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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读书报告篇一

看一个时代的功过是非不能只从一个层面来看，应当从多角度来分析，当这些因素综合起来考虑时，才能客观公正地分析该时代的成败得失。从得失中总结出经验教训，不仅可以使我们有睿智的眼光得以自省，而且可以借鉴到日常的工作与生活上，使我们有个科学的指导思想帮助我们不断地调整思维状态。以史明志，以史鉴今，《万历十五年》就是这样一本值得我们反复多读的一本难能可贵的好书。

作者以万历十五年为名，展开话题论述了万历年间的诸多方面。万历十五年虽看似为平平淡淡的一年，但这一年之后好多小细节的变化却掀起了巨大的时代波澜。历史的魅力不仅仅在于巨大成就的造就，还在于事物肇起之初处于酝酿中的有机结合和变化。作者从万历皇帝、首辅申时行、世间已无张居正等多个章节写了万历年间的各种风俗制度等。

首先，万历皇帝。1572年，不满10岁的万历皇帝即位了。多年的精心求学，万历的学习取得了很大的长进。万历小皇帝谨遵传统儒家思想观念，尊师敬长辈。首辅张居正是万历皇帝的左膀右臂，万历小皇帝的课业由他来把关教授，政府众多的重要决策也是由他拍板定案。小皇帝对张居正充满了尊敬之情，对他精心敬业的奉献精神大加赞扬，并且把一些名贵的珠宝和进贡上来的物产赏给他，真是皇恩浩荡。幼年的万历皇帝对这种大臣的扶持百般地感谢，可是等到他成年后开始拥有自主的决策权时，他奋发图强地想做一代明君，想在自己的治理之下开创一个光辉灿烂的时代，可美好的愿望或者是蓝图总是事与愿违。当一个时代的轮轴运行到最后时，一些制度或者是陈腐的事物会成为这轮轴中的一些颗粒，阻止社会的进步发展。到了万历年间，整个朝廷成了一个运行缓慢的机器，大臣们为了自身的利益加于皇帝身上的义务越来越多，皇帝赤裸裸地成为上层阶级的代理人。这时，皇帝失去了高度的权利实行权。比如，在立储君一问题上，大臣与皇帝之间争执了很多年，最终以万历的沉默和消极抵抗使整个朝廷失去了励精图治的机缘。因此，一个时代需要高度集中的权力和治理权，或者有科学合理的政府机构，有相应的法律规范来界定各种问题，才能在一定程度使上命顺利下达，保持政府的工作效率，时代才会有快速的发展。

其次，世间已无张居正。张居正功过都不小。其功一面，在他辅政的期间，整个朝廷风平浪静，虽然也有暗涌翻浪，但相对来说还算太平。而且张居正精明干练，做出不少令人赞佩的政绩，实际地地惠及到了官民。其过的一面，在万历皇帝亲政期间，张居正为了达到自己的私利也好，或国家大局也好，张居正私下串通心腹大臣向万历皇帝上书，经过皇上的允许后，身为首辅的张居正就可以达到自己的政治主张。这一过程仿佛架空了万历皇帝的权利，张居正以自己的门生和同僚为棋子，根据自己的意愿间接地施政，而欺骗了皇上，这是欺君之罪。在张居正的生前，其一直是荣华富贵、万千宠爱于一身，并且由于惧怕张居正的权力威严，众多内存埋怨的官员都沉默下来，而等到张居正离世后，酝酿很久的口诛笔伐在短时间里爆发了。在事实面前，万历皇帝看清了自己与张居正之间的恩恩怨怨，并且将更多怨恨凌驾于恩情至上，坚决地清算了张居正各种过失。张居正在位期间，由于得到万历皇帝的信任，下领朝中重臣，上面君主，享受了无限的权力和富贵，但他并不能恪守儒家的伦理道德，而失去了标准的职业和道德操守，从而引火烧身。

再次，首辅申时行。作为张居正的继任者，申时行放弃了张的大刀阔斧式的改革，实行较为和缓地施政方针政策。他认为作为首辅，“他宁可被目为大和事佬，甚至被批评为牺牲原则的政客，但他坚持他调剂折衷的原则，他确实看透了国家为解决问题而设立文官，但国家的最大问题也就是文官。而奇怪的是，以张居正的精明练达，竟忽视了这样基本而简单的事实。”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申时行有成功之处。申时行在万历皇帝和朝中百官之间搭起了沟通的桥梁，当百官的意愿无法在皇帝面前通过时，一些牢骚只能发泄给首辅申时行。当万历皇帝要将意愿付诸实施时，百官以儒家伦理道德和先朝既定的规范为说辞阻止万历皇帝。比如，在立储君一事上，百官拿出各朝各代的各种事例来劝解万历皇上，可是双方的均不退让使朝廷陷入了消极状态中，而申时行没有能及时化解这种症状，他应当为这种过失负责。申时行的和缓政策为其营造了平和的政治环境，比如张居正“把所有的文官摆在他个人的严格监视之下，并且凭个人的标准加以升迁或贬黜，因此严重地威胁了他们的安全感。”而“申时行对参劾过自己的官员概不追究，甚至还建议其中的几位官员晋级。”因此，申时行得以善终，而且退隐归乡后，大寿时仍受到万历皇帝的恩赐。

一个是不断成长的皇帝，当遇到施政的强大阻力后，消极地面对朝政。一个是大权在握，精明练达，却最终不得以善终的张居正。一个是处处努力地营造和缓的政治环境，以和事佬的身份而受众多百官的尊敬的申时行。从他们的性格、思想、政治方针政策等多个角度看出来，整个时代作用于他们身上的烙印，其身后所留下的诸多评论值得我们当下之人为之深思和学习。

万历十五年读书报告篇二

历史学领域，向来就是一个意见不同，纷争不断的学术领域。但是无论如何，思想的冲突还是有益于文化的进步与发展——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一书，即是为明代历史的研究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更准确地说，是为了历史学领域提出了一个应当注重的话题——“大历史观”。尽然，书中的一些观点不会被通篇认同，但是其意义，可谓是一次理念上的革新。

正如书中所说，1587年，在中国则为明万历十五年，次岁丁亥年，所发生的要事可谓寥寥无几，而其程度则以震撼全国朝野上下的事件，则更显得屈指可数。整个国家都在承平与祥和的气息中度过。然而，史官与历史学家都没有注意到，尽管没有关于要事大篇幅的记录，但是在他们笔下的一次次集会、早朝、经筵、会议、谈话，在大量日复一日的枯燥文字之中，我们的王朝正在经历着它的潜移默化的改变——而一般而言，潜移默化的改变，其影响甚于一次集中的矛盾总爆发。事实上，在1587年所发生的一切，昭示着明王朝已经失去了一次关乎它未来命运走向的变革机会，并且步入了它命运的最后一段路程，走向了衰亡。

