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悲剧的诞生读后感（通用15篇）

悲剧的诞生读后感篇一

在悲剧的诞生的过程中，其实就是日神和酒神一个不断博弈争夺主导权的过程。尼采看来，日神和酒神在古希腊的艺术中总是一一对应的，并且每一个有日神倾向的艺术也对应一个有酒神倾向的艺术形式。比如荷马史诗(日神)就与民歌(酒神)对应，荷马史诗就笼罩在理性的光环之下，而民歌则托起了人最原始的本质——痛。因为对古希腊的文化不是很了解，我在中国的古代艺术中找到了一些相似性，我们看一看“春秋三传”的内容，都是一些伦理道德，君臣关系，社会秩序的内容，再看一看《诗经》“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浅吟低唱，百转千回，我们就可以明显的感觉到这种差异，而我们也更容易被后者所感染，这种原始的呼唤就是那么能唤起人内心的涟漪，并不是因为它描写的有多么美好，而是因为他写的是人的赤子之心。这种美的体验，不是看到一个具体的形象就可以获得的，必须是一种意志释放的渴望得到满足后的快感。其实，就这样来看，孔子和柏拉图都在日神和酒神的战争中充当了斗士的人，柏拉图鼓吹理性，孔子高举“克己复礼”的大旗，以形象的世界掩盖形而上的世界，要求人节欲，把人最原始的冲动软禁在内心的深处，并且构建理想国和大同世界企图转移人的注意力，而他们似乎又都成功了。日神的光辉普照大地，继而产生了中世纪的神学和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如日中天，以羞耻之心规制着人的行动与思想，把人最原始意志裹得严严实实。

悲剧的诞生读后感篇二

更好说明西方这种分歧的艺术形式是造型艺术与音乐的对应。柏拉图创造了美的“模仿说”，认为艺术就是对大自然的模仿，模仿的越逼真则越具有美感，这样的结果就是艺术在雕塑方面大放异彩，我们经常被逼真的雕塑吸引，感觉到那就是一种活生生的美。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所有的雕塑、绘画等这些形象艺术，呈现在我们的是具体的形象，给我们的就是直观的感受，而这种感受产生的往往是感官的刺激，通过对感官的刺激使我们对其产生联系，而后又在我们理性的规制之下，区分善恶好坏，进而更具这些价值的判断使我们感受到所谓的“美”。那么请问，这些感觉真的就是美感吗?难道不是价值判断的结果吗?我们认为美的东西难道不是都是对我们有利至少是无害的东西吗?——这是明显的日神倾向。相反的，音乐呈现给人的是一种不确定的，模糊不清的东西，不同的人听到同一个声音会有不同的解读，更多的是在这种解读中人们会情不自禁的与原始的痛联系起来。这也是那些情歌被百唱不厌的原因了。某个小型在民谣节上，有个摔吉他的歌者后来在网络上被很多人声讨，表示不理解，其实可能是对他的误解。音乐的魔力不仅在于可以使你感到心跳在不知不觉中应和着音乐的节奏，更在于可以激发内心原始的冲动，而这种冲动倾向于破坏与毁灭。所以那个摔吉他的歌者——应该得到尊重。在音乐魔力的召唤下，人失去了善恶好坏之分，保留的只是一颗赤子之心，所有的行动都是直面生命本质的活动，这种形而上的慰藉，就是审美的最高体验。

理性的扩展意味着日神在于酒神的斗争中取得了主导权，而这种主导权的取得带来的不是悲剧的诞生，而是悲剧的消失。因为日神倾向的强势，导致了日神与酒神失去了结合的平台，悲剧也就随之消失了。在这种强势的日神光辉照耀之下，形象的直观掩盖了意志的冲动。当我们看到《大卫》和《掷铁饼者》的时候，我们直观感受的是一种力量的美，而这种美的体验也大都停留在这个层面上了，不会构成权力意志释放的机会。但是当我们看到《断臂的维纳斯》的时候，因为她臂膀的不确定性，给了人释放权力意志的可能性，在这里就能体验到一种形而上的慰藉，即真正达到了审美的境界。进而我们说真正的审美体验，是从形象的直观中，看到了掩盖在日神光辉下的酒神精神。

后来，随着戏剧的产生，另一种模仿悲剧音乐的音乐产生了，但是因为这是为了舞台设计的，是在理性的支配下设计出来的。尼采是很不赞同这种音乐的，认为它没有反映出音乐的本质，关键是没有反映出人的原始的痛与冲动;并且就连戏剧的语言他也认为是不那么高明的，真正高明的语言是读音乐的模仿，而不是戏剧中的对现象的模仿。如果要获得真正的审美体验，就得日神倾向和酒神倾向友好合作，并且酒神要得到充分的肯定。

审美和超人是尼采为人们提供的两个走出虚无的途径，从他的生活经历看来，他有两次入伍的经历，却都因身体的原因退役——他注定不能通过超人这条途径获得解脱;最后他“发疯了”，这种疯狂是否就是他向往的审美体验呢?完全超越了善恶好坏的标准，甚至超越了人与动物的界限(抱着一匹被鞭打的马痛哭)，唯剩下一颗赤子之心，一种原始的生命的冲动，达到了“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逍遥状态。

