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读书笔记作文字 读书笔记作文摘抄5篇(实用)

读书笔记字读书笔记字篇三

武汉大学历史系冯天瑜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思想文化史的研究，且学术偏好为明清文化史。冯教授对中国文化生态、中国文化特质、中外文化互动等诸多论题进行过考究。2005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中国文化史》就是由冯教授领衔，并与何晓明教授、周积明教授在中国文化史领域共同创作的研究成果。

冯天瑜教授在其著作《中华文化史》（以下简称“冯著”）“导论”部分指出，“文化史是史学的一个分支，是文化学与史学相结合的一门历史科学”。至于文化史的研究对象，冯教授认为，文化史是“把人类文化的发生、发展作为一个总体对象加以研究„„”。笔者认为，所谓文化史就是以人类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文化史是通过历史视角、借助历史理论和方法来解读人类文化的一门学科。对于文化史的研究对象，学者们见仁见智。有人认为，文化史与学术思想史或典籍文化史同义；也有人认为文化史应集中于精神文化的历史，研究重点如特定历史时期的观念、时尚、宗教崇拜、方言、习俗、娱乐等。

从理论上讲，撰写通史性著作的难度要远远大于专门史。而撰写跨越数千年专门史的难度又大于撰写某一个朝代、某一个阶段专门史的难度。因为人的学力、精力有限。具体到“中华文化史”领域，时间跨越数千年，内容包罗万象，如果不是在此领域潜心研究数十载，断然难以写出如此鸿篇巨制。大概是出于确保著作质量考虑，冯天瑜教授并未独自完成这一课题，而是选择与何天明、周积明等教授合作，以期达到优势互补、相得益彰的效果。

冯著洋洋百万言，从“人猿相揖别”的上古一直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从远古时期人类“质朴的精神之花”一直写到毛泽东思想，对上下五千年的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历程进行了全面梳理。正如作者在全书“题记”中所写的那样：本书以《中国文化史》拟题，意在研讨中华民族文化的生成机制与发展历程。

一、“中华”的概念

之中华。”

又《晋书卷六六·列传第三六》有如下一段文字：

“伏波将军孙秀以亡国支庶，府望不显，中华人士耻为掾属，以侃寒宦，召为舍人。” 但从上下文来判断，此二处的“中华”仅仅指中原汉族政权控制的区域，而不包括边陲少数民族政权控制的区域。

作者指出，“中华”是一个文化人类学概念，而并非体制人类学概念。笔者认为，“中华”是一个不断变化中的概念。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华”的概念可能不包括少数民族政权控制的河北、山西、内蒙等区域，但到了隋唐，“中华”的概念就要宽泛得多，甚至连甘肃、宁夏等地也可以被称为“中华”。笔者据此认为，当中央政府强大时，“中华”的范围就大，当中央政权式微时，“中华”的范围就小。

笔者认为，作为现代意义的“中华民族”，显然不是历史上历届中央政权统治范围内的民族之和，而是泛指现在中国国境线内的各民族之和。这与孙中山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中的“中华”意义仍不相同。现在我们常用的“中华”更多的是一个政治概念，而不是一个文化概念。但撰写学术著作，就不能满足于使用政治意义下的概念，而必须由学者自身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可惜冯著对“中华”概念的界定刚开了个头，就戛然而止，让人稍感遗憾。

二、“文化”的概念

和“中华”的概念相比，“文化”的概念更不好把握。文化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给它下一个严格和精确的定义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不少语言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一直在努力，试图从各自学科的角度来界定文化的概念。然而，迄今为止仍没有获得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据作者统计，有关 “文化” 的各种不同的定义有近二百种。

天“文化”的含义。今天的“文化”一词很难在中国古籍中找到一个可以完全对等的词汇。所以，我们不必纠缠于中国古代有没有“文化”的提法，而应将注意力集中于中国古代究竟有哪些属于现代意义上的“文化”？这些“文化”现象是如何发生，如何变化，如何影响中国人的思想。

冯著在“导论”部分花了大量篇幅介绍了古典进化论者、传播学派、历史地理学派、功能学派、结构学派等对文化的定义。这些内容对于开阔我们的研究视野，甚至提供新的研究思路都不无裨益。但并不是每一种定义都能在我们的研究中真正发挥作用。我们仍需自己从历史学的视角对中华文化进行梳理。

