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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选题篇一

摘要：随着五四运动的到来，妇女解放运动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新的指导思想的确定，广大妇女的积极参与及国际社会的影响，促得五四时期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史上的重要价值和转折意义。从此，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紧密结合起来，中国妇女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

关键词：五四运动妇女解放马克思主义

(一)经济基础

(二)思想的启蒙与传播

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统治。使得民主观念深入人心，在革命形势的推动下，新文化运动在思想领域重新又一次掀起了反封建的浪潮，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猛烈抨击“三纲五常”的封建礼教，大力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号召人们勇敢挣脱封建枷锁获得自由解放，这些都对深受压迫、歧视和剥削的妇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新文化运动传播了民主主义思想，冲击了旧中国传统封建主义，对广大妇女的思想产生了颠覆传统腐朽的作用。这样就解决了五四运动时期妇女解放运动的思想基础。

(三)国际社会的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发展很快。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山东问题的交涉失败直接导致了国内五四运动的爆发，广大女青年和男青年一起罢课，进行集会抗议，号召女工展开罢工运动，共同将五四运动推向高潮，在运动中表现出来了极大的爱国热情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

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妇女的思想解放以及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提供了理论基础。在五四运动之前，妇女运动的思想武器主要是西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和“进化论”学说，以及自由、平等理念。在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解放思想成为了妇女解放思想的主流，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指明了方向。

(一)突破资产阶级女权主义的旧框架，用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作为思想武器

俄国十月革命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从激进民主主义者队伍中分化出来，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阐述妇女问题，逐渐成为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

李大钊于1919年2月发表了《战后之妇人问题》一文，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指出西方资产阶级的女权运动与无产阶级运动妇女解放的区别，并断言“妇女问题彻底解决的方法，一方面要合妇人全体的力量，去打破那男子专断的制度;一方面还要合全世界无产阶级妇人的力量，去打破那有产阶级专断的社会制度。”

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传入中国的过程中，《新青年》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1919年至1921年《新青年》登载的介绍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及苏维埃俄国妇女状况的文章近20篇，其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主要观点有：第一，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物质决定意识的原理，说明男尊女卑观念的深层根源在于妇女经济的不独立，因为封建社会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妇女的活动也仅限于个体家庭的小圈子，追求妇女解放必须改变这种社会发展模式。第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研究妇女问题，指出实现妇女解放的最终途径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第三，重视革命自觉能动性的作用，强调妇女解放最终要靠妇女自身的觉醒和参与。

这些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为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指明了方向，即通过阶级斗争改变社会制度，实现社会主义，以求得妇女问题的根本解决与妇女的彻底解放。

(二)突破英雄史观的束缚，劳动妇女成为妇女运动的主体

辛亥革命时期开创了近代妇女运动之先河。孙中山先生曾经指出：“其入同盟会奔走国事，不折不回者，已与各省志士媲美，至若勇往从戎，同仇北伐，或投身赤十字会，不辞艰险,或慷慨助饷，鼓吹舆论，振起国民精神，更彰彰在人耳目。”但是，这次的妇女解放运动仅限于上层资产阶级的妇女当中，有少数的知识妇女参加，占妇女80%以上的劳动妇女没有被动员起来。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运动也没找到真正的解放道路。

五四时期的妇女运动已经逐步发展成为以劳动妇女为主力的妇女运动，实现了知识妇女与劳动妇女的结合。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妇女领袖向警予，在领导中国妇女进行解放斗争的道路中，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妇女解放思想。他认为，劳动妇女最有团结心，最能战斗。“因大工业的发展把她们成千整万的聚在一起，使她们天然的易于组织和战斗，从而她们的觉悟与实力也就超出了其他妇女团体之上了”，她们一起来，“一声摇班，动辄数百人数千人乃至数万人不等”，用罢工的手段，争自由、争本身的利益，“这支勇敢奋斗有组织而能战斗的新兴妇女劳动军，不独是妇女解放的先锋，而且是反抗外国掠夺者的国民革命之前卫!”由于劳动妇女的这种特殊地位和特殊素质，“我们要完成妇女解放的使命，只有去找群众，只有去找生活最痛苦，要求解放最迫切，而最富有解放精神与魄力的群众。这种群众，方是我们妇女运动真正的基础”

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由于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软弱性，伴随着辛亥革命的失败，妇女运动也随之失败。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虽然在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妇女运动的理论不够成熟，但是它毕竟为之后的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在妇女运动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以五四运动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为起点，从此，中国妇女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了彻底解放的光明之路。

(四)妇女运动与政治革命相结合

康、梁也把妇女问题与社会问题相结合，但没有触动封建统治基础。孙中山尽管把女权运动看成是民权的一部分，但是在资产阶级所允许的范围内，那是虚伪的，不能实现的。只有彻底变革社会制度，妇女才能真正解放，从而从根本上找到妇女解放的道路。

向警予明确提出，妇女解放的根本途径是实行政治革命。并且号召，热心妇女运动的妇女，在革命运动中，一面要代表全国人民的要求，提出救国救民的主张，一面代表全体的妇女，提出男女平权的主张。这样，显示妇女的能力，使妇女成为每次国民运动中间的劲旅。广大妇女在民族危难之际，挺身而出奔走呼号，推动了社会革命运动的发展，而社会革命运动又促进妇女运动取得了成功，并进一步将其推向高潮。

(一)妇女运动主要由男性领导，妇女对男性中心社会的反应比较温和

五四运动对封建礼教进行深入批判，但是妇女解放运动主要由男性启蒙和领导，这就造成了对男性为代表的父权制深入批判的缺失，不仅不把男性作为批判对象，反而以男性为榜样，这就造成“以男性为准则的妇女解放没有从深层去挑战男尊女卑的文化观念的价值标准，其结果是，女性走进了男性的世界，却未能改变这个男性世界的社会性别等级及其价值观，社会资源和权利也依然由男性掌控，知识生产领域更是极少能包容女性的生活和经验”

中国的传统性别始终处于一种基于“男尊女卑”下的和谐状态，中国“有轻视妇女的历史，但是没有仇视和诋毁女性的运动，因此，妇女对男性中心社会的反应一直是比较温和的”。

(二)妇女自身的觉醒和参与不够，女性地位仍然有待争取

五四时期的女子教育仍旧集中在中上层家庭的女子，广大劳动妇女仍没有受教育的权利，经学校培养出来的新型知识女性仍占少数。北伐后，虽然在法律上承认男女平等，男女权利义务差不多一样，但实际上，人们的旧观念仍然根深蒂固。女性就业机会比男人少，就业范围小，也不能同工同酬，女性在某一方面有成就经常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甚至用支离破碎的婚姻来换取一己的事业。

首先，五四运动时期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妇女的解放思想，并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中表现出了巨大的生命力。

其次，五四运动使妇女解放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联系起来，促成了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政治方向的转型。

再次，五四以后，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有了自己坚强的领导者。

由此看来，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经历了漫长的摸索过程，到五四时期才找到了正确的道路，从此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紧密结合，开创了新的纪元。

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选题篇二

摘要：《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是高等院校新开的一门公共思想政治理论课。要搞好本课程的教学，首先要明确教学目的。为了更好地实现本课程的教学目的，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改进教学方法：一是于叙事中寓论断；二是注重多媒体教学；三是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四是课堂讨论和演讲；五是改革课程考核方式。

关键词：《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目的教学方法

中宣部、教育部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公共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社政教〔2005〕5号)中规定，在一年级本科大学生中开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这门新课。该课程的开设是在新形势下对历史教育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对于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培养爱国主义观念和民族精神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那么怎样才能上好这门课呢？我在此谈谈自己的看法和认识，请各位同行指教。

