中的八大元帅，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十位大将中的八位大将，中国三十六位革命军事家中的二十五位军事家以及一大批高级将领，都记录在红一方面军的军史战史上，熠熠生辉，永远传扬。

红一方面军创造的光辉业绩和伟大精神，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深刻的思想启迪，对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长期领导下形成的一个系列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如井冈山精神、红军精神、长征精神;又如党指挥枪和支部建在连上，红军的宗旨、任务、纪律的规定等，这些为我们党和军队的长盛不衰创立了政治优势和作风保障。透过红一方面军的光辉历程，我们还可以得到许多启示。

启示之一：要坚定革命的理想信念。从大革命失败后的艰苦建军到红一方面军的组建，从中央苏区的频繁作战到长征途中的艰难卓绝斗争，红军将士们凭着坚韧不拔的意志、不屈不挠的精神，特别是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为人民解放、民族进步而献出一切的崇高理想，打了许多硬战、恶战，始终拖不垮、打不散，反而越战越勇。在当前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面临着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我们更应坚定理想信念，迎难而上，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新局面。

启示之二：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毛泽东等领导创建工农红军和根据地的斗争中，十分重视加强党对军队的正确领导。三湾改编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基本制度，酃县水口建立第一个连队党支部，为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成为人民军队政治工作史上的一项创举;古田会议通过的决议案，明确规定了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正是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工农红军才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中国革命才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启示之三：要弘扬实事求是的开拓创新精神。创建工农红军、进行土地革命和建设农村革命根据地，都是极具开创性的伟大事业，需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探索、开拓。以毛泽东为杰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善于从实际出发，与“左”倾错误进行了坚决抵制。在红一方面军的发展史上，曾先后在湖南境内实现了三次重大转兵，即1920xx年9月的浏阳文家市转兵、1930年9月的株洲转兵和1934年12月的通道转兵，为开辟中国革命的新道路、新局面创造了重要条件。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事业，特别需要发扬红军的这种实事求是的开拓创新精神，坚持从中国的国情和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不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启示之四：要坚持服务人民的根本宗旨。在毛泽东、朱德长期领导下的红一方面军形成了一系列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总结工农革命军攻打茶陵经验，提出了红军要做群众工作等“三大任务”;在桂东沙田颁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成为我军最早颁布的军纪，后来发展成为人民军队建军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战争繁忙的情况下，根据地的党和红军仍尽一切努力领导开展各项建设，尤其是在经济建设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进行了分田地斗争，使人民群众真正得到了实惠。今天，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我们必须牢记服务人民的宗旨，努力做好群众工作，从群众最关心最需要的领域入手，把更多的公共资源投向民生领域，不断完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长效机制。倾听民声、掌握民情、珍惜民力、贴近民心，切实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与群众共谋发展、共保稳定、共创和谐、共享成果。

革命精神和文化自信篇二

红岩精神是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以周恩来同志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南方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在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初期风雨如磐的斗争岁月中锤炼形成的革命精神。这种精神之所以冠名“红岩”，是因为南方局的驻地叫“红岩村”。

红岩精神的科学命题

1985年10月14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主席、原南方局领导成员邓颖超同志重返重庆红岩村，深情回顾当年的革命岁月，题写了“红岩精神永放光芒”。红岩精神由此正式冠名，传扬开去。

1991年4月16日，任中共中央后第一次视察重庆，他瞻仰了红岩革命纪念馆，亲笔题词：“发扬红岩精神，沿着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道路奋勇前进。”20xx年5月，再次视察重庆，发表了重要讲话，指出：“风雨如磐的革命岁月，培育和形成了红岩精神。红岩精神充分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崇高思想境界、坚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气。红岩精神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一样，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党全社会要大力弘扬红岩精神，使之成为我们在新世纪继续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精神力量。”这段论述，充分肯定了红岩精神在党和民族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指出了它的时代意义和对全党全社会的巨大作用。

20xx年10月党的xx大召开前夕，到重庆考察工作时作了重要讲话，强调“要继承和发扬伟大的红岩精神，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真正做到一身正气、一尘不染，以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和人格力量影响和带动群众”。这是在新形势下党中央对继承和发扬红岩精神的伟大号召。

