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后感可以是纯粹的个人情感表达，也可以是对社会、时代的思考和批判。写读后感时，要注意结构的合理性和观点的连贯性，避免内容杂乱无章。此文章从多个角度对作品进行了评价和批判，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和客观性，值得一读。

伍子胥列传读后感篇一

太史公在《屈原列传》中塑造了一个“其志洁，其行廉”，“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的屈原，千古流芳。

就是这样一个屈原，居然被上官、靳尚、张仪等人不明不白地给害了。呜呼！屈原既死，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而莫敢直谏，其后楚竟为秦所灭！暖乎！若是屈原不死，秦何以灭楚？何以定天下？历史也许因此而改写也！

所谓贤人政治，就是说治乱由人，任贤臣而感天地泣鬼神，天下太平风调雨顺；用小人则灾祸由此而起，异变由此而生。故周八百年江山是姜子牙之魂保佑，齐之霸业系由管仲，汉兴乃由张子房，蜀兴系由诸葛亮；同样，商亡是杀了比干，楚亡是去了屈原，秦亡是赵高作祟。说来说去，君主只要会用人就可以了，本人才德并不重要。齐桓公好色好小人，但只要全盘信任管仲仍可称王称霸；汉高祖无才无德，但文有张良萧何武有韩信，便可逼项羽乌江自刎。一部中国政治史，由是留下了无数半人半神的名字。

最明显的例子，诸葛亮。“伏龙、凤雏，得一而可安天下”，刘备将二人尽得，天下仍未安于蜀汉。相反，蜀是三国中实力最弱者厂。于是人们只好说，诸葛亮，寸运”不济，“生于末世运偏消”呀。在人与天的较量中，人们似乎又默认了贤人未必应天而生，天未必感人而动了。这，也算是不走运的“贤人”们的一条借口吧。

由此可见，即便是标榜贤人政治的中国古代，“体制”暗中的力量也还是重于“人治”。与其说是气运，不如说是体制是否适于时世。

屈原死了，楚国灭了；贾谊死了，汉朝兴了。个中原因，读《史记》的人，不妨去字里行间细细体味。

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一生郁郁不得志，终于自沉以终。论品格，屈原是第一流的人物，令人敬仰；而作为政治家，空有才智、抱负，却只能坐视楚国亡灭，无措手足，这又是一种悲哀。

由此不能不让人想到政治家中成功者的诀窍了。18世纪意大利著名的政治家圭涅提尼，他的政绩为世人瞩目，连一代泉雄拿破仑都崇拜他。他的日记正是研究这些成功政治家的绝好材料。

如果你看过他的日记，了解其中的先进思想，达观智慧，你一定会认为这是一个思想激进、最具民主革新思想的开明之士。那你可就错了！从他的政绩作为来看，他却是专制君主的最得力大臣，可以说是最顽固的保守分子，不能容忍有任何改革。为何一个政治家，他的所作所为和他所思所想的有如此大差别？这一点他的日记里可以找到答案。他说，在专制君主手下为官必须善于伪装自己，决不可透露自己半点真实想法，“否则谁说出口，谁就完蛋”。因而有句名言是：“表情要开放，思想要深藏。”这一点正是圭涅提尼在政治上获得成功的方法，因而他能左右政局达30年之久。

同样戚继光为了能做一番事业，便向首辅张居正行贿，送金钱美女，笼络宫中当权宦员，结果执掌了军事大权，当总兵十几年之久，因而得以驱逐倭寇，实行巩固海防战略，成为一代名将和民族英雄。相反，刚直不阿的海瑞反而在政治卜无所作为，一无可述。

由此看来，这些极为成功的政治家的要素是：宁可个人操守有亏，也要以非常手段获得大权，施展手段。这或许便是马基雅弗利的名言“不择手段，达到最高道德”的绝佳注脚了。相反屈原一生正道直行，反而处处碰壁，不得施展才华志向。这可能是政治恰恰是一个妥协与折中的地方所致。所以有人在美国恭维某个家庭的孩子，说他长大会成为一个政治家，反而招致这个家庭的愤怒，因为政治家在欧美并没有好名声。因此不把屈原归人政治家行列，倒是更近于事实。

伍子胥列传读后感篇二

商君者，卫之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孙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学，事魏相公叔座,为中庶子。公叔座知其贤，未及进。会座病，魏惠王亲往问病，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讳，将柰社稷何?”公叔曰：“座之中庶子公孙鞅，年虽少，有奇才，原王举国而听之。”王嘿然。王且去，座屏人言曰：“王即不听用鞅，必杀之，无令出境。”王许诺而去。公叔座召鞅谢曰：“今者王问可以为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许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谓王即弗用鞅，当杀之。王许我。汝可疾去矣，且见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杀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而谓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国听公孙鞅也，岂不悖哉!”

公叔既死，公孙鞅闻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将修缪公之业，东复侵地，乃遂西入秦，因孝公宠臣景监,以求见孝公。孝公既见卫鞅，语事良久，孝公时时睡，弗听。罢而孝公怒景监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监以让卫鞅。卫鞅曰：“吾说公以帝道，其志不开悟矣。”後五日，复求见鞅。鞅复见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罢而孝公复让景监，景监亦让鞅。鞅曰：“吾说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请复见鞅。”鞅复见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罢而去。孝公谓景监曰：“汝客善，可与语矣。”鞅曰：“吾说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诚复见我，我知之矣。”卫鞅复见孝公。公与语，不自知跶之前於席也。语数日不厌。景监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国之术说君，君大说之耳。然亦难以比德於殷周矣。”

孝公既用卫鞅，鞅欲变法，恐天下议己。卫鞅曰：“疑行无名，疑事无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於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见於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谋於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彊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孝公曰：“善。”甘龙曰：“不然。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劳而成功;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卫鞅曰：“龙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学者溺於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杜挚曰：“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卫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

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丈之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

鞅新令行於民期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於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於公战，怯於私斗，乡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於边城。其後民莫敢议令。

於是以鞅为大良造。将兵围魏安邑，降之。居三年，作为筑冀阙宫庭於咸阳，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而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平斗桶权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复犯约，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彊，天子致胙於孝公，诸侯毕贺。

其明年，齐败魏兵於马陵，虏其太子申，杀将军庞涓。其明年，卫鞅说孝公曰：“秦之与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领厄之西，都安邑，与秦界河而独擅山东之利。利则西侵秦，病则东收地。今以君之贤圣，国赖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齐，诸侯畔之，可因此时伐魏。魏不支秦，必东徙。东徙，秦据河山之固，东乡以制诸侯，此帝王之业也。”孝公以为然，使卫鞅将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将而击之。军既相距，卫鞅遗魏将公子卬书曰：“吾始与公子驩，今俱为两国将，不忍相攻，可与公子面相见，盟，乐饮而罢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为然。会盟已，饮，而卫鞅伏甲士而袭虏魏公子卬，因攻其军，尽破之以归秦。魏惠王兵数破於齐秦，国内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献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座之言也。”卫鞅既破魏还，秦封之於、商十五邑，号为商君。

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赵良见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见也，从孟兰皋，今鞅请得交，可乎?”赵良曰：“仆弗敢原也。孔丘有言曰：‘推贤而戴者进，聚不肖而王者退。’仆不肖，故不敢受命。仆闻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贪名。’仆听君之义，则恐仆贪位贪名也。故不敢闻命。”商君曰：“子不说吾治秦与?”。赵良曰：“反听之谓聪，内视之谓明，自胜之谓彊。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无为问仆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为其男女之别，大筑冀阙，营如鲁卫矣。子观我治秦也，孰与五羖大夫贤?”赵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武王谔谔以昌，殷纣墨墨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则仆请终日正言而无诛，可乎?”商君曰：“语有之矣，貌言华也，至言实也，苦言药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终日正言，鞅之药也。鞅将事子，子又何辞焉!”赵良曰：“夫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闻秦缪公之贤而原望见，行而无资，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缪公知之，举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国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东伐郑，三置晋国之君，一救荆国之祸。发教封内，而巴人致贡;施德诸侯，而八戎来服。由余闻之，款关请见。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劳不坐乘，暑不张盖，行於国中，不从车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库，德行施於後世。五羖大夫死，秦国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谣，舂者不相杵。集解郑玄曰：“相谓送杵声，以声音自劝也。”此五羖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见秦王也，因嬖人景监以为主，非所以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为事，而大筑冀阙，非所以为功也。刑黥太子之师傅，残伤民以骏刑，是积怨畜祸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效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为教也。君又南面而称寡人，日绳秦之贵公子。诗曰：‘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何不遄死。’以诗观之，非所以为寿也。公子虔杜门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杀祝懽而黥公孙贾。诗曰：‘得人者兴，失人者崩。’此数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车十数，从车载甲，多力而骈胁者为骖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车而趋。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书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将欲延年益寿乎?则何不归十五都，灌园於鄙，劝秦王显岩穴之士，养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将贪商於之富，宠秦国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亡可翘足而待。”商君弗从。

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商君。商君亡至关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君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师，弗受。商君欲之他国。魏人曰：“商君，秦之贼。秦彊而贼入魏，弗归，不可。”遂内秦。商君既复入秦，走商邑，与其徒属发邑兵北出击郑。秦发兵攻商君，杀之於郑黾池。秦惠王车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灭商君之家。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於秦，有以也夫!

译文。

商君是卫国公室的庶出公子，名鞅，姓公孙，他的祖先原本姓姬。商鞅年少时喜好刑名之学，事奉魏国相国公叔座当中庶子。公叔座知道他有才干，还没有来得及向魏王进荐。适遇公叔座病重，魏惠王亲自前往探望病情，说：“您的病倘若有三长两短，国家将怎么办?”公叔座说：“我的中庶子公孙鞅，年纪虽轻，却身怀奇才，希望大王把全部国政交付给他。”魏王沉默不语。魏王将要离去，公叔座屏退旁人而说道：“大王如果不起用公孙鞅，就一定要杀掉他，别让他出国境。”魏王一口应承而离去。公叔座召见商鞅告诉道：“今日大王询问可以担任相国的人选，我说了你，看大王的表情不赞成我的意见。我理应先国君后臣子，便对大王说如果不任用公孙鞅，就该杀掉他。大王应承了我。你可以赶紧离开了，(不然，)将要被逮捕。”商鞅说：“大王他既然不采纳您的话任用我，又怎么能采纳您的话杀我呢?”结果设有离去。魏惠王离开公叔座後，便对身边的人说：“公叔座病得很重，令人悲伤啊!他想让我把国政交付给公孙鞅，岂不荒唐呀!”