一、明确教学目的

教学工作必须围绕教学目的展开。没有明确的教学目的，不仅会导致教学工作紊乱，而且达不到预期的教学效果。从这种意义上讲，确定教学目的是组织和实施教学工作的首要环节。中宣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公共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实施方案》(社政教〔2005〕9号)规定，《纲要》课程“主要讲授中国近代以来抵御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推翻反动统治、实现人民解放的历史，帮助学生了解国史、国情，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怎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根据这个规定，进行《纲要》课程教学的主要目的在于：

第一，充分认识近代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正义性、必要性和进步性，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内容的民族精神。通过教学，学生了解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相互勾结，使中国社会长期深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严重阻碍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因此，不从根本上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腐朽社会制度，不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就不可能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并加深学生对近代中国革命发生、发展规律及其必然性的认识，自觉继承和发扬近代中国人民革命斗争中所形成的光荣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精神，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时代的使命感、责任感。

第二，了解近代先进中国人探索挽救民族危亡的重大斗争，明确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必然性。通过教学，学生了解到近代中国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和集团都进行过挽救民族危亡的英勇斗争，提出并实施种种救国方案。但无论是和平式的救国方案(如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还是革命式的救国方案(如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都避免不了失败的命运。即使像辛亥革命那样一场比较完整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最终也只能以失败告终。由此学生懂得：没有一个先进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没有一套科学的革命理论作指导，要想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联合统治，完成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不可能的。因此，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并成为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以此增强学生拥护党的领导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坚定信念。

第三，全面了解和掌握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史实，加深学生对“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真理的认识。通过教学，学生了解和掌握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伟大实践，加深对党的先进性的理解，进而懂得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为了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对中国革命的新道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惟一正确的革命道路。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进行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英勇斗争，为夺取抗战胜利、实现民族独立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的艰苦斗争，最终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压迫，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秩序，实现了彻底解放。

第四，充分认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和进步性，深刻领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一真理。通过教学，学生了解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内外形势及特点，加深对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历史必然性的认识，明确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同时，也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深刻认识坚持社会主义、坚持改革开放的重要性，以此增强青年学生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自觉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

二、改进教学方法

(一)把握课程特色，于叙事中寓论断。

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设置新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纲要》课程的开设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设置系统性大大增强。但《纲要》课程进行思想教育的切入点和落脚点与其他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又有所不同，是以古喻今通过鉴史而明理，是从历史教育的角度承担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功能。其最大的课程特色在于它是在更长的时间跨度下(1840年至当代)、更广阔的历史背景(经济全球化浪潮加速世界资本主义的上升、发展期)、更复杂的社会场景(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讲述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复兴和国家近代化、现代化的历程。以历史事实说话，帮助学生了解国史、国情，深刻领会“三个选择”的正确性。《纲要》课程重心在于讲“史”,但它与普通的历史课又有所不同。普通的历史课侧重从史学学科本身或者从学术角度进行教学和研究，而《纲要》课程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则有着鲜明的思想教育目的。它的开设不单纯是为了使学生从宏观上对中国近现代史有一个基本认识，掌握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规律，而是要通过教学，帮助学生在了解国史、国情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拥护共产党领导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的自觉性，增强社会主义信念。因此，在《纲要》课程的教学中，应在加强理论性教育的同时，做到史论结合，于叙事中寓论断，着力培养和强化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注重多媒体教学。

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类的认识活动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这是人类认识过程要遵循的一般规律。传统的教学，基本上靠的是文字语言的阐述，其吸引力有限，不仅使学生产生模糊不清、枯燥无味的感觉，而且制约他们对历史的形象性理解及思维能力的培养。可以充分利用发达的电脑网络资源查找许多历史图片以丰富教学电子幻灯的内容。这些原始资料和图片能给大学生带来直观的视觉印象和冲击，让他们感受到历史不再枯燥，而是趣味的、生动的、深刻的。另外，结合专题讲座，适时播放一些资料性强的爱国主义优秀影片和相关纪录片，用图片和影视等手段加深学生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认识，进一步强化他们对中国近现代历程的艰辛、对中国共产党的英明伟大的理解。除了幻灯和影视等教辅手段外，我们还可以利用校园网，积极开设这门课的教学网页，开展网上自学辅导、讨论答疑等活动。

(三)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

社会实践由于涉及经费、安全、时间等诸多因素，在组织上有一定的难度，但是充分利用各地的历史资源和革命老区资源，是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有效形式。要使学生不只局限于课堂的讲授，还要注重教学的拓展，即向第二课堂和社会大课堂的拓展。教师应该在鼓励学生在课上学习书本知识的同时，在课下参观学校所在地周围的一些名人故居、革命纪念地等，通过历史实物感受中国近现代史的进程；也可组织学生利用假期进行社会调查和社会实践，比较不同时期社会的发展变化，提交相应的调研报告。这样可使学生对所学内容有更加直观的认识，同时，该课教学还可结合团委、学工处等组织的社会实践活动，从理论上对活动加以指导。

(四)课堂讨论和演讲。

讨论与演讲一定不能流于形式，在课前需做认真的准备工作，教师为学生提供一些材料的来源与线索，由学生自己选择有兴趣的题目，搜集材料，最好写成文字，讨论后再补充和完善，形成小论文，从而既锻炼口头表达能力，又锻炼独立或集体完成研究的能力。

(五)改革课程考核方式。

为了保证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必须对原来的课程考核方式进行改革。课程考核方式改革的出发点就是发挥学生学习的主体作用。具体做法：适当降低期末考试成绩的比重，约占总成绩的50%―60%;提高平时成绩(作业、提问、讨论和考勤)的比例，约占40%―50%;对一些回答问题、做作业和试卷思路宽、有自己见解且阐述合理的学生适当给予高分，避免以往期末考试一锤定音的现象。

三、结语

总之，《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教学应当讲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做到集知识性、理论性、生动性于一体，在准确把握教学目的的基础上，努力开创教学方式方法的新模式，改革传统的考核方法。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加强教学效果，对提高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陶冶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情操具有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2]中国共产党章程[z].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3]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4]沙健孙。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若干问题[j].思想理论教学导刊，2006年增刊。

[5]本书编写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修订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选题篇三

[摘要]近现代思想史中对国民性的讨论批判从未停止，国民性问题关系着民族的存亡与发展。而近代民众劣根性的流弊是民族发展的严重阻碍。许多思想家均着眼于国民性的改造。现树立介绍了即为典型的思想家关于国民性问题的思考，并对其进行简单对比。

[关键词]国民性；近代思想

晚晴启蒙思想萌发后，中国近现代思想界逐渐发起国民性讨论的热潮。严复、梁启超、胡适、陈独秀等人都有其对中国国民性的思索与探究。国民性在政治心理学中是群体心理学的研究范畴，是将国民作为一个大群体所具有的典型特点，在一定意义上国民性与民族心理等同，包括该民族的成员个体身上所体现的心理特点。国民性是特定民族在长期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制约与历史环境的积淀过程中形成的，并通过一定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各种文化产品得以表现，它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多数成员共有的、特有的、反复起作用的心理和行为特质、性格特点、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文化精神和价值观念。一个民族的政治活动、政治行为、政治制度以及政治观念往往会集中地展现其民族心理特点。因此在讨论国民性本身的同时，也是对这一时期的政治心理文化的探索，会对国民的政治行为有导向作用。

