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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史历史论文篇一

浅析管仲与梭伦政治改革之比较社会发展学院唐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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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管仲与梭伦,一个是先秦齐国时期辅佐齐桓公一匡天下的相伊，一个是古希腊雅典城邦的首席执政官。他们所进行的政治改革在古代中西方历史上交相辉映，从而推动了两国历史的进步。在二者的改革与实践中，既有相似处，又有不同点。本文从社会背景，改革内容，历史价值三方面就两者的政治改革的比较作一简论。

[关键词]管仲；梭伦；民主政治；君主专制

管仲相齐，梭伦执政，在历史的不同时期，他们在各自国家进行了一场至今都意义深远的改革，使得各自邦国日益强盛。在当今世界全球化的风潮下，各国发展既趋同，又有各自的特色，从管仲和梭伦的改革入手，分析和比较他们的的政治改革，对现在社会的发展有其裨益之处。

一

行、大司田、大司马、大司理，主要是由贵族卿大夫充任，负责处理国家事务。当时齐国的贵族有“高（文公后）、国、崔、庆、栾、高（惠公后）、陈、鲍等氏”，“他们凭借着伟大的权势，世执国政，上挟王侯，下治臣民。”[1]垄断政权的贵族卿大夫们，凭借着宗法血缘关系，世代霸占着高官显职，甚至是左右国君的废立。这已经威胁到了君权的加强。

管仲，名夷吾，字仲，其先与召忽辅佐公子纠，公子纠败死，管仲被好友鲍叔牙推荐给桓公，成为齐国相伊，被称为“仲父”。管仲是姬姓的支属，与周天子同姓，父亲曾是齐国大夫，后来家道中落。管仲曾生活在社会底层，他了解百姓们的想法和要求；又辅佐过国君的儿子，所以对于上层统治阶级的弊端也有着一定的了解；对当时整个社会的整体走势也有着自己的想法。正是基于这些因素，在之后的他的改革中，许多措施开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变法改制的先河。

梭伦，生于雅典，出生于没落的贵族家庭。他年轻的时候，一面精神，一面游历，到过许多地方，考察社会风情。他了解下层民众的生活和境地，于是他以“仲裁者”、“中介者”、“调停者”的身份出现在城邦最危险的时候。这也造就了他改革的风格，中庸思想，既不迁就贵族又不偏袒平民。

发展的潮流。

二

管仲的法治体系里，君主掌握立法权，大臣进行执法，而百姓只能一味的遵从法令。在实施改革的过程中，管仲又十分注重人才的发展、使用，为此，他制定了一系列的选官标准和措施，在制度上表现为“三选制”。首先，各乡把有才德的人推荐给国家；然后，有关部门再对各乡所推之人进行一段时间的试用，选择优秀的人推荐给君主；最后，国君亲自审核使用，合格者被任命。

一、二、三等级公民担任；第四等级公民可以参加公民大会和民众法

庭。梭伦改革了德拉古时期用抽签选举的方式，“梭伦规定，国家的官职应先由各部落分别投票预选候选人，然后就从这些候选人中抽签选出举。”[5]虽然第一道程序可能会受到贵族的影响，但候选人还要经过第二道程序的抽签，因此有一定的优势。

毋庸置疑，管仲与梭伦因其所面临的社会环境，所依托的社会载体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必然使得二者的改革走向不同的道路，一个“法自君出”，一个“主权在民”，这也是历史的必然。当然，在他们的改革中，都不约而同的重视法治的重要性，都限制了贵族的权力。两个不同时空的伟大政治家，在这两点上做到了一致。

三

梭伦与管仲所进行的改革的性质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是一次民主建设，后者是一次君主专制政治建设。而正是这种性质的不同，所以他们的改革便更能体现出两种迥异的历史价值，并深深的影响了以后的西方和东方的政治的发展。

此后的改革家似乎独没有完全脱离这种改革模式，往往都是在不断的加强君主的权威和权力。在中国盛行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可以从管仲的改革中找寻踪迹。

与管仲相反，梭伦的改革规定，所有机构都只不过是国家政权的一部分，都必须依据法律所赋予的权力行使自己的职权。这就使得国家很难走向专断和独裁统治。他的政治改革内容是民主性的，是希望建立一套科学的国家机构和让人民广泛参与的政治制度。不但如此，他还将其用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正如梭伦执政前发誓要为雅典人制定一部“把强力和正义结合在一起”[6]的法律一样，梭伦的改革体现出不言而喻的法律至上、以法治国的精神。而这种改革，不但奠定了雅典的民主政治，而且，还为近代之后的资本主义的民主、法治建设提供了许多启示。

四

将管仲与梭伦的政治改革进行比较，并不能说明孰优孰劣。二者的改革的不同是所依托的社会载体，社会环境，地理环境，阶级力量对比等种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将中国古代史论文其进行对比是为了让我们从他们的改革中获得对今天有益的启示，并运用到当今的政治生活中。

管仲与梭伦，他们的政治改革在不同方面，不同层面，对我们都有着重要的启发。唐太宗曾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旧唐书》）我们更应该从他们的改革中获得益处。

[参考文献]

[1]童书业:《春秋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1页。

[2][5]亚里士多德：《雅典政治》，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5节；第7章。

[3][4]（希腊)普鲁塔克《普鲁塔克选》，吴子廑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4月版，第14节；第16、19节。

[6]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商务印书馆，

171页。

年版，第1990

中国古代史历史论文篇二

悠悠五千年华夏，兵家文化博大而精深，岂料到了如今，竟然还敌不过欧洲中世纪、日本战国之类雕虫小技脍炙网民，真乃奇耻大辱也!本文撰写的目的，就是要通过纵谈的形式，展现华夏先进的军事文化，用铁的事实证明华夏兵家的伟大!

