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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仍是少年篇一

瘾品栽培与蔓延现象绝对不是意外

1926年7月13日，恶习缠身的柯隆波住进费城综合医院。医生安排他前往强制戒毒病房报到。这是个合理的选择，因为他每天要吸将近7克的鸦片，抽80支香烟，喝两杯咖啡或茶，灌下1升多的威士忌。柯隆波告诉实习医生，他几乎每天都喝得醉醺醺的，而他之所以抽鸦片，就是为了醒酒。不过，他说他可不沾真正害人的东西，“我不沾鸦片以外的毒品。”看他胳臂和大腿上满是皮下注射的疤痕，就知道他在撒谎。也许他不是存心要骗医生，而只是为了顾及面子。因为那个年代的鸦片瘾君子认为打针吸毒是等而下之的，而柯隆波仍是个有固定职业的人。他夸口说，鸦片瘾并未影响他的意志力，也不影响他的工作能力。

身为美国公民而敢这么说，可不简单，因为1926年的美国并没有官方认可的烈酒商存在。实习医生观察到，柯隆波的胃口也没受到鸦片瘾的影响，33岁的他体重高达125公斤。想想他的体重和“日进3至5餐”的食量，再考虑他吸入的鸦片、香烟，喝下的咖啡、茶、威士忌的分量，就知道他简直是醒着的每一刻都在满足口腹之欲。柯隆波过的是一种持续接受多种生理刺激和感官享受，连古代任何一位极尽富裕、专横、糜烂之能事的帝王、暴君、统治者都望尘莫及（想来也不会长寿）的生活。然而，柯隆波只是一介平民，是个收入马马虎虎的小本私酒贩卖商。他活在20世纪一个工业化国家的工业化都市里，而这个国家却能在短短的历史当中，制造并大量营销五花八门的官能享受，真可说既幸运，又不幸。就在他挂号住院的同时，从化学物质对神经系统的影响层面来看，全球也有数百万名小老百姓得以体验着500年前连最富有的人都意想不到的生活方式。我把这种发展叫做“精神刺激革命”。

今天全球各地的人已经逐渐取得更多也更有效能改变清醒意识状态的方法。这项世界史上的重大发展，乃是奠基于近代早期（即1500年至1789年间）的越洋贸易与帝国扩张。瘾品栽培与制造的蔓延现象绝对不是意外，大多是人类蓄意所为，其次才是靠生物在无意间传播开的。全球各地主要的精神刺激物资汇集，焦点放在含酒精或咖啡因的饮料、烟草、鸦片、大麻、古柯叶、可卡因、糖（是许多瘾品的主要成分）这些一度受限于地理因素而无法流通的物资上。它们现在都于不同时地进入全球贸易的潮流之中。例如咖啡的原产地是埃塞俄比亚，先传入阿拉伯，然后遍及伊斯兰教世界和信奉基督教的欧洲，欧洲人再把喝咖啡的习惯和咖啡豆带到美洲。

挑一个可靠的坏习惯

到了19世纪末期，美洲栽种的咖啡已占全球咖啡作物的70%，而欧洲的栽种者与殖民者则雇佣签了卖身契的奴工，成功地在南北半球栽种药用作物。这些奴工集体耕作的结果，扩充了全球瘾品的供应量，瘾品价格因之下跌，吸引数百万手头不甚宽裕的买主涌入市场，使瘾品消费平民化。然而，并非所有瘾品的传播历程皆是如此。在精神刺激物资的贸易史上，藏有一段为人所忽视的故事，例如许多地域性常见植物—卡瓦、槟榔、卡特（一种阿拉伯茶叶）、佩奥特（印第安人用的一种仙人掌）—并没有像酒类或鸦片那样成为全球流通的商品。昔日由欧洲海外扩张势力促成的全球瘾品贸易是极有选择性的，基于流通周期有限，或对药性存有文化偏见等原因，欧洲人宁可忽视或禁止栽种某些含有精神刺激成分的新奇植物。只有他们觉得有用的、可接受的，才在全球各地种植、买卖，此举至今仍对社会与环境施加着影响。