能够维持国家运转的，有几种东西——其一，乃是完善的制度，就如同今日之美利坚，无论官员如何之平庸，但是由于有一套完善的制度，那么整个国家还是在欣欣向荣地发展着;其二，乃是社会道德的制约，道德虽是无形之物，然而却是一种巨大的约束力，统治者如果能够灵活运用道德力量管理国家，那么儒家“大同”的构想就能够全面实现了。其三，也就是潜规则。这种构成于各种集体的规则，成型与完善与各种游离与法令与条例之外，虽然它不是标准的形式规则，但是仍然是维持文官平衡的重要点。现在，我们的大明王朝虽然集这三者于一身，但是第一种，即制度，已经显得死板而不合时宜，既无法控制地方，又无法领导中枢。所以，留给万历皇帝和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们的，只有软弱无力而缺乏条理的儒家道德与官场内部籍以维持秩序的潜规则。

制度的不适用是本朝最大的特征，也是整个国家的悲哀之一。缓慢而缺乏效率的政府、充斥着各种关系链条的人事考察，等等等等都使得我们的明朝对于国家的治理只能够维持到“平稳”而无法将其晋级为“盛世”，一旦战争来临，整个国家都会由于调度不一与指令相斥而混乱不堪，1619年的辽东，正确的证明了这一点。

当制度不堪修补，社会的推动力已然消失之时，再强有力的改革也显得无济于事。用书中结尾的话来说，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这些人，虽然拥有着不同的抱负与蓝图，但是由于整个国家已经没有了动力，那么“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是宴安耽乐，首辅的调和或者是独裁，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还是习于苟安，文官的贪墨舞弊还是廉洁奉公，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取得有意义的成就。”并且书中还提到，整个国家的悲剧所造就的结果，就是一个个个人的悲剧——有的身败，有的名裂，有的则身败兼名裂。这些小成分，构成了整个国家的悲剧。

今天，当我们回顾这段数千年前的历史时，也许更会对于人物在整个历史环境下的处境而唏嘘感叹乃至同情。因此，我们也应该以更高远的视角，去探寻那些人物心理中复杂而不为人知的一面。

万历十五年读书报告篇三

之前觉得张居正、申时行的差异在于与文官集团打交道的方式，现在觉得不太准确，应该是在皇帝这一政治个体与文官集团的政治团体之间的处事方式不同。

通过万历的叔祖正德皇帝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帝国的平稳运行不仅在于文官之间的平衡、和谐，还要关照皇帝与制度之间的关系。正德皇帝跳脱的个性不允许他仅仅作为一个权力的象征配合制度运行，大学士在政治上的无能导致皇帝和文官集团的对抗状态，以致政体的瘫痪。

而万历皇帝有着和正德相似的个性，他有大展身手复兴帝国的愿望，而同时，这与文官们的期望往往相互背离。作为文官之首、皇帝的顾问，大学士的处事手段就显得极为重要。

张居正对皇帝和文官同时使用霹雳手段，以自己的影响力同时强行驱策两方力量，结果是死后两方共同进行的反抗。而申时行则是另一个极端，同样是不偏袒，他想在两边都做好人，让两方都觉得和自己是一伙的，这样在解决问题时自己在双方都有一定的说服力、影响力。

然而对于一般的问题，他可以“处心积虑不动声色在幕后解决问题”，而且从黄河治理的例子中可以看到申时行处事心细如发以及这一方式在效率和人事稳定上的优越性。但是，一旦面临立储这样关乎文官生存、皇帝基本权利的大事上，在两方都想做好人的结果就是都做不成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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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读书报告篇四

今天无意中看到了一本叫《万历十五年》的书，真是感觉受益匪浅。好久没有这样的撼动过了。

历史沧桑，到头来什么也剩不下，永生的愿望随同历史的波涛一起消逝在我们目光尽头。又是一个长假，终于又拿起了读了一半的《万历十五年》，重新翻开读到孤单的将军——戚继光，读到首辅张居正，读到万历皇帝。曾有人感叹道：“历史竟然可以这么写！”是的'，在读本书时，我也有同感，这本书不是单纯的描述历史，而是生动的分析历史。本书的英文名字叫做1587，“ayearofnosignificance”，直译到英文就是“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这正是这本书的读到所在，我想本书说到的末端小结也许正是某些重大的历史事件的结证。

整本书读起来很有意思，作者黄仁宇先生由于为了写一个论文从此结缘于明史，而他的著作更是让读者对历史长胜了浓厚的兴趣。在书中我也看到了一位皇帝的无奈，虽然贵为一国之君，但是有很多东西去不由他抉择。旁人可能觉得皇帝是一个十全十美的职务，但是在立储这件事上它却无法平自己的意愿行事，这体现出了皇帝的苦恼。由此，万历皇帝走上了怠政的道路，他是在和文官集团怄气，但他应该知道，实际上文官集团的力量是一个皇帝难以约束的。我终于知道，一个不好的皇帝往往是由于一些原因。从书中我们不难看出，万历少年是一个有为的君主，他曾经励精图治，打算开创一个“万历中兴”，但由于一件件事的不能决断，他终于无法忍受。而立储之事就成了他的一个爆发。他终于在这件事上开始怠政。而一个王朝也由于君主的怠政而渐渐走向没落的深渊。

读到张居正是，我更是感到了世态炎凉，生前的荣华和身后的悲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清算张居正的行动中，凡是和他有关的人都受到牵连，不是流放边关就是把官回乡，其中戚继光就是其中之一，戚继光是一个大英雄，但是它也蒙逃脱历史的惯性发展，它便是牺牲品。戚继光和张居正一样是很有作为的，戚继光发明的战法确实令人惊叹，这让我知道早在明代就有人发明了各兵种协同作战，并使用火器。弗朗基和大将军炮，在当时也有一定的应用，但是他们哪里知道，西方国家已经有了大船，火炮。1587年，这一年正值西欧历史上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

看了这本书后，真是叫人回味。从中也学到了许多的人生道理。

万历十五年读书报告篇五

申时行画像，下面这幅比较合乎我眼中的他——温和谦让，宽厚待人，上下游走，调济折衷，一派和事老的气象。所以我想，他应该脸上经常带着些笑意吧！

和张居正一样，申时行也是个聪明极了的人，当年以殿试第一名的成绩得中状元，随后在翰林院任职达十五年，官至侍读，并升转兵部及礼部侍郎，七个月后，即被命为大学士。

申时行也是张居正提拔上来的官员，但他并不是继张居正之后马上就担任首辅之人，可巧的是，张居正之后，内阁排在申时行前面的几个人不是老的老，就是病的病，死的死，很快，他就以排名最末轮到了首辅之职。

申时行和张居正的作派截然不同。张居正大刀阔斧敢想敢干，申时行步步谨慎以守为攻，张居正以个人威权凌驾于百官之上，申时行用手中职权调和文官们的“阴阳”之气，以作平衡。

申时行最大的功绩，据说是平息了张居正死后文官集团无休止的追索。这件事在我看来，是官场争斗的登峰造极之作，不妨看一看此书是怎么描绘的。

这一质问没有动摇申时行的地位，于是下一步。有人建议：以后大学士的儿子一律不得参加会试。（申时行的长子申用懋躺枪）

再接着弹劾：礼部尚书杨巍，用人办事都逢迎内阁旨意。（言外之意是首辅申时行专权跋扈）

这两次攻击依然无效，但他们却成功参劾礼部尚书徐学谟，徐被迫去职。（参劾者的表面理由是徐学谟在选择皇帝陵寝时没有广泛听取堪舆专家的意见，以至于没有选到一个真正的吉穴，这皇帝自然不高兴。但真正原因是，徐学谟是张居正的人，而他最近又把女儿嫁给了申时行的次子申用嘉。）

