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可以证明一切，也可以改变一切。7.总结要注重语言的准确性和表达的精确度总结是一个不断学习和提升的过程，我们要善于总结自己的经验和教训，不断改进和完善自己。

中国近代史纲要之鸦片战争论文篇一

摘要：孙中山的思想和业绩是中国近代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在处理国内民族问题时，孙中山和谐思想正是基于对中国社会不和谐的原因而形成的。他赞成“五族共和”，反对民族歧视，主张各民族和谐共处，促进各民族发展，不仅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统一的自觉认同意识具有积极意义，而且对当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也是构建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重要思想基础和解决民族、宗教问题的参照标准，同时是中国特色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孙中山;民族和谐;和谐社会。

翻开历史，不难发现人类古往今来所有世俗的、宗教的思想学说，以和谐理念为其终极与归宿，以和谐社会蓝图为目标和旗帜，号召人们为之实现而努力奋斗。回顾并总结孙中山的民族和谐思想，对于21世纪如何对待民族和谐问题无疑具有参考和借鉴意义。

(一)形成的背景。

孙中山民族和谐思想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大动荡的年代。在此期间，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日益扩大。孙中山之所以认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1]正是孙中山对社会的不和谐认识基础上提出的。这不和谐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在政治方面，孙中山痛感“中国现行政治，可以概括之曰：无论为朝廷之事，为国民之事，甚至为地方之事，百姓均无发言或与闻之权。”[2]第二，在经济方面，针对因中国的生产力落后、区域经济不协调、经济结构畸形、经济秩序混乱等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因素而造成的中国经济现代化的障碍，孙中山提出建立生产发达、区域协调、公平正义、充满活力的和谐经济。第三，在文化方面，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形成冲突，多元文化和各民族的精神文化存在现实差异。不同的人文及文化背景，多元化的价值取向，不同的行为方式，都需要创新文化和主流价值观进行对话、融会、整合与引导。最后，在个人经历方面，与孙中山的民族和谐思想的形成是密不可分的。孙中山学习中国经史，不但对孔孟的忠恕之道和仁义思想情有独钟，而且完全继承了孔子所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早年在海外学习、流亡，受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崇尚西方民主。他为了民族和谐，一生为之奋斗。

(二)孙中山的民族和谐思想的发展过程。

1894年11月，孙中山成立资产阶级早期的革命团体——兴中会，提出要“驱逐鞑虏，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演说中指出，“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3]他明确地提出要推翻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就必须推翻满洲贵族的统治。但这一时期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还是处在狭隘的排满状态。1905年同盟会成立，同盟会的章程中规定“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4]为盟会的政治纲领，同盟会成立以后，“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思想已经渐为人知、深入人心，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把这个政治纲领概括为民族、民权、三民主义，后来统称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则是孙中山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纲领和原则。“满洲以一民族宰割于上”的民族压迫制度，实现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完成祖国的统一和“中华民族自求解放”，实现“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5]。由狭隘的革命的民族主义变成民族同化的民族主义。

新三民主义时期，孙中山的民族观产生了新飞跃，在反帝为首要任务和民族自决原则上，同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基本上达成一致，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和国民革命时期的旗帜。孙中山先生高举起民族主义的大旗，从“民族自治”到“必须唤起民众，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1]。为促进中华民族的觉醒、为克服民族自卑感、为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孙中山的和谐社会思想依据中国国情而形成并不断发展的，并经常将其作为论证和谐社会的依据。

(一)政治领域。

政治领域分别体现在政党和政权方面：第一，政党问题。孙中山不仅领导资产阶级为代表的人民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仿效了西方政治，他指出“要知文明各国不能仅有一政党，若仅有一政党，仍是专制政体，政治不能有进步。吾国帝皇亦有圣明之主，而吾国政治无进步者，独裁之弊也……要皆为利国福民者也”[6]“夫法久必弊，施行者终有不适之时，学勤益精，研求者自有特优之点”[6]。力图把政党政治引入到中国的轨道，推进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现代化进程，以促政治日日向上。第二，政权问题。孙中山抨击了其黑暗现状，专制政体的种种弊端。他对民国的政治蓝图作了精心规划，高举“废除专制，实行共和”的大旗。通过权力的分解、制约而达到社会和谐，是其核心部分。

(二)文化领域。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很早就具有了“和谐”的意识。道家宣扬的“天人合一”说是其最高理想境界，古代人们向往和追求友善、和睦相处、平等对待，社会财产为公共所有，孙中山先生“天下大同”的社会，对以后国家政治生活和民族性格的形成，均有广泛的影响。与我们今天所倡导建设的和谐社会，在本质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在民族共和下，在这个意义上，“民族共和”类似于现代人们所说的文化(宗教信仰)多元主义体制，就是说，在同一个体制下，各种文化和宗教和平共处。文化多元主义的本质不是让各种文化的载体居住在特定的空间，而是在同一空间里，各种民族或者族群共同生活和互动。各民族之间的日常互动会发展出一系列的行为规范，有助于和谐状态的达成。因此，继承发扬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应当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国家有机结合起来。

(一)正确理解孙中山的民族和谐的内涵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要的思想文化资源。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从“民族自治”到“中华民族为统一体”等这些民族和谐思想。孙中山先生提倡的“民族必须独立”、“祖国必须统一”、“天下为公”等思想文化，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这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从文化层面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是对孙中山文化思想在新时代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

(二)民族和谐的内涵是构建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重要思想基础。

民国建立以后，孙中山更是重视一个和平的环境对于国家建设的重要意义，多次呼吁各方力量“以和平方法促成统一”，表示自己一定要尽心竭力，实现敦促和平统一，并倡导南北议和，以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但是，恰在祖国大陆迅速崛起的时候，在海峡对岸“台独”势力最为猖獗的时候，“台独”不但不承认自己是中华民族，甚至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我们必须从正反两面提醒中国人。在对待“台独”的态度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从构建和谐世界的大视野出发，本着两岸的互赢共生，用和平的手段，极大地改进了两岸关系的生态。对等、对话、对流，代替或部分代替了对立、对抗、对垒。因此，孙中山的民族和谐思想，是构建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重要思想基础。

(三)民族和谐思想是解决民族、宗教问题的参照标准。

孙中山在就职演说中庄严宣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则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7]民国成立，他强化民族和谐，依法打击民族分裂势力。这对中国共产党处理民族问题提供了借鉴意义。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的民族政策指引下，我国少数民族、民族地区、民族关系的面貌都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以雄辩的事实印证着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主旨：在统一的中华民族大家庭里，进行多民族间的多维交流与对话、健全民族和谐的制度保障，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观念将有助于我们实现民族和谐，促进各民族的共同发展。中国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充分发挥民族政策对民族和谐发展的促进作用。

考虑民族问题的同时，不能无视宗教。《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7]。这对中国共产党处理宗教问题提供了借鉴意义。1957年1月，周恩来同__在印度新德里谈话时明确表示：“我们欢迎发展宗教联系，不但和印度，而且和东南亚各佛教国家均要发展这种联系。但是，我们反对那种以宗教为外衣而以政治为内容的活动。……如借宗教名义向我们进行颠覆活动，那我们就要坚决反对。”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再一次提出，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

(四)民族和谐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导、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前进方向，继承“和为贵”、“和而不同”的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借鉴人类有益文明成果，倡导和谐理念，培育和谐精神，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确立牢固的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是社会和谐的精神纽带和思想基础。孙中山崇尚以人为本，重视人生价值，倡导自由、平等和人与社会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天下大同”、“中华民族和谐统一”等文化思想传承了五千年中国传统文化与智慧文明，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是一种不断地丰富发展、兼容的文化集合。它的内在含义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先进理论有着众多不谋而合之处，是以科学理性精神、人文价值精神为支撑的现代文化精神主流，是社会主义和谐在思想文化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孙中山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2]孙中山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75.

[5]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一：孙文学说——行易知难[c]//孙中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187..

[6]孟庆鹏.孙中山文集(上)[m]北京：团结出版社，1997.

中国近代史纲要之鸦片战争论文篇二

新乡地处河南北部，历史悠久，自然条件优越，在历史上是传统的北方内陆城镇。晚清时期，新乡与沿海城镇相比受到西方文化冲击较小，社会形态未发生明显变化。但到了20世纪初，随着京汉、道清两条铁路交会于新乡，使新乡城市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新乡的历史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深深影响到新乡近代建筑的发展，因而对于新乡近代建筑的研究有助于探究新乡近代城市发展和近代建筑史。有鉴于此，笔者结合相关材料，对新乡近代建筑发展过程进行分期研究，总结各发展阶段的特点，探究其发展规律。

近代新乡建筑发展的萌芽期。

（1840年至1900年）。

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在1840年至20世纪初，新乡的当地建筑仍以传统明清建筑为主，建筑材料以传统的土、木、砖、石为主，延续着以木构架为主的结构体系。但随着西方宗教的日渐传入，新乡出现了一批教堂建筑，其建筑形式多为西式和中西结合式，这也是新乡最早的新式建筑。这些新建筑对新乡建筑面貌的改变并不明显，当时建筑仍以传统民居为主。

這一时期新乡最具代表性传统的民居应为位于今原阳胜利路的夏家民居，宅主是当时阳武县（今属原阳县）最大财主夏家。夏家民居至今仅主院保存完整，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主院是北方民居传统的四合院建筑，有三进院落，房屋74间，皆为硬山顶灰瓦建筑。院落规划整齐，坐西面东，屋顶上有五脊六兽，古朴典雅，浑厚庄重，夏家民居是典型的对称式布局。除夏家民居外，新乡现存的清末民居还有位于凤泉区前郭柳村的宋家民居，位于红旗区北关一带的付家大院、游家大院，以上各处民居皆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始建于1882年的卫辉南门里天主堂是新乡最早的教堂，意大利神父白玉华于1897年进行扩建。该教堂规模宏大，房屋百余间，为中西结合式建筑。该教堂主殿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中国庑殿顶式的殿身实体，二是仿古罗马柱廊的殿身虚部，这是西方建筑样式第一次出现在新乡。这一时期新乡还有建于1884年的新乡县牧野乡天主教堂，1901年建成的原阳县天主教堂和1902年建成的获嘉县中和镇天主教堂，这些建筑均为中国庑殿顶与古罗马柱廊的结合。虽然这些建筑数量少，但对周围建筑影响较大，模仿者日渐增多。

近代新乡建筑的繁荣期。

（1900年至1937年）。

20世纪初，随着京汉、道清两条铁路通车，新乡成为两条铁路的交会点。交通的便捷拉近了新乡与天津、汉口、武昌等城市的距离，人员和物资的快速流动极大促进了新乡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和新文化的传播。同时，这一时期外国资本大量进入河南，大量外国企业直接在河南投资设厂，进行工矿业生产。在以上因素的推动下，新乡兴建了大量新式建筑，近代建筑类型、技术、材料等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中西建筑风格不断得到融合、混存，城市面貌得到很大改变，当地出现了近代建筑的繁荣景象。

一、住宅建筑。

这时新乡的住宅大多是传统形式的延续，依旧保持四合院的样式，但有些住宅采用了新的建筑工艺。在传统住宅中也分化出新式的住宅，这些住宅不仅使用了新材料、新技术，而且在建筑形式及功能上有了明显改变。

徐世昌公馆是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传统住宅，现位于辉县牌坊街，创建于民国初年，为徐世昌在辉县活动期间（1909-1911年）的办公场所，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公馆“原有建筑占地十余亩，左中右三穿三进，九院相连，皆为四合院，主院穿厅……青堂瓦舍，朱门丹窗，方砖铺地，回廊相连。”（《辉县文史资料》第9辑）。

新乡北关劳动路上的李家大院是新乡市区规模较大的中西结合式住宅，为民国时期新乡商人李裕达及其三个儿子的私宅，现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此建筑群既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如墀头、梁枋、雀替、如意头、莲花束腰柱础等饰物，又掺杂较多的西方建筑设计手法，如精美线角、雕花、门旁扶壁假柱上的涡卷等。”（《河南近代建筑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5年，282页）该建筑使用油毡沥青豆粒砂屋面，为新乡地区最早使用新型防水屋面材料的住宅。

卫辉城内健康路丽湖花园内的王家大楼，建于民国初年，为近代民族实业家王锡彤私宅。大楼为砖木结构，青砖墙基，具有明显的西式建筑风格，是新乡近代住宅建筑的代表作，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王家大楼整体为正方形，前面有半月形凉台，四周有双柱走廊。穿过凉台是宽敞的会客厅，客厅东西各有一室相对。绕过影壁有南北走廊，南北走廊和东西走廊成“t”字形，所有房间在“t”字形走廊两边，室室相对，20余间，上下两层基本相仿，上下楼梯均在后部。该建筑样式精巧，美观大方，是独具一格的近代优秀建筑。

二、工业建筑。

新乡的近代工业自20世纪初起步以来，逐渐兴建了一批纺织、面粉、冶铁等工业企业，这些企业的厂房多为单层砖木结构，内部空间宽敞，车间有适宜的生产环境。同时，新乡也出现了多层的厂房和数十米高的烟囱。工业建筑的发展充分说明建筑的发展适应了新的工业生产技术发展的要求。

这期间新乡兴建的大型工业企业，主要有通丰面粉公司和宏豫冶铁公司。通丰面粉公司位于新乡卫河北岸，西临京汉铁路，主要建筑为一栋五层砖木结构制粉楼，砖墙承重，木梁木楼板。木梁板在震动较大的面粉车间可有效地吸收一部分动荷载。宏豫冶铁公司建于1923年，位于新乡市卫河北岸黄岗，东临京汉铁路，是新乡最早且规模最大的一家私人冶铁企业。该工厂建筑布局、房屋结构、造型都依照工业生产所需而设计，其标志性建筑为一座30米高的烟囱，外形修长，粗细得体。宏豫冶铁公司的烟囱与通丰面粉公司的五层制粉楼相互呼应，构成当时新乡卫河北岸的一大景观。

三、公共建筑。

伴随着新乡近代化城镇的发展，医院、文化场所、学校、车站、办公楼等新式公共场所开始出现，展示出近代社会变革中的新乡面貌。始建于1903年的博济惠民医院，旧址位于卫辉市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院内，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该建筑为西式风格，后于1920年完成扩建，为砖、木、钢筋混凝土结构。主楼为四层内廊式双面病房楼，中厅设楼梯，两侧对称布置，并设有暖气和隔火墙。该建筑集中体现了中西合璧的风格，西洋古典建筑的砖石结构再加上传统样式的屋顶，是中国建筑从传统建筑到现代建筑过渡的一个典范。同时，这一时期新乡还有同善医院和国光医院，这些医院布局合理，造型简洁，为近代医疗卫生建筑的代表。 新乡文化建筑出现较晚，直到1927年冯玉祥主豫，文化建筑才有一定发展。1927年以后，新乡新建的文化建筑主要有惠祥戏院、中山图书馆、新声戏院、河朔图书馆等，而1934年建的河朔图书馆当属这一时期代表性的文化建筑。河朔图书馆位于新乡市卫滨区一横街北头的卫河公园内，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34年，一期工程即三层宫殿式办公及阅览大楼动工，1935年8月竣工并投入使用。河朔图书馆为近代著名建筑大师杨廷宝设计，是一座“工”字形宫殿式三层砖钢筋混凝土建筑，为新民族形式建筑，具有中国民族特色与西方科学技术相结合的特点。主楼外观为民族建筑风格，里边是西式设施，光线充足，馆内有新闻杂志社、文物陈列室、演讲室等，可容纳300余人在此阅览。