瘾品仍在人们的生活中流窜

人在年头不好的时候会放弃很多必需品，却绝不会想到要戒掉自己的坏习惯。”瘾品也不受流行风影响。水獭皮帽、蓬蓬裙，以及其他曾经风行一时的东西早已进了博物馆或被人抛诸脑后，瘾品仍在人们的生活中流窜。自古以来，时尚便是从社会上层往下传布，一方面在追逐，另一方面又要摆脱。社会地位较低的人急于获得地位的符号，就抄袭上流社会的衣着、装潢、行为模式。高居社会顶层的人很有警觉，自己的社会地位特征一旦被侵犯，就把庸俗化了的作风弃之不用，另外去找别的。这新找到的以后又会被中下阶层抄袭，时尚因此永远在变。如德国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所说：“时尚一旦风行起来，也就逐步走向它的末日。”咖啡、茶、巧克力在欧洲起初都是上流社会的流行饮品，后来才推广到一般大众。但是，家家户户老百姓都开始喝茶以后，贵族士绅们并没有把他们的银壶银杯束之高阁，原因何在？答案之一是：这些饮品（以及加在饮品里的糖）具有提振精神与使人上瘾的特性，上一季流行过的服饰却没有。

英国贵族尽管用镶金边的杯子和高雅的礼仪凸显他们不凡的地位，却不会放弃平民百姓也在喝的茶。除了以上这些，茶商还有其他优势，包括茶的重量轻，而且容易掺假。大多数人以为以假乱真是黑市买卖才有的事，其实20世纪以前全球各地的合法瘾品买卖中掺假与冒牌都是十分普遍的。卖方为了多赚一点儿钱，葡萄酒、烈酒、烟草、巧克力、咖啡、茶、鸦片、大麻，都不免有兑水、掺假、加味、贴假商标的情况，在茶叶上动手脚更是屡见不鲜，伦敦茶铺老板会让华人服务员站在柜台后面，以免被怀疑在茶叶中掺入了黑刺李的叶子。消费者明知茶叶掺假，仍照买不误，可见茶瘾不小，这也是无弹性需求的又一证明。像霍恩那样受了一夜的断瘾煎熬之后又去买鼻烟的人，是不大可能在质量上有所挑剔的。

作者：[意] 翁贝托·艾柯

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

出版年： 2014年9月

定价： 48.00元

该书是艾柯关于爱书藏书的总结，横跨历史、文学、美学与科学的多元向度。从对纸质书籍的热爱到对电子书自我认同的奇想，再到对一本古书扑朔迷离的起源的考察，艾柯对书籍有着传教士般的热忱。

作者： [英] 斯蒂文·朗西曼

出版社：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出版年： 2014年8月

定价： 58.00元

1453年5月，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攻陷，是世界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代表着拜占庭千年帝国的落幕，新兴伊斯兰强权的崛起。这本书结构清晰，考据严谨，文笔典雅，累计重印已达18次。

作者： [英] v·s·奈保尔

出版社： 南海出版公司

出版年： 2014月8月

定价： 39.50元

奈保尔的名作。故事集中在一个殖民地国家独立后从混乱到繁荣再到衰败这段时间。奈保尔把叙述真实历史的权力交给了一位漂泊者：一位既丧失了与祖先家乡的古老文化维系，又不能为异乡文明所接受的心灵的流亡者。

百年仍是少年篇二

百年仍是少年篇三

书法作品。

印文“黄河之水天上来”。

青玉缠枝莲如意。

瑪瑙巧色雕“金玉满堂”。

玉石坚硬、温润、光洁，还可以敲击出优美的声音，历来广受人们的喜爱，在中华文化中享有崇高的地位，中国也被称为爱玉之国、崇玉之邦。在距今7000多年前的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就已经出现了玉的身影;距今5000多年前的红山文化遗址更是出土了中国最早的玉龙，堪称中国古文化中最具有文化代表性的器物。

