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论文高中生(专业18篇)
总结也是对过去所做决策及其结果进行评估的过程。总结可以借鉴他人的经验和观点,但要注重自己的创新和独立思考。推荐以下几篇阅读材料,希望能给大家的总结提供一些启发。
中国近代史论文高中生篇一
摘要问题讨论法教学是创新教育教学方法之一,能够较好调动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性。本文通过阐述问题讨论法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中的必要性和具体实施方案以及运用过程中应该注意的事项,以期增强学生的问题意识,提高《纲要》教学的实效性。
关键词问题讨论法教学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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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是我国高等学校本科学生必修的一门历史课程,其内容主要介绍中国自1840年以来抵御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中华民族独立自强、实现中国人民解放的历史,使大学生进一步认知中国的国史、国情,并增强对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信念,提高运用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分析评价历史问题和社会发展规律的能力。要想达到这样的教学目的,问题讨论法教学是一个很好的手段。
1“问题讨论法”在《纲要》教学中的必要性。
“问题讨论法”是学生在教师指导下为解决某个问题而进行探讨、辨明是非真伪,获取知识的方法,也是一种以学生自己的活动为中心的教学方法。首先由教师提出问题,引起学生兴趣,继而引发讨论,在讨论中探究问题的本质,最后由教师总结,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很多中学思政课都采用了问题讨论法教学,但是进入大学以来,因为许多《纲要》课采用了大班授课,有些老师就认为采用问题教学法在教学内容安排、教学进度上都有难度,因而不再用这种教学方法,殊不知大班授课也同样可以采取问题讨论法教学,只要创立问题合理,教师引导有方,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一,“问题讨论法”教学可以激发学生学习《纲要》课的兴趣。《纲要》课部分内容和中学课程存在着重合现象,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如果简单重复课本内容,就很难突出重点、挖掘新意。对“90后”大学生来说,他们对重复学习的内容极易产生厌烦情绪。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就需要改变理论说教的形式,让学生带着兴趣去学习,积极参与课堂教学,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问题讨论法教学就显得非常重要。第二,“问题讨论法”教学有利于对学生历史发展规律的总结。《纲要》课讲述了1840年至今170年的历史,时间跨度长,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问题纷繁复杂,很多学生面对这些问题,摸不着头绪,不能准确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而问题讨论教学法采用问题导入,让学生深入认识问题的本质,以及引起问题的前因后果,由此及彼的认识相关问题,举一反三,触类旁通,能够科学地理解和掌握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第三,采用问题讨论法教学还可以提高学生评价历史问题、辨别是非的能力。在对问题的讨论过程中,通过对有关历史事件、人物的分析,让学生透过现象看本质,使问题简单化,让学生不被表面现象所迷惑,找到促使历史事件发生的合力,从而提高辨别历史是非的能力。眼下在社会上出现了一些不符合历史发展观的看法,比如某些人提出“侵略有功论”、“非暴力革命论”等,90代大学生对这些历史问题知道的史料少,容易被误导,也容易感到迷茫。这就需要把《纲要》课程中有些有争议的、并且容易让学生历史思想混乱的问题明确的提出来,让他们在问题讨论中比较分析,通过以事实为根据的争辩,找出问题的本质所在,存真去伪,从而达到是非分明的目的,很好地解除学生的困惑,也提高了他们分析历史问题辨别是非的能力。
2问题讨论法教学的具体实施方案。
“问题讨论法”教学的关键是在教和学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或中心作用。正确运用该教学法,学生主动学习的舞台就可以很好的搭建,学生活跃的思维就能很好的体现。否则,就成了只有教师唱独角戏了,教学效果也大打折扣。所以说“问题讨论法”的实施是有条件的,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实施:
2.1讨论问题的内容准备。
课堂问题讨论,教师要通过展示某个教学问题,去引导学生发表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或对某些观点进行比较全面的论证。所以,我们老师提出问题时要深思熟虑、精心策划,而不是随意信手拈来,所提问题要让学生感兴趣,只有这样,他们才会话有所说,理有所辩。一般来说,问题的选择要遵照这样几个原则:第一,符合历史学规律前提下,有典型性和针对性。问题讨论教学的目的是使教学任务更好的完成,所选择的问题一定要体现《纲要》课的教学目的,要抓住理解和应用理论的关键提出问题。使讨论能击中要害,辨出是非,在学生知识和发展方面起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作用。第二,设问要生动具体。创设问题要达到明确具体,易于学生理解,题目形式要生动,问题的提出要能引人入胜,以利于激发学生的兴趣。第三,具有系统性和启发性。在充分解读纲要教材的基础上,将本课程要选择的问题作一系统性的规划,不能仅仅拘囿于某一问题,要注意设立问题之间的关联性,问题的叙述要有利于启发学生的思维,涉及的知识要从学生已有知识出发逐渐接近未知,要有深度和广度。比如说在上编综述中选择“鸦片战争爆发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这样一个学生了解但又不完全知道的问题,让学生讨论,既可以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又可以让学生有话可说,经过讨论辩驳,让学生深入了解到在鸦片战争之前的清嘉庆朝时,中国已经大大落后于西方了,鸦片只是战争的一个导火索,没有鸦片,帝国主义同样会找其它借口侵略中国,这样就会使学生深入理解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侵略的历史必然性,学生就会清醒认识到要想改变落后就要挨打的被动局面,就必须有新的进步社会形态来代替封建主义,让学生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有比较全面的深刻的认知,多方位、多棱角的去看待中华民族的近现代历史。
2.2组织好课堂讨论。
课堂讨论是问题教学法的核心,学生一般按照10人分组,各小组认真讨论,教师要在教室时刻关注学生的活动,留心观察学生在讨论中所出现的问题,还要避免有些同学不发言,尽量使每一位同学都要参与到讨论中。讨论完毕后,由各小组指定一名学生发言。发言的学生也要回答其他小组提出的问题,甚至可以对同一问题产生的不同观点展开辩论。
2.3教师归纳总结。
通过对某个历史问题的分析、讨论获得对问题的正确认知,以此提高大学生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是问题讨论教学法的最终目的。所以,教师在学生讨论后要及时的归纳学生的观点,并对其进行适当的点评和归纳总结。如同学的发言是否主动、讨论课堂问题发表的言论观点是否符合历史和社会规律、分析问题是否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老师要中肯的指出发言学生所得结论的优点和不足,让学生学会分析矛盾,把握重点,使问题教学法发挥其最大的课堂效果。比如,在对“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带来了什么”这一历史问题进行教师归纳总结时,老师就要明确指出,鸦片贸易本身就是一种非法贸易,其致使白银外流,国民身体素质下降,带给中国人民不可估量的损害。另外,中国政府禁止鸦片贸易是合情合法合理的措施,英帝国主义以此为借口侵略中国是没有道理的;第三是帝国主义通过发动鸦片战争是其侵略本性使然,主要是想把中国变成他们原料产地和商品输出地;第四是随着帝国主义的侵略,不仅没有给中国带来现代化,而且使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最后指出中国近些年的崛起是1978年改革开放带来的。这样就使学生了解到帝国主义侵略是中国发展的最大障碍,我们只有靠自己发展,才能屹立世界之巅。
3问题讨论教学法在实施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3.1准备工作要充分,控制好讨论时间。
运用问题讨论法教学,涉及到的教学内容比较多,这就要求我们历史学老师要具有较宽的知识视野和良好的历史学、社会学理论基础,老师应提前准备好充足的历史和社会学资料等,甚至要预测到讨论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不仅如此,老师还要有序的控制好问题讨论,对教学各个环节要进行有准备的合理的布置和策划:一般来说,要把需要讨论的问题提前布置,要求学生提前做好预习和准备,可以给学生推荐一些书目,扩大学生的知识面,提高学生的史论水平。同时教师要控制好课堂讨论时间,既让学生进入到讨论状态,又不能影响教学进度。
3.2教师的正确引导作用。
在问题讨论教学实施时,老师要做好对学生的引导,要让学生明确本次问题的主题思想,避免在课堂上发生“跑题”的情况。如对于“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带来了什么?”这一历史问题,首先要明确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有些学生可能会受到目前社会上某种不健康观点的影响,在学生中会存在着帝国主义的侵略给我们国家输入了先进的思想或技术,更甚者会认为如果没有帝国主义的早期侵略,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的认识。教师对这些问题要有充分的了解,在学生讨论时要及时给予正确的引导,帮助学生正确解决这些问题。
3.3启发式教学不容忽视。
教学的主体是学生。启发式教学的采用可以可以让学生变成有主体意识的学习者。启发式教学是问题讨论教学法要经常采用的。第一,设计讨论问题时,老师不能单单从自己的主观出发,自己想出什么题就出什么题,要考虑大学生所学习的专业、知识视野等来进行问题的选择。例如,针对文科专业的学生,设计问题时要相对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而对理工医学科专业的学生来说则要选择比较容易一点的问题。第二,要布置任务,让学生充分利用大学图书馆或网络搜集资料,为进行问题讨论做应有的素材准备,引导学生自己思考与分析,一步一步找出解决问题的关键点,让学生自己总结出规律,最终解决问题。
总之,问题讨论法教学是提高《纲要》课教学效果的有效方法,如何创设问题,组织好课堂是一项教学艺术,我们要更多地了解青年学生实际和社会问题,不断总结经验,努力提高课堂教学的实效性。
河南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编号:2009-jkghag-0821。
参考文献。
[1]沙健孙.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的若干问题.教学研究,2006.2.
[2]金晔.“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实践教学模式研究.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10.12.
[3]钱文艳.“问题教学法”与“梯度性提升学生问题能力――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为例.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1.
中国近代史论文高中生篇二
摘要:中国社会在鸦片战争后,进入了近代的进程,并且随之发生了众多的变化。两次战争之后,广大人民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侵入的不断深化,几近渗入社会的各个层面,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中国权利的不断扩大,带给了古老中国无休止的战火。这两次战争究竟在那些主要方面影响了中国?中国的社会进程又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本文重点描述了这些。
关键词: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自然经济、洋务运动、海关。
一、两次战争,一种命运。
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是以发生在清道光二十年至二十二年(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为标志,同时这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开端。
1839年6月3日至21日,钦差大臣林则徐在虎门海滩公开销毁英、美等商人呈缴的鸦片21298箱[2]。英国殖民主义者再也坐不住了,1840年2月英国内阁正式决定发动侵华战争,4月英国国会正式通过,6月由英国全权代表懿律()统率4000侵略军,乘舰船40余艘到达广东海面并封锁珠江口,鸦片战争正式爆发。
此时,清廷的腐朽衰落在此展露无疑,统治阶级中的妥协派占据了主导,林则徐、邓廷桢被革职查办;沙角、大角、虎门炮台相继失守,定海、宁波、镇海相继被攻陷,跋涉重洋的侵略者让战火在古老的东方国度持续燃烧了两年零两个月,最终于1842年8月29日,以中方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而结束。自此中国不再享有完整独立的主权,中国社会开始转化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开始了长达109年水深火热的日子!
当中国国内太平天国起义达到高潮的时候,英法两国在美俄的支持下,对中国发动了新一轮的侵略战争,并以此来扩大鸦片战争中所获得的利益,史称第二次鸦片战争。
1860年10月,无力抵抗的清廷由奕?出面与英法侵略者签订《北京条约》,至此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迅速加深。
两次鸦片战争,古老的东方国度——中国,在清朝统治者的带领下,驶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千万万中国人民都面临着一种命运——用枪炮和鲜血来换取国家的主权独立与民族自由!
二、两次战争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
两场久远的战争,中国耻辱的近代史序幕就在一阵阵枪炮声,一声声呐喊声中拉开了。
此后西方殖民主义者,带着资本主义的各类成果来到了中国,从各个方面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
(一)海关行政管理制度及政策变化。
两次战争用武力叩开了中国的国门,在此便不得不先谈一下清代海关的变化。
可是现在,西方殖民主义者不仅用武力口开中国国门,而且用凶残的暴力将中国的海关自主权硬生生地剥离,更有一些殖民主义者敏锐地察觉到“在中国这样一个列强共同争夺的国家中建立一个完全殖民地性质的海关机构,事实上是很难行得通的。”[6]咸丰九年(1859),在海关司税李泰国的紧逼下,清廷将总税务司升格为中国海关行政的最高首脑,并委任李泰国为近代中国海关第一任总税务司,这位大英帝国的海关代表,不仅“霸占”了中国海关的最大权利,还在其任期内将司税改为税务司,税务司的实际地位就相当于各地海关行政之最高长官。此外清廷的海关系统还包括:海政局、同文馆和邮政局。
西方殖民主义者利用武力、利诱官员等手段进一步控制了清廷海关大权,为其倾销工业产品,掠夺原材料及初级产品提供了便利。
(二)清政府的自强运动(洋务运动)。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以英国为首的侵略势力在北京直接控制了中国封建政权。英、美、俄、法等国的公使联合干涉中国的内政和外交,此时与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程度加速相适应是封建政权的显著地买办化。从清朝封建统治集团本身的变化上说,一批主张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并与外国侵略势力关系更密切的买办化官僚产生了,即所谓的洋务派。他们为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和扩大本集团的势力,开展各种洋务活动。
前期,以曾国藩、李鸿章为首的官僚军阀,在六七十年代先后建立了一批新式的军事工业,所谓的“自强新政”。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建立“安庆内军械所”;1862年李鸿章在上海设立“上海洋炮局”;1865年李鸿章在上海高昌设立江南制造总局;同年,李鸿章在南京设立由因国人马格里督办的金陵制造局。但这些企业大都工作效率低下,产品质量低劣。在兴办军事工业的同时,还训练新式陆军和建立新式海军(即筹建了:南洋、北洋、福建三支水师)。
后期,从70年代初期开始,洋务派从军事工业转而举办一系列民用企业,以供应军用工业所需要的原料、燃料和运输、以“求富”。其中规模较大的有:1872年在上海创立的轮船招商局,1876年筹办的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汉阳铁厂、上海机器织布局等。“洋务派所办新式企业均为官僚商办企业,也是北洋系买办官僚所凭借的经济体系。洋务派兴办这些企业的目的是企图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的一些东西来维护封建统治,并增强本集团的实力和财富。这些资本主义企业实际上就包含着官僚资本主义的最初形式。”[7]中国的资本主义在这些企业中缓慢的成长。
(三)西方资本主义冲击下的自然经济。
其解体的具体表现为:
从鸦片战争后,特别是七十年代到甲午战争之前的时期内,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倾销下,与农业结合的手工业尤其是棉纺织手工业开始解体,广大农民的日常生活用品和生产资料不得不依赖于市场,成为世界市场的购买者;另一方面,在外国资本主义原料掠夺下,中国农产品的商品化也迅速扩大,广大农民又成为世界市场的原料供给者,中国农业经济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道路。
(四)、其他方面。
以上着重分析的几个方面,是两次鸦片战争后,对中国历史影响较为长远和深刻的方面,下面来描写在外国资本主义的掠夺下依然存在的几个其他方面。
在洋务运动创办近代企业的同时,中国社会还出现了一批商办企业,如:1866年的上海发昌机器厂,1873年的继昌隆缫丝厂,1878年天津的贻来牟机器磨坊等,这些企业构成了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端。