近代中国思想史中之所以发生关于国民性问题的批判讨论，是在列强压迫侵略，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企图通过国民性的改造来提高国民的素质，摆脱民族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争取民族的独立和强大。“国民性”这一话语是从西方传人的，18、19世纪，西方以及日本对国民性问题进行讨论和探究，在日本留学的中国精英群体深受其影响，从中获得启示：一是一个落后的民族可以通过培养出一些发达的民族所具有的习惯或特性，来提高本民族成员的素质，从而推动民族的文明进步；二是消除阻碍民族进步的消极因素，使人从政治、宗宗教及其它压迫体制下解放出来，能够促使民族的进步。近现代许多政治思想家都有关于国民性问题的思考。

首先要提到的是严复。“国民性”概念在晚清思想界的广泛使用和流行，是以现代“国家”、“国民”意识的出现为前导的，而中国现代“国家”意识及“国民”概念，是在晚清启蒙运动中才产生的。据梁景和考证，中国近代史上最先表达国民意识的是严复。1895年3月，甲午中日战争之后，严复在天津《直报》上连续发表《论事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等文章，首先将国民的精神素质视为救亡兴邦的根本，进而提出挽救国家危机的措施，严复思考的国民性问题，是怎样能够实现民族的复兴保住民族生存的活力。在《论事变之亟》一文中，严复在中西文化的对照中来探索中国的国民性：“尝谓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认为中国人“好古而忽今”。严复推崇进化论，其进化论来自于西方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和斯宾塞、赫胥黎的社会进化论，认为“弱肉强食”、“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不但是生物界的规律，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只有那些适应生存竞争的智者、强者才能赢得生存和发展。而个人作为国家的一个细胞在国家兴亡盛衰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因此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就成为关乎国家强弱存亡的一件大事。严复认为“民智者，富强之原”，而精神的涣散衰颓、道德心的丧失，是中国失败的根源。严复提出的启蒙“三民”说，是在西方进化论学说的影响下提出的改造中国国民性的具体方案，成为近现代改造国民性思潮的先声。

另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便是梁启超。梁启超在其《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新民说》、《中国积弱溯源论》等文章中均有提到其关于中国国民性的论断。梁启超认为中国国民缺乏独立、自由之德。“吾中国所以不成为独立国者，以国民乏独立之德而已。言学问则依赖古人，言政术则依赖外国。官吏依赖君主，君主依赖官吏。百姓依赖政府，政府依赖百姓。乃至一国之人，各各放弃其责任，而唯倚赖之是务。”而且奴性深重“数千年民贼之以奴隶视吾民”，既然如此便罢了，但国民不能自己视自己为奴隶。并感叹“吾不解吾国之秉奴隶性者何其多也。”梁启超认为奴性导致中国数千年的腐败，而且奴性不除可能会导致亡国灭种。梁启超对国民性的批判是建立在当时的客观事实基础之上的，他对国民性的论述主要也是对劣根性的批判。中国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专制压迫制度以及家族部落思想等，都是劣根性形成的动因。民主法治观念几乎没有，而且在教育上，学而优则仕的导向，后来严格的八股取士制度严重压抑了国民的思想。除此之外，我认为儒家传统思想中的一些观念发展到另一方面会产生消极的影响，比如“中庸”，强调克制自己来达到整体的和谐，学会宽容与忍让，这样的思想理念在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的同时也使国民在一定程度上缺乏独立与反抗的精神。在趋同的过程中磨损了个性。

梁启超在对国民性进行批判的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拯救方案。梁启超主张以“新民”来“新吾国”。梁启超提出了“新民”的两个途径：“一日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日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不同于严复的拯救方案中，主要是学习西方的先进的科技和思想。梁启超也看到了要继承传统文化的精华。在继承和发扬古代中华民族精粹的同时采补外来文化中新的价值观念，学习其它民族的优秀文明以实现本民族国民性的改组。梁启超强调国民意识的塑造，除了有“国”的概念，还看到了强调国民个人权利的重要意义。认为“国权”与“民权”是紧密联系的。国民个人权利的倡导将个人由以往的对君主意志被动服从的臣民而推为主动参与国家意志形成的国民，由“国”而“人”的观照，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人的觉醒”和“人的解放”奠定了思想基础和前提。梁启超将国民素质的改造与提升视为社会会政治改革发展、民族复兴的首要前提。

晚清启蒙意识到这个国民是民族自立的根本，“国民性”的改造便是有效的方法方案。但是，他们基本上还是从传统的“用民”的角度出发来倡导“重民”甚至“新民”。他们的“新民”之道，还是比较狭隘的，设想的是在旧有的文化体系内部借助一些外来文化的力量以辅助民族实现自新、自强。在严复、梁启超等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那里，“民”的概念是作为建立“民族一国家”的必备因素被提出来，其涵义与西方人道主义立场上的“人”的概念有本质差别。而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开始用现代“人”的标准来反省国民性的弱点。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有包括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思想家。 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更是其作品思想的灵魂。鲁迅在其众多文章以及言论中对中国国民的劣根性进行毫不留情的批判。鲁迅笔下的民众盲目自大死要面子、奴性十足、麻木冷漠、愚昧无知，鲁迅一向不吝使用最尖锐的词汇也不吝以最恶来论述中国的国民性。鲁迅受“世纪末”思潮的影响。世纪末思潮视现代文明为颓废、摧丧本能、造成人种退化，认为文明的再生有赖少数天才或杰出的个人。鲁迅笔下的革命者作为杰出个人，为了革命流血牺牲，课面对的是无知看客的麻木不仁，革命者为他们献身，他们非但不会理解，而且还把他的遭遇受刑当作娱乐节目。鲁迅一方面对庸愚大众进行批判，但是他又不能离开群众，他不能没有听众。鲁迅常常在文章中把自己的同胞比作虫豸，而虫豸一般是族群意向，需要相互协助完成艰难的任务。这体现出对群众的依靠。因此“超人”在情感上得依靠庸众，至于庸众，却连自己被贬为昆虫都不知情。这是一种复杂的双重情感。鲁迅批判国民劣根性，而劣根性的来源是封建专制统治的压迫，封建礼教的束缚另外还有外来侵略的刺激的因素作用在里面。众所周知，鲁迅弃医从文，便是认为国民病的不是身体，病在国民的性格国民的素质，麻木愚昧的民众是不可能有带领其走向反抗、带领民族走向复兴的希望的。

除此之外，林语堂、梁漱溟、张君劢等人也有关于国民性问题的讨论，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关于国民性问题的讨论是近现代思想中的热门话题。这是如当时的历史背景直接相关的。我认为单从国民性本身来看，可能包含的内容会更多也更温和。近代思想中主要是对国民劣根性进行批判，并企图通过对国民性的改造来实现民众的觉醒民族的复兴。中国国民的国民性的形成与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相关联，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作为正统文化，其“仁”的核心并由此而来的行为导向深深的影响着中国国民的思维习惯道德风俗。道家等阴阳调和无为自然的思想也对国民性格有影响。传统文化的影响本就是辩证的，有精华的同时也含有糟粕，儒家的封建等级教化的束缚等为国民劣根性的形成埋下祸根。封建专制统治的登峰造极，使封建专制统治下的民众的性格受到严重压抑。而中国的闭关锁国在思想技艺上逐渐落后于西方国家后的对比更加使近代中国国民性的劣性彰显。

近现代思想家之所以均从国民性的批判与改造入手是因为国是由民组成，民众的思想行为会对国家的生存发展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而近代中国国民的劣根性的根种已经严重阻碍了民族的救亡图存发展复兴。所以欲救国，首先要开民智要改造国民性。

从主要思想家关于国民性的讨论中我们能够发现有发展创新之处，也有很多共同的地方。下面来谈谈自己的总结归纳。

一、正如前文所诉，从严复梁启超等启蒙思想家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思想家。后者更多了对个人精神的探索与重视，不再是在国家一民族的构架中来，讨论因为民众是其组成部分，需要发挥民众的作用，民众的思想意识存在问题所以要对其进行开化。五四时期鲁迅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更多的是从人本身来论述，看到了国民应该拥有权利。