在中华文化的发展长河中，玉，一直在文化象征性上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而玉器，玉琢而成的美器，则是中华工艺美术史上永远闪烁的路标。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更是把玉视为身份的象征，代表极高权力的玉玺就是最好的例证，其他玉器也成为了他们的专属。直到宋代，玉器才开始走下神坛，在民间流行。这丝毫也没有削弱统治阶级对玉器的追捧和对于皇家用品品质的苛求，于是皇家大力网罗民间的各类匠作高手，宫廷造办系统也就此应运而生了。

清代是造办系统发展的顶峰，分为专供宫中用度的“养心殿造办处”和“内务府造办处”两部分。内务府造办处也叫“匠作处”。造办处先后设有60多个专业作坊，而玉作当之无愧名列其中。现在去故宫或其他大型博物馆中参观的人们，还可以看见当时玉作工匠们的部分作品，件件都是精品中的精品。

随着清朝国力的衰弱和清政府的灭亡，大批琢玉工匠从宫廷走向民间，使造办处的琢玉工艺回归到了最基层的文化热土之中，为这项工艺的民间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杨宝忠大师所篆刻的“琢玉百年”就是讲述着造办处琢玉技艺已流落到民间百年了。

翡翠巧色雕“吉祥三兔”。

寿山石雕盘龙宝玺。

水仔翡翠黄皮弥勒。

香港回归20 周年“和玺”。

流落到民间的艺人们由于没有了稳定的工作，不少人生活水平都有了很大的下降，有的甚至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新中国的建立，让这些琢玉工匠迎来了新的春天。就在建国十年大庆的前一年，1958年的10月北京市玉器厂正式成立了。厂址就选在民间手工艺者汇集的崇文区（现北京市东城区南部），为玉器匠人们的就业和琢玉技艺的传承敞开了宽广的大门。玉器厂也成为了当时北京市的重要创汇企业，在广交会上经常可以看见该厂的产品，引来外国商贸人士的关注。北京玉器厂的作品也经常作为礼品在国家的外交活动中馈赠给外国友人，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贡献。在国家大型的艺术博物馆、重要的对外平台乃至人民大会堂内都有北京市玉器厂优秀作品的身影。

北京市玉器厂对于琢玉技艺的传承一改旧时常见的父传子家族受式传承模式，改为了从应届高中毕业生（当时高中学历已是较高学历）中选拔，之后再因材施教，挖掘每一位学员的特长，最后优中选优，根据个人能力传承技艺。杨宝忠就是他入厂那一年中优选的最终被传承者之一。

正在制作“琢玉百年”的玉玺。

古语说“玉不琢不成器”。任何一块好的玉石，经过人工雕琢后，才能被赋予其更高的艺术价值和魅力。杨宝忠刚进入玉器厂的时候，看见的琢玉设备可不是像现在的玉石雕刻机，而是工匠们手里一把把黑色的泥沙。其实那才是几千年来琢玉匠人们真正的琢玉工具——解玉砂（也称邢砂）。

玉石的硬度一般较高，在莫氏硬度表中6.5-7.5之间，需要更为坚硬的材料才可以将它进行雕磨。而解玉砂的成份一般为天然的刚玉砂或石榴石的矿砂，硬度在8-9左右。《诗经·小雅·鹤鸣》有云“它山之石，可以为错。”后来也演化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里说的“它山之石”也就是解玉砂。直到上世纪70年代以后，金刚石工具（也称钻石粉工具）慢慢在我国出现，解玉砂才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一台台光鲜亮丽的玉石雕刻机。

玉器厂当时分为8个大车间，分别进行花卉、人物、禽鸟、走兽、景致等不同门类艺术品的制作。车间里的每位艺术家一般都有自己专攻且非常娴熟的一项绝活，比如，有人专雕卧牛，可以根据玉石形态、体量的不同，自己创作出各种形态，活灵活现让人叫绝。由于杨宝忠从小就喜欢书法、篆刻，进厂后师傅马上发现了他的这项特长，于是他专门传承了琢玉印章（玉玺）这项非遗技艺。

