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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乌托邦乌托邦作品篇一

“只有上帝和野兽才喜欢孤独。”——梁实秋。

我喜欢孤独，我不是上帝，那我只能是野兽了！诚惶诚恐地活了大半辈子，结果自己连人都不是，甚是悲哀！转念一想，自己恐怕连野兽都不如，野兽不惧黑暗，可我在黑暗中感受到的却是冰冷的颤栗。

有此一说，其实是对梁老先生文章的断章取义，他的文章并非此意，通篇论述的是“我们凡人，如果身心健全，大概没有不好客的。”该文阐述的是各种好客、待客之道，也就是“人都是好客的，并不喜欢孤独”。可我确实感受到了孤独，也对孤独意境产生了偏好和向往，这又何故？难道“身心不健全”？其实，人或多或少都有某方面的心理问题、心理障碍，只是因学识体系的不足或碍于面子缘故不予认可罢了，因此，喜欢孤独、享受孤独也就无以为怪，不足为奇了，大可不必惊诧和困扰。

当困惑不被认知，心绪不被理解时孤独便袭上心头，当才学不被认可、思绪缺乏共鸣时孤独便弥漫心间，人内心总有些秘密不可为外人道也，即便是你最亲近的人，此时，也只能以孤独的方式去排解、去消蚀落寞的压力。有人说孤独是天堂、也有人说孤独的地狱；有人说孤独是魔鬼、也有人说孤独是天使，可我觉得孤独是一盅清茶、一本旧书、一曲梵音，孤独是碧波汪洋中的一叶轻舟，安然、随性；孤独是天山雪脉中的一株雪莲，清溢、桀骜；有人说孤独是凄冷、是寂寞，也有人说孤独是悲哀、是无奈，可我觉得孤独是一种心境，是暴风雨过后的恬静，是沙场惨烈后的与世无争，孤独不是退怯、不是沉沦，孤独是一种淡然的心态、是一种优雅的诠释。

有时孤独是一杯浓烈香醇的蓝山，在提琴与键盘的音律中品味着甘涩与苦楚；有时孤独是一杯甘甜清烈的山泉，在疲倦与烦乱时浸润着即将枯竭的心际；有时孤独是一杯热辣的白兰地，在悲切和痛楚时品读着世间百态。人要学会理解孤独，享受孤独，在这个世态纷争的社会里各种困扰和压力无时无刻不在蚕食着人的心智和秉性，孤独是心灵的避风港，孤独是心灵的乌托邦，可以在孤独中清理纷乱思绪，在孤独中撷取智惠灵感，可以在孤独中释放淡淡的相思，可以在孤独中排解悠悠的眷恋。

人总有不被理解不被认可时候，一生也不可能总是阳光坦途，难免会有崎岖坎坷的历程，有道是“不经历风雨又怎能见彩虹”，在这个喧嚣浮华的世界生活太久，不免蜕变、不免迷茫，人需要偶尔的孤独，是对麻木心态的救赎、是对躁动秉性的洗礼。人可望被认知被接纳，但总有些情感和事理不便为外人知晓，不说是负担，说了却是矫情，但没有任何人有这份睿智去洞察你的思绪和情感，也没有何人有责任有义务为你分担、排遣这份忧愁，那就只能潜藏心底，在孤独中默默承受、自我慰藉。

偶有时，孤独却又宛若黑夜里行走在广袤无垠旷野的惆怅，四周崇山峻岭满目黝黑，黯月里生命显的格外渺小、格外脆弱，仿佛随时坠落于万仗深渊，仿佛随时被黑暗吞噬于无形，寂寞穿行于山间蜿蜒小道，绕过山坳背后永远不知等待着是绝壁还是悬崖，是丛林小径还是平坦大道，有时孤独亦会让人如此绝望。孤独就是这般矛盾，有时让人向往，有时让人害怕，有时让人惬意，有时倍感寂寥，但无论如何，孤独却是不可或缺的心境。