另一方面近代工业在中国的出现,使得中国产生了第一批近代产业工人,他们形成了早期的中国无产阶级。并在此后30年的时间内,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加深以及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中国的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了。
另外在鸦片战争后,地主阶级改革派效法和学习西方以抵御侵略的思想,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后逐步发展为维新思潮,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思想解放。
五、结束语。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在饱经了109年战火纷争的中国人民,终于可以过上自由和平的生活。但是久远的战争不是只能活在我们的回忆当中,我们要居安思危,时刻谨记自己所处的环境,自尊自强,从此永不遭受如此屈辱。
让我们铭记历史,开创未来!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著:《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7页。
【2】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下,北京大学出版社。
【3】马克思恩格斯著:《新的对华战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739页。
【4】贺翼柯,《戈登在中国及苏丹》,见王崇武等编译:《太平天国史料译丛》,第148页。
【5】《熙朝纪政》卷六,《纪英夷入贡》附《敕谕英吉利国王二道》。
【7】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下,北京大学出版社。
【9】毛泽东著《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第626页。
中国近代史论文高中生篇三
同治十一年(1872年),李鸿章在《复议制造轮船未裁撤折》中称:“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末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光绪元年(1875年),李鸿章又在《筹议海防折》中称:“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主客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数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未有之强敌”。
“三千余年一大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是李鸿章对于当时中国所面临形势的分析,“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则表明了当时中国所对峙的列强势力。可贵的是李鸿章他不同于保守的顽固派,他处在当时的阶段却能正确的看待晚晴所处的局势实为不易;他和一些洋务派更不同于顽固派,他们不仅看清了局势还敢于冒险尝试向前迈进开展了洋务运动,虽然并没有改变甲午中日战争的结局,但是促进了中国近代化,他们在当时迈出了这一步实属不易。
清朝也是历史上一个典型的由少数民族统治的政权,在鸦片战争的前期乃至鸦片战争后,一个不可被忽视的阶层值得被思考,那就是士大夫阶层。“闭关锁国”固然有着很大一方面的因素,但是鸦片战争开始后即使林则徐、魏源、黄爵滋等人已经认识到和西方列强的各方面差距后,清朝却没有马上实行变革,很大的原因在于士大夫阶层。“中国人的守旧性太重,我国文化有了几千年的历史,根深蒂固;文化是士大夫阶级的生命线,文化的动摇,就是士大夫饭碗的动摇;中国士大夫阶级(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无论在哪个时代,总有少数人看事较远较清,但是他们怕清议的指摘,默而不言。短短几句话已经总结了清朝士大夫阶层大部分人麻木、迂腐等特点,鸦片战争后可以说不论军事还是政治上,都与列强有着很大的差距,双方对比之下,清朝统治下的中国真的是遇到了“数千年未有之强敌”。
鸦片战争前,对于如何对待列强,清政府内部就有了不一样的声音,主要分为抚夷派和剿夷派,也就是主和派与主战派。随着过程中的各种结果,道光帝也在主站主和间举棋不定,这也使得清政府内部派别争论更为激烈。
在道光帝决心迎战后,却出现用人失误的问题,从而引出不断失城的连锁反应。于是道光帝又倒向主和派一方,虽然中途有官员奋勇抵抗,但是道光帝一意妥协,最后耆英、伊里布与璞鼎查还是签订了《江宁条约》。
在这一过程中,主和派主要凸显的人物是琦善、伊里布、耆英等人,琦善的妥协态度则是建立在他亲身了解到了当时英国的军事实力后所下的态度,主战派别的官员中也不乏为了捍卫国家领土与主权但是不了解英国的官员,而期间道光帝所派不乏像奕山这样虚报奏折而导致对英国预估不实的官员,这些种种因素也导致了道光决策时忽主站,忽主和的不坚定立场。
从鸦片战争的过程来看,道光帝的举棋不定十分影响形势的走向,士大夫们在决策同时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会来源于揣摩圣意。其中固然有坚定站在主站或主和的坚定立场的官员,但也不乏与道光帝一样没有坚定决心的官员。如果道光帝坚定决心势必与英国决战至终,侵略者一路遭遇顽强的抵抗,他们也不一定能入侵的如此迅速。假使英国一开始的意图也许只是想要一个和平的条件与环境经商,那么清政府的不明确态度也给了英国一个可乘之机。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从古代史迈入近代史,同时鸦片战争也使得中国发生根本性变化。通过一系列条约,中国直接遭受到的侵犯包括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司法、关税等主权都开始丧失,传统的经济形态也被冲击。当然这些都是可以直接看到的影响,而更加深远的影响和隐患是,清廷为赔偿大额的白银增加的税费直接影响农民的利益得失,甚至沉重的赋税使他们无力支付。由于康乾盛世,使得清朝时期的人口大增,嘉庆九年(1804年)纂修的《巴陵县志》在讲到该地经济、人口分布和各行各业居民状况时写道:“十分其农,而佃种居其六。”农村百分之六十的人口是佃户,其余百分之四十,则是地主和自耕农。道光中编写的《江阴县志》,叙述该县风俗,说到“农之家十居**,农无田而佃于人者十居五六”。当时该地农业经济占统治地位,绝大多数居民是农业人口,而增加赋税会使得大多数的农民积贫积弱。另一方面列强在华开设工厂,会使得许多手工业者或者失业,或者沦为廉价劳动力,鸦片战争使得中国多数人口都陷入苦难的状态,也使得清政府陷入失威局面。
在鸦片战争后不久,清政府就迎来了大规模的起义运动,这其中最著名的则属“太平天国”运动。太平运动可以说是鸦片战争的产物,其参与运动的多数为农民阶级,源于鸦片战争后国内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太平军的发展速度也是十分迅速的,或许是因为洪秀全的“拜上帝会”使农民有了精神寄托,或许是因为《天朝田亩制度》,使农民有了希望与目标,无论如何太平天国的动向、举措和号召力都侧面反映了鸦片战争后清朝统治下的社会正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这种变化正朝着不可预估的方向发展,以一个不可预算的速度发展着,并且这些变化都一点点的成为清朝的隐患。
参考文献:
中国近代史论文高中生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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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这不仅是中国的单独国家的历史,更是全世界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录,只是与西方人而言,他们现在最多只是围观者,而与我们,这是一部不堪回首的屈辱历史,还好,那些时光过去了,幸好,它只是中国光荣历史里面的冰山一角,下面,让我来慢慢的阐述这部书给我们所带来的历史。
1840年,成为首号资本主义强国的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中国近代史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从此,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历史也以鸦片战争为标志进入近代史,这是中华民族一段屈辱的历史,也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抗争的历史,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寻求富民强国之路的探索史。我们学好这段历史,必须把握三条主线。一、一部灾难深重的屈辱史中国近代史是灾难深重的历史,是中华民族的屈辱的历史,中国人民饱尝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欺凌。在中国近代史上,大大小小的帝国主义国家争相侵略我们,中国被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有几百个,中国人民在西方的侵略战争中一次又一次被打败。1840年,英国为了打开中国的大门,悍然发动了鸦片战争,古老的、落后的中国在西方坚船利炮面前战败了,1842年签订了中国近代史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此后又签订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中英《虎门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等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批不平等条约,被迫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和外国协定关税,外国取得了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和在通商口岸传教等特权。这些条约给中国人民带来野蛮和屈辱。1856年,英法等国为了进一步打开中国的大门,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在抵抗失败后被迫和英法俄美四国签订了《天津条约》,和英法俄又被迫签订《北京条约》。中国丧失了大片领土和主权,尤其是沙俄掠夺了中国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外国侵略势力伸向中国内地,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加深了。
1885年,法国又发动侵略中国的中法战争,清政府又签订了《中法新约》,列强取得了在中国修筑铁路的权利。1894年中国又在甲午战争中失败,被迫和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大大加深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赔款达到两亿两白银,帝国主义强国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然而帝国主义为了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进一步控制中国,1900年八国联军又共同反动了侵华战争,清政府被迫签订了《辛丑条约》,赔款本息超过10亿两白银,清政府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了。一系列的侵华战争和大批的不平等条约,把中国推向灾难屈辱的深渊,造成了近代中国的贫穷和落后,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严重的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完整和领土完整,因此我们要牢记中国近代屈辱的历史,铭记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二、一部不屈不挠的抗争史在西方列强野蛮侵略中国的同时,伟大的中华民族和不屈的华夏子孙,进行了一系列的抗争,有来自社会底层,也有来自清政府内部,有的是有组织的,有的是群众自发的。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尽管有一些民族败类,但是清政府和广大爱国官兵也进行了一些英勇的战斗,涌现出像林则徐、邓廷桢、裕谦、海龄、关天培、陈化成等大批爱国将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也出现了前仆后继抗争的壮烈场面;在中法战争中,冯子才无所畏惧,领导取得了镇南关大捷,刘永福领导黑旗军威镇敌胆,爱国海军在马尾海战中表现出了临危不惧、英勇战斗的精神;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左宝贵、邓士昌、林永升、刘丁汝昌等人以身殉职,上演了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各地民众自发抗日,都体现出了中华民族顽强不屈的爱国抗争精神。
中国近代史论文高中生篇五
中国近代史是指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的中国历史,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渐形成到瓦解的历史。它是中国人民探索救国之路,实现自由、民主的探索史,也是一部中华民族抵抗侵略,打倒帝国主义以实现民族解放、打倒封建主义以实现人民富强的斗争史。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欢迎大家前来参考查阅!
同治十一年(1872年),李鸿章在《复议制造轮船未裁撤折》中称:“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末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光绪元年(1875年),李鸿章又在《筹议海防折》中称:“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主客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数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未有之强敌”。
“三千余年一大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是李鸿章对于当时中国所面临形势的分析,“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则表明了当时中国所对峙的列强势力。可贵的是李鸿章他不同于保守的顽固派,他处在当时的阶段却能正确的看待晚晴所处的局势实为不易;他和一些洋务派更不同于顽固派,他们不仅看清了局势还敢于冒险尝试向前迈进开展了洋务运动,虽然并没有改变甲午中日战争的结局,但是促进了中国近代化,他们在当时迈出了这一步实属不易。
清朝也是历史上一个典型的由少数民族统治的政权,在鸦片战争的前期乃至鸦片战争后,一个不可被忽视的阶层值得被思考,那就是士大夫阶层。“闭关锁国”固然有着很大一方面的因素,但是鸦片战争开始后即使林则徐、魏源、黄爵滋等人已经认识到和西方列强的各方面差距后,清朝却没有马上实行变革,很大的原因在于士大夫阶层。“中国人的守旧性太重,我国文化有了几千年的历史,根深蒂固;文化是士大夫阶级的生命线,文化的动摇,就是士大夫饭碗的动摇;中国士大夫阶级(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无论在哪个时代,总有少数人看事较远较清,但是他们怕清议的指摘,默而不言。短短几句话已经总结了清朝士大夫阶层大部分人麻木、迂腐等特点,鸦片战争后可以说不论军事还是政治上,都与列强有着很大的差距,双方对比之下,清朝统治下的中国真的是遇到了“数千年未有之强敌”。
鸦片战争前,对于如何对待列强,清政府内部就有了不一样的声音,主要分为抚夷派和剿夷派,也就是主和派与主战派。随着过程中的各种结果,道光帝也在主站主和间举棋不定,这也使得清政府内部派别争论更为激烈。
在道光帝决心迎战后,却出现用人失误的问题,从而引出不断失城的连锁反应。于是道光帝又倒向主和派一方,虽然中途有官员奋勇抵抗,但是道光帝一意妥协,最后耆英、伊里布与璞鼎查还是签订了《江宁条约》。
在这一过程中,主和派主要凸显的人物是琦善、伊里布、耆英等人,琦善的妥协态度则是建立在他亲身了解到了当时英国的军事实力后所下的态度,主战派别的官员中也不乏为了捍卫国家领土与主权但是不了解英国的官员,而期间道光帝所派不乏像奕山这样虚报奏折而导致对英国预估不实的官员,这些种种因素也导致了道光决策时忽主站,忽主和的不坚定立场。
从鸦片战争的过程来看,道光帝的举棋不定十分影响形势的走向,士大夫们在决策同时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会来源于揣摩圣意。其中固然有坚定站在主站或主和的坚定立场的官员,但也不乏与道光帝一样没有坚定决心的官员。如果道光帝坚定决心势必与英国决战至终,侵略者一路遭遇顽强的抵抗,他们也不一定能入侵的如此迅速。假使英国一开始的意图也许只是想要一个和平的条件与环境经商,那么清政府的不明确态度也给了英国一个可乘之机。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从古代史迈入近代史,同时鸦片战争也使得中国发生根本性变化。通过一系列条约,中国直接遭受到的侵犯包括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司法、关税等主权都开始丧失,传统的经济形态也被冲击。当然这些都是可以直接看到的影响,而更加深远的影响和隐患是,清廷为赔偿大额的白银增加的税费直接影响农民的利益得失,甚至沉重的赋税使他们无力支付。由于康乾盛世,使得清朝时期的人口大增,嘉庆九年(1804年)纂修的《巴陵县志》在讲到该地经济、人口分布和各行各业居民状况时写道:“十分其农,而佃种居其六。”农村百分之六十的人口是佃户,其余百分之四十,则是地主和自耕农。道光中编写的《江阴县志》,叙述该县风俗,说到“农之家十居八九,农无田而佃于人者十居五六”。当时该地农业经济占统治地位,绝大多数居民是农业人口,而增加赋税会使得大多数的农民积贫积弱。另一方面列强在华开设工厂,会使得许多手工业者或者失业,或者沦为廉价劳动力,鸦片战争使得中国多数人口都陷入苦难的状态,也使得清政府陷入失威局面。
在鸦片战争后不久,清政府就迎来了大规模的起义运动,这其中最著名的则属“太平天国”运动。太平运动可以说是鸦片战争的产物,其参与运动的多数为农民阶级,源于鸦片战争后国内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太平军的发展速度也是十分迅速的,或许是因为洪秀全的“拜上帝会”使农民有了精神寄托,或许是因为《天朝田亩制度》,使农民有了希望与目标,无论如何太平天国的动向、举措和号召力都侧面反映了鸦片战争后清朝统治下的社会正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这种变化正朝着不可预估的方向发展,以一个不可预算的速度发展着,并且这些变化都一点点的成为清朝的隐患。
参考文献:
[1]蒋廷黻著.中国近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6.
