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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总论论文篇一

实体特殊性

知识产权与一般（传统）民事权利的共同点、知识产权保护程序与一般民事权利保护程序的共同点，是进入知识产权领域首先应当了解的。不过，由于知识产权的依法保护与一般民事权利、尤其与同样属于绝对权（对世权）的物权相比，出现较迟，新问题较多，主要精力应放在研究知识产权与传统民事权利的不同，即研究它的特殊性。研究其特殊性的目的，是把它们抽象与上升到民法的一般性，即上升为民法原理的一部分。如果走相反的路子，不加判断与取舍地用传统上的一切已被前人抽象出的民法原理，一成不变地硬往知识产权上套，则恐怕并不可取，这样虽然省时、省力，但可能出现较大的谬误。

又如，有人把物权中“物在权利在”的原则套在知识产权上，坚持认为：只要作品有价值，就应当有人的主观状态（有无过错）、也不会先去了解商标注册权利人是否已有了实际损失，而是立即要商品所有人先负一定民事责任——至少是“责令封存”。专利管理机关人员还发现：按照“侵权认定四要件”之一的“实际损失”，《专利法》中的专利权人的“制造权”是不可能被侵犯的。因为任何未经许可之人如果仅仅在“制造”阶段，大都尚未给权利人造成“实际损失”，从而不能被认定为“侵权”。

有民法学家解释，《民法通则》第106条所讲的“过错责任”仅仅指“损害赔偿”责任，即债权责任；而停止侵权（如封存侵权商品、制止侵权制造活动）则是依“物上请求权”产生的物权责任，这是不需要以过错为要件的。可惜这种解释仍未能将问题解决。

由于知识产权的依法保护与一般民事权利、尤其与物权相比，新问题较多。目前应主要研究知识产权特殊性，并将其抽象与上升为民法的一般原理。

第一，几乎国内一切“侵权法”专著，均讲“四要件”是认定侵权是否成立的前提，而不是说它们仅仅是“损害赔偿”的前提。

第二，如果把侵害活动强制性地制止，又不首先认定它是违法或侵权活动，那么执法机关的强制执行令本身则失去法律依据，属违法行为。而且，有相当一部分解释这一问题的民法学家的论述中，把对无过错的行为的制止，称为物权责任中的“停止侵害”。那么“侵害”不是“侵权”，既然是“物权责任”或“物上请求权”，它们指向的只能是对“物权”的侵害，如果说这不叫“侵权”、只能叫“侵害”，那无异于玩文字游戏。许多人反对以德国版权法97条与101条相比较来说明制止侵权无须考虑主观过错，原因是其中无过错而可禁止的，是物权上的“侵害”；需要作损害赔偿的，才是债权上的“侵权”。但这两条无论在德文本还是英文本中，都使用的是同一个“侵权”概念，决无“侵害”概念。

第三，切勿忘记知识产权侵权中，有时一并涉及侵害精神权利与经济权利，例如侵犯作者的“发表权”。在这种情况下，“物上请求权”不足以弥补原有中国侵权法理论的缺，还欠一个“人身请求权”。

的征求意见稿上曾有一条关于“侵害债权”的规定，最终删去，原因之一正是多数立法者认为“侵害债权”理论站不住脚。债权是相对权或“对人权”，如果某一合同权可能被合同当事人之外的第三方、第四方或任何一方所侵权、而受侵害者又有权针对这些“任何一方”提出诉求，那么这时，这种特殊的合同权就已经转化为“对世权”（亦即“物权”）而不再是“对人权”！

合同权一般只是对人权。规定“不作为”义务的合同中的大部分未必能产生出财产权。只是在特殊情况下，从特殊角度看，合同权可以被当成财产权。例如，你的电话被他人盗打，你与电信局签订服务合同，向电信局付钱，电信局向你提供电信服务。但是你本应得到的服务被他人拿走，你一分钱电话没打，电信局给你算了5000元的电话费，你可能以侵害财产权告他。

第一起因服

务引起的、一案。原文是apieceofthatboybelongstome，即“那个人的一部分属于我”。哪一部分呢？他的服务属于我，他提供的服务作为一种财产是我的。现在你把这个东西拿走，与抢走我的财产一样。法官认为，原告实际上是有对世权的。劳森在财产法这一章，举这个案例的标题就叫做“不属于债权的合同权”。

事实上，中国法院已经多次遇到知识产权、作品及“物”的不同及联系的问题。例如，出版社丢失作者手稿应当负何种责任？时至今日，一部分法官及绝大多数学者，均认为出版社仅仅负有物的保管合同中保管者的违约责任。他们只把着眼点放在载有作品的“纸”这种“物”上，而似乎全然忘记了这种物上所载的本来可以无穷尽地被复制的“作品”这种信息。他们把载有这种信息的物与一般物同等对待，因此结论显然对作者不公平，也就不足为怪。德国慕尼黑上诉法院法官hansmarshall则认为：丢失作者手稿的情况，如果作品系尚未出版，出版社除了违约之外，还侵犯了作者的大部分精神权利。作者除请求违约赔偿之外，还有权请求作者精神权利的侵害赔偿。

损害赔偿无论解释者们如何解释，我国《民法通则》106条明明写的是无过错不负“民事责任”，而不是“损害赔偿责任”。这与德国民法823条、德国民法1382条等根本不同。

此外，在物权责任中，也有“损害赔偿”。不仅史尚宽老先生早就讲过，中国《物权法》20专家稿第60条也有重述。所以，讲“损害赔偿”仅仅是“债权请求”指向的，至少不完全。

进一步讲，在理论上，为说明损害赔偿一般以过错及实际损失为要件、停止侵权（或称“侵害”）则无需以过错为要件，因而把诉求分为“债权请求”与“物上请求”，未尝不可。但在任何情况下，尤其是在实际生活中，也要坚持这种“非此即彼”的划分。

第一，有时（如上所述）连划分者自己都分不清，况且“物权请求”项下明明又出了一个使用完全相同术语的“损害赔偿”。况且，笼统地断言“物权请求”不以主观过错为要件也并不正确。一部分“物权请求”中的“损害赔偿”又明明是要以主观过错为要件的。例如，德国民法典第989条所规定的情况，是明明白白地放在物上请求权之中的，又是明明白白地要求以过失为前提的。再如，“返还原物”之诉中包含的返还孳息物的情况，也必然以过失为前提。

而且，第一句中所说的“债”，包括“作为”、“不作为”及“给付”，这也是在民法原理中人们常讲的。其中“不作为”怎样被归入了“财产”范畴，也有些费解。实际上，把债权（obligation）不加分析地一概放入“财产”范畴、因而导致逻辑上的难以自拔，古代的民法学家盖尤斯就已有前车之鉴。至少百年前的austin及前的zimmermann已经一再指出并加以纠正。

第二句中断言“债权法规范财产的流转”，至少首先忽略了合同法中规范的“代理合同”，这是规范的是什么样的“财产流转”？其次，还忽略了侵权法（即“债法”的一部分）中无须经济赔偿的那部分人身侵害。

原则适用在讨论禁令与公平原则及公共利益原则时，又让人想到“诚实信用”原则，依照公共利益原则建立起的专利上的强制许可制度，保证了第二专利权人不受第一专利权人制约而可以发展实用技术，又保证了在紧急状态下某些实用技术的广泛应用。这些似乎均与“诚实信用”关系不大。又如公平原则，“公平”与“诚实信用”有时的确有交叉。但在多数情况下，它们还是主宰各不相同的领域。至于讲到“公平”与“诚实信用”的各自覆盖面，早已被欧陆法系吸收的、英国古老的民商事领域普通法的“禁止反悔”制度及衡平法的“可以反悔”制度（实际与我国一直推崇的“情势变更”制度极相近），是个很好的说明。

就普通法而言，禁止反悔法则不仅仅适用于“对某一事实作过某种不真实的陈述”的情况，同时还适用于对某个事实作过某种真实陈述的情况，而且主要适用于后者。专门适用于“不真实陈述”的，是另一个法则，称为misrepresentation。禁止反悔法则在适用时有个前提条件，即：对方已经按照陈述者的陈述开始了不可挽回的行动。例如合同的要约人在要约条件中讲明自己有船，对方若将货物运抵港口，要约人就将承担装船的责任；如果后来要约人表明“我没有船，不负责装船”，否认原来的陈述，法院就将以此作为estoppel的适用范围。但如果承诺人还没有开始把货物向港口运送，要约人后来的声明有可能被法院判为“补充陈述”，而不被视为“反悔”（虽然它实质上是推翻了原有陈述）。这里适用的是“诚实信用”原则。

法则是英国上议院一百多年前在“约旦诉莫尼”的判例中得到的。它在1947年又被后来的英国上诉法院院长丹宁在“中伦敦财产信托公司诉海特利斯房产公司”一案中作了进一步深化。丹宁在判决中指出：只要形势或环境发生了一定实质性变化，原陈述人可以反悔。这个判例成为英国合同法历史上最重要的判例之一。这里，“诚实信用”原则就显得不太相干，而“公平”原则倒是更适用。

可见，“诚实信用”原则固然是民法中极其重要的原则，但不宜将其抬到“帝王”高度，使之君临一切。另外，把它仅限于民法领域，也值得商榷。在公法领域，许多历史上的统治者都认为这一原则的地位同样十分重要。况且，中国的“诚实信用”作为法律语言，正是源于公法。它至少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中前期已有。这就是商鞅刚刚主管秦政时，实践自己百金奖赏一件平常事的诺言。一千年前的王安石为相时，曾有诗称道此事：“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说的正是统治者管理国家的“公”行为，也须讲“诚实信用”。

“形”、“体”关系随着数字技术的应用，盖尤斯时代即已提出过的权利及客体的“形”与“体”的问题，又值得再度研究。只是切不可返回盖尤斯时代乃至还落后于该时代。20世纪末，数字技术的普遍应用，使法哲学领域间又发生历史上曾有过的两种议论。在知识产权法学领域，有些哲学家感到版权制度已经走到尽头，其专有性要被淡化。有些哲学家则感到不仅版权、包括专利在内的知识产权保护几乎都失去意义。因为从“质”上讲，“物质不灭”，人们能创造的只是形式；从“形式”上讲，一切形式又都归结为数码，其差别又何在。

bsp;当初以版权既保护作品的外在形式，也保护其内在形式，解决了不保护“内容”的困惑。如今，也应将知识产权归结为只能创作“形式”者：当创作出有形无体的信息时，在专利领域，它是实实在在的技术解决方案，它与另一发明或“现有技术”必须有“质”的区别，方可获得专利。说其有形无体，并不是从哲学意义上的“形式”、“内容”来说的。

程序不宜“一刀切”

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实体法及程序法上，完全套用适用一般民事权利的法律或程序，同样会产生不当。例如，知识产权的被侵权人起诉侵权人的绝大多数情况下，侵权行为仍在继续；而物权的被侵权人、人身权的被侵权人起诉侵权人的多数情况，则侵权已经停止。因此，侵权诉讼的核心或首要问题，是损害赔偿、恢复原状，还是停止侵权，对知识产权与对物权或一般人身权，是绝不会完全一样的。相应地，诉讼时效的适用，也绝不会完全一样。

最高人民法院在最近的民事审判制度改革中，将本来即应属于民事领域的原经济庭、知识产权庭等，均归入民事审判庭，是完全正确的，从总体上理顺了民事审判制度，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它不仅顺应了国内司法改革的实际需要，而且与世贸组织各项协议所要求的执法体系（结构）更加靠近。

