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块。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风骨为篇一

散文，就是随意而为的文字。写人写景抒情叙事，短小而灵活。

散文，可以写得很细腻，很唯美;也可以很豪放，很沉郁。

写散文的人很多，因为短小灵活。一山一水，一花一草，一时的心境，一点点感悟，皆可成文字。在写散文的人中，女性居多，而女性天生细腻温婉，因而时下散文的创造逐渐呈现出一种婉约的态势。满眼的风花雪月，一片低吟浅唱。在这里，我无意怪罪女性作者，男性作者在晓风残月里把酒临风，不知今夕是何夕的也不在少数。

人们喜欢美的东西，包括文字。所以，有人把散文称之为美文。但美文的含义应是十分丰富的，至少应该包括两大方面。即：婉约之美与豪放之美。就像那唐诗宋词。但问题是放眼各大站，以及有限的散文刊物，散文已是婉约太甚，甚至于到了泛滥的程度。

写景也好，抒情也罢。我们不怕文字写得精致，写得唯美，只怕写到了为了追求文字的华丽而失去了文章的精神，没有了文字的风骨。

有些文字为情而文，到了无文不情的地步。而这情则过于虚假，过于矫揉造作，给人的感觉是在那里无病呻吟。有的文字为了追求表面的华丽优美，堆砌辞藻，满篇的华辞丽句。结果是忽略了散文最本质的东西，朦朦胧胧不知所云。这样的文字乍一看似乎很美，有精雕细刻的词句，有缠绵悱恻的抒情，可是读者往往很难读懂文字表达的是什么，想抒发的是什么。原因是这样的文字只注重了文字的雕琢，只注重了语句的美感，忽视了文字的表情达意，忽视了文字的通顺和流畅，忽视了文章的整体表达效果。像一幅漫画所描绘的那样，把一个美女的五官都精雕细刻，完美无缺。可是每一个器官都错放了地方，结果是不伦不类，损害了整体效果。如果我们不注重文字最本质的东西，不能把最真诚的情感呈现给读者，只在那些华丽的词句上下功夫，往往会呈现出一种病态。就像《红楼梦》里的林黛玉，看起来很美，却是不健康。

有些散文，太注重自我，很少关注社会，关注人生。往往从自我入手，叙写一些个人的'小情调，一颦眉，一回眸;描写眼前的一花一草，一蝶飞，一虫鸣。却又无力做到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一粒沙里看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的境界。一个人躲在角落里梦魇般地顾影自怜，自怨自艾。因而导致了文字偏软，视野过窄，过于晦涩，陷入了低级趣味。即便是文字的技术层面无可挑剔，那么散文的立意，散文的品位也难称佳作。

现在有很多的站，包括一些著名的站却比较青睐这一类文字。不知是网站的定位使然，还是网站偏爱这类文字的编辑居多。而那些文字质朴，却有真挚情感、深厚文化底蕴的文章却往往被忽视，看不上眼。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

形散而神不散应该是人们比较普遍认可的说法。所谓神应该是一篇散文的灵魂。一篇优秀的文字有了灵魂还不够，还应该有风骨。唯有如此，文字才会像一座大山那样巍然屹立;才会像一朵花那样卓尔不群。遗憾的是这样的文字越来越难得一见了。

刘勰在他的《文心雕龙?风骨》里说道：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於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

风骨为篇二

[摘要]民国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时代。对民主与科学的崇尚，成为民国文化的时代之魂。这一时期，各个文化领域的发展中，无不渗透着民主化与科学化的精神追求。期刊作为民国公共领域中重要的一环，既是学人之间思想交锋、学问切磋的阵地，也是知识分子监督政府、启蒙民众的场所。民国时期出版期刊2万多种，涌现出了许多具有代表性和划时代意义的期刊，堪称期刊之“最”，本文对此略作概述。

[关键词]民国期刊；民国文化；时代风骨

民国（1912～1949）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时代。整个民国时期，人们对民主与科学的追求从未停歇，以此为宗旨的各种思潮和文化运动接连不断。“那时多种文化都在自由生长，而且每种生态都有自己的文化高峰。”企盼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复兴的强烈民族主义冲动和文化的精神关怀，是民国文化持久发展和取得巨大成就的内在动力；自觉寻求中西文化全面深入的交汇与融合，既为民国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活力，又成为这一时期文化创新最为直接的生成途径与形式。这种文化精神结构承接晚清而来，伴随民国文化发展的整个进程。在这一时代精神的引领下，中国人最终找到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形态，它代表着民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并为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对民主与科学的崇尚，成为民国文化的时代之魂。这一时期，各个文化领域的发展中，无不渗透着民主化与科学化的精神追求：教育文化方面，最具权威性的指导原则是杜威所宣传的民主主义教育；文学艺术方面，始终贯穿着对民主与科学精神的炽热追求；新闻出版方面，民主化和科学化的追求同样强烈而执著，使这一时期成为我国近代出版事业快速发展的30多年，出版图书10万多种、期刊2萬多种、报纸1.3万多种。尤其是涌现出了许多在中国新闻出版史和思想史方面具有标志性和划时代意义的期刊，堪称期刊之“最”。

民国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状况，民国知识分子的气度、视野、关怀和言说方式，在期刊中都有着详实的体现。同时，期刊作为民国公共领域中重要的一环，既是学人之间思想交锋、学问切磋的阵地，也是知识分子监督政府、启蒙民众的场所。这是期刊出版的一段“黄金时期”，这段时期遗留下来的期刊都是珍贵的文化财富。

一、时政期刊之“最”——《时事月报》

《时事月报》1929年创刊于南京，发行时间长达15年，在国内40多个城市开设发行点，是民国时期最大型的时政类期刊。“出版以来，素以提倡三民主义文艺为宗旨……兹特征求此项文艺作品，其内容特别侧重于民族自信力之发扬，民间思想之阐明，与描写民生疾苦与农村问题者……”《时事月报》经常聘请国内知名学者撰写文章，分析国内外时事热点问题及社会现实。该刊虽然为国民党政府创办，但所刊文章大多数学术性较强，规格较高，并不空洞。同时，每期还转载当月国内外时事、科技新闻等，帮助国人开拓视野，为研究民国历史保留了丰富的资料。