《申报》创刊于1872年4月30日。创办人为英国商人安纳斯脱?美查,后转卖给民族资本家并几经易主,抗战初期一度停刊。1938年10月在上海复刊,直至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几经波折,历时78年,共出版25600期。《申报》作为中国现代的报纸开端和标志,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有着里程碑的意义。
《申报》保存了大量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资料。特别是记录了上海当地及全国乃至世界的重大事件,再现了当时军阀、地方势力、中共和其他党派及人民群众的活动。
(一)报道全国性重大事件。
《申报》曾对进行了全方位的报道,包括学界如何反对割让领土、拒绝对德合约;惩办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并迫使他们辞职的报道,学生罢课与学生被捕情况的详细记录。更加珍贵的是,保存了罕见的的历史照片,将的全貌更直观的呈现给后人。
(二)报道地区性史实。
1872―1929年,《申报》对苏沪等地进行了长达80年的持续报道。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报道区域也精确到具体县市。《申报》通过这些鲜活的新闻,对江南地区人民生活方式,社会生产方式,社会风貌形成以及社会变动轨迹进行了持续而广泛的报道。这些细节性的事实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近代中国史研究的空泛,使史的研究更“有血有肉”,栩栩如生。
《申报》无论是从办报宗旨,报道角度的拓宽还是新闻业务的改革,都值得后来人学习借鉴。
(一)办报宗旨。
它始终都在追求新闻独立自由、客观公正、及时准确、为大众服务的理念,注重新闻的真实性和时效性。美查称,“利”和“义”并不完全对立,办报为了盈利,并不排斥在必要时仗义执言,报纸的言论要“上关皇朝经济之需,下知小民嫁穑之苦”。
《申报》在国内报纸中最早使用电报传送新闻稿。1874年《申报》刊出经由丹商大北电报公司海底线路拍来的关于英内阁改组的伦敦电讯,为国内报纸刊出的第一条电报新闻。津沪电报线路于1881年12月交付后,《申报》立刻把握机会,利用线路传递南北各报新闻。
(二)舆论监督。
报刊一直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公共舆论的平台,因此,把握并利用报刊的舆论导向就成了近代中国各种势力追求权力表达,诉求政治立场的必选之地。在每次剧烈的政治斗争或者社会对抗中,报刊会被卷入其中,并置于风口浪尖。《申报》自创刊以来,始终被不同时期的各种政治势力所争夺的公共舆论平台。不管是美查为赚钱扩张经济势力创办报纸,到席子佩接手经营,再到史量才主持,最后到共产党接手大陆而退出舆论界,中外各种政治势力为占据《申报》这个舆论至高点,进行了纷繁复杂,“刀光剑影”的斗争和合作。《申报》一路走来,中国社会的公共舆论空间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随着舆论空间的不断扩大,公共舆论平台的建立,人民拥有了更多的表达机会。各种政治势力进行争斗时,不得不考虑到人民大众的呼声和言论。报刊舆论公共空间的不断扩大,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消减阶级对抗,促进社会和谐。
(三)时评。
陈冷在新闻评论方面提出,报纸应该做到“明白公正”,即言论既要为读者提供明白的观点又要有公正的态度。对于评论的文体,他主张用言简意赅的时评文体取代《申报》传统的“论说”。他的每日一议、尖锐泼辣的是评委《申报》赢来了不少读者的喜爱,使《申报》步入巅峰。
“时评”在很长时间里起到了《申报》的“社论”作用。社论是“代表报刊编辑部的权威言论。它集中反映并传播一定的政党、社会政治集团和社会群众团体对当前重大事件和迫切问题的立场、观点、主张,是影响并引导社会舆论的有力的评论形式”。时评”专栏是报刊业务的一种进步,半文半白的语言已经被白话文取代,报刊语言的白话趋势已成必然,用白话文创作“时评”适应了语言的变化。对于时评文章的发展而言,这是一次大的调整,虽然放弃了原有的特点与风格,但迎合了时代的发展,为时评文体带来新的生机。
报纸可以宣达政令,也可以掌握主动权,分析时局,探讨国家出路。《申报》中有很多时评是对时局政治的客观分析或是探讨国家出路的“救世文章”。“九一八”事变之后,《申报》发表了时评《国人乎速猛醒奋起》号召国人迅速惊醒:“今日之事,痛哭不足以救国,轻举不足以救国,待助于人犹不足以救国。救国在于积极有效之行动,在于万众一心之团结。”此外,每逢元旦,《申报》都要发表一篇新年展望的时评,年末又要发表一篇对一年之内进行总结的时评。虽然每年各不相同,但大致都要劝告政府善待国民,增强国力。
(四)重视发表副刊性文字。
这是《申报》在新闻业务上的一大创造性举措。该报公开征集竹枝词等文艺作品,并在版面上特辟文艺类作品的篇幅,以满足当时主要读者群――旧时文人的兴趣爱好。这一创举为后起的报纸所效仿,开我国报纸副刊之先河。研究读者爱好,满足其正当需求,保证一个稳定的受众群。
报纸的企业化是民初中国新闻事业职业化的一个重要现象。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帝国主义列强无暇估计对中国的侵略。使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有了快速的发展空间,给中国商业性报纸实行企业化方针提供了有力的条件。《申报》首先向现代企业化报业方向迈步。
(一)广告。
该报聘请张竹平任经理,设广告推广科,派出外勤四处招揽广告,改进广告设计,代客户绘制广告图样,撰写文字说明,直至客户满意,这些服务都深受工商界的欢迎。因此,《申报》的广告日增,成为盈利的主要来源。广告的版面面积逐渐由十分之五六增为十分之六七,超过了新闻报道的版面。
《申报》广告值得挖掘的东西有许多,完全可以按照时间线索,从《申报》创直直至停刊,对广告的形式和内容进行细细分析,追溯近现代广告发展变化的轨迹,把握近现代广告的发展规律,理清现代广告如何一步步从粗糙走向成熟,其中义有哪些是值得借鉴的合理要素,这在广告学上是很有意义的。倘若对其中的各种广告进行深人分析,对广告者、广告内容、广告对象、广告效果进行剖析,从而找到许多有价值的广告经验和手段,这对制作现代各种类型的广告也是大有裨益的。
(二)更新技术设备。
麦克卢汉曾提出“媒介即讯息”理论。在漫长的人类发展过程来看,真正有意义的,有价值的的“讯息”不是各个时期的传播内容,而是这个时代所使用的传播工具的性质,它所开创的可能性以及带来的社会变革。麦克卢汉从媒介技术的角度,强调了媒介的社会历史作用,虽有片面性,但媒介技术的变革的巨大历史功效是不容忽视的。
《申报》花费70万两白银于1918年建起高5层、拥有百余间房间的报馆大楼,又从美国购进两部最新式的印报机,两小时可以印完十多万份报纸,添置配套的制铜版机、铸字机、压纸版机、浇铅版机、铜字铜模等机器,还自备汽车,加快送报速度。这一切,使《申报》成为当时全国设备最新、最完备的报纸,并为以后进一步企业化打下坚实的基础、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三)知人善任。
文化与经济领域一样,一切竞争归根到底都是人才的竞争,媒介的成败其实就取决于媒介从业人员的素质与实力。像任何成功的事业一样,《申报》的经验在于形成了一支强有力的人才队伍,并让其各展所长,用好了人才,使这支队伍的团队效应得到充分发挥。
史量才自接办《申报》起,就分外注重报社的人才建设,从创业初期被称之为史氏“左膀右臂”的经理张竹平、总编辑陈景韩,守业期经理马荫良、总编辑张蕴和、《自由谈》编辑周瘦鹃的选择、使用,到鼎盛期规划人才黄炎培、陶行知、报业专才戈公振、副刊编辑黎烈文等人的吸纳、任用,无不显示其慧眼识人,唯才是用,用人不疑,灵活实际的用人风范。史量才非常善于抓住对方身上最适合于《申报》的特质,为他所用。越是在报纸发展的关键时期,他越能大胆放权,给人才足够的发挥空间。
《申报》作为近代中国最大影响、实力最强、历史最悠久的中文商业报纸,有着很强的研究价值与意义,无论是从史学、新闻学、经济学角度提供参考,在法学、文学等其他人文社科方面也有很大的价值,对中国近代新闻史的发展有不可忽视的贡献,值得后期报纸及现代报业借鉴。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师为尊的传统教育观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人们的个性,控制了人们的思想,这样的一种师生关系逐渐遭到强烈批判,越来越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随着“五四”运动爆发,西方民主科学教育思想的传入,为中国的教育领域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引发了无数爱国者对如何革新教育中的师生关系进行了深入思考。
“五四”运动爆发前,中国一直尊崇传统的封建礼教思想,教师具有至高的地位,学生必须服从教师的安排,是一种以师为尊的师生关系。早在《尚书·周书·泰誓》中就以提出“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绥四方。”君、师都是帮助上帝来爱护人民的,他们具有同等地位。汉代儒家代表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精华》中提出“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教育与政治相结合,进一步巩固了教师的权威地位。宋元明清时期理学思想家们制定“三纲五常”来约束学生民主意识的发展,晚清传奇人物谭嗣同提出“为学莫重于尊师”。在知识传播过程中,教育被封建统治阶层所垄断,教育的传播途径少,教师作为学生唯一的知识来源,自然地处于教育权利的中心,形成了教师在教学中的霸权地位。
传统师生关系以教师为主导,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知识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播,为我国传统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以师为尊的师生关系从人伦天性出发,有利于师生间矛盾的缓和,在教育过程中培养了深厚的师生感情。但是尊师重道的传统思想也存在比较严重的弊端——把学生当成知识的“容器”。學生的学习喜好和对生活的观念深受教师思想的影响,缺乏对知识和生活现象的独立思考。传统的师生关系具有严格的等级划分,教师以“长者”、“智者”的身份位于“金字塔”的顶层,学生是被教育的对象位于“金字塔”的底端,因此教师掌握着教学的绝对话语权,控制着学生的思维发展方向。
(一)思想革新促进师生关系新探索。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西式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涌入中国,与中国本土教育观念发生剧烈的撞击,中国传统的“师道尊严”、“以师为尊”的师生关系受到了强烈的抨击和批判。师生关系应当如何革新的问题引发了中国有志之士开始对传统教育进行不断反思,对外来教育理念进一步探索。“1901年清政府依照西方现代教育模式建立了新型学制系统,西方的教育理念被大量引入最终导致了中国传统教育的解体,近代教育在形态上得到确立。”[1]这一举措为民主平等师生关系的成长提供了沃土。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社会各个阶层喊出了“民主”、“科学”的口号。在“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影响下,中国青年的意识开始觉醒,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胡适等人都为中国教育的发展和新型师生关系的构建做出了新的设想,融入了更多民主、平等的元素。
(二)平民教育为民主平等型师生关系打下基础。
“五四”运动中平民教育思潮爆发给了更多下层人民接触教育的机会,教育不再是统治阶级、官僚贵族所固有。“平民教育的兴起首要在于精英知识分子的倡导,在他们看来‘平民主义’的践行首先在于打破特权,维护‘平等’而其关键在于使得平民接受教育。”[2]平民教育的精神是让社会各分子得到真正的平等和真正的自由,主张教师在对学生进行教育时要教人做人,要培养有知识、有生产能力、有社会公德心的新型学生。平民教育使得教育的范围扩大,教育观念普及,打破了传统教育的阶层性,促进了教育的公平。随后1923年中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和朱经农两位先生共同编写了《平民千字课》和《老少通千字课》,为广大劳动人民提供了学习教材。“北京大学学生邓康(邓中夏)廖书仓等发起组织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以教育普及与平等为目的,以露天讲演为方法,宗旨是‘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3]“五四”运动引发的平民教育促进了教师育人意识的变革,教师在教学中不仅注重传统知识技能的传授,更注重人的自身发展,加强对学生道德、情感、意志、批判性的培养,教学开始结合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社会进步的需要和新型人才成长的需要。平民教育加快先进思想的传播,普及了知识和先进的生产经验,教师开始从学生角度出发,设计与生活实际相结合的教育内容,促进了人民思想的开化,拉近了师生之间的距离。
(三)课堂角色转变加深民主平等思想。
20世纪初期,以实用主义为代表的西方教育思想的传播促进了我国民主平等师生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早在“1919年2月24日,陶行知发表《教学合一》主张“教学合一”指出1.先生的责任在教学生学;2.先生教的法子必须根据学的法子;3.先生必须一面教一面学,“五四”运动之后,陶行知把教授法改为教学法,不久很多学校响应,也用教学法。”[4]1919年5月杜威(johndewey)在胡适、蒋梦麟和郭秉文的联合邀请下来华讲学,实用主义教育的运用达到高潮。在实用主义教育的影响下师生关系开始“以学生为中心”,教师的教转向学生的学,教师开始由教育的把控者转向学生学习的辅助者,更加注重学生自己对知识的选择和学习。课堂不再是教师单向知识、理论传授的场所,而是师生间关于教育问题平等交流对话,共同探讨,各抒己见的平台。
(一)“五四”运动中师生关系的反思。
相较于传统“以师为尊”的师生关系,“五四”运动时期以学生为主导的新型师生关系日益得到更多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支持。“五四”运动促进了教育观念的革新,为民主平等师生关系的演变注入了新的血液。然而,这一时期的民主平等作为西方教育的“舶来品”具有一定的激进性——过度主张学生地位的提升和思想的解放,没能更好的调和师生间的人际关系。
“在当时中国的整个教育实践界中,占支配地位的仍然是传统的师生关系思想。”[5]长期以来受教育者遭受着传统教育思想的束缚,尊师重道的传统道德依旧镌刻在中国人的骨头上。尊重学生的学习主体性,竭尽全力构建民主平等师生关系已经成为“五四”运动后中国教育发展的必然走向。“进入二十一世纪,我国教育进入了全新的发展时期,主体间性、共享、平等、对话等纷纷涌入“师生关系”话语而日渐成为主流。”[6]随着社会发展速度的加快,信息技术成为知识传播的主要途径,学校和教师不再是学生获取知识的唯一来源,民主平等师生关系在新的时期又面临着方方面面的考验。
(二)“五四”运动对现代师生关系的启示。
“五四”运动促进了师生关系革新,对教育现代化中师生关系的协调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良好的师生关系可以加强教师和学生之间平等交流与对话,让教师从传统教育的绝对权威中转化出来,走近学生与学生相互尊重、教学相长,担当教学活动中平等交流的首席,积极引导学生独立获取知识与技能,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和道德素养。教师和学生作为教育活动中的双主体,民主平等师生关系的构建体现了现代教育尊重学生个性发展的特点和对教师文化、道德提升的新要求。
“五四”运动产生的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是社会进步、教育理念革新的必然产物。同时我们也要积极关注,在发展民主平等的过程中不能忽视学生各个发展阶段中心理和认知上的缺陷,要在一定程度上保持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引导性,促进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向着更为健康科学的方向前进。
參考文献:
[1]孙培青.中国教育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355。
摘要: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李大钊对东西文化进行了研究,他用静、动范畴来描述东、西方文化的特点,认为中国可以充分汲取西方文化的优点来弥补自身文化形态的不足,实现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表面上看李大钊这样做是在调和中西文明差异,实质上是解决现实的新旧矛盾,以新代旧,以至于创造中国新文化。
关键词:李大钊;进化论;阶级论;东西文化观。
从晚清开始,中国大批知识分子怀抱救国救民之志负笈东瀛,在日本接受新式教育,由此这些新型知识分子受日本所谓东洋、西洋的影响,很早便形成了将世界划分为东、西二元化的习惯。李大钊在1914至1916年间曾短暂就读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期间也受到这一观点的影响。回国后,正值国内新文化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之际,李大钊任职于新文化运动的主阵地——北京大学,也积极投身于这场文化运动之中。
“五四”时期东西文化之争,伴随着袁世凯的称帝、世界大战的血火、新文化运动的狂飙,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全面展开。新旧势力生死搏斗,各种思潮旁流杂出,各类人物粉墨登场,既有康有为“尊孔复古”的叫嚣,又有陈独秀“民主科学”的呐喊;既有章士钊“东西调和”的鼓吹,又有胡适“全盤西化”的说教。李大钊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用犀利明快的文论,深刻剖析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辩证分析了东西文化的优势,从而得出必须走十月革命的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结论。因此,研究李大钊的东西文化观,有助于我们理解李大钊思想从进化论到阶级论的发展,从激进民主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转变。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篡夺了革命果实,积极筹划复辟帝制。1913年10月,袁世凯在宪法中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之大本”。康有为等人以孔教会为基础,以《不忍》杂志为喉舌,攻击辛亥革命是“离经叛道”,提出“定孔教为国教”的主张,吹捧孔子教义是“放诸四海而皆准”[1]657的经典,一时尊孔复古的逆流泛起。面对弥漫于社会的复古思潮,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主将,从巩固共和的目的出发,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伦理道德进行了强有力的鞭挞。
李大钊明确提出:“中国的一切风俗、礼教、政法、伦理,都以大家族制度为基础,而以孔子主义为其全体结晶。”[2]244因此他着重批判孔子学说中的伦理道德。李大钊认为,儒家的三纲五常思想在君臣关系方面,只强调一个“忠”字,使臣子完全成为君主的附属品;在父子关系方面,只强调一个“孝”字,使子女完全听命于父母;在夫妻关系方面,只强调“顺从”“贞节”,使妻子从肉体到精神完全隶属于丈夫,没有任何人格独立可言。接下来,他进一步提出“孔门的伦理是使子弟完全牺牲于他自己以奉其尊上的伦理;孔门的道德是与治者以绝对的权力,责被治者以片面义务的道德”。[2]244这些论述可谓一针见血,直接击中了儒家学说的要害。李大钊进一步指出孔教的反动本质是“保护君主政治偶像”“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因此他立场鲜明地提出“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则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亡。”[3]56他大声疾呼,奔走相告,鼓励新时代的广大年轻人要“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4]38李大钊明确表示“吾人为谋新生活之便利,新道德之进展……虽冒毁圣非法之名,亦所不恤”[3]80。这充分表达了李大钊与孔教势不两立的决心。
李大钊认为宇宙是“无始无终的自然存在”,由宇宙产生的一切现象,都要按照自然法“渐次发生渐次变化”[3]79,道德也要随着社会的自然进化而进化。据此李大钊指出孔子“其人已为残骸枯骨,其学说之精神已不适应于今日之时代精神”,[3]80“孔子者,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也。宪法者,现代国民之血气精神也”“今以专制护符之孔子,入于自由证券之宪法,则其宪法将萌芽专制之宪法,非为孕育自由之宪法也”[3]77。通过严密的论证,李大钊否定了孔子学说存在的价值,从而使“国教”之说不攻自破。
综上可知,李大钊这时的思想是以进化论作为武器,批判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的。他对于社会进化只从一般意义上来解释,还不能够了解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因此,他只是抽象地批判孔家的伦理道德,没有说明儒家学说存在的社会根源,所以对尊孔复古派的批判就显出理论上不足,说理性不强。
十月革命后,李大钊独辟蹊径,最早抛弃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对封建专制统治和孔子学说作了较为正确的分析。他指出:“孔子学说之所以支配中国人心长达两千多年,正是因为其适应了中国自封建时代以来长期存在且未有任何变化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并与宗法制度紧密结合,构成了封建统治的经济和精神基础。”李大钊进一步强调:“中国经济一旦变动,中国封建家族制度将会逐步瓦解,‘三纲五常’等封建糟粕思想最终退出历史舞台自然也是不可避免的。”这种从经济上解释孔子儒学的存在、消亡的方法,戳穿了孔家学说“神圣”的外衣,使人耳目一新。当然,李大钊对于唯物主义的运用还有不够准确的地方,但是他的论述已远远高出当时思想论坛上其他人的见解。
还应该提到的一点是:李大钊并不完全否定孔子的历史作用,而是从历史的考察中肯定孔子学说的价值。他指出:“孔子于其生存时代之社会,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其说亦确足以代表其社会其时代之道德”[3]79。他进一步讲到“故余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者也。”[3]80这一科学地对待孔子儒学的态度,比较合乎历史的实际,既沉重打击了尊孔复古派,又论证严密无懈可击,由此反映出李大钊严密的思维逻辑和高超的斗争艺术。
在东西文化运动倡导者与尊孔复古派激烈交锋时,《东方》杂志以“不偏不倚”的面目出现,在“调和东西文化”的名义下主张保存中国旧文化,反对新文化。《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根据东西方地理环境的不同,将东西文化概括成“静”的文明和“动”的文明,认为现在西方“动”的文明已露弊端,“西洋诸国日以其科学所发明之利器戕火其同类,悲惨剧烈之状态,不但为吾国历史之所无,亦且为世界从来所未有”,而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固有文化提供了举国上下衡量是非的统一标准,因此主张用“中国固有静的文明”来救济“西洋文明之弊”。李大钊也把东西文明概括为“静”“动”的文明,但比较的结果却迥然有异。