知识产权审判毫无疑问主要是属于民事审判。但由于知识产权侵权与确权中的独有特点（例如，一部分重要的知识产权，如专利权、商标权，是“经行政批准方才产生的民事权利”），多数知识产权保护较有效的国家，如法国、德国、英国、美国等主要两大法系国家，均是由特定的民事审判法院（或法庭）全面受理及裁判与知识产权侵权、确权乃至合同等纠纷相关的一切民事、行政及刑事案件，而绝不会仅仅把这种特定民事审判机构的职能仅限于知识产权的民事纠纷，却将侵权严重构成刑事或确权中的行政案件推转给一般的刑事、行政审判机构去做。主要原因是知识产权案件技术性、专业性过强，而把具备这种技术及专业知识的审判人员集中在特定的知识产权审判机构中，一是节省人力财力，二是避免出差错。

在世贸组织的“知识产权协议”中，主要规范“知识产权执法”问题的“第三部分”，在大量条款涉民事程序的同时，也涉及行政、刑事程序，尤其把“行政机关裁决后，当事人不服而要求的司法复审”，作为知识产权民事审判不可缺少的补充。由知识产权庭或相应的知识产权法院，越出“民事审判”的范围，一并受理涉及知识产权的行政与刑事诉讼案，已经是实实在在的国际惯例。如果最高法院的民事审判改革后，“民三庭”（即知识产权审判庭）被“一刀切”地定为与其他几个民庭一样，只审理民事案，凡进入行政、刑事领域，案件即转归行政、刑事审判庭，那么，在整个改革向国际惯例靠近的进程中，民三庭的改革就离国际惯例越来越远了。近几年，北京高院知识产权庭已尝试受理涉及知识产权的行政诉讼案（主要是当事人诉专利局），效果明显好于将这类案件转给并不熟悉专利的行政审判庭。上海浦东法院甚至更大胆地尝试将涉及知识产权的民、刑、行政案均由知识产权庭受理，这实际已经与国际接轨。

我国立法、司法机关应当进一步了解国外的普遍做法、国内原有审判经验中的得失，认真研究是否民三庭（及各级法院相应的知识产权庭）可以作为我国民事审判机构的一个极特殊的庭（亦即国外较一般的并非只审民事案的庭）？是否在这个问题上以不搞“一刀切”为宜？辩证法一般承认“非此即彼”，也在特殊情况下承认“亦此亦彼”。这是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就多次强调的。在1979年有刑法而无商标法时，刑法中的商标专用权保护条款就曾使商标权在1979年至1983年成为一种“依刑法产生的民事权利”。最近一段时期经常谈到“入世”以及与wto接轨的问题，却很少有人注意到：完全处于国际民商事领域的、旨在规范国际领域财产流转制度的wto，却在（而且仅仅在）知识产权协议（即trips协议）中，对司法审判程序中的民事、刑事、行政不同程序，统一作出规定。从法理来看，民商事国际条约却涉及行政、刑事，是不是“文不对题”或“名实不相符”？实际上这正是国际条约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而不“因名废实”的例证。

民法总论论文篇二

一、人格特征概念的提出

现在，无论我们是打开电视、电脑、手机等电子媒介，还是心无杂念地走在街上，坐在咖啡厅里，甚或背包行走乡间，都可能会有各种自然人形象代言的广告充斥眼球。哪怕闭上眼睛，也有名人熟悉的声音向你介绍或夸赞某个产品。我们已经无从考究到底谁是第一位为产品代言的明星，但我们清楚地感受到明星代言广告无孔不入地充斥着我们的生活，再进一步观察还可以发现这类广告使我们的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实质上就是我们在不知不觉中为代言产品的明星形象掏出钱包。形象代言可以快速将消费者对代言人的认知度和识别性转移到被代言的产品上，以影响消费选择，增加销售额度。换言之，具有可识别性的形象可以产生经济利益。一方面是根据知名度不同，明星通过代言广告获得高额的代言费，另一方面是大量商家未经允许擅自使用名人形象为其产品代言后，遭受的高额诉讼赔偿。名人的肖像作为传统人格权保护的内容，在坚持人格权与财产权二分理论的我国民法中，人格权保护精神利益，财产权保护财产利益，那么高额形象代言费的民法正当性基础何在？商家未经允许擅自使用形象为产品代言后应支付的高额财产损害赔偿的民法请求权基础又何在？对这一问题，我国司法实践基本上进入承认并保护此种财产利益但说不清楚为什么的状态，我国学术界虽然也有近二十年的研究，但在基本术语选择上都未达成一致。对于自然人表现于外的，具有识别性价值，并能将消费者对自然人的认知度转移到产品上的外在形象，究竟用怎样的术语概括，民法学界众说纷纭。在基本术语选择上的分歧体现了对形象代言这一法律现象之民法学本质认识不清。术语选择这基础问题没有解决之前，难以实现制度的合理建构。对自然人表现与外并具有可识别性的外在形象，民法学界在术语选择上有以下两种思路：其一为“旧瓶装新酒”的思路，以民法理论中旧有概念概括自然人表现于外并具有可识别性和经济价值的外在形象。如，人格权、人格要素；其二为“新瓶装新酒”的方式，创设民法理论还没有的新概念概括自然人表现于外并具有可识别性和经济价值的外在形象。如，使用形象、人格标识、人格标志、人格符号。

（一）以“人格权”概括自然人表现于外并具有可识别性的外在形象

使用人格权概括自然人表现于外并具有可识别性的外在形象的代表作是程合红在政法论坛上发表的文章《商事人格权――人格权的商业利用与保护》，该文是对以自然人形象为产品做宣传广告的社会现象提供的法律解决路径，全文举例说明了人格特征商业利用现象，但没有交代为何使用“人格权商业利用”这一术语，也没有界定术语的含义。但人格权作为传统民法理论中固有的术语，尤其特定含义。人格权始于财产权相对的，用以保护人与生俱来的精神利益的权利。人格权是一种内向性的非财产权利，显然与承载财产利益的自然人外在形象不同。更何况，将人格权作为商业利用的对象除了在动宾搭配上存在基本语法错误外，也显露出将精神性权利与商业化利用联系起来的内在逻辑矛盾。因此，用人格权这一术语来概括自然人表现于外并具有可识别性的形象不合理。

（二）以“人格要素”概括自然人表现于外并具有可识别性的外在形象

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是李建伟和郑其斌的《论人格信息财产权――附着于人格要素的经济利益的定位与保护》一文，文章以人格要素概括这种现象的目的在于标明其与主体本身的天然联系，以确定所产生经济利益的权利归属。但是人格要素在民法学中一般是作为人格权保护的客体来使用，既包括肖像、姓名等外在人格表征也包括身体健康、自由等内在人格需求，而且以其上所承载的精神利益为观察对象。因此，人格要素这一术语虽然可以拉近代言所产生的经济利益与人格利益之间的距离，有助于认识此种经济利益产生的本质和权利归属，但借用人格权保护客体这一术语，容易使人格权本来就不十分清晰的权利体系更加混乱。同时，以人格要素概括自然人表现于外并具有可识别性的形象很难体现其外在可识别性的本质特征。

（三）以“形象”一词概括自然人表现于外并具有可识别性的形象

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是《名人形象的商业化利用及其权利保护严格―形象权的历史解读》和《形象的商品化与商品化的形象权》，前文中的形象一词特指自然人形象，后文中的形象既包括自然人形象也包括角色形象。形象这一术语关注外在表征，也符合日常用语习惯。但“形象”一词一般指一个人的外表和容貌，是个人的实体性表征，而不是以载体展现出来的个人具有可识别性的特征。现实生活中被用作商业利用的是个人实体形象以一定载体（照片、录像等）体现出来的可识别性特征。因此，形象一词的使用容易在进一步对自然人表现于外并具有可识别性特征上承载的财产利益和利用方式进行分析时产生阻碍。

（四）以“人格符号”概括自然人表现于外并具有可识别性的形象

此种观点的代表是《人格符号的利益扩张与衡平》，使用这一术语是在充分认识到：此种财产利益之所以会产生是源于人类是符号的动物，一种可识别性的符号即意味着经济利益。但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符号有两类含义，一是指记号、标记，二是指佩戴在身上表明职别、身份的标志。无论哪种定义，都是一种外在于人的中立的术语。此一种术语的使用容易使人割裂自然人可识别性形象上的财产利益与其人格利益之间的联系。

（五）以“人格标志”或“人格标识”概括自然人表现于外并具有可识别性的形象

标识和标志在汉语里面是可以通用的词语，其含义相同。因此，此处做统一考察。此种观点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人格标志上经济利益的民法保护――学说考察与理论探讨》和《论人格标识商品化及其民法保护》，前文作者对人格标识的含义做了基本介绍，认为人格标志是“对姓名、肖像、声音等可以供以识别自然人的标记的统一称谓”。后文作者将人格标识定义为：“人格标识是民事主体标表其个性特征的人身识别因素，如自然人的肖像、姓名、形象、声音，法人或其它组织的名称等。”他们都充分认识到了可识别性这一本质属性，也认识到这种可识别性与人格之间的天然联系。但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标志（或标识）标明特征的记号，相比较特征而言是更外围的概念。综上，如果把人格标识（或人格标志）略作修正，以人格特征一词概括自然人表现于外并具有可识别性的形象最为恰当。特征一词可以作为“事物特点（特点是人或事物所具有的独特的地方）的征象和标志”，而且习惯用语中也有将其与人的'外在形象相连的用法，如相貌特征。人格特征相较人格标志（或人格标识）而言，在汉语语义上更靠近人本身，容易兼顾其内在的精神利益和外在的财产利益，同时又不失其可识别性内涵。因此，本文提出以人格特征一词概括自然人形象代言的社会现象。

二、人格特征的界定与发展

（一）人格特征的内涵

人格特征是表现于外具有可识别性并可用作商业利用的自然人形象。人格特征至少有以下四个本质性特点：

1.人格特征与自然人人格具有天然联系。人格特征与自然人人格的天然联系最显著的表现在于未经同意擅自使用他人人格特征可能给人格特征权利人造成精神损害的情形，如，未经林心如同意将其形象用作处女膜修复广告，并在广告中暗含林心如接受过此种治疗并表示支持的态度。这样的广告所反应的信息之所以会对林心如造成精神伤害，让她看到广告时有很不舒服的内心体验，原因在于：这些信息就像我们喜欢看什么样的书，喜欢什么牌子的衣服等信息一样反映了我们如何看待自己或希望自己变成什么样的人。积极参与禁烟公益活动的明星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烟草形象代言人；捐助留守儿童的明星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使用童工的厂商的形象代言人；皈依佛门的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啤酒代言人，这一类广告会给代言人造成的损害归根结底是对其人格的损害，是一种精神利益的损害。其次，人格特征与自然人人格的天然联系隐形地表现于授权商业利用的人格特征一直伴随着尊重自然人人格权这一权利限制。如，成龙代言霸王洗发水、王力宏代言哇哈哈矿泉水，产品生产者或销售者支付代言费获得的对价也仅限于在特定范围和期限内以特定方式使用，并不得歪曲宣传形象，不得任意授权第三人使用。

2.自然人人格特征是表现于外的形象。标明自然人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的综合因素很多，大致可以分为内在的思想、情感、学识、修养等人文素质与外在的样貌、穿着、言行举止等发乎内形于外的体貌特征。人格特征具有外在性，但这种外在性既与内在息息相关又可通过它反观一个人的内在人格，这也是人格特征与内在人格具有天然联系的原因。

3.自然人人格特征具有可识别性。可识别性是人格特征的根本性特点，也是商业利用价值和经济利益的载体。可识别性是相对于社会公众而言的，即通过其人格特征能识别出自然人本人。判断是否具有可识别性的标准以一般公众的一般人之为准。

4.自然人人格特征是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共同的载体。基于上述三点的分析，人格特征商业利用是源于人寄于物的广告方式，以人格特征为载体，将公众对自然人内在人格和外在形象的认同感嫁接于产品。因此，人格特征也是同时承载人格利益并体现经济利益的载体。