箫爻。

风雨书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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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的诞生读后感篇三

与《哈姆雷特》相比，《奥赛罗》的“悲”更体现在悲哀，这出悲剧仿佛是莎士比亚对人性一隅的窥探。我想没有人可以否认伊阿古的邪恶，他好似撒旦，在奥赛罗的耳边引诱着他，引领他打开了内心的洪闸，黑暗的一面倾泻而出，而嫉妒与暴怒又恰是教义中七宗罪之二，这无疑给这部戏剧蒙上了一层宗教的面纱。我时常怀疑伊阿古到底是人类还是撒旦，因为在他身上我不曾看到过一丝人性的光辉。可以说他欺骗奥赛罗的手段极为高明，在说谎的同时总不忘说些表面上劝阻主帅的话进一步激发他的怒火。他能如此的以假乱真，不知是否有时也会对自己的谎言信以为真?令人欣慰的是，虽说是出悲剧，最后还是以邪恶势力的化身的死亡为结局，可以说是让我们相信了邪不胜正吧。

《奥赛罗》中两位重要的女性角色的形象也吸引着我。苔丝狄蒙娜美丽、痴情，却死于一味的顺从。然而这位女性最伟大的一点却在这儿——当爱米利娅猜测有小人进谗并诅咒这个“万劫不复的恶人”时，苔丝狄蒙娜却说：“要是果然有这样的人，愿上天宽恕他!”我想她一定是相信人性的善的，相信这能迎来人性的救赎，甚至愿意牺牲自我来换得别人的救赎。若苔丝狄蒙娜对奥赛罗个人的爱情是小爱，那么这，便是大爱，感人肺腑。而爱米利娅最终对丈夫伊阿古的不服从、敢于道出真相的勇气也是令人倾佩的，她甚至为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只不愿她侍奉的贞洁的苔丝狄蒙娜蒙冤而去。而作为一个本是没有教养的妇女，渴望性别平等的爱米利娅也是难能可贵的。“所以让他们好好地对待我们吧;否则我们要让他们知道，我们所干的坏事都是出于他们的指教。”我想，这或许也掺杂着莎士比亚本人对于女性地位的看法。

悲剧的诞生读后感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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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的诞生读后感篇五

时隔半年重读尼采的《悲剧的诞生》，不同于当初刚接触哲学时的一片茫然，在对尼采有着一定的阅读后再读尼采的处女作，感受到的与之前相比多了许多。虽然尼采在后期将《悲剧的诞生》视为极不成熟之作，但其讨论终生的母题已在此出现—克服虚无。

在西方，自现代性出现伊始，人本与理性渐渐战胜绵延上千年的神本主义信仰体系。这两个相悖的体系，从苏格拉底到黑格尔，都建立在形而上学的基础之上，而尼采要推翻都，恰恰是这构筑了上千年的形而上学体系。最早的理性主义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时代，直到启蒙运动，理性主义彻底走入每个人心中，同时，信仰的缺失导致人们怀疑生命的意义，虚无主义自此萌芽。

在痛苦且无意义的人生中，依靠日神艺术的表达完成个体化，又在对世界的恐惧与怀疑中，个体化破碎，主体隐失于酒神艺术。

希腊诸神体现了酒神与日神的对立与结合，日神元素中的个体界限与酒神的过度忘我相互制约。在四大艺术阶段之后，悲剧便是酒神日神结合下的崇高艺术作品。

“艺术挽救了希腊人，而且通过艺术，生命为了自身而挽救了希腊人”

抒情诗作为悲剧与酒神颂歌的前身，其中蕴含着两种艺术冲动—酒神与日神。酒神冲动感受原始矛盾痛苦，抛却主观性完成主客体的交融；日神冲动显现意志的形象—模仿音乐。

悲剧产生于悲剧合唱歌队，在歌队中，迷狂的希腊人创造出一片世界，将理想与自由保存其中，他们在其中消融统一，作为狄奥尼索斯式的表达，共同受苦。

“但只要实体是艺术家，那么主体就已然摆脱了自身的个体性意识，仿佛已经成为一种媒介，通过这一媒介，这个真在存在着的主体便得以庆贺它在假象中的解脱。”艺术先于艺术家而存在，艺术家作为艺术的媒介。

普罗米修斯的双重本质—酒神与日神，泰坦式欲望与个体。

尼采认为，悲剧在欧里庇得斯手中消亡。欧里庇得斯作为思想家，将平庸的观众带上舞台，形成了一种新的戏剧—阿提卡新喜剧：由悲剧蜕化而来，构成悲剧极其艰难和惨烈的消亡纪念碑。