1917年,李大钊发表了《动的生活与静的生活》一文,以“动”“静”及其相互关系为东西方文明之特质,并勉励当下中国的青年学子努力,让“我国家由静的国家变而为动的国家,我民族由静的民族变而为动的民族,我之文明由静的文明变而为动的文明,我之生活由静的生活变而为动的生活。”[5]96第二年,李大钊又撰写了《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一文,在文中他列举多方面事物的二元对立现象,具体论证“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之说。李大钊从地理环境的角度解释了“动”“静”的原因。他说,东方民族是“南道文明”,西方文明是“北道文明”。由于“南道得太阳之恩惠多,受自然之赐予厚,故其文明为与自然和解,与同类和解之文明”,而“北道得太阳之恩惠少,受自然之赐予啬,故其文明为与自然奋斗,与同类奋斗之文明”[6]212。南道民族由于“自然之富,物產之丰”,所以多为定居的农业民族;北道民族则由于“自然之赐予甚乏”,所以多成为迁徙流动的游牧工商民族。
这样就形成了中西方不同面向的国民性:“一为自然的,一为人为的;一为安息的,一为战争的;一为消极的,一为积极的;一为依赖的,一为独立的;一为苟安的,一为突进的;一为因袭的,一为创造的;一为保守的,一为进步的;一为直觉的,一为理智的;一为空想的,一为体验的;一为艺术的,一为科学的;一为精神的,一为物质的;一为灵的,一为肉的;一为向天的,一为立地的;一为自然支配人间的,一为人间征服自然的。”[6]213正是因为中国是定居的农业民族,家族不断繁衍生息,所以实行“家族主义”;而西方主要是从事游牧工商业的民族,家族成分单一,所以推行“个人主义”。此外,从性别比例来说,中国女子比男子多,因而推行一夫多妻制,而逐渐形成重男轻女的陋习;而在西方,女子比男子少,所以严格执行一夫一妻制,切实保障妇女应有的权利。
李大钊认为东西文明区别很大:“一为自然支配人间的,一为人间支配自然的。”在思想上东方人“以个性生存不甚重要,则事事一听之天命”,西方人“信人道能有进步,则可事一本自力以为创造”;就宗教信仰而言,“东方之宗教是解脱之宗教,西方之宗教是生活之宗教”;就伦理而言,“东方道德在个性灭却之维持,西方道德在个性解放之运动”;就政治而言,“东方想望英雄,其结果为专制统治,有世袭天子……西方依重国民,其结果为民主政治。”[2]57由此,李大钊认为中国封建文化有以下弱点:厌世的人生观;惰性太重;不尊重个性;轻侮妇女;缺乏同情心;偏重神权;专制主义盛行。因此,李大钊大声呼吁中国文明的弊端已经逐渐显现出来,现在要进行一次彻底的自我革新,这在当时如黄钟大吕,引人深思。
李大钊认为西方文化虽然也有缺点,但仍处于优势地位。他指出:“东方‘静的文明’已处于‘屈败之势’,而西方‘动的文明’则‘实居优越之域’,”[2]59因此,他力主向西方学习。李大钊强调西学先进于中学,主张学习西方,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中“静止的观念”“怠惰的态度”。但应该指出,李大钊在一定程度上是从地理环境决定论出发比较东西文明优劣的,这反映出李大钊在这一时期理论上的不成熟。
“五四”运动爆发后,中国“固有文明”受到更加猛烈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章士钊等守旧派提出了“新旧调合”的论调,以图保存旧文化。
新旧调合派强调可以汲取西方物质文明和科学技术的优秀部分,但也应重视自身的精神和道德文明形态。他们认为国故象“破布”、欧化象“破纸”,都可以用来造“新纸”,因此得出:“研究国故”“实欲制造新纸”的结论。章士钊保旧的思想更为明显,他说:“凡欲前进,必先自立根基。旧者根基也。不有旧,决不有新;不善于保旧,决不能迎新;不迎新之弊,止于不进化,不善于保旧之弊,则几于自杀”,因此提出“道德上复旧”甚于“物质上之开新”[2]的观点。他们以“新旧”文化不可分割对立为理由,否定进行新文化运动的必要,新文化运动的战士们立即起而应战。
但是在批驳“东西调和论”过程中,胡适等人偏执一端,主张全盘西化;陈独秀等仍然停留在对“旧道德”的鞭挞上,没有进行科学的理论分析。李大钊运用唯物史观批判“新旧调和派”的理论观点,认为人类社会一切精神的构造都是表层构造,只有物质的、经济的构造是这些表层构造的基础构造,不管身处哪个时代,如果经济上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定会发生变动。一切宗教、哲学、风俗习惯、政策、主义都随着物质的变动而变动。“道德”无非是人们日常生活的“法则”而已,时代生活变了,作为习惯法则的道德必然因之进化递变。由此李大钊得出结论:“物质若是开新,道德亦必是跟着开新”,因此他理直气壮地说:“新思想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并不是几个青年凭空造出来的。”这些论证虽然不够完整,但明确肯定了道德是由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是随着社会物质生活变动而不断改变的。这种精辟的论述,给“东西文化调合派”以致命的打击,在理论上论证了新文化运动发生的历史必然性,因而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应该说明的是,李大钊虽然指出封建文化病入膏肓、不可救药,号召人们学习西方,但他并不提倡照搬照抄西方模式。他讲到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就如同推动世界不断进步的两大机轴,也像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一样,缺一不可,二者各有优劣,“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中。”因此不应该“妄为轩轾”。针对东西文化论争中抹杀传统文化全部价值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李大钊热情赞扬了中华民族在古代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他无不自豪地说:“中国于人类进步,已尝有伟大之贡献。其古代文明扩延于高丽,乃至日本,影响人类者甚大。”[2]68他对中华民族的崛起充满希望,“吾人深信民族可以复活,可以于世界文明为第二次大贡献。”这令人鼓舞、催人奋进的激扬文字,饱含爱国热情,闪烁着辩证的光芒。
四、结语。
综观五四时期李大钊的东西文化观,可以看出:李大钊鞭挞了“非复辟不能救国”的尊孔复古派;批判了“物质开新、道德复旧”的东西调合派,批评了“非走西方文明的路不可”的全盘西化派,阐明了自由的东西文化观,从而促进了他的思想由进化论到阶级论的发展,奠定了由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实基础。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李大钊最终自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由此建立了一种崭新的东西文化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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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1918年7月)[m]//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7]罗志田.无共识的共论:五四后关于东西与世界的文化辨析[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
中国近代史论文高中生篇六
摘要:近代中国革命历史人物选择的道路、革命策略决定了他的立场、成就和历史功业,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历史命运。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命运的归宿只能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使中国这个备受欺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成为了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新中国。
关键词:近代中国历史命运革命策略社会主义。
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命运从鸦片战争开始,就由其性质决定了,那就是要反帝反封建,实现国家和民族的独立、自主和富强。对此,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各个阶级、阶层的仁人志士似乎都没有异议。尽管他们都怀抱着这样的理想,但基于其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不同,所选择实现理想的道路、方法和谋略也是大大不同。
1、不同的救国道路。
林则徐在封建皇帝的支持下开始了反对帝国主义的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又在失去封建皇帝支持的情况下无奈承认其失败。洪秀全则继承了林则徐反对帝国主义的光荣传统,以其伟大的太平天国革命,宣告了中国人口最多的农民阶级是不甘于近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命运的。但不同于林则徐的是,洪秀全完全和封建皇帝站在了对立面,在反对封建皇帝的同时反对帝国主义,洪秀全和他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是近代中国第一次既反帝又反封的革命,对以后的革命开启了极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孙中山就称自己为洪秀全第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在方式方法上、在谋略方略上也很明显受到过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影响。太平天国农民革命之所以失败,并不是其反帝反封建的目标错了,而是其用来反帝反封建的路线、方法、谋略方略还不能够把这一历史任务更加彻底、全面地完成。而从戊戌变法开始,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康有为、梁启超等所进行的维新、变法,在反帝反封建这两个方面都显得畏首畏尾得多,甚至中国革命伟大的先行者孙中山也是反封建有力,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敢明确反帝的目标。到了孙中山的后继者蒋介石则更是沦落为帝国主义的附庸。虽然蒋介石也想靠一种力量来摆脱这种附庸地位,但由于其政权的性质是反人民的,是建立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基础之上的,他始终不敢,也不愿发动人民起来反帝反封建。
2、蒋介石缘何失败。
德国哲学家曼海姆曾说,“法西斯主义有它自己对理论和实践关系的看法。总的说来,它是行动主义的和非理性的。”蒋介石政权的失败,还在于它有如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德国的希特勒及其法西斯纳粹党同样的极端非理性。对照来看,中国的蒋介石在反对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在坚持自己的“知易行难”时,在热心地用权谋周旋于军阀混战时,在高叫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时,与法西斯的以上特点极为相似。蒋介石甚至在1931年的“国民会议”的开幕词中公然宣称,当今世界所有的三种理论――法西斯蒂、共产主义、自由民治主义中,“唯有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论本超象主义之精神,依国家机体学说为依据,以工农组织为运用,认定国家为至高无上之实体,国家得要求国民任何之牺牲,为民族生命之绵延,非以目前福利为准则。统治权乃与社会并存,而无后先,操之者即系进化阶段中统治最有效能者”,而共产主义则“不适合中国产业落后的情形,及中国固有的道德”,至于自由民治主义更是“各据议席”,“众难塞胸”,“今岁不征,明岁不战,使共产主义军阀坐大于中原也”。言词之间对自由民治主义充满了不满。
由于蒋介石毕竟是主要投靠英美势力的,尽管他倾慕法西斯主义,也还不得不有所顾忌,所以,他在鼓吹了一番法西斯主义后,并没有忘记为自己粉饰。他首先拉出国民党最大的权威、国父孙中山来为自己掩饰说:“总之,每各国各有其客观环境,世间决无可以完全移植之政治,此之必须融汇中外学说,研究国内实况,而后可以定医国之不易良剂也。主权属于全体人民,系所亲定,最后之目的在于民治,而所以致民之道,则必经过训政阶段,挽救迫不及待之国家危难”。接着又贼喊捉贼地说:“领导素无政治之民族,自非藉经过较有效能的统治权之行施不可,况既明定为过渡阶段,自与法西斯蒂理论有别。至民族主义必与民权民生相提互证,则绝无流于国际侵略的危险,而以大同为鹄的可知矣”。这样,蒋介石就自以为得计地把自己的法西斯主义偷梁换柱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了。
蒋介石从根本上不懂得法西斯主义不仅是最非理性的,而且还是侵略性最强的一种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国内制度,还和世界范围的侵略扩张同步,二者不可单独存在。蒋想在国内实行此制度,如果没有对外扩张,是绝没有可能成功的,即使世界上的其他法西斯在国内一时成功了,也还要面临在世界上和其他帝国主义大国的较量,他们只有在这一场帝国主义的大战中取胜,才有可能延续其寿命,而如果战败,则一定彻底破产。蒋在国内实行法西斯主义,在国际上依附更强大的帝国主义集团,虽然能在国际帝国主义战争中生存下来,但由于其不能采取对外扩张之策略,则中国人民所受的压迫必定非常沉重,这就使得蒋的政权面临国内外的强大压力,非常脆弱。事实也正是如此,蒋在抗日战争后由于坚持独裁、坚持法西斯,很快遭到了中国人民的唾弃。
3、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命运的归宿只能是社会主义。
因此,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命运的归宿只能是社会主义,这既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也是资本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不被历史选择的结果。法西斯主义不被历史选择,前已阐述,资本主义不被历史选择,则在于其是一种对内实行民主,对外进行侵略扩张的主义,对此,马克思早就深刻地揭露过,马克思认为:“当我们把自己的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因为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很有体面的样子,而一到殖民地它就毫不掩饰了。资产阶级自命为财产的捍卫者,但是难道曾经有什么革命党发动过孟加拉、马德拉斯和孟买那样的土地革命吗?当资产阶级在印度单纯用贪污不能满足自己掠夺欲望的时候,难道不是都象大强盗克莱夫勋爵本人所说的那样,采取凶恶的勒索手段吗?当他们在欧洲大谈国家公债神圣不可侵犯的时候,难道不是同时就在印度没收了那些把私人积蓄投给东印度公司作股本的拉甲所应得的股息吗?当它们以保护‘我们神圣的宗教’为口实反对法国革命的时候,难道不是同时就在印度禁止宣传____吗?他们为了从朝拜奥里萨和孟加拉的神庙香客身上榨取钱财,难道不是把扎格纳特庙里的惨杀和卖淫变成了一种职业吗?这就是维护‘财产、秩序、家庭和宗教’的人面目!”
因此,中国唯一选择只能是社会主义。现在,我们的任务是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对出现的各类弊端进行改革甚至变革的问题。也许现在我们仍有许多方面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这不是社会主义造成的,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遗产,需要一个清除过程,这个过程比较漫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是允许资本主义发展,并且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有好处,对中国实现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也有好处。这正如毛泽东所指出:“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虽然我们走了弯路,但改革开放以后,经过这样的一段约三十年的发展,目前,中国的经济实力已跃居世界前列,世界上也开始有很多人在热烈讨论中国的崛起问题,这都有力地证明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终选择社会主义的救国方略的正确性。但尽管如此,仍可能会有许多国人不满足于这个成就,不满足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程度。不过,如果我们放弃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和乌托邦,采取历史主义、现实主义的态度,我们就会认识到,社会主义毕竟使我们这个备受欺凌的将要亡国甚至灭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成为了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新中国,成为了一个崛起中的世界性大国。更何况,社会主义为中国带来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即使和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相比,也有其独特的价值和优势,这就为中华民族实现进一步的伟大崛起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当然,要彻底、充分发挥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潜力,还需要我们以极大的智慧、勇气和毅力去探讨、去思考、去发现。
中国近代史论文高中生篇七
摘要:近代是英雄辈出的时代,从左宗收复新疆,胡雪岩与洋斗商,到张謇实业救国,康梁戊戌变法,六君子横刀向天笑,再到黄兴雨花台起义,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北伐战争。求共和真理之路漫漫,却演绎出一系列惊天动地的故事。但决定历史的是人,是那个时代的人,是一批用热血与精神相交织的人。
前言: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但从救亡图存的角度说是一部人物史。本文从各阶层角度分析近代人物为何纷纷涌现的原因,又从整体以及历史渊源方面分析近代人物源源不断涌现的规律。从晚清到辛亥,人物构成了近代那独一无二的旋律,他们的出现对今天仍有启示意义。
关键字:鸦片战争;农民阶级;资产阶级;革命;爱国主义。
纵观中国近代史,既是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勾结中国封建统治者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屈辱史;也是中国人民不断反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反抗本国的封建统治的抗争史;同时更是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各政治派别探索国家出路的探索史。这种抗争与探索,对外以反侵略、捍卫民族独立为旗帜;对内以反专制独裁、争取社会进步为核心,抗争与探索互相交织,推动中国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中国人的不屈精神与爱国主义演变成救亡图存的原动力,同时由于社会的复杂性,各阶级亦怀投机主义,对纷争乱世产生雄霸天下的想法。
时代造就英雄,也逼我中国人自立自强。
从晚清开始,鸦片战争一下子敲醒了那些沉醉于天朝上国梦幻中的地主阶级爱国知识分子,于是他们开始注目世界、关心时局、寻求强国御侮之道。如林则徐虎门销烟为的是强健国民素质,维护国家长远,魏源编著海国图志为的是开启民智,而洋务运动则为富国强兵,但也有增强自身在朝威望。这其中既有士大夫精神,也有中国人爱国主义,自强自立之道。可以说是时代危机感促使先进人士投身救亡图存中,也催生了一批仁人志士。但由于封建势力依旧强大,近代化初露端倪,以致运动革新屡遭失败,也为乱世枭雄的出世埋下了伏笔。
晚晴社会动荡,税收苛刻,加上体制死板,科举制度依旧存在,小农经济依旧占据主导地位,加上西方思想的传播,激发了一些底层知识分子的救国思想,于是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从白莲教,太平军起义,到捻军起义皆系晚清体制腐败,民不聊生。如洪秀全因科举屡次不中,却以一本***小册子而转变思想,为天下耕者有其田而激起奋斗之志。而石达开自小看到民不聊生的困局,于是决定起义而救天下于水火中。农民阶级的救亡图存运动,使最广大的中国人民更加觉醒,为后来革命人物的出现创造先决性条件。
但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毕竟有其局限性。思想的狭隘性,各阶级及各派的矛盾以致太平天国内部的分裂,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重重,如胡雪岩系左宗棠一派,而盛宣怀系李鸿章一派,两者互斗,加之面对外国商品的输入而束手无策,从而导致胡破产的悲剧。这就迫使资产阶级出世以再救中国。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外来资本主义的入侵激发我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诞生,而政府对民间设厂的放松,近代教育的发展,西方民主自由科学思想的进一步传播,甲午中日战争又一次敲响了地主阶级无能的警钟,资产阶级维新派率先登上了英雄的舞台。从“公车上书”演化为社会运动到百日维新,其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是爱国的进步思想,因为它把维新思想与挽救民族危亡结合起来。如康有为经过学习,逐步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比中国的封建制度先进。帝国主义的侵略,清朝的腐败,使年轻的他胸中燃起了救国之火;西方的强盛,使他立志要向西方学习,借以挽救正在危亡中的祖国。梁启超更如是说:“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接着,谭嗣同等人又在南方创立湘报,文化传媒有影响了一批又一批思想先进的中国人,使之为国家自强民主而奋斗。
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为了加紧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和角逐,民族危机更加严重;《辛丑条约》的签订使清政府成为“洋人的朝廷,此时民族资本主义又有所发展,但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限制和阻碍。而改良派的失败,使资产阶级内部不断反思,亦促使革命派大展手脚。一时间革命人物如雨后春笋般林立天下,黄兴以勇健开国,而宁静持身,并贯彻实行。孙中山先生以“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为自己的座右铭,强调要“内审中国之情势,外察世界之潮流,兼收众长,益以新创”。而辛亥革命一声炮响更是催生出一系列将思想解放的革命壮士,为近代后期的人物传播了民主思想的火种。
但改良派以及旧势力亦投机革命,局势的复杂性使各方人物辈出,而三座大山的存在,亦使那个时代容易将能臣变为奸雄。如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后期军阀混战。而对革命后未来的憧憬也使革命人士不断坚定信念,为之前行。如蔡锷舍荣华富贵而投身于护法战争。一时之变却造就了不同人生,乱世,亦是个人理想可以迸出火花的时代,更是天下理想成为朝阳的时代。
正是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王朝,以往那种向往自由的思想如洪水泄了闸般涌流而出。思想改变人,意识的能动性促使近代教育家,思想家,企业家,政治家以及社会各阶层知识分子各言自我观点。陈独秀第一个举起了民主、科学两面大旗使新青年变为一方平台,蔡元培贯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使北大成为一方阵地,鲁迅更是剖析中国人性,揭露黑暗,促使中国人更加认知自我。而优秀思想对人的巨大影响性,催生出更多的仁人志士去救亡图存。
爱国主义始终是救亡图存的核心动力。自古从岳飞的精忠报国,到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再到当代的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无不体现人物舍不开救国,救国离不开人物。而近代则是爱国主义从古向今过度的一个时代,爱国从忠于民族到真正忠于天下,不断认识世界,革新思想,抵抗外侮,不断有近代人为大我舍小我,成为不朽的灵魂,而这种灵魂又影响下一代人再去抛头颅撒热血,以致近代爱国人士源源不绝。
