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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对区块链接的发展篇一

政府对区块链接的发展篇二

本文在梳理学者对公共财政扶持民办高校发展的可行性和必要性的基础上，重点考察公共财政扶持民办高校发展的落实效果。公共财政扶持民办高校发展已成事实，尽管对于扶持什么、怎么扶持以及扶持效果如何等问题已有理论探讨和制度设计，但公共财政扶持民办高校发展到底存在哪些问题，目前相关的讨论并不多。本文选取民办高校发展比较发达的地区，对其公共财政扶持民办高校发展的效果通过数据和相关文本进行分析，肯定其成绩，指出其不足，并提出富有建议性的改进对策。

近年来，按照准公共产品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非营利性组织理论以及教育成本分担理论，社会各界对公共财政扶持民办高校发展进行了广泛的呼吁和探讨。如李维民通过对民办高校经费结构和经费短缺的原因分析，提出了公共财政扶持民办高校的可行性和必要性[3]。张铁明从实证的角度全面剖析了民办教育对广东地方经济发展的财政贡献，呼吁政府公共财政应该给予民办教育发展的财政支持[4]。丁力玮认为，政府应该加快落实国家、地方两级财政对非营利性民办高校的扶持政策，同时把地方政府扶持非营利性民办高校纳入考核体系[5]。方芳从法律视角、属性视角探讨民办高等教育公共财政支持的理论依据，从公平视角探讨民办高等教育公共财政支持的实践依据；并从国民经济发展、社会对民办高等教育的认识以及民办高校分类管理等角度分析了政府公共财政支持民办高等教育的可行性[6]。刘芝从四川省现有的民办高校公共财政资助政策出发，建议政府在完善现有政策的同时建立新的扶持政策[7]。毕会东从公共财政支持民办教育的政策出发，阐述公共财政支持广东民办高等教育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并从直接支持和间接支持两方面分析广东省公共财政支持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现状[8]。施文妹基于政策研究角度，在分析浙江省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现状及现行政策的基础上，从建立政府公共财政资助机制、公办高校和民办高校公平竞争与合作共赢机制、宏观管理与自主办学机制、健全投入主体重组与退出机制、明确利益回报(驱动)机制等五个方面提出了完善浙江省民办高等教育扶持政策体系的建议[9]。何国伟基于4所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公共财政资助现状的调研指出，公共财政支持制度缺失、力度有限以及资助方式单一是目前民办高校公共财政支持存在的主要问题[10]，等等。

在学者的呼吁和倡导下，基于对民办教育公益性的认识，从中央到地方陆续也出台了相关的政策、制度或措施，有力地促进了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如2005年以来，北京、上海、重庆和陕西等21个省（市、区）相继出台了民办教育的专项经费扶持政策。广东、浙江和江苏等经济发达地区的一些市级政府也对同级民办高校给予专项资金扶持。2010年上海市公共财政支持民办高等教育资金4073万元（累计支持民办高校约2.27亿元，以后每年还在逐步增长）[11]；2012年陕西省出台了《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支持和规范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意见》，每年拿出3个亿进一步加大对民办高校的扶持力度；从2015年起，云南省公共财政每年将安排8000万元专项资金支持民办高等教育发展。另外，有些省（市、区）直接对民办高校进行生均拨款支持，如上海市按照每生每年1500元、重庆市按照每生每年1400～2200元、浙江温州市按照公立高校生均经费20%的标准进行补助[12]。与此同时，国家公共财政也加大了对民办高等教育的支持力度。2014年国家投入民办普通本科院校的公共财政经费达到了64个亿，较2010年增长297%；高职高专院校投入17个亿，较2010年增长38%[13]。

