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是商业活动的基石，对于双方保障权益，规范交易行为具有重要意义。合同应当具备必要的法律要素，以确保其有效性。在起草合同的过程中，以下是一些常见的误区和注意事项，希望能够提醒大家。

无效合同的法律后果篇一

无效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如果是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

(1)返还财产。《民法通则》第61条第1款规定：“民事行为被确认为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当事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给受损失的一方。”

(2)赔偿损失。民事法律行为被确认为无效后，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3)追缴或返还财产。《民法通则》第61条第2款规定：“双方恶意串通，实施民事行为损害国家、集体的或者第三人的利益的，应当追缴双方得的财产，收归国家、集体所有或者返还第三人。”

无效合同的法律后果篇二

反担保与担保—概念不同：

反担保是指债务人或第三人向担保人做出保证或设定物的担保，在担保人因清偿债务人的债务而遭受损失时，债务人向担保人作出清偿。而担保(guarantee)是指法律为确保特定的债权人实现债权，以债务人或第三人的信用或者特定财产来督促债务人履行债务的制度。

无效合同的法律后果篇三

即主要包括房屋地址、居室间数、使用面积、房屋家具电器、层次布局、装饰设施、月租金额、租金缴纳日期和方法、租赁双方的权利义务、租约等。

承租人的权利在承租期内占有、使用房屋。租期届满后，原承租人优先续租。承租人的义务按合同要求正当使用承租的房屋，按合同规定交付租金，在租期届满时将原房完好返还出租人。

出租人的权利是监督合理使用房屋，按合同收取租金，在租期届满后收回出租的房屋。其义务是将出租的房屋按合同规定交付承租人使用，并定期对房屋及设施进行检查、维修，保障承租人正常使用。承租人和出租人还应当考虑在合同中设置在租赁期届满时，对承租人对所租赁房屋进行装修、装饰等添附物的处置安排。即约定此类添附物承租人自行拆除，恢复原貌;或是由出租人折价购买。另外在合同中还要规定双方不履行合同或不完全履行合同的处理方法及争议的解决办法。

无效合同的法律后果篇四

在我国保险法中，保险合同的无效制度不很完善。保险合同的无效是指因法定原因或约定原因使业已成立的保险合同在法律上全部或部分不产生法律效力。基于保险的特殊性质，保险合同的无效的原因除了适用合同法关于合同无效的原因外，保险法还应当对其有特别规定。保险合同的无效导致的法律后果可以类推适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

一般来说，当恰当地遵循了产生一个有效合同的要件时，也就是说，当要约和承诺具有合理的确定性，当事人具有相应的行为能力，存在对价，并且符合一切必要的形式时，由此产生的协议将作为合法合同实施，[1](p337)即该合同是有效的。反之，若一个合同缺少上述其中之一个要件，则该合同无效。保险合同的有效成立，不同于民法所规定的一般合同的有效成立。除了应具有一般合同的有效要件如主体合格，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等外，保险合同基于其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它的有效成立有其特殊规则，这种特殊规则是判断其是否有效的标准。我国保险法对这种特殊规则规定的不很完善，以至于在保险实务中经常引起混乱。本文拟对此作全面探讨。

一、无效保险合同的情形。

由于保险合同是合同中的一种，因此，我国合同法第52条所规定的合同无效的五种情形和《合同法》第53条规定的二种免责条款无效的情形，应当是保险合同的无效的原因。除此以外，作为民法的特别法，保险法对保险合同的无效还有其特别规定。为便于讨论，笔者把保险合同的无效的原因分为两类：一类是保险合同的法定无效;一类是保险合同的约定无效。

所谓保险合同的法定无效，是指保险合同因法律所规定的原因，而使保险合同的内容自始不产生任何法律效力。保险合同的法定无效的情形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无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保险利益构成保险合同的效力要件，对于保险合同的效力具有基础性评价意义。[2](p140)保险利益是产生于投保人与保险标的之间的经济联系，并为法律所承认的一种法定权利。各国法律都把保险利益作为保险合同生效的条件，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无效。如英国1774年的《人寿保险法》规定：“人寿保险的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之间必须具有保险利益，否则保险合同无效。”《意大利民法典》在损害保险分节中第1904条规定：“在保险应当开始时，如果被保险人对损害赔偿不存在保险利益，则该损害保险契约无效。”其要求在保险合同开始后，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而我国澳门地区商法典却要求订立保险合同时，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该法第995条规定：“损害保险合同，如订立时被保险人对损害赔偿无保险利益，则无效。”从以上规定来看，保险利益构成保险合同的效力要件，缺少这个要件，保险合同无效。一般来说，这个要件包括三个内容：其一，投保人必须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否则不能投保;其二，投保人或被保险人须与保险契约有效期间内维持保险利益，否则保险契约失效;其三，保险事故发生时原则上应有保险利益，否则不能提出索赔。[3](p63)然而，我国保险法对此规定不很完善，根据保险法第11条第一款“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无效”的规定来看，显然，它只是明确规定投保人投保时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而没有规定被保险人在保险效力期间应当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依保险法理，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在保险合同成立后，由于被保险人依照保险合同享有权益，因此，在保险合同的效力期间内，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否则，如果发生损害时，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而又获得保险给付，属于民法上的不当得利。而且，否认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这也与填补损害的保险理念相背离。因此，有学者认为，出险时，被保险人是否具有保险利益是判断保险合同的效力的最关键的问题。[4](p145)由是观之，我国保险法应当规定，在保险效力期间，如果被保险人对损害赔偿不存在保险利益，则该保险合同无效。

