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论文（模板17篇）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论文篇八

中国近代史是指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的中国历史，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渐形成到瓦解的历史。它是中国人民探索救国之路，实现自由、民主的探索史，也是一部中华民族抵抗侵略，打倒帝国主义以实现民族解放、打倒封建主义以实现人民富强的斗争史。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欢迎大家前来参考查阅！

同治十一年（1872年），李鸿章在《复议制造轮船未裁撤折》中称：“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末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光绪元年（1875年），李鸿章又在《筹议海防折》中称：“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主客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数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未有之强敌”。

“三千余年一大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是李鸿章对于当时中国所面临形势的分析，“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则表明了当时中国所对峙的列强势力。可贵的是李鸿章他不同于保守的顽固派，他处在当时的阶段却能正确的看待晚晴所处的局势实为不易；他和一些洋务派更不同于顽固派，他们不仅看清了局势还敢于冒险尝试向前迈进开展了洋务运动，虽然并没有改变甲午中日战争的结局，但是促进了中国近代化，他们在当时迈出了这一步实属不易。

清朝也是历史上一个典型的由少数民族统治的政权，在鸦片战争的前期乃至鸦片战争后，一个不可被忽视的阶层值得被思考，那就是士大夫阶层。“闭关锁国”固然有着很大一方面的因素，但是鸦片战争开始后即使林则徐、魏源、黄爵滋等人已经认识到和西方列强的各方面差距后，清朝却没有马上实行变革，很大的原因在于士大夫阶层。“中国人的守旧性太重，我国文化有了几千年的历史，根深蒂固；文化是士大夫阶级的生命线，文化的动摇，就是士大夫饭碗的动摇；中国士大夫阶级（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无论在哪个时代，总有少数人看事较远较清，但是他们怕清议的指摘，默而不言。短短几句话已经总结了清朝士大夫阶层大部分人麻木、迂腐等特点，鸦片战争后可以说不论军事还是政治上，都与列强有着很大的差距，双方对比之下，清朝统治下的中国真的是遇到了“数千年未有之强敌”。

鸦片战争前，对于如何对待列强，清政府内部就有了不一样的声音，主要分为抚夷派和剿夷派，也就是主和派与主战派。随着过程中的各种结果，道光帝也在主站主和间举棋不定，这也使得清政府内部派别争论更为激烈。

在道光帝决心迎战后，却出现用人失误的问题，从而引出不断失城的连锁反应。于是道光帝又倒向主和派一方，虽然中途有官员奋勇抵抗，但是道光帝一意妥协，最后耆英、伊里布与璞鼎查还是签订了《江宁条约》。

在这一过程中，主和派主要凸显的人物是琦善、伊里布、耆英等人，琦善的妥协态度则是建立在他亲身了解到了当时英国的军事实力后所下的态度，主战派别的官员中也不乏为了捍卫国家领土与主权但是不了解英国的官员，而期间道光帝所派不乏像奕山这样虚报奏折而导致对英国预估不实的官员，这些种种因素也导致了道光决策时忽主站，忽主和的不坚定立场。

从鸦片战争的过程来看，道光帝的举棋不定十分影响形势的走向，士大夫们在决策同时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会来源于揣摩圣意。其中固然有坚定站在主站或主和的坚定立场的官员，但也不乏与道光帝一样没有坚定决心的官员。如果道光帝坚定决心势必与英国决战至终，侵略者一路遭遇顽强的抵抗，他们也不一定能入侵的如此迅速。假使英国一开始的意图也许只是想要一个和平的条件与环境经商，那么清政府的不明确态度也给了英国一个可乘之机。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从古代史迈入近代史，同时鸦片战争也使得中国发生根本性变化。通过一系列条约，中国直接遭受到的侵犯包括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司法、关税等主权都开始丧失，传统的经济形态也被冲击。当然这些都是可以直接看到的影响，而更加深远的影响和隐患是，清廷为赔偿大额的白银增加的税费直接影响农民的利益得失，甚至沉重的赋税使他们无力支付。由于康乾盛世，使得清朝时期的人口大增，嘉庆九年（1804年）纂修的《巴陵县志》在讲到该地经济、人口分布和各行各业居民状况时写道：“十分其农，而佃种居其六。”农村百分之六十的人口是佃户，其余百分之四十，则是地主和自耕农。道光中编写的《江阴县志》，叙述该县风俗，说到“农之家十居八九，农无田而佃于人者十居五六”。当时该地农业经济占统治地位，绝大多数居民是农业人口，而增加赋税会使得大多数的农民积贫积弱。另一方面列强在华开设工厂，会使得许多手工业者或者失业，或者沦为廉价劳动力，鸦片战争使得中国多数人口都陷入苦难的状态，也使得清政府陷入失威局面。

在鸦片战争后不久，清政府就迎来了大规模的起义运动，这其中最著名的则属“太平天国”运动。太平运动可以说是鸦片战争的产物，其参与运动的多数为农民阶级，源于鸦片战争后国内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太平军的发展速度也是十分迅速的，或许是因为洪秀全的“拜上帝会”使农民有了精神寄托，或许是因为《天朝田亩制度》，使农民有了希望与目标，无论如何太平天国的动向、举措和号召力都侧面反映了鸦片战争后清朝统治下的社会正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这种变化正朝着不可预估的方向发展，以一个不可预算的速度发展着，并且这些变化都一点点的成为清朝的隐患。

参考文献：

[1]蒋廷黻著.中国近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6.

《申报》创刊于1872年4月30日。创办人为英国商人安纳斯脱？美查，后转卖给民族资本家并几经易主，抗战初期一度停刊。1938年10月在上海复刊，直至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几经波折，历时78年，共出版25600期。《申报》作为中国现代的报纸开端和标志，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有着里程碑的意义。

《申报》保存了大量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资料。特别是记录了上海当地及全国乃至世界的重大事件，再现了当时军阀、地方势力、中共和其他党派及人民群众的活动。

（一）报道全国性重大事件

《申报》曾对进行了全方位的报道，包括学界如何反对割让领土、拒绝对德合约；惩办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并迫使他们辞职的报道，学生罢课与学生被捕情况的详细记录。更加珍贵的是，保存了罕见的的历史照片，将的全貌更直观的呈现给后人。

（二）报道地区性史实

1872―1929年，《申报》对苏沪等地进行了长达80年的持续报道。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报道区域也精确到具体县市。《申报》通过这些鲜活的新闻，对江南地区人民生活方式，社会生产方式，社会风貌形成以及社会变动轨迹进行了持续而广泛的报道。这些细节性的事实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近代中国史研究的空泛，使史的研究更“有血有肉”，栩栩如生。

《申报》无论是从办报宗旨，报道角度的拓宽还是新闻业务的改革，都值得后来人学习借鉴。

（一）办报宗旨

它始终都在追求新闻独立自由、客观公正、及时准确、为大众服务的理念，注重新闻的真实性和时效性。美查称，“利”和“义”并不完全对立，办报为了盈利，并不排斥在必要时仗义执言，报纸的言论要“上关皇朝经济之需，下知小民嫁穑之苦”。

《申报》在国内报纸中最早使用电报传送新闻稿。1874年《申报》刊出经由丹商大北电报公司海底线路拍来的关于英内阁改组的伦敦电讯，为国内报纸刊出的第一条电报新闻。津沪电报线路于1881年12月交付后，《申报》立刻把握机会，利用线路传递南北各报新闻。

（二）舆论监督

报刊一直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公共舆论的平台，因此，把握并利用报刊的舆论导向就成了近代中国各种势力追求权力表达，诉求政治立场的必选之地。在每次剧烈的政治斗争或者社会对抗中，报刊会被卷入其中，并置于风口浪尖。《申报》自创刊以来，始终被不同时期的各种政治势力所争夺的公共舆论平台。不管是美查为赚钱扩张经济势力创办报纸，到席子佩接手经营，再到史量才主持，最后到共产党接手大陆而退出舆论界，中外各种政治势力为占据《申报》这个舆论至高点，进行了纷繁复杂，“刀光剑影”的斗争和合作。《申报》一路走来，中国社会的公共舆论空间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随着舆论空间的不断扩大，公共舆论平台的建立，人民拥有了更多的表达机会。各种政治势力进行争斗时，不得不考虑到人民大众的呼声和言论。报刊舆论公共空间的不断扩大，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消减阶级对抗，促进社会和谐。

（三）时评

陈冷在新闻评论方面提出，报纸应该做到“明白公正”，即言论既要为读者提供明白的观点又要有公正的态度。对于评论的文体，他主张用言简意赅的时评文体取代《申报》传统的“论说”。他的每日一议、尖锐泼辣的是评委《申报》赢来了不少读者的喜爱，使《申报》步入巅峰。

“时评”在很长时间里起到了《申报》的“社论”作用。社论是“代表报刊编辑部的权威言论。它集中反映并传播一定的政党、社会政治集团和社会群众团体对当前重大事件和迫切问题的立场、观点、主张，是影响并引导社会舆论的有力的评论形式”。时评”专栏是报刊业务的一种进步，半文半白的语言已经被白话文取代，报刊语言的白话趋势已成必然，用白话文创作“时评”适应了语言的变化。对于时评文章的发展而言，这是一次大的调整，虽然放弃了原有的特点与风格，但迎合了时代的发展，为时评文体带来新的生机。

报纸可以宣达政令，也可以掌握主动权，分析时局，探讨国家出路。《申报》中有很多时评是对时局政治的客观分析或是探讨国家出路的“救世文章”。“九一八”事变之后，《申报》发表了时评《国人乎速猛醒奋起》号召国人迅速惊醒：“今日之事，痛哭不足以救国，轻举不足以救国，待助于人犹不足以救国。救国在于积极有效之行动，在于万众一心之团结。”此外，每逢元旦，《申报》都要发表一篇新年展望的时评，年末又要发表一篇对一年之内进行总结的时评。虽然每年各不相同，但大致都要劝告政府善待国民，增强国力。