政府公共财政扶持民办高等教育是加快民办高校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公共财政扶持民办高校发展目前已经成为事实。然而，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公共财政支持是否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有待实际的考察。黄洪兰等[14][15]对公共财政扶持非营利性民办高校的财政风险和资金安全的法制化管理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和制度上的设计，但对于公共财政实际运作的绩效等却鲜有实际的考察。基于此，本文选取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相对发达的广东、上海和陕西3省（市）对其公共财政扶持实践做一全面考察，以期发现问题、总结经验，促进民办高等教育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广东省在2009—2011年间下达专项资金8144万元，其中用于民办高校的专项资金2630万元，主要用于学校基础设施建设（如实验室、实训基地、教学仪器设备和教学信息化等重点项目），表彰和奖励为民办教育事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和个人以及管理队伍、师资队伍的建设和科研工作。资助广州城建职业技术学院建成“汽车检测与维修及机械仿真实验室；资助中山大学南方学院举办了三期管理与教辅人员培训班，两期教学法培训班，三期南方论坛以及教职工国内考察和出国培训[16]。自2012年起，广东民办教育发展专项资金从3000万元增加到5000万元，其中1000万元专门用于资助民办高等教育。根据广东省财政厅下达的《高等教育“创新强校工程”专项资金安排方案》，2014年省内16所民办本科高校（含独立学院）获得专项资金1500万元；2015年24所民办本科院校（含独立学院）获得不到2000万元[17]。

陕西省对民办高校的扶持力度最大。从2012年起，陕西省政府每年设立3亿元专项资金用于支持陕西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专项资金主要用于非营利性民办高校和高等教育助学机构。其中8000万元用于师资队伍建设，2000万元用于支持民办高校的科研工作。其他资金将用于支持公共服务和信息平台、高水平民办高校、实验室和实习实训基地等方面的建设[18]。在《民办教育促进法》修订和《国务院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颁布实施后，2017年9月15日，陕西省政府在《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中，明确省级财政继续设立民办高等教育发展专项发展基金，每年安排4亿元用于支持非营利性民办高校“四个一流”等重大项目建设[19]。

上海市财政专项资金则主要用于各民办高校的用于学科专业建设、信息化建设和国际化建设以及师资队伍建设。2010年，上海市在实施《上海教育规划纲要》“十大工程”之一的“教师专业发展工程”时给予民办高校和公办高校同等待遇，“教师专业发展工程”中教师出国进修、产学研以及学生的实践实习等相关项目对民办高校实现全覆盖。为缩小民办学校教师与公办学校教师退休后的待遇差距，市教委于2009年起，探索实施民办学校教职工年金制度，鼓励民办学校参照企业年金制度为专职教师缴纳年金。同时针对民办高校师资队伍水平差、整体教育质量不高的现状，从2012年起，上海市教委每年投入约2000万元财政专项资金，用于对民办高校青年教师和管理干部的集中培训，支持民办高校青年教师开展海外研修、产学研实践。针对民办高校教师待遇低的情况，上海市制定进一步提高民办学校专职教职工收入的指导性意见，将专职教职工收入与学校学费收入、办学结余挂钩，设定比例要求，并将这一比例作为核定学校政府扶持专项资金的重要依据之一。同时，加强制度设计，发挥导向作用，通过多渠道(如企业养老金、企业年金和共享费等)提高民办学校专职教职工退休待遇水平。此外，上海市还探索建立了民办高等学校财务会计资产管理制度、政府专项资金和学费收入监管制度[20]。在《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拨付2016年度上海市促进民办教育发展专项资金（民办高校内涵发展类）的通知》中分两批共3.2亿元的专项资金用于支持民办高校教育教学条件改善、学科专业建设和师资队伍建设等[21]。

三省（市）都是民办高等教育发达地区，通过公共财政扶持，首先是缓解了民办高校资金紧张的局面，不仅改善了各民办高校的办学条件，而且彰显了民办高校和公办高校同等的法律地位。近年来，随着信息化教学设施的安装和应用以及现代化实验室和实习实训基地的建设，不仅降低了教学成本，又极大地提高了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其次，通过“请进来，走出去”、国内外考察、访学或论坛等为民办高校培养了队伍，提升了教师素质。和初创期相比，近几年民办高校的教师队伍逐步趋于稳定，自有教师比例连年上升，教学、科研都取得了较明显的进步。最后，三省（市）都建立了相应规范的民办高校专项资金申报制度，确保了专项资金扶持政策的顺利开展。国家公共财政及各地专项资金扶持政策缓解了民办高校的实际困难，增强了民办高校办学的信心，从而促进了民办高校的健康快速可持续发展。