作者指出，文化的实质性含义是人类化，是人类价值观念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的对象化，是人类创造的文化价值，经由符号这一介质在传播中的实现过程，而这种实现过程包括外在的文化产品的创造和人自身心智的塑造。简言之，凡是超越本能的、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活动及其产品，都属于广义的文化。笔者对此非常认同。也正是因为广义的文化包罗万象，才给那些想要撰写中国文化史的学者出了一个难题。

作者还借用了“文化形态学”的相关理论，对文化分为物态文化层、制度文化层、行为文化层、心态文化层等几个方面。其中，物态文化层与自然关系更密切一些，而制度、行为、心态文化层则与人自身的关系更密切一些。随着社会发展，物态文化新陈代谢的节奏较快，而制度、行为、心态文化的惯性较大，带有浓厚的保守性格。笔者于是联想到1840年国门被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后，清朝统治者先想到的是学习西方的物态文化，即坚船利炮。后来发现坚船利炮扭转不了清朝的颓势，于是开始学习西方的制度和文化，翻译出版了大量西方著作。然而，仅仅学了一些皮毛，清朝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三、文化史在历史学科中地位的确立和发展

诚如作者所言，史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但文化史获得独立地位的时间却并不久远。不但在中国史学界如此，在西方情况也大致相同。把史学从政治史、军事史扩大到文化史、经济史、工商业史、科技史，是启蒙时代史学的重大贡献之一。从这时开始，文化史在西方史学界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历史学科。法国启蒙思想大师也因为其贡献被誉为“文化史之父”。

伏尔泰以后的两个世纪，西方涌现出大批文化史著作。“五四”前后，一批西方人所著的文化史著作被翻译介绍到西方来。与此同时，一些中国学者也开始仿效其体例，参酌其史观，自行编撰中国文化史专著。梁启超可谓这方面的开山者。后来，顾伯康、柳诒征、陈登原在20世纪30年代分别撰写了几种《中国文化史》。解放后，我国的史学一度成为单纯的政治史，“重政务，轻文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的学术意识开始觉醒，学术视野迅速拓宽，文化史重新获得了其在史学界应有的地位。

“文化生态”界说

文化必然存在于一定的环境中。在第一章中，作者先谈了人类文化诞生的自然环境——地球，接着谈了人与地球的互动关系：人类源于自然，人类受赐于自然，也受制于自然。同时，人类又能超越自然，并按照自己的意志改造自然。人类产生后，人类社会也就相应诞生。人类社会也是人类文化诞生的社会环境。

人类对自然的态度，本身就是人类思想文化的一部分。作者引用了《国语》、《孟子》、《逸周书》、《荀子》、《管子》等中国古籍中记载的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内容，得出“不能违拗自然规律，是中国古代哲人的一贯思想”的结论。笔者认为，这些记载的背后反映出当时已出现了人破坏自然、人向自然过度索取的现象，当时的哲人出于“持续索取”的考虑才提出保护自然的思想。

“生态”一词（eco-）一词源于古希腊字，意思是指家（house）或者我们的环境。简单的说，生态就是指一切生物的生存状态，以及它们之间和它与环境之间环环相扣的关系。由此可见，“文化生态”是一种借喻手法，借用了生态学上的相关概念。这种借喻手法也出现在其他领域，如“政治生态”、“社会生态”等。文化生态学是以人类在创造文化的过程中与天然环境及人造环境的相互关系为对象的一门学科。

但是，作者似乎在有意延续这种“借用”手法，对此做法笔者深不以为然。在前文本已表述清楚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又被作者借用物理学上“场”的概念而改成“自然场”、“社会场”，还煞有介事地分析什么是“自然场”和“社会场”。很快，在本书第9页，作者又将自己创造的“自然场”、“社会场”等概念弃之不用，又从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组织环境三个角度剖析人类文化产生的环境。

应该说，作者最后得出的结论还是站得住脚的。作者认为，要把握一个民族文化的真髓及其发展历程，必须首先了解这个民族得以繁衍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并对其进行综合的、动态的考察，也即将文化生态三层次作为一个统一整体，进行分析与综合的双向研究。