中国革命精神中的红岩精神

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历史孕育过一系列伟大的革命精神，在井冈山时期，我们党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成功地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奉献了井冈山精神，其内核是“从实际出发，敢闯新路，努力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政治勇气”。在长征路上，我们党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克服了千难万险，实现了战略转移，奉献出长征精神，其内核是“不畏艰险，不怕牺牲，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在延安时期，我们党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奉献了延安精神，其内核是“实事求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在西柏坡时期，我们党完成了对国民党政权的战略决战，完成了全党工作重心从农村到城市的转移，奉献了西柏坡精神，其内核是“务必使同志们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两个务必”的执政镜鉴，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掌政权并不断探索执政规律长期执政的伟大起点。

与这些辉煌胜利与伟大精神同样彪炳史册的是，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后方，在极其险恶的环境里，奉献了伟大的实践成就和光辉的精神成就。

在实践方面，南方局创造了为新中国奠定政治基础的伟大业绩：坚持政策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维护国共合作，推进抗战向前发展，为实现和平民主团结而奋斗;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统战工作方针，最大限度地争取中间势力，开拓统一战线新格局;开展国统区抗战进步文化运动，造就革命文化大军;突破国民党外交垄断，开展国际交往，为新中国外交工作奠定基础;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把国统区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

在精神方面，南方局培育形成了光耀千秋的红岩精神：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为争取抗战胜利和为新中国奠定政治基础的时代使命;刚柔相济、锲而不舍的政治智慧;“出淤泥不染、同流不合污”的政治品格;以诚相待、团结多数的宽广胸怀;善处逆境、宁难不苟的英雄气概。红岩精神充分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崇高思想境界、坚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气。

因此，红岩精神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一样，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从而丰富了与中国共产党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而建立的丰功伟绩相辉映的精神宝库。

红岩精神与延安精神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两大革命精神。延安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升华，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精神的继承和发扬，是中国共产党人全新精神风貌和崇高思想境界在那一时期的集中体现。红岩精神则是中国共产党在曲折发展中走向成熟的时代产物，是中国共产党以全国性的政党公开走向国统区的政治舞台的重要表现，是中国共产党从“山沟”走向世界政治大格局的开端。红岩精神与延安精神具有同一性和继承性。

首先，它们都是我们党一贯指导思想和宗旨在这一时期的具体表现。它们的本质都是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它们都是我们党在政治上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党在幼年时期，曾犯过右的和左的错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所以屡起屡仆，屡仆屡起。遵义会议以后，我们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有长征的胜利，才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才有延安精神的形成。周恩来等到重庆，带来了延安精神，带来了实事求是的作风，特别是克服了党在白区工作中的一些错误，模范地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了大后方的大多数群众。我们党走向成熟，其中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团结多数，统一战线”。因此，红岩精神是党在政治上成熟的表现，是对延安精神的继承。

其次，它们虽同时产生于抗日战争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但所处的具体环境又不同，这就使得红岩精神较之延安精神既有共同的时代特征、精神实质，又有具体内涵和独特个性。延安精神产生在抗日根据地，而红岩精神则产生在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城市。在这既是染缸又是虎口的重庆，要“出淤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没有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是绝难做到的。这就决定了红岩精神所独具的鲜明个性，是中国共产党在适应城市政治斗争，在应对城市复杂环境中加强党的建设，抵制各种腐朽思想侵蚀的过程中产生的。从这一角度讲，红岩精神所蕴含的丰富内涵使其在当代依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革命精神和文化自信篇三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的奋斗史，也是革命精神不断弘扬发展的历史。开展对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史的研究，不仅要解决其学科内涵问题，也要明确其历史定位问题。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形成了很多具有各种具体表现形态的革命精神，有的在各个阶段成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坐标。在20世纪90年代，研究者多将革命精神归纳为三种，即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进入新世纪以后，又将西柏坡精神纳入其中。近年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更多的研究者把苏区精神和四大革命精神并列在一起。但从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史的完整性和科学性来考察，现有的“五种革命精神说”还是没有完整反映中共建党以后整个大革命时期的精神状态史。笔者认为，红船精神可以作为中共创党初期及大革命时期的革命精神的历史坐标，与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和西柏坡精神一起，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最光辉、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革命精神。

