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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公正研究论文篇一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社会矛盾日益复杂，利益主体和利益关系呈现出多样化，利益冲突也随之加剧。同时，由于成文法固有的稳定性和滞后性，使其对现实生活中新出现的纠纷和冲突的调节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如何缓和社会矛盾，平衡利益关系，维护司法制度公正与社会和谐，对我国法官在司法实践中的审判活动提出了严峻的考验。本文主要通过对利益衡量的概念界定和其具有的显著优越性的介绍，从而提出完善利益衡量在司法审判中的建议。

一、利益衡量概念界定。

利益衡量，是指法官审理案件时，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依据现有的成文法无法直接得出合理的判决，理清存在冲突的利益类型，进而对冲突利益进行评估，结合自身的价值判断进行相关利益衡平后将依据的法律引用到审判结果上的过程。利益衡量的一般过程包括“结论先行”环节及“依据法规的理论构成”环节。前者包括利益调查、利益分析和利益权衡。即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尽可能地收集和整理案件事实证据，调查与案件处理相关的利益类型，然后对所发现的利益进行归类整理，继而根据所发现的利益的相关性筛选出冲突利益，依据现有法律和价值判断从而实现各方正当利益的最大化。“依据法规的理论构成”环节则是法官在完成前述环节后，通过现行的法律条文赋予衡量结论理由，从而验证结论的正确性，增强结论的说服力。

利益衡量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由梁慧星教授从日本引入大陆，其精神内涵在于法官适用法律时，应摆脱机械规则的束缚，探求立法者制定法律时的立法原意，通过衡量案件中的各种利益从而对利益主体和冲突利益进行衡评，兼顾双方当事人及社会利益，从而在实现当事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时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梁慧星教授认为：利益衡量是普遍的，可适用于不同的法律部门的各类案件之中。

二、利益衡量具有显著的优越性。

(一)在司法实践中弥补法律漏洞。

利益衡量可以让法官拥有更大的自由裁量权，从而在面对立法漏洞时通过自己的价值判断与利益平衡实现个案正义，继而有效弥补司法实践中法律空白的缺陷。同时法官在综合现有法律规则下，通过利益衡量寻求最佳的裁判方式有助于解决法律的滞后性所带来的法律适用难题。

(二)有助于化解社会矛盾。

法官在审判中充分运用利益衡量的方法，具体分析各方利益，不仅有助于在案件审判过程中听取各方利益抓取矛盾的主要方面，更有助于在案件裁判中正确适用法律、化解各方纠纷，兼顾社会效果与法治效果的统一，从而化解矛盾，维护社会正义。

(三)是法治原则与立法精神的要求。

利益衡量体现法治原则，注重公民权利的保障与维护，法律的裁决具有规范与指引社会和个体行为的能力。利益衡量有助于法的稳定性实现，成文法律不宜在社会出现新情况时频繁改动，通过利益衡量机制，有助于实现法律在保持变化中的稳定，从而实现立法精神的实质内涵。

三、利益衡量的完善建议。

利益衡量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已多有所用，但在我国现有法律中还无法找到利益衡量的具体标准。为了贯彻法治精神，实现全社会的公平正义，法官要熟练掌握运用利益衡量理论来弥补法律调整的不足，弹性地解释和运用法律从而提高其司法能力。

(一)在法典中增设法律适用。

在我国的各类法典中应增设法律适用一节，明确规定法官可以用利益衡量等方法填补法律漏洞。虽然实践中法官被告知在面对法律空白时不应拘泥于法律条文的束缚，填补法律漏洞应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但我国是传统的成文法国家，法官习惯于演绎推理的定向思维及案件审判的终身负责制使得法官不得不谨言慎行，严格依据法律条文。因此，我们应当在法典中明确规定利益衡量规则，使法官裁判过程中做到有法可依，从而始终坚持法治原则。

(二)培养高素质的法官。

法官自身的良好素质不仅体现了个人能力，更有助于实现我国法治建设的宏伟目标，采用利益衡量的方法弥补法律漏洞审理案件对法官的法学素养和洞察能力有很高的要求。高素质的法官应符合以下两个方面：一，具有深厚的法律素养。采用利益衡量审理案件是一个融合归纳总结和演绎推理的复杂过程，只有精通法律理论，拥有丰富审判实践经验的高素质法官才能很好地驾驭这个过程。二，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高尚道德。法官在进行案件审理过程中一方面必须服从法律，遵守法律条文，同时他们都会加入自己的道德观念来进行价值判断，高尚的道德观有助于法官做出公正的价值判断。

(三)建立中国特色的判例制度。

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判例制度，这里所说的“判例制度”是指法官在审理案件时以我国的制定法为主要法律依据，参酌最高人民法院形成的判例，根据“同案同判”的原则，受这些判例的`指引和约束，以判例补充解释制定法。这样，人们能够合理预期到自己的行为将产生的法律效果，从而树立司法权威，增加人们对法律的尊崇。

(四)利益衡量依据与理由的明示化。

对于经过利益衡量裁判的案件，法官应当在判决书中出示利益衡量的过程，对平衡依据和推理过程进行充分的解释。同时对于不适宜在裁判文书中表述的利益衡量过程，法官可以采用在裁判文书后附加“判后寄语”、“判后释法”等说明相关利益衡量的理由和法律规定，这样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各方利益主体的对抗情绪，提高公民法律意识，从而实现良好的社会效果。

霍姆斯曾说：“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我国做为大陆法系的成文法国家，如果单纯依靠三段论式的逻辑演绎推理，忽视价值判断，无法解决现实中复杂的问题。利益衡量理论突破了概念法学的束缚，倡导法官衡量案件事实中的利益，更加灵活自由地进行审判。同时也应注意到法官在司法审判中的利益衡量，在充分发挥其作为价值判断的同时，不仅不能脱离法律规范，更要依据法律规范评价当事人利益及其体现的社会利益，弥补制定法的不足，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及社会的公平正义。

司法公正研究论文篇二

近年来，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探索最多的问题莫过于司法改革，这对推动依法治国的进程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产生了一些令人忧虑的现象。毋庸讳言，我国的司法制度并不尽如人意，有诸多尚待完善之处。但任何改革都不能脱离我国的实际情况，不能脱离现行的国体和政体。司法改革关系到一个国家政治制度、价值取向等深层次问题，更是事关重大，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因此，司法改革既需要大胆探索，更需要缜密论证。

检察权与审判权是制约与被制约的关系，两者存在某种冲突是正常的现象。“一方面，冲突必然会不断发生；另一方面，冲突又会不断地达成一致走向统一，正是在这种冲突、统一，再冲突、再统一的交互变动中，法律才得以严格而有序的贯彻和执行。”（注：邹建章：《论民事检察监督法律关系》，《中国法学》第6期。）应当说，冲突是形式，统一是本质。因为两者的根本目的具有一致性，都是为了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具体到民事检察监督而言，检察院与法院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正确实施民商法律，实现司法公正。实际上，审判权是国家以强制力为后盾，解决当事人利益冲突，实现法律正义，维护社会稳定；检察权则是为了保证国家法律的正确和统一实施。目前引起广泛关注的检察权与审判权的冲突，主要是由于监督者和被监督者的认识差异所造成的，其实质是，一方要履行监督职责，另一方则视监督为干预，千方百计地拒绝监督，以致影响了法律监督机制的正常运转。究其原因，正如学者所言，“目前障碍民事检察监督机制应有功能之有效发挥的主要原因在于审判自身。也就是说，从法院系统的整体层面上来讲，普遍地尚未理顺与法律监督机关的相互关系，不习惯接受来自检察机关的民事抗诉，甚至于对民事抗诉怀有强烈的抵触情绪。”（注：赵钢：《正确处理民事经济审判工作中的十大关系》，《法学研究》第1期。）一些法院对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采取消极拖延，长期不开庭审理，拒绝检察院阅审判卷宗等，更有甚者，有的法院竟然驳回检察院的抗诉。例如，桂林市县两级法院自199月以来，对检察院抗诉的20件民事行政案件的作了如下处理：2件维护原判，18件驳回抗诉，其中3件未经开庭审理直接驳回抗诉，严重违反了法律的规定。

如果说上述做法尚属地方法院所为的话，其影响也只是局部的或者说是个案，而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的声音却影响了全国，抑或正是由于最高法院的默许或者鼓励，地方法院才有了上述作为。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在其批复中，数次单方面就涉及检法两家的民事检察监督的范围作出重重限制。据不完全统计，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批复包括：(1)1995年8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执行程序中的裁定的抗诉不予受理的批复》。(2)1995年10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维持原裁判的民事、经济、行政案件，人民检察院再次提出抗诉应否受理问题的批复》，称此类抗诉只能由原提出抗诉的检察院的上级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法院才予受理，提高了抗诉检察院的级别。(3)198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检察机关对先予执行的民事裁定提出抗诉人民法院应当如何审理的批复》，称检察院的监督为“事后监督”，法院对此类抗诉予以退回。(4)年8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破产程序中当事人或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作出的债权人优先受偿的裁定申请再审或抗诉应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称法院对此类抗诉不予受理。(5)年1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检察院对民事调解书提出抗诉人民法院应否受理问题的批复》，该批复作缩小解释，称检察院的此类抗诉“于法无据”，法院不予受理。需要指出的是，1993年3月8日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调解书确有错误当事人没有申请再审的案件人民法院可否再审的批复》，则作扩大解释，赋予法院主动进行再审的权力，称“人民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精神，可以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6)1999年6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人民法院不受理人民检察院就移送管辖裁定提出抗诉的答复》。(7)6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检察院对撤销仲裁裁决的民事裁定提起抗诉人民法院应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称“检察机关对发生法律效力的撤销仲裁裁决的民事裁定提起抗诉，没有法律依据，人民法院不予受理。”(8)206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处理人民检察院提出暂缓执行建议问题的批复》，称“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生效民事判决提出暂缓执行的建议没有法律依据。”

这里姑且不论这些批复的内容是否违背法律意旨，也不说其是否具有较大的随意性，最高法院的这种做法本身显然是极不适当的。这一问题已经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有学者认为，“并非仅仅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没有心平气和地把接受人民检察院的民事经济检察监督作为审判机关的份内之事，而且就连最高人民法院也是如此！……最高人民法院为了‘抗衡’来自检察机关的民事经济检察监督，左一个解释，右一个批复，对可以抗诉的生效裁判的范围不断加以蚕食，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从而使来自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频频受阻，其影响是极坏的！”（注：赵钢：《正确处理民事经济审判工作中的十大关系》，《法学研究》1999年第1期。）学者指出，“尽管法院对具体案件享有最终的裁判决定权，但监督范围不同于对具体案件的处理，它应当由立法机关来确定，作为监督者的检察机关无权自行确定监督范围，作为被监督者的法院更不得自行划定监督范围。检、法两机关在监督范围上的争议，应当由我国权力机关来解决。”（注：李浩：《民事诉讼检察监督若干问题研究》，《中国法学》1999年第3期。）全国人大常委会在1981年通过的《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中规定，凡属法院审判工作或检察院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分别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解释，两院解释如有原则分歧，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或决定。根据目前的形势，学者们完全有理由担心，“此一问题不解决，就很难估计日后最高法院还将会作出多少诸如此类的‘批复’”。（注：蔡彦敏：《从规范到运作――论民事诉讼中的检察监督》，《法学评论》，年第3期。）。

二、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或法官独立。

民事诉讼法第6条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对民事案件独立进行审判，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既不是“合议庭独立审判”（注：柴发邦主编：《民事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第74页。），也不是“审判员独立。”（注：梁书文、回泸明、杨荣新主编：《民事诉讼法及配套规定新释新解》，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21页。）这一原则有如下三层含义：其一，法院独立审判民事案件，必须严格遵照法律的规定；其二，法院作为一个整体在行使审判权时是独立的，而不是审判员独立审判，也不是合议庭独立审判；其三，这种独立性，不受行政机关、团体和个人的非法干涉，但不得排斥国家权力机关和检察机关的监督，（注：江伟主编：《中国民事诉讼法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7-48页。）也不得排除社会对审判活动的了解和监督。正如学者所言，“审判。

独立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实现诉讼公正的手段，公正性是比审判独立性处于更高层次的价值，对于诉讼而言，如果说公正性是绝对的要求，那么审判独立性则并非绝对，因为维护诉讼公正目标的手段不是单一的，各种手段之间具有一定的制约与平衡关系。其中最重要的关系是审判独立与社会监督之间的制约与平衡关系。”（注：陈桂明：《诉讼公正与程序保障》，中国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第21页。）有人主张将“将独立审判主体明确定位于法官”，（注：蔡彦敏：《独立审判探源及其现实分析》，《法学评论》1999年第2期。）即所谓“法官独立”，法官独立认定事实，适用法律，作出裁判。有人甚至认为“在特定具体事件之审理程序终结或确定以后，就其审理程序是否违法或裁判内容当否，不允许对法官进行批评、调查或追究责任。”（注：黄松有：《对现行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法理思考》，《人民法院报》2000年5月9日，第3版。）如果对我国法官的素质稍加分析，就不能不令人对“法官独立”产生担忧。