越是束缚人性的社会,越能激发人的潜在的自由思想。如乌托邦主义就是中世纪阴霾散去后方才绽放光芒。爱好和平的中国人也希望建立一个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理想社会。为此理想社会,受千年封建压迫的中国在近代不断出现为此奋斗的仁人志士。
长江后浪推前浪,江山代有人才出。近代国家变革具有阶级派别递进性,类似于达尔文进化论,地主阶级腐败,农民阶级落后,继而资产阶级改良派成为变革国家的主导,而其局限性又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国家的原因之一,而资产阶级亦有其局限性与软弱性,这就需要无产阶级去将革命进行到底。这种阶级递进性不断催生出一系列仁人志士,同时在递进的过程中又有不少枭雄诞生,但在中国统一的大局中,他们毕竟只是昙花一现。
乱世促使救世人才的爆发性增长。自古以来,乱世是人才最多的时代,百家争鸣产生于先秦,东汉末年却英雄辈出,魏晋南北朝三教九流各放异彩,而近代则不断出现救亡图存的仁人志士,割据一方的军阀枭雄,影响当代的革命领袖。近代的确是一个面临内忧外患的乱世,而各阶层人物各有生存之道,也各有治世与乱世的独到思想,于是焉,各方人物各显神通。
近代是古中国文化与先进西方文明相冲击的时代,儒学中尊重儒士的风气依旧存在,于是便有章太炎敢摇扇坠怒骂袁世凯,梁启超敢入军营行谈判。中华文化中重文轻武的礼节依旧存在,这种传统风气是促使仁人志士不断出现的原因之一。
总结。
时代造就人物,而历史根性亦为造就人物奠定基础。人物辈出的时代定有规律,这种规律在今天人有借鉴之处。而纵观近代史,感慨那些人物,但无论是英雄还是枭雄,他们的出世则需时代的惊天一变。近代史是一部惊天动地的历史,诸多仁人志士,人杰枭雄因这个时代而绽放光芒。正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时代的发展,以及历史的影响决定了他们的非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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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寻辛亥革命之路》刘建强罗歆宏著。
中国近代史论文高中生篇八
摘要:孙中山的思想和业绩是中国近代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在处理国内民族问题时,孙中山和谐思想正是基于对中国社会不和谐的原因而形成的。他赞成“五族共和”,反对民族歧视,主张各民族和谐共处,促进各民族发展,不仅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统一的自觉认同意识具有积极意义,而且对当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也是构建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重要思想基础和解决民族、宗教问题的参照标准,同时是中国特色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孙中山;民族和谐;和谐社会。
翻开历史,不难发现人类古往今来所有世俗的、宗教的思想学说,以和谐理念为其终极与归宿,以和谐社会蓝图为目标和旗帜,号召人们为之实现而努力奋斗。回顾并总结孙中山的民族和谐思想,对于21世纪如何对待民族和谐问题无疑具有参考和借鉴意义。
(一)形成的背景。
孙中山民族和谐思想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大动荡的年代。在此期间,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日益扩大。孙中山之所以认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1]正是孙中山对社会的不和谐认识基础上提出的。这不和谐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在政治方面,孙中山痛感“中国现行政治,可以概括之曰:无论为朝廷之事,为国民之事,甚至为地方之事,百姓均无发言或与闻之权。”[2]第二,在经济方面,针对因中国的生产力落后、区域经济不协调、经济结构畸形、经济秩序混乱等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因素而造成的中国经济现代化的障碍,孙中山提出建立生产发达、区域协调、公平正义、充满活力的和谐经济。第三,在文化方面,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形成冲突,多元文化和各民族的精神文化存在现实差异。不同的人文及文化背景,多元化的价值取向,不同的行为方式,都需要创新文化和主流价值观进行对话、融会、整合与引导。最后,在个人经历方面,与孙中山的民族和谐思想的形成是密不可分的。孙中山学习中国经史,不但对孔孟的忠恕之道和仁义思想情有独钟,而且完全继承了孔子所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早年在海外学习、流亡,受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崇尚西方民主。他为了民族和谐,一生为之奋斗。
(二)孙中山的民族和谐思想的发展过程。
1894年11月,孙中山成立资产阶级早期的革命团体——兴中会,提出要“驱逐鞑虏,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演说中指出,“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3]他明确地提出要推翻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就必须推翻满洲贵族的统治。但这一时期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还是处在狭隘的排满状态。1905年同盟会成立,同盟会的章程中规定“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4]为盟会的政治纲领,同盟会成立以后,“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思想已经渐为人知、深入人心,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把这个政治纲领概括为民族、民权、三民主义,后来统称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则是孙中山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纲领和原则。“满洲以一民族宰割于上”的民族压迫制度,实现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完成祖国的统一和“中华民族自求解放”,实现“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5]。由狭隘的革命的民族主义变成民族同化的民族主义。
新三民主义时期,孙中山的民族观产生了新飞跃,在反帝为首要任务和民族自决原则上,同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基本上达成一致,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和国民革命时期的旗帜。孙中山先生高举起民族主义的大旗,从“民族自治”到“必须唤起民众,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1]。为促进中华民族的觉醒、为克服民族自卑感、为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孙中山的和谐社会思想依据中国国情而形成并不断发展的,并经常将其作为论证和谐社会的依据。
(一)政治领域。
政治领域分别体现在政党和政权方面:第一,政党问题。孙中山不仅领导资产阶级为代表的人民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仿效了西方政治,他指出“要知文明各国不能仅有一政党,若仅有一政党,仍是专制政体,政治不能有进步。吾国帝皇亦有圣明之主,而吾国政治无进步者,独裁之弊也……要皆为利国福民者也”[6]“夫法久必弊,施行者终有不适之时,学勤益精,研求者自有特优之点”[6]。力图把政党政治引入到中国的轨道,推进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现代化进程,以促政治日日向上。第二,政权问题。孙中山抨击了其黑暗现状,专制政体的种种弊端。他对民国的政治蓝图作了精心规划,高举“废除专制,实行共和”的大旗。通过权力的分解、制约而达到社会和谐,是其核心部分。
(二)文化领域。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很早就具有了“和谐”的意识。道家宣扬的“天人合一”说是其最高理想境界,古代人们向往和追求友善、和睦相处、平等对待,社会财产为公共所有,孙中山先生“天下大同”的社会,对以后国家政治生活和民族性格的形成,均有广泛的影响。与我们今天所倡导建设的和谐社会,在本质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在民族共和下,在这个意义上,“民族共和”类似于现代人们所说的文化(宗教信仰)多元主义体制,就是说,在同一个体制下,各种文化和宗教和平共处。文化多元主义的本质不是让各种文化的载体居住在特定的空间,而是在同一空间里,各种民族或者族群共同生活和互动。各民族之间的日常互动会发展出一系列的行为规范,有助于和谐状态的达成。因此,继承发扬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应当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国家有机结合起来。
(一)正确理解孙中山的民族和谐的内涵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要的思想文化资源。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从“民族自治”到“中华民族为统一体”等这些民族和谐思想。孙中山先生提倡的“民族必须独立”、“祖国必须统一”、“天下为公”等思想文化,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这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从文化层面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是对孙中山文化思想在新时代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
(二)民族和谐的内涵是构建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重要思想基础。
民国建立以后,孙中山更是重视一个和平的环境对于国家建设的重要意义,多次呼吁各方力量“以和平方法促成统一”,表示自己一定要尽心竭力,实现敦促和平统一,并倡导南北议和,以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但是,恰在祖国大陆迅速崛起的时候,在海峡对岸“台独”势力最为猖獗的时候,“台独”不但不承认自己是中华民族,甚至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我们必须从正反两面提醒中国人。在对待“台独”的态度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从构建和谐世界的大视野出发,本着两岸的互赢共生,用和平的手段,极大地改进了两岸关系的生态。对等、对话、对流,代替或部分代替了对立、对抗、对垒。因此,孙中山的民族和谐思想,是构建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重要思想基础。
(三)民族和谐思想是解决民族、宗教问题的参照标准。
孙中山在就职演说中庄严宣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则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7]民国成立,他强化民族和谐,依法打击民族分裂势力。这对中国共产党处理民族问题提供了借鉴意义。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的民族政策指引下,我国少数民族、民族地区、民族关系的面貌都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以雄辩的事实印证着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主旨:在统一的中华民族大家庭里,进行多民族间的多维交流与对话、健全民族和谐的制度保障,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观念将有助于我们实现民族和谐,促进各民族的共同发展。中国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充分发挥民族政策对民族和谐发展的促进作用。
考虑民族问题的同时,不能无视宗教。《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7]。这对中国共产党处理宗教问题提供了借鉴意义。1957年1月,周恩来同__在印度新德里谈话时明确表示:“我们欢迎发展宗教联系,不但和印度,而且和东南亚各佛教国家均要发展这种联系。但是,我们反对那种以宗教为外衣而以政治为内容的活动。……如借宗教名义向我们进行颠覆活动,那我们就要坚决反对。”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再一次提出,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
(四)民族和谐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导、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前进方向,继承“和为贵”、“和而不同”的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借鉴人类有益文明成果,倡导和谐理念,培育和谐精神,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确立牢固的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是社会和谐的精神纽带和思想基础。孙中山崇尚以人为本,重视人生价值,倡导自由、平等和人与社会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天下大同”、“中华民族和谐统一”等文化思想传承了五千年中国传统文化与智慧文明,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是一种不断地丰富发展、兼容的文化集合。它的内在含义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先进理论有着众多不谋而合之处,是以科学理性精神、人文价值精神为支撑的现代文化精神主流,是社会主义和谐在思想文化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孙中山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2]孙中山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75.
[5]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一:孙文学说——行易知难[c]//孙中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187..
[6]孟庆鹏.孙中山文集(上)[m]北京:团结出版社,1997.
中国近代史论文高中生篇九
中华民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拥有着五千年的灿烂文化。然而在其漫长的历史中,始终与之伴随的却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专制制度。在专制统治下,广大民众始终局限在有限的土地里,过着自给自足的封闭生活。而在历代统治者的眼里,华夏大地更是天朝上国,无需与外夷通联。到了十九世纪中后期,也就是统治中国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满清的后期,这种封闭性与落后性更加突出。与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时的世界正在飞速发展,特别是在欧洲,自工业革命之后,经济发展的速度已经超越了以往任何时期。先进的技术和现代文明,不仅给欧洲民众带来了生活上的改善,而且还给欧洲民众带来了民主和自由。
随着资本主义如雨后春笋般的迅猛发展,欧洲大陆已经远远满足不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需求。所以,西方列强将目光不约而同的投到了一个地方:那个曾经被马可波罗称之为遍地是黄金的古老东方国度-中国。通商请求屡遭清政府拒绝的情况下,西方列强用鸦片和大炮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此时的中国,由于统治者长期以来坚持闭关锁国的政策,导致中国经济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制约,已与世界特别是欧洲有相当之大的差距。与西方列强的几次战争,中国均已失败而告终;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已经成为当时对清政府最形象的描述。与战争失败随之而来的,便是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致使中国成为了长达一个世纪之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面对着亡国的危机,一些爱国之士,纷纷献言献策,想要变法图存,拯救这个危亡的国家。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康有为率同梁启超等数千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的公车上书。康有为在奏折《上清帝第六书》中明确反对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极力请求维新变革,富强国家。
在这封奏折中,康有为列举了世界各国兴亡盛衰的原因和教训,充分说明了变法的重要性,敦促光绪皇帝痛下决心,尽快确定国家的基本方针和前进方向。康有为提出了四项解决办法:(1)下诏鼓天下之气;(2)迁都定天下之本;(3)练兵强天下之势;(4)变法成天下之治。康有为指出前三项还只是权益应敌之策,只有第四项才是立国自强的根本大计。他通过对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总结,提出了变法的三条纲领,其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开制度局,试图以此作为指导全国变法的中枢机构。排除守旧派官吏的干扰和抵制,发现并选拔天下的维新人才,使新政得以顺利推行,以此达到国富民强。
然而康有为所倡导的戊戌变法仅仅维持了百天就失败了。究其原因除了有慈禧太后等守旧派的大力阻扰外,其本身的可实用性及实际影响也是有限的。
首先,人民群众至始至终都没有参与到这场政治变革中。无数的历史经验证明了: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人民群众起着决定性作用。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主力军,他们在充当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的角色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人民群众的总体意愿和行动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最终决定历史发展的结局。
康有为及其变法者却没有注意到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因康有为幼年时经历过太平天国革命,懂得农民起来造反有多大的威力。所以从变法的一开始他们就站在害怕和反对革命的立场上,不敢设想通过人民革命来推翻封建统治,只是希望帝国主义、封建统治阶级能够向资产阶级让一点步,吸收他们参加政权,实现资产阶级专政。出于此原因,康有为在变法开始时就实行自上而下的模式:一方面自然是鉴于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另一方面寄希望于没有实权的皇帝,希望他能够以身作则,带头变革,从而达到全国的改变;再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面则是鉴于下层人民群众起来造反的危机。出于以上种种对人民加以防范的动机,其影响力也不可能深入群众,从而使革命失去了最有力的依靠。
其次,资产阶级改良派具有软弱性,妥协性。甲午战争以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一个初步的发展,这是这场运动的经济基础。但是当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阶级力量相当弱小,不具备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变革的基本条件。
资产阶级由于其历史的局限性,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抱有幻想。他们认为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国家,本国封建主义会应允,西方列强会赞成。康有为等人认为只要说服了光绪皇帝,便可以自上而下的改革,维新变法就可以大获成功。但它们却放过了最主要的敌人,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一大批守旧官员,他们是利益既得者,改革会让他们失去好处,所以他们是改革的一大障碍。再有,就是在华的西方列强,他们也不愿看到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强盛起来,所以千方百计的要阻止中国进行改良变革。因此,维新派对内不敢和封建主义决裂,对外不敢同帝国主义进行正面斗争,幻想以妥协和退让来得到本国封建主义、外国资本主义的同情与支持。资产阶级的如此妥协,改良实难继续下去,结果却被中外反对势力所绞杀。
再次,维新派的影响有限。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鉴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亡我之心日盛。维新派打出了救亡图存的大旗,以唤起群众的爱国热情。但由于维新派自身的缺陷,认识上的不足,严重的脱离群众。所以,维新派所能影响的基本人群只是对当时政治现状不满,朦胧地要求新出路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化的地主绅士。
维新派通过强学会、保国会、南学会等把这些人员组织起来,并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变法主张灌输到这些绅士中间去,希望能够引起他们的共鸣。他们的主张一度得到某些当政的官僚支持。例如强学会成立时,帝师翁同龢、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新建陆军督办袁世凯等清朝大员纷纷捐款资助,并列名于会籍,使强学会一时间名声四起。但这并不代表所有入会的人都真正支持变法,如张之洞是想拉拢康、梁,借他们的名望,壮大自己的实力。而当他发现维新派的言论主张超出了他所能接受的范围时,他不但领导了反对维新派的论战,而且还破坏了维新派的舆论机关。袁世凯起初也是维新变法的积极支持者,谭嗣同曾一度只身前往袁世凯的寓所,托以出兵重任,说服其举兵起誓。但是,袁世凯是个两面派,他看到慈禧的势力远远超过光绪皇帝,决定投靠后者。他随即向荣禄告密,出卖了光绪皇帝和维新派。随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守旧派官员,发动了宫廷政变,囚禁了光绪皇帝,大肆捕杀维新党人。
