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后感是对读书过程中产生的思考、感悟和触动进行总结和概括的一种方式。读后感可以结合个人经历和感受，进行自由发挥和个性化的表达。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一些优秀读后感范文，希望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写作的参考。读完这本书，我对人生的意义有了更深刻的思考；读完这篇文章，我对社会问题有了更清晰的认识；读完这部小说，我对人性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有了更深入的认知。希望这些范文能够激发大家的写作灵感，写出一篇令人赞叹的读后感。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字篇一

不同于断代史或大事记的传统历史写作手法，黄仁宇先生所著的《万历十五年》(1587，ayearofnosignificance)选取了明朝万历年间一个普通的年份进行了社会和人文层面的分析，诚如开篇所言：“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万历十五年……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然而隐藏在平静的社会生活后面，潜伏着明朝由盛转衰的必然趋势。

有鉴于唐朝藩镇制造成的动乱和宋朝管理的松懈，明朝实行严格的中央集权，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加强皇权甚至取消了丞相设置转而依靠原来仅为文学侍从的“大学士”作为统治中枢，组织机构的失衡日渐形成。文官的地位在明朝达到了历史的顶点，武将们出生入死、屡建奇功，但其社会影响，却未必抵得上一篇精彩的文章。明朝任用文官作为总督巡抚来指挥各级武官，在总督巡抚之下还有“兵备使”或“海防道”，名为监察，实际拥有调度攻防的权力，在军政方面，人事的任免以及补给、交通各项也统统由文官主持。这种军事组织，一方面打击了武官的积极性，更造成决策和军事行动的迟缓。在经济上明朝的财政、税收政策打击新兴的工商业，维持单一的农业经济;在文化上僵化科举制度，采用“八股取士”;而对外贸易上实行“海禁”，重回闭国锁关的政策。明朝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200万的军队，却根本组织不起有效的军事供给和作战能力，“土木之役”中一国之君竟被瓦刺俘虏，而后来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皇帝自缢景山，然后是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努尔哈赤率领清兵入关取而代之，留下了历史的遗憾。

中国封建社会在唐宋达到顶峰，明朝的皇帝从太祖朱元璋起未尝不是雄心壮志，延续一个强盛的帝国梦想。从家教和制度约束的角度来讲，明朝的皇帝也有可圈可点之处，如万历皇帝年青时一次与后宫歌女把酒言欢，慈圣太后得知后竟在宗庙祖先牌前痛哭流涕，自责未尽教导之职，并罚皇帝长跪，与朝臣商议差一点废了万历皇帝，虽贵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皇帝，但小日子也不好过。与其政治抱负不相称的是明朝单一、低效的国家管理机制。明朝强化封建的伦理道德和政治思想，万历年间的历史舞台上出现了一位封建社会模范官僚：海瑞，他的一席治国话语很有代表性：“两汉力田孝弟并科之意，隆礼相爱，惟上意向，唯民趋之，一归本业，力返真纯”，希望领导社会回复到历史上和理想中的单纯。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历史发展的潮流，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滚滚向前，生产技术和经济文化在明朝快速发展，复杂的社会发展挑战着政治管理层的智慧，然而明朝的统治者未与时俱进，死守着封建传统的治国理念，单一、低效的官僚管理制度与经济发展的要求形成强烈的反差，虽然明朝经济发达，但当大敌当前竟无法组织有效的军事供给制度和作战战略。明朝的政治家们也未尝不在反思“土木之役”、正规军打不过倭寇此类现象的制度根源，张居正、戚继光等有识之士也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但终因触动既得利益者而遇到强大阻力而无力回天。传统史学家将明朝的灭亡与宋朝一样归于外族入侵这样的外部因素，然而《万历十五年》揭示的制度性缺陷说明明朝的衰败已是历史的必然，而这种衰败，也代表着封建社会由盛转衰的中国大历史的转折点，而其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深远。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字篇二

王国己，男，1971年出生于甘肃省民勤县。现任教于一省级示范高中。

读书，正在为一家杂志英译论语供连载。有多篇教学论文发表。

“当年，在我国的朝廷上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这一段可谓是为《万历十五年》整本书定下了基调。后面的内容恰是围绕它逐次展开，让我们看到明朝历史错综复杂的局面，那种表面上平静而其实暗流涌动，一股无形的力量推动者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然而并非是帝国的发展和强盛，而是走向式微和衰败。此书在以后的叙述中则让人深刻地感受到历史并非总是在辩证中展开，也不是黑格尔所谓绝对理念的最终胜利。

正如作者所言，这本书对“中国以道德替代法律”“已经批评得很透彻”。皇帝，无非是象征，是抽象的道德和智慧的代表。而所谓德行大部分就体现于各种礼仪之中。“一登皇位，他的全部言行都要符合道德规范”“任何个性的表露都有可能被指责为逾越道德规范”。所谓“有德者居之。”正是圣贤的训诫。皇帝即是以自己的德性为国家做出贡献。然而道德规范的解释却属于文官。从此书的叙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九五之尊的皇帝实在是在臣僚们以道德的名义为要挟而牢牢地被控制在文官集团之下。然而“四书”中的原则，在有些人无非是具文，拿来做职业上的口头禅。从皇帝亲手安排皇太后入殓时的一切细节，却又以偶患湿毒、敷药未愈、行走不便作为理由，免除自己应该在众目睽睽之下参加的繁文缛节就可以看出文官制度对皇帝本人的要挟与节制已经超出了皇帝本人所能接受的程度。这正是文与质的矛盾。在此种较量中，万历皇帝遭受了越来越多的挫败感，最后以“罢工”作为对抗的武器，帝国的衰亡也就是迟早的事了。

从前边的叙述可以看出，伦理道德无非是拿来作为维护帝国统治的工具而已。这正是儒家伦理道德的虚伪性，对此，邓晓芒写有一篇长文《从康德的道德哲学看儒家的`“乡愿”》对此加以了批判，令人信服。

“表面看来皇帝具有传统赋予的权威，他想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而其实皇帝是在臣僚们以道德的名义为要挟下按照文官集团所确定的规范来行动。任何超越和违背此种规范的行为将被加以“昏庸无道”之罪名，万历皇帝就曾受到臣下如此的指斥。原来，“百官之所以绝对服从皇帝，即使不是有条件的，但也决不是无目的的。君主专制本来与文官制度是相辅相成的。”皇帝越过这个界限行事的不是没有譬如万历的叔祖正德皇帝就曾经“毫不费力地作弄了他的臣僚”正德皇帝有“超人的胆量、充分的好奇心、丰富的。”他曾亲自训练老虎，差点就此死于非命;亲自操练兵马;率军作战，得胜回朝;自己给自己加封“威武大将军”称号……诸如此类自然引起了文臣们的惶惑以至愤慨，而其中真正的原因就在于“皇帝挖空了他们苦心构筑的政治体系”。万历皇帝“缺乏他叔祖的勇气、积极性和寻找快乐的情趣”，那就只能当“紫禁城中的一名囚徒”，那就是参加代表着道德的各种礼仪。苦闷之余，只有“用一些更为无聊的消磨时光”。一个喜欢活动的人物具备着充沛的精力，但又无法用之于作出积极的创造。”自此埋下历史悲剧的祸根。

