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概相关论文大全(19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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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概相关论文篇一
摘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以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全局视野和战略眼光,立足中国实际、总结中国经验,从我国发展现实需要中提出来的,确立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战略方向、重点领域和主攻目标。
2014年12月,在江苏调研时强调,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首次提出了“四个全面”这一新的重大战略思想。
像任何马克思主义重大理论成果和我们党其他重大战略思想一样,“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是一夜之间凭空产生的,其形成有着多方面的理论和实践背景,经历了一个逐步探索发展到飞跃的过程。其中每一个“全面”也都是逐步提出经丰富完善而形成的。
改革开放之后,在谋划和构思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蓝图时,邓小平同志首先提出了“小康”目标。在邓小平战略构想的基础上,党的十二大和十三大形成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三步走”战略部署:第一步,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人们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们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实现“小康”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2002年,党的提出,“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涵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并形成了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的新“三步走”构想,即: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到2050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到本世纪末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2007年,党的进一步发展了“小康社会”的内涵,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纳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范畴,要求全党带领人民,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党的明确指出,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进一步丰富了小康社会的内涵,形成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总布局。
2014年12月,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整合,提出了“四个全面”这一新的重大战略思想。2015年2月,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明确提出“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科学、辨证地对“四个全面”进行了定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从改革开放初期提出“小康”理想,经过30多年的理论和实践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为新时期我们党领导人民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战略目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此后30多年里,我国改革从农村向城市,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体制到党的建设制度,范围不断扩展,层次不断深化。
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党的强调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各方面改革,不仅对多方面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作出部署,而且提出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党的强调,要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
2012年,党的进一步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重大原则,描绘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蓝图、新愿景、新目标,为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国防和军队改革以及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作出全面、系统部署。2015年2月,把全面深化改革作为三大战略举措之一纳入“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之中。
我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人治传统的国家,长期以来,人治盛行、法治不彰,影响了社会的公平正义,妨碍了国家的和谐安定,阻碍了民族的发展进步。因此,我们党一直强调要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着手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改革开放之初,鉴于““””中对法制的践踏破坏给党和国家造成巨大损失的沉痛教训,邓小平多次强调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并完整提出了我国法制建设的十六字方针,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无法必究。
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提到治国方略的高度,还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党的强调要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党的强调要坚持和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
2012年,党的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要求,强调“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把法治建设作为中央全会的专门议题,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2015年2月,把全面依法治国作为三大战略举措之一纳入“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之中。
党中央历来重视党的建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成为加强党的建设的基本方针和具体实践。1987年党的十三大正式提出把从严治党作为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的基本方针。1992年党的十四大首次把坚持从严治党载入党章的总纲,进一步肯定了从严治党方针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2009年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重要命题和任务。2012年党的要求,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2014年10月,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对从严治党进一步提出要求,对全面、科学推进从严治党作出系统论述和重大部署。
2015年2月,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三大战略举措之一纳入“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之中。
从以上每一个“全面”的提出和发展过程可以看出,从改革开放之初把建设小康社会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阶段性目标,到党的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确立了“一个全面”的战略目标,到党的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部署,再到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依法治国作出部署,直到2014年12月提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并在2015年将“四个全面”整合定位为新时期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经历了一个不断丰富发展到实现质的飞跃,成为成熟、定型的战略思想过程。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握大局、审时度势,提出的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的重大战略思想,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一)明确的目标指向。
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挥着明确的目标导向作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是“初步实现”,也不是“局部实现”,二是全面实现,是“五位一体”的,即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这样的小康标准体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高度。“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都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根本要求,分别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起到提供发展动力、营造有序环境、巩固领导核心的作用。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也不是终极目标,而只是阶段性目标,是实现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一步,将为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基础。因此,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才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目标所指。
(二)清晰的战略路径。
党的以来,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三个方面都已形成了清晰的规划和布局。从全面深化改革来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从16个大项、60个小项、336项具体举措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系统的部署,关注改革领域的每一个方面、要素和层次,注重各领域改革的关联性和各项改革举措的耦合性。从全面依法治国来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提出了180多项重大改革举措,勾勒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新愿景,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依法治国的内在逻辑关系进行了分析。从全面从严治党来说,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强调全面从严治党的八个要点,为新形势下加强作风建设、坚持从严治党作了再动员、再部署,保证了我们党始终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中发挥好领导核心作用。总之,我们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方面的规划和布局都是十分清晰的。
(三)深远的全局思维。
“四个全面”是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基于对国内外发展形势的科学判断而提出的,体现了深邃的战略性、全局性思维。
一是有效统筹国内各方面发展。从国内形势来说,结合对新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人生,从战略高度作出了我国进入新常态的科学判断。从“四个全面”的广度、深度来看,“四个全面”中的每一个方面都是一整套结合实际、继往开来、勇于创新、独具特色的系统思想,而“四个全面”整合为一个战略布局,则更加鲜明地闪耀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光辉。
二是有效统筹国际大势。从世界形势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来说,在新的国际格局和既有的国际规则框架下更好地与世界合作,有效应对西方鼓噪的我们可能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消极影响,需要我国向世界展示一种新的“世界观”,努力构建新的世界格局。“四个全面”有助于西方全方位了解中国的法治战略,有助于为中国延长和抓住法治的历史机遇期。
三是有效统筹治党与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才能重塑党的形象和威信、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才能贯彻落实好“四个全面”,才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供坚强的领导核心。
(四)强烈的担当精神。
“四个全面”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强烈的政治自信和责任担当。
一是表现为对实现民族复兴的追求。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做一些什么工作,应该肩负起什么样的责任,承担什么样的使命,贯穿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每一个方面。
二是表现为攻坚克难的精神。谋小康之业、扬改革之帆、行法治之道、筑执政之基,这是一场艰苦的奋斗,必然会遇到各种困难和阻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展现了当代共产党人执政地位和更好为人民服务的担当。全面从严治党把党的建设带入升级版,坚持以抓作风建设为切入点,严明党的纪律,规范权力运行,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显示了党的领导集体敢于直面问题、敢于对历史负责的精神。
毛概相关论文篇二
一.摘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党和国家更加重视“三农”问题。为减小城乡差,达到共同富裕,国家加大力度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在暑期实践过程中,根据自己对农村生活、环境的了解与认识,对农村现在的面貌做了以下总结。
二.关键词:
新农村建设面貌发展问题。
三.正文。
一、实践背景。
暑假期间,我在学校呆了半个月,打算找一份暑期工作锻炼自己。同时,在大二下学期中学习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在学习过程中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了一定的认识,了解到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的关键问题。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这次的调查活动我调查的范围则也着重于农村,这也是了解农村目前面貌的一个好机会,加之我生于农村,长于农村,因此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暑假实践的选题中,我选择了“新农村建设问题”。
二、实践感悟。
7月14日到7月19日,我调查了进贤县、修水县、永修县这三个县。调差的主要地点有集中在这三个县城中的一些乡镇地方。这里的农村和我想象中的大不一样。在这里,楼房整齐集中,规划得当,房屋周围的花台,树木将整个房子看起来也更加整齐美观。大家居住集中,方便大家相互之间大的照顾。再者,俗话说“要想富,先修路”这里的柏油马路通向每一个村落。这里的交通都很方便,买车较多,只要长期居住在家里的至少都有摩托车,村民出入方便。而且道路两旁树木整齐、美观,花香四溢,给人以温馨的感觉。垃圾处理也很得当,到处修有垃圾房,方便垃圾集中处理。这里的农产品也规划得特别好,一大片的莲藕,一大片的柚子,一大片的梨,一大片的……规划有序,一片新农村的面貌。
家乡里里外外已经变了一个模样,虽不及成都边上的新农村,但是也是在不断地改造,不断地进步。正从以往的旧农村像现在的新农村迈步而来……这也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方式。
其次是国家对我们农民的优惠与补贴,有些地区为了鼓励妇女创业还设有无息贷款,最多还能贷4万呢,这大大鼓励了农村妇女在家的.创业就业。小时候,家里每年还要交农业费、水费、而如今在家乡务农,不仅不交任何费用,国家每年还有相应的补贴,如每年我们每年的粮食直补500元。以前我们家乡人出门工作也很不易,但是现在却很方便。很多年轻人在外面发展,这也开拓了我们乡里人的视野,促进了农村的发展。
再者则是我们农村的教育与卫生事业。小时候,我们乡有很多村小,学校分散,既不好管理教学质量也远远落后于城里的学校,到目前为止,我还是我们村里为数不多的一个大学生。但是现在各村小已经统一为中心小学,既方便了管理也更有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学校从小学三年级也都开开设英语课,甚至还有了多媒体教学很多人虽没有上高中,但是也会在各种技校学习技能,大大减少了有以前初中毕业便出门打工的现象,提高了农民的文化程度。对于医疗卫生事业,各乡镇的医疗设备也较以前有了很大的进步,记得初二是在乡医院做的阑尾炎手术,切口至少有5cm,但是现在乡医院阑尾手术切口最多有3cm。同时,乡里也都鼓励大家买医疗保险卡,减少了看病贵看病难的现象。
这些年的农村的变化让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大大的提高。党的十六大一来,党中央多次强调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并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总要求,即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生。着五个字内涵丰富,不仅勾画出了现代化农村的美好图景,而且提出了解决“三农”问题的系统思路。党的xx大强调,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准确判断了我国农村改革发展的历史地位,指出“我国中提示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进入着力突破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主要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项系统工程,又是一项长期、艰巨、复杂的重大历史任务。在我这次的暑期实践过程中已经显现出了,我们党中央对新农村建设的重视,农村的面貌也焕然一新。但是现下农村仍存在很多的问题。
首先,在农村青年人在家种务农者少之又少,除在家做生意和身有疾患的轻年人,其他大多数都在外打工,又以青年男性更为明显。在那些调查的地方,越是落后,在家的青年人就越少,家中主要都是老人和小孩,在我家乡亦是如此,形成了“空巢”现象。家里能担事者很少。虽然现在国家的政策很好但因只有老人小孩在家,尤其如我家乡那种丘陵地带,务农者就更少了,荒地大片大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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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概相关论文篇三
2月26日,市委中心组举行2015年第二次集体学习,深入学习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内涵和要求。市委书记白玉刚在集体学习结束时作重要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提出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从紧从严从实抓好当前各项工作,确保全年工作开局良好。
市委副书记、市长廉素,市人大会主任龚毅,市政协主席王建国等四大班子在家领导,市法检两院主要领导、市直各部门及人民团体主要负责人,自治区各有关垂直管理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学习。
本次集体学习利用一天时间,特邀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巡视员、博士生导师刘春,著名经济学家姚景源分别就提出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内涵和要求作了专题讲座。刘春和姚景源围绕学习主题,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生动活泼、深入浅出,对中央的一系列新理论、新精神、新要求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和解读,使我市领导干部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经济发展新常态有了更加清晰、更加准确的认识和把握,对我市深入学习贯彻中央一系列重要精神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白玉刚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以此次中心组集体学习为契机,全面理解、深刻认识和把握提出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实际行动把“四个全面”落实到各项工作中。要围绕全市发展大局,把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鄂尔多斯凝心聚力、转型发展、创新创业、再铸辉煌的基本目标,把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作为新常态下鄂尔多斯爬坡过坎、攻坚克难的基本方针,把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作为新常态下鄂尔多斯转型发展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则,把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为鄂尔多斯凝心聚力、奋力拼搏的基本要求,在思想上要牢固确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行动上要以贯彻落实“四个全面”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工作上要把“四个全面”落实到方方面面中。
白玉刚强调,我市2015年工作任务重、考验多、要求高、时间紧,各级领导干部要立即行动起来,全身心投入到各项工作中。要迅速从节日氛围中收身收心,立即进入工作状态,按照市委三届六次全委会议暨全市经济工作会议和全市“两会”的部署要求,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从紧、从实、从严抓好各项工作。市四大班子和各地区各部门“一把手”要切实把各项工作真正抓在手上,把完成任务作为最起码的纪律要求,层层分解任务,明确时限要求,强化纪律意识,加强日常考核,拿出真办法、硬措施,真抓实干、攻坚克难,努力把工作往成做、往好做,确保实现一季度良好开局,为顺利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打好基础。
白玉刚要求,市四大班子和各地区各部门“一把手”要做贯彻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表率,在自治区党委的坚强领导下,以更加高度的自觉自信,团结带领本地区本单位领导干部全力完成攻坚克难、转型发展各项工作任务。要全面落实从严治党系列要求,认真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切实管住自己、管好班子、带好队伍,努力建设一支靠得住、有能力、会干事、干成事的干部队伍,充分调动广大干部队伍以更加饱满的工作激情和干劲积极投身到推动鄂尔多斯转型发展的各项工作中,确保圆满完成各项目标任务。
毛概相关论文篇四
(2)假日旅游带动民航交通业的发展。
据测算,交通费在旅游花费中所占比例最高可以达到70%以上,铁路、民航、公路以及水运已成为假日旅游最大的受益者。
(3)假日旅游带动零售业的发展。
假日旅游带动旅游消费已趋明朗化,消费者正在逐渐形成假日消费的习惯。因此,假日商场的火爆可以说是假日旅游推动零售业追上国际潮流的表现。
