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后感是读完一本书或一篇文章后所产生的个人感受和意见，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消化所读的内容。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读后感是很多读者所关心的问题。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一些优秀读后感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写出出色的读后感作品。

货殖列传读后感篇一

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至今已经有2100多年了，可仍然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货殖，即经商，做买卖，靠贸易以生财求利之意。在《史记·货殖列传》里，司马迁详细地介绍了汉代及其以前有货殖的种种情况，如商贾怎样致富，各地有什么货物，以及经济状况怎样影响人民的生活，形成什么样的社会风气等。它是关于古代社会经济的重要文献。

本文主要论述了货殖的重要性及其不得不然的道理。它说明为积累财富而努力发展生产和贸易，对于改善人民生活，形成好的社会风气和巩固国家统治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并指出不断发展生产和贸易是符合客观发展规律的。司马迁很早就能够注意社会的经济生活，并且清楚地认识到发展生产、交换贸易和积累财富等等的重要性，反映了他的卓越的经济思想，这是十分可贵的，很值得重视。

文章一开头就否定了老子所设思的理想社会，老子说：“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司马迁认为：这种理想美好的情形，不能光靠教化，也要靠发展经济。

人是讲利益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你看，大家热热闹闹地、高高兴兴地、忙忙碌碌地云集又离散为了什么？还不是实惠。你光空头政治行吗？农民种地，人们就有饭吃，工人做工，就会有生产日用品、矿山、铁路、高楼，商人经商，货物就流通，市场经济下，价格自动调节，比如，今年大蒜贵了，明年种蒜的就多，猪肉贱了，喂猪的就少了，南方的菜贵了，其他地方的菜就流向南方。北方的劳动力稀少，劳力就开到北方，并没有人强迫和组织他们这样做，这就是司马迁说的“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文章还谈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在这里，司马迁虽然过分强调了财富对道德的影响，而他的见解也不无道理，有饭吃，生活幸福，出去做盗贼的就少，从小不教育，没能力抚养，不学好的可能性就大，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如果我们能够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精神的.需要，加以教育，宣传道德的榜样，社会就会长治久安。

文章据事论理，颇能服人；结构谨严，层次分明；语言精美，明快畅达，时而援引经典，时而征引民谣，雅俗并用，不仅论理性强，且亲切自然，活泼生动，故虽属说理文章，读来亦颇觉有味。

货殖列传读后感篇二

近年来，有很多经济学家以及历史学家，都以为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早已提出市场经济的思想。对这种说法，也有某些学者持反对态度。他们反对的理由很简单，即如果真是如此，那为什么没有被历朝所用？其实，现在有很多学科都在谈论此类问题，以为现在一些思想，在古代早已有之，或西方某某科技（如计算机）在中国古代（《周易》）亦早已有之。这些说法极力膨胀传统文化的作用，既缺乏理论根据，也是夸大其词。我们应该以历史的发展观点，对前人的思想作出科学的解释。比如说，在《史记·货殖列传》里，隐含着某种类似于现在的市场经济理论的思想，但决不能说市场经济理论就是《史记·货殖列传》的翻版。下面，我想从历史的发展观点来谈谈《史记·货殖列传》里所包含的经济思想。

在《货殖列传》里，处处表现出一种自然合理的思想。即一切商贾之事，都是必定要发生的，不论哪个时代，哪个地方，甚至哪个人。这是极其自然的，好象人要吃饭、睡觉一样。古书有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财富身安使人懂礼节知荣辱，这是社会安定以及人们生活的基本条件。司马迁说："故君子富，还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执益彰，失执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言非空也。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象之侯，百室之言，尚尤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只有人民富了，才始有安居乐业可言。人民深懂此理，且这也是千百年来的真理。所以，一切商贾之事，本来就很自然，也很合理。是社会、生活得以正常运转的必定之事。

但是，这些商贾之事的分布又有其自身的理由所在。比如，每个地方生产自己地方特有的产品，地方与地方之间再进而相互交易，形成自由流通，使人民的生活各有所需、需而有得。故司马迁说："夫山西饶材-----山东多鱼----则千里往往出山基置——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出之，商而通之。"因此，每个人只有把自己应该做的事做好了，同时也就会得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司马迁说："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附，而自然之验邪？"人在自己的行内，做自己行内的事，并且应该努力去做好。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使别人能得到你的东西，而别人同样也要做他应该做的事，你要就可以从他那里得到你所需要的东西。

如此循环、相交，在社会上就形成了一种经济活动。这样的经济活动的前提是，每个个体必须是自由的、独立的活动，发挥本行内事是他的职责，如果不能做好行内事，那是他的失责；同时，社会上的每一种有关经济的活动，必定是相互之间发生密切联系的，他们互不干涉，但又不能缺少其中任何一种经济活动，否则就会引起某种不协调，更甚导致社会的动荡不安。

从上述的论述里，我们也不难发现司马迁在《货殖列传》里，已隐约露出有关"经济"的思想。但毕竟不能与现在的"市场经济"理论完全等同。但是他强调各种商贾的分布合理，以及自由往来的交易，与商人的独立自主、互不相干，且必须做好分内之事的论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与现在的"市场经济"理论有着相似的一面。因此，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关系。因为，那时的有关"商贾"活动，只是被作为社会以及生活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活动，从实际的生活中得到某些经验性的总结。此与上升为理论的"市场经济"是不一样的，并且当时的这些思想最多也还只是一种初期的萌芽状态。因此，我们在看待古代思想时，必须要持一种历史的发展观点。这样，才能正确地看待历史中所发生的事。

货殖列传读后感篇三

太史公作《货殖列传》，不拘泥于时，驳斥儒道两大家有关经济问题的观点，大胆提出人类追求财富的合理性，字字铿锵，掷地有声。“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无论多美好的志向都得有实现的基础，财富，在很多时候就是我们人生的资本。

自从商业产生以后，贫富差距渐渐出现，同时因为有了差距，便生出许许多多的社会矛盾与冲突。作为以农为本的国家，古代中国一直到了清朝还在压制商业活动，商人们承受着来自朝廷和社会各个方面的阻挠与压力，可以说，一个成功的商人的创业历程真的是步履维艰。士农工商中，商为最下等，其实各个阶级都要养家糊口挣取银钱，只是收获渠道不同，收获数量也不等。皇家贵族子弟生下来过的就是锦衣玉食的生活，双手不沾一点腥土，整天跟着先生念叨仁义礼智信，之乎者也，修身养性治国平天下。每每这些“贵人”不开心的时候，一个巴掌抡过去，挨打的小奴仆低头含泪，以头抢地，可怜兮兮地捂着一边打红的脸：“奴才该死！”同是人，贵贱就这么给划分明了，你，穷人家的孩子，就是受欺负被奴役的命。富人家是有自己的烦恼，他们担心的也许是明天去哪里游玩，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而众多吃穿无着落的穷人们还在忍受着饥饿侍弄那几亩租田，用一句俗语来形容就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财大气粗”也就是这个样子了，“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

货殖列传读后感篇四

关注某个遇到困难的行业很久了，问了几个业内人士对于未来的看法，大家都说看不清。凌通基本上认为一个过分困难的行业未来好转的确定性极大，虽然现在看不出来。我们一直在思考是等有明确的好转迹象时再参与，还是在没有好转迹象时就参与!一直苦思。

最近阅读了《史记货殖列传》，读后凌通更强烈地认为危机行业的未来是光明的，而且不需要为它的好转未来找一个具体的理由，由于它处于极端的低迷中，就是它复苏和好转的理由，这一思想是在阅读了《史记货殖列传》之后产生的强烈感受。

史记中记录了古代两大着名商业家计然和白圭的商业理论和商业活动。“人弃我取，人取我予”就是白圭提出的，白圭认为商业成功的第一要素就是要善于观察变化和利用变化，他主张利用规律性变化获利，所谓规律性变化就是不要关注引起变化的具体原因，要把握必定如此的变化，白圭提出的“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商业策略，就是必定如此的规律性变化，这里面的规律是，由于有大量的人弃，价格必定就掉下来了，而价格掉下来，就是上涨的理由，上涨的理由具备，上涨就是迟早的事!只要发生大量的抛售，就买入，至于这种抛售是属于全球金融危机引起的呢?还是巨额投资亏损造成的呢?还是原料涨价引起的不关注，只要人弃，我就取。

另一位商业家计然提出贵极则贱，贱极则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价格贵到极点，就会返归于贱;价格贱到极点，就要返归于贵。当货物贵到极点时，要及时卖出，视同粪土;当货物贱到极点时，要及时购进，视同珠宝)。至于是什么引起的贵贱变化，这些商业家们并不关注。而我们的投资人则长期沉逆于引起价格变化的原因中不能看清全局，忽视了价格下跌本身就是上涨的理由的规律。

说来说去凌通最想要说是，重要的是把握必定如此的规律性变化，跌多了就是涨，涨多了就是跌这是基本规律。人们都不敢买的时候，都弃之的时候就是最好的买入机会这也是规律。不要寻求具体的上涨理由和买入理由，一旦有具体的上涨理由和买入理由，实际股票就没有买入价值了，一旦有上涨的理由的时候，人们就不要抛售了，也就没有机会了。所以真正的把握机会一定要在完全看不清具体利多的困难阶段下手。同时要理解相信价格的变化总是向反方向变的，上涨总会转化为下跌，反之下跌一定会转化为上涨!

我们如果在完全看不到利多的情况下，在大家都疯狂抛出的情况下买入，一定能买到极好的价格，但是由于没有具体的利多和上涨的消息，所以买入后就不可能形成快速的上涨，寻求买入后马上上涨，永远不可能买到好价格，甚至永远也不能挣钱，俗话说的好，财不入急门。在大家都疯狂抛出的情况下买入，在人人不看好的情况下，买入之后，一定不会很快上涨。买入之后，必定经过一个时间的推移，因为变化是需要时间的!为了明天的上涨而买入，这不客观，明天与今天的时间差太短，这中间没有出现较大积极变化的可能，任何一个积极的变化，总是要跨越较长的时间。

在这点上，古代商业家计然和白圭分别提供了更伟大的思想，计然指出：天旱资舟，天涝资车(旱时，就要备船以待涝;涝时，就要备车以待旱)，这才是商业和经营的规律。在古代商业家的眼里，所有的商业行动都是为次年或者很多年后所做的准备，等待时间的推移，实现收益。白圭则提出，当货物过剩低价抛售时，就收购;当货物不足高价索求时，就出售。谷物成熟时，买进粮食，出售丝、漆;蚕茧结成时，买进绢帛绵絮，出售粮食。两位商业家都不为明天操心，他们的商业行为都不是为明天挣钱做准备，而是为更长久的未来做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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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殖列传读后感篇五

“货殖”是指通过商业活动逐利致富。《货殖列传》是司马迁为先秦和西汉前期著名的工商业者所立的类传，分析了工商业的发展状况，记述了各地经济贸易特点，介绍了著名商人的事迹，阐明了作者的经济观点。《货殖列传》虽然排在《史记》末篇，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商业在那个时代和作者心目中的位置，但肯定了商业在国计民生中的必要性、重要性，明确指出了人们追求财富、追求美好生活都是事势的必然，“善者因之”才是最好的方法，字里行间隐藏着诸多迄今为止仍很重要的商道，能够带给我们重要的启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

世界是物质的，商业是必要的，经商是有学问的。

文章开篇即指出，《老子》“至老死不相往来”的乌托邦式的陈旧观念，已经成为“涂民耳目”、“几无行矣”的陈腐理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由于各地物产不同，社会人群也有所分工，因此必须“商而通之”、“商不出则三宝绝”，商业“上则富国，下则富家”，直截了当地指出了商业的重要性。

文章不仅用常见的经济现象揭示出一般的经济规律，“原大则饶，原小则鲜”、“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自出”，而且明确指出，经商不是愚者而是智者的行业，“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还赞扬了弃官经商的人，称其为“贤人”，“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于富厚也”,给予商人应有的社会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文章用较大篇幅、用赞赏的口气介绍了范蠡、子赣等人的事迹。范蠡帮助勾践复仇之后，明智地选择归隐经商，“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此所谓富好而行其德者也”。子赣“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在孔门弟子中“最为饶益”，不仅自己“结驷连骑”、与国君分庭抗礼，受人尊重，而且对孔子扬名天下也提供了很大帮助，属于“得势而益彰者”。范蠡、子赣均为当时代的精英，在从政、做学问上均有较大成就和建树，两人又同为商界成功人士，在历史上树立起了儒商典范，成为此后我国商界的楷模和榜样。