（二）人格特征的外延及其扩张趋势

人格特征的主体是自然人，既包括名人也包括非名人。虽然因为名人人格特征的可识别性价值更大，是我们常见的商业利用对象，但非名人的人格特征同样具有可识别性价值，只是比名人的可识别性较小，而且一旦非名人的人格特征被商业利用则其上的财产利益也随之显现。换言之，名人人格特征的商业利用价值和经济利益是显性的，非名人人格特征的商业价值和经济利益是隐性的。如，在广州市越秀区东山美心心联谊服务中心与杜秋霞肖像权纠纷案（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穗中法民一终字第3657号民事判决）中，联谊服务中心将其客户杜秋霞与外籍人士成功结合的案例和他们的结婚照用作报纸网站上的宣传广告，即将非名人人格特征之商业利用价值和经济利益显性化。人格特征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自然人的肖像、姓名、声音。其中肖像是最常见的商业利用对象。肖像的载体可以是照片、画像或视频。肖像不仅包括人的脸部形象，还包括其他身体特征，如形体特征、侧影或背影，也可以是与某人酷似的形象。判断是否商业利用了某自然人的肖像，以一般公众能否从其利用中识别出该自然人为标准，即可识别性标准。姓名也包括真实姓名、艺名、笔名、绰号、艺术签名等所有可以代表某自然人的具有可识别性的符号。因此，当我们以可识别性标准判定是否属于自然人人格特征时，人格特征的外延是具有相对开放性的，并不能列举穷尽。同时，可识别性也是商家商业利用的价值和底线所在，是联系至自然人本人的纽带。但从人格特征的发展趋势来看，已经呈现出从可识别性向可联想性扩张的趋势。该趋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能联想至自然人的整体形象、风格或习惯用语也作为人格特征。如刘翔诉《精品购物》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中民终字第499号民事判决）中，法院将经过改动的能使公众联想至刘翔的人物肖像也视为刘翔的人格特征。二是将与自然人具有联想关系的物品也视为自然人人格特征的一部分，如赛车选手惯用的赛车配上特定场景可以使人联想到是该选手在做广告的，也被认为使用了该赛车选手的人格特征。判断人格特征的标准从可识别性到可联想性的发展无疑扩张了人格特征的范围，同时限制了合理使用他人人格特征的范围。这种扩张是否合理还有待在考察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衡平性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

三、人格特征商业利用类型化分析及其民法意义

人格特征代言是人格特征商业利用的最主要方式，也是人格特征财产利益的集中体现，下述对人格特征商业利用的类型划分围绕以人格特征代言产品广告的方式展开。对人格特征商业利用及其类型化的分析将更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人格特征的本质。第一，以是否征得了代言人的同意，获得代言人授权为标准，自然人人格特征代言可以划分为经授权的代言和未经授权的擅自使用。经授权的代言如成龙代言霸王洗发水、汤唯代言德芙巧克力、汪涵代言统一老坛酸菜牛肉面等等，举不胜举。明星的授权代言期限一般为两年，两年授权代言所获得的代言费用依据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大小而不同，知名度越高其代言费用越高。未经授权的擅自使用也是随处可见，比如林心如自爆“被代言”处女膜修复广告，马伊p被代言减肥产品，潘石屹成了“男科专家”、林志玲惨变“色情女郎”、嗓音动人的费玉清“顺理成章”变成护嗓保健品代言人等等。日益“雷人”的代言广告让“躺着也中枪”的明星苦不堪言。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陆续有名人到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禁止经营者未经同意对其形象的商业利用并赔偿损失。近年来，明星被代言起诉至法院的案件更以高额赔偿费的诉求著称。这种分类的民法学意义在于：在坚持人格权与财产权二分理论的民法体系下，经授权的代言其代言费用的民法正当性基础何在？即所涉及财产利益的事前积极保护。未经授权擅自使用中被侵害利益时候救济的请求权基础何在？即事后消极保护问题。第二，以人格特征知名度为标准，自然人人格代言可以分为名人人格特征代言和非名人人格特征代言。名人人格特征代言是我们最常见的一种代言方式，不再赘述。至于非名人人格特征代言因为并不常见，常被忽略，以至于起诉到法院时难以获得经济赔偿。诚然，非名人因为其人格特征的可识别性相对较小，宣传作用比名人小很多。但如果某一品牌使用非名人的人格特征为产品作宣传，本身就可以说明该人格特征对产品具有宣传价值，宣传价值自然带来经济利益。此种分类的民法学意义在于：名人因为常以产品代言为谋利手段，因此其具有知名度的人格特征所承载的财产利益是显性的，容易确定的。非名人不具有知名度的人格特征所承载的财产利益则是隐性的，不易确定的。二者之间的区别是人格特征上承载的财产利益大小的区别，不是有无的区别。第三，是否体现代言人对产品的推荐、支持态度为标准，可以将代言分为支持性代言和非支持性代言。支持性代言体现代言人对产品的支持、推荐等意思表示。非支持性代言没有任何支持意味，只是简单地将产品与自然人人格特征联系在一起吸引消费者注意。此种分类的民法学意义在于：支持性代言所反映的代言者与产品之间的关系更紧密，而且体现代言者的意思表示。非支持性代言反映的代言者与产品之间的联系更松散。这种分类在判断是否构成虚假宣传时具有实质性意义。第四，以代言广告所涉及代言人的民法利益为标准可以分为：

（2）只涉及代言人财产利益的代言广告，如成龙代言霸王洗发水；

（3）只涉及被代言人人格利益的代言广告，如根本不愿意将其人格特征与商业广告相连的艺术家形象被用于广告。这种分类的民法学意义在于：在坚持人格权与财产权二分理论的民法权利体系下，有助于我们认识人格特征上承载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利益――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利益应分别适用不同的民法制度。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第二种只涉及代言人财产利益的代言广告中是否不存在人格利益是有争议的，如美国法院认为强制名人代言某种产品是一种强制言论的利益损害。

总之，现实生活中，名人因代言产品广告以获得高额广告代言费或因“被代言”某产品而起诉法院索赔巨额经济赔偿的现象屡见不鲜。此种与产品宣传相连而产生财产利益者，即人格特征。人格特征是指自然人表现于外具有可识别性的个体性标志，包括但不限于自然人的姓名、肖像、声音。一方面是自然人人格特征财产利益凸显后对民法保护的迫切需求，另一方面是人格特征财产利益因处于人格权(保护人格利益)与财产权(保护财产利益)二分的中间灰色地带而产生的定位尴尬。在澄清人格特征基本术语的基础上，在现行人格权与财产权二分理论的民法框架内，寻求人格特征财产利益与人格利益的协调与保护是十分迫切的理论与现实问题。

民法总论论文篇三

物权的社会化运动导致了社会性物权的出现，即出现了“将公法的支配与公法的义务，摄入物权概念内容之中”的物权。但这种社会性物权所指的公法义务，在没有环境保护意识的条件下，仅指对社会的义务，并不包含对环境的义务。在此意义上，可以说，社会性物权还不是生态性物权。但是，这种观念却为生态性物权的产生提供了基本思路。现代民法上所称之物，主要是指有经济价值的物。在物的范围中，有相当部分属于环境资源的范畴。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物权与环境权所指向的客体是同一的，但是，这个同一客体的形式与内容是根本不同的。作为环境权客体的环境资源以生态价值和其它非经济价值为内容，物质形式只不过是它的价值载体；而作为物权客体的环境资源以其物质形式为内容，其经济价值蕴涵于物质形式之中。物权法是关于物的经济价值的归属、利用所进行的权利配置，其目的在于充分发挥物的经济功能，环境功能是没有纳入其视野的。但是，物权法所设定的各种权利使得人们在利用物的经济价值时必然会对其环境价值产生影响。现在，如果要将两种价值加以协调，并且将物的生态价值纳入物权法的调整范围，就必须解决物本身所具有的双重功能、也就是其物质表现形式与生态价值内容的冲突。构建生态性物权，就是要解决这种利益冲突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相关问题。

环境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条件的总和，其物质性不容质疑。人们通常将对于人类有一定利用价值的物质称之为资源。环境因其对人类的有用性而成为资源也是没有异义的。但是，在不同的条件下，环境的资源属性与人们传统观念所认识的资源属性的差异性或物质形态的双重性却很少为人们所认识。我认为，从对环境的资源属性全面把握的角度，深入剖析环境资源物质形态（在此我将其简称为物）的不同表现形式，是确认生态性物权的一个关键所在。第一，经济形态的物。通常，我们将对于人类经济发展有用的环境要素称为自然资源，其表现形式为资源性的物。在此，物是经济资源，我们对自然资源的理解具有经济学上的意义，森林可以提供木材、水流可以航行、矿藏可以开采加工……，并且这种意义上的资源还存在着稀缺性和多用性。正是由于资源在数量和品种上是有限的，资源在用途上是多方面的，才存在将有限资源如何在不同用途上进行最优分配的问题。如果资源不是有限的，人类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向大自然任意索取，那么就不必研究配置资源问题，任何一种生产过程的投入需求都可以随意获得和得到完全满足。如果资源不具有多用性，每一种资源只能作为某一种生产过程的投入而不能同时作为其它生产过程的投入，那么也不会存在配置问题，因为这时由于资源用途上的单一性已经固定了资源的投入方向，配置的前提已不存在了。因此，由于资源的有限性和多用性产生了多种利益的冲突，需要通过一定的规则定分止争，这种“以使互不相侵而保障物质之安全利用”的规则就是物权法。

第二，生态形态的物。从生态学的角度，环境资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它与人类通过能量流动、物质循环和信息传递构成共生共荣的生态系统，其表现形式为环境资源性的物，其价值表现为资源对于人类生存和发展而言的效用。在此，物是生态资源，我们对其理解具有生态学上的意义，森林、水流、矿藏都是生物圈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森林可以净化空气、涵养水源、改善局部气候；水流则为水生生物提供生境、参与生态系统的水循环；矿藏是生态系统中岩石圈的组成部分、也是物质和能量的储存库，它的存在对于生态平衡极为重要。作为生态性物的自然环境，具有整体性和自我调节性。首先它的各个组成部分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任何人不能独占，也不能进行排他性消费；其次，环境资源系统是一个具有自我更新、自我恢复功能的结构系统，在一定的范围和程度内，这一系统具有一定的调节能力，对来自外界比较小的冲击能够进行补偿和缓冲，从而维持其稳定性。环境资源对于人类生存的重要意义使得人们必须考虑它的生态属性，通过建立一定的规则使其得到保护，否则，人类的生存将受到直接威胁。这种以保护环境资源的整体性、自我调节性为目的的行为规则系统就是环境资源法。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资源性物的双重形态导致了其对于人类的双重功能，并且其价值形态及其构成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民法上的物权与环境法上的环境权分别对资源性物的不同功能及其价值予以承认并提供了保护，民法保护的是其经济属性，环境法保护的是其生态属性。过去由于没有认识到环境资源的生态属性以及保护的重要意义，物权法没有涉及保护环境资源的生态属性的问题，而是由后来建立的环境法弥补了这一不足。但是，环境资源的双重属性在理论上的分类可能成立，而在现实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却是密不可分的，传统民法注重环境资源的经济形态而忽视其生态形态是造成环境问题的直接原因之一，现在虽有专门的环境立法解决对环境资源的生态功能保护问题，但它的目的实现，却必须有赖于两个前提：一是法律对环境资源双重形态的承认，二是对两种相互冲突的利益的协调机制。因此，仅有环境法的实施是不够的，还必须有环境法与民法的协调与沟通；也还必须有物权法对环境资源的生态价值承认。目前，物权法社会化已为环境资源的生态价值的承认建立了通道，并且在物权社会化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客观上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制度，但目前在立法上表现为限制所有权行使的消极承认。除此之外，还可以建立对环境资源的生态属性承认的积极方式。