这种攻击被称为“去皮见骨”。攻击者常常从一些小事开始，使小事积累成大事，细微末节的局部问题转化为整个道德问题。在程序上讲，发展中的步伐则须前后衔接，第一步没有收到效果之前决不轻率采取第二步。而出场交锋的人物起先总是无名小卒，直到时机成熟才有大将出马。这种方式，大凡久在政治圈子里的人物均有此嗅觉，可以从青萍之末预测到大风暴的来临。

至此，看官您，有没有感觉到官场的血腥恐怖？

面对这些，申时行险些垮台，可大招还在后面哪。

接下来是所谓高启愚一案。

高启愚由于申时行的推荐，做了皇上的经筵讲官，官运亨通，来日做首辅也是极为可能之事，但此时忽然被检举，说他几年前主持应天府乡试时，出了一道题，“舜亦以命禹”，这话出自《论语》，意思是皇位应该给有德之人，大禹治水有功，舜就把位置禅让给了禹，后世也应效仿。

你高启愚那时候出这种题是什么意思呢？明显是在恭维张居正有神禹疏凿之功，是想让张取皇位而代之嘛！这一攻击正中皇帝心理要害，既阴险又毒辣。攻击者预料，高启愚是申时行提拔的，在这种严重罪状面前，申时行肯定要出面替高辩护，这样就可以顺水推舟把申时行搞垮了。

果然，申时行出而为高启愚辩护。于是攻击者按照原定部署参劾申时行，明朝有个规矩，官员被参，就得在家休息等着水落石出，于是申时行离职，二辅许国代理阁务。许国又为申时行辩护，也被参劾，同样在家听候处理。

只是攻击者绝然没想到，万历此时发挥了明君的作用。他把这种种迹象联系起来，明白了参劾者的真实用意。

为什么这帮人在高启愚当年出题时一声不吭，现在振振有辞？他们好几个组织者都是三辅王锡爵的门生，如果搞垮首辅申时行和二辅许国，就轮到三辅王锡爵上位了。可惜王锡爵明智而冷静，他不接受这样的拥戴，反而向万历上书说，首辅申时行”泊然处中，重国体，惜人才“。文官”阳“的一面发挥了作用。

于是申时行和许国都被挽留，攻击者只能作罢。

不过为了保持文官之间的平衡，继续鼓励监察官尽忠报国，对攻击首辅的人也不便过重处罚。万历过了几个月之后，把其中最激烈的几个官降三级，首先弹劾高启愚的御史被调往外省，而高启愚也被以”出题谬妄“的罪名，被褫夺文官身分和以前恩赐的祖先诰命。

至此，张居正余波全然告终。申时行保住了地位和皇帝的信任。

申时行深得万历的信任，大概有一点是，他很能替皇帝着想。因为国本之争，万历和百官有隔阂，心灰意冷，对上朝啊各种皇上该出席的礼仪活动啊都懒得去，一次不上朝，万历的理由是“脚痒”，而且颇费周折地解释了一下为什么脚痒，为什么脚痒不能上朝：因为近日心中火气过旺（都是这帮大臣不让我省心），就服用了一些凉药，可是凉药吃下去把火气压到了脚底板，所以脚就很痒，脚痒就得挠啊，一挠两挠三挠就挠破了，挠破了就不方便行走了，不方便行走了当然就没办法临朝啦！

申时行的做法呢，是顺着皇帝来：皇上说脚痒不能上朝，那肯定就是因为脚痒才不能上朝的。更应该庆幸的是，皇上竟然这么大费周章地细诉不能上朝的原因，这就不失为可喜的现象。这么说，皇上没什么大病，早朝和经筵不至于耽搁太长时间，好在新的讲官和展书官都已经派定，只要皇上能出席，经筵可以立即继续举行。如果皇帝觉得早朝太早起不来呢，我们不妨把早朝和经筵的时间稍稍推迟一下哦！这些，都是可以通融的。

瞧瞧，这么会替皇上着想，万历怎么会不喜欢他呢？但皇上和百官不对付，讨好一端，势必会得罪另一端。

比如有一次，大臣们上疏请求册立太子，申时行刚好休假不在，为了表示对他的尊敬，大臣们就把他的名字也写上去了，而且写在第一个，他是首辅嘛。结果当然是万历震怒，皇上生气的`一个原因还在于平时听话的申时行也来捣乱。申时行听说这件事，就偷偷的自己上了个折子，告诉皇上：这事儿跟我没关系，我在休假，根本没人告诉我他们就把我名字写上去了。皇上怒气稍减。

可文官们不答应了：这不是我们文官集团的叛徒吗？于是把申时行辩解的折子也传抄出去，广而告之：瞧瞧瞧瞧啊，我们的顶头上司就是这么和大家伙儿不一心的！

就这样，申时行步履艰难地腾挪于万历和百官之间，直至最后被弹劾，不得不辞官回家。他家居二十三年，还写了一部《赐闲堂集》，活到八十岁去世。

王世贞对申时行的评价是“蕴藉不立崖异”，即胸中富有积蓄，但是不近悬崖，不树异帜。但他的温和谦让，也并没有让他置身事外，最终还是被卷入事端，被迫辞职。由此可见，温文尔雅地当官也不一定能保得周全啊，官场真是险恶。

万历十五年读书报告篇六

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叫《万历十五年》，书名虽为万历十五年，然而其内容却俯瞰了整个明朝的兴衰，并且告诉我们与以往历史书中不同的海瑞、张居正……读黄仁宇的书，你会深刻体会“历史给人以智慧”！比如下面的经典段落：

一个农民家庭如果企图生活稳定并且获得社会声望，惟一的道路是读书做官。然而这条道路漫漫修远，很难只由一个人或一代人的努力就能达到目的。通常的方式是一家之内创业的祖先不断地劳作，自奉俭约，积铢累寸，首先巩固自己耕地的所有权，然后获得别人耕地的抵押权，由此而逐步上升为地主。这一过程常常需要几代的时间。经济条件初步具备，子孙就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这其中，母亲和妻子的自我牺牲，在多数情形之下也为必不可少。所以表面看来，考场内的笔墨，可以使一代清贫立即成为显达，其实幕后的惨淡经营则历时至久。这种经过多年的奋斗而取得的荣誉，接受者只是一个人或至多几个人，但其基础则为全体家庭。因此，荣誉的获得者必须对家庭负有道义上的全部责任，保持休戚与共的集体观念。

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读书使人充实，思考使人深邃。每天推荐一本好书，让阅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万历十五年读书报告篇七