(4)假日旅游带动餐饮的发展。
无论是“五一”、“十一”,还是元旦春节,许多城市、许多景点,出现人流如潮、疯狂热卖的火爆场面,不少洒楼、餐馆、快餐店要排队预约。而且,游人在饮食过程中,还可领略全省各地的饮食文化。
(5)假日旅游带动休闲娱乐业的发展。
假日旅游的启动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城镇居民的消费模式逐渐向休闲娱乐转变。休闲娱乐不仅让游客参与各种游乐设施和娱乐活动,体验其中的知识与乐趣,而且以休闲娱乐为载体,将休闲文化、体育运动等形式与游乐主题融为一体,使“娱”变得丰富多彩,满足了游客休闲、娱乐、健身的愿望。调查显示,节假日50%的人考虑外出旅游,在外出旅游的人群中,x4、8%参与人休闲娱乐。为了适应这一新的需求,各地兴起了许多休闲娱乐行业,如茶馆、陶吧、酒吧、迪吧、氧吧、健身房、射击、水上运动、网球、高尔夫和跳舞机等,到了节日这些地方都是处处爆满。另外,假日旅游还带动金融业、网络电信业、农牧业和建筑制造业的发展。
3、假日旅游存在问题:。
虽然假日旅游火爆,但是由于旅游业涉及面广,关联性强,因此,假日旅游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各企业单位通知放假时间太迟;。
(2)旅游者及旅行社办团出行受到旅游交通的制约;。
(3)热点旅游区住宿床位供不应求;。
(4)个别宣传媒体误导消费者。
(四)收获:。
1、重视实践,明白实践的重要性。
在这次实践中,我感受很深。在学校,理论的学习很多,而且是多方面的,几乎是面面俱到;而在实际工作中,可能会遇到书本上没学到的,又可能是书本上的知识一点都用不上的情况。或许工作中运用到的只是很简单的问题,只要套公式似的就能完成一项任务。有时候我会埋怨,实际操作这么简单,但为什么书本上的知识让人学得这么吃力呢?这是社会与学校脱轨了吗?也许老师是正确的,虽然大学生生活不像踏入社会,但是总算是社会的一个部分,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2、理论知识不可或缺。
但是也要感谢老师孜孜不倦地教导,有些问题有了有课堂上地认真消化,有平时作业作补充,比一部分人具有更高的起点,有了更多的知识层面去应付各种工作上的问题,作为一名新世纪的大学生,应该懂得与社会上各方面的人交往,处理社会上所发生的各方面的事情,这就意味着大学生要注意到社会实践,社会实践必不可少。毕竟,3年之后,我将不再是一名大学生,而是社会中的一分子,要与社会交流,为社会做贡献。只懂得纸上谈兵是远远不够的,以后的人生旅途还很漫长,现在就要要锻炼自己,努力成为一名合格的、对社会有用的人才。
3、理论实践相结合。
虽然在实践中我只是负责比较简单的部分,但能把自己在学校学到的知识真正运用出来也使我颇感兴奋!在学校上课时都是老师在教授,学生听讲,理论占主体,而我对知识也能掌握,本以为到了公司能够应付得来,但是在公司里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平时在学校数字错了改一改就可以交上去,但在工作中,一个小环节都不能出错。这种要求是我们在课堂上学不到的。在学校里可能只需会解一道题,算出一个程式,翻译一下单词,读懂一篇文章就可以了,但这里更需要的是与实际相结合,没有实际,只是纸上谈兵是不可能在社会立足的,所以一定要特别小心谨慎,而且一旦出错并不是像学校里一样老师打个红叉,然后改过来就行了,在工作里出错是要负责任的,这关乎公司的利益。
4、虚心接受他人的意见和批评。
在我的实践生活中,我也明白了许多:在日常的工作中上级欺压、责备下级是不可避免的。虽然事实如此,但这也给我上了宝贵的一课。它让我明白,别人批评你或是你给他人提出意见或者建议时,一定要心平气和,这样才能表示你能虚心接受别人的批评,表示你的诚心。虽然被批评让人心里很难受的,但是也要明确表示你是真心在接受他们的批评,已认识到自己不对的地方。这样才能在失败中吸取教训,为以后的成功铺路。我们要学会从那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这才是我们应该牢牢记住的。
5、处理好同事间的人际关系。
我也从工作中学习到了人际交往和待人处事的技巧。在人与人的交往中,我能看到自身的价值,能把自己放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来与人交朋友。人往往是很执着的,可是如果你注重耕耘多于注重收获,那么你一定会交到很多朋友。对待朋友,不可斤斤计较,不可强求对方付出与你对等的真情,要知道给予比获得更令人开心。你只是别人生命中的一小部分,这注定了你给予别人的有限性,你又怎么能要求别人无限付出呢?不论做什么事情,都要有主动性和积极性,对成功要有信心,要学会和周围的人沟通思想,关心别人、支持别人。
6、正确看待工作中的不愉快之事。
打工的日子,有喜有忧,有欢乐,也有苦累,也许这就是打工生活的特别之处吧。我不知道多少已经步入社会的人有过这种感觉,但对我来说,这次的社会实践生活是我人生中迈向社会的重要一步,是值得回忆和珍藏的。
(五)感想。
现在想来,二十多天将近一个月的社会实践工作生活,我收获还是蛮大的。我所学到的工作的、生活的道理,是我在学校里学不到也无法体会的,这也算是我的一分财富。经过假期短暂的社会实践,虽然很是疲惫,但当每天的工作得到周围很多工作人员的赞赏时,我很开心,也多了些经验,多了些自信。同时也感觉自己成熟了好多,懂事了许多。在校期间身边都是同学、老师、朋友,虽然可以在学习方面互相学习互相进步,但却无处好好体会工作上的竞争气氛。
这次的社会实践调查让我在课余之时了解了更多的就业知识,掌握了更多就业信息,我还还学会了注重组织及与同事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还锻炼了自己的胆识,为以后就业做好充足的准备,也不至于面试时没有信心,没有敢于挑战困难的勇气。
毛概相关论文篇五
总之,我们党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发展中大国领导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又面对世界范围内日趋激烈的竞争,能不能解决好发展的问题,直接关系人心向背、事业兴衰,离开发展,坚持党的先进性、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实现国富民强都无从谈起。
毛概相关论文篇六
例如,如何认识当前我国阶级、阶层的变化,如何认识多种经济的发展对党的建设提出的要求,如何认识党在新时期的先进性等,都需要作出科学的理论解释。同时,加入wto后的中国将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竞争,拓展全球经济发展空间,共产党要站在时代的前头,也必须做到与时俱进,以创造性的思维,发挥自己的优势去进行各个领域的创新与开拓。
其次,要按照发展的要求,提高执政水平。执政党的执政水平,直接关系到执政的地位。
第三,要按照发展的要求,创新党的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中国共产党有十分注重领导方式和方法的光荣传统。毛泽东曾指出,“没有正确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要迅速地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是不可能的。”江泽民同志强调:采取正确的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具备的能力。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们党在领导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继承和发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行之有效的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同时不断根据实践的发展改革创新,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
毛概相关论文篇七
今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国民教育的提高,高校的不断扩招,大学生群体不断扩张膨胀,大学生就业难等一系列社会性间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近年来深圳富士康公司发生的连续跳楼事件,在人们为那些年轻的生命感到惋惜的时候,也更加关注目前大学生就业难的间题。解决大学生这个弱势群体的就业难间题、生活难等间题,已经迫在眉睫,只有真正的解决这个间题,才能促进社会的和谐安定,才能能真正把知识变成生产力,从而推动一个国家的实力发展。
首先,“弱势群体”这一概念,在以前虽然不同程度上也划分过一定阶级、一定人群,但还没有把大学生纳入其列,随着近年来大学生就业难、生活难等间题的日益加剧、形式的更加严峻,无形中把大学生划分到了实实在在的弱势群体之列,“毕业即失业”的言论已经不再是危言耸听、大学生就业形势日趋严峻的情况下,社会上存在的许许多多、或明或暗的漠视态度和歧视行为,使大学生弱视群体无法获得平等的就业权,被无情地剥夺了公平竞争的资格,也引发了种种社会冲突和矛盾。
据国家人力资源部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就连续八年来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统计:212万、280万、333万、413万、495万、559万、20610万、631万,从详细数据观察,可见毕业生的人数程猛增趋势,八年累计3533万,而据教育权威部门统计显示:到目前为止毕业生就业率仅为35%,加之以往毕业还役有就业的学生,并且不考虑虚假就业信息的存在,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就业形势是多么严峻,如此庞大的基数已形成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以往的毕业生还没有一个良好的就业环境之下,又一拨的人群又加之到来,紧缺的、理想的就业岗位上更显得前什后继。虽然许多的企业面临用工荒,但所提供的岗位都是普工岗位,整个社会都在鼓励大学生下基层,从基础干起,但这又与上学最终的初衷相违背,从而甚至形成了教育无用论的局面。以至于他们高不成低不就,从而走向社会的弱势群体、边缘人群。
其次,之所以出现大学生就业难的间题,大学生自身也存在着不少间题。一方面许多的大学生专业素养和综合素质不高,缺乏实际经验,动手能力极差。在具体的工作中胜任不了领导交给的任务,且怨天尤人;另一方面,大学生中也存在错误的就业观念许多大学生受到传统观念的束缚,对工作的期望值过高。他们始终以“天之骄子”身份自居,姿态过高,对自身和现实缺乏准确的评估,缺乏正确的就业心态。这些都要求加强大学生自身素质修炼与转变就业观念,调整就业心态,树立“先就业后择业再创业”的职业发展理念,要认清自身的现状,不能太急功近利,合理地降低就业期望值,要注重自身经验的积累和技能的培养。要加强社会实践锻炼,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努力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和专业水平,通过多形式、多渠道的方式主动寻找就业之路。
另外,出现这样现状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一一企业。自20下半年金融危机的余波逐渐隐退,就业形式大大回暖。许多的企业虽面临用工荒的窘态,但一些用人单位对大学生的经验歧视和性别等歧视甚是严重,不能提供合理的平台。另外还有一些企业对劳动法的实施力度不够,缺乏培养人才、留用人才的经营理念,以至于眼睁睁的看着人才流失。这主要表现在企业的薪酬不合理、所提供的岗位不匹配、对劳动法的实施力度不够。许多企业对毕业生ja是挑三拣四,提出一些十分苛刻的就业协议条款,擅自延长试用期,无偿地占有毕业生的劳动成果。国家虽在这一方面加大力度规范、调整,但企业配合不积极。如果说每个企业的薪资都和公务员、事业性单位员工基本工资相持平,并为每位员工依法办理象公务员所享有的养老保险、住房公积金、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障,切实做好保证劳动者合法权益,这样的话他们就不会再与公务员做对比、追求公务员之路现象就会隐退,从而脚踏实地的为企业服务。
除此之外,大学生最低生活得不到保障,政府机制不够完善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大学生就业难和生活难的间题。现在无论是对农民还是到国家干部、公务员等不同群体都制定落实了相关保障措施:像公务员他们拥有相对较高的待遇、完善的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农民也逐步推行养老保险,实施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并给生活困难户发有低保补贴。而未就业大学生呢?什么都役有,成为一个被忽视的弱势群体、边缘人群。对此国家在以人为本的情况下也应当制定未就业学生相关保障体系,以促进社会均衡、和谐发展、推进社会注意建设。
另据调查,有很大一部分高校毕业生虽然都有着自行创业的激情,但绝大部分都被这样那样的困难所限制。国家、政府虽在某种程度上有所优抚。但对于大学生自主创业机制还不够完善,在政策上还存在程序复杂化等多方面问题。在大学生创业方面,国家、政府应当加大创业资金投放,政策优抚等。应从政策上支持引导大学生自主创业,为有志创业的青年学生搭建创业平台,提供创业培训、帮助其融资并给予相应的优惠政策,做到“扶上马、送一程”。切实解决创业资金、技术等问题。
最后,我认为,要切实解决好这些毕业生,这就要求无论是那个行业、那个部门都要形成一定的就业比例。政府应一方面规范、提高企业各项劳动保障制度,吸取一部分人群;另一方面政府诸多职能部门也要有计划、有需要地解决一部分学生的就业。企业要有长远的眼光,努力将大学生培养成一个可以为企业带来活力与生产力的团体,而不是只把大学生当做劳动力。而作为大学生的我们,我们不能在心里把自己看做是需要社会照顾的弱势群体,我们要认清当前就业形势,牢记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努力学习和培养自己的专业素养和职业技能,要相信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的,只有我们拥有真正的能力和实力,才能被社会和企业所接受,才能创造我们自己人生的辉煌!
实践调查结果:
1.1.1.毕业后工作期望。
目前大学生选择工作日渐趋于理性,能够从实际情况出发选择适合自己的工作,例如:对工作方向的选择、对工作岗位的选择等。现在已经逐渐渐形成了为自己选工作的良好态势,而不是以前的为专业选工作。至目前我们统计所得出的结果显示,约有34%的`毕业生现在从事的工作与自己所学专业没有什么联系,只有38%的毕业生现在从事的工作与自己所学专业联系比较密切。而且从现在的社会发展观察,目前有相当一部分大学生在毕业后选择先找一份工作,找到自己立足社会的经济来源,再找最适合自己的工作。据我们从300份调查统计得出:没换过工作的毕业生大约只占38%,而大约有42%的在职大学毕业生想换2份以上工作。
毛概相关论文篇八
摘要:“四个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它是以为的党中央,立足以来的现实国情和治国理政的丰富实践,先后提出的党的战略思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是强大动力,全面依法治国是法治保障,全面从严治党是根本政治保证。四个全面是目标与措施的辩证统一,四者不是简单并列关系,而是有内在逻辑联系的相互贯通的顶层设计。
关键词:四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深化改革;依法治国;从严治党。
2014年12月,在江苏省调研考察时指出,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基于11月福建考察调研时提出的“三个全面”思想,增加了“全面从严治党”,标志着新一届领导核心全面总结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教训、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规律和党的执政规律形成的新时期治国理政的重大战略布局,是把马克思主义与当前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理论成果。准确理解和把握“四个全面”战略思想,对于进一步学习和领会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推进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创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意义。
1.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小康”这个概念,是邓小平同志最早提出来的。1979年12月,邓小平在见到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的时候,第一次用“小康”来描述中国式的现代化。后来,“小康”成了我们党制定的“三步走”发展战略前两步的目标。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逐步推进,我们对“小康”的内涵的认识不断深化和拓展。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四位一体”到“五位一体”,从以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尤其是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新常态阶段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论述,使我们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有了深刻的认识。
提出,我们要建成的全面小康,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建设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的全面小康,是“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的小康,“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从而赋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新内涵。
2.全面深化改革。我们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现代化和工业化同时进行,工业化和信息化同步发展,加上经济转型和社会转轨的因素,遇到的矛盾和困难世所罕见,面临的挑战和风险前所未有。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在历经工业化、现代化的上百年乃至几百年中渐次出现的矛盾和问题,集中出现在我们的现阶段。如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经济社会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自然资源紧缺、环境污染严重以及消极腐败现象多发等问题接踵而来。特别是这些矛盾和问题,往往错综复杂、新旧交织、盘根错节,使得我们处于“两难”的选择。中国必须要深化改革来解决这些问题。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30多年来,改革开放一直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旋律。改革是我们党、国家和人民的面貌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根本原因。全面深化改革是我们解决当前面临的矛盾和问题的根本途径。如果说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的最强音,那么全面深化改革就是党的以来最鲜明的特征。全面深化改革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3.全面依法治国。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无不以法治为框架、用法治作支撑、由法治来贯穿。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用法治手段来巩固改革成果,引导改革创新,推动改革深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要求。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目标和新要求无论哪一条都离不开社会主义法治来提供保障。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依法治国作为会议的主题,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纲领性文件。它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4.全面从严治党。中国共产党是新中国的缔造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领导核心。要践行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要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打铁还需自身硬”。中国共产党人只有自身过硬、能力过人,才会有“主轴”的支撑力和“核心”的凝聚力。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历来都高度重视自身建设。从西柏坡的“两个务必”,到党要管党;从我们党要始终做到“三个代表”,到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无不围绕着要把党自身建设好这个主题。
党的以来,首先是中央颁布八项规定,然后以作风建设为突破口,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载体,以反腐倡廉为抓手,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思想在实践中不断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四个全面&()rdquo;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它作为党治国理政的总纲领,是一个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深入领会贯彻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仅要准确把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精神实质、丰富内涵,还要深刻理解其内在的相互关系。根据对“四个全面”的重要论述,可以看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目标与举措的辩证统一,“四个全面”之间具有内在紧密关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奋斗目标。全面深化改革是进一步推进我国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全面从严治党是保证党作为坚强领导核心的必然要求,三者共同构成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重要举措。首先,把握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指向,也就是说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则是实现目标的战略举措;全面深化改革是“关键一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注入强大动力;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根本保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保驾护航;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如期实现;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是新常态下波澜不惊、破浪前行的压舱石。
其次,充分发挥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三个战略举措作用。全面深化改革是强大动力,全面依法治国是基本方略,全面从严治党是重要保障。作为三大战略举措,都要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服务,也要体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三大举措实施得不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就要受到影响,目标就不能保证实现。三大战略举措之间,也有密切的联系,必须相互配合、相互协调,互相渗透,共同推进。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法治保障,全面依法治国也需要继续深化改革;依法治国首先要依规治党,依规治党才能依法治国,全面依法治国与全面从严治党是辩证统一的。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改革、法治与党的领导等各个方面的关联性和互动性进一步增强,每一个方面的进展都会对其他方面产生重要影响,每一个方面又都需要其他方面协同配合。中国改革发展稳定的这种整体性特征,决定了我们的各项决策部署,必须更加注重“四个全面”的相互促进、良性互动、协同配合,不着眼全局、统筹兼顾,不相互配套、相互促进,很多单项突破就很难完成。因此,要把握好“四个全面”内在逻辑关系,就要求我们讲战略、谋全局,思路上想全,方法上抓齐,统筹协调运作,兼顾方方面面,注重加强各方面工作的配套与衔接。
总之,认真研究“四个全面”的内涵实质,准确把握“四个全面”相互关系,深入落实“四个全面”基本要求,积极探索有效推进的方法路径,是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必然要求,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发展的客观需要。只要正确认识、深刻理解每一项战略举措的重大意义,把“四个全面”总要求贯穿于工作的全过程、各环节,始终坚守敢于担当的责任、发扬敢于开拓的精神、增强善于作为的能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一定能实现。
毛概相关论文篇九
时间不留人,转眼之间,改革开放39年在繁华富强中度过。这39年来,中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街上热闹非常,马路上车水马龙,一座座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人民的生活奔小康,国家的人才数不清;科技水平大大提高,经济繁荣惊叹世界;护卫和平永不打战,旅游景点游客拥挤……中国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走上了千年繁华、世界闻名之路!