民法总论论文篇四

甲方(出售方)：身份证号码：

乙方(买售方)：身份证号码：

丙方(居间方)：

甲、乙、丙三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市相关规定，本着自愿、公平、平等、诚实信用原则，经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

第一部分关于房屋买卖

第一条成交房屋基本情况

房屋登记地址：

房屋权属证号：土地使用证号：房屋用途：

登记所有人房屋抵押情况：

1.1经协商，甲方愿将上述房屋出售给乙方，甲方对上述房屋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并保证房屋交付乙方时的状况与乙方实地看房时的状况保持一致，否则愿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赔偿乙方因此而受到的一切损失。

1.2乙方确认，对该房屋已作了充分了解并实地查看过房屋，对房屋现状没有异议，愿意购买该房屋。

第二条成交价格

甲乙双方协商后确定的成交价格为：人民币*元，(大写：)。

第三条付款方式

3.1现金或贷款支付

如甲方认可乙方贷款方式付款时：甲方有义务配合一方办理贷款手续；乙方提出终止贷款行为或因乙方原因不能取得贷款机构贷款的，乙方应于前以现金方式补齐房款。

3.2资金监管服务

*房地产中介有限公司可以为本次交易提供免费的资金监管服务，双方自愿选择该项服务，并于签订本协议当日签订《资金监管委托协议》。双方自愿将本次交易所涉及的全部款项暂存于指定的银行监管帐户中，并按本合同及《资金监管委托协议》所约定的程序及方式办理。尽管上述款项存于指定帐户，但甲乙双方同意：视为乙方已向甲方实际支付。如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可不选择资金监管服务，但由此带来的一切风险由双方自行承担。

第四条税、费的承担

4.1甲乙双方保证，按国家及地方相关规定、交易习惯各自缴纳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各项税费。

4.2尽管有上述约定，双方同意：甲方承担；乙方承担。

第五条权属过户及房屋交付

5.1双方承诺，在本合同签订之日后，于**年**月**日前共同到房屋所在地房产管理部门办理房产过户手续。

5.2甲乙双方应于本合同签订之日起日内将房屋权属过户所需的全部真实、有效的合法手续、材料(包括但不限于房证、契证等)交予丙方保管，丙方协助双方办理过户手续。

5.3双方同意，甲方于腾空房屋并将房屋钥匙交于乙方。

5.4双方在房屋交接前，应办理有关物业的交接，包括但不限于水、电、煤气、采暖、有线电视、电话、物业费、户口等相关手续，并结清费用。房屋毁损、灭失等风险，自房屋钥匙交于乙方时转移至乙方。

5.5丙方应甲乙双方的要求协助双方办理上述物业交接事宜，并由双方在《房屋交接单》上签字确认。

第六条违约责任

6.1甲方保证所售房屋不存在任何权属争议，债务纠纷或其他瑕疵。甲方保证有权出售该房屋，并已得到房屋共有人或其他权利人的同意，保证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否则，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支付本合同成交价格10%的违约金，并赔偿因此受到的其他损失。

6.2乙方保证所提供的资料真实、有效。具备订立合同的资格，并保证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否则，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支付本合同成交价格10%的违约金，并赔偿因此受到的其他损失。

6.3因甲乙任何一方原因导致本合同不生效、无效、被解除、被撤销或任何一方发生违约等，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第七条免责条款

如因不可抗力致使本合同不能全面履行，三方互不承担责任。

第八条争议的解决

甲乙双方在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任何纠纷，应首先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九条其他约定

第二部分关于居间服务

第十条丙方责任

9.1依本合同约定为甲乙双方提供房屋买卖居间服务；

9.2免费为甲乙双方提供房地产买卖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咨询。

第十一条居间服务费及支付

10.1甲乙双方确认，双方达成本次房屋交易是基于丙方所提供的居间服务；但该交易是双方独立、自愿做出的决定。

10.2丙方一次性收取居间服务费人民币**元，大写：*元，由方承担。

10.3该服务费于本合同签订时以现金形式一次性支付给丙方。

第十二条特别声明

11.1甲乙双方同意：因甲乙任何一方的过错导致本合同无效、交易不成功或买卖合同不能全面履行，丙方所收取的居间服务费均不予退还。

11.2如甲乙任何一方或双方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发生违约或其他争议，双方一致同意：在双方就违约责任及其承担达成协议之前或人民法院做出生效法律文书之前，丙方有权将暂存在指定帐户中的款项予以保留，不向任何一方返还或支付。

第十三条合同生效及其他

12.1本合同于三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

12.2本合同一式三份，甲方双方各执一份，丙方执一份。

甲方：乙方：丙方：

代理人：代理人：

签约日期：

民法总论论文篇五

民法学是研究民事法律制度、民事法律现象和民法所反映的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学习民法学的基本原理，掌握民法学的科学精神和丰富的知识体系，对于正确制定民事立法，指导司法审判实践，提高人们的法治思想水平，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

民事权利能力，是民事法律赋予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从而享受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

特点

主体的平等性；内容的统一性；实现的现实可能性。

公民民事权利能力的开始

《民法通则》第九条规定，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

出生的时间以户籍证明为准，没有户籍证明的，以医院出具的出生证明为准。

遗产分割时，应当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胎儿出生时为死体的，保留的份额按法定继承办理。

各国对胎儿的法律地位均作出特别规定，大致有以下三种：

1、胎儿只要出生时尚生存，出生前就具有民事权利能力。

2、不承认胎儿有民事权利能力，但在某些事项上视胎儿为已出生。

3、不承认胎儿有民事权利能力，也不认为在某些事项上视胎儿为出生，仅是在某些事项上对胎儿的利益予以保护。――我国现行立法采取的是第三种体例。

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的终止

依《民法通则》第九条规定，至自然人死亡时其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终止，因此死亡是自然人民事权利终止的法律事实。民法上的死亡包括自然死亡和宣告死亡。

自然死亡又称生理死亡，是指自然人生命的终结。

宣告死亡又称推定死亡，是指自然人下落不明满一定期间后经厉害关系人申请，由法院宣告该自然人为死亡。法院宣告死亡的判决宣告之日为被宣告死亡人死亡的日期。

依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相互有继承关系的几个人在同一事件中死亡，如不能确定死亡先后时间的，推定没有继承人的先死亡。死亡人各自都有继承人的，如几个死亡人辈分不同，推定长辈先死亡;几个死亡人辈分相同，推定同时死亡，彼此不发生继承，由他们各自继承人分别继承。

[考研:法律硕士民法学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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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总论论文篇六

[摘要]公共利益与社会各成员的生活息息相关，本文将从民法的角度，结合到民法的特点，对公共利益如何界定及存在的可能性进行分析。

[关键词]公共利益；私人利益；民法；冲突；界定

一、何谓“公共利益”

（一）“公共”的定义

我国《现代汉语词典》将“公共”解释为：“属于社会的、公有的、公用的”。从这一解释延伸到法律上的意义，可以将“公共”一词分为两个层面：第一，地域范围――社会；第二，权利范围――共同拥有和共同使用。

（二）“利益”的定义

霍尔巴赫认为，利益就是“我们每个人看作是对自己的幸福所不可缺少的东西”。[1]通俗的讲，就是主体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而追求的客体，该客体具有一定的价值符合主体的要求，该种要求不仅仅包括经济利益以满足物质需要，也包括民俗、文化、宗教等一系列可以满足的精神需要。在实际活动中，具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如小区内业主保护绿化以满足自己对环境的追求、公民为了生活环境抵制光污染等。一切归根结底，都是主体追求客体以满足自身需要的过程。

（三）“公共利益”的理解

基于上述对于“公共”和“利益”分开的理解，已经能够给予公共利益下个框架，但是，公共利益的定义却迟迟不在学术界中现身，主要是因其独有的特点决定。

公共利益具有可变性。利益的可变性不可置否，个体对于利益的追求一直以来是不定的，是个变量。而确定这个变量的范围“公共”却也是可变的。纵观历史长河，不同的时期、不同社会发展的阶段对于公共利益的界定范围都是不同的。就拿我国来说，在新中国刚成立之际，大量开垦土地，现如今，退垦还林政策已进行了数十年；在改革开放初期，追求经济增长是首要要务，并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而现在，环境作为公共利益的一种，已经被写入法律而加以保护。

因此可以看到，要想对公共利益有一个明确的定义是困难的，即使做了定义，也不利于实际操作，满足不了不断出现的实际情况。因此，给“公共利益”作界定是十分必要的。

二、公共利益的界定

如一种利益符合以下几个条件，即可将该种利益归于“公共利益”：

（一）主体的非特定性

在分析“公共”定义时讲到公共的范围，即是社会的，因此享受利益的主体也应当是社会中的每个成员。但是，这些社会成员并不能单独分开看待，而应当将他们看作一个单位。利益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是某个人得益而某个人损益。公共的社会性表现为地域上的范围，实则是根据地域对社会成员进行的划分，地域范围内存在开放的群体，并不是针对某一个人。

（二）客体的非营利性

在公共利益中，将“利益”限定在非盈利范围内是十分必要的。如果是营利性的利益，势必对社会成员中一部分人有利而另一部分有害，必然不能在公共范围内得到认同。只有非盈利的项目，如学校、医院、水电站等，才能作为大众普遍认同的利益。

（三）范围的法定性

这一点紧接着上一点而产生。可以将一定范围内不存在公共利益可能的领域予以划出，或者将牵涉到公共利益必将引起不公的方面与以划出。由于公共利益的变动性，就如同在不断膨胀的宇宙，不能完完全全确定其内涵与外延，只能做相应的排除，至少将已经出现的领域予以排除，以减少公共利益的错误适用。

（四）外延的相对性[2]

公共利益的可变性决定了其不断变幻的外延。从主体来说，现在社会一个个独立的小区已经司空见惯，那么，就小区范围内的利益，对于每个居民来说，就是公共利益而非集体利益或个人利益。这一点符合上文阐述的“公共利益”地域性的观点。从客体利益来说，范围可能缩小或扩大。因此，应当本着以上四个公共利益界定的原则做有限度的、相应地扩大，增加新的共同利益要求，如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安全生产、公共卫生、节能减排、残疾人保障等。

三、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区分

所谓个人利益，是由社会成员分别独立占有、享用和支配的利益，侧重反映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个人利益是他种利益的基础和前提。

相比公共利益，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将私人利益得以区分：

首先，主体的不同。公共利益的主体是不特定的社会成员，也可以定义为一定范围内开放式的社会成员作为一个整体出现。而私人利益的主体是特定的，是特定主体对客体能否满足自身需要作出的价值判断和选择。利益主体范围的不同是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互区别的首要标准。基于特定的主体，私人利益被具体化、明确化，因此具有了独立的法律意义。

其次，客体的不同。私人利益中的利益是私人为了满足自身的`需求不同而追求的价值，而不是社会大众共同追求的、所认可的利益，并不具有共享性。并且，对于私人利益也没有对于一定营利性或非营利性的规定。简单地说，私人利益具有个性化。

再次，权利行使和救济的方式不同。无论私权的行使还是私权救济，[3]都完全由当事人自主选择。但是，若是公共利益遭受损失，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的机构却不能推卸的职责放弃救济，相反须以积极的态度对待救济。所以，在公共利益受有损失时，公权力机构并没有选择是否救济的机会，而是必须进行救济。