与具有官方背景的《时事月报》相比，后来相继创刊的时政期刊《独立评论》《观察》《论语》没有任何政治背景，秉承“独立的精神”，追求“民主、自由、进步、理性”，批评时政与思想启蒙相结合，不同观点和意见自由争锋。有学者认为，这在中国的舆论环境里，都是难得的奇葩。

二、文化综合期刊之“最”——《东方杂志》

《东方杂志》创刊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办刊地从上海辗转长沙、香港、重庆，历经三次短暂休刊，延续至1948年，跨越晚清和民国两个历史时期，办刊长达44年，是“我国近现代期刊史上影响最大、刊龄最长的综合性杂志”。《东方杂志》以“启导国民，联络东亚” 为宗旨，大力发扬和传播东方文化及精髓，与西方文化抗衡。《东方杂志》是商务印书馆的品牌形象，也是当时中国杂志中的“龙头老大”和佼佼者，以新旧文化的斗争和碰撞为契机，全景式记录了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近现代史，是近半个世纪中国文化发展和革新的缩影与写照。

在当时变幻的历史环境下，一本杂志能延续如此长时间，不是三言两语，或者某些具体观点所能概括的，但是《东方杂志》所坚守的文化多元，以及必要之时的具有魄力的大手笔改革，是其长时间坚持的编辑思路之一。这种精神至今依然值得学习和借鉴。

三、科学期刊之“最”——《科学》

《科学》1915年创刊于上海，1950年停刊，“以传播世界最新科学知识为职志”，由后来成为中国第一代科学家的一群留学青年创办，是我国现代出版史上创刊最早、出版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科学期刊，为我国第一本左起横排的书刊。该刊率先改汉字竖排为横排，率先引进西式标点符号，是中国出版文化史上的一大创举。《科学》杂志是当时一群留学归来、怀揣科学梦想、具有先进文化和思想的青年学者的言论阵地，也是那一时期科学本土化发展历程的历史见证。当时主要从三个方面开展科学本土化工作：科学知识形态的本土化、科学制度形态的本土化、科学文化形态的本土化。通过这本期刊，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在本土开始普及并逐渐运用，唤起了社会各界对科学的重视，科学观念开始植入民心，人们的思想及行为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中国的科学文化由此日渐兴起。

停刊后的《科学》1957年复刊，1961年第二次停刊。1985年，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实现了《科学》的第二次复刊，一直延续至今。

四、文学期刊之“最”——《文学》

《文学》1933年创刊于上海，由郑振铎、傅东华担任主编，生活书店出版，是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大型文学杂志”。创刊号一鸣惊人，其作者队伍由鲁迅、陈望道、郁达夫、叶圣陶等名家以及楼适夷、沙汀、艾青、臧克家等青年作家组成，阵容强大，影响深远。创刊号首印1万册，没几天就全部抢售而空，最后累计加印了五次之多。由于刊物自身的号召力，加之生活书店的得力发行，《文学》杂志大受欢迎，很快在上海乃至中国占领了举足轻重之地位。但由于期刊中发表的文章大多提倡现实主义，也重视评论和翻译，有些观点过于尖锐，直面当时的黑暗现实，不断受到国民党上海宣传部的审查和通报，检查后稿子经常被抽掉一半以上。后以出版“专号”的办法，逐渐瞒过了检查员的眼睛，得以艰难维持。1937年，由于抗战全面爆发，《文学》杂志在走过短暂的四年历程后彻底停刊。

继《文学》之后，《文学杂志》《文学月刊》《现代文学评论》《新小说》等文学期刊相继问世，一批文学志士和文学先行者以此为阵地，开拓文学新领域，传播文学新思想，赋予后来者重要的启迪与借鉴意义。

五、生活期刊之“最”——《生活》

《生活》周刊及其办刊精神一直没有被忘记。1995年，三联书店在其基础上创办了《三联生活周刊》，其精神理念、责任意识以及发展思路都是《生活》周刊的再生和延续。同时，还有一个人的名字也一直被报刊人所铭记，他就是邹韬奋。邹韬奋一生编过许多报刊和图书，但他编辑生涯中最耀眼的光环非《生活》周刊莫属。今天，他的名字被命名为国内新闻出版界最高奖项——韬奋奖，成为每个出版人孜孜以求的最高荣誉。

六、旅游期刊之“最”——《旅行杂志》

民国时期，文化界名人都非常重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旅行考察。他们身体力行，且忠实地记录自己的游迹。当时游记图书的出版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而各式各样的民国期刊也大多设有游记专栏。1927年，中国最早的旅游类刊物《旅行杂志》应运而生。《旅行杂志》由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下属的中国旅行社出版，创刊时为季刊，后改为月刊，铜版纸印刷，由庄铸九主持，另聘《申报》编辑赵君豪司编辑业务，画家张振宇司美术，当时在业界尚属创举。《旅行杂志》版式风格、文字图画均精心设计，发刊后很受欢迎，销量甚好。《旅行杂志》每期分送中外交通机构及其高级职员，既加深他们对中国旅行社的印象，亦密切了彼此的关系，对推进中国旅行社社业务，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更值得一提的是，为适应市场需要，1930年夏，《旅行杂志》对自己的订户举办抽签赠奖活动，中签者分别赠送照相机、望远镜、旅行留声机等与旅游相关的奖品。这种抽奖宣传活动，在当时实为一大创举，在今天的报刊发行宣传中，依然延续并使用着。

七、图书馆期刊之“最”——《图书馆学季刊》

《图书馆学季刊》1926年创刊，1937年停刊。作为中华图书馆协会会刊，“标志着我国第一份真正意义的图书馆学专业期刊诞生”。在此之前，所谓的图书馆馆刊，都是以公布馆藏书目、新进书目，反映图书借阅情况以及本馆工作业务为主，内容单一，信息量少，学术价值弱，几乎没有图书馆学及相关内容的学术研究和争鸣。早在1915年由浙江省立图书馆创办、国内公开发行的《浙江公立图书馆年报》便属于此种馆刊。《图书馆学季刊》自创办起便秉承“以期形成一种合于中国国情之图书馆学”的学术主张和思想，“稽考我先民对于斯学之贡献”，“参酌欧美之成规”，既有探究，又有借鉴，通过传播西方先进图书馆学思想，在树立现代图书馆理念、促进我国新图书分类法的诞生、完善我国图书馆学学科体系等方面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受《图书馆学季刊》的影响，1934年，北平图书馆创办《图书季刊》，主要内容涉及文献学、目录学、文史学等。由此，真正开启和拓展了我国图书馆学的研究道路和领域。