三

经商之道，贵在把握时机，咬定目标，薄利多销。

司马迁写作《货殖列传》，距今已经2100多年，但文章中体现的商业思想和基本原则，大部分是正确的。现代商家如果认真体会和灵活运用，仍然有所裨益。

一要准确研判市场。计然是春秋战国时越国的谋臣，又是一名经济学家、商界理论家。据说，勾践成功复国、范蠡成功经商都是在计然的理论指导下实现的。《货殖列传》大幅引用计然的话，说明审时度势、研判市场的重要性。“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一个成功的商业企业，既要深入调查研究，把握经济大势，掌握行业供求信息，又要系统思考，迅速反应，果断采取行动，才能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二要孜孜不倦地追求利润。文章引用《管子牧民》篇“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后，论述道：“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人富而仁义附焉”，多处论及财富的重要性。文章讲到，逐利是人的本性，是推动各行各业发展的动力，“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从“壮士在军”、“赵女郑姬”，到“弋射渔猎”、“医方诸食技术之人”，“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余力而让财矣”，肯定了商人逐利的正当性。作者褒扬了从管仲到曹邴氏等人发家致富的行为。认为管仲在整顿经济秩序，帮助齐国复兴、齐王称霸的同时，自己发家治富，富比君王，是有能力的表现。鲁人曹邴氏“富至巨万”，仍然“父兄子孙约”，定下“俯有拾，仰有取”的家规，也是受人称道，值得世人学习的。

三要勤劳节俭，薄利多销。文中论及商道时，认为勤劳治富是正确道路。一方面讲到，“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赞赏著名商人白圭“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的行为，也肯定了郅氏、浊氏依靠磨刀、卖羊肚等小技能、小生意勤劳致富的做法。另一方面，多次强调“廉贾归富”，清廉、不贪一时之利的商人，终归能够获得更多的利益。“贪贾三之，廉贾五之”，贪婪的商人居奇惜售，货物滞销，资金周转不灵，所得利润仅为十分之三。薄利多销的商人，财物流通无滞，所得利润可达十分之五。这些道理，直到今日，仍然值得我们学习领会和借鉴实践。

四

推动企业长远发展，要控制成本，用好资金，重视“实体经济”。

《货殖列传》是一篇传记，但仔细阅读后，能够体会出不少与现代商业理论相一致的观点，对现代商业管理管理具有指导意义。

一要加强成本管理。文章引用谚语述及控制运输成本的重要性，“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多处讲到各地风土人情、物产分布、交通情况，都是在提醒世人，运输成本是影响商品价格的重要因素。文章讲到“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讲到“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牵涉到库存和资金管理问题。在讲述经商致富案例时，讲到一个名叫刀间的商人，特别偏爱收留、使用“奴虏”，“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终于依靠这些人的力量发家致富，财产多达数千万。这实际上是一个使用廉价劳动力的案例，涉及到人工成本问题。

二是承认资本经营的合法性。《货殖列传》记述的是秦和西汉前期工商业者的事迹。那个时代，多数上层人家是依靠官职俸禄或爵位封地显贵于人的，但也有些人是通过工商业积累资本、发家致富，从而跻身上流社会的。作者给这样的人家起了个名，叫“素封”。说，“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则二十万，而更徭租赋出其中，衣食之欲，咨所好美矣”，可以“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身有处士之义而取给焉”。文章不仅认可资本经营，而且肯定了巴郡一个叫“清”的寡妇继承和享用祖上遗产的合法性，指出货币资金的重要性，讲到了“财币欲其行如流水”、钱能生钱等道理。

三要重视“实体经济”。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社会长期崇尚以农为本，认为依靠农业生产致富为上等，依靠工商业致富为次等。我们不能奢望《货殖列传》在这方面有历史性的突破，但不妨把彼时代的农业比作现时代的“实体经济”，同样有所启发。文中讲了一个有意思的案例。楚汉相争之际，宣曲一个姓任的富人，准确判断战争将会造成土地荒芜、粮食涨价的形势，在别人争夺金银珠宝的时候，他用地窖储存粮食，然后高价卖出，发了大财。经商发财之后，“富人争奢侈”，而任氏不仅“折节为俭，力田畜”，而且在购置田、畜的时候，“独取贵善”，结果任家“富者数世”。任氏“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在经商致富之后，用农耕本业------彼时代的“实体经济”保家守财，成为民间的表率，甚至受到了朝廷的表扬。

五

“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货殖列传》，值得细读。

货殖列传读后感篇六

商人，在中国古代常常是被压制、歧视的一个阶层。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士大夫以道德君子自居，对商人不屑一顾。司马迁却能给他们列传，肯定他们对社会的贡献，赞赏他们的才智。更难能可贵的是，司马迁对人的逐利之心给与肯定，认为这是人的天性。春秋战国以来，”百家争鸣“，社会风气宽容、自由、开放。所以能培育出司马迁这样自由的思想家。

《货值列传》的一开篇，司马迁就引用了老子的一段话：”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明显，司马迁是反对老子的观点的。他说这是”堵塞人民的耳目“，是行不通的。司马迁说的还算客气。我倒觉得这是一种愚民的政策。至于其中的”邻国相关，老死不相往来“，让人想起了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清朝有康乾盛世，社会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满足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排斥外界、自我封闭，施行”闭关锁国“，带来了严重的恶果。

第二段中，司马迁讲述了人的各种欲望。并表示道德教化是不能压制人的欲望的。所以，司马迁主张顺其自然。司马迁认为”最高明的办法是听其自然，其次是诱导他们，再其次是教育他们，又其次是（用典章制度来）束缚他们，最愚蠢的办法是与百姓争利。“可惜，后来的统治者，采用的都是下策。比如重视道德教化、用典章制度束缚民众等。各种道德、各种规章制度束缚了人的思想，使得社会长期停滞不前，以致于最后远远的落后于西方。

司马迁说，”人们各自以自己的才能来行事，竭尽自己的力量，以此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因此，物品价格低廉，商人就会把商品销售到可以贵卖的地方；物品价格昂贵，商人就会从价格低廉的地方运来销售。各自勤勉而致力于他们的本业，乐于从事自己的工作，如同水向低处流，日日夜夜而永无休止，他们不待召唤自己就赶来，物产不须征求而百姓们自己就生产出来。“这其实是在论述”市场“这一无形之手的巨大力量。司马迁在两千多年前就能了解”市场“的作用，并具备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思维，实在是让人吃惊。

司马迁对于人的逐利之心，给与了肯定。他说：”求富，是人们的本性，用不着学习，就都会去追求。“对这种逐利天性的肯定，具有巨大的意义。《国富论》作者亚当斯密认为，人人追求自己的私利，能够极大的促进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繁荣。可惜后世的中国越来越重视道德教化，轻视人的逐利之心。

司马迁后来遭遇凄惨，被汉武帝处以宫刑。这是一位专制独裁君主对一位自由思想家的残酷迫害。汉武帝这样的独裁君主，最热衷的是权力，最痛恨的是自由。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置内朝，收回大臣权力。这些专制君王对思想的控制、对绝对权力的追求，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最大障碍。而司马迁这样的自由思想家，是中国最宝贵的财富。

货殖列传读后感篇七

《货殖列传》是司马迁为先秦和西汉前期著名的工商业者所立的类传，分析了工商业的发展状况，记述了各地经济贸易特点，介绍了著名商人的事迹，阐明了作者的经济观点。《货殖列传》虽然排在《史记》末篇，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商业在那个时代和作者心目中的位置，但肯定了商业在国计民生中的必要性、重要性，明确指出了人们追求财富、追求美好生活都是事势的必然，“善者因之”才是最好的方法，字里行间隐藏着诸多迄今为止仍很重要的商道，能够带给我们重要的启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文章开篇即指出，《老子》“至老死不相往来”的乌托邦式的陈旧观念，已经成为“涂民耳目”、“几无行矣”的陈腐理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由于各地物产不同，社会人群也有所分工，因此必须“商而通之”、“商不出则三宝绝”，商业“上则富国，下则富家”，直截了当地指出了商业的重要性。

文章不仅用常见的经济现象揭示出一般的经济规律，“原大则饶，原小则鲜”、“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自出”，而且明确指出，经商不是愚者而是智者的行业，“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还赞扬了弃官经商的人，称其为“贤人”，“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于富厚也”,给予商人应有的社会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文章用较大篇幅、用赞赏的口气介绍了范蠡、子赣等人的事迹。范蠡帮助勾践复仇之后，明智地选择归隐经商，“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此所谓富好而行其德者也”。子赣“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在孔门弟子中“最为饶益”，不仅自己“结驷连骑”、与国君分庭抗礼，受人尊重，而且对孔子扬名天下也提供了很大帮助，属于“得势而益彰者”。范蠡、子赣均为当时代的精英，在从政、做学问上均有较大成就和建树，两人又同为商界成功人士，在历史上树立起了儒商典范，成为此后我国商界的楷模和榜样。

司马迁写作《货殖列传》，距今已经2100多年，但文章中体现的商业思想和基本原则，大部分是正确的。现代商家如果认真体会和灵活运用，仍然有所裨益。

一要准确研判市场。计然是春秋战国时越国的谋臣，又是一名经济学家、商界理论家。据说，勾践成功复国、范蠡成功经商都是在计然的理论指导下实现的。《货殖列传》大幅引用计然的话，说明审时度势、研判市场的重要性。“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一个成功的商业企业，既要深入调查研究，把握经济大势，掌握行业供求信息，又要系统思考，迅速反应，果断采取行动，才能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二要孜孜不倦地追求利润。文章引用《管子牧民》篇“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后，论述道：“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人富而仁义附焉”，多处论及财富的重要性。文章讲到，逐利是人的本性，是推动各行各业发展的动力，“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从“壮士在军”、“赵女郑姬”，到“弋射渔猎”、“医方诸食技术之人”，“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余力而让财矣”，肯定了商人逐利的正当性。作者褒扬了从管仲到曹邴氏等人发家致富的行为。认为管仲在整顿经济秩序，帮助齐国复兴、齐王称霸的同时，自己发家治富，富比君王，是有能力的表现。鲁人曹邴氏“富至巨万”，仍然“父兄子孙约”，定下“俯有拾，仰有取”的家规，也是受人称道，值得世人学习的。

三要勤劳节俭，薄利多销。文中论及商道时，认为勤劳治富是正确道路。一方面讲到，“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赞赏著名商人白圭“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的行为，也肯定了郅氏、浊氏依靠磨刀、卖羊肚等小技能、小生意勤劳致富的做法。另一方面，多次强调“廉贾归富”，清廉、不贪一时之利的商人，终归能够获得更多的利益。“贪贾三之，廉贾五之”，贪婪的商人居奇惜售，货物滞销，资金周转不灵，所得利润仅为十分之三。薄利多销的商人，财物流通无滞，所得利润可达十分之五。这些道理，直到今日，仍然值得我们学习领会和借鉴实践。

《货殖列传》是一篇传记，但仔细阅读后，能够体会出不少与现代商业理论相一致的观点，对现代商业管理管理具有指导意义。

一要加强成本管理。文章引用谚语述及控制运输成本的重要性，“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多处讲到各地风土人情、物产分布、交通情况，都是在提醒世人，运输成本是影响商品价格的重要因素。文章讲到“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讲到“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牵涉到库存和资金管理问题。在讲述经商致富案例时，讲到一个名叫刀间的商人，特别偏爱收留、使用“奴虏”，“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终于依靠这些人的力量发家致富，财产多达数千万。这实际上是一个使用廉价劳动力的案例，涉及到人工成本问题。

二是承认资本经营的合法性。《货殖列传》记述的是秦和西汉前期工商业者的事迹。那个时代，多数上层人家是依靠官职俸禄或爵位封地显贵于人的，但也有些人是通过工商业积累资本、发家致富，从而跻身上流社会的。作者给这样的人家起了个名，叫“素封”。说，“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则二十万，而更徭租赋出其中，衣食之欲，咨所好美矣”，可以“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身有处士之义而取给焉”。文章不仅认可资本经营，而且肯定了巴郡一个叫“清”的寡妇继承和享用祖上遗产的合法性，指出货币资金的重要性，讲到了“财币欲其行如流水”、钱能生钱等道理。

三要重视“实体经济”。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社会长期崇尚以农为本，认为依靠农业生产致富为上等，依靠工商业致富为次等。我们不能奢望《货殖列传》在这方面有历史性的突破，但不妨把彼时代的农业比作现时代的“实体经济”，同样有所启发。文中讲了一个有意思的案例。楚汉相争之际，宣曲一个姓任的富人，准确判断战争将会造成土地荒芜、粮食涨价的形势，在别人争夺金银珠宝的时候，他用地窖储存粮食，然后高价卖出，发了大财。经商发财之后，“富人争奢侈”，而任氏不仅“折节为俭，力田畜”，而且在购置田、畜的时候，“独取贵善”，结果任家“富者数世”。任氏“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在经商致富之后，用农耕本业------彼时代的“实体经济”保家守财，成为民间的表率，甚至受到了朝廷的表扬。

五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货殖列传》，值得细读。

货殖列传读后感篇八

司马迁。

一题解。

这是专门记叙从事“货殖”活动的杰出人物的类传。也是反映司马迁经济思想和物质观的重要篇章。

1．“货殖”是指谋求“滋生资货财利”以致富而言。即利用货物的生产与交换，进行商业活动，从中生财求利。司马迁所指的货殖，还包括各种手工业，以及农、牧、渔、矿山、冶炼等行业的经营在内。翦伯赞曾高度评价司马迁“以锐利的眼光，注视着社会经济方面，而写成其有名的《货殖列传》”。