“道法自然”印身与印文。

正在制作的“琢玉百年”玉玺。

还未完工的“琢玉百年”玺印 。

4 印文“奥运精神”。5 印文“澄怀观道”。6 印文“天道酬勤”。7 印文“源远流长”。

8 印文“厚德载物”。9“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玉玺印身。10“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玉玺印文。

印章在中华文化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下至平民百姓，上至九五之尊，从大到小各级行政部门，甚至一般特定的工作（如会计工作）都会有一枚或多枚不同的印章。而这印章最高的等级也就是玉玺了。

玺与印始分于周代，君王用的为玺，臣民们用的就叫印。玺的材质一般为玉石或黄金。到了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取蓝田之玉（也有传说为和氏璧），命丞相李斯用小篆中的鸟虫篆体，写下“受命于天 既寿永昌”，让玉工孙寿雕刻为玉玺。这枚玉玺在秦灭亡之后又传到了汉，东汉最后一个皇帝又传给了曹魏，之后又历经晋、宋、齐、梁、陈、隋、唐，直到五代十国乱世时就不知所踪了。现在只留下它一个个或真或幻，或兴或衰，或慷慨激昂或荡气回肠的传奇。它见证了中国宋代以前大部分朝代的更迭，是每一个渴望至高权力者梦寐以求的“传国玉玺”。至此，玉玺的地位也越来越高，成为了国家最高统治权的象征，谁有了玉玺谁也就可以掌握这个国家。明朝里王振、刘瑾、冯保、魏忠贤等一个个阉人就因司礼监掌印太监的身份就可以权倾朝野。

玉玺虽然珍贵，但大家可别以为一位皇帝只有一方玉玺，据统计，中国有228位皇帝共有478方玉玺，其中還包括那方“传国玉玺”。清代时乾隆皇帝就是一名“玉玺发烧友”，他非常喜欢各式各样的玉玺，据说有40多方，其中最为出名的就是乾隆二十五方御用宝玺，它们分别为“大清受命之宝”“皇帝奉天之宝”“大清嗣天子宝” “皇帝之宝”（ 满文） “皇帝之宝”（栴檀香木）“天子之宝”“皇帝尊亲之宝”“皇帝亲亲之宝”“皇帝行宝”“皇帝信宝”“天子行宝”“天子信宝”“敬天勤民之宝”“制诰之宝”“敕命之宝”“垂训之宝”“命德之宝”“钤文之玺”“表章经史之宝”“巡狩天下之宝”“讨罪安民之宝”“制驭六师之宝”“敕正万邦之宝”“敕正万民之宝”“广运之宝”。他还将这此玉玺都放置于乾清宫与坤宁宫之间的交泰殿之中，可见这些玉玺的地位。2005年，杨宝忠应故宫博物院的委托对这二十五方宝玺以1：0.95的比例进行了仿制，得到了专家们的一致好评。现这些仿制玉玺仍然保存在故宫博物院内。

杨宝忠从艺42年，对于书法与雕刻的造诣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他告诉我说，其实印章也可以鉴证书画的真伪。有一次，一位朋友拿来一幅名人书画请他进行鉴赏，他对朋友说：“我对绘画的确不在行，但我看画上的印章觉得好像有问题。”于是乎，他从书中找到了该画家的印文进行了仔细比对，并指出有一小处瑕疵不符，这时这位朋友方知上当。

采访时，正巧遇到了杨宝忠的一位老顾客，她是一位实力派的印章收藏家，在收藏印章方面很有追求。她要的都是与其他人不一样的，比如，要最长的玉石印章，最大的玛瑙印章等等，而每次找到好的章料都请杨宝忠进行雕刻。杨宝忠说，像这位顾客一样的收藏家还有很多，有的还为家里特意制作了硬木的印章收藏架，进得屋内原木与印油的香味，让人一下子就可以嗅到一种中华文化的味道。

杨宝忠还为国家很多大型活动设计和制作印章。2017年，他为香港回归20周年制作的两枚纪念和玺，第一次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版面作为了印文，这也是他艺术生涯中的又一项创新，得到了市场的极大认可。今年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华诞，他还在构思着为之献礼的“复兴国玺”，想必一定又是一件佳作。