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却绝非易事。

由于我国史学者的失职，可以寻找到的相关资料大多是古籍只言片语的照搬、五花八门兵器的罗列、或者考古文物的介绍，以如此凌乱的咨料，想撰写高质量的纵谈实在是颇费思量的事情。

为此，笔者不但要查阅大量相关资料，甚至还要从许多不相关的资料中搜集有用信息，经过分析、归纳、到撰写成文，断断续续历时近2个月，着实大费了一番周章。

欣慰的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纵谈终于是完成了。

虽然还有诸如火器、杂兵器、野战战术之类内容暂时未能涉及，但笔者可以自信的说，这已经是至今为止网络上介绍最为系统、最有参考价值、也最言简意赅的关于中国古代兵器的普及读本了。

即使图书中也难有匹敌者!呵呵，这可不是自卖自夸，而是由于查阅了大量资料，加上笔者认真的研究分析，实在没理由达不到这种程度。

好了，再自吹自擂下去要挨臭鸡蛋了。

笔者最后再多一句嘴，希望大家在看完本文之后，能够对咱自家的兵家文化多几分钦佩与自豪，对欧洲中世纪、尤其是小日本的所谓日本战国文化多几分冷静比较，这就是笔者最大的初衷了。

第一章刀与剑

深思的是，历史会如此迂回。

剑并非中原发明，刀才是正宗原产，然而从东周到西汉初，刀却一度被废弃了，而长刀则消沉得更久。

商代铜刀长度很短，长者也只与罗马短剑相当，充其量算把西瓜刀。

也许正因短刀重量较沉，灵活性反而比不上短剑，西周才受北方游牧民族影响废刀用剑了。

短刀第二次出现已经是时隔8、9的西汉了。

西汉是铁的时代，蓬勃兴起的炼钢业将汉军队铸成为那个时代罕见的钢铁雄师。

钢铁提供了兵器更为坚韧的骨骼，催生出长达1米的环首刀。

在尚无马鞍和马蹬的骑兵眼中，那粗犷有余细致不足的直窄刀身蕴含了前所未见的凌厉杀气，厚实的刀背将轻易承受住猛烈挥砍的应力，使他们化身为扑袭的猎鹰。

环首刀彻底取代长剑是在东汉末年，在那之后它将作为一个经典和传奇横跨过300年时光直达隋唐。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短刀在东晋就出现了分裂，导致两种刀式的并行发展，一种是直窄样式，另一种是近代常见的宽体样式。

但古人对事物的革新总是异常谨慎，就如同他们腰里别着剑鞘千余年，才在波斯双环的影响下，用绳将刀剑挂在腰际，宽体刀还要再承受几百年的寂寞。

对环首刀的改进就是增加护手，并取消了刀柄端的圆环，这个转变自魏晋始至唐成熟，但这已经使环首刀再无法称为环首了。

改进后的刀分为三种，其中的战刀称作横刀。

尽管环首刀日后将在中国完全绝迹，但'唐样大刀'却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造就了日本太刀，并于明代重返故里。

大**的年代到来了，那称得上帝国最黑暗的时期之一，充斥着嗜杀成性的暴君，战乱迭起刺激了武器技术的发展。

攘平**的宋朝既是刀复归的时代，也是刀发扬的时代，短刀改变了，长刀东山再起。

直窄刀身有联为一体的刀脊，令同样宽度的刀身能承受更大应力，从而斩甲断骨，但却缺乏使刀刃开膛破腹的流畅弧线。

弧曲刀身恰好相反，柔韧有余而刚硬不足。

但这只是欧洲和西亚的难题，中国用坚重的宽体刀将两者合而为一，这完美的结合将只有日本太刀的灵活锋锐可以打破。

太刀说来就来了，高碳钢精锻而成的微弧刀身异常迅猛，令人与兵器皆数粗制滥造的明军大为惶恐。

师夷长技不敢当，因为明军缺乏倭寇的野蛮，但对兵器样式的学习倒显得相当诚恳。

于是明军的短刀序列成了一水日式，从1米长的单手刀，到2米长的双手刀，连骑兵也未能脱离此列。

可惜武备无力阻止明廷的政治贪腐和人心叛离，而清廷的迂腐又最终断送了华夏基业。

当欧洲枪炮在中国土地炸响时，无论精致的武官刀，还是宽大的士兵刀，唯一的用处就只剩下宣誓了。

短刀最后的舞台是抗日战争，但目的只是为了缴获枪炮，当然或许骑兵还继续使用过一段，总之刀衰落了。

剑有三个要素，一是长度，二是灵活性，三是结构强度。

长度利于先发制人和扩大防护，灵活性利于攻守应变，结构强度则决定剑的弯折。

短剑灵活有余而长度不足，因此在步兵大量出现树立了剑之地位的春秋战国之交，剑的长度也在逐步延长。

延长的办法是改进剑身剖面，或许还会将背和刃分用含锡不同的铜水浇铸，这些办法都有助于提高剑身强度，使剑更为修长。

于是战国便有了6、70厘米长的铜剑，而在登峰造极的西汉，这项纪录更突破了1.1米。

造型平直而精致的剑是中国武学的标志之一，但实际上这个标志却只风光了不到1000年，倍受推崇的时光则更短。

随着剑的不断延长，问题出现了，固然长度能增强剑的攻击优势，但却降低了原先近距离击刺的功能，反而更多的`需要使用劈砍，而日益成长的骑兵更是迫切需求专业的劈砍兵器。

于是环首刀应运而生，厚实的刀背比剑更不易弯折，同时制造工艺更简单。

至于击刺功能，与短刀手默契配合的长矛手将成为唯一的专业者。

剑曾将刀置于末路，但当技术更为提高后，刀又反过来要置剑于绝境了。

剑失去了实用功能，越来越归于装饰，向着高雅轻巧过渡，进入隋唐以后，就连官员也很少佩剑了。

不过当装饰性发展到一定阶段，审美的需求就会掩盖掉功能的缺陷，宋代武官玩物一般的短剑就是证明，更不要提近代乃至当代那些装饰华丽的匕首剑了。

当如今的人们津津乐道那些或纤细柔软、或棱角方钝的武术剑时，可曾想到剑的悲哀呢?