公叔座已死，公孙鞅听说秦孝公在国中下令寻求贤才，准备重建秦缪公的霸业，东方要收复被魏国侵占的土地，于是就西行进入秦国，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来求见孝公。秦孝公立即会见卫鞅，交谈政事很长时间，孝公常常打瞌睡，没有听。谈完后孝公对景监发脾气说：“你的那位来客只不过是个无知狂妄之徒罢了，哪配任用呢!”景监因此责备卫鞅。卫鞅说：“我用五帝之道劝说孝公，他的心思不加理会呀。”五日之后，卫鞅又要求孝公接见自己。卫鞅又进见孝公，谈得比前次更多，然而没有中孝公的意。谈完后孝公又责备景监，景监也责备卫鞅。卫鞅说：“我用三王之道劝说孝公，而他听不进。请求再一次召见我。”卫鞅再一次进见秦孝公，孝公觉得好而没有采用。谈完后卫鞅离开。孝公对景监说：“你的那位来客好，可以同他交谈了。”卫鞅说：“我用霸道劝说孝公，他的意思要采用了。如果再召见我，我知道该说什么了。”卫鞅果然又进见秦孝公。孝公与他交谈，不知不觉膝盖在席上直往前挪动。交谈了好几天还不满足。景监对卫鞅说：“你用什么说中我国君的心意?我的国君高兴得很啊。”卫鞅说：“我用帝王之道达到夏、商、周三代盛世来劝说国君，可国君说：‘时间太长，我没法等待。况且贤能的君主，都在自身就扬名天下，哪里能默默无闻地等待几十年、几百年来成就帝王之业呢?’因此我就用强国之术向国君陈述，国君大为高兴。但这样就难以同殷、周的德治相比拟了。”

秦孝公立即任用卫鞅，卫鞅准备变法，但秦孝公担心天下非议自己。卫鞅说：“行动迟疑不决就不会成名，做事犹豫不定就不会成功。那些有过人举动的人，本来就会被世浴所非难;有独到见识的谋划者，必定会被百姓所讥讽。愚蠢的人对已经完成的事情都感到困惑，智慧的人对没有发生的事情都能预见。百姓，不可以同他们谋划事业的创始，只可以同他们欢庆事业的成功。讲论最高道德的人不附和世俗，成就伟大功绩的人不征询民众。因此圣人如果可以强国，就不袭用成法;如果可以利民，就不遵循旧礼。”秦孝公说：“好。”甘龙说：“不对。圣人不改民俗而施教，智者不变法度而治国。依照民俗而施教，不费气力就会成功;根据成法而治国，官吏习惯而百姓平安。”卫鞅说：“甘龙所说的话，是凡夫俗子的言论。常人苟安于旧习俗，学者局限于所见所闻。用这两种人当官守法是可以的，但不是与之探讨成法之外事情的人，三代不同礼教而成就王业，五伯不同法制而建立霸业。智慧的人制定法律，愚蠢的人受制于法律;贤能的人更改礼教，无能的人拘泥旧礼。”杜挚说：“没有百倍的利益，不能改变法度;没有十倍的功效，不更换器具。效法古代没有过失，遵循旧礼没有邪恶。”卫鞅说：“治理社会不只一条道路，有利国家不必效法古代。所以商汤、周武不循古道而缔造王业，夏桀、商纣不改礼制而亡国。违反古道的不可以否定，而因循旧礼的不值得赞美。”秦孝公说：“好。”用卫鞅为左庶长，终于决定变法的命令。

下令百姓五家为伍，十家为什，相互监视，实行连坐。不告发奸恶者处以腰斩，告发奸恶者给予和斩获敌人首级相同的赏赐，藏匿奸恶者给予和投降敌人相同的惩罚。百姓家中有两个成年男子不分立门户者，加倍征收他们的口赋。有战功者，各按规定接受更高的爵位;进行私下斗殴者，各按情节轻重给予大小刑罚。努力从事农业生产，耕耘纺织送交粮食布帛多者，免除本人徭役。专事工商未利以及因懒惰而贫困者，全部将他们收捕，没入官府为奴。国君宗室中没有军功记录的，不得载入宗室名册。明确尊贵卑贱爵位奉禄等级。各按等级班次占有田地住宅，奴婢、衣着眼饰也按各家的等级班次享用。有战功者显赫尊荣，没有战功者尽管富有也无处炫耀夸示。

法令已经完备，但没有公布，恐怕百姓不信任，于是在都城市场南门立起一根三丈长的木头，招募百姓有能搬到北门的给十镒黄金。百姓对此感到惊奇，没有人敢搬。就又宣布说“有能搬的人给五十镒黄金”。有一个人搬走木头，立即给他五十镒黄金，以表明没有欺诈。终于颁下法令。

法令在百姓中实行一年，秦国百姓到国都来说新法不适宜的人数以千计。在这时太子触犯法令。卫鞅说：“法令不能实行，是由于上面的人触犯法令。”准备依法惩处太子。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不能施加刑罚，便对太子傅公子虔行刑，并对太子师公孙贾处以黥刑。第二天，秦国百姓都服从法令了。实行新法十年，秦国百姓皆大欢喜，路上不捡拾他人遗物，山中没有蟊贼强盗，家家富裕，人人满足。百姓勇敢为国作战，害怕私人斗殴，城乡大治。秦国百姓中当初说法令不适宜者有来说法令适宜的，卫鞅说“这些都是扰乱教化的人”，全部迁居到边境城堡。此后百姓中就没有人敢于议论法令了。

于是秦孝公任用卫鞅为大良造。卫鞅率领军队包围魏国安邑，迫使安邑投降，经过三年，在咸阳大兴土木建造冀阙、宫殿，秦国从雍迁都到咸阳。而后下令禁止百姓父子兄弟同居共室养育后代。合并小都、小乡、小邑、小聚为县，设置县令、县丞，共三十一个县。整治田地，开立阡陌封疆作为地界，从而使赋税征收整齐划一。统一斗桶、权衡、丈尺的标准。实行第二次新法四年，公子虔再次违反规约，处以劓刑。经过五年，秦人国富兵强，周天子赠送祭肉给秦孝公，诸侯都来祝贺。

第二年，齐军在马陵击败魏军，俘虏魏太子申，杀死将军庞涓。又过一年，卫鞅劝说秦孝公道：“秦国与魏国，就譬如人有心腹之病，(不能两全，)不是魏国吞并秦国，就是秦国吞并魏国。什么原因呢?魏国居于崇山峻岭的西面，在安邑建都。与秦国以黄河为界而独占山东的地利。情况有利就向西侵伐秦国，情况不妙就向东扩展土地。如今靠国君的贤能圣明，国家赖以强盛。而魏国去年被齐军打得大败，诸侯纷纷背离，可以乘这时机攻伐魏国。魏国抵挡不住秦军，必定向东迁移。魏东迁之后，秦国占据黄河、华山的天险，向东可以控制诸侯，这是千秋帝王之业啊。”秦孝公认为是这样，派遣卫鞅领兵攻伐魏国。魏王派公子印领兵迎击秦军。两军已经相遇，卫鞅送信给魏军将领公子印说：“我当初与公子相交甚好，如今同为两国之将，不忍心互相攻伐，是否可以同公子当面相见，缔结盟约，痛饮一番而后撤兵，以安定秦国和魏国。”魏公子印认为好。两人会面订立盟约完毕，设宴对饮，可是卫鞅事先埋伏穿戴盔甲的武士而袭击俘虏了魏公子印，乘势攻击他的军队，全部打垮魏军而返回秦国。魏惠王因军队屡次败于齐国、秦国，国内十分空虚，日益衰落，非常恐慌，于是派遣使者割让河西之地奉送给秦国以求和解。而后魏惠王就离开安邑，迁都到大梁。魏惠王说：“我悔恨当初不听公叔座的话啊。”卫鞅击败魏军归来，秦孝公封给他於、商之间的十五个邑，从此号称商君。

商君为秦国相十年，公室贵族中有很多怨恨不满的人。赵良会见商君。商君说：“我能见到您，是通过孟兰皋，现在我请求能同您结交，可以吗?”赵良说：“我不敢奢望啊!孔丘有话这样说：‘推举贤才而受到拥护的'人进用，收罗不才而成就王业的人辞退。’我不才，故而不敢从命。我听说这样的话：‘不该有的地位而占据它叫做贪位，不该有的名声而享有它叫做贪名。’我若听从您的意思，就怕我要成为贪图地位、贪图名声的人了。故而不敢从命。”商君说：“您不高兴我治理秦国吧?”赵良说：“能听取反面的话叫做聪，能自我反省叫做明，能约束自己叫做强。虞舜有话这样说：‘自我谦卑就高尚了。’您不如实行虞舜之道，那就不必再来问我了。”商君说：“当初秦国通行戎翟的习俗，父子之间没有区别，男女同室共居。如今我改造他们的旧俗陈规，而制定男女的区别，大建悬示政教法令的门阙，造得如同鲁国、卫国的一样。您看我治理秦国，跟五毅大夫相比谁高明?”赵良说：“一千只羊的皮，不如一只狐狸的腋毛;一千人的随声附和，不如一个士的直言争辩。周武王倡导直言争辩而昌盛，殷纣王喜好无人进言而灭亡。您倘若不以周武王为非，那未我便请求始终直言而不受责难，可以吗?”商君说：“常言有这样的话：‘美言巧语好比花朵，直言不讳好比果实，苦口逆耳好比药石，甜言蜜语好比疾病。’您当真肯始终直言，便是我治病的良药。我将以您为师，您又何必推辞呢!”赵良说：“那位五羖大夫，原是楚国郊野之人，听说秦缪公贤明而希望谒见，可上路没有盘缠，便将自己卖给秦国客商，身穿粗麻服装喂牛。一年之后，秦缪公得知他，将他从牛口之下提拔起来，让他凌驾于百姓之上，秦国没有人敢同他相比。任秦相六、七年，东面讨伐郑国，三次置立晋国的君主，一次挽救楚国北侵的祸患。在境内发布政教，连巴人都来进纳贡品;对诸侯施予德泽，连八方戎翟都来臣服。由余风闻，也来叩关求见。五羖大夫当秦国的相，即使疲劳也不坐安车，即使酷暑也不打伞盖，在国中巡行，不要随从的车辆，也不携带武器，他的功绩名字载入史册保存在府库中，他的德泽品行流传到后代。五羖大夫去世，秦国男男女女痛哭流涕，小孩子不唱歌谣，春谷人不哼小调。这就是五羖大夫的德行啊。如今您进见秦王，利用宠臣景监作为荐主，不是成名的正道。任秦相不拿百姓当事，而大建宫殿门阙，不是立功的举动。对太子的师博处以惩罚和黥刑，用严刑酷法残害平民百姓，这是在积聚怨恨酝酿祸患啊。政教感化百姓的力量超过了君命，百姓服从上司的动作比执行君令还要迅速。如今您又搞歪门邪道让国君大权旁落，这不是实施政教的办法。您同时又在封邑中坐北朝南自称寡人，却时时用法律约束秦国的贵胄子弟。《诗》说道：‘看那老鼠都有肢体，做人却没有礼仪;做人没有礼仪，为什么不快死?’用《诗》中说的话来观察您的所作所为，实在不是谋求长寿善终的行为。公子虔闭门不出已经八年了，您又杀死祝懽而判处公孙贾黥刑。《诗》说道：‘得人心者兴旺发达，失人心者土崩瓦解。’这几件事，是不得人心的啊。您一出行，后面随从的车乘几十辆，车上载满全副武装的卫士，力大而肌肉发达的作陪乘，手持矛戟的武士紧紧护卫着您的车乘而疾走。这中间有一样不齐，您就坚决不外出。《书》上说：‘依仗德行的昌盛，依仗暴力的灭亡。’您的生命危险得像早晨的露水(太阳一出就会消失)。您还想延年益寿吗?那就为什么不归还封赐的十五个都邑，自己到郊外耕灌菜园，劝说秦王起用身居山林的贤士，奉养老人，抚恤孤儿，敬重父兄，叙用有功，尊崇有德，才可以稍微求得平安。您若还要贪恋商、於的财富，专擅秦国的政教，积聚百姓的怨怒，秦王一旦抛弃宾客而不再在朝，秦国用以收拾您的罪名，难道会轻吗?到那时死期就指日可待了。”商君没有听从。