近日拜读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此书英文名为“1587，ayearofnosignificance”,可直译为“平淡的1587年”。黄仁宇，只是依稀记得他的“大历史观”。由于孤陋寡闻，不能从专业的角度解释“大历史观”。最初我觉得历史是由一个个事件组成，既然是发生过的事实，那么历史书的工作就是把这些历史事件罗列出来告诉人们过去曾经发生过些什么。人们掌握的史料越详细，就越接近历史"真相"。后来才知道书写历史时还有所谓的"历史观"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对历史持有不同观点的人眼中的史实是不同的。大概这也就是方法论上的差别。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中很明白地指出他所持的是大历史观。所谓的大历史观就是注重历史事件背后的大的政治、经济、社会背景，而不纠缠于具体的人人事事，因为所有人物的"贤愚得失不足以更改上述历史发展的程序"。

以前，屡次在书摊上和那本书擦肩而过，直觉固执地认为《万历十五年》如传统史记般琐碎地描写该年事记。其实该书是以1587年为支点，将明后期的历史支撑开来，更大的意图在于从人性角度阐释中国文明史。

书，特别是一本沉淀了历史精髓的书，是需要一颗宁静的心去解读。拿到书的时候，装帧显得很朴素。相对其他小说类读物，淡淡的封面不禁渗透出深邃的历史。于是就一天看一点，渐觉历史大潮从心中涌过。从首辅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模范官员海瑞、将军戚继光、哲学家李贽到活祖宗万历皇帝，无不叙述了他们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饱受煎熬，无论是皇帝还是官员，这些人最终都没有功德圆满，甚至身败名裂。张居正最终被查没，万历自己死后也无法同最爱的郑氏同陵，海瑞则在大家的摒弃中挣扎......“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引自书中的话。

万历十五年读书报告篇八

第二章——首辅申时行，作者用了很大的篇幅来写张居正时代的改革、做法、措施，以及张居正和文官集团这个群体的矛盾来源和结果，以给申时行和事佬的做法做解释。申时行下定决心做和事佬，是在吸取前人教训和仔细分析各个利益集团的基础上所做的决定。

作为申时行的前辈和推荐人，张居正一心想要改革，想要以法治国，然而他只能做到强推政令、利用他的门人和私人勉强在部分地区推行。不仅如此，他深知“为官之道”，自己不做表率，却只想动他人的“馒头”，改革难以推行也是自然的。况且，一切归根究底是官员的俸禄过低，没有改变这个基本事实，就想要大刀阔斧的改革。改革没有错，但改革前的分析做的不够。这就好比没有奠基就像盖摩天大厦、没有铁轨就像要火车跑起来。

申时行深知张居正错在何处和改革行不通的原因，为了与文官集团和解或者向其示好，在上台后就将仅施行一年的改革制度取消了。

作者还花了较大的篇幅来论述文官集团的形成，和伦理道德与行政效率的关系。文官集团具有双重人格，他们既遵从四书五经的伦理道德，也同样不会放弃吞没百姓的钱财、收受他人的贿赂以维持自己相当标准的生活。正直，是一件商品，用来在皇帝面前展示的。

在那个普通百姓人微言轻的时代，大多数人将做官看做发财致富的道路，而张居正的改革触动了多数官员的利益，所以行不通。制度好与不好，没有客观的评判标准，它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就是好的;反之则不好。既得利益者没有评论的权利。而张居正作为既得利益者，不仅说旧有的制度不好，改了它，还不加遵守。制定了规矩，只来约束旁人，而不约束自己的，当然就群起而激愤了。

申时行懂这些，他尽量避免惹怒这些个人，尽力做好皇帝和大臣们的传话筒，从不惹是生非，用力维护着平衡，没有出大错，也没有出彩的地方。

同张居正比，申时行可能过于平和了，但他参透了社会运行的规则，知道自己无能与它对抗，所以他选择了适应，不做那个出头人。从他本人做和事佬的决心来看，他尽力了，做的不错。

历史告诉我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在无力改变的情况下，适应不失为一种选择。

万历十五年读书报告篇九

和我一起读这本书的同学们多感慨此书行文散漫，思想飘忽，理解起来似乎总在得与不得之间。读过第二遍以后，这本书给我留下了远好过初读时的印象。《万历十五年》的文章叙述看似漫无边际，却是形散神不散。

再看作者使用的史料类型，本书多引《明史》、《明实录》、《皇明经世文编》等正史典籍，虽然书中许多场景（如第一章开头）皆存在着作者的想象，但对本书的严谨度影响不大。

此外，本书最大的争议之处在于第七章对李贽哲学的论述，可惜笔者也是门外汉，不能参透其中奥妙。但分析过多种不同的观点后，我认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黄仁宇先生在研究中国历史的时候存在一些海外学者共有的态度，即中国这样的社会，很难自发产生新经济、新思想的萌芽，最可能的情况是在外力作用下“被现代化”。这种偏见可能影响了他对相关史料的取舍。

总的来说，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通过对晚明一个年份的深度聚焦，使我体会到了明代中国官僚阶级的运作方式，也意识到了技术与制度在现代国家中扮演的不亚于道德礼仪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黄仁宇先生对明代中国的发展道路做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和论述，但为了贴合主题，在对史料的取舍方面作为史家有失偏颇，不够公正，难免引人诟病。此为美玉之暇，亦为本书的一大遗憾。

xp的点评：邱壑同学的小传用简洁的语言勾勒了作者的人生经历与其对历史学界贡献的重要理论。黄仁宇本人是人生经历十分丰富的历史学家，写有自传《黄河青山》，可供大家了解其人。了解作者很重要，所谓知人论世。就书评部分来讲，大部分同学的书评写的非常散漫无逻辑，而邱壑的书评有一条明显的主线，不仅概括了书的作者主要表达了什么观点，如何论证了观点，也代入了自己的思考。就这一点而言，是值得很多初学写书评的同学们学习的。当然，对于邱壑在书评部分提出的很多观点，应该是见之于其他人已有的观察，但未能注明详细的出处。《万历十五年》是史学名著，评论者众多，在写书评时必不可少是要梳理已有的评论，尽量做到不重复前人的观察，这虽然对高中生而言要求太高，但不妨值得努力，就此点而言，又是本文的不足之处。

万历十五年读书报告篇十

很早就听说过《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得到了很多人的推荐，但一直没有机会阅读，毕竟是历史方面的书，和日常生活和工作交集不大。暑假期间偶然机会借到这本书，用了1周多的闲散时间阅读完。

本书是美籍华人黄仁宇所著，1976年就已经出版了英文版本，本书不单单是一本历史书，书中通过历史文献的研究从财政、人事、军事、政治、哲学、阶级等多个解读来解读明朝历史上“无关紧要”的一年。

在书中黄仁宇先生提供了研究历史的新角度和方法，提倡用大历史观来研究历史(大历史观提倡“将历史的基点退后三五百年才能摄入大历史的轮廓”)，在这本书中就是通过研究万历年间6个主要人物作为横截面来研究整个明朝，甚至整个封建社会。

阅读时感受比较深的有以下几点：

1、封建制度越来越登峰造极，皇帝越来越沦为一个符号或者“牌位”。这和之前上学时学历史和平时看书看到的结论不同，之前的观点是明清两朝中央集权达到顶点，明朝废除了丞相，清朝设立了军机处，只是作为皇帝的顾问和行政秘书，皇帝的权威得到了无上加强。