自20世纪20年代，新乡的近代教育有了快速发展，一大批近代教育建筑发展起来。1913年建造的卫辉中学堂教学楼，是新乡地区现存最早的教学楼。该教学楼为二层砖木结构，“采用了上下拱券外廊、突出的女儿墙、推拉式玻璃大窗、附墙壁柱等近代建筑处理手法，使用玻璃、红机瓦等新建筑材料”（同上，121页）。1930年建成的私立静泉中学（今新乡市第三中学），位于新乡市姜庄街今市卫生学校院内，该学校续建的“廿一”教学楼为砖木结构三层双面楼房，门厅地坪使用了水磨石。建于1933年的获嘉县中和镇天主教堂学校，为两层砖木结构楼房，“教学楼门窗过梁、基础圈梁和雨篷，均使用了钢筋混凝土材料，其中全悬挑钢筋混凝土雨篷建筑，在新乡是第一次出现。此外，还采用了單斜梁两侧双悬挑踏脚板式的木楼梯，亦属本地少见”（同上，121页）。

道清铁路新乡车站于1904年建成，后为方便旅客，于1910年新建车站票房一座。该票房位于新乡车站北端，今建国路西侧，为英国人设计。站房9间，坐东向西，设厕所、月台、风雨棚，仿西欧票房样式。票房由四个功能区构成，功能区内部开门，相互通达。四个区中北区办公、调度，南区售票、后勤，中间两区候车。

建于1933年的新乡第四督察专员公署办公楼，位于今新乡市东大街路北，该建筑为新乡行政管理机构和最高行政长官的办公场所。办公楼坐北朝南，为二层砖石结构房屋。主楼为东西走向，东西两端有南北走向的端楼，因而整个办公楼为中轴对称的“h”形。主楼正面立红漆柱四根，鼓石柱础。楼内为双面内走廊，楼上楼下平面布置相同，每间房设两个平开玻璃窗。整座建筑布置紧凑，造型朴实清新，堪称佳作。

四、市政建筑。

由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在铁路沿线城市集中，新乡原有的城区已不能满足日益发展的需要，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开始突破城墙的制约，向人流、物流比较方便的火车站附近发展，形成新的城区。新乡新城区的建筑多数放弃了传统设计和规划，多采用西式或中西结合的建筑样式，使用更为先进的技术和材料，其功能也更为多样。

在铁路没有通车前，新乡的商业街区位于临近卫河的北门一带。随着铁路的通车，这一情况发生了改变，老城北门外沿卫河商业区开始向旧城西部方向的火车站发展。于是在1915年前后，在新旧商业区中间开辟了一条通道，从北门外沿河街，经石榴园、姜庄街、新华街至火车站。这个区域逐渐被民宅和商铺填满，形成了以中山大街（今新华街）为主的新城区。人口增加、店铺林立，商店多为高门脸和门窗洞口加线饰等西式建筑风格，采用水泥饰面和玻璃橱窗等新材料。民国10年（1921年），由火车站至水阁门，修西站马路。民国20年（1931年）后在火车站东、卫河南岸建中山大街、保安街、斜街、疏河街、姜庄前后街、菜市街等街道。这些街道条块结合，构成卫河南岸街区。同时，在1933年成立城关马路工程委员会，专门整修道路，又将新城区西站马路、中山大街、姜庄街、石榴园、民族路等马路修筑成碎石碎砖路面，还为中山大街、民族路、建国路等马路安装了路灯。通丰面粉公司于1919年在卫河上修建了一座桥，取名为“通丰桥”，此桥原为简易木桥。1933年国民党华北办事处将此桥改建为钢筋混凝土桥，改名为华北纪念桥，为新乡第一座钢筋混凝土桥。桥长35米，宽6.6米，石墩、水泥梁，内衬道轨为筋，棱形红石铺面，8根1.5米高铸铁杆桥灯，为新乡市第一座现代化桥梁，方便了卫河南北交通。在今姜庄街与胜利路交叉口处，民国年间还有一座下方上圆最上为尖顶并镶有机械钟表的装饰建筑，当地人称之为“钟楼”，用以报时之用。华北纪念桥、钟楼与同一时期建造的河朔图书馆、第四督察专员公署办公楼，被新乡百姓称为新乡20世纪30年代的“四大建筑”。新式市政建筑的大规模修建，使城市面貌也相应发生变化，马路宽阔，洋楼林立，门窗也均刷油漆。

五、园林建筑。

随着城镇人口的增加，城市内园林建筑也有所发展，这一时期新乡出现两座公园，分别为1924年修建的暴张公园和1927年修建的道清公园。暴张公园是为了纪念暴质夫、张宗周而建，两人为民国初年豫北的革命者。暴张公园位于新乡姜庄街，园内设有暴张纪念堂、衣冠冢、八角亭等。暴张纪念堂建在公园迎门处，是公园重要建筑，现位于新乡市卫滨区武警支队院内，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纪念堂坐北向南，“单檐歇山顶，正脊、垂脊、截脊用灰瓦砌成，四面建回廊。四壁用青砖砌墙，檐柱抱在墙内”。暴张纪念堂建筑式样别致，与之类似的近现代纪念性建筑并不多见。1927年修建的道清公园位于火车站东边的建国路，为爱国将领吉鸿昌所建。道清公园虽规模不大，但环境优美，具有现代城市公园的雏形。入门处为直形长廊，左右种植翠柏，长廊左右，还各有一圆形花坛，有小径将其分作十二尖角形，构成了国民党党徽图案。

近代新乡建筑发展的停滞期。

（1938年至1949年）。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迅速由京津地区南下，新乡于1938年2月沦陷。日伪政权在新乡7年多的殖民统治，致使新乡原有的生产关系被打破，百业凋零，经济衰败，社会倒退。

日军占领新乡后，大力修建军事工程和为其服务的设施，“日本帝国主义在新乡修建飞机场、军政机关及为其服务的金融、商业、邮电、娱乐设施，共建项目58个，建筑面积61799平方米，其中军政设施建筑面积达80%以上”（《新乡市建筑工程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38页）。这一时期代表性的建筑为位于新乡市人民路上的日本领事馆，该建筑平面为长方形，二层混合结构，木质地板，红砖墙，大灰红瓦，四坡式屋顶。该建筑最大的特点是在房屋的基石上有21个通气孔，通气孔直通屋顶四个方形通气孔，通风防潮。领事馆北是领事住处，为日式建筑，开关式门窗，内门和壁柜皆为推拉门，木地板上铺有榻榻米，全部木隔扇，布设讲究。领事住宅路东为三栋日式平房住宅，造型相同。除此以外，在新乡市卫滨区的金家营和八里营现存十座飞机掩体工事，该建筑为拱形，为水泥混凝土结构，异常坚固，很像倒扣地上的大锅，当地老百姓称之为“飞机窝”。这些飞机窝为侵华日军所建，现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日伪政权在1943年开始修建引黄济卫工程，计划将黄河水引入卫河。至日本投降时，只将50余公里的总干渠挖掘完成。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将该工程加以改造，命名为人民胜利渠。

同时，日伪政权重视新乡的城市建设，曾将新乡列为华北八大城市之一加以规划。“本市于事变后跻于重要地位，人口剧增，拟使成为军事上要点及商工业都市，而策其发达。并应作为政治交通文化经济之地方中心都市，加以计划。”（《北京档案史料》1999年第4期）因此，日伪政权编制《新乡都市规划大纲》，进行为侵略战争服务的城市建设。新乡规模拟为20平方公里，以京汉铁路东侧为主，从新乡车站往东四五公里，往南三四公里，往北约二公里，包括车站西侧一部分。本区范围东起土马路西至铁路线，南至城南庄，北至中兴街，为一正方形新区。并以孟姜女河为分界线，南面为行政区、住宅区，北面为街市混合区，卫河北岸为工业区。同时，新开6条道路框架，即安城街（今自由路）、中央大道（今解放路）、土马路（今胜利路）、安民街（今平原路）、道尹街（今人民路）、中兴街（今宏力大道）。这一时期，新乡完善、新修大小街巷45条，道路长度11.47公里，面积9.27万平方米。日伪政权按照这个规划大纲对新乡经营多年，对新乡城市建设与规划布局产生较大影响。

1945年秋至新乡解放，兴建的较大工程只有1945年秋国民党新乡县政府为迎接蒋介石路过新乡暂住而建的中正堂。该建筑坐北向南，平面呈长方形，北端设讲台，南端正门有台阶，门厅为三柱拱券，纵墙两侧设休息走廊，间间有高大的砖粉砂浆红廊柱，两端间有传统的倒柱连龙，墙面使用水泥摔毛、拉毛工艺。

结 语。

新乡近代建筑的发展历程，充分体现出近代新乡的社会变迁，是由当时的经济与社会条件所决定的，是科学技术、思想文化与社会历史发展结合的产物。新乡近代建筑总的来说是把西方建筑风格同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相结合，产生符合现实需要的新建筑。同时，新乡近代建筑局限性很大，在有些建筑类型、技术、材料方面相对单一，高质量建筑少，这表明新乡近代建筑的发展并不充分。

中国近代史纲要之鸦片战争论文篇三

中华民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拥有着五千年的灿烂文化。然而在其漫长的历史中，始终与之伴随的却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专制制度。在专制统治下，广大民众始终局限在有限的土地里，过着自给自足的封闭生活。而在历代统治者的眼里，华夏大地更是天朝上国，无需与外夷通联。到了十九世纪中后期，也就是统治中国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满清的后期，这种封闭性与落后性更加突出。与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时的世界正在飞速发展，特别是在欧洲，自工业革命之后，经济发展的速度已经超越了以往任何时期。先进的技术和现代文明，不仅给欧洲民众带来了生活上的改善，而且还给欧洲民众带来了民主和自由。

随着资本主义如雨后春笋般的迅猛发展，欧洲大陆已经远远满足不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需求。所以，西方列强将目光不约而同的投到了一个地方：那个曾经被马可波罗称之为遍地是黄金的古老东方国度-中国。通商请求屡遭清政府拒绝的情况下，西方列强用鸦片和大炮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此时的中国，由于统治者长期以来坚持闭关锁国的政策，导致中国经济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制约，已与世界特别是欧洲有相当之大的差距。与西方列强的几次战争，中国均已失败而告终;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已经成为当时对清政府最形象的描述。与战争失败随之而来的，便是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致使中国成为了长达一个世纪之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面对着亡国的危机，一些爱国之士，纷纷献言献策，想要变法图存，拯救这个危亡的国家。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康有为率同梁启超等数千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的公车上书。康有为在奏折《上清帝第六书》中明确反对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极力请求维新变革，富强国家。

在这封奏折中，康有为列举了世界各国兴亡盛衰的原因和教训，充分说明了变法的重要性，敦促光绪皇帝痛下决心，尽快确定国家的基本方针和前进方向。康有为提出了四项解决办法：(1)下诏鼓天下之气;(2)迁都定天下之本;(3)练兵强天下之势;(4)变法成天下之治。康有为指出前三项还只是权益应敌之策，只有第四项才是立国自强的根本大计。他通过对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总结，提出了变法的三条纲领，其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开制度局，试图以此作为指导全国变法的中枢机构。排除守旧派官吏的干扰和抵制，发现并选拔天下的维新人才，使新政得以顺利推行，以此达到国富民强。

然而康有为所倡导的戊戌变法仅仅维持了百天就失败了。究其原因除了有慈禧太后等守旧派的大力阻扰外，其本身的可实用性及实际影响也是有限的。

首先，人民群众至始至终都没有参与到这场政治变革中。无数的历史经验证明了：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人民群众起着决定性作用。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主力军，他们在充当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的角色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人民群众的总体意愿和行动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最终决定历史发展的结局。

康有为及其变法者却没有注意到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因康有为幼年时经历过太平天国革命，懂得农民起来造反有多大的威力。所以从变法的一开始他们就站在害怕和反对革命的立场上，不敢设想通过人民革命来推翻封建统治，只是希望帝国主义、封建统治阶级能够向资产阶级让一点步，吸收他们参加政权，实现资产阶级专政。出于此原因，康有为在变法开始时就实行自上而下的模式：一方面自然是鉴于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另一方面寄希望于没有实权的皇帝，希望他能够以身作则，带头变革，从而达到全国的改变;再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面则是鉴于下层人民群众起来造反的危机。出于以上种种对人民加以防范的动机，其影响力也不可能深入群众，从而使革命失去了最有力的依靠。

其次，资产阶级改良派具有软弱性，妥协性。甲午战争以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一个初步的发展，这是这场运动的经济基础。但是当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阶级力量相当弱小，不具备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变革的基本条件。

资产阶级由于其历史的局限性，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抱有幻想。他们认为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国家，本国封建主义会应允，西方列强会赞成。康有为等人认为只要说服了光绪皇帝，便可以自上而下的改革，维新变法就可以大获成功。但它们却放过了最主要的敌人，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一大批守旧官员，他们是利益既得者，改革会让他们失去好处，所以他们是改革的一大障碍。再有，就是在华的西方列强，他们也不愿看到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强盛起来，所以千方百计的要阻止中国进行改良变革。因此，维新派对内不敢和封建主义决裂，对外不敢同帝国主义进行正面斗争，幻想以妥协和退让来得到本国封建主义、外国资本主义的同情与支持。资产阶级的如此妥协，改良实难继续下去，结果却被中外反对势力所绞杀。

再次，维新派的影响有限。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鉴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亡我之心日盛。维新派打出了救亡图存的大旗，以唤起群众的爱国热情。但由于维新派自身的缺陷，认识上的不足，严重的脱离群众。所以，维新派所能影响的基本人群只是对当时政治现状不满，朦胧地要求新出路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化的地主绅士。

维新派通过强学会、保国会、南学会等把这些人员组织起来，并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变法主张灌输到这些绅士中间去，希望能够引起他们的共鸣。他们的主张一度得到某些当政的官僚支持。例如强学会成立时，帝师翁同龢、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新建陆军督办袁世凯等清朝大员纷纷捐款资助，并列名于会籍，使强学会一时间名声四起。但这并不代表所有入会的人都真正支持变法，如张之洞是想拉拢康、梁，借他们的名望，壮大自己的实力。而当他发现维新派的言论主张超出了他所能接受的范围时，他不但领导了反对维新派的论战，而且还破坏了维新派的舆论机关。袁世凯起初也是维新变法的积极支持者，谭嗣同曾一度只身前往袁世凯的寓所，托以出兵重任，说服其举兵起誓。但是，袁世凯是个两面派，他看到慈禧的势力远远超过光绪皇帝，决定投靠后者。他随即向荣禄告密，出卖了光绪皇帝和维新派。随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守旧派官员，发动了宫廷政变，囚禁了光绪皇帝，大肆捕杀维新党人。