无效合同的法律后果篇五

该无效的情形主要考虑了出租方出租的房屋权属是否获得相关国家机关批准，也就是房屋本身存在的合法性问题，无效有三种情形：

1、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建设的房屋;。

2、未经批准或者未按照批准内容建设的临时建筑;。

3、租赁期限超过临时建筑的使用期限，超过部分无效。但同时又做了除外的规定，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取得了相关部门批准的，也就是权属完整的，租赁合同有效。

无效合同的法律后果篇六

1、出租人就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建设的房屋，与承租人订立的租赁合同无效。但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经主管部门批准建设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有效。

2、出租人就未经批准或者未按照批准内容建设的临时建筑，与承租人订立的租赁合同无效。但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经主管部门批准建设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有效。

3、租赁期限超过临时建筑的使用期限，超过部分无效。但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经主管部门批准延长使用期限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延长使用期限内的租赁期间有效。

4、当事人以房屋租赁合同未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办理登记备案手续为由，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当事人约定以办理登记备案手续为房屋租赁合同生效条件的，从其约定。但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除外。

1、房屋租赁合同无效，当事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的，人民法院一般应予支持。

当事人请求赔偿因合同无效受到的损失，人民法院依照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和相关本司法解释的规定处理。

2、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装饰装修，租赁合同无效时，未形成附合的装饰装修物，出租人同意利用的'，可折价归出租人所有；不同意利用的，可由承租人拆除。因拆除造成房屋毁损的，承租人应当恢复原状。

已形成附合的装饰装修物，出租人同意利用的，可折价归出租人所有；不同意利用的，由双方各自按照导致合同无效的过错分担现值损失。

3、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将租赁房屋转租给第三人时，转租期限超过承租人剩余租赁期限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超过部分的约定无效。但出租人与承租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4、出租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承租人转租，但在六个月内未提出异议，其以承租人未经同意为由请求解除合同或者认定转租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因租赁合同产生的纠纷案件，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次承租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5、因承租人拖欠租金，出租人请求解除合同时，次承租人请求代承租人支付欠付的租金和违约金以抗辩出租人合同解除权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转租合同无效的除外。

次承租人代为支付的租金和违约金超出其应付的租金数额，可以折抵租金或者向承租人追偿。

6、房屋租赁合同无效、履行期限届满或者解除，出租人请求负有腾房义务的次承租人支付逾期腾房占有使用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7、出租人出卖租赁房屋未在合理期限内通知承租人或者存在其他侵害承租人优先购买权情形，承租人请求出租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请求确认出租人与第三人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无效合同的法律后果篇七

无效合同的法律后果篇八

一、本案要旨。

本案要旨为，建设工程合同签订后，承包人支付了合同履行保证金，合同尚未实际履行前，合同解除的，承包人支付的合同履行保证金发包方应当全额返还；至于合同解除的原因，应当另行查明，明确责任后，由有过错方赔偿对方因合同解除而遭受的经济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6月，被告浙江河海建设有限公司与浙江华晟重工有限公司签订总承包合同，由被告总承包华晟公司船坞、土建等建设工程。207月29日，被告将总承包工程中的船台及大拼装项目的单项工程分包给俩原告，并与俩原告签订了《船台及大拼装工程合同履行保证金协议》，约定俩原告在合同签订时先汇保证金200万元，工程进场后再汇100万元保证金，并约定了分包工程的相关权利、义务。同日，俩原告按约向被告汇付了合同履行保证金200万元。约1个月后，俩原告按被告通知先行进场，并完成了施工场地的平整及各种临时设施建设。年9月，被告称华晟公司书面通知与被告解除签订的总承包合同，俩原告被迫撤离了施工现场。2010年10月10日，被告公司总经理邱某某在《损失确认单》上签字，确认俩原告的实际经济损失为802046元。同日，又签订《承诺书》承诺另行补偿原告间接损失50万元。

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为，两原告交纳的保证金应否返还。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我国建筑法明确规定承包建筑工程的单位应当持有依法取得的资质证书，禁止不具备资质的企业承包建筑工程。唐某某、方某某作为自然人并不具有承包建筑工程的资质，因此，原告唐某某、方某某与被告签订的船台及大拼装工程合同履行保证金协议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关于保证金问题。我国合同法规定，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被告与华晟公司的合同无法履行致使原、被告已无继续履行合同之必要，故原告现主张要求被告返还保证金200万元的请求，应予支持。二审法院审理认为，被上诉人无建设工程承包资质，故双方签订的合同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我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被上诉人已付的保证金200万元上诉人应予返还。

二、案件来源。

三、基本案情。

2010年6月，被告浙江河海建设有限公司与浙江华晟重工有限公司签订总承包合同，由被告总承包华晟公司船坞、土建等建设工程。2010年7月29日，被告将总承包工程中的船台及大拼装项目的单项工程分包给俩原告，并与俩原告签订了《船台及大拼装工程合同履行保证金协议》，约定俩原告在合同签订时先汇保证金200万元，工程进场后再汇100万元保证金，并约定了分包工程的相关权利、义务。同日，俩原告按约向被告汇付了合同履行保证金200万元。约1个月后，俩原告按被告通知先行进场，并完成了施工场地的平整及各种临时设施建设。2010年9月，被告称华晟公司书面通知与被告解除签订的总承包合同，俩原告被迫撤离了施工现场。2010年10月10日，被告公司总经理邱某某在《损失确认单》上签字，确认俩原告的实际经济损失为802046元。同日，又签订《承诺书》承诺另行补偿原告间接损失50万元。