但究其根本，欧里庇得斯也只是面具而已，真正让悲剧艺术中强大的交织的两种艺术冲动解体的是—苏格拉底主义。苏格拉底的审美原则是：“凡是要成为美的，就必须是理智的。”本能直观在苏格拉底这被理智意识压制，导致了酒神冲动与日神冲动的解体，此后，哲学思想的生长也压倒了艺术。

但尼采并没有一味贬低苏格拉底主义中的理智意识—当科学到达界限，在那界限处凝视一片不可知的黑暗时，科学就必定突变为艺术。悲剧从音乐精神中诞生，也因音乐精神的消失而毁灭。尼采直接引用叔本华“音乐不是现象的映像，而径直是意志本身的映像。”音乐激发普遍性的比喻性直观，也使其以至高意蕴显露出来—悲剧神话。

作为彻底外于艺术本质的的艺术形式—歌剧，在那里音乐作为歌词的仆人，非狄奥尼索斯精神使音乐疏于自身，成为现象的奴隶。完全是为了满足非审美的需要，对于人类的乐观赞美。

悲剧的诞生读后感篇六

“眼睛看到的不一定都是真的。”

——题记。

我曾经阅读过许多东野圭吾的小说，这周我所阅读的，便也是东野圭吾的《悲剧人偶》。

整本书以一个人偶为线索展开描写。一开始，便已介绍这个人偶会给主人带来不幸，后又以三位与其关系密切的人离奇死亡辅以证明，最终通过一系列调查，解开了这个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谜团。

文章虽然是在解谜，事实上，你所看到的是另一个更可怕的谜团，在书中过半的内容上，看似已经找到了真凶，然则不是，你所看到的只是凶手想要让你看见的，是被掩饰之后的“真相”。受害者当时只是假死，以便于栽赃陷害给“凶手”，却不曾想被自己的同伴设计了，最终离开了人世，所以也导致人们在探索“真相”的过程中，一步步把事实给推远了。

书中有一个很巧妙的设计，利用镜子营造被害人自杀的场景。我们都知道折射的原理，想要达到“模拟自杀”效果并不难，只需要在正确的位置上摆一面合适角度的镜子，就可以让你从正东方向看到的，误认为是正北方向上看到的。

这也是我十分佩服东野圭吾的原因之一。写推理小说，首先要对整本书的事情构造非常清楚；再者要有严密的思维，否则，就一下子被读者看出了真相；其次要对故事设下多个铺垫，利用好每一个转折点，使文章曲折离奇，出人意料；最后则是对知识的运用。东野圭吾能将这几点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实属不易。

在回到文章本身，我认为它传递了一种“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的思想。我们会毫不动摇地去相信自己看到的事实，从没有想过以另外的角度去看待问题，从没有想到这到底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还是一个完美的计划，这导致我们自己往往会变得很固执，对事物的探究反而会弄巧成拙。所以有时候也不要太相信自己的眼睛，保持对事物的好奇心，你所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的，你所没看到的也不一定都是假的。

悲剧的诞生读后感篇七

《悲剧的诞生》是尼采的处女作，在1886年版的序言中，他自己评价说：“(《悲剧的诞生》是)我称之为写的糟糕、笨拙冗长、令人难堪、稀奇古怪、形象杂乱、很感情化，时不时很甜腻，直至到了很女性化的地步，节拍不匀称，无益于逻辑的澄明，极度自大，因而放弃论证，甚至不相信论证的正当性的书。”这是一个很谦虚的评价，但是对我而言，却是一个很中肯的说法，因为我看了一遍之后几乎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关于他要表达的思想我可以说是一无所知。而因为一直读不懂，便以我的无知为狂妄的基石，说一说自己对于他在书中表达的思想的一些想法。

这本书的思想应该收到了两个人的影响，首先是叔本华，我们可以从他的表达中清楚的看到，他继承了叔本华的“意志”，并且将其发展为“权力意志”，这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意志”是一个没有趋向的概念，可能向四面八法延展，而“权力意志”则是一种蓬勃向上的力量，有一个向上的趋向;另一个是理查德·瓦格纳(德语：wilhelmrichardwagner，1820xx年5月22日-1883年2月13日，德国作曲家。他是德国歌剧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前面承接莫扎特、贝多芬的歌剧传统，后面开启了后浪漫主义歌剧作曲潮流，理查德·施特劳斯紧随其后。同时，因为他在政治、宗教方面思想的复杂性，成为欧洲音乐史上最具争议的人物)，他的前言就是《献给理查德·瓦格纳的前言》，在整个书中把音乐作为一种很高的艺术形式，赞誉有加，并说：“我相信艺术从某个人的意义上讲，是此生最高的使命和正真的形而上的活动，这个人(理查德·瓦格纳)是我在这条路上的崇高先驱者，在这里我要将此书奉献给他。”

尼采所说的“悲剧”与我们现在理解的悲剧是不同的。我们通常理解的悲剧就是故事的主人公遭受了许许多多的不幸，看了之后就会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而尼采所说的“悲剧”不一定要你流多少泪，呈现给你的是一种生命的原始的痛，是一种狂热的生命体验，是一种直面生命本质的快感。在尼采看来，悲剧的诞生源自人原始的日神(阿波罗)倾向和酒神(狄奥尼索斯)倾向的结合。生命的美好和美的体验，不是因为理性的规制，而是源自人的权力意志的释放，而释放权力意志的过程伴随着破坏、摧毁、超越的快感。