在刀剑间恩怨终结的同时，长刀也再度登场了。

因为长刀的衰落比短刀晚几百年，所以出现晚上几百年，从同甘共苦的原则算起来倒也公平。

原始长刀除了刃平些、体窄些外，与斧钺实在看不出多少差别，但再次复兴的长刀，却是得益于宽体短刀的发展，这点从东晋时期出现了可装长柄的宽体短刀可以看出。

不过宽体长刀的正式出现可没那麽早，东晋的偶然创新也许仅是骑战时代的激情爆发，就像南北朝个别长达1.6米的环首刀不代表其常规长度一样。

长刀复兴后最早出现的是拥有两刃的陌刀，这种刀至今虽未见实物，不过从其宋代继承者掉刀那里，还是依稀可辨其三尖两刃的特征的。

陌刀堪称刀之极长，因为过长意味着攻击缓慢和不便挥舞，2米以上3米以下是正常，而陌刀已达3米。

陌刀曾在唐军中叱咤一时，陌刀队列阵于前横向密进，大刀纷落敌阵，每击都讨得数人毙伤，所向无前。

但也许是作为砍击兵器双刃的作用不大，陌刀在唐之后就不见记载了，取代之占主导地位的是宽体长刀。

与宋代人文发达和军事软弱相比照，长刀的装饰也是偏于华丽失之实际，但这并不能埋没宋代长刀的历史地位。

宋代为长刀创立了'刀八色'，如今仍耳熟能详的偃月刀、眉尖刀、凤嘴刀、戟刀等都是那个时代出现的，以至明清两代除分别创立钩镰刀和长杆镰刀似的割刀外，竟很难再有新样式。

长刀应该比短刀更早衰落，随着清帝国的崩溃，新式军队也许仍装备短刀，笨重的长刀却绝不会再用了。

第二章戈与矛

早期的戈简单说就是歪头矛。

之所以盛行戈而不是矛或长刀，是因为当时盛行车战，而车战的近战是在战车交错时展开的，用矛的话很难借助战车的冲力，同时也难以在交错的瞬间击中目标，沉甸甸的长刀则不但比戈笨重，而且更容易磨损失效。

于是善于啄杀的戈就成了当然的主力。

春秋战国之交，战争规模日益升级，类似欧洲中世纪的战争游戏变成了人民战争。

一待翻山越岭的步兵使战场不再局限于平原，铜弩机的使用令弩手升级为射马杀人的好手，战术谋略极大丰富，战车的末日也就来到了。

但老派'骑士'的虚荣心此时尚未完全熄灭，于是战车有了更多的战马、更厚更多的盾甲、连两侧轴头都装了驱杀步兵的扁矛，戈也发生了变化，头部变成弧形，内刃加长像镰刀，外刃增强了推的杀伤力，用推来对付步兵的围攻。

可惜这一切还是无济于事，战车的终结到来于西汉初年。

戈有些很不好的缺点，比如头部易脱落、因挥击而攻击缓慢等。

所以后来戈通用的装头方法只有绑缚，看起来简陋，但是便于重新捆紧。

不过挥击缓慢是没治了，而且杆部由于抗力方向问题还更易折断，推又不如刺灵巧锋利，到头来唯一不可取代的价值还是啄。

因此随着战车的衰落，步兵摆脱了最大的侧面威胁，其存在就变得毫无价值了。

矛的地位不逊于戈，战车上往往也会装备1-2支长矛以备不时之需，但矛却始终不能取代戈的地位，反而是戟填补了空白。

戟的出现始于商代，早期的戟等同于加了矛尖的戈，不过并没在战斗中显示出明显优势，因此没能得到重视。

到了秦汉，也许是战法思想不能一下子适应失去戈的转变，戟就突然成了宠儿。

但戟也存在缺点。

比如容易被搅缠，汉代有种叫钩镶的带钩小盾就是专用来搅缠戟的，然后再跳上前去给持戟人一刀。

另外骑兵冲锋对戟的推钩功能也不太依赖，刺的同时又推是多此一举，钩固然有用，但也带来了戈的老毛病-头部易脱落。

因此到了东汉，长戟的戟枝就越来越向前了，说白了就是像叉了，经过魏晋更干脆把戟废了，转而全力发展矛。

这时候就该矛唱独角戏了，长刀的出现还要再过几百年，大斧则只是辅助兵器，所以矛在当时的长兵器序列里可谓一枝独秀。

矛又叫槊，又分为马槊和步槊，兴起于汉末，估计那些三国名将绝大部分都是一手持槊、一手持短刀作战的。

南北朝是槊的鼎盛时期，因为此时中原骑战鼎盛，而身披两裆铠的重装骑兵正是以槊和弓箭为主力武器。

步槊的使用较简单，因为步兵偏重的是配合，步槊只是步兵小组武器序列中的一种罢了，用途在于较安全的刺倒敌人，掩护短刀手作战。

因此对持步槊者的要求是身高力大，武艺是否高强，并非考察的关键。

马槊的使用较复杂，因为槊不同于欧式长矛，后者单手持用只用于冲锋，前者则双手持用既冲锋又近战。

当骑兵冲入敌阵后会展开冲荡，此时攻防的方向和范围都远多于步兵，而且是在奔驰颠簸的马背上，加之槊长达4米的惯性，毫无疑问，不经过一定的严格训练很容易破绽百出。

唐代以后矛多称枪，宋代是枪的黄金时代，种类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也许是对骑兵正面突破的依赖降低的缘故，马枪的长度略有缩短，使其更灵活，同时制作更精良。

宋代马枪头部一般都有刺和钩的双重用途，枪后有可插入地的铁镦，杆上还有牛皮编成的提绳，看起来实在很体贴。

进入明代，冷兵器的地位下降了，枪的种类也就简化了，清代骑射起家，对冷兵器情有独钟，于是枪的种类再次丰富，甚至出现了近5米长的钉枪，已达中国长兵器长度禁忌的极限，真不知打算做什麽用。

矛最后的舞台是抗日战争，红缨枪的广为人知，甚至令其一度成为当代孩子的玩具。

可惜玩具的命运与其祖先当初一样，随着欧洲枪炮的隆作，华夏无敌的美梦幻灭了，随着玩具枪的出现，孩子王的地位也不再青睐拥有红缨枪的孩子了。

中国古代史历史论文篇三

淮河流域与中原邻接，夏商周中原发达的古代文明对淮河流域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产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形成了本地区善于吸收、融会、发展各种文化因素的优良传统，并使这一地区的文化面貌呈现出南北交汇、东西交融的复杂状态。

目前的考古发现揭示出夏商周中原文明对淮河流域古代文明的发展有很大影响，但有关影响的具体表征及过程尚无专文论及。

本文结合历史文献所载，参以考古资料，宏观探讨夏商周中原王朝礼制文明对淮河流域古代文明的辐射和影响，以期从这一侧面透现出淮河流域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的特色。