的乌托邦乌托邦作品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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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伊沙的长诗《乌托邦》体量庞大，作为口语诗，该诗继承了其诗歌主题空心化、语言表达口语化、题材对象生活化的特点。通过对该诗这三个方面的文本细读分析，能够探析到伊沙写作风格在诗中的体现。同时也能看到伊沙口语诗写作的不足和发展的瓶颈。

关键词：《乌托邦》伊沙口语诗歌特征

伊沙是当下诗坛上最具有影响的诗人之一，且是颇具争议的诗人。赞之者认为其是口语诗的大家、非主流、反传统、民间写作的代表人物;骂之者认为其是“诗歌流氓”，“诗痞”，诗质低俗。正因为有如此大的争议，恰恰也能说明伊沙在诗歌创作中特立独行的价值追求。《乌托邦》作为伊沙最新的一部容量庞大的诗作，继承了他一贯的口语诗的特点：通过“去雅”的手段描写了世俗生活的日常化;将诗歌的文化想象和内容拉回了庸常。《乌托邦》中伊沙记录了从北京到俄外访的事件，其中不乏作者对历史和现实的文化关照、对历史的反叛和消解。在这首诗中，语言表达口语化、题材对象生活化、诗歌主题空心化等渗透在文字中，通过对诗歌的细读分析，探求伊沙这首新作的价值取向和审美趣味。

一.诗歌主题空心化

伊沙和英国学者托马斯·莫尔都以《乌托邦》为名进行过写作。莫尔在《乌托邦》中构想了美好的世外桃源般的国度——“utopia”，这是一个美好但不能实现的理想社会。伊沙在《乌托邦》中，通过俄罗斯之旅，想在这样一个伟大的诗歌国度寻求诗人自由精神和思想的乌托邦圣地，在历史和现实的交错讲述中，发现那些曾经的美好已经逝去，留下的或许已经变味。正如作者所写：“曾经一度/俄土上建立了/人类的乌托邦/转头成空//现如今/诗人们期盼着/它仍是诗人的乌托邦/注定成空”。

作为口语诗人，伊沙就是要发出不同于以往写作的“儒雅”、“智性”的语言，要反其道而行之，将书写的对象和语言走向“崇低”，要表达生活本质的真实。正因为这样，伊沙在诗歌中表现的主题就很宽泛，旅途处处皆是描写的对象，对人物、风景、动物、树木、饮食等都进行了描写，造成了描写的多样化和语言的泛滥，进而掩盖了诗歌主题的明确性，或许伊沙根本就不想表达什么主题，只是想把自己的语言用诗歌的形式写下来。“诗是一种语词凝练、结构跳跃、富有节奏和韵律、高度集中地反映生活和抒发思想感情的文学体裁。诗的基本特征是凝练性，跳跃性，音乐性。”当然，不能以一个标准去衡量诗歌的好坏，但诗歌的语言应该做到简要、明确，能够传达明确的主题。伊沙的诗歌给我们一种别样的情感真实，但同时没有明确的主题。或许这是口语诗的特征所在，但是这样任由感情的奔放挥洒，是否会造成诗歌主题的空心化出现？是否会出现流水账式的叙事？这是伊沙以后在口语诗歌写作中要突破的路障，这样才能让口语诗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二.语言表达口语化

“口语是美的，它存在于人的日常生活里。它富有人间味。它使我们感到无比亲切。”伊沙的诗歌给我们一种将生活的小事娓娓道来的感觉，其中不乏惊人的语言。在该诗中，伊沙写去俄旅行一事，写自己对于俄罗斯诗人的印象，还有童年记忆中对于苏联的印象：“土豆加牛肉/等于共产主义”。通过口语式的叙事，传达出对苏俄的基本印象和向往、期待之情。写北京的雨夜、京戏、热茶等常见的意象，这些意象在以前的诗歌尤其是古典诗歌中以优美抒情的方式呈现出来，但伊沙用自己的语言也诉说且达到了一个不一样的效果，那就是生活本该如此，不需要去掩饰和遮蔽。如“北京的早晨/不是在鸟鸣/而是在乌鸦的叫声中/醒来……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京韵京腔的吵架声/传来”。伊沙用口语把诗歌的“诗意”从日常生活的“反诗意”中浮出水面。