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乃人性、社会责任、道德伦常、体系的文化语法规定等等交织而成。其间的复杂很难用一个维度讲得清楚。而且只有拉伸前后的历史岁月，方能看清楚一部分的历史走向。这也正是黄仁宇提出大历史观的一个原因。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字篇三

明万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在中国历史上原本是及其普通的年份。但是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中，以该年前后的史事及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物为中心，抽丝剥茧，梳理了中国传统社会管理层存在的种种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索现代中国应当汲取的经验，教训。

黄仁宇先生在这本书中，分别讲述了万历皇帝朱翊钧，首相张居正、申时行，古怪的模范官僚——海瑞，孤独的将领——戚继光以及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贽六位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他们互相独立，同时之间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令人印象深刻的有好多地方。

万历皇帝不同于明王朝之前的皇帝，他的职责和权限已与前代大有不同。他的祖先一言一行都被臣下视为道德标准，而他却是在他的臣僚教育之下长大的。他的责任范围乃是这群文臣们所安排的，他的情感更需做绝对的抑制。他与他的祖先们虽然在他们臣僚的协助下，平常生活工作的形式相似，但在本质上却毫不含糊。

明太祖朱元璋立国之初设立了作为行政工具的文官制度，但此时的文官却早已成熟。多少年来，文官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强迫坐在宝座上的皇帝在处理政务时摈弃他个人的意志。皇帝没有办法抵御这种力量，因为他的权威产生于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他实际上所能控制的则至为微薄。此时的文官们需要的只是一个个性情平淡的君主作为天命的代表，其任务就是在他们争端无法解决时做出强制性的仲裁。他们要求这位守成之主与日常的生活隔绝，在仲裁中不夹带个人的嗜好和偏爱以引起更多的纠纷。简单的说，就是皇帝最好毫无主见，因此更足以代表天命。这种关系，已经由万历的曾叔祖弘治做出了榜样。弘治皇帝越是歉抑温和，听凭文臣们的摆布，文臣们就越是称颂他为有道明君。

这样一个皇帝，实际上已经不是国事的处置者，而是处置国事的一个权威性的象征。他应该做到寓至善于无形。如果他能够保持感情与个性的真空，经常演习各种礼仪，以增强抽象的伦理观念，他就和上述要求恰相符合。到万历皇帝这一年，由于其特殊性，更是能通过各种事例体现这一点。万历皇帝在从政后期，看破这一点，虽然依旧有被老祖宗赋予的权力，但是这权力已经“无能为力”，遂转而“无为”。

他的两任首辅兼老师俨然是两个极端，张居正锋利，申时行圆滑。无论是锋利还是圆滑的处事风格，目的都是为了万历朝堂的稳固。可惜，历史悠久的文官制度所带来的弊端，以道德代替法律，终究让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无法真正解决问题。张居正死后被他一手培养的皇帝批判，后人也颠沛流离。申时行也不得善终，无法功德圆满。抛去他们首辅的身份而言，精通儒学的他们，将忠君做到了极致。万般皆下流，惟有读书高。如果我是张居正，如果我在1584年还活着，我一定泪流满面。身为读书人，宁可枝头抱香死，不曾吹落北风中。他所有读书人的高傲，和自己向往的君子之风，在万历皇帝的猜疑中，灰飞烟灭。可是人间再无张居正，人间再无申时行。这一切一切的源头，是当年暗流不断的朝堂，更是绵延了几千年的文官制度。

海瑞就是这一制度下最具代表的人物。他是个清官，毋庸置疑。但清官不是万能的。他清廉、节俭、不畏权贵、不屑与官场的腐败之风为伍，这是从小接受的儒家教育的结果。他将道德视为至高无上的准则，甚至在判案过程中依旧秉承着道德原则。“他不是依靠强有力的机构而只凭个人的判断去裁决为数众多、头绪纷繁的争执，其是否能一一做到合情合理，无疑是一个极大的疑问。”他会失败，毋庸置疑。这并非是他个人之错，政府不用技术和经济的力量扶植民众，而单纯依靠政治上的压力和道德上的宣传，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而遏制法治的成长发育，以抽象的道德代替法律，是极为危险的一种方式。海瑞以一己之力想对抗整个文官集团，甚至在他被免官之时说“举朝之中，皆妇人也。”只会削减他同僚对他的同情。

相对于海瑞，戚继光这个武将甚至可以说是更明白为官之道。戚继光有着很高的军事能力，在当时全国边防守卫混乱的情况下，他成功组建并训练了戚家军，使这支部队成为了抗倭的一把利刃。明朝中后期有才能的武将已经消失殆尽，笔者说，戚继光是一位孤独的将领。不似明前期的武将似百花争奇斗艳，这个时期，只有戚继光一枝独秀了。不得不说，明前期的军事力量非常强悍。自古以来就有这么一句话，文官可乱国，但只有武力可以覆国。所以每个朝代都在尽力打压武将的权利。明朝也不例外。“帝国的军队，经常的任务是面对内部的叛逆，而非外部的侵略者”。这句话，放在今天来看，简直是不可思议。在当时却是实实在在的现实。书中对边界军队的描述来看，不知有多少马匹，不知有多少士兵，没有组织的军队后勤补给，可以说边防的守卫军，形同虚设。无法想象，这个时期积贫积弱不仅仅是百姓，军队也无法避免。

至于哲学家李贽，他不相信卫道士们口中的「存天理，灭人欲」，认为衣食住行就是天理，人欲是一种很正常的存在，这是实话。但是，他也是矛盾的，就如同千千万万与他一样，从小接受儒家文化教育长大的书生们，似乎是在思想上认同道德，而大部分人却不能身体力行。李贽说出了他们不敢承认的真话，却只是停留在了表象上，而真正的问题来源于这个时代与社会，让他无法从中超脱出来。他的一生都在试图与整个社会抗争，而自身也是矛盾的，最后，自杀在了监狱中，也许，这就是这个封建时代的悲剧。

作者将这一年放进了世界史中，让人对西方的崛起和东方的衰落有了一个大致的对比。从这一年开始，世界悄然改变，西方书写了一部大国崛起史。表面上四海升平的大明，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字篇四