2．《太史公自序》曰：“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之于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这十分明确而简要地道出了写作本篇的动机与主旨。

3．全文主要是为春秋末期至秦汉以来的大货殖家，如范蠡、子贡、白圭、猗顿、卓氏、程郑、孔氏、师氏、任氏等作传。通过介绍他们的言论、事迹、社会经济地位，以及他们所处的时代、重要经济地区的特产商品、有名的商业城市和商业活动、各地的生产情况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叙述他们的致富之道，表述自己的经济思想，以便“后世得以观择”。太史公认为，自然界的物产是极其丰富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商业发展和经济都市的出现是自然趋势，人们没有不追求富足的。“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所以，他主张应根据实际情况，任商人自由发展，引导他们积极进行生产与交换，国家不必强行干涉，更不要同他们争利。这集中反映了他反对“重本抑末”，主张农工商虞并重，强调工商活动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其产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肯定工商业者追求物质利益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突出物质财富的占有量最终决定着人们的社会地位，而经济的发展则关乎到国家盛衰等经济思想和物质观。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司马迁就能注意社会的经济生活，并认识到生产交易和物质财富的重要性，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此传记天时、地理、人物、风情，历历如画。虽属说理文章，读来却颇有兴味。方家学者对此有口皆碑。潘吟阁赞曰：“《货殖传》一篇，讲的是种种社会的情形，且一一说明它的原理。所写的人物，又是上起春秋，下至汉代。所写的地理，又是北至燕、代，南至儋耳。而且各人有各人的脚色，各地有各地的环境。可当游侠读，可当小说读。读中国书而未读《史记》，可算未曾读书；读《史记》而未读《货殖传》，可算未读《史记》。美哉《货殖传》！”（《史记货殖列传新诠编者弁言》）李景星评本传为：“举生财之法，图利之人，无贵无贱，无大无小，无远无近，无男无女，都纳之一篇之中，使上下数百年之贩夫竖子，伧父财奴，皆赖以传，几令人莫名其用意所在。……盖财货者，天地之精华，生民之命脉，困迫豪杰，颠倒众生，胥是物也。”（《史记评议》卷四）这些赞语准确而深刻地揭示了史公之识，卓绝千古；史公之笔，精妙绝伦。总揽全文可见，传中人物各具特色，各怀其才；篇中叙事行云流水，自然流畅；文中说理鞭辟入里，无懈可击；全篇辞章奇传雄浑，波澜壮阔。可谓博大精深，浑然一体，实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璀璨夺目的光辉篇章。

二、文字疏通。

老子说：“太平盛世到了极盛时期，虽然邻近的国家互相望得见，鸡鸣狗吠之声互相听得到，而各国人民却都以自家的饮食最甘美，自己的服装最漂亮，习惯于本地的习俗，喜爱自己所事行业，以至于老死也不互相往来。”到了近世，如果还要按这一套去办事，那就等于堵塞人民的耳目，几乎是无法行得通。

（这段引文见于今通行本《老子道德经》第八十章。为便于讨论,录于下:小国寡人,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人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a,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是老子“小国寡人”的理想社会，司马迁认为，世俗是生活的、物质的、享受的、逸乐的，慕荣华而愿富贵，如此已经很久很久了，“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虞夏以来”，就是这样的了。在太史公看来,“至治之极”的社会是美妙的。《货殖列传》引录这段话置于卷首,当有深意。在引用这段话之后,太史公紧接着说“必用此为务!”意思是说,必须致力于此。因此,这句话当属上谈,绝句。这样才符合太史公之意,文气也才顺适。至于“附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一句,则是对晚近时期为奇说谬论,淆乱人民视听者的斥责。

那么，至治与货殖有何关系。

“至治之极”那段话里,没有一句说到货殖。乍一看来,至治与货殖殊无关系。实则,二者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内在联系是什么?是人民的美好生活。《老子》这段话的中心内容是“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一句话,就是人人都享有美好生活。《货殖列传》的中心内容是什么?它一开始就指出,山西、山东、江南、北方各有特产,“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即生活必需品。但人民无法自致,须“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即有待于社会分工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这就是“货殖”一词的基本含义。太史公强调说:“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富饶则生活美好）。

太史公说：神农氏以前的情况，我不了解。至于像《诗》、《书》所述虞舜、夏朝以来的情况则是人们耳目总要听到最好听，看到最好看的，口胃总想尝遍各种肉类的美味，身体安于舒适快乐的环境，心中又夸耀有权势、有才干的光荣。统治者让这种风气浸染百姓，已经很久了，即使用老子的这些妙论挨门逐户地去劝说开导，终不能感化谁。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听其自然，其次是随势引导，其次是加以教诲，再次是制定规章制度加以约束，最坏的做法是与民争利。

（司马迁认为，世俗是生活的、物质的、享受的、逸乐的，慕荣华而愿富贵，如此已经很久很久了，“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虞夏以来”，就是这样的了。）。

针对如此世俗，为政者的应对政策，最好的是“因之”而已。司马迁上承其父司马谈，推崇道家思想，这“因之”，该就是无为的意思。所以这篇《货殖列传》第一句话摆出的就是道家的社会理想，并且明确主张这种政策）。

《周书》里说：“农民不种田，粮食就会缺乏；工匠不做工生产，器具就会缺少；商人不做买卖，吃的、用的和钱财这三种宝物就会断绝来路；虞人不开发山泽，资源就会短缺，资源匮乏了，山泽就不能进一步开发。”农、工、商、虞这四个方面，是人民衣食的来源。大则富裕，来源小则贫困；来源大了，上可以富国，下可以富家。或贫或富，没有谁能剥夺或施予，但机敏的人总是财富有余，而愚笨的人却往往衣食不足。所以，姜太公被封在营丘时，那里本来多是盐碱地，人烟稀少，于是姜太公便鼓励妇女致力于纺织刺绣，极力提倡工艺技巧，又让人们把鱼类、海盐返运到其他地区去，结果别国的人和财物纷纷流归于齐国，就像钱串那样，络绎不绝，就像车辐那样，聚集于此。所以，齐国因能制造冠带衣履供应天下所用，东海、泰山之间的诸侯们便都整理衣袖去朝拜齐国。后来，齐国中途衰落，管仲重新修治姜太公的事业，设立管理财政的九个官府，使齐桓公得以称霸，多次以霸主身份会合诸侯，使天下政治得到匡正；而管仲本人也有了三归台，官位虽只是陪臣，却比各国的君主还要富有。从此，齐国富强，一直延续到威王、宣王之时。

（贫与富，若排除社会因素，仅从自然形成的角度看，则不存在予夺，关键在于巧与拙，“巧者有余而拙者不足”。什么是巧者呢？就是能因地制宜，化不利条件为有利因素。他举出姜太公为例，说，姜太公的封地在营丘一带，是海边盐碱地，人口少，较穷，姜太公的措施，一是“劝其女功，极技巧”，大约是种植棉花或养蚕，并且加工出好的纺织品。二是“通鱼盐”，大约是发展海洋捕捞业，还有就是盐业，即海晒盐或煮盐。看来姜太公算是盐文化的老祖。姜太公这样把经济发展起来，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口，齐国成了“冠带衣履”天下闻名的地方。）。

所以说：“粮仓充实了，百姓就会懂得礼节；衣食丰足了，百姓就会知道荣辱。”礼产生于富有，而废弃于贫穷。因此，君子富有了，就喜好去做仁德之事；小人富有了，就会随心所欲地做他能做的事。江河深，鱼就在那里生存；山林深，野兽就在那里藏身；人富有了，仁义就会依附于他。富有者得了势越发显赫，失了势，依附于他的宾客也便无处容身，因而心情不快。夷狄那里，这种情况更为突出。谚语说：“家有千金的人，不会犯法受刑死于闹事。”这不是空话。所以说：“天下之人，熙熙攘攘，都是为利而来，为利而往。”那些拥有千辆兵车的天子，享有万户封地的诸侯，占有百室封邑的大夫。尚且担心贫穷，何况编入户口册内的普通老百姓呢！

（司马迁看出世有贫富，人皆逐利，“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千乘之主，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何况是普通编户之民呢？他赞成老子所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经济，是秩序、道德、文化的前提、基础。）。

从前，越王勾践被围困在会稽山上，于是任用范蠡、计然。计然说：“知道要打仗，就要做好战备；了解货物何时为人需求购用，才算懂得商品货物。善于将时与用二者相对照，那么各种货物的供需行情就能看得很清楚。所以，岁在金时，就丰收；岁在水时，就歉收；岁在木时，就饥馑；岁在火时，就干旱。旱时，就要备船以待涝；涝时，就要备车以待旱，这样做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一般说来，六年一丰收，六年一干旱，十二年有一次大饥荒。出售粮食，每斗价格二十钱，农民会受损害；每斗价格九十钱，商人要受损失。商人受损失，钱财就不能流通到社会；农民受损害，田地就要荒芜。粮价每斗价格最高不超过八十钱，最低不少于三十钱，那么农民和商人都能得利。粮食平价出售，并平抑调整其他物价，关卡税收和市场供应都不缺乏，这是治国之道。至于积贮货物，应当务求完好牢靠，没有滞留的货币资金。买卖货物，凡属容易腐败和腐蚀的物品不要久藏，切忌冒险囤居以求高价。研究商品过剩或短缺的情况，就会懂得物价涨跌的道理。物价贵到极点，就会返归于贱；物价贱到极点，就要返归于贵。当货物贵到极点时，要及时卖出，视同粪土；当货物贱到极点时，要及时购进，视同珠宝。货物钱币的流通周转要如同流水那样。”勾践照计然策略治国十年，越国富有了，能用重金去收买兵士，使兵士们冲锋陷阵，不顾箭射石击，就像口渴时求得饮水那样，终于报仇雪耻，灭掉吴国，继而耀武扬威于中原，号称“五霸”之一。

（司马迁说，越王勾践能使越国富强，与一个叫“计然”的人的经济主张有关。计然看出了当时的一些生产的和经济的规律，比如，天象与农业水旱丰歉的关系，要早作预测，比如，农业有“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的现象，也要早备措施，还要有“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策略。谷贱伤农，谷贵病商，都不好，要调节在适当水平，比如价格“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这样达到农商俱利，令货币“行如流水”，经济自当繁荣。总之，要有一系列经济措施。司马迁没有说用这些智力，就不符合他的“自然经济观”，他并不排斥依据规律对生产和经济有所掌控，这也可算是古代的“科学发展观”）。

范蠡既已协助越王洗雪了会稽被困之耻，便长叹道：“计然的策略有七条，越国只用了其中五条，就实现了雪耻的愿望。既然施用于治国很有效，我要把它用于治家。”于是，他便乘坐小船漂泊江湖，改名换姓，到齐国改名叫鸱夷子皮，到了陶邑改名叫朱公。朱公认为陶邑居于天下中心，与各地诸侯国四通八达，交流货物十分便利。于是就治理产业，囤积居奇，随机应变，与时逐利，而不责求他人。所以，善于经营致富的人，要能择用贤人并把握时机。十九年期间，他三次赚得千金之财，两次分散给贫穷的朋友和远房同姓的兄弟。这就是所谓君子富有便喜好去做仁德之事了。范蠡后来年老力衰而听凭子孙，子孙继承了他的事业并有所发展，终致有了巨万家财。所以，后世谈论富翁时，都称颂陶朱公。

你这样看待范蠡的弃官从商？

范蠡的致富经对你有什么启迪？

（子贡--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儒商旧时，商人们流行在自己的店铺店堂内悬挂”陶朱事业，端木生涯”八个大字。

这陶朱指的是春秋时的范蠡，吴越争霸时，范蠡为越国大将军。吴国被灭后，范蠡功成身退，经商致富，被称为陶朱公。据说范蠡离开越国时还带走了那位传奇美女西施，二人一起在五湖逍遥快活。

端木指的是端木赐，也是春秋时期人。端木赐是他的名字，他还有一个大名鼎鼎的字--子贡。子贡不但是孔子的杰出弟子，而且经商有成，因此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儒商。

司马迁说，孔子的七十子之徒当中，最会致富的，是子贡，他的商队“结驷连骑”，往来天下，诸侯国君无不隆重接待。“使孔子名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就是说，孔子的扬名天下，得益于子贡的支持。从事于政治、文化、教育这些事情，经济实力的支持是一个必要条件）。