五个月后秦孝公去世，太子即位。公子虔一帮人告发商君要谋反，国君就派出官吏逮捕商君。商君逃亡到边关之下，打算住客栈。客栈的人不知他是商君，说：“商君的法令：留宿没有通行证件的人要判罪。”商君喟然叹息道：“唉，制订法令的弊端竟然到了这种地步!”离开秦国前往魏国，魏人怨恨他欺骗公子印而大败魏军，拒绝接纳。魏国有人说：“商君，是秦国的盗贼。秦国强大而他的盗贼进入魏国，不遣返，是不可以的。”于是将商君送回秦国。商君再次进入秦国，便直奔封地商邑，与其党徒调动邑中军队往北攻击郑邑。秦王派兵攻打商君，在郑邑池杀死他。秦惠王车裂商君尸体而示众，说：“不许再有像商鞅这样的造反者!”于是又杀灭商君的家族。

太史公说：商君，是个天性刻薄的人。考查他起初用帝王之术来求取秦孝公的信任，只不过是一时操持浮夸不根之说，并非他的本性。况且通过宠臣走门路，到了取得任用。施刑宗室公子虔，欺诈魏将公子印，不听从赵良的话，也都足以说明商君的寡恩了。我曾经读过商君《开塞》、《耕战》等著作。同他本人的行为处事极相类似。他最终在秦国蒙受恶名，是有其缘由的啊!

伍子胥列传读后感篇三

《商君列传》是《史记》七十篇列传中的一篇。这篇列传，太史公主要记述了商鞅事秦变法革新、功过得失以及“卒受恶名于秦”的史实。文章始言商鞅“好刑名法术之学”，三次游说秦孝公，终使“君大说之耳”；“鞅欲变法”，守旧派公然反对，鞅据理力争；“卒定变法之令”，众皆哗然。鞅立木悬赏，取信于民。刑太子师，以肃法令；“行之十年”，“家给人足”，“乡邑大治”，“秦人富强”。鞅将而伐魏，“既破魏还”；孝公卒，太子立，以欲反之名捕商君，而终以车裂族灭。文章最后，太史公对商君作出“天资刻薄人也”的评价。

俗话说，一千个读者心中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读了《商君列传》后，有以下几点粗浅感受。如有不妥，请方家指正。

一、革旧立新，依法治理，使商君功成名显。

商鞅变法是历史上重大改革取得明显成效的案例之一。一是建新制。根据天下大势和秦国实际，创立了适合秦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制度。把零星的乡村合并为县，重新划分田塍，鼓励开垦荒地，平衡税赋，统一度量衡，极大地促进了秦国经济发展。二是严管理。十家编一什，五家编一伍，相互监督，连带治罪。秦国出现路不拾遗，山无盗贼，城乡秩序稳定的大好局面。三是明法度。太子犯法，依新法处罚了他的两个老师。公子虔再犯，被处劓刑。打击并瓦解了旧的血缘宗法制度，初步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使封建国家机器更加健全，推进了中央集权制。四是兴教化。要求男子长大后，父子要分开，男女老少分居而住；明确尊卑爵位等级，按等级占有土地、房产。五是重农业。让粮食丰收、布帛增产的免除自身的劳役或赋税。六是奖军功。有军功的显赫荣耀。人民勇于为国战斗，不敢为私争斗，极大地提高了秦军的战斗力，为秦国实现称霸的战略目标奠定了基础。

二、刑法严酷，刚愎自用，致使商君结局悲惨。

商鞅变法使秦国民富国强之功难没，但最终却落得个车裂族亡的悲惨结局，主要因素有以下几方面：

（一）用刑过度。惩罚犯罪，保障人权，是法律的责任。如果法律违背人性，滥用酷刑，无视百姓切身利益，就不会得到百姓发自内心的遵从。商鞅变法的宗旨是富国强兵、王霸诸侯，至于百姓权益、尊严则很少顾及。“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让亲人、邻里之间没有安全感；奖军功，“民勇公战”，把人培养成了战争机器；对百姓有议论新法的，“尽迁之于边城”。

（二）不听进谏。赵良对商鞅说，听得进反面意见是聪，能正视缺点是明，能战胜自己的人性弱点是强。还说，一千个人唯唯诺诺赞同，不如一个人不留情面提出反对意见。这番话商鞅还算听得进，认为“貌言华也，至言实也，苦言药也，甘言疾也”，希望赵良“终日正言”，作自己善政之“药”。而赵良劝商鞅，鉴于朝野积怨太多，不如功成身退，交出商於十五国封地，到偏远的地方浇园耕种，“可以少安”。但商鞅认为有秦孝公支持，自己功勋卓著，没有谁能撼得动，因而没有服用赵良的“药”。

赵良劝商鞅学五羖大夫，劳累了不坐车，酷暑炎热不撑伞，走遍国中不用随从，廉洁自律、勤政爱民。提醒他，“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如果您还要贪图商於的富有，以独揽秦国的政教为荣宠，聚集百姓的怨恨，一旦秦公驾崩，“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令人惋惜的是，对赵良的逆耳忠言，“商君弗听”。

（三）重刑罚、轻德政。商君治理国家倾向于刑罚，过度使用严刑、酷刑，这不仅不能使百姓心甘情愿地遵从法令，还容易引起民愤，造成积怨。应当是德政教化，刑法约束，标本兼治，相辅相成，才能夯实治国理政的法治之基。

（四）监督缺位。商鞅自己立法，自己执法，而且拒绝接受监督。他持才傲物，自诩为“高人”、“智者”，瞧不起任何人，认为“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在没有与大臣形成共识，没有征求公众意见，只凭借孝公的`支持推行新法。太子犯法，刑、黔太子师傅公子虔、公孙贾，以杀鸡儆猴。公子虔复犯新法，即被处以劓刑，“使宗室贵戚多怨望者”。本来，评论法令得失，是最有效的监督。可商鞅听不进反面意见，对评论者无情打击，“其后民莫敢议令”。

（五）自身腐败。腐败是最不得人心的诟病之一。商鞅出任秦相后，不为百姓造福而大规模地营建宫阙，损耗国家资财，引来众多非议。受封于商於之地，恃功自傲，高调称君，“南面而称寡人”，更是不讲规矩；一旦出行，后边跟着数十辆车，车上都是穿着铠甲的卫士，身强力壮的人作贴身警卫，持矛操戟的人紧靠车子奔随。兴师动众，作威作福，好不气派。

三、身受其害，痛恨酷刑，太史公对商君评价少褒多贬。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商鞅有缺点也是难免的。然而，每一次改革总会触痛一部分人的利益，特别是涉及到贵族们既得利益后，不仅会引起众怒，还会招树强敌。商鞅迎难而上，力排众议，推行新法，使秦国大治，秦人富强。所以，评价商君不能无视其改革成果，不能抹去他对社会治理的功绩。

伍子胥列传读后感篇四

我以为，屈原即使再来一次，也会选择同样的道路。

屈原生在楚国，长在楚国，他的心与楚国是紧紧连在一起的，所以即使不能再在朝廷为官，他也“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时时刻刻“心系怀王，眷顾楚国”，即使曾想过“退将复修吾初服”，但也依然难敌“井渫不食”时的心恻，他选择了“知其不可而强为之者邪”的儒家思想，选择了独立江滨的孤独。

屈原想要的是一腔的鸿鹄之志，是“君明臣贤，国之幸也”，是满腔的家国情怀。人这一生，该拼搏时拼搏，在该有的年纪里实现人生的价值，才不枉活过这一遭。历史那端的屈原，也不想看到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被敌人的马蹄所践踏吧！

他，就是屈原，就是那个香草美人，那个选择儒学道路的屈原。

伍子胥列传读后感篇五

从三皇五帝到秦皇汉武，每个时期都有大量的英雄豪杰，也不乏能人巧匠，当然还有无数政客在历史的长卷上书写出绚丽的一笔。但是又有多少人能在《史记》上留下自己的名字，让千百年后的我们所熟悉呢？管仲就是这样杰出的政治家，凭借自己的能力受后人所景仰。

“管仲夷吾者，颍上人也”。管仲作为颍上人，实在是家乡人民的骄傲。他在齐国为相时，富国强兵，顺应民心，百姓所反对的就替他们废除。齐桓公要攻打楚国，管仲就趁机伐楚；齐桓公要北征山戎，管仲就趁机让燕国修改召公时的政治。桓公想背信弃义，不遵守约定时，管仲趁机让他履行诺言，诸侯于是归顺齐国。管仲死后，齐国仍然实行他的政策，齐国一步步强盛。而管仲平生十分富有，有三归，反坫，但齐国人却不认为他奢侈，因此可见在齐国人的心目中，管仲是多么的优秀，多么受人尊敬。()。

而管仲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与一个人密切相关，那就是鲍叔牙。开始管仲十分贫困，与鲍叔牙做生意，常给自己分的钱多，鲍叔牙却不认为他贪婪，始终善待他。管仲打仗时多次逃跑，鲍叔牙不认为他胆小，知道他家中有老母亲……后来，鲍叔牙侍奉公子小白，管仲为公子纠服务，小白成为君主，公子纠失败，召忽死了，管仲被囚禁受辱。鲍叔牙知道他不是不知羞耻，而是因为他的才能还未显露出来。于是鲍叔牙向齐桓公推荐了管仲。使得管仲感慨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这就是千古佳话“管鲍之交”，长久以来为人们所称道。

《史记》向我们介绍了管仲，使我们更了解这位两千多年前的政治家，也让我们更钦佩他。管仲有勇有谋，心存大志而不拘小节，他的一番作为足以让他有资格在《史记》所记录的名人中占有一席之地！