从根源和目的上看，日神和酒神二者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日神阿波罗代表造型艺术，酒神狄奥尼索斯则代表非造型的音乐艺术;二者代表着两个不同的世界：阿波罗代表着梦幻世界，狄奥尼索斯代表着沉醉的世界;二者对人所起的作用也不一样：阿波罗精神使人在审视自已梦幻世界的美丽外形时产生一种恬静而深沉的快乐，他使人更注意于和谐、限制和哲学的冷静。而狄奥尼索斯精神则使人迷醉、疯狂、忘我;由于每个人在本能上都可做梦，而且每个人的每个梦都是不同的，所以，阿波罗代表的是个体原理，它肯定和美化了个体生命;而当人处在“醉”的状态时，他在宣泄本能时忘记了文明赋予他的一切差别，包括职业、性别、身份等，这时人趋向于一般和统一，狄奥尼索斯代表的正是一般性原理，它超越和否定了个体生命。从心理学角度看，阿波罗代表着理性、规范和秩序，人在此时心理相对比较平和与稳定;而狄奥尼索斯则使人在神秘的仪式中体验到生命意志的原始本能的冲动，人在此时是“情绪总激动和总释放”，痛苦和狂喜交织在一起，人在疯狂宣泄的过程中产生了解除个体束缚、回归本真自我的神秘体验。为了更好的说明日神和酒神的区别，尼采引进了两个另外的状态——梦和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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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的诞生读后感篇八

这个问题有些矫揉造作，吹毛求疵，甚至不知好歹的味道，可事实上却令我困惑：抒情诗人和戏剧诗人面对的难道是不同的人生和世界吗?何以他们在对待生死的方式上如此不同?当然不是，我们共同生活在这同一个世界上。他们二者唯一的不同(除了个体感情因素之外——而在两类群体的比较中，个体差异可忽略不计)只能是表达方式(抑或进一步而言，思维方式)的不同。

尼采与戏剧家和诗人都沾边，他发表的第一部著作就是《悲剧的诞生》，而他的所有著作无不是箴言警句，与诗人在形式上无异。这篇文章之所以以尼采为中心，就在于尼采所处的时代可以切实算得上不幸的时代。仅仅提到尼采的发疯还不足以说明这个时代的不幸，我们还要从其他方面入手。

“上帝死了”可以算最突出的一个不幸，这句话听起来简单，理解起来却并非易事。如果将我所了解的西方思想史简而化之，我们会始终看到上帝与人的亲近和对峙——即使在“上帝死了”以后仍是如此。“上帝”是一个超感性的形而上存在，是人的理智所无法把握的。人的理智和情感所能把握的只有自己的肉身和理性范围内的“我思”。“我思”一旦问及“偶然”、“善”等事物，则捉襟见肘。康德所做的正是给理性的有效性划定边界，为信仰留出地盘。然而，“我思”却潜藏着危机。

在基督时代，人是上帝的作品，因此人是第二性的。但人因偷吃智慧之果而背叛上帝，人类因此跌入原罪之中，耶稣作为肉身带着上帝的旨意来拯救人类，这个旨意就是爱。但从笛卡尔的“我思”所发展而来的主体意识，却将理性极度膨胀，成为19世纪、20世纪科技大爆炸的嚆矢。理性在黑格尔那里发展成绝对理念，历史发展成为绝对理念的显现过程，历史进程由此“理念”决定，代表它越俎代庖挤占了神的位置。但理性却没有温度，一切血腥成为历史理性车轮必经之途的正当产物。但被驱逐了的神的“这个位置本身总还是保留着的，尽管已经是一个空位了。人们依然可以紧紧抓住超感性世界和理想世界的这个已经空出来的位置领域。这个空出来的位置甚至要求人们重新去占领它，用别的东西去替代从那里消失了的上帝。新的理想被建立起来。”新的理想是什么?新的理想就是尘世幸福。人类可以用自己的理性和双手创造自己的幸福。人类不相信别的，他们只相信自己。

尼采是这个不幸时代的守夜人。他目睹了上帝的死亡，旧有的价值伦理体系面临崩溃危险。尼采的“强力意志”站出来要独挑大梁，他一手刻画了超人的形象，渴望芸芸众生中能诞生超人来指明人类的前进方向。说这个时代的江山不幸显然体现出我对旧有美好时光的心向往之，可历史上(当然不排除今天)也不乏有人对现代性鼓盆而歌。但就是这样的“时代之幸”，要求我们个个都要变成冷酷“超人”?放弃爱，放弃同情?罗素就对尼采的这种冷酷产生反感。不仅如此，韦伯构筑了现代性的大铁笼却毫无回天之术，马尔库塞描述了单向度人最终走向了动物性欲的解放，拉康哲学不是更加悲观么?……如果那些鼓盆而歌的人所说的“江山之幸”也要包括这些，我实在不能接受。或许尼采说的对，只有在审美的意义上，价值崩溃后的人生和世界才有可能被人类脆弱的性格所接受——愈加离奇荒诞，才愈加像一件现代主义的艺术作品。