四、法院审理。

原审认为，我国建筑法明确规定承包建筑工程的单位应当持有依法取得的资质证书，禁止不具备资质的企业承包建筑工程。唐某某、方某某作为自然人并不具有承包建筑工程的资质，因此，原告唐某某、方某某与被告签订的船台及大拼装工程合同履行保证金协议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关于保证金问题。我国合同法规定，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被告与华晟公司的合同无法履行致使原、被告已无继续履行合同之必要，故原告现主张要求被告返还保证金200万元的请求，应予支持。关于原告损失问题。原告提供了被告公司总经理邱某某签字确认的《损失确认单》及《承诺书》予以证明，因邱某某系被告公司的总经理，且邱某某代表被告公司与原告签订合同，原告有足够的理由相信邱某某的行为系公司的行为，故对确认的原告损失，法院予以确认。由于原、被告双方的过错导致合同无效，故双方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判决：被告浙江河海建设有限公司返还原告唐某某、方某某保证金200万元，并赔偿损失846329.90元，款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给付。案件受理费33216元，由原告唐某某、方某某负担4566元，被告浙江河海建设有限公司负担28650元。

二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无建设工程承包资质，故双方签订的合同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我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被上诉人已付的保证金200万元上诉人应予返还。邱某某系上诉人公司的总经理，与华晟公司的总承包合同以及与被上诉人的分包合同，均由其代表上诉人签订，故邱某某的行为可以代表上诉人。邱某某代表上诉人在《损失确认单》上签字，确认被上诉人实际经济损失为802046元以及承诺另行赔偿被上诉人间接损失50万元，是上诉人因合同未能继续履行而对被上诉人经济损失予以赔偿的承诺。被上诉人据此要求上诉人赔偿经济损失于法有据。原审确认的赔偿金额846329.90元，并未超出上诉人承诺的范围，被上诉人也未提出异议，故原审判决结果应予维持。()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五、与本案及类似案例相关的法规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

（一）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

（二）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

（三）建设工程必须进行招标而未招标或者中标无效的。

无效合同的法律后果篇九

1、擅自离职会有的法律后果：因劳动者本人原因给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用人单位可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要求其赔偿经济损失。经济损失的赔偿，可从劳动者本人的工资中扣除。

2、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第九十条劳动者违反本法规定解除劳动合同，或者违反劳动合同中约定的保密义务或者竞业限制，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工资支付暂行规定》。

第十六条因劳动者本人原因给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用人单位可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要求其赔偿经济损失。经济损失的赔偿，可从劳动者本人的工资中扣除。但每月扣除的部分不得超过劳动者当月工资的20%。若扣除后的剩余工资部分低于当地月最低工资标准，则按最低工资标准支付。

离职后五险一金怎么办。

1、如果接着上班，下一家单位可以接着给你缴纳。反正五险单位必须要缴，一金就看单位有没有这项选择性福利了。

2、如果暂时不上班，可以有两种选择，因为没单位的话只能投两险，你可以直接去银行交，如果还想交五险一金，可以找个人力资源公司挂靠，签份劳动合同，成为他们单位的名义员工，在他们户上让他们给帮你缴纳。这个需要一点服务费的。最好找个比较好的公司。

3、“五险一金”指的是五种社会保险以及一个公积金，“五险”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一金”指的是住房公积金。其中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这三种险是由企业和个人共同缴纳的保费;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完全是由企业承担的，个人不需要缴纳。这里要注意的是“五险”是法定的，而“一金”不是法定的。

个人办理离职手续的注意事项。

1、提前30天递交辞职申请。这点非常重要，提前30天申请离职，予以用人单位继续招聘的时间，离职申请时间是由递交申请的日期开始算的，申请书无需太过繁杂，言简意赅就行。注意看好相关的离职说明以及注意要亲笔签名及日期。

2、结清工资。这个很重要，需要明确自己的工作日情况以及相关的工资薪酬的情况大多是也就是上个月到离职日期的工资。

3、离职申请审批下来以后，开始逐渐办理工作的交接，离职当天或者到期欠几天填写离职交接表，交清物品，并双方签字，确认物品是否齐全，是否带齐私人物品，不要有遗漏。如果没有交接人就给直属领导。

4、离职时要把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明拿回来，即是我们所说的离职证明。这点一定要有，到新的工作单位工作，缴纳社保等可能需要离职证明，拿好离职证明能够避免后续不便。

5、随着劳动关系的结束，原用人单位已无相应的义务帮您继续缴纳社保和公积金，这是就需要把社保、公积金转移到新的公司或者当地的人事局，这些社保和公积金转移的手续是人事行政部门的工作职责，他们或帮您办好，无需担心后续的社保问题。

无效合同的法律后果篇十

无效合同的法律后果篇十一

在债权凭证上签字盖章的情况，在实务中非常复杂，可以是共同的借款人、担保人、见证人或证明人等多种身份，准确定性签名者的身份性质，最简单的方法莫过于签名前有身份的限定词，比如保证人、证明人等。可是，如出借人请求签字人承担借款人的责任、构成债务加入等情形，是否也应当不予支持呢?下面本站小编整理了第三人在欠条上签字的法律后果，供你参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民间借贷解释》)第21条规定：“他人在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或者。

借款合同。

上签字或盖章，但未表明其保证人身份或承担保证责任，或者通过其他事实不能推定其为保证人，出借人请求其承担保证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此规定对指导案件裁判，乃至引导公民日常的经济行为，均具有一定价值，但实务中行为人在债权凭证上签字或盖章之行为，问题十分复杂，值得探讨。