（四）重视发表副刊性文字

这是《申报》在新闻业务上的一大创造性举措。该报公开征集竹枝词等文艺作品，并在版面上特辟文艺类作品的篇幅，以满足当时主要读者群――旧时文人的兴趣爱好。这一创举为后起的报纸所效仿，开我国报纸副刊之先河。研究读者爱好，满足其正当需求，保证一个稳定的受众群。

报纸的企业化是民初中国新闻事业职业化的一个重要现象。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帝国主义列强无暇估计对中国的侵略。使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有了快速的发展空间，给中国商业性报纸实行企业化方针提供了有力的条件。《申报》首先向现代企业化报业方向迈步。

（一）广告

该报聘请张竹平任经理，设广告推广科，派出外勤四处招揽广告，改进广告设计，代客户绘制广告图样，撰写文字说明，直至客户满意，这些服务都深受工商界的欢迎。因此，《申报》的广告日增，成为盈利的主要来源。广告的版面面积逐渐由十分之五六增为十分之六七，超过了新闻报道的版面。

《申报》广告值得挖掘的东西有许多，完全可以按照时间线索，从《申报》创直直至停刊，对广告的形式和内容进行细细分析，追溯近现代广告发展变化的轨迹，把握近现代广告的发展规律，理清现代广告如何一步步从粗糙走向成熟，其中义有哪些是值得借鉴的合理要素，这在广告学上是很有意义的。倘若对其中的各种广告进行深人分析，对广告者、广告内容、广告对象、广告效果进行剖析，从而找到许多有价值的广告经验和手段，这对制作现代各种类型的广告也是大有裨益的。

（二）更新技术设备

麦克卢汉曾提出“媒介即讯息”理论。在漫长的人类发展过程来看，真正有意义的，有价值的的“讯息”不是各个时期的传播内容，而是这个时代所使用的传播工具的性质，它所开创的可能性以及带来的社会变革。麦克卢汉从媒介技术的角度，强调了媒介的社会历史作用，虽有片面性，但媒介技术的变革的巨大历史功效是不容忽视的。

《申报》花费70万两白银于1918年建起高5层、拥有百余间房间的报馆大楼，又从美国购进两部最新式的印报机，两小时可以印完十多万份报纸，添置配套的制铜版机、铸字机、压纸版机、浇铅版机、铜字铜模等机器，还自备汽车，加快送报速度。这一切，使《申报》成为当时全国设备最新、最完备的报纸，并为以后进一步企业化打下坚实的基础、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三）知人善任

文化与经济领域一样，一切竞争归根到底都是人才的竞争，媒介的成败其实就取决于媒介从业人员的素质与实力。像任何成功的事业一样，《申报》的经验在于形成了一支强有力的人才队伍，并让其各展所长，用好了人才，使这支队伍的团队效应得到充分发挥。

史量才自接办《申报》起，就分外注重报社的人才建设，从创业初期被称之为史氏“左膀右臂”的经理张竹平、总编辑陈景韩，守业期经理马荫良、总编辑张蕴和、《自由谈》编辑周瘦鹃的选择、使用，到鼎盛期规划人才黄炎培、陶行知、报业专才戈公振、副刊编辑黎烈文等人的吸纳、任用，无不显示其慧眼识人，唯才是用，用人不疑，灵活实际的用人风范。史量才非常善于抓住对方身上最适合于《申报》的特质，为他所用。越是在报纸发展的关键时期，他越能大胆放权，给人才足够的发挥空间。

《申报》作为近代中国最大影响、实力最强、历史最悠久的中文商业报纸，有着很强的研究价值与意义，无论是从史学、新闻学、经济学角度提供参考，在法学、文学等其他人文社科方面也有很大的价值，对中国近代新闻史的发展有不可忽视的贡献，值得后期报纸及现代报业借鉴。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师为尊的传统教育观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人们的个性，控制了人们的思想，这样的一种师生关系逐渐遭到强烈批判，越来越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随着“五四”运动爆发，西方民主科学教育思想的传入，为中国的教育领域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引发了无数爱国者对如何革新教育中的师生关系进行了深入思考。

“五四”运动爆发前，中国一直尊崇传统的封建礼教思想，教师具有至高的地位，学生必须服从教师的安排，是一种以师为尊的师生关系。早在《尚书·周书·泰誓》中就以提出“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绥四方。”君、师都是帮助上帝来爱护人民的，他们具有同等地位。汉代儒家代表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精华》中提出“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教育与政治相结合，进一步巩固了教师的权威地位。宋元明清时期理学思想家们制定“三纲五常”来约束学生民主意识的发展，晚清传奇人物谭嗣同提出“为学莫重于尊师”。在知识传播过程中，教育被封建统治阶层所垄断，教育的传播途径少，教师作为学生唯一的知识来源，自然地处于教育权利的中心，形成了教师在教学中的霸权地位。

传统师生关系以教师为主导，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知识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播，为我国传统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以师为尊的师生关系从人伦天性出发，有利于师生间矛盾的缓和，在教育过程中培养了深厚的师生感情。但是尊师重道的传统思想也存在比较严重的弊端——把学生当成知识的“容器”。學生的学习喜好和对生活的观念深受教师思想的影响，缺乏对知识和生活现象的独立思考。传统的师生关系具有严格的等级划分，教师以“长者”、“智者”的身份位于“金字塔”的顶层，学生是被教育的对象位于“金字塔”的底端，因此教师掌握着教学的绝对话语权，控制着学生的思维发展方向。

（一）思想革新促进师生关系新探索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西式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涌入中国，与中国本土教育观念发生剧烈的撞击，中国传统的“师道尊严”、“以师为尊”的师生关系受到了强烈的抨击和批判。师生关系应当如何革新的问题引发了中国有志之士开始对传统教育进行不断反思，对外来教育理念进一步探索。“1901年清政府依照西方现代教育模式建立了新型学制系统，西方的教育理念被大量引入最终导致了中国传统教育的解体，近代教育在形态上得到确立。”[1]这一举措为民主平等师生关系的成长提供了沃土。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社会各个阶层喊出了“民主”、“科学”的口号。在“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影响下，中国青年的意识开始觉醒，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胡适等人都为中国教育的发展和新型师生关系的构建做出了新的设想，融入了更多民主、平等的元素。

（二）平民教育为民主平等型师生关系打下基础

“五四”运动中平民教育思潮爆发给了更多下层人民接触教育的机会，教育不再是统治阶级、官僚贵族所固有。“平民教育的兴起首要在于精英知识分子的倡导，在他们看来‘平民主义’的践行首先在于打破特权，维护‘平等’而其关键在于使得平民接受教育。”[2]平民教育的精神是让社会各分子得到真正的平等和真正的自由，主张教师在对学生进行教育时要教人做人，要培养有知识、有生产能力、有社会公德心的新型学生。平民教育使得教育的范围扩大，教育观念普及，打破了传统教育的阶层性，促进了教育的公平。随后1923年中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和朱经农两位先生共同编写了《平民千字课》和《老少通千字课》，为广大劳动人民提供了学习教材。“北京大学学生邓康（邓中夏）廖书仓等发起组织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以教育普及与平等为目的，以露天讲演为方法，宗旨是‘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3]“五四”运动引发的平民教育促进了教师育人意识的变革，教师在教学中不仅注重传统知识技能的传授，更注重人的自身发展，加强对学生道德、情感、意志、批判性的培养，教学开始结合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社会进步的需要和新型人才成长的需要。平民教育加快先进思想的传播，普及了知识和先进的生产经验，教师开始从学生角度出发，设计与生活实际相结合的教育内容，促进了人民思想的开化，拉近了师生之间的距离。

（三）课堂角色转变加深民主平等思想

20世纪初期，以实用主义为代表的西方教育思想的传播促进了我国民主平等师生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早在“1919年2月24日，陶行知发表《教学合一》主张“教学合一”指出1.先生的责任在教学生学；2.先生教的法子必须根据学的法子；3.先生必须一面教一面学，“五四”运动之后，陶行知把教授法改为教学法，不久很多学校响应，也用教学法。”[4]1919年5月杜威（johndewey）在胡适、蒋梦麟和郭秉文的联合邀请下来华讲学，实用主义教育的运用达到高潮。在实用主义教育的影响下师生关系开始“以学生为中心”，教师的教转向学生的学，教师开始由教育的把控者转向学生学习的辅助者，更加注重学生自己对知识的选择和学习。课堂不再是教师单向知识、理论传授的场所，而是师生间关于教育问题平等交流对话，共同探讨，各抒己见的平台。

（一）“五四”运动中师生关系的反思

相较于传统“以师为尊”的师生关系，“五四”运动时期以学生为主导的新型师生关系日益得到更多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支持。“五四”运动促进了教育观念的革新，为民主平等师生关系的演变注入了新的血液。然而，这一时期的民主平等作为西方教育的“舶来品”具有一定的激进性——过度主张学生地位的提升和思想的解放，没能更好的调和师生间的人际关系。

“在当时中国的整个教育实践界中，占支配地位的仍然是传统的师生关系思想。”[5]长期以来受教育者遭受着传统教育思想的束缚，尊师重道的传统道德依旧镌刻在中国人的骨头上。尊重学生的学习主体性，竭尽全力构建民主平等师生关系已经成为“五四”运动后中国教育发展的必然走向。“进入二十一世纪，我国教育进入了全新的发展时期，主体间性、共享、平等、对话等纷纷涌入“师生关系”话语而日渐成为主流。”[6]随着社会发展速度的加快，信息技术成为知识传播的主要途径，学校和教师不再是学生获取知识的唯一来源，民主平等师生关系在新的时期又面临着方方面面的考验。