与此同时，通过对三省（市）的考察，也发现了存在的一些问题。

1．各地扶持模式不同、扶持力度有大有小。高宏赋将公共财政支持民办高等教育的模式分为普惠性支持模式、绩效式支持模式、学生资助模式和教师资助模式[22]，其中，陕西是以普惠性支持模式为主，广东省则以绩效性支持模式为主，而上海则涵盖了以上几种支持模式。在支持力度上，高的如上海、陕西等省（市），每年的公共财政扶持在2亿~3亿元以上，而一些经济发达省份，如广东，每年拨付民办教育的只有几千万元，而落实到民办高等教育的则只有区区的千万元。类似的还有山东省，从2014—2016年，累积拨付支持民办高校发展的仅有1.92亿元，平均每年不到7000万元，而且是按照绩效评估结果进行专项资助，其中入选者，学校1000万元、专业200万元。其扶持力度和西部一些省份，如云南省每年在8000万元以上，内蒙古给民办高校奖励资金从2011年的每校2000万增长到2013年的每校6000万元等相比，其扶持力度不但弱，而且多是一些竞争性或激励性的，从而导致强的更强、弱的更弱。究其原因，就在于政府财政扶持的相关政策规定不甚明确或者缺失，加之地方政府对民办高等教育的认识有偏差，导致地方配套政策缺失或不到位，主动落实责任的积极性不高，从而使得各地对民办教育的财政扶持力度大小不一。

2．从扶持过程看，外延式扶持多、内涵式扶持少。政府对民办高校的扶持仍更多地体现在硬件上，比如建大楼、实验室和实训基地，甚至包括建体育场馆等等；虽然教学环境的改善对于提高教学质量有着很大的作用，但体现教育质量的最终还得取决于教师教育教学的水平，且民办高校和公办院校差距最大的也恰恰是教师的素质，所以提高教师素质是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基础性工作，无论是从国家还是从民办高校自身来说，加大教师素质培训都是刻不容缓的重要工作。当让人遗憾的，很多地方在这方面做得却不尽如人意。比如讲座、培训、考察和参加学术会议等固然是培训教师的必要手段，但是不分专业、水平和时间，缺乏针对性、计划性，这样的一些活动，除了形式上的轰轰烈烈以外，实质上是起不到多大作用的。

3．导向不明确，操作不透明，监督、评价不及时，资助实践显得无章可循。尽管民办高等教育具有公益属性，但也不可避免带有逐利性，如果政府放任自流，必将偏离办学方向，违背教育公益性的根本属性。公共财政扶持政策恰好就是引导民办高校良性发展的最有利机制。但是怎么扶持，从哪些方面扶持，相应的扶持要求和评估机制是什么，各地大多处于摸索中。有好的经验，比如上海市的做法；但更多的是处在探索中，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比如地方政府公共财政扶持政策的不明确或缺失，扶持金额少、扶持形式单一等。因此，对民办教育特别是民办高等教育的扶持，绝不能一蹴而就。比如在2002年的《民办教育促进法》中就已经明确了民办高校教师和公办高校教师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但在细节落实上看尚不明确，特别是在工资待遇、养老保险等方面差距仍然很大，等等。但即使如上海、陕西、浙江、重庆等公共财政扶持民办高校做得好的省（市），也存在操作和评价上的不规范、不透明现象。比如，陕西省的3个亿或4个亿是通过什么方式扶持，扶持了哪些高校的哪些方面，效果如何，等等，看不到任何相关的通知、公告或文件。加之教育中介组织或者第三方力量在我国民办高等教育规范化方面还不能充分发挥作用（这也与中介组织自身存在的缺陷有关[23]），因此，政府财政即使有积极的作为，但因为社会监督的缺位，并不为社会所理解，从而也给民办高等教育在我国的发展带来消极的影响。

4．“国进民退”和“政策依赖”成为公共财政扶持政策下出现的新问题。最初的民办高校发展完全依靠举办者的投入和学费收取，现在有了政府的专项资金资助，举办者的投入却呈下降趋势[24]。从2010年到2014年，政府投入增长227%，举办者投入只增长了25%；2010年政府的投入和举办者的投入大致相当，到2014年则变为政府投入为举办者的2.5倍。投入的结果除了能看到的硬件上的变化外，软实力方面缺少实质性改变，有些甚至还存在基建过度的现象。这种情况可能会导致民办高校患上从日常教学设施到教师培养等一系列的“政策依赖”症，争取政府公共财政支持反倒成为民办高校发展的主要动力[25]。显然，这与政府公共财政扶持的初衷是相违背的。