我开玩笑地问杨宝忠：“如果刻坏了怎么办呀？”他郑重地对我说：“我琢玉这么多年没有失过手，干我们这行的失了手也是不用去赔的，因为我们手里经过的料是赔不起的，但你一失手在行业里就会名声扫地。”这时我才觉得，我问的可能有点过了。的确，人生也如琢玉，一时不慎可能一生也不可弥补。琢玉的艺术家，认真对待作品如同对待人生一般。在他们的眼中只有一丝不苟，才可成就不朽的佳作。

（印章图片由杨宝忠提供）

百年仍是少年篇四

百年仍是少年篇五

英国女侦探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

100年前，留着小胡子的秃顶男人—波洛神探走进人们的视野。作为比利时的外来移民，波洛神探与另一位神探人物—福尔摩斯，形成了鲜明对比。波洛神探拄着拐杖打着蝴蝶结，大腹便便，几乎没有任何搏击能力，却因为善用化学知识，识破了一个个迷案。

波洛神探“背后的女人”，是被称为“推理女王”的阿加莎·克里斯蒂。

一战期间，阿加莎曾在英国托基（torquay）的某医院中，以药房药剂师助理的身份参加志愿工作，从此“染毒”—系统学习了不少药物理论和毒物应用方面的化学知识。培训合格后，她就开始配制药剂。这为其后来从事文学创作，特别是再现侦探、推理、悬疑类作品中的用毒场景，打造了必要的技术基础。

阿加莎一生，共創作长篇推理小说66部，此外还有大量短篇中篇小说选集和剧本，作品总销量超过20亿本。如果将她所有形式的著作都算入，恐怕只有《圣经》与莎士比亚著作的总销售量能出其右。但就在这座巨厦中的第一块奠基石—100年前发表的处女作《斯泰尔斯庄园奇案》中，阿加莎就毫不犹豫地将三种化合物联用，又“附送”一点其他化学品，就将受害者置于死地了。

也许是为了写作的需要，也许是真的兴趣所在，反正阿加莎与时俱进，持续关注着药物与毒物的发展。据说每当有新药上市，她都会向专家请教一番，随即用于创作中。比如在《柏棺》中，她介绍了用吗啡合成阿扑吗啡（apomorphine）的方法;在《勒梅热勒遗产》中，她甚至脑洞大开地通过蒸馏蚂蚁来获得蚁酸（蚁酸即甲酸之俗称）。

阿加莎“极致”追求的是作品中的“意外凶手”。

阿加莎的作品就有这样的魔力。千变万化的“毒法”，使她就像个魔术师。“她先将黑桃a翻开给我们看，然后她把它翻过去，但是我们仍然知道它在哪里。那么，它是怎么变成方块5的呢？”这就是阿加莎的作品魅力。

在推理小说家“黄金时期三巨头”中，阿加莎和埃勒里·奎因（曼弗雷德·班宁顿·李和弗雷德里克·丹奈表兄弟二人合用的笔名）颇为相似，都讲究逻辑推理的完整和复杂性;约翰·迪克森·卡尔则独树一帜，关注的是阴谋诡计。

“没有完美的犯罪”是福尔摩斯推崇的，这个观点同样适合阿加莎的系列作品，甚至适合现代刑侦学、现场勘察学。读者会发现，几乎所有人都死于雷同的致死手段，比如很多人都会被同一种毒伤害，只是有人下了毒，有人没下;有人倒下了，有人没倒。这一点，跟马伯庸的历史悬疑小说颇为相似，如他的《风起陇西》与《长安十二时辰》，二者的主人公如果相互穿越，毫无违和感。