我对明史感兴趣，要从《明朝那些事儿》说起，这是我高中历史老师经常挂在嘴边的一本书，受其鼓励，我用攒下来的钱买回了这一宝藏书。这套书开启了我探索明朝历史的大门，而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则是我对明朝历史隐秘之处的窥探。

万历十五年，即公元xxxx年，这是中国历史长河中普通的一年，但是作者却以这年前后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为中心，抽丝剥茧，在发现存在的种种问题之后，探讨了那个时代应该吸取的教训和经验。全书选取了七个主要人物，有万历皇帝朱翊均，大明内阁臣子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特立独行的思想家李贽，他们或遗臭万年，或抑郁而终，或家破人亡，没有一个人脱离了这段历史的影响。书中也还提到一些人物，如内阁大臣高拱、万历大伴冯保、福王常洵等，也难逃当时历史的漩涡。

结合以往的读史感想，我来谈谈对本书的几点看法。

万历皇帝是一个饱受争议的人物，一方面，人们诟病他沉醉在深宫，连续30年不上朝，另一方面，人们好奇他这么久不上朝，统治下的国家竟然可以正常运转。要知晓这些，我们从万历的童年说起，万历九岁登上宝座，一直到他18岁亲政，在这长达十多年里，他就像一个傀儡一样，被他的两位母亲和内阁首辅张先生控制和束缚着，朝廷内外的一切事物大多是由能干的张先生打理，而他就只需要做一个听话的木偶和道具。刚上朝的时候还不懂得处理朝廷政务，能有一个贤能的张先生辅助，什么也不用干，万历当然是很高兴的，可是时间一长，就没意思了，万历会想我已经18岁了，我才是这个帝国的皇帝，凭什么管这么多，凭什么抢夺我的权利?万历八年发生的一件事，足以激化了师生二人间的矛盾。在这一天，万历喝醉了，在宫里闲逛上，突然冒出一个想法，让刚遇到的太监唱首歌，可这太监站在原地半天没唱歌，这可惹恼了皇帝，特别是已经喝醉了的皇帝，于是万历下令把那个太监打了一顿。这事被万历的小伙伴冯保知道了，冯保立即报告给李太后，李太后大怒，数落了万历一顿，并拿出了《汉书》，打开霍光那篇，万历熟读史书，当然知道其中的含义:如果不听话，就像霍光一样，废了你。而万历知道，这个明朝的霍光就是张先生，一个可以威胁到自己皇位的人。这一件事情让万历印象深刻，也成了后来张居正死后被清算的.根源。再加上后来长达30多年的国本之争和僵持许久的立储事件，万历伤透了心，他像一片落叶一样，遭受风风雨雨的残酷冲击，于是万历选择了一种最消极的反抗方式——“罢工”，即《明史》里面所说:“继乃因循牵制，晏处深宫，纲纪废弛，君臣否隔。于是小人好权趋利者驰骛追逐，与名节之士为仇雠，门户纷然角立。”可以说，这是万历性格的悲剧，被压抑太久，解脱之后又容易走极端，所有这些应激事件让性格内向孤僻乃至很可能罹患抑郁症的万历皇帝更加消极萎靡，心灰意冷，不以为意了，而这些只能让这个伤痕累累的大明帝国和无辜的百姓臣民来买单。而此时，运转了两百多年的大明帝国，封建管理体制已趋近完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达到顶峰，科举制为帝国的运转提供了源源不竭的活力，其后的张居正的十年改革也让明朝能够苟延残喘近半个世纪。

结尾黄仁宇老先生向我们揭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军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都无法扭转时局”。这是一个朝代也是一个时代的悲剧，无论是天子还是普通百姓，都未能够力挽狂澜。当西方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时，昔日雄赳赳下西洋的帝国却已经走下了下坡路，弊端长久，积重难返，政治生态亦为人所，谁之过错，历史给了我们答复。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字篇五

宋明两朝江南经济都是很活跃的，但是经济上的发达被没有倒推政治上的破局，展现出死局。其实是缺乏张居正那样的经世之才的破局者。张死后一直没有掌控全局的首辅，可以避免皇帝与大臣之间的内耗。申时行作为太极高手，非常清楚自己面临的现实，在皇帝与大臣之间充当和事佬。其后的首辅们均不能做到如此。内耗不断，君臣二心，再加上大臣之间的派系争斗，使得朱家朝廷没有能力从民力发达的江南抽取资源。先是改革与守旧之争，后是宦官与东林党人，尤其是后者。需要注意的是魏忠贤这个人，官方定位大奸大恶之徒。我认为是片面的，实际上他是张死后唯一可以掌控一切的人，因为碰上了一个热心建筑事业的皇帝。

仔细看看魏忠贤“专权时代”，大明朝虽然天灾不断，后金叛乱不断，但至少可以控制的局面，朝廷可以从江南收取民力资源。崇祯拿下魏忠贤也没有错，但是没有魏忠贤掌控资源的能力，他收回了魏忠贤的权力，但是没有收回魏忠贤收取资源的能力。这就悲剧了，崇祯太操之过急了，这与他性格有关。权力之所以诱人，是因为权力背后获取资源的能力。魏之后，东林党人上台，这是一群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娼女盗之徒，根本无能力掌握时局。事实上这些出至江南的东林人，本身就与江南作坊主有紧密关系。

中国古代，大多数读书人都是有钱人家，贫苦人是没机会、没资源、没能力读书的。这样的东林人又怎么会从南方汲取民力、财力以支援北方的战时呢。实际上宋明两朝，包括后来的大清朝，江南民间都有丰富的民力、财力，只是中央没有汲取资源的能力，亡国已成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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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读后感字篇六

其实不算认真看完，只是快速浏览。里面很多故事已经有所了解，因此对我来说更重要的其实是书末的“《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说白了就是，把明朝这段历史置于世界大背景下，然后再把时间长度拉长到数百年，如此可以看出很多在微观上无法看到的东西。

对于当时中国的日渐衰落，以及中国目前遇到的困境，其实都可以归结到一个问题，那就是上学时候学了无数遍的“生产关系不符合生产力的发展”。

具体点说，什么民主自由文明什么的，都是建立在一种东西之上，那就是“契约精神”，也就是“法治”的基础。这一点，有赖于商业的发展，翻过来又能促进商业的发展。这就是为什么目前国内都说“经济改革倒逼政治改革”。某种先进的生产关系在一开始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到了瓶颈期，生产力的继续发展就会受到限制，而这时，就会产生促进生产关系改革的呼声。

黄仁宇还谈到了市民阶层的重要性。不知中央大力推进城镇化的时候，有没有这方面的考量，如果有，那真的是有壮士断腕的勇气。联想到前段时间广东发生的事件，可以看出，“契约精神”的要求在南方是高于北方的，这既是南方商业发达的结果，也反过来促进了商业的发展。