光绪皇帝虽然支持变法，但也不能算是维新派的皇帝。光绪皇帝只是把维新派当洋务派的后起之秀来使用。在同慈禧太后的争权过程中，光绪皇帝把维新派引以为援，企图借助他们的力量来取得权力，这样的历史现象是很常见的。这些人都不能说是真正的维新派。

综上所述，戊戌变法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想，虽然冲破了封建守旧主义迂腐沉闷的空气，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在社会上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但它毕竟只是在资产阶级化的和企图资产阶级化的知识分子中引起了波动，是一场资产阶级的政治改革。其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经济基础，再加上领导这场改革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所以这场改革的失败也在情理之中。维新派遭到残酷镇压后，随着社会阶级斗争的迅速发展，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旗帜越来越褪色，终在历史的长河中淹没，不难看出戊戌变法的实际影响是极其有限的。

中国近代史纲要之鸦片战争论文篇四

摘要：随着五四运动的到来，妇女解放运动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新的指导思想的确定，广大妇女的积极参与及国际社会的影响，促得五四时期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史上的重要价值和转折意义。从此，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紧密结合起来，中国妇女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

关键词：五四运动妇女解放马克思主义。

(一)经济基础。

(二)思想的启蒙与传播。

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统治。使得民主观念深入人心，在革命形势的推动下，新文化运动在思想领域重新又一次掀起了反封建的浪潮，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猛烈抨击“三纲五常”的封建礼教，大力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号召人们勇敢挣脱封建枷锁获得自由解放，这些都对深受压迫、歧视和剥削的妇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新文化运动传播了民主主义思想，冲击了旧中国传统封建主义，对广大妇女的思想产生了颠覆传统腐朽的作用。这样就解决了五四运动时期妇女解放运动的思想基础。

(三)国际社会的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发展很快。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山东问题的交涉失败直接导致了国内五四运动的爆发，广大女青年和男青年一起罢课，进行集会抗议，号召女工展开罢工运动，共同将五四运动推向高潮，在运动中表现出来了极大的爱国热情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

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妇女的思想解放以及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提供了理论基础。在五四运动之前，妇女运动的思想武器主要是西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和“进化论”学说，以及自由、平等理念。在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解放思想成为了妇女解放思想的主流，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指明了方向。

(一)突破资产阶级女权主义的旧框架，用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作为思想武器。

俄国十月革命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从激进民主主义者队伍中分化出来，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阐述妇女问题，逐渐成为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

李大钊于1919年2月发表了《战后之妇人问题》一文，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指出西方资产阶级的女权运动与无产阶级运动妇女解放的区别，并断言“妇女问题彻底解决的方法，一方面要合妇人全体的力量，去打破那男子专断的制度;一方面还要合全世界无产阶级妇人的力量，去打破那有产阶级专断的社会制度。”

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传入中国的过程中，《新青年》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1919年至1921年《新青年》登载的介绍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及苏维埃俄国妇女状况的文章近20篇，其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主要观点有：第一，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物质决定意识的原理，说明男尊女卑观念的深层根源在于妇女经济的不独立，因为封建社会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妇女的活动也仅限于个体家庭的小圈子，追求妇女解放必须改变这种社会发展模式。第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研究妇女问题，指出实现妇女解放的最终途径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第三，重视革命自觉能动性的作用，强调妇女解放最终要靠妇女自身的觉醒和参与。

这些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为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指明了方向，即通过阶级斗争改变社会制度，实现社会主义，以求得妇女问题的根本解决与妇女的彻底解放。

(二)突破英雄史观的束缚，劳动妇女成为妇女运动的主体。

辛亥革命时期开创了近代妇女运动之先河。孙中山先生曾经指出：“其入同盟会奔走国事，不折不回者，已与各省志士媲美，至若勇往从戎，同仇北伐，或投身赤十字会，不辞艰险,或慷慨助饷，鼓吹舆论，振起国民精神，更彰彰在人耳目。”但是，这次的妇女解放运动仅限于上层资产阶级的妇女当中，有少数的知识妇女参加，占妇女80%以上的劳动妇女没有被动员起来。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运动也没找到真正的解放道路。

五四时期的妇女运动已经逐步发展成为以劳动妇女为主力的妇女运动，实现了知识妇女与劳动妇女的结合。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妇女领袖向警予，在领导中国妇女进行解放斗争的道路中，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妇女解放思想。他认为，劳动妇女最有团结心，最能战斗。“因大工业的发展把她们成千整万的聚在一起，使她们天然的易于组织和战斗，从而她们的觉悟与实力也就超出了其他妇女团体之上了”，她们一起来，“一声摇班，动辄数百人数千人乃至数万人不等”，用罢工的手段，争自由、争本身的利益，“这支勇敢奋斗有组织而能战斗的新兴妇女劳动军，不独是妇女解放的先锋，而且是反抗外国掠夺者的国民革命之前卫!”由于劳动妇女的这种特殊地位和特殊素质，“我们要完成妇女解放的使命，只有去找群众，只有去找生活最痛苦，要求解放最迫切，而最富有解放精神与魄力的群众。这种群众，方是我们妇女运动真正的基础”

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由于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软弱性，伴随着辛亥革命的失败，妇女运动也随之失败。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虽然在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妇女运动的理论不够成熟，但是它毕竟为之后的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在妇女运动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以五四运动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为起点，从此，中国妇女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了彻底解放的光明之路。

(四)妇女运动与政治革命相结合。

康、梁也把妇女问题与社会问题相结合，但没有触动封建统治基础。孙中山尽管把女权运动看成是民权的一部分，但是在资产阶级所允许的范围内，那是虚伪的，不能实现的。只有彻底变革社会制度，妇女才能真正解放，从而从根本上找到妇女解放的道路。

向警予明确提出，妇女解放的根本途径是实行政治革命。并且号召，热心妇女运动的妇女，在革命运动中，一面要代表全国人民的要求，提出救国救民的主张，一面代表全体的妇女，提出男女平权的主张。这样，显示妇女的能力，使妇女成为每次国民运动中间的劲旅。广大妇女在民族危难之际，挺身而出奔走呼号，推动了社会革命运动的发展，而社会革命运动又促进妇女运动取得了成功，并进一步将其推向高潮。

(一)妇女运动主要由男性领导，妇女对男性中心社会的反应比较温和。

五四运动对封建礼教进行深入批判，但是妇女解放运动主要由男性启蒙和领导，这就造成了对男性为代表的父权制深入批判的缺失，不仅不把男性作为批判对象，反而以男性为榜样，这就造成“以男性为准则的妇女解放没有从深层去挑战男尊女卑的文化观念的价值标准，其结果是，女性走进了男性的世界，却未能改变这个男性世界的社会性别等级及其价值观，社会资源和权利也依然由男性掌控，知识生产领域更是极少能包容女性的生活和经验”

中国的传统性别始终处于一种基于“男尊女卑”下的和谐状态，中国“有轻视妇女的历史，但是没有仇视和诋毁女性的运动，因此，妇女对男性中心社会的反应一直是比较温和的”。

(二)妇女自身的觉醒和参与不够，女性地位仍然有待争取。

五四时期的女子教育仍旧集中在中上层家庭的女子，广大劳动妇女仍没有受教育的权利，经学校培养出来的新型知识女性仍占少数。北伐后，虽然在法律上承认男女平等，男女权利义务差不多一样，但实际上，人们的旧观念仍然根深蒂固。女性就业机会比男人少，就业范围小，也不能同工同酬，女性在某一方面有成就经常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甚至用支离破碎的婚姻来换取一己的事业。

首先，五四运动时期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妇女的解放思想，并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中表现出了巨大的生命力。

其次，五四运动使妇女解放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联系起来，促成了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政治方向的转型。

再次，五四以后，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有了自己坚强的领导者。

由此看来，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经历了漫长的摸索过程，到五四时期才找到了正确的道路，从此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紧密结合，开创了新的纪元。

中国近代史纲要之鸦片战争论文篇五

学院：信息工程学院专业：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姓名：张可明学号：

1105616034。

自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中国以此作为近代史的起点，开始了一段令国人振奋，悲哀，无奈的不可磨灭的历史。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以清政府的失败而告终，并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此后《虎门条约》、《望厦条约》、《黄埔条约》的签订，为中国近代史写下了一个耻辱的开头，世界就这样用近乎残酷的方式让中国人认识了当时的时局，认识当时的中国，当时的世界。当时在一连串的失败后，中国清政府被迫签订了大堆的条约，使得帝国主义披着宗教外衣，进行侵略活动，19世纪60至90年代，各地群众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此起彼伏，连绵不断并不是偶然的。他们还为侵略中国制造舆论宣扬中国等黄色人种对西方人构成的威胁，但是这样更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击，刺激了中国人民的醒觉，促使中国人民投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

鸦片战争后不断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是中国成为了半殖民半封建社会，是近代以来中国在外国资本主义实力的入侵及其与中国封建主义势力相结合的条件下，逐步形成的一种从属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畸形的社会主义形态。帝国主义势力于中国封建势力、买办势力相互勾结，共同压迫、剥削中国人民，镇压中国革命。由于外强的进入，大量倾销商品使得中国本身的自然经济迅速崩溃，白银外流严重，人民生活失去经济来源，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迫使了中国从落后的自然经济中发展到商品经济，然而过程却是异常艰苦的，当人们意识到仍旧依靠单纯的自然经济手工劳动已经无法保障自己的生活是已经太迟，而地主，官僚等得出现更是使他们的生活一度陷入困境。这种情况在19世界70年代终于开始转变，中国的民族资本兴办的形式企业逐步发展起来，但其中的真正的民族资本家却因为原始积累不足，大多数规模过小，设备落后，受到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及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压迫，发展缓慢，始终未能在中国社会经济中占主导地位，但这样成果是来之不易的。

1841年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人民第一次大规模的反侵略武装斗争，显示了中国人民不甘去附和敢于斗争的英雄气概。1867年，台湾人民也在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奋起反抗，《马关条约》签订时更让他们鸣锣罢市，表示抗议，1884年，中法战争时，香港中国造船工人举行罢工，拒绝修理受伤的法国军舰，爱国商人也罢工，码头工人则不运送法货。1900八国联军侵华，义和团部分清军与之展开殊死战斗。鸦片战争后只有少数人朦胧意识到的民族醒觉意识，在甲午战争以后，当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时，中国人才开始有了普遍的民族意识的醒觉。19世纪60年代初清政府开始了洋务运动，兴办近代企业，建立新式海军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这在客观上对中国早期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某些促进主用，都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开始，社会风气和价值观念开始变化，工商业者的地位上升，但洋务运动有封建性，加上对外国的依赖最终难免失败。由此给人民心中一个重击，寄予的希望都无望。清末新政可以算是中国最伟大的政治革命，清末新政自1901年开始，在慈禧太后主持下，进行的政治和经济改革。清末新政的伟大和成就，在海外史学界已经得到承认，清末新政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彻底而迅速地对中国政治系统加以改造，在体制和思想两个方面引起了革命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从传统向现代转移，从中国转向西方模式，造就了新旧两个中国的分野。清末新政之前的中国政治与清末新政之后的中国政治有着根本意义上的区别，清末新政成为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分水岭，标志着中国政治在西汉至今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唯一的一次革命。“新政”以政治上的革新为主，实际拟定和实行的改革措施以政治为多，改革所影响最深的领域也是政治。新政的开始起因于帝国的危机，但它又刺激引入了新的思想和新的价值观，反而又加剧了帝国的危机，促进了清朝的灭亡，然而新政所带来的新思想、新概念、新制度，却保留了下来。新政所规划的改革措施，很大一部分没有来得及推行，已经明令实施的计划也有相当一部分由于各种原因而举步维艰。但是，清末新政是一系列历史事件链条中的一环，它受到了以前历史环境的影响和限制，也影响和限制了后来的历史环境。新政的失败更是让国民对未来的飘渺的希望一个迎头重击。一直到了1911年10月，武昌首义，全国响应，人民首尽了太多的压迫，太多的委屈，终于在这一刻爆发出来，1912年2月清帝被迫退位，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得封建帝制终于覆灭，年底，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宣告成立，整在人民当然地以为会迎来新生活的时候，人民艰辛取得革命成果却袁世凯窃取，虽然如此，1921年新文化运动，1919年得五四运动，依然是人民心中对自由、幸福无限追求的体现。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共逐渐扩大，却形成了国民党和中共的对峙，国民党大力推行保甲制度，剥夺人民的言论自由，厉行文化专制主义，企图压制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但是民心所向，马克思主义在人民心中拥有了不可替代的地位，人民一直坚持着的它，一直相信它，坚持了七年直到抗战胜利，再坚持了十年，直到内战结束。

1927-1937年为土地革命时期，也是十年内战时期。期中中国出现短暂繁荣的现象，但是因为国民党的欺压，中国人民开始作出坚韧的反抗斗争，为了取得民族的独立和自身的解放。从而进入了土地革命战争，在毛泽东主席的带领下，由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方式，经历了长征的洗礼，一步步的走向中国革命的心局面。

刚开始，在张学良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后，国民党就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自己的统治。但国民党变成一个由代表地主阶级，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利息的反动集团所控制的政党，这个政权性质与当时的北洋军阀的统治的本质是没有区别的。所以国民党实行***和军事独裁统治。首先，为了镇压人民和消灭异己力量，国民党建立了庞大的军队，而且还建立了庞大的全国性特务系统。同时为了控制人民，禁止革命活动，国民党还大力推行保甲制度，以控制广大人民的行动。最后，为了控制舆论，剥夺人民的言论和出版自由，还厉行文化专制主义。一个个的控制手法，正是为了维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利益，巩固自身统治。

不过在“一战”期间，因为欧洲列强暂时放松对华的经济侵略，使得中国的办工厂和投资数额增长迅速；轻工业发展显著；涌现出一批著名的实业家。可是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相当的不成熟，也为成为中国的统治阶级，所以很快就被国民党控制了。

这样的情况，这样的背景使得中国人清醒了，也开始站起来了。无论在国民党的追杀，摧残下，还是在白色恐怖统治下，中国共产党还是独立高举起反封建的革命旗帜。

可是当时无论中外，都没有农村包围城市的经验，而且中国近代革命也曾在大城市进行过革命斗争，但不成功。不过当时的毛泽东主席已经在艰难的探索中发现了问题，他最早关注农民问题，最早提出进行农村的武装斗争，还明确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领导创建了第一次农村革命根据地，明确提出以农村为中心，最早提出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所以由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第一枪。后来的秋收起义，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广州起义，让我们革命时期走到了土地革命时期。