四、民法中公共利益的规定

我国现行法律中，可以将《民法通则》、《物权法》和《合同法》中对于“公共利益的规定分为三类：一类是通则性规定，如《民法通则》第7条、《合同法》第7条、《物权法》第7条，他们将“不得违反公共利益”作为法律的基本原则加以确立，具有提纲掣领的作用；第二类是关于无效民事行为的规定，如《民法通则》第55条、第58条、《合同法》第52条，这些规定将“不违反公共利益”作为维系民事法律行为有效的前提条件；[4]第三类是关于征收的规定，如《物权法》第42条，这类规定将“公共利益”作为私有财产向公有财产转移合法有效的前提条件。对“公共利益”做出具体细化的规定，对于维护私有财产的稳定、促进商品经济的健康平稳发展、提高民事主体经济活动的效率具有极其重要的法律意义。

我国的民法体系由不同领域的单行法律组合而成，每个领域都有其特殊性。就公共利益涉及到的三部法律，可以做这样的认识：《民法通则》是普遍性的规定，是对民事活动的一般规定，规定范围较广；《合同法》出现的部分与《民法通则》有相同之处，主要是在双方当事人进行民事活动时涉及到公共利益的规定。《物权法》涉及到公共利益的方面会与公权力联系在一起。基于涉及公共利益的法律关系具有的因素不同，因此可以将其分类讨论。

首先，在《民法通则》和《合同法》中，公共利益作为权利义务排除性的一个标准，由于公共利益涉及范围之广、内容的变换等不确定因素，致使公共利益的种类无法一一列举。而民法作为调整平等民事主体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属于私法的范围之内，尽可能详尽主体的法律义务和权利。在这样的法律背景下，将公共利益以列举的方式做具体的规定是不合适的，没有详尽公共利益的种类必定造成不合法行为变为合法行为的后果。因此，在此部分，笔者认为不应当对公共利益进行具体规定。

其次，在实施《物权法》第42条过程中，处于弱势、不利地位的是私有财产所有者，因此在这一部分，笔者认为应当对“公共利益”作出详细概括。但是在私法领域内，同一个概念有不同的定义显然不利于实践操作。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在相关的行政法内对“公共利益”作出规定。

在公共利益是否会成为伤害私人利益的“合法性理由”问题上，笔者的答案是肯定的。首先，只要某个行为侵犯私人的财产或人身利益即构成私人利益的伤害；其次，只要依据法律规定确定该行为目的在于公共利益，即构成“合法性理由”。但是，在私人利益受到侵犯后，依据民法的相关规定进行赔偿等，使私人的利益与公共利益达到平衡。

五、对公共利益的限制

如上所述，民法本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民事法律关系的法律，大部分的法律关系，都是由双方合意达成，属于双方同意的意思表示。虽然他们达成的意思表示不能损害公共的利益，但是如果过分扩大了对公共利益的适用，则妨碍权利人行使自己的权利。长此以往，必将对公民权益造成影响。因此对“公共利益”加以限制是十分必要的。

首先，对“公共利益”的界定作出规定。到目前为止，我国法律仍没有明确公共利益的定义、解释或是界定。这导致在司法判案过程中标准不一、容易造成混淆。因此，对“公共利益”进行司法解释是十分必要的。一方面能够明确“公共利益”的标准，防止情况滥用；另一方面，可以使各地司法实践统一标准，不至于出现同一案子两地不同判决的情况。

六、总结

公共利益并非私人利益，它关系到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保护好公共利益可以使社会成员的个人利益最大化。但是，另一方面，公共利益又不能无限制地随意适用，特别是民法体系中，更不能因公共利益而妨碍社会成员行使正当权利。因此，只有对公共利益进行系统的法律上的规定才能使社会更加公平、和谐。

[参考文献]

[1]霍尔巴赫.自然的体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215.

[4]李霞.民法视角下的公共利益研究[z].第26页．

民法总论论文篇七

民法作为我国法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社会行为的规范和保障具有重要意义。其中，民法总论作为民法的基石，规定了民法的基本原则和适用范围，为后续的民法分论提供了基础。

第一段：民法总论的基本概念和内容

民法总论旨在规定民事权利和义务的一般原则以及适用范围。它包括了民事主体、民事法律行为以及民事责任等内容。民事主体是指具有法律能力的个人和组织，而民事法律行为则是指民事主体通过行为形式产生的法律后果。此外，民事责任则是对民事主体在违背法律规定的行为后所承担的法律责任。

第二段：民法总论的核心原则

民法总论凝结了我国民法的核心原则，其中包括平等自由原则、善意守信原则、自主意思原则和积极协助原则。平等自由原则指的是民事主体在法律面前应当享有平等权利和自由行为的原则。善意守信原则规定了民事主体在交往过程中应当注重对方的利益、遵守承诺的原则。自主意思原则指的是民事主体所作出的行为应当基于自愿的原则。积极协助原则则规定了民事主体应当在民事纠纷中积极协助司法机关调查和解决纠纷。

第三段：民法总论的适用范围和关系

民法总论适用于我国法律制度中的各个领域，如婚姻家庭、财产权益、合同法等。它具有横向和纵向的适用关系。横向适用关系主要指的是民法总论和其他法律分论之间的适用关系，即民法总论是其他分论的基础和保证。纵向适用关系则是指民法总论与其他相对独立的法律之间的关系，如刑法、行政法等。

第四段：民法总论的不足与完善

尽管民法总论已经成为我国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但仍有一些不足之处。首先，现行法律对于个人和组织权益的保护力度仍然不够，需要进一步完善。其次，部分民事行为的规定过于模糊，容易产生理解上的分歧。此外，民事法律责任的制度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索和完善。

第五段：对民法总论的心得体会

民法总论的学习让我深刻认识到民法的重要性和基本原则。平等自由、善意守信、自主意思以及积极协助等原则，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交往行为提供了指导。同时，也让我认识到了现行法律制度中的不足之处，需要我们进一步完善和推进。通过学习民法总论，我明确了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法律责任和义务，更加注重维护自身权益的同时，也要尊重他人的权益。

总之，民法总论是我国民法的基石，在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通过学习民法总论，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民法的基本概念、核心原则以及适用范围和关系。同时，也能够认识到现行法律体系的不足之处，为其进一步完善提供指导。通过学习和应用民法总论，我们能够更好地维护自身权益和履行法律责任，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民法总论论文篇八

本人在学习民法的过程中，深刻体会到民法对于每一个公民都是至关重要的，它不仅是一部国家法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每个人日常生活和行为的指导和约束。作为一名法律专业学生，我进一步认为，民法不仅仅是一部法律条文的归纳和总结，它更是蕴含着国家制度、道德规范、和谐共处的理念。在我的学习过程中，我从五个方面得到了一些关于民法的心得体会，现在将这些体会分享于此。

第一，法律意识的培养。民法对于我们的提高法律意识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法律作为一种社会文明的进化成果，给予了我们准确判断和处理问题的方法和思路，是保证个人和社会权益不受侵害的基石。在学习民法的过程中，我们不仅仅是学习法律条文，更是要建立起一种自觉、自发、自律的法律思想和法律道德。只有通过不断学习、实践和反思，我们才能在生活中不断提升自己的法律意识，更好地保护自己的人身和财产权利。

第二，公民权利的保护。作为每一个公民，我们在生活中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例如合同违约、侵权行为、家庭纠纷等等。在这些问题中，我们常常感到无助和无从下手。而民法对于公民权利的保护和维护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法律框架。通过民法的学习，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了解自己的权利，更加明确地知道如何展开维权行动。例如，通过了解民法中的“合同自由原则”，我们就能够更加清晰地了解合同的相关法律规定，从而在签署合同时加强自我保护；通过了解民法中的侵权行为法律规定，我们就能够更加明确地知道如何进行侵权行为的起诉，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第三，法律思维的培养。民法不仅要求我们掌握大量的法律条文，更要求我们具有一定的法律思维能力。在学习民法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遵循法律条文的规定，更要注重运用法律条文，合理应用到各个案件中去。例如，在解决家庭纠纷案件时，我们不仅要深刻理解各个条文的意义，还要通过合理的逻辑思维，深入分析案情，并结合法律条文和前例进行合理的判决决策。这种法律思维的培养，不仅有利于我们在实践中取得成功，更有利于提高我们的综合素质和竞争力。

第四，合理协商和解决纠纷的能力。民法中的许多条文，都涉及到如何合理协商和解决民事纠纷的问题。例如，在婚姻家庭领域，我们可以通过协商解决诸如财产分配、抚养费等问题；在租赁合同中，我们也可以通过合理协商解决租金、装修问题等。这种合理协商和解决纠纷的能力，不仅有利于我们解决实际问题，更有利于社会和谐发展。

第五，提高学习能力和素养。在学习民法的过程中，我们需要阅读大量的法律条文、判例和相关文献资料。学习民法不仅要求我们具有良好的学习能力，更要求我们具有高度的学习素养。通过学习民法，我们可以不断提高我们的学习能力和素养。例如，通过精读法律条文和相关案例，我们可以提高我们的理解和分析能力；通过写民法论文和参加讨论，我们可以提高我们的论证和表达能力；通过参加模拟法庭的活动，我们可以提高我们的司法实践能力。

综上所述，学习民法不只是为了能够通过法律考试，更是培养了我们的法律意识、维护了我们的公民权利、强化了我们的法律思维能力、提高了我们的合理协商和纠纷解决能力，以及提高我们的学习能力和素养。这些都是我们在今后的法律工作和生活中所需要的核心素质和竞争力。因此，我们应该珍惜民法学习的机会，不断提高我们的法律意识和素质，更好地为社会和谐和个人幸福做出贡献。

民法总论论文篇九

1论文格式图：

曲线图的纵.横坐标必须标注量、标准规定符号、单位(无量纲可以省略)，坐标上采用的缩略词或符号必须与正文中一致。

2论文格式表：

表应有表题，表内附注序号标注于右上角，如xxx1)(读者注意：前面引号中的实际排版表示方式应该是1)在xxx的右上角)，不用﹡号作附注序码，表内数据，空白代表未测，一代表无此项或未发现，代表实测结果确为零。

3论文格式数学、物理和化学式：

一律用.表示小数点符号，大于999的整数和多于三位的小数，一律用半个阿拉伯数字符的小间隔分开，不用千位擞，，小于1的数应将0列于小数点之前。例如9,652应写成9652;.319,325应写成0.31325。应特别注意区分拉丁文、希腊文、俄文、罗马数字和阿拉伯数字;标明字符的正体、斜体、黑体及大小写、上下角，以免混同。

4论文格式计量单位：

论文中使用的各种量、单位和符号，必须遵循国家标准gb3100-82，gb3101-82，gb3102/1-13-82等的规定.单位名称和符号的书写方式，一律采用国际通用符号。没有相应符号的非物理量单位可使用中文(如件、台、人等)，它们可以与其他单位的符号构成组合单位(如件每秒的符号为件/s)。

5参考文献格式

论文参考文献的写法应按下列次序著者/题名/出版事项，由于论文的参考文献品种繁多，择其主要示例如下：

即著录论文的'著者的姓和名的首字母(中国人写全姓名)，出版年，句点，论文题目，句点，期刊名缩写，卷(期):页(每卷编连续页码的期刊不写期)。

多著者的参考文献标注，在著录文献的著者时，如著者为三人以内，全部著录，如为四人以上，只著录至第三著者，加etal.，著者最后的两人之间，不加、和等类似的连接词。

民法总论论文篇十

一、导论

在我国民事审判中，曾经出现过用公共利益原则判案的情况，如曾经的“”案，社会影响很大，人们对此的争议也颇大。由于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复杂性，而立法的智慧也是有限的，所以，需要“公共利益”这样一些不确定的概念作为一种兜底条款，让法有相对的伸缩空间，操作起来更具有灵活性。这本身也符合合同法的基本规律和现代立法的基本趋势，使法律的生命力和活力更强。

