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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的特点及变化篇一

电信诈骗属于诈骗手段的一种，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下面和小编一起来看新型电话诈骗有什么特点，希望有所帮助！

诈骗案件与其他刑事犯罪相比，具有无作案现场、无痕迹物证的特点，难以发现、固定和提取犯罪证据。在侦办传统诈骗案件中，往往采取比对嫌疑人体貌特征的'方法确定犯罪嫌疑人。而电信诈骗分子仅是通过使用通信工具与受害人进行联系，与受害人不进行面对面的直接接触，受害人对犯罪嫌疑人的了解仅限于电话号码、银行账号，不掌握犯罪嫌疑人体貌特征，难以通过比对的方法确定作案者。

犯罪嫌疑人借助计算机、电话等通讯工具，通过互联网服务器，使用任意显号软件、voip网络电话等技术手段，批量群发短信和群拨电话，落地接入本地固定、移动电话，实施诈骗行为，诱导受害人向指定账户转汇资金，随后通过网银系统在短时间内转存，利用自动柜员机多处分散提现，给案件调查、嫌犯控制、赃款追缴带来较大困难。

犯罪分子利用受害人缺乏相关法律常识的特点，冒充电信局、公安局、检察院等单位人员，往往以受害人电话欠费、被他人盗用身份证号码涉嫌经济犯罪为名，以没收资金为威胁，以核对存款为理由，通过对话进行心理暗示，遥控受害人转汇资金存款，环环相扣，令受害人在短时间内难以察觉，上当受骗。

为了防止受害人因报警及时导致账户资金冻结，犯罪分子往往选择异地作案，即甲地拨打乙地电话实施诈骗，遥控受害人向异地指定银行卡转汇资金，随后在网上分解资金，在丙地提取现金，给公安机关冻结资金流向、调查固定证据带来相当大的难度。

犯罪份子在某一段时间内集中向某一号段或者某一地区拨打电话、发送短信，侵害对象除地域集中外，无其他特定条件，受害者包括社会各个阶层，既有个体业主，也有企业职工，还有普通民众。

电信诈骗往往由多人共同实施，相互间有明确分工，既有策划整个诈骗活动的“指挥组”，也有具体实施对话诈骗的“导演组”;既有专门负责网上转存、资金分解的“转汇组”，也有组织实施取款提现的“取款组”，作案环节可谓环环相扣，给公安机关的打击带来很大困难。

电信诈骗案件既有国内公民作案，也有境外人员作案，还有境内外相互勾结作案，隐蔽性很强，打击难度很大。如各地公安机关在侦办的电信诈骗案件中，通常会遇上主要犯罪嫌疑人为外籍人在主要操控人员，专门雇佣大陆居民提款转存，给案件办理带来了极大难度。

从银行转账汇款到对方账户资金到账往往只需要15分钟时间。实施电信诈骗成功后，犯罪嫌疑人会在银行资金到账的第一时间，通过网络银行进行赃款转移，并按照atm机提款上限分解到众多银行账号中，迅速组织人员提现。若受害人未及时发现受骗，很难在提现前采取控制措施。

电话的特点及变化篇二

摘要：自“绿色革命”以来，新的农业生产技术、农作物和生产工具提高了粮食产量，促进了我国居民食物消费结构的整体性变化，居民生活质量有了较大提高，对食物的种类与品质有了更广阔的选择空间，恩格尔系数呈逐年下降态势，然而部分居民的有害饮食习惯导致了严重的营养不良，拉低了公众平均健康水平与寿命长度。本文分析了近年来我国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变化的影响因素与未来发展趋势，并提出了在满足基本营养需求的前提下保障饮食健康的调整方法。

关键词：消费结构;食物;消费量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升，食物消费结构随着国民人均收入的提高有了较大变化，我国居民人均肉制品与水产品消费量处于稳步增长状态，盐、蛋白质与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已严重超过了正常水平，高脂肪、精加工的饮食极大地损害了我国居民的身体健康，糖尿病、肥胖症、心脏病等因营养摄入不均衡而产生的病症发病数量逐年增多。我们必须采用营养主义思考方式分析造成我国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变化的诸多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评估我国居民食物结构中哪种成分需要进行根本性调整，以便消除其对居民健康的影响。