光绪皇帝虽然支持变法,但也不能算是维新派的皇帝。光绪皇帝只是把维新派当洋务派的后起之秀来使用。在同慈禧太后的争权过程中,光绪皇帝把维新派引以为援,企图借助他们的力量来取得权力,这样的历史现象是很常见的。这些人都不能说是真正的维新派。
综上所述,戊戌变法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想,虽然冲破了封建守旧主义迂腐沉闷的空气,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在社会上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但它毕竟只是在资产阶级化的和企图资产阶级化的知识分子中引起了波动,是一场资产阶级的政治改革。其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经济基础,再加上领导这场改革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所以这场改革的失败也在情理之中。维新派遭到残酷镇压后,随着社会阶级斗争的迅速发展,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旗帜越来越褪色,终在历史的长河中淹没,不难看出戊戌变法的实际影响是极其有限的。
中国近代史论文高中生篇十
摘要:辛亥革命,在中国近代史上有重要的意义,是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奋起革命的一个里程碑!它发生于列强大肆入侵中国的艰难时代,清王朝处于最为没落的时候,孙中山带领全国的爱国青年掀起了这场革命。它使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由传统的封建帝制转换为较为先进的资产阶级专政。虽然这次革命没有成功,但它给中国带来的影响是不可磨灭的。
关键词:专政;民主;孙中山;成功;革命。
一、辛亥革命爆发的背景。
1894年初,孙中山先生放弃了医学事业,面对中国的各种苦难,他毅然决然的投入到了革命事业中。这年,他拟写了《上李鸿章书》,提出了改革的纲领:“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尽其流。”这年六月他在天津没有得到李鸿章的借鉴,上书也没有被采纳。为此说:“怃然长叹……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
1、民族矛盾加深。
1894年,发生了甲午中日战争,签订了《马关条约》,中国的殖民化程度进一步加深。1900年,爆发了义和团运动俄国占领东三省,不久,日俄利益发生冲突,由日俄瓜分东三省。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后与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列强进一步掠夺了中国的各项权益,加紧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侵略,妄图从精神上统治中国人民,以达到他们的目的。
2、“新政”的失败。
1901年一月,清政府颁布所谓“整顿政事”的上谕,为了适应国内改革力量的强烈要求。但是新政并没有取得什么效果,一些民族资产阶级心怀不满,还有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已经感到无可忍受,对清政府不抱任何幻想。
3、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随着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数量的增多和规模的扩大,民族资产阶级及与他相联系的社会力量也有了明显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为了冲破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桎梏,发展资本主义,需要自己政治利益的代言人和经济利益的维护者。所以就形成了一批拥护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个知识分子群的出现与戊戌维新运动及20世纪初清政府新学堂、派留学生的措施有关。
二、辛亥革命的经过发展。
从1895年至1911年间,兴中会以及后来的同盟会先后发动了十次的起义,而其他革命组织自立军、光复会等亦发动多次起义。这十多次的起义虽仅昙花一现,但却在全中国种下了革命的种子。
1895年,爆发了第一次广州起义,但是由于事机泄露,第一次广州起义宣告失败,孙中山及杨衢云则被清廷通缉。此后孙中山流亡海外宣传革命筹集资费;1900年爆发了自立军起义,失败后多数领导者被杀头;1900年孙中山领导了惠州起义,起义军因粮绝弹尽而解散。孙中山被台湾日本当局送离境,回到日本。在此后的十年中爆发了大大小小的革命无数次。1911年孙中山领导了第二次广州起义(黄花岗起义),起义队伍与清军展开激烈巷战,但最终因力量不敌而失败。
1911年5月9日,清政府颁布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定为政策”上谕,掀起了波澜壮阔的保路运动,要求清政府“收回成命”。以四川最为严重,于是从湖南调兵过来镇压,造成湖南防守空虚,为武昌起义创造了条件。十月十日,驻军武昌的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一月之内,有十三个省宣布脱离清政府的统治,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终于覆灭。十一月初十,孙中山以16票的绝对多数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孙中山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成立。一月三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二十八日,各省代表会议改组为临时参议院,成为临时政府的最高立法机关。1912年3月,临时参议院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法典。
然而,由于革命党的软弱性和妥协性,革命的果实终究被军阀势力所窃取。
三、辛亥革命的影响。
1、政治影响。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比较完全的革命,它彻底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开辟了中国的历史新纪元。虽然后来遭到北洋政府的压制,出现了张勋复辟和袁世凯称帝,他们不能颠覆人们心中的民主观念。
2、经济影响。
南京政府成立后,孙中山颁布了一系列奖励工商业发展的规章制度,颁布了若干提倡和保护工商业的法令。制定了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政策,提高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刺激了人们发展民族工商业工业的热情,鼓励人民兴办实业,从事农垦;奖励华侨回国投资;要求各省成立实业公司,鼓励民间成立实业团体。在革命政府的奖励、推动下,一个兴办近代工业的热潮在全国范围内兴起,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来临。但是长期的分裂及战乱,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及现代化建设造成很大的阻碍。
3、文化影响。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辛亥革命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它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就在打破了帝制政治的价值观和政治思想的同时,也对于中国传统以儒家为主的诸多价值观的权威性产生冲击,致使在其后的新文化运动中一度出现打倒孔孟、“全盘西化”等民族虚无主义思想。文化权威的消失,。也造成这一代知识分子产生前所未有的焦虑感,因此出现了大量的新思想。
4、社会影响。
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传入了更多的西方物品,丰富了人民的业余生活。但是辛亥革命后的军阀割据,大量战乱及军人政治才使传统拥有知识和功名的士绅官僚力量渐衰,代之而起的是具军事背景的人物以及地方土匪恶霸。辛亥革命对于十八世纪后的人口剧增,清末的土地兼并以及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压迫和经济侵略等问题,没有从根本上改观。
总结:总的来说,虽然辛亥革命到最后是失败了,但它的作用是巨大的。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革先驱者所留下的不能泯灭的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精神值得我们所有人去学习。辛亥革命将会作为一颗明亮璀璨的明珠永远的记录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之中。
参考文献:
1、陈晨:《孙中山轶事》,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年,第242页。
2、任知:《话说中国史5》,北京,燕山出版社,第136页。
中国近代史论文高中生篇十一
作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之一,蔡和森在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立场和方法的基础上,运用这些原理对中国社会的性质、社会主要特点以及社会各阶级及其政治态度进行了探索和分析,形成了一些理论观点。
蔡和森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正确认识经历了一个过程。蔡和森最早提到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论述是在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的《中国劳动运动应取的方针》一文中,该文指出:“在中国现在半封建的武人政治之下,无论哪派军阀财闽得势所形成的资本主义,总不外是‘恐怖的资本主义’”[1](p88),首次提出了“半封建”概念。尽管这时蔡和森还没有跳出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模式,但是他已经迈出了正确认识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可喜的第一步。一九二二年九月,《统一、借贷与国民党》一文中指出:“中国在国际地位上早已处于半殖民地地位”[1](p107),又提出了“半殖民地”的概念。之后,一九二六年蔡和森在莫斯科做了《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的长篇报告,这篇报告完整地指出,中国近代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这在当时的中国无疑是创造性的贡献。
蔡和森对近代中国社会的一些主要特点很早就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他对近代中国社会特点有其独到的论述。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帝国主义国家的入侵,中国社会发生了变化。蔡和森认识到,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目的是为了使中国成为他们的经济附庸,“决不会容许中国自成为大工业生产国,以谋经济上、政治上之自由发展与完全独立”[1](p107)。“中国的资本家”,“一面为国际资本所资助,一面结合野蛮的反动势力,来争取全国政权”[1](p88)。这就从政治和经济两方面指出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成为支配中国的决定力量,控制着中国政治和经济命脉,以及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相勾结统治中国的社会特征。
如同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一样,蔡和森对中国革命性质的认识,不是一帆风顺的。最初都曾认为中国的革命性质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共二大上,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并认为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此后,蔡和森也提出了自己对中国革命性质的看法。
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蔡和森在《反对敦请友邦干涉中国内政》一文中指出:“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惟一的正轨:对内是打倒军阀,对外是打倒侵略中国,扶植中国的帝国主义”[1](p260)。这就表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一九二三年五月二日,蔡和森在《中国革命运动与共产国际之关系》一文中明确指出,“中国三十年来的革命运动,虽然是幼稚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1](p283),同时又一次指出,“中国革命的任务是一面打倒国内的封建势力,一面反抗外国帝国主义”,“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已不是纯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p284)。这就区分了中国革命与前欧美国家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同之处。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一日,蔡和森在《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一文中再次强调:“民族资产阶级国民党反革命后,中国革命的动力和革命的阶段虽有明显的变化,但是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1](p989)。这就既批判了“一次革命论”又批判了“二次革命论”的错误观点。由于历史局限性,他没有把民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做出区分,但蔡和森在对中国革命性质、对象和任务的认识上基本是正确的。
关于无产阶级,蔡和森高度评价了中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充分肯定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早在一九二二年九月,蔡和森就认为无产阶级是“最能革命的”,“中国的唯一出路”,由无产阶级来实现“革命的统一”[1](p114),包含了无产阶级是革命领导者的思想。一九二六年,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明确提出“只有无产阶级是民族革命的领导者”[1](p843)的观点,深刻地认识到了中国无产阶级的伟大力量。蔡和森认为“无产阶级的政党领导无产阶级参加民族革命不是为资产阶级利益而参加,附属于资产阶级,而是为本阶级的利益而去参加民族革命,所以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不仅是独立的,而且为民族革命的领导者”[1](p843)。
关于农民阶级,蔡和森深刻地论述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蔡和森对农民问题较早的论述是一九二四年九月三日的《义和团与国民革命》一文中,他认为“由资本帝国主义剥夺了生存方法的中国农民群众,本来是国际无产阶级的天然同盟”[1](p657)。他之所以得出这样的观点,是因为农民在中国各阶级中占多数,深受帝国主义和国内剥削阶级严酷的压迫,他们有着彻底的革命要求。同时蔡和森还意识到,由于阶级的局限性,农民虽是革命的动力却不能领导革命运动取得胜利,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的失败都证明了这一点。之后,蔡和森在总结工人运动特别是五卅运动的教训时,进一步认识到无产阶级不能孤军奋战,而需要可靠同盟,这个可靠的同盟就包含广大的农民群众。大革命失败以后,蔡和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更进一步认识到了农民问题的严重性。他在《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一文中说:“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换过说也就是资产阶级性的农民革命”,“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自然比俄国更重要”[1](p984)。这就更加强调了农民阶级在中国革命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中国无产阶级如果不联合广大农民阶级,就不可能战胜国内外强大的敌人,就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
关于资产阶级,蔡和森同时也认识到了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由于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不能领导这次革命,而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由于政策不当、组织涣散也无力领导这次革命。一九二六年二月,蔡和森在共产国际作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长篇讲演中回顾中国革命及党的发展历程时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产阶级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压迫,在其内心是有革命需求的。但由于资产阶级自身软弱妥协性,他们与军阀有冲突,又不愿意为消灭军阀而进行积极的斗争。与帝国主义者发生冲突,却不愿拒绝他们的援助。所以“资产阶级力量薄弱,只参加了革命,但不能指导革命”[1](p803)。而“代表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就是国民党”[1](p798),他们“虽参加了革命,但领导的方法、策略是不对的,不知抓住群众”,因此“不能领导这个革命”[1](p803)。蔡和森还指出,“大资产阶级及买办阶级都是帝国主义的工具”,“他们不要革命”,而是“勾结帝国主义的势力来压迫革命”[1](p843)。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蔡和森未能像后来毛泽东那样准确地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定位。但他将资产阶级进行了基本的划分并意识到在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作用,这在当时看来是十分可贵的。
蔡和森对中国社会的性质、社会主要特点、革命性质以及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近代中国国情的认识,虽然有其历史局限性的一面。但是这些探索和认识毕竟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提供了一定的思想资源,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近代史论文高中生篇十二
我们生活在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伟大的国家——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曾经创造过令世界人民惊叹的灿烂的古代文明。例如,瑰丽璀璨的《诗经》、敦煌的莫高窟、楚辞、《论语》、四大发明„„中国作为古代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是世界上少有的历史文化从未间断,一直延续至今的国家。
然而,中国在近代中的表现却叫人大失所望,被西方列强在家门口打得一败涂地,远远的落后于西方的国家。那么导致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原因是什么?很多的历史学者也对此进行过深刻剖析,原因也是错综复杂。历史的发展本来就不是由单一因素组成的,近代中国的落伍也不是某一个时代落后的结果,而是由各种因素、各个时代的积累而造成的。因此在本文中,我将从地理位置、政治制度、外交、科技、经济、文化教育、民族性格七个方面浅析近代中国落伍的原因。
一.地理位置。
我们的国家处在陆地最多的亚洲大陆上,土地广阔、地形复杂、东临大海。有竞争才会有进步,但近代以前,中国作为亚洲大陆上的超级大国,在我们的周围,没有一个实力很强的国家与我们抗衡,可谓四夷臣服、一国称雄。四面八方的蛮夷小国都要向我们进贡,这样就造成了当时中国的统治者,往往在心中存在一种妄自尊大、骄傲自满、不思进取的心理,这种心理一直到清朝时仍然存在,而且愈演愈烈。如果说在清朝以前,我们还有可以炫耀的资本的话,那么在清朝就纯粹是自吹自嘘了。
我们在强盛的时候,别的国家还没有成长起来,正是我们国家的这种“早熟”,从而造成了一枝独秀,而没有形成百国争鸣。假如在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时代就遇上工业化时代的西方列强,我们的国家可能也就不会出现近代之衰了。
二.政治方面。
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的基本特征就是实行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这种制度压制商业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封建统治阶级从皇帝、贵族、官僚到一般地主拥有最大部分土地,而农民则很少或者没有,并且还要交高额的地租,这样就激化了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更何况封建专制走向末期的时候,政治上日益黑暗腐朽,社会动荡,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的生活也是苦不堪言,使得被封建统治阶级压制的广大人民不得不奋起反抗。
并且这种制度的统治者继承制度是“家天下”,通俗说就是“老子当完儿子当,儿子当完孙子当”。这样统治者的个人素质就很难保证。因此,我们看到每一个朝代都是开国初期的几位皇帝还可以,后来就一代不如一代,甚至几岁的孩子就登基做皇帝。而且家人之间为了争夺王位勾心斗角,兄弟反目成仇。这种一人独裁的制度,会使很多重大的决定受个人的影响,三个臭皮匠还顶个诸葛亮呢!皇帝他一人决定的事,怎么能比得上大家商量出来决定的呢。
相比今天的人民民主专制,我们就可以看出个人独裁的各种弊病。也许我们如今的社会制度有令人不满意的地方,但再完美的专制也无非是专制,再有缺陷的民主也毕竟是民主啊。
三.外交方面。
这一个原因历来被很多学者重视,的确这是导致近代中国落伍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从秦始皇建立帝国到明清这一段时期,我国在对外政策中便以一种大国心态自居,我们知道两国交往最重要的是平等。然而那时期的中国外交,多是不平等的。我们以天朝上国自居,命令国力弱小的国家来朝拜进贡,这样本身就破坏了外交的原则。
无论是西汉的张骞出使西域,抑或是明代的郑和七下西洋,我们都没有在一个平等的平台上跟别的国家进行沟通,这样就进一步加重了我们天朝上国的心理,造成了明清时期的闭关锁国。
明朝由于倭寇的侵扰而开始实行禁海政策,使中国未能开拓海外市场,完成资本原始积累,抑制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清朝更是闭关锁国,固步自封。这种闭关政策更加导致统治者妄自尊大,自以为地大物博,割断了与世界的文化交流,本来已经落伍的中国封建社会更加落后于世界。于是造成了清朝被英国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之后,还不知道英国在哪里!