要实现富强民主自由文明，首先得把北方的游牧气质和小农气质去掉，除了大力提倡发展经济外，如何改革上层管理模式也是今后面临的一大问题。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字篇七

《万历十五年》讲的万历年间一个很普通的年份，叙述的人是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方面举足轻重的人物，它把明朝的官僚机构的“阳”和“阴”说的极为透彻，不禁让人冷汗涔涔，其实每年都可以是万历十五年。年份固然寻常，但早已埋下了衰亡的伏笔。

作为一部明史经典著作，它很好读，一点也不生涩难懂，仿佛在看小说一样。主要人物的每一次选择都让人揪心，心理活动也特别真实可感，可能会有严苛的`历史学家不屑于这种讲述，但平心而论，对历史的解读很多时候都是作者的主观思考，既然如此，何必力求表面上的客观。直接抛开那些顾虑，将文字写得精彩些，观点阐述得深刻些，脉络梳理得清晰些，这样才是读者的幸事，也为作者解开了传统的枷锁，便于作品的广泛流传。

《万历十五年》提出的主要是一个观点，即“中国两千年以来，以道德代替法律，至明代而极，是一切问题的症结”，这个观点特别震撼，书中也给出了很多论述，十分令人信服。

当我们看着书中那么真实可感的人物一步步走向各自衰落的结局时，才真正明白：事件改变命运，命运改变人，人改变历史，时间改变一切，永远都是这样。

读史可以明智，关照着他们的命运，我们可以看懂很多事情，也能更好地为自己的人生做出“对”的选择！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字篇八

首辅申时行，作者用了很大的篇幅来写张居正时代的改革、做法、措施，以及张居正和文官集团这个群体的矛盾来源和结果，以给申时行和事佬的做法做解释。申时行下定决心做和事佬，是在吸取前人教训和仔细分析各个利益集团的基础上所做的决定。

作为申时行的前辈和推荐人，张居正一心想要改革，想要以法治国，然而他只能做到强推政令、利用他的门人和私人勉强在部分地区推行。不仅如此，他深知“为官之道”，自己不做表率，却只想动他人的“馒头”，改革难以推行也是自然的。况且，一切归根究底是官员的俸禄过低，没有改变这个基本事实，就想要大刀阔斧的改革。改革没有错，但改革前的分析做的不够。这就好比没有奠基就像盖摩天大厦、没有铁轨就像要火车跑起来。

申时行深知张居正错在何处和改革行不通的原因，为了与文官集团和解或者向其示好，在上台后就将仅施行一年的改革制度取消了。

作者还花了较大的篇幅来论述文官集团的形成，和伦理道德与行政效率的关系。文官集团具有双重人格，他们既遵从四书五经的伦理道德，也同样不会放弃吞没百姓的钱财、收受他人的贿赂以维持自己相当标准的生活。正直，是一件商品，用来在皇帝面前展示的。

在那个普通百姓人微言轻的时代，大多数人将做官看做发财致富的道路，而张居正的改革触动了多数官员的利益，所以行不通。制度好与不好，没有客观的评判标准，它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就是好的；反之则不好。既得利益者没有评论的权利。而张居正作为既得利益者，不仅说旧有的制度不好，改了它，还不加遵守。制定了规矩，只来约束旁人，而不约束自己的，当然就群起而激愤了。

申时行懂这些，他尽量避免惹怒这些个人，尽力做好皇帝和大臣们的传话筒，从不惹是生非，用力维护着平衡，没有出大错，也没有出彩的地方。

同张居正比，申时行可能过于平和了，但他参透了社会运行的规则，知道自己无能与它对抗，所以他选择了适应，不做那个出头人。从他本人做和事佬的决心来看，他尽力了，做的不错。

历史告诉我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无力改变的情况下，适应不失为一种选择。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字篇九

以前对《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印象最深的是关于中国缺乏数字化管理的论述。当黄仁宇描述着一场杂乱无章的古代战争时，难以置信的统计和控制之劣，近乎荒谬，远远偏离了我对智勇双全的先民的恭敬想象。黄把中国形容成一个庞大的以礼仪统治的国家，由天子和官僚作道德楷模，指引小民的生活，而管理则是模糊和杂乱的。具体到基层州县，政务中充满了模糊的统计数字和含糊夸大的文字报告。

再读时，这个论断的真实性在我的头脑里大打折扣。黄无疑夸大了道德规训(抄一个福柯的词哈)的力量，并低估了地方官对地方的控制——很难想象这个由庞大税收养活的王朝没有潜质进行严格的税收，并把军事等方面的动员力深植到地方。

再读的亮点是关于官僚体制。根据黄的描述，庞大的文官集团并不象理想中的士大夫集团一样和衷共济、人人都是道德楷模。由于个人的力量相对整个体制(以及天子)的力量而言过于微小，为了寻求安全感，他们务必结成一些集团，谋取共同利益。讲到张居正时，黄说张的任人唯亲几乎是无从选取的，正因他应对数万人的官僚队伍，没办法考核和选取，只能选用自己了解的人。

联想到红楼梦中的四大家族“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实际上是政治谋生手段，是自保和发展的必然要求。综观中国的选官制度，从汉朝的“举孝廉”，到魏晋的九品中正制的门阀世族子弟作官，再到隋唐的科举取士，只有加强了中央在体制中的权威，使每个人拥有同样的机会，在选官过程中才不会出现力量的聚合现象，即一个个体不需要投靠一有力实体以在竞争中获得机会。但这只是选官阶段，只是仕途的门槛。

既已成为进士，有了公务员资格(当然，在考取公务员资格过程中，古往今来，作弊一向是屡见不鲜的超体制行动)，今后在仕途上的发展、能否得到肥缺和升迁机会，其评价途径就不得而知了。在明朝，每六年进行一次全国大考核，不任事的官员会被斥退或强迫退休。然而正面的褒奖从何而出?升迁的名单如何确定?想必不是件十分公开的事。就象这天的选民们并不知道也无从预测人大开过后有哪些新官上任。新闻联播里念名单的时候，我每每觉得他们是刚从哪个石头缝蹦出来的大圣。

没有简明可操作(如科举一般)的程序，单个的官员永远是最弱势的群体。在混沌而充满风险和竞争的体制中寻求自保的最好方式，便是结党。虽然圣人说“君子不党”，但君子要想实现“治平”和“升官发财”的理想，不党恐怕是不成的。

中国历史奇妙就奇妙在，它是由无数轮回组成。惊人的相似性是最富戏剧性的资料。于是在中国的官僚体制中，党同伐异、相互攻击和权谋妥协，一其始终。台上投票握手，台下踢脚，表面上看波澜不惊，小民仍颂之为人民公仆，斗争是永远无从与闻的。