白圭是西周人。当魏文侯在位时，李克正致力于开发土地资源，而白圭却喜欢观察市场行情和年景丰歉的变化，所以当货物过剩低价抛售时，他就收购；当货物不足高价索求时，他就出售。谷物成熟时，他买进粮食，出售丝、漆；蚕茧结成时，他买进绢帛绵絮，出售粮食。他了解，太岁在卯位时，五谷丰收；转年年景会不好。太岁在午宫时，会发生旱灾；转年年景会很好。太岁在酉位时，五谷丰收；转年年景会变坏。太岁在子位时，天下会大旱；转年年景会很好，有雨水。太岁复至卯位时，他囤积的货物大致比常年要增加一倍。要增长钱财收入，他便收购质次的谷物；要增长谷子石斗的容量，他便去买上等的谷物。他能不讲究吃喝，控制嗜好，节省穿戴，与雇用的奴仆同甘共苦，捕捉赚钱的时机就像猛兽猛禽捕捉食物那样迅捷。因此他说：“我干经商致富之事，就像伊尹、吕尚筹划谋略，孙子、吴起用兵打仗，商鞅推行变法那样。所以，如果一个人的智慧够不上随机应变，勇气够不上果敢决断，仁德不能够正确取舍，强健不能够有所坚守，虽然他想学习我的经商致富之术，我终究不会教给他的。”因而，天下人谈论经商致富之道都效法白圭。白圭大概是有所尝试，尝试而能有所成就，这不是马虎随便行事就能成的。

1、司马迁认为货利对于社会的安定和发展至关重要。

中国文化素来重农轻商，但历史上，汉代的司马迁曾经就“货利”的问题，正式提出来谈经济思想。当时别人都不大注重经济问题，只有他特别注意，而在《史记》中写了《货殖列传》，成为中国经济学上的第一篇传记。

司马迁看法与众不同，在当时大家看不起货利的时候，他却认为货利非常重要。他提出来的第一位经济专家是姜太公，第二位是范蠡，第三位是孔子的天才学生子贡。接下来还有很多，现在我们择要摘录下他这篇文章，来作个研究。

《史记》作者司马迁及其父司马谈，都是比较偏爱黄老道家的学术思想，尤其是推崇老子的思想。他写的《货殖列传》，首先就引用老子的话，描写社会到了富强康乐，民主自由的极点，才能真正进入大同的理想境界，也才能达到老子所说的无为之治，法乎自然的境界。老子前面的一段话，意思是说，比邻的国家，国界相接，或隔一条路，或隔一条小溪，彼此都可以一望而见，连鸡鸣狗吠的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而各国的老百姓，都能够吃得好，营养足；穿得好，没有穿打补钉的衣眼；社会风气安定，没有不良分子的骚扰；对自己的事业、职业，都很满意，各人安守本分。生活在这样安定快乐的社会中，人人都很满足，终此一生，都不会去羡慕别人，更不会为了生存，而离乡背井去外地谋生。

曾经听一位青年人说，现在日子过得好，有了钱，退了休，就该环游世界一番，“到老死不相往来”，不出国门，活着有什么意思。出国走走，这是一种很时髦的观念，而且也可增广见闻，但对于老子这句话的反驳，则似有断章取义之嫌。先从近处说起，就在台湾的山区或农林中，还是有一些人，不但没有到过台北，甚至连他居处的县治所在地也没有去过，一生没有离开家乡一步，但因生活过得安定快乐，临终之时，心中了无遗憾。而现代许多曾经环游过世界的人，在他临终之际，或对后代子孙，或对国家社会，或对他自己的一些事情，还是很不放心，带着满腔的无奈而去。

也还有人说，至美国、或到欧洲，去求学深造，或发展事业又有什么不好？为什么要“至老死不相往来”？这也是忘记了这句话前面的“至治之极”，以及接下去的描写。我们要反过来问一句，假如我们今天成为世界上经济力量最雄厚，教育文化水准最高，科技最发达，军事力量最强大，社会也最安定的国家，那么你还会想到外国去求深造，求发展吗？再进一步说，全世界，全人类，每个社会都达到了这个水准，那么又有谁不愿安安稳稳在自己家乡努力，反而到处奔波劳苦，替别人洗碟子、擦地板呢？现代的澳洲人，位于南半球，一般人过着太平日子，就很少往外国跑了。不过，在现代也有一种反面的“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现象。那是南北韩之间的三十八度线；东西德的围墙；我们与大陆之间的一衣带水。由此可见，想要达到“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境界，是不容易的，除非全世界、全人类，都富强康乐了，才能达到这个美好的境界。

2．司马迁对于物资利用的观点。

“待农而食之”，在当时的农业社会，许多资源技术还没发掘，社会经济的必然趋势，当然是要依赖农业生产，才有饭吃。“虞而出之”，还要开发山林和畜牧的资源。“工而成之”，然后将农林、畜牧的产品加工制造。“商而通之”，最后，再由商业的经营，来流通农林畜牧和工业的产品，于是才能达到有无相济，各获所需，不虞匮乏的`地步。

接着他又说，这种经济形态的发展，是顺着人类社会的需要，而自然演变出来的一种生活方式，并不是由法律或命令规定而来的，也不是由某一人提倡或教育而成的。而是大家为了生活上的需求方便，很自然地发展出来的。所以每个人都是各尽自己的能力，换取自己的需要。

3司马迁对于商业的经营上的观点。

在商业的经营上，是“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也就是中国商业一句传统的成语--“贱物不可丢，贵物不可收。”一样货品，价钱跌了，不要赔本卖掉。储存在那里，将来一定回涨，甚至还可以加工制造，再卖出去，很可能还会赚大钱。

一样东西涨价了，贵了许多，千万不要一窝风地跟着去买，因为不久的将来，很可能会跌价。所以，“贱价不卖，贵不买”。“各劝其业，乐其事”。各人安于本分，敬业乐群。

4强调农工商虞的同等重要性。

这些来自农林、畜牧，以及工商业的产品，是富国富家的基础。虽然各地的气候、土壤、人力不同，资源的储藏与开发也不一样，但经营得好就富足，经营不好就贫穷。上天是不会厚此薄彼的。

地往美国跑一样。后来齐国到了中叶，国力曾经一度衰落，直到齐桓公的时代，用了现在大家都知道的，以经济政治为主，并以经商出名的管仲为辅相，把齐国的国势再度复兴起来。他设立了九个有关财经的行政机构，设置掌财务的官员，行“轻重法”，而使齐桓公完成他的霸业，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仲个人亦有富埒王侯的“三归”建筑，爱好豪华，也相当奢侈。政治地位到了陪臣--和国君近于朋友的关系，财富可和其他诸国的国君相比拟。可是他使得齐国的富强，一直延续到威王、宣王的时代。

5经济、文化、道德的连锁关系。

司马迁引《周书》的话，并举出齐国姜太公和管仲的例子，说明经济财富对政治功业的重要以后，又引用“仓凛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两句名言，讨论财富和德业的关系，提出“礼生于有而废于无”的主张。因为礼节、仁义这些德性，是以安定的生活与财富为基础的。一个君子富有了，就更乐于行善积德；而普通的人有了财富，也就安守本分，不会作奸犯科。接着他又把财富比作高山大泽，把品德比作山泽间的生物。水深了，自然有鱼，山高了，各种兽类自然繁殖其中。沟里水浅是养不活鱼的；小山也隐藏保护不了大的兽类。换句话说，贫穷就难有高超的道德修养，也难做出对人有益的善行。所以，有了财富，才能发挥出仁心义行。一个人有了钱，如果再得权势，就更容易彰显善举。反之，既无势力，又无钱财的他乡游子，自身难保，更何况其他。这是对有文化根基的中国而言，在文化低落的边疆来说，财富对德性的影响就更严重了。

所以普天之下，熙熙攘攘，来来往往的，都是为了一个“利”字。不论千乘之国，或者万户之侯，或者百室之君，他们都一个个唯恐受到贫穷的困扰，更何况一般老百姓！接着，他又继续举出范蠡、子贡、猗顿、卓氏、程郑、宛孔氏、师史、任氏等十几位历史上名人的致富之道，以及对国家社会的影响，来强调财富和德业事功的关系。同时他强调说，所举的这些人，还只是少数的例子，而且都不是继承祖业，或世袭俸禄而来，都是靠自己的努力，用心经营，把握了时机，去规规矩矩地发展，以最平实的方法来赚钱，而以最高明的原则来守成。至于其他，以发展农林工商而富可倾城的，或者富甲一县，或者称富乡里的，这些就多得数不清了。

结论说，靠自己的劳力，从小生意做起，一点点积蓄起来，这是谋生发财的正道。但是小富由勤，大富由命，发大财也要靠机运。同时司马迁又强调，发大财，还要有头脑，譬如用兵，要出奇制胜。于是他陈列出一些历史资料说，像秦扬这个人，以种田起家，他的财富居然盖过了一州，等于现在富过一省。照理说，挖人家的坟墓，偷盗葬物，这是犯法的，可是田叔就这样起来的；赌博说起来也是坏事情，但桓发却因此致富；至于行贾，类似我们现在所说跑单帮的，在古代也是大家不在意的行业，而雍乐成由此起家；卖油脂，当然也是低贱的行业，一身油垢，不受人尊重，而雍伯就在这个行业中，聚积了上千金的财产；叫卖浆汤、油条，是小生意，但张氏以此赚了千万的资财；磨刀，可以说是最简单的技术，但郅氏以磨刀闻名，人人找他磨，到后来发了大财，养了一大家的人，吃起饭来都是鼎食，气派大得很；卖猪肉干、牛肉干，也只是小本生意，浊氏却因此发财，养了几十匹马。在现代说，就是拥有几十辆汽车了。还有马医，古代医生的社会地位不像现在这么高，兽医更是如此。可是有一个兽医张里，家里开饭的时候还要敲钟，可见其富庶的程度。以上这些都是因为专精一业，勤奋努力而来的。

最后他的结论说：从这些事实看来，致富并没有什么一定的行业，财富也不是说一定永远属于谁的。有能力的人自然会发财，懒惰的人就是站不起来。富有了自然就显贵。一个富有千金的人，就像士大夫般地被人敬重。至于巨万富翁，就和王侯一样享受。这不是上天所赐，也不是祖宗所给，都是靠自己努力得来的。

四作业。

谢老师。

货殖列传读后感篇九

《史记》是我国最早的纪传体通史，《史记》这本书人物立体，情节生动，便于我们深刻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文明，使我们逐步增强爱国意识。你是否在找正准备撰写“史记货殖列传读后感600字”，下面小编收集了相关的素材，供大家写文参考！

《史记》是由司马迁撰写的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

看完《史记》就仿佛看了一步宏伟的历史巨片，深深的被其中的人物所吸引了，也在不知不觉中也增长了必要的历史知识，丰富了头脑，不愧是被鲁迅先生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为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所著。记载了上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共3000多年的历史，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余字，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完成了中国第一部，也是最为的纪传体通史。

《史记》思想深邃、气势开阔、笔力雄放，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通史方法为历代”正史“开创先河。其丰富的艺术价值被古代的小说、戏剧、传记、文学、散文所传承并不断发展。从鲁迅”史学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高度评价中就可看出它对后世的影响。

读《史记》，使我认识了四面楚歌中，乌江自刎的项羽;生灵涂炭中，起兵反秦的陈胜吴广;紧急危难中，智勇双全的蔺相如;流亡在外，却终登皇位的重耳……历史风云，世间百态，一次次震撼着我的心灵，其中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最为引人深思。

史记这本书是西汉时期历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写的。他把从黄帝到汉武帝这三千年间所发生的著名事件，以前的故事仿佛又再现了。这里记载了历史上著名的“鸿门宴”。说得是沛公刘邦和张良到鸿门拜见项羽，项羽在这儿款待了他们。范增几次向项羽使眼色，可项羽并没有理睬。没办法，范增只好让项庄进去舞剑，乘机把沛公给杀了。张良看后，知道情况有变，马上叫驭手告诉项羽。刘邦假装上厕所，趁机逃跑。正是因为项羽放走了刘邦，不然，谁会跟他抢。

司马迁在写史记的时侯，吃尽了苦头。原来，他曾为一位将军求情，从而的罪了汉武帝，入狱受了苦刑，但他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活下来，写史记。司马迁坚持不懈、矢志不俞地精神值得我们去学习。这本书还有很多有趣的故事，也让我们明白了许道理，看出人物的性格，如：《尧舜禅让》可以看出大尧品格端正，为了找继承帝位的合适人选，并没有让自己的儿子丹朱继位，而是让品行高尚宽厚仁爱的舜继位。

读了《史记》，我最深的感触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在这些真实发生过的历史故事里，令我印象最深刻有几个。

一个是暴君商纣王，他虽然拥有好的口才，但他把这个才能用于拒绝大臣的进谏，他有强壮的身体，但他把这些力量都用于狩猎、玩乐之中，读到这，我的心隐隐刺痛，为商朝感到悲哀，明明商纣王有这么好的资本，完全可以好好地治理国家，让国力越来越强大。最令我吃惊的是，当忠臣比干劝说他的时候，他却“灵机”一动，想出一个“好”主意，他对比干说：“我听说圣人的心有七个孔，难道你是圣人么?我要看看你的心有几个孔!”说着，他就拔出剑，剖开了比干的胸膛，把比干的心脏当着众臣的面挖了出来!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对商纣王如此暴虐的行为深恶痛绝，可以想象，当时的百姓多么痛恨这个商纣王。当周国的首领—周武王和纣王交战时，纣王的百姓、奴隶们竟然发过来攻打商纣王。结果当然不用说了，周武王赢得了民心，大胜而归。这个故事生动形象地说明了“得民心者得天下”道理!