一

据文献记载，夏部族在中原地区的活动中心和夏王朝建立后的统治中心地带在现今的豫西和晋南一带。

其实，夏王朝的统治区域是相当广阔的。

据历史记载，由于夏初国弱，曾出现过东方的有穷后羿和寒浞篡位代夏的事件(《定公四年》杜预注)。

“少康中兴”后，夏政权得以稳固，与东夷形成了长期对峙的局面。

据古书载，有穷氏的地望在今山东德州，寒氏的地望在今山东潍坊。

与“后羿代夏”事件相关的还有斟寻、斟灌、有鬲氏、有仍氏等，许多学者认为斟寻、斟灌、有鬲氏、有仍氏的活动范围都在淮河下游和黄淮之间。

文献证明夏王朝方国众多、夏王朝统治区域广大，其统治势力已拓展到淮河流域，夏与淮河流域关系密切。

考古发现也证实淮河流域的大面积地区受中原夏文化的影响。

在淮河重要支流颖河两岸，二里头早期文化对其有重要影响。

据调查，程窑遗址二里头文化期的遗物就蕴含有夏文化因素。

如陶罐侈口卷沿鼓腹，体饰绳纹;缸平口内敛，上腹微外鼓，外饰有捺痕的附加堆纹。

阎寨遗址中的夹砂灰陶折沿鼓腹罐，腹部饰绳纹;小口高领瓮沿外饰一小扳，广肩鼓腹。

这些遗物都明显包含有偃师二里头文化的因素。

“(颍河)崔庄晚期属于二里头文化二期遗存，……出土的主要陶器如绳纹高足鼎、附加堆纹缸、澄滤器、敞口盆等，从形制、胎质、纹饰及制作风格看，均与偃师二里头遗址二期遗物类同”，“(董庄)晚一期是该遗址的主要遗存，……所出的陶器多为器表饰细绳纹的泥质灰陶，其中花边口沿罐、圆腹罐、腹部多带鸡冠形鋬的卷沿盆、平地盆、三足皿等与二里头遗址第二期所出同类器相类同”。

在登封王城岗遗址中，包含有完整的二里头文化、郑州二里岗早商文化、晚商文化及周文化，“王城岗二里头文化一期出土的主要陶器的器表纹饰与器形，和王城岗龙山文化五期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有着紧密的先后承袭关系”。

上述考古发现有力地说明了颍河上游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在承袭当地龙山文化晚期因素的基础上，深受豫西二里头夏文化的影响，部分陶器器形发生了明显的形态嬗变。

河南周口地区1978年的地面调查发现二里头文化遗址16处，商代遗址19处，西周遗址12处。

所采集的夏文化器物如甑、深腹罐、平地盆、三足盆、豆等与二里头遗址一期的同类器相同或相似。

其中乳头状、三角形鼎足在临汝煤山二里头一期也有发现，高领罐与洛阳东干沟二里头早期的同类器十分相似。

三期中的深腹罐、大口罐、大口尊与豫西二里头三期的同类器相同或相似。

周口地区多处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发现，说明中原夏文化对该地有广泛而深入的影响，甚至还影响到了器物的组合，使二者的文化性质有很大的相似性。

中原夏文化还拓展到江淮地区。

目前在安徽江淮之间、霍山以北地区发现了不少夏商文化遗存。

如属斗鸡台文化的斗鸡台、薛家岗、含山大城墩、青莲寺等遗址中都包含有二里头文化因素。

薛家岗h25中通体饰细绳纹的锥足罐形鼎、凹底爵杯、细腰斝、高柄浅盘豆及含山大城墩的平底罐形鼎等与中原二里头晚期的同类器相似。

寿县斗鸡台遗址所出陶器如附加堆纹花边罐、鸡冠耳盆或甑、锥足鬲、箍状堆纹鼎、宽肩瓮等，都与中原夏文化的同类器形态大体一致。

但仅有中原夏文化晚期的文化因素出现于此，且文化因素的影响仅停留在个别器物的具体形制上，说明夏文化对此地的影响晚且较肤浅。

淮河流域的岳石文化具有强烈的地方特色，但豫东、鲁西的岳石文化中却包含有中原夏文化因素。

豫东杞县鹿台岗遗址的大多数器物直接受岳石文化影响，但丙组器物如鸡冠耳绳纹盆、箍状堆纹缸、花边口沿罐、鸡冠耳罐等则与二里头文化同类器相似。

宏观上说，胶东(照格庄类型)、鲁南(屠城类型、尹家城类型)的岳石文化受中原夏文化的影响较少，而豫东、鲁西南(安邱堌堆类型)及鲁北(王推官类型、郝家庄类型)等地的岳石文化则较多地受到夏文化的影响。

在最能反映文化特质的陶器遗物中，鸡冠耳盆、觚形杯、舌状足三足罐等具有明显中原二里头文化特征的器物广泛存在于上述地区的岳石文化中，应该是受二里头文化影响所致。

豫东、鲁西、鲁北地区正是夏代初年夷羿族团对夏战争失败后东退的活动地区，由于夷羿族团势力的减弱，使得夏及周围其他部族乘虚而入，使这一地区的物质文化受到夏及其他外来文化的剧烈冲击。

而在鲁中南、鲁东南及胶东地区，由于东夷集团自身稳定，实力较强，因而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较少。

这一考古学现象，很可能是夷羿族团对华夏集团征伐失败、夏族大举东进造成的。

由此可知，中原夏文化对淮河上中游地区存在着直接的强烈的文化影响，又间接地影响到了豫西、鲁东、皖北的淮河下游地区。

这种考古学观察反映了夏与东夷、淮夷集团势均力敌，中原夏文化与淮河流域的古代文化如岳石文化等基本是同步发展的。

夏与东夷、淮夷之间的关系，总的说来是相邻的两族如夏与淮夷关系密切，而彼此较远的两族如夏与东夷则关系较疏远。

二

公元前17世纪后期，商代夏而兴。

考古发现证明商文化的对外扩张体现了一个明显的动态过程。

比较二里岗上、下层文化的分布，可以看出商文化主要是向东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张。

这种扩张态势一直延续到殷墟早期，并成为商王朝最强盛的历史时期。

随着王朝势力的拓展和军事殖民，商文化也随之扩展到淮河流域，商文化最典型的器物鬲、斝、簋、假腹豆、大口尊、直腹簋等在淮河流域相当大的范围内有着不同程度的发现。

商代的南阳属于商王朝的“南乡”。

目前在南阳属淮河流域的地区内发现有黄龙庙、新集、十里铺、古台寺等商文化遗址。

在十里铺遗址商文化层中，出土有商式陶器、石器、骨器和青铜刀与青铜镞，并发现有铸造青铜器的陶范和冶铜坩埚等，说明这里很可能是一处商代的冶铜作坊遗址。

近年，在淮河流域的信阳罗山县蟒张发现了一处商代墓地。

在已经发掘清理的六座墓葬中，一号墓有台阶式墓道，井字形椁室，棺椁髹黑、红漆，随葬有鼎、觚、爵、斝、甗、罍、豆、戈和镞、锛、锥、铃等青铜器共77件;六号墓随葬有鼎、爵、觯、觚、尊和戈、削、锛、矛等青铜器共20件;另三座墓内也有一些青铜器。