二、陈独秀等批判的矛头更多的是指向纲常礼教，改造国民性的要求是与反传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题相符合。

三、我认为对五四时期对国民性的批判由于提出反对传统文化的口号，虽然严复的思想中也有提倡西方思想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但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显然要更激进更偏至。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国民性批判本就是深受启蒙思想家影响的，所以有很多共性字不用说。对国民劣根性产生的根源的分析都是一致的，是封建专制制度下的产物。思想家们都受到进化论思想的影响。批判的目的都是一样的而且有破有立，在不同程度上提出自己国民性改造的方案。都接受到了西方思想的影响与刺激，而且将中西方的文化进行了对比，发现了文化中落后之处，并相应的提出了自己的改造处方。都看到了民众在国家发展中的中的重要作用，将民众作为民族发展的载体，只有民众的问题解决了，才能进而谈进步谈发展。

国民性的问题一直都在提，现如今的一些社会现象如集体过马路便不用管红灯等也会归结到国民性问题上去思考讨论。我认为，国民性虽是一个民族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心理特征，但是它还受到了多方面的影响如地域环境等，而且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会有一成不变的传统保留，但同时绝对会有发展变化。因此它包含的内同是十分丰富的。对国民性的批判是有其特定历史环境背景的，在当时，只有将国民的思想打开智慧开启，才能够求得民族的发展。我们现在再来谈国民性，更多的应该是一种对自己的观照，能够以之为镜，进行反思，实现现代人国民性的发展。国民性问题应该重视和思考，但是不能过度。

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选题篇四

摘要：高等院校中国近代史教学质量的提高关键在于教学用书。推进中国近代史教学改革的深入开展，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必须打破现行传统教材单一的局面，编写与出版与教材相配套的系列用书势在必行。

关键词：中国近代史；教材改革；系列用书；培养创新思维

教育是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基石。并提出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着力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要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近些年，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进一步改革与发展，高等院校历史专业的中国近代史教学(1840―1919年，即中国近代史前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局面。但我们在看到取得可喜成绩的同时，还应看到它存在不足的另一面，即在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中，所存在的实质性问题，长期以来，未能引起有关部门的真正注意，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对中国近代史教材改革，未有实质性进展，许多新的学术方法和研究成果未能融入教材。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虽然出版了许多不同版本的中国近代史教材，这些教材虽然编著者不同，出版社不同，但这些教材的体例、内容、所引文献资料、所持学术观点等，基本皆为同一模式，均未能从传统史学观念的框框中超脱出来，真可谓众人一面。教学实践已经充分地告诉了人们，以传统史学观念为指导所编写的中国近代史教材，现在已经不能适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形势需要。为了更好地贯彻与落实中共中央关于我国教育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化的战略目标，全面提高历史专业学生的整体素质，对此，笔者认为，要提高我国高等院校中国近代史教学的质量，努力发挥中国近代史在培养学生创新素质方面的功能作用，必须对现行的中国近代史教材进行改革。否则，中国近代史的教学方法就不会有实质性的改进，教学质量也不会得到显著的提高，学生们的理论水平和创新思维也不可能得到较好的发展。

教材是教学的载体，是教学的根本之所在。由于我国目前未对中国近代史教材进行实质性的改革，这是导致中国近代史教学方法陈旧的最根本原因。教学实践说明，中国近代史教学方法的改进和教学内容的创新，之所以举步维艰，不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其根本原因就是我们没有从中国近代史教材上去对其进行改革的结果。与高中的中国近代史教材相比，高等院校的中国近代史教材的老化程度极其明显。

这正如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瞿振元曾经指出的那样：“我们的大学和中学还存在许多几十年如一日的‘爷爷的教材’，这明显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也落后于国内社会发展实际需要和科学技术发展形势。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中国教育落后的最重要部分。”可见，要使中国近代史的教学适应于日新月异的发展形势，对中国近代史教材体例、内容、所引资料、所持学术观点等方面的改革，已成为当前中国近代史教学创新工作的一项紧迫任务。然而在距瞿振元先生提出教材落后的意见十余年后，高校中国近现代史教材改革却依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由于历史专业的大学生(包括有关开设中国近代史课程的文科学生)在小学、初中和高中阶段，都已学过中国近代史的知识，并对其中的有些史实和内容背的“滚瓜烂熟”。又由于高校的中国近代史教材，其中相当部分的基本知识和观点等内容与高中阶段所学的一样，因此，大学生们对这种“炒冷饭”的现象也极不满意。高中阶段，学生们为了高考去被动地死记硬背中国近代史，大学阶段，学生们为了中国近代史课程的过关，仍然要死记有关的内容。

这种为考而教，为考而学的被动教学方法，至今也未得到根本的改变。但随着大学生们知识面的不断扩大和理论程度的不断提高，他们迫切需要教师改变中国近代史教材中的陈旧内容，要求教师讲授新的史学观点、新的史料和介绍新的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方法等。因此，要满足学生们更新知识的正常要求，仅靠教师在课堂上所作的点滴介绍，是远远不够的。要适应学生们的强烈求知欲望，我们必须改变目前在中国近代史教学中使用“单打一”教材的局面。即我国有关的教育行政部门，应积极地去组织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等编写和出版有创新内容的中国近代史教材外，还需要编写和出版与中国近代史教材相配套的系列用书。

笔者认为，系列用书应包括一份指导学生们学习中国近代史教材的大纲和编写教材的说明书，让学生们从中了解到，编写中国近代史教材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其中包括编者们筛选史料和观点的标准和原则，编者是如何处理编写中的重难点等，对这些内容的说明，使学生们能够更好地去了解和掌握教材中的有关问题，以加深对历史知识的理解和记忆。因这些内容不仅可以使学生们明白编写中国近代史教材的一整套构思，及其编写手法，更为重要的是让学生们学习到这些构思和方法，这对学生们智力的发展和写作能力的提高，都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还应编写一份供学生们阅读的参考书目，在这份参考书目中，必须注明书籍的作者、出版社地点及名称、出版时间及著作的内容提要等。由于种种原因，因此，历史系相当一部分学生的专业知识面狭窄，史学信息不灵，在中国近代史领域里有哪些应该读的著名书籍，学生们则很少知道。这当然不利于提高学生们的史学理论水平和拓展专业知识面。要改变这种局面，向学生们提供一定的参考书目，就显得十分必要。

譬如在参考书目中列出由苏双碧主编，山东齐鲁出版社1985年出版发行的《建国以来中国近代史若干问题讨论举要》一书，这样，学生们就能根据参考书目中提供的线索，去借阅该书。通过阅读，学生们就会从书中清楚地了解到建国后的30余年中，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者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戊戌变法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北洋军阀统治”等问题，进行研究的情况，从而使学生们基本上可以了解到中国近代历史的复杂本相。这无论是对学生们进一步深入地学习中国近代史，还是掌握正确的研究方法等，都是大有益处的。有了中国近代史的参考书目，学生们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去有的放矢地查找自己所需的书籍，从而减少了学习中的盲目性，节省了有限的学习时间。

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选题篇五

摘要：近代是英雄辈出的时代，从左宗收复新疆，胡雪岩与洋斗商,到张謇实业救国，康梁戊戌变法，六君子横刀向天笑，再到黄兴雨花台起义，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北伐战争。求共和真理之路漫漫，却演绎出一系列惊天动地的故事。但决定历史的是人，是那个时代的人，是一批用热血与精神相交织的人。