回想从前的农村,孩子们除了课本,其它什么书也没有。不仅如此。人们的日子过的苦不堪言。以前中国穷,人们更是穷困潦倒。再加上赚了钱还要交税,只靠那剩下一点钱养家糊口。农村处境最不好,本来收入就最少,还要上缴农业税。孩子们上学要走很远的山路;各家各户的农民们每天要起早贪黑地工作才能挣到一口饭吃;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农村家家户户,全都穷得不像样!单说农村还不行,就是城市里也没几家能过好日子的。
改革开放的时候,母亲是8岁的年龄。回顾以前的生活,母亲很有感触。而我的感触是以前的生活无非就是两个字:穷苦。母亲给我说的一件事,我印象很深。列举出件事,更能让人悟到以前的穷苦。
“我小时侯,很久才来一次卖糖吃的糖贩子。我那时唯一的零食就是地里的番薯,所以糖贩子一来,我很多时候都要买来吃。家里当然不舍得给我那么多钱买糖吃,常常都没得吃或只有一颗吃。有一次,糖贩子来了,我向爷爷要钱买糖,爷爷没给我钱,不知道是舍不得还是没有那么多钱。那时我还幼小,不懂得太多事,爷爷便拿一张纸给我,糊弄我,我还以为是钱呢,拿着纸兴冲冲地去买糖吃。结果糖贩子说这不是钱,糖就又没吃成了。”
我听了,暗暗想,再穷,不会连糖也买不起!再想想现在,有的孩子每天都要吃糖,还不是一颗,要吃一大包。还有些孩子,每天都要吃一大堆的零食,何止一包糖啊!想想,之所以有这天壤之别,是因为——想必大家都明白,那是传奇千古的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的巨大、无限的幸福!我们要好好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这是中国的顶梁柱!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这是邓小平爷爷的心血,这是中国的心血!改革开放拯救了中国!如今已过去30年了,以前的日子,我们渐渐忘了。看看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处境,是多么悲惨吧:
“从前的年代,我们不奢求温饱,无论谁都不是最担心温饱问题,爸爸、妈妈、哥哥、姐姐、我……是担心学业问题啊!不是交不起学费——(这时我插嘴问了一句,我看那些书什么的都是写交不起学费的啊。糖买不起,学费怎么就教得起了?)哦,你说学费啊!你猜,多少钱?(我歪着头,起码几十块吧)要真那么贵,就真的交不起了。只要2块。我们姐妹和我一个哥哥一共大约就是一个月的钱吧!2块钱可是我2个月的零花钱啊!也算不上零花钱,我们还没那么富给孩子零花钱用。学校一般都很远,所以我们就住在学校。去的时候,要背一袋子米和咸菜去学校吃。若在学校吃呢,要7分钱一顿饭。这些都不用说了,学校也穷啊!学校没钱造那么多屋子,就只盖了一间弱不禁风的小屋子,好象是毛草屋吧!几个年级的学生全挤在里面,冬天还行,其它季节就不行了,教室里拥挤又闷热。没钱聘请高学历的老师,普通老师也聘请不了,只有一个老师教我们。老师这里教完教那里,环境不好,教室非常吵闹,那声音震天响!也就是因为师资不好,环境不好,当时村子里还没几个能读上高中,起码初中也不多。农村文化低,现在高多了。”
很难想象,以前的学生竟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读书!他们没钱买书,没钱吃肉,没钱买糖……而现在呢,我们满柜子的书,几个菜盘的肉,一大包的糖……不仅城市变得这样好,农村也是如此。现在生活变得越来越好。
先说交通。以前人们大多都走路,城市里才有摩托车啊,自行车啊等等。走路是个艰苦的活动,腿会瘫软,脚会酸痛。城市里那些骑摩托车自行车的,速度也没有多快,也累,特别是自行车。所以,以前如果要“跋山涉水”,起码也得好几个钟头。可是现在不同了。先谈农村,有了以前没有的摩托车,自行车,甚至还有三轮车。有些富一些的农家,竟也有了汽车。而城市里更不用说了,处处是车。汽车、自行车、货车、面包车、小轿车……这些都是私家车,看一下公家车:客车,火车,巴士……还有水里的船,天上的飞机,地下的地铁……特别是地铁,是近几年才有的。
除了车的方面,别忘了更重要的是路。城市里的路没什么太大变化,主要是农村的路。农村以前的路,根本称不上是路。路是自然形成的,坑坑洼洼全是石头和粘粘的泥巴。如今已修了水泥路,也渐渐有一些板砖路了。
第二个是饱。在说之前,不妨先看看如今中国人的身材。只要你长期注意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似乎人人都在减肥。这不就说明当今社会的'中国人都在日渐长肥吗?为什么会长肥?相信大家都知道,那是饱的问题。是啊,现在的社会,即使是一个打工妹,也免不了要肥的。她们都是吃快餐什么的,可是你想得到吗,以前连快餐都吃不起。以前,他们很少吃白米饭,而现在我们每餐都要吃。以前的人总是瘦瘦的,是因为他们总是吃不饱。他们的主食只是自家种的一些菜和番薯。以前想找个胖子都难,而现在想找个骨瘦如柴的人都难。
第三个是温。冬天从没有热的时候,向来都是冷飕飕的。从前,买不起鞋子,脚钻心得冷。而床上用来御寒的也只有一张不厚不棉薄薄的被子。实在冷得不行,只能再加一层被子。不管多么冷,顶多有两层薄薄的被子。而衣服也是一样,当时哪来的钱买衣服呀,所以到了冬天,就是再冷,身上顶多两件衣服。房子也漏风。
转眼看看现在。我们再也不怕冷了。我们有厚厚的棉裤,有温暖的毛衣,有长长的外套,棉制的袜子,漂亮的围巾,密不透风的房子;到了床上我们有毛毯,羽绒被,棉被……我们穿好几层衣服,再也不用担心今年会冷了。
最后一个是“资”。“资”的意思就是钱。钱是人们存活的资本,没有钱,等于要过苦日子。而人们得到钱的途径只有工作。干工作,才有工资。有工资,才有钱。我们来谈谈工资的问题。
以前人们无论如何去辛苦劳作,工资始终就是几十块,最多也不超600。再比比现在,一个清洁工一个月起码七八百的工资。以前的话,恐怕只有几十。几十和七百谁都愿意干七百的。中间搁了600多块,再改革开放前的社会,600就差不多是个富翁了。不说七百的工作,很多人自己创业,一个月便是以万为单位的收入。还有的是在家创业,方式各种各样,收入逐渐日益增多。中国的经济由这样的趋势逐渐发展,到了,早已繁荣得惊叹世界。
记得有一次看改革开放的范文,看到邓小平爷爷南巡,搜查经济状况,竟查到渔民村(以前未建设的深圳)的平均收入竟然比他这个国家主席还要高!邓小平爷爷心里比蜜还要甜,改革开放还没多久,就见效了,效果还很显着!
改革开放,为中国立下了大功。是改革开放,让我们过上了好日子!是改革开放,让中国过上了好日子!我们要感谢邓小平爷爷,是他,让我们中国没有了战争,没有了闹革命,和平一片,幸福一片!
改革开放,一定会让中国的日子更加美好!
毛概相关论文篇十
xx年10月18日,县残联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成立了县盲人协会、聋人协会、肢残人协会、智力残疾人及亲友会、精神残疾人及亲友会。
xx年5月,县残联为每个专门协会了安排了一个办公室,配置了办公桌椅和文件柜等办公设施。
各类协会组每年不定期举办一些助残和文体活动,并在残疾人康复、就业、培训、推进无障碍建设和残疾人文体活动等工作中,各协会依靠自身优势,广泛动员残疾人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发挥了积极作用。
2、成立县残疾人维权中心。
今年3月,县残联与县民政局、县公安局、县司法局和县法院共同建立残疾人维权中心,该中心设在县残联内,主要职责是:宣传教育、咨询调解、代理诉讼、建立档案等。
我们制定了工作制度和服务承诺,免费为残疾人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服务,并充分发挥县残疾人维权中心优势,做到人人是服务的窗口,人人是调解员形象,人人是联系的纽带,人人是残疾人的希望。
今年上半年,为残疾人维权12起。
如乡残疾人被人打伤一案,给受害人及家庭带来生活上的困难,县残疾人维权中心在接到残疾人维权要求后,立即开展工作,找相关部门协调,并联系律师帮助解决实际问题,让残疾人切实感受到县残联工作人员是他们的亲人。
二、存在的问题。
1、由于工作经费缺乏,平时开展活动较少。
2、人才资源缺乏。
一些优秀人才,尤其是年轻优秀人才,很少选择从事残疾人社会组织职业。
3、残疾人社会组织与外界交流很少,社会公众了解度和参与度很低。
三、推进残疾人社会组织建设的构想。
县残疾人社会组织建设的现状,在很多地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这种现状与党和国家“健全社会组织,增强服务社会功能”,“重视社会组织建设和管理”的新要求不相适应。
1、改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
按照残疾人社会组织分类,从法律制度上予以确定其职责,扩大自主权,充分发挥残疾人社会组织广泛联系残疾人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明确组织宗旨、任务、使命,根据环境的变化,确定长期、中期、短期目标,并把目标转化为具体的操作和考核标准,真正落实到行动中。
2、要改变现在残疾人社会组织单打独斗现状,加强与政府、企业和社会的交流和合作,争取政府的政策支持、企业的财力支持和社会的道义支持,面向残疾人、面向行业、面向社会提供更多、更新的公共服务和公益支持,促进残疾人社会组织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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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概相关论文篇十一
现在多数的家庭父母都有自己的工作,平时父母上班,孩子上学。可到了暑假,学生常常是自己在家。没有了父母和老师的看管,这些未成年人能管理好自己的生活吗?处在这样一种无组织、无规律的生活之中,学生的人身安全是最大的隐患。
在走访的过程中发现,超过6成的学生在暑假期间是独自在家,没有父母或其他大人的照看。毛概社会实践报告。他们安排自己每天的生活,什么时候学习,什么时候看电视,什么时候出去玩,什么时候参加课外的补习班……尽管每个学生的暑假生活会有所不同,但基本的内容是一致的。
毛概相关论文篇十二
摘要:在高校开设思想概论课程是理治理论课程教学的一项重大改革。适应这项改革,提高教学效果和质量,教师应在提高认识、转换角色,学习原著、提高理论水平,改进教学方法上多下功夫。
关键词:思想课程教学改革。
按教育部关于“两课”教改的精神,我校于1999年秋季开设思想概论课程。为使其很好地与原中国革命史课程衔接,我们在教学内容及教师角色转换上做了大量工作。
课程由中国革命史改为思想概论,既有教材、教学体系的不适应,又有教师角色转换上的不适应。为克服这些不适应,只有对教育部这一改革的必要性有深刻的认识,才能自觉地、主动地实现角色的转换,由不适应到适应。
(一)开设思想概论课程是对中国革命史教学内容的根本性变革。
当代大学生通过中学阶段比较系统的历史课程学习,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演变有了大体的了解。原中国革命史课程虽然与中学教学侧重点不同、层次不同,但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重复,且理论系统性不强,给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带来许多不便。我们在1994年为解决这一问题,进行大胆的探索,形成了“以课程改革为中心,全面实施专题化教学方案”的专题化教学新体系,增加了中国革命史教学的针对性、启发性、说服力和战斗力。此项教改曾获得原冶金部教改三等奖,受到历届学生的好评。但是,由于中国革命史教学内容框架的限制,一则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与中学教学内容的重复问题,二则不能充分发挥该课程的理论功能。学生对中国革命史尤其是思想理论仍缺乏深刻的认识,对马列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不甚了解,更不能很好地应用这些立场、观点、方法独立地解决问题,限制了“两课”教育的政治功效。思想概论课从目标、内容及结构上与中学的中国近现代史区分开来,系统地讲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理论和规律,以及思想的精髓,能培养学生应用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真正做到“小学讲故事,中学讲史实,大学讲理论”的思想教育模式。
自邓小平理论课程开设以来,高校理论课的教学理论体系已经发生变化,如不开设思想概论课,从理论体系上看,缺乏理论的延续性、系统性,也无法解决马克思主义理论课课程的协调统一及渊源衔接关系,使学生思想政治课教学处于断线状态。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在当代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在当代政治生活中“坚持邓小平理论,便是坚持了马列主义、思想。”什么是思想,如何理解十五大的报告,如何坚定不移地坚持邓小平理论,当代大学生对思想知之甚少,甚至由于阅读书籍的偏颇性,大学生中还存在着对以及思想的一些不正确的认识。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思想渊源,.只有正确地理解和掌握思想,才能很好地理解邓小平理论,坚持和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三)开设忍想概论课是素质教育的必备内容。
总书记提出,素质教育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思想教育,一个是科学文化教育。看待思想政治教育要从国家综合国力(经济实力、国际实力、民族凝聚力)的角度去理解。在知识经济时代,增加经济实力,国际实力需要创新能力、学习能力、应用能力。增强民族凝聚力需要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思想政治素质教育是素质教育的灵魂。以前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并不缺乏这些内容的教育,但由于课程设置以及教学方法滞后等原因,学生在通过小学、中学的教育之后,普遍存在着对自我思想政治教育忽视的状况,说明当代一些大学生并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并没有牢固地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思想概论课代替中国革命史课正是为了弥补上述缺陷。思想的产生是等老一辈革命家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结果,这本身就体现了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学习能力、应用能力、创造能力。学生在沿着思想理论形成的学习过程中能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同时思想的精髓便是贯穿思想主要内容的立场、观点、方法,这无疑给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武器,加上有关方法论等方面通俗易懂的阐述,必将对学生掌握理论,认识和分析问题的能力有所提高,从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提高辨别能力,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把握素质教育的灵魂。
思想概论和中国革命史相比,是一门理论性极强的课程,没有较高的理论修养,很难在教学中“深人浅出”。在我校从事中国革命史教学的教师中,有来自历史系毕业的教师,由于学科的限制,很难脱离历史思维的模式;在加上中国革命史教学为了避免与中学教学的重复,引发学生的兴趣,增加趣味性,在教学过程中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偏重历史知识的阐述,忽略理论分析。此外,由于青年教师本身缺乏理论功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还缺乏学习理论的动力,不乐于理论钻研,存在理论修养不足的状况。针对这些不足,我们做了以下一些工作。
(一)通读体现思想主要内容的代表作。
要求教师认真阅读《选集》、《邓小平文集》,以及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原著。讲述中国革命史课程虽然涉及思想的主要内容,但毕竟不系统,理解也比较肤浅,通过对思想代表作的阅读、钻研,熟练地掌握思想主要内容,从而把握思想理论发展的逻辑性,提高自我的理论水平。
(二)认真研读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和邓小平理论的有关论述。
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理论体系,要上好思想概论课需要深厚的理论功底。这不仅需要透彻地理解思想的主要内容,更需要从一脉相承的角度去把握思想的理论来源及思想的新发展。只有在认真研究马列主义的理论、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把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有关内容进行比较,才能更好地把握思想的承前启后性,才能在教学中讲透三者是一脉相承的,从而使学生真正认识到思想的现实意义。
(三)认真研究党的有关历史文件。
包括自党建立以来党的历届代表大会的决议案,尤其是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在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等。
(四)充分发挥集体的力量,从事理论研究和教学研究。
思想概论课教研室青年教师较多,由于青年教师理论水平的薄弱以及科研能力、教学能力的不足,需要充分发挥老教师的传、帮、带作用。老教师历经“”、改革开放时期,由时代到邓小平时代,经历丰富,理论功底较深,科研教学能力较强。只有发挥集体的力量,才能在短期内提高青年教师的理论认识,提高教学的整体水平。我们采取集体备课的方式,有针对性地对每一章的内容进行理论分析、探讨,优化教学思路,从而保证了课程的教学质量。
(一)理论联系实际,引发学生学习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一些大学生一方面对政治理论课兴趣不浓,另一方面从内心深处渴望理论的指导。在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大量社会问题的产生使喜欢思考的大学生充满疑惑,渴望寻找令人信服的答案,却苦于不得方法。因而抓住学生的思想实际,了解他们思想中的难点、热点,理论联系实际,能用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解决困扰他们的思想问题,必将引起学生的兴趣,有了兴趣,才有学习理论的动力,有动力才能引导学生对理论的深人学习。
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很多,最直接的方法是理论联系学生的思想实际,在谈到教学方法时曾指出:在教学方法上“教员要根据学生的情况来讲课。教员不根据学生要求学什么东西,全凭自己教,这个法是不行的。教员也要跟学生学,不能光教学生。现在我看要有一个制度,叫做三七开。就是教员先向学生学七分,了解学生的历史、个性和需要,然后再拿三分去教学生。”在这里提出要用大量的精力去了解学生,其中要了解学生需要什么,政治理论课不是行政命令,而是说服教育,更需要有的放矢,合情合理。为此,我们在教学前开展问卷调查,了解学生思想中的热点、难点,并把具有代表性的想法归纳出来,使教学具有针对性,发挥理论联系实际的功能。由于课堂内容的讲授能涉及学生关心的热点,自然就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以理论逻辑结构为经,史实为纬,精心组织教学。
理论来自于实践。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是思想赖以形成和发展的实践基础,是思想得以中国化的土壤。这决定了思想概论课与中国革命史之间的密切关系。在教学中,思想概论偏重理论,中国革命史偏重史实,如何处理两者关系,为了真实反映思想的实践性,我们认为应以理论内容本身的要求为主,史实为辅。如讲授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思想的基本原理、活的灵魂,都要以理论发展的逻辑结构为经,以若干史实为纬,既突出理论结构的逻辑性,又突出思想理论的实践性,但要注意史实材料的引用是为了服从理论的讲述而不能冲淡理论的主题。
(三)突出理论的一脉相承性,注重与邓小平理论课的街接。
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应用、发展,邓小平理论是对思想的继承、发展,思想、邓小平理论同源于马列主义。这是“两课”体系设置的一条主线,也是思想概论课应该突出的内容口.如何突出,必须在有关章节中阐明它的一脉相承,如讲统一战线,既要讲马列主义的有关论述,又要讲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如何发展这一理论。为此,我们在备课中特别注意马列主义的有关论述以及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相同点、不同点,尤其是邓小平理论对思想的新发展。这样做一则体现两个理论体系的一脉相承,二则为邓小平理论课的开设打好基础。
(四)认真组织学生学原著,精心组织课堂讨论。
曾经说过,大学的教学要师生一起研究,一起商量,主张学生积极参与教学。课堂讨论是学生参与教学的极好方式。要让学生对讨论的主题感兴趣,一定要通过调查把握学生的思想状况,提出有针对性的命题,或者由学生自主选题。为了提高学生学习理论的兴趣,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选编一部分思想的代表著作让学生自学,并要求学生结合讨论的主题写小论文,作为平时的成绩进行考核。讨论课要求学生脱稿上台发言,凡上台发言的学生都以一次成绩优秀进人平时考核。这种作法既不增加大学生的工作量又不占用学生过多的学习时间。学生在阅读思想原著的同时,对思想有了更感性的认识,通过与伟人的直接对话,能更好地把握思想的内涵,加深对思想的认识。要求学生脱稿发言,对大一的学生确实是一次考验,既锻炼了学生的勇气,又体现学生各方面的综合能力,对学生成绩的评定提供较为客观的依据。讨论课的成功与教师的精心组织分不开,教师要积极引导,及时解答,对不能解答的如实承认,这种实事求是的教学作风会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
经过一轮的思想概论课程的教学,由于我们主观上重视中国革命史向思想概论课程的转换,精心准备,群策群力,从总体上看,教学效果是好的,学生学习理论的兴趣、分析问题的能力以及思想认识等方面都有所提高。正如学生所说:“没有实事求是,没有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结合,没有思想的指导,就不会有新中国,也不会有邓小平理论以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学完了思想概论,我的思想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不仅为更好地学习邓小平理论打好了基础,还将势必影响到我的一全。”
毛概相关论文篇十三
调查数据显示:42%选a,40%选b,10%选c,8%选d。
调查分析:人都有私心的,当今社会人们为自己的考虑的很多,为国家为社会考虑的少。
6.你是否有明确的人生追求()。
a、有,且很明确b、有,但不明确c、没有。
调查数据显示:32%选a,56%选b,12%选c。
调查分析:多数人有目标,但有明确目标的人是较少。
7.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你会()。
a、被亲友的态度影响b、遇到困难想退缩。
c、坚定信念勇往直前d、其他。
调查数据显示:21%选a,23.5%选b,48.5%选c,7%选d。
调查分析: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大多数人都有信念,但不知这个信念能让人坚持多久?