（二）“五四”运动对现代师生关系的启示

“五四”运动促进了师生关系革新，对教育现代化中师生关系的协调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良好的师生关系可以加强教师和学生之间平等交流与对话，让教师从传统教育的绝对权威中转化出来，走近学生与学生相互尊重、教学相长，担当教学活动中平等交流的首席，积极引导学生独立获取知识与技能，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和道德素养。教师和学生作为教育活动中的双主体，民主平等师生关系的构建体现了现代教育尊重学生个性发展的特点和对教师文化、道德提升的新要求。

“五四”运动产生的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是社会进步、教育理念革新的必然产物。同时我们也要积极关注，在发展民主平等的过程中不能忽视学生各个发展阶段中心理和认知上的缺陷，要在一定程度上保持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引导性，促进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向着更为健康科学的方向前进。

參考文献：

[1]孙培青.中国教育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355

摘要：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李大钊对东西文化进行了研究，他用静、动范畴来描述东、西方文化的特点，认为中国可以充分汲取西方文化的优点来弥补自身文化形态的不足，实现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表面上看李大钊这样做是在调和中西文明差异，实质上是解决现实的新旧矛盾，以新代旧，以至于创造中国新文化。

关键词：李大钊;进化论;阶级论;东西文化观

从晚清开始，中国大批知识分子怀抱救国救民之志负笈东瀛，在日本接受新式教育，由此这些新型知识分子受日本所谓东洋、西洋的影响，很早便形成了将世界划分为东、西二元化的习惯。李大钊在1914至1916年间曾短暂就读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期间也受到这一观点的影响。回国后，正值国内新文化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之际，李大钊任职于新文化运动的主阵地——北京大学，也积极投身于这场文化运动之中。

“五四”时期东西文化之争，伴随着袁世凯的称帝、世界大战的血火、新文化运动的狂飙，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全面展开。新旧势力生死搏斗，各种思潮旁流杂出，各类人物粉墨登场，既有康有为“尊孔复古”的叫嚣，又有陈独秀“民主科学”的呐喊;既有章士钊“东西调和”的鼓吹，又有胡适“全盤西化”的说教。李大钊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用犀利明快的文论，深刻剖析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辩证分析了东西文化的优势，从而得出必须走十月革命的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结论。因此，研究李大钊的东西文化观，有助于我们理解李大钊思想从进化论到阶级论的发展，从激进民主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转变。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篡夺了革命果实，积极筹划复辟帝制。1913年10月，袁世凯在宪法中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之大本”。康有为等人以孔教会为基础，以《不忍》杂志为喉舌，攻击辛亥革命是“离经叛道”，提出“定孔教为国教”的主张，吹捧孔子教义是“放诸四海而皆准”[1]657的经典，一时尊孔复古的逆流泛起。面对弥漫于社会的复古思潮，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主将，从巩固共和的目的出发，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伦理道德进行了强有力的鞭挞。

李大钊明确提出：“中国的一切风俗、礼教、政法、伦理，都以大家族制度为基础，而以孔子主义为其全体结晶。”[2]244因此他着重批判孔子学说中的伦理道德。李大钊认为，儒家的三纲五常思想在君臣关系方面，只强调一个“忠”字，使臣子完全成为君主的附属品;在父子关系方面，只强调一个“孝”字，使子女完全听命于父母;在夫妻关系方面，只强调“顺从”“贞节”，使妻子从肉体到精神完全隶属于丈夫，没有任何人格独立可言。接下来，他进一步提出“孔门的伦理是使子弟完全牺牲于他自己以奉其尊上的伦理;孔门的道德是与治者以绝对的权力，责被治者以片面义务的道德”。[2]244这些论述可谓一针见血，直接击中了儒家学说的要害。李大钊进一步指出孔教的反动本质是“保护君主政治偶像”“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因此他立场鲜明地提出“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则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亡。”[3]56他大声疾呼，奔走相告，鼓励新时代的广大年轻人要“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4]38李大钊明确表示“吾人为谋新生活之便利，新道德之进展……虽冒毁圣非法之名，亦所不恤”[3]80。这充分表达了李大钊与孔教势不两立的决心。

李大钊认为宇宙是“无始无终的自然存在”，由宇宙产生的一切现象，都要按照自然法“渐次发生渐次变化”[3]79，道德也要随着社会的自然进化而进化。据此李大钊指出孔子“其人已为残骸枯骨，其学说之精神已不适应于今日之时代精神”，[3]80“孔子者，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也。宪法者，现代国民之血气精神也”“今以专制护符之孔子，入于自由证券之宪法，则其宪法将萌芽专制之宪法，非为孕育自由之宪法也”[3]77。通过严密的论证，李大钊否定了孔子学说存在的价值，从而使“国教”之说不攻自破。

综上可知，李大钊这时的思想是以进化论作为武器，批判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的。他对于社会进化只从一般意义上来解释，还不能够了解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因此，他只是抽象地批判孔家的伦理道德，没有说明儒家学说存在的社会根源，所以对尊孔复古派的批判就显出理论上不足，说理性不强。

十月革命后，李大钊独辟蹊径，最早抛弃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对封建专制统治和孔子学说作了较为正确的分析。他指出：“孔子学说之所以支配中国人心长达两千多年，正是因为其适应了中国自封建时代以来长期存在且未有任何变化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并与宗法制度紧密结合，构成了封建统治的经济和精神基础。”李大钊进一步强调：“中国经济一旦变动，中国封建家族制度将会逐步瓦解，‘三纲五常’等封建糟粕思想最终退出历史舞台自然也是不可避免的。”这种从经济上解释孔子儒学的存在、消亡的方法，戳穿了孔家学说“神圣”的外衣，使人耳目一新。当然，李大钊对于唯物主义的运用还有不够准确的地方，但是他的论述已远远高出当时思想论坛上其他人的见解。

还应该提到的一点是：李大钊并不完全否定孔子的历史作用，而是从历史的考察中肯定孔子学说的价值。他指出：“孔子于其生存时代之社会，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其说亦确足以代表其社会其时代之道德”[3]79。他进一步讲到“故余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者也。”[3]80这一科学地对待孔子儒学的态度，比较合乎历史的实际，既沉重打击了尊孔复古派，又论证严密无懈可击，由此反映出李大钊严密的思维逻辑和高超的斗争艺术。

在东西文化运动倡导者与尊孔复古派激烈交锋时，《东方》杂志以“不偏不倚”的面目出现，在“调和东西文化”的名义下主张保存中国旧文化，反对新文化。《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根据东西方地理环境的不同，将东西文化概括成“静”的文明和“动”的文明，认为现在西方“动”的文明已露弊端，“西洋诸国日以其科学所发明之利器戕火其同类，悲惨剧烈之状态，不但为吾国历史之所无，亦且为世界从来所未有”，而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固有文化提供了举国上下衡量是非的统一标准，因此主张用“中国固有静的文明”来救济“西洋文明之弊”。李大钊也把东西文明概括为“静”“动”的文明，但比较的结果却迥然有异。

1917年，李大钊发表了《动的生活与静的生活》一文，以“动”“静”及其相互关系为东西方文明之特质，并勉励当下中国的青年学子努力，让“我国家由静的国家变而为动的国家，我民族由静的民族变而为动的民族，我之文明由静的文明变而为动的文明，我之生活由静的生活变而为动的生活。”[5]96第二年，李大钊又撰写了《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一文，在文中他列举多方面事物的二元对立现象，具体论证“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之说。李大钊从地理环境的角度解释了“动”“静”的原因。他说，东方民族是“南道文明”，西方文明是“北道文明”。由于“南道得太阳之恩惠多，受自然之赐予厚，故其文明为与自然和解，与同类和解之文明”，而“北道得太阳之恩惠少，受自然之赐予啬，故其文明为与自然奋斗，与同类奋斗之文明”[6]212。南道民族由于“自然之富，物產之丰”，所以多为定居的农业民族;北道民族则由于“自然之赐予甚乏”，所以多成为迁徙流动的游牧工商民族。

这样就形成了中西方不同面向的国民性：“一为自然的，一为人为的;一为安息的，一为战争的;一为消极的，一为积极的;一为依赖的，一为独立的;一为苟安的，一为突进的;一为因袭的，一为创造的;一为保守的，一为进步的;一为直觉的，一为理智的;一为空想的，一为体验的;一为艺术的，一为科学的;一为精神的，一为物质的;一为灵的，一为肉的;一为向天的，一为立地的;一为自然支配人间的，一为人间征服自然的。”[6]213正是因为中国是定居的农业民族，家族不断繁衍生息，所以实行“家族主义”;而西方主要是从事游牧工商业的民族，家族成分单一，所以推行“个人主义”。此外，从性别比例来说，中国女子比男子多，因而推行一夫多妻制，而逐渐形成重男轻女的陋习;而在西方，女子比男子少，所以严格执行一夫一妻制，切实保障妇女应有的权利。

李大钊认为东西文明区别很大：“一为自然支配人间的，一为人间支配自然的。”在思想上东方人“以个性生存不甚重要，则事事一听之天命”，西方人“信人道能有进步，则可事一本自力以为创造”;就宗教信仰而言，“东方之宗教是解脱之宗教，西方之宗教是生活之宗教”;就伦理而言，“东方道德在个性灭却之维持，西方道德在个性解放之运动”;就政治而言，“东方想望英雄，其结果为专制统治，有世袭天子……西方依重国民，其结果为民主政治。”[2]57由此，李大钊认为中国封建文化有以下弱点：厌世的人生观;惰性太重;不尊重个性;轻侮妇女;缺乏同情心;偏重神权;专制主义盛行。因此，李大钊大声呼吁中国文明的弊端已经逐渐显现出来，现在要进行一次彻底的自我革新，这在当时如黄钟大吕，引人深思。