众所周知，我国法官的来源主要有三部分：一是政法院校的毕业生，二是部队转业干部，三是考入或调入的其他人员。法官们的社会背景、文化程度、专业历练参差不齐。据报载，在全国法院25万干部中，研究生层次仅占0.25%，本科层次仅占5.6%，（注：张卫理：《中国需要大批法律人才》，《法制日报》10月3日。）非专业化现象相当普遍。一位高级法院的院长坦言：“司机可以转干当法官，军队转业干部可以当法官，工人可以转干当法官。”（注：转引自夏勇主编：《走向权利的时代――中国公民权利发展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40页。）其中许多人直接从事着审判工作，有的还根据其在部队的级别安排相应的行政领导职务，如院长、庭长等。不可否认，在我国法官队伍中，不乏具有较高法律素养和良好品行且有丰富经验的法官，对于他们来说，法官独立或许是可行的。问题在于，一种制度要求的是一体遵行，不可能对某些法官适用，对另一些法官不适用，这是必须正视的问题。有一点需要明确的是，无论是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还是法官独立，其权力都不是无限的，其独立都是相对的。如果对法官违反程序或者错误裁判的行为都“不允许批评、调查或者追究责任”的话，那么，司法公正从何而言？有人认为，“如果法官存在违法、违纪及其他不良行为，并不当然导致诉讼案件的裁判错误，对这一点已经不乏事实证明，法官因违法犯罪或被判刑或因违纪被惩戒，其所裁判的诉讼案件并不一定都被改判。”（注：黄松有：《对现行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法理思考》，《人民法院报》2000年5月9日，第3版。）诚然，实践中确实有违法而不枉法的法官，但在检察院查处的审判人员违法犯罪案件中，这种情况十分罕见，更多的则是既违法又枉法，有的法官违法的目的就是枉法，我们不能因为百分之一的存在而否定百分之九十九的存在，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况且，即使是对违法而不枉法的法官，也不能完全不予追究，试想，一个贪赃受贿的法官作出的裁判，怎能让人信服其是公正的呢？法官的使命在于运用司法程序解决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并通过这一过程本身，向当事人及全社会昭示法律与正义的准则。因此，法官的知识、品行、经验等就成为其能否完成使命的重要因素。至于法官的品行，虽然没有完全一致的标准，但人们总是寄予极高的期望。有人认为任何法官都必须具备四种品质：正义、智慧、坚强、克制；有人认为法官应该是善良、正派、明智、有经验；有人要求法官的外在行为的个性应表现为：像一头灰色制怒的狮子，右掌压在左掌上，当他对案件得不出正确判断时，应首先三思而不盲动。一个人即使受过良好而完整的法学教育，品行端正，如果没有相当的司法经验，也难以胜任法官的重担。“事实上，在任何社会里，优秀的司法者，无论是职业和还是非职业的总是那些对人情世故有深刻理解的人们，是那些有相当社会生活经验的人。”（注：苏力：《法治及基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4页。）实事求是地说，撇开法律素养不谈，就品行和经验而言，我国法官的整体情况也不容乐观。诸如姚晓红式的文盲、法官加流氓式的“三盲”法官、山东莒南县“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的“三管”院长，如果再授之以“法官独立”的上方宝剑，其后果是不难设想的。

近年来，人们对于冲突的解决，求诸诉讼的动机有所减弱，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司法信任危机，“私了”现象增加。据北京市对企业的一次问卷调查，企业发生纠纷，首选“私了”为解决方式的占65%，首选诉讼解决的只占20.8%（注：赵刚、古善刚：《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公民应有的诉讼观念》，《中国法学》第1期。）。究其原因，一是与中国传统的“轻松”、“厌讼”、“耻讼”的诉讼观念有关，二是诉讼成本偏高，三是司法不公现象的客观存在，导致部分群众对法律的权威产生了怀疑。现实生活中因司法腐败引起的裁判不公，致使人们认为“打官司就是打关系”，对公正司法不再抱有希望，从而放弃通过诉讼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途径。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专门与人“摆平”纠纷的“教父”式人物，谁出价高就为谁服务，采取暴力手段解决问题，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但在部分群众看来，这些人虽然可怕，但毕竟“言而有行”，收了钱就给办事，而不象某些法官“大沿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原告被告都吃完，还说法制不健全”。（注：转引自李浩：《法官素质与民事诉讼模式的选择》，《法学研究》19第4期。）对于司法腐败严重程度的了解，莫过于法院的院长们了，“在法院内部违法违纪的问题依然存在，其中有些性质和情节还很严重。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违法违纪领域越来越宽，违法违纪职位越来越高，非法所得金额越来越大，手段越来越狡猾、恶劣的现象，败坏了法院的形象、损害了法制的权威。”（注：宗河：《谱写好历史的篇章――记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人民司法》19第2期。）司法腐败是最严重的腐败，“司法的腐败，即使是局部的腐败，也是对正义源头活水的玷污，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矫正，将足以动摇法治的根基。”（注：夏勇主编：《走向权利的时代――中国公民权利发展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16页。）。

三、判决的确定性与可撤销性。

；二是原判决经上诉审撤销而发回重审的，原审法院不受原判决的拘束；三是当事人申请再审经法院决定再审的；四是检察院提出抗诉的。

目前法院发动再审的情况有三种：一是当事人申请，二是法院主动再审，三是检察院抗诉。有学者认为，各级法院审判委员会对本院作出的确定判决有权决定再审、最高法院对地方各级法院的判决、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判决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法院再审，与判决的拘束力是背道而驰的。（注：江伟、肖建国：《论判决的效力》，《政法论坛》1996年第5期。）我国立法明确规定法院本身可以随时随意地否定自己或者下级法院作出的判决、裁定，破坏了判决的稳定性和权威性，法院的威信也将不复存在。因此，应当废除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制度，法院不得自己主动提起再审，不得随时随意地否定自己或下级法院作出的确定判决，而只能应当事人的申请或者检察院的抗诉提起再审。也有人认为，只保留当事人申请再审即可，不必保留检察院抗诉发动再审。从法律规定看，当事人申请再审并不必然引起再审，决定是否再审的权力仍在法院；从实践情况看，当事人向法院申请再审必须判决、裁定生效两年内提出，且大多数情况下是被通知驳回申请。如果废除民事检察监督，当事人就无其他途径诉请再审。保留检察院抗诉发动再审程序，既符合既判力原理，又能切实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应当予以保留。

四、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

司法实践中，对任何案件的裁判标准都有两个：一个是事实标准，一是个法律标准。有人认为，“一般而言，对案件的判断主要有两个标准，一个事实标准，一个是法律标准。这两个标准都存在不确定性，从而导致了案件的不确定性。”（注：黄松有：《对现行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法理思考》，《人民法院报》2000年5月9日，第3版。）言下之意，一个案件可以有多个正确判决，不同法官对同一案件可以作出不同的正确裁判，甚至同一法官对同一案件也可以作出不同的正确判决，这种看法大可商榷。

从法律标准来说，法律是具有确定性的，法律精神也是确定的。正因为此，人们才根据法律来预测某一行为将产生的法律后果。“法律就是法律。法律是其本身而非如法官之所想。法官的任务是运用法律而不是改变法律来符合他们自己伦理学或政治。”（注：（美）德沃金：《法律帝国》，李常青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4页。）孟德斯鸠为表明法官在审判活动中毫无创造性的特征，选用了再清楚不过的字眼：判决只能作为“法律的准确复制”，而不得作其他目的，“对此只需要眼睛”，法官只是“宣读法律文字的喉舌，一个不得削弱法律效力和威严的无意志的存在物”，因此法官的权力“在一定意义上等于零”。我国法律也并未赋予法官创制法律的权力。

从事实标准来说，就涉及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问题。所谓证明标准，就是指诉讼中各诉讼主体提出证据对案件情况等待证事实进行证明所应达到的程度（要求）。大陆法系国家对普通民事案件采用“自由心证”作为其证明标准，即法官斟酌言词辩论的全部意旨及调查证据结果，依自由心证判断事实上的主张是否应当认定为真实。英美法系国家对普通民事案件的最低限度的证明要求是盖然性占优势的证明。所谓盖然性，是指有可能而不是必然性；所谓占优势的盖然性，是指诉讼一方证明其的根据与证明另一方主张的根据相比占优势，其主张即可成立。高度盖然性的“排除合理怀疑”本身就是相对于案件事实而言的。在我国的民事诉讼中，实行“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法院只在必要时才负有调查收集证据的职责，法律要求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近年来，有学者认为，有必要区分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并由此挑战“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这一词法原则，进而对“有错必纠”的原则提出质疑，直至认为一个案件可以有多个正确的判决，否认错案的客观存在。这种观点难免有失偏颇。

首先，区分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是完全必要的，但它与“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司法原则并不矛盾。所谓“事实”可分为物质事实与制度事实。物质事实又称为纯物质事实、自然事实或者原始事实，指的是与人意志无关的纯客观世界，即我们说的客观事实；制度事实则又称为受人制约的事实或被规范所限制的事实，它以人为主体，以人的行为为构成要素，用行为规范来进行解释，即我们说的法律事实。司法实践中，由于诉讼时限和技术、资金、人力等多种限制，在一些比较复杂的案件中，一些事实是难以发现的或者是完全不可能发现的。因此，作为判决根据的事实，只是法院的主观的认定，而不一定是客观的存在。司法实践中坚持的“以事实为根据”，可以是客观事实，也可是法律事实。但“法律程序的内在目的是查明真相与解决争议。”（注：（美）迈克尔・d・贝勒斯：《法律的原则――一个规范的分析》，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37页。）因此，有学者指出，“民事案件事实审理中追求客观真实仍应是民事诉讼的最高理念，不应当随意抛开这个理念。”（注：江伟：《市场经济与民事诉讼法学的使命》，《现代法学》1996年第3期。）可以说，客观真实是民事诉讼的一种理想境界，法律真实则是现实操作的工具，法官的任务在于依据法定规则，使其所认定的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无限接近。

其次，无论是否区分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错案都是客观存在的。一个发生争执的案件的事实，法院认为发生的事实与当事人之间曾经发生的事实相比，即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相比，两者可能完全一致，或者部分重合，但也可能相去甚远。因为“法律事实并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人为造成的，……总之是社会的产物。”（注：梁治平编：《法律的文化解释》，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80页。）法律事实是法官以诉讼各方提出的证据和法院调查收集的证据为根据所认定的案件事实，而不等于客观事实本身，因此，即使审判人员都公正无私，其裁判出现偏差和错误仍然在所难免。即使单就法律事实而言，它既不是无本之木，也不是法官凭空臆想出来的，而应当是法官按照证据规则所得出的尽量合理的结论，也就是说，仍然存在一个判断是非的标准，而不是法官认定什么就是什么。

我国法律传统追求的是实体正义，现代诉讼的理念则是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并重，实体与程序都要体现公正。有错必纠是我国的一个法律传统，人们期待正义能够最终得到实现。法律的根本作用是为人们提供一个对某种行为后果的预期，维护一种为人们所接受的、即使有些不合理的预期，有时比改变这种不合理更为重要。废除有错必纠原则，必将产生负面影响，正如学者所分析的那样，“改变人们的司法预期，即使从纯技术角度看完全合理，也是违背法治原则的。这不仅可能影响司法机关的合法性――人们下意识的认同，更可能引起许多人……规避法律，或借助其他手段追求实质正义，进而使司法制度形同虚设。”（注：苏力：《法治及基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65页。）。

五、公法与私法。

场上。这就完全违背了现代民事诉讼的基本规律――当事人之间平等抗辩原理。”（注：黄松有：《对现行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法理思考》，《人民法院报》2000年5月9日，第3版。）这不仅涉及公法与私法的划分问题，而且涉及民事诉讼的目的问题。

在当今的大陆法系国家，程序法属于公法的范畴。英美法系国家则不明确作出公法与私法的区分。公法与私法的关系，因时代的不同而有变化。“随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出现，垄断资本主义直接干预民事活动，以致公法与私法的界限变得模糊。”（注：周相：《罗马法原论》（上册），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83-84页。）社会主义国家已不再区分公法与私法。这种划分在今天的意义，大多作为理解法律分类，特别是研究资本主义法学时的参考。

从国家设置司法制度的目的看，在于通过强制力实现国家统治。我国实行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司法制度必然要体现我国国体的要求。“有社会就有纠纷，在社会中以某种形式存在着的权力及其支配者们，对于公共事务的管理一味地通过暴力是不可取的，为此就有了通过一定社会制度来解决纠纷的必要。”（注：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王亚新、刘荣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8页。）司法制度便应运而生。“法治国家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限制权利人通过自力救济实现自己权利的内容，而规定权利的实现要通过公力救济来达成。可以说，法治的重要原则之一就是强调国家强制力来保障法律规定的权利获得实现。”（注：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42页。）所有的实体法和程序法只能通过司法制度才能得以实施，司法制度是实现法律规范的媒介，是实现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其作用表现为维护社会统治秩序、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司法制度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社会秩序和保护国家、社会和公民的利益。我们知道，法律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法律与政治密不可分，不可能抛开政治来谈法律。

从民事诉讼的目的看，我国目前主要有私法权利保护说、维护法律秩序说、契约解决说、程序保障说、多元说等。但无论民事诉讼的目的如何，有一点是确定的，即它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国家设立民事诉讼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完善司法制度和法律制度，据此实现国家的统治力。”（注：刘荣军：《论民事诉讼的目的》，《政法论坛》1997年第5期。）毫无疑问，“在私权自治原则下，私人之间的追求与调整原则上应由相关的当事人自行解决，因为只有当事人自己才最清楚自己需要什么，即当事人是自己利益的最好判断者。”（注：李季宁：《民事诉讼程序正义论》，载于《诉讼法论丛》第2卷，第438页，法律出版社年版。）民事纠纷是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争议，与刑事纠纷直接涉及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范围有所不同。在民事法律关系领域，当事人地位平等，实行意思自治和依法处分等原则。由此决定，国家对民事纠纷不能主动直接干预，当事人的起诉权是国家审判权强制力干预的连结点。当事人之间发生纠纷时，并不必然地将纠纷交付法院，他们完全可以以诉讼之外的方式解决纠纷，既可以自行协商解决，也可以在法院之外寻求其他机构解决。当事人之所以选择诉讼方式来解决纠纷，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法院裁判以国家强制力为支撑。国家通过特定的机制――法院，以特定的手段――审判，在特定的活动――诉讼中，运用强制手段解决民事纠纷。这种强制性主要表现在民事诉讼的成立以及最后的裁判并不以当事人双方完全自愿或者合意为前提。因此，法院就当事人的'纠纷进行裁判，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国家对民事活动的干预，而不能将其归于私法上的行为。不可否认的是，法院在裁判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当事人的各种需求，在法律设定的框架内寻求最令当事人满意的解决方法，但不能由此得出“民事诉讼是私法范畴”的结论。