这些墓葬的形制和青铜器的器形、纹饰，与殷墟妇好墓和商代晚期的青铜器大致相类似，有些铜礼器上还有“父乙”、“尹”、“天”等铭文。

以此为根据地，商文化还扩展到了长江流域的盘龙城地区。

上述两例可基本证明商王朝已将淮河上游地区纳入其统治体系之中。

此外，周口地区作为商、夷沟通的必经之地，商文化对此也有强烈的影响。

目前，在此地发现多处商文化遗址，出土有觚、爵、戈等商式青铜器和颇具商文化特征的陶鬲、盆、罐、豆、甗、斝和簋等。

商王朝的崛起与对东土的经略，对海岱地区东夷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考古发掘揭示出，在商代前期和后期出现了两次商文化东进的浪潮，从而使淮河流域的政治地理逐步改观。

大约在郑州二里岗文化上层期前后，早商王朝已把泰沂山脉以西的岳石文化分布区纳入了中原商文化系统，商文化随之向东推移，进入海岱地区的腹地。

在山东境内津浦铁路以西地区和津浦铁路稍东一线，发现了一些属于二里岗上层期的遗存。

经发掘的有茌平南陈村、梁山青堌堆、济宁凤凰台、泗水尹家城、滕州前掌大和江苏铜山丘湾等处，在济阳邝家、邹县西朝阳村，以及滕县北辛、后荆沟、西康留、后黄庄等地也发现了这一时期的遗存。

这类遗存中的日用陶器如鬲、尊、豆等，在类别、形制上虽表现了一些地区特征，但与郑州二里岗上层遗存基本相同。

济南及其以东，也有含二里岗上层或稍后的商文化因素的遗址，如济南大辛庄(注：参见《考古》、《文物》等有关大辛庄相关系列发掘简报。

)、邹平丁公、章丘乐盘(p36)、青州萧家(p46)等。

至于在大辛庄、长清前平村[21]，特别是在滕州市的吕楼、前掌大、大康留、轩辕庄[22]等地所发现的青铜礼器，则具有二里岗上层期或稍晚的典型商文化特征。

窥一斑而知全豹，说明此时商王朝向海岱地区的扩张并不限于一般的武装殖民，而是在这片新拓展的土地上推行王朝礼制文化并迫使土著接受，还建立起新的统治网络，使之成为商王朝在政治上可以直接控制的“东土”。

商文化第二次东进浪潮是在考古学上的殷墟文化期。

商王朝势力在淮河下游海岱地区北部已达胶莱平原的东部;在海岱地区的南部，沿泰沂山地南侧向东推进到临沂地区、江苏淮北地区，直到黄海之滨[23]。

原来相对独立发展的海岱、徐海历史文化区已基本纳入商王朝的'势力范围。

山东地区的商代遗址已发现近300处，依受晚商文化影响的程度，高广仁先生将此分为三个地区[24]，其中鲁中南和鲁北地区受商文化影响较重。

鲁中南地区早在二里岗上层时期已进入商王朝的控制范围，晚商遗址分布相当密集。

这里商文化的面貌，包括出土的铜刀、铜斧、卜骨以及陶鬲、簋、尊、甗、罐、豆、觯等的器形、纹饰和整体风格，都与殷墟出土者基本相同[25]，只有相当数量的红陶和一两种器物具有一点地方特色。

殷墟时期中原地区盛行的含玉含贝的葬俗也明显地影响到淮河下游地区，在济南大辛庄商墓中就出有玉琀[26]。

以大辛庄、刘家庄等为中心的鲁中、鲁南地区还发现了与商王畿形制、花纹基本相同的青铜礼器。

滕州前掌大商代大墓群的发掘，与殷墟相同或相似的大量青铜礼器如鼎、甗、簋、尊、爵、觚、角、盉、觯等及玉器、铜胄，从造型到制作方法与殷墟所出者基本一致。

4号坑出土的马车，两马一车的驾驭形式、车体的大小结构与安阳殷墟出土的车马器非常相似。

该地区所发现的陶器有绳纹甗、甑、斝、罐、罍、盆、缽、缸、瓮、鼎、觚、爵、尊、盉、瓿等，差不多包含了中原地区商文化的所有典型器型。

在这一地区，商式青铜器不论是数量还是出土地点的密度都比鲁北地区为大，地方传统文化因素较少，可见是海岱地区内商化程度最高的地区。

以潍、淄流域为中心的鲁北地区，晚商遗址分布也相当密集，呈现出一种复杂的文化面貌。

从贵族墓葬如青州苏埠屯大墓的葬制看，几乎完全反映了商王朝的礼制文化;而从一般遗址或中小型墓葬材料看，则是商文化因素与土著文化因素共存。

例如，在仅距苏埠屯数公里的青州赵铺遗址一号墓中[27]，一件饰有绳纹及三角划纹的典型商式簋和典型的东夷素面鬲共存，死者手持獐牙，可以判断死者为东夷土著。

在惠民大郭，滨州兰家村，桓台南埠子、史家，青州苏埠屯，寿光古城、桑家庄、鱼台、呙宋台等多处地方也出土了一定数量的商式青铜礼器、兵器或工具[28]。

该地区地方传统文化因素较多，与中原商文化差异较大。

胶东半岛和鲁东南地区仍是东夷文化的统治区。

殷商一代，商族人居于海岱和徐海地区，本就与东夷、徐戎、淮夷杂处，先进文明对于落后文明的影响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据李学勤先生考证，人方位于淮河流域[29](p60)，武丁时东伐人方而克之，人方后又反叛，这一历史事实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淮河流域商臣服方国力量的强大与文化的进步。