两组文化生态类型

有“裔不谋夏，夷不乱华”的记载，这说明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裔夷”与“华厦”是作为两种相对立的文化形态出现。《论语》中“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的记载也反映了孔子对中原农业文明先进性的肯定。笔者认为，从生产力的角度看，农业文明确实优于游牧文明。但如果从人类文化的创造、传承和发展的角度看，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没有优劣之分，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生态。而且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之间常常通过和平或不和平的手段互相融合，甚至出现了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建立统一全国性政权的情况。

而19世纪中叶以降，长期带有强烈优越感的东方农业文明，在西方工业文明这个“不速之客”面前却接连吃败仗，不仅割地、赔款，连京师都被人家占领了两次。中国人逐渐意识到：中国人并非一线单传的天之骄子，而不过是多元世界的普通一员。至此，中国人获得了一个全新的文化参照系——西方工业文明。

笔者认为，杜亚泉在《东方杂志》上把中西文化的区别视为“性质之异，而非程度之差”的观点不完全准确，更加准确的表述应为“性质既异，程度也不同”。在欧洲的工业革命未开始之前，欧洲大陆也普遍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为主。布罗代尔在《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中，„„。由此可见，以定居、农耕为特征的农业文明在工业革命之前曾出现在各个大陆，而当时各个大陆之间的交流非常有限。

李大钊认为西方工业文明高于东方农业文明整整一个历史时代的观点也是从生产力的角度看待的。笔者始终认为，文明背后所代表的生产力有高下之分，但文明本身绝不应有优劣之分。而且，各个文明之间的界限随着文明之间的互相交流、影响而变得日益模糊。如：轮船、火车、汽车、飞机这些由西方工业社会创造的产品早已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财富。

按照西方走过的发展模式发展，因为西方模式并非唯一的模式。

与杜亚泉不同，李大钊、陈独秀考察中华文化的生成机制的视野不仅包括地理环境，还包括经济生活和社会制度层面。

读书笔记字读书笔记字篇四

《猎人笔记》是目前所读过的屠格涅夫作品中我最为喜欢的一部。一则因为其每一篇的篇幅都很短小，读起来感觉很轻松。二则是因为这部作品中不仅有极其美丽的风景描写，刻画人物也相当成功。寥寥几笔，或勾勒出自然景物的神韵，或描慕出一个人物的灵魂。让人不由得不喜欢。

《猎人笔记》是屠格涅夫的成名作，也是他的第一部现实主义作品。《猎人笔记》是一部形式独特的短篇特写集。当此书的第一篇特写《霍里和卡利内奇》刚发表时，别林斯基便立即给予了作者极大的鼓励。别林斯基亲自写信给作家称赞他“找到了一种适合于自己的创作形式。”在这样的鼓舞下，屠格涅夫才思泉涌，佳作迭出。直至一八五二年，作者将先后刊出的二十一篇特写汇编在一起，外加一篇未曾发表的新作《两地主》，以《猎人笔记》为书名，出版了单行本。至一八八零年，作者又加进了后来创作的三篇：《切尔托普哈诺夫的末路》、《车轱辘响》、《枯萎了的女人》，共计二十五篇。《猎人笔记》通过一个猎人的足迹和眼光，揭露了俄罗斯中部农村贵族地主压迫和剥削农民的罪行，描绘了广大农奴备受折磨和摧残的真实图景。因此，这部作品被称为是对地方阶级的“连续射击”。屠格涅夫也因此而闻名全国。以致于在街头或车站，当人们知道他就是《猎人笔记》的作者时，都要脱帽向他致敬。也正因为如此，屠格涅夫很快就遭受到了沙皇政府的迫害，被遣返故里监管一年。

《猎人笔记》的中心思想内容便是反对农奴制。这种思想倾向不仅表现在对地主阶级的揭露和批判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对农民的才能和精神世界的赞美上。在揭露和批判地主阶级方面，俄国“自然派”文学奠基人、杰出作家果戈里已经作出了出色的贡献，他在《死魂灵》中已成功地刻画了从玛尼洛夫到泼留希金等系列的地主形象。屠格涅夫继承并发展了果戈里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在《猎人笔记》中不仅描写了一系列新旧地主的形象，还前所未有地描写了一些富有才干，创造力和优良品质的农民形象。