《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一章第三条明确规定：“民办教育事业属于公益性事业，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国家对民办教育实行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依法管理的方针。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民办教育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民办高等学校办学管理若干规定》第三条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将民办高等教育纳入教育事业发展规划。按照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依法管理的方针，引导民办高等教育健康发展。教育行政部门对民办高等教育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予以表彰奖励。”《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第四十三条也提出要“健全公共财政对民办教育的扶持政策”。因此，国家公共财政扶持民办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有法可依。国家公共财政的介入，有利于保障民办高校的合法权益和平等地位，有利于促进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均等的实现，有利于高等教育领域内公平竞争和良性发展，还能保障民办高校办学的社会主义方向。根据《民办教育促进法修正案》，非营利性民办高校享受与公办学校同等的税收优惠[26]。

1．完善政府公共财政支持政策是促使民办高校健康发展的前提。虽然有法律规定，也有全国各地的实践探索，但公共财政支持民办高校发展在我国还是新生事物，对其的认识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一项政策能否发挥作用，发挥多大作用，既与政策的引导作用有关，也与政策能否得到完善的理解和执行有关。民办高校若要健康发展，政府的支持和引导起着非常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必要的监督和检查也是促使政策发挥充足作用的关键因素。公共财政扶持民办高等教育会涉及很多细节性的问题，需要配套的落实政策，比如从哪些方面扶持，怎么扶持，国家、地方和民办高校之间的分担比例是多少，扶持的效果由谁来评价？等等，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依据成本分担理论、新公共管理运动等，构建以政府公共财政扶持为主、个人缴费为辅、社会广泛参与的支持政策。关于政府公共财政扶持，英国的做法是由各大学提交需求详细预算，由大学拨款委员会等机构评估，依据评估结果拨付，同时，经费的使用受地方教育局监督[27]。台湾私立大学的公共财政支持则经历了机会均等、倾斜资助和绩效资助3个阶段，实行奖、补结合，注重绩效，通过构建合理的分配机制来促进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28]。目前在我国专门针对民办高等教育制定财政扶持的除陕西、福建、上海、重庆等少数省市以外，很多省市还没有制定专门支持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文件；而在少数几个制定扶持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政策的又多基于绩效评价，如广东、山东、上海等；而以陕西、云南、内蒙古等省（市、区）则以稳定各民办高校财政为主的普惠性公共财政支持为主（前面提到陕西省依据陕西高校“四个一流”建设目标，从2017年起，对民办高校的财政资助又增加到4个亿）。所以，在新的《民办教育促进法》颁布实施后，各省市可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状况，以不低于当地教育经费投入规模5%—10%的比例，采取直接补助与间接补助相结合、普惠性与绩效考核相结合、一般资助与重点扶持相结合等各种途径积极探索财政扶持机制，进一步发展、壮大我国民办高等教育事业。