土地实行私有制，农民生产力得到解放和发展，保护中小工商业，消灭地主阶级，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分土地——这一个比较完整的土地革命纲领，充分调动广大农民发展生产和参军参战的积极性，再加上声势浩大的左翼文化运动，大大推动国家的进步，而且根据地也慢慢的成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雏形，使身在苦难深渊的中国人民看到了一线光明和希望。

由于中国情况的复杂性和中国革命的长期性缺乏认识，而且不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全面地、正确地结合起来，所以中国共产党滋长了一种“左”的急躁情绪，而且“左”倾错误一而再，再而三的在领导机关取得统治地位，使得很多方面产生了很多的错误，导致中国革命受到严重挫折。所以迫使到最后红军实行战略转移——长征。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主席在全党的实际领导地位后，开始从理论上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为中国革命提供合乎实际的，完整的理论，路线和方针。再加上红军战士秉着长征精神，为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拼搏一战，展现了长针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

在经历过种种的阻碍和困难，中国共产党已在人民的心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地位，而且慢慢的走进了人们的心中，所以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人民都满怀信心的去斗争、去奋斗。这次的土地革命是成功的，它确立了中国的性质，找到了中国的前进方向，而且人民也开始相信中国共产党能带给他们明天。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在经历了109年的不断战火后，中国人民终于都能够过上自由和平的生活，然而回忆当中的战火烧得依旧猛烈，我们必须居安思危，时时刻刻反省自己，谨记历史的教诲，谨记自己的处境，自尊自强，不再受辱。

而1958年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进行了纠正，但并不彻底，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1966年5月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的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使党和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因为“文化大革命”中江青集团的艰难曲折的斗争，使得“文化大革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国民经济虽然遭遇巨大的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在国家**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依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对外工作也打开了心的局面，这一切并不是“文化大革命”的结果，但是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本应取得更大的成就。

尽管经过“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两次严重挫折，但是从总体上来讲，在以毛泽东未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下，新中国取得了历史性的巨大进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主义制度，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东方。随后开始的改革开放事业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人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中国人民定以此为戒，努力开创属于自己的自由、富强的时代。参考文献：

（4）[美]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11月第1版。

（5）[美]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11月第1版。

（6）《毛泽东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7）《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8）《江泽民文集》人民出版社（9）李侃等：《中国近代史》（第四版），中华书局，2004年版。（10）蒋士第等编:《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第11次印刷。

（11）王桧林主编:《中国现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12）王桧林主编:《中国现代史参考资料》，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13）何沁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16）曾业英主编:《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

（17）胡绳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第1版。

（18）费正清、赖肖尔著:，张沛等译《中国：传统与变迁》，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社2002年1月第一版。

（19）费正清著刘尊棋译《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年》，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社2003年2月第一版。

（20）[美]李侃如著《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1月第一版。

中国近代史纲要之鸦片战争论文篇六

[摘要]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它使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转变。鸦片战争前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以大炮轰开了中国闭关、落后的大门，改变了中国社会的运动方向，它是中国近代化的起点。同时，它既对中国近代化起到促进作用，也对中国近代化起到抑制作用。

[关键词]鸦片战争；近代化；关系。

在中国，近代化也就是工业化和与工业化相伴随着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化，就是实现社会的转型，即从中世纪社会转化为近代社会。近代中国百余年的历史发展，外国列强的侵略与中国人民反抗，无数仁人志士寻求着强国之梦。中国的近代化，也随着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反帝反封建中诞生了。

两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统治危机进一步加深了，清朝统治阶级中的某些有识之士，试图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以维护清朝统治。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以奕诉、曾国藩等人为代表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他们引进了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培养了适应近代社会需要的人才，在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为中国的近代化开辟了道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说明。

一、社会结构的转变。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社会结构是封建等级结构，鸦片战争以后，封建等级结构发生了动摇。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皇帝，在名义上权力如前，实际上大不如前。政令难以完全贯彻，八国联军侵华，皇太后和皇帝逃难。反侵略战争的失败，让武官失去了社会地位，文官在洋人面前也唯唯诺诺，使广大民众对官员失去了信任。这时下层受到不平等待遇的百姓开始追求平等、自由和人道。如浙江的“堕民”、“丐户”在雍正年间被允许开豁除籍，但多数人没有能够实现，光绪末年他们再兴抗争，得到平民的支持。

随着近代产业和近代商品经济的出现，产生近代的阶级――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资产阶级主要由三种人员构成，一是从买办转化来，即买办中的一部分人，有了自己的资本，开设近代企业；二是由传统商人和官绅、地主转化而来，经营的是近代企业，还有一些华侨加入这个队伍；三是洋务运动中，政府经办企业，一部分主事的官僚成为资产者，在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企业里，有着一些原来买办出身的人参与进来。中国的工人阶级在一定意义上说，比资产阶级产生的还早一些，因为外国在华开办企业，使用一些中国雇员，所以近代的码头工人、海员、船舶修造工最先出现，及至中国有了近代民族工商企业，一批产业工人诞生。

二、鸦片战争开启了中国的近代化。

鸦片战争后至19世纪末，中国近代化的基本情况是：第一，在经济上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体制，已开始解体，中国经济已基本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第二，在政治上清王朝统治危机重重，使得统治阶级不得不向近代化倾斜，推行洋务运动，实施“同光新政”等等；第三，在思想文化上西方资本主义的近代科学技术及社会文化的书籍，逐步输入。北京同文馆先后译成《万国公法》、《格物入门》、《化学指南》等西书26种，对西方思想文化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鸦片战争对中国近代化的作用。

鸦片战争，是英国为了毒害中国人民、阻止中国禁烟而发动的一次侵略战争。鸦片战争对中国近代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具有两面性，既有促进作用，也有抑制作用。

(一)鸦片战争对中国近代化的促进作用是：1.迫使中国人睁眼看世界，承认自己落后，逐步消除“上国天朝”、“惟我独尊”、“夜郎自大”等虚骄之气，引进近代化生产技术和社会制度，把自己变为资产者；2.输入机器和近代生产技术，在中国封建自然经济的基础上，开办了几百个近代大机器工矿和交通企业，大大促进了中国近代化的过程；3.外国在华近代企业的示范作用。外国企业在使用机器、培养技术工人、以及经营管理等方面，对后起的洋务企业和民营企业都直接和间接地起着示范作用；4.培养近代技术人才。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帝国主义，通过在华企业雇用中国职工，受中国聘用的技术人员，接受中国留学生等各种渠道，为中国培养了大批近代人才。

(二)鸦片战争对中国近代化的抑制作用：1.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攫取特权。中国民族企业发展受到严重的限制，其处境十分困难；2.在铁路运输方面，据资料显示1896年至1914年之间，西方国家所投入的资本总额超过2.92亿美元。在1万多公里铁路的修筑中，有超过90%的资本为西方资本；3.在金融市场方面，鸦片战争以后英国汇丰银行长期垄断我国的金融市场，致使我国的民族金融市场发育缓慢。鸦片战争使西方国家控制我国的经济命脉，严重阻碍我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总之，鸦片战争后，世界在走向中国，中国开始融入世界，中国开始从传统的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迈进，这应该说是历史的巨大进步。近代化也正是从这种意义来讲的。近代化的过程其实就是中国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近代中国的先进分子追求确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体制的历程，这一过程与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过程相互伴随，相互促进，有力地推动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步和社会发展。由于近代中国特殊的社会环境，中国近代化的起步呈现出明显的层层推进，急速深入的逻辑发展特征。近代中国各种政治力量追求近代化的脚步急促而悲壮，一刻也未曾停留。

参考文献：

[1]陈卫文。鸦片战争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j].大众文艺，2009，(20).

[2]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3]潘志鸿。浅谈鸦片战争与中国近代化[j].网络财富，2010，(13).

[4]王显非。探讨鸦片战争对中国近代化的双重作用[j].宿州教育学院学报，2012，(4).

中国近代史纲要之鸦片战争论文篇七

摘要：鸦片战争之后中日两国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中国开始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受列强压迫的社会，而日本却逐渐兴起成为亚洲列强，这其中的原因很多，文章旨在分析中日两国对当时的本国及世界的认识。

关键词：鸦片战争；中日；本国；世界。

1840年英国对中国发动了侵略战争，既鸦片战争。中国战败，清政府割地赔款，卖国求荣，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封建社会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同时社会矛盾、革命任务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鸦片战争也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讲，鸦片战争也客观的给中国带来了些许进步的元素，如：鸦片战争强行打开了中国腐败、落后和封闭的大门；促进了中国商业的发展；带来了欧洲的现代文明和技术等。但是，这没有改变中国被侵略、被压迫的命运，中国由此进入了极其黑暗的时代。反观日本，以中国的鸦片战争为“天赐之鉴”，开始积极准备与西方列强的预期接触，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加强海防、主张改革内政等。这为日本后期的明治维新及资本主义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社会基础。那么中日两国作为一衣带水的邻国，为何在鸦片战争之后有如此之大的反差呢？我认为这是由于两国对当时的自身和世界认识的不同，所以也产生了后续发展的不同。

一、中日两国对本国的认识。

中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在古代历史上，中国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世界奇迹。四大发明、万里长城、丝绸之路、隋唐盛世……中国文明是世界文明发源地之一，中国文明为亚洲文明提供供给，亦是亚洲文明的中心。古人很早就把中国看做是天下的中心，把周边民族或国家称之夷、蛮、戎、狄，产生了华夷思想。由于周边国家的臣服，中国与邻国的关系常常是册封与被册封的隶属关系，中国成为册封体制的中心，外国使臣朝觐时都要跪拜磕头，这就更强化了“皇皇中华，四夷来朝”的思想。中国又很早形成了独立的文化体系，并且成为文化输出国。对于中国人来说，中国周围的地区，往往是中国给予文化的地区。在中国古代，虽然也有别国文化流入，但它们不可能成为主流和改变原有文化的本质，相反，总要受到儒学的改造。所以，古代中国人对自己的民族和文化具有强烈的优越感和自信心。久而久之，这种优越感和自信心就蜕变为夜郎自大的观念，对外国和外来文化总是不能正确对待和虚心学习。清末，即使中国已经落后，本土文化已经呈现保守，但上述传统观念依然非常强烈。顽固者自不必说。显然，传统文化观念模糊了中国统治者的视线阻碍了对世界文明的吸纳。

日本四面环海，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处于相对孤立的环境。自古以来日本民族就有着很强烈的忧患意识，为了生存和发展，日本民族渴望了解外部世界，吸收外部文化，以打破孤立的倾向，在知识方面的表现就是对外国的事物什么都想知道的求知欲。日本不是文化发源地，在公元3世纪以前尚无文字，在7世纪以前也没有系统的政治法律制度，公元645年大化革新以后，日本全面学习中国文化，使自己的文化迅速地产生了飞跃。大化革新后，日本的封建制度渐趋完善，但其封建统治者并非中国的皇帝，而是掌握军权的幕府将军。日本的“天皇”就不可能如中国的皇帝一样孤傲自赏，夜郎自大的。他们不断地学习，积蓄力量，好奇一切新的事物。之后的明治维新就是其最好的证明。

二、中日两国对外部世界的认识。

中国人都是以“中国”与“四夷”(即四周世界)相对称，也就是用“中国中心”的世界坐标轴来认识世界，世界知识非常狭隘。

首先在地理世界观方面，中国人仍然认为“天圆地方”，“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日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日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认为中国人的世界就是中国，而中国即天下。而他们心目中的世界仅限于中国的十几个省，疆土四面环海，旁无大国，对中国以外的地区不甚明确，往往以海洋表示。这种狭隘的世界地理观念极大限制了中国人对外部世界认识的视野。

虽然在历史上外来文化也曾对中国产生影响，但终非主流，久而久之，中国上自统治者下至士大夫皆认为中国文化是天下最优秀的，形成了体系化、理论化的对外观念，这种模式的不断确认与推广，最终又形成了中国人一元世界观的思维定势，而不愿接受多国并存的多元世界观及国际观念。这种支配从中国统治者一直到普通人的思维定势，对近代之初世界观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造成了极大的障碍。

与中国文化的自创性特征相比较，日本文化的确“不该骄傲”，但与此同时却使其表现出了“周边性”与“摄取性”。[2]日本自古以来就作为文明古国中国的周边国家，孤悬海外。直至公元前3世纪为止，在漫长的8000年中，日本一直处于缓慢的绳纹文化发展当中。“当我们的祖先聚居在日本列岛上，长期停留在石器文化阶段而裹足不前时，大陆的汉族却很早就迎来了金属文化时代，建立了强大的国家。汉族向四周地区的扩展引人注目，其部分势力也达到了日本列岛，给日本带来了金属文化和农耕技术”[3]是大陆的中国文化给日本带来了飞跃的发展，日本社会从采集文化转为农耕文化、从旧石器时代进入了铁器、青铜器与新石器并用的金石时代。日本民族喜爱与渴慕优秀外来文化。善于摄取外来文化。

综上所述，中日两国对当时世界及本国认识的不同，使其后续发展的道路也不尽相同。当时，中国故步自封，日本却学以致用；中国唯我独尊，日本却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因此两个古老的东方国家接触西方文明相距仅十余年，但迈向近代化的速度与结果的差异却是如此惊人的。中国直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用了近70年，才完成了近代化的一部分，这期间，中国丧权辱国，走上沦为半殖民地的扭曲发展道路。日本则只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就走完了欧美资本主义150―200年走过的道路，20世纪初日显世界强国端倪。这固然也有当时中日两国的战略地位和战略价值不同，中国所遭到的殖民侵略的压力远大于日本的原因，但其思想认识的不同产生历史的必然也带给我们深刻的教训，值得我们好好地去思考。

参考文献：

[1]盛邦和。中日华夷史观及其演变[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6.

[2]韩立红。日本文化概论[m].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

[3]家永三郎。日本文化史m].商务印书馆，1992.

[4]盛邦和。中日华夷史观及其演化[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6.

[5]田毅鹏。鸦片战争前后中日两国世界史地研究比较论[j].社会科学辑刊，1993.