到商代末年，帝乙和帝辛两代复向人方大兴兵戎，最终征服了人方。

于是，淮河流域的徐淮地区在政治上完全接受商王朝的统治，成为商朝的藩属。

象征王权威仪的礼乐文明随着王权势力的扩张明确地推行到淮河流域，商代青铜礼器的发现已证明了这一点。

苏北徐州一带发现了一些具有显著地方特征的商文化遗存，其铜器中非商式的高领撇足鬲，陶器中的鬲、豆、盆、罐等主要器类多与典型商式器物有较大差异，反映出这类遗存属商文化的地方类型。

在连云港发现了商代晚期至西周初年的青铜鼎、甗等，鼎为垂腹、柱足，颈饰简疏云雷纹;甗为素面，仅在颈部饰两道凸弦纹，制作淳厚质朴，其造型和纹饰特征都可视为商代晚期的标准器。

商代礼乐器的出现，证明淮河流域的青铜器铸造应是在中原商文化的影响下产生的，表明了淮河流域商代青铜礼乐文明与中原地区礼乐文明的融合与发展上述考古学观察反映出商灭夏后，加强了对东方地区的控制。

在商文化的冲击下，东夷、淮夷文化的格局与内容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东夷文化部分地与商文化融合，形成了潍西、鲁中的商文化，表现出与中原商文化的高度一致。

鲁南与苏北地区成为商文化的波及地区。

安徽江淮地区的淮夷文化也成为商文化的地方类型。

但由于淮夷与商交往日浅，其地又非商王朝经营的重点，所以淮夷的皖西类型、斗鸡台类型与中原商文化的关系相对较疏远。

这种考古学观察，反映了商王朝统御范围的广大，商文化的波及之处，既有商王朝的直属统治区，也有间接统治或王朝文化的影响地区。

商文化的影响促进并带动着淮河流域土著居民的文明化进程。

中国古代史历史论文篇四

1、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始皇帝)灭亡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秦，结束了春秋战国时期割据局面。(书p44秦始皇像)。

2、秦朝规定全国规范的文字是小篆，全国统一使用的货币是圆形方孔钱。秦万里长城西起临洮，东到辽宁。

3、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领导的秦末农民起义在大泽乡爆发，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公元前206年，秦朝灭亡。

4、公元前202年，刘邦(汉高祖)建立西汉，定都长安。

5、西汉初年汉高祖实行休养生息政策。文帝与景帝两代，继续推行休养生息政策，重视发展农业，轻徭薄赋，减轻刑罚，提倡节俭，社会比较安定，经济发展迅速，出现文景之治的局面。休养生息的政策实行，促进了西汉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西汉的强盛奠定了基础。

6、汉武帝的推行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促成大一统局面的出现。

7、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著名学者是西汉时期的董仲舒。

8、公元25年，刘秀(光武帝)建立东汉，定都于洛阳。刘秀在位时，政局渐趋稳定，经济状况明显好转，国力日益强盛，史称为“光武中兴”。

9、西汉时的播种工具是耧车;东汉时出现了新型灌溉工具是翻车;杜诗发明水排，利用水力鼓内冶铁，比欧洲早1000多年。

10、秦朝末年，匈奴首领冒顿单于在蒙古草原建立统一的奴隶制军事政权，第一次实现了对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大统一。

11、公元前119年，西汉时期汉武帝派卫青、霍去病北击匈奴。

12、西汉时期汉元帝把王嫱(王昭君)出塞嫁给匈奴首领呼韩邪单于，从而密切了汉匈关系。

13、西汉武帝时期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公元前60年，西汉政府在西域设置西域都护标志，成为当今新疆地区正式归属中央政权的开始。公元73年，东汉政府派班超出使西域，班超在西域经营了30年，帮助西域各族摆脱了匈奴的奴役，恢复和加强了西域与内地的联系。

14、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是从长安出发往西，经甘肃的河西走廊及当今的新疆地区，远达中亚，南亚，西亚，以至地中海东岸各国和南欧、北非等地。开辟丝绸之路功劳最大是西域的使者张骞。

15、成书于西汉的《周髀算经》和东汉的《九章算术》是著名的数学著作，对世界古代数学的发展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16、东汉时期著名的医学家有张仲景和华佗，张仲景写的医学名著《伤寒杂病论》被后代奉为医学经典，张仲景被尊称为“医圣”。华佗创制麻醉剂“麻沸散”，他是世界上最早用全身麻醉方法做手术的医生，被后世尊称为外科鼻祖，他还编成锻炼身体的“五禽戏”。

17、东汉时期，蔡伦改进了造纸术对人类文化的传播和发展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张衡发明了能测量地震的地动仪。

18、佛教起源于古印度，西汉末年传入我国中原地区;道教是东汉时期兴起于我国本土的宗教。

19、西汉杰出的史学家司马迁所写的《史记》是一部不朽的史学名著，叙述了从黄帝到汉武帝时期的3000多年历史，《史记》是我国的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20、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画，是我国古代艺术珍品。秦始皇陵兵马俑是迄今世界上出土的最大艺术宝库，是秦汉时期雕塑艺术的杰出代表。

中国古代史历史论文篇五

1、做好预习、培养自学能力。

高中历史教材每章前都有“引言”，它有提纲挈领的作用。同学们在学习每章之前，要认真阅读一下“引言”，把每章内容的线索和重点了解清楚。形成习惯后，有助于培养分析、概括能力。

每章选用的插图、表格、史料都要认真理解领会，以帮助加深对教材的理解。所以课前预习、课后复习是必须的。总之，自己掌握了主动权，养成了良好的自学、独立思考的习惯，对学习历史至关重要。

2、注重知识的联系结合，树立整体知识观。

高中历史许多概念比较抽象，诸如“革命”、“改革”、“改良”等，必须结合政治常识方能理解。在目前各类历史试题中，理解性的题目占据了主要地位，如果对教材处理不好，做选择题时，就会出现判断错误，做材料题和问答题时则容易答非所问。

注重历史知识的纵横联系。平时，在历史学习中应注重多分析、多比较，找出其异同处，加深对历史史实的理解，培养自己的发散性思维能力。

3、注重跨学科的联系，学以致用。高考实行“大综合”的趋势，要求各科加强渗透。

学生在平时应关注当前国际国内重大时事等热点问题，多角度去研究、分析所涉及的问题，拓宽自己的视野，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中国古代史历史论文篇六

1、统一的经过：公元前230-前221年，秦王嬴政陆

续攻灭韩、赵、魏、楚、燕、齐六国。建立我国历史上第

一个统一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朝，定都

咸阳。嬴政被称为秦始皇。

2、秦统一国家建立的意义：

(1)秦的统一结束了长期以来诸侯割据混战的局面，

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开创了统一新局面。

(2)顺应了历史潮流，有利于当时人民安居乐业和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符合广大人民的愿望，对历史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3)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加快了民族融合，统一的趋势成为此后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