伍子胥列传读后感篇六

《史记》，鲁讯先生赞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能得到文学大家如此之高的'评价，确实值得我们一读。

近日，我阅读《史记》之精髓“七十列传”，读罢，叹为观止。

这七十列传，讲述了老子、韩非子、伍子胥、商鞅等有影响力的人物事迹，第十列传讲述的是战国时期的纵横家张仪，读来让我动容。

张仪，两度为秦相，魏贵族后裔，战国时期著名的纵横家、外交家和谋略家，他创立了连横的外交政策，以破合纵之策。

其实一开始读张仪时，我并未明白张仪的那颗心，而最近，当我读到一篇名为《张仪受辱》的故事时，我才真正明白了张仪。

在《史记》中，我发现张仪是艰难的成功者，他两度为秦相，也因君王的不喜两度遭废，成功的仕途之路也经历过惊涛骇浪，他的连横之计在六国成功推行。初读他时，我就已经赞赏张仪的持之以恒，他即使被天下人唾骂，也要“死皮赖脸”，但在他心中，始终有一个坚定的目标，他是为了他的连横亲秦。

再读张仪。张仪因儿时贫穷与原来的道德败坏，而被怀疑偷了宰相之玉，因此被打了几百杖。但回到家后，他问他的妻子舌头是否还在，妻子答“在”，他便说，只要舌头尚在，仍旧会向诸候传播他的思想！那一刻，我想，张仪一定是说出了他一生的诺言！他也的确这样做了！他的一生都为他的连横策略而努力。

读罢张仪，在为他的坚定与持之以恒心生敬意的同时，我不禁想到了我自己，打小我就练字，但常常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正是因为我的懒惰，不懂坚持，每次都半途而废，我的字至今还非常难看。唉！都是没有坚持惹的祸。

张仪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们，什么是目标，什么是坚持，什么是诺言，什么是忍辱负重，什么是理想与信念！

读张仪，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战火连天的时期，在那个时代，张仪用他的一已之力告诉人们：凡事要么不做，做就要做到底。而这个法则在现在的社会也同样适用。

第1篇：张仪列传读后感【第1篇】张仪，一个靠嘴打天下的人，就凭他的一张嘴，可以抵得上千军万马。张仪是战国时期的魏国人，拜鬼谷子为师，练得一身的好口才，提倡连横......

第1篇：张仪列传读后感【第1篇】张仪，一个靠嘴打天下的人，就凭他的一张嘴，可以抵得上千军万马。张仪是战国时期的魏国人，拜鬼谷子为师，练得一身的好口才，提倡连横......

伍子胥列传读后感篇七

关注某个遇到困难的行业很久了，问了几个业内人士对于未来的看法，大家都说看不清。凌通基本上认为一个过分困难的行业未来好转的确定性极大，虽然现在看不出来。我们一直在思考是等有明确的好转迹象时再参与，还是在没有好转迹象时就参与！一直苦思。

最近阅读了《史记货殖列传》，读后凌通更强烈地认为危机行业的未来是光明的，而且不需要为它的好转未来找一个具体的理由，由于它处于极端的低迷中，就是它复苏和好转的理由，这一思想是在阅读了《史记货殖列传》之后产生的强烈感受。

史记中记录了古代两大着名商业家计然和白圭的商业理论和商业活动。人弃我取，人取我予就是白圭提出的，白圭认为商业成功的第一要素就是要善于观察变化和利用变化，他主张利用规律性变化获利，所谓规律性变化就是不要关注引起变化的具体原因，要把握必定如此的变化，白圭提出的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商业策略，就是必定如此的规律性变化，这里面的规律是，由于有大量的人弃，价格必定就掉下来了，而价格掉下来，就是上涨的理由，上涨的理由具备，上涨就是迟早的事！只要发生大量的抛售，就买入，至于这种抛售是属于全球金融危机引起的呢？还是巨额投资亏损造成的呢？还是原料涨价引起的不关注，只要人弃，我就取。

另一位商业家计然提出贵极则贱，贱极则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价格贵到极点，就会返归于贱；价格贱到极点，就要返归于贵。当货物贵到极点时，要及时卖出，视同粪土；当货物贱到极点时，要及时购进，视同珠宝）。至于是什么引起的贵贱变化，这些商业家们并不关注。而我们的投资人则长期沉逆于引起价格变化的原因中不能看清全局，忽视了价格下跌本身就是上涨的理由的规律。

说来说去凌通最想要说是，重要的是把握必定如此的规律性变化，跌多了就是涨，涨多了就是跌这是基本规律。人们都不敢买的时候，都弃之的时候就是最好的买入机会这也是规律。不要寻求具体的上涨理由和买入理由，一旦有具体的上涨理由和买入理由，实际股票就没有买入价值了，一旦有上涨的理由的时候，人们就不要抛售了，也就没有机会了。所以真正的把握机会一定要在完全看不清具体利多的困难阶段下手。同时要理解相信价格的变化总是向反方向变的，上涨总会转化为下跌，反之下跌一定会转化为上涨！

我们如果在完全看不到利多的情况下，在大家都疯狂抛出的情况下买入，一定能买到极好的价格，但是由于没有具体的利多和上涨的消息，所以买入后就不可能形成快速的上涨，寻求买入后马上上涨，永远不可能买到好价格，甚至永远也不能挣钱，俗话说的好，财不入急门。在大家都疯狂抛出的情况下买入，在人人不看好的情况下，买入之后，一定不会很快上涨。买入之后，必定经过一个时间的推移，因为变化是需要时间的！为了明天的上涨而买入，这不客观，明天与今天的时间差太短，这中间没有出现较大积极变化的可能，任何一个积极的变化，总是要跨越较长的时间。

在这点上，古代商业家计然和白圭分别提供了更伟大的思想，计然指出：天旱资舟，天涝资车（旱时，就要备船以待涝；涝时，就要备车以待旱），这才是商业和经营的规律。在古代商业家的眼里，所有的商业行动都是为次年或者很多年后所做的准备，等待时间的推移，实现收益。白圭则提出，当货物过剩低价抛售时，就收购；当货物不足高价索求时，就出售。谷物成熟时，买进粮食，出售丝、漆；蚕茧结成时，买进绢帛绵絮，出售粮食。两位商业家都不为明天操心，他们的商业行为都不是为明天挣钱做准备，而是为更长久的未来做的准备。

计然和白圭认为经商一定要利用，时用关系，时用关系指的是，人们需要某个商品的时间和这个商品处于充足的时间不是同一时间，东西多时大家往往不需要，价格就低了，大家需要时东西往往不足，商人们就是利用这个时间差，在供给充足价格下跌是买入，然后随着时间的变化自然会出现东西少，大家又要用，价格高的情况，这时商人就卖出。凌通认为时用变化其本质就是充分利用在不同时间或空间商品的供需关系不一样，从而导致价格不一样，来获取利益。在两位大商业家眼里，价差是时间创造出来的，价差是时间的函数，时间是价差之母。

在一个极端的困境中，极端的抛售中，采取人弃我取的策略，然后等待时间的推移，创造出新的供需关系和价格，自然会挣钱。不要试图在某个低价买入后，次日就获利，这是不可能的。不要等待什么具体的利多才买入，那是已经晚了。在极端的困难和极端的悲观，极端的抛售和极端的利空情况发生时，就是最佳的买入时机，而时间逐步推移之后利多自然会出现。根本就不需要投资人去寻找、去发现、去预测什么利多，只需要投资人等待！

这是商业和投资的基本规律也是凌通阅读了《史记货殖列传》之后的心得！

伍子胥列传读后感篇八

《史记》，鲁讯先生赞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能得到文学大家如此之高的'评价，确实值得我们一读。

近日，我阅读《史记》之精髓“七十列传”，读罢，叹为观止。

这七十列传，讲述了老子、韩非子、伍子胥、商鞅等有影响力的人物事迹，第十列传讲述的是战国时期的纵横家张仪，读来让我动容。

张仪，两度为秦相，魏贵族后裔，战国时期著名的纵横家、外交家和谋略家，他创立了连横的外交政策，以破合纵之策。

其实一开始读张仪时，我并未明白张仪的那颗心，而最近，当我读到一篇名为《张仪受辱》的故事时，我才真正明白了张仪。

在《史记》中，我发现张仪是艰难的成功者，他两度为秦相，也因君王的不喜两度遭废，成功的仕途之路也经历过惊涛骇浪，他的连横之计在六国成功推行。初读他时，我就已经赞赏张仪的持之以恒，他即使被天下人唾骂，也要“死皮赖脸”，但在他心中，始终有一个坚定的目标，他是为了他的连横亲秦。

再读张仪。张仪因儿时贫穷与原来的道德败坏，而被怀疑偷了宰相之玉，因此被打了几百杖。但回到家后，他问他的妻子舌头是否还在，妻子答“在”，他便说，只要舌头尚在，仍旧会向诸候传播他的思想！那一刻，我想，张仪一定是说出了他一生的诺言！他也的确这样做了！他的一生都为他的连横策略而努力。

读罢张仪，在为他的坚定与持之以恒心生敬意的同时，我不禁想到了我自己，打小我就练字，但常常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正是因为我的懒惰，不懂坚持，每次都半途而废，我的字至今还非常难看。唉！都是没有坚持惹的祸。

张仪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们，什么是目标，什么是坚持，什么是诺言，什么是忍辱负重，什么是理想与信念！

读张仪，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战火连天的时期，在那个时代，张仪用他的一已之力告诉人们：凡事要么不做，做就要做到底。而这个法则在现在的社会也同样适用。

伍子胥列传读后感篇九

刺客列传是汉朝司马迁所写，各位，我们看看下面的刺客列传原文及翻译，一起阅读吧！

原文：

专诸者，吴堂邑人也。伍子胥之亡楚而如吴也，知专诸之能。伍子胥既见吴王僚，说以伐楚之利。吴公子光曰：“彼伍员父兄皆死于楚而员言伐楚，欲自为报私雠也，非能为吴。”吴王乃止。伍子胥知公子光之欲杀吴王僚，乃曰：“彼光将有内志，未可说以外事。”乃进专诸于公子光。

光之父曰吴王诸樊。诸樊弟三人：次曰馀祭，次曰夷u，次曰季子札。诸樊知季子札贤而不立太子，以次传三弟，欲卒致国于季子札。诸樊既死，传馀祭。馀祭死，传夷u。夷u死，当传季子札；季子札逃不肯立，吴人乃立夷u之子僚为王。公子光曰：“使以兄弟次邪，季子当立；必以子乎，则光真m嗣，当立。”故尝阴养谋臣以求立。

光既得专诸，善客待之。九年而楚平王死。春，吴王僚欲因楚丧，使其二弟公子盖馀、属庸将兵围楚之；使延陵季子于晋，以观诸侯之变。楚发兵绝吴将盖馀、属庸路，吴兵不得还。于是公子光谓专诸曰：“此时不可失，不求何获！且光真王嗣，当立，季子虽来，不吾废也。”专诸曰：“王僚可杀也。母老子弱，而两弟将兵伐楚，楚绝其后。方今吴外困于楚，而内空无骨鲠之臣，是无如我何。”公子光顿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