中国近代史纲要之鸦片战争论文篇八

自鸦片走私贸易进入中国以来，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沉重的灾难，给中国人民的身心带来严重的危害。清政府、民国政府等都有禁烟政策，然而却成效甚微，都没有阻止鸦片在近代中国的泛滥。鸦片贸易横行于当时的中国社会，是由外部原因和内部原因共同构成的结果，是当时中国社会内忧外患状况的一个缩影。

一、输入鸦片的帝国主义国家相互竞争。

当时向中国输入鸦片的国家众多，并且国家之间因为利益而相互进行竞争和勾结，这是鸦片泛滥于中国的直接外部原因。西方向中国贩卖鸦片的殖民国家，最早有葡萄牙和荷兰。他们以澳门和台湾为据点，向中国内地输入鸦片，不过数量不大。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成为对华鸦片走私量最大的国家。经历了工业革命之后，英国的经济与军事实力跃居世界前列，对外殖民扩张也发展迅速。东印度公司是英国侵略东方的殖民机构，它试图以各种方式打开对中国的殖民贸易大门，以便倾销英国商品，但却屡遭碰壁。因为当时的中国是一个以男耕女织、自己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的封建国家，根本无需依赖对外贸易而生存。因此，鸦片贸易就成为了东印度公司改变不利贸易入超局面的一种手段，确立其对华鸦片政策。甚至最后，英国不惜发动两次鸦片战争，强迫中国接受鸦片贸易。同时，美国独立战争后开始急剧发展资本主义，扩大对外贸易。由于英国对印度鸦片实行垄断，所以美国人另辟蹊径，在土耳其发现了鸦片。土耳其鸦片质量不如印度鸦片，但因价格低廉，在中国市场上竞争力很大。1817年美商又在波斯湾找到新的货源，使得1817、1818两个年度中贩运总数达到4000箱，占各国输华鸦片总数的42%。为了与美国争夺中国的鸦片市场，英国大力增加印度鸦片的产量，导致其价格下降，美国对华鸦片贸易开始处于不利的地位。1821年，为了倾销大量增产的印度鸦片，英国允许美商贩运印度鸦片。英美两国开始相互勾结，扩大对华鸦片的输入量。

二、巨额利润对各方的吸引。

鸦片走私之所以能够兴起并且屡禁不止，根本原因在于鸦片能够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西方资本主义和烟贩都从鸦片贸易获取了高额利润。以英国为例，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政府规定，鸦片按照成本300%的高税率进行征税。另外，东印度公司以及后来许多英商洋行以三角贸易方式，将贩卖鸦片所得的现银从中国进口茶叶等畅销品，运回英国本土售出时也需缴纳大量税金，成为英国政府的又一税收来源。以1813年为例，这一年印度上等鸦片“公班土”，每箱成本费用是237卢比，它的拍卖价格，包括印度政府的鸦片税在内，每箱2428卢比，超过原来成本九倍，东印度公司约得其中的三分之二。其次是印度政府。鸦片税是印度政府的大宗收入，它按鸦片成本百分之三百以上的税率抽税，1829―1830年从鸦片专卖所取得的收入超过一百万英镑，约占全年总收入的十分之一。第三是烟贩。因为鸦片是偷运进口的，逃避了纳税。公班土在印度每箱的拍卖价格为1785卢比，在中国的卖价为2618卢比，两者差额为833卢比，折合银洋为四百余元，扣除少数运费等成本外，剩下部分就是烟贩每箱的实际利润。最大的英国鸦片贩子查顿在私信上说，在最好的年头，鸦片的利润高达每箱一千银元。英国鸦片贩子泰勒在1818年说过：“鸦片同金子一样，任何时候我都能卖掉。”鸦片贸易在对东印度公司、印度政府以及烟贩共同有利的条件下，更加快速发展起来。随后，东印度公司采取大量生产、低价推销的政策，鸦片输入中国的数量更进一步增加。

三、清政府的吏治腐败，统治阶级无能。

当时清王朝吏治的腐败、税制的紊乱是导致鸦片泛滥的一个重要的内部原因。由于巨大经济利益的诱惑与驱动，清朝有不少官员或主动或被动地纵容甚至是参与鸦片走私。鸦片虽然是走私贸易，而且朝廷有令禁止走私贸易，但这种走私其实得到了广东、福建一带官府的默许，几乎形成了庞大的鸦片走私受贿官员集团。以查缉鸦片走私为专责的官府“巡船每月受贿银三万六千两，私放入口”。各级官员也都争相从鸦片走私中获利，“水师有费，巡船有费，窑口有费，自总督衙门以及关口司事者，无不有费。”连英国商人也曾说：“在中国方面，高级官吏与政府人员，对于鸦片走私公开的默许，过去和现在的巡抚，都从中取利。”甚至英国官方也宣称：“因有完备的贿赂制度，鸦片贸易进行得很顺利正常。”官吏受贿的普遍，致使鸦片走私日益猖獗，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浸透了天朝的整个官僚体系和破坏了宗法制度支柱的营私舞弊行为，同鸦片烟箱一起偷偷运进了天朝。”并且随着鸦片输入数量的激增，鸦片税也成为清朝的重要收入来源之一。在进口税中，鸦片税约占一半左右，最高时甚至占60%以上。

四、民国成立后的国内状况。

清王朝灭亡后，直到解放前，国家都一度处于战乱与管理的混乱之中，所以在这种国家背景和社会环境下，鸦片便再次泛滥起来。北洋军阀时期中国陷于军阀割据状态，为了争夺地盘，扩充军队，各派系军阀几乎都利用毒品掠夺社会财富，依靠鸦片消费税增加税收来源，有的甚至纵容种植罂粟。于是，鸦片烟毒在北洋军阀时期又逐渐开始流布，甚至出现了一些专业性质的鸦片公司，例如上海的信远公司、公平公司、聚丰公司、三鑫公司等，都是大型专业贩毒公司，其后台则是军阀和外国侵略势力。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从1927年9月至1928年4月颁布了许多禁烟章程及条例，但起初主要采取“寓禁于征”的政策，即用增加税收的方式限禁鸦片。南京国民政府后期，国产鸦片数量猛增，西南地区成为鸦片的最大产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以后，向中国大肆输入鸦片和其他毒品，将东北地区变成日本推行鸦片专卖的主要基地，并建立全国性的贩卖网，使鸦片在中国又一次泛滥成灾。

五、小结。

从探析中我们可以得出，想要真正的杜绝鸦片、毒品的泛滥，首先国家需要拥有独立的主权作保障，当时我国处于半殖民半封建的二半社会，内忧外患，民族矛盾是当时社会最主要的矛盾，寻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是解决人民苦难的最关键的前提。其次需要大力发展经济，当一个国家经济强盛，才能在国际上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在近代西方国家逐步的经历了两次工业革命，生产力得到大幅的提高的同时，清政府却还在“闭关锁国”，停留在“天朝上国”中止步不前，封建制度严重阻碍着新的生产力的发展，使得我们在经济上，军事上、科技上等领域落后于西方，西方资本主义的扩张性将我们强行拖入它们的利益纷争中。同时，鸦片的禁止需要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做基础，而当时的近代中国社会因为政权的更迭，始终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能够长期统一国家、保护人民，社会处于治理的混乱之中。最后，当时清朝政府的日趋腐败，导致国家的治理更加涣散。一个清正廉洁的政府，是国家长治久安的保障。因此，鸦片在近代中国的泛滥是有着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多重因素所共同导致的，是中国人民在近代苦难的一个缩影。

【参考文献】。

[1]张鸣。重说中国近代史[m].中国致公出版社，2012.2.

[2]岳冰茹。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至第二次鸦片战争前的鸦片输华情况、原因及影响[j].文教资料，2011.6.

[3]刘淑敏，胡赤军。近代英国对华鸦片贸易的主要利益[j].长白论丛，1996.6.

【作者简介】。

蔡艳君(1991-)女，陕西咸阳人，西安邮电大学研究生，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专业。

中国近代史纲要之鸦片战争论文篇九

清朝是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清朝前中期社会相对稳定，经济十分繁荣，尤其康熙、乾隆、雍正三朝，经济发展迅速。但是在平和的环境下，社会风气逐渐走向奢侈糜乱，光鲜之下矛盾暗长。清王朝统治者在落后的封建观念统治下，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使清王朝陷入了不与外界沟通的封闭状态，国家发展陷入停顿，逐渐由盛转衰。而当清王朝逐渐走入没落之时，欧洲各国却迅速发展壮大起来，以英国为首的欧洲资本主义各国逐渐完成了资本主机原始积累，相继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在具备雄厚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时，为了扩大海外市场，它们逐渐把目光瞄准了中国。

一、鸦片战争概述。

1840―1842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由封建社会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到十九世纪，英国开始向中国输入鸦片并额逐年增多。英国资产阶级极力向中国倾销鸦片以抵御贸易的入超，妄图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在这一过程中英国大发鸦片财。中国方面白银大量外流，人民饱受鸦片摧残，精神和健康受到严重伤害。道光帝派遣钦差大臣林则徐到广州禁烟，林则徐把收缴的鸦片在虎门海滩集中销毁，这就是著名的“虎门销烟”。

英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向中国出兵，但清政府并未在沿海地区积极备战，导致当英军来袭之时清军变一触即溃。战争期间，中国人民积极抗英，涌现了三元里抗英斗争等反侵略斗争，充分展现了人民对侵略活动斗争的决心和强烈的爱国情操，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清政府战败收场，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二、鸦片战争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一)传统观念的变迁。

中国的文明诞生极早，是世界文明发源地之一。在周边国家中，中国的文明发展程度一直是最高的，即使被周边落后的少数民族用武力征服，中华文明强大的包容力和融合性最终也会将之同化化作中华文明的一部分，同时中华文明也以其强大的影响力辐射了周边国家，形成了深远影响。因此中国自古养成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天下的观念而非国家观，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理念，视周边的民族皆为蛮夷，认为中国就是天下之中心。石介先生的书中曾提到“天出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中者为中国，居天地之偏者为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

我们能看到这时国人已视自己置身所在即为世界的中心。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中国即为中央之国，周围的蛮夷国家都应该向中国称臣纳贡。在“天朝上国”的骄傲自满中中国对所谓的“洋夷”不屑一顾，这种洋洋得意的自满被带到了鸦片战争之中，清政府认为英国还是一个未开化的民族，甚至当时有的官员向皇帝献策称洋人的腿是不会奔跑的，因此对付他们只需要用竹竿将他们击倒。直到经历了鸦片战争清政府的惨败，时人才认识到清朝“天朝上国”不过是自己编制的美梦，被认为野蛮未开化的夷人已经将自己超越。少数的饱学有识之士开始了自强的道路。从“经世致用”到“开眼看世界”，从“变古愈尽，变民愈甚”到“师夷长技以制夷”，“天下”的观念向“世界”的观念逐渐转变。所以直到鸦片战争结束之后中国的以“国家”而不是以“天下”自称的观念才逐渐形成。

(二)现代教育的萌芽。

除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鸦片战争后西学的传播还是中国的现代教育的重要条件。其中洋务运动时期的洋务教育是中国现代化教育的萌芽阶段，在中国教育史中它是不能抹去的重要篇章。洋务教育主要有三个方面：洋务学堂为中国培养现代化人才，留学教育把学生送往欧洲接受先进教育，翻译西方的优秀著作传播西方先进知识。洋务教育是现代教育的萌芽，它使中国的教育由传统的模式向着现代化模式转变，这是对旧中国已经无法满足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封建式教育的一次彻底否定。中国的近现代教育从此拉开了序幕。

洋务派的洋务学堂无疑应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有一席之位。正是洋务学堂为西学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最初的领地，为传统教育在形式上的逐步解体创造了条件，从而也为中国教育正式启动教育现代化奠定了基础。作为中国教育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和中国近代首次教育价值与道路选择，洋务学堂以缩影的形式充分体现了国人在中西文化冲突的初级阶段对教育问题的思考和处理。它的办学得失对中国近代教育发展道路的选择，乃至对我们今天的教育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具体来说，洋务学堂改变了传统的教育观念并冲击了陈腐的科举制度，促进传统书院进行改造；洋务学堂是中国近代教育避免了殖民化的前途，代表着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方向等。洋务学堂尽管在客观上开启了中国早期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但是，在“变器不变道”办学思想的支配下，洋务学堂仅仅是引进了西方的工艺技术，却失掉了作为技术根本的科学精神；试图保持传统的人文教育，但事实上却僵化和削弱了人文教育，这些都引导中国早期教育现代化走进了狭窄之路。

参考文献：

[1]石介。中国论徂莱石先生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4.

[2]魏源。魏源集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6.

[3]张静。鸦片战争对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j].历史教学，2012(13)。

中国近代史纲要之鸦片战争论文篇十

每当提到孙中山，心里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是振奋，是热血，虽然他所在的年代离我们很远，但他对我们国家、对每一个炎黄子孙所做出的贡献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他是一个伟人，他的伟大是任何人都无法取而代之的。

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说：“他在中国民主革命准备时期，以鲜明的革命民主派立场，同中国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他在这一场斗争中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他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我作为一名普通的大学生，也想发表一下个人对孙中山先生的感受，斗胆对这位伟人做一下评价。

一、伟大历史地位。

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说：“他在中国民主革命准备时期，以鲜明的革命民主派立场，同中国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他在这一场斗争中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他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毛泽东这段话已经大概反映了孙中山的部分伟大贡献。具体来说，他的伟大贡献有：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论文1、孙中山先生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光辉旗帜。他系统提出了民主革命的纲领--三民主义，并为之奋斗了终生。先生刚强不屈，连遗言都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2、推翻封建帝制，捍卫共和制度。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推翻了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创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是先生最大的历史功绩。为了维护之后的共和，从护法到北伐，孙中山先生时刻都没有停歇。

3、孙中山先生晚年更加进步，促进了革命统一战线的成立，直接推动了国内第一次革命高潮的来临。他对三民主义作新的解释，成为了国共合作的基础。在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政府支持下，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孙中山与工农日益接近，他参加工农群众的集会，称赞工农是革命的先锋和基础，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

他是全面推动中国进入现代化的先驱，是对中国经济现代化进行总体规划的开山祖。他是中国政治经济现代化之重要阶段性人物。他较全面地整合了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重要成分，包括宪政民主，人民主权，权力分立制衡，与社会主义等等。

孙中山先生作为革命的先行者，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极具意义的。他的人生都在为人民而奋斗，他最后留下的政治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让人心酸心痛，但是国人更加热血沸腾，为之更加努力！

二、高尚的思想修养。

孙中山先生常以“修身岂为名传世，作事惟思利及人”自勉；修身，是指修养身心，努力提高自身的思想道德修养水平。而我们的孙中山先生就是不断的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水平，不断修身以齐家，治国。胡适先生曾说过，中山先生所以能至死保留着他的领袖资格，正因为他终身不忘读书，到老不废修养。可见中山先生是很重视自身的思想修养。

命也是救人。治病只能救少数的几个人，而革命能救千千万万的天下人，在国家危机的时候正需要有人站出来，而孙先生就是这样的人。孙中山先生所处的时代，正是国家危难之时，无人知晓国家的命运将会如何。他敢于用自己的力量推翻清王朝的统治，推翻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他个人的力量是薄弱的，但他敢于站出来，这是挺身而出的精神，这种敢于担当历史国家重任的宝贵精神值得学习。他启迪我们当代大学生要勇于承担自己的责任，必要时候挑起国家重任。