《史记》的第四十二章也讲述了类似的道理，郑国的国君与妻子姜氏生下了两个儿子，但姜氏偏爱二儿子，厌恶大儿子，因为她生大儿子时难产。当长子生继太子位时，姜氏就不高兴，她想让二儿子段继位，于是在生登基时强迫生把京邑封给段，然后，让段在京邑暗中操练兵马，然而这一切长子生都看在眼中，但他不动声色。段听说他没反应，便进一步与母亲商量他篡位的奸计，准备内外呼应。读到这，我的心不由紧缩，生怕二儿子段会得逞。结果并非如此，生在段攻打京城时，拿出最精锐的兵马和段决一死战，结果生大胜。段的荒淫无度使百姓非常厌恶他，所以最终生保住了王位!

《史记》中类似的历史事件很多，他们都让我领悟到一个真理：正义永远能战胜邪恶，得民心者得天下!

《大禹治水》这一篇讲的是：在尧执政时，很多地方都发了大水，老百姓生命、财产没有保障。尧派鲧娶治水，一直到尧逝世都没有治好水，舜执政以后，便派鲧的儿子去治水，他到了水灾严重的地方调查，研究水的规律与流向，禹带领老百姓日夜开凿河道，带着测量工具出发了。一天，禹刚好遇到了自己的家，他刚想走进家里跟他妻子聊天，就担心地说：“我还没有治好水呢!”他看了一眼，就走了。为了治水禹三过家门而不入，黄河上游有座龙门山，山很大，挡住了黄河水的去路，禹想：“要把黄河的水引入大海，必须凿开龙门山，可这工程量很大!”禹带领大家，用原始的工具在龙门山开山劈岭，最后治好了水，禹和大家欢呼起来!

《纣王失天下》这一篇讲的是：殷商的最后一个首领叫纣王，他养了很多飞禽走兽，纣王整天吃喝玩乐，不理朝政。百姓生活痛苦，骂他昏君，谁反对纣王统治，纣王就施以重刑，把他们绑在烧红的铜管上。姬昌、九候和鄂候是纣王手下的三个部落首领，九候知道纣王喜欢美女，就将美女送去。美女不笑，被纣王杀掉。纣王还下令将九候杀了。鄂候劝纣王，纣王又将鄂候杀了。姬昌最后也被杀了。纣王临时抽调奴隶匆忙应战。战场上奴隶倒戈帮助周武王攻打纣王。纣王大败，只好自焚。

通过看这本书，我知道了很多成语，我一般般喜欢这本书，因为有些词语还不是很明白。

货殖列传读后感篇十

我在课余时间看了货殖列传，在该列传中司马迁认为社会经济活动不以人们意志转移的客观过程，因此，即利用货物的生产与交换，进行商业活动，从中生财求利。司马迁所指的货殖，还包括各种手工业，以及农、牧、渔、矿山、冶炼等行业的经营在内。史记中影响最深刻的是，两大著名商业家计然和白圭。

“人弃我取，人取我予”就是白圭提出的，白圭认为商业成功的第一要素就是要善于观察变化和利用变化，他主张利用规律性变化获利，所谓规律性变化就是不要关注引起变化的具体原因，要把握必定如此的变化，白圭提出的“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商业策略，就是必定如此的规律性变化，这里面的规律是，由于有大量的人弃，价格必定就掉下来了，而价格掉下来，就是上涨的理由，上涨的理由具备，上涨就是迟早的事！只要发生大量的抛售，就买入，至于这种抛售是属于全球金融危机引起的呢？还是巨额投资亏损造成的呢？还是原料涨价引起的不关注，只要人弃，我就取。

另一位商业家计然提出贵极则贱，贱极则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价格贵到极点，就会返归于贱；价格贱到极点，就要返归于贵。当货物贵到极点时，要及时卖出，视同粪土；当货物贱到极点时，要及时购进，视同珠宝）。至于是什么引起的贵贱变化，这些商业家们并不关注。而我们的投资人则长期沉逆于引起价格变化的原因中不能看清全局，忽视了价格下跌本身就是上涨的'理由的规律。

说来说去凌通最想要说是，重要的是把握必定如此的规律性变化，跌多了就是涨，涨多了就是跌这是基本规律。人们都不敢买的时候，都弃之的时候就是最好的买入机会这也是规律。不要寻求具体的上涨理由和买入理由，一旦有具体的上涨理由和买入理由，实际股票就没有买入价值了，一旦有上涨的理由的时候，人们就不要抛售了，也就没有机会了。所以真正的把握机会一定要在完全看不清具体利多的困难阶段下手。同时要理解相信价格的变化总是向反方向变的，上涨总会转化为下跌，反之下跌一定会转化为上涨！

在这点上，古代商业家计然和白圭分别提供了更伟大的思想，计然指出：天旱资舟，天涝资车，这才是商业和经营的规律。在古代商业家的眼里，所有的商业行动都是为次年或者很多年后所做的准备，等待时间的推移，实现收益。白圭则提出，当货物过剩低价抛售时，就收购；当货物不足高价索求时，就出售。谷物成熟时，买进粮食，出售丝、漆；蚕茧结成时，买进绢帛绵絮，出售粮食。两位商业家都不为明天操心，他们的商业行为都不是为明天挣钱做准备，而是为更长久的未来做的准备。

计然和白圭认为经商一定要利用，“时用”关系，“时用”关系指的是，人们需要某个商品的时间和这个商品处于充足的时间不是同一时间，东西多时大家往往不需要，价格就低了，大家需要时东西往往不足，商人们就是利用这个时间差，在供给充足价格下跌是买入，然后随着时间的变化自然会出现东西少，大家又要用，价格高的情况，这时商人就卖出。凌通认为“时用”变化其本质就是充分利用在不同时间或空间商品的供需关系不一样，从而导致价格不一样，来获取利益。在两位大商业家眼里，价差是时间创造出来的，价差是时间的函数，时间是价差之母。

在一个极端的困境中，极端的抛售中，采取人弃我取的策略，然后等待时间的推移，创造出新的供需关系和价格，自然会挣钱。不要试图在某个低价买入后，次日就获利，这是不可能的。不要等待什么具体的利多才买入，那是已经晚了。在极端的困难和极端的悲观，极端的抛售和极端的利空情况发生时，就是最佳的买入时机，而时间逐步推移之后利多自然会出现。根本就不需要投资人去寻找、去发现、去预测什么利多，只需要投资人等待！这是商业和投资的基本规律也是凌通阅读了《史记货殖列传》之后的心得。

货殖列传读后感篇十一

中华民族几千年积累下来的商业文化可谓是博大精深，在悠久的商业历史中逐渐培育出了商人自有的经营谋略，而这些经营谋略同样适用于当代的各种商业经营者。

（一）、知地取胜，择地生财。

兵法有云：地形，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可见，地形是决定作战胜败的一大关键，作为一名领兵作战的将领，必须深谙此道。古有云商场如战场，商场上的经营者就如同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帅，智慧的将帅往往能抓住有利时机，占据有利地形，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

作为春秋战国时期大谋略家的范蠡，更是深谙此道。他以谋略家的眼光，认为陶地为天下之中，诸侯四通，是理想的货物贸易之地，所以把陶地作为营销点，果然，十九年间他三致千金，成为市贾。陶朱公的美名也由此而饮誉古今，留名青史。

《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载，秦国灭了赵国之后实行了移民政策，当时有许多人贿赂官吏，不愿搬迁，要求留在原地，唯独富商卓氏要求迁往较远的纹山之下，他看中那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民风淳厚，居民热衷于买卖，商业易于发展。几年后，卓氏成了远近闻名的世富。这种不惟任时，且为择地的观念已为后世商人所接受，并有了较好的发展。

（二）、时贱而买，时贵而卖。

魏文侯时，国人注重农耕，而白圭却乐于观时而变。粮食丰收时他买进谷物，卖出白漆，待蚕丝上市时他就大量收购蚕丝，售出粮食。他曾说：”我做买卖，就像伊尹和姜太公那样有谋略，如孙膑和吴起那样善于判断，还能像商鞅变法那样说到做到。有些人的智慧不能随机应变，其勇敢不能当机立断，其仁爱不能恰当地取舍，其倔强不能坚持原则。所以这种人跟我学经营之道，我也不会教他的。“这段话，把他掌握贱买贵卖时机的”时断“与”智断“阐述得淋漓尽致。白圭的经商原则和经验，都被后世商人所称道。他凭着自己的这套经营谋略，精心经营，以至家累千金。

（三）、见端知未，预测生财。

春秋时期的越王勾践，为雪亡国之耻，终日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当得知吴国大旱，遂大量收购吴国粮食。第二年，吴国粮食奇缺，民不聊生，饥民食不裹腹，怨声载道，越国趁机起兵灭了吴国。苦心人，天不负。越王终成霸业，跻身春秋五霸之列。这里越王勾践作的是一桩大买卖，他发的财不是金银财宝，而是一个国家和称雄天下的霸业，是商贾之道在政治上运用的成功典范。

《夷坚志》载，宋朝年间，有一次临安城失火，殃及鱼池，一位姓裴的商人的店铺也随之起火，但是他没有去救火，而是带上银两，网罗人力出城采购竹木砖瓦等建筑材料。火灾过后，百废待兴，市场上建房材料热销缺货，此时，裴氏商人趁机大发其财，赚的钱数十倍于店铺所值之钱，同时也满足了市场和百姓的需要。管中窥豹，略见一斑，敏锐的观察力和准确的判断力是经商者财富永不干涸的源泉，也是经商者必备的能力之一。

（四）、薄利多销，无敢居贵。

我们在曼昆所著的《经济学原理》中有学到，当需求曲线富有弹性时，价格下降，总收益增加，则富有弹性的商品可以薄利多销。

先秦大商理论家计然认为，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主张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司马迁说过：贪买三元，廉买五元，就是说贪图重利的商人只能获利30％，而薄利多销的商人却可获利50％。

汉高祖刘帮的谋士张良，早年从师黄石公时，白天给人卖剪刀，晚上回来读书，后来他觉得读书时间不够用，就把剪刀分成上、中、下三等，上等的价钱不变，中等的在原价的基础上少一文钱，下等的少两文钱。结果，只用了半天的时间，卖出剪刀的数量比平日多了两倍，赚得钱比往日多了一倍，读书的时间也比往日多了，所以民间有句谚语：张良卖剪刀——贵贱一样货。

由此看来，致富并不靠固定的行业，而财货也没有一定的主人，有本领的人就能够集聚财货，没有本领的人则会破败家财。

货殖列传读后感篇十二

关注某个遇到困难的行业很久了，问了几个业内人士对于未来的看法，大家都说看不清。凌通基本上认为一个过分困难的行业未来好转的确定性极大，虽然现在看不出来。我们一直在思考是等有明确的好转迹象时再参与，还是在没有好转迹象时就参与！一直苦思。

最近阅读了《史记货殖列传》，读后凌通更强烈地认为危机行业的未来是光明的，而且不需要为它的好转未来找一个具体的理由，由于它处于极端的低迷中，就是它复苏和好转的理由，这一思想是在阅读了《史记货殖列传》之后产生的强烈感受。

史记中记录了古代两大着名商业家计然和白圭的商业理论和商业活动。人弃我取，人取我予就是白圭提出的，白圭认为商业成功的第一要素就是要善于观察变化和利用变化，他主张利用规律性变化获利，所谓规律性变化就是不要关注引起变化的具体原因，要把握必定如此的变化，白圭提出的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商业策略，就是必定如此的规律性变化，这里面的规律是，由于有大量的人弃，价格必定就掉下来了，而价格掉下来，就是上涨的理由，上涨的理由具备，上涨就是迟早的事！只要发生大量的抛售，就买入，至于这种抛售是属于全球金融危机引起的呢？还是巨额投资亏损造成的呢？还是原料涨价引起的不关注，只要人弃，我就取。

另一位商业家计然提出贵极则贱，贱极则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价格贵到极点，就会返归于贱；价格贱到极点，就要返归于贵。当货物贵到极点时，要及时卖出，视同粪土；当货物贱到极点时，要及时购进，视同珠宝）。至于是什么引起的贵贱变化，这些商业家们并不关注。而我们的投资人则长期沉逆于引起价格变化的原因中不能看清全局，忽视了价格下跌本身就是上涨的理由的规律。

说来说去凌通最想要说是，重要的是把握必定如此的规律性变化，跌多了就是涨，涨多了就是跌这是基本规律。人们都不敢买的时候，都弃之的时候就是最好的买入机会这也是规律。不要寻求具体的上涨理由和买入理由，一旦有具体的上涨理由和买入理由，实际股票就没有买入价值了，一旦有上涨的理由的时候，人们就不要抛售了，也就没有机会了。所以真正的把握机会一定要在完全看不清具体利多的困难阶段下手。同时要理解相信价格的变化总是向反方向变的，上涨总会转化为下跌，反之下跌一定会转化为上涨！