四月丙子，光伏甲士于窟室中，而具酒请王僚。王僚使兵陈自宫至光之家，门户阶陛左右，皆王僚之亲戚也。夹立侍，皆持长铍。酒既酣，公子光佯为足疾，入窟室中，使专诸置匕首鱼炙之腹中而进之。既至王前，专诸擘鱼，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亦杀专诸，王人扰乱。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尽灭之，遂自立为王，是为阖闾。阖闾乃封专诸之子以为上卿。

译文：

专诸，吴国堂邑人。伍子胥从鲁国出逃至吴国，深知专诸的才干。伍子胥谒见吴王僚，尽说伐楚之利。吴国公子光说：“他伍子胥父兄皆被楚所杀而说吴伐楚，这是为报私仇，非为吴国利益计。”吴王这才打消了攻楚的想法。伍子胥知公子光想杀吴王僚，便说：“公子光将有志于国内的事，不可说以攻伐之事。”于是便把专诸推荐给公子光。

原来，公子光的父亲是吴王诸樊。诸樊有三个弟弟：大弟余祭，二弟夷，三弟季子札。诸樊知道三弟季子札贤，故不立太子，把王位依次传给三个弟弟，想最后把国家传到季子札手里。诸樊死后，传余祭。余祭死，传夷。夷死，当传给季子札；季子札不肯受国，隐匿不知去向，吴王便立夷之子僚为吴王。公子光说：“假若以兄弟为次，则秦子当立为王；若以儿子为序，则我光当是继承人，当立为王。”所以便偷偷的养谋臣勇士以伺机夺王位。

公子光得到专诸以后，像对待宾客一样地好好待他。吴王僚九年，楚平王死了。这年春天，吴王僚想趁着楚国办丧事的时候，派他的两个弟弟公子盖余、属庸率领军队包围楚国的谮城，派延陵季子到晋国，用以观察“各诸侯国的动静。楚国出动军队，断绝了吴将盖余、属庸的后路，吴国军队不能归还。

这时公子光对专诸说：“这个机会不能失掉，不去争取，哪会获得！况且我是真正的继承人，应当立为国君，季札子即使回来，也不会废掉我呀。”专诸说：“僚是可以杀掉的。母老子弱，两个弟弟带着军队攻打楚国，楚国军队断绝了他们的'后路。当前吴军在外被楚国围困，而国内没有正直敢言的忠臣。这样王僚还能把我们怎么样呢。”公子光以头叩地说：“我公子光的身体，也就是您的身体，您身后的事都由我负责了。”

专诸向公子光提出自己最后的顾忌：身体受之于母，母在不能远行，更不敢以死相托。公子光很义气：你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你不在，我代孝。专诸无话可说、无虑可顾了。

专诸回家一见老母，泣不成声。有其子当然有其母，母亲心神领会，谎称想喝泉水。待专诸取水返回，母亲已自缢与床。

公子光在地下室埋伏下身穿铠甲的武士，备办酒席宴请吴王僚。王僚派出卫队，从王宫一直排列到公子光的家里，门户、台阶两旁，都是王僚的亲信。夹道站立的侍卫，都举着长矛。

喝酒喝到畅快的时候，公子光假装脚有毛病，进入地下室，让专诸把匕首（即“鱼肠剑”，是铸剑大师欧冶子亲手所铸五大名剑中的三把小型宝剑之一。）放到烤鱼的肚子里，然后把鱼进献上去。

到僚跟前，专诸掰开鱼，趁势用鱼肠剑，刺杀吴王僚！吴王僚当场毕命。他的侍卫人员也杀死了专诸，吴王僚手下的众人此时混乱不堪。公子光趁机放出埋伏的武士，诛杀吴王僚的部下，将其全部消灭。

剪除了吴王僚，公子光于是自立为国君，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吴王阖闾。阖闾于是封专诸的儿子为上卿。将鱼肠剑函封，永不再用。

伍子胥列传读后感篇十

自怀石投江之后，屈原便一直为人们传诵至今。先民们专设一个节日来纪念一个人并且延续两千年之久，这至少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屈原以自己强烈的爱国主义和嫉恶如仇，洁身自好的高风亮节，赢得了后人对他的永世景仰。

屈原之死，感天动地，气贯长虹。

每至端午。每每读到《屈原列传》中“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温蠖乎”这一句，都要被屈原感动得潸然泪下。不难想像，作为一个“真正直行，竭忠尽智”的忠信之臣，一再被疑谤直至被贬，作为一个有着强烈爱国之心的国之栋梁，眼看祖国山河破碎而自己却无天之力，这该有多痛苦！在极端痛苦之中，用死来求得永恒的解脱，以死来保护自身的清白，以死来报效祖国，这实在令人同情，令人感动，令世人油然而生敬意。

我同情屈原，我景仰屈原，我歌颂屈原，但我又不深深地感叹一句：

屈原之死，悲哉！惜哉！

伍子胥列传读后感篇十一

商鞅，卫国人，本名公孙鞅。

才华出众，恃才傲物。这便是我对商鞅的总体感觉。特别自信，就像电影里的超级反派，总有种一切尽在掌握的感觉。

太史公说他刻薄少恩，得罪人太多，以至于招来杀身之祸。其实仔细看看，他得罪的最终害死他的，应该是太子，后来的秦国国君。商鞅是做到了王子犯法，与民同罪。可那时人家潜龙在渊，等到飞龙在天的时候就回来找他翻旧账了。

公叔痤也是个有趣的人。在位的时候没来得及推荐公孙鞅，快死了才告诉魏惠王，这个人可以做宰相，要重用啊。话说你的国君是个啥样的人你自己个儿心里就没点b数吗？真以为人家来问你是真心担心魏国的未来么？人家那是做做样子的，毕竟身份地位在那里，手下宰相要挂了，怎么也得来看看，不然舆论怎么说？也过不去心里那道坎呀。

商鞅喜好刑学。说明他内心深处认为世界就是黑白分明的，要么对的，要么错的，没有差不多，无所谓之类的情况。推崇法治社会，认为人人守法，规矩天下。难到没边了呀。他这样的人，遇到一个好领导，那就是一把锋利无比的刀，遇不到，就是人家刀下的菜。

做人要厚道，厚道就是与人为善，与人为善就是要委屈自己，把自己的委屈当作开心。

读书正行，读书正言，读书正心。

伍子胥列传读后感篇十二

这一篇顾名思义，写了两个人，屈原和贾谊。两个的早年经历和个性有些相似，都是早年得志，以文采和博学深得君主器重，但是都遭遇诬陷抵毁，然后一蹶不振，屈原跳汩罗江自杀身亡，贾谊流放长沙抑郁而死。

简单的说这一篇就是这样。

作者用了很多篇幅记述屈原和贾谊的文章诗词，大抵都是悲愤喊冤之辞，“举世皆浊我独清，世人皆醉我独醒”，小人得志，有才能之士失意，“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谓兮”。总之，是这个世界错了，我没错，世既不容我，我将离世而去。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个世界的确是极其不完善的，古往今来，有太多的怀才不遇之士；有太多的受人诬陷抵毁从此失意的有识之士；世之不公，比比皆是；因此屈原呼天抢地怨天尤人的诗词引发古今无数中国知识分子的共鸣，也成就了他千古才名。

其实，从某种角度说，屈原的不如意的际遇加上他抑郁偏激的个性，当然还有他的文学造诣成全了他作为一个文学家的成就，所谓忧愁愤怒出诗人，就是这个道理。

伍子胥列传读后感篇十三

南怀瑾先生年轻的时候，曾反复读了一百遍伯夷列传，才觉得真正看懂。我没有看到那么多遍，何况要看懂，也不仅仅是在一时之间看一百遍的事。可是读书笔记还是要交的，那就且以我这样二十遍的状况写吧，写到哪里算哪里，或者以后再看这篇又觉得不通了呢。

伯夷列传是《史记》里的第一篇列传，篇幅非常短，大约是列传里最短的了。它非常特别，不仅因为它的短，而且其中描写传主生平事迹的内容只有一个段落，其余的部分是各式各样看似与传主不直接相干的感慨。若说列传中有哪一篇最能直接地看到司马迁，听到司马迁，有哪一篇是司马迁自己站出来明明白白地加以论说的，那便是这一篇了，读后感《伯夷列传读后感》。写史的人大多把自己隐匿在行文之间，隐匿在对形形色色历史人物的记叙和评点中，然而到了伯夷列传，司马迁却是要用自己的笔书写自己说的话了。

伯夷列传里中讨论了两个主要的关系，人与现世的关系，和人与后世的关系。作为一个史学家，无怪乎司马迁谈到这两点时如此情绪激昂以至于要跳出来说点什么了。因为再将这两重关系联系到一起，就要谈到关于真正的历史和被记叙的历史二者之间的关系了，这正是司马迁要表达他著书的志向的地方，又像是《史记》的另一个自序。司马迁在前面的行文中分别讨论了这两重关系，又在"太史公曰"的部分把它们联系到一起来说。

人与现世的部分，司马迁说，"举世混浊，清士乃现".他盛赞了许由、卞随、务光、伯夷、叔齐这些浊世中的清士，他认同了这些人在举世混浊中的价值选择和道德操守，他肯定了孔子伯夷叔齐提到二人时评价他们所说的"求仁得仁".但是他同时提出了一个问题——他们真的不怨吗？而他提出这个问题的依据，正是伯夷叔齐临死时所做的诗歌。

诗歌的原文是：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这其实是觉察到自处于末世者的绝望叹息。他们是秉承着上一个时代禅让的政治传统和上古政治伦理的最后的人，他们自认应处在神农、虞、夏之朝，而不是这混浊的西周。他们不愿走下首阳山去看这名为周的朝代，他们宁愿不食属于这个朝代的一粒粟米，好似这样就可以至死都留在上一个时代。所以他们说，"我安适归矣".