一、我国居民食品结构整体性变化特点

1.城乡居民食物结构变化基本特点分析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国城镇居民的人均粮食消费量逐渐走低，水产品、副食品、果蔬、肉类加工制品的消费量反而显著增加，直到二十一世纪初期，城镇居民膳食结构的主要消费种类开始从植物性产品转变为动物性产品，动物性食物消费在2000年开始超过食物消费总量的一半以上，2017年城镇居民的人均肉类消费量超过21kg，而后呈逐年递增态势，植物性食物的消费量逐渐减少。由于动物性食物所含脂肪热量较高，蛋白质供给充足，居民营养摄入水平逐渐提升，社会消费层次有了一定提高[1]。据有关统计调查显示，我国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结构中，动物性食物消费量远少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的动物性食物消费占自身食物总消费量的六分之一，猪肉仍然是农村居民消费肉类产品的主要类型，占肉类消费总量的65%，农村居民对粮食的消费量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最高峰（1990年人均260kg）逐渐下降到2017年的200kg。新世纪以来，农村居民人均蛋制品、奶制品、蔬菜的消费量逐年走高，营养水平也相应有所提高，2018年与1990年相比，农村人均每日蛋白质摄入量增加了30.4g/人，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渠道增加[2]。

2.不同地区食物消费结构变化的特点

受到经济发展水平与地域作物种植规律的影响，我国不同地区的食物消费结构变化呈不均衡态势。以中西部地区为例，这一地带居民的粮食消费量居高不下，是城镇居民平均粮食消费量的两倍以上，因其日常习惯食用面食与粗纤维食物，且缺少优质的牧业生产基地，因此奶制品人均消费量相比其他地区而言较少，2017年仅为15kg。我国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处于领先地位，人均可支配收入较高，食品种类选择余地较大，在改革开放以来生存性食物消费的比重逐渐降低，人均享受性食物消费量开始增多，食物质量逐渐提高，热量、营养供给已经能够满足人体健康需求。我国东北地区居民，因个人生活习惯与环境气候对酒类产品的消费量较多，农产品消费结构较均衡[3]。

二、进行理性食物消费的改进策略

1.政策引导促使居民戒除不良食物消费习惯

为提高我国居民食物消费结构的稳定性与科学性，必须由政府为主导开展面向不同地域、不同社会阶层的居民的饮食文化宣传，培养居民的理性食物消费意识与健康饮食习惯，针对妇女与中老年群体制定的个性化营养摄入计划，以社区为单位组织住户集体参加营养化食物消费常识与科研成果的专项培训班与主题讲座。政府还可借助信息技术，在大众传媒平台上投放健康饮食习惯宣传片与资料，使营养学者通过互联网信息交流平台为年轻一代统一提供科学化、营养化饮食指导，进行尝试性实验，检验国民普遍认同的各类饮食观念的正确性与科学性，由各级政府机关带头组织大型公共膳食健康教育活动，提高我国居民群体对健康饮食习惯的兴趣与认识，破除部分居民对食物营养价值的偏见与错误认识，让居民主动戒除不健康的错误饮食习惯与消费习惯，积极维护自身营养安全[4]。

2.调节恩格尔系数，提高低收入居民的可支配收入

尽管21世纪以来我国居民恩格尔系数已明显降低，但仍有部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低于国民平均水平，难以跟上经济发达地区的上升步伐，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导致了各地区居民收入水平的差异与食物消费结构变化的不同。为丰富居民可选择的食物种类，必须尽量压低食品市场价格，提高稀缺食物产品的供应量与物流转运速度，为贫困的低收入居民提供优惠性消费补贴与资金援助，由国家有关部门调配大量优质蛋奶产品供应缺少生产源的贫困地区。为促进居民食物消费均衡发展，政府应重点发展区域特色经济，鼓励高收入居民投资本地副食加工产业与食品原材料生产行业，通过增加市场供应量与产品质量进一步降低水产品、牛羊肉制品等各类食物的消费价格与销售成本，避免乳制品、肉禽类产品的消费局限于东部城市地区，发展地区性经济，缩小地域消费能力差距与收入差异，促进贫困人口集体脱贫致富。重点提高我国中低收入居民群体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缩小城乡肉类产品消费量差距，促进我国农村居民食物结构尽快向多元化转变。

