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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投债规模篇一

概念

所谓“城投债”是指通过设立隶属于地方政府的企业作为融资平台发行,由地方政府对债券兑付提供隐性担保,募集资金用于地方基础设施建设的债券,也可称为准市政债。

范围

主要用于城市给排水管网设施、道路、桥梁、燃气、热力、垃圾和污水处理等市政基础设施、江河湖泊治理、保障房建设和棚户区改造、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城市轨道交通、城市文化和体育设施、灾后重建等领域。其他特点

1、无需抵押、担保，不占用银行授信额度。

2、手续周期，一般两个月内可以资金到位。

法律背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第28条的有关规定,地方政府不得以任何形式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现行法律对地方政府直接发行市政债券的限制导致各地纷纷采取变通方法，设立专门负责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资金筹措、建设和运营的企业，作为发行主体申请发行企业债券，以市政项目未来的收益作为偿债的资金来源，并考虑由地方政府对债券的兑付提供隐性担保，即为“城投债”。

需求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仍满足不了经济飞速发展、城市规模不断扩张、人口急剧膨胀所带来的巨大需求，其中供水、交通和环境问题犹显突出。我国市政建设滞后，除投资、运营体制上的原因外，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投入不足。目前，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主要来自中央和地方财政、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以及资本市场。但是，无论是中央财政还是地方财政，增加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都存在相当大的困难；商业银行对市政项目提供贷款也有诸多局限性，且商业贷款不能作为资本金投入；政策性银行的资金来源有限，且贷款对象侧重于全国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尤其是政策性银行改制后将进一步缩减对地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资金支持。资本市场融资工具，尤其是企业债券中的城投债，已经成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重要融资渠道之一。此外，由于2008年9月份以来世界经济金融危机日趋严峻，我国已经及时调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陆续出台了多项政策措施，用以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涉及资金大部分将利用银行贷款和其他融资方式解决，因此以城投债为主的企业债券融资规模将较以往大幅度上升。

“城投债”发行现状、分析及展望

前 言

城投债是城市建设投融资平台企业债券的简称，因此在我们分析城投债的发展现状、成因及展望时，必从城市建设投融资平台和企业债券这两个要素入手。

启示与展望

（一）城建投融资平台对宏观政策应保持敏感

很多在国内发展的比较好的城投公司，他们的经营层对宏观经济和金融政策往往有深刻的理解，而且并不停留在理论，能够把这种理解与政府的任务以及城投公司的发展现状和目标很好的结合起来，在不同的经济形势下因势利导，不断的为所在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做出贡献。

还是以发行城投债来看，三年的发展趋势，很好的反映了国家宏观经济的发展，反映了国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变化，但具有类似经济规模和处于类似发展阶段的城投平台的反映却有很大的差别，目前有很多的城投平台也在积极的筹划企业债券的发行，有的申请文件已经报到国家发改委了，有的到了省发改委，有的在市发改委，有的还在选择中介机构、进行资源整合，这时候我们还得看看宏观经济形势。

1．要加快转变政府经济管理职能，激发市场投资活力，提出要“科学界定政府投资领域和范围，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对社会投资的引导和带动作用”。

2.财政部等部门提出要严格要求城投公司等建立透明的会计制度，降低不确定性。

3.目前银行信贷的骤然紧缩，在很大程度上是银行机构向理性的回归，但投资冲动并未完全消失。

从上述宏观经济政策可以看出，虽然中央仍坚持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但经济的复苏光靠政府投资是极难实现的，目前的政策走势一方面是要加强对政府投资到位率和配套情况的监管；另一方面是要吸引和拉动社会投资入场，并将资金有效的配置到实体经济上，促进经济复苏，而城建投融资平台的业务选择、投融资战略及内部财务管理该

何去何从就值得思量了。

（二）城建投融资平台的发展有规律

任何事物都有其内在自身的发展规律，城建投融资平台从其诞生并在全国范围内成长发展起来也概莫能外，城投平台发展中存在的四种形态，分别是事业体制，隶属于政府某一职能部门，作为政府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平台；事业与公司体制双轨，直接隶属于市政府，作为政府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融资和建设主体；公司体制，直接隶属于市政府，作为政府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融资、建设及资产管理主体；公司体制，直接隶属于市政府，以城市基础设施资产为主、多元化的资产组合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主体，面向市场具有投融资功能的国有企业。要谈城投平台业务发展的一般规律，基本会经历以下几个阶段：