江山不幸至于如此，诗家何幸之有?在尼采身上，我们只能找到他论说自己哲学的激情，此外还有什么呢?孱弱的身体，疯狂的晚年，破碎的爱情，孤独的生活，或许他与瓦格纳那段前后不一的友情可以值得称道?当哲学史赋予尼采一个位置的时候，这就是后人对他“幸”的最好阐释?可是我很想知道，生活在那样的时代(这时代一直延续到今天)，尼采快乐不快乐，就像我们可以确认生活在这个时代并不经常感到快乐一样。

舞台小世界，世界大舞台。这“舞台”指的是一切具有戏剧性因素的表演舞台。戏剧与其他艺术之不同就在于它将世界搬上舞台令人类观看。抒情诗也可以构筑自己的“世界”，所谓“一花一世界”，但那个世界无论如何都与舞台上所呈现的“世界”有本质差别。抒情诗世界中的人物至多凝结成一个雕塑般的形象，而戏剧中的人物却像在真实世界中那样生活思考行动着。况且更多抒情诗的追求并非构筑世界，而是“境界”、“意象”等。抒情诗人可以走进戏剧诗人笔下的世界，但却很少听说抒情诗人笔下有戏剧诗人的影子。在能否拉开距离观看世界——无论是美好还是苦涩——这个问题上，戏剧诗人的确要比抒情诗人好那么一些。

从情感上，我极愿意将舞台世界就看成生活世界。虽然舞台上的世界和生活世界存在着艺术和真实的差别。“生活中没有悲剧就像采石场里没有雕像一样”但诚如亚里士多德所言，诗(戏剧)比历史更真实，因为诗(戏剧)在更高的层次上反映着真实。从生活世界到舞台世界之间，无论是“摹仿”、“三一律”、“自然主义”还是“表现主义”，这些手段抓住的一定是世界的本真。成功的戏剧总是让观众看到他们自己的生活的本真，因此，面对不幸的时代，抓到的本真只能是“不幸”。

假如我们真的将舞台世界在更高的意义上直接看作生活世界，那么，舞台人物面临的问题就是我们要面临的问题，舞台人物的生活就是我们的生活，舞台世界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那么，还有什么素材比破碎河山中的疯狂生活更符合戏剧性的呢?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不是被我们誉为经典吗?契诃夫的悲剧也不是经常被人提起吗?还有贝克特、奥尼尔、尤奈斯库，各个都是荒诞世界的戏剧诗人。我们称之佳作的那些戏剧作品都是由我们的不幸构成的!那些斯克里布之所以被人遗忘，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描绘这个破碎疯狂的世界。

我们把自己的疯狂奉为佳作。这是谁的“幸”?

弗拉基米尔：你本来应该是个诗人。

艾斯特拉冈：我本来就曾是个诗人。(手指着他的破烂衣服)这还看不出来吗?

悲剧的诞生读后感篇九

我第一次接触尼采是从这本书开始的，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周国平不是翻译家，他是哲学家。这本书的前面，他写的那部分易懂，后面他翻译尼采的那部分原着更是通俗易懂，所谓译者与原作者的思想有差别是众所周知之的，所有的哲学家和翻译家都必须承认，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周国平在译完本书后不忍心结束，为了凑页数，掺杂了很多尼采着作的节选，而且那些节选没有丝毫的章法，甚至有的完全是断章取义。周国平是高产作家，写的.书实在是太多了，难免有偶尔不尽人意的作品，况且他毕竟本行不是翻译，这种质量已经十分难得，不可再奢求。对比翻译风格：

1、周国平译本的句式较短；杨恒达的译文是长句，大定语大状语，大排比句和从句，不太符合国人的阅读习惯和审美习惯。

2、二位译者背景差异导致，对其中的一些句子的理解略有不同，但还能够理解。

3、翻译的核心意思有重大差异，举个例子，周国平译本“在书名页上见到那被囚禁的普罗米修斯”，杨恒达译本则是“如何注视着扉页上被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小小一句话的翻译如此大相径庭，两位译者对尼采思想理解竟然差别这样悬殊。

译者的思想居然能够影响一部作品的风格和正的语言风格就是如此，狂妄不羁，才高八斗。他这个人的书面语言风格本来就十分晦涩，甚至经常使用诗一般的语言，这是尼采的个人语言风格，不是译者的风格。尼采喜欢使用大定语，大状语的长句和排比句，让很多国人都对译者非常不满意。但是我认为这种排比句更能显示尼采早期的汹涌澎湃的浪漫主义风格和非凡的力量。杨恒达的直译更能体现尼采的精神世界和思想转折，如果放到大背景反观尼采的话，杨恒达的这个译本还是不错的选择。周国平把尼采的大长句的语言切碎了，得到了绝大部分国人的称赞和认可。