3.重新构建生态化、科学化食物原材料生产供应体系

2017年，我國居民肉类产品的人均消费量已超过60kg，国内畜牧业已经走向规模化、集约化发展路径，为节约自然资源，增强肉类供应的稳定性与提供供应量，政府应采取各类行政干预手段保证不同地区的肉制品市场价格趋向一致，使我国畜牧业的非主产区重新建立生态化绿色生产基地，提高本区域肉类消费的自给率，满足居民蛋白质摄入需求。推广规模化畜牧养殖，充分利用我国农业生产活动中不经常使用的荒地、闲地推行轮牧制度，改进肉类产品的供应种类，提高居民对草食动物如牛、驴、鸡等畜种的食物消费率和农业资源的利用率，保证用于生产粮食的耕地数量，在优化调节肉制品区域生产规划的同时，尽可能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为扩大农村人口消费肉蛋奶制品的途径，政府必须努力改善城乡交通运输状况，扩大农村稀缺食物产品的流通范围与运输量，提高流通运输速度，突破限制肉类制品消费范围的客观局限因素，建立完整的食物产品环保供应链。

结论：现阶段我国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处于调整期过后的稳定阶段，粮食消费下降的同时，其他类型食物产品的客观消费需求开始显著增加，为提高消费品供应链的稳定性与抗风险性，必须重新规划食品生产网络，提高区域性食品加工能力。政府必须开展以科学饮食为主题的公共文化教育，改变社会大众的有害饮食习惯。

参考文献：

电话的特点及变化篇三

(4)通过对蜡烛燃烧的观察，你认为蜡烛燃烧发生的变化类型是().

分析：(1)要正确分析这一现象，须从石蜡的物理性质进行思考;

(2)欲知火柴梗的那一部分最先碳化，须知火焰的温度那一部分最高;

(3)欲正确解答本题，须知石蜡的化学性质;

电话的特点及变化篇四

对于监狱服刑人员感化教育的历史，到现在似乎没进行系统的阐述和研究，对于服刑人员感化的起源、历史发展脉络和特点等问题是否有一个明确的认识？本文旨在通过对服刑人员感化教育历史的研究，对其变化发展的历史进行学习。

一、奴隶制时期——服刑人员感化的起源

我国关于服刑人员感化教育的历史可追溯到奴隶制时代，从历史资料中可以看出，我国服刑人员感化教育起源于夏朝，而成熟于周。

（一）概述

在夏朝时，监狱有很多称谓，诸如“圜土”“夏台”“念室”，其中“念室”意思就是将人关在室内，令人思考悔过。到了商朝，受夏朝的影响产生了“动止”（与念室意思相近）、“羑里”等同样具有服刑人员感化教育的思想。西周作为奴隶制时期思想的完备形态，提出了“明德慎罚”的治国思想，其也反应到了刑罚和狱制上。《风俗通义》载：“周曰囹圄、囹、令、圄、举也，言令人幽闭思迁，改恶为善，因原之也。”还有西周的“嘉石”制度意思是让服刑人员坐在刻有文字的石头上悔过，矫正恶习。由此可见，在西周“明德慎罚”思想的影响下监狱注重对服刑人员的感化教育。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由于西周“礼”的思想的影响，等级制也深深地影响到了狱制。如：西周提出了“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说法，认为“大夫”有德，所以进行教诲是可以的，而对于“庶人”来讲，只能进行残酷的刑罚。

（二）特点分析

1.服刑人员感化——少数人的专利

无论是夏朝的“念室”、“夏台”，还是后来周朝关于“其过能改，返于中国”的规定，我们可以看出，在服刑人员感化教育起源时期，对于服刑人员的感化也只能是少数人的专利。尤其是到了周朝，由于周朝“礼”治思想的影响，统治者不仅仅在刑罚上予以区别对待，而且在服刑人员感化教育上也具有“庶人”与“大夫”之分。奴隶制时期统治者所标榜的“明德慎罚”也不过仅仅是针对统治者内部的专利而已。