1.融资，主要是通过银行贷款等简单的产品，融到资金后，由政府或其职能部门投入到相关的基础设施项目中。这个阶段的城投平台由于拥有政府信用且负债率相对较低，银行一般都不惜贷，但随着贷款数目的增多，负债率逐渐升高。这个阶段的平台比较痛苦，政府的任务继续下达，贷款已无法承续。

2.土地运作，由于贷款已经不能为继，而项目日益加重，如果不被解散就必须另谋出路，土地就是一个很好的融资及平衡项目的资金来源，这样比较多的城投成立了土地储备分中心或者直接将土地储备中心纳入城投平台系统或者就是变相的这么做，这个发展阶段的核心就是土地。

3.多元化融资及资源整合，土地是稀缺资源，不管是旧城改造还是新征用地，需要这个资源的主体很多，城投平台完全垄断该项资源不现实、不持续，因此平台将考虑多元化融资，而多元化融资就需要满足金融市场的规则，需要对平台进行整合，而核心的就是城市资源的注入，这是平台的一个跨越，但存在很多的风险，很多整合不很成功的案例，问题就出在权利和利益格局的再分配上。

4.可持续化经营和投资发展，这个阶段的城投平台有持续资源注入的机制、有良好的信用评级、有可经营并产生稳定现金流的业务、合理的资产负债表、有理性的投资决策机制、内部治理结构相对优化。这样的城投并不多，因为这不仅仅取决城投自身发展的意愿和能力，还取决于城市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决策层的水平。

在分析了城投平台的发展历程后，就能很好的说明和预测在发行企业债券或者其他金融产品上，哪些或者什么样的城投能够举重若轻，而哪些则会困难重重。

（三）从“要资源”向“要机制”转变是城建投融资平台发展的必由之路

发行过城投债的平台，尤其是一般地级市的平台多数都经历了“要资源”的过程，而且要来的资源往往是账面的、不可经营的居多，这对发行一期城投债来说应该是足够的，但对于长期可持续经营则益处不大。“要资源”和“要机制”要兼顾，否则，从长远来看还可能成为发展的包袱和桎梏。需要什么样的机制呢？简单的看，应该包括持续的资源注入机制、合理的融资发展规划、能产生稳定现金流的经营性业务、理性的投资决策机制等。

（四）运用城投债的发行实现平台的跨越式发展是本轮经济形势下的重中之重

现在一部分城投公司已经发行了企业债券，大部分城投正在准备发行或者申请材料已经报到了相关的审批部门，但根据目前审批监管部门的审批速度和消息，为了控制城投债给地方政府带来过多的隐性负债，对发行债券的主体评级已经有所提高，带来的影响势必是有些地方投融资平台无法按预期发行企业债券，但问题应该一分为二的来看，城投债能否发行可以成为检验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实力和运营状况，同时城投债也只是平台在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融资工具，我们似乎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如何把城投平台做好，毕竟机遇只选择那些有准备的人的。

城投债的近虑与远忧：仍可以谨慎有选择的配置

一、地方融资平台债务总量

截至2010年底，除54个县级政府外，全国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共计107174.91亿元，借新还旧率较高。地方政府债务整体风险尚处可控范围之内，地方政府综合财力支持债务偿还的能力可以保证。但本次审计暴露出的问题除了举债融资不规范、预算管理工作不力以外，部分地区和行业偿债能力弱是重要的风险隐患之一。

二、关于云南高速公路建设融资平台贷款**报道

云南省公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的平台贷款信用事件，暴露了在西部偏远地区公路平台公司资金链条发生断裂后宣布停止还本这一严重的信用问题，事件最终结果是由云南省政府出面，承诺通过增资、垫款、补贴等，帮助该公路平台企业暂时渡过难关。

第一，应当理解这一信用事件的个案背景特殊性。云南省地处偏僻西南方，公路车流量较少，公路收费盈利性较低。云南公路投资一直存在投入高、收入少的难题，导致公路平台企业近年债务增长迅速，借新还旧率较高。随着地方融资平台清理，以及交通部逐渐取消二级公路收费权，地方融资平台企业获得银行贷款难度越来越大，该类企业又难以通过发债或其他融资渠道获得资金。在多方压力之下，企业的资金链断裂。从这个角度看，云南个案事