但应当看到的是，“公共利益”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是非常不确定的，因此，我们有必要探究公共利益的内涵，以指导涉及公共利益的司法审查。

二、对公共利益的追溯和理解

(一)关于“公共利益”的立法例

我国《民法通则》、《合同法》上均有公共利益条款。有关的法律上的措辞有：公共利益、社会公德、国家经济计划、社会经济秩序、公共秩序等。立法措辞上显得有点混乱，但从其他措辞的基本意义来看，我国的公共利益的概念是和其他国家的“公序良俗”概念是基本相当的。

世界范围内首先以法律形式将公序良俗原则规定下来的是18《法国民法典》。该法典第6条规定:“个人不得以特别约定违反有关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的法律。”第1131条和第1133条规定:“原因违反善良风俗或公共秩序时,此种原因为不法原因;基于不法原因的债,不发生任何效力。”此时,公序良俗不过是对于契约自由原则的例外的限制。

到了《德国民法典》,公序良俗的观点成为了支配私法全部领域的基本原则,该法典第138条规定:“违反善良风俗的法律行为,无效。”以后许多国家或地区制定的民法典纷纷效仿这一规定。如《日本民法典》第90条规定:“以违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的事项为标的的法律行为,为无效。”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72条规定:“法律行为,有悖于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者,无效。”《苏俄民法典》第49条规定:“实施目的违反国家和社会利益的法律行为无效。”《民主德国民法典》第68条规定:“为社会主义道德准则所不容的契约无效。”

(二)、关于公共利益的理论性认识及其评估

1、主观公共利益论和客观公共利益论

防止恣意决定公共利益的含义，存在着两种进路。一种是从实体出发，说明权力的'合法边界;另一种是从程序出发，以框架下的民主决策程序限制恣意行使权力。按照前一进路，客观上存在公共利益概念的合法边界;按照后一进路，公共利益概念是主观的，随参与决策程序的主体以及决策规则的不同而有所变化。

公共利益客观说在大陆法学上受到重视。德国学者华特克莱恩的“量广”、“质高”理论，影响颇大。华特认为，公共利益是受益者尽量广、对受益人生活尽量有益的事物。[2]此外，在经济学上的公共货物理论也提供了一种客观解释。该理论把产品和服务分为公共货物和私人货物。在私人提供公共货物的情况下，消费者将“免费乘车”，即享有这些货物而不付款。潜在的供货人会因此转向其他地方谋取利润。因此，如果私人无法提供某种公共产品或者服务，那么，它就需要由国家予以实现的公共利益。公共货物说的理论大致是清晰的，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公共货物的外延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公共利益客观说是有它的意义的，但是实际上并不能提供公共利益性的客观判断标准。更令人不安的是，公共利益客观说具有决定论的色彩，导致以权威损害民主。因此，另辟蹊径，假定公共利益是主观的抉择，依靠公正的程序界定，在有的时候似乎更能够起到比较好的效果。这就是主观说。

2、公共利益的具体表述的两个不同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具体列举哪些是属于公共利益。如粱慧星的《物权法(草案)》中第48条对公共利益的表述是：“所谓公共利益，指公共道路交通、公共卫生、灾害防治、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环境保护、文物古迹及风景名胜区的保护、公共水源及引水排水用地区域的保护、森林保护事业，以及国家法律规定的其他公共利益。”走的是日韩等国的列举概括。在我国的其他单行立法中，也是有这些方面的列举性概括的，比如，我国信托法第六十条，就规定了几种类型的信托属于公共信托。这些列举虽然不能完全确定公共利用的内涵，但有在部分领域内相对确定的意义。即在这些领域只有这些情况属于公共利益。

第二种方法是，澄清公共利益的内在含义是民法学家史尚宽先生在谈到公共利益时指出：“在日本民法不用公共利益二字，而易以公共福祉者，盖以公共利益理解为偏于国家的利益，为强调社会性之意义，该用公共福祉字样，即为公共福利。其实，公共利益不独国家的利益，社会的利益亦包括在内。”这种说法，旨在表明公共利益并不等同于国家利益。

而流行欧美的卢梭式的民主理论则把公共利益界定为所谓公意，或者人民的意志，政府行为的合法性来源于人民意志。还有人把公共利益界定为有关各方进行冲突和达成妥协这一过程的结果，如果政府的行为表达了这一妥协过程的结果，那么它就是合法的;反之就是不合法的。

无论是对公共利益的列举性认识，还是对公共利益本身内涵的追索，都是有它的意义的。列举性认识能够让公共利益的内涵在某些领域相对确定些。而对公共利益概念本身的追索，也使人们在考虑一项事件是不是公共利益所应当注意的几个方面。

三、对公共利益加以司法审查的几点建议

各国虽然在不同程度上规定了公序良俗原则,但在实践中相当复杂,我们还有必要讲究一些寻求公共利益的基本方法，或者探索一些可以利用的规则。

(一)、可以把公共利益进行一定范围内的分类。

一些典型的案例和国内外立法已经很好的确认了一些公共利益属性比较明显的情形，对于这些情形可以在我们的立法中进一步确认，并可以在此基础上可以探讨对公共利益在一定范围内加以分类从而以类型化的方法将当前社会中的典型的违背公序良俗的行为归纳出来,确立对实务具有指导意义的典型案例,维护法律适用的统一。

(二)在具体个案中涉及到公共利益的认识的时候，应当先从个案中抽象出来看一般意义上公共利益，然后再回到个案中去。从个案本身看公共利益开始是只能有表面的一般人的心理层面的认识。这就有必要从个案中抽象出一般情况，来同我们以往对公共利益的理解加以比较确定，最后再回到具体的个案中，以指导具体的解决方法。

同时，我们注意到，在具体的个案中，我们对公共利益的理解应该打破传统的错误认识。传统上，这时候提到公共利益，就把他归入到很多人的范围中去，而具体的合同条款就属于合同几方的事情。但在实践当中，有些涉及到公共利益的事项，它所实际涉及的也只是一部分人的利益，并非与整个社会每个人的利益相关。而在某一个合同中，合同所涉及的可能只是很少数的人，但是，把合同放在社会领域去看，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写出相似的条款。所以，每一个合同的背后都暗含着一群人。所以，我们可以在抽象上讲，公共利益是群体性的，个人利益是要服从整体利益的。但在具体的办案中，很多时候却要把实际的公共利益和实际的个人利益看做是一群人与一群人的较量，而不是一群人对几个人的较量。有了这种认识，就能够一定程度上预防假借公共利益，以所谓的多数人的利益来压制具体相对人的利益。

(三)公共利益不仅仅是个法律概念，有时候还被看作是个政治概念。所以有时候在评价公共利益的时候要注意一个政策导向的问题。

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国家政策、指令性计划在我国曾有法律的权威性。但是我国新的合同法却没有确定这种做法。按照“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违反政策、指令性计划的合同并不当然无效。虽然他们在实践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应该把他们也纳入公共利益这个框架中加以考量，避免某些人、部门打着国家政策、指令性计划之名，行谋取不法利益之实。

(四)在具体的个案中，公共利益是排除合意的。合同虽然从起初是合同各方之间权利义务的规定，但是这种合意超过合理的界限的时候，即使合同各方认为他们是符合公共利益的，但是否真的符合，仍然需要外在的裁判者加以裁判。因此，关于公共利益的认识是不能调解的，在问题的定性上，必须由裁判者给出明确的判断。

(五)公共利益是相对保守的。看一个事情是否符合公序良俗，一般应当基于就过去对这项公序良俗的共同性理解或者过去社会对这项公序良俗的一般心理认识。以个案来否定、打破既有的认识是有很大的风险的，所以也是必须慎重的。比如说，一个人定了个合同，把他的遗产赠与他的情妇。那么这个合同就是无效的。

(六)公共利益的最终界定机关应该是法院。要正确处理行政机关的界定和法院之间界定的协调。鉴于目前司法机关受到地方政府很大影响的实际，有必要提高“公共利益”争议案件的审级，当事人一方是县级政府的，一审则由中院审理，以此照推，以切实维护公共利益不被滥用。

(七)公共利益不是经营性的利益，公共利益从其本身而言决不能是经营行为，不能追逐利润。否则，不成为社会“不特定的多数人”服务。公共利益注重福利性，而非获利性。注意到了这点，就能一定程度上警惕有些人因为某些事项内在的获利性诱惑，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损害相对方的权益。

参考文献：

[1]李累，《略论我国宪法财产征用制度的缺陷》，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第42卷。

[2]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上)，山东人民出版社版。

[3]高天姿、王才亮，《公共利益”的界定及程序》，载《中国律师》第8期。

[5]史尚宽，民法总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版。

[6]梁慧星，《市场经济与公序良俗原则》,载《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二)》,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7]金振豹,《对一起“第三者”受遗赠案的思考》,载《法学杂志》第2期第24卷。

民法总论论文篇十一

摘要：正义是人类永恒的理想和追求。法作为实现正义的重要路径，蕴含着人们对于正义的诉求，但是法对社会生活的调整，对于正义的追求却是通过各个部门法来实现的。每个部门法都有其特定的调整范围，担负着特定的社会职能，因此表现在每个部门法中的正义观就有所不同。这种不同主要取决于部门法的形成基础的差异上。作为社会经济和法学共同发展的产物，经济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具有其特殊性，这决定了它所追求的价值理念以及建立于其上的正义观就不同于其他的部门法。经济法追求实质正义的实现。而形式正义是民法追求的目标。本文将从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不同入手来阐述民法与经济法的分界点。

关键词：正义，形式正义，实质正义，公共利益

一：正义的探索

[1][2][3]

民法总论论文篇十二

摘要：现代民法的人文精神是全面主体性与严格自由主义的统一。具体而言，现代民法的人文精神表现为对实质正义、个别正义的追求，对人格权的关注以及对所有权绝对、契约自由和过失责任等三大近代民法原则的修正与限制。现代民法的人文精神是对近代民法的人文精神的扬弃，是人类朝着纯粹的理想的人文精神前进的一个重要环节，它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时代精神，是对近代民法人文精神中二律背反的克服，具有辩证法的色彩，必将极大推动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自罗马法复兴、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来，民法以其自身逻辑获得发展。总的来说，依据一些学者的看法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即近代民法和现代民法。近代民法，即指经过16、17、18世纪的发展，于19世纪西欧各国编纂民法典而获得定型化的一整套民法的概念、原则、制度、理论和思想的体系，在范围上包括法、德、奥、日本及旧中国民法等大陆法系民法和英美法系民法。现代民法，是指近代民法在20世纪的发展与修正，与近代民法并无本质上的差别，是在近代民法的法律结构基础之上，对近代民法的原理、原则进行修正、发展的结果。[1]本文阐述现代民法的人文精神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过程，并力争指出这一发展背后的力量和启示。

民法总论论文篇十三

民法总论论文篇十四

民法总论是法学专业的基础课程，是培养法律人才不可或缺的一门课程。在学习过程中，我深深感受到了民法总论的重要性和学习的必要性。通过学习，我对民事法律体系的基本原理和规则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同时也体会到了其实践的意义和规范的价值。以下是我对民法总论的心得体会。

首先，民法总论是法学思维的基石。学习民法总论，我们不仅需要掌握各种法律规则的具体内容，更重要的是培养法学思维的能力。在课堂上，老师经常会给我们提出一些具体的案例，要求我们从法律的角度进行分析和判断。通过这样的训练，我逐渐养成了用法律的眼光看待问题的习惯，懂得了法律的逻辑和规律。这种思维方式不仅能够在以后的学习和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更能够培养我们合理解决问题的能力。