纵观以以上期刊为代表的民国时期期刊界，其繁荣、自由、独立、开放、多元的程度，在今天看来几乎令人吃惊，很多都是我们无法企及的。中国人自己办报办刊的历史并不长，民国时期就如此异彩纷呈，和同时代民主国家相比，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那些飘散在历史中的碎片，那些浸透着文化和思想、饱含着精神和气质的时代风骨，直到今天依旧值得追寻与探究。

风骨为篇三

王友谊1949年6月生。汉族，北京平谷人。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书法本科。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篆书委员会委员、中国书法院研究员、中国书协培训中心教授、政协平谷区委员会常委。2005首都劳动奖章获得者。

其书法作品入选新加坡第一届国际书法大展、北京第二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北京国际书法邀请展、2003南韩世界书法双年展、99日本20世纪书法大展、98法国巴黎中国书法艺术大展，并多次在全国书法展中获奖。全国第四、五、七届全国书法展中作品入选并获奖，第六届全国书法展入选。全国第三、六届中青年书法展入选，全国第四届中青展获奖；全国第五、七、八届中青年书法展评委，全国第九届书法展评委。《中国书法》、《书法》、《美术研究》、《书法之友》、《荣宝斋》、《十方书道》、《书法文献》、《书法报》、《书法导报》、《中国书画报》等多种报刊进行专题介绍。北京电视台《北京人》栏目、北京电视台财经频道书画名家栏目、中国教育电视台《艺坛之子》栏目为其作专题介绍。其作品被中南海、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中国美术馆收藏。出版有《大篆基础入门》、《联语书法篆书卷》、《篆书基础教程》、《篆书实用章法》、《篆书字帖》，中国书法家协会培训中心教材《篆书》以及《当代书法家精品集一王友谊卷》、《王友谊书法作品精选》、《大匠之门·王友谊书法作品集》、《中国最具学术与市场潜力书法八家·王友谊卷》、《大家之行》等。2007年至2010年，利用三年时间，完成了国学经典《四书·王友谊大篆写本》的创作，并由中国线装书局正式出版发行，全书4函24册，计六万七干余字。同年，还出版了《说文解字叙·王友谊篆书写本》，并主编《歌咏平谷诗文集》。

北京书家王友谊先生是当代篆书的代表人物。他淡定、执著，不逐时风，穷根溯源，其篆书沿古意而创新，笔法瘦颖，墨法皴秀，尤其以“锥画沙”式的枯笔作篆，气势磅礴，意态自如，无所顾忌的穿插与任笔为形的粗细交叠，折射了王友谊先生篆书创作的恢宏格局。

2007年，王友谊先生在病魔缠身的非常境遇中，殚精竭率，潜心治学，梳理连文字学家都感到头疼的大篆文字，严格区分大小篆之差别，以期开辟新的书法创作道路。他历时三年，创作完成了六万多字的《四书》大篆写本。中国书协主席张海，首师大博士生导师欧阳中石等三十多位代表当代书坛的名家纷纷挥毫泼墨，为其作序、写跋、题签。王友谊《四书》大篆写本也是书法史上第一部完整的《四书》写本。

王友谊先生的书法创作扎根传统，下笔有由，依据字理对字形加以变化，坚持笔墨技巧与字理内涵的艺术统一。其篆书创作严守结字规范；有如一位三代秦汉年间的写手，举凡甲骨、周金、石鼓、秦篆、汉篆、汉金、清篆，在其腕底信手拈来，古奥雅正气象纯出天然。著名书法家张继评价说：“其书不仅重法，更重意、重神，点线间绝不见僵化与暮气，无不于轻重缓急、浓淡、藏露之中传达性情，于有限之间蕴藏着无限，结字亦溯本求源，由古出新，其朴其拙，于疏密、倚正、大小之间自然流露，和而不同。奇而不怪，更见法度与意趣之统一，传统于现代之和谐；共性与个性之融通。此均为其从磨练、深悟中来，非易得也”。

刘熙载云：“书之要，统于‘骨气’二字，骨气而日洞达者，中透为洞，边透为达。洞达则字之疏密肥瘦皆善，否则皆病。”王友谊先生作书，是善于解读古人用笔之意的。他在刚健上下功夫而使其具有艺术张力和底气。真正的书法家首先要有对传统书法与文字的深刻理解于把握。王友谊先生认为：“书法的底气应该从文字中来，文字是书法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是书法展示美感的直接平台。书法家对字源及字体演变规律了解得越透彻，越准确，在进行书法创作时，就越自由，越主动；如果不明字的形义来源，那就无法对一字多形及篆字的细微差异等现象做出准确的观察和理性的把握，形散神离，古人原生态字形中所蕴涵的质朴自然、醇厚醉人的气息就无法呈现出来”。

任何艺术要想臻于理想的境界。不仅要靠技术、技巧，更要体现境界。书法应是在功夫、技巧与境界的完善结合中才能达到欲求的高度。书法贵在有书卷之气，这是作者天赋、修养、品格、气质的综合反映，其所产生的静气于含蓄，是无法复制与超越的内在之气，而不是外在简单的视觉张力。书法风格是集大成的产物，是有源有流自成一家而又为后世继承的经典。

王友谊先生一向视书法为生命，以儒家思想为安身立命之根本。他的这份执著和追求为其作品注入了一种沉静之气，同时也是其性格在作品中的反映与其性灵在作品中的再现。接触过王友谊先生的人都有一种感觉，他天资聪颖而不事张扬；情感似海而心境平和：志向高远而步履踏实；成就卓然而低调随和。读过他那质朴、真诚，发自肺腑的自序文《唱响心中那首歌》之后，笔者终于找到了答案，正是因其内心世界的丰饶与博学，方使得他的书法作品总是那么冲和宽博，丰润质实，古朴茂美。浑穆遒稳和肃括宏深。静心品读，则能体味到其作品内蕴沉静，如同一座青山，一缕清风，一泓清泉，让人清爽无比，回味无穷，思索无尽；让你会随着他的笔墨运行进入到他的心灵深处，看见他那美妙异常的心底与博大沉静的内心世界。一位书家能从作品中开辟出一条让读者抵达其心灵深处的艺术之路。是何等不易!可是，王友谊先生做到了。他用沉静的风格，凸现书法作品的艺术之美、心灵之美、性情之美。