前言：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但从救亡图存的角度说是一部人物史。本文从各阶层角度分析近代人物为何纷纷涌现的原因，又从整体以及历史渊源方面分析近代人物源源不断涌现的规律。从晚清到辛亥，人物构成了近代那独一无二的旋律，他们的出现对今天仍有启示意义。

关键字：鸦片战争;农民阶级;资产阶级;革命;爱国主义

纵观中国近代史，既是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勾结中国封建统治者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屈辱史;也是中国人民不断反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反抗本国的封建统治的抗争史;同时更是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各政治派别探索国家出路的探索史。这种抗争与探索，对外以反侵略、捍卫民族独立为旗帜;对内以反专制独裁、争取社会进步为核心，抗争与探索互相交织，推动中国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中国人的不屈精神与爱国主义演变成救亡图存的原动力，同时由于社会的复杂性，各阶级亦怀投机主义，对纷争乱世产生雄霸天下的想法。

时代造就英雄，也逼我中国人自立自强。

从晚清开始，鸦片战争一下子敲醒了那些沉醉于天朝上国梦幻中的地主阶级爱国知识分子，于是他们开始注目世界、关心时局、寻求强国御侮之道。如林则徐虎门销烟为的是强健国民素质，维护国家长远，魏源编著海国图志为的是开启民智，而洋务运动则为富国强兵，但也有增强自身在朝威望。这其中既有士大夫精神，也有中国人爱国主义，自强自立之道。可以说是时代危机感促使先进人士投身救亡图存中，也催生了一批仁人志士。但由于封建势力依旧强大，近代化初露端倪，以致运动革新屡遭失败，也为乱世枭雄的出世埋下了伏笔。

晚晴社会动荡，税收苛刻，加上体制死板，科举制度依旧存在，小农经济依旧占据主导地位，加上西方思想的传播，激发了一些底层知识分子的救国思想，于是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从白莲教，太平军起义，到捻军起义皆系晚清体制腐败，民不聊生。如洪秀全因科举屡次不中，却以一本基督教小册子而转变思想，为天下耕者有其田而激起奋斗之志。而石达开自小看到民不聊生的困局，于是决定起义而救天下于水火中。农民阶级的救亡图存运动，使最广大的中国人民更加觉醒，为后来革命人物的出现创造先决性条件。

但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毕竟有其局限性。思想的狭隘性，各阶级及各派的矛盾以致太平天国内部的分裂，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重重，如胡雪岩系左宗棠一派，而盛宣怀系李鸿章一派，两者互斗，加之面对外国商品的输入而束手无策，从而导致胡破产的悲剧。这就迫使资产阶级出世以再救中国。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外来资本主义的入侵激发我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诞生，而政府对民间设厂的放松，近代教育的发展，西方民主自由科学思想的进一步传播，甲午中日战争又一次敲响了地主阶级无能的警钟，资产阶级维新派率先登上了英雄的舞台。从“公车上书”演化为社会运动到百日维新，其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是爱国的进步思想，因为它把维新思想与挽救民族危亡结合起来。如康有为经过学习，逐步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比中国的封建制度先进。帝国主义的侵略，清朝的腐败，使年轻的他胸中燃起了救国之火;西方的强盛，使他立志要向西方学习，借以挽救正在危亡中的祖国。梁启超更如是说：“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接着，谭嗣同等人又在南方创立湘报，文化传媒有影响了一批又一批思想先进的中国人，使之为国家自强民主而奋斗。

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为了加紧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和角逐，民族危机更加严重;《辛丑条约》的签订使清政府成为“洋人的朝廷，此时民族资本主义又有所发展，但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限制和阻碍。而改良派的失败，使资产阶级内部不断反思，亦促使革命派大展手脚。一时间革命人物如雨后春笋般林立天下，黄兴以勇健开国，而宁静持身，并贯彻实行。孙中山先生以“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为自己的座右铭，强调要“内审中国之情势，外察世界之潮流，兼收众长，益以新创”。而辛亥革命一声炮响更是催生出一系列将思想解放的革命壮士，为近代后期的人物传播了民主思想的火种。

但改良派以及旧势力亦投机革命，局势的复杂性使各方人物辈出，而三座大山的存在，亦使那个时代容易将能臣变为奸雄。如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后期军阀混战。而对革命后未来的憧憬也使革命人士不断坚定信念，为之前行。如蔡锷舍荣华富贵而投身于护法战争。一时之变却造就了不同人生，乱世，亦是个人理想可以迸出火花的时代，更是天下理想成为朝阳的时代。

正是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王朝，以往那种向往自由的思想如洪水泄了闸般涌流而出。思想改变人，意识的能动性促使近代教育家，思想家，企业家，政治家以及社会各阶层知识分子各言自我观点。陈独秀第一个举起了民主、科学两面大旗使新青年变为一方平台，蔡元培贯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使北大成为一方阵地，鲁迅更是剖析中国人性，揭露黑暗，促使中国人更加认知自我。而优秀思想对人的巨大影响性,催生出更多的仁人志士去救亡图存。

爱国主义始终是救亡图存的核心动力。自古从岳飞的精忠报国，到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再到当代的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无不体现人物舍不开救国，救国离不开人物。而近代则是爱国主义从古向今过度的一个时代，爱国从忠于民族到真正忠于天下，不断认识世界，革新思想，抵抗外侮，不断有近代人为大我舍小我，成为不朽的灵魂，而这种灵魂又影响下一代人再去抛头颅撒热血，以致近代爱国人士源源不绝。

越是束缚人性的社会，越能激发人的潜在的自由思想。如乌托邦主义就是中世纪阴霾散去后方才绽放光芒。爱好和平的中国人也希望建立一个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理想社会。为此理想社会，受千年封建压迫的中国在近代不断出现为此奋斗的仁人志士。

长江后浪推前浪，江山代有人才出。近代国家变革具有阶级派别递进性，类似于达尔文进化论，地主阶级腐败，农民阶级落后，继而资产阶级改良派成为变革国家的主导，而其局限性又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国家的原因之一，而资产阶级亦有其局限性与软弱性，这就需要无产阶级去将革命进行到底。这种阶级递进性不断催生出一系列仁人志士，同时在递进的过程中又有不少枭雄诞生，但在中国统一的大局中，他们毕竟只是昙花一现。

乱世促使救世人才的爆发性增长。自古以来，乱世是人才最多的时代，百家争鸣产生于先秦，东汉末年却英雄辈出，魏晋南北朝三教九流各放异彩，而近代则不断出现救亡图存的仁人志士，割据一方的军阀枭雄，影响当代的革命领袖。近代的确是一个面临内忧外患的乱世，而各阶层人物各有生存之道，也各有治世与乱世的独到思想，于是焉，各方人物各显神通。

近代是古中国文化与先进西方文明相冲击的时代，儒学中尊重儒士的风气依旧存在，于是便有章太炎敢摇扇坠怒骂袁世凯，梁启超敢入军营行谈判。中华文化中重文轻武的礼节依旧存在，这种传统风气是促使仁人志士不断出现的原因之一。

总结

时代造就人物，而历史根性亦为造就人物奠定基础。人物辈出的时代定有规律，这种规律在今天人有借鉴之处。而纵观近代史，感慨那些人物，但无论是英雄还是枭雄，他们的出世则需时代的惊天一变。近代史是一部惊天动地的历史，诸多仁人志士，人杰枭雄因这个时代而绽放光芒。正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时代的发展，以及历史的影响决定了他们的非凡。

参考文献

【1】《中国的品格》楼宇烈著

【2】《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美】杜赞奇著

【3】《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战争》【英】方德万著

【4】《中国近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

【5】《中华民国史史料》季啸风、沈友兰主著

【6】《鸦片战争与近代中国》萧致治著

【8】《民国人物列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9】《寻辛亥革命之路》刘建强罗歆宏著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3000字论文