一、典型案例。

原告张某诉称，20xx年3月起，被告李某的哥哥各其借款，截止20xx年10月，尚欠10万元未还，李某哥哥为此向其出具一张欠条;此后，李某哥哥按约向其支付利息，直至20xx年4月病逝;在李某哥哥去世后，被告李某自愿作为债务人承担还款义务，并在欠条上签字确认;原告因多次向被告催要欠款未果，故诉请要求被告归还欠款并支付利息。

被告辩称，原告张某所述与事实不符，其在欠条上签名并非为了替哥哥还钱，签字的原因是当时哥哥公司的会计在现场让其在欠条上签名证明李某的哥哥确实欠原告张某这笔钱，其就签名做了证明人。其对原告主张还款责任不予认可，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请。

二、原告的观点。

1、被告在其哥哥去世后自原承担其债务，构成民法上的债务加入，应承担还款付息的责任。

依据《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讨论纪要》第十七条“债务加入”的规定：“第三人与债权人达成双方协议或第三人向债权人单方承诺可由第三人履行债务人的债务。”被告哥哥于20xx年4月左右去世后，被告自愿承担其债务，并在欠条上签字。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被告行为符合民事活动的自愿原则，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构成民事上的“债务加入”，理应承担还款付息的法律责任。

2、被告的签字行为，不构成是欠款的“证明人”。

本案所涉的欠条证据，从法律性质上而言是债权凭证，且欠条是被告哥哥于20xx年10月出具的，此时合法的债权债务关系已确立。而被告在欠条上签字的时间，是在其哥哥去世后的20xx年4月份左右，此时欠条的债权凭证早已形成，无需被告证明欠款事实的存在。

在原债务人去世的情况下，债务人的主体资格即灭失，理论上此债权只能在原债务人有遗产的情况下，向其继承人主张，但被告自愿承担债务，并在欠条上签字。当时的客观情况，原债务人已死亡，被告在原债务人的公司主持工作，原告上门来讨要欠款，不存在也没有必要，要求被告证明欠款的事实。

如果被告认为其签字只是起证明的作用，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应当明知在欠条上签字所承担的法律义务，若其主观上只是作为证明人，理应在签字时注明“证明人：某某某”，此举才符合生活常理。

3、本案应当依据证据规则，并利用经验法则作出裁判，判令被告承担还款付息的责任。

本案被告与原债务人之间，存在特殊的身份(兄弟)关系，而原债务人生前与原告也曾是朋友关系。在被告哥哥的后事处理完毕之后，原告找到被告，要求处理该欠款，被告当场表示“不能让哥哥丢人”自愿承担债务并当场签字确认。尽管被告现否认该事实，但依据日常生活的经验法则来判断，原告的说辞更符合情理。

另从举证责任分配有角度而言，被告未拿出证据证明其是“证明人”;从证据的形式来看，被告在欠条上签字，也未注明系“证明人”;证人的证言，也只是“我认为他是作为证明人签字”，证言明显是主观的判断，而非客观的描述，故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此外，正是因为有被告的签字承诺，使得原告在可以采取“自助”措施，来实现债权的机会丧失。正如原告所述，如果被告不承诺还款，他完全可以从原债务人的公司拖走部分钢材，来抵冲欠款。正是被告的承诺，使得原告丧失私力自救的机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4条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与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的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

根据上述规定，结合省高院的司法意见，本案被告在欠条的欠款人处签字，依法应认定为一种单方承诺的“债务加入”行为，其自愿作为债务人履行还款的义务。原告的主张，在证据上得以印证，在情理上符合生活实际，从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司法原则出发，应当得到法院的支持。

三、一审的裁判。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提交载有被告签名的欠条及其与实际借款人的银行往来明细，证明本案诉争债务的真实存在及被告签字行为构成债务加入，完成了其提出本案诉讼的初步举证责任。

但通过案件审理，查明原告在要求被告签字的过程中，既没有向被告提出要其承担还款责任的要求，亦没有明示签字后需要承担的法律后果。在该事实基础上，被告的陈述与证人的证言相互印证，结合被告及其妻子俩人月收入不足三千元这一客观情形，原告所述被告为主动承担债务而签名的行为有违日常行为逻辑、客观发生的可能性较小;被告所作“在证人的劝说下，以证明人的身份签字”的抗辩则获得前述查明的事实及证据支撑，其行为的发生符合日常行为逻辑，具有高度的盖然性，形成了被告签名系以证明人身份签字这一合理怀疑。

针对该合理怀疑，原告依法负有进一步举证证明被告系自愿承担债务以排除合理怀疑的举证责任。但原告未能就此继续举证，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据此，一审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此案因原告息诉，未进行二审，判决已生效。作为一则确有争议、值得深究之案例，笔者颇有遗憾。

四、对《民间借贷解释》第21条的评析。

故笔者的意见是，《民间借贷解释》第21条应当明确在签名盖章人身份性质不明、且通过其他案件事实法院也无法推定得出明确结论时，对出借人要求其承担法律责任，不予支持。作如下调整，是否妥当，各位可以探讨：“他人在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或者借款合同上签字或盖章，但未表明其身份性质或承担责任，或者通过其他事实不能推定其身份性质，出借人请求其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此外，在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法官应运用证明责任，即法官应视证明责任的归属作出裁判。如果该事实属于原告负证明责任的法律要件事实，就判决原告败诉;如果该事实属于被告负证明责任的法律要件事实，就判决被告败诉。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并不能由此得出可以简单处理此类案件的结论。由是而论，笔者在本文中所引述的案例判决，仍不失有再检讨的余地。