王友谊先生“精于篆书，诸体皆善”(张海语)。其隶书淳古率真；楷书体态庄重，结构谨严；行书飘洒灵动，秀雅冲和。所有这些，无不得益于其对书法创作的把握与理解有着较高层次的认识。他注重作品内涵及章法，线条的道劲和变化，并致力于探索与自己心灵律动相锲合的，属于自己的独特的艺术语言。即使是作为日课之作，也与常人迥然不同。他在临帖时往往不是按部就班，而是意在临其“神”，“质”澄内涵，创作是常被他移位或重组，成为自己心灵的映照及审美情趣的体现。在他的作品中，无论是瘦硬的体势，拙涩的点画，奇逸恣肆的布局，还是圆润的线条，又无一不统一在淳厚典雅的韵律之中，这和谐统一中呈现出强大的外在张力，体现出一种现代性的意境。毋庸置疑，这种意境则是他站在书法本体的最前沿，具有超前意识的产物。王友谊先生追求的是写“心”的，是属于类似于那种“道”的深层次的自然反映。正如《大学》中言：“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有先后，则近道矣。”王友谊先生正是将这种思想贯穿于自己的书法艺术实践中。他跳出了书法的“老套路”，以“平常心是道”，“清静为本”的道学思想作为自己创作的旨归，所以其作品才会有魏晋文人萧散淡远的意境。

王友谊先生近期的作品呈示出崇个性、重抒情、尚写心的书风基调，其用笔疾缓相间，生涩古拙，或逆入平出，霍轻起重收，不拘方圆，不计曲直，虽恣肆而谨严；点画沉着痛快，意态高华，瘦劲凝练的点线不仅使字形显得骨力洞达。更产生厚道生辣的韵致；字之结体古拙中不失大度风神，有大智若愚，大巧若拙之貌；章法布局则完全打破“整齐如算子”的千人一面格局，注重对整体气韵的把握及在平正中给人以无尽的遐思。对于一个聪明的创作者而言，为让作品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则必须予以其独特的审美空间，以便让人慢慢解读和玩味。我们在王友谊先生古意毕臻、天骨俊朗的作品中，看到了一个超越普通规律的创作境界，他在汲取传统的精邃时，又摆脱了传统模式化的束缚，演绎出一种自由伸张的状态，并力求使之更为鲜活、灵动、深远。王友谊先生以他独特的审美情趣，平和的心境展示给大家一种率意旷达而又不是刻意徇古的艺术新感知。

此外，王友谊先生的近期作品更充分地体现了他的精神世界和艺术追求。书法创作是表现书家精神世界的艺术活动，包含着深层次的人文内涵，有着超越性意义。孔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以“游”贯穿于艺，得到的是一种愉快的内心体验。正是因为如此，王友谊先生在灯光阑珊处默默耕耘，从经典传统文化中得到了高雅、斯文、超越、飘逸的文人气，有在观照、研究当代书法艺术中明确了雅与俗、利与弊、优与劣、古与今的关系，确立了自己的探求方向，使自己的内心充满着张力。清刘熙载说：“笔情墨性，皆以其人之性情为本。”因此说，王友谊先生的书法是传统文化学养、现代审美理念和个人气质性情的流露，其书与其人一样，聪慧而富书卷气；其书与其文一样，流畅而富含哲理，读之让人赞叹，让人联想，让人回味。

辛卯仲秋于孔孟故里。

风骨为篇四

金风习习，秋月光冷。

在这风露之夜，拈起一杯“习酒·窖藏1988”，忽然想起了杜甫。

以酒喻人，哪一种酒像李白，不知道，但“习酒·窖藏1988”像谁，在心里一直是确定的—像杜甫。

杜甫的根本个性，用两个字概括—嶙峋。那张无人不识的画像，就呈现着他的嶙峋风骨。

评判一个诗人，先看朝代，再看风格。朝代定格他的一般气质，而风格显示他的独特个性。

评判一种美酒，则先看香型，再看风味。道理是一样的，香型概括了风味的普遍性，而风味呈现着香型之下的特殊性。

如果把酱香比作唐朝，那么习酒就是杜甫。

其中因由，下方细叙。

杜少陵、李太白，诗坛齐名，一个诗仙，一个诗圣，生在同一个时代，还是知交好友，十分难得。

但这两人并不相似。

一个浪漫主义，一个现实主义；
一个张狂，一个内敛；
一个近于道，一个亲于儒；
一个像恣肆的海，一个像沉默的山；
一个是风中杨柳，一个是高崖劲松。

在那个相识的年代里，李白诗名远播，而杜甫默默无闻。他们最大的共同点在于，都爱酒。

李白爱酒，尽人皆知。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诗中写酒，潇洒狂放；
酒后作诗，天马行空。诗酒交融，好一派飘逸豪迈。

天宝三年见过一面之后，杜甫就总是很思念李白。

“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

一般来说，只有懂得饮酒的人，才会称赞饮酒境界更高的人，而且称赞得有理有据，恰到好处。杜甫是个既爱酒也懂酒的人，传世诗文约1500篇，其中300多篇都在说酒。

他说酒，和李白就很不一样。

十四五岁的时候，他“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饮酣视八极，俗物都茫茫”。少年杜甫，喜欢饮酒，性情刚直，嫉恶如仇，饮完之后，豪气上扬，看看周围，一切都显得太过庸俗渺小。

这个境界也很高。酒是物，但“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精神，它辅助审美，刺激思维，超越庸常，而近于“道”。显然，杜甫在少年时代就领悟到了这样的精神内涵。