在本书中提出的观点确是皇权在封建社会后期更多作为一个象征出现，真正起到统治作用的是一大批文官集团，这些文官集团用儒家经典对皇帝的任何行为举止和言行都做出了规定，皇帝在公开场合翘个二郎腿也会受到文官集团的劝谏。文官集团不要求皇帝有多么文治武功，也不需要锐意进取，只需要作为一个表征在那里就可以。

2、认识到了更丰满的历史人物。中学时的历史教科书在描写或评判历史人物时往往一笔带过，如果我们只通过历史教科书来了解历史人物那就真的是管中窥豹了。中学以后通过网络、图书也了解了一些历史人物，但这些了解都很片面，缺乏专业性。

在书中的6个人物中，比较感兴趣的是张居正，戚继光，这两个人物耳熟能详，在看本书之前也在别的地方听说过两位的大名，但是还比较浅显，印象中他们都是为当时朝代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人物。尤其是戚继光抗倭胜利还有一种民族自豪感在里面，理所当然认为戚继光是大英雄，大豪杰。

万历皇帝的老师，深得皇帝信任，大权在握，为改革财政制度，支持军事改革都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但同时也存在生活奢华、任人唯亲、不择手段等为当世文官集团所不齿的劣迹。

戚继光作为明朝中后期最为重要的军事将领，创立新军，创新军事技术、整肃军纪，清剿了东南沿海的倭寇，但同时他的专横跋扈，对首辅张居正的密切接触也广受诟病。但是戚继光仍然作为最重要的军事将领，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书中对戚继光的描写有一句话很中肯，“戚继光的才能不是说彻底变革当时社会制度，而是在当时的社会制度和环境下尽了自己最大努力做到局部改善。”

在阅读时发现另外一点，书中几乎所有的数字、对话和任务关系都有相应的文献支持，书后长长的参考文献列表足以证明著作的专业性。

当然了，由于自己没有受过专业的历史学训练，提出以上感想只是一家之言，也不能对本书提出更专业的解读。书中一些说法和结论还需要多次阅读、思考和推敲。

万历十五年读书报告篇十一

《万历十五年》、《中国近代史》是两本历史书，前者讲明朝万历年间历史，后者讲清末历史。

高育良为什么成功?可能就是从这本书里得到了启发，本书着重说了六个历史人物，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但将当时社会存在的问题表露无疑，维护皇权统治的“利器”竟然是道德，是礼，靠的是四书五经。于是催生出只讲道德不_律的文官集团。

其实当时的问题就是制度问题，两万文官抱团取暖，内部又分派系，皇帝很多事情是左右不了的，比如_问题，当时一个二品大臣一个月俸禄只有一百五十两银子，更不要提其他的小官了，所以地方官收取“常例”，京城大官收受地方官贿赂，想要励精图治，大刀阔斧的改革，像_现在一样实行依法治国，使各级官员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更是难上加难。

礼虽然可以规范人们的行为，却也是社会进步的巨大阻碍。正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所以道德亦有阴阳。

海瑞就是很好的例子，我们都知道，他是个大清官，抄家只有十两银子，但他断案的标准如下，令人不敢苟同。

“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可以想象，以“礼”断案可能得到真正公正吗?百家笔记网文人也有阴阳，张居正在我的印象里本来同他的名字一样，的'确张居正有严厉，为国尽忠的阳的一面，但同时他也有任人唯亲，排挤对手，个人生活奢侈，放纵部下贪污的阴的一面。

更可笑的一点是万历皇帝和文官集团关于立储一事的争执，文官坚持立长子，因为长幼有序，万历皇帝一心想立自己心爱的郑妃的儿子为太子，最终还是抵不过数万名文官，也因此在万历十五年开始不理朝政，以老子的“无为而治”为借口，不上早朝。说到底还是社会制度问题。

后来满人入关，建立大清帝国，他们实行的重农抑商的保守统治。所以近代的屈辱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近代史那本书就不再写了，这段历史都比较熟悉。

万历十五年读书报告篇十二

读完此书已有一段时间，一直想分享些自己的体会，却一直不知如何下笔。

1587年，为万历十五年，从传统观点来看，并无大事可叙，但黄老却从发生在此间一件件极其微小的事件，窥见了蕴含其中明代的大历史走向，见微知著，一叶知秋。

以人物为主线，从其间我们看到了不一样，少年意气风发万历皇帝;朝堂之上与庙堂之下判若两人的时代大改革家张居正;忧患为国却性格优寡的首辅申时行;抑有脾气古怪却刚直不阿的清官海瑞。从中了解了人物的两面，历史的多面，在人物性格与其仕途沉浮之间去感受一个时代的风云动荡与发展趋向，无论哪个时期，都没有完人，但却有一个正当时可以改变历史走向之人，此人必定遭受众多议论，但毫无疑问的是，他必定会在青史之上留名，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身处其中，名留其外。

大历史观，无外乎站在一个长隧道之外以一个大的观感去看待历史，不拘小节，着重对历史趋势的研究与探索。掌握此方法，可以避免许多研究上的不必要的多余杂质，从而更加清楚的明白历史研究的目标与任务。

总而观之，以大观小，读史明智，成王败寇，如是而已。

万历十五年读书报告篇十三

万历十五年，是按阴历，若按阳历是公元1587年，但实际是1587至1588年初。

从年龄上来看，他刚登上皇位时，需要多方协助，于是引出第二个重要的人物——张居正。

张居正死于1582年，1587年时，他已经不在世5年了。他的继任者是张四维，但是很快因为患病，一病不起。而另两位资历深厚的马自强和吕调阳也相继病死，所以就把第三个人物——申时行推到了首辅的位置。虽然资格最浅，但得机会垂青，所以“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申时行1583年上任，到1587年时，他在任四年。1591年，他被迫离职。

第四个讲的是海瑞，他是1587年11月13日离世的，而第五个人物——戚继光虽然是1588年1月17日离开人间，但按阴历算，是万历十五年的十二月十二日。

最后一位——李贽，如果我们非要和1587年进行关联的话，他是在一年后的1588年剃度为僧了。

简单说呢，这书就主要是写了一个皇帝——万历，两个首辅——张居正、申时行，三个忠臣——清官海瑞、武将戚继光、哲学家李贽。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不能传位于自己最喜欢的女人生下的儿子，当然他也不能给予这个女人皇后的名分。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和张居正有关，万历从张居正身上看到了阴阳之分，我认为就是高尚和自私吧。有时想想，这是人性，肯定每个人身上都有相应的成分，只是所占比例不同而已。由此，万历感到心灰意冷，从而消极怠工。

万历十五年读书报告篇十四

之前觉得张居正、申时行的差异在于与文官集团打交道的方式，现在觉得不太准确，应该是在皇帝这一政治个体与文官集团的政治团体之间的处事方式不同。

通过万历的叔祖正德皇帝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帝国的平稳运行不仅在于文官之间的平衡、和谐，还要关照皇帝与制度（即文官集团）之间的关系。正德皇帝跳脱的个性不允许他仅仅作为一个权力的象征配合制度运行，大学士在政治上的无能导致皇帝和文官集团的对抗状态，以致政体的瘫痪。