(1)政治上：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规定最高统治者称皇帝，权力至高无上，总揽全国军政大权。在中央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协助皇帝分管行政、军事和监察;地方实行郡县制，其长官都由皇帝直接任免。(确立了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巩固了国家的统一。)

(2)经济上：统一货币，统一使用圆形方孔钱;统一度量衡。(有利于各地区之间的经济交流。)

(3)文化上：统一文字，把小篆作为全国规范的文字，后来又推广了隶书。(有利于各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

中国古代史历史论文篇七

名将美人，用在三国东吴二乔两姐妹身上是十分恰当的。

二乔的父亲是乔玄，因为天下大乱，失去妻子的乔玄辞去朝中的官职，带着两个女儿返回庐江郡皖县故乡，不问世事。

有人以为二乔的父亲乔玄就是曾做过汉朝大尉的乔玄，这是错误，太尉乔玄死在汉灵帝光和六年，是睢阳人，与庐江乔玄毫不相干。

二乔的丈夫都是英雄，大乔的丈夫是孙策，小乔的丈夫是周瑜。

孙策在十八岁就继承父亲的遗志，三数年间使闯荡出一个辉煌的局面，曹操不得不表奏汉献帝封他为吴侯。孙策娶大乔的那年是二十岁，大乔是十八岁，可惜天妒良缘，两年后正当曹操与袁绍大战官渡，孙策正准备阴袭许昌以迎汉献帝，从曹操手中接过“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权柄时，孙策被许贡的家客所刺杀，这位被曹操称为“虎儿”的英雄，死时年仅二十六岁。大乔和孙策仅过了三年的夫妻生活。

愁苦，问院落凄凉，几番春暮?这就是大乔今后的生活。

小乔比大乔要好一些，她与周瑜过了八年的夫妻生活。周瑜是孙策的好朋友，结婚那年他二十四岁，小乔十六岁。周瑜也是当世英雄，孙策死的时候，就把自己的弟弟孙权托给他和张昭。周瑜还容貌俊秀，精于音律，至今还流传着“曲有误，周郎顾”的民谚。小乔和周瑜的结合是一件赏心悦目的事情，以至于北宋的苏东坡还感慨地写道：“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可惜“羽康纶巾”的周瑜敌不过也是羽扇纶巾的诸葛亮，为了荆州的借还问题，诸葛亮活活气死周瑜，不知诸葛亮后来到周瑜灵前吊孝的时候，小乔是何感慨。反正从此后，小乔应该是：“香冷金貌，被翻红浪，起来慵自梳头。任宝奁尘满，日上帘钩。”“凝眸处，从今又添一段新愁。”

美人命薄，二乔在如诗如画的江南，过着寂寞生活。

以上有关二乔的生活情况，一般来说，是大家熟知的，至于二乔与赤壁之战的关系则知道的人不多。

唐代诗人杜牧写道：

折戟沉沙铁未销,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这首写赤壁之战的诗中已隐隐地透露出赤壁之战与二乔的关系。

汉献帝建安十三年，曹操统一北方后雄心万丈，经过周密的准备，向南进兵，目标首先就是荆州。当时刘备已死，刘备的儿子刘琼举众而降，刘备败走，江东的孙权也危在旦夕，如果孙、刘联合与曹军决战，胜败尚不可知，如果单独行动，就极有可能被各个击破。是战是和，当时吴国境内却有两派，而决定关健就看周瑜。

《三国演义》里对诸葛亮舌战群儒写得十分精彩，而事实上最管用的一脚棋却是诸葛亮和鲁肃夜访周瑜。当时周瑜正在邵阳湖训练水师，鲁肃见到周瑜开门见山地说：“曹操驱兵南侵，传檄至此，欲与主公会猎于江夏，显有并吞之意，和战二策，主公不能决，将军之意若何?”

周瑜回答：“曹操挟天子之名，其师不可拒，其势力亦不可轻敌!”

鲁肃大不以为然地说：“伯符遗言，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今正欲赖将军以保全国家啊!”

两人争执不休，诸葛亮一言不发，眼看双方就要翻脸，不觉哈哈大笑起来，引得周瑜问他：“先生何故发笑?”

诸葛亮从容回答：“我笑鲁肃不识时务罢了!试想曹操极善用兵，天下莫敢当。向来只有吕布，袁木，袁绍敢与对敌，今数人都被曹操所灭，天下无人了啊!只有刘备不识时务，强与争衡，如今孤身江夏，存亡未保。将军决计降曹，可以保妻子。可以全富贵，国祚迁移，又有什么值得可惜的呢!”

鲁肃傻乎乎地问：“你怎么一下子又转过来叫我去投降呢?”

诸葛亮仍然不急不慢地说：“我有一计，不必牵羊担酒，纳土献印，用不着国家投降，只须派一个使者，扁舟送两个人到江上，曹操得到这两个人，百万之众就会卸甲卷旗退走!”

周瑜一听，十分新鲜，急问：“用哪两个人，可退曹兵?”

诸葛亮仍然拐弯抹角地卖关子：“江东去此二人，如大树之飘一叶，太仓之减一粟，但曹操获得了，一定会大喜而去。”

就这样胃口吊尽之后，诸葛亮才慢条斯理继续说：“我还住在隆中的时候，就听说曹操在漳河新造一台，起名铜雀台，极其壮丽，广选天下美女充实在里面。曹操是个好色之徒，听说江东乔国老有两个女儿，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所以发誓：‘吾一愿扫平四海，以成帝业;一愿得江东二乔，置之铜雀台，以乐晚年，虽死无恨!’现在他弓陌万之众，虎视江南，其实只是为此二女，将军何不去寻乔公，以千金买此二女，差人送与曹操?曹操得到这两个女子，称心满意，一定班师而去，这是范蠡献西施的计，将军还不赶快执行。”

周瑜问道：“曹操想得二乔，有何证据?”

诸葛亮不慌不忙地说：“曹操的儿子曹植曾奉曹操的命令作《铜雀台赋》，文中写道：‘揽二乔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

话到此处，周瑜已气得脸红脖子粗，诸葛亮故意装作满头雾水似地问：“汉天子常以公主和亲，你现在怎么可惜起两个民间女子来了呢?”