六、司法不公与检察监督。

论及司法不公，法院权威降低的原因时，有人认为有以下七个方面：

一是法官队伍整体素质不高，自身存在违法违纪现象：二是错案追究和检察监督误导司法公正；三是执行难，四是新闻媒体报道夸大其词，误导公众；五是败诉后歪曲解释；六是一些律师恶意宣传，歪曲法官形象；七是法院管理体制与行政管理体制冲突。（注：黄松有：《透视司法不公》，《人民法院报》2000年6月20日，第3版。）认为民事检察监督“破坏了法院判决的终局性和权威性，从而严重地动摇了公众对法院诉讼公正的信心。”（注：黄松有：《对现行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法理思考》，《人民法院报》2000年5月9日，第3版。）这种观点过多地强调外界的原因，似乎司法不公是外界恶意宣扬的结果，这显然有失公允，也无益于问题的最终解决。

首先，司法不公既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也是公众对法院司法活动的一种价值判断。从法官本身的认识角度来看，往往容易得出司法公正的结论，但由于案件的裁判过程和裁判结果均在其控制之下，所以法官的评价不具有社会性。司法是否公正依赖于法官以外的外部公众判断，而且由于公正是理想司法的必然结果，公众关注更多的是司法不公正。这里的外部公众包括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者和无直接利害关系者，由于外部公众对司法过程和结果以及对法律的理解存在不同认识，所作出的判断难免有误差，有可能与法官本人的认识不尽一致，社会对司法不公的评价也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失真。但不能据此认为，公众的判断都是错误的，特别是在相当一部分公众认为司法不公时，更不能简单地称其为恶意中伤。

其次，这种说法颠倒了因与果的关系，如同说“因为有了法律，所以才有了犯罪”一样，是难以成立的。正是由于司法不公的存在，才需要检察机关的监督；正是因为司法不公，才影响了公众对司法公正的信心，而不是相反。

或一个被告走出法庭时被强加以不应有的耻辱那么这种伤害也够大的了。”（注：德沃金著：李常青译《法律帝国》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而且对于社会公众来说“因为法官说什么法律也就常常变成了什么。”（注：德沃金著：李常青译《法律帝国》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所以法官权威的降低造成了法律权威的减弱允许不公正裁判的存在恰恰是对法律权威的损害。

最后，检察机关对错误的裁判提出抗诉，法院通过再审予以纠正，既重新树立了法院裁决的权威，也重新塑造公众对法律权威的认可，此所谓“不破不立”。司法腐败是国家健康肌体上的“毒瘤”，必须予以铲除。从民事检察监督的目看，是为了维护司法公正、司法权威和国家法制统一。并非有人认为的那样，“检察院抗诉的目的是，认为法院的裁判有错误，要求法院修改裁判，纠正错误。”（注：黄松有：《对现行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法理思考》，《人民法院报》2000年5月9日，第3版。）的确，抗诉目前仍然是检察机关的民事检察监督的主要方式，监督的确是通过个案的纠错来实现的。但这等于说，检察院是一方当事人利益的代表，是为一方当事人服务的。恰恰相反，检察院代表国家进行监督其终极目的是维护法制的统一。维护司法公正，是检察机关的基本职责，民事检察监督就是要保证国家的民商法律，无论在程序上还是在实体上，不折不扣地得到实施。维护司法权威，是建设法制国家的必然要求。我国的司法权威是由审判机关的审判权威和检察机关的检察监督权威共同构成的，这两个权威缺一不可，否则不可能有健全的司法权威。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其目的不是要削弱乃至损害审判权威，而正是要维护和保障审判权威。检察机关通过自己的监督活动，促使审判机关纠正自己在审判活动中存在的裁判不公问题，纠正影响审判权威的因素，从而恢复或增强审判权威。检察机关是通过自己有效的法律监督活动，在维护审判权威的同时，提高自己的检察监督权威，最终达到提高和保障国家司法权威的目的。任何通过损害人民法院审判权威来提高检察机关检察监督权威和意图和做法，都会最终损害国家司法权威。

从实际情况看，检察院的抗诉案件数量与法院裁判的纠纷数量相比，是微乎其微的。以抗诉案件数量最多的1999年为例，全国法院审理的民事案件（含经济案件、知识产权案件、海商海事案件）有506万件之多，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民事案件仅有13910件，检察院抗诉案件数量占法院审理案件数量的0.0027%，还不到万分之三。1999年，法院再审民事抗诉案件6970件，其中，改判、调解、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的共5767件，占再审总数的82.7%。检察院民事抗诉案件数量之低表明，检察监督远不足以损害法院的权威，同时，法院再审后改变原判决的比例之高表明，检察院抗诉效果良好，也表明法院改正错误判决的决心和力度。可见，民事检察监督有利于促进法院公正裁判，从而坚定公众对司法公正的信心。

综上所述，由于立法的不完善，法院和检察院产生认识上的分歧并导致实践中的冲突，已经影响了民事检察监督机制的正常运行，这一问题亟待解决。有必要强调的是，在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框架之下，法院或者法官不得以立法不完善为借口拒绝监督，检察院或检察官不得以此为由放弃监督。拒绝监督和放弃监督都是违反宪法和法律规定的。

司法公正研究论文篇三

一、从一个案例谈起[1]。

先来看一个案例：甲方在本地开户银行存款450万元作为保证金，开出银行汇票，同乙方做钢材生意。后该汇票从乙方转到持票人丙方的手中，丙方在外省向另一家银行申请贴现。汇票贴现之后，贴现银行向出票银行发来收款委托书。但是，出票银行暂未付款。理由是：出票银行所在地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甲方与乙方经济纠纷案件，查封了该汇票，法院做出了《民事裁定书》，撤消了贴现银行对该汇票的权利，并将汇票的保证金划给了甲方。看到这类的裁决书，笔者难以理解：该地方法院和该法官办案好像没有了“底线”。为什么会给人造成这种感觉呢？因为这个除权裁定书失去了基本的公正标准。就好像下面的情况没有多少区别：假如甲方住在旅店期间，同乙方签订了供销合同。后来甲乙双方发生纠纷，双方诉讼到了法院。法院做出裁定，判决乙方败诉，而且，还判决酒店无权向甲方收取房费。再如甲方在饭店用餐期间，同乙方签订了供销合同。后来甲乙双方发生了纠纷，甲方起诉到了法院。法院裁定，乙方败诉，并且，还裁定饭店无权向甲方收取餐费。类似的例子，还可以有出租车、飞机航班、商店等。更何况商业银行的承兑汇票在市场上等于现金，银行对汇票的贴现等于贷款，该法院怎能将银行对借款人收回贷款的权利除掉了呢？这是两件不相关的事情，该法院应该是知道的。据说，后来最高人民法院纠正了该法院的裁定书，要求撤消对贴现银行除权的裁定。但是，保证金已经划回给了甲方，甲方由于经营状况不好，已经没有偿还能力。该法院无法再将甲方的资金执行划转。由于该法院的除权裁定，造成出票银行对贴现银行要履行垫付的责任。最后的结果可能是，该法院面临行政诉讼。法院败诉后，将履行国家赔偿责任。由于该法院也没有足够的财力赔偿，所以，行政诉讼的实际效果也可能不理想。

二、什么是公正的“底线”

什么是司法公正的'“底线”呢？笔者采用“底线”，是一个比喻的说法，就是司法办案要具有的最起码的程序标准。假定将司法公正性分为两个级端：“0”代表能够被社会大众接受的最低公正的程度，“1”代表被社会接受的最好的司法公正的程度。[3]在“0”至“广之间，可以分为若干个级别。这样，”0“就是司法公正被社会接受的”底线“。低于”0“，就出现负值，就没有了公正的”底线“了。法院在处理民事纠纷案件中，当我们谈论司法公正问题时，大家都是在这条”底线“之上，也就是在”0“以上的基础上讨论公正问题的。司法公正用”0“来衡量的话，”0“表示的公正”底线“，就是司法程序和诉讼管辖的界限。司法活动不能越过程序和诉讼管辖的界限，超越了界限，就会突破”底线“。

三、研究“底线”问题的重要性。

[1][2][3]。

司法公正研究论文篇四

司法效率低下似乎是伴随司法制度而生的一个顽疾。莎士比亚曾借哈姆雷特之口将“法律之迁延”（law‘sdelay）称作人世间的几大苦难之一，他用“待到草儿青青，马儿已经饿死”这样的谚语对司法拖延提出谴责。直到今天，司法系统不能对案件和纠纷作出及时的处理仍然是一个全球性的难题。

包括拖延在内的司法效率低下乃是司法公正之大敌。案件与纠纷的公正处理离不开法官对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的采信。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有关记忆会模糊不清甚至颠鹿倒马。某些证据可能会完全灭失，从而使事实坠入永远无从查考的茫茫黑暗之中。拖延可能使某些案件的判决变得毫无意义，效率低下会令当事人的生活处于长期的不稳定状态之中，在诉讼的战车上进退两难：退则代价已付，心有不甘；进则定案无期，代价尚不知要再付几多。迟到的判决会加剧执行的困难，胜诉方拿到的判决书更可能成为一张空头支票或司法“白条”。低效将削弱人民对司法的信任和信心，他们只好知难而退，选择其他途径解决纠纷。

因此，司法低效不仅仅是个纠纷与案件及时解决的问题，它关系到整个依法治国事业的成败。

观察今天的司法体系及其运作，我们可以发现其中损害司法效率的若干因素。首先是法官不独立。司法管理体制中根深蒂固的行政化模式将法官纳入到了一种等级服从的格局之中，对于自己所听审的案件，法官很少有排他性的决策权；庭长、院长、审判委员会等都可以对法官的.决策过程施加影响。这种无视法官独立地位的制度削弱了法官的荣誉和尊严-“既然迅速而公正地判决案件跟我个人的荣辱没多大关系，我何苦来？”更由于环节太多而使得司法的效率大大降低，仿佛关卡林立的道路难以畅通无阻。

通过损害独立进而降低效率的因素还可以在法院之外看到。从一个宏观的角度说，我们的司法决策还难以做到宪法所要求的“依法独立审判”，其他非司法或非法律因素常常影响甚至左右案件的判决结果。不仅如此，我们现行诉讼制度的一些结构性的缺陷也无从确立决策的稳定性和有效性。例如，“审判监督程序”，即在案件终审判决生效之后，当事人仍然可以提起申诉，要求法院对案件再审，再审当然又可以推翻从前法院作出的已生效判决。如果这样的再审要求得到检察机关的支持，法院则更需认真对待。在审判监督程序下，人们根本不可能得到一个最终确定的判决。司法决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无法做到“双赢”，必须判决一方当事人败诉。从人性的角度说，败诉方不可能喜欢相关判决。如果案件一经终审，便不可能改变，败诉的当事人也就不作推翻判决之想，而开始新的生活。但是，审判监督程序开启了欲望之门，让败诉方不断地求助于各种正当的或不正当的途径，以图推翻对自己不利的判决。于是，我们就看到，多少人终年路途奔走，权门呼号，多少资源耗费在这试图让每一个案件都达到完美结局的无尽追求之中。我们该记住西塞罗的话：“绝对的正义就是绝对的不正义。”

[1][2]。

司法公正研究论文篇五

如何处理好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关系，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在西方法律界，不论是海洋法系还是大陆法系的国家都排斥“舆论监督司法”这样的概念，担心造成公众对司法的不信任，从而损害法律的权威性；而新闻界，则习惯于担当与主流政治制度对抗的角色，司法便是主流政治制度的替身。但是，由于传媒和司法至少在形式上都宣布其价值追求是“公正”，因而各法治国家均将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作为基本价值予以肯定。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司法追求的是法律公正，而传媒体现的是自身或受众观念上的道德意义的公正。这两者的差异正是本文企图厘清的。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媒介与司法都是在党的领导下，都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不应处于根本对立的态势。但是在具体的操作中，也确实出现过媒介不大正确的意见压力，影响司法公正的事件；出现过司法压制正确舆论监督的事件。矛盾在于二者社会职能和工作性质的差异。差异在于：

第一，媒介的职业特征就是报道动态的东西、超常的事情；而司法对待纠纷的态度是消极的，按照法律规定的管辖权限和程序去消弭纠纷。

第二，媒介要求尽可能在第一时间内以最快的速度完成报道，而司法审判的时效要宽松得多，以经得起时间考验。

第三，新闻语言力求标新立异，扣人心弦；司法讲求用词严谨，要求前后的一致性。

第四，新闻事实是记者的所见所闻或采访所得，而司法事实是指以法律为准绳，有确凿的证据的事实。

第五，舆论监督缺乏明确的法律定位，而司法代表着国家强制力与终局裁量权。

出现传媒与司法之间的矛盾是正常的，问题在于需要找寻两者之间的平衡点。

二

现在，我国的舆论监督和司法公正都存职业化程度不高的问题。某些司法部门一方面未完全履行职责，另一方面又不断地越权和扩张权力。有些媒介也在利益驱动下，以舆论监督司法的名义进行炒作，这种非规范行为对司法的损害是很大的。这里开的是传播学界的研讨会，所以特别就传媒关于司法报道的炒作态势多讲几句。