但不仅于此。司马迁用司马迁的双眼，看到了他看到的特别的东西。孔子针对伯夷叔齐，所判断的"不怨",判断依据是他们的求仁得仁，因为他们的现世追求得到了满足——他们从生到死都是在他们那个干净的仁世，未沾染新的大周朝的一粒灰尘——或者说粟米。然而司马迁质疑了他们彻底不怨这个观点，认为在其间还有别的怨——非关现世，而是关于后世，关于自己的没世。司马迁在引述上面这段诗歌时，特意地提到这是他们"及饿且死"时所作，因为这个时候，他们对于现世已经坦然和无怨，所以他们的怨，是针对身后而发的，而不是针对当下所发的。这便引出了第二重关系，人与后世的关系。

这怨是什么呢？从诗中看，关键在于"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一句，而它的解释，在于本篇最后一段太史公曰的第一句："孔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这就要提到伯夷列传的另一个线索——许由务光二人同伯夷叔齐二人在死后的被区别对待。这个问题在本传的开头第一段被提出，而在"太史公曰"中被解答。许由务光虽亦是节义高蹈之士，却因为"非附青云之士"而不见称于后世，伯夷叔齐因为得到孔子的颂扬而广为人知。那么，被后世发掘和颂扬的条件是什么呢？司马迁引说，是"同明相照，同类相求",是"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只有拥有相同志向和操守的人，才会彼此欣赏，即便相隔几百几千年也如逢知音。他们"同明相照",其中晚生的那一个担当"圣人作"的职责，使万物得到归位，使已逝的那位圣人得到传扬，使这种精神在世间继续流传。

君子在意的，正是能否有这样一位身后的知己，或者更广地说，是能否还有那么一个时代，自己的操守能得到认同和理解。倘若没有，那么千百年而下，他们经历的将是真真正正、彻彻底底的孤独。

而伯夷叔齐忧虑的，正是能否还会有这么一个时代。面对着举世混浊和大醉不醒的众人，他们开始怀疑是否刚刚过去的的正是最后一个坚持着自己所坚持的这些东西的时代，所以他们哀叹"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他们追忆前朝，他们哀怜后世。这是他们怨的所在。

这个时候，第一重关系与第二重关系得到了结合，历史和被书写的历史之间的矛盾被提出，于是司马迁站了出来，他作为一个写历史的人，作出了自己的承诺。他要使这些人被看见，他要作为一个后生，用自己的光照亮这些历史的光源。

于是他书写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他将正史的关注点从一年复一年的祭祀征伐转移到一个一个活生生的构成了历史的"人"身上。于是他写荆轲，写郭解，他也写宁成、东方朔，他著书立传的目的和基础是一个一个的"人",而这是前人所没有做过的尝试。于是他在这篇伯夷列传——在七十篇列传之首的位置写下他的志向。自此为始，他提起他所手握的那一支史笔——他所拥有的最有力量的东西，为那些从没有人为他们立过传的人立传，称为"列传",他用一个一个血肉之躯筑成他司马迁的史书，他用衣袖逐一擦去那些隐没了千百年的明珠上的灰尘。司马迁使这些人的光照亮了历史的一片天空，然而他不能完全料想的是，他的光也照亮了自己身后的一片天空。

所以我觉得伯夷列传像是《史记》的另一个太史公自序。它是司马迁的态度和承诺，它也将这种信仰传递给了当下的我。然而我知道在我面前还有八十遍要看，但这篇读书笔记就到此为止了。

伍子胥列传读后感篇十四

屈原名平，是春秋战国时期楚怀王的左徒，见识广博。屈原一生中遭遇了两次大的挫折。

屈原之所以成为中华民族爱国精神的代表，主要原因是他很有才能和爱国情怀，在楚国遭受打击，但是他始终不背叛楚国。

"路慢慢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每每读到屈原，想到屈原，总有一种悲叹，一个真真的跋涉者，一个真真坚持自己理想与情操的人，它的结局竟是万般无奈的投江。

一个人的精神，一个人的人的意志无不在诠释着他对人生的理解，他对生命的看法。

为什么有那么多高尚的人总是匆匆走过他短暂的一生，今天的人也许永远都理解不了古人。

读《屈原列传》的时候，吸引和震撼我的已不再是屈原那高尚的品质，而是感慨活在一个不被人了解的世界，那会是一个多么大的悲哀。

从屈原坎坷的一生揭示出一个深刻的道理，人的一生不可能一帆风顺，遭遇困难和挫折是正常的，关键是面对挫折时，应当拿出勇气和毅力迎接挑战，直面挫折，战胜自我，把每次挫折当作前进的踏脚石，最终走向成功的辉煌。

伍子胥列传读后感篇十五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是司马迁的一篇列传。屈原是湖北秭归人，作为一名湖北人，对这位伟人的历史我也非常感兴趣，今天特地开始读了一下原文。

屈原是芈性屈氏，古代的姓和我们今天的姓不一样，古代只有贵族才有姓，屈原和楚国王室都是芈姓。而屈是他的氏。《屈原贾生列传》中说屈原是楚平王的同姓，所以按照道理来说屈原是和楚国王室有血缘关系的。

他最先是楚怀王的左徒。因为才华出众，所以怀王一开始非常信任他。但是同朝为官的人为了争宠而害怕他的能力超过自己。于是他们想办法迫害屈原，他们在楚怀王的面前诬蔑屈原，这样楚怀王就开始渐渐疏远屈原。

由于屈原为人非常正直，用心对待他的君上。可是却被疏远，真是忠言逆耳。屈原被罢免以后，秦国想要攻打齐国，齐国和楚国关系很好。秦惠王想要疏远楚国和齐国，于是派张仪去找楚怀王，张仪说如果楚国能够和秦国结盟去攻打齐国，秦国会把六百里的地方送给楚国。楚王听了以后答应了张仪，于是和齐国绝交。等到战后楚王准备去接收土地的时候。张仪却说自己和楚王约定的是六里，没有听说过六百里。

之后楚王很生气，想要攻打秦国结果被秦军打败。后来秦国主动请求归还汉中向楚王求和，楚王只要求得到张仪。后来张仪用重金收买楚王的宠妃，张仪逃走了。之后秦昭王和楚国通婚，希望和楚王见面，屈原说秦国是虎狼之国不能相信，结果怀王不听。最后楚怀王死于秦国。

屈原后来又被贬了，在万般无奈之下，投江自杀。《屈原贾生列传》让我体会到，一个国君如果只听片面之词，听不进真话的恶果。屈原忠心耿耿却落下一个投江自杀的下场。实在是非常可惜。

伍子胥列传读后感篇十六

今天我读了《史记》当中《李斯列传》这一部分，我对李斯的人生经历深有感悟。

李斯是楚国人，当时只是一个地方小官。有一次，李斯发现厕所里的老鼠，生存环境非常差;而粮仓里的老鼠，生活环境特别好，有着吃不完的粮食，于是李斯感慨说：“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处耳。”意思是说，一个人是不是有才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所处的平台。

于是，李斯就把官辞了，投奔了当时齐国一位大师，这位大师就是大名鼎鼎的荀子，李斯跟荀子学习帝王之术，也就是如何治理一个国家的道理。过了一段时间，李斯觉得自己已经学有所成，应该找一个平台来施展自己的才华。他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去当时最强大的秦国。

李斯到了秦国之后，投奔到当时秦国最有权势的吕不韦门下，吕不韦很快就发现李斯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就把他引荐给秦始皇，于是，李斯终于有了施展自己理想抱负的平台，在秦国消灭诸侯六国统一天下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我觉得李斯是一个有理想和抱负的人，他从老鼠哲学中受到启发，并为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付诸行动，辞官投学，努力提升自我的能力，最终在秦国统一中国这个历史舞台上，上演了一出精彩的人生好戏。

我感悟到：一个人首先有心存远大志向，然后付诸行动，通过努力，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最终才能找到实现自己理想的道路;相反，如果一味好吃懒做，只能让理想变成梦想和空想。

李斯在中国历史上可谓鼎鼎大名，他辅助秦始皇成就帝业，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他坚决拥护郡县制，避免秦朝重蹈周朝覆辙;他协助秦朝制定统一的典章制度，从此中华“车同轨、书同文”;他刻下了泰山第一块石刻，自此李斯小篆名扬四海。然而他终究没有成为后人所仰视的圣人，这些功绩终究掩饰不了在他萎缩的人格的驱使下的卑鄙的行为。正如题目所言，他永远都只能算作是“大历史中的小人物”。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絜，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於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

司马迁写人物往往一针见血，《李斯列传》开篇所讲的这个小故事，可谓是对李斯一生最概括的评价了。这位政府的小公务员看到了两种老鼠的区别，便对人中“仓鼠”充满了羡慕，从此立志改变自己“厕鼠”的现状，成为一只“仓鼠”。在此之后，虽然李斯做出了惊天动地且改天换地的大事，但他自己却永远没有从他的“老鼠哲学”中走出来，没能使自己大起来。他好像永远都是那个上蔡小吏，永远摆脱不了那种小人物小人格的心态。他患得患失、首鼠两端，永远蜕不出那种委琐细屑。他既没有孔子的宽厚仁德，也没有孟子的浩然正气，还没有商鞅的一意孤行，更没有后来王安石的坦坦荡荡忘怀得失。他绝顶聪明但这一切只是为自己的“老鼠哲学”服务，只是为了一己私利，这便注定了他只能是一个小人。

从此李斯求学于荀卿，学得“帝王之术”，并背弃了自己的祖国，选择了最有统一资本的国家——秦国(当然，这对于士来讲，算不上道德污点)。他比屈原、韩非更有资本，屈原、韩非虽然才能远胜于李斯，但由于出身的缘故，不能自己选择去向而被束缚住，看到自己的祖国日落西山而又不被重用，只有随之一并毁灭。而早就待价而沽的李斯却没有这些拖累，他可以自由选择。到秦国之后，李斯投到了吕不韦门下，取得信任之后有了游说秦王的机会。他建议秦王抓装天下一统”的“万事之一时”，提出了一套包括对六国显贵贿赂暗杀的立竿见影的办法，深得年轻的血液里充满暴-力的秦王嬴政的赏识。之后，他又经受了逐客令的考验，又设计害死了同学韩非并剽窃了韩非的思想。从此，在李斯的策划和秦王的领导下，秦国的暴-力战车再一次开动起来，开始对六国发动了新一轮也是最后一轮进攻。数年之后，这辆战车以杀死六国人口两百多万(这是六国损失人口，不包括秦国为此损失的人口)的代价，结束了征程，换得了统一的胜利。而当时的总人口大概只有两千万。

终于，他的梦想实现了，他在秦朝统一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又两次力排众议、顶住压力，坚决废封建而立郡县，而又是焚书坑儒的提倡者，深得嬴政(这时应当称呼为秦始皇)。

伍子胥列传读后感篇十七

很诚实地先说一句，实际上这篇文章我并没有认真地听讲，但我能很清晰地感受语文老师在谈论《伯夷列传》这篇课文时的慷慨激昂的心情，我对此印象很深，特别是对于"好人不长命"、"恶人富贵延年"的社会现象的不公，伯夷列传读后感。下课之后，我有重新浏览过这篇著作，暂且不谈文章与司马迁本人的联系，我以下的看法全部围绕文章的内容本身，而不深究作者的写作意图：

就文章中所提出的几个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目中最佳当的答案，因而我不牵强附会，但我认为作者司马迁提出的这几个问题是相辅相成的，甚至后一个问题是前一个的升华，而我就其中几点谈谈自己的微薄看法。