件具有地理和大环境特殊背景。

第二，应当注意这一信用事件的特定行业状况。高速公路作为基础设施建设重要部分，本身投资成本高、回收期长。部分地区公路建设线路长而道路本身交通流量小，收费收入不容乐观。若地方政府财政实力薄弱，则容易出现偿付能力不足的情况。个别不发达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一味盲目扩张，导致资产负债率持续上升，项目回收资金难以覆盖债务本息，现金流持续紧张，债务层层累加后不断放大。

第三，应当警惕这一事件是否具有范围蔓延性。该事件反映了一些地区高速公路债务规模大、偿债压力重的现象突出。2010年全国高速公路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和其他相关债务借新还旧率达54.64%。这一数字加重了市场对发债资金用于高速公路建设的城投债本金可能违约的担心。

第四，应当加强财务指标对公路类城投风险的预警。公路类城投的特点是资金密集，还款周期长，收入与区域经济的影响密切，同时资本金补充可能需要政府支持。假如公司没有真正的造血能力而持续融资，就会造成资产负债率逐年上升，最终会有无法融资而资金面断裂的风险。

第五，应当合理区分另外一些资质较好的平台企业。对于大部分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公路平台企业，企业资质总体还是较好的。基本上发债时候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盈利能力，同时也得到了政府支持。但还有一些平台企业可能存在风险。

三、当前城投债的投资价值

当前经济物价基本面形势下，对于城投债的投资价值，我们建议仍是以谨慎性参与为主，当前时点下对城投债还不宜过分悲观。

首先，客观的说，尽管确实有个别地方融资平台无法保证其长期偿债能力，但也有为数不少的城投企业资质尚好，盈利性或地方财力充足仍可保障未来偿债力；

其次，当前融资平台清理已逐步展开，政府区分对待经营性项目和非经营性项目的偿债，按照自身收益、财政补贴和偿债基金等方式制定偿债计划，政府兜底下城投仍有保障；

再次，极个别的类似于云南省公路平台贷款事件是在地域劣势、盈利连续亏损、项目盲目扩大和银行贷款融资途径被切断等因素的联合作用下，资金链条才会发生断裂风险，因此当前仍属于个案,并不具有综合代表性。与平台贷款不同，考虑到社会成本，地方对于城投债违约意愿更低，偿付力一般会高于平台贷款；

最后，在当前物价见顶预期和政策趋缓预期下，债券收益率仍有稳健下行趋势，高收益信用债整体的持有价值仍在。因此对于城投债，仍以谨慎性配置参与为主。

中国城投债规模篇二

中国城投债现状、风险与机遇

作者： 伍毅荣 魏劭琨 / 时间： 2013年 1月号

“城投债”又被称为“准市政债券”，是指由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一般是隶属于地方政府的城市建设投资公司)作为发行主体公开发行的企业债券，多用于地方基础设施建设或公益性项目。在我国，城投债包括企业债、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等品种。

我国城投债发展现状

1994年1月1日起，我国实行新一轮的地方财政包干体制改革，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计划单列市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其重要内容就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事权”和“财权”的划分。改革使中央财政收入得到很大提高，地方财政在全国总财政收入的比例却不断下降。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事权”范围不断扩大，承担的职能越来越多，随之而来的地方支出急剧增长。地方事权远大于地方可支配的财权，致使地方财政收支严重失衡，不得不借助城投公司在金融市场融资，以缓解地方财政恶化的状况。

品种结构

2009年以来，受益于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各地地方政府纷纷扩大投资规模、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城投债市场规模迅速扩大，债券余额迅速上升。截至2011年7月末，我国已累计发行城投债共计505期，发行金额累计共7367.2亿元（见表1）。其中，企业债无论是在发行期数上还是金额上均占据绝大部分；中期票据发行期数最少，但由于单笔发行金额较大，金额占比也较大；短期融资券发行期数多于中期票据，但单笔发行金额较小，因此总体占比较低。

主体结构分布

发行人级别。从发行人所在地区行政级别看（见表2），市级发行人（不含省会城市）在公司数量和发行规模中均占首位，其次是直辖市，之后依次是省会城市、省级和县级(省级”包括省、自治区，不包括京、津、沪、渝四市，“市级”不包括各省（自治区）省会城市，“县级”包括县和县级市。)。从平均发行规模看，直辖市、省级、省会城市、市级、县级依次降低，显示城投债发行人行政级别越高，经济实力越强，发行规模越大。值得注意的是，县级城投债在数量和规模上均占有一定地位，且其平均发行规模与市级城投债基本相当，其原因主要是这39家县级发行人绝大部分来自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县（市）：浙江（17）、山东（12）和江苏（8），当地经济规模较大、财政收入较高、资产质量较好、担保评级较高，因此发行城投债规模往往较大。