2.服刑人员感化——中国传统直觉体悟思维方式的产物

“直觉体悟”作为中国人一种传统的思维方式，不管是儒家的内心“体认”，还是老子所推从的“直觉”，抑或是佛家的“拈花一笑”，都注重个体内心的顿悟，而不赞同书面或语言的直抒。从奴隶制时期的服刑人员感化可以看出，其所利用的就是“直觉体悟”的思维方式。比如夏朝的“念室”，将人关在室内，令人思考悔过，还有夏朝的“圜土”之制，都是通过“幽闭”使其达到“迁善”之境界，可以想像在生产力极度低下的奴隶社会，统治者根本没有能力进行像我们现今的服刑人员改造的各种活动，但我们不能否认这种利用“直觉体悟”感化方式的进步意义。

二、封建社会——感化教育的制度化

封建社会的监狱有很大发展，感化教育也形成一项基本的制度，但本质上与奴隶社会并无质的区别。封建社会的服刑人员感化教育从汉代开始，到唐代时较为完备，后面各朝相继沿用。

（一）概述

战国时期，监狱黑暗而残酷。到了秦朝，奉行法家的“事皆决于法，广狱而酷罚”监狱更为混乱。从汉代开始，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宽缓治狱，恤囚悯囚。对服刑人员的感化通过一系列的“悯囚”制度进行。这一制度到了唐代集大成，后代相继沿用。诸如：听妻入狱。

但是，封建社会所实施的对服刑人员的教化——感化，实际是封建统治者统治的手腕而已。封建社会对于服刑人员的感化教育主要体现在一系列的“悯囚制度”上，统治者通过内儒外法的政治手腕，通过对服刑人员的教化来教育服刑人员和被统治者，最终维护统治者的利益。

（二）特点分析

1.服刑人员感化——统治者的政治手腕

封建统治者相对于奴隶制时期的统治者有了明显的进步，他们认识到一味的野蛮镇压是不能化解矛盾反而会激化矛盾，最终导致亡国的危险。所以封建统治者在治理狱制方面，通过一些列的“仁及囹圄”的“悯囚”制度对社会进行教化，已达到安抚社会的作用，同时又能达到“仁政”的美名，其本质是封建统治者的政治手腕。

2.服刑人员感化——以儒家“仁”的思想为核心手段

封建社会形成了以儒家“仁”为核心的价值体系，并得到了封建统治者的认可。封建统治者通过利用亲情、孝道等方式，实施一系列的“悯囚”之制。比如，封建社会的“听妻入狱”“颂系”等制度，虽然封建社会的服刑人员感化教育有明显的欺骗性，但其作为感化服刑人员的一种手段，不失为一种良策。其中诸如唐代允许囚徒家属进狱侍奉病囚，以及元代允许家属入监探病等等，都值得现今借鉴。

三、清末民初——感化：监狱要义

随着自由刑的兴起，监狱的内涵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受西方思潮的影响，各地开始兴办新式监狱。对于服刑人员的感化，采取教诲感化制度，成为了现代监狱的行刑思想。

（一）概述

清末，资本主义思想的传播，西方将“民主”二字送入中国。尤其是由日本传播的西方法律思想深深的影响了中国监狱的发展。可以说，清末民初时期监狱改良是中国监狱发展的重要时期。监狱改良家沈家本在《监狱访问录序》中明确提出：古人设狱之宗旨，非以苦人辱人，将以感化人也。在沈家本的倡导下，各地开始兴办新式监狱，还请日本学者到中国设计监狱，教授监狱学等。民初也强调对服刑人员的教诲感化。《监所教诲章程》中明确规定了：教诲方法、教诲情形、和教诲的具体内容等。总之，清末民初是中国监狱发展的关键时期，第一次明确了监狱的要义——感化服刑人员。

（二）特点分析

1.服刑人员感化——第一次与现代行刑思想的融合

清末，随着西方现代监狱思想的传播和自由刑的盛行，传统的监狱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监狱开始成为现代刑罚的执行场所，服刑人员感化则成为了新时期的监狱行刑思想。诚然，当时的监狱体制尚未完善，服刑人员感化的主旨可能未得到很好的实行，但是我们不能否定其所带来的巨大历史意义。