黄认为中国官僚体制中，所依靠的道德缺乏约束，又没有良好的数字化管理，作为帝国真正主人的官僚集团内部存在无数利害冲突，构成了“一个带有爆炸性的团体”。有明一代，在万历后期，官员便已看透了中枢势微，只需敷衍应付。那时候的皇帝也不懂搞整风或者三讲，于是官场不良风气如瘟疫般泛滥，贪污腐败风行，并愈演愈烈，“使整个王朝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其因此能勉强维持，实在是替代的办法尚未找到”，而且庞大、历史悠久如我们的帝国，仅靠“惯性的作用”也可继续存活若干年月。

对这个关于危机和崩溃的故事，我存在深深的怀疑。据我的印象，没有哪个王朝的崩溃是由吏制腐败直接、或有极大相关性间接导致的。想来想去都是地方武装势力坐大和外族入侵的结果。即使是苏式唯物史观高唱赞歌的农民起义，也但是是起到了较大的助力而已。也没有听说哪个王朝的诞生，是因了清明高尚的吏治，谁都知道中国的开国皇帝，基本都是立刻得天下，怎样也要打赢一场解放战争才能坐稳江山。而为了打仗而积蓄力量时，不可能广施仁政而不横征暴敛。

记得十几年前，天真的学长们走上大街，到处张贴标语如：“卖掉奔驰，还我钞票!”历史于是又一次证明，使中国社会持续稳定(或破坏它)的，不是百姓，而是控制着铁和血的“仕大夫”。

黄显然把帝国的体制看得过于单薄了，更需要思考到的是，体制的对立面是零散势单的无数愚民。除了以宣教方式起作用的一面，这个体制已经自发构成了某些游戏规则。这些规则产生于制度的罅隙，是基于自然界优胜劣汰的无政府状态，用吴思的词，这些就是“潜规则”。

古往今来很多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坚信中国是礼仪之邦，人人事事都尊制循礼。这种错觉掩住了无数双有穿透力的眼睛。

吴思把中国还原成一个暴力左右的社会，由一个个、一层层暴力集团统治。我认为，他用人类学的方法发现了“潜规则”，这一重大发现的好处对中国而言肯定超过了马克思对剩余价值的发现(况且好象这个剩余价值也不是马克思最早发现的)。鲁迅以前讲他一个朋友看史书，从字缝里只看出“吃人”两字，他和他的朋友都狂得很帅很有穿透力，偶很是心仪。

在以德治国的背后，是无数制度的缺乏和失去控制的现实，在那些空白的地方，滋生出基于达尔文理论的潜规则，实则这些潜规则才是支配中国社会结构运作的真正幕后老大。因此即使如黄氏笔下所描述的，万历皇帝正因立储问题与群臣交恶，消极怠工而使官僚机体败坏。整个帝国的真正规则，并没有受到任何损害(从善恶性质讲，以前也好不到哪儿去)。万历的行为可能只会给规则的运行带给更好的生存环境。

结党依旧，贪暴依旧，买官卖官依旧，上京开会上供跑官依旧，只是外部环境更宽松了而已。何况那时候交通不便，跑跑官也不会出车祸死在路上，想搞性贿赂也不用非得自己献身，成本实在低多了。形势一片大好。

(完全植根于西方土壤的资本主义，在中国是不存在对应物的。资本主义从西欧产生，然后铺展到全世界。而所谓“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绝对是个彻头彻尾的伪命题，是苏联五种社会模式的蹩脚注脚，围绕它的时刻地点的争论，是一场多么搞笑的学术闹剧!它唯一的贡献就是养活了中国那么多历史学家，又是出书又是评职称又是开学术研讨会，开心得不亦乐乎!)。

如果用中国根本不可能产生的所谓“数字化管理”来解释中国的朝代更替、帝国的崩溃过程，其荒谬程度能够与“关公战秦琼”比肩。更没法解释同样是中国封建王朝的清，又怎样存活数百年。(md，封建又是个我不能容忍的伪命题。)。

不是用历史去发现、质疑理论，而是将历史活生生地yan割后去注解理论。这么不历史主义的观点，竟然出自一个大历史学家的手笔，而大一时的我还以前那么崇信他。。。毕竟是个丫头片子啊。。。

吴思能发现潜规则，必须是从他对中国土匪，以及小民在乱世的生存选取的研究中获得的灵感。中国科班出身的历史学家大都认为“历史，就是制度的历史”，继而把制度局限在上层建筑范围，再缩小到对官制的研究，因此估计是没法象他这样独辟蹊径了。中国人的学术创新潜质是怎样被束缚的，能够想象一下。

最近也在重读王小波的杂文，发现他也写过一篇关于〈万历十五年〉的书评。关于这本书，王没什么高深见解，只是朴素地举了个反例。他说，中国要真用数目字管理，只能更糟——大跃进时，卫星上了天，经济和生产但是下了地。

不真正改变中国的机体运行环境和模式，生搬硬套来的东西全都靠不住。钱锺书说，西方什么东西到了中国都会走样，呵呵，是之谓也。

不管怎样说，〈万历十五年〉还是一部好书，正因我读的时候强烈愉悦，它带给我的启发层出不穷。作者读史的视角和纵横摆阖史料的潜质真是太强了!批评他，我多少有点黄口小儿的感觉。但是关注经济时代，批评也是增长点啊——以此乱糟糟的文字向黄先生致敬。

搞笑的是，20xx年曾与中华书局此书的责编@西丰客人兄一齐吃海底捞，饭中并未聊到此书。此刻看到此文和老兄的评论同在此书主页下，还真有点意思。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字篇十

《万历十五年》是对明代衰亡原因的概括，选取的人物分别反映了不同方面衰亡的原因，而这些原因又可以归结到社会制度的某个问题上去，让人明白明代衰亡的表面与内在之间的必然性。

从“表”上看，分为几个方面：

第一，皇帝制度本身是君主专制，而皇帝决策常常有误。并且在与群臣的较量中，群臣占优，皇帝便报复性地消极怠政。一方面皇帝能力有限，另一方面皇权正在被变相地攻击而受限。前朝的集权化导致了万历年的皇帝即便不谋其政也不让大臣出头，结果拖累了社会发展。

第二，官僚政治严重。书中有一句话说“官只担心民众吃不饱，不担心民众吃不好。”官们更关心的是“合法与非法的收入”，地位，名利。私心人皆有之，但放到国家层面，缺乏法律规定，便一发不可收拾起来。这其中重要的一环是张居正。《明朝那些事儿》这样评价他：“最奸的奸臣都被他赶跑了，你说谁最奸。”他对皇帝来说是父亲一样的存在，而张居正本身是官僚阶层的顶点，是剥削阶层的主力。尽管他本人渴望更好地治理国家，重视民生，但他所在的阵营却因他的力量壮大甚至与他本人、与皇帝对抗。