近代史纲要论文3000字范文

本文来源：

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选题篇六

关键词：戊戌变法；《上清帝第六书》

中华民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拥有着五千年的灿烂文化。然而在其漫长的历史中，始终与之伴随的却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专制制度。在专制统治下，广大民众始终局限在有限的土地里，过着自给自足的封闭生活。而在历代统治者的眼里，华夏大地更是“天朝上国”，无需与外夷通联。到了十九世纪中后期，也就是统治中国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满清的后期，这种封闭性与落后性更加突出。与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时的世界正在飞速发展，特别是在欧洲，自工业革命之后，经济发展的速度已经超越了以往任何时期。先进的技术和现代文明，不仅给欧洲民众带来了生活上的改善，而且还给欧洲民众带来了民主和自由。

随着资本主义如雨后春笋般的迅猛发展，欧洲大陆已经远远满足不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需求。所以，西方列强将目光不约而同的投到了一个地方：那个曾经被马可波罗称之为“遍地是黄金”的古老东方国度-中国。通商请求屡遭清政府拒绝的情况下，西方列强用“鸦片”和“大炮”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此时的中国，由于统治者长期以来坚持闭关锁国的政策，导致中国经济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制约，已与世界特别是欧洲有相当之大的差距。与西方列强的几次战争，中国均已失败而告终；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已经成为当时对清政府最形象的描述。与战争失败随之而来的，便是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致使中国成为了长达一个世纪之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面对着亡国的危机，一些爱国之士，纷纷献言献策，想要变法图存，拯救这个危亡的国家。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康有为率同梁启超等数千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的公车上书。康有为在奏折《上清帝第六书》中明确反对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极力请求维新变革，富强国家。

在这封奏折中，康有为列举了世界各国兴亡盛衰的原因和教训，充分说明了变法的重要性，敦促光绪皇帝痛下决心，尽快确定国家的基本方针和前进方向。康有为提出了四项解决办法：(1)下诏鼓天下之气；(2)迁都定天下之本；(3)练兵强天下之势；(4)变法成天下之治。康有为指出前三项还只是权益应敌之策，只有第四项才是立国自强的根本大计。他通过对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总结，提出了变法的三条纲领，其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开制度局，试图以此作为指导全国变法的中枢机构。排除守旧派官吏的干扰和抵制，发现并选拔天下的维新人才，使新政得以顺利推行，以此达到国富民强。

然而康有为所倡导的戊戌变法仅仅维持了百天就失败了。究其原因除了有慈禧太后等守旧派的大力阻扰外，其本身的可实用性及实际影响也是有限的。

首先，人民群众至始至终都没有参与到这场政治变革中。无数的历史经验证明了：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人民群众起着决定性作用。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主力军，他们在充当“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的角色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人民群众的总体意愿和行动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最终决定历史发展的结局。

康有为及其变法者却没有注意到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因康有为幼年时经历过太平天国革命，懂得农民起来造反有多大的威力。所以从变法的一开始他们就站在害怕和反对革命的立场上，不敢设想通过人民革命来推翻封建统治，只是希望帝国主义、封建统治阶级能够向资产阶级让一点步，吸收他们参加政权，实现资产阶级专政。出于此原因，康有为在变法开始时就实行自上而下的模式：一方面自然是鉴于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另一方面寄希望于没有实权的皇帝，希望他能够以身作则，带头变革，从而达到全国的改变；再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面则是鉴于下层人民群众起来造反的危机。出于以上种种对人民加以防范的动机，其影响力也不可能深入群众，从而使革命失去了最有力的依靠。

其次，资产阶级改良派具有软弱性，妥协性。甲午战争以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一个初步的发展，这是这场运动的经济基础。但是当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阶级力量相当弱小，不具备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变革的基本条件。

资产阶级由于其历史的局限性，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抱有幻想。他们认为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国家，本国封建主义会应允，西方列强会赞成。康有为等人认为只要说服了光绪皇帝，便可以自上而下的改革，维新变法就可以大获成功。但它们却放过了最主要的敌人，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一大批守旧官员，他们是利益既得者，改革会让他们失去好处，所以他们是改革的一大障碍。再有，就是在华的西方列强，他们也不愿看到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强盛起来，所以千方百计的要阻止中国进行改良变革。因此，维新派对内不敢和封建主义决裂，对外不敢同帝国主义进行正面斗争，幻想以妥协和退让来得到本国封建主义、外国资本主义的同情与支持。资产阶级的如此妥协，改良实难继续下去，结果却被中外反对势力所绞杀。

再次，维新派的影响有限。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鉴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亡我之心日盛。维新派打出了救亡图存的大旗，以唤起群众的爱国热情。但由于维新派自身的缺陷，认识上的不足，严重的脱离群众。所以，维新派所能影响的基本人群只是对当时政治现状不满，朦胧地要求新出路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化的地主绅士。

维新派通过强学会、保国会、南学会等把这些人员组织起来，并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变法主张灌输到这些绅士中间去，希望能够引起他们的共鸣。他们的主张一度得到某些当政的官僚支持。例如强学会成立时，帝师翁同龢、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新建陆军督办袁世凯等清朝大员纷纷捐款资助，并列名于会籍，使强学会一时间名声四起。但这并不代表所有入会的人都真正支持变法，如张之洞是想拉拢康、梁，借他们的名望，壮大自己的实力。而当他发现维新派的言论主张超出了他所能接受的范围时，他不但领导了反对维新派的论战，而且还破坏了维新派的舆论机关。袁世凯起初也是维新变法的积极支持者，谭嗣同曾一度只身前往袁世凯的寓所，托以出兵重任，说服其举兵起誓。但是，袁世凯是个两面派，他看到慈禧的势力远远超过光绪皇帝，决定投靠后者。他随即向荣禄告密，出卖了光绪皇帝和维新派。随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守旧派官员，发动了宫廷政变，囚禁了光绪皇帝，大肆捕杀维新党人。

光绪皇帝虽然支持变法，但也不能算是维新派的皇帝。光绪皇帝只是把维新派当洋务派的后起之秀来使用。在同慈禧太后的争权过程中，光绪皇帝把维新派引以为援，企图借助他们的力量来取得权力，这样的历史现象是很常见的。这些人都不能说是真正的维新派。

综上所述，戊戌变法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想，虽然冲破了封建守旧主义迂腐沉闷的空气，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在社会上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但它毕竟只是在资产阶级化的和企图资产阶级化的知识分子中引起了波动，是一场资产阶级的政治改革。其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经济基础，再加上领导这场改革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所以这场改革的失败也在情理之中。维新派遭到残酷镇压后，随着社会阶级斗争的迅速发展，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旗帜越来越褪色，终在历史的长河中淹没，不难看出戊戌变法的实际影响是极其有限的。

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选题篇七

[摘 要]近代中国宪政之路异常曲折。在追求宪政的路上，有林则徐、魏源、袁世凯、段祺瑞、孙中山等人为追求宪政的一次次努力。近代中国的宪政史可以说是一部为强国理想奋斗的历史，一部夹杂着屈辱与不懈奋斗的悲壮史。

[关键词]近代中国；宪政；民主；独立

一、中国社会宪政化的源泉：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昭示的不仅是典型的现代与传统两种社会体系的冲突，而且揭开了西方与东方两大文明体系在中国冲突的序幕。正是在两大文明的撞击中，中国艰难地开始了宪政化的历程。