四.科技方面。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这一方面我们明显比不上西方,就是在今天我们中国仍然没有一个人获得诺贝尔奖,科技方面也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
这种科技落后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当时的社会政策决定的。有需求才会有生产,当时的政策不鼓励人民创新,独尊儒家文化(儒家文化主张“温故而知新”),实行一种愚民政策,造成人民的思想僵化,只知学习古代的传统文化,一心考取功名进入仕途。
并且西方向明清政府传播科技知识时,中国的官员却骄傲自满的说那是蛮夷小技,没有抓住机会,最终造成了中国在科技方面远远落后与西方,在今天仍然缓不过气来。
五.经济方面。
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以个体家庭为单位并与家庭手工业牢固结合的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生产结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这种小农经济束缚和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对新的生产方式具有较强的排斥力和抵抗力。并且中国自古有“士农工商”“为富不仁”的观念,人们不到迫不得已的时候不去经商,封建政府也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用一句话概括来说就是“传统的农业经济占据主要地位,商品经济的发展艰难前行,资本主义基本被扼杀”。
中国的这种社会结构和经济制度,决定了中国不会出现资本主义,这是一种必然。四。
世同堂的家族制,把家产都瓜分尽了;严重的剥削制度刮干了人民的钱财。“由于朝廷上下,官员贪婪腐败,常常中央政府一两银子的财政收入,经层层盘剥之后,到了百姓头上就变成了三两的赋税。”[1]这样就造成了一些小资产主,刚刚积攒起来一些财产,便被刮走了。雪球形不成,怎么能越滚越大呢?农耕国家光抽税、摊派、敲诈和索贿,就能把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原始积累榨干,资本主义在中国巨大的农耕大树下没有养分,没有阳光,最后只能长成萌芽,永远是萌芽。
六.文化教育方面。
这一方面的原因,不是某一个朝代造成的,而是经过几千年的积累才形成的,最主要的就是儒家文化和科举制度。
在儒家文化中,有一种“忠君”思想,封建统治者便利用这一点来愚弄人民,进行思想控制以维护其统治。并且,儒家主张以农为本、与民休息、轻徭薄赋;并主张施仁政,以驯化软化国民性格,来换取国家和社会安定,为帝王所用;以典章制度治国安民,求得和平发展,提倡人民安贫乐道,这使得中国人大都对财富的心态没有西方那样强烈,以致家家安居乐业,人人不求闻达,只求一生平平安安,团团圆圆,缺少西方人的那股冒险精神。
再看我们近代以前的教育,重社会科学,轻自然科学,过分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而西方人则追求人对自然的征服,这样一来,中国的科技就远远落后于西方。更重要的一点是,中国的科举制度扼杀了人才,我们知道几百年的科举制度是封建统治阶级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也是引导人才流向的重要政策,导致当时的知识分子从小就有“学而优则仕”“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的观念,使知识分子变成了一个个只会吟诗作文的书呆子,并且如果不能被统治者任用,不是被流放就是郁闷地隐居山林,处江湖之远,不问世事。再者,科考的内容是什么?是四书五经、儒家经典、八股文,都是老祖宗几千年的东西了,时代在发展,人们的思想怎么还能停留在过去!由此可见,近代以前的文化教育的弊病对中国的发展起到了多么大的阻碍作用了。
七.民族性格。
提到民族性格,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封建君主专制可以存在那么久?朝代换了一代又一代,皇帝换了一个又一个,而人民奋起反抗的时候却很少(陈胜吴广起义也是被逼上绝路了,而且陈胜从小就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我觉得这就跟我们的民族性格有关系了,用《狼图腾》的话说就是羊性太重,缺少狼的那种进取精神,可以说当时的人民就好比是一群被统治阶级驯化的羊羔,外在表现就变成了人民的集体无意识。
看到,其中农耕最特殊,因为只有农耕可以自给自足、自我封闭、自花授粉、自行退化,基本上可以不需要竞争、交换和杂交。除了农耕之外,其他的几种行业都不是和平的行业,不能自给自足,必须竞争交换搏杀才能生存发展。如果这五种民族没有像狼一样凶悍顽强进取的性格,就不能生存。而在我们华夏文明的内部,欠缺的就是这种比阶级斗争更深层更广泛的残酷激烈的生存竞争。
在性格教化方面,儒家孔学千年谆谆教导:“其为人也,温柔敦厚”,到后来的宋明理学那就更极端了,大力鼓吹“存天理,灭人欲”,连正常的人欲都要灭,就不要说消灭人性中存留的兽性狼性了。在农耕民族存在的基础上,经过千年的教化驯牧,华夏的知识层充满了温柔敦厚的谦谦君子,华夏下层布满了软弱可欺的良民顺民。
从民族性格方面或许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中国的封建制度能存在这么久了。因为西方民族的性格太强悍,专制政府很难压制住人民,在西方,像中国式的中央集权制很难立足,就是立足也长不了。而东方的“羊”最恐惧自由和独立,一旦没有“徐州牧”的看管,羊就会被狼吃掉。所以软弱的农耕民族都愿意选择专制,农耕人群是集权专制制度的衣食父母。
这种民族性格的软弱在我看来是一个导致近代中国落伍的深层原因。当年的北宋,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多的人口、最发达的生产力、最先进的火药、最智慧的《孙子兵法》,几乎不战而败,最后软弱无能的南宋只得向凶狠顽强的蒙古王朝献出传国玉玺,举国投降。当时的宋朝什么都不缺,唯一缺的就是“脊梁”——刚强的民族性格。清朝在跟西方列强交战时也是屡屡妥协退让,签订了一个又一个的不平等的条约。因此如果一个民族只有发达的手和脑,而没有坚硬的脊梁,那也就只能成为民族中的无脊椎软体动物。
在我看来,以上的七个方面都直接或间接的导致了近代中国的落伍。当然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因素,但是抓住主要因素,放弃次要的因素或许能帮我们更加清晰的看清历史的脉络。
回顾那段屈辱的近代史,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在充满着愤怒和热血的同时,更应该包含着理性和冷静,冷静的分析历史,以史为鉴,吸取历史教训,进而擦亮眼睛看清未来的发展方向。有屈辱不可耻,可耻的是没有在屈辱之后一雪前耻,我们的民族经历了这样的苦难,所以能变得更加强大。
相信龙的传人一定能在世界中腾飞,相信伟大的华夏民族一定能打破已有的局限,昂扬的挺立在世界民族之林!
参考文献。
中国近代史论文高中生篇十三
《百年中国》观后感重温百年历史,中国经历了从屈辱到自豪、从贫弱到富裕、从封闭到开放、从专制到民主、从分裂到统一,心情也从沉重到舒缓然后一种自豪感油然而起。在过去的一百年中,中国经历了被外国列强入侵分割领土,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神州大地哀鸿遍野,人民背井离乡、流离失所,经济一片萧条;两次世界大战更是给中国承受了巨大的灾难。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积极探索,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从此,中国发生了翻天腹地的变化,香港、澳门回归、北京申奥成功、“神五”成功升天、世博会将在中国举行、中国的一举一动都在牵动世界的神经,我们可以自豪的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我为我的祖国而骄傲。
时间的灰烬铺平不了列强铁蹄碾过的道道划痕,漫天的黄沙掩盖不了那硝烟弥漫惨不忍睹的幕幕史实,湍急的碧波荡涤不了抛洒在历史长河中的沽沽热血。
风云世纪,百年中国,穿梭于深远悠长的历史隧道,听着那风起云涌年代的咆哮,撕开那血腥淋淋的层层面纱,几阵悲痛夹着几许哀愁;看着黑暗里一双双寻找光明的眼睛,感受着那弯曲背影里隐藏的无可奈何,听着那战争年代下一曲曲的国民悲歌,几番警醒混着几丝悲凉......一百年前的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黑暗时刻,写下了史上最为耻辱的篇章。慈禧太后,中国垂帘听政的第一人,是她让清政府一步步迈向了落魄,走向了灭亡。在她之水深火热的广大人民于不顾并且还毫不犹豫的答应履行各国列强一系列的割地赔款政策,还能欣然说出“量吾国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时,她可曾想过她会成为历史批判的罪人,她的名字不是流传千古而是遗臭万年?就因为她,美利坚军队可以明目张胆越俎代庖地在气势雄伟的紫禁城里练兵,德国骑士可以在中国的黄土地上搞骑射比赛,并且用的是中国的毛驴,各国公使可以很舒适度地坐在金光闪闪的皇宫大殿的龙椅上拍照.....如此昏庸无能的政府,如此痛人心弦的惨状,却又如此真实地把清政府的罪行揭露得淋漓尽致。
然而,就在这百无聊奈之际,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了很多新生力量,康有为,梁启超等一批批立志于解放事业的有志之士站在了枪淋雨弾的最前线,义和团运动,太平天国运动等广大农民运动也纷纷发动起义战争,虽然,他们最终也没能力挽狂澜,但他们的铮铮铁骨,铁血丹心会永远在历史的丰碑上闪耀。
天空的阴霾给华美星空罩上了一层亘古不变的历史的忧伤,眼泪下的海也流淌着昨天伤痛的回忆,历经了历史的考验,迎接过风雨的洗礼,中华民族如今骄傲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传承它的文话,展现它的风采,用无数欢颜的泪水与闪光的智慧震撼着梦想的舞台。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形成的蘑菇云向上升腾,实现了科技梦;“神七”的圆满发射,实现了飞天梦;08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实现了百年期许的奥运梦......还有更多辉煌的瞬间等着我们去创造,更多美妙的旋律等着我们去谱写。
作为团旗下一群年轻人,有着生命闪电的傲慢,有着烈火青春的激情,更应该在这世纪风云的变革中体味正义凛然的民族大义,在这百年中国的沧桑中寻求人生价值的足迹。
天已明,铭记那一段段令人心酸的屈辱史,让它成为成长路上的风向标;梦未央,走出那段滋味沉杂的时光,开辟出星光璀璨的新华章,走出人生的一片艳阳。
中国近代史论文高中生篇十四
摘要:辛亥革命中一些接受西方思想的妇女开展了参政活动,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性,运动最终归于沉寂,但是参政运动的开展仍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本文主要分析了辛亥革命时期妇女参政运动兴起的原因,对妇女参政的活动进行了分析,阐述了妇女参政运动归于沉寂的原因,从而可以更好的了解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参政运动。
关键词:辛亥革命;妇女;参政运动。
辛亥革命时期妇女参政运动的开展从民族发展以及自身解放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妇女也要参政”的口号,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拉开了妇女参政的大幕,从此女性为了自身的合法权利走上了顽强拼搏和充满坎坷的抗争之路。
(一)革命活动拓展了妇女的眼界。
封建社会中妇女的地位比较多,妇女基本没有参政议政的权力,辛亥革命的爆发摧毁了在我国延续上千年的封建帝制,明国强调男女平等,女性的地位得到极大的提升,这样就为妇女参政议政工作的开展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辛亥革命的爆发促进了思想的传播,很多国外的民主思想传入到国内,促进了国民民主意识的觉醒。
(二)“天赋人权”思想为参政运动提供了思想基础。
妇女参政运动的开展还离不开思想基础,“天赋人权”则是其中的代表。在20世纪初,西方女权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出现了很多女权运动领袖人物,这就为我国女性树立了学习榜样,造成妇女参与到参政活动中。妇女吸收了“天赋人权”思想,同时辛亥革命的爆发为妇女提供了平台,参政运动开展中妇女采用办报刊的方式进行宣传,扩大女子参政的影响力。
(一)外部原因。
辛亥革命妇女虽然参与到政治活动中,但是相对于男性而言,妇女参政的人数比较少。在当时的社会中“男尊女卑”的观念依然存在,即使妇女的地位得到了提升,但是当时的社会环境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甚至很多辛亥革命的参与人员也对妇女存在歧视心理,这样就导致妇女参政活动面临着很大的挑战。不仅如此参政的妇女主要为革命参与人员、官员,这些人员理应具有相同的目标。妇女参政运动中受到了抵制,这些人员在面对抵制时采取不同的应对手段,参政妇女之间不够团结,导致参政运动的失利。受封建思想的影响,妇女参政活动的开展也没有得到社会的支持,请愿活动受到舆论反对。
(二)自身原因。
导致妇女参政运动归于沉寂的原因还包括妇女自身的原因,辛亥革命虽然提升了妇女的地位,但是在当時的社会上妇女的地位仍然比较低,妇女在经济方面不独立,这是重要的原因。妇女在经济上不独立,需要听从男性的指挥,在表达意见时自己的主张不敢轻易的表达出来。其次妇女的素质也比较低,很多妇女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教育,对于政治空有参与热情,但是对于政治的了解比较低,参政的影响力比较小。在参政中不能有效的表达自身的观点,虽然参与到政治活动中,但是效果比较差,这些原因都对参政运动的开展带来了阻碍,最终导致参政运动沉寂下来。
(一)经济独立是参政的基础。
封建时期的妇女在经济上严重的依赖男士,这样就导致妇女受制于人,不能真正参与到参政活动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就说明经济发展对于政治活动开展的重要性。因此要想使妇女真正的能够参与到政治活动中,需要妇女在经济方面处于独立。经济独立可以使女性拥有自己的选择权,表达自身的观点,反之若女性在经济方面处于依赖的状态,则会处处受制于人,辛亥革命中妇女参政失败的重要原因就是由于妇女在经济方面不独立,因此要想妇女真正参与到政治活动中要做到经济独立。
(二)参政运动的开展需要妇女的共同参与。
辛亥革命妇女参政的人员数量比较少,绝大多数的妇女没有参与到政治活动中,同时参政人员之间也没有建立共同的目标,从而导致参政运动的失败。这就说明参政活动的开展需要妇女的共同参与,扩大妇女参政的影响力,在社会中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为参政活动的开展奠定一个良好的社会基础。妇女要想参政还需要提升自身的知识储备,准确的表达自身的观念,加快参政活动的开展。参政运动中要广泛的动员群众的力量,让更多的妇女参与进来。
(三)参与革命是妇女获得权利的重要手段。
封建社会下妇女的权利比较少,不能表达自身的观点,发出自己的声音,因此必须开展革命,获得自身的权利。辛亥革命爆发前国家处于内忧外患的局面,此时妇女将自身的权利与国家的利益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参与到辛亥革命中,这样就使得妇女参政运动不断高涨。政治局面比较复杂,资产阶级不能引领革命走向胜利,因此也就不能满足妇女参政的需求。虽然妇女参政运动最后归于平静,但是妇女参政的思想和主张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新中国成立后女性政治权利的获取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辛亥革命时期出现了妇女参政运动,妇女参政运动的开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然而辛亥革命妇女参政运动最终归于沉寂,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既有外部原因,也有自身原因。妇女参政运动的开展具有一定的启示,经济独立是参政的基础、参政运动的开展需要妇女的共同参与、参与革命是妇女获得权利的重要手段,可以说辛亥革命时期妇女参政活动的开展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参考文献:
中国近代史论文高中生篇十五
摘要:《建党伟业》这部电影所叙述的故事自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拉开的辛亥革命开始,至1921年6、7月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时止,在这十年里,许许多多影响中国历史发展走向的著名事件都发生在这十年,比如:辛亥革命、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护法战争、巴黎和会、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等等,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真正称得上是“风雷激荡”、“巨变迭起”。这部史诗巨著使我们在建党就是周年之时得以重温那段激动人心的历史,再次感受革命先辈在那段峥嵘岁月里的热血与激情,感受他们对共产主义事业崇高的信仰和不懈的追求。
《建党伟业》这部电影所叙述的故事是自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拉开的辛亥革命开始,至1921年6、7月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时止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段短短的十年时间内的历史故事与风云人物,它以毛泽东、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周恩来等第一批中国共产党党员为中心,讲述了他们在内有军阀混战、外受帝国主义欺辱这样风雨飘摇的时代,为国家民族的独立而赴汤蹈火的精彩故事,旨在向那些为革命奋斗牺牲的先烈们致敬,也提醒现代观众特别是党员们不要忘记那些新中国的开拓者们。观看完该片,我同大多数观看者一样,被深深感动,同时也深受启发。该片对于我们今天新时期的共产党员,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
首先,影片展现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中国革命选择中国共产党来完成其历史使命,不是偶然的,这是历史的必然。近代中国自鸦片战争开始,一直遭受列强入侵,逐渐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封建统治者对内镇压人民的反抗,对外卖国苟活,国将不国;中国各阶级的有识之士起来反抗,代表农民阶级的太平天国起义、代表地主阶级的洋务运动、代表上层资产阶级的戊戌变法和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辛亥革命,可谓风起云涌,但是,由于受阶级自身的局限所影响,或者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下,这些革命或者改革自救运动先后都失败。这表明,这些阶级所领导的革命和改革运动不能救中国,不能将中国救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苦难深渊。那么,中国的出路在何处?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决定,必须要有新阶级来领导新式的革命,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革命的重任带有历史的必然性地落到了先进阶级的身上,此时,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如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一批人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他们终于找到了革命的正确方向以苏维埃俄国为师,走社会主义道路,和指导革命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就这样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代表着先进阶级无产阶级和千千万万劳苦大众的利益,他们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剥削和压迫,天生具有彻底的革命性,又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加上与农民有着天然的同盟,这些优势就决定了革命的光明前途。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从此在她的领导下,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建国伟业》教育我们,要做一个爱国家爱民族的人。唯有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才能安居乐业,才能享受到幸福美好的生活。在近代中国风雨如晦的年代里,民族遭受外敌蹂躏,丧权辱国的事屡见不鲜,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上,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却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原本想借此机会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却被列强拱手转让给日本。这让人何等的愤怒,何等的不平!但是,作为当时腐败的北洋军阀政府,又能怎么样呢?具有爱国良知的学生们终于不能忍受政府的无能,起来抗争,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爱国运动,痛打卖国贼,火烧赵家楼,却遭到政府的镇压,爱国工人和商界也联合起来援助学生的行动,最终迫使中国代表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时刻警示着中国人,必须热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必须实现民族独立,否则就会成为奴役的对象。这些参加五四运动的青年学生,其中就有许多人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奋斗终身。
《建党伟业》教育广大党员,应树立起远大理想,坚守信念,为实现共产主义事业而不断努力奋斗。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等一大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就是怀着伟大的理想、崇高的追求,经历巨大的艰难险阻,冒着生命危险,顶着牢狱之灾,赴汤蹈火,忧国忧民,无所畏惧,真正表现出共产主义战士革命英雄主义的崇高品质,永远值得后人学习、敬仰、缅怀。对比之下,贪生怕死,动摇信念,最终难免为世人不齿,甚至沦落为千古罪人。陈公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本来参加党的成立大会的他被酒店里的枪杀案所吓倒,竟然忘记自己的使命,被妻子劝说潜回老家广东。从这里就可以窥见一个人的精神品质,历史也证实,后来陈公博叛党,投靠军阀陈炯明,然后又跑到国民党阵营里去了,再后来跟随汪精卫叛国投敌,沦为大汉奸,成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罪人,抗战胜利后最终被处决。这就是陈公博的下场,也值得后人警醒与深思。新时期的共产党员应继承和发扬革命先烈的高尚品质和精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始终保持先进性,做好先锋带头作用,冲锋在前,享乐在后,舍小家为大家,创先争优,做好表率作用,唯有这样,才能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才能凝聚民心,才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我们的事业才能取得成功。
《建党伟业》还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坚持与时俱进。时代的车轮总是滚滚向前,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民主共和是时代不可逆转的潮流,然而,少数逆历史大势者,违背民心搞复辟,下场自然悲惨。袁世凯妄图复辟帝制,结果做了八十三天的皇帝梦,在人民的唾骂声中抑郁而死;张勋复辟,也只上演了一回十二天的小丑闹剧就草草收场。这就说明,帝制时代在中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只能顺应潮流向前看,不能开历史倒车。新的历史时期也是如此,必须坚持与时俱进,否则必然会被时代淘汰出局。那么,就要做到:一是要弄清时代的主题是什么。当今时代,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就要维护和平、促进发展。二是要了解新生事物、接受新生事物,促进新生事物的成长。新生事物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它是应时代的发展要求而产生,是进步的。三是要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不竭的动力。只有开拓创新,我们的事业才会进步,才能在国际社会有着较强的竞争力,我们的国家民族才会屹立不倒。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学习历史,就是为了总结经验教训,面向未来,促进发展。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过去,要牢记历史,因为这是一个民族的“魂”。中国共产党走过了九十年风风雨雨,她的丰功伟绩已载入史册,万古不朽。让我们携起手来,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牢记历史使命,坚持信念,开拓进取,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创造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而共同努力!