我国传统的犯罪案件报道，本来有“声讨、公审、枪毙”的模式，忽视司法独立，实行舆论审判的积习较深厚。现在又多了一层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出现干扰司法审判的情形增多。例如在报道蒋艳萍经济犯罪案件时，各媒体的报道一边倒，难以看到或听到不同的、客观的评说。法庭还没有庭审调查，报道中就说起诉书“言之凿凿”（那么何必还要法院审判呢？）；审理过程中，又把律师和蒋的申辩斥责为“强行狡辩”、“百般抵赖”（那么何必还要设置辩护制度呢？）。再如张君抢劫杀人案审理时，某家全国性报纸发表《重庆满街声讨“魔头”》的通讯，抢在法庭判决前，做了大量的渲染，诸如“张君该千刀万剐”、“杀一儆百”、“用张君人头祭奠亡灵”等等极端的语句，缺乏基本的'文明。这种“文革”式的对案件报道的热心，显然会妨碍司法的公正审判。

针对这类情况，可以考虑一些解决问题的应景措施（作为道德性质的要求，它们尚是相当软弱的）。例如，媒介对于司法的监督需要做好以下几点：

首先，报道中绝不能有意炒作，要表现出尊重事实的严肃态度。

第二，遵循新闻职业道德，只宜评论已有的审判结果，而不是在未判决前对审判施加影响。

第三，媒介的评论文章，限于意见范畴，不能追求耸人听闻的情节，不带有民意审判意味。

第四，要于与上级司法和纪检部门保持联系，以得到支持，这可以保障监督的分寸适当，以较高的职业化操作面对那些明显非职业化操作的司法行为。

三

现在司法腐败方面的问题较多，舆论监督是必要的。但还要考虑到，司法是解决社会纠纷的基本的、最后的合法手段。所以，在任何情况下，一个国家的司法要给人以希望、安全感和信赖感。如果当事人规模化地找寻记者解决各种纠纷，这是很不正常的，说明司法和行政功能的某些缺失。鉴于这方面的担心，出于平衡报道的考虑，要考虑以某种形式，有系统地报道一些司法公正的正面事例，说明什么是法，司法如何保障社会公正，给媒介受众指出一条通过司法正确解决纠纷的路子，给他们以信心。

司法方面也要致力于树立自身的良好形象与权威，加快法制体制的改革，以保障司法公正和司法独立，同时必须提高司法人员的素质和专业化水平。现在传媒介入司法越位较多，除了传媒自身的原因外，也与司法体制上出现较多纰漏，以及人员素质较差有关。重建司法救济手段在公众中的威信，会有助于减少传媒监督司法中较多的越位现象。

四

从长远考虑，这个问题仅凭介绍几个做得较好的舆论监督司法的媒介栏目是不够的，不可能根本解决问题。这需要在三方面形成媒介与司法关系的法律框架：

一，界定媒介的地位和基本权利与义务。这方面的基本内容应当包括：新闻自由不能侵犯到司法独立，不能违背“无罪推论”的原则；在此前提下，传媒有权利报道和评论庭审活动。如果报道失误，传媒应承担后果的责任。

二，明确舆论监督权与公正审判权相互冲突与协调的制度空间。这需要考虑规范传媒介入司法的程序和范围、传媒评论司法的职业道德方面的限定（不能诽谤、侮辱和有失公正与平衡的原则）、健全监督的外部环境等问题。

三，改革司法，减少司法公正对外部因素的依赖。在改革司法方面，同样有传媒监督的广阔天地，可以像监督一般人一样，监督司法人员的非职务行为、职业行为中违法行为；同时应监督各种干预司法独立的司法外部的行为。

在这些法律框架还没有成形之前，法学界和新闻学界要有经常的学术交流，首先要在职业道德方面达成共识，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然后，争取形成较明确的法律框架，最后形成法律或法规。

总之，活跃而健康的舆论监督，不是司法独立的障碍。恰恰相反，它在更大程度上保障了司法公正。司法公正主要由司法独立来保证，舆论监督则通过客观地展示和评论司法过程，协助实现这种公正。

（作者：陈力丹（1951―），江苏南通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著有《精神交往论》、《舆论学》、《世界新闻传播史》等8本书，已发表论文约300篇。）。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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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公正研究论文篇六

摘要：

司法公正不但保护了公民的合法权益，更加为社会的发展鞠躬尽瘁。司法公正是一个国家稳步发展的前提和保障，司法公正作为社会主义的堡垒，为国家的安邦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

关键词：

司法公正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事关重要，对于司法而言，其能够公平正义的实现法律的价值更是重中之重。司法公正不仅关乎公民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还对社会产生良好的价值，为法律整个大环境贡献出属于法律特有的色彩。司法公正对于个人的价值主要体现在维护个人的合法权益方面。

从实体法而言，公民可以有效的利用法律带给自身的便利性，为自身的行为做出有效的甄别，对于他人的侵害做出一定的法律分析，从而将自身权利有效的利用，产生符合法律意义上的行为准则，长期以往，可以做到知法、学法、懂法、守法，做一个合格的好公民，为社会主义添砖加瓦。

从程序而言，司法公正可以令每一个公民利用法律的武器来抵御一切侵害自身合法权益的行为，个人的权益得以维护，那么整个社会对于司法体系将会越加的尊重，司法一旦被社会所认可，那无疑对于整个国家的法制建设而言将产生不可估量的价值。如果司法公正没有程序性的保障，就不会使得公民的权利得到有效的保证，那么无疑对于整个大环境来说也是一次不可小觑的危机。

司法公正对于社会价值而言主要体现在其正义性和合法性。

对于司法的正义性而言，司法体制正义、审判及监督制度正义、律师制度正义、法官选任正义、考核及奖励惩戒机制正义都会对司法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

在解决一些法律纠纷之时，还可以利用法律的正义手段，为一些纠纷的解决提出富有法律正义的解读，从而有效保证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

司法的合法性主要产生于寻求法律的过程之中，其程序合法，即意味着，司法在一定程度上会利用公正的原则为司法结果的产生负责。司法的程序是百姓维护自身权益以及社会制度合理运转的前提保障，司法一旦不符合法律本身的规律，其合法性收到威胁的时候，百姓就会对于法制化失去信心，社会制度的维护将会收到很大的挑战，司法的合法性关乎每一个人对于整个社会安定团结稳步向前的希冀。

一个国家，只有司法合法性与合理性并存才会令整个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保护个人人权和打击犯罪。保护个人人权即多数情况下意味着保护被告或者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

而打击犯罪，即意味着为社会整个大环境形成自身的良好秩序。公民的人权固然需要保护，但被告或者犯罪嫌疑人等侵害了他人合法权益的主体，其人权仍然需要法律的.保护。司法公正不单单仅针对于合法的主体，对于一些侵害他人的权益的主体，其人身以及合法财产等权利仍然需要法律的保护。这不是法律的不健全，而是中国法制史上的一次质的飞跃，对于人权问题更加的关注和保护的体现。

形成人人尊法守法的社会环境。司法程序以及结果正当，会令人们心中对于司法的态度越加的改观，从而形成人人尊法守法的良好的社会治安。要知道，如果司法不公，舆论对于司法的压力也会日趋显现，而不公平的报道也会越来越多，一旦公民心中对于整个司法大环境产生消极的抵触心理，报复心理一旦在公民心中生根发芽，百姓对于社会越加不信任，一旦出现司法处理瑕疵的情况，百姓就会怨声载道，法律的公正感将会荡然无存，那么无疑对于社会主义法治化发展将是不利的。如果只是一味地利用舆论的压力为司法施压，那么对于整个法制体系而言将是一种不可言喻的败笔。

平衡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当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冲突的时候，法律将是一个很有效的解决途径，司法的日益健全，令很多仅凭道德规制无法做到的问题得到行之有效的解决。个人与社会是不可分离的，也是相辅相成的，维护个人的利益，从一定程度上也是对社会的利益的解读，相信，在日趋发展的今天，法律将会是很好的调节个人与社会的工具，令法律的这杆天平能够一直平衡的日趋进步发展。

维护社会稳定，为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保障。社会的稳定离不开司法的公平和正义，无论何时何地何种情况，司法的公正永远是一个国家稳定发展的保证，百姓安居，社会稳定，势必整个国家都会朝着一个好的方向发展，尽管在发展的路途中会遇到困难，但路途中的荆棘往往有时候会令前行的路途更加的具有方向性。

总之，无论是司法实体性还是程序性，无论是个人利益得以保障还是社会利益得以实现，司法的公正都将为社会主义法治化体系构建出属于自己的色彩，使得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走的更加的坚定，令整个中国在新的司法环境下得到最大化的法律保护，令中国更加的强大。

[参考文献]。

[1]曾坚.司法公正与法官中立---对我国法官职业道德要求的法理学思考[j].当代法学,1999(03).

[2]林凌,赵亚涛.论网络舆论的基本特征[j].东方论坛,2007(05).

司法公正研究论文篇七

演讲稿。

是演讲者为演讲活动撰写的文稿，其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演讲的成败。下面是本站小编为你整理的几篇坚持公正司法的演讲稿，希望能帮到你哟。

各位领导、各位同志：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树立理想、坚定信念，为司法公正事业不断奋斗!”

今天在这里向大家演讲，我心中有很多感慨，就在短短的一年前，我还只是一名在社会上为了自己的前途努力奋斗的青年，而今天，我已经作为一名光荣的法院干警，胸前佩戴着光荣的天平标志，同大家一起探讨树立司法理念、维护司法公正这些宏大的命题，前后对比，感觉时间仿佛就像河流，我们每个人都在这不断流逝的河流中寻求符合我们自身的位置和立场，同时，我们每个人也应该不断的自觉寻求适合自己的位置和立场。经过在法院一年来的学习和实践，今天，我可以自豪的说，我已经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和立场，那就是:“时刻牢记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和法律的执行者和实践者，牢固树立起社会主义的司法理念，不断完善自身的修养，为追求实现最大的公平正义而奋斗终身!”。

今年以来，全国政法系统都在开展“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理念”一词，其实是一个哲学名词，指在理性领域内的观念，简单的说，就是从实践中产生的超越了经验而形成的概念。从我自己的角度，我更加相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是我们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法者在执法活动中应当秉持的理想和信念，这个理想和信念，也就是党中央和中央政法委在这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中提出的必须树立起的“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理想和信念。这种理想和信念，对于我们达成“公正与效率”的人民法院世纪工作主题，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伟大的俄罗斯作家托尔斯泰曾经说过:“理想是明灯，没有明灯，就没有方向，没有生命”。这句话正好完美的阐述了我们作为当代中国的司法工作者树立起远大的理想的重要性，如果我们每天只是庸庸碌碌的把工作当作自己谋生的饭碗，把自己的工作等同于蚂蚁找寻食物般的日常事务，缺乏相应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那么我们相信，在我们的队伍中不会产生默默奉献、舍身求法的蒋庆，不会产生辨法析理、胜败皆服的宋鱼水，不会产生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金桂兰，也不会在我们遵义法院系统内，短短的十年中连续涌现出祝吝宗、周其贵两位获得全国一等功表彰的先进典范。我们也看到，正是有了追求司法公正的不懈理想，我们身边正不断发生着种种感人的事迹，我看到有的法官常年坚持白天坐堂问案，晚上把厚厚的卷宗抱回家拟写法律文书;我看到有的同志不管是大年三十，还是清晨三点，坚持守候在被执行人的门口，只为了案件能够顺利地执行到位;我看到有的同志面对来访群众的怒气和怨气，把道理掰开来揉细了仔细的解释，照顾群众无微不至，自己却整天想不起吃饭喝水;我看到每到晚上，法院总有几个窗户的灯光，亮到深夜仍然放着光芒，照着那些精研法理的身影。是啊，一幕幕这样的情景，我们每一个法院的同志再熟悉不过，只是我们以往并没有深思，为了什么会有这样默默奉献的法官和法院工作人员，为什么会有这些看似平凡，却总能感动人的事情屡屡发生，我想，他们都是在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奋斗、而奉献，是因为他们把建设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当作自己的毕生的理想。正是这些普普通通的事例教育了我，使我从一个原来曾经相信法院工作只是“一杯茶、一张报、过一天”，曾经怀疑“盘盘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是否属实的简单青年，逐步变成了一个对于法制建设理念坚信不疑的法院工作者，变成一个把司法公正作为自己最高追求的法律人，变成一个逐步形成了远大的司法建设理想的光荣的法律人。

当然，只有远大的理想是不够的，我们还应当看到离真正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实现社会主义法治的远大目标还有很多的艰难和阻隔，所以必须树立起坚定的信念。这个信念，首先是要有树立起正气，孟子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文天祥则在他的《正气歌》中说:“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溟”。只有我们在心中培养出了坚持司法公正的信念，真正树立起了“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的正气，我们才能在每一次的执法活动中都坚持做到凛然正气，勇敢的排除各种阻挠和抗拒行为，作出符合党和人民需要的司法行为，为人民司法事业的不断前行打下坚实的基础。其次，我们要有长期坚持、不断努力的信念，没有一座大厦能够在一夜之间建起，同样，社会主义法治的事业同样需要我们长期的努力。只要我们认准了前进的方向，就要不懈的坚持。可能有的同志说，就算我再怎样努力，真正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贯彻到全社会每一个角落去，也不是我可以完成的任务，是啊，我们每一个人的能力都是渺小的，但是，我们的努力却绝不会是白费的!这里，我想给大家讲一个故事:1920xx年，日本哲学家中江兆民身患癌症，医生宣告他的生命只是“一年有半”，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多数人都会崩溃了吧?但是中江兆民为了全面阐述了他的“无神无灵魂”思想，却在这生命的最后时刻，以惊人的意志和毅力写成了自己的最后一部著作，取名就叫《一年有半》，为人类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的行为说明了人在具有了坚持不懈地意识后，会迸发出多么惊人的力量!当然，还有的同志说:“远大的理想、崇高的正气、坚持的毅力，这些我都不缺，但是司法环境太差，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这正是我想说我们在树立起贯彻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必须解决的第三个问题，那就是如何看待我们置身的环境，不可否认，当前的司法环境的确有不足人意的地方，很多的报刊杂志，包括我们自己的同志也都对深恶痛绝，但是，让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环境是什么?其实，环境就是我、就是你、就是今天在座和不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形成了环境，我们造就了环境，只要我们坚持从自身做起，从平时做起，规范高效的完成每一个哪怕最细小的司法行为，那么司法环境的好转也将一步一步的向我们走来!