行业分布。从行业组分布看（见表3），“工业”部门中“资本货物”在公司数量和发行规模上占比分别为50.9%和47%，排在首位；其次是“金融”部门中的“多元金融”，公司数量和发行规模占比为21%和24.8%；再次是“工业”部门中的“运输”，公司数量合计12.9%，发行规模占比14.6%。

从行业分布可以看出，城投债募集资金主要运用于：基建工程、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这与城投债本身“弥补地方财政缺口，支持地方基础建设”的功能属性是一致的。

信用评级与信用增级。从债项信用评级看（见表4），直辖市、省级和省会城市评级情况最好，“aa+”（含）以上比例分别达到76.9%、70.2%和79.0%，其中直辖市和省级的“aaa”高级别评级占比最高。

从主体信用评级来看，省级、直辖市和省会城市评级情况较好，“aa+”评级（含）以上比例分别达到57.4%、74.7%和 64.2%，省会城市的“aa+”（含）以上虽高于省级，但前者并无“aaa”评价。

总体而言，信用评级呈现如下规律：一是“行政级别越高，信用评价越好”，且直辖市优于省级。二是债项评级优于主体评级，且随着行政级别的下降，两者“级差”加大，显示级别较高的发行人因整合资产能力较大、资产质量较好，其主体信用和债项信用均较好；级别较低的发行人因自身主体信用较一般，需要通过各种增信手段提高债项信用级别。

从增信方式看（见图1和表4），除“县级”以外，总体呈“行政级别越高，保证担保比例越高”的特点，其原因可能在于：城投公司作为一种与地方政府关系密切的企业，其行政级别越高，所能够“动用”的经济资源和社会关系越多，其越容易找到有担保意愿和能力的保证人。在非保证担保中，质押担保最多（大部分是应收账款质押，其余是股权、债券质押），其次是抵押担保（主要是国有土地使用权抵押）。从担保方式有效性来看，主要问题是第三方担保比例过大，抵质押担保不足，且第三方担保中存在“相互保证”或“循环保证”的情况。

城投债发展的机遇

城市化进程中的资金需求巨大。目前，我国城市化水平不足50%，且东部和西部、沿海与内陆地区差异较大，无论是从城市化的“量”还是“质”来看，均落后于世界甚至东亚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城市化发展是城市建设的过程，突出表现在道路交通、城市水务、电网热网、垃圾处理等基础配套设施的建设上，而城市基础投资资金的缺乏、投资总量不足已成为现阶段我国城市建设的普遍问题。由此可见，一方面是城市化发展中地方政府对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有强烈偏好与冲动，另一方面是地方政府财政收支不平衡导致城建资金缺口不断扩大。在此环境下，地方政府只能“借道”地方投融资平台弥补资金缺口。

在地方融资平台贷款整治的大背景下，城投债成为地方政府融资的少数可行渠道。地方政府“借道”融资平台融资主要有两大渠道：一是银行贷款，二是城投债。目前，货币当局与监管机构正对各地融资平台贷款进行专项重点整治，地方政府通过平台获得银行贷款“输血”的通道已基本被关闭。相对而言，城投债作为一种在公开市场发行的债务工具，与银行贷款相比信息披露较为充分、流通转让市场相对健全、风险分布较为分散等优点，其发行的市场化程度较高，受监管当局影响较小。

有利于我国债券市场结构优化。当前我国债券市场期限结构呈现“中短期比例高、长期比例过低”的特点。债券期限的短期化限制了企业通过发债来募集长期资本，从而不利于企业进行长期投资。城投债作为一种兼有国债（地方债）和公司债特点的债务工具，一般而言其信用评级、风险程度高于前者和部分特大型公司企业的债券，因此其收益率水平较高，有的甚至达到“垃圾债券”水平，这对丰富债券市场种类，完善债券投资收益率结构具有重要意义。

促进我国融资市场结构优化。当前我国金融市场的特点是：间接融资占主体，直接融资比例不高；直接融资中股权融资占主体，债权融资比例不高。间接融资比例过高会导致金融风险过于聚集在商业银行体系难以有效分散，更使金融体系