佩诺奇金是书中刻画得最出色的地主形象。此人受过“良好”教育，颇有“文明”风度。他家里干净整洁却无人愿意登门，原因是他家里弥漫着可怕的气氛。他表面上客客气气，实际上奴仆们稍有不周，便会受到严厉惩罚。其他的地主有的蛮横地抢占他人的土地，如“猎人的祖父”；有的精神空虚，变着法折磨农民和家仆，如科莫夫；还有的专门设立“办事处”，通过一批爪牙管理农民，如女地主洛斯尼亚科娃。农民们在这些乖僻的地主管治下，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

除了这些地主形象外，作家笔下出现的一系列富于才干的农民形象，使人们似乎看到了农奴制下的俄罗斯的希望。《霍里和卡利内奇》中和霍里和卡利内奇，一个勤劳自信，一个热情浪漫。《美丽的梅恰河畔的卡西扬》中的卡西扬纯真善良，头脑聪明，善于思考。《歌手》中的雅可夫具有非凡的艺术天赋。这些优良的品质出现在农民身上，既是作家一次大胆的尝试，也体现了作家追求“真实”的创作态度。

最后，《猎人笔记》中的风景描写也是极其出色的。屠格涅夫极擅长于描写自然风景。日月星辰、天空白云、晨光暮霭、雨露风霜等等自然现象以及大自然中的湖光山色、树林原野、香花野草、禽兽虫鱼，在他的笔下无不显得诗趣盎然，情味无穷。风景描写在书中具有多方面的作用：有时是标示故事发生时环境气氛和时间地点，有时烘托或反衬人物的内心世界，有时对情节的发展或结局起着象征作用。比如《幽会》中那位纯真少女阿库丽娜在树林中等待情郎前来幽会时，那树林中的景色也显得很欢快，“到处洒满阳光，透过那些欢腾嬉闹的树叶，看见浅蓝色的天空，它仿佛在闪闪发亮……”等到那个薄情郎冷淡地抛下她离去时，林中的景色亦随之大变，那阳光“似乎也变淡了，变冷了”一切都标志着“冬天的凄凉可怕的景象似乎已在悄然逼近了”。这很显然是少女伤心失望的心情的投影。情与景的交融，让景物也具有了生命力，成了作品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读书笔记字读书笔记字篇五

俄国作家克鲁泡特金说：“要评判屠格涅夫的作品的重要性，我们必须如他所愿的——连续读完他的六部小说：《狄米德里·罗亭》，《贵族之家》，《前夜》，《父与子》，《烟》和《处女地》……”正是这样的六部小说，被称为俄罗斯19世纪40年至70年代的“艺术编年史”。我原本是想老老实实地照着这话去做的，可惜的是始终没找到《处女地》这本书。《罗亭》以前是大略地看过了，不过印象已有些模糊了。《贵族之家》、《前夜》和《父与子》是绝大多数人都耳熟能详的作品，我想说什么都不免是拾人牙慧，于是我的注意力自然就集中到以前从未接触过的《烟》上了。

小说采用的依旧是屠格涅夫一贯的写作手法。“将时代的变革不着痕迹地渗入对爱情的极其细腻的诗意描绘中”，所以这部作品被很多人看作政治小说。小说的时代背景是俄国宣布解放农奴后在社会各阶层中引起了不同的反响。为了表明自己的政治观点，作家不惜犯了小说艺术中的大忌，塑造出一个游离于情节之外的人物——波图金，来直接宣讲社会改革理论。然而无论就构思还是就主要故事情节而言，我都觉得作品更适合看作为一部爱情小说。

小说讲述了俄国青年利特维诺夫的恋爱故事。故事发生在十九世纪俄国农奴制改革之后的一年，利特维诺夫为了帮助父亲经营每况愈下的产业，出国学习工业和农业，小说中他正在德国的游览胜地——巴登等候未婚妻塔吉扬娜到来。在那里，他偶遇了十年前与他热恋过的伊琳娜，伊琳娜在十年前为了追求豪华的生活而抛弃了他，成为一个将军的妻子。他们旧情复燃，利特维诺夫撕毁了与未婚妻的婚约，决心和伊琳娜私奔。但伊琳娜最终不能舍弃优越浮华的生活，又一次背弃了他。利特维诺夫失望之余只能只身回国。