我们如果在完全看不到利多的情况下，在大家都疯狂抛出的情况下买入，一定能买到极好的价格，但是由于没有具体的利多和上涨的消息，所以买入后就不可能形成快速的上涨，寻求买入后马上上涨，永远不可能买到好价格，甚至永远也不能挣钱，俗话说的好，财不入急门。在大家都疯狂抛出的情况下买入，在人人不看好的情况下，买入之后，一定不会很快上涨。买入之后，必定经过一个时间的推移，因为变化是需要时间的！为了明天的上涨而买入，这不客观，明天与今天的时间差太短，这中间没有出现较大积极变化的可能，任何一个积极的变化，总是要跨越较长的时间。

在这点上，古代商业家计然和白圭分别提供了更伟大的思想，计然指出：天旱资舟，天涝资车（旱时，就要备船以待涝；涝时，就要备车以待旱），这才是商业和经营的规律。在古代商业家的眼里，所有的商业行动都是为次年或者很多年后所做的准备，等待时间的推移，实现收益。白圭则提出，当货物过剩低价抛售时，就收购；当货物不足高价索求时，就出售。谷物成熟时，买进粮食，出售丝、漆；蚕茧结成时，买进绢帛绵絮，出售粮食。两位商业家都不为明天操心，他们的商业行为都不是为明天挣钱做准备，而是为更长久的未来做的准备。

计然和白圭认为经商一定要利用，时用关系，时用关系指的是，人们需要某个商品的时间和这个商品处于充足的时间不是同一时间，东西多时大家往往不需要，价格就低了，大家需要时东西往往不足，商人们就是利用这个时间差，在供给充足价格下跌是买入，然后随着时间的变化自然会出现东西少，大家又要用，价格高的情况，这时商人就卖出。凌通认为时用变化其本质就是充分利用在不同时间或空间商品的供需关系不一样，从而导致价格不一样，来获取利益。在两位大商业家眼里，价差是时间创造出来的，价差是时间的函数，时间是价差之母。

在一个极端的困境中，极端的抛售中，采取人弃我取的策略，然后等待时间的推移，创造出新的供需关系和价格，自然会挣钱。不要试图在某个低价买入后，次日就获利，这是不可能的。不要等待什么具体的利多才买入，那是已经晚了。在极端的困难和极端的悲观，极端的抛售和极端的利空情况发生时，就是最佳的买入时机，而时间逐步推移之后利多自然会出现。根本就不需要投资人去寻找、去发现、去预测什么利多，只需要投资人等待！

这是商业和投资的基本规律也是凌通阅读了《史记货殖列传》之后的心得！

货殖列传读后感篇十三

《商君列传》是《史记》七十篇列传中的一篇。这篇列传，太史公主要记述了商鞅事秦变法革新、功过得失以及“卒受恶名于秦”的史实。俗话说：“一千个读者心中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读了《商君列传》后，有以下几点粗浅感受。

商鞅变法是历史上重大改革取得明显成效的案例之一。

1、建新制。根据天下大势和秦国实际，创立了适合秦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制度。把零星的乡村合并为县，重新划分田塍，鼓励开垦荒地，平衡税赋，统一度量衡，极大地促进了秦国经济发展。

2、严管理。十家编一什，五家编一伍，相互监督，连带治罪。秦国出现路不拾遗，山无盗贼，城乡秩序稳定的大好局面。

3、明法度。太子犯法，依新法处罚了他的两个老师。公子虔再犯，被处劓刑。打击并瓦解了旧的血缘宗法制度，初步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使封建国家机器更加健全，推进了中央集权制。

4、兴教化。要求男子长大后，父子要分开，男女老少分居而住；明确尊卑爵位等级，按等级占有土地、房产。

5、重农业。让粮食丰收、布帛增产的免除自身的劳役或赋税。

6、奖军功。有军功的显赫荣耀。人民勇于为国战斗，不敢为私争斗，极大地提高了秦军的战斗力，为秦国实现称霸的战略目标奠定了基础。

商鞅变法使秦国民富国强之功难没，但最终却落得个车裂族亡的悲惨结局，主要因素有以下几方面：

1、用刑过度。

惩罚犯罪，保障人权，是法律的责任。如果法律违背人性，滥用酷刑，无视百姓切身利益，就不会得到百姓发自内心的遵从。商鞅变法的宗旨是富国强兵、王霸诸侯，至于百姓权益、尊严则很少顾及。“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让亲人、邻里之间没有安全感；奖军功，“民勇公战”，把人培养成了战争机器；对百姓有议论新法的，“尽迁之于边城”。

2、不听进谏。

赵良对商鞅说，听得进反面意见是聪，能正视缺点是明，能战胜自己的人性弱点是强。还说，一千个人唯唯诺诺赞同，不如一个人不留情面提出反对意见。这番话商鞅还算听得进，认为“貌言华也，至言实也，苦言药也，甘言疾也”，希望赵良“终日正言”，作自己善政之“药”。而赵良劝商鞅，鉴于朝野积怨太多，不如功成身退，交出商於十五国封地，到偏远的地方浇园耕种，“可以少安”。但商鞅认为有秦孝公支持，自己功勋卓著，没有谁能撼得动，因而没有服用赵良的“药”。

赵良劝商鞅学五羖大夫，劳累了不坐车，酷暑炎热不撑伞，走遍国中不用随从，廉洁自律、勤政爱民。提醒他，“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如果您还要贪图商於的富有，以独揽秦国的政教为荣宠，聚集百姓的怨恨，一旦秦公驾崩，“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令人惋惜的是，对赵良的逆耳忠言，“商君弗听”。

3、重刑罚、轻德政。

商君治理国家倾向于刑罚，过度使用严刑、酷刑，这不仅不能使百姓心甘情愿地遵从法令，还容易引起民愤，造成积怨。应当是德政教化，刑法约束，标本兼治，相辅相成，才能夯实治国理政的法治之基。

4、监督缺位。

商鞅自己立法，自己执法，而且拒绝接受监督。他持才傲物，自诩为“高人”、“智者”，瞧不起任何人，认为“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在没有与大臣形成共识，没有征求公众意见，只凭借孝公的支持推行新法。太子犯法，刑、黔太子师傅公子虔、公孙贾，以杀鸡儆猴。公子虔复犯新法，即被处以劓刑，“使宗室贵戚多怨望者”。本来，评论法令得失，是最有效的监督。可商鞅听不进反面意见，对评论者无情打击，“其后民莫敢议令”。

5、自身腐败。

腐败是最不得人心的诟病之一。商鞅出任秦相后，不为百姓造福而大规模地营建宫阙，损耗国家资财，引来众多非议。受封于商於之地，恃功自傲，高调称君，“南面而称寡人”，更是不讲规矩；一旦出行，后边跟着数十辆车，车上都是穿着铠甲的卫士，身强力壮的人作贴身警卫，持矛操戟的人紧靠车子奔随。兴师动众，作威作福，好不气派。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商鞅有缺点也是难免的。然而，每一次改革总会触痛一部分人的利益，特别是涉及到贵族们既得利益后，不仅会引起众怒，还会招树强敌。商鞅迎难而上，力排众议，推行新法，使秦国大治，秦人富强。所以，评价商君不能无视其改革成果，不能抹去他对社会治理的功绩。

货殖列传读后感篇十四

本文中，司马迁记述了不同人致富的手段，得出“致富并不是靠固定的行业，而财货也没有一定的主人，有本领的人能够财货，没有本领的人会破败家财”的结论。

太史公说，人们总是要使自己的耳目尽情地得到音乐和女色的享受，使口中尽多地品尝牲畜肉类的美味，身躯尽量安处于舒适而快乐的环境，而精神上还要炫耀自己的权势与才能的荣耀，使这种风俗浸染百姓的思想已经很悠久了，即使用老子那样微妙的言辞逐家逐户地去劝说他们，终究也不能使他们精神淳化。所以说，求富是人的本性，用不着学习，就都会去追求。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攮攮，皆为利往。

司马迁还不断强调财富对治国的重要性。仓库充实了，百姓才能懂得礼节，衣食丰富了，百姓才知道荣耀与耻辱。礼仪产生于富有而废弃于贫穷。壮士在军队中，打仗时攻城先登，遇敌时冲锋陷阵，斩将夺旗，冒着箭射击，不避赴汤蹈火，艰难险阻，是因为重赏的驱使，这验证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读到这里，飞絮的思维让我想起扶涛教授的话，要学好经济学必须抛开道德的束缚。每个人都是理性经济人，总是企图以最低的代价获取最大的利益。只有每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社会福利才最大。社会上各种食品安全事件的背后，商家们都是这样想的吗?我们恨贪官，可又拼命地报考公务员;我们骂垄断，可又拼命地往高薪单位里钻;我们讥讽不正之风，自己却忙着找关系。总之我们愤恨不是因为不公平，而是觉得自己处在不公平的不利位置。我们不是想消灭这种不公平，而是想要自己处于不公平中的有利位置，这种骨子里的自私，才是我们真正应该自我批评。

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时代里，人心浮躁，急功近利，人情冷漠，要使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法制完善的脚步必须赶得上人类道德下滑的速度，这样才能抑制负能量阻止人类的进步。

随着分工明确化，管理科学规范化，人类劳动率不断提高，创造了更多的财富，毫无疑问，这些财富归功于企业家和资本家。古代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劳动和土地具有较高的丰裕度，创造的财富远远少于现在。所以劳动、资本、土地和企业家才能，这四个生产要素中，只有资本和企业家才能才是真正推动财富的创造。正如历史才是英雄创造的。

明白创造财富的方法，也要知道如何分配剩余的财富。这需要政府寻找完善的分配制度和监管制度体系。这样社会福利和人民幸福指数才提高。因为高的gdp不一定能带来高的社会福利水平。

经过一年的学习，能逐渐理解经济学。我的理解是经济学是研究如何有效配置稀缺资源来生产各种商品和劳务，并且将这些商品和劳务分配与不同的社会科学。经济学能让我更理解生活，虽然有些理论不切合实际，但是那些理论隐藏的思维方式和分析问题的方法才是你的生存法宝。大学是加油站，要使以后的你走得更远更快，必须加更多油，我们都是路过加油站的车辆，付出的金钱和时间是为了能带走油。路过后，在蓦然回首之际，摸着均匀跳动的脉搏说，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不因碌碌无为羞耻，我想，这样的人生也足够了。

货殖列传读后感篇十五

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 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 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 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周书》 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 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 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故太公望 封于营丘，地潟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 繦至 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闲敛袂而往朝焉。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于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强至于威宣 也。

故曰：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执益彰，失执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 之民乎！

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待司马迁在货殖列传里表达的经济思想，无论如何赞誉也不为过。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司马迁还具有那么清晰的经济自由的思想，他关于经济活动以及商人的看法对当下中国也是有极大借鉴意义的。在政府和民间经济的关系上，像“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这样的观点在时下中国听来也有振聋发聩之感。

司马迁的这个经济自由的思想影响了历代中国人，并且还会继续影响下去。他的民本的思想以及对商人求利平和开放的心态，已经构成了中国传统思想很重要的一部分。这是中华民族的财富。

《货殖列传》是论述春秋末年到汉武帝年间的社会经济史的专章。在序文中，作者驳斥了老子的“小国寡民”的历史倒退论，肯定了人们追求物质财富的合理欲望，并试图以此来说明社会问题和社会意识问题。他认为人们的物质生活需求必然推动社会生产的分工和社会各经济部门的发展，而人的道德行为又是受他占有财富的多少制约的，从而谴责了汉武帝时期的经济垄断政策，抨击了当时以神意解释社会问题的唯心主义观点。

货殖列传读后感篇十六

一“货殖”是指通过商业活动逐利致富。

《货殖列传》是司马迁为先秦和西汉前期著名的工商业者所立的类传，分析了工商业的发展状况，记述了各地经济贸易特点，介绍了著名商人的事迹，阐明了作者的经济观点。《货殖列传》虽然排在《史记》末篇，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商业在那个时代和作者心目中的位置，但肯定了商业在国计民生中的必要性、重要性，明确指出了人们追求财富、追求美好生活都是事势的必然，“善者因之”才是最好的方法，字里行间隐藏着诸多迄今为止仍很重要的商道，能够带给我们重要的启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世界是物质的，商业是必要的，经商是有学问的。

文章开篇即指出，《老子》“至老死不相往来”的乌托邦式的陈旧观念，已经成为“涂民耳目”、“几无行矣”的陈腐理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由于各地物产不同，社会人群也有所分工，因此必须“商而通之”、“商不出则三宝绝”，商业“上则富国，下则富家”，直截了当地指出了商业的重要性。

文章不仅用常见的经济现象揭示出一般的经济规律，“原大则饶，原小则鲜”、“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自出”，而且明确指出，经商不是愚者而是智者的行业，“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还赞扬了弃官经商的人，称其为“贤人”，“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于富厚也”,给予商人应有的社会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文章用较大篇幅、用赞赏的口气介绍了范蠡、子赣等人的事迹。范蠡帮助勾践复仇之后，明智地选择归隐经商，“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此所谓富好而行其德者也”。子赣“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在孔门弟子中“最为饶益”，不仅自己“结驷连骑”、与国君分庭抗礼，受人尊重，而且对孔子扬名天下也提供了很大帮助，属于“得势而益彰者”。范蠡、子赣均为当时代的精英，在从政、做学问上均有较大成就和建树，两人又同为商界成功人士，在历史上树立起了儒商典范，成为此后我国商界的楷模和榜样。