在抵御外部冲击时过于脆弱；直接融资中债权融资工具不足，不利于为企业进行最优的融资结构安排。

城投债存在的风险

发债主体赢利风险。地方城投公司往往承担非赢利性的公共项目，其现金流状况和盈利性指标偏弱，有的甚至主营业务收入为零。为确保公共项目的顺利完成，地方政府会给予城投公司诸如资产注入、政府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来支持其发展。因此，城投债风险很大程度取决于地方政府信用实力、以及对城投公司的支持意愿和持续性。

注入资产风险。地方政府为提高城投公司发债规模并提升其信用级别，会注入更多资产，包括：土地使用权、公共事业公司、公益性资产等。其风险在于：一是土地使用权的虚高评估导致土地价值被抬高。二是在合并公司过程中，容易出现不合规的情形，如合并不符合要求的事业单位虚增资产或是合并的发债企业无实际控制能力。三是单纯为扩大企业资产规模而注入公益性资产，这对提升赢利能力和偿债能力无实质性作用。

外部增信风险。外部增信主要分为两类：第三方担保和资产类担保。在第三方担保中，要特别注意的是相互担保，这容易加大关联企业的资金链压力，容易诱发城投债连锁的信用风险。资产类担保主要包括土地使用权抵押、应收账款、股权质押等。针对土地抵押的担保方式，需要明确资产是否属实，发行人是否具有处置权，土地价格是否合理。应收账款主要来源是当地财政，这需要将其统一纳入财政负债，综合分析发行人所处地区的综合经济实力，评判财政对该应收账款的保障力度。相对而言，以上市公司股权为抵押的担保方式的保障程度稍好于前两种，但要综合考虑上市公司股权的波动性以及流动性。

信用评级风险。由于有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与信用担保为依靠，城投债成为各信用评级机构竞相争取的“优质客户”，评级机构出于维系市场份额、维护与地方行政部门关系等方面的考虑，可能会采用放大信用评级中政府担保的作用、提高对部分信用瑕疵的容忍度等手段，出具“不够客观”的评级结果，使得城投债的信用承诺打折扣。

地方政府风险。一是地方政府对城投债的隐形担保并不具备法律意义上的担保作用，因为法律规定国家机关不得作为担保人提供保证担保；二是城投债年限较长，当经历政府换届后，下届政府还款意愿如何直接影响城投债信用；三是城投债的履约较大程度上依靠当地财政收入，地方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是影响城投债偿还的重要因素。

对商业银行的启示

关注城投债发行的承销机会。目前，城投债中主要品种为由证券公司承销的企业债，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占比较少。随着城投债市场容量的扩大，商业银行应重点关注城投债，尤其是中期票据的承销机会，力争扩大商业银行在城投债承销的市场占比。

发挥中期票据相对于企业债的优势，争揽城投债承销机会。与企业债相比，商业银行承销中期票据具有以下优势：一是中期票据发行实施“注册制”，主承销商通过自己的通道排队注册，一般而言发行效率高于企业债的“核准制”。二是注册成功后，中期票据可在两年内多次发行，有利于发行人根据市场环境灵活安排负债规模和负债成本。三是商业银行承销中期票据，银行可以灵活运用融资

工具，如委托贷款、信托融资、过桥贷款等，与中期票据配合使用，满足企业多样化的融资需求。

商业银行在二级市场投资城投债时，要合理选择投资对象。需要重点关注的包括：一是从发行人行政等级来看，尽量关注高行政级别的债券，如直辖市、省级、省会城市。二是要关注城投债发行人所在地区地方经济活跃程度和当地政府财政收支情况，因为大部分城投债所支持项目偿债现金流与地方经济密切相关，且其担保方式为对地方政府应收账款的质押。

对合乎发行条件的融资平台，可考虑将融资支持模式从银行贷款债务向债务工具转变。城投债作为一种在公开市场发行的债务工具，与银行贷款相比具有以下优势：一是信息披露较为充分，融资主体接受外部投资者监督，从而有利于确保资金安全；二是城投债发行后可在二级市场流通转让，是比贷款具有更强流动性的资产形式，自有资金占用更少；三是债券发行市场化程度较高，受监管当局影响较小，能更好地满足企业客户的融资需求。