李大钊认为西方文化虽然也有缺点，但仍处于优势地位。他指出：“东方‘静的文明’已处于‘屈败之势’，而西方‘动的文明’则‘实居优越之域’，”[2]59因此，他力主向西方学习。李大钊强调西学先进于中学，主张学习西方，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中“静止的观念”“怠惰的态度”。但应该指出，李大钊在一定程度上是从地理环境决定论出发比较东西文明优劣的，这反映出李大钊在这一时期理论上的不成熟。

“五四”运动爆发后，中国“固有文明”受到更加猛烈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章士钊等守旧派提出了“新旧调合”的论调，以图保存旧文化。

新旧调合派强调可以汲取西方物质文明和科学技术的优秀部分，但也应重视自身的精神和道德文明形态。他们认为国故象“破布”、欧化象“破纸”，都可以用来造“新纸”，因此得出：“研究国故”“实欲制造新纸”的结论。章士钊保旧的思想更为明显，他说：“凡欲前进，必先自立根基。旧者根基也。不有旧，决不有新;不善于保旧，决不能迎新;不迎新之弊，止于不进化，不善于保旧之弊，则几于自杀”，因此提出“道德上复旧”甚于“物质上之开新”[2]的观点。他们以“新旧”文化不可分割对立为理由，否定进行新文化运动的必要，新文化运动的战士们立即起而应战。

但是在批驳“东西调和论”过程中，胡适等人偏执一端，主张全盘西化;陈独秀等仍然停留在对“旧道德”的鞭挞上，没有进行科学的理论分析。李大钊运用唯物史观批判“新旧调和派”的理论观点，认为人类社会一切精神的构造都是表层构造，只有物质的、经济的构造是这些表层构造的基础构造，不管身处哪个时代，如果经济上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定会发生变动。一切宗教、哲学、风俗习惯、政策、主义都随着物质的变动而变动。“道德”无非是人们日常生活的“法则”而已，时代生活变了，作为习惯法则的道德必然因之进化递变。由此李大钊得出结论：“物质若是开新，道德亦必是跟着开新”，因此他理直气壮地说：“新思想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并不是几个青年凭空造出来的。”这些论证虽然不够完整，但明确肯定了道德是由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是随着社会物质生活变动而不断改变的。这种精辟的论述，给“东西文化调合派”以致命的打击，在理论上论证了新文化运动发生的历史必然性，因而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应该说明的是，李大钊虽然指出封建文化病入膏肓、不可救药，号召人们学习西方，但他并不提倡照搬照抄西方模式。他讲到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就如同推动世界不断进步的两大机轴，也像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一样，缺一不可，二者各有优劣，“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中。”因此不应该“妄为轩轾”。针对东西文化论争中抹杀传统文化全部价值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李大钊热情赞扬了中华民族在古代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他无不自豪地说：“中国于人类进步，已尝有伟大之贡献。其古代文明扩延于高丽，乃至日本，影响人类者甚大。”[2]68他对中华民族的崛起充满希望，“吾人深信民族可以复活，可以于世界文明为第二次大贡献。”这令人鼓舞、催人奋进的激扬文字，饱含爱国热情，闪烁着辩证的光芒。

四、结语

综观五四时期李大钊的东西文化观，可以看出：李大钊鞭挞了“非复辟不能救国”的尊孔复古派;批判了“物质开新、道德复旧”的东西调合派，批评了“非走西方文明的路不可”的全盘西化派，阐明了自由的东西文化观，从而促进了他的思想由进化论到阶级论的发展，奠定了由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实基础。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李大钊最终自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由此建立了一种崭新的东西文化观。

参考文献：

[1]李华兴，吴嘉勋.梁启超选集[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2]陈崧.五四前后東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3]李大钊选集[m].人民出版社，1978.

[4]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五四运动文选[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

[5]李大钊，动的生活与静的生活（1917年）[m]//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6]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1918年7月）[m]//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7]罗志田.无共识的共论：五四后关于东西与世界的文化辨析[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论文篇九

摘要：近代中国革命历史人物选择的道路、革命策略决定了他的立场、成就和历史功业，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历史命运。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命运的归宿只能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使中国这个备受欺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成为了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新中国。

关键词：近代中国 历史命运 革命策略 社会主义

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命运从鸦片战争开始，就由其性质决定了，那就是要反帝反封建，实现国家和民族的独立、自主和富强。对此，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各个阶级、阶层的仁人志士似乎都没有异议。尽管他们都怀抱着这样的理想，但基于其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不同，所选择实现理想的道路、方法和谋略也是大大不同。

1、不同的救国道路

林则徐在封建皇帝的支持下开始了反对帝国主义的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又在失去封建皇帝支持的情况下无奈承认其失败。洪秀全则继承了林则徐反对帝国主义的光荣传统，以其伟大的太平天国革命，宣告了中国人口最多的农民阶级是不甘于近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命运的。但不同于林则徐的是，洪秀全完全和封建皇帝站在了对立面，在反对封建皇帝的同时反对帝国主义，洪秀全和他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是近代中国第一次既反帝又反封的革命，对以后的革命开启了极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孙中山就称自己为洪秀全第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在方式方法上、在谋略方略上也很明显受到过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影响。太平天国农民革命之所以失败，并不是其反帝反封建的目标错了，而是其用来反帝反封建的路线、方法、谋略方略还不能够把这一历史任务更加彻底、全面地完成。而从戊戌变法开始，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康有为、梁启超等所进行的维新、变法，在反帝反封建这两个方面都显得畏首畏尾得多，甚至中国革命伟大的先行者孙中山也是反封建有力，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敢明确反帝的目标。到了孙中山的后继者蒋介石则更是沦落为帝国主义的附庸。虽然蒋介石也想靠一种力量来摆脱这种附庸地位，但由于其政权的性质是反人民的，是建立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基础之上的，他始终不敢，也不愿发动人民起来反帝反封建。

2、蒋介石缘何失败

德国哲学家曼海姆曾说，“法西斯主义有它自己对理论和实践关系的看法。总的说来，它是行动主义的和非理性的。”蒋介石政权的失败，还在于它有如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德国的希特勒及其法西斯纳粹党同样的极端非理性。对照来看，中国的蒋介石在反对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在坚持自己的“知易行难”时，在热心地用权谋周旋于军阀混战时，在高叫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时，与法西斯的以上特点极为相似。蒋介石甚至在1931年的“国民会议”的开幕词中公然宣称，当今世界所有的三种理论――法西斯蒂、共产主义、自由民治主义中，“唯有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论本超象主义之精神，依国家机体学说为依据，以工农组织为运用，认定国家为至高无上之实体，国家得要求国民任何之牺牲，为民族生命之绵延，非以目前福利为准则。统治权乃与社会并存，而无后先，操之者即系进化阶段中统治最有效能者”，而共产主义则“不适合中国产业落后的情形，及中国固有的道德”，至于自由民治主义更是“各据议席”，“众难塞胸”，“今岁不征，明岁不战，使共产主义军阀坐大于中原也”。言词之间对自由民治主义充满了不满。

由于蒋介石毕竟是主要投靠英美势力的，尽管他倾慕法西斯主义，也还不得不有所顾忌，所以，他在鼓吹了一番法西斯主义后，并没有忘记为自己粉饰。他首先拉出国民党最大的权威、国父孙中山来为自己掩饰说:“总之，每各国各有其客观环境，世间决无可以完全移植之政治，此之必须融汇中外学说，研究国内实况，而后可以定医国之不易良剂也。主权属于全体人民，系所亲定，最后之目的在于民治，而所以致民之道，则必经过训政阶段，挽救迫不及待之国家危难”。接着又贼喊捉贼地说:“领导素无政治之民族，自非藉经过较有效能的统治权之行施不可，况既明定为过渡阶段，自与法西斯蒂理论有别。至民族主义必与民权民生相提互证，则绝无流于国际侵略的危险，而以大同为鹄的可知矣”。这样，蒋介石就自以为得计地把自己的法西斯主义偷梁换柱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了。

蒋介石从根本上不懂得法西斯主义不仅是最非理性的，而且还是侵略性最强的一种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国内制度，还和世界范围的侵略扩张同步，二者不可单独存在。蒋想在国内实行此制度，如果没有对外扩张，是绝没有可能成功的，即使世界上的其他法西斯在国内一时成功了，也还要面临在世界上和其他帝国主义大国的较量，他们只有在这一场帝国主义的大战中取胜，才有可能延续其寿命，而如果战败，则一定彻底破产。蒋在国内实行法西斯主义，在国际上依附更强大的帝国主义集团，虽然能在国际帝国主义战争中生存下来，但由于其不能采取对外扩张之策略，则中国人民所受的压迫必定非常沉重，这就使得蒋的政权面临国内外的强大压力，非常脆弱。事实也正是如此，蒋在抗日战争后由于坚持独裁、坚持法西斯，很快遭到了中国人民的唾弃。

3、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命运的归宿只能是社会主义

因此，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命运的归宿只能是社会主义，这既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也是资本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不被历史选择的结果。法西斯主义不被历史选择，前已阐述，资本主义不被历史选择，则在于其是一种对内实行民主，对外进行侵略扩张的主义，对此，马克思早就深刻地揭露过，马克思认为:“当我们把自己的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因为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很有体面的样子，而一到殖民地它就毫不掩饰了。资产阶级自命为财产的捍卫者，但是难道曾经有什么革命党发动过孟加拉、马德拉斯和孟买那样的土地革命吗？当资产阶级在印度单纯用贪污不能满足自己掠夺欲望的时候，难道不是都象大强盗克莱夫勋爵本人所说的那样，采取凶恶的勒索手段吗？当他们在欧洲大谈国家公债神圣不可侵犯的时候，难道不是同时就在印度没收了那些把私人积蓄投给东印度公司作股本的拉甲所应得的股息吗？当它们以保护‘我们神圣的宗教’为口实反对法国革命的时候，难道不是同时就在印度禁止宣传____吗？他们为了从朝拜奥里萨和孟加拉的神庙香客身上榨取钱财，难道不是把扎格纳特庙里的惨杀和卖淫变成了一种职业吗？这就是维护‘财产、秩序、家庭和宗教’的人面目！”