就我看来，这个社会上存在着许许多多的机遇，于是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公正的待遇，作为一个圣人，他应该不必在乎自己的声名是否能够流芳百世，而这对于许由、务光等人来说，或许能不能美名外扬不是最重要的，我可以理解作者司马迁自己想要扬名立万的心情，同时他也确实如此，但我绝不赞同他对于成名的看法。这个世界上总是存在着许多有道德的人，他们并不说辞，也没有像以前的圣人一样游学讲法，道德和圣人的存在方式有很多种：一些人退隐田园是为了自身心情的宁静，为了获得一种灵魂上的解脱，很难讲他们的品德究竟高尚到什么程度，但又是否有人像司马迁一样撰写类似《伯夷列传》这样的文章来歌颂他们呢？事实可能是没有的，即便有也并非这些隐士的意愿，更有一句话叫做"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意思是有能力的人希望依赖周围的环境忘却世事，沉湎于桃源世外，这是指小隐真正有能力的人却是匿于市井之中，那里才是藏龙卧虎之地，这是指中隐。

只有顶尖的人才会隐身于朝野之中，他们虽处于喧嚣的时政，却能大智若愚、淡然处之，这才是真正的隐者。而我认为，历史本身就有不完全真实的特性，加上人为的篡改和时间的淡化，许多历史真相已经湮没在了浩瀚无边的时间长流里，就像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闪他们闪发光的人，他们智慧、优雅、从容或者淡泊名利，但他们并未被记载光辉荣耀的史册上面，这是为什么呢？是那些拿了俸禄的史官不没有办实事么？亦或者是因为历史的记录并不真实？都不是，是因为有一些特殊的因素，历史不能让他们过于瞩目地出现在后人的眼里，这样可能会毁了他们，因为"某些人"不允许，因为他们与这个庸俗的时代不太协调，就像历史总是由胜利者书写一样，他们的品行即便高尚，但只能是"可念不可说"的向往。也许有人会说，"这样子难道公平么？","公平",我人为这跟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公平是需要自己去争取的，如果你本身并不想为了某些方面的"公平"而去努力地抗争些什么，那么你就没必要为了不抗争所带来的后果（即便是不好的），这就像隐退者本身已不在乎世俗人的看法一样，什么流言蜚语什么是不是能够流芳百世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况且——历史虽然没有让他们声名鹊起，但也没有无情地抛弃他们，或者我们可以这么说：他们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的时代；他们被包含于历史的一角，又超脱于历史之外永远活在他们应有的光辉里。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句话是不是真理呢？我想也许这只是一种人类自我安慰的措辞而已。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句话在对人的善念的塑造和维持以及恶念的扼杀和遏制，还有在维护社会和平这一方面，确实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第四、五段的言论呼应了前两段的论述。贤人在后世之人中的声名取决于什么呢？什么样的人才算是贤人呢？作者认为，贤人这个概念，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但凡那些道德操守合乎自己的意念和追求时，在这些人眼中他们就被称之为贤人。一般情况下，这些人占据所有人的大多数时，此贤人才能被认可，或者他们是被当时在思想上很有影响力的人所推崇。关于他们声誉是否会在后世传扬以及影响力度的大小，则首先取决于他们的不害他的行为和一定的学识或地位。其次，就主要取决于他们被何人认可了，以及那个人的号召力。司马迁在最后一段的最后一句所发的感概："可悲啊！普通人想要磨练自己的品行，立下功名，不依附于德高望重的人，怎么能把自己的名声传播到后世呢？"真实得让人难受。

古人语："信道笃而自知明也".

保持自己的本心，不为他人的只言片语所动，也不被执权者的威严所撼，坚定智慧的理性，这样一个人的思想才有实际上的价值。

至于那些亦真亦假可真可假的所谓正史稗史，所谓正统思想，所谓诡辩，一切皆不要陷入空想的泥潭——"存在就是合理，合理的也都要存在。",黑格尔如是说。

注：《伯夷列传》出自《史记卷六十一·伯夷列传第一》，作者司马迁。该篇是伯夷和叔齐的合传，冠《史记》列传之首。在这篇列传中，作者以"考信于六艺，折衷于孔子"的史料处理原则，于大量论赞之中，夹叙了伯夷、叔齐的简短事迹。他们先是拒绝接受王位，让国出逃；武王伐纣的时候，又以仁义叩马而谏；等到天下宗周之后，又耻食周粟，采薇而食，作歌明志，于是饿死在首阳山上。作者极力颂扬他们积仁洁行、清风高节的崇高品格，抒发了作者的诸多感慨。《伯夷列传》实开史家之先河，亦为本纪、世家、列传之仅有。

伍子胥列传读后感篇十八

我的祖国以快60岁了，我的祖国是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才有今天的繁荣，在这几千年的历史中有多少人为祖国抛头颅，但他们依旧微笑有多少人为它洒热血，但他们都觉得值，从古至今有多少的英雄人物为自己的祖国献出了他们自己年轻的生命呀!

前段时间我有幸读了《屈原列传》这本书，对流芳百世的屈原有了个全新的认识。

屈原名平是春秋战国时期楚怀王的左徒，见识广博。但是他一生中遭遇了两大挫折。读《屈原列传》的时候，我感觉到吸引和震撼我的以不再是屈原那高尚的品质，而是感慨活在一个不被人了解的世界，那会是一个多大的悲哀。

屈原为楚国建立了法度，办理外交使楚国的'趋势逐渐走向富强的道路，并一度成为六国联合抗秦的领导，同时他又为祖国积极培养人才。可是楚国的贵族政治，以日趋没落，楚怀王及其子，襄王都是昏君，秦国的张仪以重金收买了嫉妒屈原的大臣及楚怀王的宠妃郑袖，造成一个全面的政治攻势。

事后，屈原便找到楚怀王，要楚怀王听从他的建议，但楚怀王的宠妃和大臣们百般阻挠，最后没听从屈原的建议。过了一段时间秦兵大举来袭，最终楚国灭了。

屈原回首再回首，拭泪，最后终于抱起岸边的一块记录楚国辉煌、中落的历史的江石投入了奔腾不息的滔滔江水。天地不言，唯有江水呜呼。

“路慢慢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每每读到屈原，想到屈原，我总是有一种悲叹，一个真正的跋涉者，一个真正坚持自己的理想和情操的人，他的结局竟是万般无奈的投江，后人们便流传这样一个习俗，每年的五月初五人们便在屈原投江的那条河里，撒粽子，为了不让鱼虾吃屈原的尸体，以后的五月初五变成了今天的端午节。

我读完了这本书以后，我想为什么有那么多高尚的人总是匆匆的走完了他短暂的一生，今天的人也许永远也不会明白的。

从屈原坎坷的一生，我悟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人的一生不可能一帆风顺，遭遇困难和挫折是正常的，关键是在面对挫折时，应当拿出勇气和毅力，迎接挑战，直面迎接，战胜自我，把每一次的挫折，当作前进的踏脚石，最终走向成功，我相信这个道理一定会使我终身受益的。

伍子胥列传读后感篇十九

商鞅，卫国人，故称之卫鞅；姓公孙，故又称之公孙鞅；发于秦，秦封之于商十五邑，故号为商君。商鞅称商君源于由他主导的一次著名改革——商鞅变法。这次改革既成就了商鞅，也成为杀死商鞅的一把利刃。

商鞅从入秦伊始，便致力于变法，以成秦孝公霸业。从结果上来看，商鞅变法取得了莫大的成功，变法成果为秦后来兼并六国，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为此做出巨大贡献的商鞅，最终却落了一个五马分尸，家人尽灭的凄惨下场。不仅如此，古代史学家对其一生更是极尽损贬之辞。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中如此评价商鞅：“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於秦，有以也夫！”这种评价对于一位功勋卓着的改革家来说，是极不公平的。

商鞅在魏国时得不到重用，个人的理想抱负得不到实现。而秦孝公正欲修穆公霸业，广罗国家人才，这让极具政治慧眼和才能的商鞅看到了施展自己才能的机会，遂西入秦。他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来求见秦孝公，以帝道、王道、霸道三种为政理念来试探秦孝公的意图。在得知秦孝公欲成霸业的想法之后，第四次会面与孝公大谈强国之术，孝公数日不厌，相见恨晚。商鞅与秦孝公达到了一种政治上的共鸣——成霸业以扬名立万。可以把这种君臣关系理解为相互利用：秦孝公需要一位有才干的改革家替自己冲锋陷阵，而商鞅则需要一位强有力的国君为其实现政治理想提供平台。

1、经济方面：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统一度量衡；减轻农民赋税徭役；废井田，实行土地私有。

2、政治方面：奖励军功；废除世卿世禄制；推行户籍制度，实行连坐；推行县制。

3、社会层面：用严峻的刑法来代替德治，严厉控制社会舆论。

《史记》载：“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於公战，怯於私斗，乡邑大治。”由此来看，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说商鞅变法是不成功的。改革达到了秦孝公的目的，可以说为他东复侵地，建立霸业的宏图伟业打下的坚实的基础。于是，在商鞅的建言下，秦趁着魏被齐大败的大好时机下，迅速发动了对魏的战争，商鞅计败魏军，当初对商鞅不以为然的魏惠王无奈只能割地求和，迁都大梁。

然而，当秦孝公和商鞅等改革派享受着改革带来的成果时，改革也招致着守旧贵族的不满，多项改革措施或直接或间接地触动着守旧贵族的利益，在利益面前，没有人会主动退让。守旧贵族对改革的不满终将会成为悬在商鞅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终于，守旧贵族的代表赵良粉墨登场，他游说商鞅，以贤相百里奚和商鞅做对比，指出商鞅在变法中过分激进，用苛刑代替德治，而且丝毫没有考虑贵族的利益。最后甚至用人身威胁的方式来“劝说”商鞅引功身退，停止新法的实施。

在如此高压之下，商鞅没有退缩，可以说他是为了自己的名利着想，但更重要的是为了保住改革的成果。但历史总是充满着偶然性，五个月之后，他的“政治盟友”秦孝公死了。诚如赵良所言，“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亡可翘足而待。”守旧贵族立马掀起反扑，诬告商鞅“谋反”，最终杀之于郑渑池，车裂商君以徇，灭商君之家。至此，悬在其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终于落下。可谓成其者变法，亡其者亦变法。

历史不能做到绝对的公正。汉朝实现大一统，国家政权稳定，加之需要休养生息，故尊崇儒术，统治者施仁政，行王道。因此，在汉朝的史学家司马迁眼里，商鞅就是一个离经叛道者，其受到不公正的评价也是情有可原。但商鞅变法对秦国国力的提升是毋庸置疑的，为秦后来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也不可否认，商鞅鼓励苛刑，忽略德治的理念确存不合理之处，但苛刑在短时间内达到的效果却又十分惊人。

商鞅变法留给后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任何改革者都当以史为鉴，从历史中探求经验，助力改革，以图千年大计。