孙中山先生拥有坚定不移的信念。中山先生积极投身革命，然而革命道路总是充满曲折的，极其需要坚定的意志才有可能成功。广州起义失败，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然而，挫折面前，孙先生没有丧失斗志，而是愈挫愈勇。孙先生在谈到自己的革命经历时说道：“文奔走国事，三十余年，毕生精力尽于斯；精诚无间，百折不回，满清之威力不能屈，穷途之困苦不能扰；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勇，再接再厉；用能鼓动风潮，造成风潮。”他的政治遗愿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可见他的信念有多么的坚定。他这种坚定不移，不达目标势不摆休，屡败屡战的精神令我深深感动。

中山先生的良好思想修养是很有口碑的。他的崇高思想修养让世人折服，让后人深深感动，让我们都敬仰万分。纵观孙中山的一生，他的全部优良品质可用“天下为公”四个字来概括。他是一个真正的民主主义者，一个真正以国家、社会、民众、民族利益为重的人，一个真正以建设性的立场推动社会改革进步的人，一个言行一致、表里一致、真正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三、不足与缺点。

在我看来，每个历史伟人都摆脱不了众多正、负面的评价。孙中山政治生涯中，因固执以至与同志反目。例如同盟会时代之章太炎、中华革命党时之黄兴、护法时之岑春煊，皆曾为孙之股肱，而后来反目不相往来。此外，孙对革命的奉献也许很大，但未必如官方所说般远远超过其他革命人士的贡献。但不可否认孙中山在倡导革命思想，组织、领导革命团体都是处于领导者的地位。孙中山为推翻帝制所付出的牺牲与贡献也为多数人所认同。

一些人认为，孙中山在民国建立以后，有多次作为未能贯彻民主、自由、法治等。

精神，例如：二次革命时力主使用武力使中国出现分裂；护法战争时召开非常国会的合法性；组织中华革命党采行秘密会党形式，皆存在曲解、损害民主及法治的表现]。而后孙中山因为不满西方列强不支持其广州政权，党内实行集权之外，转向师法列宁俄国，推动联俄容共，国民党组织机构采行列宁式体制，遭到党内右派与党外西化民主派颇多批评。孙中山逝世时有三份遗嘱，其中一份遗嘱乃是致函苏联。中国国民党也曾于第一次代表大会后，甚至考虑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只是未为莫斯科同意。另有一些研究认为孙中山对日本的态度有权宜投机的嫌疑。孙中山为换取日本支援革命，曾主张把中国东北，也就是满族的发源地-满洲，让给日本。此种看法与内地十八省“驱除鞑虏”后放弃满蒙西藏的情绪相契。(革命党在长江中游等地使用之旗帜即为十八星旗)然而此类主张虽然在辛亥革命前后的革命组织中相当普通，但今日观之缺乏远见。

孙中山为讨袁，企图争取日本反袁。曾在致日本有司小池张造私函中提出与二十一条相匹敌之不利条件。事实上，孙中山革命时期曾颇受日本友人资助，流亡时也曾避居日本。建立共和后企图推动中日合作，曾首先提出大亚洲主义，成为日本大东亚战争的思想根源之一。惟此一战略后来不受日本日趋激进的扩张派势力欢迎，孙中山转向俄国。近代史中，中国领导人于混乱局势下，企图以权宜手段对列强在华权益让步的案例甚多。李鸿章的中俄密约，重庆与延安对德苏互不侵犯、雅尔塔协定、苏日中立友好条约、外蒙古争议性的公投独立等等的沈默，国民政府为求美国支援的让步，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保证苏联支援的让步，后来皆颇多学者批评。

孙中山先生作为革命的先行者，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是极具意义的。他的人生都在为人民而奋斗，他最后留下的政治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让心心酸心痛，但是国人更加热血沸腾，为之更加更近！更加努力！孙中山一辈子就干一件事----奋斗与救中国。他具有乐天的人生态度，博爱的人生境界，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敬仰！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977年，人民出版社。

2.《中山书信手迹选》，1986年，文物出版社。

3.《伟人孙中山》,2001年，出版社。

4.《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

5.《孙中山选集》。

中国近代史纲要之鸦片战争论文篇十一

论文摘要：鸦片战争前后，中国传统道德中的夷夏观、本末观、义利观、人才观发生了转变，其总的表现是逐渐抛弃传统观念的主观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转向现实主义。这四个方面的转变在当时是相对徽小的，但是它们开始了中国传统观念的近代化进程。

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折，它改变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进程，中国由此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中国思想家们面临一个“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他们不得不改变传统观念，以适应社会的变迁。我们试图从夷夏观、本末观、义利观、人才观这四个方面来讨论鸦片战争前后传统观念的转变，以求教于方家。

一、夷夏观念的转变和学习西方思潮的渐起。

术多抱盲目鄙视的眼光，视之为“奇技淫巧”，甚至连比较开明的梁廷榕也认为：“天朝全胜之时，既资其力，又师其能，延其人而受其学，失体孰甚！彼之火炮，始自明初，大率因中国地雷飞炮之旧而推广之。夹板船，亦郑和所图而与之者。即其算学所称东来之借根法，亦得诸中国。但能实事求是，先为不可胜，夷将如我何！不然而反求胜夷之道夷者，古今无是理也。”梁廷榕的观点在当时颇有代表性，他认为没有必要学习西方先进科技，因为西方先进科技都是源于中国，而且向西方“蛮夷小国”学习有损中华国威，于理不通。

在英军的坚船利炮面前，“天朝上国”被远隔重洋的“蛮夷小国”轻松击败，这对时人特别是亲历了鸦片战争的部分清朝官员和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大的思想震撼。他们逐渐认识到，“夷”不一定不如“夏”，甚至在某些方面“夷”要强于“夏”，其明显表现就是对英军军事技术的推崇。还在鸦片战争进行的过程中，少数具有敏锐眼光的官员就开始重视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1840年春，林则徐曾“捐资仿造两船，底用铜包，蓬如洋式”。

1841年春，龚振麟以林则徐提供的《火轮船图说》一书为指导，制成一条车轮战船，时速可达3.5海里。战后，林则徐又委托黄冕试制成功开花炮弹。

虽然战后最初的学习主要集中于军事和造船技术，但出于学习这些技术和对外交涉的需要，了解英国等西方国家的情况显然也是非常必要的。在鸦片战争爆发前，林则徐等人通过编译《澳门新闻纸》、《华事夷言》、《四洲志》等书籍、杂志，搜集地球仪、航海图、地图资料等多种方式，积极了解西方国家概况，为对外交涉和可能发生的战争做准备。这些工作为后来人们学习和了解西方国家提供了基本资料，在客观上起了开创性的作用。魏源在林则徐主持编译的《四洲志》的基础上，写成《海国图志》一书，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在当时产生了积极影响。此后又有徐继舍的《壕环志略》、姚莹的《康牺纪行汉梁廷榕的《海国四说》等介绍西方和世界形势的书籍问世，反映了当时人们了解外部世界的渴望，开拓了人们的视野，促使国人逐渐改变封闭、自大、守旧的观念，加速了传统“夷夏观念”的转变。

二、本末观的转变和发展工商的呼声。

在中国历史上，农本商末的本末观长期处于主导地位，历代统治者也从各个方面积极宣传和贯彻，长期实行重农抑商政策。这是封建统治者巩固政权的重要手段，也是封闭的小农经济必然的外部表现。鸦片战争的失败，使关心国运的先进人士开始了新的思考，如包世臣就提出：“本末皆富，则家给人足”。而龚自珍的“食货并重”、魏源的“本末相辅”虽然和包世臣的说法不同，但重视工商的基本意思是一致的。在重视工商的思想基础上，少数进步思想家提出要发展民族工商业，如魏源就主张允许民间自行设厂，军火工厂也可生产民品。为解决当时严重的白银外流、银源枯竭的问题，他提出了发展银矿业的主张，并建议改变以往专由官办的办法，奖励商民开采，他说：“但官不禁民之采，则荷镭云趋，裹粮鹜赴。官特置局，税其十之一二，而不立定额，特见银之出不可思议，税之出不可胜用，沛乎若泉涌，浩乎若江河，何必官为开采，致防不得偿失，财不足用乎？”林则徐也主张允许商民经营银矿：“召集商民，听其朋资伙办，成则嘉奖，歇亦不追。”林则徐等人的主张虽然是针对具体问题而发，但是对于改变传统重农轻商的本末观显然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鸦片战争前，由于受传统夷夏观念和重农抑商思想的影响，绝大多数清朝官吏和知识分子都把中外贸易当成是中国对藩属国和“化外蛮夷之邦”的“恩赐”，是“怀柔远人”的一种策略，因此在战前，很多清朝官吏和知识分子都曾主张断绝中外贸易，以杜绝鸦片的大量流如，并“以示惩戒”，如包世臣就说：“一切洋货皆非所需”，因此要“绝夷船，即自拔木塞源”把断绝中外贸易看作是杜绝鸦片流人、阻止白银外流的最佳办法。以理性来看，这种做法未免过于偏激，事实上也难以实现，但在当时的中国精英们看来则是天经地义的，其思想根源就在于对西方的误解或者说无知，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对中外贸易的错误认识。

此外，中国的知识精英们还认为，西方需要中国出口的茶叶、大黄等物来帮助他们调理身体，否则就会因为消化不良而死亡。这种观念是一种误解和无知，但是其根源还在于崇夏鄙夷的传统夷夏观。鸦片战争促使一部分有识之士在对西方深人了解的同时，开始改变传统的对外贸易观念。如林则徐指出，应实行禁烟，并发展同西方国家的正当贸易。魏源也指出，发展进出口贸易能够增加国家收人，改善同西方国家的关系。

三、义利观—由重义轻利到义利并重。

从鸦片战争前后开始，从龚自珍、魏源到孙中山、章太炎等，历经余年的苦苦探索，晚清义利观基本上完成了由传统的重义轻利、贵义贱利向义利并重的资本主义义利观的转变。

龚自珍、魏源是晚清义利观演变的首倡者。龚自珍是封建末世地主阶级中的开明者，他面对商品经济和内外贸易迅速发展，特别是鸦片贸易引起中国白银外流、银贵钱贱等严峻问题的现实，大胆肯定“利”和“私”，肯定人们对“私利”的合理追求，批判义利对立的义利观，鼓励发展工商贸易。魏源则提出了的振兴工商业等具有实践性的一系列建议，这些建议是在外国军事、经济侵略的刺激下的自发反应，反映了先进的中国人对西方侵略的现实思考。

稍后的洋务活动家群体在思想上继承并发展了龚自珍、魏源的思想，如左宗棠就认为：“吾益人而不厉乎人，尽吾力，食吾功焉，斯亦可矣。”陈炽则进一步指出：“惟有利而后能有义，亦惟有义而后可能获利。”肯定追求个人的正当利益，并指出“利”和“义”在本质上的依存性。在此基础上，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思想家吸收西方思想，对公利与私利的关系给予较多关注。维新人士受到西学的影响较多，但是他们并没有全盘接受西方的功利主义义利观，对狭隘的自私自利的功利主义义利观还作了专门的批判。康、梁在“中西会通”思想的指导下，追求中西文化的完美结合。他们试图调和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推崇群体利益和国家利益，这使他们的思想易于为时人所接受。维新人士把传统义利观的改造与反对封建专制、反对封建礼教的现实政治斗争紧密结合起来，主张“天赋人权论”，要求实现资产阶级民权、自由和平等；主张“新民”，要求建立资产阶级新伦理。维新人士的义利观具有鲜明的资产阶级色彩，反映了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的社会和经济要求，顺应了近代社会的发展潮流。

作为革命人士的思想代表，孙中山、章太炎在义利观问题上突出“义”、“公”，这是与当时的社会状况和革命任务的需要相适应的。一方面，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和洋务思潮、维新思想的宣传，使重利、求利观念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革命人士也就不需再作专门的大力提倡；另一方面，艰苦的革命斗争需要革命人士具备坚强的革命精神，发扬大公无私的道德风尚，勇于牺牲，乐于奉献。因此，作为重要的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孙中山、章太炎必然要突出“义”和“公”，当然，他们对于“利”和“私”也是肯定的。他们甚至还提出了触及封建统治基础的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平均地权”、“均分田地”的土地改革思想，从而把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推到了一个新阶段。孙、章追求的是“自利”与“共利”、“私”与“公”、道义与功利相结合的资产阶级义利观，在他们的义利观中，可以隐约看到传统义利观的影子。

四、人才观—新变局需新人才。

人才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标准，在中国古代，人才观念的主导倾向是，“强调尊君爱民，重点在从事社会改革的任官的人才，对其他方面的人才重视不够。”因此，中国古代人才概念的第一个共同特点是：“都具有较浓厚的政治性，对政治、军事、文学等方面的人才重视较多，而对于自然科学家、技术发明家、艺术家、经济管理家、能工巧匠、民间群众领袖人物是谈得较少的”。清代至鸦片战争前，统治者实行严厉的思想统治政策，极力提倡空谈性理的程朱理学，并多次大兴文字狱，残酷压制不同思想。在严峻的现实环境下，考据训话治学盛极一时，文人学士埋头故纸堆，对国事民虞不闻不问。在这样的统治政策和学风影响之下培养的人才，缺乏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由此而造成整个行政机器效率低下。

嘉道年间，社会矛盾尖锐，一部分知识精英转而提倡经世之学，主张做学问要学以致用，既反对繁琐考据，也反对空谈性理，由此而兴起一股畅谈“经世之学”的风气，集中表现在“经世文编”等著作的出版发行，而以魏源主编的《清经世文编》为代表。

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对外交涉的需要，更加深了人们对实用人才的重视。在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面前，中国的精英们认识到中国在军事技术和工业生产方面与西方的巨大差距，而在对外交涉中对西方国家和近代国际外交的无知，也使清政府的外交官员们深感处处掣肘。严酷的现实使他们认识到，要应对新形势的要求，必须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培养新式人才。早在战争爆发前，黄爵滋就指出：“夫学非所用，用非所学，此举之弊也。”魏源建议延请西洋工匠、舵师，教习制造及行船演炮之法，并于福建、广东两省武试中，增设水师一科，选拔制造、驾驶人才，视同科举出身。这是近代较早提出的主张改革科举、要求将实用人才纳入国家人才培养主流的议论，虽然并未得到当局的采纳，但是其影响却是深远的。这种由现实出发主张改革科举的思想潮流是对传统人才观的重要突破，“是近代废除科举思潮的先声”，此后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和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新式人才越来越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并在经济、政治、军事等各个方面开始发挥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在鸦片战争前后，受国内外严峻环境的影响，中国传统观念不得不发生相应的转变，逐渐抛弃了传统观念浓厚的主观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转向现实主义。在夷夏观方面，中国人开始向近代民族主义转变，能够正视西方国家在军事、工业等方面的先进和中国的落后，并提出向西方国家学习先进技术的口号。在本末观方面，开始抛弃工商末业的思想，鼓励发展工商业，希望以此对内解决民生问题，对外维护民族利益。与本末观相适应，在义利观方面虽然仍然提倡“义”，但对于“利”并不盲目排斥，提倡义利并重、以义统利的义利观，鼓励个人合法的求利行为。在人才观方面，为适应对外交涉、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以及发展民生的需要，提倡重视实用人才的培养和使用。这四个方面的转变最明显的反映在龚自珍、魏源、林则徐等先进思想家的相关论述中，由此开始，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也开始了向近代化的转变。