无效合同的法律后果篇十二

在执行案件中，案件的双方当事人一旦达成了执行和解协议，法院的执行工作实际上就处于一种暂停的状态。待双方当事人根据执行和解协议履行完毕，法院就进行结案处理。对此，实践中没有争议。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当事人并没有严格按照执行和解协议确定的履行期限履行，而是在履行期限之后才履行完毕。由于其内容完全按照执行和解协议的内容履行，所以，法院仍以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并履行完毕结案。这种情况实践中争议也不大。

恢复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

当事人达成了执行和解协议，但没有完全按照执行和解协议规定的时间、期限、内容履行，或是根本就不履行。对于这种情况，我国法律及相关的司法解释也作了一些规定。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法院可以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依法，是否恢复对原审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需全部满足以下条件：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根据对方当事人申请；不超过申请执行期限。

终结执行。

如果在执行中，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后，却没有按照执行和解协议履行，而且在超过执行和解协议确定的履行期限后，申请执行人也没有向法院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对这种情况如何处理，理论界存在争议。对此，笔者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实践中，造成上述情形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当事人在双方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后，在对方没有履行义务的情况下，怠于行使其申请恢复执行原法律文书的权利，以致造成超过申请执行期限；二是有些当事人错误地理解了申请执行期限。程序法明确规定，执行和解后执行期限的计算方法是以和解协议所定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起连续计算。一些当事人错误地认为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期限与诉讼时效一致，其计算方式为最后一次实际给付的日期，因而错过了申请执行的期限。

对于上述两种情况，笔者认为，法院的执行机构在执行中应严格处于中立地位，对于因当事人自身的原因造成的超过申请执行期限的，不能单独强调要保护权利人一方的权利，而是应严格依照相关的'程序法处理。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认为应当终结执行的其他情形出现时，终结案件执行。所以，对于上述两种没有法定申请执行期限中断事由的情形，法院应按照相应的法律规定终结执行。

此外，就执行和解协议的性质来说，其不具有强制执行依据的效力。因为法院据以执行的法律依据为发生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书，虽然执行和解协议是双方当事人在执行中自行达成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国家有关禁止性规定，是有效合同。但执行和解协议的内容，已经不完全是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内容，能否履行、如何履行从严格意义上讲是双方当事人自己的事情。如果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另一方当事人只能在合理的期限内向法院申请恢复原判决的执行。由此可以看出，法院的执行机构不能依据执行和解协议强制执行。

执行和解是双方当事人的权利，甚至在某种情况下，也是当事人自行缓解矛盾的方式。在实践中，为了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在他们自行达成和解协议时，执行人员应该告知他们执行和解的法律后果，即如果一方当事人不按照执行和解确定的方式履行义务，另一方当事人必须在法定的申请执行期限内提出申请，要求恢复对原审法律文书的执行。同时，告知当事人，依照法律的规定，这种恢复原审法律文书的执行，必须依当事人的申请才能启动，法院不会、也不能依职权强行恢复。如果双方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后，被执行人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且执行申请人没有在法定申请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的申请执行期限内申请执行，那么，权利人的实体权利还是可以保护的。笔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权利人可以持执行和解协议，在不超过诉讼时效的期限内，另行通过诉讼程序解决。

无效合同的法律后果篇十三

聘用合同作为一种合同形式，具有一般合同共同的法律特征，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1.聘用合同是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法律行为，而不是单方的法律行为。聘用合同与一般合同成立的条件一样，只有事业单位和拟聘用人员双方意思表示一致，自愿达成协议时，聘用合同才成立。2.聘用合同中双方当事人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这一点是双方自由表达意愿的前提，也是双方实现权利义务的重要基础。事业单位是用人的一方，但不等于单位的法律地位高于聘用人员的地位，可以任意将其意志强加于对方。聘用合同又不同于一般合同，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规定。聘用合同是单位与受聘人员订立的有隶属关系的协议，属于身份关系协议的范畴，因此，聘用合同与调整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合同有重要区别。

特定性。

法定性弱。

聘用合同的内容具有较弱法定性和强制性：亦即较强的自主意志性根据《意见》订立聘用合同的原则的规定：“坚持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坚持走群众路线,保证职工的参与权、知情权和监督权。”根据《意见》关于聘用合同内容和形式的规定,聘用合同应当以书面形式签订，其内容可以包含必备条款、约定条款和专项条款，其中聘用合同必须具备的条款包括聘用合同期限、岗位及其职责要求、岗位纪律、岗位工作条件、工资待遇、聘用合同变更和终止的条件、违反聘用合同的责任。经当事人协商约定,双方可以在聘用合同中约定试用期、培训和继续教育、知识产权保护、解聘提前通知时限等条款。双方当事人还可以根据需要，就出国培训等事项签订专项条款。这些都充分说明了聘用合同的较之劳动合同较弱的法定性和强制性，较强的自主意志性。聘用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有由法律直接规定的，如合同的必备条款，必须遵守;同时当事人也有协商的余地，如合同中的约定条款，当然即使是双方协商条款或约定的其他内容，也不得与中国的相关法律相抵触。

单一性。

聘用合同的客体具有单一性单一性是指聘用合同双方当事人共同指向的对象是专门技术或者管理行为。

诺成双务。

订立之后，也需由劳动者提给用人单位一定的劳动力，并因此而获取劳动报酬。无偿劳动或由此而订立的协议或契约，不能作为聘用合同。2.由于聘用合同订立的目的在于技术和管理服务的提供过程，而不是劳动成果的实现,因此从经济角度看，有的劳动直接创造价值，有的劳动实现价值;有的劳动创造价值可以衡量，有的劳动创造的价值难以直接衡量。从法律角度看，有的劳动有明显的成果，有的劳动没有明显的成果，有的劳动有独立的劳动成果。有的劳动物化在集体劳动成果中，而聘用合同的目的则仅在双方协商约定实现劳动过程中，所以聘用合同一经协商一致,达成协议就成立。3.在聘用合同的条件下，当事人双方均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这种权利义务的对应性或一致性说明了聘用合同是双务合同。