林则徐是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在《四洲志》中辑录了一些关于美国政治制度的资料：“君国大事，关系外邦和战者，均由议会定之，设所见不同，则三占从二。升调文武大吏，更定律例，必询谋和同。”这些介绍虽然过于简单，但已接触到了西方近代宪政制度的最核心的一些东西：实行议会制，少数服从多数，元首任期制。魏源的《海国图志》在林则徐的《四洲志》的基础上编写而成，对西方民主、宪政制度的记载比《四洲志》更详尽。该书已经涉及到了议会的地位，议会与国王的关系，议会、国王与各级官员之间的关系，议会与国王的权利界限等制度。关于美国，作者表达了对美国宪政制度的向往。

鸦片战争使得一部分如林则徐魏源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抛却“天朝上国”的幻想，开始睁眼看世界，在与西方人的交流中接触到了西方先进的宪政制度并且著书立说介绍引进，为后来对西方宪政制度的进一步理解打下了基础。

二、中国立宪的初次尝试：甲午战争与百日维新

在近代国际环境中，对中国宪政化历程起决定性作用的是1895年的甲午战争。甲午战争及1895年的《马关条约》是近代中国宪政化进程的转折点。甲午战争最终使中国社会进入宪政化阶段。甲午战争对中国体制内外刺激之大，远远超过鸦片战争。这场战争中国被一个过去视为属国的小邦所击败，而这个小邦从事现代化改革甚至比中国还晚约20年。而且，这场战争中国人是被西方人之外的黄种人击败的。

1898年6月11日，在遭受了甲午战争惨败的打击之后，在维新派的极力劝说之下，在经过长时间的思想和人事准备之后，清光绪帝毅然下诏“明定是国”实行变法。可以说，甲午中日战争对中国的宪政化历程起了决定性作用，而百日维新则是中国立宪的初次尝试。

戊戌变法的中心内容之一是体制内的开明派与维新派精英集团合力进行的推动宪政化的运动。在这场运动中资产阶级改良派向清政府提出了“立宪法，开国会”的要求，第一次把资产阶级改良的政治理论运用到政治实践。随之在一系列的内忧外患的压力之下，镇压维新运动的当权者被迫开始了全方位开放，君主立宪作为一种政治和变革思潮在中国开始兴起。“变法”、“新政”和德日宪法模式的抉择。立宪、官制改革、责任内阁制、中央及地方准议会的建立及试验这一系列新观念和新事物在眼花缭乱之中纷纷在中国社会登场。

由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阻挠和光绪皇帝和康有为自身的局限性，维新运动昙花一现，“立宪法，开国会”也只停留在口号上，没有真正实施。但是“百日维新”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光绪皇帝规定的“许官民上书言事”是“百日维新”在宪政建设上所取得的最大成就。“百日维新”是中国以日本为参考下的立宪的初次尝试，但在顽固派的阻扰下，中国失去了实现宪政的绝好机会。

三、抵制革命的幌子：清末预备立宪

“百日维新”失败以后，中国的宪政历程并未终止。逃亡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继续鼓吹君主立宪制，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坚定的走从暴力推翻满清建立民主共和国。

清政府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抛出“预备立宪”的丑剧，派出五大臣出国考察，不久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虽然清政府只是把它作为抵制革命维护自身统治的幌子，“一曰皇位永固，二曰外患渐轻，三曰内乱可弭”、“使我满洲朝基础永久确固，而在外革命党亦可因此消灭。”但是《钦定宪法大纲》第一次将宪法作为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来源，使得中国在通往宪政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大步。可是这种纯粹的“皇族特权”当然不会被人民接纳，也无法挽救穷途末路的腐朽清王朝，辛亥革命爆发后，四面楚歌、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发布了近代中国的第一部成文宪法――《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该“信条”同样声明“大清帝国皇统万世不易”，“皇帝神圣不可侵犯”，但是与《钦定宪法大纲》相比，皇权得到一定削弱，国会权威有较大提高， “皇帝之权，以宪法规定者为限”；“皇帝继承顺序，于宪法规定之”；“宪法由资政院起草议决，由皇帝颁布之”；“宪法改正提案权属于国会”；“内阁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皇帝任命”；“皇族不得为总理大臣及其他国务大臣，并各省行政长官”；“皇帝直接统帅海陆军，但对内使用时，应依国会议决之特别条件，此外不得调遣”；“年度预算，须经国会议决”；“国务裁判机关由两院组织之”。以历史的眼光看，《宪法重大十九信条》是一部比较中立、平衡的宪法，含有“虚君共和”的因素，宪法文本规定的国会之地位，足以与皇权分庭抗礼。

四、中国宪政路上的短暂春天：辛亥革命的成功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颁布

辛亥革命推翻了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使得“天赋人权、自由平等、民主法制”的观念深入人心，古老的中华民族站在了新的历史阶段，开始新的征程。

南京临时政府颁布实施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众多宪法中最具民主性的宪法之一，它的制度模式仿效美国模式， 其民主性体现在“主权在民”的宪政原则和程序性规范两个方面。《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这种“主权在民”的宣示，从根本上否定了“主权在君”、“主权在国”等反民主的政治原则以及世袭君主制的合法性。其次，从内容上看，该法的主要部分是涉及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副总统、国务员、法院组成及选举的程序性规范。虽然迫于当时的情势，有“因人设法”迁就个人的迹象，但是总体上并未规定任何个人和团体的“先定”统治地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使命止于中华民国政府正式成立之时，1913年国会成立，正式的制宪才被提上议事日程，此时袁世凯早已就任正式大总统。先选总统并成立政府，后制订宪法，这决不是一个简单的顺序问题。早在美国革命时期，潘恩就指出宪法必须先于政府由人民制订，否则先成立的政府必定干预制宪，谋取“私利”。潘恩的话不幸在中国得到验证，事实上袁世凯不仅篡改宪法，而且最后完全抛弃宪法复辟帝制。袁世凯当政期间，产生过《天坛宪草》和《中华民国约法》，前者因无法满足他的权力欲望而被其废弃，后者是在袁世凯直接干预和授意之下制订的，史称“袁记约法”，它的真正宗旨就在于增加总统权力，削弱议会对总统的牵制，完全是满足其私欲的“作弊”之作。袁世凯的称帝以及后来的军阀混战是中国的宪政之路戛然而止，中国再次与机遇失之交臂。

五、结语

近代中国的发展处处是血与泪，悲伤与苦难伴随着古老的中华民族。中国人一次次的在最关键的时候错过了发展的机会。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出现过两次难得的机遇，曾经“闪现”出培育“健康”宪政的契机：一次是辛亥革命之后，另一次是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这两次机遇性的时刻，有许多共同或相似的历史迹象，对宪政的“生长”是适合的，例如，都存在几种势均力敌的政治势力，政治上呈现出一定的均势状态；都出现了掌控着较强政治权力，也享有较高政治权威的“强权人物”。如果这些强权人物能够将其势力真正地用于推动中国宪政的发展，那么他们一定会名垂青史（而不是贻害于历史）。可惜的是，他们都逆历史潮流而动，将其有限的政治权威和合法性用于追求反民主的专制独裁政体，从而耗尽自己的政治资源，最后都落得身败名裂、遗恨万年的可悲下场。他们的失败，并不能完全归咎于客观的历史文化背景，有意图地追求“极端”的个人、集团和阶级的政治权势，是使得他们“权欲熏心”，无法把握历史机遇的主观原因。

百年中国宪政史昭示人们，容忍不同的价值取向，分享共同的政治利益，协商解决政治冲突，是宪政制度走向健康成熟的最终途径，而极端的党派利益和意识形态，则是宪政发展之大碍。

宪政在中国的发展历程表明，宪政所面临的关键问题在于它如何才能与社会、与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如何才能引起民众真正关注，如何成为权力的制约而不是工具并值得人们奋不顾身的捍卫与服从。

[参考文献]

[1]张生。中国法律近代化论集[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2]徐祥民。中国宪政史[m]。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2002.