至于这个世界是怎样构造出来的，用王安忆的话来说，阿加莎“就像编织毛线活儿的女工，凭着简单的工具、材料，加上基本的针法—于是，杂树生花，万树千树”。

生活中的阿加莎，不过是小妇人一枚。在她的作品里，也看不出什么女权意识，相当中性化，顶多透出一点小情绪、小心思。

比如写作《古墓之谜》时，阿加莎正和她的第二任丈夫马克斯·马洛温谈恋爱，这个马克斯，正是某位考古学家的助手。但出乎意料的是，这位考古学家却刻意要“棒打鸳鸯”，不许他們在营地见面。为此，阿加莎的男友不得不每天坐火车去“遥远的地方”和她约会。这样的“两地分居”令“推理女王”很不爽，于是她灵机一动，就在作品里把一位考古学家的老婆给写死了。

晚年的阿加莎，在自传中更像一位“宅婆”：絮絮叨叨，语无伦次，一会儿话当年，一会儿说过往;这一段还在谈波洛呢，下一段就飞到了马普尔。

1967年10月，阿加莎的《长夜》出版。作品中并没有出现侦探形象，而至少混合了4部她早期作品的情节构思。不过此小说也颇有新意：一是整个故事真相的揭露，都是由主角迈克的独白完成的，其中的自我剖析也相当精彩;二是在小说结尾，所有的主角都死了。

1975年，阿加莎写下她最后一部小说《幕》。仿佛有某种呼应，1976年1月12日，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人生之幕降落—她在英国沃林福特去世，享年85岁。

百年仍是少年篇六

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建成之日,也是加拿大排华之日,是华工悲惨命运的开端。经过多年抗争,随着华人在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上的提高,历届联邦政府对平反“人头税”的态度经历了从不与理睬,到虚与委蛇,再到积极处理的转变。

2007年3月10日,星期六。

这一天是加拿大华裔李龙基(ralph lee)的107岁大寿,也是他获得政府人头税赔偿的日子。

这一天,老人已经等了95年。

李龙基12岁来到加拿大,按照当时法律规定,作为中国人入境,李龙基要向政府交纳500加元的人头税。他四处借钱终于交了这笔所谓的人头税,然后当了整整五年的洗碗工,才还清欠债。后来,他做了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的工人,靠体力劳动攒钱结婚。他在这近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遭遇了和妻儿两国分居、亲人不能团聚的痛苦,还经受了唯一的儿子不幸病逝的噩耗。

获得政府赔偿五天后,这位人头税和排华法案的受害者与世长辞,从此再无一人可为历史的活的见证。

卸磨杀驴

一个多世纪之前,为了修建横贯加拿大东西部的太平洋铁路,联邦政府引进了一万多名华工,其中约四千名华工因工殉职。但在1885年太平洋铁路建成后,华工的厄运接踵而至。铁路工程一结束,太平洋沿岸省份遇到空前的经济萧条。数以千计的华工无事可做,成群结队,沿着自己修筑的铁路流浪。就在劳工们身陷困境的危难时刻,加拿大政府抛出了一项新举措——向中国劳工征收每位五十加元的人头税。加拿大政府的目的非常明确:赶走替加拿大修建完铁路的中国劳工。

加拿大政府这一招数立竿见影。五十加元的人头税对于当年的华工来说无异于一笔天文数字,本来就昂贵的人头税还逐年见涨。到了1923年,原本每人五十加元的人头税已经暴涨到五百加元,这相当于当时一名华工两年的薪水,甚至能买到一幢房子,几乎没有华工能付得起这笔费用。据统计,到1923年,有大约8.1万名华人移民被迫交纳了“人头税”。1885年年底,第一批华工回国了。尽管五年来的全部汗水仅仅维持了生存和还清债务,但他们毕竟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而那些身无分文滞留在北美的华工,孤苦无助地沿街乞讨,没有来得及看一眼年迈的父母、多年未见的妻儿,就瞑目在异国土地上。

这是在加拿大的中国人最困难的时期,同时这也是在加拿大的中国人最团结的时候,富有的帮助贫困的,贫困的相互帮助,一些保障华人利益的华人组织也在这个时候应运而生。

排华

由于华工勤劳肯干,不计较劳动条件,白人工人感觉很难与他们进行竞争。同时,这些华工来到异国他乡,原不是为了融入当地社会,而只是为了打工挣钱,寄回老家,他们在语言、风俗、生活习惯等方面都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他们被白人看作“异类”,遭到歧视。在美国实行排华法案以后,在加拿大要求仿照美国移民政策的声浪日益高涨。结果,铁路建成之日,也是加拿大排华开始之时。