第三，是岗位待遇问题严重。明代官俸之低众所周知，而正是这一问题导致监察部门对腐败视而不见，从而使人民生活水平与生产力长期低下，转而又威胁到岗位待遇与税收的规范性。

第四是部门管理上的不科学。其严重后果从倭寇攻入内地环南京城抢掠后全身而退可见一斑。曾经发展水平世界第一的明朝被日本这样一个弹丸小国来的流寇恶民如此狂虐，其部门管理确实存在极其严重的漏洞。说到底，还是中央机构、文官集团没有一种有效的制度来管理军事机构，使其能高效运作又不至威胁中央集权。而文官集团在日本人的长刀架到脖子上之前并不想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这些人更在意的是压制武官以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主导社会风气，攫取更多物质利益。因此，若无张居正这样的人力挽狂澜，事情还不知会发展到什么地步。

然而这四个方面，以及其他未提到的方面，在书中被归结到一点上：道德统治社会。以四书五经作为不成文的治国方针，让人的利益、欲望缺乏可见的管制，而使行为与准则渐相背驰，而形成的了“阴”与“阳”。明代是一个充斥着“伪物”的朝代。哲学家李贽也因研究这种现象而名声鹊起，最后却触犯了士绅阶级利益而在当时身败名裂；张居正生前励精图治，死后也被大清算；二辅门生参奏大辅，三辅门人参奏二辅；戚继光因自己用士兵武器战斗而得以留职，他的同僚却因支持技术创新发配边疆，只因技术发展要重新洗牌各个衙门和官职。文官集团曾为这个国家立下了汗马功劳，后来却成为了社会毒瘤。这不是什么人性的悲哀，人为利益来去本无可厚非，说到底还是治国之本出了差错。

由此观之，要整顿的是执法制度和力度、社会生产制度、军队编制，而最重要的还是限制这些“伪物”，着眼人的生活水平，尽可能利用当时的剥削关系促进技术发展，再促进社会革新，这样以来就可能为我们的明朝续上个几十上百年的寿命了，直到工农社会真正的主人再次为自己代言。

可是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万历十五年一去不复返。我们只有在它的教训之上尽全力把未来的事情做到最好了。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字篇十一

整本书本质上反映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互相制约相辅相成的关系。书中不论君臣，只是把不得善终的人物举为个例，来论证以道德治国，治理一个组织结构已发展并复杂到一定程度，法制建设却没有跟进，管理制度也未有革新，生产关系已不足以适应当时的社会发展的弊端。

以文官集团为首的道德治国，大小事宜因没有成文的法条而只能佐以道德的准则来评判是非，其力求内外制衡的理论，即文极，缺乏改革创新的动力与智慧。先后有张居正此等大政治家励精图治改弦更张，戚继光雄才伟略整顿军机，但极少数人的主张并不能与根深蒂固的缺乏确定规章只求内外制衡无事即为功的文官集团利益相抗衡。万历年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以与两千年前的孔孟时代不同，却仍使用当时理论裁定一切事宜，此时生产关系已极为落后，严重制约了生产力发展，才为日后帝国的衰亡埋下伏笔。

给当今社会的启迪就是，社会制度一定要随着社会发展而逐渐演进，勇于革新创业，绝不墨守成规因循守旧。在现代社会，每天都会出现新鲜事物，不免涉及有违公序良俗的事情，而我国法制还尚未完善不能做到实时跟进。极为需要执政者审时度势，有灵敏和看远的智慧与思维，制定适宜的政策，引导国家向稳向好发展。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字篇十二

黄仁宇先生以大历史观集中考察明朝历史，通过前期大量阅读史实资料及学术研究资料，综合个人历史研究成果，一举将明朝兴衰的前因后果摆在一起斟酌，最终将明朝的历史节点聚焦于一个看似无关紧要实则暗藏玄机的万历十五年。

文中一直提到这一年是无关紧要的，却在黄仁宇先生从不同角度对关键历史人物的融会贯通地剖析之下，显示着这一年的'不平凡——以各个关键历史人物最终不幸的归宿，暗示着明朝最终历史走向——文官集团以孔孟道德作为立国之本，越来越僵化的政治体系与落后的法制体系，社会发展寻求不到创新的途径，即使有，也总是被大环境所扼杀：

万历皇帝因个人之力无法抵抗固化文官体制而不再热衷于国事的退变、张居正鸿鹄之志以及先明政治手段与策略的落空与死后被反、申时行勉力维持文官之间平衡的无奈、海瑞作为最廉洁最死板清官独自硬抗没有法律支撑的土地纠纷、戚继光有志规整强化军队建设却屡遭文官压制的无力、李贽欲寻求个人自由却始终受限于传统道德的压抑，每个历史人物的不幸都能印证明代的社会思想之僵化，终将终结为努尔哈齐及其儿子所取代。

还有点奇怪当时的传统观念会认为文化与政治与生活不能同时繁荣？有一个很独特的历史观点，“文”与“质”的关系。哲学家李贽发现文极必乱，乱而后治，由重文转重质(“质”保障人民生活质量)。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字篇十三

改革进入深水区，我想我是支持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对待张居正，我认为：一条鞭法若富强，首辅贪墨又何妨？三秦御宇感卫鞅，靖康不见荆公王。

几个关键人物都是悲剧的。

张居正私德有亏但大节无损，最终人亡政息；

海瑞铁面无私（情商偏低），上位者用好了是党同伐异的反腐利器，用不好也容易扎到自己，在他治下，百姓应该过得还行，不过官不聊生的状态让他最终被束之高阁，在应天府（陪都南京，相当于人大/上议院）高高挂起，自己的家庭也分崩离析。

这些人输了，只有官僚集团赢了，他们带着制度惯性裹挟着大明王朝走向最后的深渊，而之后经历了嘉定三屠剃发易服的他们也输了。

曾经是羁縻制度下毫不起眼的棋子，之后只靠几万女真人的基本盘成功入关的大清，成为最后赢家。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字篇十四

这是美籍华人学者黄仁宇写的一本好书，1979年首先在美国出版，并多次重印。我是在阅读了王小波的“不新的《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一文后，才上网购得此书阅读的。在读书中，通过书里提到的文章和人，再去找自己有兴趣的书来读，这种是我自称为“顺藤摸瓜”读书法。由于这个读书法，我最近重点购买了一些“读书笔记”类的书籍来阅读。

《万历十五年》这本书是一本历史学范畴的书。在我的读书目录里，应该是文（文学）、史（历史）、哲（哲学）三类为主。在阅读一个人的著作前，最好先阅读他的传记或者简介，这样，才会对作者写作的立场、背景、动因等有一个初步的了解，有利于自己对作品的理解。这个也是我自称为“摸清背景”的第二个读书法。由于这第二个读书法，我也购买了比较多的人物传记来阅读。