语言表达口语化并不是说诗歌表达的是“一腔废话”，而是把日常生活的语言进行诗意的提炼。“口语是生长着的活的语言，是与物共生的，因而更接近原初意义。但日常口语又不可避免地带有芜杂性、非规范性。”因此，如何在口语表达的同时又能达到“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效果，这也就是诗人功力的显现。伊沙在《乌托邦》中五次写到红场，运用不同的语言和意象的组合，最终都指向红场的庄严和伟大，这是一个国家的象征和历史的记忆、一个民族的精神和品格。如：“红场小的叫人傷心/它似乎更符合/它的另一个译名：/美丽广场/从体量上说/它只是一首短诗/但却充满了叙事”;“1941年/在红场阅兵式上/在莫斯科保卫战动员令中/格鲁吉亚人斯大林大元帅/呼吁保卫的/不是苏联而是俄罗斯”;在简单朴素的口语中讲述了红场的伟大历史意义。在苏东剧变那年：“这个民族垮不了/排队买面包/家里有钢琴……是不是连出租车司机/都知道马雅柴可夫斯基/是/那就亡不了”。他没有写历史上俄罗斯人民经过怎样的团结和艰苦奋斗最终取得了胜利，而是把日常生活中的事物用口语表达出来，得出了这个民族子经历巨变的时期精神生活的充足，伊沙正是在这种“反崇高”“反传统”的语言中得出这个民族“亡不了”。

伊沙“凭借超常思维与娴熟技艺对其（口语）进行清理、选择、提纯、凸显出口语的质感、生机与活力，擦亮被日常生活交流用惯乃至用滥的口语语词，恢复或重建口语表意的丰富性、灵活性”。但同时也应该看到，“没有限度的绝对自由，是一种乌托邦，这种限度可以是外部契约的规定，也可以是自我内心的约束，而口语诗一旦缺乏必要的限制，必定导致极端的口水泛滥。”）

三.题材对象生活化

文学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诗歌作为文学的一部分，应是这样也必然是这样。伊沙的诗歌用“去雅”的手段，达到了“日常下”的俗化，游弋在“审丑”的精神世界里。他笔下“虱子、呵欠、眼屎、污肚、便盆、鼻涕、糖老爷们、结巴、强奸犯、色盲、阳痿者、老狐狸、傻b、同性恋、光棍、小姐、贪官、小丑、发廊女、酒吧、公厕等等‘日常下的事物”，这不同于一般学者的“日常化”题材，这些在常人眼里被认为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但这恰恰就是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伊沙以一种“清道夫”的精神把这些被人们忽略的、羞于表达的东西狂扫起来，展示给人们看——这才是真实的生活，但却是被“传统诗歌和现代诗歌所拒斥的基本现实”。

诗中以旅行时间为线索进行叙事，旅行中所发生的事构成了诗歌的一部分。芭蕾舞、马戏团、诗人、墓园、足球、教堂、电车、咖啡、伏特加等，这些真实生活中的所见，构成了一个真实的俄罗斯，他没有选择那些“高大上”的题材来说明俄罗斯的景与物、人与情，在对日常描写中消解了旅行的目的性和意义性。如当妻子知道他去俄的时候，“这一次她说：去俄罗斯/不是让你去购物的……/那是去干什么的呢？”诗人外访俄罗斯的意义被购物一词轻而易举的否定了，再如“喜欢圣彼得堡/胜过莫斯科的/最小理由/地上有烟头”;“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中共党员诗人/在‘学习强国”，“这杯咖啡/距完美/差了一支烟”。伊沙在这些随处可见的事物写作中制造了“叙述差”和“判断差”，他在“玩”语言的时候也让语言“在有限的范围内让事物远离象征、比喻之道，走向了自在状态的呈现与敞开。”伊沙在诗中书写日常生活，且也把语言生活化并给予思考。这样口语诗也就拥有了诗性内涵和文化精神。