8.对于给自己树立追求目标,你的看法是()。
a、没必要,走一步算一步b、应该树立,但还没树立。
c、已经树立d、以后要有,但现在还没有。
调查数据显示:10.5%选a,25%选b,48.5%选c,16%选d。
调查分析:多数大学生都树立了目标,但让人惊讶的是,还有为数不少的人目标不明确。
9.确立追求目标,你会()。
a、充分考虑后决定b、仍在思考未决定。
c、一时想到而决定d、从没想过这回事。
调查数据显示:40%选a,22%选b,24%选c,14%选d。
调查分析:这说明大学生还是有一定的理性的,但是也有不少学生处在迷茫之中。
10.对你追求自己人生目标时,你觉得谁对你影响最大()。
a、父亲b、母亲c、老师。
d、朋友e、祖父母f、其他。
调查数据显示:35%选a,20%选b,20%选c,8%选d,8%选e,9%选f。
调查分析:主要是父母和老师影响了我们的追求。
11.同时作为人生追求的方面,你更愿意得到金钱的满足还是精神上自我实现的满足()。
a、前者b、后者c、金钱和精神上寻求某种平衡d、不清楚。
调查数据显示:30%选a,18%选b,45%选c,7%选d。
调查分析:在“鱼与熊掌”的问题面前,更多的人偏向了金钱,让人深思。二十一世纪的大学生是盲目的,大学校园里依旧有纯洁的点点痕迹,但是更多的是浮躁中的浮躁。市场化元素悄悄侵入大学校园,社会的个性化亦被学生带入学校。当代大学生面对自己的人生追求时,受到上述因素的影响,陷入了矛盾的抉择过程。
12.想过将自己的人生追求与国家的发展联系起来()。
a、从来没有,也觉得两者之间没多大联系。
c、很认真的想过,密切了解国家发展动向,以便更好的投身到国家的建设中。
d、其他。
调查数据显示:18%选a,32%选b,30%选c,20%选d。
调查分析:在这个问题面前,太多的人犯难了,也许是国家的概念并没有时时出现在我们生活中,但长期的传统教育让我们做出了选择。人并不是时时都能知道真理的。在一些大学生看来,提倡集体主义就是泯灭个性、否定自我,强调集体利益就是否认个人利益。要帮助当代大学生正确认识集体主义、转变思想,首先就要实事求是地分析过去几十年对集体主义的宣传和解释上的偏颇之处,让大学生正确认识集体与个人的辩证关系。
然而时下,一些大学生价值观念呈现功利化,有的甚至认为“理想、理想,有利就想;前途、前途,有钱就图。盲目消费,攀比消费,赶潮流消费等负债消费现象比较普遍。有些大学生经常借助扑克牌、星座为自己算命,恋爱要算、工作要算、前程要算……”热衷程度令人吃惊。理想信念是“总开关”,是一个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奋斗目标上的体现。失去了理想和信念,就失去了根,失去了本,也就失去了奋斗目标。当代大学生应自觉增强爱国意识,树立国家利益至上的思想,自觉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为引领,砥砺品质,修身养德,特别要注意培养无私奉献、艰苦奋斗、诚实守信、勤俭节约、遵纪守法等优良品德,努力创造亮丽的青春年华。
(三)哪些因素影响了当代大学生的人生追求。
13.你目前最想做的事情是()。
a、好好学习b、多交朋友c、恋爱。
d、打工e、寻找信仰f、发展兴趣。
调查分析:大家最想做的事情各部相同,但还是以学习为主,还是很令人欣慰的。
14.你觉得下列哪些事最让你消沉()。
a、感情受挫,来自恋人的伤害b、空虚,无所寄托,没有人生目标。
c、人情冷淡,孤独,不被人理解d、没有成就事业受挫。
调查数据显示:18%选a,45%选b,29%选c,8%选d。
调查分析:“空虚,无所寄托,没有人生目标”竟成了本该拼搏努力学习的大学生的致死因素,实在出乎人的意料,这还不算那些隐藏起来的不安分因素。
15.处于低谷的时候,你会怎么做()。
a、听天由命,希望神的庇护b、重新振作,再接再厉。
c、一蹶不振d、其他。
调查数据显示:5%选a,40%选b,12%选c,43%选d。
调查分析:在面对这个问题是时,多数大学生不再不知所措,令人担忧。
16.最能激励你奋斗的原因是()。
a、过上幸福的生活b、父母不容易,尽早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
c、为钱d、超越自我,实现人生价值。
e、为国家的发展f、为人民大众的利益。
调查分析:人情还是我们最难以放下的东西,作为大学生我们还是该具备自己的理想、追求。
17.你认同下面那些观点()。
a、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上b、但尽人事,人凭天命。
c、走自己的路,让别说去吧d、只要努力过,就应该坦然面对一切得失。
e、人不为己,天诛地灭f、其他。
调查数据显示:35%选a,9%选b,20%选c,20%选d,8%选e,8%选f。
调查分析:我们都知道面对困难时该做什么,但真正遇到困难时我们又是怎么做的呢?
18.你认为以下哪种人生才算是幸福的()。
a、家庭美满b、事业成功c、腰缠万贯。
d、不求闻达,只求奉献于社会e、其他。
毛概相关论文篇十四
[摘要]毛泽东反腐败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反腐败斗争的重要理论来源和指导思想。认真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反腐败思想,对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反腐败思想;思想教育;监督体制。
反腐败思想是毛泽东思想体系中很有特色的组成部分。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毛泽东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并身体力行,为正确而有效地开展反腐败斗争进行过一系列艰辛的探索,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认真学习和研究毛泽东的反腐败思想,对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毛泽东反腐败思想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在领导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提出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观点和指导原则,反腐败思想就是其中的内容之一。他在总结执掌政权的经验和教训中,探索出了一条控制公共权力腐败,避免“周期率”重演的反腐败之路。
(一)思想入手,教育防腐,长抓不懈。
毛泽东认为,共产党执政后的腐败现象是少数的个人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受到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封建剥削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意识腐蚀的结果。“就其社会根源来说,这是反动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反动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的问题。”[1]因此,毛泽东从政治的高度上强调思想教育和思想斗争在反腐败斗争中的意义。从井冈山时期的要求红军对百姓的秋毫无犯,到土地革命时期的坚决反对贪污浪费;从抗日战争时期的要求保持党员干部的纯洁性,到解放战争时期的肃清贪官污吏;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主张思想建党优于组织建党。在进城前后,他又一贯坚持经常对党员和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教育。因此,可以说旗帜鲜明的抓党风廉政建设,坚决反腐败,贯穿了毛泽东的整个政治生涯。正是由于毛泽东领导全党深入持久地反对腐败,所以广大党员干部形成了以党性自警、以廉洁自律的良好风气。始终不断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毛泽东反腐败思想的重要内容。
(二)整风整党,民主监督,群众路线。
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的反腐败问题,主要是从党的建设角度来思考,也就是以党风问题来处理的。整风整党,就是不断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进行思想教育,通过向先进模范人物学习,借以提高干部的政治觉悟和思想道德水平,从而在思想深处筑起一道反腐败的防线。为此,中共先后于延安时期,1950年、1951年、1954年、1957年开展了一系列的整风运动,对全体党员特别是当时的高级干部进行思想和生活教育,在全党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艰苦朴素的思想和作风。
关于民主监督的思想,1945年7月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等在访问延安数日后,曾就廉政问题同毛泽东有过深入的讨论。黄炎培曾坦率地对毛泽东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及至一国,大都跳不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自信的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2]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意识到如果出现了腐败,要充分依靠群众,以民主的力量治理腐败。要实现民主治腐,就要强化监督。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二次全会上讲道:“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说明民主治腐,强化监督是毛泽东反腐防腐思想的重要点。这种监督,一方面来自群众的监督,另一方面来自民主党派的监督。“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呢?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3]毛泽东认为有了民主党派监督对我们更为有益。
毛泽东高度重视依靠人民监督,毛泽东认为反腐败能否成功在于能否走群众路线,能否发动群众,能否依靠群众。在党全面执政条件下,他认为没有群众监督,就不可能对包括腐败分子在内的反动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他说:“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认为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党,它本身无私利可言。他说:“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4]共产党有毛病需要“内外夹攻”,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形成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原则和方针,正是毛泽东这一思想的反映。
(三)从严治党,以身作则,廉洁自律。
从严治党是毛泽东反腐败思想的核心内容,是维护党的纪律的严肃性,防止和克服党内发生消极腐败现象的有力武器。从严治党清除了党内的一些腐败分子,教育和挽救了一大批干部,有力地抵制了资产阶级思想对革命队伍的侵蚀,进一步加强了执政党的建设。中国古人讲:“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西方学者霍尔巴赫指出“在不道德的国王统治下,恶德本身也变得高尚起来”。毛泽东高度重视要求党政领导干部搞好率先垂范廉洁自律方面的修养。在这方面,毛泽东是全党的光辉典范,要求别人做到的,他自己首先做到,毛泽东对自己的亲人、身边的工作人员都从不为其谋取私利。毛泽东率先垂范,在党内多次强调谦虚谨慎,反对以功臣自居,搞特殊化。毛泽东极力主张干部低薪、勤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认为这是预防腐败的重要条件。1957年整风开始时,他提出“要经过整风,把我们党艰苦奋斗的传统好好地发扬起来。”60年代初,他又特别强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并进一步提出勤俭建国和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他始终把自己放在普通老百姓的位置上严格要求。在经济困难时期,和全国人民一样过艰苦生活,给全国人民极大鼓舞。毛泽东艰苦奋斗的思想,是党的建设和加强党员的修养的基本要求的,使我们党保持了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艰苦创业、同心同德的血肉联系,毛泽东以自己的行动塑造的人格魅力,感染着党员干部群众,是对广大党员、干部防腐倡廉极大鞭策和激励。
二、毛泽东反腐败思想的理性思考。
(一)腐败寻因。
毛泽东主要从腐败者个人的思想道德角度来寻找腐败产生的原因。由于受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人治主义影响,毛泽东认为腐败产生的根源主要是共产党内少数人个人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受到了封建剥削阶级和资产阶级腐朽没落思想与文化的影响,是政治上革命意志衰退、进取心丧失所导致的。这种思考的局限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毛泽东对腐败问题产生的深层原因认识。可以说,腐败的产生首先应该是制度上的问题,邓小平就曾说“腐败的存在首先是现行政治经济体制上的弊端所造成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反方向。”[5]在现行的腐败寻因中我们应该关注更深层次的原因,应该从制度、体制、机制等方面入手,这样才能从源头上遏止住腐败产生的深层次条件。
(二)群众运动。
毛泽东的廉政反腐实践,十分强调群众运动这个形式,特别是在他的晚年,更是发动了一次又一次整风运动来惩治腐败。经验表明,这种运动形式,虽取得过一定成效,对腐败分子有一定震慑作用,但却暴露出不少弊端。毛泽东时期的群众运动就是某种意义上的大民主,利用战争年代的经验,通过群众运动的方法,发动广大群众同腐败分子进行斗争,借助运动的声势、群众的力量,通过斗争、批判来防治腐败,将官僚分子、腐败分子和腐败现象一扫而净。利用群众的力量来反腐败客观上会使我们忽视对制度上的重视,群众运动的方法缺乏一种有机运行的监督机制,而且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不容易控制,反而会造成一定的混乱。而且在群众运动中缺乏有效的法律支撑和规范,当时法律法条的不确定性和一定意义上的“虚无性”,对整个社会没有形成有效的拘束力。可以说,群众运动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而只有从制度上解决问题才是关键。我们应该更注重监督体制的完善,法制建设的制度化,从制度上深层次防腐,从法律上严惩腐败。
三、毛泽东反腐败思想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反腐败思想作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反腐败斗争的重要理论来源和指导。毛泽东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反腐防腐实践经验和教训总结,对现阶段党的反腐工作廉政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借鉴作用和现实的指导意义。
(一)思想道德教育常抓不懈,注意方式方法。
思想教育是增强人们抵制腐败思想侵蚀,增强免疫力,增强法治意识,明确是非观念,从而提高人们反腐倡廉自觉性的根本措施。理想、信念教育,是为了保证党的性质不变,保证我国建设事业社会主义方向不变的必要措施之一,同时也是反腐败的必要手段之一。思想政治工作始终是我们党的法宝,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在毛泽东廉政思想中居重要地位,对党的成长,对于反腐倡廉工作发挥过重要作用。思想教育要常抓不懈,但要注意方法方式。邓小平曾说:“反腐败不是一次战役,要常抓不懈。”[6]众所周知,道德是一种自律,它必须是本人一种发自内心的自我需求,借助外力来提高道德水平的效果如何,值得我们考虑和反思。大字报宣传,铺天盖地,群众面对如此宣传会产生视觉疲惫和反感,必须重视在反腐败思想教育方面的方式方法。而且人的思想不是一成不变的,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何进行思想教育防腐,只有根据变化了的形势,适时调整、充实教育的内容和教育的方法,才能起到相应的作用。
(二)坚持群众路线,完善监督体制。
反腐败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中国共产党要成为廉洁的执政党,要澄清吏治,完成革命、改革和建设的任务,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动中国社会不断进步,就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反腐败要靠群众,但不能单一依靠群众。反腐败要靠法治,要靠党纪党规,要做到有法可依。同时我们解决了法仅仅是解决了有法可依的问题,改变了以前“人治”,“人言代法”的状况,而要做到违法必究,执法必严,其关键在监督体制的建设和完善。监督是反腐败的关键,这种监督是建立在群众观点、群众路线基础上的党内外群众和民主党派的监督。因此,要真正切实有效地解决反腐败问题,靠人民群众切实有效的监督,靠规范性法律的有效实施,靠健全的监督体制有效运行。
(三)坚持民主政治建设与深化改革。
反腐败要依靠教育和群众监督,更要靠制度上的健全和完善。邓小平认为,制度带有根本性。因此解决滋生腐败现象的深层问题,根本出路在于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和深化改革。在民主政治的建设方面,一方面要形成广泛的社会监督、舆论监督,使腐败者无藏身之地;另一方面要实现国家权力,管理权力的合理分工和相互制约,从而避免由于权力或管理过程集中于少数人而导致的权力腐败现象。在加强民主政治建设的同时,要通过深化改革减少和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要认真研究新形势下腐败问题发生的特点和规律,作出相应的防范对策。从体制、机制、法制三位一体的结合上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四、结束语。
参考文献: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m]。中央文献出版社1980:9。
[2][3]《八十年来》黄炎培文史资料出版社[m]。1982:148、149。
[4]《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m]。1991:809。
[5][6]《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38、333。
[7]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m]。2007:54。
毛概相关论文篇十五
摘要:社会主义改革“变”的是社会主义“模式”而不是社会主义本身。我国社会主义改革,与社会主义建设同时起步,并行发展,贯穿于党领导人民长期奋斗和探索的过程中。历经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后,改革开放终于在1978年再度兴起,并汇成一股历史潮流持续40年,且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历史的轨迹决定着未来的发展。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40年的成就和经验,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趋势。其主要任务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关键词:生产方式;模式转变;社会主义。
改革即“变化”。“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1](p601)但社会主义改革“变”的是社会主义“模式”而不是社会主义本身。说到我国社会主义改革,人们往往将其追溯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而事实上,新中国的改革实践与社会主义建设同时起步,并行发展,贯穿于党领导人民长期奋斗和探索的过程中。正是沿着它的历史轨迹,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又在这一基础上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征程。
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确立起来。但我们的心情并未因此感到满意和舒畅。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苏联模式”,虽说它在当时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其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并为我们党所察觉。改革势在必行。
从1956年到1978年,改革可谓“三起三落”。1956年4月,毛泽东已意识到“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2](p23)提出要引以为戒,由此形成了关于“十大关系”的思想。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党的八大以后,在有计划地引进市场调节机制的基础上,经济领域自由市场一度活跃,个体工商户明显增多,其中还出现了自发经营的较大的手工业个体户和手工工场,被人称之为“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对此,毛泽东的判断是,“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即便如此,毛泽东还是以唯物辩证法的眼光认识到它产生的原因,并制定了党的政策:“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当然要看条件,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就可以搞。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又有困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工厂。”[3](p170)1957年也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形势最好的年份。“但是,由于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4](p2)接下来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不仅没能纠正原有体制的弊端,反而使之得以强化。此乃一起一落。面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严重困难,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了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一些经济学家初步提出了商品经济、利润原则、物质利益、企业权力等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纲领。第三个五年计划对一些重要产业的组织方式也进行了改革,一些社会主义式的“托拉斯”建立起来;在农村,力求实行包产到户等以农民家庭为单位的组织形式。这些举措使国民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但这些观点和做法一经提出和实践就被视为“修正主义”横遭批判,因此也没有从根本上克服弊端,终于被“文化大革命”再度中断。此乃二起二落。“文革”后期,邓小平在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时,对国民经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且初见成效,但好景不长,“整顿”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夭折——是为三起三落。
这一曲折历程的思想根源在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不完全清醒”。恩格斯在论及空想社会主义时指出:“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能从头脑中产生出来。”[5](p780-781)同样,当年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也受到了不成熟的社会主义“生产状况”的制约。我国和欧洲的情况有很大差异,因此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早期共产党员都有一个直线发展的思维模式,那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夺取政权以建设公有制经济”。[6](p274)一旦将这个逻辑嫁接到社会实践,必然会产生理论与实际脱节的后果。事实上,这种情况不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都时有发生。历史在1949年凝成的基本国情是,生产力水平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阶段,工业化现代化任务远未完成,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且文盲充斥。这种状况决定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必然要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即不发达阶段。尽管这一判断明确出现得相对较晚,但是这一事实早已客观存在并发挥作用。然而我们党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建设社会主义的“办法”还隐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苏联模式”在其故乡也因“年久失修”而“逐渐老化”,以至于苏共对其都不得不进行有限的调整或“改革”。但当时在我国却还把它看作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唯一样板,“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成为当时认识社会主义的思维定式。虽然它的弊端业已暴露,但改革的“办法”也隐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始之际,只有10%左右的现代工业和数量极少的产业工人,自然和半自然经济仍居统治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以计划经济体制和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为基本特征的苏联模式,适应了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要求。现在看来,这种模式远不适应世界新技术革命和生产力发展的趋势,但在当时却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選择。它得以延续下来而没有得到彻底改革,就是因为它的历史使命还未终结。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我国施工的工业建设项目有一万多个,其中大中型项目921个,但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之际,全部建成投产的只有595个,156个重点建设项目,开工的135个,只有68个已经全部建成或部分建成投产。[7](p37)显然还需继续发挥这种模式的作用,而且当时进行改革的外部环境也不完全具备。在两极对峙的“冷战”格局中,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发展的老路;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必须保持经济政治的独立;鉴于近代以来的遭遇,战争的阴影始终萦绕在人们的心头,不能不“冷眼向洋看世界”,更遑论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 历史的惯性也是造成这种曲折的主要因素。任何一场大的革命运动绝不会因新政权的建立而立刻形成理想的社会秩序。尤其是暴力革命的余波必然要搅动新社会的一池春水。历史上,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都经历过一段社会动荡时期,这恐怕也是社会发展规律的体现。具体到中国,老一辈革命家基本上都领过兵、打过仗,军事斗争和群众运动经验丰富,面对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则显得力不从心,手足无措,只好运用革命战争年代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来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出现的新问题,主观与客观的脱节在所难免。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思维还停留在革命战争时期;中國共产党已经成为执政党,但还是下意识地把自己视为“在野党”和“地下党”。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只有达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境界才能发现隐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办法”,而这必然要付出攀登和探索的代价。