因此，中国唯一选择只能是社会主义。现在，我们的任务是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对出现的各类弊端进行改革甚至变革的问题。也许现在我们仍有许多方面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这不是社会主义造成的，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遗产，需要一个清除过程，这个过程比较漫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是允许资本主义发展，并且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有好处，对中国实现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也有好处。这正如毛泽东所指出:“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虽然我们走了弯路，但改革开放以后，经过这样的一段约三十年的发展，目前，中国的经济实力已跃居世界前列，世界上也开始有很多人在热烈讨论中国的崛起问题，这都有力地证明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终选择社会主义的救国方略的正确性。但尽管如此，仍可能会有许多国人不满足于这个成就，不满足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程度。不过，如果我们放弃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和乌托邦，采取历史主义、现实主义的态度，我们就会认识到，社会主义毕竟使我们这个备受欺凌的将要亡国甚至灭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成为了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新中国，成为了一个崛起中的世界性大国。更何况，社会主义为中国带来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即使和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相比，也有其独特的价值和优势，这就为中华民族实现进一步的伟大崛起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当然，要彻底、充分发挥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潜力，还需要我们以极大的智慧、勇气和毅力去探讨、去思考、去发现。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论文篇十

摘要：《建党伟业》这部电影所叙述的故事自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拉开的辛亥革命开始，至1921年6、7月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时止，在这十年里，许许多多影响中国历史发展走向的著名事件都发生在这十年，比如：辛亥革命、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护法战争、巴黎和会、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等等，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真正称得上是“风雷激荡”、“巨变迭起”。这部史诗巨著使我们在建党就是周年之时得以重温那段激动人心的历史，再次感受革命先辈在那段峥嵘岁月里的热血与激情，感受他们对共产主义事业崇高的信仰和不懈的追求。

《建党伟业》这部电影所叙述的故事是自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拉开的辛亥革命开始，至1921年6、7月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时止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段短短的十年时间内的历史故事与风云人物，它以毛泽东、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周恩来等第一批中国共产党党员为中心，讲述了他们在内有军阀混战、外受帝国主义欺辱这样风雨飘摇的时代，为国家民族的独立而赴汤蹈火的精彩故事，旨在向那些为革命奋斗牺牲的先烈们致敬，也提醒现代观众特别是党员们不要忘记那些新中国的开拓者们。观看完该片，我同大多数观看者一样，被深深感动，同时也深受启发。该片对于我们今天新时期的共产党员，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

首先，影片展现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中国革命选择中国共产党来完成其历史使命，不是偶然的，这是历史的必然。近代中国自鸦片战争开始，一直遭受列强入侵，逐渐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封建统治者对内镇压人民的反抗，对外卖国苟活，国将不国;中国各阶级的有识之士起来反抗，代表农民阶级的太平天国起义、代表地主阶级的洋务运动、代表上层资产阶级的戊戌变法和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辛亥革命，可谓风起云涌，但是，由于受阶级自身的局限所影响，或者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下，这些革命或者改革自救运动先后都失败。这表明，这些阶级所领导的革命和改革运动不能救中国，不能将中国救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苦难深渊。那么，中国的出路在何处?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决定，必须要有新阶级来领导新式的革命，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革命的重任带有历史的必然性地落到了先进阶级的身上，此时，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如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一批人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他们终于找到了革命的正确方向以苏维埃俄国为师，走社会主义道路，和指导革命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就这样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代表着先进阶级无产阶级和千千万万劳苦大众的利益，他们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剥削和压迫，天生具有彻底的革命性，又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加上与农民有着天然的同盟，这些优势就决定了革命的光明前途。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从此在她的领导下，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建国伟业》教育我们，要做一个爱国家爱民族的人。唯有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才能安居乐业，才能享受到幸福美好的生活。在近代中国风雨如晦的年代里，民族遭受外敌蹂躏，丧权辱国的事屡见不鲜，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上，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却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原本想借此机会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却被列强拱手转让给日本。这让人何等的愤怒，何等的不平!但是，作为当时腐败的北洋军阀政府，又能怎么样呢?具有爱国良知的学生们终于不能忍受政府的无能，起来抗争，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爱国运动，痛打卖国贼，火烧赵家楼，却遭到政府的镇压，爱国工人和商界也联合起来援助学生的行动，最终迫使中国代表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时刻警示着中国人，必须热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必须实现民族独立，否则就会成为奴役的对象。这些参加五四运动的青年学生，其中就有许多人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奋斗终身。

《建党伟业》教育广大党员，应树立起远大理想，坚守信念，为实现共产主义事业而不断努力奋斗。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等一大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就是怀着伟大的理想、崇高的追求，经历巨大的艰难险阻，冒着生命危险，顶着牢狱之灾，赴汤蹈火，忧国忧民，无所畏惧，真正表现出共产主义战士革命英雄主义的崇高品质，永远值得后人学习、敬仰、缅怀。对比之下，贪生怕死，动摇信念，最终难免为世人不齿，甚至沦落为千古罪人。陈公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本来参加党的成立大会的他被酒店里的枪杀案所吓倒，竟然忘记自己的使命，被妻子劝说潜回老家广东。从这里就可以窥见一个人的精神品质，历史也证实，后来陈公博叛党，投靠军阀陈炯明，然后又跑到国民党阵营里去了，再后来跟随汪精卫叛国投敌，沦为大汉奸，成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罪人，抗战胜利后最终被处决。这就是陈公博的下场，也值得后人警醒与深思。新时期的共产党员应继承和发扬革命先烈的高尚品质和精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始终保持先进性，做好先锋带头作用，冲锋在前，享乐在后，舍小家为大家，创先争优，做好表率作用，唯有这样，才能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才能凝聚民心，才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我们的事业才能取得成功。

《建党伟业》还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坚持与时俱进。时代的车轮总是滚滚向前，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民主共和是时代不可逆转的潮流，然而，少数逆历史大势者，违背民心搞复辟，下场自然悲惨。袁世凯妄图复辟帝制，结果做了八十三天的皇帝梦，在人民的唾骂声中抑郁而死;张勋复辟，也只上演了一回十二天的小丑闹剧就草草收场。这就说明，帝制时代在中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只能顺应潮流向前看，不能开历史倒车。新的历史时期也是如此，必须坚持与时俱进，否则必然会被时代淘汰出局。那么，就要做到：一是要弄清时代的主题是什么。当今时代，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就要维护和平、促进发展。二是要了解新生事物、接受新生事物，促进新生事物的成长。新生事物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它是应时代的发展要求而产生，是进步的。三是要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不竭的动力。只有开拓创新，我们的事业才会进步，才能在国际社会有着较强的竞争力，我们的国家民族才会屹立不倒。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学习历史，就是为了总结经验教训，面向未来，促进发展。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过去，要牢记历史，因为这是一个民族的“魂”。中国共产党走过了九十年风风雨雨，她的丰功伟绩已载入史册，万古不朽。让我们携起手来，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牢记历史使命，坚持信念，开拓进取，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创造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而共同努力!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论文篇十一

洋务运动是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产生的一场自救运动，所以洋务运动兴起的原因一定跟西方列强的侵略有关。但是仅有外国的侵略，如果自身并没有意识那么洋务运动也不会产生，所以洋务运动兴起的原因另一部分是国内原因。

洋务运动兴起的原因中的国际原因首先是西方列强的进一步侵略，甚至已经演变成了瓜分中国的狂潮，这使得清朝统治者中的那一部分觉醒者意识到了只有通过自强才能够挽救自身的危机。其次是还有社会上的一些先进分子对西方思想等的传播，使得清朝统治者看到了希望，比如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思想。

而洋务运动兴起的内部原因首先是国内的农民起义愈演愈烈，其中最著名的是太平天国运动，他们严重的威胁到了清王朝的统治，这使得清政府有了强烈的危机感。另外就是在鸦片战争中失败后，满清贵族内部的危机感，他们不再沉迷于“天朝上国”的美梦中，而是开始睁眼看世界，因此引发了一场从统治者上层开始的自救运动，也就是洋务运动。当然还有上层统治者的支持，比如总理衙门的成立，得到了慈禧等清朝实际掌权人的支持，并且有足够的影响力来引导普通大众。

所以说洋务运动兴起的原因包括国内外两个方面，其中列强瓜分中国的行为是洋务运动兴起的最主要原因，而国内的战争则是洋务运动兴起的催化剂。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论文篇十二

调查时间:2013/4/14

调查地点:河南省郑州市科技馆

调查对象：馆中各种仪器、物理现象

调查人：石龙龙 喻国军 许翔 李双 马越 张露

正文

前言：

本次调研主要是通过对郑州科技馆的参观，从而使大家进一步了解河南省近现代以来所取得的成就，通过采访一些人和自己的亲身观察等方法，进行此次活动旨在观看当代中国所现有的科技成就，也是与过去的历史有一个比较，同时也是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和创新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和重要课堂，回顾历史，展望未来，认识和了解当代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古代的中国正是由于科学技术的落后才有了那一段屈辱的历史。国家分裂，人民受苦，遭受世界各国的欺负。中国人不应该、不可能更不可以忘记，刻写在中国近代的镜头、侧面或片段，虽然斑斑点点但历历在目同时铭记历史，作为新时代的我们要勿忘国耻，时时激励自己，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自己的使命，为新中国的美好明天而奉献自己的力量。