甲于7月到a学校从事教师的工作，7月10日a学校与甲签订了聘用合同，合同期限为5年，即从208月1日起至7月31日止，甲的工作岗位为学校分配的教学岗位。合同第18条约定，甲提出解除本合同，应提前30天以书面形式通知a学校。甲未能与a学校协商一致的，甲应当坚持正常工作，继续履行本合同;6个月后甲再次提出解除本合同仍未能与a学校协商一致的，甲即可单方面解除本合同，并承担违约责任。合同第31条约定，聘用合同未到期又不符合解除条件，单方解除聘用合同的，由责任人按实际损失承担经济赔偿责任，违约金数额按受聘人每月档案工资总额乘以造成损失的月数计算。

1月12日甲向a学校提交了请调报告，主要内容为：因家庭经济状况困难，为了提高经济收入，也为了将来孩子有更好的学习环境，现请求调离。202月17日，a学校对甲的请调问题作出了书面回复，告知甲学校不同意其调动申请，其应按照合同约定立即回学校上班，继续履行聘用合同。甲自年2月a学校开学后未再到学校上班，2006年2月20日至5月18日期间a学校找其他教师代甲授课，共向代课教师支付了代课费3475元，甲的档案工资为每月672.80元。

2006年3月2日，a学校以要求甲继续履行聘用合同、赔偿学校的经济损失为由向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诉，仲裁委员会裁决;(1)甲于2006年5月8日回学校继续履行双方签订的聘用合同;(2)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a学校3个月的本人档案工资作为违约金，共计.40元;(3)甲向a学校支付代课老师费用3475元。甲因此提起诉讼认为其已经履行提前30天通知的义务，要求判令解除双方的聘用合同。

在二审法院审理期间，甲明确表示其没有办法回a学校继续工作，但同意按照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数额进行赔偿，其提交了于2006年7月26日向a学校递交请求调出的请调报告和2006年8月29日写给a学校校长的信。a学校对甲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

【审理结果】。

无效合同的法律后果篇十四

一、本案要旨。

本案要旨为，建设工程合同签订后，承包方经发包方同意，可以将其承建的非主体、非基础建设工程分包给第三人承建，该分包合同合法有效，第三人就其完成的工作成果与承包人向发包方承担连带责任，发包方应当承担支付第三人建设工程款的责任。

被告内蒙第二电力公司与被告蒙泰热电公司于2006年10月签订了蒙泰热电二期2×25mw热电机组工程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2007年9月11日，被告内蒙第二电力公司与原告签订书面合同，将该工程主厂房彩板封闭、屋面板工程分包给原告，原告按照合同约定对分包工程施工结束后，经被告内蒙第二电力公司于2009年10月30日验收合格，双方一致确认原告施工的工程量为4268.7平方米，以单价248.00元计算工程款总金额为1058637.6元。期间，被告蒙泰热电公司曾直接向原告汇付部分工程款，但经被告内蒙第二电力公司核准，原告共留取311628元，原告所收其余款项已转交内蒙第二电力公司。

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为，沁阳龙鑫化工公司与内蒙第二电力公司签订的分项工程承包合同是否有效。

原审法院认为：建设工程合同是承包人进行工程建设，发包人支付价款的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总承包人或者勘察、设计、施工承包人经发包人同意，可以将自己承包的部分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第三人就其完成的工作成果与总承包人或者勘察、设计、施工承包人向发包人承担连带责任。被告内蒙第二电力公司在与被告蒙泰热电公司签订蒙泰热电2×25mw机组二期工程总承包合同之后，又与原告沁阳龙鑫化工公司签订该工程主厂房彩板封闭、屋面板分项工程承包合同的行为不违背相关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该分包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

二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七十二条规定，工程总承包人经发包人同意，可以将自己承包的部分工程交由第三人完成。本案中，内蒙第二电力公司在与蒙泰热电公司签订蒙泰热电2×25mw机组二期工程总承包合同之后，又与沁阳龙鑫化工公司签订该工程厂房彩板封闭、屋面板分项工程承包合同，系该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合同约定的施工项目为工程的辅助性工程，并不属于将主体工程分解或肢解后分包，因此，该分包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合同签订后，双方已按合同约定实际履行，蒙泰热电公司作为发包方，在合同履行中直接支付了沁阳龙鑫化工公司部分工程款，该行为说明蒙泰热电公司对上述分项承包工程已经知道并已认可，故蒙泰热电公司上诉所称内蒙第二电力公司将主体工程分解或肢解后分包应属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法院不予支持。

二、案件来源。

三、基本案情。

被告内蒙第二电力公司与被告蒙泰热电公司于2006年10月签订了蒙泰热电二期2×25mw热电机组工程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2007年9月11日，被告内蒙第二电力公司与原告签订书面合同，将该工程主厂房彩板封闭、屋面板工程分包给原告，合同约定：工程单价为248.00元，总金额按实际结算工程量为准，若合同发生争议，协商不成时由原告所在地法院管辖。原告按照合同约定对分包工程施工结束后，经被告内蒙第二电力公司于2009年10月30日验收合格，双方一致确认原告施工的工程量为4268.7平方米，以单价248.00元计算工程款总金额为1058637.6元。期间，被告蒙泰热电公司曾直接向原告汇付部分工程款，但经被告内蒙第二电力公司核准，原告共留取311628元，原告所收其余款项已转交内蒙第二电力公司。诉讼中，原告表示同意在欠款中扣除应支付的水电费803.84元，至此，原告除已留取的工程款311628元和应支付的'水电费803.84元外，尚有746205.76元工程款未得。另查明，被告蒙泰热电公司尚未将包括原告施工在内的部分工程款支付被告内蒙第二电力公司。诉讼中，本院根据原告申请，对被告蒙泰热电公司账户85万元存款予以保全。