而万历皇帝有着和正德相似的个性，他有大展身手复兴帝国的愿望，而同时，这与文官们的期望往往相互背离。作为文官之首、皇帝的顾问，大学士的处事手段就显得极为重要。

张居正对皇帝和文官同时使用霹雳手段，以自己的影响力同时强行驱策两方力量，结果是死后两方共同进行的反抗。而申时行则是另一个极端，同样是不偏袒，他想在两边都做好人，让两方都觉得和自己是一伙的，这样在解决问题时自己在双方都有一定的说服力、影响力。

万历十五年读书报告篇十五

《万历十五年》是黄仁宇先生所写的学术理论著作。与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都是写历史，但是一个学术性比较强，一个文学性比较强。我看《明朝那些事儿》比较快，阅读也比较顺畅，就跟听人讲故事一样。但读《万历十五年》的时候感觉挺拗口，也没有《明朝那些事儿》那样强的故事性。出于对历史的喜好，我读完了它。由此有了进一步了解。

正如黄仁宇在书中所说，万历十五年(1587)在历史上实实在在是平平淡淡的一年，但在作者的笔下，各种弊病一一显现。书中介绍了许多有名的人物：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蛰。

再说一说申时行，其实申时行并不是有什么特别的才能，只是机缘凑巧罢了。他看到前任首辅张居正生前积极采取政策，死后却险被开坟掘墓。他也学乖了，甚至取消一些张居正在位时实行的政策。申时行作为首辅具有窥测旁人心情的能力。他办事的原则基于对本朝政治制度的深刻了解。

在首辅申时行看来，纵使国步艰难，政府的办事能否收效，仍能以常识判断。如果各部院寺的文官几个月都见不到皇帝一面，他们就很难维持信心，认为皇帝陛下对于各种事情仍能充分掌握。所以申时行既然要影响全体文官，那他就必须提供自己的诚意。他宁可被视为大和事佬，甚至是牺牲原则的政客，但他坚持调剂折衷的原则。他看透国家为解决问题而设立文官，而文官同时又是国家最大的问题。

而张居正作为他的前任，也称得上是聪明绝顶，却没有深刻的认识到这一点。张居正的十年新政，重点在于改变文官机构的作风。加强行政效率是一种手段，张居正的目的是希望国富兵强，而且理财本来也是他的专项，但这一次他却在他的专长之中买下了失败的种子。

他在任时的一个错误是勒令各府各县把税收按照规定全部缴足，而事实上这些税收根本就不可能交足，这就必将导致地方官敲扑小民甚至鞭挞致死。并且这与政府一贯标榜的仁厚精神所不符，也与“间接管制”不符。另一个错误是他忽视了文官集团的双重性格：即虽系公仆，实为主人，文官在标榜“四书”中宗旨时也追求自己的利益。申时行就注意到这一点，所以他才被人称为“和事佬”。另外，因为在文官集团中那些追求私利的文官固然多，但是也不乏邹元标那类真正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人。这样一来张居正为了提高效率而任用“私人”在那些人看来便是急功近利，任用私人了。

海瑞，其实说实话，这个模范官僚在历史中的实际作用并没有那么大。只不过他成了人们心目中的偶像。他极端的廉洁、极端的诚实，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也可能就是极端的粗线条、极端的吹毛求疵。就比如隆庆皇帝继位后任命海瑞为南直隶巡抚，驻扎苏州。他一到任就把他的“督抚条约”三十六款在各府县公布。条约规定:境内成年男子一律从速结婚成家，不愿守节的寡妇应立即改嫁，溺杀婴孩一律停止。巡抚出巡各地，府县官不得出城迎接……这些条例大多繁琐苛刻，而他干预境内农田所有权更是直接导致了他被参劾而下台。

但他的廉洁的的确确，他官至二品，死后却仅留有20两白银，不够作自己殓葬之资。并且有一次总督胡宗宪以报道新闻的口气告诉别人海瑞为了给母亲做寿，大开宴席，买了两斤猪肉。这些都足以显示出海瑞的确清廉。还有一些琐事可以从侧面映证，即在他就任南直隶巡抚的消息发出后，缙绅之家纷纷把朱漆大门改漆黑色，以期韬光养晦;驻在苏州的一个宦官则将他的轿夫由8人减至4人……这些人都是怕他们的作风与海瑞的清廉作风不符。

文臣说完了，接下来说说武将。《万历十五年》中记载的戚继光，大家应该与他比较熟悉了，中学历史教科书里就有。戚继光是当朝最有才能的将领，但是他被认为是与张居正关系过于密切而被劾罢三年后仍不能见用。戚继光的名字在他死前三月被最后一次在御前提出还使皇帝深感不悦，提议者被罚俸三月。1555年戚继光调任浙江新任时，东南沿海也迭经倭寇的蹂躏。例如一股50-70人的海寇竟然创造了一个奇迹——他们登陆后深入腹地，杀人越货，如入无人之境，竟超过杭州北新关，经淳安入安徽歙县，迫近芜湖，围绕南京兜了一个大圈子，然后趋秣陵关至宜兴退回至武进，以后虽然被歼，但是据称被他们杀伤的竟然有4000人之多。而南京作为当时的陪都，也有驻军12万人，这样的军事行动，在世界军事史上亦属罕见。面对这样令人焦虑的局面，他的任务不仅仅单纯的击败倭寇。

从他的军事著作《纪效新书》中可以看到他如何有条不紊的实行建军计划，宣布招兵办法，确立铁一样的军法(连坐法)……他的确是一个有才能的将领，但他在《纪效新书》中所作的不厌其详的规定注定他所建立的军队一定带有个人色彩，所以他建立的军队被恰如其分地称为“戚家军”。可是当这支军队建立三十年之后，这支军队仍然是戚继光的个人军队，这与文官们的原则不相符，所以戚继光在文官们心中不是国家的栋梁，而是国家的威胁。又加上戚继光与张居正的关系过于密切，所以他就不可避免地被严厉劾参。

其实纵观武将的命运，戚继光不是个例。虽然他的谢世没有得到应有的荣哀，但在生前收到的重视仍然要大大超过其他将领。他的朋友，另一位名将俞大猷也具有再造明朝军事力量的宏图却屡被参劾和申斥，壮志难酬。再看其他几位高级将领，卢镗先被拘禁，后被斥革，汤克宽则是被拘释放，命他戴罪立功，最后为国捐躯。诸如他手下的将领胡守仁、王如龙、朱钰、金科等人也受到革职或戍边的处分。这些事例不一而足，这主要由文官的武将的关系导致的。在后面会作说明。