周瑜说道：“公有所不知，大乔是孙策的妻子，小乔就是我的妻子。”

就这样诸葛亮装疯卖傻，激怒了东吴的决策人物，把东吴拖向赤壁战场，直接承担了曹操的强大压力，才使得立足未稳的刘备，获得一个喘息的机会。

虽说孙刘联合，诸葛亮功不可没，但没有二乔又怎能做到这一点呢?没有孙刘的联合，又那有赤壁之战的胜利。

对赤壁之战，自有传说很多，如黄盖的苦肉计，诸葛亮的草船借箭，诸葛亮的借东风，庞统的连环计，但这些都是次要的，关键还在孙刘联军的主帅周瑜指挥有方，此外，赤壁之战中，曹操的失败与曹军疾疫流行，战斗力减弱，曹军不习水战，曹操的骄傲轻敌有关。

深秋天气，两军隔江对垒，剑拔夸张，长江滔滔不绝，夜月正圆，曹操在船上大宴文武官员，一时兴起，曹操取槊立在船头，将酒倒入江中，对文武官员说道：“吾持此槊，破黄巾，擒吕布，灭袁术，收袁绍，深入塞北，纵横天下，颇不负大丈夫之志也，今对此景，颇有感慨，吾当作歌，汝等和之。”说罢，扣弦而歌：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青青子矜，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呜，食野之萍;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皎皎明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降，枉用相存;契阔谯契，心念旧思。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曹操这时是五十四岁，虽然他不曾把几个二十多岁的对手放在眼里，然而心情却十分萧索与无耐，歌中既叹人生的悠忽，又一再提到忧思满怀，出现了一派名将垂老，英雄未路的感慨，因此便注定了他一败涂地的命运。

诸葛亮是聪明的，曹植《铜雀台赋》中的关于“二乔”一句，实际是另有所指，却被他巧妙地用来激怒周瑜，促成孙刘合作，使后来饱偿寂寞之苦的二乔在当时也为国作出贡献。诸葛亮敢这样做，就是他看准了周输个性的弱点：心浮气躁。在后来他也就用这一点在荆州的借还问题上活活气死周瑜。使已经尝尽孤单的姐姐大乔，有了个做伴的妹妹。从此，姐妹两人面对江南的春草碧色，春水绿波，天天就坐在一起，说些孙策和周瑜当年的故事，特别是周瑜肯为她两人去进行大规模的赤壁之战。

中国古代史历史论文篇八

(2)宗法制侧重于家庭内部关系的调整，而分封制则侧重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3)从秦到清，如果涉及中央官制，一般是考察君主专制;如果君主的某些行为受到限制，则君权受到限制;如果涉及中央和地方，则考察中央集权。

(4)中国古代没有所谓的民主政治。

(5)存在即为合理，所以如果说某种制度不适应发展，其应该出现很多弊端。

(6)土地兼并的根源在于私有制的存在，故而不可能消除;正是由于私有制的存在，才导明清租赁关系的盛行。

(7)在考察史学方法的时候，一定切记正确的结论要经过考古文物和文献记载的双重验证。

(8)经济重心的南移完成于南宋时期，进而导致南宋以后文化呈现南强北弱的趋向。

(9)明朝中后期是一个重要的时间段，既是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也是私营手工业超越官营手工业的时候，也出现了反封建思想。

(10)儒家思想遭到挑战的有：魏晋南北朝(佛道冲击)、新文化运动(动摇)。

(11)从人头税到土地税的转变，反映了政府对农民的人身控制呈现减弱趋势，也反映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12)雅典是西方民主的起源，其最大的问题在轮番而治造成权力的滥用和误用，主要表现在没有治理才能的人可以担任国家领袖，故而针对这一弊端，苏格拉底等人倡导精英政治。

(13)罗马的法律是西方法律的起源，其公民法时间是前449年—前3世纪中叶，万民法则在前3世纪中叶以后。

(14)军机处、内阁只是辅政机构，没有决策权，其权利的增大反映了皇权的强化。

(15)在近代探索中，中西结合可以说是一大特点。

(16)一般我们所说的经济封锁出现两个时期，即1927—1937，1949—1979年。

(17)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因，每个阶段都有其重要原因，如在1897—1911年则是清政府放宽了民间投资设厂的限制;1912—1919年则是列强放松了对我国的侵略;1927—1937年则是国民政府的国民经济建设运动。

(18)鸦片战争后，民族危机就依然存在了;同时太平天国运动代表着阶级矛盾的激化;而且甲午中日战争极大地推动了民族觉醒意识。

(19)中国近代史中，但凡有一点进步的都可以归纳为近代化;同时在经济结构中占据主导的是自然经济;当然作为新的经济因素的民主资本主义则为中国革命提供物质和思想基础;同时经济解体主要表现耕织分离以及农产品的商品化(不是手工业品，切记。)

(20)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开始上升，到了华北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才上升为中国社会的最主要矛盾。

(21)1689年英国通过《权利法案》确立了君主立宪制，但国王仍有较大的行政权，可以领导政府和内阁，但受到议会制约;18世纪中期责任内阁制确立后英王才逐渐处于“统而不治”的地位。

(22)巴黎公社革命的爆发具有偶然性与突发性，并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因为当时资本主义正处于上升阶段，因此巴黎公社的失败是必然的。

(23)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的名称辨析

“敌后抗日根据地”，主要指1937年到1945年即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控制下的地区。

“解放区”是指人民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控制下的区域，以区别于国民党统治的区域

(24)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的标志不是新中国的成立，而是1956年三大改造的完成。

新中国的“过渡时期”不是从1953年开始的，而是从新中国成立开始，止于三大改造的完成。

(25)注意中国多边外交的中心是联合国而不是周边国家。

(26)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是在1992年提出的，切记。

(28)赫鲁晓夫改革、勃列日涅夫改革是对斯大林体制的局部调整，而戈尔巴乔夫改革并非局部改革，而是对斯大林体制的彻底否定，即放弃社会主义制度。

(29)重商主义、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区别：三者分别是工场手工业时期、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它们的核心内容分别是：发展工商业，鼓励对外贸易，多储备金银;自由经营、自由竞争、自由贸易;政府从信贷、投资、生产、销售各方面干预经济。随着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滞涨，致使多数国家减少国家干预。

(30)欧洲经济一休化的根本原因不是美苏“冷战”的威胁，而是欧洲各国经济发展与经济联系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