同志们，我的演讲即将结束，在这时刻，我想起了诗人食指在他的著名诗篇《相信未来》中写下的诗句:“我坚信人们对于我们的脊骨，那无数次的探索、迷途、失败和成功，一定会给予热情、客观、公正的评定，是的，我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评定!朋友，坚定地相信未来吧，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相信未来、热爱生命!”是的，让我们全体法院干警团结在一起，拿出相信未来的勇气，树立理想、坚定信念，为司法公正事业不断奋斗!相信未来必将对我们在建设司法公正伟大事业所付出的每一分辛劳、每一滴汗水、每一点奉献都给与公正的评定!

谢谢大家!我的演讲完毕。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评委、各位同志：

大家好!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公正司法一心为民》。

法治是一种宏观的治国方略、法治是一种理性的办事原则、法治是一种民主的生活模式、法治是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法治是人类文明和进步的重要标志，是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重要手段。今日的中国朝气蓬勃，面对新的形势、新的挑战我们必须用先进、科学、正确的理念来武装我们的头脑，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是新时期我们政法工作必须遵循的指导思想，它的提出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依法治国就是把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紧密结合起来，实现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从而保障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务，管理社会事务，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依法治国就是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树立和维护法律权威，确立法律是人们生活的基本行为准则的观念，严格依法办事。

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要坚持执法为民。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这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在法治上的体现。执法为民就是要保证把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要求落到实处。真正的坚持公正司法，一心为民的指导方针，始终不渝地把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司法工作永恒的价值追求。

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要坚持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也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我们当前正处在社会转型阶段，新的时期，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各种关系错综复杂，在这个过程中是否有公正、高效的审判体系尤为重要!它关乎稳定大局，关乎民心向背，关乎法治事业的走向和进程。

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要坚持服务大局。服务大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我们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开展司法工作，不断强化服务大局的各项措施，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法治保障。各项工作的开展都要从讲政治的角度来想大局、谋大局、服务大局，正确处理服务大局与严格依法办案的关系，正确处理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关系，准确的把握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切入点，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要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法治建设就是要从理念上更好地强化党的领导，通过改善党的领导来更有效地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领导。在党的领导下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并把加强党的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贯穿于法治社会建设的全过程。

今天的我们，工作在人民法院，这是一种光荣，在我们平凡的工作背后，是崇高的事业和神圣的使命。与光荣同在的，是责任!我们的责任就是要通过我们不懈的努力，通过我们为了的公正而不辞辛劳的奔波，去落实“公正司法、一心为民”。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评委、朋友们:。

大家好!我是洮北区司法局###，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无私奉献为人民，公正司法促和谐。

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这片赖以生存的土地上，国家的强大、民族的复兴、工业的崛起、农业的丰收、经济的繁荣、科技的发展、社会的安宁、人们的富裕……无一不与法治唇齿相依。正是因为有司法这个国家血脉的滋养，有司法这个国家政治支柱的支撑，有司法这个社会公平的调节，你才可能看到一幅幅和谐美景、一张张美丽画卷。法治是人类文明和进步的重要标志，是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重要手段。今日的朝气蓬勃中国，面对新的形势、新的挑战，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必须遵循的指导思想，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国家的方向。

春夏秋冬，我和同事们走街串巷，访民情问民意，为弱者提供援助;阴晴雨雪，我们进门入户，不抛弃不放弃，矫正歧路人生;街头巷尾，我们设展台、发传单、挂条幅，宣传法律、法规，百问不厌，细致耐心。夫妻口角、邻里纠纷，我们苦口婆心，用情理化解;桌边炕头，两劳回归、迷途灵魂，我们为其排忧解难、重树希望，用温情体贴。琐碎中，我们送给百姓的是一张笑脸、一腔热情和一份责任。

作为一名(司法助理员)，从事司法工作……个年头，期间有兴奋、有委屈、有难过、有愤怒，但更多的是为百姓伸张正义的信心，维护百姓权益的决心。明仁街道通业社区76岁的居民李大娘，老伴去世多年，她一个人含辛茹苦地把4个子女拉扯成人。如今，4个子女却对年迈的母亲却不肯尽赡养义务，相互推诿。李大娘独自一人靠捡废品为生，有时捡不到废品只能饿肚子。一想到狠心的子女们，李大娘常常痛不欲生。我和社区的两名调解员，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就找到李大娘的子女，挨个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开始，他们很不理解，对待我们谩骂、冷落，甚至扬言，要打断我们的腿。但我们又先后十二次做他们的工作，其中有两次，他们竟然放出来狗来威胁我们。感动，无需惊天动地。在我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劝解下，他们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最后商定:每人每月出100元钱，把母亲送到了敬老院。

繁杂的基层司法工作，听起来或许有些诲涩而生硬、平凡而细微，但经过长期的法律服务和实践工作，我们懂得了老百姓的期盼，了解了老百姓的需求，同时也得到了老百姓的理解和支持。我们正是于平凡中、于细微处，从“小社会”着手，为百姓做好了“小事情”、处理了“小问题”、调处了“小矛盾”、化解了“小纠纷”，解决了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才促进了社会的公平正义。

民以食为天，国以法为先。在xx大报告中指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一名司法工作者，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不是高深的理论，而是立足本职工作的平凡;不是空洞的。

口号。

而是肩上挑起的重担;更不是遥不可及的理想而是求真务实的体现。我们是司法人就要坚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坚守“群众利益无小事”的信念坚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无悔誓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甘当基石牢牢把守第一道防线;践行科学发展,应做先锋乘势而上、不畏艰难。这就是我们司法人的科学发展观我们是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我们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支撑点。

我没有美妙的歌喉，但我愿用我最真挚的情感，讴歌那些平凡而又伟大的司法人，他们以爱当音符，演绎着人生华美的乐章;我不是诗人，但我愿用我最朴实的笔触赞美那些平凡又伟大的司法人，他们以情为文字，谱写着共产党人无私无畏的诗篇;我不是画家，但我愿用我最稚嫩的画笔勾勒那些平凡又伟大的司法人，他们以血做颜料，描绘着共产主义事业喷薄的朝阳。

我的司法工作经历告诉我:人民司法工作的神圣，就在于我们身处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和谐发展的最前沿，为党分忧，为百姓解难。司法工作不仅仅凭“一身正气”，不仅仅靠“铁面无私”，不仅仅是执法如山……更需要以人为本，科学司法，科学工作。只有落实科学发展观，司法工作才有更广阔的前景，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才能彰显司法事业的浩然正气，才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谢谢大家!

司法公正研究论文篇八

摘要：

司法公正不但保护了公民的合法权益，更加为社会的发展鞠躬尽瘁。司法公正是一个国家稳步发展的前提和保障，司法公正作为社会主义的堡垒，为国家的安邦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

关键词：

司法公正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事关重要，对于司法而言，其能够公平正义的实现法律的价值更是重中之重。司法公正不仅关乎公民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还对社会产生良好的价值，为法律整个大环境贡献出属于法律特有的色彩。司法公正对于个人的价值主要体现在维护个人的合法权益方面。

从实体法而言，公民可以有效的利用法律带给自身的便利性，为自身的行为做出有效的甄别，对于他人的侵害做出一定的法律分析，从而将自身权利有效的利用，产生符合法律意义上的行为准则，长期以往，可以做到知法、学法、懂法、守法，做一个合格的好公民，为社会主义添砖加瓦。

从程序而言，司法公正可以令每一个公民利用法律的武器来抵御一切侵害自身合法权益的行为，个人的权益得以维护，那么整个社会对于司法体系将会越加的尊重，司法一旦被社会所认可，那无疑对于整个国家的法制建设而言将产生不可估量的价值。如果司法公正没有程序性的保障，就不会使得公民的权利得到有效的保证，那么无疑对于整个大环境来说也是一次不可小觑的危机。

司法公正对于社会价值而言主要体现在其正义性和合法性。

对于司法的正义性而言，司法体制正义、审判及监督制度正义、律师制度正义、法官选任正义、考核及奖励惩戒机制正义都会对司法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

在解决一些法律纠纷之时，还可以利用法律的正义手段，为一些纠纷的解决提出富有法律正义的解读，从而有效保证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

司法的合法性主要产生于寻求法律的过程之中，其程序合法，即意味着，司法在一定程度上会利用公正的原则为司法结果的产生负责。司法的程序是百姓维护自身权益以及社会制度合理运转的前提保障，司法一旦不符合法律本身的规律，其合法性收到威胁的时候，百姓就会对于法制化失去信心，社会制度的维护将会收到很大的挑战，司法的合法性关乎每一个人对于整个社会安定团结稳步向前的希冀。

一个国家，只有司法合法性与合理性并存才会令整个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保护个人人权和打击犯罪。保护个人人权即多数情况下意味着保护被告或者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

而打击犯罪，即意味着为社会整个大环境形成自身的良好秩序。公民的人权固然需要保护，但被告或者犯罪嫌疑人等侵害了他人合法权益的主体，其人权仍然需要法律的.保护。司法公正不单单仅针对于合法的主体，对于一些侵害他人的权益的主体，其人身以及合法财产等权利仍然需要法律的保护。这不是法律的不健全，而是中国法制史上的一次质的飞跃，对于人权问题更加的关注和保护的体现。

形成人人尊法守法的社会环境。司法程序以及结果正当，会令人们心中对于司法的态度越加的改观，从而形成人人尊法守法的良好的社会治安。要知道，如果司法不公，舆论对于司法的压力也会日趋显现，而不公平的报道也会越来越多，一旦公民心中对于整个司法大环境产生消极的抵触心理，报复心理一旦在公民心中生根发芽，百姓对于社会越加不信任，一旦出现司法处理瑕疵的情况，百姓就会怨声载道，法律的公正感将会荡然无存，那么无疑对于社会主义法治化发展将是不利的。如果只是一味地利用舆论的压力为司法施压，那么对于整个法制体系而言将是一种不可言喻的败笔。

平衡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当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冲突的时候，法律将是一个很有效的解决途径，司法的日益健全，令很多仅凭道德规制无法做到的问题得到行之有效的解决。个人与社会是不可分离的，也是相辅相成的，维护个人的利益，从一定程度上也是对社会的利益的解读，相信，在日趋发展的今天，法律将会是很好的调节个人与社会的工具，令法律的这杆天平能够一直平衡的日趋进步发展。

维护社会稳定，为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保障。社会的稳定离不开司法的公平和正义，无论何时何地何种情况，司法的公正永远是一个国家稳定发展的保证，百姓安居，社会稳定，势必整个国家都会朝着一个好的方向发展，尽管在发展的路途中会遇到困难，但路途中的荆棘往往有时候会令前行的路途更加的具有方向性。

总之，无论是司法实体性还是程序性，无论是个人利益得以保障还是社会利益得以实现，司法的公正都将为社会主义法治化体系构建出属于自己的色彩，使得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走的更加的坚定，令整个中国在新的司法环境下得到最大化的法律保护，令中国更加的强大。

[参考文献]。

[1]曾坚.司法公正与法官中立---对我国法官职业道德要求的法理学思考[j].当代法学,(03).

[2]林凌,赵亚涛.论网络舆论的基本特征[j].东方论坛,(05).

司法公正研究论文篇九

[摘要]：立案权与审判权的分立、程序性权利与实体性权利的分立、当事人与承办法官的分立，是审判流程管理存在的价值基础；而监督管理与服务的结合、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结合以及审判流程各环节之间的结合，是完善审判流程管理、实现司法公正的途径。证据交换、庭前调解、再审听证等制度是审判流程管理的新突破。

[关健词]：基础、分立、结合、突破。

近年来，全国各地各级法院都在推行审判流程管理模式的经验和做法，还有一些法院进行了其他有益的尝试。这些改革一扫以往重实体、轻程序的流弊，高举程序公正的大旗，将整个审判活动置于严密的监督之下，以公开保公正、以公开促高效，是在当前体制下从法院内部解决司法腐败、实现司法公正的有效途径。由于司法公正本身包含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两部分内容，如何使这两部分有机地结合起来，以程序公正有效地保障和促进实体公正，是当前法院审判改革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审判流程管理制度存在的价值基础。

目前实行的审判流程管理制度，是在法院内部实现立审、审执、审监分立，特别是在立案权与审判权分离的基础上，通过加强对审判程序的动态管理与控制，从而使审判工作各环节相互衔接、相互监督，达到分权制衡、权责统一，以促使审判公开、公正、高效、有序、文明、廉洁地进行。

这种改革模式之所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和实现司法的公正，笔者认为有以下的理论基础：

第一、立案权与审判权的分立。在立审不分的情况下，一个案件能否受理，往往要受到多种因素尤其是实体因素的影响，比如案件的事实和证据、案件审理的难易程度、案件当事人的背景等方面，而不完全取决于案件是否符合受理条件。在上述因素的作用下，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不一定都能被受理，有些案件被排除在法院的大门之外，从而排除了司法管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自然得不到保障，司法的公正也就无从谈起。实行彻底的`立审分立，有助于立案标准的统一，能够改变当事人有冤无处伸的状况。只要符合法定的立案条件，从事立案审查的法官就应依法受理，而不应也不需要去考虑审判案件的法官如何判决的问题。这样就解决了“告状难”，防止了“踢皮球”现象，减少了社会上潜在的矛盾，为当事人有效地解决纠纷铺平了司法道路。另一方面，立审分立也是出于保障案件公正审理的需要，防止审判案件的法官在审查起诉时形成主观预断，或产生某种偏见，或不适当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以至于对以后的判决产生不良的影响。