营销专项偿债基金账户监管银行资格。当前，部分城投公司在采取抵质押担保的同时，还采用了设立专项偿债基金的增信方式，以政府偿债基金作为债券偿付来源。通常而言，专项偿债基金将在商业银行设立监管账户，由发行人、主承销商和监管银行签订三方监管协议，约定监管银行进行监管。对商业银行而言，营销该类账户有以下优势：一是获得负债资金沉淀，扩大存款规模。二是作为切入城投债公司的手段，通过监管账户的开立，与城投公司、当地政府建立联系。三是通过与城投公司、当地政府建立联系后，可争揽当地优质的资产业务机会，如基建项目融资等。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财贸系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

中国城投债规模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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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城投债发展现状分析（1）近年来，城投债的发行主体资质呈现出逐渐多元化的形态。特别自2008年以来，城投债中aaa级发行人发行的债券规模呈明显下滑态势，已由2008年的40.11%下降到2012年的15.86%；而aa等级发行人的城投债发行量占比则从2008年的32.38%上升到2012年的47.34%。

（2）从外部评级（指信用评级公司的评级）来看，虽然99％以上的债券都在aa-以上，但投资人对该评级结果并不是十分认可，并直接传导到了二级市场的买卖价格上。我们以中债收益率曲线作为参考基准，选用11月末未到期的991只城投债为样本，对投资人评级和外部评级的吻合度进行了统计检验。统计结果显示，市场投资人对城投债的内部评级和外部评级的吻合度仅有72.65％，剩余28.35％的债券投资人都有所下调。其中，投资人对城投债的低评级认可度较高，其中aa-级认可度最高，其认可度达到91.03%，而对高评级认可度较低，aaa、aa+的认可度只有85.21%和78.66%；

（3）据观察，城投类债券的发行利率较同一信用等级的普通信用类债券要略高。在主营业务盈利较弱的情况下，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主要依靠的是政府补贴，而政府补贴力度根据国家政

策变化和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水平，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因此，由于发行主体很难依靠自身财务状况偿还债务，而主要依赖于政府补贴和国家政策的支持力度，增加了债务偿还的不确定性，投资者要求更高的票面利率作为风险补偿；

（4）城投企业自2011年以来出现的资产注水、核心资产转移、发债主体随意组合的负面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目前在信息披露制度上的一些漏洞，特别是目前对于城投类债券的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不统一；

（5）地方政府为城投债提供隐性担保已经成为市场默认的潜规则。截至目前，城投债尚未出现一例违约事件，甚至连光伏企业的江西赛维短融面临无法到期兑付危机时，也得到了来自政府资金的兜底。但是，由于地方政府信息更不透明，投资人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情况不甚了解，更加大了投资人判定城投公司资质的难度。

中国城投债规模篇四

中国的银行2009年创下了一项世界纪录：在一年内将新增贷款的数量翻了几乎一倍，而且贷款主要集中在四个月内发放。真不知道，银行怎么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如此多的尽职调查，不知道银行的风险管理部门怎么控制风险。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现代史上罕见的信贷扩张已经制造出共和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信贷风险，并威胁着中国经济及金融体系的稳定。

人们习惯地称中国政府的财政刺激措施为“四万亿”。事实上，中央政府并没有将大量的资源投入下去，多数基础设施投资项目是由地方政府执行实施的。不过地方政府没有钱，自1994年财税改革之后，地方财政收入便日渐无法与其支出相匹配，根本没有多余的财力来应付突如其来的基建需求。于是，地方政府普遍采取了城市投资公司的运作模式，即以土地注入代替现金作为城投公司的资本金，然后将土地抵押给银行取得贷款，进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这个模式以前就有，但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的18个月，在政府无条件追求增长和银行将借贷当成政治使命的背景下，城投公司的数量由4000家暴涨到8800家。

准确地统计银行借给城投公司的贷款数量几乎不可能，因为贷款全部以有抵押的一般贷款形式入账。城投贷款到底有多少，经济学家不清楚，银行高管不清楚，政府监管部门也不清楚。市场一般认为，城投公司的总借贷数约在6－8万亿元之间；美国西北大学教授史宗瀚（victor shih）认为这一数字高达24.2万亿元（包括已贷出的11.4万亿元及续贷的12.8万亿元）；我们估计接近8万亿元，其中80%用于基建投资，70%以上的款项最终用在地（市）县（区）级基建项目，而地县级政府的财政收入及偿债信用在各级政府中最差。如果银行履行续贷承诺，城投公司借贷到今年底可能接近10.5-11万亿元。