其次，民法总论是社会道德观念的体现。在民事法律领域中，法律规则与社会道德有着密切的联系。通过学习民法总论，我们了解到企业和个人在法律关系中所应承担的义务和责任，以及追求公平和正义的社会价值。因此，民法总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培养我们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观念的过程。只有秉持正确的法律道德观念，我们才能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也才能够为社会健康发展作出贡献。

第三，民法总论是法律研究与实务应用的桥梁。民法总论是法学专业的基础课程，它既包含了法律原理的阐述，也包含了实务案例的分析，使我们不仅了解法律的理论知识，更能够将其灵活运用于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在实际工作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民商事纠纷，这时只有凭借扎实的民法知识，才能够正确判断案件的性质和依法采取相应的措施。因此，学好民法总论对于我们的法律研究和实务应用能力的提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四，民法总论是培养法律文化的必需品。作为一名合格的法学专业人才，我们不仅要掌握法律的知识，更要体会法律的文化内涵。民法总论是我们学习法律文化的入门课程，通过学习，我们了解到法律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基石，法律是公正和公平的体现。民法总论让我们学会尊重和遵守法律，懂得法律的尊严和权威。只有通过深入学习民法总论，我们才能够真正品味到法律的庄严和伟大，感受到法律对社会的价值和作用。

最后，学习民法总论要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民法总论对于我们的学习来说，不仅是理论的堆砌，更要注重将所学的理论知识与实践问题相结合。实践是法律学习的检验，只有通过实践，我们才能够将学到的知识融会贯通，形成自己的思考和判断。因此，学习民法总论要重视案例分析、实际问题解决等方式，培养我们灵活运用法律知识的能力。

总之，民法总论是法学专业的基础课程，通过学习，我们不仅能够了解民事法律体系的基本原理和规则，更能培养法学思维能力、社会责任感，提高法律研究与实务应用的能力，培养法律文化的素养。在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中，我将继续深入学习民法总论，提高自己的理论素养和实践能力，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

民法总论论文篇十五

民法总论是一门探讨国家民事法律制度的基本原理和规范的学科，它承载着国家对于民众物质文化利益的保护和法律责任的规定。在学习和研究民法总论的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其对于我个人和社会的重要性和意义。通过学习，我发现民法总论是对社会人际关系和个人权益的细腻观察，是建立公正和稳定社会关系的法律基石。本文将从民事主体、民事行为、民事权利义务、法人与法律行为以及民事损害责任等角度来阐述对于民法总论的心得体会。

首先，在研究民事主体的时候，我深刻体会到法律如何区分人的地位和起作用的能力。民事主体是指能够具有民事权能的人，包括自然人、法人以及其他组织。学习中，我理解到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以及行为能力的限制，法人的产生和身份认定，以及其他组织的法律地位和权益。法律在规定不同主体时体现了公平、公正和合理，使个人根据自身能力和责任来享受或承担相应的权益和义务。这为我认识自己、规划自己的生活和实现个人价值提供了法律的保障和指引。

其次，在研究民事行为的时候，我感受到法律如何规范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民事行为是指具有民事法律效果、取得、变更或者消灭民事权利义务的意思表示和表现。通过学习民事行为的构成、效力和限制，我领悟到了个人与社会相互交往的原则和规则。法律规定了合同的要件和效力，使各方在交往过程中能够保持公平和平等，减少争议和纠纷。同时，对于与公序良俗相悖的行为，法律进行了严格限制和惩罚，保护了社会的和谐和稳定。

第三，将目光转移到民事权利义务这一层面，我发现法律如何平衡个人权利和社会利益。民事权利与义务是相对应的，它相互制约和补充。通过研究民事权利的保护和限制以及义务的履行，我认识到自己的权利是有法律保障的，同时也应该要履行自己的义务。法律以公益为出发点，在保护个人权益的同时，也要考虑公众的利益和社会的稳定。它要求个人在享受权利的同时要承担相应的义务，不能滥用权利损害他人利益。

第四，学习民法总论中的法人与法律行为，我认清法律如何赋予法人与自然人相近的法律地位。法人是指依法设立并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通过研究法人的产生、权益和适用法律行为等方面，我发现法人与自然人在权利义务上拥有近似的地位和效力。法律在赋予法人权利的同时也规定了法人的义务，使法人能够按照规则和程序参与到市场经济中，并诉诸于法律来保护自身的权益。

最后，在研究民事损害责任这一方面，我理解到法律如何调整和补偿人们因违反民事法律规定而产生的损害。民事损害责任是指因违反法律规定而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当事人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通过学习民事损害赔偿的基本原则、适用范围和计算方法，我认识到法律力求在追求公平和正义的同时，也要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它通过规定对违法行为的惩罚，使当事人意识到自身行为可能会对他人产生不良后果，从而规范个人行为，维护社会秩序。

综上所述，学习民法总论让我深刻意识到法律对个人和社会的重要性和作用，它为个人提供了规则和指引，保护了个人权益，维护了社会秩序和稳定。在接下来的学习和实践中，我将更加注重法律的遵守和实践，用法律规定的原则和精神指导自己的行为，履行自己的义务，保护自己的权益。同时，我也将积极参与社会建设，用自己的力量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和和谐。

民法总论论文篇十六

近年来，民法修法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由此引发的民法知识和实践的热潮更是前所未有。在个人经历中，我也深深感受到了民法对于个人和社会的重要性。通过学习和实践，我不仅对于法律知识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也体会到法律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紧密联系。在这篇文章中，我将分享我对于民法的心得体会。

第二段：民法的重要性

民法是一部对于民事行为进行规范的法律，它是整个法律体系的基础和核心。民法是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保障状态，是现代法治建设的基石。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每一个个体都与民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论是购买日常用品，签订工作合同，进行社交交往等等，都可能涉及到民法的规范。因此，熟悉民法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至关重要。

第三段：民法的实践意义

不仅如此，民法在实践中也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民法的实践贯穿于我们的生活中的各个领域。因此，在遇到民事纠纷时，我们需要依据民法相关规定进行申诉和维权。另一方面，良好的民法实践也为我们的社会治理提供了必要的法律依据和支持。通过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民法实践，我们可以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的稳定发展。

第四段：法律意识的培养

民法的重要性和实践意义已经得到了广泛认可，而如何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养则是未来发展的重点方向。在我看来，提高法律意识和素养的方法有很多，包括广泛宣传普及法律知识，加强法律教育的普及和深度，同时鼓励公民自觉遵纪守法，对于那些违法行为进行有效打击。

第五段：结论和展望

通过对于民法的学习和实践，我感受到了法律和生活的密不可分联系。在我看来，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需要始终牢记民法的重要性和实践意义，增强法律意识和素养，从而更好地维护自己的权益和社会的稳定。在未来，我们对于法律的认识和应用将会面临更多的挑战和机遇，我们需要携手共进，共同推动民法的实践和发展，为构建更加公正和有序的社会秩序而努力。

民法总论论文篇十七

民法论文提纲【1】

题目：法学本科实践教学与法律职业契合探讨

摘要:法学本科实践教学活动对于提高法学本科毕业生的职业能力至关重要，应当从教学理念、实践课程体系、评价体系、经费支持、师资队伍五个方面分析地方高校法学本科实践教学与职业培养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寻求法学本科实践教学与法律职业的契合途径。

关键词:法学实践教学;法律职业;契合模式;卓越法律人才培养

一、地方高校法学本科实践教学与职业培养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地方高校法学本科实践教学的现状

(二)地方高校法学本科实践教学存在的问题

二、法学本科实践教学与法律职业的契合途径

(一)积极探讨实践教学和法律职业衔接的基本理论

(二)构建科学的法学实践教学课程体系

(三)建立和完善科学的实践教学评价体系

(四)构建法学“双师型”教师队伍

参考文献:

[1]祖彤.论法律职业与高校法学教育的契合[j].教育探索，，(10).

[2]李娜，薛然巍.完善法学本科实践教学的若干建议[j].教育探索，，(8).

[3]杨积堂.应用型法律职业人才培养与法学实践教学的探索与创新[j].实验室研究与探索，，(7).

[4]杨佶，张玲.我国法学实践教学中法律职业培养的探索[j].教育教学论坛，，(35).

[5]廖柏明.法学实践教学与法律职业人才培养的探讨[j].教育与职业，，(36).

法律毕业论文提纲模板【2】

题目：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探析

一、法学教育对法律职业的影响

二、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现状存在的问题

三、我国法学教育及法律职业现状的反思

参考文献：

[1]孙晓楼著.《法律教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版.

[2]沈忠俊.《司法道德新论》.法律出版社,版.[3]张文显.《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出版.

胎儿权利民法保护探讨【3】

摘要:随着我们国家法治社会建设目标的提出，构建法治国家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民法作为我们国家对民事问题处理和解决的基本依据是开展依法治国的重要法律文件，胎儿作为每个自然人生命的开端，同时也是必经阶段，对胎儿合法权利的保护是民法的责任，本文主要就是针对胎儿权利的民法保护展开的详细的分析和研究，希望对于更好地保障我们国家胎儿的合法权利，保护胎儿的生命安全有所帮助。

关键词:胎儿权利;民法保护;法治社会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社会上总是会发生各种各样的侵害胎儿生命安全的事件，这样的事件的出现不仅严重影响社会和谐程度，更是对生命的不尊重，从法律的角度来讲胎儿和自然人一样也受法律保护，也有相应的法律权利，但是纵观我们国家的民法中关于胎儿合法权利政策的制定还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根据我们国家的实际需要制定符合我们国家法治社会建设的胎儿权利保护法律是我们国家民法相关政策制定的主要目标。

一、胎儿权利概述

(一)胎儿权利的法律概念

胎儿权利的法律概念的确定是依法保护胎儿合法权利的第一步，同时也是民法维护胎儿合法权利的基础。

从医学的角度来说，胎儿是指从女子妊娠之日起形成的.整个过程。

而生物学家则把胚胎形成然后逐渐形变为胎儿之后的时期称为是胎儿。

法律上对胎儿含义虽然没有明确的认定，但是也没有否定这两种说法中的任何一种。

在民法中关于胎儿的定义是指具有社会性质和社会权利的正在母体中孕育着的人的个体，这样的胎儿权利的法律定义有两层含义，一方面胎儿具有社会性质，已经属于社会中的一份子，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另一方面胎儿在母体中和母体一样受到法律保护，明确胎儿权利的法律概念有助于更加合法、公平地维护胎儿的合法权利。

(二)胎儿的人格概述

胎儿的人格在法律意义上来讲是指胎儿的民事权利能力，民事权利是作为合法公民的基本权利，尽管胎儿仍然存在于母体中，没有实际的实践能力，但是社会上总是有各种各样的民事实践牵涉到胎儿的民事权利，比如继承、遗赠、在母体中受伤害等，在这样的背景下胎儿就被社会和法律赋予了民事责任和能力。

胎儿的人格的形成是胎儿具有法律权利的根本，也是胎儿法律权利得以实施和保障的基础。

我们国家的民法关于胎儿的人格的确定尽管没有明确的指示，但是在各项法律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已经默认了胎儿人格的存在。

总的来说胎儿的人格与胎儿权利保障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只要明确了这一点胎儿权利才会得到更好地保障。

(三)各国对胎儿权利法律保护的实践

胎儿是国家、民族的未来和希望，同时也是我们国家法律重要保护对象，因此关于胎儿权利的保护各国在立法方面都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也得到了很多的经验和教训。

我国《民法通则》第9条规定:“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按照这一规定，胎儿的民事权利能力只能从出生时开始起算。

以英美法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尤为重视对胎儿的权利保护，而且这些国家的胎儿权利保护制度相对来说比较完善，他们最重视的就是如果胎儿在母体的孕育过程中受到伤害时有权利在出生之后得到相应的补偿。