伍子胥列传读后感篇二十

古人一句“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贯穿了整篇《刺客列传》。从春秋至战国末期，太史公司马迁共为我们五个这样的刺客：曹沫、专诸、豫让、聂政、以及最具有名气的荆轲。他们之中有的成功了，有的失败了;有的活了下来，有的被就地正法……是什么驱使着他们披荆斩棘，去完成看似无法完成的任务，以历史的眼光来看，他们更是阻挡了历史进步的潮流?为何?就是这样一句“士为知己者死”，这也许更是一个莫大的悲哀吧!钟子期死，俞伯牙破琴绝弦，终生不再鼓琴，以为世无知音。此乃真正之“知己”。后来这则故事被金庸金大侠搬到了他的小说《笑傲江湖》中去，衡山派“二把手”刘正风与“邪教”日月神教长老曲洋合创《笑傲江湖曲》，因此得罪嵩山派掌门左冷禅，惨遭灭门之灾，至死仍与曲洋一起，双双为“知己”而亡。在这里，“士为知己者死”的内涵得到了升华，这才是真正的“士为知己者死”。再回到《刺客列传》中来。

五位刺客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只有曹沫和豫让才稍许算得上“士为知己者死”，而专诸、聂政、荆轲不过就是那些所谓“知己者”达到自己私语的工具。曹沫为了替鲁庄公收回失地劫持齐桓公，他是唯一成功并且全身而退的刺客。可以说，只是一种“忠君”的表现。尽管他的事迹是五个人中篇幅最短的，不过我却认为他才是真正的刺客，既能够完成住上给予的任务又能够保全自身的安全。此乃刺客之上者。豫让，为了替被赵襄子“漆其头以为饮器”的智伯报仇，先后两次刺杀赵襄子都不成功，最后仅仅砍了其衣服三下就自刎谢世了。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愚忠的表现，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赵襄子的宽阔气概，面对刺杀自己的刺客能够纵虎归山并答应他的无礼请求，不得不为他的气概所折服。豫让可谓刺客之中者。

专诸、聂政，都成功刺杀了目标，但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当场被就地正法。专诸为了吴公子光，也就是踩着他的尸体成为大名鼎鼎的吴王阖闾的一己之利，用鱼肠剑刺死了吴王僚，成就了阖闾的光辉时代;聂政仅仅是由于严仲子与侠累产生不快就替别人出头，结果也是刺杀成功，当场被戳。他们两人都是古代君王为了争上位、谋己私的牺牲品，仅仅是因为一两句好听的话就把自己卖给了对方，这二人可称之为刺客之下者。最后不得不谈及太史公花了大量笔墨来描述的刺秦的荆轲。他的故事就不多加叙述，人尽皆知。我对他的评价，从历史的眼光来看，他是一个白痴，想阻挡历史发展的进程;从个人的品德来看，他又是一个集勇气、智慧于一身的英雄，尽管他缺乏的是实力，连当时的名侠盖聂、勾践都对他嗤之以鼻。荆轲不是一个有声望的公卿贵族，他文不能安邦，物不能定国，没有出将入相，没有惊天动地的功绩，他只不过是当时地位低下的游侠阶层的一个普通游侠，剑术不精，但他却做了一件当时无人敢作的惊天之举——刺秦，这是难以想象的，就连一代霸王项羽远观秦始皇也不过就是叹了一句“彼可取而代之”而已。我们以历史的眼光来看，他这样的举动既是螳臂当车，更是违背了历史发展的潮流。

“春秋无义战”，战国时代的战争却根本连“义”都谈不上，秦国用了及其残忍的手段完成了大一统，名将白起一人在征战中斩杀东方六国90万人，绝大部分是降杀。燕太子丹为了保全自己的国家，想让荆轲效法曹沫劫持秦始皇而立下盟约。不过他却忽视了一个事实，这是不可能的：齐桓公尊王攘夷，志在成为盟主而已，所以可劫、可盟：而荆轲时代是国家走向统一的时代，秦王不兼并天下是不可能善罢甘休的，所以说燕太子丹和荆轲的行为是迂腐的。就连荆轲死之前都说：“事所以不成者，欲以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这样的结果不亦悲乎!

伍子胥列传读后感篇二十一

太史公作《货殖列传》，不拘泥于时，驳斥儒道两大家有关经济问题的观点，大胆提出人类追求财富的合理性，字字铿锵，掷地有声。“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无论多美好的志向都得有实现的基础，财富，在很多时候就是我们人生的资本。

自从商业产生以后，贫富差距渐渐出现，同时因为有了差距，便生出许许多多的社会矛盾与冲突。作为以农为本的国家，古代中国一直到了清朝还在压制商业活动，商人们承受着来自朝廷和社会各个方面的阻挠与压力，可以说，一个成功的商人的创业历程真的是步履维艰。士农工商中，商为最下等，其实各个阶级都要养家糊口挣取银钱，只是收获渠道不同，收获数量也不等。皇家贵族子弟生下来过的就是锦衣玉食的生活，双手不沾一点腥土，整天跟着先生念叨仁义礼智信，之乎者也，修身养性治国平天下。每每这些“贵人”不开心的时候，一个巴掌抡过去，挨打的小奴仆低头含泪，以头抢地，可怜兮兮地捂着一边打红的脸：“奴才该死！”同是人，贵贱就这么给划分明了，你，穷人家的孩子，就是受欺负被奴役的命。富人家是有自己的烦恼，他们担心的也许是明天去哪里游玩，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而众多吃穿无着落的穷人们还在忍受着饥饿侍弄那几亩租田，用一句俗语来形容就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财大气粗”也就是这个样子了，“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

伍子胥列传读后感篇二十二

《刺客列传》描写了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高渐离六个人的事迹，始于曹沫，终于高渐离，他们的悲剧性也在逐步加强，只有曹沫一人全身而退。这六个人之中，知名度最高的无疑是荆轲，荆轲的事迹被千百代文人墨客传唱，可其余五个人被淹没在历史的风尘之中，不为大部分人所知晓。其实，他们六个人的事迹都是令人扼腕叹息，荡气回肠。

“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这句话被豫让提出来，就成了刺客的信条，他们不顾家人，不计生死，就是为了“知己”这两个字。前面已经说过，荆轲的知名度最高，可是现在看荆轲与太子丹的交往，其中掺杂了太多的利益，并算不得是知己。唐朝司马贞《史记索隐》转引来注解《史记.刺客列传》中记载：荆轲与太子丹游览东宫，荆轲拾瓦投蛙，太子丹捧着金丸给荆轲。他们又一起乘千里马，荆轲说千里马的肝好吃，太子丹就杀了千里马把肝给荆轲吃。荆轲在宴席之上说歌女的手美，太子丹就把歌女的手剁下来放在玉盘里送给荆轲。太子丹的所作所为，实在是有谄媚之嫌。荆轲虽然为人深沉好书，与贤豪长者相结，但是也是郁郁不得志的，每天和狗屠、高渐离在市集之上相乐相泣，旁若无人。太子丹对荆轲也算是有“知遇之恩”了，但是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就是说君子之间的交往不掺杂利益，可太子丹与荆轲并没有做到这一点，连荆轲也说“太子遇轲甚厚”。所以太子丹为荆轲准备好要去咸阳时，荆轲准备等自己的同伴，但是太子丹并不信任荆轲，以为荆轲要反悔，试探地说“丹请先遣秦舞阳”，他们连朋友之间最起码的信任都没有，更谈不上是知己。太子丹对荆轲不薄，荆轲去刺杀秦王，就有了“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意味。

但是，古往今来似乎没有人去注意这些，荆轲成了千古刺客的偶像，这和太史公偏爱荆轲有关，《刺客列传》里，荆轲所占文墨最多，其故事性也最完整，还有他身边诸如田光先生、高渐离等一批朋友所渲染出来了强烈的悲剧氛围。文人墨客也写诗作赋咏叹荆轲，例如陶渊明《咏荆轲》中说：“其人虽己没，千载有余情。”这其中自然也有荆轲他一诺千金，视死如归的缘故，但是《刺客列传》其他五人并不缺乏这一特点，所以，这并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与其他五人相比，荆轲的敌人是秦始皇。

秦始皇他“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并吞八荒”，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虽然他并不是完美的，他誉满天下同样也谤满天下，可这并不能抹杀他奠定中国封建王朝基础的功勋。而一个人所能达到的高度，通常是由他的对手来决定的。千古一帝秦始皇在历史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而竟然敢刺杀他的荆轲当然也在历史上扬名。尼采说过，慎重地选择你的朋友，更慎重地选择你的敌人，朋友可能影响你的成就，敌人会决定你所能达到的高度。所以，遇到一些人做出一些事，不要随便去和他理论生气，不是所有人都配当你的敌人。

《刺客列传》里，最成功的刺客要算曹沫了，曹沫挟持齐桓公，既达到了自己的目的，逼齐桓公交出了侵占鲁国的土地，自己又全身而退。专诸虽然达到了自己目的，以鱼肠剑杀了吴王僚，可自己也丢了性命。接下来的豫让、聂政、荆轲、高渐离，不仅没有完成任务，自己也丢了性命。而且秦王因为被荆轲行刺大怒，发兵攻燕，逼迫燕王喜杀了太子丹，为燕带来了祸患，但他们都是义薄云天、视死如归的死士，其悲剧结局可歌可泣，读来荡气回肠。我认为这其中最令人扼腕叹息的一位，是高渐离。

畔送别荆轲时，流传千古的“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就是高渐离为荆轲践行之作。似乎在这个时候，高渐离就已预见到荆轲悲剧的结局，并决定自己也踏上这个没有回头路的征途。这是何其悲壮的画面！他与荆轲的友情可见一斑！当秦始皇通缉太子丹和荆轲的门客时，门客们都潜逃了。高渐离更名改姓给人家当酒保，伺机接近秦始皇。秦始皇因为爱惜他的才能，熏瞎了他的双眼，令他击筑，高渐离便把铅放进筑中，再进宫击筑靠近时，举筑撞击秦始皇，当然没有成功，被杀。但是这个时候，秦始皇已吞并燕国，这时再刺杀他，已没有什么意义。更何况，高渐离不会武功，他成功的几率微乎其微，然而高渐离这个击筑国手却义无反顾，这似乎有些寻死的意味。或者，他只是想已一死来告慰荆轲这个朋友，这个这才是真正的“士为知己者死”!他只是为义而死，其中不掺杂任何的金钱、收买、报恩、等等龌龊，死得轰轰烈烈。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李白的诗句描写了一个冷酷无情却又侠肝义胆的刺客。刺客，或者说杀手，这个职业在中国历史上可谓是古老传统却又有着奇特的旺盛生命力。但是，春秋战国那个君子之间争霸的时代过去，“士为知己者死”的刺客也消失了，剩下的只是阴冷的暗杀、丑恶的血腥，这怎么不令人怀念那些舍生忘死、舍生取义的刺客豪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