2．构建完善的监督机制是保障公共财政安全的重要举措。随着公共财政资助规模的增大，公共财政扶持资金极有可能面临流失、被挪用、被侵吞等风险，正如前文所分析，不论是那种模式的公共财政资助方式，从实践效果看，重审批而轻过程和结果监督，信息透明度很低。这一点，从前文中的分析中也可以看出。另外，作为民办高校自身，其内部财务监管制度也不健全，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各类法律对民办高校的法人属性一直定位不清，导致民办高校不论按照企业法人或非企业法人会计制度都寻找不到合适的法理解释。对此，董圣足建议根据民办高校分类管理状况实施企业会计制度、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和事业单位会计制度[29]。王善迈则建议依据办学结余的使用方向和学校所有权的归属由独立的会计事务所在每个会计年度进行审计[30]。黄洪兰、姬华蕾依据台湾地区“私立学校法”对私立学校公共财政资助监管办法提出设置“公益监察人”[31]。惠向红建议民办学校必须按照《民办教育促进法》的相关规定，必须完善董事会、监事会、校务委员会以及教代会、学代会等内部治理结构[32]。类似以上建议还有很多，但问题是无论是哪一种，民办高校的一切运作都掌握在以创办人或投资人为主的董事会手里，即使如监事会、校代会、学代会等内部组织在实际运作中实际上是几乎起不到任何作用；而把监督权交给政府去处理，无论是从组织、人员、效率等方面都不可行，而且政府对于财政扶持民办高校发展基于法人地位的考虑也不宜过度介入，所以依靠政府监督既不现实也不可能。据此，笔者认为，扶持教育中介组织，充分发挥第三方力量是在市场经济条件最好的一种做法。前述2009—2011年广东省政府扶持民办教育事业专项资金使用绩效评估报告就是广州原点市场研究有限公司受广东省财政厅委托完成的。当然，对于中介组织，在政府扶持民办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中还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比如像英国大学拨款委员会、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等中介组织发挥的作用。当然，就目前我国现状而言，教育中介组织的力量还很弱、机制体制也不完善、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为此，必须通过法律法规和制度建设，使政府简政放权，从而构建政府部门、民办教育和中介组织等多元主体“共治”的格局，推动政府公共财政扶持民办高等教育进一步发展。

3．鼓励民间资本投入，实施政府、民间双轨驱动。随着《民办教育促进法修正案》的颁布，与以往政府对民办高等教育的支持只体现在政策上的优惠不同，不论是国家公共财政支持还是社会各阶层团体或个人捐赠，都有了极大的提高和稳步的增长。与公办院校相比，民办高校创建时间短，校友财富积累少，但即使这样，根据民办高校公布的相关数据显示[33]：2014年，郝鸿峰向黄河科技学院捐赠100万元；2015年，浙江鸿翔钢结构有限公司向浙江树人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人民币12万元；2016年，王明军、白战斌各向西安外事学院捐赠10万元、30万元；等等。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民办高校也接受了港、澳、台地区及海外华侨热心人士的捐赠，如广东培正学院、广东白云学院等。2017年1月18日，国务院颁布了《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相信这一意见的颁布实施以及各地相关配套政策的落实，必将极大地调动社会各界的力量，为民办高校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4．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是公共财政扶持民办高校发展政策落到实处的关键。国家的发展在科技，科技的进步在教育，教育的根本在教师。而作为民办高校来说，教师是民办高校的主体。一所高校发展得如何，有没有潜力，全在于教师。对于教师队伍，我国著名教授周培源是这样评论的：“一所大学办得好不好，其水平如何，它的决定因素或根本标志之一乃是这所大学的教师阵容。”所以，民办高校的发展成败尤其取决于师资水平。在新出台的《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第二十四条也明确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和民办学校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任务”，而很多民办高校基于成本的考虑，对教师只使用、不培训，追求“物美价廉”，造成民办高校教师队伍长期依靠公办院校退休教师或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研究生支撑，正如王庆如、司晓宏所调研所指出的那样，“‘老的老、嫩的嫩’是民办高校教师队伍的突出特征。‘老的’已普遍年过六旬，‘嫩的’多为刚毕业的大学本科生。35～55岁之间的骨干教师群体极为缺乏，呈明显的‘塌腰’症状”。[34]所以财政扶持民办高校发展，首先扶持的应该是民办高校教师队伍的建设，科研、教学、资格认定、职务评聘、培养培训，等等，在同等条件下，公共财政要向民办高校倾斜。具体来说，可通过“强师工程”“教师能力提升计划”等项目鼓励教师加强进修和访问访学，设立科研专项予以经费支持，引导和支持民办高校全面实施教学改革，开展特色建设和专业综合改革。当然，落实教师待遇也是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举措。《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第四款“完善扶持制度”第十八条规定要“完善学校、个人、政府合理分担的民办学校教职工社会保障机制”，《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三十一条也规定“国家鼓励民办学校按照国家规定为教职工办理补充养老保险”，上海市公共财政扶持民办高校发展的主要举措也是落实在教师队伍建设和教师待遇改善。陕西省在《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中也是将“民办学校教职工与公办学校教职工同等待遇”作为重要条款列入。广东省尝试利用财政资金建立民办高校教师工资补贴制度，加大对长期在民办高校任职的教育工作者的表彰和奖励力度，建立民办高校教师“五险一金”补偿机制[35]，等等。这些举措都为稳定教师队伍、提高教师业务能力和素质，从而提高民办高校教育教学质量奠定了必要的基础，相信随着政策的进一步落实，民办高等教育质量的全面提高也指日可待。