至于哲学家，举了个例子，李蛰。这个大家也比较熟悉，课本上有。李蛰，黄仁宇先生给的评价是：自相矛盾的哲学家。我觉得这个形容还是比较贴切的。比如在他姚安知府任期满后，他决定退休，后来住在好友家里靠好友接济，和好友闹翻之后，毅然去佛堂居住，与他妻子分隔两地，在他妻子死后，他悲痛不已，此后好几年他还一直规劝别人别轻易剃度，尤其是有近亲的人。这不能不说他是个自相矛盾的人。他是儒家信徒，他在1587年以前已经按照儒家的伦理原则完成了对家庭应尽的一切责任后才剃度。但是他剃度又不是单纯意义上的遁世，因为他以后的行为代表了全国文人的良心，他剃度仅仅是为了追求自己的个性，当时的环境已容许他追求自己的个性。他被捕后接受讯问，回答说：“罪人著书甚多具在，于圣教有益无损。”在他自裁气绝以前，他用手写了一句王维的诗以表死因：“七十老翁何所求!”此时他的悲观情绪已相当明显。具体怎样自我矛盾，还得看原作。

书所介绍的人物至此就已全部介绍完了，接着我想谈谈这个朝代最突出的问题，文官问题。其实有很多问题都与文官有关。万历的消极怠工，张居正和申时行的做法，武将的悲惨命运……都与文官有分不开的关系。文官的数量、薪俸、做法、观念都会影响这个庞大帝国的运作。

明朝历史上除了草创时期的洪武、永乐两朝，文官凌驾于武将之上，已成为绝对趋势。文官集团机构庞大，人数众多。而文官的工资又很低，这就说明文官就必须从收取的税物上获得额外收入以补贴家用。一代清官海瑞做到二品大员，死后也没有足够殓资。那些低级文官就更不用说了。申时行担任首辅时，拿出了足够的诚意，他把人们口头上的理想称为“阳”，而把人的私欲称为“阴”，而他也没有发现这种私欲绝对不可能消除。文官向追求私欲这种社会风气投降的程度不同。大多是在似合法与似非法之间取得一部分额外收入以补贴家用，维持士大夫阶层的生活标准，李蛰可归属于这一类。少部分极度腐败，声名狼藉。还有更少一部分清高自负，坚持只拿朝廷发放的那点薪俸，海瑞是这类人的杰出代表。

再从文官的意识形态上谈。文官的做法大多是中庸之道，标榜稳健和平。那些武将在他们眼中是血气之勇。当社会和经济发展不相平衡、政治手段无效时，便会导致战争。而这对一贯标榜稳健和平的文官来说，则是失败的象征。所以概括说来，武将的领兵作战与文官的施政原则本就不能相容。这就是文官与武将的联系。还有一点，文官会有“讪君卖直”的做法。即当皇帝的作为不符合他们的意愿时，他们会冒死直谏，因为正直是一个昂贵的商品，他们熟读诗经，深知流芳百世之说。他们宁可犯御前不敬之罪，今日受刑，明日名扬史册。

其实文官们的做法大多与自己的追求有关。有人追求信仰，有人追求名利，做法只不过是他们的一种手段。文官集团在历史上的作用，得自己亲自去看看原著。这些实在是一言难尽!

万历十五年读书报告篇十六

这本书——《万历十五年》是无意间发现，起初是以为与大明王朝一样，是小说，是演绎，后来却发现不是这个样子，如作者所言，这本书既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报，也不能算严格意义的商业产品。

作为一个多年旅居国外的华人，文字的写作风格已经深受影响，中国人做的史书多数很隐晦，虽不至于像段子里讲的，中国的史书里除了名儿是真的，情节全是假的，但是读起来总感觉悬在空中，纪传体由司马迁发明，我不确定这是不是武侠小说的起源。这本书的文风平淡如水，婉婉道来，但是这水不是清流急湍，而像泡老了的带着茶末的水，总感觉沉沉闷闷，但是又说不出哪里有问题，就如同书里的那些主角一样，在大道德的规范下，都低着头，弓着腰，不能突破，也不敢突破，就像头顶一层厚厚的云层，这就是这本书整体的感觉。

作者的大历史观，要放到什么样的视角去看待历史的变迁，王风起于青萍之末乎？还是客观的事物规律有其必然解决，这本书里对于现状我看不到解决的方式，太多的'无奈可奈何，太多的无能为力，最终只能被历史的洪流推动着，最终被碾为粉剂，唐宋元明清，秦皇汉武，唯独这个明的味道有些特殊，逻辑思维有几期节目讲的就是这个大明，有意思，可以看，这本书，也值的一看。

万历十五年读书报告篇十七

“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技术之不及。”这是书中最后说的一段话。

万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看似平静的一年，却有很多不起眼的小事发生。正是这些末端小节，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

本书详细分析了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和李贽的一生，一群在历史书里熠熠生辉的名人，却有着相似的悲剧人生，具体的细节就不在这里剧透了。

程朱理学将儒家圣人“周孔”打造成“孔孟”，从孔子想回到过去理想状态下周公制定礼仪的社会，变成现在人们熟悉的“孔孟之道”，“人之初，性本善”。儒家思想从汉朝独尊儒术到现在的发扬光大，成为中国20xx年封建社会的道德标准。本来就是政治家们为了稳定社会秩序使用的手段，程朱理学正是当时儒家的学派的顶点，而说起缘由，其实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用一句话说，就是考试考了。能当官才是硬道理。

而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才，就形成了明朝最强大的集团，文官集团。

张居正在任期间大兴改革，整顿吏治，管理监控土地，让国家有了十年粮食储备，正所谓人走茶凉，人亡政息，查抄清算，儿子被逼自杀。根本的原因就是改革内容和固有的政治逻辑相冲突。

戚继光大败倭寇，在任期间几乎未尝一败，但是发明的新战法武器无法执行，被文官集团在后方制肘，在万历十五年默默死去。

这其实不是他们个人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是一种困境，儒家思想教条主义的困境。万历皇帝死后20多年满清入关，结速了汉人统治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

最后，中国没有西方中世纪的宗教之争，但并不代表没有宗教，实际情况是，孔孟之儒家，便是中国千百年的垄断宗教，而文官者，名位公仆，实为统治者。文官集团虽然以孔孟教条自居，但对教条从来是以工具视之，其弘扬、遵循与否，取决于与自己的利益相符。这本书深刻描写了万历十五年这一年间六位具有失败人生，且红遍历史长河的著名人物被文官集团利用孔孟之道裹挟下的无奈人生，更利用“大历史观”通过六人展现地历史的侧面，将明朝的灭亡成为了这一年“蝴蝶效应”下的必然!好书!非常值得多读、细读!