1976年英国通过了《生而残障民事责任法》，对胎儿的赔偿请求权给予了明文规定。

该法是世界上唯一一部对出生前侵害民事责任立法的法律。

而美国起初认为胎儿不具备主体能力，直到1946年bonbrestvkotz一案，美国才意识到自然人就胎儿期间侵害需要得到法律的保护，从而肯定了胎儿的权利能力。

而在我们国家胎儿的权利的确定是近几年来逐渐确定并发展起来的，社会和国家的司法机关逐步意识到了胎儿权利保护的重要性，并且制定了一系列的胎儿权利保护政策和措施。

胎儿权利保护仍然是未来社会管理和法治维护中的重要项目。

二、胎儿权利的民法保护概述

(一)民法中胎儿民事权利的范围

随着社会各项制度的不断发展，我们国家的民法体系也在不断完善，胎儿民事范围认定是胎儿权利保护中非常重要的一项，由于胎儿不具备正常人的民事权利，也不具备自我思考的行为和能力，胎儿的民事权利认定就显得非常困难。

我国民法认定的胎儿的民事权利范围有健康权、身份权、和财产权，其中健康权是指法律充分保障胎儿的生命权，胎儿一旦形成就是一个生命的形成，任何人和事物一旦对胎儿的生命造成威胁和伤害都必须要受到法律的惩罚，这不仅是对胎儿健康生命的保障也是对生命的尊重。

身份权则是指胎儿尽管没有固定的身份，但是依照法律的规定也需要有身份权，具体地来说是指胎儿作为人子，为人亲属的身份，这样的身份赋予胎儿的权利就被称之为胎儿的身份权，身份权为胎儿正常行使自己的权利提供了最基础的条件，也为胎儿维护自己权利做出了寄出的准备。

而胎儿是没有财产所有权的，并且没有财产支配的能力，但是胎儿是有财产权的，这是指胎儿在母腹中由于家庭亲属之间的关系导致的财务继承和遗赠所获得的财产权，这些权利在胎儿出生后仍然有效，而且对于胎儿未来的成长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总的来说健康权、身份权和财产权是胎儿权利确定的重要环节。

(二)民法中胎儿合法权利的行使

民法中胎儿的合法权利的行使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它不仅涉及到胎儿正常的法律权利的认定，而且也需要确保在法律的保护下胎儿如何行使自己的权利。

确定胎儿的合法权利的行使首先需要确定行使胎儿合法权益的主体，胎儿尽管已经可以定义为自然人但是胎儿没有思考和辨别是非的能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胎儿的合法权利的行使就需要有一个合法的主体来代替，一般意义上的主体就是胎儿的父母亲，但是也不得不考虑一些不负责任的父母以非法的名义损害胎儿，对于这样的情况应当根据法律规定确定的主体作为胎儿行使自己正常权利的代表。

但是由于其未出生就被剥夺了这个权利，在这样的情况下胎儿的委托代理人也即父母有权利也有责任按照法律程序维护胎儿的正当权益，因此总的来说民法中胎儿合法权利的行使需要按照法律的程序和步骤开展，需要法律的支持，同时也需要胎儿监护人或代理人的主动支持和协助。

(三)侵害胎儿权利的行为分析

任何侵害胎儿正当权利的行为都可以定义为侵权行为，这些行为不仅影响胎儿的正常发育，而且对于母体也是非常严重的伤害，结合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可以看出侵害胎儿权利的行为非常复杂多变，而且一旦产生就会严重危害到胎儿的生命。

一般情况下侵害胎儿的权利也可以区分为侵害胎儿的健康权、身份权和财产权，健康权是指某种行为对胎儿生命健康的威胁，而身份权则是对胎儿应当正常存在的身份权利的破坏或者篡改等，最后财产权则是指对胎儿按照法律程序应有的财产所有权的剥夺和占有。

这些侵害胎儿正常权利的行为严重的会导致胎儿的生命受到威胁，甚至是母体的生命也会受到影响，最少的也会使胎儿应有的权利受损或者合法权利的剥夺。

我们国家民法确保每一个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不受侵害，对于胎儿也同样如此。

当侵害胎儿的行为发生时法律应该根据侵权的具体行为，以及这些行为给当事人和胎儿带来的影响进行法律裁定。

(四)父母侵害胎儿权利的责任划分

在胎儿权利受侵害的各种案件中也有一部分是由于父母的原因导致的。

这样的案件在民法裁决过程中是最困难的。

因为父母对胎儿的影响是最大的。

当在侵害胎儿权力过程中父母作为加害人时，应该依法对侵犯胎儿权利的父母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对其实施相应的惩罚措施。

但是有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况就是当胎儿在母腹中健康受到侵害时父母应该受到的不应该仅仅是法律的惩罚，更应该是道德的谴责。

另外一种就是当父母只是间接地对胎儿的权利实现侵害而并非直接参与时的情况，比如由于医生的错误判断导致孕妇的错误用药，给胎儿的健康造成了影响，这样的案件实际上是医生的责任占大多数，但是作为母亲、监护人没有做好对胎儿的保护工作，盲目相信医生等，这些是孕妇的责任，但是总的来说孕妇的责任比较小，属于一般过失，可考虑不必让其承担侵权责任。

但不管是什么情况，父母是胎儿一生的监护人，对于保障胎儿的安全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胎儿合法权利受到损害，无论父母是直接加害人还是间接加害人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三、完善我国民法对胎儿权利保护的相关政策和措施

(一)我国民法中对胎儿权利保护中不完善的地方

由于胎儿并不是正常的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主体，我们国家在设定民法的各项规定的过程中对于胎儿保护这一方面没有进行详细的约定，因此我国民法中对胎儿权利保护方面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这些缺陷的存在是胎儿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事件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总的来说这些不完善主要表现为:一方面是立法的不完善。

民法总论论文篇十八

一、经济法与民法的定位

民法作为一门传统的实体部门法有着1700多年的历史，它起源于罗马私法，主要调整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维护个人利益。在我国，民法是指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之间、法人之间、自然人与法人之间的人身关系、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然而相对于民法而言的经济法则是一门新兴学科，“经济法”由18世纪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摩莱里在其名著《自然法典》(1755)中首先提出来的，经济法学在国外存在近百年，在我国仅二三十年的历史。关于经济法的概念问题，学界存在颇多观点，笔者赞同武汉大学漆多俊教授的观点，即经济法调整在国家经济调节社会经济过程中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保障国家调节、促进社会经济协调、稳定和发展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二、经济法与民法的区别

(一)二者的表层区别。

1、二者的调整对象及其特点不同。经济法主要是调整经济领域的市场规制关系和宏观调控关系，故其调整不可避免地带有公共性和干预性;民法调整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其调整具有平等性、私人性和自治性，并且人身关系不属于经济领域。

2、二者的主体不同。经济法的主体既包括公主体也包括私主体，公主体主要是包括市场监管机关和宏观调控机关的管理主体，私主体则包括被监管和与宏观调控有关的市场主体，因公、私主体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存在明显的差异性，故经济法对二者实施“差异保护”以实现二者实质上的“平等”目标;民法的主体则只包括自然人和法人两个私主体，民法对这两个主体实施“平等保护”，因为自然人和法人在民法上的法律人格平等是虚拟的，而市场经济中的自然人与法人之间、法人与法人之间的差异是确实存在的，故民法追求的是“形式平等”。

3、二者的法律属性不同。民法是一种典型的私法，尊崇个人本位，强调意思自治，保障私权利，这种权利即可以是法定的也可以由当事人约定，个人可以将选择放弃或转让这一权利;而经济法是法律社会化运动的产物，是公法私法化和私法公法化，公私法融合的产物，其主要表现为公法性质，它以社会为本位，以维护社会利益为宗旨，通过公权力的介入对社会整体进行调整，这种依法律规定的社会性公共权力必须有序进行，不可随意放弃、转让或变更。

4、二者的利益本位不同。法的本位是在整个法律中权利和义务谁居于主导地位的问题。经济法和民法根本目标的不同决定了二者利益本位的价值取向不同：民法主张“个人本位”，社会成员只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甚至可能会危害社会整体利益;而经济法主张“社会本位”，即保障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既要保证经济的发展同时也要兼顾环境、社会等综合目标。经济法追求实质正义，体现为对经济弱者的保护;对经济效率的追求;以及，反贫困;强调经济民主和经济自由;健康;可持续发展;社会安全;对环境的保护等等。

5、二者的国际通用程度不同。民法是市场经济的基础规则，虽然各国民法具体规定因各国具体国情而异，但各国的市场经济环境却是大同小异的，故民法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国际通用性;经济法是法律社会化运动的产物，根据不同国家的政治体制和国家发展阶段水平的不同，社会所噬待解决的问题也各不相同，故各国经济法具有国别差异性。

(二)二者的深层区别。经济法与民法作为社会学科中的法

学理论，两者的基本假设不同，具体表现如下：1、二者关于主体的假设不同。民法诞生于市民社会，市民与市民之间是均质、平等的，同时市民又具有经济人的属性，即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却无法保障他人与社会的利益;经济法的主体既包括代表公权力的管理主体，也包括代表私权利的市场主体，这两种主体的地位实质上是有差别、不平等的，而经济法的主体主要呈现社会人的性质，即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还要兼顾社会利益。2、二者关于市场整体的假设不同。民法是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个人追求利益的产物，众多个人的集合便形成了市场，即市场整体是市场个体的简单相加，市场个体利益的增加也就是市场整体利益的增加，亚当·斯密认为“个体利益的最大化必然能带来整体利益的最大化”，故民法对市场整体利益的保护最终是为了保障个体追求利益的顺利进行;而经济法强调市场整体是个体有机地结合,市场个体利益的增加并不必然导致市场整体利益的增加,市场个体差异很大,不同市场个体在市场中的地位不一样,影响不一样。3、二者关于市场与政府功能的假设不同。民法认为市场是万能的，政府是无能的，市场是“无形的手”足以使”使社会资源分配达到最佳状态，政府只需充当“守夜人”的角色;然而经济法既认为市场存在缺陷，也认为政府存在缺陷。当市场失灵的时候，必须要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即由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理论向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发展，但是当政府失灵的时候则只有求助于法律，政府是必要的“恶“，但同时也要运用法律约束和规范政府的干预行为。

三、经济法与民法的联系

经济法与民法的联系主要表现在二者在不同程度上相互关联，互为补充。首先，二者调整范围的关联性。经济法所调整的特定的经济关系可分为部分的横向经济关系和纵向经济关系。纵向的经济关系包括市场规制关系和宏观调控关系，主要由经济法调整;而横向经济关系主要是交易关系和竞争关系，其中交易关系主要由民商法调整，竞争关系由经济法调整。二者都在不同程度上对市场经济关系进行规范和调整，民法属第一次调整，经济法是第二次调整。其次，二者调整功能的互补性。民法强调个人本位，注重保障个人利益，尊重个人对财产自由支配的权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过分追逐私利的最大化必然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经济法则是强调社会本位，国家通过采取强制性措施管理市场经济秩序，实现修正市场运行的缺陷、实现社会整体效益的最大化的目标。再次，二者在调整的原则和方法上的互补性。民法是从市民社会中自然形成的，它以人本主义为出发点，其理念是自由主义;而经济法以追求社会整体利益为其立法宗旨，即站在社会整体的角度，通过法律对社会经济关系的调整，消除极端个体权利本位对整体社会经济发展造成的消极影响，以解决个体营利性与社会公益性的矛盾，促进经济良性发展。结语：笔者认为，经济法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毋庸置疑的。

经济法和民法在七大部门法中居于同等地位，二者相辅相成、辩证统一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之中，只有协调好经济法与民法的关系，才能充分发挥二者对我国市场经济的规范和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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