在经过了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后,改革开放终于在1978年再度兴起。这一次,它汇成一股历史潮流并持续40年,而且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这既是生产力革命性的体现,也是三起三落进程中所积累的能量的总爆发。
(一)动力的生成。
在唯物史观的视野中,改革的动力来自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具体说,来自苏联模式和生产力发展的“交互活动”。作为一种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生产方式,苏联模式产生于资本主义矛盾所造成的战争与革命的历史环境中。它所得以确立的理论基础并没有违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故而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一种现实形态。它比较适应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进行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因此在社会主义起步阶段发挥了积极作用。比如在我国,通过这个模式迅速搭建起新中国赖以巩固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产业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没有这一切也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社会主义。但环境变迁必然产生模式转变的要求,社会主义的发展也在改变自身的存在条件。恰恰是改革不彻底导致的“三起三落”推迟了这种转变,以至于这个模式维持到1978年时留给人们的记忆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250美元,“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8](p115)就农业而言,从1957年到1978年,全国人口增长三亿,非农业人口增加四千万,耕地面积却由于基本建设用地等原因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因此,尽管单位面积产量和粮食总产量都有所增长,1978年全国平均每人占有的粮食大体上还只相当于1957年,全国农业人口平均每人全年的收入只有70多元人民币,有近四分之一的生产队社员收入在50元以下,平均每个生产大队集体积累不到一万元,有的地方甚至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9](p166)就工业而言,经过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全国有三分之一的企业管理混乱,生产秩序没有恢复正常。重点工业企业主要产品中的30项主要质量指标,有13项低于历史最高水平。38项主要消耗指标有21项没有恢复到最高水平。1978年国营工业企业中亏损企业占企业总数的19.3%。当时的国营企业每百元工业产值所提供的利润、每百元资金实现的利润、资金利润率等指标,都大大低于1965年的水平。此外,流通领域环节多、周转慢,许多物资严重积压,基本建设战线长、投产慢、浪费大,所有这些都使企业经济效益降低。[10](p1848)这说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苏联模式”已不再适应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要求,逐渐演变成了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旧体制障碍。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必将冲破这种体制的束缚。改革终于从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农业领域再度兴起。
(二)经验的积累。
我国改革从农村兴起,这是现代化发展规律的体现。不论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还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首先都必须进行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制度。因此,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三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到了七亿亩耕地和大批其他生产资料。翻身农民以极大的劳动热情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随后又通过互助组到初级农业合作社、再到高级农业合作社的过渡形式,实现了农民的个体所有制到集体所有制的转变。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刚刚两年,一场轰轰烈烈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便席卷全国。这种完全脱离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极大地破坏了农业生产。这还不算,在“文化大革命”中,通过“割资本主义尾巴”使本已元气大伤的农业经济又雪上加霜。从切身的经历中,农民认识到这种模式的弊端,因此早在合作化时期,一些农民就产生了不满情绪,具体表现为“闹退社”和“包产到户”。“闹退社”是从合作社中退出来,也可以说是“反对”集体化;“包产到户”则是在集体经济之内,给制度做些“修改”。根据文献记载,包产到户是在1956年出现的。[11](p84)此后断断续续,时隐时现,成为农村改革的“演习”。1977年11月下旬,中共安徽省委下发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表示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鼓励社员经营家庭副业,这一举措受到农民的热烈欢迎。1978年秋,安徽大旱,人畜饮水发生困难。面对灾情,肥西县山南区在借地种麦的基础上实行包产到户,结果大旱之年夺取农业大丰收。从此,这一农民早已熟悉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终于“在希望的田野上”再度萌生。没有这些经验的积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不可能那样迅速。正是亿万农民的伟大创举为改革提供了思路和线索。1992年7月23日、24日,邓小平在审阅中共十四大报告稿时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由农民首先提出来的。这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12](p1350)。
(三)变革的逻辑。
历史的轨迹决定着未来的发展。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40年的成就和经验,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趋势。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全面深化改革是“兩点论”和“重点论”的有机统一。“两点”即全面,重点则还是经济体制改革,即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通过40年的改革,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业已确立,但不能说它已经成熟。远的不说,党的十四大以来,对政府和市场关系,我们党一直在根据实践拓展和认识深化寻找新的科学定位。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从理论上对政府和市场关系进一步作出定位,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迈出新的步伐。“作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定位,有利于在全党全社会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14](p77)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途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市场经济的前提无非是有剩余劳动产品、有社会分工,但更重要的是生产资料归属不同。因此,完善市场经济的途径是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础上,通过股份制改造使生产资料占有日益呈现出深化性质;把市场作为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的天然尺度,激发整个社会活力;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分工协作达到和谐相处的目的。当然,市场经济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有“失灵”情况的发生。由此决定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即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不是推进一个领域改革,也不是推进几个领域改革,而是推进所有领域改革,就是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总体角度考虑的。”[15](p90)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改革提出的新的要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15](p90)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中没有解决得很好。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原理很多是预测性的;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就过世了,没来得及深入探索这个问题;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但也犯下了严重错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不断探索这个问题,虽然也发生了严重曲折,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重大成果,改革开放以来的进展尤为显著。事实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就“开始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国家治理体系问题,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16](p104-105)这说明,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是对以往改革成果的继承,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向更高水平发展的要求。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内容就是一套制度,在我国“治理能力”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因此,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就制度而言,如果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改革的对象是“苏联模式”的话,那么在已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改革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完善和发展,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身也要经历一个不断完善发展的过程。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而言,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而言,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就文化领域制度建设而言,要加强文化领域制度建设,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传承革命文化、发展先进文化,努力创造光耀时代、光耀世界的中华文化;就社会领域而言,要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安定有序;就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而言,要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总的要求就是坚决破除一切妨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和利益固化藩篱,加快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具体地说就是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也要把改革创新精神贯穿于党的自身建设之中。为此,必须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增强全党的团结统一和创造活力,不断增强党的执政本领,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更加有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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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概相关论文篇十六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研究对象的客观性存在,具备三种相互关联的结构形态:具体结构、分析结构、描述结构。任何一种结构的塑成与稳定,都与该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和研究起点息息相关。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须将其三种结构根植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时空联系中。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体结构;分析结构;描述结构;辩证统一。
在大量的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研究对象的教科书或者学术专著中,其逻辑体系几乎都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党的建设、一国两制与和平发展等板块形式来建构的。这种安排的好处在于,能够将这一理论体系具体结构的实体性内容以感性的直观突显出来,但同时也存在着没能将感性的直观升华至理性的思维、过多地囿于具体结构而较少关注分析结构、缺少对描述结构的科学运用等缺陷。应该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研究对象的客观性存在,具备三种相互关联的结构形态,即:具体结构、分析结构、描述结构,每种结构的塑成与稳定,都与该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和研究起点息息相关。因此,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须将这三种结构根植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时空联系中。
一、具体结构。
任何客观存在的事物,大都具有直观上的具体结构特征。作为研究对象的理论、思想、观点,同样可以从梳理外部特征入手找出其具体结构。从直观思维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首先进入理论视域的不是它那清晰的概念、严密的逻辑和环环相扣的推理,而是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构成性因素。比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它们从最原始的意义上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具体结构,同时也塑成了该理论体系的骨架性内容。
之所以如此,不是因为该理论体系本身的实体性内容,而是基于理论是对现实的反映这一基本的道理。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一个具体社会的结构形态都从最基本的意义上涵盖了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等基本要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二大理论成果,它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本真精神的继承和发展,又客观真实地反映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社会现实。因而,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首先要从最一般的意义上掌握其具体结构的内容,否则就谈不上“研究”或者“分析”。但是,认识事物的目的是从规律和本质的高度来把握其发展的客观趋势,以实现科学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愿望。显然,具体结构是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性工作,也是不可或缺的奠基性工程。但是,具体结构又不可避免地内生出直观、感性、肤浅的缺陷。现有的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书籍之所以有“众口一味”的感觉,其原因正在于此。所以,我们需要从感性的直观进一步深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机理,梳理出该理论体系的概念群和范式谱系,从理性深度进一步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整体性形态。
二、分析结构。
从具体结构出发,经过分析、综合、判断等逻辑过程,就可以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分析领域和分析结构。相对于具体结构,分析结构是对研究对象的本质和规律性的把握。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言,其分析结构的历史使命是暂时抛开具体结构的外在形式而找出其深层次的、本质的东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分析结构,可以分成以下三层相互关联的概念群和范式谱系:。
第一层,核心结构圈的概念群和范式谱系。由于这一层级地位的特殊性和功能的不可替代性,就需要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核心的概念,该概念既是整个理论体系最基本的范畴,又可以合乎逻辑地导出理论体系的其他范畴、命题、结论。换言之,从这个概念的简单规定性开始而递次塑成的一系列后概念的规定性,则从简单发展为复杂、丰富、具体和感性。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演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应是这一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起点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而改革开放的深层次原因就是围绕上述两大矛盾而展开的。其后所有的范畴、命题和结论,都基于这两大矛盾的辩证运动及其解决,并遵循一定的方式而有系统、有层级、有结构地展开为一个有机的理论整体,从而确证和支撑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而“矛盾”这一概念的统领性和建构力,也恰恰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要求。
第二层,亚核心结构圈的概念群和范式谱系。亚核心结构圈虽然不具有核心结构圈的统领功能,但它却是连接核心结构圈和第三层的结构外围圈的中介,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一方面,它将核心结构圈的功能继续向外辐射、传送,输入结构外围圈;另一方面,它又将结构外围圈的信息反馈至核心结构圈。在核心信息流和外围信息流的不断交换中,亚核心结构圈同时吸取双方的优点,并剔除异于自己的概念和范畴,从而既强化了自身的功能,又弱化了侵蚀自己的信息。这一层级的功能,主要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哲学奠基,夯实理论体系质的规定性,把握理论体系正确的发展方向,正视理论体系面临的最基本问题。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本质、发展战略、发展阶段、发展动力等,成为亚核心结构圈的主要内容;而道路、主题、主线、旗帜、方向、理想等重要概念,也成为这一层级不可或缺的探讨对象。
第三层,结构外围圈的概念群和范式谱系。为了保障核心结构圈和亚核心结构圈功能的顺利实现,结构外围圈的内容必须基于社会稳定和政局安全的基本考虑,以如何和怎样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己任。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外交、国防、军队、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政党建设、祖国统一等,便成为这一层级的主要内容。
需要说明的是,联结核心结构圈、亚核心结构圈和结构外围圈的生命线,是“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一定程度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价值观形态就是“人民性”。群众利益无小事,人民冷暖系生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价值主线,必须彻底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在分析结构的体例安排上,将“全民共享”的价值取向作为理论红线贯穿其中,将民生、共享、共富、人民利益等充分展现在理论体系的描述结构中。与“以人为本”紧密联系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起点,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包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但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体中,生产力又成为重点研究对象。邓小平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其本身就包含着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重点关注。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出发,衍生出对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的渴求,进而推动政治建设、文化建设、政党建设等上层建筑的发展。
三、描述结构。
描述结构的历史使命,不是深化对具体结构和分析结构的研究,而是运用自己的思维、采用恰当的形式来表现具体结构和分析结构的内在机理。任何一种科学理论都有其严密的逻辑体系。在构建这种理论体系时,既要根据事物本身的内在要求,科学地安排其概念群和范式谱系的排列次序,又要考虑人们主观因素的影响,比如认知度和接受度的超前性或滞后性。因此,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范畴、命题、逻辑起点等并非绝对服从其形成和发展的时间序列;它们之间的联系方式和前后位置,允许在描述结构中出现符合历史的差异。
马克思在论述“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时曾说:“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1]18这两条道路分别论述的是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区别和联系。第一条道路指研究方法,从感性的具体和客观现象(包括研究起点)进入理性思维,进而揭示事物的本质及规律;第二条道路指叙述方法和逻辑方法,它是以逻辑起点为基础来说明具体的、感性的现象,采用从抽象到具体、从一般到个别的演绎过程。研究起点虽然不完全等同于逻辑起点,但是两者并非风马牛不相及。研究起点必须能够从逻辑起点得到合乎理性的解释,逻辑起点也应当得到研究起点的现实支撑,两者的异同性在描述结构的运用中更为突出。马克思明确提出:“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1]111描述结构的科学运用,可以使玄奥的分析充满理性的感染力和吸引力。例如,即便是当年与马克思的观点完全对立的《星期六评论》,也不得不承认《资本论》的叙述方法“使最枯燥无味的经济问题具有一种独特的魅力”[1]108。可见,科学的描述结构决不是流水账式的线性记录,而是力图将研究的焦点和中心要旨汇集于简约和凝练的逻辑安排中。这样,描述结构必须在实现逻辑起点和研究起点辩证统一的同时,努力实现叙述方式上的科学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演进,与构建该理论体系的逻辑过程应当是辩证的统一,而不是简单的、机械的重合,即两者是“经过修正”的一致。因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是螺旋式上升和波浪式前进。其中,既充满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真相,这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主流和前进方向,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掺杂着非本质的、偶然的假相,扰乱甚至阻碍社会的正常发展。用描述结构来安排具体结构和分析结构,就必须适当“修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自发形态,屏蔽大量次要的和非本质的现象,从而将逻辑重点和研究重点在描述结构中前后一贯地联系起来。因此,描述结构的科学运用,决不等同于它对具体结构和分析结构如影随行的反映,而是经过选择、筛选、过滤等逻辑过程,力求揭示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规定性。因此,具体结构和分析结构在描述结构中出现的差异,不仅不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背离,恰恰反映了该理论体系内在的规律性,是更深层次的科学把握。恩格斯在阐述马克思的科学理论体系和科学研究方法时曾说:“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如果必须处处跟随着它,那就势必不仅会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而且也会常常打断思想进程;……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1]43恩格斯的这段论述,充分体现了逻辑和历史的辩证统一和有机联系,充满了认识论中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