作为一项新的教育发展模式，民办高校走过了从萌芽到补充，再到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探索历程，为教育发展增添了动力、激发了活力，但受制于中国特殊的国情，民办高校单一的经费来源严重制约着学校的发展。近年来，从国家到地方，都积极寻求对民办高校的支持。随着《民办教育促进法》的修订和颁布，国家公共财政将民办高校也纳入了统一规划，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从各地实施的具体情况看，重视物而不重视人，走形式而不追求实际效果，此消彼长而不是共同发展[36]，等等，使国家公共财政扶持民办高校发展的初衷并没有落到实处。为此，必须完善相关的制度，通过制度调动社会力量兴办教育的积极性，实施国家、民间财政双轨驱动，并最大限度地通过提高教师素质、提升教师待遇来推动民办高校的健康发展。

政府对区块链接的发展篇三

日前，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开幕，温家宝总理在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文化产业被重点提及，其发展也备受关注。中投顾问文化行业研究员蔡灵指出，从政府工作报告看，文化产业依然是未来重点发展的产业之一，且文化产业将在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及经济硬实力的过程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从政府工作报告所涉及到的文化产业的具体内容看，文化产业将继续把公益性文化事业和文化体制改革作为发展重点。在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方面，国家将继续加大政府对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提高文化服务水平，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等；在文化体制改革方面，国家将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健全和完善文化市场，培育骨干文化企业，创造文化品牌，加强对外文化交流等。政府工作报告不但在宏观上对文化产业的发展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指导，还在具体地提及了重点发展的文化行业子行业。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广播影视、新闻出版及体育产业等文化子产业被具体提及。从09年年末开始，文化产业相继出台了扶持新闻出版产业、电影产业及体育产业发展的政策，三方面的政策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家对这三个产业的发展已经有所侧重，而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提及这三个产业，可以说是对这三个产业被作为重点产业进行发展的肯定。此外，09年新闻出版产业总产值超万亿，在gdp中的占比达到近3%，电影票房收入达到62亿，同比增长43%，从产业的规模和增速上看，重点发展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及体育等产业，契合实际。

蔡灵还指出，在文化产业发展的问题，政府工作报告做到了宏观与重点的结合，即要求文化产业的全面发展和整体实力的提升，也要求突出重点子产业的发展，有条件、有实力的产业应充分地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步伐，并使文化产业的发展在整体上处于平衡状态。

中投顾问发布的《2010-2015年中国文化产业投资分析及前景预测报告》显示，09年新闻出版产业总产值超万亿，gdp占比达到近3%，新闻出版产业对文化产业总产值在gdp中占比的进一步提高有显著贡献。

政府对区块链接的发展篇四

政府对区块链接的发展篇五

径

目前各地智慧城市建设如火如荼，但李克强总理3月5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做的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中却只字未提“智慧城市”。尽管如此，分析政府工作报告的内容，我们认为还是有一些具体的切入点值得关注。

1、电子政务建设要智慧化转变

2014年政府的重点工作首先是要深化改革。报告指出的重要领域改革首当其冲是行政体制改革，是“政府的自我革命”，内容包括进一步简政放权，建立权利清单向社会公开，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推进政府信息共享等。这些改革内容的实现要求电子政务朝“智慧政务”的方向发展，在制度变革的基础上，改变电子政务十多年来各自为政的建设模式，逐步建立起统一的电子政务平台，整合面向政府内务、企业发展、社会民生提供信息服务的各种资源，作为当下发展智慧城市的重要切入点。