然而你看他的表达，都非常朴实，换句话说，好像看不到什么才华。

他就在人间，用人间的语言来描述自己的感受，从不凭虚御风。他胸怀理想，但那是儒家的理想，他的情怀是入世的，而不是超脱的。

所以，李白是仙，而杜甫是圣。仙，是道家修炼的成果，而圣，是儒家人格的最高境界。

李白出生之时，母亲梦见太白金星坠入怀中。

习酒，诞生于1952年，没有什么显赫的身世。

它一再向人们讲述的习酒渊源，习酒人为了找一个好地方酿酒，在赤水河两岸陡峭的山坡上披荆斩棘的故事。

一样是少数几个酱香名酒之一，一样地生长在赤水河畔，有的就像李白一样，金星坠怀，有的则受自然偏爱，得天独厚。

唯有习酒，从一无所有起步，筚路蓝缕，颠扑红尘，最后通达高峰，跻身圣境。

如果把习酒比作诗人，那么“习酒·窖藏1988”，就是它的传世名篇。

区别甚大。

什么是好酒，什么是劣酒？

最权威的回答，来自专业的品酒师，但从那些准确的专业术语里，你不可能感受到酒的真正滋味，以及它催生的精神嬗变。

去问饮酒之人，他们往往会说“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看似高妙，其实敷衍。

下面就尝试形诸言辞。

有两位朋友，俱为饮酒高人，也是专业人士，为我形容过酒的优劣，听后颇受启发。

一位说，好酒，入口是圆形的，而不好的酒，则是各种不规则的形状。比如像一个带壳的板栗，或者像个刺猬。

另一位说，好酒的香味，在口腔里是汇聚在一起的，只在一点上，不好的酒，则到处都有。

这样的形容是水平极高的，用非常形象的语言，说出了美酒的内敛性。

當酒厂的朋友询问我同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也说了自己的比方。

我的形容，其实是对前面两位的总结和拓展。总之，喜饮之人说起酒来，可能言语有异，但精神无差。

有的。

同饮一江水，“12987”的酱香工艺并无二致，所产之酒，差别却“大了去了”。有的以香味繁复、层次丰富闻名；
有的以清雅淡爽、飘然来去著称；
有的则以风骨嶙峋、气质硬朗而见长。

“习酒·窖藏1988”，突出特点就是风骨嶙峋、气质硬朗。

如何风骨嶙峋，怎样气质硬朗？这就真的无法再用言语往下形容了，非亲自尝试、对比不能理解。

如果把诗人以外的人全部排除在社会之外，整个社会只剩下诗人，那么杜甫，就是那种心中有着无上信念，但不会在现实生活中释放刺激性的人。

你看他是怎么写的：

“哭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他一生潦倒，叹息民生，但他每一次都是直面自己的内心，而不是倾泻怨愤于外界。

他既没有李白那种“呼童烹鸡酌白酒，儿女嬉笑牵人衣”的不理世事的轻松，也没有李白那种“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傲蔑一切的醉态。

他是杜甫，一个入世的现实主义者，也是一个道统意义上的理想主义者。他入圣，但从不超凡。

“习酒·窖藏1988”就是这样，入圣而不超凡。

入圣是天下，超凡是个人。

那是1990年代，“君子之品，东方习酒”的价值定位尚未形成，但习酒人的精神世界里，显然掩藏着一个儒家君子的理想人格。

为实现理想，要怎么做？

只能是把酒做好，把市场扩大，以一个国企的责任担当，惠及周边百姓，纾解民生之困。2010年，“习酒·窖藏1988”，就是在这样一种儒家理想的激励下辉煌现身。

杜甫晚年，客居成都，筑草为庐，忽一日，狂风大作，“茅屋为秋风所破”，屋顶被风吹走，还被顽童抢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

这就是杜甫，一生之中，没有多少华丽辞藻，但始终硬朗、风骨嶙峋。

何谓硬朗、风骨嶙峋？且进一杯1988。

文章开头就说，我不知道哪一种酒像李白。

事实上，像李白的酒是没有的，因为酒是人间的东西，非仙非佛。李白，不能用哪种酒来比喻，他只是人饮过酒之后的一种理想状态，无法模仿，无法通往。

但我们可以走进和感受杜甫。

感受他像1988一般的嶙峋风骨。

风骨为篇五

我曾经采下一束盐碱花，养在一个杯子里。在一间简陋的茅屋中，那束盐碱花使我感受到了生命的无穷魅力，它们向我展现了江南万花争艳的春天。以下是小编j.l分享的《花的风骨》阅读答案，更多热点杂文阅读欢迎访问(/wenxue)。

赵丽宏

①说起花的风骨，人们都要说梅花。在江南，也处处有梅花。梅花开在严寒之时，使无花的冬天提前有了春意。少年时代，在上海郊区的一所寄宿中学念书，学校附近有一个小花园，花园里有一片小小的梅林。冬春之交时，梅花盛开，我和几个同学经常相约去看梅花。这时，天气已经不怎么冷，看不到冰雪，风中已有几分湿润的春意。记忆中那片梅林是湖畔的一朵温柔的红云。它们并没有使我联想起什么傲雪斗霜的铮铮风骨，那一片红云，只是春天来临的象征。

②在江南，还有什么花像梅花那样，也能预报春天的来临呢那大概总是有的。

③很多年前在崇明岛上，我曾在一片荒凉的海滩上认识一种奇妙的小花，至今无法忘怀。那时，我在崇明岛临海的东端上参加围垦。在海滩上用泥土垒起一条长堤，挡住海水，被长堤圈住的海滩便成了农田。人的奋斗，使大自然千万年才形成的沧海桑田变成了几个昼夜之间的事情。然而这些新围出来的农田却无法耕种，播下粮种，常常是颗粒无收。为什么因为被围垦的海滩是盐碱地，不适宜种庄稼。连生命力极强的芦苇在那里也无法生存。于是人们便在这些盐碱地里放入淡水，水可以冲淡田里的盐份，又可以养鱼，一举两得。我被留在海边守鱼塘，度过了寂寞的一年。面对着荒芜的盐碱滩，难免联想起那些艰难孤独的人生，也难免顾影自怜。在大地的同一纬度上，只要春天一到，江南的大地上便花红柳绿，生命繁衍得轰轰烈烈，而这里，光秃秃的土地上只有白森森的盐花。寒冬尚未结束，但也已进入尾声。

④有一天，我发现盐碱滩上星星点点长出一些绿色的嫩芽。它们的叶瓣细小，却翠碧清秀，令人欣喜。海滩上寒风呼啸，这些翠绿的嫩芽似乎毫不在乎，迎着凛冽的风一点点伸展蔓延，没有什么力量那阻止它们的成长。有时候，从海上卷来的风猛烈得能把树连根拔起，能将屋顶整个掀掉，然而对这些贴地而生的绿草，它们显得无可奈何。这些扎根在盐碱地里，冒着严寒生长的植物，引起我极大的兴趣。我看着它们一天天大起来，高起来，长成了一蓬蓬小灌木似的绿球。它们为荒凉的盐碱滩铺上了一层斑驳的绿地毯。