通过读书，我要建立起自己的读书方法和阅读书目体系。

再来谈谈《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吧。全书以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为历史时间的横断面，然后讲述了与这个横断面有关的六个人物――一个皇帝（万历）、两任元辅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一个模范官僚（海瑞）、一个杰出孤独的将领（戚继光）、一个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贽。最后，从作者的大历史观得出结论：1587年，即万历十五年，表面上无事可记，然而四海升平的表面之下，千年帝国崩溃的隐患早已埋下，所以，书中所述的人物都是悲剧性结局（皇帝也不例外），故万历十五年的历史，也是失败的历史！

希望通过阅读更多的历史书籍和做历史的思考，能对以上问题做出解答。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字篇十五

万历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等一批历史人物在黄的笔下重新闪现出灵光，掩卷而思，我们也不得不考虑人在官场，特别是中国社会应该如何适应。

读这本书，使我想到一句夏新公司总裁李晓忠会议上的话：“如果你现在对共产党不满意，则更要入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改变她！”诚然，对中国社会也是如此，如果你想改变中国社会，则首先要适应这个社会上的规则，也只有这样你才能够改变社会。

但在万历时期，却没有人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万历帝采取消极的做法，使得朝内矛盾增加；张居正采用高压策略，令压力在其去世后瞬间爆发；申时行总结经验，却采取中庸之道，基本一事无成；海瑞用其独有的性格，在精神上可以照耀千年，却无法与现实接轨；戚继光虽心有国家，外在表现却是组建私家——“戚家军”，这在任何朝代都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综合以上，我说充分认识到“目的”与“途径”各有所重，可以说，目的重要，达成目的的手段更加决定努力是否成功。很多人都可能想为国家出力，但如果途径不对，则目的无法达成。

中国毕竟不具有一个直来直去的文化，大家讲“面子”，重“含蓄”，所以做事的手段就更显重要。在西方，“沟通”同样是一门科学，而在中国“沟通”却更重技巧。即然是技巧，作为当事人就要有识破别人真实目的的能力。

万历皇帝在别人指责张居正之时没能认清这些人的真面目，所以酿成后来的一系列问题与错误。所以这要求我们任何一个人都要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一个人做一件事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其达成的效果是什么？这都非常重要！

正如唐朝魏征所讲，一个连亲情都不顾，边儿子都可杀的人是不值得信赖的。所以，一个人做事情如果违反大原则，其心术则肯定是有问题的。

当然，我们也不提倡海瑞似的作风，因为人毕竟是人，有“阴”、“阳”两面，即私俗与奉献精神并存，所以在制度完善的情况下，肯定比低薪要好的多。

所以，今后一定要记住，要改变社会，首先要适应社会；要改变一个人，也要首先与这个人建立良好关系。同时，要认清一个人，首先看其言行，但最主要是重视其言行背后的真实目的及即得利益者到底是谁。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字篇十六

2、宗法制的社会结构传统、广阔的国土、众多的人口，在当时交通信息极不发达的小农社会背景下，自然而然就发展出了以道德为准绳，以士大夫阶层为统治阶级的形式，这是历史的必然。

3、中国是一个道德观念极其盛行的国家。常言道，道德是要求自己的，如果用在了要求别人身上，那多半要出问题。但这种观点，一是很难落实，二是这本身也是一道道德标准本身。其实中国人的道德观念，是分受众的，有些只适合士大夫为代表的的所谓精英阶层；而有些则是针对底层民众的。

4、越是深入历史，越是发现历史的现实性。以前读书时候时候，教科书上赋予的历史观，在万历十五年这类书籍面前，已然全部面目全非。先不说教科书上那些倾向性的表达，即使是客观表达，在你深入了解那些结论背后的事件人物以后，也可能会有全然不同的观感。这就好像一条你认为很有道理的道理，但当你运用到具体事务中的时候，又会碰到诸多问题。当你终于在不断摸索中明白了其真谛以后，虽然你仍然认可这条道理，但那种感悟是截然不同的。

5、最后，这是一本好书，值得对历史有兴趣的人去阅读、思考。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字篇十七

首辅申时行，作者用了很大的幅来写张居正时代的改革、做法、措施，以及张居正和文官集团这个群体的矛盾来源和结果，以给申时行和事佬的做法做解释。申时行下定决心做和事佬，是在吸取前人教训和仔细分析各个利益集团的基础上所做的决定。

作为申时行的前辈和推荐人，张居正一心想要改革，想要以法治国，然而他只能做到强推政令、利用他的门人和私人勉强在部分地区推行。不仅如此，他深知“为官之道”，自己不做表率，却只想动他人的“馒头”，改革难以推行也是自然的。况且，一切归根究底是官员的俸禄过低，没有改变这个基本事实，就想要大刀阔斧的改革。改革没有错，但改革前的分析做的不够。这就好比没有奠基就像盖摩天大厦、没有铁轨就像要火车跑起来。

申时行深知张居正错在何处和改革行不通的原因，为了与文官集团和解或者向其示好，在上台后就将仅施行一年的改革制度取消了。

作者还花了较大的幅来论述文官集团的形成，和伦理道德与行政效率的关系。文官集团具有双重人格，他们既遵从四书五经的伦理道德，也同样不会放弃吞没百姓的钱财、收受他人的贿赂以维持自己相当标准的生活。正直，是一件商品，用来在皇帝面前展示的。

在那个普通百姓人微言轻的时代，大多数人将做官看做发财致富的道路，而张居正的改革触动了多数官员的利益，所以行不通。制度好与不好，没有客观的评判标准，它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就是好的；反之则不好。既得利益者没有评论的权利。而张居正作为既得利益者，不仅说旧有的制度不好，改了它，还不加遵守。制定了规矩，只来约束旁人，而不约束自己的，当然就群起而激愤了。

申时行懂这些，他尽量避免惹怒这些个人，尽力做好皇帝和大臣们的传话筒，从不惹是生非，用力维护着平衡，没有出大错，也没有出彩的地方。

同张居正比，申时行可能过于平和了，但他参透了社会运行的规则，知道自己无能与它对抗，所以他选择了适应，不做那个出头人。从他本人做和事佬的决心来看，他尽力了，做的不错。

历史告诉我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无力改变的情况下，适应不失为一种选择。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字篇十八