红船精神：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历史起点

红船精神产生于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们开展创建党组织活动的全过程，蕴含着整个建党初期开展革命活动所体现出来的革命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红船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历史起点，而红船精神的提出则使中共革命精神史与中共党史在时间序列上实现了一致性。20xx年6月21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同志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弘扬红船精神 走在时代前列》一文，明确红船精神就是走在时代前列的精神，是“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将红船精神提升到“中国革命精神之源”的高度。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们的建党活动和革命实践，充分体现了这种走在时代前列的精神，他们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用最先进的理论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使一个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走上了一条光明大道。

井冈山精神：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开路先锋

井冈山精神是党在领导井冈山军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培育和形成的一种革命精神。20xx年5月，在视察江西时对井冈山精神的内涵作了精辟概括：“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井冈山精神的核心特征是“敢闯新路”。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的革命应该走什么道路，这是一个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迫切而重大的问题。苏联的革命经验不能照搬，马列主义又没有现成答案。在白色恐怖的包围中，依靠弱小的革命力量，革命先辈们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辟了一条中国革命的胜利道路，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燎原之火。这正是坚持发扬勇于开拓、敢闯新路的革命精神的鲜活反映。

苏区精神：建立政权、执政为民的重要实践

同志在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80周年座谈会上明确提出：“我们要始终大力弘扬苏区精神，推动创先争优，不断开创各项工作新局面。在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中，在建立红色政权、探索革命道路的实践中，无数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以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等为主要内涵的苏区精神。”以此为标志，苏区精神成为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并列的中共革命精神历史坐标。苏区精神的核心特征是“一心为民”，我党倡导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作风，正是从中央苏区时期开始形成的。毛泽东同志曾在全国二苏大会上提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苏区各级党政军干部自觉践行“一心为民”的宗旨，关心群众生活、真心为群众着想、积极为群众谋利益，形成了影响深远的“苏区干部好作风”。

长征精神：革命英雄主义的恢弘篇章

曾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大会上对长征精神作出过概括，他认为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长征无论在中国军事史上还是在世界军事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伟大壮举，是一部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长征中，红军所表现出来不畏千难万险，不怕流血牺牲，顽强拼搏，敢于胜利的革命英雄主义，已经突破了时空界限，深入人心，不仅在中共革命精神史上，而且在人类精神史上树立了一座丰碑。

延安精神：革命精神的集中呈现

延安精神是中共革命精神的集中呈现，其内涵非常丰富，可以说，中共革命精神的主要内涵在延安精神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示。最突出的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延安时期鲜明地打出了“为人民服务”的旗帜;二是延安时期用实事求是来概括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三是在延安时期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了大生产运动，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不断发扬光大，并形成了南泥湾精神。延安精神的核心特征是“实事求是”。在延安时期，我党首次全面接受了实事求是精神的洗礼。按照实事求是的精神整顿了“三风”，即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按照实事求是的精神在全党兴起了调查研究之风，促进了理论联系实际，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感染下，数以万计的进步青年聚集到延安宝塔山下寻求真理，奉献青春和热血;正是源于这种精神，形成了改造中国社会的巨大能量，使中国革命面貌焕然一新。

西柏坡精神：迈入新中国殿堂前的精神洗礼

西柏坡精神的内涵包括：“两个务必”的精神，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两个敢于”的精神，即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中国共产党人敢于抓住历史时机，展开战略大决战，展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胆识和气魄;“两个善于”的精神，即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的精神。这些精神内涵都是在由革命时期向建设时期转变、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其中“两个务必”精神是西柏坡精神的核心特征。毛泽东同志将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提升到执政党建设的历史大课题的高度来认识，并作为中国共产党人长期执政的重大法宝和思想武器。西柏坡精神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执政后发展趋势的科学判断，也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上的高瞻远瞩。

综观中共革命精神史，从红船精神到西柏坡精神，都是中国共产党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集中体现，都是党在奋斗历史过程中积累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它们一脉相承，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树起了一座座丰碑，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形成完整的精神序列。

革命精神和文化自信篇四

今年8月3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会第十次会议决定，将9月30日设立为烈士纪念日。设立烈士纪念日，是以国家的名义向烈士致敬，让牺牲的英烈永远受到后人的缅怀和敬仰，是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大举措。