智慧化的基础在于数据整合。统一电子政务平台作为智慧政务的架构核心，可选择地市一级政府先期切入，首先建好信息资源共享交换平台和政务综合服务平台，在整合全局信息资源和提供服务的基础上，开放部分数据，引导社会各层面积极参与，逐步扩大资源平台采集的信息范围，不断完善基础数据库，为事中事后监管和信用体系的建立提供可信依据。政府主导这项工作的重点是，确保信息来源渠道畅通，数据更新及时和可靠，大数据、云计算技术的应用与工程的具体实施可以交由专业机构负责。

2、借力信息消费促进产业智慧升级

报告提出的另一项重点工作是扩大内需，相关的部署有：要促进信息消费，实施“宽带中国”战略，加快发展第四代移动通信，推进城市百兆光纤工程和宽带乡村工程，大幅提高互联网网速，在全国推行“三网融合”，鼓励电子商务创新发展。维护网络安全。

2015年，全国的信息消费预计将达到3.2万亿规模。信息消费市场主要由“6+4”的信息产品和信息服务构成，6类信息产品包括功能手机、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微型计算机、智能电视、iptv终端等网络化终端产品；4类信息服务主要包括语音服务、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内容服务以及软件应用服务。其中的“4+3”新型信息消费市场在未来几年内将保持20%以上高速增长。随着宽带日益普及以及我国4g商用逐渐展开，智能终端替代传统桌面的趋势难以逆转，随之产生的是民众对信息消费需求的行为数据的激增。无论是政府监管还是信用体系建立，对大数据分析能力和云计算处理的要求都有增无减。从这点看，大数据相关产业前景无限。

我们建议政府主管部门在支持宽带建设和4g手机等产品开发的同时，更注重培育良好的信息消费环境，引导市民的消费需求，让企业和民众积极参与其中，例如通过优惠、统一推行市政一卡通，集成通话、上网、公交、缴费、购物等功能，由统一平台推送信息告知各项待办事务，引入第三方运营机构持续推出创新应用，逐步实现一卡在手，各方信息融汇贯通。通过信息消费的拉动，不仅促进经济发展，更利于电子政务平台向城市综合运营平台升级。待政府、企业、市民等各方都积极参与其中后，实现城市信息化和产业发展的真正智慧也就近在咫尺了。

政府对区块链接的发展篇六

政府对区块链接的发展篇七

政府对区块链接的发展篇八

刘向红

摘要：旅游经济是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其发展包括市场、政府等因素，但政府发挥着主导作用，包括推动、规划、协调、管理等。这种主导作用一方面推动了旅游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带来的一些问题。

关键词：旅游经济：政府：主导作用

进入21世纪，旅游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在中国尤其如此。旅游经济的发展带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很多城市为打造旅游城市进行了很多努力。在这个过程中，如何能够更好地发展旅游经济？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目前我国发展旅游经济，政府发挥着巨大的主导作用，而市场的自由竞争和调节处于从属地位。这种主导作用一方面推动了旅游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

一、旅游经济发展概述

在地方经济发展中，旅游业是国民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加快经济发展，很多地方政府在旅游业上做文章，将旅游业作为支柱产业，发挥国际旅游的创汇能力以及国内旅游在拉动内需方面的作用，从而带动整个地方经济的发展。

二、旅游经济发展需要多方面的因素

场运作的灵敏度和即时性看都如此。然而旅游业也存在自发性和盲目性，这就是所谓“市场失灵”，由此就需要“无形之手”与“有形之手”的联手介入，旅游资源才能实现合理的优化配置。

1、市场因素

（1）市场需求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在满足了生存和发展需求外，人们的需求越来越转向娱乐、休闲等精神方面的追求，而旅游就是人们追求的一个重要方面。这点我们从“五一”和“十一”黄金周的旅游火爆场面就可以明显地感觉出来。人们的需求直接导致旅游业的不断升温，这就是旅游经济发展的最基本动力。

（2）市场供给

目前我国旅游行业处于飞速发展中，但仍满足不了人们的需求，或者说其发展在旅游产品的质量、价格方面都存在一些问题，使得旅游行业成为人们投诉的对象之一。一方面，人们需求各种类型的旅游品种，如观光型、体验型、疗养型等多种，为市场供给提供了需求；另一方面，旅游业自身所存在的问题要求其自身不断完善，这必然刺激旅游经济的发展。