以立审分立为基础和中心，进而实现审监分立、审执分立这三个分立，是减少和遏制诉而不立、立而不审、审而不判、判而不执等司法怪现象的有效措施。

[1][2][3][4][5]。

司法公正研究论文篇十

高原。

新闻报道对于人民了解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新闻自由是新闻媒体机构赖以生存的基石，没有自由的新闻报道是严重扭曲的和残缺不全的。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密不可分的，可以说是言论自由一种必要的表达方式和延伸。世界各国宪法都把公民享有的言论自由以及出版自由作为公民最基本的权利加以明确规定和保护，而且这些权利也都得到了国际社会的一致认可。联合国1948年12月10日所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九条就明确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主张的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1]而联合国于1966年12月16日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条也规定：“（一）人人有权持有主张，不受干涉。（二）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2]当然，以上只是从公民个体的角度来对言论自由进行的说明，新闻自由并不等于而是远远大于公民个人言论自由的范畴。对于本文而言我认为是比较重要的，因为新闻媒体在对司法过程进行报道的同时可能会存在着大量的评介、质疑、批评，如果我不把这些观点当作是“某一抽象的群体”（即某一新闻组织）的观点、而是当作某一个具体的公民个人所享有的、宪法所赋予的言论自由的权利时，显得更加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作用。我在本文中将不去追寻这些权利是如何取得并得到发展与保护的，也不去讨论这些权利和自由的范围和内涵，而仅仅只是对当新闻自由可能以及已经影响到司法公正时如何进行规范与处理等内容进行粗浅的探讨，并结合到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出现的一些现象或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司法公正也是一个绝对不能简单化的话题，他的发展历程及其丰富的内容也不是一篇短文就可以讲述清楚的。司法公正不仅仅指实体上的公正，更要求程序上的公正；不仅仅指事实上的公正，更要求法律上的公正。没有程序上的公正是很难得到实体上的公正，或者是在侵犯公民其他合法权利的基础上得到的公正。我不赞同通过牺牲某一公民（或其他公民）的某一项基本权利来达到某个具体案件的事实上的公正是符合法治原则的，或者更进一步说更加能够达到法律制度的目的或作用。在我看来，这种观点是没有实证依据也是极其危险的。对于司法公正而言，他并不仅仅是某个具体案件中的当事人（特别是刑事案件中的被告人）的基本权利要求，也是整个司法制度的起点和最基本的、最终的价值目标。所以，关于司法公正的要求在许多国际条约中得到具体反映，例如《世界人权宣言》第十条、《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四条等等很多条约都有着具体明确的规定。

审判公开对于防止司法机关的专横甚至不公正无疑是一种简单易行而且行之有效的方法。因此，审判公开也就成为一个很重要也是最基本的审判制度，也是一项司法活动的基本原则。审判公开并不仅仅是对当事人及其亲属的公开，而是对社会大众的公开，也就是说除法律明确规定的不宜旁听或不允许旁听的人进入法庭外，其他人都可以进入审判法庭旁听法庭对案件的审理。那么，作为新闻媒体的工作人员是否也应该享有这个权利呢？尽管法律没有明确给出答案，但我认为这是不应该有任何疑问的，因为既然公开审判允许符合条件的公民旁听案件的审理，那么就没有理由拒绝作为普通公民身份的新闻媒体工作人员、或者是作为某一组织的代表的新闻媒体工作人员（因为很多法律也没有禁止组织可以旁听法庭对案件的审判）去旁听法庭对案件的审判。因此，除法律规定进行不公开审理的案件外，法庭没有理由拒绝新闻媒体的工作人员来旁听法官对案件的审判。

在我看来，现在出现的问题的关键似乎并不在于法庭是否许可新闻媒体进入法庭旁听，而在于当新闻媒体在对案件审判（特别是刑事案件审判，以下如未做特别说明时都特指刑事案件审判）进行报道或评论的过程中可能会对案件的公正审理带来负面影响，甚至造成所谓的“媒体审判”的现象，这不仅会损害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影响到案件的公正审理与裁判，更是对法院审判权力和国家司法制度的不正当干涉。我们绝对不能允许新闻（媒体）审判的现象出现。新闻媒体的工作人员毕竟不是法律专家，如果对案件材料的掌握不太全面，或者是带有某种偏见甚至是不当目的，从而对审判过程或者审判结果表示出一定的倾向性意见或评论，甚至是强烈的批评，那么就可能会影响到全体民众对司法机关甚至司法制度的不信任。这是极其危险的。因此，如果新闻媒体在对案件报道的过程中的错误报道（不论是事实性的报道还是新闻评论）误导了公众对案件审理的期待，甚至严重影响到公众对法律的理解以及对司法公正的信念，或者是影响到法院的威信与法官的声誉时，对新闻媒体的适当限制就变得必不可少。

言论和出版自由与司法公正都是现代宪法所赋予两大最基本的权利，虽然在很多情况下这二者之间不会发生较多冲突，但并不表示他们之间就不会发生冲突。事实上不论是外国还是中国，这二者之间的冲突还是屡见不鲜的出现了，在某些国家或地区甚至是比较突出。因此，我们有必要来对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这两项最基本权利进行必要的探讨，来防范并正确处理这二者之间的关系。这也正是本文想要讨论的问题。下面，我首先对美国和英国在处理新闻媒体报道司法程序等方面的相关规定与处理方法进行简要的介绍。

二、美国处理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冲突的简要介绍。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宗教或禁止信仰自由；剥夺人民言论或出版的自由；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请愿的权利。”[3]其中对公民“言论和出版的自由”的保护就是新闻自由的来源和依据。当然，言论与出版自由的内容并不局限于可以接近法庭并对刑事案件进行报道和评论，而有着更为丰富的内涵。而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是，如果新闻媒体通过非同寻常的、过于详细、甚至是不妥当的报道（例如包括含有严重倾向性的报道、只对某一方的观点及证据进行报道，对审判过程或者审判结果进行强烈的、不合适或者不正确的批评，等等），可能甚至已经严重影响到法庭对刑事案件被告人的定罪与量刑时，那么就可能会损害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导致法院无法做出公正的裁判，从而严重影响到被告人的合法权利。这不仅是对刑事案件被告人的权利造成损害的问题，可能也会严重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司法制度。对于刑事案件被告人应当得到公正的审判，美国宪法第六修正案也做出了明确而肯定的规定：“在一切刑事诉讼中，被告人应享受下列权利：由发生罪案之州或区域的`公正陪审团予以迅速的公开审判，……。”[4]该条明确规定了刑事案件被告人享有公正审判的权利，而公正审判的一个重要方面也包括防止新闻媒体对案件的不适当报道从而影响到陪审团在审理案件时对案件的认识与看法，从而做出不利于被告人的裁判。

那么，法院能不能以适当的方式来事先对言论和出版进行限制或者禁止呢？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法院可以颁发“司法限制言论令”的方式要求新闻媒体不得对某一案件的某些内容进行报道，但是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例如在命令发出前必须要证实事先禁止命令的有效性，等等），否则可能侵犯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新闻自由”权利。在“内布拉斯加新闻协会诉斯图尔特案”中，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伯格在发表陈述意见时表示：“我们必须检验在命令发出时，摆在法官面前的证据，以确定（a）审前新闻采访的性质的范围；（b）是否存在着其他的措施可以减轻不受限制的舆论的影响；以及（c）对言论自由进行事先禁止是否会有效地阻止损害的发生。”[7]而布伦南大法官、斯图尔特大法官和米歇尔大法官则表示：“对新闻界所发出的限制言论自由的命令都是违反宪法的。”布伦南大法官甚至提倡建立这样一个原则：“根据第一修正案的规定，限制言论自由的命令本身就是无效的。”[8]由此可见，美国法院对事先颁发禁止报道命令的条件是非常严格的。

既然美国最高法院是倾向于保护新闻媒体的自由报道，那么如何来保护被告人能够得到法庭的公正审判呢？克拉克大法官就详细列举了九种替代的方法来解决新闻报道与公正审判之间的冲突。这些方法分别是：“1、通过对时间、地点、和行为方式的限制来控制新闻界在法庭上的行为；2、将证人与新闻界隔离；3、防止信息从当事人和警方泄露出去；4、警告记者注意他们的报道的潜在偏向性和准确性；5、控制，甚至是禁止双方当事人和他们的律师向新闻界发表庭外言论（未经法庭允许而发表的言论）；6、直到大家的好奇心减弱时才继续审理案件；7、将案件移送到新闻界的关注程度比较弱的地区审理；8、隔离陪审团，阻止他们与新闻界接触；9、如果上述的所有措施都失败了，进行一次新的审理。”[9]当然，这些措施或方法现在看起来显然无法消除新闻报道对审判活动的影响，有些也没有必要了。

至于法庭是否准许电子传播方式报道法庭审判，美国大多数州的法院允许新闻媒体对司法程序进行照相、音频传送，也同意电台或有线电视采访，但也有少数州的法院并不允许这样做。对于联邦法院系统来说，尽管进行了一些试点，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一直拒绝对司法程序进行电子采访。

总的来看，美国法院在处理与新闻媒体的采访与报道时，尽量采用替代性的措施来保证对案件进行公正的审判，而并不是采取拒绝或禁止的方法让新闻媒体接近司法系统，以保证审判活动的公开审理，达到司法公正的最终目的。尽管美国法院也可以对新闻记者提起藐视法庭的指控（美国的藐视法庭分为刑事藐视和民事藐视），但并不常见。此外，虽然法庭也可以根据案情的具体情况来确定是否需要不公开审理，但是由于违反了审判公开的基本原则，同时也可能会影响到被告人是否能够得到公正审判的权利，以及公众能否接近审判的权利，因此其适用的条件是极为严格的，限于本文篇幅就不再予以详细介绍。

三、英国处理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冲突的简要介绍。

在英国，对司法活动进行不适当的报道可能会产生两种形式的藐视法庭罪：严格责任的藐视法庭罪和故意藐视法庭罪，[10]严格责任的藐视法庭罪的主要依据为《1981年禁止藐视法庭法》，适用于正在进行的或者将要进行的民事或刑事诉讼的报道。而故意藐视法庭罪则适用于普通法领域。“禁止藐视法庭法规定，对相关诉讼带来严重损害的实质性风险的声明的公开行为构成藐视法庭的刑事犯罪。”而且，“无论相关出版者是否存在干扰司法的故意，其行为都构成犯罪。这被称为‘严格责任规则’。”[11]有学者介绍，对严格责任规则的适用也受到三个主要的限制，分别为：1、“严格责任规则仅适用于针对公众的一般公开行为或针对一部分公众的公开行为。”2、“对于严格责任的适用，相关评论所指向的诉讼程序必须是‘正在进行的’。”3、“该规则仅仅适用于：能够产生实质性风险，从而使相关司法程序受到严重阻碍和损害的相关公开行为。这是一具有双重要求的测试，而且两个要求都必须得到满足。”[12]为了适用严格责任规则，法院还制定了一些指南来指导对每个受到藐视法庭罪指控的案件进行分析和处理。同时，禁止藐视法庭法也针对严格责任规则规定了一些抗辩理由，例如无辜（已经尽到合理的注意仍未能避免），对诉讼程序进行善意的、公平的、准确的现时报道，以及善意的附带性的讨论，等等，以保护新闻媒体自由报道的权利。在普通法中的藐视法庭罪中，检控方必须证明新闻报道行为对公正审判具有“现实可能性的损害风险”，而且还必须证明行为者对“阻碍或损害某一审判具有特定故意（这也是与严格责任规则下的藐视法庭罪的主要区别之一）。”由于普通法中的藐视法庭罪并不要求进行相关指控时诉讼程序已经开始（例如审判前或审判后的某一阶段），因此既使尚未启动诉讼程序，新闻报道的某些行为仍然可能会构成藐视法庭罪。例如在司法程序进行前，新闻媒体对犯罪嫌疑人的犯罪前科进行详细报道，导致人们对犯罪嫌疑人产生有罪的结论或效果，等等。所以在英国，发表暗示某一犯罪嫌疑人有罪推定的报道是极其危险的。

既然审判公开作为一项最古老也是最基本的审判原则，那么法庭能否以不公开审理的方式来避免新闻媒体介入呢？英国的一些制定法做出了一些明确而具体的规定，例如英国民事诉讼规则第39・2条便做出如下规定：“（1）公开审理为审理的一般原则；（2）公开审理之要件，并不要求法院为便利社会公众旁听而进行特殊安排；（3）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审理程序或审理程序的一部分，可不公开审理进行――（a）公开审理将违背审理程序自身目标的；（b）审理程序涉及国家安全事务的；（c）审理程序涉及保密信息（包括个人财务信息），公开审理将损害保密特权的；（d）为保护未成年人或精神病人之利益，有必要不公开审理的；（e）对无需送达通知书的申请举行审理程序，如公开审理将对被申请人显失公平的；（f）有关信托管理或因死者遗产管理所产生的无争议事项，或者（g）法院认为，为司法利益有必要不公开审理的。（4）法院如认为有必要不披露当事人或证人身份，为保护有关当事人或证人的利益的，则可责令不披露任何当事人或证人的身份。”[13]在刑事诉讼中，除具有非常说服力的理由外，一般都不得将公众排除在外进行不公开审理。但是，如果“关于正在进行的诉讼程序或任何其他处于未决或迫近状态下的诉讼程序，当似乎有必要采取措施以避免对相关司法程序造成损害的时候，法院可以命令，在其认为有必要的一段时间之内，推迟对相关诉讼程序或诉讼程序某一部分所作的报道。”[14]而且，英国还对性犯罪中的被害人、以及儿童和青少年的报道采取了限制性规定，例如《1992年性犯罪（修正）法》第1条就明确规定：“（1）如果某人成为被指控的本法规定之罪的被害人，且以下做法很可能导致公众成员认出该人就是被指控之罪的被害人，那么，在该人有生之年，其姓名、住址以及其静态的影像不得：（a）出现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公众可获得的书面出版物中；或者（b）在英格兰和威尔士供收听收看的有关节目中播出。（2）如果某人被控犯有本法规定之罪，则任何可能导致公众成员认出某人是被指控犯罪之被害人（‘原告’）的资料，都不得在原告有生之年：（a）出现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公众可获得的书面出版物中；或者（b）在英格兰和威尔士供收听收看的有关节目中播出。”[15]《1933年儿童和青少年法》第39条也对涉及到诉讼中的儿童和青少年进行一些特殊的保护。当然，英国还通过立法对其他情况下的诉讼参与人提供特殊的保护，例如限制媒体对证人的有关报道从而对证人提供相当全面的保护。