四、法院审理。

原审法院认为：建设工程合同是承包人进行工程建设，发包人支付价款的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总承包人或者勘察、设计、施工承包人经发包人同意，可以将自己承包的部分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第三人就其完成的工作成果与总承包人或者勘察、设计、施工承包人向发包人承担连带责任。被告内蒙第二电力公司在与被告蒙泰热电公司签订蒙泰热电2×25mw机组二期工程总承包合同之后，又与原告沁阳龙鑫化工公司签订该工程主厂房彩板封闭、屋面板分项工程承包合同的行为不违背相关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该分包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七十九条规定，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合格的，发包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价款，并接收该建设工程。本案中，原告沁阳龙鑫化工公司作为施工人，按合同约定履行了工程建设义务，工程竣工后，经验收合格，确认工程价款为1058637.6元，且二被告已支付原告部分工程款，故原告要求总承包人即被告内蒙第二电力公司、发包人即被告蒙泰热电公司连带支付价款及利息，理由正当，本院予以支持。诉讼中，原告同意从工程价款中扣除应支付水电费的行为系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体现，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本案中，由于双方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没有约定，则依法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应付工程价款之日计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利息从应付工程价款之日计付。本案中，关于应付工程价款的日期问题，原告依合同约定按工程竣工验收日期即2009年10月30日主张，理由正当，本院予以采纳。

原审法院判决：被告内蒙第二电力公司、被告蒙泰热电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连带清偿原告沁阳龙鑫化工公司欠款746205.76元及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09年10月30日起计算至还款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300元、保全费4770元，由被告内蒙第二电力公司、被告蒙泰热电公司共同负担。

二审法院审理认为，根据当事人的上诉请求和答辩意见，经征求当事人同意，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1、沁阳龙鑫化工公司与内蒙第二电力公司签订的分项工程承包合同是否有效；2、沁阳龙鑫化工公司承包的工程是否竣工验收，蒙泰热电公司应否连带清偿沁阳龙鑫化工公司工程欠款及利息。

二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七十二条规定，工程总承包人经发包人同意，可以将自己承包的部分工程交由第三人完成。本案中，内蒙第二电力公司在与蒙泰热电公司签订蒙泰热电2×25mw机组二期工程总承包合同之后，又与沁阳龙鑫化工公司签订该工程厂房彩板封闭、屋面板分项工程承包合同，系该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合同约定的施工项目为工程的辅助性工程，并不属于将主体工程分解或肢解后分包，因此，该分包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合同签订后，双方已按合同约定实际履行，蒙泰热电公司作为发包方，在合同履行中直接支付了沁阳龙鑫化工公司部分工程款，该行为说明蒙泰热电公司对上述分项承包工程已经知道并已认可，故蒙泰热电公司上诉所称内蒙第二电力公司将主体工程分解或肢解后分包应属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本案从沁阳龙鑫化工公司、内蒙第二电力公司在原审庭审中所举分包工程竣工验收证明单、内蒙第二电力公司、蒙泰热电公司工程验收情况材料以及领款收据看，能够相互印证沁阳龙鑫化工公司作为分项工程的施工方，已按合同约定履行了施工义务，该工程竣工后，双方已经验收合格，并确认了工程价款的事实。原审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判令内蒙第二电力公司、蒙泰热电公司连带支付工程欠款及利息，并无不当。()蒙泰热电公司上诉请求驳回沁阳龙鑫化工公司的诉讼请求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内容适当，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五、与本案及类似案例相关的法规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二百七十二条发包人可以与总承包人订立建设工程合同，也可以分别与勘察人、设计人、施工人订立勘察、设计、施工承包合同。发包人不得将应当由一个承包人完成的建设工程肢解成若干部分发包给几个承包人。

总承包人或者勘察、设计、施工承包人经发包人同意，可以将自己承包的部分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第三人就其完成的工作成果与总承包人或者勘察、设计、施工承包人向发包人承担连带责任。承包人不得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转包给第三人或者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包给第三人。

禁止承包人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禁止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工程再分包。建设工程主体结构的施工必须由承包人自行完成。

无效合同的法律后果篇十五

　 。

【正文】。

一、引言。

国务院《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已于2004年11月公布，并即将于2005年2月1日开始施行，1987年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违反财政法规处罚的暂行规定》将同时废止。《条例》对《暂行规定》在财政违法行为的范围、内容、执法机关、审查程序等方面都作了较大调整。而作为对行政处罚、行政处分进行规范的法律文件，《条例》与《暂行规定》的核心即在于对作出违法行为应当承担的责任与违法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的规范。本文将集中分析、比较《条例》与《暂行规定》对于财政违法行为的责任与法律后果的规定，讨论其思路与依据，并指出《条例》存在的一些问题。