的确能够协助绝大部分人突破语言壁垒，更容易理解尼采，走近尼采。第二点，日耳曼民族的整体思维就是这样，他们的语言习惯和语法规则就是这样的。杨恒达追求直译，对于无法打破语言壁垒和习惯壁垒的读者来说，欣赏杨恒达直译的作品会很痛苦，如果能突破这些，感受尼采语言的气势和力量的话，杨恒达的直译无疑比周国平的意译更加吸引人，更加充满了力量。但是如果选择看尼采的书仅仅想了解他的观点，还是选择周国平这种顺口，清晰一些的版本吧。译者是直译，意译，各显其能。读者就各取所需吧，没有好坏之分，仅仅看自己个人的口味。

值得赞美的不但仅是周国平的语言比较中式化，很容易读懂。更重要的是，他是哲学大家，思想，论调，口气和哲学风格，大家都已经很熟知了。

悲剧的诞生读后感篇十

在这本书里尼采开门见山的解释了希腊悲剧产生的内在机制。指出，是阿波罗精神和狄俄尼索斯精神。即日神和酒神。所谓日神精神就是沉湎于外观的幻觉，反对追究本体，日神的光辉使万物呈现出美的外观，制造一种幻觉，日神精神的潜台词是：就算人生是个梦，我们要有滋有味地做这个梦，不要失掉了梦的情致和乐趣。；所谓酒神象征着情绪的放纵，它的一种状态是一种痛苦与狂喜交织的颠狂状态。酒神精神要破除外观的幻觉，与本体沟通融合。酒神精神的潜台词是：就算人生是幕悲剧，我们要有声有色地演这幕悲剧，不要失掉了悲剧的壮丽和快慰。前者用美丽的面纱遮盖人生的悲剧面目，后者揭开面纱，直视人生悲剧。前者教人不放弃人生的欢乐，后者教人不回避人生的痛苦。前者迷恋瞬时，后者向往永恒。

我们都很喜欢听音乐，而音乐正是日神与酒神精神的一种综合情绪的表露。尼采把悲剧看作是阿波罗精神与狄俄尼索斯精神而这的合成物。但是从实质上他更欣赏狄俄尼索斯精神。这也就是他所说的音乐精神。尼采认为，看悲剧时，"一种形而上的慰藉使我们暂时逃脱世态变迁的纷扰"，通过个性的毁灭，我们反而感觉到世界生命意志的丰盈和不可毁灭，于是生出快感。现实的苦难化作了审美的快乐，人生的悲剧化作了世界的喜剧，肯定生命，连同它必然包含的痛苦与毁灭，与痛苦相嬉戏，从人生的悲剧性中获得审美快感。这就是尼采所提倡的审美人生态度的真实含义。”“重估一切价值，重点在批判基督教道德，审美的人生态度首先是一种非伦理的人生态度。生命本身是非道德的，万物都属于永恒生成着的自然之‘全’，无善恶可言。基督教对生命作伦理评价，视生命本能为罪恶，其结果是造成普遍的罪恶感和自我压抑，审美的人生要求我们摆脱这种罪恶感，超于善恶之外，享受心灵的自由和生命的欢乐。”所以尼采有这样两句话：“艺术是生命的最高使命和生命本来的形而上活动”，“只有作为一种审美现象，人生和世界才显得是有充足理由的。”

《悲剧的诞生》主体部分又可以分为两大板块，前十五章为尼采文艺理论的阐释部分，十六章到最后则是将前文提出的文学、美学思想在德意志文艺复兴中的方法论应用，故而下面的内容概括以第一板块为主，后十章的内容与前文多有重复，可以用于对前面概念的佐证和解释。而由上文可见，尼采《悲剧的诞生》存在着两个层次，首先是对古希腊悲剧起源的探讨以及由此生发的对现代理性主义的批判，另一层则是潜藏在这些讨论背后的、真正的内核——审美对于人的存在之意义的决定作用，即所谓“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的最初形式。后者是尼采美学的核心，是我们理解其日神-酒神理论的基点，是贯穿全书的一条线索。

关于尼采《悲剧的诞生》，学者周国平有过一段概括：“关于《悲剧的诞生》的主旨，尼采原来一再点明，是在于为人生创造一种纯粹审美的评价，审美价值是该书承认的唯一价值，‘全然非思辨、非道德的艺术家之神’是该书承认的唯一的‘神’。他还明确指出，人生的审美评价是与人生的宗教、道德评价以及科学评价根本对立的。……后来又指出：‘我们的宗教、道德和哲学是人的颓废形式。相反的运动：艺术。’可见，‘重估’的标准是广义艺术，其实质是以审美的人生态度反对伦理的人生态度和功利（科学）的人生态度。”