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美国以“国籍配额”开始对欧洲移民实行限制,欧洲人只好转移目标去加拿大。加拿大不再需要华工,干脆对华工关起大门。1923年7月1日,加拿大通过以针对华人为主的《禁止输入劳工法案》(俗称“排华法案”)。除外交官、商人和学生外,一律禁止华人入境,导致大量早期前往加拿大的华人无法与家人团聚,被迫与亲人分隔数十年。这个法案同时取消了“人头税”,因为现在已经没有征税的对象了。

讽刺的是,《排华法》的执行日期是与加拿大国庆日同一天,当时在加拿大的华人便称国庆日为“耻辱日”(humiliation day),并拒绝庆祝。在排华法案存在的二十四年间,能获准入境的只有五十人。在这二十多年来,加拿大华人社区的人口也逐年萎缩,在1931年,华人社区大概有46,500人,到了1951年,只剩下了32,500人。

分歧

多年来,华人社区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为平反“人头税”和排华法案而奔走努力,但一直因华人社团意见不一和加拿大政府的态度未明而悬而不决。

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广大华人社团开始为“人头税”的平反奔走呼号,呼吁加拿大政府承认错误,承认华人对加拿大这个国家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这些社团当中,最主要的有:全加华人联会(national chinese canadian congress,简称全加华联,nccc)、全加华人促进会(chinese canadian national council,简称平权会,ccnc)、安大略省华裔人头税家属联盟(ontario coalition of chinese head tax payers and families,简称安省人头税联盟)。

这些社团的平反行动得到了很多主流社会正义人士的同情和支持。他们在力争平反排华法案和人头税这两大历史遗案的出发点是一致的,但主要分歧点在于是否要求个人赔偿。联邦政府和高等法院都曾否决并拒绝受理个人索赔。

在2006年的联邦自由党政府本年度财政预算中,联邦政府为推行全民宣传教育,提高公民意识,拨出2500万元给华裔、意大利裔、乌克兰裔等六个曾经受害的族裔,经费只对团体不对个人,将拨付给曾受害的族裔团体。所针对的案例包括早期针对华裔移民征收的人头税;二战期间对意大利和乌克兰人的拘禁;同时纠正其他歧视犹太人、德国人和锡克教人的政策。

有消息指出,其中1250万元是用于华人社区的,用于纪念和教育公众有关加拿大历史的种族歧视现象,并表彰华裔在建设加拿大社会的贡献;同时教育下一代,了解国家曾对华人群体所犯下的错误,希望此类的歧视事件不要再度重演。加拿大政府希望同时也能够对“人头税”这个历史遗案做一个了结。

平权会要求每人赔偿两万元,共计十六亿余元的提议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有人认为,政府的财力源自纳税人,如果以现在纳税人的钱来赔偿和弥补加拿大政府的历史过错,对现在的纳税人来说不公平,主流社会的民众可能会对华人产生不同的看法,甚至会产生不好的影响。

华人社团除了在人头税赔偿方面存在分歧之外,同时还有其他分歧,比如,是否要求官方道歉。平权会创始人之一陈卓愉就表示,政府律师认为,官方道歉可能使政府面临法律诉讼的危险,而一旦打官司,政府就可能会面临大笔赔偿金,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

事实上,政府为过去的错误做出赔偿并非无先例可循。比如在二战期间,日裔加拿大人就曾被关进集中营,保守党的穆隆尼(mulroney)政府在1989年对受害者进行了赔偿,每人赔偿了2.1万元,整个日本社区共得到高达3亿元的赔偿金。此外,一些退伍军人、土著居民等也先后得到政府的金钱赔偿。