2.服刑人员感化——教诲的宗教性与伦理性

同样由于受西方行刑思想的影响，监狱对于服刑人员的感化也采用了宗教教诲的手段。通过在监狱设置教诲师进行宗教教诲。同时，当时的监狱管理者也通过传统的道德手段进行感化教诲，如民国监狱通过编写道德歌曲，请名人学者进监狱演讲等等来对服刑人员进行感化。

四、新中国成立后——感化从监狱要义、改造手段到改造原则的变迁

（一）概述

民主革命时期，党在根据地设置劳动感化院，并将感化主义作为一项基本原则。1946年，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将“对服刑人员实行感化主义”写进了《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中》。新中国成立后，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服刑人员改造的思想成为新中国监狱工作的理论基础。至此，感化成为了服刑人员改造的一种手段或方法。

（二）特点分析

1.感化——阶级改造的有效手段

从土地革命时期的监狱工作开始，当时的改造对象主要为官僚、反革命等阶级改造对象，而感化改造也是这一时期提出来的。新中国成立后，监狱主要关押的对象为反革命分子和战俘，对于他们的改造，新时期的监狱工作者在实施劳动与惩罚的同时，也成功实施了对阶级服刑人员的感化改造。

2.感化——以真情为手段感化服刑人员

新中国监狱感化常常以情感人，监狱干警在生活关心服刑人员，努力帮助服刑人员改造。指出了我们的监狱是学校，是工厂，并提出了“三个像”的方针，真正做到关心服刑人员，用真情打动服刑人员。同时，老一辈的监狱工作者在艰苦的环境下身体力行，在深山戈壁都有他们的身影，这也深深感化了大批服刑人员。

五、对感化教育的当代反思

中国监狱发展过程中，感化的含义不断变迁。个人认为，现代监狱中应将感化作为一种改造服刑人员的手段加以研究。回顾服刑人员感化的历史变迁，对于如何完善服刑人员感化手段对我们有诸多启示。

（一）注重“直觉体悟”，加强服刑人员感化效果

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讲究直觉体悟，讲究内心的体认，无论是儒、道、佛三家的学说或者是古代文学作品中，都提倡“悟”的重要性，这种“悟”来自于个体内心的通过观察、感受等方式，经过思考而产生的一种心心相通的境界，它不需过多直白语言的描述。在服刑人员教育的过程中，传统的说教方式起到的作用往往有限，尤其对于一些顽固犯，简单死板的说教往往收效甚微。为此，我们可以利用“直觉体悟”来感化服刑人员，使其“顿悟”。如现今监狱中让某些伤害型服刑人员养花，这实际就是利用“直觉体悟”的方式进行感化，让服刑人员通过养花这一行动，使其在养花过程中感受的生命的不易，生命的脆弱，使其热爱生命，关心生命，从而能真爱他人生命的“顿悟”。

（二）利用“感情差”，以真情为手段感化服刑人员

所谓“感情差”就是指，监狱工作者在改造的过程中，对服刑人员给与“意料之外”的感情投入，让服刑人员感到心底的温暖。在监狱中，服刑人员处于被改造的地位，身份、心理都处于弱势地位，这是事实。然而，我们可以利用这种优势，给服刑人员以感情上的慰藉，精神上的依靠，使其感动而改过自新，有利改造。

（三）从传统文化中发掘有益因素，促进服刑人员感化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宝贵资源可以用来对服刑人员进行感化教育，从古代的服刑人员感化中，可以就看出古人善用传统的道德对服刑人员进行感化，比如利用亲情感化、孝道等。当代有些监狱组织服刑人员学习儒家经典文化，将《论语》、《弟子规》编入教材，用传统儒家伦理规范对服刑人进行心灵的洗礼，这种方法易于联系服刑人自身实际，易于接受，因此可谓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现代服刑人员感化制度。

（四）利用社会资源帮助感化服刑人员

有效利用社会资源进行对服刑人员感化，能降低行刑成本，提高行刑效益。利用服刑人员家庭、社会上先进事迹、以及各种名人和帮教组织走进监狱感化服刑人员，不仅有利于改造服刑人员而且有利于服刑人员的再社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