⑤当地的农民告诉我，这是一种只在盐碱地上生长的野草，叫盐碱草。初春时，寒意未消，大概就是梅花开放的时节，盐碱草也开花了。这是一些淡紫色的小花，它们的蓓蕾小如米粒，乍开时并不显眼，要留心看才能发现。可是，等到所有的蓓蕾一起怒放时，盐碱滩上便出现了美妙的景象，只见一片片雪青的轻云，在风中飘摇。这时，风依然刺骨，盐碱滩上白花花的盐渍仍在，而笼罩大地的荒凉却已经不复存在，是这些活泼动人的小花驱逐了荒凉。这些小花，还引来了成群的蜜蜂。蜜蜂欢叫着在花丛中飞舞的情景，使我感动，我在当时的日记中这样感叹：世界上，有什么花比这些盐碱花更坚强更美丽呢若论坚强，它们不会输给冰山上的雪莲，也不亚于在肥沃的土地上报春的梅花。它们是有着独特风骨的花。

⑥我曾经采下一束盐碱花，养在一个杯子里。在一间简陋的茅屋中，那束盐碱花使我感受到了生命的无穷魅力，它们向我展现了江南万花争艳的春天。

⑦我想，只要春天如期降临人间，花是不会灭绝的，即便是在最贫瘠的土地上。

16. 阅读③-⑤段，结合文章内容简要分析作者的思想感情发生了的变化。(4分)

17. 请从修辞角度，赏析文章中画线的句子。(3分)

18. 下面对文章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两项是( )( ) (4分)

a.文章开头梅花写，表现出它傲雪斗霜的.铮铮风骨, 象征着的春天来临。

b.“毫不在乎”，“迎着凛冽的风一点点伸展蔓延”，看出盐碱花不惧困难，顽强的生命力。

c.盐碱花不仅能在寒冷之时开放，还能在荒芜贫瘠的环境中坚强地生长,美丽地盛开。

d.“我被留在海边守鱼塘，度过了寂寞的一年”，可以看出，作者和后文中的盐碱花是有共通之处的。

e. 作者通过盐碱花和冰山上的雪莲、报春的梅花作类比，表现对雪莲、梅花的贬斥。

19.“只要春天如期降临人间，花是不会灭绝的，即便是在最贫瘠的土地上。”联系全文，说说你对这句话的理解。(4分)

16.(l) 在海边守鱼塘，盐碱滩一片荒芜，感到孤独寂寞，顾影自怜;(2) 盐碱滩长出嫩芽，感到欣喜，引起极大兴趣;(3)盐碱花怒放，引来蜜蜂飞舞，使作者感动，于是发出了人生的感叹，赞美盐碱花独特的风骨。(每一点1分，两点3分，三点4分意思对即可，共4分。)

17.这句话运用了比喻的修辞手法，将“怒放”的盐碱花比作“在风中飘摇的”“一片片雪青的轻云”，(1分)生动形象地表现出盐碱花凌寒盛开、充满生机的景象，(1分)表达出作者对盐碱花由衷地赞美之情。(1分) (答出“比喻”，意思对即可，共3分)

18. a e (a项“文章开头写梅花”，是为了引起下文写盐碱花身上独特风骨，“并没有使我联想起什么傲雪斗霜的铮铮风骨”; e项应该是“对比”，没有“对雪莲、梅花的贬斥”。每一个2分，共4分。)

风骨为篇六

今年是梁漱溟先生逝世20周年纪念。

梁漱溟先生1893年10月31日生于北京，1911年毕业于顺天高等学堂，1918年至1924年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作为一代大儒、哲学大师、社会学大师，他先后出版的主要著作有：《印度哲学概论》（1919）、《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1932）、《乡村建设理论》（1937）、《中国文化要义》（1949）、《人心与人生》（1984）、《东方学术概观》（1986）等。作为一位政治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先参加河南村治学院工作（1929），后参加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1931～1937）。抗日战征爆发后，为谋国内团结，1940年参加发起建立中国民主同盟。1940年参加（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后代表民盟参加两党和谈。解放后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

1982年1月我到全国政协学习委员会办公室工作，结识了儒学大师梁漱溟先生。他的不苟言笑，他的做事认真，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们组织全国政协直属组委员学习，每周一次，梁漱溟是这个组的成员之一。有一次学习他没有到，特意让人送来亲自写的请假条。用钢笔竖写，工工整整，一丝不苟。其实他让人打个电话也就行了。当时我将请假条留下，心想如果保存下来也算一件特殊的文物。而那时我的同事们对这类便条都是看过即丢弃。在之前我保存着《林海雪原》的作者、名作家曲波为其子曲晶晶手写的请假条，有十多张，因为我上世纪60年代在北京三中与曲晶晶同班，我担任班里的生活委员，同学的请假条最后都汇集到我这里。可惜梁和曲的请假条在1991年冬天与我本人的笔记、文稿等都荡然无存了。

一次在全国政协礼堂梁老同我谈美学大师宗白华，说他们相识，我说宗先生是我的老师。由此我与梁老的关系又进了一步。不久我的同事汪东林因撰写梁老的问答录，让我为他，和梁老拍些照片，我陪汪东林去梁寓中造访过。梁老为我写过条幅，也题过词，条幅没有了，题词还在，那是1986年他93岁时写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他1985年11月也为汪东林写过条幅，内容为《中庸》句：“好学近于智，笃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我在沈醉家亦看过梁老为他写的条幅：“相交期久敬，志道毋远求”。

梁老是一位重感情，很有人情味的人。1986年8月21日他将自己的著作《人心与人生》题款签名赠我，1988年1月又题款签名赠我他的《忆往谈旧录》。更使我感动的是他为我的著作《宗白华评传》题词：“宗白华评传 充实之谓美 邹士方著 一九八八年一月 梁漱溟”。那天我告辞向外走时，他细心地提醒我：“你的衣服还没穿好。”好让我感动。