对于媒体而言，被法庭以藐视法庭罪进行处罚时也会根据各种具体情节来进行加重或者是减轻处罚，例如是否具有藐视法庭罪前科、做出报道行为时的心理状态是故意还是过失、所使用的犯罪的手段、是否采取适当的措施来避免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甚至是否向法庭做出道歉，等等，都可以作为加重或减轻处罚的理由。

四、借鉴和建议。

英美两国都自称为极度尊重人权和新闻自由的国家，不过当新闻报道可能影响到法院对案件的公正审理，以及影响到法院的权威时，两国的做法还是存在一些差异。例如在对新闻报道进行限制方面，美国一般极力反对事先限制新闻媒体的报道，也少见事后以藐视法庭罪对新闻媒体予以处罚，而是采取其他替代措施来保证案件能够得到公正的审判；但英国似乎对新闻报道的限制更加多一些，而且对新闻媒体以藐视法庭罪进行惩罚也较多一些。例如在事先限制方面，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曾一度认为，事先限制新闻媒体的自由报道是违宪的，侵犯了公民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宪法权利，但英国却制定了一些制定法来加强对新闻报道的限制和引导。

公正、客观地对司法程序进行报道不大可能会对司法活动产生不利影响，一般也不会受到法院的禁止和制裁，但不当的报道无疑应当受到限制和禁止。其实，这二者之间矛盾的实质主要为公民言论、出版自由与接受公正审判之间的矛盾，这的确是一件不容易正确把握的事情。此外，不当的新闻报道可能会造成所谓的“媒体审判”现象，这是任何一个法治国家绝对不允许的，也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所不能容忍的。有许多人特别是新闻媒体从业者曾经错误地认为，新闻媒体报道司法程序的过程实际上是在行使“舆论（新闻）监督权”，但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法律都没有赋予新闻媒体可以拥有对司法机关的“监督权”（尽管有些人可能认为监督可以分为有法律授权的监督和没有法律授权的监督）。而审判公开作为一项最基本的审判制度和原则，除非有法定的理由外，不能允许法庭可以随意剥夺公民接近司法程序的权利，同时审判公开也是避免司法专横、保证司法公正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式。因此，我们也不能容忍法院随意将案件进行不公开审理。从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情况来看，新闻媒体对案件毫无顾忌的、甚至是肆无忌惮的报道已经相当严重地影响并导致法院无法对案件做出公正的审判，损害了案件当事人特别是被告人受到公正审判的权利，也损害了我国基本的司法制度，这种现象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有些新闻媒体打着“为人民代言”的旗号来对案件进行报道、评论、批评甚至是责难，我不知道这些新闻媒体究竟代表着哪几个或者哪一些“人民”，而且如何来判断他们的真正目的就是为了这个“崇高”的目的而没有其他不当目的或者企图。对于每一个具体的刑事犯罪案件而言，事后追究犯罪者的刑事责任无疑于证明此前所发生的一段“历史”，而“历史”的真实内容目前也是无法能够得到完全证实的，所以也就当然会出现一个事实上实施了犯罪行为的人由于没有足够的证据而无法使他受到应有的惩罚，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认法律的公正性，这也是事实的公正与法律的公正之间的一个区别。我们可以宽恕甚至放纵一个犯罪嫌疑人，但绝不能冤枉一个事实上没有犯罪的人。否则，将会严重影响到人们对法治的信赖，并丧失法律对每一个公民基本人身权利的保障。

英美两国的法院在防止新闻媒体对审判活动产生不利影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特有的陪审制度，因为如果新闻媒体对案件进行不当的报道时可能会影响到陪审员对证据和案件的看法，从而无法做出公正的裁判。但是，由于我国并未实行陪审制度（尽管我国也有人民陪审员制度，但与英美两国的陪审制度却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制度），而主要是由法官来对案件进行全面的审理（包括证据和事实的认定、法律的适用、判决结果的做出，等等），因此，似乎可以认为新闻媒体对案件审理的影响并不像英美两国那样强烈。但事实上，由于我国并没有法治的传统，公民的法治意识并不健全，特别是缺乏一个新闻媒体报道司法程序的基本准则，导致新闻媒体严重影响甚至控制案件审判的情况时常发生，根本无法让案件的当事人得到公正的审判。这也是我国目前司法活动所面临的一大难题。由于我国目前没有规定藐视法庭罪，也没有统一的法律法规或者司法解释来规范新闻媒体对司法程序的报道，使得法院在处理此类事件时完全无法可依，从而导致某些案件几乎就是在新闻媒体的意见下进行裁判，严重损害了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也影响了法律的权威和人民对法院应有的尊敬。还有一些公安机关，在某一些案件侦破后就立即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这些犯罪嫌疑人的某些“罪行”，展示某些证据，甚至还让犯罪嫌疑人游街示众，造成此人已经是犯罪无疑的现象，等等，使法院根本无法做出公正审判。[16]当然，我们也看到一些法院以不适当的理由和方式拒绝公众和新闻媒体对司法程序的接近，损害了案件当事人、公众以及新闻媒体的合法权利。

我认为，我国应当借鉴英美国家的一些正确作法，建立和完善有关藐视法庭的法律制度，以预防和正确处理新闻媒体的藐视法庭行为，以填补法律的空白。至于能否允许、以及在多大程度内允许新闻报道可以对案件的审理进行质疑和批评，应当进行深入的研究并做出合理的规范。同时，除法律有明确规定外，法庭也不能随意拒绝新闻媒体对法院审理案件的接近和报道，对于在法庭中公开的证据和材料也应当允许报道，而且法庭也不得随意将案件不公开审理以拒绝新闻媒体的接近，从而影响到公开审理这一基本审判制度。同时，新闻出版业协会也应当研究并制定出比较系统和完整的报道法院审理案件的规则，以规范新闻界的报道行为。

由于目前我国一些新闻媒体对司法公正的不当影响促使我写成这篇短文，在这篇文章里我无法详细向大家介绍英美国家对处理这二者之间的矛盾时所各自采取的具体的方法和措施，而且也无法结合我国目前的情况提出自己明确具体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议――因为这项工作的复杂程度并非我的能力可以完成。但是通过对英美两国在处理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冲突时的基本方法，似乎可以给我们有所借鉴。而且，鉴于目前我国新闻媒体对司法程序的严重危害，使得这个问题应当刻不容缓地得到解决。否则，所谓的司法公正和司法独立，以及司法机关应当得到的尊重都将会荡然无存。因此，希望本文可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并力争使我国最终形成比较适当的、完善的相关制度或规则，以指导和规范新闻媒体对司法程序的报道，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我国的法治建设做出积极的贡献。

定稿于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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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国际人权法教程项目组编写《国际人权法教程（第二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第3页至第4页。

[2]同[1]引书，第12页。

[3]由嵘等编《外国法制史参考资料汇编》，北京大学出版社6月第1版，第517页。

[4]同[3]引书，第518页。

[5]李学军主编《美国刑事诉讼规则》，中国检察出版社2月第1版，第456页。

[6][美]t・巴顿・卡特等著《大众传播法概要》（黄列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8月第1版，第144页。

[7][美]唐纳德・m・吉尔摩等著《美国大众传播法：判例评析（第六版）（上册）》（梁宁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第367页。

[8]详见[7]引书，第369页。

[9]详见[7]引书，第358页。我在此引用克拉克大法官如此多的具体论述，目的是想让大家知道美国的法官们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是如何思考和处理的。

[10][英]萨莉・斯皮尔伯利著《媒体法》（周文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4月第1版，第330页。

[11]详见[10]引书，第331页。

[12]详见[10]引书，第331页至第332页。

[13]《英国民事诉讼规则》（徐昕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月第1版，第201页至第202页。

[14]详见[10]引书，第353页。

[15]谢望原等编译《英国刑事制定法精要（1351――）》，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8月第1版，第227页至第228页。

[16]本来我也收集了一些有典型意义的新闻报道，但由于害怕这些新闻媒体对我进行攻击，所以我不得不放弃对这些新闻报道的评论，但相信广大读者都能随时、随地、不需任何努力地从报纸上、期刊杂志上、网络新闻上等地方找到这样的很多新闻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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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公正研究论文篇十一

“大大连”战略的提出，是我市建市思想的一大飞跃。它是市委、市政府根据我市发展的实际，按照我市建设的历史阶段，遵循城市建设的客观规律提出的科学决策。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大连市城市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大连市现有的地域规模和基础设施已经逐渐成为继续发展的制约因素之一。“大大连”战略的提出和实施，是“不求最大，但求最佳”城市建设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新发展，无疑将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但是，“大大连”的大决不仅仅是空间或地理意义的“大”。如孙春兰书记等市领导所说，“‘大大连’不是简单的‘圈地运动’，空间划出来了，里面要有内容有项目，是要大力发展产业的”，“它实际代表的大连经济、社会快速、健康和全面发展”。因此，“大大连”是一项系统工程，它包括了城市规模扩张、功能提升、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形象改善，政治和文化更先进，要求方方面面的不断完善和在世界城市中地位的不断提高。“大大连”代表着一种社会进步，它将开创大连发展史上的一个新阶段，在大连市建设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大连市的司法系统将起到重要的作用。我们知道，在现代社会，法律是社会公平的最后一道屏障。如果司法不能够确保公平，势必导致社会不稳甚至动荡。失去稳定，就谈不上任何发展。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深切地认识到法治的重要性。近年来，依法治国、依法治党更成为全国、全党的共识。在我市的各项建设中，依法治市也成为了一条基本的原则，“大大连”战略同样应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这二者是相辅相成、并行不悖的。法治需要在“大大连”的建设中去体现，而“大大连”战略需要法治去保障。在“大大连”战略风正帆悬之际，如何确保司法的公正和高效，成为摆在全市法律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笔者认为，实现司法公正和高效关键在人，在于人特别是执法者的素质提高和制度完善，同时要做好配套工作的及时跟上。当然，法律的运行主要分立法、执法和司法及守法几个环节，本文主要从司法方面进行论述。

提高法官素质，狠抓作风建设。

作为超然中立的裁判者，法官最优秀的品质应当是不受法律以外因素干扰独立判断的能力。这就要求法官必须具备精深的'法律知识和法学素养。法官起码应当是博学的，中立的，正直的，廉洁的，超然的。只有这样，法官才能够做好工作，真正维护正义，解决纠纷，赢得尊重。

努力学习，提高业务素质。在西方不少国家特别是英美法系国家，法官是经过严格而系统的法律学习后，从律师中遴选出来的，因此具有丰富的经验和渊博的法学知识。他们要求法官应当是一个法学家。在我国目前不可能完全按照这一要求选任法官。但是，提高现任法官业务水平，却是迫切的任务。近两年来，大连市法院系统对法官的学历要求越来越高，不少法官开始参加各种形式的学习，本科生、硕士生大批充实进法院系统。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但是，学历并不代表水平，也不能代替能力。我们的法官切不可为了一纸文凭而沾沾自喜，重要的还是不断学习，学法律，学外语，学wto规则，学习国际贸易和法律规则，在不断学习和不断实践中不断提高自身的业务素质。

改变作风，提高政治素质。“民意不可违，民心不可欺。”大连市和组织的行风评议给大连的法官们上了生动一课。（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监督形式，有利于非常有效地鞭策后进，鼓励先进。如果能够和一定的责任制联系起来，使先进者上，后进者下，从责任人切身利益的处分上配合这一制度，将会更加有效。）我们欣喜地看到，法院系统的工作确实有了不少进步。但是坦率地说，法院的整体形象仍不能够完全和我们这座美丽的城市相匹配。在“大大连”建设中，城市的发展空间和城市地位更进一步提升，如何切实贯彻“三个代表”精神，切实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人民币服务，为关系服务，将是摆在我们每一位人民法官面前的永远的试卷。

[1][2][3]。

司法公正研究论文篇十二

第一段：引言（200字）。

司法公正是法治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之一，它对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公民权益起着重要作用。作为我国医疗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医保在保障人民健康、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参与医保事务的工作，我深深体会到了司法公正对于医保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第二段：医保制度的公正性（200字）。

医保制度应当体现公正和公平的原则，对所有人民群众一视同仁，不分地域、不分阶层。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某些问题。例如，一些偏远地区的医保待遇与发达地区相比存在一定的差距，一些高收入人群的医保报销比例比一般群众更高等。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通过执法公正立法与改进政策来解决，确保医保制度的公正性得以维护。

第三段：司法公正的缺失与维护（300字）。

在医保事务的执法过程中，我们不能完全忽视一些司法公正的缺失。比如，一些医保信息不对称、审核不准确或滥用职权等问题，会使一些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应当提高审查、调查和裁决制度的透明度与公正性，加强执法团队能力与培训，建立健全监督机制，以确保司法公正的得到维护。