尼采在写作《悲剧的诞生》时还出在叔本华哲学思想的影响之下。尼采在本书第五节中，应用叔本华音乐哲学的观点，说道：“我希望我是在他自己的意志下认识他的。”在第四节中显示提出一个概念——“永在痛苦和矛盾的‵原始太一＇”，又称“存在的基础”这与叔本华的把宇宙看作是意志的表象观点十分相似了。果然在第十六章中，他就明确的提出“我们可以称世界为具体的音乐，正如我们称它为具体表现的意志”，暴露出了他的唯意志论的观点。后来提出“权力意志”的命题已经在此显现出了端倪。而能够实现权利意志的所谓的“超人”，即“有艺术才能的专制君主，”他们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奴役群众。这种超人哲学也在本书中也有眉目。在第十八节中，尼采呼唤“一个具有大无畏眼光，具有指向那未经发掘的世界之勇敢冲力的新兴一代”，这是些非理性的“天才人物”是否认科学的普遍有效性和达到普遍目的的主张，并且开始打破所谓人类可借因果关系而探索宇宙的那种信心。这就是说超人在行动时无需理性的指导和制约，只需要抽象的意志和原始的本能。

悲剧的诞生读后感篇十一

我首先想申明两点。

其一，我是悲观主义者，但努力做最乐观的悲观主义者。

其二，我是唯心主义者，但努力做最现实的唯心主义者。

之所以说我是悲观主义者，首先，我觉得人生就是一场悲剧。人的生老病死都不由己。终其一声也不过是一个走向坟墓的过程。而且，在这过程中，痛苦远远多于快乐，而仅有的快乐又都是基于痛苦而产生的。这里可以举例说明一下，比如，你获得了某种成功，你为其快乐，更多的是为你的“付出有了回报”而快乐。而付出的过程势必是痛苦的。所以说，你只是在快乐“我的痛苦已经过去”这样一个过程。所以，人生就是一场悲剧，虽然有高潮有唯美，但落幕必然是悲剧。

之后，为什么说要做最乐观的悲观主义者呢？既然人生是悲剧我们怎么办呢？

最近在看尼采《悲剧的诞生》（周国平译），总结道，艺术是可以拯救悲剧的。或者说，艺术可以暂时拯救悲剧，但不断会有新的悲剧诞生。而艺术拯救悲剧的方式有两样。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日神精神通俗的来说就是，我们会做美丽的梦，但我们即使是知道那仅仅是梦，是终究会醒来的梦，我们也是要做的，因为这是我们获得快感的途径。酒神精神就是，明知道是悲剧，但我们享受表演悲剧的过程。“悲剧以其壮丽和快慰”吸引我们。说到底，我们理智的知道人性是功利的，人生是悲剧，但我们用艺术（非理性）来掩饰真理周国平的原文是“艺术比真理更有价值，为了生存，我们需要用艺术的‘谎言’去掩盖某些可怕的真理”。

正如我那篇文章所说。“我爱你，只是爱你的价值和我的付出”，很多人都跟我说，我觉得对，但，太寒心。是啊，我们宁愿相信戏台上双双化蝶的故事，我们宁愿相信王子和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我们用自己创造的艺术的美来掩盖真相，从中获得快感。这就是日神精神的体现。

是啊，如果将一切看透，人生尚有什么乐趣？就让我们做一场华丽的梦吧！

总之，如果认为自己不幸，我们总能找到不幸的理由。如果认为自己幸运，我们总能找到幸运的理由。（这是典型的唯心主义观点，也是“强力意志”的体现。）。

但是，在“唯心”的同时，我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我认同普遍的价值观，因为我生活在这个社会，也是受这个社会的价值观影响所长大的。我需要通过别人的反应来确定我的行为，从而认同自己的价值。所以，我的行为永远不会过于偏离大众的价值观。我安分守己地做好大众价值所认同的事，比如，做个好学生，比如，做个好员工。也许，将来按照适当的模式结婚生子。因为我不能不承认，符合大众的某些物质或是精神追求比较容易引发我的“幸福感”。比如别人的欣赏，比如用自己的才能换得的金钱和地位。总的来说，社会认同感是我“幸福感”的最主要来源，所以我必须学会现实。

我用美丽的“艺术”装点生活，同时也享受“听天由命感”。

既然我们无法逃离生活，那我们就学会享受而非忍受它。

悲剧的诞生读后感篇十二

在那个年代，唯一可以和酒神精神相对立的灵物，人谓苏格拉底精神。“就像在神秘主义者身上直觉与智慧过度发达一样，在这位天才的身上只允许逻辑天性过度负荷”，尼采如此评价道。这逻辑驱使他对希腊悲剧愈看愈不顺眼，怎么会有靠本能与直觉便可以成名的诗人与戏剧家？怎么会有如此“非理性”的艺术形式？他还在执念于自己的三个乐观主义公式：“知识即美德；罪恶仅仅源于无知；有德者即幸福者。”古希腊悲剧正是在他们的逼迫下跳入历史的洪流，背上缺少真知，充满幻觉，荒唐腐敗的罪名。