万历十五年读书报告篇十八

自汉代儒家思想上升成为意识形态之后，庞大的帝国所赖以维持秩序的是孔孟之道。但孔夫子的道德是抽象的准则，真正在人与人之间起实际润滑作用的是”礼”，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礼”保证了整个社会的运行秩序。 “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在本质上无非是数不清的农村合并成的一个集合体，礼仪和道德代替了法律，对于违法的行为作掩饰则被认为忠厚识大体。各个机构之间的联系，从来也没有可资遵守的成文条例。”

经过宋代程朱理学的发展，儒学到了明代已经越发保守僵化。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它渗透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无形地统治着这个社会。万历年间所面临的问题在于：作为封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皇帝的绝对权力无形中被各种各样繁琐的礼制规定抵消了，一方面，要实行有效的统治，就必须以儒家礼 教作为法理基础，另一方面，对儒家礼教的任何背离、突破和改变，势必遭遇到强大的抵制，其中大部分抵制是潜在的、无形的，如废长立幼、修建皇陵等问题。

万历皇帝曾力图励精图治，希望通过努力实践”礼”来增强文官集团乃至全体人民对经典道德的信心，但当他经过张居正以及选太子的风波之后，他彻底看穿了所有人的“阴阳”两面。这时他自己首先对这套道德体制丧失了信心。他对管理国家事务的消极抵抗是是针对这一整套道德体系。

此时，道德和”礼”已经发展到相当畸形的地步。表面上官方倡导的道德原则与人们的实际行为已经严重脱节，“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至其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写作本书的目的，也重在说明这一看法。”

究其原因就在于：在儒家的观念里，根本没有私德和公德之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把个人品德作为治理国家的前提，治国如治家。

因此，儒家的以德治国是典型的人治。儒家要求一个人必须具有完美的道德人格，然后才能从事治理国家的工作，即所谓“内圣外王”。其荒谬性并不在于不切实际的乌托邦性，而在于其不承认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完全是不同性质的领域。把二者等同起来，即把政治道德化，这就使国家有权干涉私人生活，个人 自由因此荡然无存。我国解放后的诸多悲剧，恐怕也与此不无关系。

决定一个人命运的，不是法律判决，而是道德判决的力量。或者说，道德判决具有比法律更高一等的效力。因此政治斗争往往在形式上转化为道德之争。由于道德的衡量标准又是一套固定的礼仪，于是道德之争又从礼仪之争开始。“本朝的制度，应当说是不能听任这种党争发展的。我们的司法制度极为简单，缺 乏判决争端的根据。即使是技术上的问题送交御前请求决定，也要翻译成为道德问题，以至善或极恶的名义作出断语。”“大小臣僚期望他以自己的德行而不是权力对国家作出贡献。但是德行意味着什么呢？……所谓德行大部分体现于各种礼仪之中。”

由于对人的一切评价最终被归结到道德问题，人们就不得不生活在虚伪的面具下，所有人都隐瞒私欲，表现出一副道德高尚的面目，然而私欲并非所能压制了的，相反它作为”阴”的一面更加膨胀。从而加深了每个人“阴阳”两面的分化。表面一套，实际一套，所有人都显示出犬儒主义的姿态，追求道德是人人挂在嘴上的口号，私下里大家都彼此心照不宣。偶尔出上一个清官——老百姓让他名垂千古。大家都怀着高山仰止的崇敬之情仰望海瑞，然而谁也不肯去做海瑞，这 就是中国从古至今政界的现状，也是整个社会状况的缩影。仁义道德是件漂亮的衣服，穿上它，然后好做苟且之事。

我还是觉得，儒家的道德力量在人们信仰它的时候是非常强大的，毕竟从古至今，杀身成仁的例子不胜枚举。但当文官集团的所有人以及下层民众再也不再相信道德时，政权的统治就岌岌可危。随着形势恶化，人们不再对道德和”礼”抱有丝毫信心，连接在上层文官集团和下层成千上万的农民之间的锁链变得松 动不堪。战乱四起，王朝更迭的序幕开始了。

万历十五年读书报告篇十九

最初，是对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感兴趣，所以抱着强烈的好奇心翻开了《万历十五年》。后来一发不可收拾，记得大概从去年九月开始读，断断续续读了很久，读到今年七月，竟已刷了三遍，有种上瘾的感觉，而且每遍都有新的收获。黄先生的书让我从新的视角去审视、解读历史，感觉耳目为之一新，眼界为之一开，回味无穷，而这远远比单单了解历史事件来得有趣和重要的多。

《万历十五年》，正如它的书名一样——1587，这一年没啥特别的事发生。是的，就在西方文明已经开始在大洋上开疆扩土的时候，对于世界另一端古老王朝的帝王、首辅、谏臣、将领、大儒而言，1587这一年却是极为稀疏平常的一年,一切都按照预定的轨道悄然有序地进行着。然而正如静水流深，表面的不动声色之下，谁也不知有多少的劲流在涌动、狂澜那样，大明皇朝在歌舞升平、花团锦簇的背后其实早已埋下末路穷途的伏笔：一位当初雄心壮志、克己守礼的帝王在受到亲侍近臣欺骗后对朝政心生失望厌倦;一位有心辅助君主、温和谦让的首辅深陷党派之争、疲于应付;一位早已离世的重臣仍释放着他的政治影响力、引发朝局动荡;一位铁面无私、忧心天下的清官却屡遭排挤、孤独终老……其实每个人的初衷都希望这个王朝能走向世界之巅，然而在实现家国理想的道路上，他们越走越偏、越走越远。是的，有时候，当你满心以为你能够左右世界的时候，历史总会给你当头一棒，最后你只能大失所望、哀叹无力回天，不得不妥协求饶，成为历史的`附庸者，随波逐流。

为什么帝国的梦想总是破灭，黄先生在书中给出了答案。一直以来，作为稻作文明的典范，我们的国家深受儒家传统思想影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认为“仁政”、“德治”才是一个国家得以长治久安的根本。那么怎样才能有效地使政策在幅员辽阔的国家由上及下全面推行?我们的先祖们显然很有智慧，他们认为“礼治”才是唯一符合正解的选项，于是他们制定出一系列简单粗狂的道德标准来规避复杂的政治架构(对的，这也就是被我们所熟知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等)。天子的一言一行既是万民的遵守范本，也受众人的监视督促。从一方面来说，“礼治”使朝政简化，臣民们不一定要明白施政者的用意，只需埋头遵守，即可达到政通人和、相安无事的效果;从另一方面，这样“礼治”又极其脆弱，因为把这样一个庞大帝国完全地交托到一个人(或者一部分人)的品德之上其实是非常危险，毕竟天子不是真正的神明(他同样是一个有血有肉、既会冲动又会感伤的“人”)，大臣们也有着这样那样的自身局限，这种看似坚不可破、高效便捷的制度其实自带bug，又何以能够独善其身呢?所以呀，一味追求虚无缥缈的道德至上，而又在法律上缺乏创造性，“其社会发展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

同样加速帝国灭亡的是明朝的文官集团、文官文化。书中有这样一句话：“难道一个人熟读经史，文笔华美，就具备了在御前为皇帝作顾问的条件?难道学术上造诣深厚，就能成为大政治家。”青年的申时行就曾对文官当政有所疑惑，但是这就是当时明朝的政治生态。文官集团既支撑着帝国的运行，又是帝国的毒瘤(做事缺乏条理、庸政懒政、表里不一，拔与不拔，都是悬在整个帝国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因为整个文官集团是依附中央集权、道德管理而产生的，而在道德管理的社会里，道德不仅可以指导行政，而且可以代替行政，天底下的大道理都可以常情来度量，即使是最为严格的教条，也承认因情理而发生的例外。这就加深这个阶级的两面性。一面要标榜着、维护着世人公认的政治理想，一面又有着各自的七情六欲、暗箱操作，这就是这个阶级失败的原因，这也就是整个帝国失败的原因。

《万历十五年》，一本优秀的书籍，但由于我见识粗浅，不足以囊括书中精华，只能谈谈个人感受。对明史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