主体：

1、调查方法及经过：

我们几个人分工好，然后各个人采访的采访，拍照的拍照，记录的记录，观察的观察，用了几个小时进行调查，然后在结合自己的观察以及旁边别人的讲解了解到了各种不同的先进的仪器，还有一些大自然的各种物理规律及现象。有的甚至通过自己的亲身尝试来体验不同仪器的奇妙之处。

2、调查分析：

不管人们有没有意识到，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从近代产业革命发生以来，科学技术所显示出的最巨大、最引人注目的社会功能，也是科学技术的主要社会功能。今天，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主要因素，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发达与否的重要标志。 科学技术已经深深的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在经济社会发展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3、主要观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因为，科学技术有利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科学技术是精神文明的重要基石。人类社会步入知识经济时代以来。科学技术越来越凸显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科学技术是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力量，知识经济实质上就是以科技为第一主产力的经济。建设现代主义的社会主义特色的国家，也需要科学技术的支持。它具有及其重要的作用。 21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尤其是计算机网络技术、电子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手机、电脑那些昂贵的奢侈品步入寻常百姓家，成为我们生活的必需品。我们必须承认，科学技术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改变着我们的文化。正是因为科学技术具有如此的重要性，我们的国家领导人也在多种场合提出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取得了很大地进步，步入了科技强国之林。但是，我们还应该认识到，我国很多技术都受限于发达国家。所以，我们应该奋起直追，迎头赶上。作为当前社会的一员，我们不仅应该认识到科技的重要性，还应该努力学习科学技术，用科学技术来武装我们的头脑，具有献身科学的勇气和决心，具有用科学技术来发展全人类的博大胸怀。更重要地是，要热爱科学，尊重科学！

我们都知道由于从明代14世纪60年代末始以来，中国对外长期实行“闭关

锁国”政策，影响了近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并使之处于相对停滞状态。与此同时，欧洲成为现代科学的发源地，生产力突飞猛进，科学技术获得迅速进展。中国逐渐拉大了与世界先进国家的距离。我们国家停止了发展，可是历史却是不会因为谁而停留。因此中国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有了令人心酸但又难忘的屈辱历史。中国人不应该、不可能更不可以忘记，虽然斑斑点点但历历在目：从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到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直至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从旅顺大屠杀到南京大屠杀；从鸦片走私、掠卖华工到火烧圆明园；可谓惨不忍睹、闻所未闻！正义与邪恶、文明与野蛮、爱与恨、和平与暴力被定格在这段屈辱的历史上，痛定思痛总是民族复兴的开始 ，时刻警示着我们每一位中华儿女当勿忘国耻，要振兴中华。而这些所有的结果都是因为中国的科学技术落后。

4、基本结论：

钱学森，为我国的导弹和卫星的研制立下了汗马功劳。1995年5月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正式提出“科教兴国”战略。这是继1956年号召“向科学进军”、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之后，中国科技事业发展进程中第三个重要里程碑。

近年来，随着科技的发展及相应的国际合作。我国进行了多种空间科学实验，在晶体和蛋白质生长、细胞培养、作物育种等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果。中国空间科学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若干创新成果，在空间物理学、微重力科学和空间生命科学等领域建立了具有一定水平的对外开放的国家级实验室，建立了空间有效载荷应用中心，具有支持进行空间科学实验的基本能力。

结尾：通过这次科技馆的参观，我思考了很多，也想了很多，科学技术的发展直接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的不断进步与科技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人类生活的改善，由蒸汽时代进入了电器时代，与科学技术是万万相关的，虽然环境的不断恶化，但是科学技术的发展的速度大于人类对世界的破坏速度，这也就是人类能够一直维持下去的关键，所以，没有科学技术的发展就没有人类的今天，作为新时代的我们，要时时以振兴中华为己任，大力发展科技，同时还要牢记历史，以史为鉴，一个民族，若忘记了自己的历史，实际上也就等于失去了民族的记忆功能；失去记忆的民族是可怕的，它会在今天的纷纭变幻的世界大潮中，失去方向，随波逐流，更会不断地重复自己的错误。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论文篇十三

【摘 要】中国近代史教学中的德育，可从进一步增强德育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深入挖掘教材中德育的内容、丰富德育的方法等方面开展。

【关键词】中国近代史教学 德育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坚持德育为先。立德树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把德育渗透于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贯穿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各个方面。中国近代史是高校的必修基础课程，其内容既是中华民族的一部苦难史和屈辱史，又是一部斗争史和光荣史，是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尤其是进行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教育的生动教材。其中大量英雄人物的道德形象，他们在保卫祖国、反侵略斗争和近代化建设中表现出来的优秀品质，为当代大学生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因此，充分运用历史教育的德育功能，对大学生进行德育，是历史教学的目的之一，也是教师应尽的重要职责。

一、进一步增强德育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

在历史教学中，除向大学生介绍必要的基础史实，培养发展大学生的学习能力外，进行德育十分必要。利用中国近代史的教学，系统地向大学生进行德育，能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水平，增强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责任感，培养大学生的开拓进取精神，坚定社会主义信念。

党中央对加强国情教育一直十分重视。当前，我国的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但也出现了一些金钱至上、唯利是图和道德滑坡等消极现象。社会对高校也提出了不同于传统教育的要求和期望。特别是社会上的一些功利主义因素开始渗透到高校教育中，影响到一些大学生。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增强对德育重要性的认识，充分运用中国近代史课堂教学这一阵地，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发挥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德育功能。

二、充分备课，深入挖掘教材中德育的内容

中国近代史教材中包含着丰富的德育内容，这就需要教师认真钻研教材，有意识地提炼其中的德育素材，以确立德育的达成目标。结合中国近代史教材，在备课中，可把中国近代史的德育内容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进行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教育。

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中国近代社会诸多矛盾中最突出的矛盾。振兴中华、救亡图存，始终是激励近代先进的中国人持续奋斗的动力和理想。在教材中，先进的中国人为救国救民而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探索。被誉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林则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这批开明的地主阶级政治家和思想家，提出了经世改革的主张；农民领袖洪秀全为建立“理想的天国”而奋起反清；薛福成、郑观应等早期改良思想家为突破“洋务运动”的局限而奔走呐喊，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维新人士为挽救民族危亡、发展资本主义而倡导“变法”；孙中山、黄兴等资产阶级革命派为民主共和而进行不屈不挠的探索，但历史事实表明这些探索最后都失败了。

直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国革命面貌才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又经过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使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上述史实表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所以1840～1949年的中国近代史，是培养大学生热爱中国共产党、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生动教材。教师通过对这些内容进行深入教学，使大学生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历史性的选择，从而坚定大学生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和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决心。

（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

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中国的仁人志士为了救亡图存，为了维护祖国领土和主权完整，为了人民的富强和幸福，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其精神支柱就是爱国主义精神。在中国近代史内容中，既有屈辱的“黑色的历史”，如《南京条约》、《天津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旅顺口和南京数以万计的人民被屠杀，都令人肝肠寸断，同时也有奋斗的“红色的历史”，这些都可以进一步激发大学生的爱国热情，增强民族自豪感、自尊心和自信心，树立自强自立的精神。

在教材中，林则徐等人虎门销烟、抗击英军的英雄壮举；三元里民众不畏强暴、誓死抵抗激烈的武装抗英斗争；老将冯子材镇南关大败法军的凯歌；北洋海军邓世昌、林永升等海军将士血战到底、以身殉国的业绩；民主革命的宣传家陈天华“蹈海自尽”唤起国人的革命精神；国共两党携手抗日最终取胜的辉煌成就；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的光辉业绩，等等。这一切都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教师通过对这一系列史实进行教学，使大学生接受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的熏陶，坚定发扬先辈们自强不息的爱国精神，树立为把祖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志向。

（三）继承革命传统和优良品德的教育。

中国近代史中蕴涵着丰富的做人道理，教材中汇集了大量近代英杰的素材。例如，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高度责任感；洪仁？临终遗诗坚信“天国祚虽短，光复待他年”的乐观主义精神；黄花岗烈士林觉民“为天下人谋永福”的豪迈绝笔；李大钊不为酷刑所屈服，坚信共产主义必胜的坚定信仰；等等。这些都是中华民族优秀道德观的体现，是先辈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教师通过这些丰富的实例对大学生进行教育，激励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以近代史上英雄人物为楷模，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实实做事，成为学有专长的高素质人才。

三、与时俱进，丰富德育的方法

中国近代史有着丰富的思想教育内容，要达到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达到德育的目的，还需要教师讲究教学艺术，与时俱进，采用多种教育方法，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一）提高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来解释历史的本领。

在中国近代史教学中，常常会涉及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价。由于大学生虽正处于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定型时期，但人生阅历仍比较有限，对于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尚不能完全把握，因而需要教师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来加以引导。例如，不能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当时的人和事，而是要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如在讲到洪秀全时，既要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肯定他发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打击清王朝及外国侵略势力，为历史做出的贡献，同时还应看到他作为小生产者代表所带有的皇权思想、等级尊卑观念及宗派思想、享乐思想和绝对平均主义思想等。正是后者成为太平天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注意教育方法的多样化。