若以此为据,则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使用纵向历史和横向比较的方式较为理想。原因有二:。
一是从时间序列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第二大理论成果,而作为其构成内容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无一不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速度和质量,各个理论成果之间的代际传承,必须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具体结构和分析结构,必须体现出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这也符合“论从史出”的基本要求。
二是从空间比较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形成的,其概念、问题、论域等既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又借鉴了其他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有益成果,还大胆汲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描述结构就不能不采用空间比较的方式,将自身与他者的情况实事求是地加以对比,在甄别比较中真实展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具体结构和分析结构的面貌。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描述结构,既要体现对历史的回顾和反思,也要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同时还应当具有理论的前瞻性,科学地处理好传承与创新的关系,在建构理论体系整体性的同时,合理安排其阶段性的理论成果,充分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民族性价值和世界性意义。
四、三种结构的辩证关系。
当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往往较多地关注其具体结构的实体性内容,而缺少对分析结构和描述结构理性的条分缕析。有论者甚至认为,掌握了具体结构和分析结构,就可以科学地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框架,这是明显的误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构成内容丰富而完备,其问题范式鲜明而独特,各阶段性成果都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生态、政党等内容。因此,若不用恰当的描述结构梳理出同质内容的关系,就难以说明这一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实际上,在三种结构中,具体结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骨架性内容,它支撑着整个理论体系的框架和发展方向。没有具体结构的实体性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分析结构就缺少研究的对象,而描述结构也将因缺少基础性质料的支撑而丧失科学方法的运用。
分析结构是在具体结构的基础上进一步寻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规律性和本质性的东西。通过对具体结构的科学分析,可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些重要的范式谱系,如矛盾、规律、动力、政党、人民等。科学地研究这些范式的涵义、内容、表现形式等,既可深度拓展分析结构的功能,又为描述结构的科学建构提供了基本的理论前提。同时,在正确理解诸多概念群的基础上,还可以厘清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合理安排它们的理论位置和逻辑次序,避免因过多地关注具体结构而产生对分析结构认识上的断裂。
具体结构和分析结构都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维反映,而采用恰当的方式将之具体地展现出来,则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描述结构。描述结构好似具体结构和分析结构背后的影子,是内化于具体结构和分析结构之中的。不管以什么样的形式安排配置具体结构和分析结构,其结果都是论者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运用某种描述结构来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种描述结构的方法运用得是否科学,不是由论者的“名气”决定的,而是看描述结构是否遵从了逻辑与历史的辩证统一,因而,描述结构是以另外两种结构为基础的。对具体结构和分析结构掌握的程度和理解的深度,会直接影响描述结构的质量和效率。不能正确掌握具体结构和分析结构的内容,就无法形成科学的描述结构。但是,正确掌握了具体结构和分析结构的内容,并不等于就一定能用恰当的形式将它们的逻辑关系和概念体系科学合理地描述出来。实际上,科学的描述结构是依据自身的属性,采用独特的方法,将具体结构和分析结构以合乎历史和逻辑的原则表现出来。它既不因具体结构先入为主的感性作用而缺少适当的逻辑安排,也不因分析结构深邃严谨的理性影响而丧失理论的历史感,这也正是描述结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毛概相关论文篇十七
摘要: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认同途径、认同程度和认同效果三方面受到了很大挑战。造成这种现象包括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原因,主要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时期,加之多元思潮涌入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宣传教育不足以及理论与实践和利益结合不够等因素,对此,可以通过增强理论魅力、提高宣传教育工作能力、完善利益机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等途径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感。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感;价值取向。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着深刻的时代特征,严谨的理论逻辑和鲜明的价值取向,是我国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理论指向。但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感还存在一些问题,影响到了这一精神力量作用的发挥,主要表现在:首先,在认同途径方面,当前网络和全球化时代各种信息汹涌而来,鱼龙混杂,要把党的核心价值上升为国家的核心价值,不仅要对党员进行教育,还需要在全民中进行宣传,而目前很多普通群众对于核心价值体系缺少认识的途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大众文化结合的程度还很有限,另外价值观的东西也难以进行法律规范的界定,法律对其约束十分有限。其次,从认同程度上来看,不同的阶层、职业,不同信仰的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识程度不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四个部分的认同感也有很大差异。最后,从认同效果方面来看,当前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感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指导人们的行为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存在很大挑战,很多党员干部虽然对核心价值表示认同,接受了核心价值观规范和准则,但在实际中却没有付诸行动,知行脱节现象比较严重,知而不行、言行不一的现象还较为普遍,缺少将认知转为行动的动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认同感方面存在的不接受,不行为等问题,有着深刻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一)从主观方面来看。
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感不强的原因,主要是宣传教育的不到位,宣传形式化,致使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感的效果不明显。
一种核心价值体系能否深入人心与对他的宣传教育形式和成效密切相关。良好的宣传可以使之在大众中间得到广泛的传播,在全社会形成一致的认同,不良的宣传则可能走向反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宣传的过程中就存在形式化的问题,形式化的宣传则只会过分关注表面的东西,从而忽视了对问题本身的认识和解决,影响到核心价值体系的学习和践行。比如在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宣传教育中,很多内容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缺乏针对性,宣传过程中树立的一些先进典型往往与普通群众的距离较大,这样就打击了一部分人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对于荣辱观教育很多地区都停留在常规的会议或者教育基地的数量等可以量化的数字等形式上面,对深层次的内涵则缺少判断的标准,从而不能达到实实在在的效果。一个价值体系只有内化为人们心中的信念才能发挥作用,而要实现内化首先需要大家对它了解、认识和深入挖掘,宣传教育工作就摆在了首要位置。可见,宣传教育的成效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起着重要作用。
(二)从客观方面来说。
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不认同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包括西方思潮的涌入、当前凸显的社会问题还难以体现核心价值观的优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时期,人们对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不够坚定等。
首先,西方思潮的涌入,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造成了阻碍。当今时代已是一个全球化时代,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和对外开放的加深,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日益增强,思想观念和精神领域的深刻变革,意识形态领域异常活跃,人们在多信息的选择中,会无意地消解从而淡化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坚定信念,价值观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挑战。当前存在的影响较大的思潮包括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实用主义、民族主义、新保守主义等,还有一些封建思想沉渣泛起,这些思想不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造成威胁,甚至有的严重破坏了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局面。其次,当前凸显的社会问题以及利益机制的不完善,造成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淡漠。我国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也是改革过程中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存在很多的社会问题,比如贫富差距和地区差距扩大趋势仍旧没能得以扭转、党内干部的腐败行为、日益突出的就业问题和社会保障压力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致使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产生动摇,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信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绝不是仅仅是理论务虚,还需要与人们真实的价值需求结合起来。再次,当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正处于低潮时期,资本主义国家在他们的一些价值观念指导下,自身进行了一些新调整和新变化,其统治似乎比以往更加稳定,这些表象使很多人认为现在坚持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没有前途,反而是西方的那一套市场经济和利己主义的理论更能给自己带来实际利益。人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不够坚定,对其前途感到困惑和忧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也遭到挑战。因而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淡化、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缺少信心和决心,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受到削弱,荣辱观的标准受到挑战。在这一阶段,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显得就愈加宝贵。
(一)加强理论研究,优化理论语言体系,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魅力。
一个理论要想获得普遍的认同,既要符合价值性要求,又要符合目的性和规律性的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张扬以人为本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根本体现。以人为本就是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贴近老百姓的生活,来源于生活,能够服务于现实,要增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感,就需要在不断追求人的发展这个理论内核的基础上,把握不同个体的需求,使核心价值体系更具有科学性和实效性。同时,也应该对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语言加以优化。传统的价值观教育话语体系的特点体现为语境的严肃性、话语的规范性、语辞的固定性、叙事的宏大性等。如今,网络文化日益成为重要的文化传播方式,传统价值观的认同感也因为话语体系的不同而遭到了挑战。这就需要加强对核心价值观的言说方式的研究,这样才能使公众自身积极的参与到意识形态的建设上来。
(二)加强对党员干部的要求,提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宣传教育工作的能力。
核心价值观的认同程度,很大一部分在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效果。目前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宣传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得到了大部分人的认可,但是也存在很多的问题,比如宣传形式化的问题,因此宣传部门在宣传的时候就要认真落实,使每一项活动都能成为一次灵魂的教育,避免成为形式化的说教和清谈。其次还要树立一个整体的概念,教育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价值观的教育不仅仅是教育部门的事情,更需要家庭、学校、社会相互作用、共同努力,形成一股合力,使核心价值观得到更广的传播和认同。再次,价值观教育更是执政党的核心价值观的建设,党的价值观赢得了群众的支持,才能长久执政。总体上,中国共产党的广大党员和干部还是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言行一致,但也存在一些党员和干部违背这一要求,走上腐败的现象,严重影响了党的形象。所以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要提高对党员干部的标准,他们的身体力行将对社会、国家产生重大的积极作用。
(三)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
面对多元的社会思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坚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态度,积极吸收其他思想文化的精华,不断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涵和外延。社会越是多样化,意识形态越是纷纭复杂,就越需要主心骨,就越需要强调和坚持指导思想和主导价值的一元化,牢固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权、主动权、话语权。可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对一个社会的重要意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既要引领好多元的社会思潮,又要有力抵制腐朽的、错误的社会思潮,坚持“二为”方针和“双百”方针,积极运用多种传播手段和媒介,增强理论宣传的通俗性和生动性,增强大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走进群众的心灵,外部的宣传教育固然重要,但从根子上解决思想问题,让群众掌握分析问题的方法更为根本,面对多元的思潮,能够以“火眼金睛”看清楚事物本质,从认知上的认同深化为情感上的认同,更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当前的生产力状况和基本经济制度在人们道德观念和理想信念上的集中表现和反映,古语有云:仓廪实而知荣辱。物质条件是人们思想观念形成的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想有说服力,得到普遍的认同,还有赖于其能够满足全民共享发展成果的机制和广大群众认同的实践效应。价值认同,说到底是一种利益认同。因此,在加强信仰建设的同时,还需要结合经济建设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建立合理的利益关系,整合不同阶层的利益诉求。当前贫富分化扩大趋势以及党内的腐败问题等矛盾严重影响到了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学习和践行,因此着力解决这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问题,加大对社会矛盾的解决力度,创造正确的舆论导向和社会环境,是增强对核心价值体系认同感的重要途径。
注释:
汤志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0(5).第75页.
王贤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路径探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1(2).第15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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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石刚,李丽娜.核心价值面面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3]余源培.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从哪里抓起.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0(6).
[4]程恩富,等.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情况的调查研究报告.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1(2).
[5]聂运麟.低潮中的奋进.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8).
毛概相关论文篇十八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也带来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生态危机等问题。这些问题制约着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证。建设生态文明,是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标志着我们党对坚持文明发展道路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对于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采取积极而有效的战略路径,建设体现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
关键词:生态文明;建设;科学发展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带来的一系列全球性生态危机说明地球再没能力支持工业文明的继续发展,延续人类的生存需要开创一个新的文明形态,这就是生态文明。
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挑战。
首先,我国面临巨大的人口压力。一方面,我国是世界人口大国,拥有庞大的人口基数,并且我国人口每年仍在急剧增长。另一方面,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身体健康素质和道德素质亟待提高。
其次,资源能源短缺问题突出。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都离不开资源能源。由于长期粗放增长,导致我国资源的保障能力快速降低,资源的利用率不高,浪费现象严重,国人均资源拥有量相对不足,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资源短缺的压力将长期存在。
发展的空间越来越少,生态系统整体功能下降。环境污染形势严峻。危害了人民的健康,制约着国民经济的发展。
二、生态文明建设的提出和主要内容。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时,不仅提出要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而且指出要“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思想。这充分表明并确定了生态环境对于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基础性地位,也表明了生态文明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因此,注重环境保护和建设,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努力建设生态文明,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我们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这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必然选择,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关系中华民族生存和长远发展的根本大计。
三、构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一)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
加强节约资源和环境保护,是我国现阶段建设生态文明必须着力抓好的两项战略任务,是一项关系人民群众福祉和根本利益、关系民族振兴和国家长远发展的庞大系统工程,需要在全党全社会大力倡导生态文明观念,使之广泛深入人心,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和行动。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非政府组织以及每一个家庭和个人都有责任、有义务共同关心并积极参与这项事业。
(二)完善环境保护法规体系。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巨大的历史工程。在这一过程中,仅凭道德约束是不够的,必须要有健全的法制保证。我国已经制定了一系列的环保的法律法规。但还存在许多问题。
3、要加大执法力度,提高执法效果,实行重大环境事故责任追究制度,坚决改变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
要抓紧有关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法律法规的制定和修改工作,制定生态功能保护区生态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健全、完善地方生态环境保护法规和监管制度,建立科学、合理、有效的执法机制。所以说,加强环境战略和政策研究、完善环境立法、提高立法质量、加大执法力度、强化执法监督,是一项紧迫的任务。
(三)以“绿色科技”为依托,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建设生态文明并不是消极地向自然回归,而是积极的建立人、自然、社会相和谐的关系。生态问题也应该在发展中解决,关键是实现两者的和谐。要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是必然的选择。循环经济是“以资源的循环利用为核心,以环境保护为前提,以自然资源、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为目的的新型经济增长模式。”[7]改变了以往高消耗、低利用、高污染的“资源-产品-废物”的线性发展模式,建立了一种“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循环式发展,是一种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经济模式,是强调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从根本上缓解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
参考文献。
[2]张志越。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路径选择[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xx(4):33.