第四段：医保违规问题与司法纠正（300字）。

在医保事务中，一些人为因素和利益驱动导致了医保资金的浪费与滥用。一些医保机构违规操作、虚报费用等问题时有发生。在这些时候，司法机构应当积极介入，进行调查与追责，以维护医保制度的公正性与有效性。同时，应当建立健全医保案件处理机制，并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合作，形成合力。

第五段：未来展望与总结（200字）。

作为医保事务工作者，我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我们应当进一步加大司法公正力度，推行信息化手段，完善发布制度，加强社会监督与问责机制，形成有效的运行机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保障人民的医疗权益，确保医保制度更加公正、透明，让更多的人民受益于医保制度。

结语（40字）。

在医保事务中，司法公正是重要的保障和支持。我们应当始终坚持司法公正原则，为医保事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司法公正研究论文篇十三

公正司法是法治社会的保证，是调解社会纠纷的有效途径，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在我国，法律是最高的准则，司法公正是法律得以执行的关键。而作为普通公民，我们不仅应该尊重司法机关，更要了解司法制度的运作，以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下面我将谈谈我的一些心得体会，希望能对司法公正有更深入的认识。

第二段：司法公正的重要性。

司法公正是法律实现公正的重要机制，是维护公平正义的重要保障。法律是为所有人服务的，司法公正是保障人民权益的保障。在司法实践中，如果出现了偏差和不公，将会损害民众对司法的信任，进而使司法机关失去公信力。因此，司法公正是法治社会的根本。

第三段：提高自身法律素养的重要性。

作为普通公民，提高自身的法律素养是非常必要的。只有了解法律，才能更加准确地认识到自己的权益，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仅有良好的法律秩序，才能有效地实现法律，维护公正司法。因此，我们应该积极学习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司法实践。通过多次参加法律培训和参与案例解析，我更加清晰地认识到司法公正的重要性，并更加准确理解了法律法规。

第四段：法律文书的重要性。

法律文书是司法实践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也是保障司法公正的非常重要的诸多环节之一。法律文书不仅是司法实践中重要的记录手续，也是当事人权益的保证。在处理案件过程中，如果法律文书的内容不实或者不合法，将会对司法公正造成不良的影响，会对当事人的权益造成不利影响。因此，我们在日常的法律实践中，要特别重视法律文书的作用。

第五段：结论。

司法公正是建立在法治之上的重要基石，是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的核心保障。提高自身的法律素养、关注法律文书的作用，都有助于维护司法公正。我们每个人既是法律的制定者，也是法律的执行者，应该以身作则，积极参与法律实践，守法用法，共同维护司法公正，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

司法公正研究论文篇十四

我国首席大法官肖扬院长曾经说过,公正是法院审判的生命所在。同样，公正更是人民法官的定位器，是法官追求的终极境界。法官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其基本标准是：不仅要实现诉讼结果的公正，即事实认定正确，法律适用准确，实体处理得当，还要实现诉讼过程的公正，即审判公开，依法定程序进行审理，尊重和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法官力求通过自己的渊博学识、较深的社会素养、强烈的竟业精神和踏实的工作达到自己终极目标----司法公正。笔者试从分析如何提高法官的自身素质入手，阐述法官的定位和公正问题。

公正是司法的第一属性。没有公正，司法便失去存在的价值。现代意义的公正有两层含义：一是公平，二是正义。公平，要求法院在司法活动中不偏不倚，保持中立，保证诉讼各方平等地行使权利。正义，要求司法活动追求科学和真理，摒除邪恶与反动，实现文明。公正是人类活动的目标之一，是文明的要求与象征。法院之所以在社会上成为最受尊重的机关，就是因为它代表着公正。法院作为社会终极裁判者,也是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最终维护者,是处理案件、解决纠纷的最后一道“防线”。公众需要公正、期待公正,是法院审判工作的催动力之一,否则公民或法人的纠纷完全可以自行了结,无需耗费人财到法院诉讼。公正还是一种信念,是当事者内心对公平、正义的感受和判断,要不为什么我们要公开审判,就是要让公众消除对审判“暗箱操作”可能导致不公正的疑虑,尽管最后的裁判不一定达到了实际上的公平。《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就将“保障司法公正”摆在首要位置，可见司法公正的重要所在。

二、法官的自身素质是司法公正的核心因素。

笔者认为，就目前的情况，法院在某些方面离司法公正还有一定的距离。法院要追求司法公正的形象，就必须保持中立无偏，而裁判者的自身素质是与司法的被动性密切关连的。法官这一主体因素为核心来加以思考并进行一些制度上的设计与调整。实际上，法官是实现司法改革的目的――司法公正这一过程中最活跃、最关键的因素。（一）、为人民服务必须在审判中体现出来，法官必须树立“审判就是服务”的理念。法官要注重观念的转变，树立一种服务的观念。这一提法可以说是丰富了司法的民主与文明的内涵，把实现司法的民主与文明，从一种理论高度归结到服务这种具体的模式上来。使司法的民主与文明由内在的、抽象的东西成为了一种机制的、具体的、可操作的事物，司法的民主与文明也就归结、转化为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行为，这就是司法机构公正、高效的服务。对于普通公众来说，法官的司法技能再高、法律水平再精、法律思想再深，他们或许无力评价。但是，他们最有资格以一个通达之人的心态评判法官的行为是否对人民、社会有好处，是否在更大程度上促进了权利实现，是否做到了公正适用法律。这种评价是最权威的。当然，如果一些法院落实服务理念的结果，使司法不再是独立、公平、权威的司法，或许“最满意的服务”会成为最凶的“法治杀手”。中国人民吃尽了法治不彰、司法不独立的苦头，而前些年出现的所谓“主动服务”、“保驾护航”、“法律咨询”、“寻找案源”、“参与中心工作”、“下乡收税费”等，又着实把法治的萌芽吓了一跳。当前，虽然上述问题减少了，但当地政府仍然把法院当作其一个职能部门，法院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还要完成政府分派的任务，如招商引资、参加某些工作组等，我们期待着尽快恢复法院的宪法地位，即一府两院。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服务”仍然被理解为法院不独立、受制于人的代名词。澳大利亚前任首席大法官布伦南爵士曾指出，法院不是“人民的法院”，而是“为人民的法院”。这一精辟阐述既体现了独立审判的工作方式，又揭示了法院工作的根本目的，也是对服务型法院理念的一个有力支持。美国的“五好法院”都反映出了“法律为民众服务”这样的理念。（二）、法官的综合素质是维护司法公正的先决条件。譬如甲法官谈吐文明、举止得体,而乙法官出言不逊、衣着不整,案件由甲法官办理,当事人一般觉得比由乙法官办理会更公正一些。笔者所在的法院院长就再三强调：开庭时，法官必须着法官袍，书记员必须着制服，佩带徽章；上班期间必须着法官服。这正体现出了法官作为法官角色这一特殊社会形象所具备的最基本素质，表现出了法官的较高涵养和浓厚的法院文化，这就是法官素质反映出来的表现公正。法官应是学识渊博、知识结构完整的,是精通法律的、有较高逻辑思维能力的,是有修养的`、儒雅性的,是有强烈敬业精神的、有职业自豪感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精英群体,应是具有足以让不同场合的人肃然起敬的人格魅力的社会群体。但目前我国的法官队伍素质现状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不同地区、不同审级法院的法官素质都有差别,非正规法律院校毕业或没有经过比较系统、严格司法培训的法官占整体法官队伍的大多数。社会公众没有视法官为特殊群体,没有视法官为公正的化身。这种状况严重制约了法院许多方面改革的深入,也成为法院许多改革难以取得实效的合理托辞。但是目前随着《法官法》的修改，晋升法官前必须通过国家司法考试这一职业准入的提高，上述现象已明显改善。同时也说明了法官的高素质化对司法公正的重要影响所在。

三、提高法官的威望与人格魅力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途径，也是法官的定位所在。

一位学者曾经说过“中国法官的个性犹如中国法院判决书的书写模式一样----千篇一律，几乎没有什么特点可言。”因而中国法官的威望与人格魅力的作用并未得到充分的重视与体现。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法院评“办案能手”往往是看办案的数量，严重忽视上诉率问题。笔者认为，上诉率低的法官才是办案能手。因此建议将上诉率和案件质量作为衡量法官能力的重要判断依据。一般而言，上诉率低，说明当事人对法官的判词认可，服从法官的理据，因而不行使上诉权。依照笔者的经验，当事人之所以提起上诉，主要原因是一审法官的判词没有正确表达，或说理不透，或自相矛盾等等。而这一问题直接影响着法官的威望与人格魅力。衡量法官的学识和判决质量水平是提高法官的威望与人格魅力的重要所在。法官的人格魅力是法官内在道德涵养的综合体现，而法官的人格魅力对于公正审判的实现或某些制度的实施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日本学者谷口安平指出，由于“吸收了大陆传统自成一个专业系统的日本司法官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权威和威信，一般人对法官的职业道德与公正性抱有很强的信赖感。法官能够独立地执行其职务，很少受律师以及其他方面的影响。美国联邦系统的法官和德国的法官也是如此，这使他们有可能发挥‘管理型’的作用”。此外，在我国马锡武在诉讼制度史创造的“马锡武审判方式”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并广为流传，与其本人公正廉洁的人格魅力是分不开的，当然那种审判方式是顺应当时的历史条件的。在今天，我们正在进行着更深层次的审判方式改革，并有着较好的审判环境，作为法官必须廉洁自律、清心寡欲、增强学识，审判公正，以提高自己的威望与人格魅力，进而提高法院裁判的公信力，以期达到法官心中的公正。

总之，法官增强自己的人格魅力与威望，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通过自己的工作---公正、高效地审理好案件并赢得公众的信任和社会的肯定，才得以做到公平正义，即法律的公正所在，也是法官定位自己的人生终极目标―实现司法公正所在。

（作者单位山东省垦利县人民法院）。

联系电话0546--2525279。

email―sunjianping00710@。

司法公正研究论文篇十五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提出了“公正与效率是二十一世纪人民法院的工作主题”这一法治化的科学命题，其基本内涵是：人民法院的全部司法活动，要做到审判公开，程序合法，审限严格，裁判公正，依法执行。这一主题高度概括了宪法和法律对人民法院职责的规定，充分体现了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基本特征和目标要求，揭示了人民法院在依法治国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反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于法律和法治的内在要求。笔者拟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谈自己对公正与效率的理解和感受，以求教于各位学者和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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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公正研究论文篇十六

为进一步转变作风，我代表县人民法院郑重作出如下承诺，热忱欢迎社会各界人士予以监督：

一、坚决执行县委干部作风十条纪律。

二、恪守最高法院“五个严禁”和省委政法委“六个严禁”的规定，严肃工作纪律。严格遵守廉政纪律、审判纪律和工作纪律，恪守职业操守，坚守正义使命，洁身自爱，甘于清贫，勤勉敬业，忠于职守。

三、坚持公开审判制度，打造“铁案”工程。提升裁判公信力，提高审判质量和效率，公正执法。

四、改进审判工作作风，践行司法为民。悉心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严禁索、拿、卡、要，惩治不作为、乱作为。

五、坚持“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积极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做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

承诺人：

日期：xx年xx月xx日

司法公正研究论文篇十七

[摘要]现阶段运用型法学人才的法律英语教育面临一系列问题，其中教学方法的改进尤为重要，法律英语教师如果能改变传统的“重教轻学”做法，注重对学生的素质教育，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让学生在积极的学习中感受到解决困难的快乐，其学习的有效性将大大提高，从而达到令人满意的教学效果，同时培养出既精通法律又熟悉英语的复合型人才。

[关键词]法律英语教学方法重教轻学。

大学法学教育要培养出什么样的人?对于这个问题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1.难选择合适法律英语教材现阶段法律英语教材和其他法学教材一样，大有蔓延之势，面对林林总总法律英语教材，很难选择出一本难度适中，又能教全面介绍英美法系法律情况优秀教材。

目前高校法律英语教材主要有两种：一是综合法律英语教材；二是法律专业课的英语教材。两种教材各有利弊，综合性法律英语教材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法律英语总体词汇量、法律材料的综合阅读与理解能力，但不利于学生法律英语实际能力的提高。而用专业性法律英语教材教学则使其变成了一种专业课教学。一部优秀的教材要求要：（1）语言地道，文字浅显，结构严谨，行文流畅；（2）选材广泛，信息量大（3）编排体例合理，方便读者提高能力。也就是让学生通过教材的学习，能够掌握法学英语的基础词汇，了解国外法学，特别是英美法系法学研究成果，并能够通过教学实践获得运用法学英语的基本技能，同时能够使学生形成熟练阅读和理解法学文献以及较为严谨法律英汉互译的能力。现阶段，法律英语教材虽比不上其他法学教材的繁荣，但也已经使高校教师无所适从。

2.生词多，学生课后“没时间”由于法律英语中存在大量的法语和拉丁语词汇以及较多的法律术语。这就使得法律英语生词较多，加上我国现阶段法学教育的特点，注重学生法律运用能力的培养，有针对的开展法条竞赛、讲座和其他社会实践等与法律英语无直接关系的活动，学生课后忙于准备其他活动，而无法保证充足的学习法律英语的时间。又由于现在大多数的高校多在第五、六学期开设法律英语，而且是考查课，甚至是选修课。与此同时，部分学生和法律学英语老师都认为应用型法学人才法律英语的学习无关紧要。即使选择了合适的教材，还是很难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

3.教师教学方法急待改进现阶段法律英语的教学方法的科研比较薄弱，很多教师还是沿用英语的教学方法，解释单词短语，讲解课文和练习，课堂上，老师满堂贯，学生只要坐在下面听老师讲和记笔记就可以了。课后要求学生背诵和识记学过的单词和相关段落。这样的教学方法是把学生放在被动的位置上，让学生感到是在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没有老师的要求，学生无所适从。忽视学生的实际运用法律英语的能力的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