三经商之道，贵在把握时机，咬定目标，薄利多销。

司马迁写作《货殖列传》，距今已经2100多年，但文章中体现的商业思想和基本原则，大部分是正确的。现代商家如果认真体会和灵活运用，仍然有所裨益。

一要准确研判市场。计然是春秋战国时越国的谋臣，又是一名经济学家、商界理论家。据说，勾践成功复国、范蠡成功经商都是在计然的理论指导下实现的。《货殖列传》大幅引用计然的话，说明审时度势、研判市场的重要性。“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一个成功的商业企业，既要深入调查研究，把握经济大势，掌握行业供求信息，又要系统思考，迅速反应，果断采取行动，才能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二要孜孜不倦地追求利润。文章引用《管子牧民》篇“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后，论述道：“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人富而仁义附焉”，多处论及财富的重要性。文章讲到，逐利是人的本性，是推动各行各业发展的动力，“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从“壮士在军”、“赵女郑姬”，到“弋射渔猎”、“医方诸食技术之人”，“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余力而让财矣”，肯定了商人逐利的正当性。作者褒扬了从管仲到曹邴氏等人发家致富的行为。认为管仲在整顿经济秩序，帮助齐国复兴、齐王称霸的同时，自己发家治富，富比君王，是有能力的表现。鲁人曹邴氏“富至巨万”，仍然“父兄子孙约”，定下“俯有拾，仰有取”的家规，也是受人称道，值得世人学习的。

三要勤劳节俭，薄利多销。文中论及商道时，认为勤劳治富是正确道路。一方面讲到，“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赞赏著名商人白圭“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的行为，也肯定了郅氏、浊氏依靠磨刀、卖羊肚等小技能、小生意勤劳致富的做法。另一方面，多次强调“廉贾归富”，清廉、不贪一时之利的商人，终归能够获得更多的利益。“贪贾三之，廉贾五之”，贪婪的商人居奇惜售，货物滞销，资金周转不灵，所得利润仅为十分之三。薄利多销的商人，财物流通无滞，所得利润可达十分之五。这些道理，直到今日，仍然值得我们学习领会和借鉴实践。

四推动企业长远发展，要控制成本，用好资金，重视“实体经济”。

《货殖列传》是一篇传记，但仔细阅读后，能够体会出不少与现代商业理论相一致的观点，对现代商业管理管理具有指导意义。

一要加强成本管理。文章引用谚语述及控制运输成本的重要性，“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多处讲到各地风土人情、物产分布、交通情况，都是在提醒世人，运输成本是影响商品价格的重要因素。文章讲到“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讲到“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牵涉到库存和资金管理问题。在讲述经商致富案例时，讲到一个名叫刀间的商人，特别偏爱收留、使用“奴虏”，“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终于依靠这些人的力量发家致富，财产多达数千万。这实际上是一个使用廉价劳动力的案例，涉及到人工成本问题。

二是承认资本经营的合法性。《货殖列传》记述的是秦和西汉前期工商业者的事迹。那个时代，多数上层人家是依靠官职俸禄或爵位封地显贵于人的，但也有些人是通过工商业积累资本、发家致富，从而跻身上流社会的。作者给这样的人家起了个名，叫“素封”。说，“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则二十万，而更徭租赋出其中，衣食之欲，咨所好美矣”，可以“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身有处士之义而取给焉”。文章不仅认可资本经营，而且肯定了巴郡一个叫“清”的寡妇继承和享用祖上遗产的合法性，指出货币资金的重要性，讲到了“财币欲其行如流水”、钱能生钱等道理。

三要重视“实体经济”。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社会长期崇尚以农为本，认为依靠农业生产致富为上等，依靠工商业致富为次等。我们不能奢望《货殖列传》在这方面有历史性的突破，但不妨把彼时代的农业比作现时代的“实体经济”，同样有所启发。文中讲了一个有意思的案例。楚汉相争之际，宣曲一个姓任的富人，准确判断战争将会造成土地荒芜、粮食涨价的形势，在别人争夺金银珠宝的时候，他用地窖储存粮食，然后高价卖出，发了大财。经商发财之后，“富人争奢侈”，而任氏不仅“折节为俭，力田畜”，而且在购置田、畜的时候，“独取贵善”，结果任家“富者数世”。任氏“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在经商致富之后，用农耕本业------彼时代的“实体经济”保家守财，成为民间的表率，甚至受到了朝廷的表扬。

五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货殖列传》，值得细读。

货殖列传读后感篇十七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提到的第一个人物就是太公望，太公望即姜太公。姜太公姓姜名尚，因其先祖曾经担任四岳之官，传说在尧、舜时掌管四时，主持方岳巡守，辅佐夏禹治水有功，被封于吕地，也有封于申的。封于吕的，随封地姓吕，所以，身为姜氏后人的姜太公又姓吕名尚。传说姜太公出生后，家道并不好，已经衰败，所以，为了混口饭吃，他做过屠户，卖过酒水，大半辈子处于浑浑噩噩，碌碌无为的状态。史书对此记叙也很简单。

那么，司马迁为何一提到姜太公便称之为太公望呢？原来，这与大家所熟知的“姜太公钓鱼”的故事有关，司马迁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也有所记载。姜太公晚年垂钓于渭水，西伯也就是后来的周文王外出狩猎前让人算了一卦，卦辞说“你这次出去狩猎，所获猎物非龙非螭，非虎非熊，所得而是成就你霸业的辅臣。”于是西伯外出狩猎，果然在渭水河南岸遇到姜尚，经过一番交谈，西伯很高兴自己遇到了高人，就说：“自从我国先君太公就说：‘定有圣人来周，周会因此兴旺。’说的就是您吧？我们太公盼望您已经很久了。”因此称姜尚，即吕尚为“太公望”，二人一同乘车而归，尊为太师。

对于姜太公遇文王，《史记》中还有其他说法。

有一个说法是说他博闻多学，曾为商纣王做事，因商纣王无道而离开，然后到各国游说，结果怀才不遇，没人听他的治国之道，最终西归于周西伯，为西伯所用。

还有另一个说法是说姜太公是位隐于海滨的处士，周西伯被商纣王囚禁在h里时，西伯之臣散宜生、闳夭久闻姜尚之名，就召请他。姜尚就言说道：“听说西伯贤德，又一贯尊重关心老年人，何不前往？”此三人为了营救西伯，寻找美女奇宝，献给纣王，以赎取西伯。西伯因此得以被释，返回周国。

虽然姜太公遇文王传说各异，但都认为他是文王武王之师。这几个传说，孰真孰假，不得而知。但是，后世的人们更喜欢姜太公钓鱼这一说法，并赋予它更多的传奇色彩。

不管怎么说，姜太公遇文王，肯定有一番对话。对文王西伯来说，有个识才过程，对姜太公来说有个展示胸中韬略机会的过程。在古兵书《六韬》中可以读到二人对治国之道和军事韬略的精彩对话。尽管不少后人对《六韬》是否为姜太公所作提出不少质疑，但在历史上，姜太公辅佐周文王、周武王，为建周室王朝立下天大之功是不争事实，而且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也较为记载了他辅佐文王、武王的几件大事，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通过“牧野之战”，帮助武王伐纣，建立了周王朝。

在殷朝纣王时期，西周建立之前，大小诸侯便有八百余个，周在文王西伯初期还是个不算出名的诸侯国，所以，姜太公何来雄才大略，不管是《吕氏春秋》，还是司马迁的《史记》，都未做详细叙述，这也就难怪对武王伐纣以前的历史记载语焉不详，多为传说了。

姜太公因其大功而被封于齐地营丘，为齐国开国君王。为此，《齐太公世家》记载道：“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由此可知，姜太公为齐王，定都营丘，在政治上“修政，因其俗，简其礼。”即根据当地风俗，简化了繁琐的旧礼制，来提高行政管理效率。在经济上“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结果是“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

在《货殖列传》则进一步详载到：“故太公望封与营丘，地泻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h至而辐辏，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也就是说，姜太公被封于营丘，当上齐国国君，看到所封之地是盐碱地，不能生产什么粮食，人口稀少而又穷困，他因地制宜，劝女人们纺织刺绣，极尽工艺技巧，同时让人们贩运鱼盐增加收入。正是因为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充分发挥了人与地域的独特优势，各国的人财物都汇集到齐国，“h至而辐辏”，结果齐国一派繁荣：“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

货殖列传读后感篇十八

原文：

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潟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繦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闲敛袂而往朝焉。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于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强至于威宣也。

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执益彰，失执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译文：

老子说：“古代太平之世达到极盛时期的时候，虽然邻国的百姓彼此望得见，鸡犬之声彼此听得见，但人们各自以为自家的食物最香甜，衣裳最漂亮，习俗最安适，职业最快乐。以至于老死也不相往来。”要是谁以此为目标，而在近代去涂饰堵塞老百姓的耳目，使他们再回复到往古的时代，那就几乎是行不通的了。太史公说：神农以前的事，我已无从考知了。至于《诗经》、《尚书》所记载的虞、夏以来的情况，还是可以考知的：人们的耳朵、眼睛要竭力享受声、色之乐，嘴里要吃尽各种美味。身体安于舒适快乐，而心里又羡慕夸耀有权势、有才干的光荣。这种风气浸染民心已经很久了。即使用高妙的理论挨家挨户去劝导，到底也不能使他们改变，所以，对于人民最好的做法是顺其自然，其次是因势利导，再其次是进行教育，再其次是制定规章，限制他们的发展。而最坏的做法是与民争利。

太行山以西出产大量的木材、竹子、楮树、野麻、旄牛尾、玉石；太行山以东盛产鱼、盐、漆、丝，又有歌舞和女色；江南出产楠树、梓树、生姜、桂皮、金、锡、铅、朱砂、犀角、玳瑁、珠玑、象牙、皮革；龙门、碣石以北盛产马、牛、羊、毡、裘、筋、角；至于铜、铁则分布在千里的疆土上，各处的山都出产，真是星罗棋布。这是大概的情形。所有这些都是中原地区人民喜爱的必需品，通常用来做穿着、吃喝、养生送死的东西。所以说大家都靠农民的耕种才有吃的，靠虞人才能把山泽中的资源开发出来，靠工人做成各种器具，靠商人贸易使货物流通。这难道是有政治教令征发和约束他们吗？人们各按其能力干自己的工作。尽自己的力量，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因此，东西贱是贵的征兆，东西贵是贱的征兆。这就刺激各行各业的人努力从事自己的职业，以自己的工作为乐趣，就如同水往低处流一样，昼夜不停。用不着召唤，他们自己会送来；东西用不着寻求，人们自己会生产。这难道不就证明了农、虞、工、商的工作是符合经济法则的吗？《周书》上说：“农民不生产，粮食就缺乏；工人不生产，器物就缺乏；商人不转运，粮食、器物、财货就断绝；虞人不生产，财货就缺乏。”财货缺乏，山泽中的`资源就不能开发了。农、工、商、虞这四种人的生产，是人民赖以穿衣吃饭的来源。大就富足，来源小就贫困。大了，对上可以使国家富强，对下可以使家庭富裕，贫富全靠自己。富了也没人掠夺他，穷了没人给他东西，而聪明的人有余，愚笨的人不足。姜太公封在营丘，那里的土地都是盐碱地，劳力很少。于是姜太公就鼓励妇女纺线织布，尽力施展她们的技巧，并且使本地的鱼盐流通外地。老百姓用襁褓背着孩子络绎不绝地归聚到那里，真如同车辐凑集于车毂似的。因而齐国产的冠带衣履，行销天下；东海和泰山之间的各小国的国君，都拱手敛袖恭恭敬敬地来齐国朝见。后来，齐国中途衰弱，管仲又修订了太公的政策，设立了调节物价出纳货币的九府。齐桓公就借此称霸，多次会合诸侯，使天下的一切都得到匡正，因而管仲也奢侈地收取市租。他虽处陪臣之位，却比列国的君主还要富。因此，齐国的富强一直延续到齐威王、齐宣王时代。

所以，管仲说：“仓库储备充实、老百姓才能懂得礼节，衣食丰足，老百姓才能分辨荣辱。”礼仪是在富有的时候产生的，到贫困的时候就废弃了。因此，君子富了，才肯施恩德；平民富了，才能调节自己的劳力。水深，鱼自然会聚集；山深，兽自然会奔去；人富了，仁义自然归附。富人得了势，声名就更显著；一旦失势，就会如同客居的人一样没有归宿，因而不快活。在夷狄外族，这种情况则更厉害。俗话说：“家有千金的人，不会死在市上。”这不是空话啊。所以说：“天下的人乐融融，都是为财利而来；天下的人闹嚷嚷，都是为着财利而往。”兵车千辆的国君，食邑万户的诸侯，食禄百户的大夫，尚且还都怕穷，更何况普通的平民百姓呢！