按照教育心理学的原理，德育的过程分为明理、激情、立志、导行等阶段，它们之间互相渗透、促进，德育的最高要求是让学生养成自我教育的习惯，有自我教育的能力。因此，德育不能单纯地灌输，还要善于点拨，启发学生自己去判断。教师应努力通过言简意赅的语言、画龙点睛的手法、潜移默化的方式进行德育。同时，还应重视多媒体教学手段的运用。传统的教学中，黑板是主体。在讲课的过程中仅仅是文字的展示，很难让大学生将理性与感性结合起来。现代教学中，多媒体技术在大部分高校教学中已普及，关键是要提高课件本身的质量。例如，在讲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时，穿插建党__周年来历次党代会的图片，可对加强热爱党的教育起到很好的效果。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将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结合起来。具体、生动、形象的讲述，能够引起大学生的兴趣，加深感性认识，进一步加深理性认识。例如，可配合教材内容选取有关的电影、录像片断等，组织大学生观看，还可配合各种重大纪念活动和节日，组织大学生开展学术报告会，编历史手抄报，进行历史知识竞赛，参观博物馆、革命历史遗址和图片展览等，使大学生接受活生生的思想教育，在“细雨润物”中培养大学生良好的道德情操。

大学的中国近代史教学属于主干学科，其本质属性仍然是素质教育，因此在中国近代史教学中贯彻德育，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既是认真贯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10年）》的要求，又是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建设应用型人才培养特色名校的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论文篇十四

首先第一点洋务运动不管有没有成功都是中国人民的一次思想解放，因为在这次运动中很多的中国人开始意识到中国的落后之处，开始希望用这种改革的方式使中国人民的思想得到解放，让他们获得自由。所以在思想的层面上来讲，洋务运动是一场标准的思想解放运动。

其次，从政治上来说，洋务运动的性质是一场救亡图存的运动，具有非常鲜明的民族资本主义的性质，因为这一场运动原本就是由民族资本主义的代表人发起的，他们希望从这一场运动中让当时的中国人民不再受到封建统治的压迫，这一次运动之后的中国虽然并没有使广大的人民群众从封建的牢笼中完全解放出来，但是却在思想上和政治上让人们有了全新的认识。

从第三个方面来讲，洋务运动除了在政治上和思想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改革作用之外还在军事上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洋务运动的性质中也可以说洋务运动是一场军事改革运动，因为它使当时的中国军队从刀剑时代中解放出来了。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论文篇十五

摘要：辛亥革命的爆发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对近代中国经济而言，辛亥革命进一步加强和深化了资本主义的自由经济思想，为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社会条件，但没有能带领中国经济真正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关键词：辛亥革命；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自由经济思想；社会基础

一、辛亥革命进一步深化了中国晚清以来资本主义的自由经济思想

中国自进入封建专制社会以后，重农抑商和政府主导就成为封建时代经济思想的主要特征。重农抑商是农业社会在经济思想上的突出体现，政府主导则是专制体制的题中之义。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侵略者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内忧外患，清政府的统治危机重重。从1840年到1911年，即我们常说的晚清时期，清政府为挽救统治危机开展了一系列的经济改革，例如：洋务运动、甲午战争后允许私人设厂、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以后实行的一系列新政。特别是晚清时期的新政，其主要内容有：倡导振兴工商业，在一定程度上允许民间自主地发展资本主义；制定并颁布了《商人通例》、《公司律》、《试办银行章程》、《筹办矿物章程》、《铁路总表》、《奖励公司章程》等诸多促进工商业发展的经济法规；对私人业主按照投资额度给予奖励等，这些措施的实施，使中国封建社会长期重农抑商与政府主导的经济传统在政策层面逐渐地为振兴工商、允许并鼓励私人自由发展实业的思想所代替，资本主义自由经济思想开始在中国社会中产生并逐渐发展。不过，专制政权的改革始终甩不掉浓厚的政府干预的色彩。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随后成立了真正资产阶级的政府――南京临时政府，中国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地位得到很大的提高，接下来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在社会中就汇聚成一股强大的进步思潮。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论从国际还是国内来看，只有大力发展资本主义才能实现中国的独立自强，而发展资本主义最好的方式便是任民间自营，走自由资本主义道路。为此，南京临时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政策法令，比如《临时约法》中就规定了“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人民自由保有财产”、“人民营业自由”等等，从法律和政策层面进一步加强和深化了传统经济思想的转变，资本主义自由经济思想在中国社会日益成为主流。借鉴当时西方发展资本主义的经验，倡导自由资本主义之路，南京临时政府亦明确表示政府不直接出面办实业。资产阶级政权的非专制性导致对政府干预倾向的比较彻底的放弃，进而使得资本主义自由经济思想在中国快速发展。这样，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市场经济的内在环境，在中国封建的自给自足经济的轨道之外，又并行了一条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轨道。“民族资本主义的春天”就是当时自由经济思想在社会中的反映。

二、辛亥革命为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社会条件和基础

辛亥革命胜利以后，中国的资产阶级们普遍认为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与民权主义已经实现，之后要谋求的便是实现民生主义。于是，当时全国上下在“振兴实业”上一度形成了较高水平的思想认同和比较一致的行为取向，这就为推动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奠定了一个较为稳固的社会基础。辛亥革命的政治影响转化为经济发展实际成果的重要途径之一就在于它为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一个比较积极的社会环境。孙中山在民国创建伊始就主持制订了一系列奖促工商的法规法令，为发展工商业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更是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民族经济发展的政策，如，对私人财产严加保护；在中央成立实业部，地方成立实业司，专门负责管理和振兴实业；制定银行条例，鼓励民间新式金融业的发展；制定并颁布《商业注册章程》，允许私人自由申报设厂；之后又陆续颁布了《暂行工艺品奖励章程》、《工商保息法》、《矿业条例》、《审查矿商资格细则》、《公司条例施行细则》、《商人通例施行细则》、《农商部奖章规则》等一系列法令：实施带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色彩的学校教育，推动新思想的传播，激发人们的自由、平等和民主意识，这些思想都是包含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主流思想，即有了自由、平等才会有持久的交换，有了持久的交换才会有经济的繁荣兴旺，以上这些对当时民国经济的发展都起到了巨大的鼓舞和促进效应。毋庸置疑，南京临时政府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是积极的、迫切的，传统的抑商政策此时在政策层面已经烟消云散了。

从经济上看，辛亥革命为20世纪初期的中国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社会生产提供了前提和条件，把贫穷落后的中国引向近代工业化的道路。1912年，孙中山在《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一文中就写到：“中国处在大规模的工业发展的前夜，商业也将大规模地发展起来，再过五十年我们将有许多上海。”民国建立以后，国内实业团体纷纷成立，开工厂、设银行成为风气。1912年，孙中山亲自发起筹备中华实业银行，并自任名誉董事长。黄兴、宋教仁等在湖南倡办中华汽船公司和湖南五金矿业股份公司，此外还在全国范围内发起建设垦植协会和国民银行。于右任、陈英士等发起建设蒙藏交通公司。各省的中下层革命党人也多从事实业活动。

辛亥革命后，学校数目和在校学生数量都逐年增长。1912年，学校数量达到87272所，比1910年增加了44576所；学生人数达到290多万人，比1910年增加了165万人；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达到13478人，是1909年人数的三倍，文化教育事业的兴盛为中国工商业的发展和实业经济的进步培养了各类人才，同时也带动了出版印刷工业的兴旺。这样，在当时社会上就形成了一股象征时代进步的发展实业的热潮，或多或少地优化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环境。反过来，这股热潮渗透于人们的思想意识之中，又进一步深化了当时中国资本主义的自由经济思想。辛亥革命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一个“黄金时期”，这集中体现在民国初十年的发展上。1911―1915年，全国各地成立的经济团体达到107个；清末十余年所建银行总共不过17家，而仅1912年一年新建银行即达14家，此后更是新增不绝；自1914年起中国经济的各项统计指标均呈现较大幅度的提升。辛亥革命的成果之一就是为中国民族经济迈出了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第一步。

诚然，辛亥革命为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一个积极的环境，使得近代中国经济获得了一定发展。可是我们必须看到，这种局面是相对的，阶级局限性和革命的不彻底性终究致使辛亥革命对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推动作用是有很大限制的，中国经济没有能在辛亥革命之后真正走上资本主义发展之路。

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已经存在了两千多年，根深蒂固，到1840年以后，帝国主义加强了对中国市场的掠夺和投资侵略，其在工矿企业的投资远远大于中国民族工业的力量。中国封建政权则在客观形势的迫使下逐渐放松了对民族企业的束缚，然而一旦有利可图，他们便会对商办企业进行种种形式的勒索。回望民族工业自身，大多处于设厂的起步阶段，存在着资金、技术、营销、经验等多方面的困难，尤其是在购买外国机器设备的时候经常受到外国商人的敲诈。同时，民族工业的资本家为了减少封建官僚的各种勒索，凡是与清政府及其官员打交道，都不得不借助于绅商的力量，因而他们也就不可避免地与封建势力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中国在内受封建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外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的形势下，民族资本力量微弱，可以说是在夹缝中生存与成长，机器工业和手工工场业的发展长期处在低水平的状态。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政权，但它没有在中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就是到20世纪初期，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水平总体上也还是很低的，资本主义没有能够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它的力量相当软弱。

直到抗日战争前为止，整个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也只有10%左右。并且这一时期民族经济的发展更多地是依靠规模不大的中小企业。由于资本主义工业发展水平低，因此不能很好地破除自然经济的局限，形成广大的国内市场，封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中国依然占据主导地位。此外，辛亥革命是很不彻底的，这个“命”是在不触动封建主义利益的基础上“革”的，因此，封建专制主义被运用于经济领域就导致了官僚资本的迅速膨胀。

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并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完成，其实质不过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政，它丝毫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从此，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的同时还受到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1922年以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逐渐由自由资本主义轨道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轨道过渡。尤其是经过1929―1930年的几次新军阀混战，蒋介石政权得到巩固，建立了相对稳定的全国性政权，这样，辛亥革命以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轨道就被迅速改变了。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控制下，民族资本只有或被兼并或相附合，自由资本主义的道路成为崎岖的小路。有资料显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1922年后表现得跌宕不定，到1931年时彻底陷入了窘境。

参考文献

[1]石波。辛亥革命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j].湖北社会科学，1991，(8).