四.结语

《乌托邦》继承了伊沙独特的风格，口语诗歌并不是简单的用口语进行书写，那样人人皆可成为口语诗人。伊沙在口语诗方面并不是完美无暇的，但他认为口语诗不仅仅是一种写作策略和手段，“而是抱负、是精神、是文化、是身体、是灵魂和一条深入逼近人性的宽广之路，是最富隐秘意味和无限生机的语言，是前进中的诗歌本身，是不断挑战自身的创造”。

《乌托邦》中伊沙并没有寻找到诗人和诗歌的乌托邦圣地，但却让诗人自己感到诗人本身的使命和圣洁感，在主题、语言、叙事、等方面伊沙将会继续对口语诗歌探索。同时，伊沙也应该坚持在口语使用上的理性控制，在“质”和“量”之间选择一个平衡点，这样，伊沙才能在口语诗歌的道路上渐行渐远。

参考文献

[2]童庆炳：文艺理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3]艾青.诗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10]伊沙.无知者无耻[m].北京：朝华出版社，2005.

（作者单位：天水师范学院文传学院）

的乌托邦乌托邦作品篇三

我们倾尽一生来寻找属于我们自由的乌托邦，因为我们知道，那里埋葬着无尽的幸福宝藏。但既然称之为“乌托邦”，便总有些虚幻飘渺的味道，就如同陶翁的桃花源一样，似乎是个美丽却虚无的境地。如此一来，我们的幸福究竟在哪里？不少人寻寻觅觅，却只发现冷冷清清，空叹着凄凄惨惨戚戚来了却余生。

我看过这样一个故事，说的是寺庙檐头上的一只蜘蛛，它爱上了墙角的一根小草。但是小草没有发现它的存在，于是它便悲伤地度过每一天。直到一日，佛祖问它这世上什么最让它感到痛苦？蜘蛛答道，是“得不到”和“已失去”的东西。佛祖摇了摇头，让蜘蛛变成了一个女子，看到自己的前世。其间种种，不必细说，只倒了故事最后，蜘蛛才发现原来风一直爱着一个女子，而自己却因为一直纠结于自己得不到的小草，忽视了自己身边的幸福。“得不到”和“已失去”是的，这两者往往把我们引向幸福的对立面，让我们在自以为的追寻幸福的道路上作茧自缚，以致于南辕北辙。渴望富贵而富贵难求，渴望别墅而沦为房奴，渴望做官而引火上身，过深的欲望给人戴上沉重的镣铐，让人步履维艰，幸福的理想国也随之化为泡影，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痛苦与折磨。万贯家财顷刻消失，美满爱情瞬间破裂，当拥有的一切变为水中月、镜中花，当幸福成为过去式，便再也回不来了。就像这样，我们在患得患失时迷失了通往幸福的方向。

的乌托邦乌托邦作品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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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乌托邦是人类思想意识中最美好的社会，文学也中不乏对理想世界的描绘，它们虽都有悖于现实生活，给人一种荒谬的不真实之感，但“乌托邦”确是承载人们美好期望的理想之地，为世人展示了生命虚无中的美好之处。值得一探究竟。

关键词：乌托邦;文学;理想世界

早期空想共产主义者康帕内拉在《太阳城》里描绘了一个没有剥削没有私有制，人人劳动，社会组织生产分配，拥有大智慧的“圣哲”（太阳）作为城市最高管理者的理想社会。“太阳城”是康帕内拉虚构的理想城邦。在太阳城里，没有私有财产，人人参加劳动，生活日用品按需分配，每天工作四小时，其余时间用于读书娱乐。儿童从二三岁开始接受教育，10岁前学习各种科学知识。17世纪德国神学家、基督教修道院院长约翰·凡·安德里亚在《基督城》里，描写了理想国度--基督城。在这座面积不大，人口不多的城市中，由三人执政，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制度，人人参加劳动，没有剥削和压迫，因而手工业和农业很发达，科技和文化很繁荣，人民不仅享有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享有丰富的精神生活。此时，“乌托邦”就已具有空想的成分。