2、政府因素

(1)从旅游产品的特点来看，旅游产品具有综合性、信息性和公共性特点，需要政府对其生产环节进行有效协调。旅游需要涉及旅游者的游、购、娱、食、住、行等方方面面的消费活动，涵盖园林、旅游、城建、能源、邮电、商业、建筑、教育和文化等部门，需要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与配合。

(2)从旅游产品的销售来看，无论是旅游地的形象宣传海事旅游产品的宣传都需要政府出面或政府帮助。旅游宣传包括对国家和地方旅游形象的宣传以及旅游线路、景区景点、旅游饭店和旅行社、交通设施公司等旅游企业形象以及旅游产品本身的宣传。这些工作由政府来做具有其他企业所不具备的优势，因为政府是唯一能从宏观上有效整合各感知要素的主体，能全面有效地协调各类社会资源。

三、政府在旅游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1）政策规划、产业协调

旅游经济的发展必须与城市规划和其他产业规划相衔接，而这需要政府来协调，处理好与工业、农业、商业、文化、体育和其他产业的关系。

2、政府在旅游经济发展中起到促进作用的表现

（1）推动作用

游经济的发展。

（2）管理作用

旅游由于直接是人员的一种流动，被视为城市的“窗口”行业，政府行使管理和监督职能是非常必要的。整治旅游市场秩序，推广个性化、细微化服务，旅游产业素质明显提高。

3政府在旅游经济发展中起着阻碍作用的表现

（1）政府在发展旅游业中的缺位与错位

旅游对政府的依赖性较强，它要求政府管理是全面得，能覆盖各有关行业；要求管理师各方位的，透及市场各个层次；要求管理是权威的，能扫除各种非市场和市场障碍，这样很容易带来政府的缺位与错位。政府“缺位”行为是指政府在旅游经济发展中管理不到位，如没有发挥其协调作用、监督管理作用等；政府的“错位”行为主要表现在政府对旅游发展中“该管的没有管，不该管的偏要管“的行为。

（2）政府大包大揽行为与旅游开发的市场竞争机制的矛盾

旅游是一种特殊的产业，涉及面广，竞争性强，它属于经济的范畴产业。而政府采取“三包“政府，包办一切的方针，首长拍板的指挥模式，则忽略了旅游业的市场竞争机制，往往由于行政关卡过多，地域限制过严，违背市场经济规律，丧失强占市场的有利时机，看似轰轰烈烈却劳民伤财，导致 “面试工程”、“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等比比皆是，造成大量国有资产的流失。

四、促进旅游经济发展的途径

1、优化行政干预手段使政府与旅游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政府的和谐行为成为关键性的要素。对于旅游经济而言，政府的和谐行为就是：政府在旅游发展中实施遵循旅游经济特性和发展规律以促进和保障旅游发展的所有合理、科学、远瞻、有效和可持续性的管理行为，这种和谐行为主要表现在制度的合理性、管理的科学性、政策的远瞻性、措施的有效性和发展的可持续性。

3、政府实施和谐行为促进旅游经济和谐发展的途径

（1）引导行为

政府要积极通过各种政策和文件，引导旅游经济的健康发展，表现为：一是从观念上引导，对旅游者的消费观念、投资者的投资观念和建设者的旅游产品开发观念通过各种途径进行引导；二是从政策上引导，政府制定相关的产业政策引导旅游产业经营，提高阐明质量，增强市场竞争力，避免各种经营主体在市场上的恶性竞争。

（2）协调行为

政府的行为应当成为协调旅游市场的主体，需要协调好以下几个关系：一是政府行为与市场行为的关系；二是旅游市场中投资者、消费者和建设者之间的关系；三是旅游业与其他行业的关系；四是政府内部各个管理部门之间的关系等。

（3）控制行为

政府的和谐行为还表现在控制方面：一是控制旅游行业中不规范的行为，保障旅游市场健康稳定；二是控制旅游经济中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保障旅游的持续发展。

总之，我们要认清政府的作用和优势劣势，引导政府的和谐行为，科学地规划旅游产业，扩展发展空间，推动管理创新，升华旅游形象，不断推动旅游经济发展和国民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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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对区块链接的发展篇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