[3]王文博。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m]。法律出版社。1997.

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选题篇八

摘要:理论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原则和形式，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大学生思想政治状况要求加强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理论灌输。《近代史纲要》理论灌输教学必须发挥学生主体作用，加强学生自我理论灌输，改革理论教育工具和方式，理论联系实际，增强理论教育效果。

关键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理论教育法《近代史纲要》

重视理论教育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理论教育是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们的思想的重要途径，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理论教育往往采取填鸭式、命令式、教条式和硬性灌输的方法，缺乏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忽视了学生的主体作用，课堂教学缺乏师生间的交流和互动，学生成为教师单向灌输的工具。在深化教育改革的今天，这种简单落后的灌输教育模式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大力抨击。

一、当今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灌输的必要性

理论教育通常也叫理论灌输，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形式，是由教育者有目的、有计划地向受教育者传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帮助受教育者逐步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其思想觉悟和政治素质的一种教育方法。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朴素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1]这里的“彻底击中”就是指把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的闪电“灌输”给无产阶级和“人民园地”。列宁曾经指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他认为，科学的、系统的社会主义思想不可能通过自发的方式产生，而只能通过各种形式的自觉地教育，才能被人民群众所接受和掌握。只有进行理论教育，才能引导人们超越个人、家庭为单位的局部范围，用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武装自己，认识社会和阶级的整体利益，认清自己的历史地位和社会责任。“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但是，“我们的理论始终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越少从外面把这种理论硬灌输给美国人，而越多由他们通过自己亲身的经验（在德国人的帮助下）去检验它，它就越会深入他们的心坎”。因此我们讲的“灌输”并不是强制性“填鸭式”的灌输，而是去引导、启发人们通过自身体验及不断学习，提高思想政治觉悟，心悦诚服地接受科学理论。在今天，虽然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但社会主义思想必须灌输的理论、原则并没过时，反而对灌输的要求更高了。

社会主义思想意识形态教育是我们当前面临的重要任务。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国际敌对势力与我争夺接班人的斗争也日趋尖锐和复杂，他们加强了对我国的社会主义进行和平演变，利用各种途径加紧对当代青年学生进行西方民主、政治思想、价值观念、文化渗透，企图用潜移默化的方式使年轻一代全盘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和政治制度，最终达到他们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目的。我们必须加强对当代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灌输，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当今世界错综复杂的形势，把握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国情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增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肩负的历史使命，努力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我国改革开放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大学生的价值观念也日益多元化。当前一些大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诚信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缺乏、艰苦奋斗精神淡化、团结协作观念较差、心理素质欠佳等问题，出现这些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知识的缺乏。例如当代大学生赞成和拥护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但对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然性、长期性、主要矛盾的复杂性认识不够；坚持和拥护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但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渐进性和长期性认识不够；坚持拥护改革，但对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缺乏理解和宽容。因此只有加强对当代大学生进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灌输，才能帮助青年学生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二、理论教学法在《近代史纲要》教学中的运用

《近代史纲要》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新课程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从历史教育的角度承担着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功能。在中国近现代史教育的教学中，我们必须加强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灌输。大学阶段是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阶段，《近代史纲要》课程的开设，不仅仅是对大学生进行历史知识的教育，而是帮助他们从历史知识的认识上升到思想上的科学的认识，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应通过国史、国情的内容教学，加强对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使学生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是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使学生更加坚信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弘扬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

（一）理论教育法必须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体作用，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让学生切实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是保障教学效果的根本途径。因此，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应尽可能采用多种教学方法，而选择教学方式和方法时要力求贴近学生实际，符合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学习特点，提倡互动式、启发式、参与式、研究式教学。例如在讲述中国古代灿烂的文明时采用启发式教学，通过问答来增强学生的爱国热情；讲述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时采用参与式教学，使学生懂得中国近代史既是一部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史，又是一部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的抗争史；在讲述国民党与抗日的正面战场时采用研究式教学，把国民党与抗日的正面战场作用放在整个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通过对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策略方针、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在抗战前期和后期的作用与战果等问题的比较，用历史事实说明两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和评价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的积极作用，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此外，我们应认真组织好课堂讨论和辩论。针对一些比较重要、学生比较关心的问题组织讨论，由于这些问题与现实联系紧密，能够激发同学们的讨论热情，也会有不同意见的争论。例如讲授怎样认识和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坚强党的建设必须坚定不移地开展反腐败斗争等问题时开展课堂讨论。在讨论中，我们应尽可能鼓励学生主动起来发言，并提倡学生不同观点的争论。由于学生都会有一定准备，因此发言时会比较积极主动，课堂气氛比较活跃。在讨论中，教师要给予适度的点评和引导，对于不正确的观点要明确地进行纠正和说明。只有准备充分，发言热烈，讨论课的效果比较好，才会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才能起到理论教育的良好效果。

（二）采用理论教育法时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应有组织、有计划地组织学生自觉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加强自我理论灌输。

《近代史纲要》在每个章节最后都给学生列出相关阅读文献，要认真指导学生自觉课下阅读这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领会党的文件精神，写出读书心得体会，作为学生平时的考核成绩记入学生的学业考核总成绩，这有助于帮助学生理解章节内容，弄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提高思想认识，使学生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是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从而更加坚信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更加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指导学生阅读毛泽东《纪念孙中山先生》、胡锦涛《在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四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等，有助于学生深刻理解资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资本主义救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深刻理解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通过阅读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义论》《唯心主义历史观的破产》等，学生能深刻理解近代中国的三种建国方案，以及两种命运的选择。

（三）应用理论教育法必须改革理论教育的工具，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实现教学手段现代化。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学生可以通过媒体、网络及小说和影视作品等多种渠道获得近代史方面的知识，因此学生对教师上课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教师要精心做好多媒体课件，精心选择影视作品辅助教学。学生已经不满足于教师课件仅仅是文字和图片，还希望有图表，并且穿插一些视频，必须体现教师自己的特色。因此，教师在课前必须做好充分准备，在把握教学内容的基础上，尽可能把课件做得精美些。当然，课件的设计也要恰当，不能文字太多，也不能太花哨。如果课件过于追求形式和色彩，就可能喧宾夺主，使学生忙于记笔记或过于关注课件图片而没有听清楚教师讲课内容，从而削弱教师的主导作用，影响教学效果。《近代史纲要》无论是历史题材还是政论题材的影视作品和专题片都非常多，讲授这门课程时要充分利用相关的丰富的影视教育资源，教学过程中适当穿插一些影视作品，可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课堂的生动性，提高理论灌输的直观效果。

（四）应用理论教育法必须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紧密结合中国近代史的历史实际。

我们应通过对有关历史进程、事件和任务的分析，提高学生运用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分析和评价历史问题、辨别是非和社会发展方向的能力。在讲授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时，必须联系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国际国内环境；讲授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正确性时，必须联系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理论教育法要有针对性地解决学生的思想实际问题，把握学生的思想脉搏，解决学生关注的社会热点和感到困惑的问题，提高学生的思想理论水平。

《近代史纲要》教学还要加强社会实践环节，建立和完善实践教学保障机制，探索实践育人的长效机制；围绕教学目标，制定大纲，规定学时，提供必要经费；加强组织和管理，把实践教学与社会调查、志愿服务、公益活动、专业课实习等结合起来，引导大学生走出校门，到基层去，到工农群众中去。我们要通过形式多样的实践教学活动，提高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和观察分析社会现象的能力，深化教育教学的效果。

参考文献:

[2]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317.

[3]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317.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6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