注释：

“至治之极”八句：引自《老子》，但文字略有不同。

“挽近世”句：挽，同“晚”。涂，堵塞。

已同“矣”。

刍豢：指牲畜的肉。用草饲养的叫“刍”，如牛、羊；用粮食饲养的叫“豢”，如猪、狗。

眇：同“妙”。

道：同“导”。

旄：，即楮（楚）树，树皮可以造纸。旄，旄牛，其尾有长毛，可供旗帜装饰之用。

连，同“链”，铅矿石。

丹沙，同“丹砂”，矿物名，俗称朱砂。

玳瑁：龟类，其甲为名贵的装饰品。

玑：不圆的珠子。

龙门：山名。在今山西稷山县和陕西韩城县之间。

碣石：山名，在今河北昌黎县西北。

旃：同“毡”。

筋、角：兽筋，兽角，可用以制造弓弩。

虞：掌管山林川泽出产的官，此指开发山林川泽的人。

邪，同“耶”。

周书，指《逸周书》，今本《逸周书》无此段话。盖是古本《逸周书》的佚文。

辟，同“僻”。

原，同“源”。

公望，即姜尚，相传他姓姜，名尚，字子牙，其先人封在吕地，故又称吕尚。他佐武王伐纣，封于营丘e在今山东昌乐县东南f，国号齐。

至，犹言襁负而至。

三归，按常例应归公室所有的市租。

陪臣，诸侯之大夫对天子自称陪臣。

威、宣：齐威王，名婴齐，田桓公之子，公元前356-前3在位。宣，齐宣王，名辟疆，威王之子，公元前3-前3在位。

“仓廪实”二句：见《管子·牧民》。

壤壤，同“攘攘”。

编户，编入户口册。

赏析：

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待司马迁在货殖列传里表达的经济思想，无论如何赞誉也不为过。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司马迁还具有那么清晰的经济自由的思想，他关于经济活动以及商人的看法对当下中国也是有极大借鉴意义的。在政府和民间经济的关系上，像“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这样的观点在时下中国听来也有振聋发聩之感。

司马迁的这个经济自由的思想影响了历代中国人，并且还会继续影响下去。他的民本的思想以及对商人求利平和开放的心态，已经构成了中国传统思想很重要的一部分。这是中华民族的财富。

《货殖列传》是论述春秋末年到汉武帝年间的社会经济史的专章。在序文中，作者驳斥了老子的“小国寡民”的历史倒退论，肯定了人们追求物质财富的合理欲望，并试图以此来说明社会问题和社会意识问题。他认为人们的物质生活需求必然推动社会生产的分工和社会各经济部门的发展，而人的道德行为又是受他占有财富的多少制约的，从而谴责了汉武帝时期的经济垄断政策，抨击了当时以神意解释社会问题的唯心主义观点。

货殖列传读后感篇十九

老子说：“古代太平之世达到极盛时期的时候，虽然邻国的百姓彼此望得见，鸡犬之声彼此听得见，但人们各自以为自家的食物最香甜，衣裳最漂亮，习俗最安适，职业最快乐。以至于老死也不相往来。”要是谁以此为目标，而在近代去涂饰堵塞老百姓的耳目，使他们再回复到往古的时代，那就几乎是行不通的了。太史公说：神农以前的事，我已无从考知了。至于《诗经》、《尚书》所记载的虞、夏以来的情况，还是可以考知的：人们的耳朵、眼睛要竭力享受声、色之乐，嘴里要吃尽各种美味。身体安于舒适快乐，而心里又羡慕夸耀有权势、有才干的光荣。这种风气浸染民心已经很久了。即使用高妙的理论挨家挨户去劝导，到底也不能使他们改变，所以，对于人民最好的做法是顺其自然，其次是因势利导，再其次是进行教育，再其次是制定规章，限制他们的发展。而最坏的做法是与民争利。

太行山以西出产大量的木材、竹子、楮树、野麻、旄牛尾、玉石；太行山以东盛产鱼、盐、漆、丝，又有歌舞和女色；江南出产楠树、梓树、生姜、桂皮、金、锡、铅、朱砂、犀角、玳瑁、珠玑、象牙、皮革；龙门、碣石以北盛产马、牛、羊、毡、裘、筋、角；至于铜、铁则分布在千里的疆土上，各处的山都出产，真是星罗棋布。这是大概的情形。所有这些都是中原地区人民喜爱的必需品，通常用来做穿着、吃喝、养生送死的东西。所以说大家都靠农民的耕种才有吃的，靠虞人才能把山泽中的资源开发出来，靠工人做成各种器具，靠商人贸易使货物流通。这难道是有政治教令征发和约束他们吗？人们各按其能力干自己的工作。尽自己的力量，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因此，东西贱是贵的征兆，东西贵是贱的征兆。这就刺激各行各业的人努力从事自己的职业，以自己的'工作为乐趣，就如同水往低处流一样，昼夜不停。用不着召唤，他们自己会送来；东西用不着寻求，人们自己会生产。这难道不就证明了农、虞、工、商的工作是符合经济法则的吗？《周书》上说：“农民不生产，粮食就缺乏；工人不生产，器物就缺乏；商人不转运，粮食、器物、财货就断绝；虞人不生产，财货就缺乏。”财货缺乏，山泽中的资源就不能开发了。农、工、商、虞这四种人的生产，是人民赖以穿衣吃饭的来源。大就富足，来源小就贫困。大了，对上可以使国家富强，对下可以使家庭富裕，贫富全靠自己。富了也没人掠夺他，穷了没人给他东西，而聪明的人有余，愚笨的人不足。姜太公封在营丘，那里的土地都是盐碱地，劳力很少。于是姜太公就鼓励妇女纺线织布，尽力施展她们的技巧，并且使本地的鱼盐流通外地。老百姓用襁褓背着孩子络绎不绝地归聚到那里，真如同车辐凑集于车毂似的。因而齐国产的冠带衣履，行销天下；东海和泰山之间的各小国的国君，都拱手敛袖恭恭敬敬地来齐国朝见。后来，齐国中途衰弱，管仲又修订了太公的政策，设立了调节物价出纳货币的九府。齐桓公就借此称霸，多次会合诸侯，使天下的一切都得到匡正，因而管仲也奢侈地收取市租。他虽处陪臣之位，却比列国的君主还要富。因此，齐国的富强一直延续到齐威王、齐宣王时代。

所以，管仲说：“仓库储备充实、老百姓才能懂得礼节，衣食丰足，老百姓才能分辨荣辱。”礼仪是在富有的时候产生的，到贫困的时候就废弃了。因此，君子富了，才肯施恩德；平民富了，才能调节自己的劳力。水深，鱼自然会聚集；山深，兽自然会奔去；人富了，仁义自然归附。富人得了势，声名就更显著；一旦失势，就会如同客居的人一样没有归宿，因而不快活。在夷狄外族，这种情况则更厉害。俗话说：“家有千金的人，不会死在市上。”这不是空话啊。所以说：“天下的人乐融融，都是为财利而来；天下的人闹嚷嚷，都是为着财利而往。”兵车千辆的国君，食邑万户的诸侯，食禄百户的大夫，尚且还都怕穷，更何况普通的平民百姓呢！

注释。

（1）“至治之极”八句：引自《老子》，但文字略有不同。（2）“挽近世”句：挽，同“晚”。涂，堵塞。（3）已同“矣”。（4）刍豢：指牲畜的肉。用草饲养的叫“刍”，如牛、羊；用粮食饲养的叫“豢”，如猪、狗。（5）眇：同“妙”。（6）道：同“导”。（7）旄：，即楮（楚）树，树皮可以造纸。旄，旄牛，其尾有长毛，可供旗帜装饰之用。（8）连，同“链”，铅矿石。（9）丹沙，同“丹砂”，矿物名，俗称朱砂。（10）玳瑁：龟类，其甲为名贵的装饰品。（11）玑：不圆的珠子。（12）龙门：山名。在今山西稷山县和陕西韩城县之间。（13）碣石：山名，在今河北昌黎县西北。（14）旃：同“毡”。（15）筋、角：兽筋，兽角，可用以制造弓弩。（16）虞：掌管山林川泽出产的官，此指开发山林川泽的人。（17）邪，同“耶”。（18）周书，指《逸周书》，今本《逸周书》无此段话。盖是古本《逸周书》的佚文。（19）辟，同“僻”。（20）原，同“源”。（21）太公望，即姜尚，相传他姓姜，名尚，字子牙，其先人封在吕地，故又称吕尚。他佐武王伐纣，封于营丘e在今山东昌乐县东南f，国号齐。（22）至，犹言襁负而至。（23）三归，按常例应归公室所有的市租。（24）陪臣，诸侯之大夫对天子自称陪臣。（25）威、宣：齐威王，名婴齐，田桓公之子，公元前356-前3在位。宣，齐宣王，名辟疆，威王之子，公元前3-前3在位。（26）“仓廪实”二句：见《管子·牧民》。（27）壤壤，同“攘攘”。（28）编户，编入户口册。

货殖列传读后感篇二十

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潟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繦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闲敛袂而往朝焉。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于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强至于威宣也。

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执益彰，失执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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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殖列传读后感篇二十一

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潟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繦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闲敛袂而往朝焉。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于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强至于威宣也。

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执益彰，失执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货殖列传读后感篇二十二

关注某个遇到困难的行业很久了，问了几个业内人士对于未来的看法，大家都说看不清。凌通基本上认为一个过分困难的行业未来好转的确定性极大，虽然现在看不出来。我们一直在思考是等有明确的好转迹象时再参与，还是在没有好转迹象时就参与!一直苦思。

最近阅读了《史记货殖列传》，读后凌通更强烈地认为危机行业的未来是光明的，而且不需要为它的好转未来找一个具体的理由，由于它处于极端的低迷中，就是它复苏和好转的理由，这一思想是在阅读了《史记货殖列传》之后产生的强烈感受。

史记中记录了古代两大着名商业家计然和白圭的商业理论和商业活动。“人弃我取，人取我予”就是白圭提出的，白圭认为商业成功的第一要素就是要善于观察变化和利用变化，他主张利用规律性变化获利，所谓规律性变化就是不要关注引起变化的具体原因，要把握必定如此的变化，白圭提出的“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商业策略，就是必定如此的规律性变化，这里面的规律是，由于有大量的人弃，价格必定就掉下来了，而价格掉下来，就是上涨的理由，上涨的理由具备，上涨就是迟早的事!只要发生大量的抛售，就买入，至于这种抛售是属于全球金融危机引起的呢?还是巨额投资亏损造成的呢?还是原料涨价引起的不关注，只要人弃，我就取。

另一位商业家计然提出贵极则贱，贱极则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价格贵到极点，就会返归于贱;价格贱到极点，就要返归于贵。当货物贵到极点时，要及时卖出，视同粪土;当货物贱到极点时，要及时购进，视同珠宝)。至于是什么引起的贵贱变化，这些商业家们并不关注。而我们的投资人则长期沉逆于引起价格变化的原因中不能看清全局，忽视了价格下跌本身就是上涨的理由的规律。

说来说去凌通最想要说是，重要的是把握必定如此的规律性变化，跌多了就是涨，涨多了就是跌这是基本规律。人们都不敢买的时候，都弃之的时候就是最好的买入机会这也是规律。不要寻求具体的上涨理由和买入理由，一旦有具体的上涨理由和买入理由，实际股票就没有买入价值了，一旦有上涨的理由的时候，人们就不要抛售了，也就没有机会了。所以真正的把握机会一定要在完全看不清具体利多的困难阶段下手。同时要理解相信价格的变化总是向反方向变的，上涨总会转化为下跌，反之下跌一定会转化为上涨!

我们如果在完全看不到利多的情况下，在大家都疯狂抛出的情况下买入，一定能买到极好的价格，但是由于没有具体的利多和上涨的消息，所以买入后就不可能形成快速的上涨，寻求买入后马上上涨，永远不可能买到好价格，甚至永远也不能挣钱，俗话说的好，财不入急门。在大家都疯狂抛出的情况下买入，在人人不看好的情况下，买入之后，一定不会很快上涨。买入之后，必定经过一个时间的推移，因为变化是需要时间的!为了明天的上涨而买入，这不客观，明天与今天的时间差太短，这中间没有出现较大积极变化的可能，任何一个积极的变化，总是要跨越较长的时间。

在这点上，古代商业家计然和白圭分别提供了更伟大的思想，计然指出：天旱资舟，天涝资车(旱时，就要备船以待涝;涝时，就要备车以待旱)，这才是商业和经营的规律。在古代商业家的眼里，所有的商业行动都是为次年或者很多年后所做的准备，等待时间的推移，实现收益。白圭则提出，当货物过剩低价抛售时，就收购;当货物不足高价索求时，就出售。谷物成熟时，买进粮食，出售丝、漆;蚕茧结成时，买进绢帛绵絮，出售粮食。两位商业家都不为明天操心，他们的商业行为都不是为明天挣钱做准备，而是为更长久的未来做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