苏格拉底虽是逻辑天才，但他身上的逻辑冲动却对自己丝毫不讲逻辑，如奔腾的浪般不羁。于是他四处讲学，于是他触怒权贵，于是他不屈于传统宗教势力，于是他在雅典的法庭上受审。面对着死刑，他却显得格外宁静，光明磊落而从容赴死，迎着曙光被毒酒醉倒在宴席上。他最终还是脱离了作为表象的个体躯壳，在太一的母体中获得永生。

这些人终其一生却无法成为悲剧。

悲剧的诞生读后感篇十三

尼采的《悲剧的诞生》发表时，古典语文学界对之十分失望，而瓦格纳则称赞不已，自此他们开始了亲密的交往。但是随着尼采的思想越发具有批判性，瓦格纳却最终信奉了基督教之后，他们的友谊终于终结了。

在尼采看来，基督教是一种伪道德，是一种坏良心的体现，同情弱者、抑制生命力的张扬，是一种奴隶道德，这是尼采所无法容忍的。1897年尼采离开了巴塞尔，辞去了大学教授的职务，漫游生活由之开始。也许德国人在骨子里就是漫游者，就像德国伟大诗人歌德在诗中对漫游者的歌咏一样，他们如何才能找到安息之所？在长达十年的漫游中，尼采完成了他一生中多部重要著作。

尼采对于那“理性主义者”苏格拉底的'看法本身就是充满矛盾的，这是由于艺术（它总是幻觉的艺术）面对自己的“视角性的”特性、而认识则想要作为普遍的并且把那些个人的视角作为幻觉而拒绝，艺术的现实解读和理性的现实解读间的冲突因而就变得公开化。尼采把那敌视艺术的辩证家苏格拉底有时是看成一个消灭那人生活所需并且使人有生命力的基本价值――幻觉的人，有时又看作是一个批判地有足够的理智和勇气去看穿那陈旧的价值并且因此而对那些阻碍人的人格展开的习俗进行清算。

看来尼采是在这之后才对认识中的这种双义性有一个明确的概观；而那在艺术的幻觉世界中的双义的东西则更早就被尼采感觉到了，部分地无疑受了叔本华和瓦格纳的影响，部分地也许是通过他自己对于艺术的经验和作为艺术家的经验。

悲剧的诞生读后感篇十四

一个人的世界，读懂的时刻，第一次看到过这样透彻的言论，让那么多一直以来很模糊的东西变得如此清晰，我变得如此通透，在哲人的面前我是一个透明的灵魂，我好像是与一位哲人在历史的时光隧道中来了一次撞击，满满的一地，我慌忙地俯身捡拾起的，都是闪烁着哲思的光芒的珠贝。或者我是在哲人的窗外，看见他来回踱步时燃起的袅袅烟雾，那是思想的丝缕灵性，我屏息静气，心中却有狂浪翻滚，让我想跳想叫想哭，为这些年的混沌在瞬间地流泻，想跳想叫想哭想告诉一个人我的感受，然而，没有。周围很静，苏说：静，净。只有我一个人的世界，无比的静。我明白这样的话的意思。

有对手才有博弈的乐趣。柔弱的天性将来也可以发展壮大，因为，思想具备极大的包容性，没有哪种思想是单而纯的，其实人也如此。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每个人都在塑造着别人，同时被别人塑造，不仅是身边的人，还有穿越时空的阅读的对话。今后的岁月里，怎样让人们在熟悉我的思想的同时，不去追溯我此刻的境况呢，然，在境况中可以更深透地理解我此刻的思想，就像对一部伟大的作品的理解都要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一样，每个人都是让人评说的对象，在理解这个词的诱惑下，我有一种想脱完衣服充分坦诚的冲动，然而我没有，历史也不会，所以戏剧诞生，而迷惑的一生就是我的戏剧，遮住了历史。

这本书让我知道，我就是一个奇幻无穷的个体，跟政治无关，跟文化无关，跟道德无关，我不再把自己变成一把直立的刀，单薄，尖刻，没有灵魂般地游走在混沌的世界里，割破自己，伤害别人。我不再以为是痛苦遮蔽了所有美的东西（这里专指表面的东西）。

悲剧的诞生读后感篇十五

古希腊戏剧或者说生活有明显的的两种倾向：日神倾向和酒神倾向。悲剧来源于酒神倾向。

歌队的表演是自觉的，即自己认为自己是剧中人物，而非有意识地扮演角色。这种表演是酒神倾向的。

音乐本身就是两种倾向的表现，而非表现的载体。

日神倾向和酒神倾向是纠缠在一起的。

古希腊悲剧的观众也是自觉的，即认为自己是剧中一部分，或者认为自己在观赏真实的；而不是有意识的将自己作为观众或者意识到观赏的是某种表演。

自苏格拉底后的悲剧是市民的世俗的，是酒神倾向的毁灭，是不同于古希腊的悲剧的。歌队，观众，音乐已经各自脱离了戏剧本身。

德意志文明的发展的要点不在于是否要排除法兰西文化，然后真正地追根溯源，找到属于自己的日神和酒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