1985年梁老被评为全国“健康老人”。

1985年11月29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全国“健康老人”评选祝贺大会。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昌照、周培源，全国政协常委梁漱溟、吴觉农、郑洞国等，都被评为“健康老人”。他们胸戴大红花，手捧“老寿星”，精神矍铄，神采奕奕。书法大师启功和萧劳分别书写了“寿比南山”和“神州寿域”的贺辞。102岁的“健康老人”、中国武术协会委员吴图南和他的92岁老伴在会上即席讲话，博得大家一片掌声。

席间，著名乒乓球运动员、国家体委负责人徐寅生向三位老寿星祝贺，笔者当场拍下了这一动人情景。照片左至右：梁漱溟、徐寅生、吴觉农、郑洞国。

吴觉农为著名的“茶叶大王”、茶叶专家，中国茶叶学会、中国农学会名誉理事长，历任农业部副部长、中国茶叶公司经理、全国政协副秘书长。郑洞国，黄埔一期毕业，是民革中央副主席、黄埔同学会副会长。

我为梁老在他家中拍过照片，有黑白，也有彩色的，其中一张黑白的，时间在1986年。93岁高龄的梁老的倔强性格和“犹自带铜声”的风骨由此可见。

梁老那些可惊可叹的往事，我都是后来才知道的：

1946年国共和谈期间，10月10日，梁由上海到南京见周恩来，促其回南京继续和谈。11日夜车梁由上海回南京，次日清晨到南京，下车一见报，看到国军已攻下张家口的消息，不禁惊叹地对记者说：“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这句话被当时的各报纸作为头条标题，一时间成为民国期间最为著名的话语。

1953年9月11日在全国政协常委会发言说：“今建设重点在工业……工人九天，农民九地”，过去农民“与共产党亲如一家人，今日已不存在此形势”等等。此话触怒最高领袖，因此被痛斥，被批判。而他却以一介儒生敢与毛泽东当面争辩。

1970年“文革”中慷慨发言，反对《宪法》中写上林彪的名字，希望《宪法》有设国家主席一条； 1973年对批林批孔持保留态度，“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语惊四座，大智大勇。在那万马齐喑的年代，只有他拍案而起，怒发冲冠，奏响黄钟大吕之音。

我被他特立独行的人格，为真理而求索的大无畏精神而深深折服，感动不已。他就是“为民请命”的斗士和中国文人的风骨。

张中行先生曾赞誉他：“梁先生可敬之处不少：有悲天悯人之怀，一也。忠于理想，碰钉子不退，二也。直，有一句，说一句，心口如一，三也。受大而重之力压，不低头，为士林保存一点点元气，四也。不做歌颂八股，阿谀奉承，以换取驽驾的享受，五也。”是为定评。

（清华大学老科协推荐）

风骨为篇七

风骨为篇八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及其以前，文人，即文化人，是从事人文社会科学、参与国家治理的一个“知识精英群体”。凝练为其品格和个性的”文人风骨”，即高尚的品格、情操、境界和精神，主要通过其行事风格和作品体现。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的“文人风骨”深深烙印在中国人的骨子里，被颂扬、传承和不断赋予新的内容。

一

从古到今，人们对文人有着诸多定义。有人说文人是现代词，是一个专有名词，是指会写文章的读书人，指读书能文的人。其实，在《詩·大雅·江汉》中就有了“文人”："厘尔圭瓒，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郑玄笺："告其先祖诸有德美见记者。"孔颖达疏："汝当受之以告祭於汝先祖有文德之人。"《书·文侯之命》：“汝肇刑文武，用会绍乃辟，追孝于前文人。"孔传："使追孝於前文德之人。”汉傅毅《舞赋》："文人不能怀其藻兮，武毅不能隐其刚。"唐钱起《和万年成少府寓直》："赤县新秋夜，文人藻思催。"清周亮工《哭樵川门人杨凌飙》诗之三："文人命薄将军死，谁赋城南旧战场。"由此可见，在古人的定义里，文人和德操是融为一体的。文人是“有德美见记者”，所以文人被人们推崇、向往、追求。

当代著名诗人、作家、评论家张修林在《谈文人》一文中说：“文人是指人文方面的、有着创造性的、富含思想的文章写作者。严肃地从事哲学、文学、艺术以及一些具有人文情怀的社会科学的人，就是文人，或者说，文人是追求独立人格与独立价值，更多地描述、研究社会和人性的人。“这一定义比较准确和全面。随着人类社会文明、文化的发展，逐渐产生了是从事人文社会科学、参与国家治理的一个“知识精英群体”，即文人。他们来自社会各阶层，对社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和影响。特别是文人当中的一大批敢于坚持正义的有道德、有境界、有操守者，树立了文人风骨，成为人们推崇、向往、学习的楷模。

二

何谓风骨，《辞海》说：“指人的品格、性格”；“古典文艺理论的术语”。可见风骨从两个方面体现出来。一个方面是做人的风骨；另一方面是作品风骨。关于做人的风骨，《南史.宋武帝纪："风骨奇伟"；《新唐书.赵彦昭传》：“少豪迈，风骨秀爽”；韩愈《感春》诗：“孔丞别我适临汝，风骨峭峻遗尘埃”。关于作品的风骨，《文心雕龙.风骨》：“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生焉。“做人的风骨和作品的风骨是相辅相成的。有品格、性格的文人，一般来说有着高尚的情操和境界，敢于担当，敢于声张正义，在正义面前不惜牺牲自己，舍生取义；他们的作品立意高远，充满着正能量，彰显了作者的品格和精神——风骨。概而言之，风骨，是指文人和文人作品所具有的品格、情操、境界和精神。

1.有风骨的文人，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是“铁肩担道义”，总是把自己和国家、民族地利益联系在一起。屈原为楚国利益不屈不挠，即使被流放也不放弃，最终投汩罗江自尽。东晋时期著名的田园诗人陶渊明，性情高雅，淡泊名利，不贪慕荣华富贵，不趋炎附势，不愿为五斗米的俸禄折腰，只当了八十多天的县令就辞职。南宋末年民族英雄文天祥，官至右丞相，封信国公，于五坡岭兵败被俘，严正拒绝元将的利诱劝降。解押北上时，文天祥途经零丁洋，目睹南宋王朝的覆灭，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绝唱。明嘉靖时期，时任兵部员外郎的杨继盛弹劾严嵩而被处死，留下了彰显中国文人不朽之风骨的“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绝命联。倡导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面对晚清保守势力的威胁，从容不迫，发出“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豪迈呼喊。且坚定地说：“各国变法没有不流血的，如中国变法要流血，就从我谭嗣同开始吧！”这就是有风骨文人的豪情，有风骨文人的胸怀，有风骨文人的境界！。