《万历十五年》是一本畅销二十余年的经典之作。

黄仁宇的叙述恣肆雍容，很多人读这本书，就会陷进去，因而产生神龙不见首尾的感觉。

在看这本书的同时，其实可以先看黄的另外一本书：《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

这本书出版于1974年，研究明代的政府的财政问题，通过细致梳理，指出明代财政只是注重形式上的整齐，政策的实施全赖当局自上而下施压，官僚体制和一般民众之间缺乏法律和经济的联系，无法确保实施一套有效的税收体制，从而揭示帝制中国的某些鲜明特点。

这本书是《万历十五年》的奠基石。明了这本书的主题，当有助于《万》的理解。当然，这是一部财政专书，看起来有一定难度。

那么，还可以通过另一本书来体会《万》书的精髓所在，这就是黄仁宇的回忆录：《黄河青山》。

在回忆录里，黄仁宇结合自己的奇特经历，详细叙述了大历史观之所以产生的原因和观点。了解这些，读起《万历十五年》来当有更深切的体会。

由于讲的是万历年间的史事，很多人都把《万历十五年》当作一本历史书来读。其实，这本书不仅仅只有这一种读法。

黄仁宇本人曾这样解释他的历史观的来源：“大历史观不是单独在书本上可以看到的，尤其不仅是个人的聪明才智可以领悟获得的。我的经验，是几十年遍游各地，听到不同的解说，再因为生活的折磨和煎逼，才体现出来的。”因此这本书不是一个书斋学者所写出来的作品，而是融入了作者本人奇特经历和深刻感受的作品。

在这样的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东西，心理学上的，政治学上，组织学上的，管理学上的，很多现象和道理都可以触类旁通。

实际上，也有不少人从独特的角度来读这本书。比如，美国心理学家普尼克曾指出：“这是一部出色的作品，有关中国人过去和现在的许多问题，你都可以从中找到答案。”黄仁宇在书中一以贯之的观点是，帝制中国的弊病就是以道德代替法制，人们往往凭借私人关系来弥补制度之不足。这其实就是中国人讲究人情的背景所在，从这里面就可以反映出很多心理学上的探究。这也就是普尼克所指的意义。

该书中文初版的责编傅璇琮也曾表示：“这本书的撰写，确实拓新了我们看待历史、观察社会的眼光。”我想，读这本书，培养自己观察、分析社会的能力，也许其意义会更大。

明基电通公司中国营销部总经理曾文祺撰文说：“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当我们观察身边周遭组织里的这些人，从他们日常的做法、想法、看法当中，可以看到企业未来的兴衰，从而培养出一种对未来的洞察力。读透这本书，我用了二十年时间，读了五遍。”

这是从组织学上来看待这本书。根据组织学原理，一个组织成立后，会形成自己独特的组织气氛。成长性氛围强，这个组织将蒸蒸日上，不断强大；非成长性氛围强，成员的成长愿望受挫，这个组织将日渐衰弱，直至解体。随着时间推移，一个组织越是庞大，将不可避免遭遇“组织绝症”，表现之一就是对环境的过度适应，而导致无法应变。

很明显，如果把明王朝当作一个组织的话，在它开国时期，是蒸蒸日上的，文臣武将云集，个个能发挥才干，成长性极强，应变能力也强。而到了明后期，越来越压抑个人欲望，文官政治越来越烂熟，最终导致无法应对突如其来的叛乱、异族的兴起。读这本书，也能对企业领导人有很大的启示。

也许，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读法，每一个人都能读出自己的《万历十五年》。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字篇十九

公元1587年，我国明代朝廷上发生了许多末节小事，殊不知，此后的王朝覆灭竟因此而起，可以说兴衰取一步。黄仁宇先生以一种有别于其他史学文献的写法，从中折射中国16世纪的社会全貌。

黄仁宇先生将历史编排成一部纪录片，把当时的一位皇帝五位大臣的群像刻画，从各种细节中，究出表面一派太平的大明朝，为何一步步走向灭亡。皇帝自然是万历皇帝，五位大臣是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戚继光，前云南姚安知府李贽。他们或是失败，或是名裂，没有一个能功德圆满，他们体现了隐藏在历史深处的症结。

自古以来，许多人的梦想便是回到古代，当一个皇帝，做一个至高无上的统治者，自然拥有着无边无际的权力，享尽荣华富贵。但我们可以从万历身上看到事实并非如此，如若想成为一个好皇帝，不仅要勤于朝政，更有无尽的束缚与管制。

许多皇帝年轻时都满腔热血，希望干出一番大事业，在史书上名垂，万历也不例外，至少在他年幼时代，他是希望成为一代明君的，可越到年纪大了，就越感到无力，意识到手中的权力并不是万能的，还会带来无数的烦恼。

明朝的皇帝自由就会受到严格的教育，万历皇帝的老师就有五个讲经史的，两个讲书法的，和一个助教。从万历身上我们知道了，无论如何，只要一个人处在社会中，就会有各种束缚面对，这只束缚我们只能去接受，若想不束缚，只能生活在深山老林中才做得到。

再看看余下的五个大臣，也无一例外的被社会所束缚。张居正，作为万历皇帝的老师，对待皇帝也十分严格，不仅仅因为他位高权重，更是因为明太祖朱元璋定中的规矩，在他教导万历皇帝这十年，国家是富极一时的。

不幸的是，这位做事雷厉风行、教导有方的首辅，因为胃病仅享年57岁，更加可惜的是因为张居正的手段强硬，曾在其手下利益遭损的官员，便开始弹劾这位前首辅，在一柱柱石锤之下，还沉浸在巨大悲痛下的万历皇帝，想不信也难，最终还抄了张居正的家。申时行，作为张居正的继任者，也作为万历从小的老师，相信这孩子应该会有所作为，做出一番事业。但与此同时，他也深刻认识到文官集团的重要性，一项政策是否能顺利实施，极大的取决于是否影响到庞大文官集团的利益。吸取了张居正的教训，申时行便充当起了和事佬。

然而，这和事佬也并不是这么好当的，由于立场不定，也并没有什么功绩，文官集团开始批评他是一个卖友误君的小人。最终申时行也只落得辞职回乡的下场。

这个国家的主要矛盾，便是皇权与文官集团的斗争。文官集团的利益纠纷，而在另外三人：海瑞，戚继光，李贽身上则恰恰反应了这些毛病。海瑞，一个清正廉洁，事事奉公，是当之无愧的良臣。但即使这样，试图以一己之力证明法律价值的海瑞，最终还是触到了文官集团的利益，百官对他无可奈何，但也处处施压，海瑞心想太平，却只能郁郁而终。

戚继光，可谓一代明将，他压制了海外倭寇，但他却动摇了明朝文压武之局，也难逃被罢免后病死家乡的命运。李贽，这最后一位也好不到哪里去，他意识到某些道德的危害，但又与传统难以割舍，只能目送王朝的灭亡。

社会的束缚，我们犹如在夹缝中生存，但做一个明眼人，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