此后,其他族裔以日裔为范例,要求政府做出类似赔偿。但陈卓愉认为,那是一个特例,因为政府把整个一个社区关押了起来,因此有责任做出赔偿。

转变

经过华人社团的多年抗争,以及华人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的提高,历届政府对平反“人头税”的态度经历了从不与理睬,到虚与委蛇,再到积极处理的转变。

2005年11月24日,当时的加拿大联邦自由党政府与全加华人联会等十五个侨团代表就“人头税”解决问题签订原则性协议。在“不道歉、不赔偿”的前提下,联邦政府承诺拨款,用于支持华人社区“表彰、纪念和教育项目”,以确认加拿大华人对加国历史的贡献。不过此举立即遭到持不同意见的华人社团的强烈抗议。

2005年11月26日,加拿大联邦大选期间,执政的自由党政府总理马丁在温哥华举行的全加华人代表大会上公开表示,当年针对华人的“人头税”和“排华法案”是加拿大历史上灰暗的一页。

在2006年1月的联邦大选中,“人头税”问题成为争取百万华人选票的重要议题。2006年1月5日,联邦大选进入最后阶段,马丁总理通过华文媒体就“人头税”问题首次向华人公开道歉,这是加拿大总理首次在公开场合就此问题向过去受到不平等待遇的华人社区作正式道歉。不过,“平权会”等华人组织指出,马丁总理此举只是个人道歉,并不代表政府。

2006年4月4日,加拿大总理哈珀领导的保守党新政府公布施政报告,重申政府将就“人头税”和排华法案问题向华人社区正式道歉的立场。这是历史上加拿大政府第一次在施政报告中提出“人头税”问题。

2006年6月13日,加拿大联邦保守党政府宣布,总理哈珀6月22日将在众议院就“人头税”问题向全加华人做出正式道歉。

道歉

2006年6月21日下午,承载一百多位“人头税”苦主及后人代表的“平反列车”抵达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火车站,时年106岁的李龙基坐在轮椅上,双手紧紧抱着一颗锈迹斑斑的道钉。正是这颗钉子,承载着加拿大华人那段沉重而辛酸的历史。1885年11月7日9时30分,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地区克莱拉奇打下最后一口道钉,终将犹豫不决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地区纳入加拿大联邦的版图。而李龙基和他的同胞,却为进入加拿大支付了高额人头税,又饱尝数十年与亲人两地分离之苦。

6月22日下午,加拿大总理哈珀就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人头税”政策向全加华人正式道歉,并宣布将向受害者进行象征性的补偿。哈珀说,华人在加拿大建国初期的最重要工程——太平洋铁路的建设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如果没有华人工人的参与,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加拿大”。

哈珀指出,1885年太平洋铁路竣工后,加拿大政府没有让任何中国劳工参加敲入最后一颗道钉的庆祝仪式,反而为限制华人入境实施“人头税”,这种做法是“极其不公正的”。如今,加拿大政府已经深刻认识到“人头税”政策给华人带来的耻辱和痛苦,他谨代表全体加拿大人和政府向华人表示真诚道歉,同时也为1923年“人头税”停征后实施的“排华法案”表示最深切的悔过。

在随后举行的平反庆祝仪式上,加拿大遗产部长小田宣布了具体的补偿方案。加拿大政府将为目前健在的“人头税”受害者和其他受害者遗孀共约四百人每人补偿2万加元(1加元约合0.9美元),同时拨款2400万加元,资助各少数族裔社区就历史问题开展教育活动,其中250万加元将用在华人社区进行“人头税” 问题的宣传。此外,加政府还将拨款1000万加元,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反种族歧视宣传。

三百多名“人头税”受害者及其家属、华人社区代表应邀见证了这一历史性时刻。当时参加平反仪式的有七位尚健在的人头税受害者,其中年龄最大的是106岁的李龙基先生,最小的马林笑容女士也已85岁。马林笑容是最后一个交纳“人头税”的华人,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从三岁开始,“人头税”这个耻辱的阴影就一直伴随着她,“我没想到能够活着看到平反的这一天”。

这迟来的道歉具有极大的象征意义,对那些在加拿大死去的故人,也对于留下来的生者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