2. 凝练为其品格和个性的”文人风骨”，即高尚的品格、情操、境界和精神，既是作者言志、抒情等创作手法的体现，又是独具风格作品内容的体现。文人风骨可从个体作品中体现出来。如： 张翰的“人生贵得适意耳，安能羁宦千里以邀名爵”的豪迈之言；李白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欧阳修的“太守之乐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喻之酒也”；更有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人风骨还从学派中体现出来。如：汉乐府诗的天真率洁，自然古朴；魏晋文学的自然天成，个性飞张；宋学的兼容并蓄和创新思想。

三

风骨为篇九

那天早晨，梁济收拾好纸笔，说是要去亲家彭翼仲家住三五日。临行偶然从报上看到一条国际新闻，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提问：“世界会好吗？”二儿子梁漱溟说，“我相信世界是一天天往好里去的。”梁济点点头：“能好就好啊。”说罢出了门。

3天之后，梁济投净业湖自尽。

再过3天，就是他1918年农历十月初十的六十大寿。这竟是父子俩的最后一次谈话，说的还是社会问题。

族谱记载，梁家始祖也先帖木儿是元朝宗室，世居河南汝阳。在《元史》中，也先帖木儿是元世祖忽必烈第五子和克齐之子。至元十七年（1280年）袭封云南王，后改封营王（元朝蒙古人汉名往往相同，梁家未认定始祖是营王）。元朝灭亡时，也先帖木儿的后裔归顺明朝。当时留下的蒙古人多半改姓，汝阳地属战国时魏都大梁，于是以梁为姓。在梁济曾祖梁垕时梁家迁居桂林，但祖父梁宝书、父亲梁承光两代都在北方做官，这支就留在京城了。

1859年，梁济出生在北京，父亲梁承光担任内阁中书，梁济的生母是他的侧室。祖父梁宝书曾担任遵化州知州，此时还健在。但他在梁济出生时已因得罪上司被免职，梁家一直为其债务所累。梁济8岁时，父亲病死在山西永宁州知州任上。祖父与家人返回北京，借住在大女婿家中，隐姓埋名，以躲避债主的追讨。一年多的时间里，全家人的零用只花了二两多银子。

20年前的革命家

虽是人微言轻的小官员，梁济却几乎有些过分地保持品行端正，“久居京师，日与名利场中相接触，而未尝注意营求富贵”，并无时不为国运烦忧。但他看到的却是：天灾连连，“而热闹场中庸碌之人全不介意”；和朋友谈起，对方“泛泛酬答”，王公贵族则把自己当局外人，全不替百姓操心。甲午发生战事，日本兵还在朝鲜，已经有一两百官员带着家眷逃出北京。这怎不叫人悲愤！

梁济并非保守分子，而是开明的改良派（后来，胡适称他为“20年前的革命家”）。他很赞同戊戌变法，但认为短时间内颁布过多政策操之过急，曾经草拟奏章建议谨慎实行，尚未上书百日维新已经失败。辛亥革命前一年，他“慨然欲挂冠去”，却又不忍独善其身，于是想写一篇奏章就君德、民德、官德三方面留下规劝性的意见，还没写完武昌起义已经成功。

尽管本人以科举入仕，梁济却决意不再让儿辈走这条窄路。他和妻子张春漪共有4个孩子。长子梁焕鼐生于1887年，留学日本明治大学，商科毕业。次子梁焕鼎（梁漱溟）生于1893年，生于1894、1896年的两个女儿梁新铭、梁谨铭都在清末毕业于京师女子初级师范学堂。1898年梁漱溟开蒙，梁济没让他读《四书五经》，和几家亲戚共同请了教师在家讲授世界地理常识。次年北京出现第一个“洋学堂”中西小学堂，梁济把他送入这所学校，既学中文又学英文。不久义和团杀信洋教或念洋书之人，英文念不成了。因为社会动荡，梁漱溟不断转校，前后念了两次家塾和4个小学。

梁济深悟自己幼年所受教育过于严苛，因此对孩子极其宽容，几乎从不以严肃的神情面对孩子，梁漱溟从没挨过父亲的打，也完全感觉不到任何精神上的压迫。

“明知大势难救而捐此区区”

梁济的自杀令人诧异。从他之前在生活中的表现，一点也看不出他有以身殉清的意向。而事实是清帝逊位之后没几天，殉身的念头就开始在梁济心头盘旋。1912年6月他参加同乡团拜时，在神明和父亲灵位前暗自立誓：“必将死义，以救末俗”、“兴亡之际，当发明正义，不敢辱亲”。1913年他几次去天安门观察环境，看到有巡逻，怕自杀遇救，只好改地，“其实心犹在天安门下也”。

辛亥革命时，得知梁漱溟参加了革命组织，他劝告儿子说，立宪就足以救国，何必革命呢？如果大势不可挽回，我何尝不想国家由此有一转机？但我们家几代做清朝的官，就等天命决定好了，别跟着他们造反。儿子不肯听，他也没有强求。1917年张勋拥立溥仪复辟时他并不欢欣，反而写信劝张放弃，“屯兵养望，监督民国实行仁义之政”。在遗书中，他说自己“决非反对共和，而且极赞成共和”。

也许可以说，曾经站在清末改良思潮前沿的梁济对渐进改良的拥护胜过对暴力革命的信心；对国家命运的关切胜过对清室一姓的忠诚。他真正关心的是，共和，是不是真正的共和；民国之民，能不能安乐。“能以真正共和之心治民国，则清朝不虚此和平揖让之心；不以真正共和之心治民国，则清朝即亡于权奸乱民之手。换言之，即因禅让而民得安，则千古美谈，自与前代亡国有异。徒禅让而民不安，则一朝代谢，谓非亡国而何？”可惜在他看来，伴随共和国而来的是时局混乱、道德沦丧和人民疾苦的加深。

梁济不可化解的痛苦在于，他认为社会的基础是道德，而他身处的时代正值中国传统文化-道德秩序解体的前夜。而中国进入现代时所遭遇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问题，不可能只凭道德精神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