[3]1、《生态伦理学》,雷毅,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xx.12。
[4]3、《生态文明论》,刘湘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
[5]4、《论生态文明观》,烟台大学学报,张琳(哲学社会科学版),20xx(2)。
[6]5、胡锦涛,十七大报告。
毛概相关论文篇十九
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两个基本点之一。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欢迎大家前来参考查阅!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改革开放后一系列经济制度变迁的结果。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具有明确的市场化方向,并采取了渐进式、系统化推进策略以缓解改革阻力:以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为突破口,尔后逐步推进城市经济制度变迁;从制度外增量改革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内存量改革;从政策性调整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创新;从局部性制度创新入手,尔后逐步扩大到全局性制度创新;从塑造真正的市场主体到构建完整的市场体系再到制定有效的市场规则,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坚持了党的领导,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人民主体地位,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等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进行了充分肯定、积极推广和科学优化,并自上而下地推动了城市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等系统化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因此,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不但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而且还实现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奇迹,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要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变迁,促进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对外经贸高水平高层次发展,推动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还应将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践优势上升为制度优势和理论优势,为其他国家的经济制度变迁提供借鉴,并为世界经济运行机制的完善提供中国方案。
经济制度是由一组经济规则集合而成的,是对人们经济行为和方式的界定和规范,也是对经济主体利益关系的界定和维护。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来看,经济制度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随着生产力发展,经济制度也会不断变迁。人们对财富积累的追求使生产力持续进步,而从短期来看经济制度具有稳定性,经济制度可能促进也可能阻碍生产力进步;当经济制度阻碍生产力进步时,就必然要求改变经济制度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因此,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经济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然而,任何一种经济制度都会形成与其相依存的、相对均衡的利益格局,并被视为是合法的、不可侵犯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就是经济利益关系的变革。从理论上说,经济制度变迁是用效率更高的新制度替代旧制度,新制度具有旧制度不可比拟的优越性,终究会给全体社会成员带来日益增进的利益。但是在新制度的积极效应还没有完全释放以前,经济制度变迁必然会使有些既得利益者(即获得较大相对利益的人群)受到暂时性甚至长期性的利益损失。因而,旧经济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团往往会反对经济制度变迁,成为经济制度变迁的阻碍者;而能够从新制度中获得更多利益的经济主体往往会拥护经济制度变迁,成为经济制度变迁的推动者。需要强调的是,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国家和政党的形成与发展,使政府在经济制度变迁中起到关键作用。而政府本身(尤其是地方政府)也是经济行为主体和利益相关者,加上多元化经济、社会、政治理论和道路的并存,对于生产力进步驱动的经济制度变迁,政府可能是倡导者和推动者,也可能是抵制者和阻碍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站了起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苏联模式的影响下,中国建立了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中国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具有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但这是一种集权式的经济制度,其固有的集中过度、统得过死等弊端严重地束缚了地方、企业、个人等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在当时乃至现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下都是一种低效率的经济制度。因此,经济制度变迁成为必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创造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奇迹,在短短的四十年间使中国富了起来强了起来。中国经济制度变迁本身的成效及其带来的经济增长绩效都是极其显著的,并且在此过程中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是稳定的、健康的,但这并不代表没有阻力。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是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虽然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但这种转变也是系统性的,必然带来利益分配格局的大调整,尤其是“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利益关系产生了巨大变化。因此,利益受损者会支持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合法性,反对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形成经济制度变迁的阻力。此外,中国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总体上是实践先于理论的,因而其还会受到传统社会主义理論和观点的干扰。对此,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选择了渐进式推进的模式[1],即从改革阻力最小的领域入手,尔后逐步创造条件继续向前推进。目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全面深化阶段,将涉及更多的利益调整,可能面临更大的阻力。因此,有必要充分借鉴渐进式、系统化改革的经验,妥善处理好各市场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以进一步推动和深化中国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
邓小平指出:“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做起的。”“农村改革取得成功以后,我们就转到城市。城市改革比农村改革更复杂,而且有风险。”[2]117我国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选择农村为突破口,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阐述:
第一,农村是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压抑较严重的社区,从相对意义上说,农村居民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牺牲者”,而城市居民则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受益者”。突出的表现是,搞了20多年的社会主义,许多农民连温饱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习近平同志的重要论著《摆脱贫困》,主要也是研究农村的贫困问题以及如何脱贫致富。因此,广大农民群众对改革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具有更高的积极性。与之相联系,农村的经济制度变迁在启动阶段表现为“自下而上”地推进,带有很大程度的自发性。因此,农村的经济制度变迁属于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也称为需求主导型的制度变迁)。这种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也是市场取向的制度变迁,是建立在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制度变迁,或者说是收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制度变迁。这种带有自发性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充分反映了广大农民群众求生存、求发展的内在要求,其核心是把生产经营自主权还给农民,让权、责、利高度统一于农户。这种新制度的创立,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积极性,在较短的时间内解决了长期想解决而又未解决的温饱问题。
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取得如此显著的绩效,根本原因在于其把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承包户)真正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即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从一开始便具有市场化取向。塑造微观市场经济主体的核心是产权很明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在土地所有权属于农民集体的前提下,将农村土地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转让权等划归农户所有,实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5]马克思这里所说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个人所有制,而是集体所有制与个人所有制有机结合在一起。按照传统的所有制概念,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收益权、转让权是同一的,不可分割的;但是,根据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概念,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收益权、转让权是可以分开的。通过用益物权法可以破解这个难题。用益物权是指非所有权人对他人所有的物享有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以及转让权。当用益物权人在遵守相关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对他物权依法享有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以及转让权时,所有权人不得干涉用益物权人行使上述权利。农户有了明晰的土地产权,则会形成刚性的市场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6]。该制度变迁源于农民自发的行动,是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是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制度变迁,也说明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的市场化方向是生产力发展所要求的方向,是正确的方向。与此同时,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也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一方面,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肯定、推广和优化比如从“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置”,就是党和政府根据经济发展实际对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進一步优化。,使其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成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并有效促进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显著提高和农村经济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在肯定农村经济制度变迁的市场化方向的同时,也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即坚持农村土地所有权归农民集体所有。
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较大规模的包产到户在全国曾经出现过三次,但都被“自上而下”地压下去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包产到户或家庭承包也是被禁止或限制的,中央文件对包产到户或家庭承包的态度先后经历了“不准包产到户”“不要包产到户”“少数边远山区和落后地区可以包产到户”;直至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才明确指出家庭承包制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可见,对待人民群众自发推行的经济制度变迁,只要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政府都应予以支持,并积极进行推广和优化。邓小平同志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由农民首先提出的。”[3]711-712习近平同志也指出,在农村选择什么样的经营制度,“要尊重农民意愿和维护农民权益,把选择权交给农民,由农民选择而不能代替农民选择。”[4]59从这里我们可以更深刻体会到习近平同志“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在经济制度变迁中的指导意义和战略作用。
农村经济制度的变迁及其取得的巨大成功,必然会触动城市经济系统,进而引发城市经济制度的变迁。但与农村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经济制度变迁不同,城市改革是供给主导型(或政府强制型)的制度变迁,无论是财税制度、就业制度、医疗制度、住房制度还是户籍制度,城市改革都表现为自上而下地推动。之所以会有如此显著的差别,原因在于城市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强大的地方,制度变迁带来的利益分配格局变化较大,改革的难度也大;而农村则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的地方,改革比较容易推进。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一样,城市经济制度变迁的方向也是市场化,但由于是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变迁,往往不容易一步到位,在改革初期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的“双轨制”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比如,“农民工”“城中村”等是城乡二元制度在城市的缩影。
中国经济制度变迁是“扬弃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不是(也不能)采取推倒重来的“休克疗法”,不能即刻废除传统计划经济制度。既要依靠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又要进行经济制度创新,这是不可回避的矛盾。变革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必然涉及经济利益的重大调整,如果步子迈得过大,既得利益集团难以接受,而其往往又具有占主导地位的话语权,改革会面对相当大的阻力,这就需要进行渐进式的改革。首先是选择能使所有人都能获得利益增进的经济制度变迁,如前所述的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其次则可以选择使部分人利益增进但又不损害(或损坏很少)其他人既得利益的经济制度变迁,即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以外的领域率先改革,也称之为从“制度外改革”或“增量改革”入手。这种制度外增量改革突出表现在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上。
邓小平同志指出,“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2]238“而是基层农业单位和农民自己创造的。”[3]631乡镇企业之所以被称之为“异军”,是因为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下国有企业是“正规军”,国家工业化的推进要依靠城市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工业化与城市化相辅相成。谁也没有料到在广大农村也会自发地发展出与“正规军”(即国有企业)相竞争的乡镇企业(即草根企业),而且乡镇企业的发展是市场化的,进而形成一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之外的在市场经济中运行的“异军”。早在1985年,乡镇企业产值就超过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0%,成为发展农村经济、扩大农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渠道;20世纪90年代乡镇企业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92年乡镇企业总产值达16万多亿元,相当于1985年全国社会总产值;其中乡镇工业总产值达12万多亿元,约占当年全国工业总产值的35%,从业人员超过1亿人,与当年国有企业的职工人数相当。改革开放以来,很多有效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包括“长三角模式”“珠三角模式”“温州模式”以及“晋江模式”,都是建立在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基础上的。
非公有制经济或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也是制度外增量改革的重要方面。中国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是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提高的,没有非公有制经济,就没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以来,迅速发展起来的非公有制经济或民营经济,已经成为城镇新增就业的主渠道,对经济增长、国家税收、居民收入、科技创新以及对外贸易等的贡献份额持续上升,在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中国民营经济对税收的贡献率超过50%,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60%,在高新技术企业中的占比超过70%,提供城镇就业超过80%,对新增就业的贡献达到90%。公有制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公有制企业(尤其是占主体地位的国有企业),资本实力较为雄厚,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非公有制企业机制灵活,能够较好适应市场经济多变性和不确定性的要求,具有较强的市场潜力和增长能力。无论是公有制经济还是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三个不可或缺的内在要素,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达到新的高度,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创新和发展。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经济质量不断提高的制度保证,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性的集中表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相匹配的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种分配制度有利于兼顾效率与公平,防止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是社会主义阶段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相匹配的经济运行机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将公有制经济主体与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置于统一的市场环境中进行公平的市場竞争。
现在回顾起来,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以外的增量改革,要做到完全不触动既得利益者是不可能的。因为传统经济制度结构下的利益结构是处于一种相对均衡状态的,并且各经济主体在此利益结构下的既得利益是受法律和制度保护的。传统经济制度外的增量改革推进到一定阶段,必然会打破制度交易的平衡,从而使传统既得利益者受到一定程度的利益损害。市场空间总是有限的,增量制度变迁的产物——乡镇企业、非公有制企业或民营企业的蓬勃发展,必然会对传统公有制企业的既得利益造成较大的冲击,两者成为竞争对手,冲突和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只是这种损害程度比起制度内存量改革要小得多,相对比较容易被既得利益者所接受。因此,只进行制度外增量改革不能实现真正的“帕累托改进”,不是最优方案,只能说是次优方案。还必须进行制度内存量改革,将公有制企业也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并构建统一的市场体系、市场规则和市场运作机制,让其与非公有制企业在相同的市场环境中进行公平的市场竞争和合作,才能实现真正的“帕累托改进”。
我国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能够迅速打开局面,并不断地向纵深推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家庭承包制的建立和乡镇企业的崛起。如果说家庭承包制把“一统天下”的传统计划经济制度打开了一个缺口,那么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则使中国经济制度不可避免地朝着市场化的方向演变。但是,这两项制度变迁都是农民自己创造的,都是源于农民群众的自发行动。农村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发源地,但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绝对离不开城市改革,离不开国有企业改革。在城市经济制度变迁及其制度内存量改革的启动阶段,为了减轻制度变迁遇到的阻力,在很多领域并没有立改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而是先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框架内做些政策性调整。这里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例进行分析。
为克服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对国有企业统得过死的弊端,改革开放后首先实施了对国有企业“扩权让利”的过渡性政策,即把一部分权力和利益下放给地方、企业和个人(包括利润留成、利改税和承包经营责任制等政策调整),以利于调动地方、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但是,一般情况下,这种政策性调整,只有激励机制,而没有约束机制,往往会导致工资、奖金、福利等的增长速度超过企业利税的增长速度,进而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从政策性调整转入制度创新。建立硬预算约束机制则是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重要标志,只有建立起硬预算约束机制,才有可能把国有企业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而要形成硬预算约束机制,必须具备四个基本条件:一是企业必须为自己占有的生产资源支付代价,二是企业必须按事先规定的标准向国家上缴利税,三是企业经营亏损时不能随意获得国家的财政补贴,四是企业必须严格遵守各项契约(包括信贷契约、商业契约等)。因此,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经过多年的改革实践探索,比较一致的观点是,股份制或公司制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模式。
但是,要把传统的国有企业制度改造成为股份制或公司制,还有一系列问题需要解决,尤其是国有资产产权问题。比如:如何准确评估国有资产价值,以防止在转制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如何有效保障国家、集体和个人作为股东的合法权益,进而建立合理的产权激励和约束机制以及风险防控机制;如何管控国有股权交易,使国家、企业和个人能够平等分享国有资产增值利益;国家的股东职能应由政府的哪个部门代理,以有效避免可能出现的政企不分;等等。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标志着国有企业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通过产权流动或转换推动资本流动和重组,使包括资本在内的各种要素可以根据市场需求从效益低的部门流向效益高的部门,进而促进生产的集聚与集中以及效率的提高。与此同时,在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过程中,还存在“一股独大”的现象,即国有股占绝大比重,導致股份制或公司制改造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因此,还需要为重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民营企业进入创造有利的条件。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必须强调的是,国有企业改革离不开市场化的推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任何权利的获得都应通过市场交换实现,所有权也不例外。不完全的市场条件必然导致不完全的所有权形态,扭曲的市场关系必然造成扭曲的所有权关系。所以,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
进一步从产权制度改革来看农村改革与国有企业改革的差异性。表面上看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和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具有相似性,都是“两权分离”关于“两权分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需要从理论上厘清所有制与所有权的关系。西方经济学离开所有制关系谈所有权,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马克思提出了科学的所有制和所有权理论:所有制是一个经济范畴,是一系列经济关系的产物,所有权则是所有制关系的法律表现。所有制关系包括归谁所有、归谁占有、归谁使用、归谁受益,其主体是同一的;所有权也包括归谁所有、归谁占有、归谁使用、归谁受益,但与所有制不同,所有权的主体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分离的,即分属于不同主体。马克思把所有权关系或财产关系定义为“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7]。既然是法律用语,法律可以对此作出具体的规定,进而使所有权与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相分离有了法律依据。(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但两者的“两权分离”所带来的委托代理成本具有本质区别。由于所有者与经营者利益的不一致,所有权人把资产或资源委托给经营权人经营,就会产生代理关系带来的代理成本,使经营者的经营方向有可能偏离所有者的目标。农村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承包农户则是集体成员,经营者与所有者的目标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加上农业家庭生产经营规模及监督成本较小,因而农村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几乎没有代理成本;同时,包干制使农户的经营绩效与其自身收益密切相关,进而极大地激发了农户的生产积极性和经营活力,也为农民走向市场扫除了障碍。而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相对于“农民集体”,“全民”更为抽象,也有更多的目标取向,导致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利益可能具有较大的不一致性,加上企业生产经营规模较大、组织运行较复杂,监督成本也较高,因而国有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会产生较大的代理成本;同时,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收益与经营绩效的关联度相对较小,其努力程度也难以衡量,如果没有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不但可能产生激励不足问题,还可能引发寻租、利益输送等弊端。此外,由于国有企业的特殊性和政府干预的惯性,简单的“两权分离”并不能使国有企业转变为真正的市场主体,还需要在诸多领域进行相应的市场化改革。可见,公有化程度越高的领域,改革的难度越大,产权越难明晰,越难与市场经济接轨。因此,某种意义上讲农村经济制度变迁是一步到位的,并在短期内取得了巨大成效;而国有企业改革面对的利益关系要复杂得多,需要逐步推进,其短期绩效也逊色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
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制度,要实现从计划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其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是难以想象的,阻力也是相当大的。加上没有现成的经济制度和经验可供借鉴,中国的经济制度市场化变迁没有一下子全面铺开,而是在实践中探索前进,选择了以点带面、以局部带动全局的制度创新路径。这种以局部带动全局的制度创新在地域上表现为:先在条件较好的地区通过发展市场经济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再通过辐射效应带动全国的经济增长和市场经济发展;先在有条件的地区进行改革试点,再推广到全国。具体来讲,最为典型的就是根据不同阶段改革开放的需要,相继建立了经济特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新区以及自由贸易试验区等。