中国近代史纲要之鸦片战争论文篇十二

作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之一，蔡和森在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立场和方法的基础上，运用这些原理对中国社会的性质、社会主要特点以及社会各阶级及其政治态度进行了探索和分析，形成了一些理论观点。

蔡和森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正确认识经历了一个过程。蔡和森最早提到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论述是在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的《中国劳动运动应取的方针》一文中，该文指出：“在中国现在半封建的武人政治之下，无论哪派军阀财闽得势所形成的资本主义，总不外是‘恐怖的资本主义’”[1](p88)，首次提出了“半封建”概念。尽管这时蔡和森还没有跳出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模式，但是他已经迈出了正确认识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可喜的第一步。一九二二年九月，《统一、借贷与国民党》一文中指出：“中国在国际地位上早已处于半殖民地地位”[1](p107)，又提出了“半殖民地”的概念。之后，一九二六年蔡和森在莫斯科做了《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的长篇报告，这篇报告完整地指出，中国近代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这在当时的中国无疑是创造性的贡献。

蔡和森对近代中国社会的一些主要特点很早就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他对近代中国社会特点有其独到的论述。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帝国主义国家的入侵，中国社会发生了变化。蔡和森认识到，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目的是为了使中国成为他们的经济附庸，“决不会容许中国自成为大工业生产国，以谋经济上、政治上之自由发展与完全独立”[1](p107)。“中国的资本家”，“一面为国际资本所资助，一面结合野蛮的反动势力，来争取全国政权”[1](p88)。这就从政治和经济两方面指出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成为支配中国的决定力量，控制着中国政治和经济命脉，以及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相勾结统治中国的社会特征。

如同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一样，蔡和森对中国革命性质的认识，不是一帆风顺的。最初都曾认为中国的革命性质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共二大上，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并认为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此后，蔡和森也提出了自己对中国革命性质的看法。

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蔡和森在《反对敦请友邦干涉中国内政》一文中指出：“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惟一的正轨：对内是打倒军阀，对外是打倒侵略中国，扶植中国的帝国主义”[1](p260)。这就表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一九二三年五月二日，蔡和森在《中国革命运动与共产国际之关系》一文中明确指出，“中国三十年来的革命运动，虽然是幼稚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1](p283)，同时又一次指出，“中国革命的任务是一面打倒国内的封建势力，一面反抗外国帝国主义”，“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已不是纯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p284)。这就区分了中国革命与前欧美国家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同之处。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一日，蔡和森在《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一文中再次强调：“民族资产阶级国民党反革命后，中国革命的动力和革命的阶段虽有明显的变化，但是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1](p989)。这就既批判了“一次革命论”又批判了“二次革命论”的错误观点。由于历史局限性，他没有把民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做出区分，但蔡和森在对中国革命性质、对象和任务的认识上基本是正确的。

关于无产阶级，蔡和森高度评价了中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充分肯定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早在一九二二年九月，蔡和森就认为无产阶级是“最能革命的”，“中国的唯一出路”，由无产阶级来实现“革命的统一”[1](p114)，包含了无产阶级是革命领导者的思想。一九二六年，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明确提出“只有无产阶级是民族革命的领导者”[1](p843)的观点，深刻地认识到了中国无产阶级的伟大力量。蔡和森认为“无产阶级的政党领导无产阶级参加民族革命不是为资产阶级利益而参加，附属于资产阶级，而是为本阶级的利益而去参加民族革命，所以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不仅是独立的，而且为民族革命的领导者”[1](p843)。

关于农民阶级，蔡和森深刻地论述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蔡和森对农民问题较早的论述是一九二四年九月三日的《义和团与国民革命》一文中，他认为“由资本帝国主义剥夺了生存方法的中国农民群众，本来是国际无产阶级的天然同盟”[1](p657)。他之所以得出这样的观点，是因为农民在中国各阶级中占多数，深受帝国主义和国内剥削阶级严酷的压迫，他们有着彻底的革命要求。同时蔡和森还意识到，由于阶级的局限性，农民虽是革命的动力却不能领导革命运动取得胜利，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的失败都证明了这一点。之后，蔡和森在总结工人运动特别是五卅运动的教训时，进一步认识到无产阶级不能孤军奋战，而需要可靠同盟，这个可靠的同盟就包含广大的农民群众。大革命失败以后，蔡和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更进一步认识到了农民问题的严重性。他在《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一文中说：“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换过说也就是资产阶级性的农民革命”，“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自然比俄国更重要”[1](p984)。这就更加强调了农民阶级在中国革命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中国无产阶级如果不联合广大农民阶级，就不可能战胜国内外强大的敌人，就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

关于资产阶级，蔡和森同时也认识到了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由于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不能领导这次革命，而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由于政策不当、组织涣散也无力领导这次革命。一九二六年二月，蔡和森在共产国际作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长篇讲演中回顾中国革命及党的发展历程时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产阶级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压迫，在其内心是有革命需求的。但由于资产阶级自身软弱妥协性，他们与军阀有冲突，又不愿意为消灭军阀而进行积极的斗争。与帝国主义者发生冲突，却不愿拒绝他们的援助。所以“资产阶级力量薄弱，只参加了革命，但不能指导革命”[1](p803)。而“代表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就是国民党”[1](p798)，他们“虽参加了革命，但领导的方法、策略是不对的，不知抓住群众”，因此“不能领导这个革命”[1](p803)。蔡和森还指出，“大资产阶级及买办阶级都是帝国主义的工具”，“他们不要革命”，而是“勾结帝国主义的势力来压迫革命”[1](p843)。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蔡和森未能像后来毛泽东那样准确地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定位。但他将资产阶级进行了基本的划分并意识到在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作用，这在当时看来是十分可贵的。

蔡和森对中国社会的性质、社会主要特点、革命性质以及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近代中国国情的认识，虽然有其历史局限性的一面。但是这些探索和认识毕竟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提供了一定的思想资源，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近代史纲要之鸦片战争论文篇十三

[摘要]近代中国宪政之路异常曲折。在追求宪政的路上，有林则徐、魏源、袁世凯、段祺瑞、孙中山等人为追求宪政的一次次努力。近代中国的宪政史可以说是一部为强国理想奋斗的历史，一部夹杂着屈辱与不懈奋斗的悲壮史。

[关键词]近代中国；宪政；民主；独立。

一、中国社会宪政化的源泉：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昭示的不仅是典型的现代与传统两种社会体系的冲突，而且揭开了西方与东方两大文明体系在中国冲突的序幕。正是在两大文明的撞击中，中国艰难地开始了宪政化的历程。

林则徐是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在《四洲志》中辑录了一些关于美国政治制度的资料：“君国大事，关系外邦和战者，均由议会定之，设所见不同，则三占从二。升调文武大吏，更定律例，必询谋和同。”这些介绍虽然过于简单，但已接触到了西方近代宪政制度的最核心的一些东西：实行议会制，少数服从多数，元首任期制。魏源的《海国图志》在林则徐的《四洲志》的基础上编写而成，对西方民主、宪政制度的记载比《四洲志》更详尽。该书已经涉及到了议会的地位，议会与国王的关系，议会、国王与各级官员之间的关系，议会与国王的权利界限等制度。关于美国，作者表达了对美国宪政制度的向往。

鸦片战争使得一部分如林则徐魏源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抛却“天朝上国”的幻想，开始睁眼看世界，在与西方人的交流中接触到了西方先进的宪政制度并且著书立说介绍引进，为后来对西方宪政制度的进一步理解打下了基础。

二、中国立宪的初次尝试：甲午战争与百日维新。

在近代国际环境中，对中国宪政化历程起决定性作用的是1895年的甲午战争。甲午战争及1895年的《马关条约》是近代中国宪政化进程的转折点。甲午战争最终使中国社会进入宪政化阶段。甲午战争对中国体制内外刺激之大，远远超过鸦片战争。这场战争中国被一个过去视为属国的小邦所击败，而这个小邦从事现代化改革甚至比中国还晚约20年。而且，这场战争中国人是被西方人之外的黄种人击败的。

1898年6月11日，在遭受了甲午战争惨败的打击之后，在维新派的极力劝说之下，在经过长时间的思想和人事准备之后，清光绪帝毅然下诏“明定是国”实行变法。可以说，甲午中日战争对中国的宪政化历程起了决定性作用，而百日维新则是中国立宪的初次尝试。

戊戌变法的中心内容之一是体制内的开明派与维新派精英集团合力进行的推动宪政化的运动。在这场运动中资产阶级改良派向清政府提出了“立宪法，开国会”的要求，第一次把资产阶级改良的政治理论运用到政治实践。随之在一系列的内忧外患的压力之下，镇压维新运动的当权者被迫开始了全方位开放，君主立宪作为一种政治和变革思潮在中国开始兴起。“变法”、“新政”和德日宪法模式的抉择。立宪、官制改革、责任内阁制、中央及地方准议会的建立及试验这一系列新观念和新事物在眼花缭乱之中纷纷在中国社会登场。

由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阻挠和光绪皇帝和康有为自身的局限性，维新运动昙花一现，“立宪法，开国会”也只停留在口号上，没有真正实施。但是“百日维新”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光绪皇帝规定的“许官民上书言事”是“百日维新”在宪政建设上所取得的最大成就。“百日维新”是中国以日本为参考下的立宪的初次尝试，但在顽固派的阻扰下，中国失去了实现宪政的绝好机会。

三、抵制革命的幌子：清末预备立宪。

“百日维新”失败以后，中国的宪政历程并未终止。逃亡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继续鼓吹君主立宪制，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坚定的走从暴力推翻满清建立民主共和国。

清政府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抛出“预备立宪”的丑剧，派出五大臣出国考察，不久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虽然清政府只是把它作为抵制革命维护自身统治的幌子，“一曰皇位永固，二曰外患渐轻，三曰内乱可弭”、“使我满洲朝基础永久确固，而在外革命党亦可因此消灭。”但是《钦定宪法大纲》第一次将宪法作为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来源，使得中国在通往宪政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大步。可是这种纯粹的“皇族特权”当然不会被人民接纳，也无法挽救穷途末路的腐朽清王朝，辛亥革命爆发后，四面楚歌、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发布了近代中国的第一部成文宪法――《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该“信条”同样声明“大清帝国皇统万世不易”，“皇帝神圣不可侵犯”，但是与《钦定宪法大纲》相比，皇权得到一定削弱，国会权威有较大提高，“皇帝之权，以宪法规定者为限”；“皇帝继承顺序，于宪法规定之”；“宪法由资政院起草议决，由皇帝颁布之”；“宪法改正提案权属于国会”；“内阁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皇帝任命”；“皇族不得为总理大臣及其他国务大臣，并各省行政长官”；“皇帝直接统帅海陆军，但对内使用时，应依国会议决之特别条件，此外不得调遣”；“年度预算，须经国会议决”；“国务裁判机关由两院组织之”。以历史的眼光看，《宪法重大十九信条》是一部比较中立、平衡的宪法，含有“虚君共和”的因素，宪法文本规定的国会之地位，足以与皇权分庭抗礼。

四、中国宪政路上的短暂春天：辛亥革命的成功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颁布。

辛亥革命推翻了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使得“天赋人权、自由平等、民主法制”的观念深入人心，古老的中华民族站在了新的历史阶段，开始新的征程。

南京临时政府颁布实施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众多宪法中最具民主性的宪法之一，它的制度模式仿效美国模式，其民主性体现在“主权在民”的宪政原则和程序性规范两个方面。《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这种“主权在民”的宣示，从根本上否定了“主权在君”、“主权在国”等反民主的政治原则以及世袭君主制的合法性。其次，从内容上看，该法的主要部分是涉及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副总统、国务员、法院组成及选举的程序性规范。虽然迫于当时的情势，有“因人设法”迁就个人的迹象，但是总体上并未规定任何个人和团体的“先定”统治地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使命止于中华民国政府正式成立之时，1913年国会成立，正式的制宪才被提上议事日程，此时袁世凯早已就任正式大总统。先选总统并成立政府，后制订宪法，这决不是一个简单的顺序问题。早在美国革命时期，潘恩就指出宪法必须先于政府由人民制订，否则先成立的政府必定干预制宪，谋取“私利”。潘恩的话不幸在中国得到验证，事实上袁世凯不仅篡改宪法，而且最后完全抛弃宪法复辟帝制。袁世凯当政期间，产生过《天坛宪草》和《中华民国约法》，前者因无法满足他的权力欲望而被其废弃，后者是在袁世凯直接干预和授意之下制订的，史称“袁记约法”，它的真正宗旨就在于增加总统权力，削弱议会对总统的牵制，完全是满足其私欲的“作弊”之作。袁世凯的称帝以及后来的军阀混战是中国的宪政之路戛然而止，中国再次与机遇失之交臂。

五、结语。

近代中国的发展处处是血与泪，悲伤与苦难伴随着古老的中华民族。中国人一次次的在最关键的时候错过了发展的机会。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出现过两次难得的机遇，曾经“闪现”出培育“健康”宪政的契机：一次是辛亥革命之后，另一次是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这两次机遇性的时刻，有许多共同或相似的历史迹象，对宪政的“生长”是适合的，例如，都存在几种势均力敌的政治势力，政治上呈现出一定的均势状态；都出现了掌控着较强政治权力，也享有较高政治权威的“强权人物”。如果这些强权人物能够将其势力真正地用于推动中国宪政的发展，那么他们一定会名垂青史（而不是贻害于历史）。可惜的是，他们都逆历史潮流而动，将其有限的政治权威和合法性用于追求反民主的专制独裁政体，从而耗尽自己的政治资源，最后都落得身败名裂、遗恨万年的可悲下场。他们的失败，并不能完全归咎于客观的历史文化背景，有意图地追求“极端”的个人、集团和阶级的政治权势，是使得他们“权欲熏心”，无法把握历史机遇的主观原因。

百年中国宪政史昭示人们，容忍不同的价值取向，分享共同的政治利益，协商解决政治冲突，是宪政制度走向健康成熟的最终途径，而极端的党派利益和意识形态，则是宪政发展之大碍。

宪政在中国的发展历程表明，宪政所面临的关键问题在于它如何才能与社会、与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如何才能引起民众真正关注，如何成为权力的制约而不是工具并值得人们奋不顾身的捍卫与服从。

[参考文献]。

[1]张生。中国法律近代化论集[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2]徐祥民。中国宪政史[m]。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2002.

[3]王文博。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m]。法律出版社。1997.