辛亥革命以来，为争取国家的独立解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革命先烈在民族遭受屈辱和磨难之时表现出的忧国忧民、上下求索的爱国情怀;在国家处于危难之时表现出的舍生取义、敢于担当的高贵品格;在生死抉择之时表现出的巨大精神力量和坚定信念，教育和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华民族的子孙。是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换来了人民幸福安康、欢声笑语;换来了清风明月、朗朗乾坤。他们是民族复兴的先行者、追求者和实践者，他们是中华民族的精英和骄傲。在全面深化改革、建成全面小康、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加强烈士纪念工作，对于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烈士纪念工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参加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等纪念活动，深切缅怀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而英勇献身的人民英雄。近年来，国家相继出台了《烈士纪念设施管理办法》、《烈士安葬办法》、《烈士公祭办法》，以及烈属抚恤、医疗、供养、入学等一系列政策法规;修订颁布了《烈士褒扬条例》、《军人抚恤优待条例》;部署开展了零散烈士纪念设施抢救保护工作;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xx办公厅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烈士纪念工作的意见》;经全国人大会审议通过，设立了烈士纪念日。所有这些，充分表明了党和国家对烈士纪念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关心，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追终慎远的传统美德。

湖南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在历次革命战争中有众多三湘儿女献出了宝贵生命，其中收入《三湘英烈传》的就有12万多人。在灿若群星的三湘英烈中，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6位亲人，有人民军队创始者之一的贺龙元帅的5位至亲;有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何叔衡、建党时期的理论家蔡和森、只要主义真的夏明翰、女中豪杰向警予、我党早期军事家王尔琢、共和国第一号烈士段德昌等革命先行者;有、欧阳海、陈林、谭千秋等新中国成立后的英烈。崇尚英雄、缅怀先烈、激励后人，是湖南人民的优良传统，也是湖湘文化的具体表现，烈士纪念工作具有坚实的文化基因和群众基础。在新的历史时期，要进一步发扬我省崇尚英烈的优良传统，认真落实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烈士纪念工作的意见》要求，在全省更好地营造弘扬烈士精神的良好氛围，加强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为开创中国梦湖南新篇章凝聚正能量。

要广泛宣传烈士精神。将宣传烈士精神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紧密结合起来，充分利用报刊、广播、影视、网络等媒体，广泛宣传烈士精神。充分发挥我省文化资源和优势，积极创作出版以烈士英雄事迹为题材、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和通俗读物，以优秀的作品感染人、教育人、激励人，在全社会营造缅怀烈士、崇尚烈士、学习烈士的浓厚氛围。

要深入开展纪念活动。在每年烈士纪念日、清明节、国庆节等节日和重要纪念日期间，充分利用烈士纪念设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防教育基地等红色资源以及网络、手机短信等信息平台，广泛开展祭奠烈士活动，缅怀烈士功绩。

要坚持用英烈事迹教育青少年。在中小学充实关于著名烈士英雄事迹教育的内容，将烈士事迹教育融入传统文化、红色文化、校园文化建设，引导广大青少年铭记烈士的英名和壮举，进一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增强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

要加强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全面落实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相关法规，整合纪念设施资源，明确保护管理责任，加大经费投入力度，加强烈士史料和遗物的收集、抢救、挖掘、保护和陈列展示等工作，进一步发挥好烈士纪念设施“褒扬烈士、教育群众”的主题教育功能。

要完善和落实烈属抚恤优待政策。进一步完善烈属优待帮扶政策，抓好烈属各项抚恤待遇落实，妥善解决烈属生活、医疗、住房和子女教育、就业等方面存在的实际困难，定期开展走访慰问烈属活动，积极动员社会力量为烈属送温暖献爱心，让广大烈属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心和关爱，感受到全社会的尊重。

要强化组织领导。统筹协调各方力量，定期研究解决烈士纪念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政府行政主导、部门主动配合、社会广泛参与的工作机制，确保烈士纪念工作广泛、深入、持久开展。

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一个没有精神和凝聚力的民族是涣散的。铭记革命先烈事迹、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我们要站在深入贯彻落实党的精神、开创中国梦湖南新篇章的高度，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加强烈士纪念工作的重要意义，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全面提高我省烈士纪念工作整体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