[2]虞和平。辛亥革命与中国经济近代化的社会动员[j].社会学研究，1992，(5).

[3]张佳坚。浅议辛亥革命对中国经济思想的影响[j].金融经济，2011，(10).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论文篇十六

《百年中国》观后感 重温百年历史，中国经历了从屈辱到自豪、从贫弱到富裕、从封闭到开放、从专制到民主、从分裂到统一，心情也从沉重到舒缓然后一种自豪感油然而起。在过去的一百年中，中国经历了被外国列强入侵分割领土，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神州大地哀鸿遍野，人民背井离乡、流离失所，经济一片萧条；两次世界大战更是给中国承受了巨大的灾难。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积极探索，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从此，中国发生了翻天腹地的变化，香港、澳门回归、北京申奥成功、“神五”成功升天、世博会将在中国举行、中国的一举一动都在牵动世界的神经，我们可以自豪的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我为我的祖国而骄傲。

时间的灰烬铺平不了列强铁蹄碾过的道道划痕，漫天的黄沙掩盖不了那硝烟弥漫惨不忍睹的幕幕史实，湍急的碧波荡涤不了抛洒在历史长河中的沽沽热血。

风云世纪，百年中国，穿梭于深远悠长的历史隧道，听着那风起云涌年代的咆哮，撕开那血腥淋淋的层层面纱，几阵悲痛夹着几许哀愁；看着黑暗里一双双寻找光明的眼睛，感受着那弯曲背影里隐藏的无可奈何，听着那战争年代下一曲曲的国民悲歌，几番警醒混着几丝悲凉......一百年前的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黑暗时刻，写下了史上最为耻辱的篇章。慈禧太后，中国垂帘听政的第一人，是她让清政府一步步迈向了落魄，走向了灭亡。在她之水深火热的广大人民于不顾并且还毫不犹豫的答应履行各国列强一系列的割地赔款政策，还能欣然说出“量吾国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时，她可曾想过她会成为历史批判的罪人，她的名字不是流传千古而是遗臭万年？就因为她，美利坚军队可以明目张胆越俎代庖地在气势雄伟的紫禁城里练兵，德国骑士可以在中国的黄土地上搞骑射比赛，并且用的是中国的毛驴，各国公使可以很舒适度地坐在金光闪闪的皇宫大殿的龙椅上拍照.....如此昏庸无能的政府，如此痛人心弦的惨状，却又如此真实地把清政府的罪行揭露得淋漓尽致。

然而，就在这百无聊奈之际，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了很多新生力量，康有为，梁启超等一批批立志于解放事业的有志之士站在了枪淋雨弾的最前线，义和团运动，太平天国运动等广大农民运动也纷纷发动起义战争，虽然，他们最终也没能力挽狂澜，但他们的铮铮铁骨，铁血丹心会永远在历史的丰碑上闪耀。

天空的阴霾给华美星空罩上了一层亘古不变的历史的忧伤，眼泪下的海也流淌着昨天伤痛的回忆，历经了历史的考验，迎接过风雨的洗礼，中华民族如今骄傲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传承它的文话，展现它的风采，用无数欢颜的泪水与闪光的智慧震撼着梦想的舞台。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形成的蘑菇云向上升腾，实现了科技梦；“神七”的圆满发射，实现了飞天梦；08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实现了百年期许的奥运梦......还有更多辉煌的瞬间等着我们去创造，更多美妙的旋律等着我们去谱写。

作为团旗下一群年轻人，有着生命闪电的傲慢，有着烈火青春的激情，更应该在这世纪风云的变革中体味正义凛然的民族大义，在这百年中国的沧桑中寻求人生价值的足迹。

天已明，铭记那一段段令人心酸的屈辱史，让它成为成长路上的风向标； 梦未央，走出那段滋味沉杂的时光，开辟出星光璀璨的新华章，走出人生的一片艳阳。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论文篇十七

[摘要]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也是一部中国人民为求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民族奋斗史。民族民主革命是他的主题，旧、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他的内容。回顾中国近代史，探索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历程。

[关键词]中国近代史、民族民主革命、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族主义革命。

中国的近现代发展史，是一卷被鲜血浸满鲜血又惨遭蹂躏的长卷。中国人民饱受列强的欺压与凌辱，深受国弱民贫的危害。鸦片战争的屈辱、联军侵华的无奈、日本扩张的悲惨遭遇„„但同时，就其本质与主流上来说，中国近现代史又是中国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民族民主革命、艰苦探索的历史。1840年，英国发动了世界知名的鸦片战争，中国历史的发展从此发生了巨大的转折。鸦片战争以前中过是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鸦片战争以后，通过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中国的主权遭到破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侵略特权，疯狂地向中国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逐渐把中国市场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逐步解体，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的社会矛盾也由阶级矛盾转化为民族矛盾，革命任务也发生变化，由反对本国的封建统治转变为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反对本国封建统治的双重任务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鸦片战争掀开了中国近代史的第一页，也拉开了中国革命的序幕。面对帝国主义的入侵，我们不得不拿起武器，保卫自己的祖国，实现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

中国革命的目标是争取国家与民族的独立和富强，革命性质是民族民主革命。革命因为前后期的领导阶级分别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而又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族主义革命两个时期。

民主政治建设是一个国家实现近代化的重要内容。在我国明末清初开始出现了民主政治的启蒙思想；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政治思想的传入，先进的中国人开始了建立民主政治的探索，都以失败告终。

旧民主主义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反对外国侵略和本国封建统治的革命。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的79年，即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日益扩大，然而当时的统治者大清王朝却对此置若罔闻，甘当“洋人的朝廷”，使得国人对清政府更加失望，国内要求变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广州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洋务运动，等一系列的变法革命运动爆发，一位位爱国主义分子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受启蒙思想的影响，一批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知识分子发动了救亡图存的戊戌变法，却惨遭清政府的屠杀。我们付出了血的代价，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的牺牲让我们认识到，想通过改良的方法来救中国是行不通的。我们不能依靠清政府，而是要依靠人民大众。于是伟大的国父孙中山先生领导了世界闻名的辛亥革命，要通过武装斗争的方式来救中国。辛亥革命成功了，但它也是失败的。不可否认，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势力的代表、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历史上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居住专制制度，是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但是中华民国却错误地将帝国主义列强当作了朋友，孙中山先生甚至发表了《告各友邦书》，承认各个不平等条约的有效，期望换来帝国主义的支持。这充分体现了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与妥协性。

尽管如此，中国的历史通过这次革命被改变了。我国的社会性质虽然没有改变，依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是辛亥革命成功地推翻了清政府，为中国的未来带来了希望。但毕竟由于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导致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事实证明资产阶级革命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然而就在这时，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西主义，中国无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中国无产阶级是革命性最彻底的阶级，也因为如此才能带领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于是，又一批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发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从此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走上了历史的舞台。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决定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道路在中国行不通，中国必须拥有一个新的救国阵营，有一场新的、来自于人民群众的民主革命，这样，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了！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其本质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无产阶级将“三民主义”取代的革命斗争，也是中国社会制度进步的象征。此次革命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19~1927)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并直接促成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新民主主义革命拥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此后，中国共产党不断发起工人暴动，反抗北洋政府统治。1924年国民党“一大”后，国民党与共产党实现第一次合作，促成1926年开始的北伐战争的胜利进行。1927年，在国民党右派的破坏和中共内部右倾错误思想的影响下，接连出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大革命宣告失败。

第二阶段(1927~1937)

这一阶段被称为“土地革命”时期。

由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开始，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群众打响了武装反抗反动派的第一枪。秋收起义后，确定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开辟了以井冈山为代表的无数农村革命根据地，并成功粉碎国民党数次“围剿”。1933年由于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影响，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4年开始工农红军被迫进行长征。1936年三大主力会师陕北，标志着长征的胜利结束。

在此期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中国东北并虎视眈眈、不断向南推进。中共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战；而国民党为了稳固政权采取了“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最终导致国土沦丧。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结局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初步形成。

第三阶段(1937~1945)

这一阶段被称为“抗日战争”时期。

以“七七事变”为起点，中国人民进入了艰苦卓绝的八年全面抗战时期。以国共第二次合作为代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全国人民团结一心，最终打败了日本侵略者，维护了国家的主权独立，极大地提高了国际地位。中国在此后称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

第四阶段(1945~1949)

这一阶段被称为“解放战争”时期。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共进行重庆谈判，签订关于和平建国问题的协定(即“双十协定”)。1946年，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内战。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解放战争最终获得胜利，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除台湾、西藏以及港澳以外全部的大陆领土(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香港和澳门分别于1997、1999年回归祖国)。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质的社会，即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中国近代史的结束，也结束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数千年来，中国的历史是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近百年来，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又凭借坚船利炮，把中国一步步拖入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深渊。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但是却并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社会性质。中国人民为了自由、民主、独立和统一整整奋斗了一个世纪，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从此，劳动人民成了新中国的主人。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点，标志着中国社会进入了新的时期。

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民的革命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抵抗侵略的抗争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打倒帝国主义以实现民族解放、打倒封建主义以实现人民富强的斗争史。我们从中吸取了宝贵的经验。

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取得了红军长征的胜利保存了党和红军的基干力量

4、国共两党合则两利分则两伤团结就是力量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取胜的法宝5落后就要挨打。

通过学习中国近代仁人志士对国家出路的探索，我们深刻地了解了国情，坚定了信念：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了国家富强做出了不朽的牺牲，使我们深感肩负的重任。当代社会要求我们有开阔的眼界和博大的胸襟，又要求我们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不迷惘，不惶惑。这就要求我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便是这个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通过不断完善自己，一定能能够肩负起历史赋予振兴中华的神圣使命。

让我们铭记历史，开创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