目前多数分析师均认可城投公司（或称地方融资平台）会陷入债务困境，不过不少人认为这是4－5年后的危机，或许随着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它们的偿债能力会有所改善。笔者认为，在中国房地产市场出现调整后12个月，城投危机便可能浮现出来。

城投公司的阿喀琉斯之踵，是抵押土地的价值评估。中国的房价根本不需要跌许多，只要人们对于土地价值只升不跌的信念出现动摇，买地的资金就会大幅下降，更重要的是，银行对土地估值的一系列假设就会改变。只要有一两家城投公司陷入财困，笔者相信，银行便会悄悄地收紧信贷尺度，回收已贷出的款项。

基建项目其实根本应该发债融资，因为它们的回本周期是30－50年，在建设中的几年根本不会有收益来支付利息。一个好的项目或许在20年后可以收支平衡，但是相当一部分根本无法赚钱，要靠政府财政补贴生存。据笔者观察，在省级以下的城投公司中，相当一部分贷款已经被主管部门提出，挪用到其他领域，账目混乱，回款的可能性不大。

笔者看来，中国的城投公司与危机前投资银行的特殊投资公司（spiv，special purpose investment vehicle）有许多共同之处。本次金融危机前，投资银行的账目十分规矩、干净，不过它们将众多的衍生产品装入账面外的spiv。次贷危机爆发后，spiv出事，所有投资银行的资本金均遭受重创，将全世界拖入一场特大的金融海啸。

城投公司与闯祸的spiv相似之处不少：超高杠杆、预算外运作、账目及资金缺少透明度、土地为中心的估值体系、长债短借、资产变现能力差。

城投贷款什么时候出事？时机暂难判定，不过笔者倾向于房地产市场调整后12－18个月。这与次贷危机爆发及雷曼倒闭的时机暗合，不过主要是因为城投贷款多12个月续期。

8万亿元城投贷款，相当于人民币贷款总规模的19%，中国2009年gdp的24%，整个中国银行资本金的180%。规模远大过上世纪90年代以广国投为代表的国际信托公司投资危机，最终的坏账也可能超出本世纪初的那次银行坏账剥离。

对于城投债务可能出事，北京已有心理准备，不过基本判断认为这是若干年后的事情。决策层中，还没有听到关于房地产市场调整会触发城投危机的声音。中国有房地产政策、通货膨胀政策、地方融资平台政策，但是好像没有人将这些串连在一起，提出通胀一旦失控，加息必然提速，房地产进入调整，银行修改土地评估标准，城投公司陷入债务危机这一路线图。如果说政府高度关注地方融资平台问题，不会让危机爆发出来，银监会严控现有基建项目的续贷、强令地方政府不得担保城投债务，就变得令人费解了。事实上中国的许多政策发自不同的政府部门，本身就相互矛盾。去年发改委当道，保八成了压倒一切的任务，各式城投和天量信贷应运而生。今年银监会权利加大，不准地方政府担保从控制风险角度完全合理，不过似乎在将城投债务问题进一步推向悬崖边。国务院限制央企炒买土地，从宏观全局来看是对的，但是对今后土地价值的评估却十分不利。

一旦城投债务变成危机，一旦市场出现恐慌，中央政府必然全力介入，这个问题并不难解决。笔者认定届时会出现v型反弹，其原因有三：一是政府直接、间接地拥有中国绝大多数的银行，所以银行出现全面催账时，政府有叫停的能力；二是中央政府负债水平不高，一旦出事，北京可以再出4万亿救经济，同时将城投问题账迅速剥离出银行账面。

其实，将城投债务放在世界的标竿下看，不会有不同的观感。中国做了其它政府也在做的事情——借债救经济。只不过，中国的增杠杆主要发生在地方政府身上，长债短借显得比较突出，风险聚集在银行领域。但是中国的中央政府债务负担远低过世界平均水平，即使加上地方债务或然风险，债务/gdp比率估计在55%左右，仍然处在公认的60%的警戒线之下，比起美欧日英动辄100%的比率，并不算高。而且消费者的债务杠杆颇低。中国的地方财务危机的风险，在于形势误判及政策上的不协调。当年雷曼倒闭，也是同一个原因。

在危机爆发之前，估计政府也会不断推出措施来稳定地方融资平台问题，不过在真正出事之前，估计解救措施多是三心二意、似是而非的。解城投债务之危，不能靠“中央出一块、地方出一块、银行出一块”，然后陷入各家出多少的扯皮。笔者认为城投危机，不是五年后才会出现的危机。