中国近代史论文高中生篇十六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然而在取得巨大革命成果之后,在当时复杂的国际和国内环境下,辛亥革命果实最终被窃取,中国反帝反封建任务并没有完成,也为本次轰轰烈烈的革命蒙上了失败的阴影。
一、辛亥革命爆发的历史条件。
1、民族危机加深,社会矛盾激化。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在中国掀起了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这场革命的发生,是当时民族危机加深、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
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日益扩大。他们迫使中国签订《辛丑条约》之后,加强了对清政府的政治控制,多方扩展在华经济实力。外国在华投资规模急速扩张,包括扩大设厂规模和给清政府大量高息贷款,而铁路、矿山的权利更成为帝国主义掠夺的重要目标。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了。
2、清末“新政”及其破产。革命酝酿之际,正是清政府处于内外交困之时。为了摆脱困境,清政府于1904年4月宣布实行“新政”。此后,陆续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并于1908年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制定了一个学习日本实现君主立激化了社会矛盾,加重了危机。
3、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阶级基础和骨干力量。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首先发动的。
随着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数量的增多和规模的扩大,民族资产阶级及与他相联系的社会力量也有了明显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为了冲破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桎梏,发展资本主义,需要自己政治利益的代言人和经济利益的维护者。这正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形成的阶级基础。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骨干使一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知识分子群的出现与戊戌维新运动及20世纪初清政府新学堂、派留学生的措施有关。
二、辛亥革命的爆发及失败。
一九一一年清政府“铁路国有”的政策点燃了辛亥革命的导火索。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驻军武昌的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一月之内,有十三个省宣布脱离清政府的统治,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终于覆灭。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初十,孙中山以16票的绝对多数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一九一二年元旦,孙中山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成立。三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孙中山成立;二十八日,各省代表会议改组为临时参议院,成为临时政府的最高立法机关。一九一二年三月,临时参议院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法典。
然而,由于革命党的软弱性和妥协性,革命的果实终究被军阀势力所窃取。
三、辛亥革命的影响。
1、辛亥革命在政治上的影响。
辛亥革命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高峰。其推翻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统治,建立了民主共和国,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举起了民族民主革命的旗帜,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辛亥革命期间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政府,是民主共和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并在中国形成了“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的民主观念。尽管后来民主共和的规则受到北洋军阀多次不同程度的破坏,甚至一度有短暂制帝的复辟,如袁世凯洪宪帝制,张勋的复辟帝制,但都是昙花一现,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他们都不能从根本上颠覆众望所归的共和国体,民主主义思想潮流已不可抗拒,辛亥革命也为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做了思想的准备。
辛亥革命给人们带来一次思想上的解放。自古以来,皇帝被看作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权威,如今连皇帝都可以被打到,那么还有什么陈腐的东西不可以被怀疑,不可以被抛弃的呢?辛亥革命激发了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觉悟,打开了思想进步的闸门。
2、辛亥革命在经济上的影响。
在经济上,辛亥革命开创了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次腾飞,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引向了近代化的发展道路。兴中会成立之初,孙中山就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指出“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以申民志,而扶国宗”。进一步“民生主义”关于土地问题的解决。之后南京政府成立后,孙中山颁布了一系列奖励工商业发展的规章制度,颁布了若干提倡和保护工商业的法令。制定了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政策,提高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刺激了人们发展民族工商业工业的热情,鼓励人民兴办实业,从事农垦;奖励华侨回国投资;要求各省成立实业公司,鼓励民间成立实业团体。在革命政府的奖励、推动下,一个兴办近代工业的热潮在全国范围内兴起,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来临。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3、辛亥革命在思想文化上的影响。
在思想文化,辛亥革命也开创了一代新风,扫除旧时代的“风俗之害”。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新思想,开始吹拂古老的中国大地,砸碎了“忠君尽道”的封建专制文化的枷索,人们开始用新的道德观念和新的价值观念思考问题认识社会,封建道德日益为人们所遗弃。如:以公元纪年,改用公历;下级官吏见上级官吏不再性跪拜之礼;男子以“先生”,“君”的互称取代“老爷”等称呼;男子剪辫,女子放足之风迅速席卷全国等等。这些变化不仅改变了社会风气,也为后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共产党的崛起奠定了思想根基。辛亥革命它播撒了民主主义的种子,使中国人民在思想上得到一次大解放,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不过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就在打破了封建帝制政治的价值观和政治思想的同时,也对于中国传统以儒家为主的诸多价值观的权威性产生冲击,致使在其后的新文化运动中一度出现打倒孔孟、“全盘西化”等偏激思想,对文化的发展有些不良影响。
不过,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并不如想像中来得大。辛亥革命并没有像西方资产阶级革命那样,重新建构社会结构。参加辛亥革命的更多的是军人,旧官僚,各地士绅。这些人在辛亥革命后仍然掌握权力。虽然其主要领袖孙中山出身平民知识分子,但中国贫穷的平民阶层没有参加辛亥革命,辛亥革命脱离了广大的人民群众,因此辛亥革命后,生存条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辛亥革命不是一次彻底的革命,后期军阀割据,相互混战,没有使中国社会成为一个和平的社会。
经过辛亥革命,民主共和的思想从此流传广远,共和观念深入社会中上层人士思想中,人们对革命的继续追求也绵延不绝。
辛亥革命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不可抹煞的历史功绩。它的失败使人们认识到,软弱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没有能力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在中国行不通。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却始终鼓舞着中国人民在探索救亡图存之路上继续前进。
【参考文献】。
[1]中国近现代史纲要[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2]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纲[m].中华东方出版社,1996.
中国近代史论文高中生篇十七
51【。
一、中国近代史是中华民族从饱受屈辱到赢得独立解放的非凡历史。
回望历史,从1840年开始,我们的国家便进入了噩梦的时代。欧美列强纷纷入侵,为打开我们的国门大费周折,甚至不惜动用令人发狂的鸦片,可谓手段卑鄙之极。鸦片腐蚀了国人的心灵,摧残了国人的身躯,还“骗”去了大量国人的白银。而仅仅因为林则徐的禁烟,就不惜动用称霸大西洋的强大军舰侵入我国广东沿海,中国的美丽海岛—香港,也在此次战争中被无情的夺走了,多年来饱受英国佬的欺凌。此后,俄国佬,美国佬,德国佬,也趁火打劫,盗走了我国大片的领土和无数的白银。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洗劫紫禁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紧接着与我们隔海相望、一衣带水的邻邦—“小日本”,竟然也想来分一杯羹。美丽的宝岛台湾,硬生生的被人家从手里夺走了,可悲、可痛啊!
二、“中国梦”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
2012年11月29日,于人民大会堂隔天安门广场相望的国家博物馆,当。
选中共中央总书记不久的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第一次阐释了“中国梦”的概念。他说:“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他称,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能实现,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实现。在今年的两会上,“中国梦”成为一个热词。2013年3月1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闭幕会。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中国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17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向全国人大代表发表自己的就任宣言。梦想是激励人们发奋前行的精神动力,当一种梦想能够将整个民族的期盼与追求都凝聚起来的时候,这种梦想就有了共同远景的深刻内涵,就有了动员全民族为之坚毅持守、慷慨趋赴的强大感召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伟大梦想和共同愿望,也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主题。
三、“中国梦”引领中国人民走正确的道路。
梦想连接道路,道路决定命运。没有正确的道路,就无法汇聚各方的力量,再美好的梦想也无法实现。90多年来,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革命建设改革伟大胜利,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事实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国梦”的唯一正确道路。当前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我们创造了同期世界上大国最快的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对外贸易增长速度、最快的外汇储备增长速度、最快且人数最多的脱贫致富速度、最大规模的社会保障体系;今天的世界对中国信息充满饥渴、对中国奇迹充满惊叹、对中华文化充满兴趣,今天的中华民族越来越走向世界舞台的显著位置,赢得越来越多的民族荣耀与民族尊严。鸦片战争以来170多年的“中国梦”,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晰、更加现实。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我们正经历空前的社会巨变: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人们的价值追求也越来越多元多样。然而,价值追求的多样化并非与最高理想的截然对立,多样化的存在往往推动着人们对最高理想的意义作出更深的理解,强化着人们对最高梦想的渴求,也为“中国梦”的实现注入更多的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描绘了人们美好生活的蓝图,展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和科学路径,把每个人的前途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起来。今天,继续“中国梦”的“圆梦”之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疑是唯一正确的途径。
已与我们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我们为中国而伤心,为中国而欢乐。
四、大学生与“中国梦”
作为一名90后大学生,我们的成长和生活的条件无疑是非常优越的,不同的成长环境导致我们和长辈有着不一样的想法,长辈们总是说我们这群90后的孩子是——目光千里之外,两手屁股之后。看得上的够不着,够得着的看不上,想得多,做得少,是浮躁轻狂的一代,但是我想说——90后的我们是敢想的一代,是怀揣着各自的梦想成长的一代;90后的我们不是随意绽放的花朵,因为我们是为了理想而绽放的一代;90后的我们是为了理想而一次次的撞了南墙不回头,想尽各种方法,努力跨越困难,是向理想的征程奋进的一代;90后的我们是一群渺小的蚁族,终日为了理想而忙碌奔波的一代;当我们把抽象的梦想变成一件件具体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却发觉我们离梦想是那么的遥远,但是我们却不放弃,不抛弃我们的梦想,通过自己的努力,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的做好每一件事。虽然我们每天都会遇到许多的事儿,只不过区别在于有好有坏而已,但是,我们只是将这些事儿放到今天以前,虽然明天,它们还会跟我们迎头相撞,但是我们的态度是——我们谁也不怵这些事儿!不论好与坏,我们都会扬手阔步的去迎接每一次的挑战!
业、爱情,面对人生中一个又一个的十字路口,我们毫不犹豫,选择自己想走的道路,皆因为心中有梦,用这个梦来支撑着我们去面对人生中的种种不顺利与挫折;人生本是时而输,时而赢,常常头破血流,但仍永往直前,皆因心中有梦;心灵伤痕累累却日渐丰盈,即使犯了错,闯了祸,没关系,因为我们还年轻,我们还有的是时间去改正。假如说错误是我们成长的代价,那么改错就是我们成长的过程。
【因为年轻,所以我们常常会犯错,只要不放弃最初的梦想,及时的改正补救,就永远不会失去救赎自己的机会,因为在青春的字典里没有绝对的对与错,成长却永远始于困惑。生命不息,运动不止,大学生正处于人生中最有精力的时期,我们更要努力,要有愈挫愈勇的精神!如今的社会日益浮躁,我们大学生不该沉沦,要有为国之中流砥柱的勇气,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精神!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屹立于世界,则国屹立于世界!】。
中国近代史论文高中生篇十八
[摘要]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也是一部中国人民为求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民族奋斗史。民族民主革命是他的主题,旧、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他的内容。回顾中国近代史,探索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历程。
[关键词]中国近代史、民族民主革命、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族主义革命。
中国的近现代发展史,是一卷被鲜血浸满鲜血又惨遭蹂躏的长卷。中国人民饱受列强的欺压与凌辱,深受国弱民贫的危害。鸦片战争的屈辱、联军侵华的无奈、日本扩张的悲惨遭遇„„但同时,就其本质与主流上来说,中国近现代史又是中国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民族民主革命、艰苦探索的历史。1840年,英国发动了世界知名的鸦片战争,中国历史的发展从此发生了巨大的转折。鸦片战争以前中过是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鸦片战争以后,通过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中国的主权遭到破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侵略特权,疯狂地向中国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逐渐把中国市场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逐步解体,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的社会矛盾也由阶级矛盾转化为民族矛盾,革命任务也发生变化,由反对本国的封建统治转变为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反对本国封建统治的双重任务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鸦片战争掀开了中国近代史的第一页,也拉开了中国革命的序幕。面对帝国主义的入侵,我们不得不拿起武器,保卫自己的祖国,实现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
中国革命的目标是争取国家与民族的独立和富强,革命性质是民族民主革命。革命因为前后期的领导阶级分别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而又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族主义革命两个时期。
民主政治建设是一个国家实现近代化的重要内容。在我国明末清初开始出现了民主政治的启蒙思想;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政治思想的传入,先进的中国人开始了建立民主政治的探索,都以失败告终。
旧民主主义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反对外国侵略和本国封建统治的革命。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的79年,即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人—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历史上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居住专制制度,是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但是中华民国却错误地将帝国主义列强当作了朋友,孙中山先生甚至发表了《告各友邦书》,承认各个不平等条约的有效,期望换来帝国主义的支持。这充分体现了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与妥协性。
尽管如此,中国的历史通过这次革命被改变了。我国的社会性质虽然没有改变,依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是辛亥革命成功地推翻了清政府,为中国的未来带来了希望。但毕竟由于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导致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事实证明资产阶级革命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然而就在这时,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西主义,中国无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中国无产阶级是革命性最彻底的阶级,也因为如此才能带领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于是,又一批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发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从此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走上了历史的舞台。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决定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道路在中国行不通,中国必须拥有一个新的救国阵营,有一场新的、来自于人民群众的民主革命,这样,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了!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其本质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无产阶级将“三民主义”取代的革命斗争,也是中国社会制度进步的象征。此次革命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19~1927)。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并直接促成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新民主主义革命拥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此后,中国共产党不断发起工人暴动,反抗北洋政府统治。1924年国民党“一大”后,国民党与共产党实现第一次合作,促成1926年开始的北伐战争的胜利进行。1927年,在国民党右派的破坏和中共内部右倾错误思想的影响下,接连出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大革命宣告失败。
第二阶段(1927~1937)。
这一阶段被称为“土地革命”时期。
由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开始,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群众打响了武装反抗反动派的第一枪。秋收起义后,确定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开辟了以井冈山为代表的无数农村革命根据地,并成功粉碎国民党数次“围剿”。1933年由于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影响,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4年开始工农红军被迫进行长征。1936年三大主力会师陕北,标志着长征的胜利结束。
在此期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中国东北并虎视眈眈、不断向南推进。中共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战;而国民党为了稳固政权采取了“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最终导致国土沦丧。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结局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初步形成。
第三阶段(1937~1945)。
这一阶段被称为“抗日战争”时期。
以“七七事变”为起点,中国人民进入了艰苦卓绝的八年全面抗战时期。以国共第二次合作为代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全国人民团结一心,最终打败了日本侵略者,维护了国家的主权独立,极大地提高了国际地位。中国在此后称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
第四阶段(1945~1949)。
这一阶段被称为“解放战争”时期。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共进行重庆谈判,签订关于和平建国问题的协定(即“双十协定”)。1946年,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内战。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解放战争最终获得胜利,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除台湾、西藏以及港澳以外全部的大陆领土(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香港和澳门分别于1997、1999年回归祖国)。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质的社会,即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中国近代史的结束,也结束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数千年来,中国的历史是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近百年来,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又凭借坚船利炮,把中国一步步拖入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深渊。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但是却并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社会性质。中国人民为了自由、民主、独立和统一整整奋斗了一个世纪,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从此,劳动人民成了新中国的主人。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点,标志着中国社会进入了新的时期。
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民的革命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抵抗侵略的抗争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打倒帝国主义以实现民族解放、打倒封建主义以实现人民富强的斗争史。我们从中吸取了宝贵的经验。
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取得了红军长征的胜利保存了党和红军的基干力量。
4国共两党合则两利分则两伤团结就是力量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取胜的法宝5落后就要挨打。
负的重任。当代社会要求我们有开阔的眼界和博大的胸襟,又要求我们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不迷惘,不惶惑。这就要求我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便是这个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相信年轻的我们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通过不断完善自己,一定能能够肩负起历史赋予振兴中华的神圣使命。
让我们铭记历史,开创未来。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