为了在经济制度变迁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同时保持经济发展的稳定,就必须从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市场经济制度较易建立的地方开始,经济特区应运而生。1980年中国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1988年又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经济特区是以引进外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为主的区域,一般设置在地理位置较为优越、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比重较低、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的地区。这些地区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制约较小,非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外资经济比较容易发展。在当时投资环境较差的情况下,为了吸引外资,中央赋予这些地区特殊优惠政策,包括税收优惠、金融优惠、土地厂房使用权优惠、固定资产折旧优惠以及放宽外汇管制等。这些特殊优惠政策对扩大对外开放、加快引进外资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也构建了经济特区独特的经济竞争优势,使经济特区以超常速度实现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并有效带动了全国的经济增长,也为全国的改革开放起到了“窗口”和“试验田”作用。在经济特区实行特殊优惠政策,固然对突破旧制度、建立新制度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却不符合市场经济所固有的公平竞争规则,不符合经济制度变迁的最终目标。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特殊优惠政策的覆盖面将越来越狭小直至消亡,而普惠政策的覆盖面将越来越宽大直至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又先后建立了一批包括深圳、厦门经济特区在内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经济制度变迁从重点突破、单方面改革向综合配套改革转变的必然产物,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必然选择。顾名思义,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核心在于全局性、系统性、链条性,要从生产、流通、分配、消费以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城乡、生态等方面多领域进行制度创新,形成相互补充、相互配套的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以增强各方面、各领域、各层次的协调性,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中央选择有一定代表性又符合条件的地区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并把解决各地区发展中面临的主要矛盾与攻克全国性制度创新难题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全面系统的制度创新,率先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为全国其他地区的综合性配套改革发挥示范作用。应当说,创建经济特区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都是为了促进计划经济制度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转变。如果说经济特区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開辟了道路,那么,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则是与经济特区一起,为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创造条件[8]。
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规模效益的存在决定了市场经济是开放的。随着对外开放的逐步扩大,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的市场经济与外部的市场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为了适应新时代经济制度创新和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国范围内相继建立了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深化制度创新和扩大对外开放的战略高地,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通过深化改革加快商品、服务、人才、资本、技术、信息等的国际流动,通过市场机制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同时,要从商品和要素市场的开放上升到市场规则的开放,不但要学习发达国家好的经验,也要坚持和推广自己好的做法,还要为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完善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优化作出积极贡献。截至2020年9月,各地自由贸易试验区已形成260项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为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也有效促进了国内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
中国经济制度变迁具有明确的市场化方向,目的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要求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但需要逐步推进,还要求制度变迁是系统性的。这里基于中国市场体系的发展,进一步说明中国经济制度市场化变迁的渐进性与系统性。高标准的市场体系要求实现市场准入畅通、开放有序、竞争充分、秩序规范:国内市场统一,不仅仅是地理空间上的统一,还包括市场规则的内在统一,要消除各种行政障碍,为各类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市场开放不仅仅是对外开放,对内也要开放,即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和部门之间相互开放,形成跨部门、跨地区、跨城乡、跨行业的商品和要素资源自由流动的统一市场体系;完整的市场体系不仅包括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商品市场,还包括资本、劳力、土地、技术、信息等要素市场,不仅包括现货市场,还包括期货市场。完整的市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不可能一步到位,需要分阶段逐步推进,进而具有渐进性、顺序性,具体表现为商品市场发育、要素市场发育和期货市场发育三个不同阶段。
与计划经济制度相辅相成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只承认消费资料是商品,不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更不承认要素是商品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商品关系“只限于个人消费品”。。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把商品的范围从消费资料扩大到生产资料,但也明确提出“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不是商品,土地、矿山、银行、铁路等等一切国有的企业和资源也都不是商品”。因为这涉及要素和资源的核心问题,即所有制问题。然而,经济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通过放开包括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购销和价格,使商品供给根据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而变化,使供给与需求相匹配,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这就要求要素配置也要市场化,让要素能够根据市场信号进行自由流动、重新组合和优化配置。没有要素市场对资源进行市场化配置,只能发挥微观组织的比较优势,无法通过要素的自由流动提高要素生产率和报酬率。此外,要素市场还可以通过地区间、城乡间的要素流动和配置,缩小地区间、城乡间的差距。因此,没有充分发育的要素市场,也就没有完整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一个重要理论创新,就是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由“基础性作用”上升到“决定性作用”,从而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理论基础[9]。202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正式发布,这是中央关于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第一份文件。
在中国经济制度变迁过程中,消费资料市场、生产资料市场、要素市场和期货市场的发育呈现明显的渐进性和顺序性,要素市场、期货市场的发育相对滞后。要素市场发育滞后,既有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观方面的原因。主观方面的原因主要是:认为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特征,公有的土地是不能买卖的;劳动者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人,劳动力不应当成为商品;既然土地和劳动力这两个最基本的要素都不是商品,不能进入市场流通,那么就不存在要素市场。客观方面的原因主要在于:新中国成立后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追赶型经济发展战略,而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在当时的条件下所必需的资本原始积累只能由“三农”来承担,其主要途径是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和城乡要素价格剪刀差,这就必然会抑制农村要素市场的发育,比如严禁农村劳力、土地在市场上流通和交换。中国“三农”问题之所以长期得不到解决,要素市场发育滞后是其中重要的原因。长期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主要在供给侧。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供给侧和需求侧都有影响,但并没有改变供需关系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供给侧。只有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才能促使要素从低效领域向高效领域流动,提高要素质量和要素配置效率,推进经济发展动力转变、效率提高、质量提升,从而不断优化供给结构。而要发挥市场在资源(或要素)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建立健全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就必须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步伐,推动政府从“定价格”向“定规则”转变。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要素流动都要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直接干预,通过市场竞争形成要素价格,进而调节要素市场的供求关系,优化要素资源配置。
随着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形成与发育,客观上要求建立规避市场价格风险的机制,以防止市场供求和价格变化对经济社会正常运行造成的严重冲击。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规避和转移市场价格波动风险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借助于政府的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特别是经济手段,即根据不同时期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主要矛盾,实施不同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过多的政府干预,不利于市场的发育和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另一种是借助于市场经济所特有的自我调节、补偿和平衡功能,将价格波动风险进行分解和转移,比如由风险投资者承担,这主要是通过期货市场来实现。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相辅相成,是现代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其基本功能有两个:一是规避价格波动风险,即通过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有效分解和转移现货市场中的价格波动风险;二是提供较为正确稳定的预期价格信号,减轻和削弱资源配置中可能出现的盲目性和短期行为,使价格信号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积极作用。因此,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还需要积极发展健康的期货市场。
除了各类市场发育程度参差不齐,要素市场和期货市场发育明显滞后外,当前中国市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还面临诸多难题,主要包括:一是与城乡二元制度结构相联系的城乡市场分割仍然存在,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有待完善,若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城乡差别不断扩大的趋势将难以扭转;二是由行政分权和财政分权改革造成的市场分割较为严重,地方和部门利益膨胀限制了要素在地区间和部门间的自由流动,不利于区域和产业协调发展,也不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三是如何解决数据要素的确权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将数据作为一种新型要素提出,目的是促使其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当前中国制造业面临比较优势明显削弱的挑战,要重塑制造业国际竞争优势,必须加快推进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但是,数据交易中如何确權、单位是什么等问题尚在探索之中。,还有待于深入研究;四是市场规则建设滞后,市场交易行为不够规范;等等。由此可见,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需要积极推进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还很艰巨。
习近平同志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也是改革开放后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转变的结果。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起源于农民自发性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创新,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市场化取向,并逐步而坚定地系统化推进:以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为突破口,尔后逐步推进城市经济制度变迁;从制度外增量改革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内存量改革;从政策性调整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创新;从局部性制度创新入手,尔后逐步扩大到全局性制度创新;从塑造真正的市场主体到构建完整的市场体系再到制定有效的市场规则,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渐进性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以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而又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压抑较为严重的农村为突破口,从农村到城市,从增量到存量,从政策到制度,从局部到全局,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是为了更好地协调各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减轻改革阻力,以维护制度变迁中的经济社会稳定。同时,这种渐进性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坚持了党的领导,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人民主体地位,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等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进行了充分肯定、积极推广和科学优化,并自上而下地推动了城市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等系统化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不但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而且还实现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但仍需不断完善,而且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将面临更多更大的利益关系调整,可能会有更大的阻力。今后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必须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市场化方向,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也要处理好各方利益关系。新时代的经济制度变迁要着眼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也要放眼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济发展必须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经济制度变迁,一方面要进一步促进生产力进步,实现充分发展;另一方面要平衡好地区间、部门间、群体间的利益关系,实现协调发展。在促进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经济制度变迁也要促进高水平高层次对外经贸发展,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强。在新冠疫情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等的冲击下,世界经济下行而中国经济独好,反映出中国的市场经济至少在集中力量办大事、减缓经济波动、缩小贫富差距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基于市场化方向,中国以往的经济制度变迁学习和借鉴了发达国家发展市场经济的有益经验,今后也需要学习和借鉴,但更应挖掘本土经验并进行系统化集成,以更好地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势。因此,应将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践优势上升为制度优势和理论优势,为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制度变迁提供借鉴,并为世界经济运行机制的完善提供中国方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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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习近平.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j].求是,2020(16).
《浅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个永无止境的过程。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在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坚持。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通过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建立了举世闻名的灿烂文化。但是,由于封建统治的腐败和历史局限性,到清代的康、雍、乾时期,虽冠以帝国之称,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政策加之统治者盲目乐观,其实已到历史发展的尽头,光彩夺目的“盛世繁华”背后映衬着的只是落日余晖。终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英国的坚船利炮首先撕开了中国的大门,清朝军队不堪一击,中国自此开始逐步滑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此后的中国屡遭西方列强的侵略和蹂躏,国家主权和领土不断受到侵蚀,中华民族蒙受着空前的屈辱和灾难。
面对着“亡国灭种”的严峻局面,多少仁人志士怀着强烈的危机感和救亡图存的民族意识,为了寻求救国真理,历经千辛万苦,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民族赞歌。但无论是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农民运动领袖,还是以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派,亦是模仿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的戊戌维新派,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究竟路在何方?直到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的面貌才焕然一新。
马克思主义创立于19世纪40年代,是工人阶级政党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是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的学说。但马克思主义自诞生起已有160多年的历史,人类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都超出了马克思当年的预想。要将理论变为现实,实现伟大理想,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和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实践中不断向前发展,不断以新的内容来丰富和发展自己,以使自己始终充满活力,不断与时俱进,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所在。
马克思主义初入中国时面临着“如何中国化”的问题。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之间的相互结合、双向建构的互动关系,它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一个相互适应、相互融合的过程。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必须在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不断地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元素,并把它改造融合为自身成分;必须适应中国实际情况,在内容和形式上做出相应的调适;必须随着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的不同阶段的条件、特点、任务而发展自身。同样,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全面认识,从而真正把其精髓融入到中国人的“血液”中。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初始就信奉马克思主义,把其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史。中国共产党94年的发展史表明:解决中国的时代课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不行,但是忽视中国实际,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同样不行。
土地革命后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在党内盛行,他们不顾中国国情,机械理解马克思主义,将苏联经验神圣化、教条化,最终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在关乎存亡的危机时刻,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提出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正确主张,从而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型革命道路,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于经验不足,照搬他国模式,在此过程中我们走了弯路,付出了巨大代价。“文革”结束后,中国何去何从,历史又一次将中国推到了十字路口。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正确把握中国社会发展阶段,在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做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举措,初步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大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进入新世纪,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深刻变化,我们准确把握当代中国发展实际,在实践基础上推进理论创新,马克思中国化取得全新进展,中国共产党先后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理论,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时期“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什么是发展,怎样发展”等时代课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是新世纪新阶段全党全国人民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指针,体现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它们既反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又以新的实践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既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又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显而易见,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中国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之所以能够从失败走向胜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毛泽东大胆地倡导和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反对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独立思考,大胆创新,最终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适合于中国的实际,并引领中国革命走向成功。同样,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曾一度遭受严重挫折,也是因为党在那个特殊时期,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把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理论观点教条化、公式化,背离了中国实际,背离了时代特征。
当下,中国共产党正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是一项极其伟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它的建成和实现标志着我国的综合国力和现代化建设将进入一个历史性的发展新阶段,意味着我国将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取得重大进展。我们唯有在认真分析国情、民情,准确把握社会发展脉搏的基础上,紧紧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发展实际结合起来;我们唯有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地研究新情况,探索新思路,总结新经验,创造新办法,以理论创新为先导,以发展的理论推动和指导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和各方面的创新,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解决发展中的各种难题。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正是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了中国特色,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才使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断取得胜利。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亦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时代课题。历史上它经历了种种艰难曲折,新时期仍将可能经历新的艰难曲折,出现各种争论和斗争。但无论遇到何种困难和挑战,我们都应坚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坚定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勇于实践,大胆创新,在坚持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发展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只有这样,国家才有出路,民族才有希望。
参考文献:
[1]徐向前.历史的回顾[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
[2]郭建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前沿问题研究[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
[3]刘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m].北京: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14.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文化观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热点,大量学术研究成果不断涌现,通过对这一时期毛泽东早期文化观以及毛泽东文化观产生的渊源、特征、文化领导权等研究成果的梳理,为更好地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一定借鉴。
关键词: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文化观;研究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文化观引起学界高度重视。学者从毛泽东文化观产生的渊源、特征、毛泽东早期文化观、毛泽东文化领导权等方面进行深入细致研究,成绩斐然。本文旨在对其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概括,以期为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笔者将改革开放以来的研究成果分为三个阶段进行梳理。
这一阶段出现了研究毛泽东文化观的热潮,对毛泽东文化观研究不断得到重视。将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主要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1.1对毛泽东早期中西文化观的研究。
1.2对毛泽东文化观的特征研究。
这一阶段对毛泽东文化观的研究趋于成熟、稳定,且侧重从微观方面进行研究,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这一时期亦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更为客观地论述毛泽东文化观,牟岱以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为目的出发,对毛泽东倡导大众文化观的原因、特点和意义进行分析,指出毛泽东倡导大众文化观与其家庭生活经历、传统文化教育、“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关,受马列关于文化论述的影响、是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必然结果、是政治斗争的必然要求。[13]张慧明以建设好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为目的出发,深刻分析了毛泽东文化教育思想,指出毛泽东关于新文化教育的基本观点是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文化教育的基本原则,同时“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对待中西文化的正确方针。
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更加细致丰硕,主要研究成果分為以下几个方面:
3.1对李大钊文化思想与毛泽东文化思想关系研究。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以陶红霞等人的研究最为典型。关于李大钊与毛泽东中西文化观趋同性的研究,陶红霞认为李大钊与毛泽东中西文化观趋同性表现在对待中西文化都采取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态度,都主张中西合璧创造中国新文化。[17]管晓莉则认为李大钊与毛泽东对于中西文化观的趋同性主要表现在李大钊、毛泽东均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主静,西方文化主动,对中西文化都进行辩证的否定,均认为中国新文化源于中西文化的相互渗透和融合。
3.2毛泽东文化领导权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后,很多学者试从微观入手研究毛泽东文化观,譬如对毛泽东法制文化观、民俗文化观、民主行政文化观等方面的研究,研究成果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