故事的情节是简单的，但在作家的笔下却显得一波三折，作家把主人公利特维诺夫的心理刻画的细致入微：“开始时是一派云淡风清般的平和宁静;接着，燃烧的激情挟持着毁灭性的力量迅速掀起心灵世界的波诡云谲;随后一切又复归平静，但这已是一种痛苦至麻木的状态，是一场浩劫之后的悲凉的荒芜。”整篇小说充满了对民族和个人命运的迷惘和悲哀，让人在诗意中体会一种莫名的彷徨与虚无。小说中作家还专门用一段文字来对《烟》做了题解：“烟，烟。他念叨了几次，于是他突然觉得一切不过都是烟，他这一生，俄国的生活，所有的人，尤其是俄国人——一切都不过是烟。一切都是烟和水蒸气。他想：一切都似乎不断变幻，新的人物，新的现象到处都层出不穷，而实际上一切依然如故;一切都匆匆忙忙奔向什么地方，却没等到达目的地便消失得了无痕迹;一变风向，都跑到另一边去，然后在那边又是无止无休，惶惶不可终日——真是毫无必要的网游。”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作家希望通过《烟》来表达的体验。

伊琳娜是屠格涅夫独创的形象，在俄国文学中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相较于屠格涅夫从前一些作品的女性形象相比，伊琳娜少了一份理想的光辉，多了一层真实的力量。她不像《贵族之家》中的丽莎一样有迷信一般的宗教信仰，也不同于《前夜》中的叶琳娜的那种英雄主义形象。她更不会像普希金笔下的塔吉雅娜一样说出“我嫁了别人，我要永远对他忠实”之类的话。她更像是实实在在的生活中的人一样，有优点，也有缺点，既没有被美化也没有被丑化。十年前，她是爱利特维诺夫的。她的第一次背叛是为生活所迫，甚至可以说不完全是自觉的;可是十年后当她拒绝跟利特维诺夫私奔，再次的背叛就说明她清醒地认识到了这种爱情是不能持久的。她依旧是爱利特维诺夫的，但只希望保持情人关系，而情人关系则更是不能长久的。她不可能抛开她的浮华生活和将军丈夫，跟着利特维诺夫去浪迹天涯。虽然她不满意上流社会空虚堕落的生活状态，却又无法真正舍弃。事实上这时并没有什么真正外来的力量强制着伊琳娜的选择，更多的限制来自她内心或者说是某种根植于人本性中的欲望。她内心中的斗争，实际上是一种纯洁优美的人性与贫困、虚荣、浮华、物欲在斗争。斗争的结果是失败的，反映的人性却是真实的。

伊琳娜这个形象让我联想起了《呼啸山庄》中的凯瑟琳，我觉得这两个人物倒是有着许多的相似之处的。年轻的凯瑟琳也是敢爱敢恨的，她竭力地反抗着不平等的阶级制度，把一腔热爱勇敢地献给没有财产，地位低下的希思克厉夫。她和希思克厉夫在反抗压迫的共同活动中相互支持，相互关怀，萌生了至死不渝的爱情。为了这份爱，她不惜背叛自己所属的阶级。但是，凯瑟琳的叛逆又是不彻底的。她在画眉山庄住了一段时间，受林顿一家资产阶级文明生活方式的熏陶，心中的那份叛逆之情被虚荣和诱惑所取代。她爱希思克厉夫，但却选择嫁给了林顿。“因为他漂亮，又年轻又活泼”;因为“他将要很有钱，我愿意做附近最了不起的女人，而有这么一个丈夫就会觉得骄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凯瑟琳和伊琳娜一样，她们都没有在真正的外界压力下低头，却经不起金钱、门第和引诱，从而背叛了自己为之骄傲的爱情。这样的结局，诚然有着社会因素的责任在其中，但个人多少也是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的。

我一向是愿意把小说当作纯粹的小说来看的，不想深究其中的政治意义。所以我的思绪也就不会一直纠缠在《烟》中对于国家、个人命运前途的追问中。或许记住了伊琳娜这个人物，便是我读了这部小说的最大收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