法律责任主要由两方面要素构成，即责任主体与责任方式，也就是由什么主体来承担责任、如何承担。

与《暂行规定》相类似，〈条例〉中规定的责任主体主要是两类，即实施了财政违法行为的“单位”及其“责任人员”。由单位和个人作为承担违法行为责任的主体，首先源于财政违法行为本身的特性。财政行为的作出大多以国家公权力为基础，从广义上来说属于国家行为，因而财政违法行为通常是以代表公权力的国家机关的名义作出的，如财政收入执收单位、国库机构、财政预决算的编制部门和预算执行部门等，这决定了这些单位是承担违法行为责任的主体。另外，《条例》中将企业、事业单位的某些行为也归入调整范围，但同样这些行为也是以法人的名义作出的，单位自身应当是责任主体的一部分。

但同时，尽管我国立法实务中采用法人的独立人格论，认定法人可以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但行政处罚、处分的性质与普通的债务、侵权责任等民事责任不同。民事责任基于主体之间的平等，以对价或补偿损失为原则，目的在于实现对等的利益或恢复原状，责任的承担方式最终归于财产；而违法行为的责任则带有追究性质，以惩罚、警诫为目的，责任的承担不仅以财产为基础，更重要的是精神的惩戒。因而民事责任可以由单位独立承担，而行政处罚、处分的责任则要归于以单位名义作出违法行为的个人。

但具体分析，《条例》对责任主体的规定与《暂行规定》又有着根本的变化。《暂行规定》中认定的财政违法行为基本上均属于国家行为，除公务员非法占有公共财物一项外，均为特别的国家财政机关才能实施的行为。而《条例》中则增加了很多普通企业、事业单位的也可能从事违反国家财政法律法规的行为。其中比较典型的是第十七条规定的“单位和个人违反财务管理的规定，私存私放财政资金或者其他公款的”，即所谓的“小金库”问题，另外还有企事业单位不缴或者少缴财政收入、骗取财政资金、违反财政收入票据管理规定等行为。应当说，将这些行为一并规定在《条例》中，适用同样的审计、监察制度，对于加强对此类的行为的监察强度有相当的益处。

对于承担责任的方式，《条例》和《暂行规定》均混合使用了行政处罚和行政处分两种手段。具体说来，《条例》较《暂行规定》在单位的在单位的责任方面基本一致，行政处分主要是警告或通报批评，行政处罚为罚款；而对个人则很大的转变。《暂行规定》对个人的行政处分分为记过以下处分和记过以上处分，分别适用于同类违法行为的不同严重程度，同时处以相当于若干月工资的行政罚款。而《条例》则将个人的违法财政行为分为两类。一类是作为国家机关作出违法行为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这一类个人由于并不直接从违法行为中获利，因而只处以行政处分，通常规定为“给予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另一类则是在企业、事业单位从事违法行为或个人从违法行为中获利的，对这一类个人则只处以行政处罚并直接规定罚幅，如果同时是公务员则并处行政处分。这样的区分显然比《暂行条例》要明晰科学，尽管国家公务员以国家机关名义从事财政违法行为必然是为获得某种利益，但毕竟不是通过其行为本身直接获得而是通过其他途经收受非法财产，应当以其他规范公务员行为的法律法规加以调整，而不应与财政违法行为混淆处理。

《暂行规定》的一个严重漏洞在于，只规定了财政违法行为的责任而没有规定这种行为导致怎样的法律后果，也就说，规定了如何处罚违法者而没有考虑如何处理违法行为造成的问题。

《条例》在这一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补充，对于各项财政违法行为均规定了事后处理的方法。如对于违反国家财政收入管理规定的行为之一的，要“责令改正，补收应当收取的财政收入，限期退还违法所得”，对违反规定使用、骗取财政资金的行为之一的，要“责令改正，调整有关会计账目，追回有关财政资金，限期退还违法所得”，违反有关投资建设项目规定的，要“责令改正，调整有关会计账目，追回被截留、挪用、骗取的国家建设资金，没收违法所得，核减或者停止拨付工程投资”等。

尽管《条例》对每项违法行为均作出了规定，相对《暂行规定》无疑是巨大的进步，但《条例》的规定还是存在重要的弊端。问题在于，《条例》只规定了追回、退还国家被非法侵占、使用的财产，而没有考虑这些财产于发现违法行为时所处的状态，更进一步说，考虑了违法行违法者与国家两方的问题，而没有考虑潜在的第三人。例如，《条例》第八条规定“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国有资产管理的规定，擅自占有、使用、处置国有资产的”，要“限期退还违法所得和被侵占的国有资产”，却没有考虑，如果已经有第三人善意的取得了该“被侵占的国有资产”又该如何处理？国家或者该违法行为人是否有权向第三人主张该财产的返还？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如何得到保障？又如《条例》第十条规定，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擅自提供担保的”，要“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却没有规定该担保是否有效？现实中已经出现了类似的案例，企业出于对政府信用的信任才接受其担保作出投资决定，事后发现该担保行为属超越职权，投资的企业利益得不到保障。行政法强调信赖保护原则，政府作出的行为即使存在错误也不能轻易改变，即使因重大的公共利益而改变也要给予相对人以合理补偿。而由于法律法规往往有意无意忽视第三人这个重要的问题，只规定国家追回财产的绝对的权力，而不规定对第三人的补偿方法，实际上造成第三人因政府的过错行为而遭受损害却又无法通过复议、诉讼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四、结论。

总体来说，《条例》对于财政违法行为的责任和法律后果的规定较《暂行条例》分类更为科学，内容也更为合理和具有可操作性，但同时仍然没有摆脱忽视第三人利益的痼疾。在现实的运行中通过司法解释或行政法律规范文件进一步规定追回国家损失财产的同时对善意第三人的补偿方式，应当是确保《条例》顺利运行的必需之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