中国近代史纲要之鸦片战争论文篇十四

[摘要]近现代思想史中对国民性的讨论批判从未停止，国民性问题关系着民族的存亡与发展。而近代民众劣根性的流弊是民族发展的严重阻碍。许多思想家均着眼于国民性的改造。现树立介绍了即为典型的思想家关于国民性问题的思考，并对其进行简单对比。

[关键词]国民性；近代思想。

晚晴启蒙思想萌发后，中国近现代思想界逐渐发起国民性讨论的热潮。严复、梁启超、胡适、陈独秀等人都有其对中国国民性的思索与探究。国民性在政治心理学中是群体心理学的研究范畴，是将国民作为一个大群体所具有的典型特点，在一定意义上国民性与民族心理等同，包括该民族的成员个体身上所体现的心理特点。国民性是特定民族在长期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制约与历史环境的积淀过程中形成的，并通过一定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各种文化产品得以表现，它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多数成员共有的、特有的、反复起作用的心理和行为特质、性格特点、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文化精神和价值观念。一个民族的政治活动、政治行为、政治制度以及政治观念往往会集中地展现其民族心理特点。因此在讨论国民性本身的同时，也是对这一时期的政治心理文化的探索，会对国民的政治行为有导向作用。

近代中国思想史中之所以发生关于国民性问题的批判讨论，是在列强压迫侵略，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企图通过国民性的改造来提高国民的素质，摆脱民族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争取民族的独立和强大。“国民性”这一话语是从西方传人的，18、19世纪，西方以及日本对国民性问题进行讨论和探究，在日本留学的中国精英群体深受其影响，从中获得启示：一是一个落后的民族可以通过培养出一些发达的民族所具有的习惯或特性，来提高本民族成员的素质，从而推动民族的文明进步；二是消除阻碍民族进步的消极因素，使人从政治、宗宗教及其它压迫体制下解放出来，能够促使民族的进步。近现代许多政治思想家都有关于国民性问题的思考。

首先要提到的是严复。“国民性”概念在晚清思想界的广泛使用和流行，是以现代“国家”、“国民”意识的出现为前导的，而中国现代“国家”意识及“国民”概念，是在晚清启蒙运动中才产生的。据梁景和考证，中国近代史上最先表达国民意识的是严复。1895年3月，甲午中日战争之后，严复在天津《直报》上连续发表《论事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等文章，首先将国民的精神素质视为救亡兴邦的根本，进而提出挽救国家危机的措施，严复思考的国民性问题，是怎样能够实现民族的复兴保住民族生存的活力。在《论事变之亟》一文中，严复在中西文化的对照中来探索中国的国民性：“尝谓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认为中国人“好古而忽今”。严复推崇进化论，其进化论来自于西方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和斯宾塞、赫胥黎的社会进化论，认为“弱肉强食”、“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不但是生物界的规律，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只有那些适应生存竞争的智者、强者才能赢得生存和发展。而个人作为国家的一个细胞在国家兴亡盛衰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因此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就成为关乎国家强弱存亡的一件大事。严复认为“民智者，富强之原”，而精神的涣散衰颓、道德心的丧失，是中国失败的根源。严复提出的启蒙“三民”说，是在西方进化论学说的影响下提出的改造中国国民性的具体方案，成为近现代改造国民性思潮的先声。

另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便是梁启超。梁启超在其《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新民说》、《中国积弱溯源论》等文章中均有提到其关于中国国民性的论断。梁启超认为中国国民缺乏独立、自由之德。“吾中国所以不成为独立国者，以国民乏独立之德而已。言学问则依赖古人，言政术则依赖外国。官吏依赖君主，君主依赖官吏。百姓依赖政府，政府依赖百姓。乃至一国之人，各各放弃其责任，而唯倚赖之是务。”而且奴性深重“数千年民贼之以奴隶视吾民”，既然如此便罢了，但国民不能自己视自己为奴隶。并感叹“吾不解吾国之秉奴隶性者何其多也。”梁启超认为奴性导致中国数千年的腐败，而且奴性不除可能会导致亡国灭种。梁启超对国民性的批判是建立在当时的客观事实基础之上的，他对国民性的论述主要也是对劣根性的批判。中国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专制压迫制度以及家族部落思想等，都是劣根性形成的动因。民主法治观念几乎没有，而且在教育上，学而优则仕的导向，后来严格的八股取士制度严重压抑了国民的思想。除此之外，我认为儒家传统思想中的一些观念发展到另一方面会产生消极的影响，比如“中庸”，强调克制自己来达到整体的和谐，学会宽容与忍让，这样的思想理念在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的同时也使国民在一定程度上缺乏独立与反抗的精神。在趋同的过程中磨损了个性。

梁启超在对国民性进行批判的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拯救方案。梁启超主张以“新民”来“新吾国”。梁启超提出了“新民”的两个途径：“一日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日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不同于严复的拯救方案中，主要是学习西方的先进的科技和思想。梁启超也看到了要继承传统文化的精华。在继承和发扬古代中华民族精粹的同时采补外来文化中新的价值观念，学习其它民族的优秀文明以实现本民族国民性的改组。梁启超强调国民意识的塑造，除了有“国”的概念，还看到了强调国民个人权利的重要意义。认为“国权”与“民权”是紧密联系的。国民个人权利的倡导将个人由以往的对君主意志被动服从的臣民而推为主动参与国家意志形成的国民，由“国”而“人”的观照，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人的觉醒”和“人的解放”奠定了思想基础和前提。梁启超将国民素质的改造与提升视为社会会政治改革发展、民族复兴的首要前提。

晚清启蒙意识到这个国民是民族自立的根本，“国民性”的改造便是有效的方法方案。但是，他们基本上还是从传统的“用民”的角度出发来倡导“重民”甚至“新民”。他们的“新民”之道，还是比较狭隘的，设想的是在旧有的文化体系内部借助一些外来文化的力量以辅助民族实现自新、自强。在严复、梁启超等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那里，“民”的概念是作为建立“民族一国家”的必备因素被提出来，其涵义与西方人道主义立场上的“人”的概念有本质差别。而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开始用现代“人”的标准来反省国民性的弱点。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有包括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思想家。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更是其作品思想的灵魂。鲁迅在其众多文章以及言论中对中国国民的劣根性进行毫不留情的批判。鲁迅笔下的民众盲目自大死要面子、奴性十足、麻木冷漠、愚昧无知，鲁迅一向不吝使用最尖锐的词汇也不吝以最恶来论述中国的国民性。鲁迅受“世纪末”思潮的影响。世纪末思潮视现代文明为颓废、摧丧本能、造成人种退化，认为文明的再生有赖少数天才或杰出的个人。鲁迅笔下的革命者作为杰出个人，为了革命流血牺牲，课面对的是无知看客的麻木不仁，革命者为他们献身，他们非但不会理解，而且还把他的遭遇受刑当作娱乐节目。鲁迅一方面对庸愚大众进行批判，但是他又不能离开群众，他不能没有听众。鲁迅常常在文章中把自己的同胞比作虫豸，而虫豸一般是族群意向，需要相互协助完成艰难的任务。这体现出对群众的依靠。因此“超人”在情感上得依靠庸众，至于庸众，却连自己被贬为昆虫都不知情。这是一种复杂的双重情感。鲁迅批判国民劣根性，而劣根性的来源是封建专制统治的压迫，封建礼教的束缚另外还有外来侵略的刺激的因素作用在里面。众所周知，鲁迅弃医从文，便是认为国民病的不是身体，病在国民的性格国民的素质，麻木愚昧的民众是不可能有带领其走向反抗、带领民族走向复兴的希望的。

除此之外，林语堂、梁漱溟、张君劢等人也有关于国民性问题的讨论，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关于国民性问题的讨论是近现代思想中的热门话题。这是如当时的历史背景直接相关的。我认为单从国民性本身来看，可能包含的内容会更多也更温和。近代思想中主要是对国民劣根性进行批判，并企图通过对国民性的改造来实现民众的觉醒民族的复兴。中国国民的国民性的形成与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相关联，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作为正统文化，其“仁”的核心并由此而来的行为导向深深的影响着中国国民的思维习惯道德风俗。道家等阴阳调和无为自然的思想也对国民性格有影响。传统文化的影响本就是辩证的，有精华的同时也含有糟粕，儒家的封建等级教化的束缚等为国民劣根性的形成埋下祸根。封建专制统治的登峰造极，使封建专制统治下的民众的性格受到严重压抑。而中国的闭关锁国在思想技艺上逐渐落后于西方国家后的对比更加使近代中国国民性的劣性彰显。

近现代思想家之所以均从国民性的批判与改造入手是因为国是由民组成，民众的思想行为会对国家的生存发展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而近代中国国民的劣根性的根种已经严重阻碍了民族的救亡图存发展复兴。所以欲救国，首先要开民智要改造国民性。

从主要思想家关于国民性的讨论中我们能够发现有发展创新之处，也有很多共同的地方。下面来谈谈自己的总结归纳。

一、正如前文所诉，从严复梁启超等启蒙思想家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思想家。后者更多了对个人精神的探索与重视，不再是在国家一民族的构架中来，讨论因为民众是其组成部分，需要发挥民众的作用，民众的思想意识存在问题所以要对其进行开化。五四时期鲁迅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更多的是从人本身来论述，看到了国民应该拥有权利。

二、陈独秀等批判的矛头更多的是指向纲常礼教，改造国民性的要求是与反传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题相符合。

三、我认为对五四时期对国民性的批判由于提出反对传统文化的口号，虽然严复的思想中也有提倡西方思想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但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显然要更激进更偏至。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国民性批判本就是深受启蒙思想家影响的，所以有很多共性字不用说。对国民劣根性产生的根源的分析都是一致的，是封建专制制度下的产物。思想家们都受到进化论思想的影响。批判的目的都是一样的而且有破有立，在不同程度上提出自己国民性改造的方案。都接受到了西方思想的影响与刺激，而且将中西方的文化进行了对比，发现了文化中落后之处，并相应的提出了自己的改造处方。都看到了民众在国家发展中的中的重要作用，将民众作为民族发展的载体，只有民众的问题解决了，才能进而谈进步谈发展。

国民性的问题一直都在提，现如今的一些社会现象如集体过马路便不用管红灯等也会归结到国民性问题上去思考讨论。我认为，国民性虽是一个民族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心理特征，但是它还受到了多方面的影响如地域环境等，而且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会有一成不变的传统保留，但同时绝对会有发展变化。因此它包含的内同是十分丰富的。对国民性的批判是有其特定历史环境背景的，在当时，只有将国民的思想打开智慧开启，才能够求得民族的发展。我们现在再来谈国民性，更多的应该是一种对自己的观照，能够以之为镜，进行反思，实现现代人国民性的发展。国民性问题应该重视和思考，但是不能过度。

中国近代史纲要之鸦片战争论文篇十五

《中国近代史纲要》主要讲授中国近代以来抵御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推翻反动统治、实现人民解放的历史。其主要目的是帮助学生了解国史、国情，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怎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如何把“80后”大学生的思想带回到近代，让他们从历史中有所感悟，接受先进思想，激发爱国之情，成了任课教师肩上的重任。

通过对《中国近代史纲要》的学习，我更加深刻了认识了中国近代的这段血写的屈辱和抗争史。这是一段有关民主生死存亡的整容抗争岁月，无数的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为了中华民族的自强和复兴做出了艰辛的努力和巨大的牺牲，我们应该牢记历史，牢记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通过对中国近代史的学习，我也明白了今天幸福生活得来之不易，所以我们要倍加珍惜，珍惜历史的人民的选择。关于建党90周年：

首先，历史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是历史和人民的必然选择，中国要独立和自强就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人民的选择和历史的必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选择的符合国情的唯一正确道路，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唯一正确道路。

从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中国人民进行了近80年的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其中包括太平天国革命、洋务运动、义和团运动、戊戌维新等，这些斗争不同程度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但最终都失败了。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但辛亥革命没有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进行到底，最终以同旧势力妥协而告终。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给人们以重要的启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都不能领导革命取得最终胜利，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必须有新的阶级领导和新的思想指导。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迅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来考察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的传播和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以及两者走向结合的初步实践，表明建立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已经具备，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他与以往任何政党不同，一开始便旗帜鲜明地表示自己是中国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表，也是中国广大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利益的代表。他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在长期斗争的实践中找到了使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并且把被外国列强视为“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团结在一起，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

毛泽东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由此可见，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的领导，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道路是中国的必然出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都是与其历史发展走向密切相关的，都有其历史决定性。

如今拥有中国共产党已经拥有7000多万名党员的共产党员，中国共产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在总结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我们党提出了适应新的时代要求的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把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落实到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上来，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重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努力解决城乡困难群众的基本问题上来。

面对新世纪、新阶段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中国共产党站在时代和战略高度，把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之一鲜明地提出来，自觉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是与时俱进的先进的政党。

由此可见，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无论是农民阶级自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地主阶级的洋务运动，还是资产阶级建立西方式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努力，都无法实现中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对近代中国出路的早期探索都没有结合中国国情，因为近代对中国出路的探索都是想把中国发展成为英国式的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制国家，而没有考虑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是走不通资本主义路线的，所以注定要失败。

在1919年五四运动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这个时期，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中国人民同外过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后来又有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农民仍然是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主力，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新的社会力量发展了起来；而工人阶级则代替资产阶级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力量。历史经验表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中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绝大多数人，经过实践的教育，确认了中国共产党关于通过建立人民共和国、走向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的确定性；认识到只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有效地发挥积极作用，才有光明的前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中国这种崭新的政党制度的确立，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意愿。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是由于有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曲折的斗争，推翻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上完成了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任务，从而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创造了前提，开辟了道路。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创建，标志着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这个历史任务的基本完成，这就为中国人民集中力量进行建设，以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创造了前提，开辟了道路。

历史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武装下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目标才能够真正实现。

通过学习中国近代仁人志士对国家出路的探索，我深刻地了解了国情，坚定了信念：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了国家富强做出了不朽的牺牲，使我深感肩负的重任。当代社会要求我们有开阔的眼界和博大的胸襟，又要求我们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不迷惘，不惶惑。这就要求我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便是这个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相信年轻的我们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通过不断完善自己，一定能能够肩负起历史赋予振兴中华的神圣使命。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当磨洗认前朝。”这一首咏史诗，或许很多人在谈到中国近代史的时候都会用一杜牧的这首《赤壁》来抒发对国家兴亡的感慨。也不免俗的套用一下，让它带领我们看看近代中国翻天覆地的时光。

运动的热情点燃了星星之火——中国共产党人的诞生。这燎原之火点燃了华夏大地的热情和生命，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之下，风雨飘摇了许久的中国人终于看到了希望的光芒，在经过了艰苦卓越的抗战以及各种各样的考验之后，中国共产党人终于带领了中国走上了一条光明的道路。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终于在经历了这段屈辱的近代历史后可以抬头挺胸的向前迈进了。

对于近代史，我没有太深刻的见解，但是对于近代史的前半部分特别的有感触，每每读到这段时间的历史都会令我扼腕痛惜，沉浸于纷繁复杂的心情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