陶渊明在《桃花源记》里建构的“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醉人世界，汉魏时期的令人心驰神往的游仙诗，无一不体现着“乌托邦”在中国经历的本土化发展历程。而严复翻译的亚当·斯密《原富》则最早使用了“乌托邦”一词。书中严复对“乌托邦”的解释只有“不存在”这一层意思。中国文学中则沿用了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1929）中从相对性角度并上升为哲学对“乌托邦”含义所作出的界定：“与实际情况不一致”和戴镏龄译本中的‘乌攸之乡’⑤这一含义，此后，中国人便将“乌托邦”和“空想”画上了等号。

文学作品中也不乏“乌托邦”世界的建构，流连其中就会发现，这些美好的“乌托邦”世界无一不是“桃源梦”的复制与变形。阮籍不满当时社会的黑暗与残酷，却无力做出改变，无奈感叹“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焉”，自己满腔的政治热情只能在《咏怀诗八十二首》中曲折表现。他的挚友嵇康也为当时政治所苦，隐逸山林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甚至是“审贵贱而通物情”，其实，在游山玩水逍遥自得的背后是悲愤难平的愤慨。曹雪芹在《红楼梦》里描绘了一个温柔富贵乡--“大观园”，无论是里面的亭台楼阁还是主人公的饮食起居，如果不是身处其境，常人只能在梦里观望它的繁华美好。时间流出近代转入民国，周作人在动荡的社会浪潮中举起了“人的生活”这面大旗，追求自由平等。而在30、40年代的文学作品中，无论革命文学还是民主主义文学，无一不对当时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加以批判，想要建立一个思想自由的理想国度，但是批判过后文人理想终归毁于社会现实。于是“桃源梦”的建构在后革命时代的文学作品中继续呈现。“革命样板戏”中尽情展现革命者的英雄形象，救黎民百姓于水火之中，体现了当时人民对和平生活的向往。红色经典“三红一创青山保林”，或是表现残酷的革命斗争，歌颂革命者的机智坚韧;或是表现中国老农民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付出的艰辛努力，歌颂了中国儿女们对理想生活的执着追求。

文学中不乏对理想世界的描绘，它虽有悖于现实生活，给人一种荒谬的不真实之感，诸如康帕内拉向往的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太阳城，但“乌托邦”确是承载作家美好期望的理想之地。

“在中国文学史上，已经形成了一个绵延不断的桃花源情结的系列”。汉魏时期曹植的游仙诗《飞龙篇》，寄予了作者得道成仙、超凡脱俗的人生追求。东晋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描绘了一个没有剥削没有阶级压迫，百姓自给自足生活恬淡的世外桃源。比照当时的社會状况，“桃花源”充分表达了作者对美好社会的追求。曹氏政权与司马氏政权的争夺，让多少的怀揣政治理想的文人成为牺牲品。寄情于山水成为阮籍、嵇康等人的保护伞。《咏怀诗八十二首》中对社会黑暗的揭露、对统治者的期待、对自己壮志难酬的悲愤，在以旁观者冷眼诉说的同时，表达的是阮籍、嵇康等人对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期望。盛唐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则一吐“诗仙”心中不快，豪笔挥洒不为权贵所困的理想人生。盛极而衰的“大观园”，暗含着曹雪芹远离社会困境、重建家族辉煌的理想。大观园里的园林建筑、器物摆设以及衣食起居，汇集了人间精华与享乐，像刘姥姥一样的普通人身在其中宛若置身梦境。到了现代，“乌托邦”叙事仍没中断，周作人在“新村” 运动中积极倡导“人的生活”，反对革命暴力，追求平等独立、普度众生的超世理想。

乌托邦是人类思想意识中最美好的社会，今天乌托邦往往有一个更加广泛的意义，它一般用来描写任何想象的、理想的社会。往往乌托邦也被用来表示某些好的，但是无法实现的（或几乎无法实现的）建议、愿望、计划等。文学正是为人建构一个虚无的世界，来满足现实生活中所无法达到和实现的一切，在这一层面上，“乌托邦”和文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